人口流动的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口流动的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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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流动人口的主体是从农村流向城市，农民收入水平低下的现实必然导致其流动过程的复杂性和产生问题的多样性。因此，把握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是正确处理人口流动与经济社会发展矛盾的前提条件。流动人口的突出特征主要有：

第一，流动人口以年轻劳动力为主。我国现阶段的人口流动从本质上说是劳动力在流动。在流动人口中，15--45岁之间的年轻劳动力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我国流动人口年龄构成年轻是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03年9月进行的《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研究专项调查》表明，40岁以下(不包括40岁)的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90％。2004年对全国部分城市流动人口抽样调查也表明，流动人口年龄结构具有显著的年龄聚集特点，流动人口年龄主要集中在15―45岁之间，占流动人口80％以上。

第二，流动人口文化程度以初中以上为主。流动人口除了年龄构成年轻的特点外，流动与不流动入口的受教育状况大不相同。流动人口中初中文化程度的超过一半，远远高于流出地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在流入地的流动人口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绝对优势，占流入地流动人口的70．17％；文盲和半文盲比重相对较低，仅占4．66％。未流动人口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

第三，流动人口以非举家流动为主。2004年对全国部分城市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表明，流动人口调查对象户均人口数为4,33人，每户流动为2,11人，也就是说平均每户有2．22人没有发生流动。这就是说流动人口平均带动能力为1．11人，流动过程中的带动能力还比较小。夫妻共同流动的比例更大一些，也就是说其他家庭成员留居户籍地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一同流动的可能性相对小一些。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举家流入一个地方的家庭流入量相对较弱，具有明显的非完整家庭流动特征。

第四，流动人口以低收入为主。流动人口流动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原因。据抽样调查，流动人口月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90％以上，其中有近45％的流动人口月收入不到500元。由此可以推断，与流入地劳动力收入相比，流动人口以低收入人群为主。流动人口不仅在收入分布上存在收入较低的特点，而且收入分布的区域差异也比较明显。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人口月均收入相对较高，而中西部欠发达省份流动人口收入较低。流动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大大低于当地居民，即便是在从事完全相同工作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对流动劳动力存在克扣和变相克扣工资问题。

第五，流动人口的基本生活条件较差。流动人口的主要居住方式为集体宿舍、自租房等形式，生活和卫生条件差。流动人口的营养状况差，卫生保健知识缺乏，容易引发传染病和流行病，发病率高，死亡率高。在社会保障方面，绝大部分流动劳动力没有养老、工伤、医疗、失业等基本的社会保障。

篇2

人口流动可能会对流入地的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往往可以从人口流动对于劳动力输入地区的经济总量扩大具有促进作用，以及人口流动有利于加强中心城市与其他地区的联系沟通，从而促进区域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角度立论。而考量人口流动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则多数能够从流动人口整体素质不高，以及人口流动可能造成输入地城市基础设施服务趋于紧张，从而影响城市正常社会经济生活秩序等方面找到经验证据。一言以蔽之，在协调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过程中，要追求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就必须要力争实现各地区之间人口、资源与环境等要素的分配格局在空间结构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均衡状态。在研究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过程中，由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兼而有之，学者们并不囿于某种特定的研究方法或分析工具。普遍而言，学者们多使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来支持自身的经验研究。然而，对于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可能影响，也有部分学者尝试使用经济学以外的分析方法如运筹学等纯粹意义上的应用数学工具开展研究。

马金龙和李莉利用来自宁夏固原市的样本，通过计算灰色关联度等方法针对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无独有偶，刘美蓉和蔡果兰也尝试运用灰色系统理论研究流动人口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关性。通过对于既往研究结果的回顾不难发现，中国的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是研究人员长期关注的重点议题。但是国内学者在思考二者的关系时，往往出于针对经济增长模式或经济发展结构阐发政策建议的考虑，而更多地将目光集中到人口流动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上。总体而言，国内研究人员对于流动人口在微观层面的迁移决策机制缺乏足够深入的经验分析，而更加倾向于作出某种政策判断，即针对某一地区的人口流动政策加以调整，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善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尽管如此，依然有不少国内外学者试图从各个层面（尤其是微观层面）剖析迁移状态发生改变的原因，并产生了一系列极具价值的研究成果。概括来看，影响人口迁移决策的因素可以总结为制度因素、经济因素以及个人和家庭特征因素等三大类别。

围绕着制度因素对于人口流动的影响，学者们普遍试图从户籍制度、工资制度、土地所有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角度出发展开探讨。蔡昉研究了制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认为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安排对于潜在的劳动力转移行为起到了抑制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预期收入还是人力资源禀赋的差异，其对于转移劳动力的解释都是不够充分的。朱农的研究表明，由于城市的初始资本存量较少，对于政策制定具有绝对操控权的城市会在发展初期对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的过程持抗拒态度。然而，随着城市资本持续积累过程的推进，转移自农村的劳动力能够为城市创造的产出也在相应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允许更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进入城市将取代后者原本的政策选择，而成为新的最优策略。事实上，这恰恰与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演变过程以及人口流动规模的变化倾向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一致性。经济因素对于人口流动的影响较为明显，基于研究收入差距对迁移影响的需要而构造的理论模型表明，在可以对迁移决策产生正向影响的诸多因素中，收入差距往往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但受限于之前提及的原因，目前直接研究收入差距对迁移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依然相当有限。蔡昉研究了本地农村人均收入与全国农村人均收入的比率对于迁移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一比率的上升将对迁移决策起到较为明显的抑制作用。

此外，人均生产性资本将可能对迁移持续的时间产生影响。经验结果表明，人均生产性资本每增加100元可以使迁移的持续时间增加约2%。在现有的研究中，学者们或多或少地都会考虑到个人和家庭特征对于人口流动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性别被视为决定迁移决策的重要变量之一。事实上，与女性相比，男性通常更倾向于迁移。赵耀辉发现相对于男性，女性迁移的概率可以减少约7%；与上述结论相近的研究表明，相对于女性，男性可以增加30%左右的迁移概率。类似的观点得到了大量来自经验证据的支持。婚姻状况是决定迁移决策的又一重要变量，很多学者都观察到已婚状态对人口流动的负向作用，这主要是由于相对于未婚人口而言，已婚者往往要面临更高的迁移成本。从既有的研究结果来看，其影响的大小介于2.8%到10%之间。

二、模型构建

在研究人口流动的可能性时，劳动经济学家往往诉诸“推力—拉力”理论。该理论认为，迁移行为发生的原因是迁出地与迁入地的推力和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埃弗雷特（EverettS.Lee）。他认为，影响劳动者迁移的因素包括四种：迁出地的因素、迁入地的因素、中间阻碍因素和个人因素。每一个地区都同时存在某些吸引人的因素和排斥人的因素，劳动力的迁移正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在实际的经验研究过程中，由于数据获取的难度和研究方向选择的不同，学者们多将目光集中于“推力”或“拉力”因素中的某几个甚至某一个。本文在研究人口流动的过程中，尝试探讨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前者所造成的可能影响，即更多地着眼于影响人口流动的推力因素。如何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是研究人员在尝试进行此类经验分析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具体而言，在涉及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们大体上采用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部分学者直接采用衡量经济发展的绝对指标（如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增长率等）构建模型，这种处理方式多见于依据宏观加总数据所进行的研究。利用全国范围的宏观数据来反映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往往可以使研究对象的特征得到更为直观的呈现。就基于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而言，学者更多地通过引入虚拟变量的方式将经济发展水平转化为分类变量或次序分类变量来加以考虑。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微观调查，因此考虑引入表示不同地区的指示变量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从而便于同其他类似研究的结论进行横向比较。在研究人口流动的实证研究中，放入回归模型的主要自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人均耕地、人均生产性资产、城乡收入差距等。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农村户籍人口的流动问题时，研究人员之所以试图将人均耕地等涉及农业产业的指标放入回归方程，目的在于以此作为衡量过剩劳动力的变量。基于微观数据特征和经验分析的具体需要，本研究考虑将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受教育年限以及婚姻状况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之所以要加入年龄的平方项，是考虑到龄对于迁移状态改变的影响有可能呈现出某种非线性的关系。此外，受限于样本结构等制约性因素，刻画婚姻状况仅使用了一个旨在衡量是否有过婚姻经历的虚拟变量。而对于有过婚姻经历的被调查者所可能存在的细分状态（如离异、丧偶等），模型不再过多给予讨论。由此可见，在估计流动概率的过程中，选择logit模型抑或是probit模型，主要依据在于对εi所服从分布的不同假设。而在实际的经验研究过程中，学者往往同时采用这两种不同的模型进行分析，以期对于它们的回归结果进行比对和相互印证。总而言之，在考虑人口流动的状态时，无论采用哪种模型，关键在于对影响观测个体流动概率的因素加以把握。考虑到本模型的研究变量和必要的控制变量，式（4）和式（8）中的βX可以表示为：本模型所选取的解释变量及其处理依据如前所述，这里进一步加以明确。X1、X2并非根据主观评价标准分类，而是以中部地区为对照组，参考东、中、西部地区的分类方式呈现，以增强与其他同类研究的可比性；X4代表年龄的平方项，用以控制年龄与迁移决策之间所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考虑到样本的代表性，X7作为虚拟变量在反映婚姻经历方面较为简约，并未也无必要将数据所可能反映的不同婚姻状况完全呈现；此外，模型没有特意加入任何农业产业指标，同样是出于样本结构考虑，即数据观测值并非同质，其同时包含了城镇户籍和农村户籍的被调查对象。

三、数据与实证分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2001年进行的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调查（CULS）。调查的时间跨度为2001年11月至2002年1月，调查地点涉及上海、沈阳、武汉、西安以及福州等五个大中型城市。受必要的数据清理过程影响，实际分析中所使用的样本，观测值总数为9128条记录，其中流动人口2975人，非流动人口6153人，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3。通过对于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不难发现，东部地区人口在非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最高，而中部地区在流动人口中的比例首次超过了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人口无论是从流动人口来看，还是就非流动人口而言，其比例均相对较小；年龄方面，平均来看，流动人口年龄相对于非流动人口要年轻23岁以上；就性别比例而言，男性占到了流动人口的六成左右，且占比份额超过了其在非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受教育年限通常视为人力资本积累的变量，从这一角度看，平均来讲，流动人口在受教育年限方面要低于非流动人口约3年；就婚姻状况而言，从未有过任何婚姻经历的人口在流动人口中的占比，要明显高于其在非流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根据2001年的调查数据，利用logit模型对人口流动状态的改变进行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回归结果显示，模型所涵盖的研究变量及控制变量均高度显著，且方向基本与人口流动理论的经典解释以及既有的经验研究结论相吻合。但是，回归结果中依然存在值得注意之处。年龄对人口流动影响的回归系数为正，而年龄的平方项系数为负。这表明年龄对于人口流动的影响确实存在着某种非线性关系。具体说来，随着年龄的增加，人口流动的可能性存在着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然而年龄平方项的回归系数虽然显著性水平很高，但其绝对值相对较小，这说明上述非线性趋势势必要在一个相当长的年龄跨度中才能得以显现。而当我们将注意力集中于某些年龄的组间差异不甚明显的观测对象时，这种趋势有可能被平滑掉从而不易捕捉。

除此之外，受教育年限的估计系数为负，且绝对值较小。这表明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其对于人口流动的可能性存在微小的负面影响。受教育年限往往被视为人力资本积累的变量，受教育年限长的个体通常被认为流动的可能性更大，原因是人力资本质量的优势可以帮助其在更大范围内的劳动力市场中保持竞争力。然而必须注意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经历从二元经济结构向新古典世界转型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影响人口流动的首要微观因素显然并非个体的人力资本质量。恰恰相反，人力资本积累较为薄弱的个人反而会因难以在本地实现正规就业或出于谋求自身物质福利水平改善的诉求而选择流动。就模型的研究变量而言，表示地区的虚拟变量被视为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并以中部地区为参照组。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相应影响的前提下，相对于中部地区而言，来自东部地区的个人选择流动的对数发生比要低0.58。具体而言，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条件下，东部地区个人流动的发生率约相当于中部地区的56%（二者的发生率之比为0.56：1）。而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前提下，西部地区的个人，在以中部地区为对照组的前提下，其流动的对数发生比要较后者低1.01。西部地区个人流动发生率，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后仅相当于中部地区的36%左右。回归结果显示，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人口流动的可能性，中部地区居首，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人口流动的概率最小。东部地区的人口，因其所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故而流动的意愿相对较弱，这在理论或经验解释上均比较明显。但西部地区尽管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表现更加不容乐观，其人口流动的可能性反而较中部地区小，这一结果是值得关注的。

我们知道，自然环境与资源禀赋的劣势是制约西部地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约束性因素。然而利的环境条件又会反过来导致必要的物质基础建设变得更加困难，从而降低包括人口流动在内的一系列可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方式得以实现的可能性。加之配套的政策建设与制度安排在短时间内难以一蹴而就，这就进一步降低了西部地区人口———尤其是确实存在流动意愿的人口———流动的可能性。因此，如何通过必要的物质建设与政策倾斜使得经济较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进程提速，优化跨区域的劳动力市场配置人力资源的能力，必将成为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务必直面的重要议题。此外，由于logit模型与probit模型比较而言，主要差异仅仅在于二者对随机误差项统计性质的理解不同。logit模型假设误差项服从逻辑斯蒂分布，而probit模型则对于误差项的分布作出正态假定。因此，根据2001年的调查数据，本研究同时利用probit模型对人口流动状态的改变进行估计，其结果由表5加以呈现。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其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与logit模型相比方向均相同且数值差异不大，显示出模型的估计结果较为稳健。在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中还加入了解释变量对人口流动概率边际效应的呈现。值得注意的是，连续型变量的边际效应是通过均值来加以计算的，而对离散型变量而言，其边际效应衡量的是与对照组流动概率的差异。通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流动选择的边际影响来看，在以中部地区为对照组的前提下，“身处东部地区”这一因素使得个人选择流动的可能性降低了约8%，而来自西部地区则导致流动的概率下降了11%左右。这一数字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上述logit模型的分析。换言之，分别使用这两种不同的模型在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影响人口流动的过程中得出了相类似的结果。

四、结论及相关探讨

本研究由实际调查数据出发，从微观层面探讨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于人口流动的可能影响。研究发现，在全国范围内，中部地区在流动人口输出面占有最为显著的份额。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给予中部地区人口较为可观的推力影响，促使其出现流动现象；另一方面，来自地理位置方面的优势以及日益改善的交通运输条件，同样在客观上提升了将人口流动意愿真正转化为人口流动过程的可能性。但不容忽视的是，长期的人口流动，尤其是人口输出过程对于这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持续改善而言，其影响未必总是积极和乐观的。因此，中部地区意欲在长期内实现对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的赶超，同时谋求自身经济的长远发展，就必然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方面寻找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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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人口流动；地区差距；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 C9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8)05-0027-07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逐渐扩大。从经济总量上来看，东部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不断提高，而中西部地区所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越来越低，这客观上说明了我国地区经济增长差距扩大的事实。与此相应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的数量在三大地带间的分布差距也较大，总体上来看，流动人口大都是向东部沿海地区发生转移，这也造成了我国流动人口地区分布不均衡的事实。发展经济学理论以及我国经济增长 的事实已经为我们证明，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肯定可以对人口的流动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大多数流动人口选择流向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而只有少量的人口流动到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这是一种现实存在的经济现象，给人的印象是，因为地区发展差距的存在影响了人口流动地区的选择，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最想知道的是，①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的不均衡趋势是否是构成我国地区差距形成格局的原因之一?②如果是，我国人口流动的地区分布不均衡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的形成产生怎样的影响?③如果产生影响的话，那么，究竟产生多大程度上的影响?本文试图借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收敛”理论来研究我国自1978年以来的地区差距形成过程中人口流动的影响。

1 “收敛”理论及其在我国经济实践中的应用

经济工作者们在研究我国地区间收敛的时候一般将地区收敛分为β收敛和σ收敛，其中β收敛是指初期人均产出水平较低的经济体比初期人均产出水平较高的经济体在人均产出增长率、人均资本增长率等人均项目上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而σ收敛是指不同经济体间人均收入的离差随时间的推移而趋于下降。其中，β收敛是相对产出增量（经济增长速度）而言的，σ收敛是相对产出存量水平（人均收入水平）而言的。

相比较而言，β收敛反映的经济差异主要由“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conditional convergence）”两种情况，其中“绝对收敛”的基点存在于不同经济体的初始收入水平的差异上，而随着较贫穷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其经济增长的速度由于快于较富裕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因而使得具有不同初始收入水平的经济体最终都能够达到共同富裕的稳态，这意味着在一个样本或经济群体中，人均收入水平具有均等化的趋势，最初贫穷的经济体将增长得更快，直到他们追赶上富裕的经济体为止，从长期来看，达到稳态以后，群体中所有成员的人均收入将相同。而对于“条件收敛”来说，各个成员最终将收敛于自身的稳态，并且其成员之间的稳态可能彼此不同，因此，即便是在尝试之中，不平等仍然可能会持续下去，不同经济体的相对位置也会存在下去，换句话说，富裕地区仍将保持富裕，贫困地区仍将保持贫困。“条件收敛”的前提是收敛的发生反映了经济体结构性差异的变动，经济体的福利改善与区域结构性因素的差别密切相关，因而表现出一定的影响变量的外生性。

研究中国地区差异的学者们成功地借鉴了“收敛（convergence）”理论并将其应用到对中国地区差距的研究实际中来，本文对我国地区差距形成过程中人口流动的影响分析也借用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事实上，“收敛”是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的经济学概念，其实质是验证在一些结构相似、初始收入水平相同的国家或地区在经过一段长时期的发展之后，其人均收入是否会相互趋同。从时间上来看，经济学家们对收敛的研究首先是从研究国家间的收敛开始的，国外一般的研究结果大致认为经济增长在国家间具有收敛特征，一般是以“俱乐部收敛”（club convergence）的形式出现，即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些结构相似、初始收入水平相同的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在长时期的范围内会相互收敛或者趋同［1］。除了研究国家间的趋同外，也有相当数量的研究者对一个国家内部的收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主要是基于国家内部的区域间具有的三个特征：首先，尽管地区间存在着技术、偏好、制度方面的差异，但相对于国家间的差异来说，国家内部地区间的差异显然要弱得多；其次，要素在区域间要比在国家间更具有流动性，而这可以加快地区间经济增长的收敛速度；最后，各个地区都面对同一个政府，中央政府的行为和政策对区域间收入差异的变动会产生境况迥异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恰恰就是研究者感兴趣之处。

客观上来说，在1990年以前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呈现收敛的趋势，到了1990年以后则迅速发散［2］，这与林毅夫等人［3，4］的发现稍有区别，林毅夫采用基尼系数的方法测度了中国的地区差距，发现1986－1990年间，中国地区差距的上升幅度并不明显，1990年以后的上升幅度略大，1990年基尼系数只有0.241 4，到1995年已上升到0.274 7。一个比较一致的解释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呈现出较强的地域特性。

一般地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间经济增长出现了“俱乐部收敛”现象［5］，而从中国经济的整体来看，1978-1990年期间中国地区间的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条件收敛特征，并且以每年约2%的速度收敛，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逐渐缩小，但是，自199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日益明显，这段时间经济增长以约1%的速度发散，相应地，地区差距日渐扩大。据此，国内部分学者经过研究我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情况之后认为，我国地区间的经济增长不仅存在着显著的“俱乐部收敛”特征，而且存在着“条件收敛”的特征；更进一步，蔡和都阳（2000）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收敛问题做了初步的分析，他们注意到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内部都存在收敛现象（其中，西部地区的内部收敛趋势较弱），但三大地带间的经济差距却扩大了，他们在研究中控制了初始人力资本、投资率等变量后的结果表明：各地区间存在“条件收敛”。

2 人口流动影响地区差距形成的理论回顾

尽管已经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特征有所了解，但是，我国大规模的跨区域流动人口对这种收敛的结果如何产生影响我们尚不清楚，事实上，国内外有关人口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收敛效应产生影响的研究文献有很多，但更多的研究将重点放在探究人口流动是否是构成地区收敛原因的讨论上。

2.1 国外的争论

国外在人口流动对地区收敛（趋同）影响问题的研究上争论较多。缪尔达尔和赫尔西曼就非常怀疑劳动力的流动必然会导致趋同。Barro对跨国数据的经验研究结果显示，人口流动并不对经济增长产生收敛性的结果，但对美国1800-1990年间的州际数据研究后发现，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产生绝对收敛的特征。此外，Barro和SalaiMartin［6,7］在利用美国1900-1990年的数据，日本1955-1990年的数据，德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1950-1990年的数据以及英国1960-1980年的数据作进一步研究时却发现：人口流动不能作为这些国家地区收敛的解释变量。尽管后来Barro通过技术手段在他的模型中排除了人口流动的内生性，但他仍然没有发现人口流动对地区收敛的有效作用。Puga［8］用垄断竞争模型和一般均衡分析的方法，研究了人口在自由流动和完全不能自由流动情况下贸易成本的变化对地区经济差异的影响。这一模型很好地解释了东南亚国家经济水平与欧美发达国家收敛的现象，但是却不能解释一个国家内（如中国）贸易成本很低情况下，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性矛盾。但是，经验研究告诉我们，区域经济差距形成的原因之一就是区域间劳动力的选择性流动［9］，而恰恰因为地区差距本身往往会对劳动力的流动方向产生引导性的作用，从而才会导致劳动力的流动促进地区间经济增长收敛的直接后果［10］。

因此，人口流动对地区差距的影响肯定存在，之所以没有发现这种影响的原因可能恰恰表现在技术手法上。Taylor和Williamson［11］引进了一个技术方法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打破了常理，在提出“如果没有劳动力流动，收敛情况会怎样？”的问题后，他们研究了1870-1910年发生了大量移民的17个国家的收敛情况，发现大规模的移民对这些国家的人均GDP的贡献达到50%，这就说明：人口流动对地区收敛有决定性的作用。

2.2 国内的争论

国内在人口流动对地区收敛影响的研究上结论基本一致：认为人口流动确实对地区收敛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有效的缩小了地区的发展差距。针对Barro和SalaiMartin的研究，姚枝仲认为美国州际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没有成本，而跨国人口流动却存在严重的制度障碍，这种人口流动程度的不同是造成Barro和SalaiMartin结论有偏的根本原因。他利用Taylor的技术手段研究指出，1985-1990年期间劳动力流动对我国地区差距缩小的贡献大约为12%，最后他得出结论：劳动力流动对于消除地区之间要素禀赋差异的作用明显，因而可以有效地消除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从而实现“条件收敛”。王德等人［12］利用同样的技术手法，研究了1985-2000年间我国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均衡作用，认为人口流动在1990年前后使十几个省区的GDP值平均增加了1.5%，并使这些省市的基尼系数分别降低1.6%～7.5%，他们还验证了省际间人口流动对地区差距的形成确实起到延缓作用。针对Puga模型在中国应用的失效，范红忠［13］将其解释为Puga模型假设条件的极端性所致，即Puga模型要么假设人口自由流动（成本为零），要么假设人口不能流动（成本无穷大），而这两种极端情况在我国的人口流动过程中基本很少见。刘强［14］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大规模的劳动力区际流动是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收敛的重要诱发因素。Lu认为劳动力的流动对于减少城乡收入差距是至关重要的。王小鲁［15］ 也认为：在市场条件下，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流动将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的劳动报酬差距和人均GDP差距。

但是，林毅夫［16］在研究了地区不平等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后发现，1985-1990年期间，劳动力地区间的转移与地区发展差距之间不存在太大的联系（二者之间的弹性值为0.197），他认为，由于推动地区差距的其他影响力量的存在以及我国对劳动力区际转移的限制因素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我国不断增强的劳动力地区间迁移对地区间增长收敛的影响作用是不充分的。

3 我国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地区收敛效应产生影响的检验

显然，由于不同学者的研究角度不同，因此分别得出的有关人口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收敛效应产生影响的程度肯定也不同，本文下面的内容将应用要素分析法来检验我国人口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收敛效应的影响及其程度。

3.1 “收敛”假设检验的分析模型

要检验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必须要应用到经济增长模型，目前较公认的经济增长模型是所谓的四要素度量法，即认为总产出由劳动力数量、劳动力质量（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技术进步的投入份额和贡献率决定。生产函数表示为：Q=AKαLβHγ，其中Q代表总产出水平，K代表累计的物质资本投入，L代表劳动力投入，H代表人力资本投入，A代表技术进步因子。我们承认，国内外在对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地区收敛的关系上尚存在诸多争论，因此，为了验证人口流动与中国经济增长地带内、地带间收敛特征的关系，我们改造了生产函数的模型，先从简单入手，构造了如下的模型（1）分别对三大地区内部各省份进行回归分析。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我国三大地带的划分是按照李玲(2003)［17］的划分方法，这种划分方法基本与大多数学者的划分相同，因而比较符合实际。另外，也有一些学者对我国三大地带的划分与此种划分方法有较大出入，但是我们不准备按照这些方法重新验证数据结果。

ΔGDPi=C+αln(GDP78i)+βXi+μi(1)

其中，ΔGDPi表示1978-2003年期间各省份人均GDP真实增长率，ln(GDP78i)表示各省份1978年人均GDP的真实值，代表初始发展水平，其中Xi主要包含有ΔInvesti、ΔLabori、ΔMigrapopi、In(MigraPop78i)、Eastarea、Westarea等选择性解释变量，此外，ΔMigrapopi表示1978-2003年期间各省份净迁入人口数量年均增长率，1978-2003年期间各省份资本投入的年增长率变量用ΔInvesti来反映，各个省区劳动力（以从业人员代替）平均增长率以ΔLabori作为解释变量，而用In(Migrapop78i)来衡量人口迁移的初始水平，它具体反映的是1978年各省份人口净迁入数量的对数值，此外，我们还引入了Eastarea和Westarea两个分别反映东部和西部地区的虚拟变量，以控制那些未被引入的结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C为常数项，μi为随机扰动项。

通过对以上方程的回归，就可以验证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的存在，并测算出收敛速度。利用这种方法研究最有影响力的应该是Mankiw, D. Romer & Weil等人以及巴罗和萨拉伊马丁的研究（他们的测算速度大约为2%），但这种方法存在诸多缺陷：忽视参数的非均等性、解释变量的内生性、测量误差等，在段平忠（2005）的研究中，流动人口的增长并不对我国整体经济增长产生促进性的推动作用，但是，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又知道，人口流动虽然不对整体经济的增长产生推动作用，但却对分地区的经济增长有贡献作用。

3.2 消除异方差后的回归

计算数据见文献［2］中的附表1和附表2。由于我们无法获得1988-1995年间我国分地区的人口流动数据，因此，在本文的计算中，我们将研究时期分为1978-1987年和1996-2003年两个时期。我们发现，如果采取一定的方式消除这种模型本身的异方差，回归的结果会大为改善，在这里将采用加权回归的方式对模型进行估计。另外，既然已经知道人口流动对分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贡献作用，我们决定用分地区的方式来研究人口流动分地区的不同贡献效应，我们将研究结果放在表1中。

显然，从表1的各项技术统计指标上，我们发现模型的显著水平提高了。进一步发现，回归结果显然仍然支持1978-1987年期间全国经济增长地区收敛的结论：在此期间，全国水平的收敛速度大概为3%左右，而东部、中部、西部的收敛速度分别为2%、7.5%、4%左右，这与前面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即：在此期间地区差距在缩小，但人口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出现了分化现象。表3的数据还告诉我们，人口流动对全国、中部、西部的经济增长是负效应的，这种负效应对中部的影响最大，其次是西部，再次是全国，但是，人口流动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却是正效应的，这说明，在1978-1987年期间，东部地区是我国人口流动的最终受益者。再来看1996-2003期间的情况，首先，在此期间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都是发散的，这说明，不管是全国还是东、中、西部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差距都在扩大，扩大的速度都在2%左右。而人口流动的情况与1978-1987期间类似，东部地区的流动人口为本地区带来了经济增长的正效应，这说明东部地区也是人口流动的最大受益者，这些结论都得到了证实［18］。

3.3 人口流动对分地区经济增长收敛速度的影响

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发现，如果将没有人口流动的情况与存在人口流动的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全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速度会发生有趣的变化，我们将这一结果放在表2中。

显然，不管有无人口流动，1978-1987年期间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都是收敛的（见表3），这说明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差距都在进一步缩小，所不同的是，如果没有人口流动，全国水平的经济增长应该以2.1%的速度收敛，但是发生了人口流动以后，收敛速度降低了，只有2.05%的水平。这客观上反映了一个现实：人口流动对全国的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影响程度达到2.44%，只不过这种影响对一部分地区来说是促进作用，但对另外一部分地区来说却是抑制作用，从而最终降低了全国和各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速度，反过来说，就是加大了全国整体经济增长的“趋异”速度，从而扩大了整体的地区差距。

1978-1987年期间，人口流动对东部和西部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与全国的趋势相同，流动人口对这两个地区收敛效应的影响程度分别为4.02%和23.3%，这说明，人口流动也扩大了东部和西部两个地区内部的经济增长差距，从而使这两个地区内部出现了发展不均衡。但是，我们还注意到，对中部地区来说，有无流动人口的存在对经济增长收敛速度的影响差别很大，没有流动人口时收敛速度为4.77%，有流动人口时收敛速度为7.78%，有无流动人口的影响程度高达63.1%，显然，人口流动使中部地区的内部差距显著地缩小了。

1996-2003年期间全国各地区的收敛速度也同样受到了人口流动的影响，有无人口流动的影响状况也放在表1中。与前一时期不同的是，在1996-2003年期间，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各地区的经济增长无论有没有人口流动都是发散的(见表3)，即：全国整体的地区差距在扩大，三大地带各自内部的差距也在扩大。在有人口流动的情况下，全国和各地区的收敛速度分别为-1.77%、-1.34%（东部）、-1.58%（中部）、-3.83%（西部），这说明，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正在逐渐扩大，只是西部地区内部的差距扩大得更明显一些。而在无人口流动的情况下，全国和各地区的收敛速度分别为-1.63%、-1.60%（东部）、-0.57%（中部）、-3.16%（西部），显然，中部地区的内部差距扩大得较慢，而西部地区的内部差距扩大得最快。

3.4 人口流动对分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

总体来看，在1996-2003年期间，尽管人口流动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是负效应的，但是因为流动人口的存在使得中部地区内部的经济增长差距缩小了；尽管东部地区的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东部地区内部差距的扩大趋势加速了；人口流动对全国和西部的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而且也加速了全国和西部地区差距的扩大；我们把对两个时期研究的这种结果趋势放在表3中。

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发散速度在有人口流动的情况下减缓了，这说明，尽管在此期间东部地区的内部差距在逐渐扩大，但是因为有了流动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贡献，本地区内部发展差距的扩大趋势在逐渐缩小，且这种缩小的速度是19.4%。但是，对全国、中部、西部来说，情况显然没有这么乐观。通过表2的数据显示，在1996-2003年期间，不仅全国、中部、西部的地区差距在扩大，而且因为人口流动的影响，这种扩大的趋势在加速。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的结论是，人口流动的地区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高度相关，在对1978年以来我国人口流动对分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我国的人口流动除了加快1978-1987年期间的中部地区和1996-2003年期间东部地区的收敛速度，并进而减缓这两个地区差距的扩大速度外，对这两个时期的全国、西部地区、1978-1987年期间的东部地区以及1996-2003年期间的中部地区来说，都降低了本区域的收敛速度，即：加速了本区域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

事实上，改革开放后的前十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条件收敛特征，并且以每年约2%的速度收敛，这段时间从整体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逐渐缩小，但是，自199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日益明显，这段时间经济增长以约1%的速度发散，相应地，地区差距日渐扩大。三大地带间的地区差距与总体差距的趋势基本相同，在1978-1987年期间，东、中、西部内部经济增长也呈现出明显的收敛特征，但是，1996-2003年期间，中国三大地带内部的经济增长却出现了差距扩大的趋势，这种趋势与中国整体经济增长趋于发散的格局几乎一致。这说明：经过26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地区差距、地带差距都在逐渐扩大，国家必须尽早制定适当的宏观调控政策减缓这种扩大的趋势。

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地区收敛的影响的确存在，事实上，从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地区分布的差异变化以及对三大地带经济增长时间趋势上的变化，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流动人口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只是这种贡献的趋势是逐渐递减的。我们在对消除异方差后的模型进行估计后发现，人口流动对分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贡献效应，而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其实对我国的地区收敛影响很大，尽管影响程度和方向不同，但是它为我国地区差距和各地区的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同时，令我们欣喜的是，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即吸引更多高层次的人才参与西部建设将有力地促进西部的发展，同时缩小地区间经济增长的差距。

消除人口流动过程中的制度障碍、降低人口迁移的制度成本将极大地增强人口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收敛的贡献程度，当然，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最有效的方法肯定与完善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有关，利用政策导向引导流动人口向“后发地区”流动，将逐渐消除地区差异；因此，尽管劳动力的流动对于减少城乡收入差距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由于中国的地区差距主要来自于城乡之间的差距，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加快城市化是解决地区差距的最有效的办法。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邓翔.经济趋同理论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实证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Deng Xiang. The Study on Theory of Economic Convergence and China's Regional Disparity ［M］. Chengdu: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Finance and Economics Press, 2003.］

［2］段平忠,刘传江.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的影响［J］.中国软科学，2005,（12）：99～110.［Duan Pingzhong, Liu Chuanjiang. The Effect of Population Mobility on the Regional Disparity of Economic Growth［J］. China Soft Science, 2005,(12). 99～110.］

［3］林毅夫,蔡,李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地区差距分析［J］.经济研究，1998,（6）：3～10.［Lin Yifu, Cai Fang, Li Zhou.Analysis on China's Regional Disparity in the Transferring Economy ［J］.Economics Research Journal, 1998,(6):3～10.］

［4］蔡,都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与差异――对西部开发战略的启示［J］.经济研究，2000,（10）.［Cai Fang, Dou Yang.The Convergence and Disparity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J］.Economics Research Journal, 2000,(10).］

［5］沈坤荣,马俊.中国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特征及其成因研究［J］.经济研究，2002,（1）：33～39.［Shen Kunrong, Ma Jun.The Causal Study on Character of “Club Convergence”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J］. Economics Research Journal, 2001,(1):33～39. ］

［6］Barro R,X. SalaiMartin. 地区收敛［J］.政治经济学，1992,100（2）：223～2 51.［BarroR, X. SalaiMartin. Convergenc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2,100(2):223～251.］

［7］Barro R,X. SalaiMartin.地区经济增长与人口迁移――基于日本与美国的比较 ［J］.日本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学，1992,（6）：312～346.［Barro R, X SalaiMartin. Regional Grow th and Migration: A JapanUnited States Comparison［J］.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 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2,6(b):312～346.］

［8］D Puga. 地区差异的扩大与缩小［J］.欧洲经济评论，1999,（43）：303～334. ［D Puga. The Rise and Fall of Regional Inequality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9,(43):303～334.］

［9］J G Williamson. 地区差距与国家发展进程――一种互动关系的描述［J］.经济发展 与文化变革，1965,（4）：3～45.［J G Williamson. Regional Inequality and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 Description of the Patterns［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65,13(4): 3～45.］

［10］姚枝仲,周素芳，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差距［J］.世界经济，20 03,（4）：35～44。［Yao Zhizhong. Zhou Sufang, Labor Mobility and Regional Disparity ［J］. 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2003,(4). 35～44.］[KG)]

［11］艾伦.泰勒,杰夫.威廉姆森.大规模迁移时期的地区收敛［J］.[WTBX]NBER[WTBZ] 工作论文，1994.［Taylor Alan M, Jeffery G. Williamson.Convergence in the Age of Mass Migration［J］. [WTBZ]NBER Working Paper,[WTBZ]1994;4711.］

［12］王德,朱玮,叶晖.1985-2000年我国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均衡作用研究［J］.人口与经济，2003（6）:1～9.［Wang De, Zhu Wei, Ye Hui. Study on Equilibrium of Regional Disparity from Migration during 1985-2000 ［J］. Population and Economy, 2003,(6):1～9.］

［13］范红忠，李国平.资本与人口流动及其外部性与地区经济差异［J］.世界经济，2003,（10）：50～61.［Fan Hongzhong, Li Guoping. The External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equality of Mobility of Asset and Population［J］. The Journal of Word Economy, 2003,(10):50～61.］

［14］刘强.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分析［J］.经济研究，2001，（6）：36～45.［Liu Qiang. Analysis on Convergence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J］. Economics Research Journal, 2001,(6):36～45.］

［15］王小鲁,樊纲.中国地区差距：20年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3）.［Wang Xiaolu, Fan Gang. China's Regional Disparity: Changing Tendency and Influencing Factor in 20 years ［M］. Beijing: Economy and Science Press, 2004,(3).］

［16］林毅夫,王格玮,赵耀辉.中国的地区不平等与劳动力转移，载于蔡主编的《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6）.［Lin Yifu, Wang Gewei, Zhao Yaohui. China's Regional Disparity and Labor Migration［M］.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6,(6).］

篇4

关键词：人口流动；美国；中国

中图分类号：C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2）-05-0202-1

19世纪末，美国社会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20世纪末，前所未有的“民工潮”席卷中国大地，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上述二者看似关联不大，但仔细比较后就会发现，它们在特征、成因及社会影响等方面有不少相似之处。美国的有关做法对我国处理人口流动问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值得认真研究。

1 人口流动的特征

1.1 流向 19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创造的大量就业机会使成千上万居住在农村的美国人、特别是黑人离开农庄，迁移到东北部、北部和中西部的工业城市。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广大农民如潮水般流向那些经济快速发展、就业岗位充足的东部、东南部和南部的大中城市。

1.2 规模 1860—1910年间，约有2100万美国农民流入城市。192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美国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在中国，人口流动浪潮从1989年春节开始，连续20多年有增无减。根据2011年10月国家计生委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我国目前流动人口达2.21亿。

1.3 结构 年龄方面，美国和中国的流动人口主要都是由20—40岁的青壮年劳动力构成。性别方面，两国流动人口中男性数量均超过女性数量。文化程度方面，他们受教育程度总体上都低于城市居民。种族方面，在美国主要是黑人，在中国则都是“龙的传人”。

1.4 迁移模式 美国的流动人口从整体上说属于永久性迁移。数据显示，1860年至1920年，在8000人以上的城镇里，居民总人数从620万猛增至5430万。中国的流动人口则多为短暂性迁移，属于“进城务工人员”，随着经济形势和生产季节等因素变化，在城市与农村间穿梭往返。

2 人口流动的成因

2.1 经济上的拉力和推力 美国19世纪下半叶的工业化运动推动了城市的快速发展。而在此时的农村，劳动力需求和种地收益双双减少，大量剩余农业劳动力自然而然地流向城市。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农村人口增长而耕地减少，农业生产成本不断上涨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被迫流入城市谋生。

2.2 社会地位的不平等 19世纪后期，美国农民的社会地位很低，南方的黑人农民更是饱受种族歧视之苦，迫切希望离开处处低人一等的农村。中国人长期以来事实上分为“城里人”和“乡下人”，“城里人”在物资供应、住房、教育、医疗、退休等方面享有各种优惠和特权，而“乡下人”则被排斥在这些优惠政策之外，成为“城里人”的梦想激励着大量农民进城打拼。

2.3 生活条件的反差 在19世纪末的美国和近现代中国，贫穷、落后是农村的代名词，无休止的艰苦劳动和差强人意的生活条件是农村生活的主要特征。而城市在农民眼中就是幸福的彼岸，那里有明亮的灯光、便利的交通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可以舒舒服服挣大钱。这种巨大的反差和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刺激着大批农民涌向城市。

2.4 政策导向 南北战争后，美国废除了奴隶制和“非自愿的劳役”，并禁止“以种族、肤色或以前的劳役状况为由”否认或剥夺美国公民的选举权，在南方获得人身自由的黑人农民便朝着选举权较有保障的北方城市迁移。中国的农村经济改革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国家逐步放松了对农村人口流动的限制并逐步取消了供给制，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增加经济收入和缓解人口压力也出台政策鼓励本地剩余农业人口外出打工，这些都为农民进城务工提供了可能和便利。

3 人口流动的影响

3.1 城市化对美国社会的影响 美国南方农民、特别是黑人农民流入北方城市对美国社会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他们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使美国工业在一战后得到持续发展。他们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善，政治影响稳步增长，并带来了自己的文化，“爵士乐”成为美国音乐的代表之一。

美国南方黑人北迁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经济地位依然十分低下，他们的骤然到来使城市里的种族关系紧张，“脏乱差”的黑人社区迅猛发展威胁城市治安。他们身处的恶劣环境和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使其为了生活铤而走险，城市的犯罪率直线上升。

3.2 “民工潮”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中国的“民工潮”除改善自身经济条件外，宏观上也带来许多好处。他们的离开缓解了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压力，进城务工满足了“城里人”不愿干的“脏累苦”产业的劳动力需求。他们定期将剩余收入寄回老家，客观上起到了向经济薄弱地区转移资金的作用。

但大量农业人口流入本已拥挤不堪的城市必然会带来一些问题。他们给铁路运输系统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他们的到来给城市管理者带来住房、交通、食品等一系列难题，由此造成的社会治安事件、交通事故等问题层出不穷，加剧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和就业压力。

3.3 两国人口流动影响的不同 农业生产方面：在美国，农民流入城市主要是农业机械化的结果，对农业生产影响不大。而在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多是农业人口迅速膨胀与耕地面积不断萎缩互相作用的结果，大量外流不可避免地会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

住房和交通方面：在美国，农民迁移之后常常定居城市，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为这样一个突增人群提供住房。

而在中国，大量农民工定期穿梭于城乡之间，如何安全高效地运输这样一支流动大军是有关部门亟待解决的问题。

“和平共处”方面：在美国，对黑人的歧视在许多白人的脑海里根深蒂固，歧视与反歧视的斗争经常“擦枪走火”。而在中国，尽管一些城市居民对外来农民工存在一定偏见，但同为炎黄子孙，远不至于拳脚相加或诉诸武力。

参考文献

[1] 沈益民,童乘珠.中国人口迁移.中国统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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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实证分析

(一)关于劳动力的流向

首先分析全国范围内省际之间劳动力的流动问题。根据现有的资料，从迁移和暂时居住两个方面分析劳动力在省际之间流动.从劳动力迁移状况看，近年来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省际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大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负值；而东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小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正值。2000年，东部净迁入人数比西部和中部分别高40.2倍和5.2倍，东部地区除福建、山东、广西三省其余9省的净迁入人数全部为正值，西部地区除西藏、陕西、新疆外其余7省的净迁入人数都是负值，中部9省有7省的净迁入人数为负值。从劳动力暂时居住的情况看，全国各地外出务工经商人口远大于省际迁移人口，而且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数要少得多。2000年全国外出务工、经商、服务、当保姆的暂住人口为3786.3万人，其中72.9%集中在东部地区，仅广东省就有1241.1万人，占暂时居住人口总数的32.8%。西部占12.57%，中部占14.54%。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力及人口由西向东流动是我国现阶段劳动力及人口流动的一个基本特征。

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出现向东部流动的倾向，最主要是国内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发展差距逐步拉大，与此相适应，三大地带的劳动者的报酬出现了较大差距。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省区市之间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差距不大，加上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劳动力的有计划配置，从而使劳动力的流动非常缓慢，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不明显，即便在某个特定阶段出现了劳动力流动的某种倾向性，譬如六十年代出现劳动力由沿海向内地流动，那也是政府行为的产物，而非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提出了使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针，东部地区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社会等有利条件，迅速推动其经济向前发展，从而使东部与其他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劳动者收入上的差距随之逐步扩大。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就业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劳动力的计划配置制度被打破，严格的户籍管理逐步松动。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一部分劳动者开始由收入低的地方流向收入高的地方，这是一种利益驱动性流动。因为东部的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有些地区的差距高达一倍以上。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地也存在差距，但差距远没有现在这么大。正是这种较大的收入差距诱导劳动者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流动。根据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和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今后劳动力的流动仍将存在强化的趋势。

其次，讨论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问题。根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10%的汇总数据推算，1985年7月1日到1990年6月30日，全国跨市、镇、县的迁移人口共有3384万，比1987年调查的迁移数量上升约三分之一。其中，迁入城市2088.4万人，占61.7%。由城市迁出628.9万人，占18.6%。迁入迁出相抵，城市净迁入1459.5万人；迁入集镇679.5万人，占20.1%；由集镇迁出637万人，占18.8%。集镇净迁入42.5万人；迁入农村616.1万人，占18.2%。由农村迁出2118.1万人，占62.6%。农村净迁出1502万人。城市和集镇净迁入1500万人(《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3，第434页)。这表明，我国劳动力流动呈加速的态势，其主要流向是由农村迁入城镇。从暂住人口的城乡分布看，按照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1990年10月1日在外县市区的人口有3323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的2041万人，占61.4%；居住在集镇的333万人，占10%；居住在县的949万人，占28.6%。全部在外县市区的人口中，农村在外县市区的人口1986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和集镇的1195万人，占60.2%；居住在县的791万人，占39.8%(《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第213页)。可见，农村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同样是城镇。

农村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向城镇流动，原因可以列出很多，诸如追求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然而就大多数人而言，最基本的动因仍然是经济利益。由于劳动者从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所以，只要城镇的发展水平高于农村，只要城镇居民的收入高于农民的收入，在国家对城乡劳动力流动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就不可避免。城乡发展的差距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愿望就越强烈。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一定差距，但国家为了控制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采取严格的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结果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的数量较少。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时扩大有时缩小。20世纪80年代初期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例曾下降到2以下，其他多数年份保持在2以上，最高达到2.86。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较大差距势必强化农村人口进城愿望，与此同时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得到改革，农村人口进城比计划经济时期容易多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进入城镇。他们中有条件的将户口迁入城镇，另外一部分则举家暂住在城镇，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季节性地在城乡之间流动。

(二)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

按照劳动力迁移成本收益分析理论，可以推论，在整个社会群体中，对于那些具有迁移愿望的劳动者来说，收益较高的群体应当是最有可能迁移的群体。那么，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2000年的专题调查，1992年以来，由于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人才外流的数量明显增加。1980—1985年六年间，宁夏共迁出26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早年来自国内东中部地区支援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人员；1992—1999年八年间，则迁出7000多人。在这7000多人中，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者占80%，45岁以下的中青年专业技术骨干占67%。

关于不同学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1年的工资抽样调查统计资料分析。这次工资抽样调查的范围是全国35个大中型城市各种类型的职工，调查人数共80万人。从调查中可以看出，我国城镇职工的学历层次高低与其收入水平高低成正相关关系：学历层次低，其工资就低；学历层次高，其工资就高。收益的高低制约劳动力的迁移，劳动者的素质则直接影响其收益。由于高学历的劳动者可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所以在迁移成本一定的条件下，具有高学历的劳动者进行迁移将比低学历劳动者更有利。高学历的劳动者可以通过迁移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低学历的劳动者迁移很可能得不偿失。这就是高学历劳动者更具有流动性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地区对劳动力流动的态度

经济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和欠发达地区相比，虽然发达地区的高素质劳动者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要高得多，然而，山不厌高，水不厌深。高素质劳动者所拥有的较大的人力资本存量和较高的潜在生产力，对发达地区仍具有很大吸引力。只要我们浏览一下发达地区21世纪的人才发展规划，基本上都有积极吸引人才这项内容。为了把这一人才战略落到实处，各地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如在户口、住房、工资待遇诸方面给予优惠等等，不一而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人才比较集中的大城市，为了限制城市的规模，以往一直采取十分严格的户籍管理办法，即便是高素质劳动者也不易迁入。近年来一反常规，为了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对原来的户籍管理办法作了重大调整。如有的地方规定，对于外地大学本科毕业生，只要本地有单位同意接收，就可以在该地落户；有的地方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愿意在当地工作，可以先落户再找单位。(2)对普通劳动者的态度。由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资本积累及投资能力较强，所以这些地区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量也较大。发达地区所需要的普通劳动力除了，由本地劳动力市场供给一部分以外，还有相当部分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来补充。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工作本地劳动力不愿意干，必须招聘外地劳动力；一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要求的报酬较低，用人单位愿意聘用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因此，一般情况下，发达地区对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持欢迎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地区在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下，仍然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的主要原因。当然，由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多数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文化水平不高，缺乏专业技术，可替代性大，加上收入较低，所以迁居发达地区的可能性比高素质劳动者要低得多，他们中的多数人很难象高素质劳动者那样直接迁移到发达地区就业，而只能季节性地到发达地区劳动一段时间，然后再返回老家。

欠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的自然、经济等方面条件较差，对人才吸引力较小，所以相对发达地区而言，对人才的需求更显得迫切。为了稳定和吸引人才，一方面许多欠发达地区在财政较紧张的条件下，制定了不少优惠政策，千方百计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到欠发达地区工作，稳定原有的高素质劳动者；另一方面，为避免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许多欠发达地区在努力提高这些劳动者待遇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限制高素质劳动者流失的政策措施，以抬高这些劳动者流出的门槛，阻止高素质劳动者外流。(2)对一般劳动者流动的态度。与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不同，欠发达地区对一般劳动者的流动持积极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这些地区普遍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资本积累能力低，投资不足，劳动力就业困难，社会就业压力大；二是生产效率较低，劳动者收入不高。基于上述原因，欠发达地区一般都希望通过劳动生产输出来缓减其就业压力，增加劳动者的收入。由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欠发达地区，因此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在发达地区就业，虽然这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可能低于当地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但仍会高于欠发达地区，这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愿意到发达地区寻找就业岗位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一般劳动者的流出是有利的，所以近年来中国西部及其他欠发达地区都十分重视劳动力输出，各级政府都设置了专门机构，有的省市在发达地区派驻了办事机构，由这些机构组织劳动力输出，收集劳动力需求信息，帮助劳动者解决外出中遇到的困难。

二、相关结论与建议

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将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劳动力流动趋势具有不可逆性。除非相关的条件发生变化，劳动力流动的这种趋势不会发生逆转。

2.从劳动力的流向看，不论是迁移还是暂时居住，现阶段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趋势都表现得十分明显：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向东部流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经济和自然条件差的地区的劳动力向经济和自然条件好的地区流动。劳动力的流动必然伴随着人口的流动，虽然人口流动率可能低于劳动力流动率。利益驱动是导致中国现阶段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

3.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主要表现为：高素质劳动力由条件差的地区迁居条件好地区的机率高于低素质劳动力。由于高素质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高于低素质劳动者，所以前者和后者比不仅更容易找到工作岗位，而且其劳动报酬要高于后者，于是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往往表现为迁移，低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则表现为暂时居住。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及其收益的多少是决定劳动力流动形式的主要因素。

4.在对待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上，政府和劳动者已基本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能够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理性地认识和处理这类问题。这对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是有利的。

为了促进全国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优化配置，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因势利导，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加快全国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化是世界性的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对于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缩小城乡差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是实现城市化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劳动力流动的速度必然加快。在此过程中，将有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特别是那些发展速度快的城市流动。全国各地应以此为契机，采取有效措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条件。首先要彻底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城乡分隔的制度壁垒，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其次，城市要对所有居民实行统一待遇。不论原有居民还是外来居民，在购房、就业、社会保障、子女读书等方面都应实行统一政策，平等对待。再次，遵循城市发展规律，根据我国城市化的需要制定科学的城市长远发展规划，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

(2)充分发挥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城镇的聚集经济功能，增强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逐步形成符合经济规律和我国国情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而不能人为地“制造”。经验表明，违背客观规律而人为地制造的“经济中心”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劳动力及人口由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和聚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是确定我国城市体系的布局和结构的主要依据。据此可以设想未来中国城市体系应当是：以现有大城市为中心辐射周边城镇形成数百个城市聚集体，以此为依托形成以东部及沿海地带为重心、东中西部布局合理、规模不同的数十个城市化地带。它是未来中国工商业中心和大多数人口。的聚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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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众多 经济 流动人口 探析

【中图分类号】R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8801（2013）06-0427-02

随着春江街道工业经济的发展和壮大，流动人口流入也大量增加，到2013年5月30日春江街道已在册登记的流动人口有23111人，其中49周岁以下的已婚育龄妇女有13580人，使用结扎5432人，宫内节育器4074人，避孕药101人，3973人。目前使用长效避孕措施的育龄人群相对减少，服避孕药和使用人数的增加，流动人口育龄人群对避孕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使得我们的工作难度也大大增加。针对这一现状，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推进对流动人口避孕药具的管理和使用。

1 流动人口对婚育工作的影响

自从我国改革开放，在管理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改变，特别是在婚育方面，比以往要重视。由于社会的变化很大，也给婚育工作带来了很多的阻碍。在这阻碍之中，流动人口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尤其大。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公民的活动区域日益变大，活跃性也比较强，这就导致了流动人口的数量非常大，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数量也就增长得越迅速，对社会的各个行业的渗透也就越深入，虽然这种情况会对社会的经济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给婚育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要想出针对流动人口的办法，对于的发放，必须要有比较好的发放模式，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安全，二是有效，三是方便快捷。

在婚育的工作中，为了控制流动人口的生育，就必须要采用一系列的避孕措施，在发放避孕药的发放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问题。婚育管理的方式比较落后，信息化的管理水平是非常低的，在各地区之间，关于人口流动的信息，相关单位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它们之间的信息交流的平台不够完善，这样就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产生，比如，搜索查询的速度不够快，单位之间的沟通交流简单而又肤浅，对相关人员的登记不够及时；在婚育工作中，对婚育的信息把握程度不够，对流动人口的流动信息把握得不够全面，对流动人口的构成成分的信息了解得不够正确，对流动人口的就业情况了解得不够正确，对流动人口的生育调查得不够正确；对当地的文化多元性了解得不够正确；相关部门之间的联动性不够强，在公安部门办理暂住证时缺少了婚育证明这一环节；在登记户口时缺少了婚育证明这一环节，这些情况给婚育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由于人口流动的原因，对婚育工作的带来了很多困难。为了能够解决问题，就需要对人口的特征有足够的了解。流动人口的数量非常大，流动的区域也非常广，流动性非常强，流动人口的构成的成分非常复杂，流动人口的年龄比较轻，流动人口的学历比较低，流动人口身体正处于生育的旺盛时期。这些人群渗透进社会的各个行业。这些人口的社会特征，既不属于农业社会，也不属于城市文明社会，严格说来，应该是处于两者之间。由于种种原因，流动人口处于一个被城市居民歧视的尴尬地位，就导致了流动人口复杂的心理状态，希望自己能够被城市居民所接受，与此同时，又对城市居民的歧视报以敌视的态度。这就给人口的婚育工作带来了很多的困难。

2 所采取的措施

2.1 规范管理，同城对待。年初制定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考核评估制度，实行现居住地和户籍地共同管理，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使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纳入本地区经常性管理和服务范围，摸清流动人口底数，合理安排，做到保障有力，及时发放，满足需求，做好流动人口药具供应服务。

2.2 从宣传入手，提高知晓率。第一利用5.29协会日、7.11世界人口日大力宣传避孕药具知识使避孕药具知识人人皆知，第二公寓是流动人口聚集的地方，在春江有三个大的流动人口公寓，不定期的组织村计生服务员发放药具知识的资料和免费发放避孕药具，转变了被动接受避孕药具为主动自主选择避孕药具，提高了避孕药具的知晓率。

2.3 建立服务阵地，提高服务意识。根据春江流动人口集中的特殊性，建立了村计生服务站免费向流动人口的育龄人群发放避孕药具的基础上，在人员集中的公寓配备了流动人口免费发放点，使她们不出公寓就能领到免费的避孕药具。

2.4 加强培训，提高服务质量。定期对村级的避孕药具管理员和免费发放点管理员进行业务培训，使药具管理员做到“三懂”、“三会”、“三到户”。由于流动育龄妇女的文化程度高低不一，接受药具知识的水平也不一样，在发放避孕药具的同时，要求药具管理员讲解如何使用，来提高使用避孕药具的准确性，建立台账制度，在每个站点来领取避孕药具时，登记造册并要求做好随访工作。

3 结语

在对流动人口发放时，必须要改变他们的观念，让他们自觉接受。这就需要普及避孕知识，与此同时，还应该晓以利害，必要时可以夸大害处。

参考文献

[1] 常素华.做好流动人口药具服务、促进城镇药具免费发放全覆盖的经验介绍[J].医学信息（中旬刊），2011，16（8）：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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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国目前仍处于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78―2016年，城市人口从1.7亿增加到7.93亿，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7.35%。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已成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转换成城市居民，不仅关系到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也关系到城镇化、工业化乃至整个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农业转移人口流入城市将会带来诸如失业、住房、社会保障、子女受教育等社会问题。其中，住房问题是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遇到的最基本、最严峻的问题之一[1]。

城市住房商品化只为农民提供了有限的选择，低廉的工资收入，使得租房成为农民工的唯一住房选择[2]；“城中村”因其较低的房租，成为农民工重要的聚集和居住之地，也是他们学习城市生活方式、行为和价值关键的主要场所[3]。通常，住房支付能力用房价收入比、租金收入比进行衡量，这意味着城市房价或租金上涨会使农业转移人口生活成本增加，在城市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农业转移人口的住房支付能力会下降。我国不同地区农民工的住房支付能力存在差异，在东部地区较差，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的住房支付能力较好[4]。以租金收入比衡量的住房支付能力与农业转移人口的持久性转移意愿呈现倒U型关系，当前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选择到房价较高的大城市就业，主要是住房租赁价格尚在可承受范围内，住房支付能力对迁移意愿不会产生负向影响[5]。魏玮考察了上海农民的住房支付能力状况，发现农民工的住房支付较为困难，租金收入比为22%，月供收入比高达34%[6]。

在已有研究中，我们发现人口流动是由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其中，住房问题是农业人口流动过程中遇到最严重问题之一，城市房价或租金上涨会降低农业转移人口的住房支付能力，这会对他们的迁移决策产生怎样的影响？这种关系在不同劳动力个体及家庭负担情况下有何不同？这些问题并未得到详尽的研究。因此，本文将住房引入哈里斯-托达罗模型，考察劳动者住房支付能力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同时，还采用CHNS的微观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二、理论模型

借鉴Todar（1969）[7]、Harris和Todaro（1970）[8]建立的城乡人口流动的基本分析框架，引入住房市场，将住房支付能力作为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重要影响因素。经济主要分为三个部门：农业部门、城市工业部门和住房部门，且城市工业部门工资高于农业部门。参照Brueckner和Zenou（1999）[9]的假设，将城市设为单中心结构，所有的工业部门均位于城市的中心商务区（CBD）。城市居民均已拥有住房，并且城市内劳动者（包括城市居民与流向城市的农村劳动力）的居住地与CBD之间的距离为x，且单位距离的通勤成本是t，x>0，t>0。城市边缘之外是农村地区，农业部门主要集中于此，农业部门的生产要素包括不变的土地（L）、资金（KA）投入和可变的劳动力（NA）投入，并且技术是外生给定的；城市工业部门生产要素包括可变的劳动力投入（NM）和不变的资金（KM）投入，技术水平也是外生的。

根据式（14），仍然考虑在同一个同心圆上，通勤成本固定，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NR增加，已知NR的增加对工业部门产量没有影响，但会降低城市部门就业率θ，增加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提高了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提高了农业部门的实际工资水平。因此，随着住房支付能力1η提升，使得NR增加的同时，导致农业部门实际工资水平WA增加，这又减少流向城市的农村劳动力NR。因此，得到如下命题：

住房支付能力提升，促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但是，过多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提升了农业部门实际工资，会对农村劳动者产生逆向激励，降低他们迁移到城市就业的概率。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与变量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项目。本文将使用1989年、1991年、1994年、1997年、2000年、2004年、2006年和2009年8个年度9个省份的混合截面数据进行分析，所涉及的变量包括住房支付能力、就业、家庭类型、家庭人口统计特征，经过筛选，共得到1122份有效数据。另外，以1989年为基年，将各省市CPI将模型中所有价值变量转化为实际值，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受访者是否流动或迁移，即受访者在调查时点是否外出打工，用migration表示，若是外出打工migration，取值为1，否则取0。根据Harris-Todaro（1970）人口迁移模型，应充分考虑在城市部门失业的可能性，为此，将就业概率纳入模型。由于在CHNS数据库中未涉及被调查者所受就业冲击及市场就业情况的具体变量，因此，以被调查者所在省份的上一年度城镇登记失业率（unemployment）作为就业情况的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是住房支付能力，Jensen（1998）指出，有许多种（住房支付能力）指标，包括住房收入比、不变质量比较和市场篮方法等[12]。由于本文主要分析流动人口的住房支付能力，考虑到流动人口大多数是租住公有或私有住房，因此，用房屋租金（rent）与工资收入（wage）之比测度住房支付能力（h_ability）：

控制变量主要是家庭人口统计特征和家庭社会经济特征。家庭人口学统计特征包括家庭人口总数（population）、受访者年?g（age）、年龄的平方（age2）、性别（gender）、婚姻状况（marriage）、受教育年限（education）、是否有医疗保险（insurence）、家庭净财富（asset）、工资收入（wage）、每周工作小时数（work_h）、以及调查地点是否位于东部省份（east）。

另外，为研究工资差异对迁移决策的影响，借鉴周京奎（2011）的研究[13]，将职业类型划分为：单位负责人（occup1）、专业技术人员（occup2）、职员（occup3）及其他职业类型（occup4）。健康状况分为：健康（health1，包括健康状况非常好和好）、一般（health2，包括健康状况一般）、其他（health3）。考虑到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增加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14]，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劳动的外出就业决策，还将家庭少年人口数（young）和老年人口数（old）纳入模型。

（二）计量模型

首先，利用住房支付能力、就业状况等变量，估计住房支付能力及各变量对流动意愿的影响效应；其次，讨论受访者职业类型、健康状况，及其与住房支付能力交叉项的情况下，受访者流动决策受住房支付能力影响的变化；最后，按受访者在不同调查年份家庭少年人口数和老年人口数，探讨住房支付能力对家庭负担不同的劳动力流动决策作用的差异。

其中，h_abilityit表示第i个受访者在调查年度t的住房支付能力，unemploymentjt-1表示j省份在调查年度前一年t-1期的城镇登记失业率。zit代表控制变量，包括：家庭人口总数、年龄、年龄的平方、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是否有医疗保险、家庭净财富、每周工作小时数以及调查地点是否位于东部省份。

2.扩展模型――基于职业类型及健康状况。进一步考察职业类型和健康状况对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在模型（17）的基础上分别引入h_occupit和h_healthit，它们分别表示第i个受访者家庭在调查年度t的职业类型和健康状况。在扩展模型的分析中，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劳动力职业类型及身体状况差异是否会影响住房支付能力对受访者流动或迁移的决策，也即交叉项h_abilityit×h_occupit和h_abilityit×h_healthit对migrationit的影响。

3.扩展模型――基于家庭负担的分析。为了考量家庭负担对外出打工选择的影响，把流动人口按家庭负担分为少年人口（youngit）和老年人口（oldit）两种类型，分别引入模型（17），此外，还将这两个变量同时引入模型（17），考察家庭总负担对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

四、实证分析①

（一）基本模型估计

运用CHNS数据估计Probit模型，估计结果见表2。序列（1）（2）是以公式（16）（17）为基础的人口迁移模型的回归结果。首先讨论序列（1），不考虑住房支付能力的人口流动模型。其回归结果显示，unemployment的系数为-0.367，且具有显著性，表明对未来预期失业概率越大，会降低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可能性。正如哈里斯-托达罗模型所阐述的那样，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决策，不仅取决于城乡间收入差距，同样要考虑在城镇失业的可能性。事实上，随着我国人口红利式微和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15]，沿海城市曾一度出现“用工荒”，所以，城镇其失业可能性较小，从而使得上一年度城镇登记失业率对农村劳动力是否流动的影响较小。

在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其他因素中，asset的系数具有负显著性。家庭财富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重要因素，富裕的家庭其劳动力不必外出就业，在农村就能负担得起各种花费，因而他们也没有强烈的外出意愿。east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东部省份的劳动力具有较高的外出流动倾向。可能的解释是，东部地区劳动力市场更加开放，农村劳动力具有地理位置优势容易接近开放的劳动力市场，而中西部地区由于信息不畅通、交通成本高以及流入城市后的社会心理成本等原因，降低了其外出就业的意愿。education、insurance的系数具有负显著性，说明高受教育程度、拥有医疗保险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可能性较低。值得关注的是，受教育程度越低外出就业的意愿越强，这与中国目前现状相符，大部分外出就业的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国家统计局的《2015年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74.8%，高中文化程度占16.9%，大专及以上仅占8.3%。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村劳动力可以凭所学的专业知识在农村自主创业或者获得政府及事业单位等较为稳定体面的工作，而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村劳动力除了务农之外，更好的选择可能就是去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或者服务行业劳动以获取相对较高的收入水平。population、gender和work_h的系数为正，marriage的系数为负，但均不具有显著性，家庭人口越多、男性、工作时间越长、未婚等因素增加外出就业的可能性，但这种影响不太明显。此外，age、age2的系数分别为负、正，说明年轻农村劳动力拥有较高的外出倾向，随着年龄的增长，外出就业的概率呈下降趋势。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结构及身体状况等原因，使得其在城市能获得的收入降低，大多劳动力不会选择外出就业。

序列（2）是考虑住房支付能力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模型回归结果。h_ability的系数具有负的显著性，由于h_ability数值越大表示住房支付能力越低，因此，结果表明住房支付能力强的劳动力，具有较高的外出就业倾向，这也验证里理论模型部分关于住房支付能力与劳动力流动决策正相关的结论。此外，我们注意到序列（1）（2）的拟合优度分别为0.2023、0.2183，加入住房支付能力的模型能更好地解释人口流动。

（二）扩展模型――基于健康状况及职业类型差异的分析

为讨论劳动力个人因素对流动决策的影响，引入健康状况及职业类型与住房支付能力的交叉项，具体回归结果见表3。

表3中的序列（3）以其他健康状况以及住房支付能力与其他健康状况的交叉项为参照组，回归结果显示：hab_health1、hab_health2的系数均为负，表明身体状况较好和一般的劳动力外出就业决策受住房支付能力影响不太明显。此外，health1 、health2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身体状况好的劳动力反而拥有较低的外出就业倾向。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身体素质较好的劳动力能承受农村较粗重的生产活动，通过辛勤劳作得以维持生计；而身体素质较差的劳动力会选择去城市从事服务业等相对较轻松的工作，从而更愿意迁移到城市。

序列（4）以其他职业类型以及住房支付能力与其他职业类型的交叉项为参照组，回归结果显示：住房支付能力与职业类型的交叉项hab_title1、hab_title2、hab_title3的系数分别为-0.652、-0.135和-0.182，且三者均不具有显著性。这一方面说明职业地位相对较高的农村劳动力，其流动决策受住房支付能力的影响相对较高；另一方面，也表明农村劳动力外出流动的决策受职业类型的影响较小。由于农村经济整体上较落后，因此，从事各职业类型的农村劳动力收入水平均不会太高，各职业的收入差异较小。

（三）扩展模型――基于家庭负担的分析

为分析家庭负担对劳动力外出就业决策的影响，将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纳入模型。通常将0～14周岁的小孩少年人口，64周岁以上老年人定义为老年人口。回归结果见表4。

序列（5）（6）（7）中h_ability的系数分别为-0.336、-0.308、-0.309，且均具有显著性。说明无论家庭负担如何，住房支付能力高的劳动力的流动倾向明显更高。序列（5）中young的系数为0.052，且不具有显著性，序列（6）中old的系数为-0.962，序列（7）的结果与序列（5）（6）具有一致性，表明家庭少年人口越多，在同样的住房支付能力下，选择外出就业的意愿更强，而家庭老年人口越多反而降低了劳动力外出倾向。家庭的少年人口多意味着生活、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大，在这期间家庭负担较重，需要外出就业来维持生计；而老年人口增加，由于其身体等原因，可能需要子女的照顾。

五、结 论

以上实证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可能影响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决策的家庭社会经济特征，如家庭人口、受教育年限、年龄、民族等后，住房支付能力仍是影响人口流动的重要变量，从而验证了本文理论模型的结论。本文还发现：职业地位相对较高的农村劳动力，其流动决策受住房支付能力的影响相对较高，但总体上职业地位高低并未明显影响其流动决策；身体状况较好、家庭少年人口多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选择受住房支付能力的影?要高于其他类型的农村劳动力。因此，提高流向城市的农村劳动力住房支付能力，解决其住房问题，有利于促进城乡人口流动，进而推进城镇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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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的速度加快带来了劳动力的大量迁移，在此过程中儿童尤其是学龄前儿童受到人口流动的影响巨大，并呈现增长趋势。伴随着人口流动的不稳定性、社会关注度低、覆盖面广等问题，流动学龄前儿童的教育、身心发展、卫生和营养、安全和权益保护等问题，日益成为我国当下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关键词 ：人口流动 学龄前 儿童

改革开放以来，严格的户籍制度得到一定的放宽，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着城市的化进程，从而驱使这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由经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流动。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持续增长，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从1982年的657万人增长到2010年的2.2亿人。对于带来这种变化的大量劳动力，成为流动人口，改变了我国社会人口分布情况和所在地的人口结构。

其中，儿童伴随着作为劳动力的父母进行着人口的流动，成为流动儿童。然而由于其父母在流入地区经济上、社会地位上的缺失间接使得其子女无法获得充足的学龄前教育、卫生医疗保障、安全和权益的保障。对于社会人口流动导致的学龄前儿童的问题进行充分的认识，对流动儿童生存状况和发展状况进项准确把握，并探讨其解决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

一、流动学龄前儿童现状

1.流动学龄前儿童的概念

人口流动是社会学的普遍现象，由于我国国情和社会制度的特性，人口流动的原因复杂多样，研究流动学龄前儿童的概念界定目前在学术界没有统一的界定。一个地区的流入人口则可以分为三类:跨省流动人口、省内跨县流动人口和县内流动人口。一般理解为户籍不在本地的儿童就是流动儿童，例如“户口在本市区其他乡、镇、街道的人口”就界定为当地的流动儿童，而流动学龄前儿童即指户籍不在当地且未达到入学中位数7岁的儿童。

2.基本现状

流动儿童是城乡二元化问题导致的产物，是农民工问题的具体化。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制度管理的不完善。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流动儿童的入学、就医、权益保障等多方面受到限制。“三农”问题、社会保障，教育等多个层次的问题亟需解决。

有关专家估测，农村流动儿童的中位年龄为7岁，据此推算，其中的义务教育学龄儿童大约有80 0多万人，而学龄前儿童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1%的抽样数据显示约有510139万人，至2005年数据显示增长到628113万人，增长率高达23%。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抽样数据显示，我国0至5岁的流动儿童有以下主要有三方面特征：第一，流动学龄前儿童数量庞大，并且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第二，流动学龄前儿童的性别比下降，家长偏好男孩的倾向更为明显；第三，远距离流动的儿童来自农村的比例更高。由此可见，数量上的不断增长表明流动学龄前儿童的覆盖面广，问题具有普遍性。流动儿童伴随其父母随着社会变动进行地区间转移，因此具有不确定性，为政策的制定和管理带来了障碍。由于家长的性别偏好，不同性别的流动学龄前儿童获得重视程度也有所不同，这也带来了流动学龄前女童的相关社会问题。最后，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流动儿童因为家庭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原因无法得到较好的照顾。

2003至今年我国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做好农民工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若干意见》等相关文件，关注因务工人员带来的子女教育、卫生保健等问题，加强社会各个部门的重视，强调社区对流动学龄前儿童的服务的作用。可见，我国政府已经开始重视因人口流动问题所带来的学龄前儿童相关问题，并给予流动人口中相对弱势的社会群体，如农民工学龄前儿童更多的政策支持和现实服务。

二、人口流动对学龄前儿童产生的影响

1.流动学龄前儿童的政治关注度低

流动人群在城乡、城市之间流动，具有住址不确定、工作不确定、社会关系不确定的特点，对于16周岁以下的流动儿童我国不办理暂住证，学龄前儿童“看得见、摸不到”，在政府部门以及基层组织中没有被纳入城市人口登记和管理体系中。

政策的缺失是流动儿童面临的重要问题。流动学龄前儿童由于参与的社会交往、社会活动几乎都在家长的监管之下，所获取的社会资源大多仅仅通过家长，因而由于其家长的流动人口身份，许多的当地政策难以覆盖，社会福利难以获得。城市社区服务、学龄前教育更多地针对本地区户籍儿童，流动学龄前儿童办理相关手续需要回到户籍所在地，享受户籍所在地政策，往往与其身在城市所要获得的资源有一定的差距。我国未形成流动儿童的医疗保障体系，流动儿童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障，目前仅有例如深圳、上海等城市首次将外来务工子女纳入参保范围，覆盖面不够广泛。在当地社会发展过程中制定执行相应的法规、政策时往往优先考虑本地区人口的发展和服务，较少有针对流动儿童、特别是流动学龄前儿童的政策制定产生。

2.经济上的差距带来的流动学龄前儿童问题

人口流动带来了家庭收入的不稳定导致流动学龄前儿童所获得的照顾与本地区学龄前儿童有所差距。根据2005年数据,县市内流动儿童中，农业人口比例为43.139%；省内流动人口中，农业人口比例为76.115%，而跨省流动儿童中，农业户口的比例达到了84.124%。流动学龄前儿童的贫血、佝偻病、营养不等疾病发生率远高于所在地户籍的学龄前儿童。生活质量方面，贫困是流动学龄前儿童面临的另一个困难，家庭收入的有限使得流动学龄前儿童无法获得较好的生活保障，在住房条件、饮食、生活环境、交通出行方面都需要改进。

3.家庭教育的缺位和学龄前儿童心理状况的发展受到影响人口流动带给学龄前儿童的影响也包括家庭流动带给学龄前儿童在成长照管和身心发展等方面的影响。就家庭文化程度而言，流动人口家庭的本身文化水平不高，家长在育儿方面的知识不足，加之离开原户籍所在地，身边无人照管，学龄前儿童从家庭所获得的照管、教育十分有限，较容易发生因为疏忽引起的安全事故。

另一方面，流动儿童在0-7岁期间正处于成长中的关键时期，流动儿童伴随父母在城乡、城市之间转移，对于心理归属感、安全感的建立十分不利。精神分析学派埃里克森按照儿童的行为模式和心理社会因素等综合标准对儿童心理发展各个阶段进划分，其中学龄前儿童主要处于信任与怀疑（1．5岁前），自主与羞怯（0．5～3岁），主动与内疚（3～5岁），勤奋与自卑（6岁到青春期）时期，流动儿童家庭往往忽视流动学龄前儿童的心理需求，容易造成儿童自卑、胆怯、多疑等问题。社会学家格兰诺维曾将社会关系大致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两类，而“强关系”主要是指亲属或关系亲密的朋友,而所谓的“弱关系”则指一般的熟人。对于流动学龄前儿童而言强关系主要指其家庭特别是照顾者，弱关系则泛指所居住的社区内接触到的人群，相对而言，流动学龄前儿童能够接触到的两种关系都比本地儿童更弱，关注度更低，强关系者“没有精力”，而弱关系者对流动学龄前儿童的感知度低，提供的服务和帮助少。

三、减少人口流动对学龄前儿童的不良影响

1.社会宏观层面的改善

我国特殊的国情、户籍制度、法律法规是影响流动学龄前儿童生活环境的重要方面，政府应该加强对户籍制度的调整，完善流动儿童社会保障，使得其能够享受与本地儿童相同水平的社会资源。政府部门要坚持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提高自身服务意识，改善流动人口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水平。在流动学龄前儿童入园入托方面，改善办学条件，减少地区间隔阂，取消不合理的赞助费用，使他们能够公平地拥有相同的入学机会，减轻家庭照顾负担。同时，消除社会歧视和不公平，在医疗卫生、营养水平等方面的措施适当地向有困难的流动学龄前儿童倾斜，尽快减小与当地儿童之间的差距。

2.建立社会支持网络

加快建立社区、社会团体、学前教育机构、家庭之间的流动学龄前儿童的社会支持网络体系，需要协调社会各方面的部门，协调社区、公益团体、幼儿园、家庭各方面有利资源。合理评估流动学龄前儿童及其家长的需求，支持社会公益性团体、社区等部门发掘自身优势设计具有针对性的儿童服务项目，例如儿童全人发展、心理健康关注、科学育儿理念的推广等方面。完善基层流动儿童管理体系，从流动学龄前儿童的人口登记、日常管理、入园入托管理、疫苗预防针等卫生管理，探索规范化、可行性高的流动学龄前儿童管理模式。这对于保护流动学龄前儿童的切身利益，加强社会关注和社会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间接地促进人口在个地区之间的流动，对于劳动力地区间合理分配，减轻家庭负担，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城乡一体化具有有效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齐明珠.我国学龄前流动儿童基本特征和变化趋势研究[J].人口与经济,2009(6)

[2]吴丽丽.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问题及对策[J].改革与开放,2013(3)

[3]实施流动儿童登记制度项目 为优化流动儿童的生存发展环境创造良好条件[J].中国妇运,2011(2)

[4]杜鹏,李一男,王澎湖,林伟.流动人口外出对其家庭的影响[J].人口学刊,2007(1)

[5]苏凤杰.积极探索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问題的解决路径[J].中国妇运,2011(2)

[6]郭少榕.解决受农村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问题的政策分析——以福建省为例[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7]李成贵.受人口流动影响儿童的教育:现状与对策[J].群言,2007(2)

篇9

关键字：城乡一体化 村庄整治 布局规划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当前，城乡差距越来越大，成为了影响与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与城市偏向发展的战略是引发城乡差距扩大的主要根源之一。在这制度与战略下，乡村的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缓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的乡村人口涌入到城市之中，导致城乡人口萎缩，其人力资源逐渐薄弱，进一步限制了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近年来，我国开始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以城乡一体化为导向，进行村庄整治与布局规划，通过整治与规划，将乡村规模较小、人口较为分散的村庄向中心村或重点村进行整合，从而集中乡村人口，推动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区域协调。

一、新形势下乡村人口迁移的特征

（一）城乡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对乡村人口迁移的影响

在城乡一体化战略实施过程中，乡村人口的迁移主要包括整合与集聚两种状态。其中整合指的是以政府为主体，在国家政策与当地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对乡村人口的分布情况进行调整，其主要方式是将乡村分散居民点与偏远地区的人口通过调整与合并，实现乡村人口的集中。集聚指的是为提高乡村居民的生活环境与质量，推动处于乡村偏远地区的居民，逐渐向环境较好、设施较为完善的城镇或居民点进行集中。以城镇及居民点为核心，进行乡村人口的聚合，可以节约社会资本并发挥规模效益，推动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城乡一体化战略实施能否顺利进行，与城乡一体化的建设规划、区域人口发展及居民意愿存在着极为紧密的关系。

通过城乡一体化战略实施，对乡村人口迁移的方向与规模进行引导，推动规模较小、较为分散的居民点，向环境较好、服务设施较为完善的居民点进行迁移，最终将乡村人口进行聚合，从而形成大中型居民点，进一步推动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战略目标。

（二）新形势下乡村人口迁移的空间特征

从整体来看，当前我国人口迁移的主要方向依然是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随着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大量乡村人口迁移到城市之中，而城市向农村流动的人口较少，这就导致了城市人口问题，激化了城市人口与土地矛盾，同时，由于大量人口离开乡村，导致乡村出现空壳化现象，进一步扩大城乡差距。城乡一体化实施可以有效解决区域内人口空间分布不均衡的问题，通过一系列措施，引导并调整乡村人口流动方向与规模，实现区域人口有机分散与有序集中。在城乡一体化发展新形势下，人口迁移的方向出现变化，向城市方向流动的乡村人口减少，向乡村内部流动的人口逐渐增加；在地域的角度来观察，可以发现，乡村人口逐渐向乡镇或大型居民点迁移，形成了乡村辅助城市发展，城市支持乡村建设的局面，实现了区域内人口的有机分散与有序集中。

（三）新形势下乡村人口迁移的渠道

为有效落实城乡一体化战略，需要通过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及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改善居住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引导乡村人口迁移。在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为乡村人口迁移提供了较多的渠道，如：确定区域内重点村与中心居民点，完善基础设施引导乡村人口迁移；建立区域基础设施，调整乡镇体系的等级与规模，引导乡村人口迁移；加强现有村庄的整治与改造，整合发展条件较差的村庄，推动村庄集约式发展等。

二、城乡一体化为导向的村庄整治与布局规划

村庄规模较小，村庄分布较为分散，制约了乡村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与共享，进行村庄整治与布局规划，集中乡村人口，是共享公共服务设施与缩小城镇差距的必然要求。实施城乡一体化战略，整治乡村居民点，通过布局规划，引导规模较小、较为分散的村庄向重点乡镇或大型居民点进行集中。结合新形势下乡村人口迁移的主要特征，并按照区域人口调整有机分散与有序结合的宗旨，对村庄的规模体系与空间分布进行调整，在调整过程中，需要遵循以下三个原则：综合考虑规模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尊重居民迁移意愿；比较优势原则；量力而行原则。

进行村庄布局规划，引导与控制乡村村镇体系，推动乡村集约式发展，建立乡村聚落体系，并与区域城乡发展相协调。在进行村庄整治与布局规划时，需要做好总体安排，做好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设施、环境保护措施、产业结构等的规划与安排，明确乡村聚落体系的规模等级与空间组合，在此基础上，编制村庄搬迁、合并等的总体方案与具体措施。

在进行城乡一体化为导向的村庄整治与布局规划工作时，需要充分考虑地域特殊性，因地制宜地进行整治与布局规划工作。实现城乡一体化为导向的村庄整治与布局规划的技术线路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城乡一体化为导向的村庄整治与布局规划的技术线路示意图

以城乡一体化为导向的村庄整治与布局规划，需要制定出针对不同发展区域的措施，确保分区整治，杜绝盲目建设与发展；在配置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时，需要结合近郊、远郊、郊区等实际情况，重点改善人居环境；居民点建设，需要体现出城乡一体化独特的景观风貌，打造出地域特色。

三、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乡村人口涌入到城市之中，在引起城市人口问题的同时，导致乡村人力资源逐渐薄弱，严重制约了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实施城乡一体化为导向的村庄整治与布局规划的战略，引导乡村区域人口迁移，实现乡村区域人口的有机分散与有序结合，走乡村集约式发展道路，可以有效缩小城乡差距，解决乡村人口空间分布不均的问题，推动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1] 石培基,李得发,李巍,王录仓. 城乡一体化导向的村庄整治与布局规划[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04:147-152.

[2] 张素红,李志,吕金嵘. 浅谈基于城乡统筹的村庄整治规划[J]. 价值工程,2011,24:71-72.

篇10

在最近结束的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总结表彰会上，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对此次调查的初步分析表明，自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之后5年间，我国人口发展的特点主要体现在6个方面。

人口总量平稳增长。2000年11月1日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以来，我国人口增加了4050万人，增长3．2％。年均增加809万人，年均增长率为0．63％。2005年底我国总人口达到13．07亿人。

流动人口继续增加。与2000年相比，我国的迁移流动人口从1．44亿人增加到1．47亿人，增加了296万人。调查同时显示，这5年间人口流动基本上保持了一种平稳增加的态势，表明近年来人口流动趋于理性化。在近1．5亿的迁移流动人口中，跨省流动的有4779万人，占迁移流动人口的1／3，比2000年增加了500多万人。人口流动仍然主要表现为以近距离的省内流动为主，占迁移流动人口总量的2／5。

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2005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首次超过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69％；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44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1．05％。我国老龄化社会的特征更为明显。

城市化快速推进。2005年底，我国城镇人口已达5．62亿人，占总人口的45％，比上年提高1．24个百分点。近5年，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5个百分点左右，城市化水平快速推进。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镇化水平仍然很低，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进程。

人口素质进一步提高。调查表明，我国具有初中及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继续保持增加态势，人口受教育程度的结构重心逐步上移，国民整体受教育程度进一步提高。2005年，全国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已达到6764万人，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增加了21 95万人，增幅高达48％，是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中增长最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