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的总结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宏观调控的总结，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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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调控的经验总结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曾经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怪圈，也是宏观调控在活力与秩序面前常常面临的两难选择。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突出了调控和综合性、间接性、灵活性和适应性，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大大提高，调控能力明显增强，微观主体放活了，宏观经济有序了，有效地解决了调控中的两难选择，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13年宏观调控实践基础上取得的成功经验。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宏观调控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治理整顿时期的反通货膨胀。执行宏观调控紧缩政策后，物价上涨得到遏制，通货膨胀得以缓解，社会总需求膨胀的局面初步得到控制。二是“八五”时期的“软着陆”。启动间接宏观调控，在“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指导下，经济实现了“软着陆”，既降低了通货膨胀率，又保持了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三是“九五”时期及“十五”初期的扩大内需。这一时期，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既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的不利冲击，又有效地克服了世界经济衰退带来的困难，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快速增长。13年来的实践使我国积累了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

1、综合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提高宏观调控的综合性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的宏观调控，注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等各种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实现了“四个坚持”。一是坚持“扩大内需”与发展对外经济紧密结合；二是坚持扩大需求与调整结构、改善供给并举；三是坚持投资和消费的双向启动；四是坚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和协调运用。通过压缩基建规模、控制支出的财政政策，通过控制信贷规模、减少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顺利完成了治理整顿的各项任务，实现了反通货膨胀的预定目标。通过在调控总量的同时，加大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力度，在坚持扩大内需为主的同时，积极促进出口的增长，有效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防止了通货紧缩趋的加剧，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降低银行贷款利率，扩大融资渠道，放宽投资领域，促进了国有和民间投资的较快增长。通过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提高出口退税率，扩大出口退税范围，扩大企业出口经营权，改善通关环境，促进了出口的较快增长。通过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城镇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努力扩大消费信贷，确保了消费的稳定增长。

2、减少直接宏观调控的同时，重点加强运用财政货币政策调控为主的间接调控，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财政资金逐步减少直接投入竞争性领域，金融调控手段也从贷款规模限额管理转变为利用其他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应量，中央银行取消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限额的控制，在推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的基础上，实行“计划指导，自求平衡，比例管理，间接调控”的新型管理体制，主要运用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再贷款、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外汇操作、再贴现等金融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

3、宏观调控政策适时适势灵活调整

“九五”前期，我国针对当时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情况，采取了“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随着通货膨胀水平不断下降，1997年在继续实行“适度从紧”政策的同时，实施了“稳中求进”的政策，两次下调利率，使经济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1998年以后，根据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逐步扩大，商品供给短缺状况基本结束和需求不足问题成为主要矛盾的形势变化，又由“适度从紧”、“稳中求进”转向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消费政策从限制消费转变为鼓励消费，政策目标从控制通货膨胀转变为抑制通货紧缩，并运用灵活的经济杠杆努力“扩大内需”，这一系列调控政策措施的实施收到了预期效果。

4、宏观调控政策的适应性明显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外需是我国宏观调控的战略重点，但为了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1998年及时灵活地提出宏观经济政策要立足于国内市场，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从注重追求增长速度转变为既注重增长速度又注重提高增长质量和结构优化升级，调控的战略重点从出口导向、发展外向型经济，转变为立足国内市场，积极“扩大内需”。立足于国内需求不仅作为1999年度的短期宏观调控取向，而且确立为以后的中长期战略方针，从而使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了可靠的保障，也标志着我国宏观调控水平上升到了一个更高层次。

5、牢牢抓住经济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放松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宏观调控紧紧围绕经济发展这一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来进行，把促进发展作为调控的作用点。无论是遇到亚洲金融危机，还是百年不遇的特洪涝灾害，都牢牢抓住经济发展不放松，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实施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同时，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变革和调整宏观调控的内容、方式和手段，一方面在发展中提高宏观调控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是通过实施宏观调控来促进经济改革与发展。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宏观调控的实践，我国的宏观调控逐渐走向成熟，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到2000年，城乡居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但是，我国的宏观调控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也将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如，经济增长问题、提高消费率问题、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加快战略性产业发展问题等，宏观调控本身也存在一个改革和完善的要求，如何通过自身的法治建设和制度创新，促使宏观调控突破体制性、政策，建立起有效地解决各种问题的政策体系、运行机制和咨询服务机构，使国民经济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保持快速健康发展，是今后面临的一项新课题。

二、宏观调控的新阶段特征

1、宏观调控的目标发生了变化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宏观经济调控目标也必须具有市场经济发展的特征，适应新世纪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十六大报告进一步确定宏观调的主要目标为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把这四大目标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目标选择，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也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践。目标的调整意味着我国的宏观调控更具战略性、宏观性，调控行为更为市场化、法治化，适应和满足了与时俱进的发展要求，也更有益于新世纪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2、宏观调控环境发生了变化

从外部环境来看，整个世界经济将进入重大调整阶段，动荡不安将构成其基本特点，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更强，国际金融市场随时存在着金融危机复发的危险，但我国目前抵御金融风暴冲击的实力明显不足。从内部环境来看，经济运行机制将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我国将进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后期”，市场化改革将深入到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市场，经济也将在确保增长速度和追求增长质量的博弈中谋求发展。在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对外开放度日益增大，各种风险不断加大且相互转化的情形下，宏观调控的任务更加艰巨，而直接依靠金融行政手段进行调控的做法将被逐步弱化，代之以主要依靠公开的政策法规，更多地依靠财税政策等手段，这需要更大的透明度，调控的难度越来越大。

3、宏观调控特征发生了变化

一是结构性调控。从发展的角度看，我们的主要矛盾正由总量转向结构，要想在增长速度和提高质量上获得双赢，就必须着眼于经济的长远发展，将主要精力放在推进结构调整上，实施有效的结构性调控政策，在调控的手段运用方面也要更多地注意解决好对结构的调整问题。因为结构本身是一个动态性问题，始终会随着需求和技术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发生变化。因此，我们追求的不是一劳永逸式的调控，更不能着眼于一次性调控，否则调控出来的结构总会落后于客观发展的变化，而应必须实施一种动态的连续性结构调控。二是开放性调控。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和加入WTO，我国参与世界竞争和国内市场开放的步伐在加快、领域在扩大，外需和内需一起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经济发展更多地受到世界经济走向的限制，受到诸多不确定因素的负面影响。我国要在走向全面开放和WTO框架下按照国际经贸规则进行调控，必须既保持宏观经济的内部平衡，也重视对外平衡。三是融合性调控。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宏观与微观的融合，二是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融合。调控是有层次性的，它既是一个宏观上的调控问题，也是一个微观调整问题。宏观调控政策只有融合、落实到微观层次上，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也就是说只有建立在微观层次自主调整基础上的宏观层次的调控才有可能实现预期效果。同时如何在融人国际市场中做好国内资源配置，站在全球范围来考虑国家资源优化配置，这也是宏观调控面对的新问题。四是动态性调控。商品从生产到价值最终实现，是商品价值由潜在的价值到实现价值的动态转化过程。同样，从社会再生产过程来分析，整个社会经济也是一个动态的开放性系统，是由若干动态环节组合而成的链条。同时，现代经济又是一个有秩序的动态体系，一旦这个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体系都要受影响，因此，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的是动态监控。五是宏观性调控。在社会产品能够满足市场需求并出现过剩的时候，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使用将更加注重资源的配置效率，产品结构调整、资本结构调整、投资成本和风险控制作为供给形成的硬性约束条件已经形成，市场供给主体的微观行为更加自主化、市场化，也更具有效率性，无需直接的宏观调控就可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这样的情形下，需要实施的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基础作用的宏观性调控，宏观调控的直接对象已不再是微观主体，而是促进有效率的竞争环境的完善和市场机制的形成，实现市场机制的统一性、稳定性和公平性。

4、宏观调控理论有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实现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有机结合，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多年来经济建设总结的经验。十六大报告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对宏观经济调控理论作了新的阐述。一是对政府职能作了进一步准确界定，提出要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这一论述为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也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要求。二是对宏观调控

目标作了明确调整，把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三是对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作了新概述，把国家计划放在宏观调控政策中较为重要的位置，同时注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使用和各政策工具间的相互配合，重点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从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宏观调控理论体系。

三、宏观调控的改革和完善

1、宏观调控要有利于体制转型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我国体制转轨和经济转型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实施宏观调控必须有利于体制转型。一是要处理好政策效应与体制效应的关系。在拉动经济增长，实施反周期对策中，政策作用和体制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二者比较，政策的效应来得快，但它是外生变量，不能持久；体制的效应来得慢，但它是内生变量，作用持久。在转型时期，拉动经济增长的体制因素尚不完全具备，体制作用还会受到很大限制，但我们也不能因此把经济增长的希望全寄托在财政货币政策上而忽视从体制改革和创新中寻找出路。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必须有利于体制转型，把体制效应摆在首位，不能给体制转型设置障碍。二是要处理好拉动经济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的关系，积极培育化解财政金融风险的制度基础和机制因素，不能以加深潜伏的财政金融危机为代价来保持暂时的经济增长速度。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实行时必须把握好“度”，在不牺牲财政金融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谋求GDP近期的快速增长。

2、宏观调控应在法治原则下运行

目前，不少基于宏观调控而实施的政策措施却背离了宏观调控的初衷，变成了地方保护主义与部门保护主义。之所以发生这种偏差，关键问题就在于忽视了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要遵循法治原则和法律规范要求，调控行为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从经济意义上看，宏观调控意味着政府退出市场竞争，成为真正的市场规则制定者与管理者；从政治学意义上讲，宏观调控意味着政府职能从管理性为主转换为服务性为主；从法律意义上讲，宏观调控则意味着政府在管理经济时，不再依赖领导者的臆断，而是遵循体现公民意愿的法律规则来进行。因此，无论从何种意义上去认识和实行宏观调控，都脱离不了法治原则和法制建设的要求。我们认为，宏观调控立法应当注意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立法应对宏观调控的权限范围作出明确规范；二是宏观调控主体应当对宏观调控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三是宏观调控的实施应当遵循规范程序和公正原则。 3、宏观调控要把握好目标平衡

成功的宏观调控既是各种调控手段和方法单独发挥作用的结果，更是各种手段和方法综合实施的成就。只有把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艺术性，调控的综合性、间接性、灵活性和适应性运用得当，才能在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就业率和国际收支四者之间寻求到宏观调控的最佳平衡点。经济增长率、通胀率、就业率和国际收支是宏观经济最重要的四个变量，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而且往往难以同时达到人们期望的理想状态，因而被西方经济学称之为“神秘的四角”。但这四大目标是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宏观经济总量平衡的内在要求，也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新阶段的发展需要，必须通过实施宏观调控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在四者之间建立起一定的平衡。在寻求四大变量的最佳平衡点时，要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按照既定的战略部署，适时灵活地调整调控方式。

4、宏观调控要加快制度创新

要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顷利实现，宏观调控的实施也要与时俱进，进行制度创新，尽快突破行政性资源配置体系。目前，尽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在宏观资源配置体系中，传统的行政性配置资源方式尚未发生根本变革。主要表现在，发展中的最稀缺的资本投入仍然采取行政性配置方式，一些竞争性行业的行政管制依然普遍存在，基础设施、金融保险等垄断行业以及土地、资本、人力资源等的市场化明显偏低，这些都十分不利于宏观调控的制度创新，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必须要打破传统的行政性资源配置方式，按市场经济规律，借鉴国际经验，实行间接的、价值化的和引导性的调控，突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取消财政资金直接介入竞争性领域的分配渠道，按照“法治、监管、自律、规范”的要求，健全金融监管和运行体系，提高金融防范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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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政策；宏观经济；金融机构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3）02-0008-02

一、引言

21世纪以来，中国金融宏观调控经历了诸多重大挑战，我国金融宏观调控则面临了一系列新的压力。新形势下，中国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平衡的把握更具挑战性，金融改革也逐步走向攻坚阶段。实际上，从效应来看，货币政策需要更好地把握增长与通胀之间的平衡。当前，我国利率、汇率市场化机制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开放经济格局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更加重视内外部协调，并积极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保持中国平衡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目标。同时，当前中国房地产过热问题继续凸显，传统主流货币政策的挑战越来越大，新的宏观审慎政策呼之欲出。

在面对挑战的过程中，中国的货币政策要直面控制通胀的目标，并兼顾改革和转型任务的需要。经济和物价水平的稳定，有赖于货币政策等金融调控机制的建设，未来利率、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要求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鉴于此，本文将回顾21世纪以来的十几年间中国货币政策的实践，总结其特点，分析我国货币政策的得失，并对未来我国货币政策实践与宏观经济发展进行了展望，以期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的内外部协调发展。

二、新世纪以来我国货币政策与宏观调控经验总结

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转轨任务更趋严重，“过热冲动”的问题凸显，防范通胀的要求更加迫切。而从全球范围看，各国央银普遍维护物价稳定为主要目标，货币政策对物价水平稳定的关注更为直接。不过，中国经济的“转轨”特征使得我国宏观调控也比较重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问题，防范通胀风险则更为重要。这也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调控环境更加困难。一方面，中国人均收入处于起飞和赶超发展阶段，社会积极性很高，乐观预期的情况普遍存在。另一方面，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各地方举债的动力强，加之中国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情况也使得地方政府的建设发展任务较重。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中的通货膨胀是主要的宏观经济风险，而货币政策主要被用于维护价格总水平稳定。实际上，中国较为成功地运用大规模对冲和渐进升值的组合应应对了各种挑战和问题，主要经验如下：

首先，坚持实行了宏观调控的多目标制。中国是转型国家，改革和完善机制有其自身的过程和规律，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的任务相辅相成。同时，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低，货币政策运作和传导机制与传统发达国家不同，单一目标制不适合国情。中国的货币政策既要维护低通胀，又要促进经济合理增长、保持充分的就业，还要在不断开放的条件下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多目标制适合我国向社会主义实现经济体制的转轨。这是由于转轨过程中消除价格扭曲、优化资源配置需要实现多目标制。中国的货币政策需要对这些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的改革提供空间。同时，金融机构的深化，比较好地解决了妨碍金融稳定的体制性问题。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的多目标制更适合国情。

其次，我国高度重视金融机构健康化。新世纪以来，中国高度重视金融稳定，并将其视为价格稳定的重要前提。本世纪初，中国加快了国有银行体系改革，中国银行体系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在剥离不良资产后，外汇储备被用于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推动了国有银行改制上市。主要国有银行先后建立了公司治理架构。经过一系列改革，中国银行体系沉重的历史包袱得以解决，稳健性和竞争力大大提高。中国经验表明，央行的在线修复对于维护金融稳定和促进宏观调控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货币政策不断强化宏观调控。中国经济转轨之路具有渐进性质，上世纪末，我国市场化的宏观调控框架没有建立，传统计划经济仍是主要手段。伴随经济体制的变化，我国金融机构的信贷管理自不断扩大。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信贷限额管理。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和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形成了间接手段为主的调控模式。

最后，合理把握汇率、利率改革进程，做好流动性对冲。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主动收窄了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对于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也逐渐显现。浮动汇率制度改革被提上日程。实际上，汇率机制改革需要一定的条件和合适的时机，到2005年上半年，我国宏观调控成效明显，投资过热得到抑制，对外贸易持续增长。在此条件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启动，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此后，中国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大幅减少了外汇干预，使得国际收支趋于均衡。同时，大规模的流动性对冲等工具的适用，使得中国货币政策在应对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压力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利率改革方面，我国积极配合金融改革进程，促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当前，中国已从融资利率管制转为主要依靠市场决定利率，取得了长足

进展。

三、小结

总体来看，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我国货币政策适用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和教训。这些对于加快推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金融市场改革、提升内生增长动力意义重大。未来几年，中国要紧紧抓住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运用货币政策维护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同时，金融宏观调控要有大思路，要能够前瞻性地谋划调控策略和方法，在工具选择上要坚持适度创新，提高调控的科学性和专业化水平，增强长期可持续发展的

基础。

参考文献

[1]　夏斌，陈道富．中国金融战略2020[M]．人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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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

我国政府宏观调控模式有效运行的条件之一就是解决它将对“什么”发挥作用，即宏观调控的对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经济职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由计划经济时以对微观经济为中心的调控转变为以对宏观经济为中心的调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这种转变具有以下特点：

（一）我国政府经济职能“定位”的恰当性。我国政府经济职能不是原来计划经济时期那种完全抛弃市场的作用，政府垄断性的调控，而是市场和政府职责合理分工，二者职能互补。市场和政府都是配置社会资源的工具，凡是市场配置资源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如效率、竞争力、活力等市场都发挥作用。同时，由于市场又不是万能的，凡是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应充分行使其职能，主要表现为：（1）市场机制既无法控制宏观经济总量平衡又无法控制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通货膨胀等同题。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是政府的经济职能之一；（2）公共物品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成本高、效益低等特点，这使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机制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失灵。这样，提供公共物品是政府的经济职能之二；（3）经济活动产生的“消极外部性”，即对他人产生不利影响，将部分成本强加于他人而无需支付代价，如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等。仅靠市场机制无法吸引企业自觉控制污染，消除消极的外部性。政府应责无旁贷承担排除经济外部性的职能，这是政府的经济职能之三：（4）人所共知，虽然市场机制能有效解决效率问题，但不能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调节社会分配，缩小收入差距是政府的经济职能之四。（5）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在于法律规范的保障。因此，建立法律体系，维护市场秩序是政府的经济职能之五。这五项基本政府经济职能是政府与市场相互配合、协调互补的产物，表明政府经济职能“定位”的恰当性。

（二）政府经济职能“定位”的科学性。经济的发展有其内在规律性，人们遵循其规律就会成功。否则，就会遭到惩罚。掌握经济规律的关键是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对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关系。这一点已为中外经济发展的历史所证明。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我们完全忽视市场的作用，一味强调政府的作用，政府的经济职能无所不包，其结果使我国国民经济几乎崩溃。以来，特别是十四大以后，我们逐步突破计划经济的樊篱，实行市场经济，转换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二者协调作用，使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健康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世人瞩目。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初期，一些国家接受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把政府仅仅置于“守夜人”的地位，弱化政府经济职能，完全让市场来调节经济的运行，其结果造成了20世纪30年代“最深刻、最持久、最广泛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于是，各国纷纷抛弃自由放任思想，而接受凯恩斯的经济干预思想，政府由“守夜人”转变为积极“干预者”，强化政府职能，经济活动由政府来调节，削弱市场机制的作用，其结果再一次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滞胀”。为此，各国纷纷总结经验，积极探索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采取了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混合型”经济模式，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协调作用，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综上所述，中外政府在探求政府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作用，即合理确定政府经济职能时，都因没有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职责关系而产生失误，这充分证明了我国政府经济职能“定位”的科学性。

二、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转变

所谓政府宏观调控行为就是宏观调控主体——政府为了实现其经济职能而实施的行为。一般有三种形式：一是强制，即政府依靠法定的强制力实现其经济职能的行为，如行政命令等；二是奖酬，即政府通过给予各种经济主体（公司、企业）一定的经济利益的方式来使其自觉接受政府的调控，进而实现经济职能的行为，如产业政策和部分财政及金融政策等。这些政策的实施不是靠强制性的行政命令而是政策本身所含有的经济利益，经济主体为了得到经济利益而自觉贯彻执行政府的这些政策，即接受奖酬；三是舆论，即政府通过舆论宣传作用把其意图施加于经济主体实现经济职能的行为，如政府对经济主体进行的各种精神奖励等。这些精神奖励（舆论）只是一种荣誉的称谓同样不具有强制性，它们的实施同样靠经济主体的自觉接受。由于我国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行为发生了重大转变：即由计划经济时期单一性的强制向以奖酬和舆论为主兼顾强制的转变。这种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转变具有以下特点：

（一）政府强制的弱化。就是指政府依靠强制实现其经济职能的程度弱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政府运用指令性计划这一行政命令调控经济活动的减少。据有关部门统计，农业生产在1985年就已全部取消了指令性计划，在农产品方面，1984年国家收购和调拨的商品只有粮食、棉花和某种中药材等10种；工业生产中，政府实行指令性管理的产品已由1980年的120种，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5％，减少到1994年的33种，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5％。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政府定价仅占5％，在农业出售的农产品总额中占12％，在工业企业销售的生产资料总额中占18%.以上表明，政府的强制在数量、范围等方面出现了弱化的趋势。另外，政府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效力的强弱大大受市场的制约，因为，市场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以市场规律为准绳，一切行为均以获取利益为目的，为了利益可以置政府强制——行政命令而不顾，最近一段时期，各种走私活动的猖獗以及其他各种“有禁不止”现象的存在都是政府强制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失灵的佐证。

（二）利益是实施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基础。政府宏观调控行为是否有效取决于三种宏观调控行为所含利益在多大程度上被经济主体吸收。如果利益所产生的诱因足以吸引经济主体自觉接受政府宏观调控行为，这表明政府宏观调控行为产生了效力。反之，其无效或效力弱化。就强制而言，虽然，可以凭借自己法定的强制力迫使经济主体服从，如企业接受政府的指令性计划。但是，如果强制——指令性计划不能使企业因认真贯彻执行指令性计划而得到满意的经济利益，那么，就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情况。强制因经济主体按市场规律，追求最大经济利益而效力减弱。就奖酬性和舆论而言，因自身没有强制力，经济主体是否接受这一行为完全取决是否有利可图，这就决定了利益是奖酬行为的重中之重。目前，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其特点是投资大、效益低，一般经济主体不愿投资建设。针对这种状况，政府实施了诸如优惠产业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等一系列奖酬，通过在资金、税收等方面的优惠，使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得到保证，吸引它们投资建设，实现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突破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另外，政府有关部门也开展一系列精神文明活动，授予一些经济主体诸如“双文明单位”、“消费者满意单位”的称号。通过实施这些舆论，使经济主体意识到荣获这些荣誉称号对于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开拓市场具有重大意义。因此，积极参加政府开展的精神文明活动。经济主体参与这一活动的过程就是贯彻执行舆论的过程，也就是舆论发生效力的过程。

（三）市场交换是实施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方式。如前所述，利益是经济主体是否接受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前提，而通过什么方式把政府宏观调控行为和经济主体之间连接起来，也就是说以什么为中介把政府宏观调控行为所含的利益被经济主体吸收进而实现其效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中介只能是市场交换。政府用宏观调控行为所含的利益与经济主体的服从相交换，进而达到交换双方的目的，即政府由于付出一定利益而换取了经济主体的服从，使宏观调控行为发生效力；经济主体则因服从宏观调控行为而换取了利益，达到了作为一个经济人的目的。由此可见，即便是强制，如果不把其实现效力的方式建立在与经济主体进行交换的基础上，那么这种强制的效力，在一定程度就会因经济主体无利可图而消极服从、弱化或化为乌有。如前所述，社会上大量存在的“有禁不止”现象就是政府强制失灵的突出表现。对于奖酬和舆论，其效力是否实现或效力的强弱则完全取决于它们所含利益与经济主体服从二者之间市场交换是否成功成交换效果的好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招商引资政策（奖酬），吸引了大量外资，促进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这是由奖酬所含利益与外商之间成功进行交换的结果。也是政府奖酬成功案例之一。而最近一段时期，有些政府部门开展的乱评比活动（舆论），各种荣誉称号多于牛毛，遭到了企业的抵制。其根本原因就是这些评比活动仅仅是为了某些部门谋取利益，导致这种舆论行为不含经济主体所需利益因素，无法与企业进行交换。这也是政府舆论失败的案例之一。

三、政府宏观调控关系的转变

所谓政府宏观调控关系是指政府与经济主体间内在的本质联系。这种关系一经形成便具有长期稳定性。宏观经济调控关系和宏观调控行为的关系是二者互为前提，宏观调控行为必然导致一定的宏观调控关系；稳定的宏观调控关系又产生相应的宏观调控行为。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采取行政命令等强制行为实现其经济职能；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则采取以奖酬和舆论为主，强制为辅来实现其经济职能。因此，政府宏观调控关系相应也发生了明显转变：即由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向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转变。这种宏观调控关系具有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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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

土地参与经济运行一直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威廉・配第曾形象地比喻“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概括了土地对于经济的基础作用。在现代社会，土地不仅是作为是“资源”、“场所”来发挥生产功能，更是作为一种“资产”、“财产”来发挥资本供给与社会经济稳定功能，原因在于任何形态的产业发展，其产品最终都要落到土地上来，这就决定了利用土地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我国提出将土地政策作为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新手段，其根据的理论包括以下三点：

（一）丁伯根法则和蒙代尔法则。许多经济学家都曾研究过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的关系问题。丁伯根认为，要实现N个政策目标，需要N个政策工具，并且要充分掌握每个政策工具对政策目标的具体影响数值。这就是所谓的丁伯根法则。蒙代尔认为，即使不存在掌握所有政策工具的决策机构，即使不了解每一个政策工具对政策目标影响的具体数值，但只要了解政策工具对政策目标的相对效应，把每一种政策工具都用于其影响力最大的政策目标，同样可以用N个政策工具实现N个政策目标。这就是所谓的蒙代尔法则。由此可见，无论是丁伯根法则还是蒙代尔法则，都需要有足够的政策工具去实现相应数量的政策目标。

（二）生产要素理论。经典西方经济学理论将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视为生产四要素，并将一个生产函数抽象为：

Y＝F（W，C，L，E）

其中，Y表示企业的产出，W表示投入的劳动，C表示投入的资本，L表示生产所需的土地，E表示企业家才能。任何一个企业或者厂商进行生产，必须具备相应土地资源这一生产要素。由多个微观企业集成的宏观经济亦如此。

（三）地租理论。土地政策的基础理论之一是地租理论，而地租理论的核心就是地租如何分配，如何通过这种分配来保证平均利润率规律对经济生活产生作用。现在某些开发上在开发土地中牟取暴利，其根本的道理就是他们在地租分配的过程中获得了大大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利润。因此我们要研究的是，采用什么样的有效手段来合理调节地租分配。

二、发达国家和地区土地政策调控宏观经济模式

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在国外已实践多年，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归纳起来，共有三种模式：一是美国的土地利用调控；二是日本的房地产市场调控；三是香港的土地供应计划。借鉴以上国家和地区的土地宏观调控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我国充分发挥土地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一）欧美国家的土地利用规划调控。美国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每一个州自行制定自己的土地规划。美国的土地利用规划分为两个层次，即州土地利用规划和地方土地利用规划。州政府通过规划制定政策目标，要求所属下级政府贯彻实施。地方在制定土地利用规划时，必须将州政府所要求的管制策略考虑进去，否则，它将会被州级法院宣布为无效，也会失去州政府的财政援助。

总结美国土地利用规划的实践，虽然国情存在着差异，但也有一些成功经验值得我国借鉴。第一，其土地利用规划都有一套完整的土地利用规划体系，规划方案制订和修改都有着十分严格的程序并经过详细的论证，制定的规划不仅科学而且实用性强，规划真正起到了指导和控制土地合理利用的目的。第二，其土地利用规划都有完善的法律保障，美国虽然没有全国性的规划法，但是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完善的法规，美国土地利用规划的实施主要通过立法，这就为土地政策参加宏观调控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日本土地价格政策调控宏观经济运行得失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恢复经济建设，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直线上升。与此同时，日本地价也经历了3次上涨，并在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出现泡沫。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地价开始下跌。

地价暴涨暴跌隐含深层次原因，土地投机是泡沫经济的元凶。在当时市场上流动资金过剩的情况下，土地投机必然引起地价上涨，而地价上涨又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连锁反应的结果，使投机无限扩大，产生恶性循环。为了抑制地价暴涨，政府采取了金融紧缩和土地税制政策，但这项银根紧缩措施直接导致了1991年夏季开始的泡沫崩溃，使日本经济处于长期不景气的状态。

为控制地价，日本出台了两种政策：泡沫经济崩溃前实施抑制地价政策，之后实施促进土地有效利用政策。从总体上来说，日本所制定的稳定地价的政策是很有成效的，但由于这些政策不是在泡沫经济的前期而是在后期制定的，日本经济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三）香港政府土地供应计划调控模式。香港全域面积1101平方公里，其中可供开发的土地仅占总面积的20%。香港政府采取的土地调控模式是以土地供应计划为核心的调控模式，它保证了足够的土地和基础设施供应，这不仅使香港保持亚太地区经贸金融中心和国际城市的地位，为居民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居住、工作环境，而且为政府提供了客观的财政收入，使香港可以保持低税收政策。

此外，香港政府于1980年成立了土地供应委员会（LDSC），负责确定批地事宜，并由香港地政总署负责土地出让计划的具体指定工作。地政总署每年11月份草拟批地计划书，说明下一年度市场需要多少土地供商业、居住和工业等用途的发展。在确定土地确定需要数量时，一般要针对各类用地的特点进行具体的定量、定性分析。

三、启示及建议

（一）国际经验对我国土地政策参与政府宏观调控的启示

1、完善土地法规，保证政府在土地市场机制作用下发挥间接调控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土地资源配置应主要根据市场取向来实现，国家不再直接干预用地者的生产经营活动，而是通过对市场的各种经济参数的调节，向土地市场输入能够影响城市地价的各种经济变量，由这些经济变量去影响用地者的价格行为，从而使地价的运行遵循国家的宏观调控取向，以保证土地资源合理、高效果目标的实现。

2、进一步完善土地市场，市场自发形成的价格成为政府调控土地资源的核心机制。国外土地市场的运行情况表明，市场机制高度发达的土地市场，都是通过一系列完善的市场运行规则和法律措施来实现和予以保障的。交易双方按照市场规则进行交易，市场机制在这些规则、法律的保障下发挥其资源配置的作用。市场机制作用的基本条件就是有一系列规范市场运作的保障，包括市场进入的条件、规则、交易行为的约束、交易信息和结果的公布。

3、运用税收分配机制解决土地资源运营中的收益问题。土地税收不仅具有收益分配职能（调节土地级差收益、组织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通过土地税的征管，有利于保护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鼓励土地合理流转。

4、成立土地政策委员会，制定科学的土地供应计划，并保证其实施。我国当前的机构管理体制存在明显的不足，需要成立更高级别的机构来协调部门利益、制定土地供应计划。例如，可以在国务院成立土地政策委员会，由主管国土资源的副总理任主任，由国土资源部门、发展改革部门、财政税收部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任委员。这一组织对于土地政策作用的发挥应该能起到更大的作用。

（二）完善土地政策，健全我国宏观调控手段对策建议

1、加强土地基础制度建设。要维护好土地市场秩序，首先应改革、完善现行土地管理体制，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改革政绩考评体系，合理配置土地规划权、计划权和收益权，把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真正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做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

2、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定位要准。在宏观调控中，既不能片面夸大土地政策的作用而随意加大调控力度，也不能忽视其应有的作用而消极作为。宏观调控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建立土地政策与产业政策、货币政策、财税政策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调控机制，计划、金融、财税、土地供应等手段并用，多部门联合，形成合力，宏观调控才能真正做好。

3、土地政策与其他宏观政策的协调配合。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宏观调控的要求，坚持依法行政的原则，要逐步建立起国土资源调控政策与产业政策、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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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双轨制；宏观调控；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一、中国双轨制宏观调控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的、稳定的30年高速增长。但是，由于历史遗留的旧问题和现阶段发展所遇到的新问题，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均衡因素。

一是中国的潮涌现象与产能过剩。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企业很容易对下一个有前景的产业产生共识，投资上容易出现“潮涌现象”。基于企业投资建厂时信息不完全，尤其是“行业内企业总数目不确定”这一基本因素，投资者的个人理性选择一定程度上导致集体的非理性结果，而这一结果便是产能过剩，因而资源配置的中长期效率并不高。

二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到现阶段为止，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这样一种格局：东部沿海地区明显快于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明显落后于中部地区。中国经济发展区域差距较为明显，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依旧。

三是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基于我国特殊户籍制度，过去，中国70%左右人口是农民。到目前为止，伴随城市化进程，中国农村人口已经转移出去了33%左右，但还有35%～40%的人口仍留在农村，城乡二元结构及城乡差距仍然存在。

四是中国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目前，中国收入分配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穷人和富人所占的人口比例较大，而中等收入所占人口比例较小，而且这种差距还在扩大。

基于这样的背景，中国始终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政策，即在市场手段之外加上行政手段，总量调控之外加上结构性调控这样一种双轨并行的宏观调控政策。

二、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实践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自发生至今已有两年有余，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相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却体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优势”。主流经济学派开始进行反思，认为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双轨制宏观调控政策，忽然具有了某种合理性与可借鉴的价值。其实为主流经济学所青睐的所谓明智选择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双轨制宏观调控，也不过是中国特定发展阶段的无奈之举。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市场相对还不发达、不完善，经济结构急剧变动，这就使得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不同于主流经济学所倡导的宏观调控政策，因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双轨制宏观调控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合理性，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恰好验证了这点。总体而言，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可以概括为：

1、强调扩大内需，加快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结构调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从生产角度来看，经济增长从依赖第二产业逐渐调整到一二三产业全面发展，更加注重发挥第三产业即现代服务业的作用；从需求角度来看，逐步从依靠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最重要的是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从经济增长方式上来看，把经济增长从依赖物质资源投入调整到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

2、加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施中部振兴、西部开发战略。随着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加速推进，我国目前已初步形成东部发展、西部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的四大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新格局。

东部重点区域经济的崛起，对相关区域和全国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举足轻重。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以及以渤海沿岸和黄海部分沿岸地区为主体的环渤海经济区，以其强劲的带动能量，将经济发展的大潮由南向北推移、由东向西拓展。

作为承东启西的节点区域，包括山西、河南、安徽等中部地区，人口和经济总量占全国的20%以上，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又是国家综合运输网络的中心区域和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占有重要地位。

加强东西南北各区域的协调合作，已在我国区域合作机制创新中形成新的突破。中部地区围绕国家中部崛起的战略，正在着力解决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矛盾，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形成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以此来推动经济快速发展。

3、积极推进城市化进程，改善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现阶段已进入到高速城市化的起飞线上。城市化是指人口和产业活动在空间上聚集、乡村地区逐步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农村人口转化为非农村人口，人口向城市集聚，农村地区转化为城市地区，城市数量增加的过程。首先，城市化促使大量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其次，城市化可以带动农村发展，改善地区产业结构；再次，城市化还可以推进科技进步，提高区域整体发展水平；最后，城市化更有利于城市交流，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改善城乡二元结构。

4、努力探寻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现收入合理分配。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必经之路，也是改革的重点。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中国始终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公平机会，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三、现阶段中国宏观调控的建议

在过去30年，特别是在此次危机中，中国特色的双轨制宏观调控所体现出来的某些特有的“优势”，或许是现阶段中国所需要克服和解决的问题。基于中国现阶段面临着体制转轨、结构调整的需要，后危机时代中国究竟该执行怎样的宏观调控政策，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实现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供给管理是通过对总供给的调节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其中包括对劳动力、工资、价格、产量增长等管理与调节。所谓“供给管理”，与经济学中的“需求管理”是一对概念，后者强调的是需求角度实施扩张或收缩的宏观调控，而前者强调的是基于供给视角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宏观调控。对于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突出的中国来说，传统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适合中国，需求管理在总量扩张上或许能起到较好的作用，但对于结构转型和结构优化所起作用甚微。中国要实现未来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宏观政策的导向要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消除束缚经济增长的各种屏障，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提高经济效率。因此，中国政府未来的宏观调控主基调应该是突出供给管理：

（1）打破垄断，增加有效供给。当前经济中，一方面存在大量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又存在供给短缺。只有打破垄断，加强竞争，才能便于有效供给增加。

（2）优化投资结构。良好的投资结构，一方面可以改善产业结构；另一方面还有利于需求结构的调整。

（3）加强财税体制改革。可以看到，大量的地方政府过于依赖土地出让，过于依赖来自于各个部委的项目财政，而这些项目又没有对应的配套资金，带来行政效率的低下。因此，财税改革最需要重审中央与地方税收分成机制，积极推进公共财政“资产负债表”改革。

2、加快结构调整步伐。中国宏观调控始终面临着这样的两难问题：究竟是为了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而牺牲结构调整和结构优化的目标，还是为了未来经济增长的平稳有序、协调可持续而宁愿容忍当前较低的经济增速，面对两难所作的抉择，将决定未来宏观调控的方向。因此，中国迫切需要进行经济体制转型，以实现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中，政府不仅要强调优化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与要素投入结构这三块内容，更重要的是要加强收入分配结构、体制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总之，结构调整将是未来中国宏观调控的一条主线。

3、合理的城市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较快，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08年的44.94%，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基本实现了宏观调控重心从工业化向城市化、城镇化转变，而且城市化进程还在进一步加速。

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对改变整个经济结构、创造市场、提高生产力、促进基础设施建设起到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必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思考：（1）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他们的就业问题能否有保障；（2）所谓的“农民工”等外来人口，他们承担着和当地人一样的纳税义务，他们能否享受到与当地人平等的城市居民待遇；（3）外来人口子女的教育，能否得到妥当安排；（4）面对昂贵的住房价格，外来人口的住房需求能否得到保障等。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城市化进程不易过快，而是要把城市化进程调控在合理的进程中。

4、推进市场化改革。秦晓认为，政府过多的干预市场，必然会破坏价格机制，破坏资源配置，也容易造成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因此，中国迫切需要推进市场化改革，以确保中国经济健康、良性、有序地发展。首先，要推进市场化改革，就务必要确保市场运行的前提，即确保公民的私有财产的权利；其次，要推进市场化改革，就要充分发挥市场的自主作用，让社会资源按经济规律进行配置，培育并鼓励企业成为投资和经营的真正主体，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打破垄断，加强竞争，扩大就业，促进中国经济良性发展；最后，要推进市场化改革。在税收方面，要有合理的财政预算，确保财政支出的透明化，让纳税人了解税收支出的去向以及创造了什么样的价值。因此，推进公共财政“资产负债表”改革尤为必要。

面临国际日益复杂多变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国在寻求经济可持续性增长过程中，能否再次精准地提出具有高瞻远瞩的宏观调整政策，这是对中国政府提出的严峻考验。可见，中国的宏观调控之路任重道远。

（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宏观调控.经济研究，2010.11.

[2]樊纲.中国经济需要下一个30年高增长―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与展望.新华文摘，2009.

篇6

 

尽管成书较早，但是对当前阶段的经济法理论体系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将针对著作的本体论重构部分进行分析，以求抛砖引玉。

 

《经济法理论的重构》(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版)一书，是张守文老师针对中国成功入世后，崭新的国际形势国内环境使得相关的经济法理论及实践都发生巨大转变的情况，对原有的经济法理论进行的重构。

 

本书在重构经济法的理论时“立基于传统，并从中汲取营养”(第3页)，同时也“扬弃传统，并实现自我超越”(第3页)，因此尽管本书成文较早，但对当前阶段的经济法理论体系建设有重大的意义。

 

在本体论的论述中作者提出了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二元结构”，它蕴含和贯穿多个层级，并且通过“二元结构”的基本理论让我们看到了经济法理论系统的内在联系，看到各类经济法主体的政策或对策及其利益追求对其具体行为的影响。

 

一、“属+种差”的经济法概念界定

 

目前“属+种差”的方式提炼经济法的概念比较合适，“‘属’是指经济法也是‘一类法律规范的总称’;而‘种差’，则是只经济法所调整的‘特定社会关系’或称‘特定经济关系’，他是经济法的特定调整对象和调整范围”(第200页)。而目前对于经济法的不同概念都是基于对调整对象和调整范围的不同认识。

 

本书在定义经济法的概念时，着重讨论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理论。其以“公私二元结构”和“知行二元结构”等基本假设为基础，为经济法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

 

作者运用双手并用假设、两个失灵假设等反应现实问题的假设，对经济法的具体调整范围进行分析。通过“社会关系说”的界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通过“行为说”的界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宏观调控行为和市场规制行为。

 

比较这两种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实际上是“宏观与微观相并存，间接与直接想共生”的“二元结构”。在经过对调整对象的进一步细化，我们可以从“社会关系说”的角度得到“经济法是调整在现代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第212页);从“行为说”的角度的到“经济法是规范经济调制行为和市场对策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第213页)。但是不管是哪种形式的定义，都是以调整对象的“二分法”为基础的。

 

在我们按照作者的思路定义经济法的同时，我们可以发现作者架构了一个分析框架，根据这个分析框架，可以分解出多个理论和与之相对的不同层次的“二元结构”，其中不仅仅包含“调整对象上的二元结构，还包括经济法的体系、主体、行为、权益、责任等方面的二元结构”(第216-217页)。

 

二、经济性与规制性的基本特征

 

经济法的特征，是经济法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的特有征象，也是表征经济法本质特点的概括性标志。经济法的特征是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相区别的依据，根据书中形成的二元结构的框架，经济法的特征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概念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在二元结构的统领下，经济法的经济性和规制性特点与经济法调整对象中的两种社会关系(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两种调整手段(宏观调控手段和市场规制手段)都直接相联系、相对应。这也体现了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之间的内在一致性。

 

尽管这两大特征在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中都有各自的表现形式，但是两者相互之间也有密切的内在联系。经济性和规制性都内含于经济法制度之中，在经济法的规范之下，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经济活动有效运转，最大的体现其经济性;同时，通过法律等形式公布的经济法从内容到形式也体现了其规执性。因此，两者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也体现了经济法的宗旨和调整手段的密切联系。

 

三、“二元结构”的经济法体系

 

经济法的体系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比调整对象更加形象具体的体现着经济法的理论的相关问题。作者在论述中注重用“二元结构”理论解析经济法体系，同时也“一分为二”的解决相关新问题。

 

由于经济法体系与调整对象密切相关，作者将经济法体系对应的分解成了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两大部分，由此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二元结构”，与调整对象的“二元结构”相对应。并根据两个调整对象所包含的内容，经济法体系之下的“二元结构”还各有一些相应的第二层级的亚部门法(第266页)。在亚部门法之下还有若干小的部门法。

 

上述的结构是在“二元结构”指导之下的最基本的经济法体系结构。经济法是一个新兴的部门法，它还在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断产生新的部门法律和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作者适用了在“二元结构”指导下的“一分为二”的解决方法，也就是在考虑新产生的问题的时候要从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两个方面考量。

 

作者在这里提出了二元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存在内在关联。[1]所谓“一分为二”思考方法，是将新兴部门法分别置于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之下，看产生的法律有哪些部分与之相符合。在经济法的领域下现有的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有走向融合的趋势。

 

四、总结

 

本书吸收了杨紫烜老师“国家协调论”相关理论，在国家协调的基础之上考虑市场规制，“二元结构”思想贯穿其经济法理论重构的始终，使调整对象、调整手段、法律主体、调整领域等都系统的关联在了一起，并且探究到了相互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作者提出的“二分法”理论，是目前经济法学界的主流思想，但在这基础上作者对其进行了发展和改进，提出“二元结构”的理论思想。虽然本文仅仅分析了作者在本体论的重构，但是作者也将“二元结构”贯穿始终。

 

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单单将经济法的体系划分为二元是不够的。在当前社会环境下，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等单纯追求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日益凸显，人民亟需用法律将环境保护、资源节约进行规范。

 

而这些领域，并不能简单的用调整对象的属性确定其公私法属性，这些法律调整的不是简单的在宏观领域之下或者市场规制之下，在某种程度上“二元结构”的观点不能满足经济法现在的发展趋势，经济法的结构构思要更有层次性，更立体的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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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调控；海南经济；周期波动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1)03－0024－06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03.05

海南建省办特区仅20多年的历史，在此期间海南却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革。从一个比较封闭的海岛发展成为全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海南经济发展体现出较多的特殊性。历次宏观调控成为直接影响海南经济的外部环境因素，而海南经济基础与经济结构则是影响海南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原因。

一、建省以来海南经济的运行特征

（一）海南经济整体走势与全国经济同周期

建省以来，海南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明显，经济发展经历了从高峰到低谷，再从平稳恢复到较快增长的经济运行轨迹。与全国经济运行周期相比，海南经济经历了建省初期泡沫快速累积与破灭的特殊阶段，但海南经济的发展终归离不开全国大的宏观经济环境。如图1所示，除了中间一段时间经济增长相对平稳以外，海南和全国的经济增长几乎同时经历了两个大的经济周期：经济同步从收缩走向扩张，再从扩张步入下一个经济收缩的循环。总体来看，海南经济与全国经济具有显著的同周期性。

（二）消费增速与全国趋同，投资增速“两头高中间低”

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消费是拉动海南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消费方面，海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表现出了与全国高度的一致和趋同。从图2可看出，自有统计记录以来，海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基本与全国水平相当，未出现明显的背离，海南的消费增速与全国保持了较好的同步性和一致性。投资方面，从图3中可看出，建省以来海南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经历了一个“高―低―高”的增长过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呈现出了明显的“两头高中间低”的形态。

（三）三次产业的增长呈“两高一低”态势

分产业来看，海南三次产业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速较高，第一产业的增速相对较低，三次产业增长呈现出明显的“两高一低”态势。如图4所示，从波动程度来看，在构成海南经济总量的三大产业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速波动较大，波动幅度分别达到了55.8和75个百分点，而第一产业增长相对平稳，波动幅度不足10个百分点。从增长速度来看，建省以来第二、三产业的平均增速分别为14.6%和13.5%，明显高于第一产业8.4%的平均增速。

从三次产业对经济的贡献来看，建省之初，第一产业在经济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1991年以前GDP中第一产业占比一直维持在40%以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到1992年三产业在海南经济中的占比超过了50%，并且在随后的年份中一直保持在40%以上；近年来在“大企业进驻、大项目带动”的指导思想下，海南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第二产业在经济的中的比重从上世纪90年代末的20%稳步提升至2008年时创记录的29.04%的，但该比重长期未突破30%。目前海南三次产业结构特点表现为：第一产业比重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二产业比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三产业比重与全国平均水平接近，海南产业结构还有较大优化空间。

二、宏观调控对海南经济的效应分析

自建省以来，海南经历了多次重要的宏观调控。尽管由于各次宏观调控出台的背景和调控的重点有所不同，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海南经济历次宏观调控效应有所差异，但整体而言宏观政策环境的变化对海南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当经济处于起步阶段时，经济总量小和基础薄弱的特点使海南易受外部环境干扰

海南建省之初便遇到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力度较大的一次宏观调控。1989年，针对我国经济运行长期积累的不平衡，十三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将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作为当时的工作重点。由于当时全国经济失控的范围广、影响大，因而宏观调控也体现出一刀切、力度大的特点，基本采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进行“急刹车”。海南经济发展刚刚起步，经济基础还不稳固，在这种大的宏观经济环境下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直接冲击，经济增长速度从建省第一年的9.7%快速下降至1989年的5.7%，经济稳定增长的势头受到影响。

（二）宏观调控冲击下经济大起大落，地方经济金融机制长期难以恢复

地方经济的脆弱性决定其应对外部冲击能力较弱，上世纪90年代海南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灭便是典型证明。1993年中央开始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和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对海南经济金融运行影响十分深远。宏观调控后海南全省遗留的“烂尾楼”总面积达1631万平方米，当时海南房地产积压量占到全国的十分之一。经济大起大落致使全省经济金融运行机制被严重破坏，之后海南经济发展一直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衰退和缓慢恢复阶段。区域金融发展一度停滞，近十年时间里无一家股份制银行进驻海南，岛外资金撤离加剧导致融资功能严重萎缩，海南信用环境在很长时间都未能得以恢复[1]。

（三）区域经济的“小气候”与国家宏观调控的“大气候”相叠加时，海南经济波动性明显

作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一度以优惠的投资政策和较好的投资收益成为全国投资热点地区，海南经济一度超常规增长，1992年全省GDP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7个百分点。1993年中央开始宏观调控后，海南经济快速下滑，1992―1995年4年间年均下降9.5个百分点。海南国际旅游岛发展战略颁布后，海南经济发展再度提速和升温。2010年第1个季度，海南经济增速同比增长25.1%，高出全国平均增速13个百分点。在国家连续出台两轮针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举措后，海南经济增速持续回落，上半年GDP增速比一季度回落5.7个百分点，前3季度GDP增速比一季度回落7.5个百分点。

三、海南经济易受宏观调控影响的结构性原因

（一）经济增长过分倚重投资拉动的格局有待改变

自1988以来，海南的资本形成率一直高于全国水平，年均高出全国水平近13个百分点，个别年份海南的资本形成率甚至达到了67.7%，高出全国水平30多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对投资需求的过分依赖程度可见一斑。作为海南经济内生增长最主要动力的社会消费却一直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明显的不足。自建省以来海南的最终消费率始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最终消费率年均较全国低近10个百分点，社会总体消费能力与全国相比有不小差距，消费对经济的拉动能力不足。同时，作为一个典型的海岛型经济体，进出口在海南经济中的地位又一直微不足道，对经济的贡献十分有限。

在驱动海南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中，消费和进出口两大“引擎”动力不足，唯一的给力的“引擎”是投资，而投资又是最容易受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影响的，这就决定了在海南在目前过分倚重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受全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必然会较大。海南经济增速与投资增长存在强烈“共振”的特征在图6中得到了直观的反应，海南投资增速较快的年份往往是经济增长较快的年份，而一旦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投资增速放缓，海南经济增长就动力不足，经济增长的步伐也相应放缓。

（二）经济增长受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等周期性行业影响较大

按照产业经济理论，如果某一个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超过5%就可以认为该产业已经成长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根据这一判断标准，一直以来建筑业和房地产业都是海南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柱产业。统计数据显示，海南建筑业对经济的贡献度就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是支持海南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产业。1988年以来海南建筑业在GDP中的平均比重为7.6%，同期全国的建筑业在GDP中的比重约为5.6%，海南建筑业对经济的贡献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图7是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增速情况，从中可看出海南房地产开发投资一直大幅领先于全国水平，房地产行业是带动海南投资乃至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力量。虽然受上一轮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影响，房地产业在海南GDP中的占比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低于全国水平，但是自2007年以来房地产对海南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已连续3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至2009年房地产业在全省GDP中的占比已达7.36%。综合来看，自1988年以来海南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在海南GDP中的共同占比平均约为12%，同期全国这两个产业在GDP中的平均占比只有9.8%（见图8），可见海南的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是拉动海南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支柱产业。

然而，根据一般的周期性行业划分标准，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受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影响明显，属于典型的周期性产业（见表2）。典型的周期性行业在宏观调控中往往都会受到首当其冲的冲击，表现出较强的周期性。在建筑和房地产两大周期性产业对海南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12%，2009年建筑和房地产业对海南经济的贡献率高达16%的情况下，建筑和房地产产业对经济的影响较大，经济增长就难免会受到宏观调控“指挥棒”的显著影响[2]。如图9所示，海南房地产开发总投资增速与海南GDP增长之间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海南经济与房地产开发投资之间存在明显的“共生共荣”关系。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宏观政策宽松，海南房地产投资开发增速快时，房地产热拉动了海南经济的快速增长；到90年代中期，国家宏观政策紧缩，海南房地产投资开发增速出现“急刹车”时，海南经济的增长速度也随之急转而下；近年来在走出房地产泡沫破灭的阴霾后，房地产投资的较快增长又重新拉动了海南经济的较快增长。

（三）工业基础仍不稳固，工业增长波动过大

海南省工业基础不稳固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工业企业经营能力较差。盈利企业的盈利能力不足。1999年以前海南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盈利能力差的问题十分突出，企业的资本收益率长期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特别是1996年的海南国有及规模以上企业的资本收益率甚至一度超过了-3%。虽然在1998年推行国企改革后海南企业的盈利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从2000至2008年的绝大多数年份中，海南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本收益仍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见图10）。

二是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结构不合理，影响其可持续性。一方面，工业企业利润增长仍主要由上游资源型部门和中下游行业具有较高定价能力的部门的高额利润拉动。这种粗放式增长不仅难以维持，而且收益于价格上涨的增长基础也不稳固，一旦经济减速，企业利润将在外部需求减弱背景下大幅压缩。另一方面，逐渐拉大的生产价格“剪刀差”制约了工业企业利润的提高。自2005年以来，海南上游行业价格涨幅一直高于下游行业，这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下游企业盈利空间，对工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较强的约束。特别是2009年在海南工业经济逐步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之后，上下游产业间的生产价格“剪刀差”在快速拉大，严重挤压了海南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空间。如图11所示，自2009年中以来海南省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之间的“剪刀差”在不断增加，至2010年5、6月，海南省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比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分别高出了11.4和12.7个百分点，为10多年来的历史新高。

三是工业结构中优势产业相对单一，对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医药制造业的依赖过大。海南是一个典型的海岛型经济体，工业的产业种类并不齐全，工业结构中的优势产业也相对较少，目前推动海南工业发展主要是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医药制造业。从表3中可看出，2006年来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医药制造业的产值在海南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占到了32.15%，而在2007年一些大的石化项目在洋浦开发区投产后，这三个产业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进一步上升，2008和2009年分别达到了46.2%和46.7%，几乎占到了整个海南工业的半壁江山。海南工业结构单一，工业增长主要依赖少数几个产业的发展，一旦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石油化工等几个主要产业带来冲击就容易导致整个海南工业的剧烈波动。

海南工业基础的不稳固直接导致了工业增长缺乏持续性和连贯性。从图12可看出，海南工业增加值增速上下跳跃的特征十分明显，增速的最大值为45%，最小值为-5.4%，波动幅度高达近50个百分点，波动程度远比全国剧烈。工业是海南省近年来重点发展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已经占到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对海南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拉动作用。海南原本就工业基础薄弱，一旦遇到宏观调控的叠加效应，海南工业增长的波动幅度会被进一步放大，工业的波动也最终会在经济增速的涨落上得到反映。

四、对新一轮宏观调控背景下海南经济发展的启示与建议

从海南经济的发展历程和历次宏观调控对其影响来看，总结出以下几点经验：一是经济总量小的地区在自身经济基础不牢固和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下，容易受到区域发展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的双重影响，进而引起经济的较大波动；二是经济的大起通常伴随着大落的过程，经济金融机制在这种波动中受到破坏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三是短期超常规增长并不能夯实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础，任何脱离内在价值的价格泡沫都将破灭，过度依托房地产业发展来推动经济增长，极易导致风险不断的积累。

因此，当前随着国际旅游岛建设的不断深入推进，海南地方经济发展需要更为持续稳健的增长策略，在经济金融规模高速扩张的同时，重点解决一些结构性矛盾，增强海南经济发展的内生机制，并以此增强地方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一是要加快优化产业结构。围绕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的战略目标，切实建立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并体现海南优势和可持续发展特点。大力发挥海南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后发优势，积极推动海南工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重点扶持包括现代交通、现代物流、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以及海洋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海南产业全面升级[3]。

二是要注重优化投资结构。在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在推进以十大工程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要制定切实有效的实施意见，把扩大投资和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促进城镇化有机结合起来。地方投资要进一步防止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避免经济增长的空心化和由此产生的经济泡沫。强化地方房地产业的长期发展规划，防止项目一哄而上，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健康持续发展，当前特别要加强市县房地产发展的规划[4]。

三是要进一步扩大消费，促进投资与消费良性互动。海南应结合我国“十二五”规划政策重点，出台更为持续稳健的增长政策。在逐步淡化GDP增长单一目标的宏观背景下，紧密结合海南国际旅游岛发展战略，利用政策优势大力改善海南消费环境，加强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形成扩大投资和促进消费良性互动、平衡发展格局。

参考文献：

[1]罗海平，钟坚.海南经济特区20年的审视与展望[J].经济前沿，2008（9）.

篇8

1 经济法主体的概念、性质和特征

研究经济法主体的首要目标是在对现实中各种经济法主体类型进行概括的基础上，给出经济法主体一个明确的定义，以确定受经济法规制的主体范围。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在分析此问题时，习惯性地把经济法主体混同于经济法律关系主体，或者走向反面，夸大二者的区别，而忽视了经济法主体的特殊性质。[2]目前国内学术界给经济法主体下定义时也就相应存在着两种不良的倾向：①过于强调国家在经济法律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有意识地缩小了经济法主体的范围，与实践中政府部门在经济利益驱使下，借国家之名干预经济的非正常现象“不谋而合”；②认为参加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并不一定由经济法本身设立，依据行政法或者民商法的思维模式，推导出任何具有独立人格的法律主体都可能成为经济法主体，这实际上是泛化了经济法主体的概念。这两种倾向未能正确把握经济法主体的本质属性和外部特征，为我们正确认识经济法主体设置了极大的障碍，并且也不自觉地降低了经济法主体的实践价值。对这两种倾向进行理论上的抽象总结，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相对完备的经济法主体概念：经济法主体就是根据法律确定的社会责任而赋予不同资格的、代表不同利益倾向的权力享有者和义务承担者。

长期以来，学界对经济法主体的本质特征的认识不够，使现有的对经济法主体的类型化并不是建立在对经济法主体的固有本质的基础之上。相对于其它部门法(如民法和行政法)主体而言，经济法主体具有不同于它们的本质属性：①经济法主体具有经济利益性，即它应当是某种经济利益的明确代表，是该种经济利益的积极追求和维护者。不论是国家主体、还是组织主体、个人主体，法律对经济法主体经济行为的调控，更多地通过平衡协调的手段控制该类主体行为的经济成本和经济收益完成的。②经济法主体具有纵横统一性，这是由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应当是纵向因素和横向因素的统一所决定的。对某个具体的经济法主体而言，由于其所处的经济关系性质不同，可能与其他主体处于不同的相对地位。③经济法主体具有责任优先性，即它应当以社会责任作为自己的定位标准和行为准则，同时国家和社会也应当将社会责任作为评价其在法律关系中所处地位和所为法律行为的标准。[3]

2 经济法主体的分类

经济法主体可分为微观经济法主体和宏观经济法主体两类。

2.1 微观经济法主体是指在市场管理活动中产生的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在市场管理中往往涉及市场中的各个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和国家对市场的管理，这就需要区别平等的经济法主体和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具有管理和被管理关系的微观经济法主体和行政法律关系主体。首先，在市场的运行中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并不必然就是经济法主体或者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对经济活动参与者不加区分的一律归类为任何一种法律关系主体的做法都是片面的。我们认为，区分经济法主体和民事法主体的最主要的标准就是，参与经济活动所涉及的利益是否具有整体性、公共性。经济法区别于民法的另一个标志就是国家的主要职能在于防范市场的混乱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对混乱的修正，在微观经济法律关系中始终存在国家主体，而且国家主体加入经济法律关系的时间是提前介入，而民事法律关系中，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主体，国家并不以有别于其他主体的资格加入到民事法律关系中来，充其量也就是在民事关系被扭曲后作为裁判人加入到对恢复关系的关系中来，但这时的国家已经不是我们所讨论的意义上的国家了。

2.2 宏观经济法主体是指在宏观调控中产生的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就宏观经济法主体而言，则只需要区分宏观经济法主体和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就可以了。在经济法地位独立性的长期争论中，宏观调控这一国家行为的性质成为争论的焦点。不赞成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学者把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视同为行政行为，从而把参与宏观调控法律关系的各类主体等同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这种观点，显然混淆了经济法和行政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宏观经济法主体所参加的社会关系，是不同于行政法律关系的，国家对经济进行的宏观调控和国家的行政管理有显著区别，行政法虽然也可能涉及经济内容，但是，行政管理的基本价值取向完全有异宏观调控的价值取向。前者是国家为了维护社会、治安或政治秩序，保证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实现，而后者则是国家为了社会经济结构的正常运行，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行政管理法律关系的主体，通常是一对一的关系，不仅国家作为一方主体是比较固定的，而且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另一方行政相对人也是固定的，具体的主体只能够提起具体的权利请求，而不能由其他人就同一的权利义务提出主张；而宏观调控法律关系的主体，尽管国家也是作为主体的一方无可争议的参加到经济法律关系中来，但是经济法律关系的另外一方主体，却因为宏观调控涉及的利益的广泛性，从而导致经济法权利的享有主体的不确定性。这是宏观调控显著区别于行政管理的地方。可以说，宏观经济法主体和行政法关系主体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是否有国家始终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一方，而是在于主体在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的内容。[4]

3 具体层面上的经济法主体分析

3.1 宏观调控法中的经济法主体。在宏观调控法中政府主体在法律关系中占有恒定地位，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有调控主体与被调控主体之分，但二者关系也并非行政法意义上的简单隶属关系或管理关系。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一方虽然是政府，但是政府主体的调控行为是一种综合和间接手段，包含引导、规制、监督等方法，目的是保证社会经济总体的均衡协调增长。而对所谓的被调控主体，也不能作泛化的理解，造成被调控主体因为处于“被动”地位，而没有实践价值的假象。明确哪些主体能成为被调控主体，有助于我们理解政府主体的宏观调控权力的大小、界限，其取决于现实经济生活中主体的经济需要。[5]

3.2 市场规制法中的经济法主体。市场规制法主体可以分为管理主体、投资主体、经营主体、消费主体等。我们认为，首先市场规制法主体不应该包括劳动主体，因为劳动关系虽然也具有财产属性，却具有较强的人身关系和社会公益属性，应当主要由劳动法这样的社会法单独调整，而不应再把劳动者的完整概念纳入经济法范畴中。其次，不能笼统地把市场规制法主体关系划定为经济管理关系，主体的平衡和谐是市场规制法主体关系最为显著的特征。

3.3 “中间地带”法中的经济法主体。由于经济的持续发展，新的经济关系不断涌现，从而形成了一些既不能纯粹归于市场规制法又不能完全归于宏观调控法的经济法新法域，比如有关市场准入、经济监督的法律制度。这充分体现了经济法制内部相互协调、相互融合的本质，更集中体现了经济法现代性。[6]

综上所述，经济法在建立持续、快速、稳定、健康的市场经济秩序的目标下，构建经济法的理论体系是完全可行的，而且是必须的，而从主体制度的研究可以看出其他的相关的经济法基础理论的影子，对经济法主体的理论研究，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本文对经济法主体仅仅进行了粗浅的探讨，希望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参考文献

[1] 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的基本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197.

[3] 李昌麒.中国经济法治的反思和前瞻.法律出版社2001.59

[4] 美]萨缪尔逊，诺德豪斯.萧琛主译.经济学.(第17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139

[5] 王全兴.经济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409

[6] 美]博登海默.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421

[7] 邱本.论经济法主体.来源于中国民商法律网

篇9

你厅报送的《关于审核〈江苏省1999年度企业工资调控目标〉的请示》（苏劳〔1999〕36号）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根据199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总体安排及工资分配宏观调控的总体要求，并结合1999年宏观经济形势预测和你省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经综合平衡，对你省1999年工资指导线审核意见为：

1.1999年企业货币平均工资增长基准线为8％；

2.企业货币平均工资增长预警线为13％；

3.企业货币平均工资增长最低线为实际平均工资零增长或负增长，但企业支付给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上述工资指导线适用于企业在岗职工工资分配。

二、在工资指导线正式之后，根据你省今年工资调控目标，按照分类调控的原则，引导各类企业结合本企业生产经营和经济效益状况，合理安排职工工资增长。

篇10

关键词：房地产金融风险；现状；管理对策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9-0-01

一、房地产金融风险现状

1.房地产金融风险一：政策风险

政策风险也可以说成政府宏观调控对房地产的影响。一是，政府宏观调控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目前，我国房地产发展存在房价过高，楼市泡沫风险，因此，我国政府对房地产发展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房地产进行调控。这些调控措施都对房地产金融造成了风险，比如，近期房地产出现交易量下降现象，部分房地产企业由于流动资金不足，而引发资金链断裂现象。这些都是我国宏观调控的结果。二是，政府宏观调控对房地产上游的影响。部分房地产企业存在违规用地和买地现象，我国政府出台相关政策限制房地产企业买地和买地价格，会增加房地产金融风险。

2.房地产金融风险二：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一直是重投资轻消费，因此，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当中，致使房地产价格不能正确反映真实的供需矛盾，因此，广大人民群众不得不依靠金融市场。二是，我国目前房地产存在入住率不足现象。我国很多的房地产企业都存在，圈地后却无钱建设的尴尬局面，同时也存在，建筑完成后没有人居住的无奈，房地产企业资金无法及时实现资金回笼，而房地产企业有大量的银行贷款，因此，造成房地产破产危机。三是，目前，我国房地产面临外资和热钱涌入，这些国际热钱主要是为了短期持有，短期盈利的目的，加重了我国房地产面临的金融风险。

3.房地产金融风险三：诚信风险

诚信风险主要是由于我国信用体系不完善造成的，房地产信用风险集中体现在土地上面。一是，土地价格直接关系到政府的收入。因此，很多政府卖地为生，通过拍卖，竞价等方式，提高土地价格，进而催生一个个“地王”，同时在产生“地王”的背后，也隐藏着权钱交易。而银行贷款主要是看政府信誉和偿债能力，因此银行在土地贷款方面存在较大信用风险，二是，目前，我国土地价格逐渐攀升，但是受到我国调控政策的影响，我国土地的出让价格变动频繁，加大了市场风险，造成造成部分房地产企业商资金链断裂，进而造成房地产金融风险。

4.房地产金融风险四：实施风险

实施风险是指由于操作不当而造成的房地产金融风险。一是，我国银行处于国有制下，行政性质比较浓厚，缺乏现代企业气息。我国银行虽然已经进行了改制工作，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商业银行与政府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非常依赖中央银行。比如，近期，各大银行都发生了“钱荒”，银行第一反应不是如何通过市场盘活流动资金，而是希望央行可以下调储备金。这些现象都表明了我国商业银行过于依赖政府而忽视了市场的变化，因此，在房地产市场发生变化时，我国银行在对房地产发生方向等信息上无法进行有效掌握和分析，造成了实际操作中的风险。二是，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意识不强。我国商业银行虽然有风险处理措施，但是这些风险措施已经不适合目前的市场发展方向和要求。因此无法进行房地产金融风险管理。

二、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对策

1.扩宽房地产融资渠道

目前，我国房地产企业资金主要来源是银行贷款，但是，随着我国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目前，房地产风险逐步变大的背景下，房地产企业向银行贷款已经变的越来越难。因此，必须要扩宽房地产融资渠道。融资渠道的扩充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从金融市场上获取资金。二是，通过引进外国资金，但是存在热钱风险。因此，我国房地产在扩宽融资渠道时，必须做好房地产融资渠道安全防范风险措施。

2.加强银行内部资金控制

目前，着经济危机的发展，特别是我国经济发展放缓，房地产发展宏观调控背景下，我国银行不良资产数量有所增加，呆账坏账增多。针对，我国房地产发展状况，我国银行有必要通过内部资金控制，做好房地产金融风险防范措施。一是，我国银行要及时跟进房地产发展调查工作，对房地产发展进行评估，加强银行内部与房地产相关的信贷监控，提高房地产风险控制能力。二是，我国银行要严格信贷人员队伍建设。目前，我国银行内部存在“人情贷”，“关系贷”现象，因此银行要严格信贷队伍建设，提高信贷人员的素质，有效规避房地产金融风险。

3.立房地产信用评价体系

建立房地产信用评价体系在当前房地产金融风险加大的背景下是十分必要的，因此特别要做好以下几点工作：一是，我国银行和金融机构要积极完善规范放贷流程，实现信贷担保机制。通过完善担保机制，可以有效减少违约现象，提高银行应对房地产金融风险波动，而且还有利于减少由于房贷过程不规范带来的不良账目。二是，我国银行要严格遵照国家相关的宏观调控增产，区别信贷政策，做好房地产信贷客户的信用评级工作，降低违约风险。三是，房地产信用评价体系的建立对于严格贷款流程，规范银行工作人员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房地产信用评价体系的建立后，企业的信用等级可以在银行内部随时调用，这样银行即可通过对房地产信用等级分析，做出是否借贷的决定，同时也避免了部分银行出现的“权钱交易行为”，规范了银行工作人员行为。

4.加强政府在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宏观调控

加强政府在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宏观调控要从以下几个方向努力。一是，我国政府要做好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机制。目前，我国政府房地产工作任务是如何有效降低房价的同时避免房地产泡沫发生。政府可以通过利用政府管理的优势，对全国各个房地产企业情况进行数学统计，通过分析统计数据，研究和部署房地产金融风险调控工作。二是，针对部分房地产企业占土地确并不施工的现象，我国政府可以采用财政手段督促房地产企业开发土地，防止土地资源的浪费。三是，我国政府已经在部分地区试行房产税。房产税制度目前在国外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方面已经渠道非常好的效果，而且制度研究和操作技术已经比较成熟。针对我国具体国情，政府要做好房地税试行工作，进而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房产税制度和操作流程，以实现以点带面，做好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工作。

5.健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制度

我国是法制国家，一切的行为都要遵循有法可依原则。针对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加大的现状，我国政府要认真做好相关的法律工作。一是，要敢于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重要发展时期，在处理很多问题上尚缺乏很多经验，因此要敢于借鉴国际先进经验。面对房地产金融风险加大的现状，我国政府要拿出足够的政治智慧和勇气，通过立法实现房地产发展的良性化。二是，要总结我国房地产发展实际。我国房地产发展与国外发展情况和背景不同，我国的房地产发展面临的金融风险更多更复杂，因此要总结我国房地产发展实际，认真做好我国房地产开发工作和防范金融风险工作。

三、总结语

防范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必须坚持市场调节为主，国家宏观调控为辅，做好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加快我国信用评级建设和房地产金融市场建设，最大限度的降低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1]曹建元.房地产金融[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王漪.房地产市场金融风险问题分析[J].现代经济信息，2010，8.

[3]雷鸣.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及其防范研究[J].企业导报，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