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的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口流动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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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流动人口 就业 历史演变格局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老一代流动人口就业历史演变（1949年～1996年）

农民工流动受严格限制的阶段（1949年～1977年）。在改革以前，我国农民的流动受到严格的限制，只是在城市到农村招工时才会产生劳动力流动。城市中多次进行“清退”工作，将非计划流动的农民遣返回乡。这段时期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呈现出行政性转移的总体特征。经济与政策的大起大落违背了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客观规律，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劳动力转移的积极性，不利于经济发展。

农民工流动过渡时期（1978年～1983年）。以后，开始在农村普遍推行，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缓慢转移。在19世纪80年代前期，虽然这时自由流动的空间很小，但是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已经开始了。最早开始流动的人主要是一些具有手艺的能工巧匠和敢于冒险的青年劳动力，他们流动方向主要是沿海发达地区。虽然已有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趋势，但我国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供应严重不足，为了保证粮食供应，政策强制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总的来说，19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规模较小，流动的地域范围也比较小。

农民工大规模流动时期（1984年～1991年）。1984年，国家准许农民有条件地进入城镇务工经商，这一开放是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变动的标志，也是我国城乡人口流动就业的真正开始。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发展很快，这一时期，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主要载体是乡镇企业，也就是所谓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离土不离乡”阶段。

从1989年起，伴随着政策的变化，农业劳动力的流动就业也出现了变化，由本地转移为主转为异地转移为主。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引起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到城镇就业。1989年春节铁路客运的拥挤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民工潮”的提法开始出现。

农民工全方位流动新阶段（1992年～1996年）。1992年，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时期，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也进入高峰。在这一期间，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加强了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证实，到1993年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人数达到6200万人，1995年大约为7500万人。

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可知，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力成本低廉的竞争优势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和出口最符合比较优势的经济原理。在这一时期，中国庞大的剩余劳动力为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劳动力成本低的巨大比较优势促进了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国家实力大大增强。实践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即是劳动力流动，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对GDP的贡献份额在16%～20%之间。但是，庞大的剩余劳动力也长期地抑制了工资的上升，老一代流动人口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放弃应有的权益，接受苛刻的工作待遇和极低的劳动收入，以这种低劳动力成本奠定了中国多年来经济腾飞的基础。①

新生代流动人口就业历史演变（1997年～至今）

新生代流动人口进入劳动大军初期（1997年～2002年）。1997年，新生代流动人口开始进入劳动大军。这一时期，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风起云涌的变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了全世界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对于我国的出口贸易和城镇企业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不利作用；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变缓，涌现大量下岗人员；农产品供给上升，价格出现了很大程度的下降，农民负担很重却不增收。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就业环境差，正当权益得不到保障，所有这些新情况、新背景都直接或间接地对我国流动人口就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之后发生的“民工荒”现象埋下了伏笔。

进入新世纪，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特点渐渐显现出来。2001年，王春光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概念，随后他将这一概念更新为“新生代农民工”，引发了学界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相关问题的关注与探讨。

“民工荒”与新生代流动人口（2003年～至今）。2003年以来，以十六大为起点，我国的劳动力政策发生了一系列有助于劳动力流动的变化。2003年1月5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提出了保障农村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等措施，进城的流动人口数量再一次迅猛增加。

但是，2004年以来，我国一些地区相继出现了“民工潮”与“民工荒”并存的现象。该时期，我国虽然还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在跨地区流动，但一些沿海地区却爆发了“民工荒”。与此同时，社会上经常出现劳动关系恶化的事件。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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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流动人口 犯罪主体 犯罪原因 预防对策

中图分类号:D9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3-120-01

一、流动人口与流动人口犯罪主体

流动人口的概念:目前,学界与实际部门认为流动人口是结合流动人口具有的四个要素进行定义的:一是人口与户籍的分离;二是跨越一定区域界限的位置移动;三是流动的时间较长、距离较远;四是流动具有方向选择性。我们认为:流动人口就是指因从事各种活动离开户籍所在地区域的各种人员。

流动人口犯罪主体:我们研究流动人口犯罪问题,分析流动人口的犯罪现象,探求流动人口犯罪的原因和规律,其根本目的是为了预防、减少流动人口犯罪。流动人口犯罪主体是指基于经济的目的和动因而流动的,离开户籍所在地而发生犯罪活动的自然人。

二、流动人口犯罪的特点

作案特点“地域同一性”较为明显,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区的流动人口由于他们主观条件的不同,以地缘和亲缘为纽带结成的犯罪团伙,具有浓厚的地域性,师傅带徒弟相互传授“经验”,因此,在作案手段上呈现出地域同一性。

犯罪活动“流窜性”趋势明显,由于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人、财、物的大流动,以及交通路线的扩展、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增多,犯罪分子,尤其是流动人口犯罪主体才大大利用这些便宜条件进行犯罪活动。

犯罪目标的随机性与盲目性,流动人口的流动属性决定了其犯罪目标的随机性和盲目性。一部分居无定所的人往往抱着碰运气的心理,游荡于街头巷尾、车站码头、城镇乡村,寻找犯罪目标,捕捉犯罪时机。

犯罪手段和技能不断提高,流动人口犯罪随着社会的发展,更具狡猾性和隐蔽性;犯罪“团伙化”特点突出,由于大量的流动人口来自农村,其流动多以血缘、地缘、亲缘关系为纽带,其居住和生活也多以“三缘”关系为依托,因此在犯罪活动中,会很自然拉帮结派形成松散或紧密的团伙关系;犯罪成员的低龄化发展相当突出。

三、流动人口犯罪的成因

社会原因,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这一矛盾的体现就是那长期以来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城乡二元化。

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所产生的“心态不平衡”的心理原因,深究外来人口流动的深层原因,经济原因是一个根本性的动力,也是流动人口犯罪的主要原因。流动人口个人素质的原因,由于流动人口多数是来自贫困落后地区,文化素质相对较低,而且不同地区的风俗习惯、道德标准的差异广泛存在,历史地形成了不同于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文化价值观念。

城市对流动人口管理制度方面的原因,人口的大面积流动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一方面,政府对人口的流动缺乏应有的宏观调控措施,对流动人口的快速增加缺乏足够的准备,人口流动还具有一定的盲目性、无序性。而另一方面,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户籍管理制度,对市场经济所引发的城市流动人口的管理显得捉襟见肘,甚至无能为力。管理责任不明、主次不分、任务不清。

四、预防流动人口犯罪的对策

1.努力提高流动人口的综合素质

要想有效遏制流动人口犯罪,提高流动人口的综合素质是关键。首先,要对他们开展法制宣传,进行遵纪守法教育,培养他们的法律意识,使他们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益。其次,要努力提高流动人口的文化素质。针对农村流动人口文化程度不高,小学、初中毕业的占绝大多数的情况,政府有关部门可以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成人高校、夜校等培养方式来提高流动人口的知识水平。三是要努力提高流动人口的技术素质。一种是由原籍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技术培训,使其学会一、两门使用技术;另一种方式是通过民工所在的学校或是由就业的企业或地方政府、社会团体等负责培训。

2.努力消除流动人口的受歧视心理

大多数流动人员远离亲人,身处异乡,往往从事于危、重、脏行业,相对缺少必要的组织管理和社会保障。特定的外部环境,使流动人口更易遭受到不法侵害,也极易成为犯罪的主体。

3.加大管理力度

加强外来流动人口管理,堵塞管理漏洞,是预防和减少外来流动人口犯罪的重要环节。一要加强领导,健全网络,对外来流动人口实行全方位、多层次管理。各级政府要重视对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加强对外来流动人口管理的领导,落实领导岗位责任制。加大政府财政投入,保障外来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经费。适时调整充实外来流动人口管理队伍。对于外来流动人口集中的村居及外来流动人口较多的用工单位应建立登记站。

4.加强打击力度

打击是特殊的预防手段。根据流动人口犯罪的特点、规律,司法机关应适时开展各种清算打击行动,加大打击力度,既严厉打击流动人口中的犯罪分子,又及时保护守法流动人口及广大百姓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流动人口犯罪问题不仅仅是社会治安问题,更与社会政治、社会经济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这就更需要我们加大有关流动人口犯罪的特点、犯罪的原因与预防对策等各方面研究的力度。③

参考文献:

[1]康树华主编.《犯罪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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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类型：一条食物链中能量流动的有关计算；食物网中能量流动的有关计算；能量传递效率的计算。

解题思路：第一，选出相关的食物链（最长的食物链还是最短的，还是都要用到。）；第二，确定所要用的传递效率（10%还是20%）；第三，要弄清特定的题设条件。

下面以案例说明：

一、一条食物链中能量流动计算：

此类题不难，只需确定所要用的传递效率是10%还是20%。

例1、在食物链中水藻水蚤虾大鱼 人 若人物同化1kJ的能量，理论上至少要消耗水藻的生物能量是（ ）

A. 25kJ B. 125kJ C. 625kJ D. 3125kJ

解析：据题意，要计算消耗的第一营养级的生物量，应按照能量传递的最大效率20%计算。第一营养级的生物量=1÷（20%）4=625 kJ。

小结一：已知能量传递途径和较高营养级生物的能量（或生物量）时，若需计算较低营养级应具有的能量（或生物量）时，低营养级的能量（或生物量）=较高营养级的能量（或生物量）÷传递效率n（n为食物链中，由较低营养级到所需计算的营养级的箭头数）。

小结二：已知能量传递途径和较低营养级生物的能量（或生物量）时，若需计算较高营养级应具有的能量（或生物量）时，高营养级的能量（或生物量）=较低营养级的能量（或生物量）×传递效率n 。

二 、食物网中能量流动的计算：

此类题较为复杂，既要确定所要用的传递效率又要选出相关的食物链。

例2 如图：如果图中草能提供10000KJ的能量，营养级间的能量传递效率为10%～20%，那么鹰占据的营养级能得到的最低和最高能量值分别是________KJ和___________KJ

解析：鹰占据的营养级能得到的最低能量值，按最长食物链和最低传递效率计算： 草鼠蛇鹰：10000×0.1×0.1×0.1=10KJ。鹰占据的营养级能得到的最高能量值，按最短食物链和最大传递效率计算：草鼠（兔）鹰：10000×0.2×0.2=400KJ

小结三：在食物网中，一种消费者同时占几条食物链，生产者的量一定，若要计算消费者能得到的最低能量时，应选择10%的传递效率和最长的食物链；若要计算消费者能得到的最高能量时，应选择20%的传递效率和最短的食物链。

例3.若人的食物1/2来自植物，1/4来自小型食肉动物，1/4来自羊肉，若各营养级之间的能量传递效率为10%时，人增重1 kg需要消耗的植物为 kg。

解析：根据题意可画出食物网（右图），从题目要求可以判断能量的传递效率为10%，根据人增重从不同途径获得能量的比例可计算如下：

植物人：0.5÷10%=5 kg；

植物羊人：0.5÷10%÷10%=50 kg；

植物羊小型肉食动物人：0.5÷10%÷10%÷10%=500 kg；

因此：人增重1 kg共消耗植物5+50+500=555 kg。

答案：555

例4为缓解人口增长带来的世界性粮食紧张状况，人类可以适当改变膳食物结构。若将人类的（草食）动物性食物与植物性食物的比例由1比1调整为1比4，地球可供养的人口数量是原来的 倍？（能量传递效率按10%计算，结果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字）

分析：（草食）动物性食物与植物性食物指食物的两种来源，括号中的说明表示此处动物属第二营养级，这样就可以两条食物链计算，即：植物（草食）动物人；植物人。 设现在人口数量需要能量为a，则需植物为：0.5a/0.1x0.1+0.5a/0.1=55a。 将（草食）动物性与植物性食物的比例由1：1调整为1：4，则现在地球人口需植物为：0.2a/ 0.1×0.1+0.8a/0.1=28a。 调整食物结构后，地球可供养的人口数量是原来的 55a /28a=1.96倍。

小结四：在能量分配比例已知时，对于食物网中能量流动的计算，先应根据题意写出相应的食物网，根据特定的传递效率，按照从不同食物链获得的比例分别计算，再将各条食物链中的值相加即可。

三 能量的传递效率的计算

例5 下图是某湖泊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的定量分析（图中所示数值的单位是J/cm2.a），G为植物，H为植食性动物，C为肉食性动物。以下相关叙述不正确的是（ C ）

A、与该生态系统稳定性密切相关的是图中的G、H和C所形成的营养结构

B、由G到H的能量传递效率为13.51%

C、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G、H和C所包含的所有生物构成生物群落

D、H包括多种动物，它们之间需求相似的构成竞争关系

解析：B选项，G同化的能量为497693.3-497228.3=465 J，H同化的能量为2.1+12.6+29.3+18.8=62.8 J，G与H的传递效率=62.8 J/465 J ×100%，所以B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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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传统的版图概念，我们可以称之为家国天下观。这个国叫中国。中国自秦汉以后就采取郡县制，郡县以下的农民采取编户齐民。

凡是不能列入郡县制的，中国就采取第二类的治理方式，一般叫作边疆，不叫边界，它是一个广阔的国土，这些国土包括北方的游牧部落。因为游牧部落不采取属地原则，而是属人原则，用清代的语言说就是盟、旗（现在，盟和旗变成一个行政区划概念，在古代则是族群概念，人群概念），凡在土地上流动的都不属于郡县制管理。

一国是要有两制的，南方的丘陵、山区很少有定居的农业，我们称之为游农，也就是流动的农业。在这些地方一般也不设置郡县。所以，古代的边疆概念用清代版图来理解的话，它包括内地中国，指的是长城以南，十八个行省，大体上是明朝的故土。长城以外主要是东三省、内外蒙、新疆、等，属于边疆的概念。在这些地方，清朝是不采用郡县制的，而是用其他的治理方式。

在中国传统的统治里面，除了边疆之外，还有四夷中国。也以清朝为例，四夷中国包括北边的朝鲜，东边的琉球群岛，南边的越南、缅甸、柬埔寨、不丹、尼泊尔等国。这些国家在传统历史观念里面也是属于中国的，因为中国的皇帝叫天子，天下所有的土地都由他来统治。这种观念看似有些傲慢，但是在古代，中原地带的发展的确是远远高于周边国家的，形成这样的观念也由来已久。

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并用西方关于民族――国家的概念来认识自身，而后又逐步形成了边界的概念。我们花了60年的时间把22000公里陆路边界中的20000公里划定了，只留下了和印度接壤的2000公里的边界尚待划清。

海疆论更是一个极其现代的概念，古代中国没有这个概念，近代有了，也是按照西方的概念来理解，比如大陆架、中间线、专属经济开发区等。如果按照西方来理解的话，我们和周边国家是什么关系？中国崛起以后，周边国家会产生怎样的反应依然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大问题。

近代以来，我们按照西方国家的边界理论来划定我们的国界，由于我们对这个西方概念理解不清，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中国和北面俄罗斯的边界，现在也搞不清楚。因为我们原来有一个漫无边际的边疆概念，边疆是国土，边界是一条线。根据《尼布楚条约》来看北方这个边界，我们少了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西边也是这样（我们讲新疆的西边），这两块地大概是147万平方公里，加上外蒙古（现在的蒙古国），总共30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所以，大清的版图是960万平方公里再加上300多万平方公里，由于我们对边疆的概念没有迅速纳入西方的观念体系并按照这个观念和外国人打交道，由于认识上的滞后，从而吃了大亏。

中国版图的扩展是个自然的形成史，不是一个军事殖民的历史。近代崛起的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方国家版图的扩张总是对外军事扩张的结果。和西方相比较，中国是一个强大而和平的国家。关于这一点，西方很多学者都在重新加以研究，他们希望回答一个问题：中国崛起之后，会不会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中国人宣称和平崛起，但西方人不信。因为西方所有国家的崛起都意味着对外扩张，这是他们共同的历史经验与历史记忆。

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对外战争，在南部、在北部都发生过战争。我们和北方强大的匈奴、突厥进行过殊死搏斗，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但是，可以负责任地讲，其中多是自卫反击战，没有攻城略地的记录。原因非常简单，我们的版图已经足够大，一个中央政权要管理这么辽阔的国土和如此众多的国民，要解决的内部问题已经耗尽了中国政治家的所有精力。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是如此！

我们不要邻国的一寸土地，我们只是守住已有的东西。我们要求助于960万平方公里国土，18亿亩耕地养活现在的13亿人口（未来的人口最高峰可能会有14.6亿），我们主要需利用国内的资源。其次是通过和平的贸易，利用海外资源，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来养活、养好13亿人口。如何养好，如何避免由资源匮乏形成的内部冲突，这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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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异质性；劳动力流动；自发流动；自主流动

中图分类号：F24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9-061-06

近年来，“民工荒”、“民工返乡潮”等现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蔡昉（2010）、于学军（2003）、田雪原（2006）、穆光宗（2008）、姚引妹（2010）等认为是我国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标志。然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只能解释我国劳动力供给的总量变化，难以对劳动力流动的结构变化作出有力解释。我们认为，这些现象是我国劳动力异质性作用的表现，在此带动下，劳动力流动正在逐步由自发流动转为自主流动。

一、劳动力异质性及其发展

异质性原本是一个生物化学的概念，遗传异质性是指表现型一致的个体或同种疾病临床表现相同，但可能具有不同的基因型。后来，异质性被推广到生态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空间异质性是指生态学过程和格局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匀性及其复杂性；企业异质性资源为有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性和难以替代性的资源，它构成了企业竞争优势的内生来源。劳动力是蕴藏在人体中的脑力和体力的总和。马克思将劳动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然而，这种体力和智力对于不同的人是不同的，“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超过另外一个人，所以在同一时间内可以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配第也注意到由于人的差异而导致的劳动力差异的存在：一个人，如果技艺高超，可以和许多人抗衡；有的人，由于他有技艺，一个人就能够做许多没有本领的人所能做的工作。我们将这种不同人的劳动能力的差异称为劳动力的异质性。

劳动力的异质性不仅仅来自于天赋，更多的来自于后天的教育、培训、经历等。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论述了教育和训练的经济价值，认为可以通过基础教育来发展人的先天能力。斯密将劳动力的异质性看作是投资的结果，并将所有社会成员后天获得的有用才能作为固定资本的一部分，“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产的一部分。……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并赚取利润。”能则直接赋予劳动力以资本的属性，他首次将资本概念应用于人，强调劳动力的差异源于劳动者拥有的教育程度的不同，不仅认为教育可以使劳动与物质资本结合创造出更大的价值，而且主张将这种价值增值归因于“教育”差异导致的劳动力的不同。马歇尔虽然不主张将资本属性赋予人，但他首次将劳动力从实质上划分为普通劳动力和资本型劳动力，在使劳动力异质性的内涵更加清晰的同时，关注人作为劳动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特殊性，将“具有特殊天才的人”看作是资本型劳动力的所有者，从而明确了劳动力异质性作为投资产物取得价值增殖的归属。正是由于将劳动力视为投资的结果，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劳动同质性和资本同质性假设，提出了与物质资本对应的人力资本概念。舒尔茨认为，将“个人具备的才干、知识、技能看作是一种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看作是投资的产物”时，即成为人力资本。至此人力资本成为劳动力异质性的主要内容。原来笼而统之的劳动力一方面分化为一般劳动力与人力资本，从而使抽象的劳动力异质性通过劳动力与人力资本的区分得以表征。另一方面，人力资本也不是同质的，对于不同的劳动者有人力资本层次和多寡的区分，劳动力的异质性通过不同劳动者拥有人力资本的层次、多寡来体现，从而有了一般人力资本、技术人力资本、管理人力资本、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区分。

劳动力的异质性是劳动者劳动能力的差异，然而，劳动能力是发展变化的。在农业经济时期，劳动力主要是体力，劳动力的异质性主要体现在体力的大小；到了工业经济时代，智力成为劳动力的主要内容，智力转化为人力资本后，劳动力的异质性就体现为人力资本的层次和多寡。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或服务经济时代）后，在人力资本成为劳动力主要内容的同时，劳动力的外延发生了拓展：在劳动者体外存在又依附于活着劳动者个体而存在的以文化、制度为支撑的信任、规范、关系网络结构等社会资本开始逐步成为劳动力的组成部分。因为它有利于劳动者知识共享与传播，有利于声誉和信任机制的建立，从而减少机会主义带来的成本和损失，有利于信息市场传递中的沟通、减少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市场失灵，有利于集体理性的实现。拥有同等体力、智力和人力资本的劳动者，由于社会资本的差异表现出不同的劳动能力，从而使社会资本的积累成为劳动力异质性的又一来源。

二、劳动力异质性演变与劳动力流动阶段变迁

劳动力的异质性是客观存在的，但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由于经济社会条件的差异使得其表现方式和程度均有不同，劳动力异质性的不同表现推动了劳动力流动阶段的变迁。

1.劳动力同质化与劳动力自发流动

在经济发展初期，资本严重短缺，劳动力大量过剩，生产过程表现为大量剩余劳动在激烈竞争中寻求与资本结合的过程，初级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劳动力的要求较低，导致高层次劳动者被迫从事低级的简单劳动，劳动力的异质性在竞争中被抹煞，异质的劳动力被“削平”为同质劳动力。这种劳动力的同质化现象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体现得最为显著。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的快速发展推动工业部门急剧扩张，产生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和新增就业人口进入工业部门。然而，工业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逐步释放，且劳动力需求还受工业结构等因素影响。因此，一方面，出现了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的状况，就业难成为普遍现象，就业竞争加剧，为了找到一份工作，出现了大学生、研究生与高中生竞争一个岗位的现象，高层次劳动力不得不从事一般性工作，劳动力的异质性难以体现。另一方面，工业化对劳动力的需求是技术型劳动力，现代化生产和精细的分工使得工作岗位对劳动力的要求大大降低，大量接受了中等教育的劳动力经过简单的岗前培训就可以胜任，从而使得高等教育劳动力的劳动力异质性被同质化为技术工人，从事低层次工作，获得相应的薪酬。劳动力同质化在劳动力市场得到充分体现：一是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劳动者比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者更易于就业，据有关调查显示，2007年至2011年，中国中职生的就业率超过95%，远远高于目前大学生的就业率水平；二是高级技工的工资远远高于大学生，甚至博士生，据报道，济南市2013年人才招聘会上，高级技工岗位给到8000元的月工资，仍是一才难求。

劳动力的同质化反映到劳动力流动中，使得劳动力流动呈现出自发流动的特征：一是劳动力的流动是自发的。在劳动力同质化时期，劳动力仅仅作为简单劳动要素寻求与资本结合，劳动力流动仅仅是劳动者为追求更高劳动收入而自发地在不同地区、部门、行业之间的流动。二是劳动者追求的目标是收入最大化。由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低，如何提高家庭收入是劳动者追求的唯一目标，亲情、家庭生活、儿女教育等均让位于收入提高，大量劳动者背井离乡外出务工，出现了大量“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等现象。三是工资是决定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或者唯一因素。由于劳动力被同质化，劳动力的需求基本上是同质的，工资成为劳动者决定务工地和从事行业的唯一因素，哪里的工资水平高就向哪个地区流动，哪个岗位工资水平高就进入哪个行业，从而导致劳动力流动频繁，跳槽现象频发。四是劳动力流动具有集聚效应。由于经济发展的区域差距，大量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流向经济发达地区，形成了集聚效应，在我国表现为典型的“孔雀东南飞”现象。刘易斯劳动力流动理论描述的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力的流动就体现出这种自发流动的特点。

2.劳动力异质性与劳动力自主流动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开始升级分化，劳动力需求的层次性越来越明显，引发了劳动力市场结构和竞争的变化，中高层次的劳动力逐渐占据主动地位，劳动力的异质性开始凸现出来。一方面，有良好教育背景、受过系统教育、有较长工作经历、掌握一定技能的劳动者越来越占据主动地位，即劳动力异质性中的人力资本优势开始显现，这些劳动者不仅工资水平大幅提高，而且薪酬结构发生变化，部分高层次人力资本拥有者开始获得年薪、股权等。另一方面，劳动者的社会资本开始发挥作用，劳动者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本整合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物质资源，拥有较好社会资本的劳动者获得较高的市场地位，得到了市场资源配置能力。

劳动力异质性的显现直接引发了劳动力流动的变化。在劳动力异质性时期，由于劳动力已经分层，劳动力流动呈现出典型的自主流动特征。与自发流动相比，劳动力自主流动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劳动力流动呈现主动流动。劳动者运用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主动地寻求自身劳动力价值的实现方式、实现区域、实现领域，从而使劳动力流动的方向、方式、模式等发生重大变化。卢卡斯通过对非洲博茨瓦纳的微观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证明受到更高教育的人更倾向于迁移到城市；赵力涛研究表明，教育促进了农民从农业部门向农村非农业部门的流动，每增加一年教育，进入非农部门就业的机会相对于仍然从事农业的机会就增加18.8%；卜长莉提出，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中社会关系网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劳动力外出流动主要依靠亲缘、地缘等关系纽带。第二，非经济因素成为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劳动者对出生地的眷恋、对家庭因素的考虑、对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选择、对社会认同和满意度的反应以及对自我价值的认同等非经济因素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劳动力会由于以上某一因素而做出其流动决策，经济因素的影响日趋减弱。杨荣海研究表明，城市基础设施、教育经费投入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与劳动力流动有着正相关关系。第三，劳动者效用发生变化。由于劳动力异质性中社会资本的影响，收入不再是决定劳动者效用的唯一因素，幸福感的最大化成为劳动者的追求目标。2013年中国农民工“生存感受”调查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农民工整体幸福感67.9分，其中社会参与幸福感52.9分，较2011年下降近5分，社会地位幸福感51.5分，较2011年下降4分左右，调查发现很多农民工都因缺少社会交往和社会地位较低而感到失望。第四，劳动力自主流动不再具有集聚效应。劳动者不再被动寻求资本，而是结合自己的主观意志，主动与各类资本相结合，选择适合的区域、部门、行业作为流动方向。由于劳动力的主体性作用，不同的劳动力会有不同的决策依据，因此劳动力流动呈现出分散性，一定程度上促进区域经济走向均衡。斯卡利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南北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发现，劳动力异质性使得尽管南北地区工资差距持续扩大，但从低工资地区迁出的劳动力几乎可与迁入的劳动力相抵消。

3.劳动力自发流动向自主流动转换的条件

无论在自发流动阶段还是在自主流动阶段，劳动力的异质性都是客观存在的，之所以由自发流动转变为自主流动，主要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具备了劳动力异质性显现的条件。这些条件主要有：第一，劳动力有限供给。在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大量剩余劳动的存在，使劳动作为生产要素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劳动力流动呈现出自发流动特征。达到刘易斯拐点之后，剩余劳动力规模降低，劳动由被动转为主动，工资开始上升，允许劳动者表达个人意愿的环境逐渐形成，劳动者才有了更多的选择，有了自主流动的基础条件。第二，劳动力需求升级。工业化是“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系列基本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不断发生的由低级向高级的创新过程”。当工业化进程到一定阶段之后，对复杂劳动的需求随着产业升级会不断上升，而简单劳动会逐渐退出核心区域和核心产业，原来对劳动力的同质化需求被打破，由简单体力劳动者为主逐渐过渡为技术型体力劳动者和智力型脑力劳动者为主，劳动力的异质性开始凸现，从而具备了劳动力自主流动的社会条件。第三，人力资本积累。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本是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当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劳动力的异质性才能够体现出来，劳动者在流动中才能够拥有主导和控制能力，才能够体现出不同的主观能动性和意愿。第四，劳动者效用多元化。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劳动报酬是劳动者效用的唯一决定因素，劳动者效用最大化等价于收入最大化；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使得劳动者的生产生活状态极大改善，劳动者追求的是幸福感的提升而不再仅是收入的增加，效用的影响因素由一元转变为多元，且非经济因素越来越成为决定效用的重要因素。此时，劳动力流动过程中更多考虑的是劳动者的个体意志而非集体意愿，劳动者的异质性不断得到彰显，劳动力流动过程中自主性不断增强。

三、自主流动：我国劳动力流动新阶段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在改革开放至今三十多年的人口红利时期，由于劳动力需求的有限，劳动力的异质性被抹煞，劳动力流动呈现出典型的自发流动特征，民工潮时常引发经济社会波动。当前，劳动力流动呈现的诸多现象已经表明，我国已经进入劳动力自主流动阶段。

第一，从2003年季节性“民工荒”现象到当前常态化的用工荒，中国劳动力的供给不再无限已成不争的事实，我国劳动力自主性流动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从长期劳动力供求关系来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在2004～2011年间呈下降趋势，据蔡昉等人研究测算，期间每年以13.6%的速度减少。根据联合国2009年对中国分年龄的人口预测，我国的人口总规模在2030年达到最大，预计为14.62亿，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5年就达到最大值。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不断增长，这种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供给增长速度的形势，即表明我国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劳动力市场已经对这些变化的到来作出回应，工人工资的不断上涨是极具特征的反映。我国制造业的工资最近每年增长15%到20%，自2000年以来的12年中，我国制造业实际工资已经增长至原来的4倍。

第二，我国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已发生了变化。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处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时期。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对劳动力的需求在升级，根据国际经验和相关研究，从事R&D的人员总量与GDP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我国2020年要实现小康社会人均GDP3500美元的目标，教育规模增长速度亦应与GDP增长相适应；另一方面也使劳动力分层：东部地区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对技术型、知识型劳动的吸引力和需求会逐渐增强，简单体力劳动者流向东部地区的趋势会逐渐减弱；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中将吸收大量中低层劳动力。产业布局的调整与需求结构变化使得不同层次劳动者主动选择的权利和范围扩大，劳动力的异质性作用凸显，农民工大量“东南飞”的传统流动模式正在消失，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选择就近就业，技术知识型劳动力表现出更强的流动性，且聚集于经济发达区域和高端产业，劳动力流动进入自主流动阶段。

第三，劳动者素质大幅提高，劳动力自主流动的能力显著增强。我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飞速发展，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都获得了飞跃性的进步和发展，劳动者的资本积累水平已经显著提升。一方面，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同时，在农村拥有土地、住宅等生产要素作为其生活的物质保障，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劳动者对土地等物质资本的权利在不断完善。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力流动过程社会网络日趋成熟和完善，劳动力也在就业地获得越来越多的社会信任和社会认同，并逐渐接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劳动者的社会资本日益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资本积累程度显著高于第一代农民工。更为重要的是，不断加大的教育投资使得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职业与技能培训使劳动力积累的人力资本越来越丰富。据最新公布的全口径人才资源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我国人才资源总量比2008年增加780万人，已达1.2亿人。我国劳动力素质提升明显，每万劳动力中研发人员达到33.6人年，高技能劳动力占技能劳动者比例为25.6%，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为12.5%。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6.6%。劳动者已经从简单劳动生产要素的提供者转变为携带更多人力资本的复杂劳动的提供者，劳动者已经成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力和推动力。

第四，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决定因素已由经济（物质）因素转变为非经济（精神）因素。2011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为1985年以来最高，达到6977元，连续两年快于城镇居民。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明显改善，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5.7%，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1.1%，生活消费支出中用于教育文化、医疗保健、交通通讯的支出在不断上升。国家统计局2012年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由2011年的3。13：1缩减为3.1：1。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加且收入差距的不断缩小，使得劳动力在空间流动过程中满足生存性需求的同时，越来越多的适应性需求和发展性需求不断产生，包括劳动力对流入地工作生活的满意度、对流入地的归属感、对自我经济社会地位的判断以及自我的社会认同程度等。此外，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我国劳动力流动的主体，其受社会记忆、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有着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生存观，更加浓厚的自我意识，使得劳动力流动行为的经济因素作用日渐弱化。劳动者对多元效用的追求，使得影响最终决策的因素多元化，仅用工资差距难以解释的现实表现为失业与民工荒并存、返乡潮、就近就业、用工短期化、“农民荒”等现象。

四、推动我国劳动力由自发流动向自主流动转变

劳动力异质性的凸显推动劳动力流动进入自主流动阶段，标志着传统劳动力流动模式的改变。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更好地迎接劳动力自主流动，是未来我国劳动力合理流动、产业合理布局、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关键。

第一，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增强劳动力异质性，提升流动能力。加强农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劳动技能培训，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能力。加快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步伐，大力推行订单培养等方式。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提高高层次创新人才和复合型应用人才的培养质量。制定优惠政策，积极引导企业、个人等向人的全面发展投资。

第二，加快体制改革，为劳动力自主流动提供要素支持。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出台征地制度改革方案，分配好土地非农化和城镇化产生的增值收益，大幅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实现农民土地财产权，为劳动力流动提供物质资本。加快改革户籍、教育、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制度，构建劳动力自主流动的保障体系，尤其要加快推动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定居。

篇6

一、人口流动呈现明显的家庭化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逐渐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最突出的人口现象。1982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流动人口仅为657万人，经过1980年的较缓慢的增长，至1990年时突破2000万人，达到2135万人； 1980年至1990年的十年间，流动人口的数量开始迅速增长，至2000年已突破了1亿人；21世纪以来，流动人口规模扩张势头依旧强势，2005年，已近1.5亿，超过中国总人口的11%（见图1）。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中，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亿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0.4亿人，市辖区外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21亿人，即全国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流动。中国的人口流动已成为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正在超越生育和死亡成为主导中国人口态势的最主要的人口因素。鉴于城乡之间的二元体制结构，流动人口的数量还将继续增加、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流动人口这一特殊的人口群体还将长期存在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之中。

我国的流动人口在规模不断增大的同时，其结构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最为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越来越多的人由过去分散的“单身外出”逐渐转变为“举家迁徙”，许多分离的夫妇与子女在流入地团圆，甚至是全家同时迁移，人口流动呈现出明显的家庭化趋势。1990年“四普”时，流动人口中只有7.44%生活在纯粹由外来人口构成的家庭户中，而有近60%的人迁入到常住户中，其余34%则是迁入到集体户中。这表明，我国人口流动浪潮初步掀起，多是单独的个体流动。这种早期的迁移流动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往往是经济活动能力较强的人首先外出务工经商，他们中的多数以住集体户或借住当地居民房屋为主，举家迁移的规模不大。到“五普”时，迁入到纯外户中的流动人口的比例上升到了46.06%，几乎提高了5倍。家庭迁移已成为我国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特征，且是以核心家庭的迁移为主要形式。新世纪以来，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趋势愈来愈明显。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其监测的流动人口家庭平均每户2.3人，16-59周岁的已婚流动人口中84.5%与配偶一同流动，随父母流动的儿童（58.2%）多于留守儿童（41.8%）。

二、流动人口家庭结构分类之探讨

社会学家们将家庭区分为不同的模式或类型，如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联合家庭、单身家庭等等。但是，流动人口家庭是在近年来的人口大规模迁移流动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型的家庭模式，它表现在或者全部家庭成员迁出，或者与部分家庭成员长期分居。这种家庭类型和家庭关系与以往的关于家庭模式、代际关系、家庭功能等方面的研究以及相关结论可能会有所不同。此外，对于流入地政府决策部门而言，摸清流动人口的家庭结构对于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家庭政策亦是非常之重要。

目前，已有几位学者对流动人口的家庭模式进行了分类。李强对流动人口的家庭模式划分中涉及了流动者、配偶、子女、兄弟姐妹四类角色，洪小良在其研究中加入了父母的角色。张文娟则将上述五类角色进行组合，将北京市流动人口家庭划分为独居，和配偶同住，和子女同住，和配偶、子女同住，和配偶、父母同住，和配偶、子女及父母同住，和父母同住，和子女及父母同住，和兄弟姐妹同住，同居，和配偶、兄弟姐妹同住，和配偶、子女及兄弟姐妹同住，和配偶、兄弟姐妹及父母同住，和配偶、子女、兄弟姐妹及父母同住，单独和其他人居住，共15 类家庭结构类型。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考虑到流动者的婚姻状况，主要依据流动者的生命历程中结婚和生育两个生命事件对流动人口家庭模式进行分类。因为，这两个生命事件对流动者的个人生活与发展将产生显著影响。在经历了结婚和生育之后，流动者将组成自己的核心家庭，此后，他们的生活与发展将发生质的变化。此外，核心家庭成员是否在流入地同住，也将对流动者是否打算长期定居流入地产生影响，也将对流入地的公共服务提出不同的需求。

鉴于以上目的和依据，本文将流动人口的家庭模式划分为14类（如图2所示）。对于未婚流动者主要考虑父、母是否与其同住，分为：1.未婚独自居住，2.未婚仅与父、母同住，3.未婚与父母以外的家庭成员同住，4.未婚与父/母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同住。对于未婚流动者而言，父母是其核心家庭成员，如果父母没有同住，则看作是核心家庭成员缺失。需要指出的是，在流动过程中未婚流动者可能会结婚、生育，组建自己的核心家庭。

对于已婚未育的流动者主要考虑配偶是否与其同住，分为：5.已婚未育独自居住，6.已婚未育仅与配偶同住，7.已婚未育与配偶和其他家庭成员同住，8.已婚未育与配偶以外的家庭成员同住。对于已婚未育的流动者而言，配偶是其核心家庭成员，如果配偶没有同住，则看作是核心家庭成员缺失。

对于已婚已育的流动人口主要考虑配偶和孩子是否与其同住，分为：9.已婚已育独自居住，10.已婚已育仅与配偶同住，11.已婚已育仅与配偶和孩子同住，12.已婚已育仅与孩子同住，13.已婚已育与配偶和孩子及其他家庭成员同住，14.已婚已育与配偶和孩子以外的家庭成员同住。对于已婚已育的流动者而言，配偶和孩子是其核心家庭成员，如果配偶或者孩子没有同住，则看作是核心家庭成员缺失。

三、不同类型的流动人口家庭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不同

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特征。目前，高层已指出将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纳入流入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之中，为人口流动迁移创造良好政策和制度环境。人口迁移流动的家庭化趋势体现了流动人口开始从流动就业向融入当地生活转变。这一过程中将出现很多新情况、新问题，给流入地的公共服务带来新挑战，提出更高的需求。

1.人口流动家庭化过程中，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和社会融合状况将发生变化

以往的研究大多发现，第一代流动人口（农民工）大多是倾向于年轻时在外打工挣钱，年纪大了回老家养老。但是，在当前人口流动呈现明显家庭化趋势的情势下，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和对未来的打算亦随之发生了变化。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留时间长，呈现“流动人口不流动”之势。《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显示，其监测的流动人口流入地连续居住生活时间平均接近5年，79.5%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超过1年，53.2%居住超过3年，36.7%居住超过5年，14.4%居住超过10年。可见，“盲流不流”，流动人口有逐渐沉淀之势。这对流动者自身、对其家庭、对流入地公共服务政策的制定，甚至对城市化进程都将产生影响。

流动者在流入地的居住安排、家庭成员（尤其是核心家庭成员）随迁与否将作用于其心理感受、社会参与情况、与老家的互动频率与方式等，对其能否很好地融入当地社会产生影响，也将影响其是否有长期定居的意愿。更为重要的是，流动人口的长期定居倾向将影响流入地公共服务体系的设计，已长期居留的流动人口对城市的福利体制、制度安排构成硬需求；有长期定居倾向的流动人口对城市的福利体制、制度安排将构成潜在的硬需求，且二者均将成为长期性的需求。如果忽视这种需求，在流动人口长期居留不断累积的情况下、在流动人口客观上和城市互动不断扩展的背景下，会给城市体系的持续发展埋下隐忧。

2.流动人口是“家庭中的人”而不仅仅是“单个的人”

以往的学术研究亦或是相关政策等多是以流动人口个体为对象。然而，在当前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明显的情势下，社会各界应该充分认识到流动人口是“家庭中的人”而不仅仅“单个的人”，应该更多地从家庭的视角去探讨流动人口的生活状态等方面，以家庭为单位考虑其对公共服务的需要。

一方面，外来人口在城市的居留是渐进的，而且其在城市居留的不同时期，对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经济管理的需求也是相应变化的。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的流动人口家庭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是有差异的。对于未婚的流动人口而言，就业与发展方面的公共服务，诸如提供就业信息、技能培训等服务可能是他们急需的。对于有孩子在流入地就学的家庭而言，随迁子女的教育将可能成为他们最迫切关心、最急需获得的公共服务。对于有长期定居意愿的家庭而言，政府能否提供低价位的租房服务、或者是低价位的购房服务可能是他们急需的，同时，就业者和随迁家属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也可能是亟待解决的，等等。

3.流动人口“第二代”的身份认同迷失，日常照料、家庭社会教育缺失等问题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

目前来说，流动儿童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非常广泛的关注。可以预判的是，随着生育孩子数量的减少，家庭收入的增加，流入地（如上海）政府对于流动儿童教育的投入加大等因素，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选择将子女带在身边。

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子女随父母迁移，长期在流入地居留，甚至有一部分人在流入地出生并一直居住，从未在老家生活过。事实上，他们已经是“回不去的一代”。但是，由于体制等种种原因，使得他们在身份认同上常常陷于“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尴尬境地。此外，流动人口到流入地之后，大多处于就业状态，且工作时间相对较长、工作强度相对较大，故其随迁子女（尤其是低龄子女）的家庭教育和日常照料缺失比较严重。而且，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往往是依靠原有的社会网络、以地缘、血缘、亲缘关系共同居住，常常会形成流动人口聚集地。流动人口集中居住，不利于其随迁子女与当地的孩子交往，亦不利于孩子很好地认识流入地；同时，流动人口聚集地尚没有社区的概念，故其随迁子女的社会教育亦严重缺失。这些都不利于随迁子女的身心健康发展，也将不利于城市未来的和谐稳定。流动人口“第二代”的身份认同、归属感与健康成长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

四、应对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的相关思考和建议

古今中外，家庭都是个人重要的福利资源。稳定和谐的家庭，不仅满足了个人的物质与情感需求，也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珍贵资源。相对于城市家庭而言，流动人口家庭是弱势家庭，尤其是在城市陌生的环境下，家庭对于流动个体的意义更是非比寻常。在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明显的情势下，我们应该关注流动人口家庭，促进流动人口家庭能力建设。

1.全面分析流动人口家庭结构的现状与特征，加强对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的分析和调查研究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家庭结构、居住安排，不仅仅对其生活状态、定居倾向、社会融合程度产生影响，其不同的家庭结构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是有差异的，因此，充分了解、准确判断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流动人口家庭结构的现状与特征这将能够更好地为宏观决策、改革完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政策提供基础信息和科学依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是分析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流动人口家庭模式的最为全面、权威的数据，应该加强对普查数据的开发与挖掘，全面分析流动人口的家庭结构特征，并从群体的数量上来量化流动人口家庭的公共服务需求。

此外，针对流动人口家庭化这一趋势，还应加强抽样调查和田野调查，分析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合程度、与老家的互动情况、长期定居意愿、生活方式的城市化程度、公共服务的需求状况等等。

2.加强与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组织社区等多方面的合作，制定渐进融合的社会政策，促进流动人口家庭能力建设

户籍制度立刻完全放开是不现实的，嵌套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各项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也不可能一蹴而就。现实性的对策是根据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留时间的长短、就业稳定状况、居住安排、家庭需求等方面的考量，提供渐进性的户籍准入和社会融合对策，分层次、递进地使其逐步整合进入到城市体系中。

在充分把握流动人口家庭模式的现状与特征、了解其需求的基础上，政府应加强与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多方面的合作，促进流动人口家庭能力建设，满足流动人口家庭在经济支持、居住环境、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基本需求，增加他们的福利。

篇7

一、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差距

尽管很难在经济上确定一些指标体系衡量现代化，但仍然有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能够体现现代化水平，如，工业化的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均财富拥有量，医疗、养老、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基本生活保障程度等。

工业化的水平是指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值所占的比重。制造业和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越高，经济的现代化水平越高。从另一个方面讲，GDP中农业所占的比重越低，经济的现代化程度越高。

GDP是某一既定时期一个国家所生产的全部最终商品与服务的市场价值。它是衡量一个国家总体生产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指标。人均GDP则反映了一个国家按人口平均的收入水平。不少人往往利用GDP这一个指标比较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但是我认为单用这一个指标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用财富这个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GDP的指标有两个重大缺陷。第一，它只计人参与市场交易的物品与服务的价值，许多没有参与市场交易的商品与服务的价值没有计入其中。第二，它是流量的指标，而不是存量的指标。在有些情况下，流量增加了，但是存量有可能减少了。因此我们除了使用GDP的指标外，还要使用财富这一指标。财富是现存所有有价值经济物品的总和。它是存量的概念。

医疗、养老、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基本生活保障程度等是指社会保障在全社会的覆盖程度，不仅仅是限于城镇居民。

我们用以上指标来比较中国在现代化程度方面和其他实现了现代化国家的差别。2005年中国的GDP总量在全球位列第4。比较一下GDP总量超过中国的美国、日本和德国。这三个国家农业产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都比较低，农业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比较低，人均GDP水平都比较高。三个国家从事农业人口的比重都在5％以下，人均GDP都超过3万美元。美国甚至达到4．18万美元。即使韩国这样的中等发达国家，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降到了10％1)2下，其人均GDP达到1．67万美元。相比之下，中国有近一半的人口仍旧是农业人口。尽管这一半的人口并非都是经营农业，其中有许多人多半时间外出打工。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离开土地。尽管中国的GDP总量位列世界第四位，但人均GDP只有1740美元，排名全球128位。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人均GDP也许会远远超出1740美元。即便如此，按照人均财富拥有量来衡量的中国的经济水平仍然比较低。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的2000年中国的人均财富(包括无形资产、产出资本、自然资源三大项)拥有量是9387美元，同期，日本人均财富为49．32万美元，韩国为14．1万美元。就连俄罗斯的人均财富也大大超过中国，达到3．87万美元，是中国的4倍多。

在社会保障方面，在发达国都建立了覆盖全社会范围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失业保障、以及贫困人口支持等方面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即使是韩国这样的中等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也比较完整。除了其他社会保障措施外，韩国确定了全社会的最低生计线，收入低于生计线的人将获得政府援助。相比之下，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非常不完善。仅有的社会保障大多针对城镇居民，而且针对的是部分城镇人口而不是全部。不管是养老、医疗、失业、保障还是贫困人口的救济，没有一项是覆盖整个社会的。

二、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障碍

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除了面临落后的传统观念、科技教育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等体制以外，在经济上主要面临的障碍是：土地所有制、户籍制、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

首先，看土地资源。总体上讲，中国并不是一个土地资源十分贫乏的国家，但是人均可耕地面积比较小。而且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土地的使用都并不十分有效。尽管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很小，但是很多地方却存在土地撂荒现象。城市开发用地也缺乏效率，很多城市以开发区、科技园区名义低成本甚至无成本圈地，但是使用率并不高，导致耕地面积进一步减少。原有的草原和森林则因过度开发而出现退化现象，造成生态和环境的恶化。

一个国家必须在各产业之间有效地配置土地资源。土地的特征是其用途不可逆性，即一旦将土地由农业用地变为工业用地，再将土地变为农业用途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保护基本的农业用地几乎是各国的基本国策。保护基本的农用地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而言尤为重要。如何在保护基本农用土地和保护生态的条件下最优地开发和使用土地，而不是破坏和浪费土地，是我们能否顺利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关键问题。中国土地开发和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有可能中断我国现代化的进程。

中国土地开发和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土地制度和缺乏为土地定价的市场。

我国现有的土地制度不利于土地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经济学中，要使资源得到有效利用，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激励问题。谁有有效保护和使用土地资源的激励?按道理讲，土地的所有者会有激励这样做，就像任何其他物品的所有者会有激励有效地保护和使用自己的物品一样。谁是土地的所有者?国家?集体?谁是国家的代表?中央政府、省政府，还是市政府?谁又是集体的代表?村、乡、还是县?深入思考土地所有权状况就会发现，中国土地所有者是缺位的。正是中国土地所有者缺位导致土地资源的滥用和浪费。由于所有者缺位，所以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产权交易，也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交易市场。因此耕地撂荒以及以各种开发区名义低价或者无偿圈占农用土地就不足为奇了。如果不改革中国的土地制度，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会受到非常不利的影响。

第二，看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状况。与土地资源不同的是，不存在劳动力资源有效保护和使用的激励问题。劳动者自己总是有积极性有效地保护与使用自己的劳动力资源。中国劳力市场的主要问题是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户籍制度，二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三是不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式的户籍制度在世界上是极为罕见的。与这种户籍制度相联系的有居民住房、子女入学、各种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相关的民生问题。因此，现行的户籍制度使得人口的流动非常困难。由于劳动力流动不畅，导致许多传统而又落后的东西不仅被保留下来，而且被固化了。中国地区之间收入水平的差别由于户籍制所导致的劳动力流动障碍而被扩大。统计数据表明，贵州地区人均GDP与上海地区人均

GDP差别达10倍以上。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国家地区之间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像中国这么大。只要是人可以自由流动，地区间人均收入差距就不可能太大。中国的户籍制度对于人口流动的限制是造成中国地区间如此大的人均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农村土地制度是劳动力流动的另一重大障碍。现行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既束缚了农民向城镇流动，也束缚了城镇人向农村流动。农民的土地可以撂荒，但是不可以转让，因为他没有土地所有权。尽管可以转包土地，但是和所有权的转让性质完全不同。农村人即使到城里找到了工作，也会因为缺乏社会保障而最终回到农村，土地是他们最终的保障。城里人即使想把农业作为产业来经营，但是他也不可能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下永久性获得土地经营权。由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所造成的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使得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扩大。统计数据表明，2005年城乡人均收入比例高达3．22：1。

随着经济发展，农业在整个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越来越小。这是规律。这也是现代化的标志。否则很难理解为什么那些最发达国家农业占GDP的比重都在5％以下。但是城乡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的扩大却与现代化背道而驰。在土地可以自由转让，城乡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均收入低的农民一定会流向人均收入高的城镇，最终使得城乡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缩小，直至消除。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经营农业人口的比例大致相当于农业创造的价值占整个GDP的比例的原因。因此发达国家经营农业者的人均收入水平与经营他业者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并不大，当然这也有政府对于农业补贴的因素在起作用。我国的情况却截然相反。现行的土地制度限制了城乡劳动力的对流，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在扩大，而不是缩小。农民仅仅依靠种田是远远赶不上城镇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幅度的。可以想象，在平均每户只有几亩土地的情况下，农民怎么能够仅仅依靠经营农业发家致富?

第三，看限制劳动力流动的第三大障碍――现行社会保障制度。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区域性的，且很不健全。如，最低生活标准基本是各城市自己规定，并限于拥有本城市户籍的居民享受。大多数农民基本上不享受社会保障。只有部分地区很小比例的农民参加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企业与职工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障资金也都是区域性的，并没有在全国建立起统一管理的账户。这非常不利于劳动力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流动。如果不能解决农民失去土地后的生活保障问题，怎么能够让多数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怎么能够降低农业人口的比重，提高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怎么能够真正在全国实现现代化?

三、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措施

(一)改革户籍管理

我国许多地方户籍的管理正在逐步放松，一些省份已经宣布开展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工作。但是，户口管理的松动与户籍制的取消完全是两码事。取消户籍制意味着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可以在国内自由迁徙，到任意地方居住，即享受公民的迁徙权与居住权。目前，不仅那些户口管理有所松动的大城市做不到这些，即便是那些户口管理最松动的中小城镇，甚至农村也做不到这些。只有真正取消户籍制，才能为劳动力在全社会的流动创造条件；才能使每个公民有相等的机会享受经济快速发展的好处。

当然，中国户籍制的彻底取消不会是一蹴而就，户籍制的取消必须采取渐进的方式。先在中小城镇放开，然后在大城市放开。不管预计的困难有多大，必须循序渐进地展开此项工程。否则就不会有真正的劳动力流动。

(二)改革现行土地制度

要么实行土地国有、要么实行土地法人或自然人所有。土地的集体所有是不会有效率的。我国可实行土地的国有、法人所有和自然人所有并存。城镇居民居住用地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实行自然人所有。城镇非居民居住用地区分存量和增量两种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方法处理。存量土地按照法人现有合法占有与使用情况，划归法人所有。对于盈利性的法人需要向国家交纳足够的土地出让金，以便获得土地所有权。非盈利性法人可以免去土地出让金。对于既无法确定为自然人财产，又无法确定为法人财产的土地，则暂时归国家所有。对于增量土地，即国家新征用的土地，一律采取拍卖的方式变为自然人或者法人所有。农用土地通过渐进的方式变为农户私人所有。农用土地私有后，土地所有者可以自由转让土地。为了保护耕地，国家通过立法方式确保基本的农用土地不得变更为工业用地。

(三)建立与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逐步建立起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先从最低生存保障开始。最低生存保障必须是全国统一的，不仅覆盖城镇，也覆盖农村。此项支出列人中央政府预算，以确保该项社会保障的广泛性。为了保证经济效率不受影响，最低生存保障限于那些丧失劳动力的人、孤儿、没有收入来源的残疾人、老人等。

篇8

一、对城镇人口进行统计的原因

通常情况下，国家有关部门进行城市规划，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政策所依据的主要内容就是城镇的人口数量。目前，我国的经济正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因而加快了竞争的激烈程度，城镇人口问题也随之显现。对于城镇管理者来说，扩大城市规模是他们最主要的工作任务，所以各个城市的管理者为了提高城镇化水平会产生激烈的竞争，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另外，统计部门进行人口普查时，由于不同城镇适用的统计概念存在差异，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变革，进行人口统计时的统计口径也会发生变化，因而降低了历史统计成果的保存价值，不利于后续管理者制定经济的发展战略，降低了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二、在城镇人口统计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般来讲，国家统计局通过人口统计得到的人口数据与实际的人口数据存在一定的差距，此种现象是在多个因素的影响下而出现的，主要包括可避免的人为因素和不可避免的根本性因素。为了降低城镇人口统计的误差，笔者通过国内的城镇人口统计范例来分析城镇人口统计不规范的原因，力求提高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性以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1）不同城镇进行人口统计时使用的概念的统一性较差。对于城镇人口规模来说，主要由人口概念和空间概念这两方面概念组成。人口概念就是指城镇人口的种类，空间概念就是指城镇人口所在的区域。根据相关统计资料可知，不同城镇在进行人口统计时应用的概念存在很大的差距，并且种类繁多，增加了统计的难度。比如说，进行人口统计使用的人口概念由总人口、常住人口和若干个分类人口等概念组成，空间概念则由市区、中心区和规划建设区等组成，在进行统计时，如果将两种概念叠加起来，就会使得统计工作更加复杂，相关部门为了防止这一现象的发生，已出台了相关规定，但是在实际的人口统计工作中，仍然无法准确把握“城镇人口”这一概念，并且统计人员也无法正确表达城镇人口规模，因而降低了人口统计的准确性。

（2）进行人口统计时统计的口径不同。统计局在进行城镇人口统计工作的时候，除了要使用种类繁多的统计概念之外，还要明确各类人口的统计口径。然而根据我国历次的人口普查资料可知，进行人口统计的统计口径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以暂住人口为例，某些地区将暂住时间为三个月以上的作为暂住人口，二某些地区却将时间定为半年以上或一年以上。在这种情况下，统计局进行的历年人口普查数量的可比性将降低，城镇管理者也不能正确了解本地区人口规模的变化情况，因而制定的方针和政策的适应性就会降低，不利于本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提高城镇人口统计规范化的主要方法

（1）实现不同城镇进行人口统计时运用的概念的统一。在进行城镇人口统计的时候，要想提高统计的正确率，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概念混乱以及概念不合理使用的现象，对此，国家有关部门必须要对一些常用的概念进行界定，然后明确这些概念应用的情景。举例说明，城镇总人口、中心城区和常住人口等常用概念必须要进行正确的界定或划分。另外，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速度较快，如果采用传统的按户籍登记地点来界定城镇人口，就是失去人口统计的意义。以深圳这个经济发达地区来讲，此地区的外来人口较多，外来人口返回原籍的次数较少，为了准确表示城镇化水平，统计人员可以根据人员的居住时间来确定成镇人口的数量。

（2）实现城镇人口统计中统计口径的一致。要想实现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化，有关部门必须实现统计口径的一致。对于我国来说，导致人口统计中城镇人口规模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暂住人口的统计口径存在差异，对此，国家统计局已经更改了人口计算所使用的方法，要想提高人口统计的准确性，有关部门必须要加大相关规定的执行力度。在具体的人口统计工作过程中，统计人员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清楚城镇人口限定范围，然后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口径的下统计城镇常住人口数，进而提高统计数据的准确性，确保城镇管理者指定的方针政策的科学合理性，以此来加快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最终提高我国的整体经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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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会判断不同的人口增长模式，描述不同阶段人口增长特征，并能分析人口时空分布规律。

2.理解影响人口容量的因素及人口合理容量的实际意义。

3.掌握我国人口迁移的特点，理解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和人口迁移对地理环境的影响。

4.能够结合实例说明地域文化对人口迁移的影。

5.能够运用资料、图表等探究分析不同人口增长模式的特点及地区分布。

二、考点解读

考点1 不同人口增长模式及其转变

1.不同人口增长模式的人口增长状况、人口问题差异。

人口增长模式的特点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不同历史时期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同时，也正是由于人口增长模式的变化，导致人口增长状况和人口问题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

2.人口增长模式的判断。

（1）根据生产力水平判断。

（2）根据国家类型判断。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属于传统型，个别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古巴等，已经属于现代型；发达国家多属于现代型。

（3）根据数值特征判断。

3.人口结构与人口问题。

人口结构主要包括人口年龄结构、人口性别结构、人口文化素质结构等，人口结构若出现不合理，则会引发人口问题。

（1）人口的年龄结构与人口问题。

人口的年龄结构是指各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主要表现在人口年轻化和人口老龄化两个方面。

（2）人口的性别结构与人口问题。

人口的性别结构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构成中，新出生的男性或女性各占总人口的比例。通常用“性别比”来衡量，即用100位女性对应的男性数来衡量。它用来反映该地区或国家人口的性别结构是否合理或协调。

性别比失衡会造成婚姻、家庭、社会的不稳定，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应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严禁非医学鉴定胎儿性别。

（3）人口的文化结构与人口问题。

考点2 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

1.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

（1）自然环境因素。

（2）社会经济因素。

（3）政治因素。

2.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民工潮与民工荒。

3.人口迁移影响的分析思路。

（1）从辩证角度：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

（2）从区域角度：对迁出地影响和对迁入地影响。

（3）从三大要素角度：对生态环境、经济、社会三方面的影响。

（4）从具体方面：人口迁移对人口数量、性别比、职业构成、产业结构、交通、社会治安、城市化等都有重要影响。

考点3 人口容量与人口合理容量

1.环境人口容量与人口合理容量的区别与联系。

2.在制约环境人口容量的因素中，资源是最主要的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如图1所示：

考点4 常见人口统计图表的特点及判读

1.柱状图。

该类图示往往以不同时间或地区设置不同的矩形短柱，用其长短或高低来表示人口数量的多少、人口增长率的高低或人口构成的对比。判读时应首先明确图例，然后分清各类数据的时空差别，最后对照柱高比较分析不同时空的人口数据。如图2所示：

2.曲线图（折线图）。

此类图可根据线状统计符号的大体走向，分析统计人口数量或构成比例随时间或空间连续变化的规律，判读时要特别注意曲线统计图中的高峰或低谷以及折线图中明显的转折点和每一段或不同曲线的斜率，从而掌握不同时期人口数量与增长速度。如图3所示：

3.扇形图和饼状图。

此类图常用来表示不同区域人口所占比例或数量对比。判读时，主要通过比较图中各组成要素的百分比（或者是各扇形圆心角的大小），来分析人口比例状况或人口数量高低。

4.三角形统计图。

该类图示往往用来表示人口的年龄构成状况。读图时首先要明确三边分别代表的人口构成数量轴；然后过图中的点，沿各坐标轴数值增大的方向作平行于各底边的线，并相交于对应边上（如图6中A、B、C三点）；最后读出各交点的数据，并检验三种人口构成的和是否为100%。如图6所示 ：5.四边形人口统计图的判读。

四边形人口统计图中有两边分别表示两个变量（一般是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另外两边表示一个变量（通常是人口自然增长率），如图7、图8：对于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根据一般的直角坐标图的判断即可得出数据，而人口自然增长率的读取，我们一般以第三个变量作四边形的一条对角线，读数时沿对角线方向读取即可。如：图7中底边（横轴）表示的是人口死亡率，左边纵轴表示的是人口出生率，另外两边表示的是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对于图中Ⅰ、Ⅱ、Ⅲ、Ⅳ四点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高低判断，是先做出一条对角线（图8），沿对角线箭头方向读取（箭尾到箭头表示数据越来越大），由此得出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由低到高依次是：Ⅱ、Ⅰ、Ⅳ、Ⅲ。判断某点具体的数据时，可过此点作对角线的平行线，交于两边即可，如图8中的虚线。（各自的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依次大约为0‰、8‰、16‰、29‰）。

6.人口金字塔图的判读。

（1）读结构。

可直接读出该地区不同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如图9：

（2）定类型。

根据人口金字塔图所反映的人口年龄构成特点可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

人口金字塔图的基本类型对比：

（3）析变化。

①正常变化。

从年轻型到老年型的正常转变。其变化主要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受人口自然增长的影响，人口增长模式由原始型传统型现代型转变。

②特殊变化

通过对不同年龄段所占比重或数量的计算，可分析人口问题（人口增长过快、老龄化、人口性别比失调）、人口问题出现的原因（人口增长过快、老龄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状况、人口政策等，人口性别比失调――生育观念、人口政策、工业发展需要、战争等）和解决人口问题的措施。

三、题型回顾

例1 （2016年高考全国新课标文综卷Ⅲ）与2014年相比，2015年上海市的常住人口减少了10.41万人，外来常住人口更是减少了14.77万人，这是近20年首次出现的人口负增长，调查发现减少的外来常住人口主要流向上海周边的中小城市，上海市已制定“十三五”期间人口增长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策略。据此完成（1）～（3）题。

（1）导致2015年上海市外来常住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上海市（ ）

A.产业转型升级 B.食品价格大增

C.环境质量下降 D.交通拥堵加重

（2）上海市减少的外来常住人口多流向周边中小城市，主要原因是这些中小城市（ ）

①服务设施齐全 ②承接了上海市转移的产业 ③适宜就业机会多 ④生态环境好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3）今后，上海市引进产业从业人员将主要分布在（ ）

A.资源密集型产业

B.劳动密集型产业

C.资金密集型产业

D.知识密集型产业

【解题思路】本题考查人口迁移的原因，以及从材料中提取信息的能力。第（1）题，上海市经济发达，城市化水平高，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大，即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要求从业人员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技能。外来常住人口的总体素质达不到要求，因此慢慢减少。故选A项。第（2）题，上海人口向周边中小城市转移，说明中小城市有较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也说明了这些中小城市承接了从上海转移过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故选C项。第（3）题，今后，上海市以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因此从业人员将主要分布在知识密集型产业。

【参考答案】（1）A （2）C （3）D

例2 （2016年高考浙江文综卷）近年来，我国流动人口一直维持在2亿人以上，且持续增长，城乡间人口流动是主要的流动形式。据此完成（1）～（2）题。

（1）城乡间人口流动与城市经济发展、农村经济水平提高联系密切，下列关于三者关系排序正确的是（ ）

①城乡间人口流动 ②农业专业化发展 ③城市工业、服务业发展

A.①②③ B.①③②

C.③②① D.③①②

（2）下列关于我国人口流动的叙述，正确的是（ ）

A.人口流动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B.生态环境是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

C.区域协调发展会减缓流动人口增长

D.小城镇人口向大城市流动可提高城市化水平

【解题思路】本题考查人口迁移的方向及意义。第（1）题，该题需要理解三者的关系，城市工业、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因而导致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促进城乡间人口流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从而促进农业专业化发展。第（2）题，人口流动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发展水平是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会缩小，从而减缓流动人口增长；小城镇人口向大城市流动不会提高城市化水平，小城镇人口也属于城市人口。

【参考答案】（1）D （2）C

例3 （2016年高考上海地理卷）水资源和耕地资源是制约一个地区人口容量的重要因素。根据表1数据，若不考虑其他条件，表中四省，人口容量最小的省份可能是（ ）

A.甲省 B.乙省

C.丙省 D.丁省

【解题思路】影响人口容量的首要因素是资源，尤其是紧缺的资源；丙省单位面积水资源量是最少的，即丙省的人口容量最小。

【参考答案】C

例4 （2015年高考V东文综卷）图13为2005―2012年我国某省常住人口数量变化图。由图可推断该省是（ ）

A.海南 B.四川

C.广东 D.浙江

【解题思路】图示表明该省人口总数减少，四川省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人口向外迁移较多；海南、广东、浙江经济发达，迁入人口多。

【参考答案】B

例5 （2014年高考福建文综卷）人口抚养比是指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数之比。图14示意1980―2030年我国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变化趋势。读图，回答（1）～（2）题。

（1）2015年前后我国老年抚养比变化明显，主要的影响因素是（ ）

A.性别比例 B.医疗水平

C.教育程度 D.年龄结构

（2）随着我国人口抚养比的变化，2025年后可能出现（ ）

A.人口迁移加剧 B.劳动力逐渐不足

C.人口分布不均 D.社会负担减轻

【解题思路】本题综合考查人口结构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第（1）题，根据题干中人口抚养比的概念可知，抚养比与性别比例无关，A项错误；医疗水平提高，平均寿命延长，可能提高老年抚养比，但这个过程还是要通过改变人口年龄结构来实现的，B项错误，D项正确。教育程度与老年抚养比没有直接关系，C项错误。第（2）题，从图中可以看出，2015年以后，老年抚养比明显上升，少儿抚养比较平稳，说明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上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因此可能出现劳动力不足，社会负担加重的现象，B项正确，D项错误。人口抚养比的变化与人口迁移和人口分布关系不大，A、C项错误。

【参考答案】（1）D （2）B

四、命题预测

综合分析近三年的各套高考试题，高考命题在本部分呈现以下规律：

1.试题多以选择题的形式进行考查，分值一般在4～12分，难度系数0.7～0.8。

2.以人口统计图或人口政策变化，考查关于对人口增长状况的预测及人口问题。

3.联系热点，与区域图相结合考查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人口数量变化及原因；以统计图表呈现信息，考查人口迁移的影响。

人口增长模式的特点、不同国家的人口问题及解决措施、人口迁移的原因和影响是常考点。在今后的复习中要重点关注各种人口统计图分析和最新的人口政策调整及其影响，关注二孩政策、延迟退休、人口红利等热点问题。

五、能力测试

图15为四国2010年和2050年（预测）每100劳动人口（15岁～65岁）的家属（15岁以下和65岁以上）数量统计图。读图，完成1～2题。

1.2010年尼日利亚每100劳动人口的家属数量最多，主要由于尼日利亚（ ）

A.出生率高 B.死亡率低

C.迁入率高 D.迁出率高

2.中国劳动人口家属数量增加明显最主要原因是（ ）

A.人口出生率下降

B.人口迁移量增大

C.人口老龄化加剧

D.城市化速度加快

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春节返乡后，一部分人不再回到务工的远方大城市，转而选择离家不远的务工地，这一现象称为务工潮倒吸现象。图16为2008―2015年我国农民工数量及月均收入变化，据此完成3～4题。

3.图中显示2015年我国农民工（ ）

A.总人数已超过3亿

B.就地务工人数超出外出务工人数

C.外出务工人数约占61%

D.月人均收入超过4000元

4.出现务工潮倒吸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内地（ ）

A.交通条件改善，空气质量良好

B.产业升级迅速，人力资源需求量大

C.人口政策调整，生育放宽二胎

D.各类城市发展，就业创业机会增多

台湾地区的出生率每12年便会周期性出现一种特殊的逆转变化，这就是“虎兔龙现象”。台湾许多男女偏爱兔宝宝，避开虎宝宝，更期待龙宝宝。读台湾地区2010―2014年人口数据统计图（图17），回答5～6题。

5.台湾地区下一波人口出生峰值期和低谷期可能出现在（ ）

A.2023年、2022年

B.2024年、2025年

C.2026年、2025年

D.2024年、2022年

6.图可知，2010―2014年台湾地区的（ ）

A.人口出生率波动下降

B.死亡率波动比出生率波动大

C.社会老龄化现象严重

D.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上升

7.结合图文材料，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一 美国人口普查局2010年12月21日公布了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首份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4月1日，美国总人口为3.087亿，比2000年增长9.7%。

材料二 图18为美国人口增长和人均寿命变化示意图（1900―2008年）。

材料三 美国本土略图（图19）。

（1）根据材料，简要概括美国人口的发展特点。

（2）指出目前美国的人口增长模式，并描述其特点。

篇10

关键词：职业流动；社会资本；时代差异

中图分类号：F038.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7-0100-02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运用西方的社会资本理论分析我国的职业流动现象，产生了一批理论成果。综观我国学者关于职业流动的社会资本分析，笔者发现，时代的因素或多或少的被忽视了［1］。

一、本研究的主要概念和资料来源

（一）本研究的主要概念

1.社会资本

关于社会资本概念，自从法国学者布迪厄第一次对社会资本概念进行界定以来，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资本概念进行了界定［2］。在本研究中笔者采用林南的社会资本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作为在市场中期望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可以定义为在目的性行动中被获取的和/或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 ［3］林南把社会资本分为接触的社会资本和动员的社会资本两个方面，接触的社会资本是指个体嵌入于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动员的社会资本是指个体在工具性行动中实际使用的社会网络资源。在本研究中，笔者将“接触的社会资本”具体操作化为社会网络规模和网络趋同性。社会网络规模是指构成一个社会网络的成员的数目，社会网络规模越大，表明个人的社会资本越丰富。网络趋同性指的是社会网络的核心人物与其他社会网络成员在某种社会特征方面的类似性，网络趋同性越低，表明个人社会网络成员的组成越广泛，个人社会资本的质量越高。

2.职业流动

所谓职业流动，就是指寻找和变换工作的过程［4］。职业流动分为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笔者将代内流动操作化为是否流动和流动次数两个变量。对于代际流动，主要研究代际流动方向，笔者将代际流动方向分为两种：向上流动和未向上流动。陆学艺认为，我国存在十种职业类型：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5］。排在前面的职业类型比排在后面的职业类型的社会经济地位高，在代际流动方向中，笔者以父亲职业为基准，如果个人目前的职业类型排在其父亲的职业类型的前面，就认为是向上流动，否则就是未向上流动。

3.时代类型

近几十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特别是1978年党的召开，我国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以及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我国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我国的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此，笔者以这两个时间为分水岭把时代类型分为三种：计划经济时代（1978年以前）、双轨制时代（1979到1992年）和转型时代（1993年到现在）。

（二）资料来源

本研究运用的是广西的调研资料，广西既有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又有经济比较落后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在我国的排名居中，因此比较具有代表性。具体的说本研究运用的资料来源于李文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广西不同民族职业流动与就业培训政策的比较研究》的数据库［6］。数据库是课题组于2005年7月10日至17日，在南宁市、柳州市、桂林市、北海市、百色市和河池市等六座城市和三江、融水、恭城、龙胜、都安、环江、罗城等七个县城根据随机抽样与分层（地区、职业）抽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获得的。

二、职业流动中社会资本效用时代差异的实证分析

在本研究中，笔者主要对社会资本在职业流动中的效用做相关分析，由于变量的类别不一样，所以他们之间所取的相关系数是不一样的。定类与定类变量用的是Lambda系数，定类与定距变量用的是Eta系数，定距与定距变量用的是皮尔逊Corr系数。在本研究中，社会网络规模、网络趋同性和职业流动次数属于定距变量，其余的都是定类变量。

（一）职业流动中社会网络规模效用时代差异的实证分析

职业流动中社会网络规模效用的时代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网络规模对职业是否流动效用的时代差异。双轨制时期社会网络规模与职业是否流动的相关系数Eta=0.105，并且显著性水平值小于0.001，表明双轨制时期社会网络规模与职业是否流动呈现正相关，也就是说，个人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职业越趋向于流动。而计划经济时期与转轨时期的社会网络规模与职业是否流动无关，表明其社会网络规模对职业是否流动的影响不大。二是社会网络规模对职业流动次数效用的时代差异。双轨制时期社会网络规模与职业流动次数的相关系数R=0.027，并且显著性水平值为0.000，表明双轨制时期社会网络规模与职业流动次数呈现正相关，也就是说，社会网络规模越大，职业流动次数越多。而计划经济时期与转轨时期的社会网络规模与职业流动次数无关，表明此时的社会网络规模对职业流动次数的影响不大。从上面这两个方面我们可以发现职业流动中社会网络规模的效用存在时代差异。

（二）职业流动中网络趋同性效用时代差异的实证分析

职业流动中网络趋同性效用的时代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网络趋同性对职业是否流动效用的时代差异。转轨制时期网络趋同性与职业是否流动的相关系数Eta=0.050，并且显著性水平值小于0.05，表明转轨制时期网络趋同性与职业是否流动呈现正相关，也就是说，个人社会网络的网络趋同性越低，其职业越趋向于流动。而计划经济时期与双轨时期的网络趋同性与职业是否流动无关，表明其网络趋同性对职业是否流动的影响不大。二是网络趋同性对代际流动方向效用的时代差异。计划经济时期网络趋同性与代际流动方向的相关系数Lambda=0.286，并且显著性水平值小于0.05，表明计划经济时期网络趋同性与代际流动方向呈现正相关，也就是说，个人社会网络的网络趋同性越低，其在代际流动中越趋向向上流动。而双轨制时期与转轨时期的网络趋同性与代际流动方向无关，表明其网络趋同性对代际流动方向的影响不大。以上的实证分析表明：职业流动中网络趋同性的效用存在时代差异。

（三）职业流动中网络依靠效用时代差异的实证分析

在各个时代网络依靠在职业流动中的效用都不明显。但是笔者在研究中发现，计划经济时期人们在职业流动中使用网络依靠的概率是47.9%，双轨制时期人们在职业流动中使用网络依靠的概率是53.1%，转轨时期人们在职业流动中使用网络依靠的概率是57.6%，表明人们在职业流动中使用网络依靠的概率越来越高，由此，笔者认为网络依靠在职业流动中肯定是有效用的。笔者经过进一步的研究，提出网络依靠的关系强度概念，笔者把职业流动中运用了家庭成员及其亲属的人情关系称为强关系，把朋友、同学、同事等人情关系成为弱关系。通过统计分析，笔者发现网络依靠的关系强度在职业流动中的效用存在时代差异，主要表现在网络依靠的关系强度对职业是否流动效用的时代差异上。计划经济时期和双轨制时期网络依靠的关系强度与职业是否流动无关，而转轨时期网络依靠的关系强度与职业是否流动有关，强关系对职业是否流动的作用比较明显，这表明职业流动中网络依靠的效用存在时代差异。

（四）职业流动中网络帮助效用时代差异的实证分析

职业流动中网络帮助效用的时代差异主要表现在职业是否流动方面。计划经济时期网络帮助与职业是否流动的相关系数Eta=0.196，显著性水平值小于0.05，表明计划经济时期的网络帮助与职业是否流动有关，获得网络帮助的成员在职业是否流动方面越趋向于流动。而双轨制时期与转轨时期的网络帮助与职业是否流动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水平值大于0.05，表明此时的网络帮助与职业是否流动无关，网络帮助对职业是否流动的影响不大。也就是说职业流动中网络帮助的效用存在时代差异。

三、结论

综合以上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个人社会资本在职业流动中的效用存在着时代差异。这是由于我国社会的急剧变迁特别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及1992年开始的我国实行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给我国的职业流动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导致了社会资本在职业流动中效用的差异。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在对我国职业流动进行社会资本分析时，应该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特别是要考虑时代类型因素，只有这样，我们实证分析的结果才会切合我国实际，并为我国的职业流动提供科学的指导。

感谢李文华教授允许我使用其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广西不同民族职业流动与就业培训政策的比较研究》（04XSH003）的数据库。

参考文献：

［1］黄晓波.职业流动的社会资本研究综述［J］.理论界,2006,(10).

［2］黄晓波.西方“社会资本”概念综述［J］.理论界,2006,(7).

［3］［美］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