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流动人口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流动人口；住房；新常态；文献综述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我国租赁性保障房对劳动者失业持续期的影响研究”（编号：2014BS027）；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住房问题与重庆公租房制度创新研究”（编号：15SKG098）；重庆工商大学科研启动项目：“我国流动人口住房问题与公租房的就业影响研究”（编号：1655002）

中图分类号：F293.3；C924.2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10月9日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什么中国可以近几十年保持持续稳定而快速的经济增长？很多学者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中，“人口红利”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然而，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2012年出现第一次负增长开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连续四年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这意味着，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趋于消失。面对人口红利消失和老龄化问题严重的困局，要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在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过程中，大量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小城镇转移到大城市，然而，这些转移劳动力长期以来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和城镇居民相同的住房福利，住房问题始终是制约流动人口真正融入城市的重要因素之一。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的统计数据，截至2013年末，中国流动人口的总量达到了2.45亿，超过全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党的十报告指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可见，党的十将流动人口问题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安居”才能“乐业”，大量流动人口来到城市最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住房问题，解决流动人口住房问题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西方移民住房理论研究现状

由于“流动人口”的一词与我国特殊的户籍制度密切相关，西方国家并没有与我国的流动人口概念一一对应的称谓，而最接近的是“移民”的概念。移民概念的外延比流动人口要大一些，因为移民概念包含了所有的迁移人口，而流动人口概念仅指户籍未经变化的临时性移民，不包括户籍已经发生变动的迁移人口，因此流动人口可以视为移民的一部分。国外对移民住房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领域非常广泛，这里我们仅从与我国流动人口住房问题更为接近的贫民窟问题、移民住房的城市空间理论、人口迁移理论等方面对国外研究进行简单梳理。

（一）贫民窟问题。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对城市贫民窟问题的研究一直是西方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有不少学者研究了贫民窟产生的原因，他们认为，当农村迁移人口刚进入城市时，他们自身往往缺乏相应的学习培训和劳动技能，很难迅速获得理想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而这些迁移人口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往往不能被城市居民所接受，很容易遭到歧视，也很难融入城市社区，因此只能以贫民窟的形式居住和生活。有学者研究指出，贫民窟通常是劳动力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首个居住地，选择以贫民窟的形式居住是迁移人口的理。可见，贫民窟的存在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它为新移民提供了一个调整和适应的场所，贫民窟扩张是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二）城市空间和人口迁移理论。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从城市社会空间和人口迁移角度分析移民住房问题的研究逐渐发展起来，已形成了相当成熟的理论体系，主要代表性理论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入侵演替理论。入侵演替理论最早是由Burgess提出的一个用“入侵、演替和主导”来描述外来人口迁移过程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外来人口最初进入城市时，出于找工作方便的考虑，会选择居住在城市中心商业区。随着外来人口的不断增加，造成城市中心住房紧缺、房租上升，这促使城市中心商业区的人向外城区迁移。在这一过程中，低收入者逐渐向较高级的居住区入侵，而原来居住在较高级住宅区的人不断向外城区迁移，进入更高级的住宅区。这样的过程不断推进，迁移便会如波浪一样由内向外层传播，而最终最高级的住宅区位于城市的边缘。入侵演替理论为农村人口向快速扩张的城市的迁移过程提供了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框架。

2、住房过滤理论。住房过滤理论是由Hoyt提出的描述住房在不同收入人口间流动的理论。这一理论指出，住房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磨损，高收入者需要购买新建的高级住宅来维持自己的效用水平不变，高收入者在迁居以后，其原来的住宅被中等收入者占用，而中等收入者原来的住宅会流动到低收者手中，在这一过程中，住房会向低收入者不断过滤，而人口会向高级住宅区不断过滤。过滤理论为住房供给和人口迁移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分析角度。

3、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源于Rossi的研究，这一理论将一个人成长过程与人口迁移联系起来，以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来解释一个人一生的迁居过程。家庭生命周期理论解释了一个人一生中可能发生的五次迁居，包括出生成长、离开家庭、结婚、生孩子以及年老。这一理论认为，生命周期的循环会促使家庭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形成不同的住房需求，而一个家庭迁居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家庭住房的调整来满足这种需求。

4、互补理论。互补理论由Alonso最先提出，主要从经济限制方面解释人口的迁居行为。互补理论认为，在做出迁居决策时，低收入者由于收入的限制，对居住空间的选择范围相对狭窄，因此只能选择紧靠城市中心的区域居住，住房面积小，市中心区人口密度高；高收入者在做出迁居决策时，居住空间选择的范围较大，可以选择在远离城市中心的郊区居住，住房面积较大，而郊区的人口密度较低。互补理论为分析不同收入的家庭在城市的迁居行为提供了经济学方面的解释。

三、国内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研究现状

（一）流动人口住房现状研究。目前，国内关于流动人口住房现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民工住房现状方面，甚至有不少研究将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等同于农民工住房问题。在农民工住房现状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吴维平和王汉生对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流动人口的住房形式和居住条件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表明，由于户籍制度和城市福利之间的联系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两个城市的流动人口基本上被排斥于主流住房分配体制之外，而租房成为流动人口最主要的住房选择；同时，流动人口的住房条件明显低于当地居民。张子珩对中国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的研究发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受住房供给条件和需求能力的限制，他们比起城市户籍人口在住房的可获得性、住房条件和居住的社区环境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差距。尽管大多数研究都认为与当地居民相比，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更差，但是蒋耒文等的研究却发现：在城镇地区流动和迁移的人口的住房状况并不比当地居民差；甚至在一些住房设施方面，流动迁移人口的状况还要好于当地居民。他们的研究还发现，与当地居民相比，流动人口拥有较低的贫民窟发生率；城镇流动人口享有比城镇当地居民更好的住房设施，而农业户流动人口居住在贫民窟的比例也低于当地农业户居民。

（二）流动人口住房供给与需求研究。车士义等从住房需求和供给的角度，对北京市流动人口的住房供求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供需结构在低水平上实现了基本匹配；租房者与承租者的住房信息渠道比较原始，而政府在流动人口住房供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王瑞对武汉市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的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受到收入水平和心理因素的制约，他们对住宅商品房的有效需求是不足的；同时，他们还发现，地方政府政策的排外、房地产市场定位的边缘化和流动人口不以定居城市为目的的居住方式是造成流动人口主要以私房租赁市场解决住房问题的主要原因。

（三）流动人口住房选择影响因素研究。侯慧丽和李春华以居委会和村委会社区这两种不同的社区结构为观察角度，对流动人口住房选择行为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具有自雇佣、工作不稳定、家庭户流动等特征的流动人口更有可能选择在村委会社区居住；在不同社区中影响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因素是不同的，在居委会社区，收入对流动人口住房选择影响更为明显，而在村委会社区，流动方式和住房用途对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影响更为突出。何莼和杨菊华的研究将影响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因素分为个体、制度和用人单位要素三个方面：在个体层面，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主要受到其消费模式、社会心理和观念、职业、经济能力等个人因素的影响；在制度性要素方面，现行的住房保障体系主要关注的是当地市民的住房需求，对流动人口并不适用或并不完善是造成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的重要原因；在用人单位方面，大量雇佣农民工的单位缴纳公积金的积极性不高也制约了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的改善。

（四）流动人口住房的空间结构。林李月等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的空间格局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住房自有率、租住房率与住房质量指数表现为南北差异，住房不受干扰指数和住房面积指数均呈现出东西差异，而住房费用指数则呈现出以内蒙古、陕西、湖北和安徽为低值中心，以北京为高值中心的特征。这种空间分布规律是因为各项住房指标“高-高”和“低-低”空间集聚所导致。同时，他们还发现，西部省份虽然拥有较高的住房自有率，却无法拥有舒适的居住环境和宽敞的居住空间，从而成为条件中等偏下和较差住房的集聚区；相对应的东部省份租房率较高，但住房设施配套较为完善，使得以山东、辽宁和天津等为代表的不少东部省份跻身于住房条件综合状况较好的区域，即便是个别位于中等偏下区的东部省份，其住房质量也明显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位于长江流域的省份则不仅有较高的住房自有率，而且居住空间和居住环境也相对较好，因此成为住房条件较好区域的集聚区。

四、述评及展望

通过对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现有国内外研究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国外研究主要以移民住房理论为视角进行了丰富的理论和经验探索，与我国流动人口住房问题最为接近的研究主要涉及贫民窟问题、移民住房的城市空间理论、人口迁移理论等多个方面，而这些方面的研究也为学者对中国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方法和思路上的借鉴。而国内学者从居住现状、市场供求、影响因素、空间结构等诸多方面对流动人口住房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得出了较有价值的研究结论。然而，现有研究至少有两方面可以进一步深入。

第一，关于流动人口住房现状研究方面。目前，关于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的研究大多数将注意力集中在农民工住房问题上，不少研究甚至将流动人口问题等同于农民工问题；然而，流动人口中是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的，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乡-城流动人口和从一个城市流动到另一个城市的城-城流动人口在职业、收入、住房支付能力等方面的不同，必然导致其住房选择行为是不同的，被大多数研究忽略的城-城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同样值得更多的关注：首先，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驱动大量小城市和西部城市的城镇户籍居民流入到大城市或东部城市，其比例约占全部流动人口的15%～30%，这部分人口的绝对数量相当庞大；其次，有研究发现，虽然流动人口的整体收入较低，但是城-城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实际上并不低，甚至高于本地居民，这意味着，流动人口中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层，而这种社会分层是否会影响不同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行为同样是值得关注的。

第二，在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影响因素方面。现有的大多数研究将流动人口较差的居住条件和居住质量归因于制度性因素，例如现有的户籍制度、住房保障制度和其他社会保障制度问题，或者是用人单位的公积金制度等。但是仅有很少的研究意识到，导致流动人口居住条件和质量较差的原因不完全取决于制度因素，甚至其主要原因可能并不是制度性因素，而更多取决于流动人口循环流动的特性和流动人口的过客心理。可见，对于流动人口做出住房选择时的心理因素的关注也需要进一步深入。

主要参考文献：

[1]PONTES A.Rationality in the Slum：an Essay on Interpretive Sociology[J].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972.14.3.

[2]BURGESS E W.The Growth of the City：An Introduction to a Research Project [J].City，2007.18.

[3]HOYT H.The Structure and the Grouch of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 in American Cities[J].Development，1939.19.3.

[4]ROSSI P H.Why Families Move.Sage Publication，1980.

[5]吴维平，王汉生.寄居大都市：京沪两地流动人口住房现状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2.3.

[6]张子珩.中国流动人口居住问题研究[J].人口学刊，2005.2.

[7]蒋耒文，庞丽华，张志明.中国城镇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研究[J].人口研究，2015.4.

[8]车士义，田洪波，尹志锋等.流动劳动力的住房供给与需求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09.11.

[9]王瑞.中国城市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研究――以武汉市为例[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7.2.

[10]侯慧丽，李春华.梯度城市化：不同社区类型下的流动人口居住模式和住房状况[J].人口研究，2013.2.

篇2

流动方式

个体劳动力变家庭化迁移

调查显示，超六成的已婚新生代流动人口与全部核心家庭成员在流入地共同居住。

这些80后的年轻人，选择的流动方式正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进入城市不仅是为了挣钱，对未来发展有更多新期待；流动方式由个体劳动力流动向家庭化迁移转变；流动形态由“钟摆式”向在城市稳定生活、稳定工作转变。超过六成的80后流动人口，最近3年没换过工作。

《报告》分析，家庭化迁移使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更容易产生归属感，有利于增强其幸福感。《报告》建议，政府部门制定流动人口相关的政策要适应家庭化流动趋势，满足流动人口家庭而非个人的需求。

工资收入

4月平均收入3287.8元

国家卫生计生委调查显示，今年4月就业流动人口的平均工资收入为3287.8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9%。流动人口主要就业于私营部门或从事个体经营，就业集中在制造业等五大行业。

制造业一直是吸纳流动人口就业最主要的行业，但近两年流动人口在制造业从业比例连续下降。2013年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制造业从业人员比例为33.3%，较2011年下降4.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例出现上升趋势，2013年在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行业就业的比例分别为20.1%和11.3%，比2011年分别上升2个百分点和1.4个百分点。

婚育状况

已婚育龄妇女1/4“流动”

流动人口一直是卫生和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的弱势人群。国家卫生计生委推算，2012年流动已婚育龄妇女约6307万人，占全国已婚育龄妇女的近1/4。流动人口家庭上一年出生的孩子数量约占全国同期出生数量的1/3，已孕妇女选择在现居住地分娩的比例已接近70%。

王谦说，在孕产期保健、儿童健康管理、预防接种等方面，流动孕产妇和儿童是卫生计生部门应关注的重点人群。同时，新生代流动人口婚前同居、婚前怀孕、生殖健康问题比较突出，这些对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管理是挑战。

焦点

流动人口不是“超生大军”

近年来，曾有大城市为控制人口增长，对流动人口的升学、就业、购房等，出台诸多限制政策。还有人认为，现在各地计划生育政策只限制本地城市户籍居民，流动人口可以随意“超生”，缺乏监管；而且，多生的孩子，还要占用城市的各种公共资源。昨天，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司长王谦明确表示，流动人口家庭的生育率与总人口平均生育率相差无几，他们不是所谓的“超生大军”。

篇3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cognition， intention and behavior of pre-pregnancy health examination among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so as to provide basis for promoting more floating popul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e-pregnancy health examination. Methods 3 project sites were chosen from North， Middle and South of Jiangsu. A total of 600 floating people were asked to complete a questionnaire and 18 family planning cadres were in-depth interviewed. Results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ended to be younger （under 30 years of age accounted for 70.7%） and had highe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became stable employer. They tend to be long-term residents with improved economic conditions. The awareness and demand of the knowledge of pre-pregnancy health was increased among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However， knowledge acquisition was based on non-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uch as television， internet， etc. There were 51.8% people known pre-pregnancy health examination is free， but only 46.7% participated. Conclusion To grasp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enhance the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of the publicity of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to the urban society and to enjoy the equal public services； to promote couples of child-bearing age to act together and integrate resource allocation， can promote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e-pregnancy health examination actively.

[Key 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 Pre-pregnancy health； Knowledge； Desire； Behavior

当前国家计划生育工作已从过去控制人口增长转到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目标任务上来[1]。提高人口出生素质，优生优育是关键；实现优生优育，流动人口是重点和难点。到2014年末我国流动人口已达2.53亿人。由于流动人口是相对边缘化的弱势群体，生殖健康和出生缺陷问题突出[2-4]，需要有针对性增强流动人口对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政策的知晓率和参与度，有效将预防出生缺陷关口前移[5]。本研究对江苏省部分城市流动人口孕前优生健康知识认知程度、态度意愿以及行为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为推动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惠及更多流动人口，实现有效覆盖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5年1～6月在苏南、苏中、苏北三地，各选取流动人口集中聚居较多的镇江、如皋、涟水市（县）作为调查点。需方：调查对象具备要素包括流动人口；已婚人群；男18～45岁，女18～40岁；男女各半。每个调查点以随机抽样方式各抽取200名，共600名。供方：抽取各项目点县或乡（镇）6名计生服务部门专业工作人员，共18人。

1.2 方法

采用定量与定性调查相结合的方式。通过自填问卷方式对600名流动人口进行调查资料收集。根据研究目的在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6-7]，设计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并经过预调查和专家对问卷内容和结构效度的评价，总体专家内容效度（CVI）大于80%。问卷包括人口学特征，对优生优育知识认知、态度行为、服务利用情况等内容。由研究者对调查员统一培训，确保调查的科学可靠性。调查回收问卷600份，与发放数相一致。

2 结果

2.1 江苏流动人口人群特征变化趋势

2.1.1 年龄分布 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27.6岁，30岁以下424人，占70.7%，30～45岁176人，占29.3%。提示江苏流动人口年龄结构正呈现年轻化趋势，90后逐渐成为江苏流动人口的主流。从全国总体上来讲，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虽然呈“不断上升”的迹象[8]，但由于江苏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当前流入仍以年轻人群为主，年轻化趋势仍会延续相当一段时期。90后年龄层正处在迈向婚姻和生育旺盛的高峰年龄段，随着社会发展、技术进步，这些年轻人在思维观念、知识技能和利益需求方面不同于以往年轻人[9]。

2.1.2 文化程度分布 调查显示，调查对象文化程度依次为初中[35.2%（211/600）]、高中[29.5%（177/600）]、大专[19.2%（115/600）]、大学[10.2%（61/600）]、小学[4.8%（29/600）]、研究生[1.2%（7/600）]。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流动人口的30.5%（183/600），高于《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的全国大专及以上学历流动人口占12.1%（2014年）的水平[10]。文化程度增高趋势与流动人口年轻化趋势同步，这与以往调查认为流动人口“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的状况和观念不完全一致[2，10]。这种趋势为提高流动人口优生优育意愿和内在需求提供了有效动能和空间。但流动人口不同来源地的地区间，这种年龄与文化程度的关系还是有差别的。统计也显示，高中及以下学历者仍占了流动人口近七成，与以往研究相一致[11]，需要将视野和关注更多投入到那些能力不足的边缘、弱势人群身上。

2.1.3 职业分布 调查对象在居住地从事职业依次为工人[46.5%（279/600）]、打零工[16.8%（101/600）]、公司职员[16.7%（100/600）]、个体经营[7.8%（47/600）]、农民[3.2%（19/600）]、其他[4.7%（28/600）]等。从事工人、公司职员较为稳定职业的合计占63.2%（379/600），明显高于打零工、个体经营、农民等短期、不稳定的职业群体，显示发达地区流动人口以工厂、公司职员为主成为稳定职业者正逐渐形成主流。

2.1.4 居住时间 调查对象在流入地居住5年以上（21.0%）及2～5年（32.3%）的有53.3%（320/600），居住低于1年的只有24.0%（144/600），其余居住1～

2.1.5 经济状况 调查对象月收入3000元以上（50.0%）和月收入2000～3000元（33.7%）者占流动人口的83.7%（502/600），高于2014年底江苏省调整的最低工资数（一类地区1630元）水平，显示流动人口的经济状况在经济发达地区有所改善和增长。

2.2 流动人口优生优育知识状况及来源途径

2.2.1 流动人口对优生优育、孕前健康检查的概念知晓度和需求 随着流动人口特征、代际结构的变迁和教育学历提高，多数流动人口能基本认知了解“孕前健康”的概念及含义，对“孕前健康保健”的知晓率较高，同时经济条件的改善，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对优生优育、预防出生缺陷有着较大意愿和需求。调查中，能正确回答“生育健康宝宝，预防出生缺陷”从“孕前（怀孕前6个月）开始”的有75.3%；认为“怀孕前很有必要”做健康保健准备的达87.5%。见表1。访谈的专业人士也反映，80后、90后的优生优育意识和需求比70后强。

2.2.2 流动人口对优生优育和孕前健康知识掌握知晓程度 调查统计，在两道优生优育基础知识多选题回答上，多数人回答不全，能全部回答“导致出生缺陷的因素有哪些”的只有24.3%，全部答对“怀孕前在自我保健上应该做哪些准备”的有32.2%（表1）。受访的计生专业人员也认为，流动人口对优生优育知识掌握得一般化，知道一些浅显的优生优育知识。

2.2.3 流动人口优生优育知识来源 调查显示，流动人口优生优育知识来源的主要途径以电视广播（16.5%）、网络（16.4%）、报刊杂志图书（14.2%）、广告或宣传栏（12.9%）等非人际传播为主（大众传播），其次才是乡镇计生服务人员（12.4%）、亲戚朋友（10.2%）、医生护士（8.4%）、培训讲座群体活动（6.4%）、热线电话（2.7%）等人际传播（小众传播）。优生优育知识更多来源于非正式渠道，这与生育的私密性特点有关。在非正式渠道传播中，现代通讯传媒技术，尤其是以网络、手机等为标志代表的非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对当代人的影响日益密切重要，这是与以往以人际传播为主不同的一个显著特点。

2.3 流动人口参加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行为态度情况

2.3.1 流动人口参加优生优育宣传教育咨询，了解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免费政策情况 调查显示，调查对象中计划怀孕前参加过优生优育宣传教育咨询的有47.2%，没有参加过的有52.8%。进一步调查显示，在对孕前健康检查实行免费政策的知晓上，知道孕前健康咨询检查是免费的只有51.8%，不知道的有48.2%。表明流动人口参加孕前健康教育的普及率、对免费政策的知晓率仍有待提高。见表2。

2.3.2 流动人口参加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参检率情况 调查显示，流动人口参加过“孕前健康检查”的有46.7%，没有参加的有53.3%（表2），流动人口“孕前健康检查”的参检率相对偏低。这一结果与其他同期研究结论一致[12]。

2.3.3 育龄夫妇（男女）双方对孕前健康咨询检查的意愿需求 育龄夫妇（男女）双方对孕前健康咨询检查的意愿需求都很高，但男方在实际行为重视程度上有待加强。影响生育结局的因素不仅来自女性，男性孕前的生育健康因素也不容忽视[13]。在回答计划怀孕前，男方应做什么时，认为男方需要“掌握优生优育知识”的只有53.7%（322/600）。进一步调查显示，参加过优生优育宣教咨询的，夫妇一起去的有84.4%（239/283）；女方去、男方不去为15.2%（43/283）；男方去、女方不去的只有0.4%（1/283），表明男方对孕前保健方面的重视配合程度有待加强。见表2。

3 讨论

3.1 调查掌握流动人口时代变化趋势、地域特征，提高孕前健康宣传教育和服务利用的精准性

国家推动孕前免费健康检查政策项目实施已有5年多[14-15]，江苏省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达90%[16]。流动人口对孕前健康检查免费政策知晓度和参检率不理想，成为制约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全覆盖目标实现的关键性“短板”因素。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的人口学特征变化人群对优生优育、出生缺陷预知识的需求较过去发生变化[17]。及时跟进调查研究具有时代特点和地域特点的流动人口特征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实施针对性的分类管理，是有效提升流动人口主动参与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重要途径。

3.2 加强融合，促进流动人口和谐稳定融入城镇社会

流动人口居留稳定性日趋增强，居住长期化倾向愈加明显，为流动人口有机融入当地社会、为其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提供了有力的社会基础[18]。要因势利导，在推动流动人口融入融合上做好文章，增强流动人口的归属感，有效提升流动人口参与孕前健康检查的内需动力和主动性。

3.3 推动育龄夫妇共同行动、共同参与

孕前保健的本质目标是一种全人群策略，是针对所有育龄夫妇的公共卫生项目[19]。目前在推动流动人口参与孕前保健上，更多的是集中在对育龄妇女身上，对男方的作用重视不够，也未能从育龄夫妇双方及家庭的角度加以探讨，单一性较大[20]。有必要重视男方，尤其是家庭在孕前保健中的因素作用，推动育龄夫妇共同行动、共同参与，有效提升孕前健康检查的覆盖率。

3.4 强化整体综合意识，合理整合资源配置

在生殖健康中将优生优育、计划生育包融进去，在优生优育中将生殖健康、优生优育拓展延伸进来，形成整体综合和“全科医生”功能，建立起以生殖健康为中心的生殖健康、优生优育、计划生育等方面的综合服务模式，确保服务的完整有效，提高服务的覆盖面。

篇4

一、北京市常住流动人口的特征

（一）迁入常住流动人口规模和市内人户分离常住人口流动规模都很大

北京市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常住地和户口登记地属于北京市不同乡镇街道的345.4万人。常住地在北京，户口在北京市以外的704.4万人，相当于我国东部平原地区一个小城市的人口规模。两者之和占北京市常住人口53.5%。

（二）迁入常住流动人口集中在少数几个省份

2010年北京外来人口704.万人，排前7位为：河北、河南、山东、安徽、黑龙江、湖北、四川。7个省份合计占比65.7%，由河北省迁入的常住流动人口最多，所占比重高达22.1%。迁入北京常住流动人数最多的7个省份全部是人力资源大省，同时也是劳动力输出大省。7省总人数占全国人口数44.4%。另外，比较7个省份，迁入北京的常住流动人口以北方人（秦岭淮河以北）为主。

（三）迁入北京市的常住流动人口男性多于女性

33个省级行政单位中迁入北京的常住流动人口数女性多于男性的只有东三省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5个省级行政单位。其他28个省级行政单位迁入北京的常住流动人口数男性多于女性。33个省级行政单位迁入北京的常住流动人口中男性总人数比女性多出60.8万人。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北京市性别比为106.75，男性总人口与女性总人口之差为64.0万人。

（四）北京市常住流动人口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

截止到2010年统计数据，北京市内人户分离人口流动345.4万人。20―59岁常住流动人口254.2万人，占比73.6%。迁入北京市的常住流动人口704.4万人。20―59岁迁入常住流动人口586.6万人，占比83.3%。资料显示，北京市常住流动人口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20―59劳动人口多达840.8万人，占北京市总常住流动人口80.1%。如此大规模的劳动人口流动，不仅为北京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提供了重要动力，还改善了整个北京市的人口年龄结构。根据北京市老龄办的《北京市2010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底，北京市市户籍人口1257.8万，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35万，占总人口的18.7%；按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抚养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和014岁少儿人口计算，本市总抚养系数为38.8%。其中，老年抚养系数为26%。

（五）人口的迁移原因不同

北京市内人户分离常住流动人口迁移原因分布比较均匀，占比最高的是拆迁搬家，达30.2%，除拆迁搬家外的迁移原因不突出。迁入北京市的常住流动人口以务工经商为主，占比73.9%，其他原因分布较均匀。可见，北京市城市建设造成了大量市内人口迁移，经济原因是常住人口迁入北京的主要原因。

二、政策启示

（一）参照人口结构制定北京市文化建设思路

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和消费者，因此文化建设思路应以人为本。北京市常住流动人口规模庞大，来源广泛，作为一个国际化超级城市，北京市的文化应该兼容并蓄，鼓励创新，满足市民的多元文化消费需求。

（二）北京市应继续执行优先引进高技术、高学历紧缺人才户籍政策

鉴于北京市内人户分离常住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高于迁入常住流动人口，北京市目前优先引进高技术、高学历紧缺人才的户籍政策是科学合理的，应该继续执行。同时，在产业政策方面，应继续将降低第二产业比重作为缓解北京市人口、交通等城市治理压力的有效手段。将北京定位为政治、文化、创新中心，高技术高学历创新型人才是主力。

篇5

[关键词]就业质量；人口低生育率；产能过剩；土地城镇化

[DOI]1013939/jcnkizgsc201625071

1就业质量概念界定

就业质量可以理解为就业过程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并取得报酬或收入的具体状况的优劣程度，其不仅包含着诸如工资水平和工作条件等内在因素，也包含着就业环境、社会保护和劳动关系等外在条件。从现有的就业质量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出发，就业质量可定义为包括工作满意度、经济回报、非经济回报、技能和培训、职业发展机会、工作内容、工作匹配程度等在内的狭义就业质量和包括性别平等、工作健康和安全、工作生活平衡、社会对话、非歧视、劳动力市场中介等在内的广义就业质量。

综合而言，就业质量是一个多维度高复合的层次性概念，宏观层面，反映了现有就业指导与保障环境牵引劳动者理性择业创业的助推力度；中观层面，刻画了组织将员工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纳入企业战略规划的程度与水平；微观层面，除工作满意度，更深层次地体现在劳动者就业过程中人力资本保值增值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程度。

2就业质量提升过程中的关键约束性因素分析

21人口低生育率引发劳动力议价能力增强的负面效应

21世纪以来，总和生育率的持续走低表明我国人口在进入低速增长阶段的同时也将迈向超低生育水平状态，计划生育政策的松动性调整在最近一段时期内难以产生有效的扭转力。

人口低生育率引致的劳动力议价能力增强的负面效应图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人口低生育水平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劳动适龄人口比例下降，刘易斯拐点出现即劳动人口供给由无限性向有限性转变。劳动力的规模性短缺变相提升了劳动者的议价能力。议价能力的提升本来可以增加就业群体的收入水平，提升整体就业质量，但低生育水平引致的人口总抚养比的上升则引发了议价能力增强中的负面效应，见上图。

长期人口低速增长的态势在使得少子化与老龄化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的同时也在加剧着家庭的经济负担。小家庭多老人的常态格局造成老年抚养比不断攀升，劳动适龄人口的经济压力提升；另外，计划生育所形成的家庭少子化现象及其所引起的“重子轻老”效应使得平均少儿抚养成本居高不下。人口总抚养比强劲上升趋势使得劳动人口对工资性收入有着更高的要求，这不仅内在迫使他们提升议价能力，而且对于收入水平提升的强烈需求也会使得他们在择业时出现过分看重薪酬水平忽视技能适合性的倾向，从而影响就业质量水平。

22产业结构调整与产能过剩化解下的技术性失业窘境

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是以质量和效益为衡量标准和价值取向，同时明确市场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与推动作用。因此，用技术和创新驱动代替投资驱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一环。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发展资源和空间的有限性，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也意味着过剩产能的化解和落后产业的淘汰。

产能过剩通常发生在依靠政府主导投资发展的中西部国有企业，而投资驱动在经济发展驱动格局中作用的弱化不仅意味着新常态下过剩产能的增加，同时也暗示着落后产业中技能水平偏低的企业员工将成为就业群体冗员而遭受淘汰。产能过剩行业中的潜在冗余员工普遍存在着教育水平低下的现象，他们本身的人资水平难以适应产业升级中的行业岗位要求，大面积的技术性失业窘境不可避免，这势必影响我国整体就业质量的提升。

23土地城镇化引起的就业容量泡沫与高质量就业的冲突

一般而言，与产业发展相对称的城镇化才是正常的“城市包围农村”式发展，其不仅可以有效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增强发展续航能力，而且可以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维护社会的稳定。但是由于各地政府通常将城镇化作为政绩提升中的实现抓手，大量农地转做非农用途，土地城镇化被动快速发展。

土地城镇化作为一种经济扩张形式，在短期内固然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解决社会就业难题，但由于其背离产业发展规律，因而难以实现就业容量的长期拓展；另一方面，土地城镇化虽然拓宽了“就业蓄水池”，但是其过度依赖政府投资与政策的畸形发展方式使得区域内流入的（下转P73）

陈溢依：流动人口选举活动参与率低的原因数据分析流动人口选举活动参与率低的原因数据分析

陈溢依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北京102206）

[摘要]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国内流动人口不断增加，到2015年流动人口数量占到全国人口总量的20%。选举实践中，流动人口的选举权被“架空”，实际参与率很低。文章通过多元回归数据分析对流动人口选举活动参与率低的现状进行原因分析。在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流动人口这个巨大的群体不应该成为“视角盲区”，在保证他们充分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政治选举权利的保障同样重要。

[关键词]流动人口；选举权；回归分析

[DOI]1013939/jcnkizgsc201625072

本文通过多元回归数据处理，分析流动人口选举活动参与率低的原因，在流动人口仍然持续增长的今天，希望能找到实现流动人口选举权的突破口。

1数据收集

2015年2～3月，笔者在北京、福建、浙江、江苏、云南、重庆六地对流动人口选举权的实践情况进行小规模的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收集了15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07份。笔者的数据分析从个人层面对流动人口参选率低的原因进行回归分析，以流动人口参与选举的次数为解释变量，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打工时间、是否知道选举权、是否接到户籍地的选举通知、是否接到现居地的选举通知等为因变量。

2数据处理

（1）对于年龄因素，我们认为年龄对选举次数的影响与本次调查想要获得的结果无关，因此我们通过将选举次数除以年龄与18的差（18岁以上才有选举权），来得出每年参加选举的次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从而剔除年龄对选举次数的影响。

（2）对于一些答案为“是”或“否”的问题，我们通过设置指示变量的方式加入到回归模型中，其中“否”赋值为0，“是”赋值为1。

（3）对于收入，由于收入的自然对数具有更好地性质，我们将取自然对数后的收入放入回归模型中。

（4）我们使用逐步剔除法，运用STATA软件，剔除掉不显著的解释变量，并最终得到了下所示的回归结果，其中lncome表示收入的自然对数，know_d表示“是否知道选举权”的指示变量，inform_out_d表示“在外期间是否获得原居住地选举通知”的指示变量。

3数据模型解释

（1）本模型的R-squared为02802，表明本模型中，各解释变量对选举次数的解释能力为28%。且模型的整体显著，说明我们的模型能够较好地解释选举次数的影响因素。

（2）各解释变量的P值都小于005，表明各解释变量对选举次数的影响都是显著的。具体来说，知道自己有选举权的人比不知道自己有选举权的人每年平均多参加019次选举；在外务工期间收到家中选举通知的人比未收到通知的人每年平均多参加选举017次；收入每增加1%，每年参加选举次数平均减少011次。

（3）回归分析过程中，我们不断排除了受教育程度、外出打工时间对选举次数的影响。这说明对待选举活动的态度积极与否和受教育程度相关性不大，大学生的政治参与积极性会比农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高的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对于回归得到的结果，是否知道选举权与是否在外接到通知对选举次数的影响与事前的估计是一致的；而收入对选举次数的影响出乎了我们的意料，这可能是由于收入越低的流动人口更期望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收入较高的流动人口反而愿意安于现状。

（4）选举成本和利益之间的失衡。根据成本―收益分析理论，作为“经济人”的流动选民是否参与选举，取决于参选的成本和预期收益之间的大小比较。如果参选的预期收益大于参与成本，他们就会选择参加选举，反之，则倾向于放弃。

由于长期离开户籍地，户籍地的政策和流动人口的利益严重分离，回乡参选却要承担路费、误工费等各种成本。石贤平（2008）调查，问及“未能参加户籍地选举活动的主要原因”时，567%的流动人口回答是“回户籍地参加选举费用太高”和“没有时间”。回乡参选的流动人口中，大部分是由于有补贴和奖励才回去的，问及“参加户籍地选举活动的原因”中，282%的人回答“有补贴和奖励才去的”。821%的流动人口离开户籍地是因为“到城市打工或经商”，在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衡量过程中，大多数流动人口会选择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对选举机构而言，流动人口的流动性使组织选举的成本不断增加。选民登记之后很多流动人口不来参加选举，导致选举资源大量浪费。

（5）流动人口的思想观念因素。零点调查公司持续3年对京沪等地外来人口的调查显示，45%的外来务工经商人员感觉受到歧视。在流入地居住了很多年，还叫“暂住”，工作了很久还被叫“流动”，很难让他们产生归属感。

流动性决定了流动人口习惯考虑短期利益，很难着眼于选举的长期效益，他们意识不到自己选举出来的代表对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和解决自己的社会保障、就业工资、子女教育等问题的重要性。多数流动人口认为选出的代表并不会替自己说话，“觉得选了也白选”“选谁都一样”。见下表。

在人口大规模流动的阶段，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流动人口不该成为“视角盲区”。在保证他们充分享受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要保证他们能够有畅通的渠道参加社会政治生活。流动人口的实际情况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对流动人口选举权利的实践研究也应该保持一个连续的状态。流动人口选举权得到真正实现的过程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石贤平试论我国流动人口选举权的实现[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8

篇6

文章编号：1008-7168（2017）03-0003-05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完善与创新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服务，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1]，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题中之意。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我国流动人口不断攀升。2016年末，大陆总人口13.83亿，其中流动人口2.45亿[2]。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坚持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并将建设“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政府相关发展政策也围绕这一目标而调整[3]。全民健康是建设健康中国的根本目的，共建共享是建设健康中国的基本路径[4]。流动人口除了要解决吃穿等基本生活问题，其对健康的要求与对公共卫生服务的期待越来越高。但一些公共服务项目“存在覆盖盲区，尚未有效惠及全部流动人口和困难群体”[5]，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利用总体水平较低[6]，尤其是发达地区的流动人口健康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7]。近年来由于流动人口造成的社会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如麻疹、手足口病、结核病、艾滋病等传染病疫情多由流动人口引发，严重威胁人们的健康。由于流动人口的体检、随访、建档等工作不到位，也严重影响一个地区慢性病的管理和控制水平。流动人口中的许多孕产妇得不到全面的产前咨询和体检筛查，使妇婴健康难以得到保障。如何从“共享发展”理念出发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是我国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

一、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内涵与内容

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进入“新公共卫生时代”[8]（pp.16-28） ，为公众提供公共卫生服务。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公共卫生是一个社会性和政策性的概念，致力于提高所有人的健康[9]。公共卫生服务是为了改善、保护和促进全体人民健康，由政府出资、各级卫生部门和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提供的卫生产品和卫生服务[10]。作为公共产品的公共卫生体现的是社会效益，因此要求由政府来提供。但由于公共卫生服务涵盖的内容广泛，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只能首先保障最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即由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等基本医疗卫生机构向全体居民提供的、公益性的公共卫生的干预措施，主要起到疾病预防控制作用[11]。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是指保证每个居民无论其性别、年龄、种族、居住地、职业、收入，都能平等地获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12]。尤其是流动人口这一群体①，包括其父母、子女等特殊人群，更需要平等地得到国家提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城乡居民同等地获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将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的差距，更加充分体现共享发展的理念。

2009年，中央提出“促进城乡居民逐步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医改目标[13]； 2011年出台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将居住半年以上的户籍及非户籍居民，0～6岁儿童、孕产妇、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和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等人群列为重点，具体包括预防接种、0～6岁儿童的健康管理、孕产妇的健康管理、城乡居民的健康档案管理、老年人的健康管理、2型糖尿病患者的健康管理、高血压患者的健康管理、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管理、健康教育、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和处理，以及卫生监督、协管服务规范总计11类服务项目[14]，但实际操作中并未覆盖流动人口； 2013年专门出台政策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流动人口卫生和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15]； 2014年卫计委等五部门进一步指出要求，各地在流动人口中全面落实11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特别是优先落实好流动人口的儿童预防接种、孕产妇和儿童保健、传染病防控、计划生育、健康档案、健康教育6类基本公共服务，到2020年建立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的运行机制[16]，并做好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工作[4]。

由于国家高度重视，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覆盖面不断扩大。2015年，我国0～6岁流动人口子女《儿童保健手册》建册率为91.8%，流动人口子女的免费接种比例达到98.4%[4]。一些省市如天津等地在计划免疫和传染病控制工作中，将流动人口作为重点服务人群，采取一系列措施，对流动儿童开展社区主动搜索、定期开展疫苗查漏补种、深入流动人口聚集地开展防病知识宣传等。但就整体而言，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工作并未真正有效地开展。

二、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进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投入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费用不足，服务水平低，服务项目不均。虽然一些地方政府

公共卫生服务投入不断增长，但随着流动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现有投入仍不能满足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需要。如某市乡镇政府对基本公共卫生全年投入73.57万元，而实际用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支出为76.72万元，差额部分需靠临床收入补充。相对于流动人口公共卫生需求，由于政府总体投入不足，使得卫生服务机构只能用有限的经费，优先完成户籍人口的卫生服务，直接影响了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提供，一些政策难以得到真正落实。其根本原因是以常住人口为基数核定与安排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筹资的政策安排，致使筹资“两头落空”，直接影响了服务供给的均等化水平[17]。尽管地方政府免?M向城乡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但是流动人口的公共卫生服务并没有完全纳入系统进行规范化管理。与常住人口相比，流动人口的服务落实普遍较差，服务水平较低，项目实施也相差很大。有地方明确规定，对户籍农村妇女儿童实行免费孕产妇产前筛查和产检项目及儿童髋关节、白内障、先心病筛查；但对流动人口进行的相应服务项目实行收费。流动人口流入到经济发达地区，难与当地户籍人口一样均等地享有服务项目。一般而言，经济发达地区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要高于全国标准，人均费用也高于全国标准，而流动人口往往不能在当地享受多出的服务项目。

（二）政府管理部门间缺少有效的协调联动机制。我国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具体管理部门多达二十余个，且缺少有效的协调配合机制。这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由于财政部门资金拨付不到位，致使服务机构提供了服务却拿不到钱，或已提供服务的担心拿不到钱；由于对基层医疗卫生投入不到位，某些医疗机构出现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买设备、搞基建等现象，影响了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提供；由于财政、卫生、计生、公安、人社等部门没有建立部门间的协调联动机制，流动人口信息采集也没有纳入政府信息化建设体系，信息资源难以共享互通，不能为流动人口享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提供信息支撑。

（三）流动性强给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实施带来一定难度。流动人口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流动无序，这给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管理带来难度。流动人口为流入地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对该地区疾病预防控制和公共卫生服务提供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由于流动人口流动性强，成为疾病传染源的几率较高，无形中增加了治疗、控制成本。当下，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难以找到服务的对象，更不清楚服务对象的基本情况。常常是刚为某一流动人口建立管理健康档案，又不知其去向，影响了项目的完成率，也直接影响了考核结果和服务经费拨付。因此，一些服务机构便将流动人口排除在外，致使流动人口陷入户籍地与流入地两不管境地。加之，各级政府在流动人口属地化管理过程中，由于人员、资金等因素所限，使得流动人口的信息采集、健康管理存在一定难度，很难做到与常住人口管理一盘棋。

（四）流动人口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认识不足，存在抵触情绪。流动人口离开户籍地的目的是打工?钱，因此不少人不愿接受居住地公共卫生服务管理，从内心抵触或拒绝接受公共卫生服务。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方面。一是经济状况较差导致流动人口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敬而远之。流动人口将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忙生计，无暇到服务机构接受服务。不少人认为，自己身体好，接受服务管理耽误时间，影响赚钱，而且担心查出病来没钱治。如此导致不能及时发现疾病隐患，直至小病拖成大病后回原籍诊治，贻误了最佳治疗时机。二是文化素质较低导致流动人口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必要性缺乏足够认识。流动人口一般从事的是较低级、简单繁重的体力劳动，文化程度相对较低，不了解、不理解为什么要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对国家相关政策和自身权益不清楚。如在某地砖厂打工的四川凉山彝族等流动人口，其子女多数没有计划免疫接种史，没有接受过体检，甚至有些孩子就在低矮窑厂宿舍出生。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服务，并反复讲解国家政策，但多数人称其祖祖辈辈都是如此，拒绝接受服务。后经当地干部出面干预，甚至找到企业经营者，以不接受服务就将其辞退为条件，才使他们勉强让孩子接受疫苗接种，而其他服务项目如妇女体检等项目仍难完成。三是心理自卑导致流动人口不愿主动接受服务。流动人口一般交往范围有限，信息闭塞，特别是一些人在流入地自卑心理严重，因此主动领取免费的健康手册或参加免费的讲座培训比例很小，很少主动参加公共健康知识讲座、健康咨询等健康教育活动，认为这些活动只是针对当地常住居民的，自己是外地人，无权享受。

（五）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队伍不健全，考核机制欠科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在专业技术人才引进、培养和使用方面均面临巨大困难；现有队伍不稳定，工作人员积极性不高、规范性不强，而且具有发展潜质的专业人员流动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现有人员仅服务常住人口已显力所不及，扩展到流动人口就更加困难。此外，由于不少地方对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不够重视，目前我国尚未形成对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落实情况的考核系统，考核方法还限于不定期督导、每季度直报等粗线条的项目监测和评估，缺乏明确的考核标准。

三、创新模式，多措并举，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

（一）进一步加大政府对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总体投入，确保经费落实到位。一是加大政府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财政投入，包括基本建设、大型仪器设备的投入以及卫生服务队伍的投入。二是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健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投入与落实保障机制，根据绩效考核的结果，通过预拨加结算方式，足额、及时拨付服务专项经费。三是增加对人口流入地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金额，填补流动人口筹资政策的空白[18]。四是加强资金使用的监管工作，确保各项经费落实到位，保障流动人口能享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二）完善管理模式，健全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管理机制。一是探索多元化的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管理模式，根据流动人口自身特点、流出地与流入地不同地域特征，创新不同的管理模式，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能在不同管理模式下得到落实。二是建立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齐抓共管和资源共享的联动管理机制。

各级政府以及卫计、工商、妇联、公安等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明确各自职责，及时沟通，加强协调与配合，使流动人口一进流入地便被纳入系统管理。三是建立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管理考核奖惩机制。以流动人口的居住地或落脚点为切入点，突出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在流动人口服务提供与管理中的基础性地位。四是完善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各项管理制度，科学、合理设定工作任务目标，落实不同主体的责任分工，量化各项考核指标，层层分解任务，赏罚分明。五是改革公共卫生服务队伍的薪酬分配机制，建立符合流动人口特点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薪酬的增长机制，同时通过完善岗位津贴制度等激励与约束机制，激发服务人员的工作主动性，将考核结果与各相关部门的工作经费、干部任免、职称晋升、职务晋级等挂钩。此外，创新基层自治模式，成立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企业自治联合会，进一步推动落实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三）建立全民公共卫生服务信息化管理系统，为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提供基础保障。加快流动人口信息化建设，完善信息报告制度，研发以公安为核心、各相关部门共享的全国统一的公民信息管理系统，凭借扫描《暂住证》可以进入相应的管理系统，从而准确地掌握流动人口的真实数据。通过各部门流动人口的信息联网共享，确保流动人口的登记管理体系中能够纳入所有的管理对象，特别是要以妇女和儿童为重点。建立户籍地和现居住地人口信息互联协作与信息共享制度，实现异地查询、跟踪监测。掌握流动人口在原籍或其他流入地所接受的管理和服务情况，及时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进行有效地顺延和对接，实行流出地与流入地协同管理。

（四）加强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宣传，提升流动人口自我权益维护意识与主动参与意识。一是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让流动人口了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具体内容，提高其认识和理解，转变其传统的生育观和健康观，主动参与和配合；提高流动人口自我保护意识，正当维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通过向辖区内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所有居民公示其自身能够免费享受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与内容，动员流动人口积极参与。二是根据流动人口特点，在流动人口的集散地，或在流动人口办理证照时，充分利用宣传栏、专题讲座、宣传单、电台、电视台、APP等多种媒介，向流动人口进行有关计划生育、卫生保健、慢性病等方面知识的宣传和咨询。三是积极营造关心、尊重流动人口的服务环境。转变对流动人口卫生服务观念，消除歧视心理，平等公正对待流动人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主动将流动人口纳入服务范围。四是畅通信息，加强监督。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各项政务公开制度，公开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制度、项目内容、办事程序、岗位责任等。公示流动人口关心的免费服务政策，方便群众了解信息、进行监督。通过公布维权电话、投诉信箱等，畅通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诉求渠道。五是加强监督检查，对搭车收费以及侵害流动人口权益的违法行为严厉查处，切实维护流动人口享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五）强化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才队伍建设。一是要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队伍素质，为推进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提供基础性人才保障。培养能有效提供基本公共?l生服务的实用型人才；加强针对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技能的专项培训，提高其为流动人口服务的相关能力与水平，特别要注重提升工作者的沟通与说服能力，使其提供的服务更契合流动人口的需求。二是要完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的职业培训、资格考评、职称晋升等机制，出台符合实际的职称评定等特殊政策。三是建立健全城乡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基础网络，切实提高流动人口享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水平，使流动人口也能平等、充分地享有国家的福利与社会发展的成果。

篇7

关键词：流动人口；城市发展；影响；建议；

一、流动人口的概念。

流动人口是基于我国户籍制度而产生的新名词，它与人口迁移不同，是指离开户籍原住地而不变更户籍的异地居住成年育龄人员。

二、流动人口的特征。

当前，我国流动人口主要具有以下五个特征：

（一）流动人口主要是以年轻人为主。据统计，2009年中国流动人口已达到2.11亿，平均年龄约为27.3岁，以年轻人为主。

（二）大多数的流动人口的文化层次较低。在流动人口中通常只有一小部分是城市引进的高级人才，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或专业的技术能力，而大部分流动人口文化层次较低。

（三）大多数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并不携带家属及子女。他们在城市所赚的钱并不能使他们完全融入城市生活，无法承担城市高昂的房价及生活费用，因此，只有将子女和父母留在农村读书和生活。

（四）大多数流动人口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收入较低。他们通常从事着城市人口不愿意从事的辛苦或肮脏的工作，填补城市劳动力市场空缺，但与城市人口相比他们通常收入较低。

（五）大多数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基本生活条件较差。外来人口由于收入较低，只能寄居在城市角落，他们通常居住在集体宿舍、廉租房和城市贫民窟等。

三、流动人口对我国城市发展的影响。

（一）经济方面。

1、积极影响。

1.1流动人口给城市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降低了生产成本，促进就业市场的良性竞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发展快于农村，城乡差距越来越大。我国目前的流动人口仍然是以农村人口居多，他们通常文化程度较低。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充斥着城市劳动力市场，使得一些行业劳动力饱和乃至过剩，从而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使产品竞争力增强。例如，在我国各大城市均有大量的建筑工人，他们绝大多数是来自周边地区的农民，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来到城市打工，他们从事城市人口所不愿从事的辛苦工作，弥补了城市劳动市场的需求，促进了就业市场的良性竞争。

1.2流动人口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我国庞大的流动人口基数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例如，流动人口空间的转移必然带动交通、餐饮业的发展。交通、餐饮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服务岗位。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生活，刺激了商品的生产和消费。部分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以后，由于各种原因也开始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因此带动了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

1.3流动人口促进先进的生产技术的传递，加快资金流动，促进农村地区发展。例如，部分流动人口在城市省吃俭用，积累财富，然而他们又无法真正立足于城市，所以他们将在城市打工所赚的钱寄回家乡，在农村老家建造房屋、投资办厂，使得城市先进的生产技术向农村传播，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

2、消极方面。

2.1流动人口寄居在城市必然会对城市的经济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增加城市管理的难度。一些流动人口为了在城市立足无照经营，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流动人口通常居住较为分散，流动速度快，对社会治安存在一定隐患，较难管理。

2.2我国流动人口流向目的地和流动时间较为集中。我国人口主要流向东部沿海城市，造成了我国东西部人口的巨大差异。流动时间主要集中在各大节日期间，给城市交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例如，近年来春运期间，各大城市飞机场、火车站、汽车站都聚集了大量外来人口。春节回家难、“一票难求”在各大城市已成为普遍现象。流向目的地和流动时间的集中性给城市的人力物力资源的带来了多重浪费。

（二）文化方面。

1、积极方面。

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发生碰撞，相互交流融合，使得城市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长期呆在城市的农村人口，必然受到城市文化的影响，他们季节性返回农村，又把城市文化带入农村，促进了城市的先进文化对农村的扩散和传播。

2、消极方面。

多数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处于城市弱势群体，他们通常只注重经济追求而忽视自身文化需求。他们在城市赚取少量的钱财，较大的生活压力使其长期忽视自身文化素质的培养与提高。例如，由于我国户籍制度的限定，他们离开了户籍所在地，自身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流动人口的子女在城市就学难的问题难以解决，不仅不利于其自身发展，而且还扰乱整个城市的健康发展。

四、促进我国流动人口有序发展的建议。

（一）加强劳动力市场管理与建设，促进人口合理、有序流动。

由于农村信息的缺乏，农村人口选择打工的城市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多数农民选择打工城市的之前，没有采取任何方法去了解各地城市劳动力的供需情况，他们通常会跟随亲戚朋友或者随大流选择某些城市，结果流动人口大量涌入某些城市，导致这些城市劳动力过剩。比如，我国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每年都涌入大量的流动人口，劳动力过剩导致很多人就业困难，或者因为从事某一职业的劳动力过多，致使该行业平均工资水平下降。涌入城市的外来人口过多，使他们中部分人口找不到工作，大量无业人员的存在也给城市的稳定、健康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必须加强劳动力市场管理与建设，积极引导农村人口正确的选择打工城市，促进人口合理、有序的流动。

（二）由政府主导，加强管理和引导，对流动人口进行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

我国目前大部分流动人口文化程度不高，整体素质较差。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需要大量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而流动人口的综合素质较低，不能满足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因此，为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必须对流动人口进行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的整体素质和劳动技能。由政府主导，带动企业积极参与。

（三）改革户籍制度，制定针对流动人口的优惠政策，为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

我国现阶段的户籍制度已经适应不了发展的需要，它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的人口的合理流动。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以后被称为外来人口，由于离开了户籍所在地，他们自身的权益无法得到保护，当前的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们身份地位的不平等。外来人口在城市艰苦的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但他们在工资待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方面与本地人差距很大。这种不平等，给流动人口立足城市生活带来了巨大压力，因此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为外来人口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给外来人口与当地人平等的待遇。

（四）制定反映中国特色的人口流动的政策法律。

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关于人口流动的法律，没有一个统一的准则就会引起法律的冲突，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因此，针对我国人口大国的现状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特点，制定一部关于人口流动的法律法规是十分必要的。

五、结束语

流动人口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将是一个长期现象。流动人口对城市的发展具有双重作用，要使流动人口促进城市的发展需要劳动市场的积极引导，加强城市管理，改革户籍制度，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等，保障流动人口的权益，使其为城市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谢义慈、邓卫编著，《城市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9。

[2].杨淑珍著，《流动人口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影响》[J]，2010.12。

[3].张建斌著，《浅析城市流动人口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及其管理》[J]，2007.5。

[4].殷京生著，《城市流动人口：中国社会转型期亟待关注的弱势群体》[J]，2003.4

[5].道格·桑德斯著，《落脚城市》，上海译文出版社

篇8

从2008年起，资兴市先后出台一系列纲领性文件，创造性定义流动人口概念，将离开户籍地乡镇30天以上，以工作、生活、生育为目的，在县内异地居住或有固定职业的人群，纳入流动人口计生服务管理范畴。量化目标任务，细化操作环节，强化责任措施，构建了“党政统筹、部门协同、乡村为主、多方互动”新机制，解决了以往县内跨乡流动人口计生服务管理“无规则可依”“无办法管理”问题。

一、创新信息体系

一是建立“以房控人・五个一”工作制度。即制作1个区划责任平面图，完善1套居住人口楼栋示意图，填写1张育龄对象信息卡，签订1份房屋租赁计生管理合同，办理1份育龄对象移交手续，做到街不漏巷、巷不漏栋、栋不漏户、户不漏人、人不漏项。二是建立分类采集制度。科学划分流动人口基础、流向、定位、变动四类信息。另根据信息应用的轻重缓急程度，分为一般信息、重要信息和紧急信息，由乡村定期集中采集收集、核对、汇总辖区内流动人口信息。三是建立逐级核报制度。统一报表样式及内容，统一上报时间及操作，利用QQ群、“实时通”和“村直报”系统，对一般信息1个月内、重要信息2天内、紧急信息8小时内报告乡镇计生办，做到“人来登记、人走移交”。四是建立移交管理制度。流出地与流入地签订《互动协议书》和《移交花名册》后，将对象信息及服务管理移交流入地。

二、创新管理队伍

建立城镇协管员、企业计生专干、组级信息员、楼栋长管理网络。楼栋长由所属社区因地制宜选聘，定岗定人，定责定酬，实行绩效考评制。其他人员均按各自管辖范围内的人口规模给予100～300元/月补助。

三、创新投入机制

市财政每年将县内跨乡流动人口计生经费列入年初预算，作为调控乡镇专项经费。户籍地乡镇按以下规定给付现居住地服务经费：自觉落实查环查孕每人每季支付经费30元、上环每例150元、人流每例400元、结扎每例600元、引产每例800元。另由市财政按人流100元/例、结扎150元/例、引产200元/例标准给予现居住地奖励。同时，市财政配套补助现居住地乡镇县内跨乡流动人口计生工作经费2元/人・月。

四、创新责任体系

一是实行政策外生育“流动轨迹倒查”制度。凡妊娠期间在流入地居住1个月以上且妊娠在14周以上的，追究流入地责任，有多个流入地的，追究多个地方责任。二是实行风险责任金制度。市直计生综治部门、乡镇、企业每年向市政府分别交纳5000元、15000元、5000元风险责任金。对年内未出现违法生育或未被“一票否决”、“黄牌警示”的，风险责任金返回责任单位，作为计生工作人员奖金，否则转为违约金。三是实行统计责任认定制度。凡在现居住地居住3个月以上且3个月内未通报户籍地的，由现居住地承担统计上报责任；在现居住地购（建）房有固定住所且年内在固定住所累计生活6个月以上，或从业生活三年以上的出生上报统计由现居住地负责。

五、创新服务平台

一是打造便捷服务平台。以服务企业及员工为宗旨，以宣传和服务进小区、进工厂、进矿山为手段，聘请临床经验丰富的医生，定时定点为小区和企业育龄对象免费开展生殖健康检查、治疗等服务，把政府的关怀送到每个外来务工人员身边。二是打造亲情服务平台。将计生服务向企业、住宅小区、商贸市场等薄弱部位渗透，由单纯的避孕节育服务拓展到便民维权、生殖保健、技能培训、就业与再就业等领域。全方位开展市民化、亲情化服务，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和慰问金，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等问题，使流动人口工作更安心，生活更舒适。

篇9

［关键词］外来人口；犯罪；社会失范

［中图分类号］C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8）11－0060－03

近年来，随着浙江省玉环县Y乡X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加速催生了庞大的外来人口群体。该群体在为当地经济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带来了众多社会问题。当地在享受着流动人口廉价劳动力带来的飞速繁荣的同时，也被外来人口的犯罪率所深深困扰。这些外来人口是城市里来自异乡的新人，在当地生活的体验中，有一小部分人不断地积累着不满和被相对剥夺的感觉，并逐渐形成一种强烈的情绪和失范行为取向，直至犯罪。

一、X村外来人口的现状

目前，学界与实务部门对什么是外来人口，尚无一致的界定。本文所称的外来人口是指离开户籍所在地区域来玉环Y乡X村从事各种活动的非玉环籍人员。

X村辖11个村民小组，共534户1535人，全村共有大小企业87家，主要生产铜球阀，年工农业总产值约6．28亿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约176万元，人均收入约1．4万元。三产服务业近200家，拥有5000多平方米的Y乡中心菜市场，大小超市20多个。由于经济较为发达，全村吸引了3700多名外来流动人员来本村务工，主要分布在全村各大小企业，是本地村民的2倍多。外来人员的涌入，在给本村经济带来快速增长的同时，也给当地社会治安带来严重隐患，X村每年要花10万元左右用于综治工作。由于X村是Y乡的中心村，除了Y乡政府办事机构建在该村外，Y乡中学、中心小学、信用社、邮电所、卫生院、电管站、土管所、水厂等各种行政、事业职能机构也都建在该村，X村成为Y乡外来人口的主要聚居地。

1．数量大、增速快。Y乡外来人员平均年增幅达15．5％，且呈逐年增加的态势。随着Y乡经济社会的发展，外来流动人口还会激增。至2007年底，初步估算，全乡约有外来人口1．4万人。而Y乡全乡也只有1．8万人口，与外来人口的比例将近1∶1，在X村务工的外来人口更是超过全村，是全村人口的两倍。可见数量大，增速快是Y乡流动人口的主要特点。

2．来源相对集中。从人员来源看，主要来自于省外的河南、安徽、湖北、贵州、江西、四川、重庆等省份，其中湖北籍占48％，河南籍占17％，安徽籍占10％，四川籍占10％。湖北籍的均集中于蕲春县檀林、大同两镇，有7000多人。

3．从事职业具有确定性。来Y乡务工的外来人员工作都比较确定，主要是在全乡各大小企业从事阀门、五金等产业化集中用工。

4．文化素质普遍较低。从文化结构看，外来流动人口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90％以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所占比例不到10％，多数人员只能从事体力型职业。

5．从居住条件和滞留时间看，具有简陋性和不确定性。外来流动人口大多居住在环境比较差、卫生设施缺乏的工地工棚、简易民房及一些临时房中；从滞留时间看，时间在一年以下的占50％以上，一年以上至二年的占20％左右，二年以上的占25％左右。

二、X村外来人口犯罪特征

外来人口对当地区域的消极影响中，最严重者莫过于增加犯罪，外来人口的增长是导致犯罪更快增长的基本原因。分析X村的外来人口犯罪，主要呈现以下的特征：

1．流窜性犯罪明显。Y乡及X村区域的特殊性，使之成为流窜犯罪的常发地。由于流动作案与固守一地作案相比，被发现和查出的风险要小得多，为逃避公安司法机关的打击，追逐更多的利益，外来人口不断地变换地区作案。据统计，交通沿线发生的外来人口犯罪案件比远离交通沿线的地区要多一二倍，甚至几倍。X村坐落于漩门湾东侧，76号省道从其西侧经过，新建的76号省道复线又横穿该区域，通向邻市温岭市。交通线路的扩展，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增多，为外来人口流窜作案提供了便利条件。此外，Y乡北接楚门镇，南通珠港镇，这两大集镇均设立派出所以维护治安，并先后组建了队伍规模较大的巡特警大队、中队日夜巡逻，对流窜作案的外来人口造成较大震慑，而Y乡警力较为薄弱，单设警务区，配备警员4个，警力只够维护日常的治安工作，使两大集镇的外来人员转而选择Y乡作为作案地点，该区域成为流窜作案的缓冲区。

2．侵财型犯罪突出。外来人口大多是出于务工赚钱致富的目的而涌入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的，因而在外来人口的犯罪活动中，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犯罪更为突出。2007年Y乡发生各类刑事案件136件，其中盗窃案件就有100多件。

3．犯罪目标的确定性。一般来说，外来人口的流动属性决定了其犯罪目标的随机性和盲目性。一部分居无定所的人往往抱着碰运气的心理，游荡于街头巷尾寻找犯罪目标，捕捉犯罪时机，而且作案的目标相当随意。既可能是见财起心，也可能是见色起心。X村由于铜球阀产业是支柱产业，全村大大小小有八九十家企业。因此各厂区的铜产品、铜原料成为外来人口较为明确的犯罪目标。他们经过踩点，往往在中午或半夜时分进行偷盗，或假装以工厂工人的身份混入车间，伺机行窃。

4．团伙化特点突出。由于大量的外来人口来自农村，其流动多以血缘、地缘、亲缘关系为纽带，其居住和生活也多以“三缘”关系为依托，因此在犯罪活动中，会很自然拉帮结派形成松散或紧密的团伙关系。从X村一些被盗企业的监控录像可以看出，针对企业铜产品的偷盗行动大都是团伙作案，都是开着车前来作案，涉案金额多达数十万元。

三、失范：X村外来人口犯罪的原因探析

“社会失范”一词最早是由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提出来的，后由美国社会学家默顿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概念。一般认为，社会失范是指旧的社会规范被破坏或被普遍否定，逐渐失去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新的社会规范尚未形成或未被普遍接受，不具有对社会成员的有效约束力，使得社会成员处于混乱的、相互冲突的社会规范中，并缺乏明确一致的社会规范约束的一种社会状态。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由于打破了传统社会原有的状态，而新的、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规范尚未完全建立，或虽然建立但不具备制约人们社会行为的能力，因而在社会生活中出现一系列的“真空”状态。正是这种“真空”状态，导致大量的犯罪行为发生。笔者认为，X村外来人口的犯罪原因可以用社会失范理论加以分析。

1．相对剥夺感的形成。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这一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弗等人在《美国士兵》（1949）一书中首先提出的。所谓相对剥夺感是指个体将自己的地位与其他类别地位的人做了对比之后所产生的一种情绪体验。也就是说，当个人把自己的情况与那些被他认为在其参考群体中占优势的人相比时，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外来人口从乡村的“熟人社会”进入城市的“匿名性社会”，普遍面临着巨大的心理落差，承受着来自城市的被剥夺感。主要体现在：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尤其是近年来城市生活水平相对提高较快，面对社会财富分配多元，收入差距较大的现实，外来人口出现心理失衡，羡慕他人出手阔绰尽情享受生活；外来人口离开农村到城里打工，工头老板经常无故克扣民工的打工费，甚至根本不予兑现，他们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由于盲目流动，外来人口就业形势严峻，再加上一些用工单位和个人，不讲诚信拖欠其工资，而外来人口合法权益保障机制和相应救济手段还很不完善。在这种城市生活的体验中，外来人口原有的熟人关系网络与熟人信任的作用力和作用范围表现出弱化的趋势，他们中的有些人因此不断地积累着不满和被相对剥夺的感觉，并逐渐形成一种强烈的情绪和失范行为取向，产生一系列越轨行为，甚至犯罪。

2．城市边缘人的出现。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由于人们本身角色的变化和社会生活内容的改变，其文化背景也必然发生变化。我国目前正在涌向城市的农村流动人口，由于其自身的性质和特点，自然而然形成了“打工层”，他们离开了农村，却又不能立即融入城市，而成为一批“边缘人”，与城市之间的心理对峙日益严峻。社会学者李强说：“这个群体被城市排斥在边缘位置上，没有机会进入主体社会，他们往往在边缘的、违规的亚文化群体中生活，对主体文化是完全不认同的。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从事着‘灰色’职业，轻微违法违规行为普遍存在。”在这种城市生活的体验中，带给他们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城市中遍布陌生人”，原先在乡土秩序中历经生活磨炼建立起来的“熟人社会”一下子消失了，原先在乡土秩序中自然适用的交往规则也一下子被了，外来人口群体陷入了茫然失措的尴尬境地。这些现象导致他们无法与“城里人”并肩作战，他们中的一些行为往往与城市的各种规范格格不入。其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也只能以城市边缘人的角色出现在城市之中，而这种社会失范行为便为犯罪现象的产生留下了空间。

3．社会转型造成的“管理真空”。中国市场化改革起步较晚，市场规则还不健全。在新旧体制交替的过渡阶段，由于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制度尚未建立和健全，由于新旧体制的摩擦，难免出现管理真空。特别是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的发展，外来人口大批量涌入城市，他们脱离了原来所隶属的农村社会规范体系，传统的农村社会行为约束机制被解除；在进入城市社会后，由于种种原因，城市对外来人口的监控、管理出现漏洞，新的、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对外来人口的约束机制并没有相应的及时形成或建立，或虽然建立但不具备管理外来人口社会行为的能力，这造成了对外来人口管理工作的相对真空。我国城市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基本上沿袭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思路，采取的仍然是以公安部门为主、以条为主、自上而下的防范型管理模式。迄今为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外来人口管理制度和管理机制尚未建立。现行城市社会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办法充其量也仅是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问题甚多。这使外来人口犹如悬在一种管理真空中，原地政府管得着但却鞭长莫及，当地政府管得了又管不着，从而带来社会危机。这些社会缺陷的客观存在，势必会导致社会失范行为的产生，并且这些失范行为无法在短时期内及时补救、消除，便为外来人口的犯罪提供了条件。

四、构建外来人口犯罪预防机制

不可否认，这几年来Y乡在外来流动人口管理工作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随着流动人口不断增加，流动人口停留时间的延长，流动人口中大量深层次的问题正在日益显露出来。一旦他们的正当权益受到侵犯，又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合法途径，就往往会用不合法的方式为自己讨公道，由此酿成治安事件甚至犯罪。为了化解这种社会失范，实现外来人口社会化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和谐，笔者提出以下措施以构建外来人口犯罪的预防机制。

1．公平、公正地对待外来人口。外来人口犯罪形成的原因很复杂，但观念偏见以及由此造成的政策歧视等是当前导致外来人口犯罪现象日益严重的原因之一。为弥补这一城乡之间的裂痕，减轻他们的“剥夺感”以及作为“城市边缘人”的这一现实，创造平等公正的客观环境，是预防外来人口犯罪现象产生的措施之一。第一，改革二元户籍制度。长久以来，中国一直存在着巨大的城乡差别，特别是城乡二元户籍制使得城市居民在社会保障、福利制度、劳动就业制度、教育制度、住房制度等等一系列权利和利益上享有“优先权”，而外来人口则根本无法享有。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就更能切身体会到在城市生活的这种不公平、不公正待遇，也给他们的心理带来了巨大冲击。因此，解决二元户籍制度能从一定程度上减缓因为“剥夺感”的形成和作为“城市边缘人”的原因而导致的犯罪现象的产生。第二，提高外来人口的素质。外来人口文化教育水平总体不高，是流动人口难以融入城市，引发社会问题，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流动人口管理工作中，应注意加强流动人口的法制观念、道德品质教育，还要注意解决“外来人口二代”问题，加强对外来民工子女的正面引导与教育，使其健康成长。外来人口的素质提升了，才能使他们真正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城里人”也才可能以公平、公正的眼光对待他们。第三，保护外来人口的合法权益。目前，X村的外来人口日益增多，虽然当地村民对外来人口的态度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排斥，但普遍觉得外来人口大量涌入，造成对社会文明、卫生治安等多方面的影响。这是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坏的影响而否定外来人口对X村带来的贡献。应认识到外来人口也是中国公民，理应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其合法利益理应受到法律保护。特别是对于外来人口由于经济困窘而进行偷、抢等犯罪的问题，我们应切实从保障其合法权益入手，杜绝拖欠农民工工资等现象，规范职业介绍机构，使其充分发挥积极作用，避免欺诈等侵犯农民工合法权利等事件的发生。只有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才能有效预防犯罪的发生。

2．健全外来人口管理机制。强化外来人口管理机关的权威性，完善各项管理制度。第一，建立、完善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和激励机制。在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组成中，按适当比例吸收农民工中的优秀分子。农民在一个城市务工到一定年限后，应享有与当地居民一样的选举权，有权参与当地公共事务的管理。应组织外来人口共同参加企业民主管理，充分发挥工会在农民工维权中的重要作用。政府有关部门在开展审批新建企业章程、登记注册、日常检查、劳动保障监察、税收等工作时，应督促企业依法组建工会、支持工会正常工作。应加大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力度，把农民工作为法律援助的重点对象。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投入，建立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用于为农民工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开展法律咨询活动、普法教育等开支。第二，健全完善管理网络。建立乡、村两级立体的、多层次的管理网络。目前Y乡在乡政府建立流动人口管理领导小组负责全乡的外来流动人口教育管理工作，将综治办、警务区、市容、计生、村镇等有关部门人员纳入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办公室，并成立了乡综治工作中心，实行长期联合办公，在村级建立综治工作站，建立外来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站，取得了较好效果。这是一项较好的制度创新，应进一步探索并完善其工作机制。真正形成政府带动、各方参与、条块结合、齐抓共管，层层有人抓，级级有人管的组织网络。不断改进管理办法，构建自我管理组织。重视外来流动人口自身的组织建设，形成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体系。如针对外来流动人口老乡观念重、彼此易沟通的特点，挑选其中有威信、素质好、有组织能力的人员担任协管员、协教员；针对流动人口中有一定数量党团员的实际，建立外来流动人口党支部、团支部；针对外来流动人口青壮年多的现状，成立外来流动人口民兵连和计划生育协会等群众团体等。通过以上这些方式，能使外来人口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应该能成为预防外来人口犯罪率攀升的措施之一。

3．加大外来人口管理的整治力度。在外来人口管理过程中，经常组织力量对外来流动人口聚集地进行不间断的清查整治，提高预防、发现、控制、打击犯罪的能力。要经常性进行“滚动式”的循环清查整治。切实做到出租户登记村不漏户、户不漏人，保持查一块清一块，整一片建一片，发展一方巩固一方，不断向常住人口、暂住人口、难点地段循环滚动。通过不间断的“滚动式”清理整治，增强管理效果。首先是使流动人口遵纪守法的意识得到增强。实践经验得出，只要经常开展一些“滚动式”的循环清查整治，必然使房屋出租户和流动人口能够主动登记办证，如X村所在的Y乡警务区过去很少有人主动办证，进行“滚动式”清查整治后，增强了他们的法律意识。截至2007年10月份，就有100多人主动来登记办证，提高了登记办证率和信息采集率，也减少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其次是使流动人口自我防范意识得到增强。最大程度地减少过去那种一把小挂锁、一扇破单门、物品随地扔、外出敞开门的现象，减少了犯罪分子下手的漏隙，有效地防止被盗案件的发生。第三是使治安状况得到明显好转，有效遏制流动人口发案上升势头，使人民群众安全感得到增强。第四是使社会风气得到明显改善。减少出租与承租之间、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之间、流动人口与流动人口之间的矛盾纠纷，形成和睦相处、邻里守望的风气。第五是使打防能力得到明显提高。经常进行不间断“滚动式”清理整治，提高发现线索，争取破案主动权。如Y乡警务区得到了房屋出租户主和流动人口主动向公安机关提供各类违法犯罪线索10条，查处治安案件6起11人，侦破刑事案件两起。考虑到X村的特殊区域位置及其经济快速增长的现实，可以适当增加警力，以加大对流动人口犯罪的打击力度，如在X村所在的Y乡设立派出所等。

X村外来人口的犯罪现象折射出目前中国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它是一个涉及面广、社会性强，但政府和理论界研究十分不够的一个实际问题。在本文中，笔者用社会失范理论来解释这一犯罪现象产生的原因，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更多的外来人口没有选择犯罪。本文中，笔者也就外来人口犯罪现象提出了构建预防体系的理论，但这仅是一家之词，更多的还需要决策者们真正对外来人口生存状况加以关注，这不仅仅是外来人口自身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事关整个社会稳定发展的问题，因此，非常值得进一研究与探讨。

参考文献：

［1］郭东．犯罪的经济学本质［J］．公安研究，2007，(4)．

［2］［法］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张远煌．犯罪学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4］夏先良，王迎新．中国户口制度改革的理论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02，(4)．

［5］袁亚愚．对近年来歧视进城务工农民现象的思考［J］．社会科学研究，1997，(6)．

［6］杨高峰．广州城中村农民工犯罪原因之解释［J］．赤峰学院学报，2008，(3)．

［7］李强．社会转型期我国心理健康问题的成因与干预［J］．理论与现代化，2003，(6)：31－35．

［8］孙立平．现代化与社会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1991，(2)：110－116．

篇10

[关于对区政协委员第XX号提案的答复(大众健康网)] XXX委员：

十分感谢您对XXX计划生育工作的支持。您在区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提出的第XXX号提案，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流动人口和城镇失业不断增加，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提出出了新的挑战，正如您提案中指出的那样，一些地方违法生育开始出反弹的趋势，个别住宅小区甚至成为超生、躲生的“避风港”。区计划生育局深刻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为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从强化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计生网络入手，不断加大对流动人口和城市特殊人群的计划生育管理力度，努力提高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水平。重点采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关于对区政协委员第XX号提案的答复(大众健康网)]

一、加强队伍建设，健全计生网络。XXX是市委、市政府所在地，目前城区有县级以上单位XXX个，城区科级以上独立单位867个，城市常住人口共有XXX万人，其中已婚育龄妇女XXX人，流动人口及特殊人群近X万人，非在职已婚育龄妇女XXX人，管理与服务的任务比其他县市都要多。这么庞大的一个人口基数，而一个社区从事计划生育的专职人员只有XX名，管理服务的难度可想而知。为此，区计划生育局积极建议，并经区委、区政府研究决定，在XXX年上半年，将城区XXX个社区划分为XXX个责任小区，按照“区级聘用、办事处管

理、社区使用”的原则，选聘了XXX名城市计划生育专管员，来加大城区计划生育的管理与服务。这一新制度运作以来，界定了每名城市计划生育专管员的职责范围，明确了目标任务，落实了计划生育管理责任，目前，效果良好。XX年X月，XXX市专门在我区召开现场会，推广我区的成功做法。

二、不间断对住宅小区进行全面清理，最大限度堵塞违法生育漏洞。当前城市住宅小区的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不仅包括开发商开发出售的商业住宅小区，还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家属院。由于社会生活方式的多元化，有的原家属院已全部房改出售给了干部职工，有的干部职工已将住房出售转让给了他人，有的单位家属院中也租住了大量的无业人员、失业人员和流动人口。根据这种情况，每年年初，区计生局、四个办事处和XXX个社区分别组织XXX余人，集中对城区所有住宅小区进行拉网式清查清理。一是搞清了城区住宅小区的个数，现有各类住宅小区XXX个；二是落实小区与社区的隶属关系；三是搞清了各小区共入住的户数（XXX户）；四是搞清了各小区的总人口数（XXX人）和育龄妇女数（XXX人）；五是分别在各小区的物业管理部门建立了档案；六是对清查出的计划外出生及节育措施未落实的对象依法进行了处理。

三、坚持“责任区管理、多重管理、合同管理和集中清理”的工作方式，以制度落实责任。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之所以难以实施有效管理服务，就在于这些人成份复杂、来去自由、居住分散、活动频繁，被管理人群是流动的，而房主、业主是固定的，而通过房主、业主这

个中间载体，加之强有力的宣传教育，就可以实施有效的管理服务。“责任区管理”就是把城区划分了267个责任小区，各个责任区都明确了一名对本小区情况熟悉、责任心强的计生专管员为责任人，并挂牌显示，责任区的计划生育出了问题由专管员负责。流动人口生命力就是流动性，而责任人是固定的，不管流动人口流动到哪里，都有责任人盯上管理。“多重管理”就是流动人口居住的地域要管理并承担责任，流动人口经营地点或服务场所所处的地域也要管理并承担责任。“合同管理”包括房主（业主）和流动人口要填写《出租房屋暂住登记表》、《流动人口就业登记表》；房主（业主）、流动人口及特殊人群与人口计生部门签订《出租房屋流动人口计生委托管理协议》《流动人口就业委托管理协议》；社区要和房主签合同，要和业主签合同，要和专管员签合同，同时办事处还要和社区居委签合同，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要落实对有关责任人的处罚。“集中清理”就是每年进行若干次大规模、拉网式清理，逐片、逐院、逐楼、逐层、逐户、逐人进行清理，做到了片不漏院、院不漏楼、楼不漏层、层不漏户、户不漏人、人不漏项、项不漏查。[关于对区政协委员第XX号提案的答复(大众健康网)]

四、加大对违法生育户的处罚力度，特别是加大对党员干部和社会公众人物违法生育的治理力度，全面体现基本国策的权威。对违法生育户的处罚，主要分为经济处罚和行政处罚。在经济处罚上，主要政策依据是《XX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标准，并根据违法生育的情节和危害程度对违法生育户征收社会抚养费。行政处罚主要

依据是XXX年XXX市委、市政府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通知》（XX发[XXX]XX号文件），在职干部、职工计划外生育子女的，除按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外，要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同时，正如您提案所述，城区计划生育管理，特别是住宅小区管理也存在很多问题，有的小区超生还较为严重。究其原因，除工作不到位外，物业公司管理计划生育工作的机制不理顺也是重要原因，也是确实需要解决的。[关于对区政协委员第XX号提案的答复(大众健康网)]

关于您提出的几点建议，我们将认真制定措施，切实抓好贯彻落实。一是进一步加大城区流动人口及特殊人群清理清查的力度，重点清查一些住宅小区的死角；二是进一步明确城区计生专管员的职责，规范管理和服务；三是加大社会抚养费征收力度，凡是有超生现象的一律及时足额交纳社会抚养费；四是抓好育龄妇女管理，确保查体制度落实；五是继续坚持有奖举报制度，加强社会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