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意义范文
时间：2023-12-27 17:54:46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论文摘要：探讨了深入研究可持续发展的两个基础问题：主体范围问题、环境权利体系问题。与“人类中心论”认为道德只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不同，“生态中心论”认为起码应把受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一部分自然物与人的关系作为环境道德调整的直接客体，人类与这部分自然物构成社会的扩展体——“共同体”。环境权利体系则试图把环境权利内容扩展至生物多样性，赋予生物物种生存权利。主体范围和权利内容扩展的目的是确立可持续发展的权利体系。
1前言
可持续发展包括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唯一可以选择的发展之路。在对可持续发展进行深人研究中，有两个基础问题值得首先研究，即可持续发展的主体问题，以及伴随着主体问题的权利义务问题。传统理论认为，发展是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以上这些问题似乎不值得讨论，但随着生态伦理学把道德调整的范围由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物的关系，以及环境法学对环境权利体系的深人研究，使这两个问题成为深人研究可持续发展，研究如何建立可持续的社会、经济、文化体系的基础。
2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唯一可供人类选择的发展之路，这一思想在世界范围内正逐步得到认同。从字面上理解，可持续发展是指促进发展并保证其可持续性。综合性与动态性是可持续发展的两个基本特性:(1)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技术及自然环境的综合概念。一般认为，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自然环境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三个方面。其中，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基础，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前提，谋求社会的全面进步是目标。可持续发展不是单纯的经济间题、社会问题或生态问题，而是三者相互影响的综合体。(2)可持续发展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这里并不是要求某一特定的活动永远运行下去，而是要求不断在内部和外部进行变革，保持协调与发展。
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不同学者的侧重点不同。经济学家往往强调保持和提高人类生活水平，生态学家呼吁人们重视生态系统的适应性及其功能的保持，社会学家主要注重于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一般公认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包括:(1)在经济学上，环境损害与环境后果必须计人经济成本，必须把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综合考虑;(2)社会学上，强调通过公约、法规、文化、道德等多种途径，实现效率与公平兼容，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3)生态学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进化。
对可持续发展进行深人研究，正是从多学科多角度全面探索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但是经济学的提高整体效益，社会学的实现效率公平，生态学的共同进化，都有两个共同的基础问题:(1)利益、权利的主体范围是什么?(2)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如何?简言之，即可持续发展是谁的发展?“他”有权做什么?“他”必须保护什么?
3可持续发展与“共同体”范围扩展
可持续发展主体的社会学意义是道德、法律、公约等调整的关系的主体，因此必须界定可持续发展的道德、法律等调整关系的范围。可持续发展代表了当今科学对人与环境认识的新阶段:人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是有机的整体。系统科学认为，一切研究对象都可以视作一个系统，因此可持续发展的有机整体可以包括当代人与后代人、动物界、植物界、生态圈、地球乃至宇宙。在科学研究与实践中，对任何系统的研究的都应首先确定系统的界面，然后才能研究系统内部关系和系统内外之间的关系。生态伦理学的“共同体”扩展说，首先探索了可持续发展系统的范围问题。
生态伦理学是现代伦理学对传统伦理学的最大突破之一，它以生态科学为直接依据，认为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应被视为一种由伦理原则调节或制约的关系。为区别于传统的社会范围，我们把生态道德的调整范围(community)译为“共同体”。生态伦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奥尔多·利奥波德于1949年写道:“所有伦理学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前提之上:个体是一个其部分相互依赖的共同体的一个成员。”“大地伦理学不过是扩展了共同体的范围，使之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从总体上说:大地。“共同体”扩展说认为，道德作为一种控制行为的自我约束因素，调整的范围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提高川，最初人类只能用道德约束个人、家庭，而后是部落、地区乃至国家，种族平等、全人类平等和代际公平是现在道德的主题，而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加强和生态科学的发展要求人们必须把道德扩展到动物、植物乃至生态圈或更大的范围。生态伦理带有很强的理想色彩，如果脱离现实则会沦为虚幻。当一些生态伦理学家把“共同体”范围无限制地扩展乃至外层空间时，这种道德就缺乏了真实性，这也是传统伦理学认为生态伦理不值一提的原因之一。
在“共同体”即道德调整的范围问题上，具有代表性的是“人类中心论”、“弱人类中心论”以及“生态中心论”三种观点:(1)“人类中心论”有许多种不同观点，其共同点是认为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才值得尊重，道德只能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2)“弱人类中心论”是“人类中心论”的一部分，为了区别前者中的“个人中心主义”、“利己主义”等观点，它一方面认为人不必把“内在价值”和“权利”向自然界其他物种转让，另一方面认为从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角度看，对于与自然环境有关的行为，应经过道德考虑及理性权衡，进行约束或节制，这样环境才能得到保护，人类种系的延续与幸福才能与生态平衡与稳定相辅相成。即道德应调整与环境有关的人的活动。(3)“生态中心论”认为自然物具有内在价值，具有权利，应得到尊重。即道德应调整人与环境间的关系。
上述三种观点对法律、政策、文化等方面都有很深远的影响，因此讨论它们分别兴起的时代背景与现实意义，对深人理解其理论很有意义。“人类中心论”兴起于近代西方提倡人权反抗神权的过程中，它鼓舞人们追求自身的解放，其中关于人的平等、自由、公正等观念至今仍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弱人类中心论”是一些“人类中心论”者，通过对现代环境危机和对“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反思而提出的，由于它没有打破原有的“人类中心”的伦理体系，而是把人类的整体利益作了扩展，因而容易被人们接受。“生态中心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是伴随着一系列环境危机而兴起的，生态科学与环境危机分别是它产生的科学基础与现实基础，是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全新观念，在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环境主义运动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在它试图打破原有的“人类中心论”的伦理体系过程中，过多的激进、神学、神秘主义的色彩影响了它被人们广泛接受。
“弱人类中心论”希望通过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间接调整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共同体”的外部关系)，以达到保护人类整体利益的目的。这一观点在理论上无懈可击，但是它没有充分考虑实际环境问题的复杂性、潜在性和长期性。以有典型意义的生物多样性问题为例，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的利益是潜在而长期的，但这种利益与人类当前短期的巨大利益如建设水坝发生冲突时，仅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即使考虑长远利益，我们也往往只能做出不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决定，因为预测远期利益有多大是很困难的。 解决环境问题必须把受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一部分自然物与人的关系作为环境道德、环境法律和环境管理调整的直接客体，而不是间接客体，这与生态伦理学的“共同体”扩展说不谋而合，为避免与传统的人类“社会”概念混淆，本文也采用“共同体”代表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环境法律等调整的范围。什么是与目前生产力和科学水平相一致的“共同体”范围呢?目前比较容易被人们接受的是:人类社会+物种的多样性。保护生物多样性即保护生物物种的生存栖息和延续的权利，也是保护自然的最低限度，破坏生物多样性被认为是人类对生态完整性最大最现实的破坏。当把人与自然物的关系纳人道德、法律调整的范围，也就是赋予自然物的某种权利后，我们就能讨论人的“环境权”这种新型权利了。
4环境权利体系
环境权是一种新型的人权，是环境危机时代全面协调人类与环境关系的产物。环境权的含义是，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环境，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
有关环境权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5、60年代以“公害”为代表的一系列环境问题，暴露了传统权利体系的缺陷:民事权利如财产权、人格权、相邻权等的设计不完善，宪法基本权利设定的不足，国际法领土权对环境保护的不力，等等。但是，传统法学囿于其产生时代的局限，无法适应环境侵害这一现代社会的新问题，而对原有权利进行改造，又恐怕破坏原有体系的严谨，使本受保护的一些权利受不到保护，因此，只有破除传统法学理论的樊篱，另辟蹊径，创设新的法律权利。环境权正是作为环境危机时代全面协调人类与环境关系的产物而形成发展起来。
1960年，原西德一位医生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控告，认为向北海倾倒放射性废物违反了《欧洲人权条约》中关于保障清洁卫生的环境的规定，这引发了是否要把环境权追加进欧洲人权清单的大讨论。在美国，围绕着公民要求保护环境，要求在良好环境中生活的宪法依据问题，也于1960年掀起一场举世瞩目的争论。这一系列的讨论是有关环境权研究的开始。处于环境权研究方面的领先地位的美国和日本，率先开始环境权的立法实践。1969年的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与日本《东京都公害防止条例》的颁布和实施，对于环境权的形成和深入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972年《人类环境宣言》把环境权作为基本人权规定下来，之后许多国家纷纷在各自的宪法中确认环境权或涉及环境权的内容。我国学者陈泉生对环境权利体系作了研究和总结(见图1)
但是，作为一种新型权利，环境权利体系的完善引发的许多问题，如环境权保护的义务范围如何界定?环境权的权利主体、权利性质、权利客体如何认定?种种问题很难处理恰当。其主要原因是环境权有着不同于其他权利的特点:①环境权是一项主体广泛的权利，它既是一项个人权利，也是一项集体权利、代际权利，而且是全人类的权利;②环境权是一项价值取向多重的权利，它既体现人的权利，也反映人的义务，人有保护环境的义务，意味着环境有受人尊重的权利。比如，野生动物保护法就是保护珍贵濒危动物的生存和发展的，再如联合国《世界自然》亦指出:“每个生命形势都是独特的，无论其对人类的价值如何，都应受到尊重。”“应尊重大自然，不得损害大自然的基本过程。”
权利是与义务相对应存在的，环境权利体系的完善必然要考虑对应的义务体系，除了对其他公民、其他组织、其他国家、后代的义务外，全人类意义上的义务也是不能回避的，全人类意义上的无限制的权利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系统或生态系统平衡被打破，造成社会问题和生态灾难，进而危及人类自身。只有把自然物的权利与环境权结合起来，才可能建立完善的权利体系，但是法律保护的自然物范围不可能是没有限度的，与环境伦理对“共同体”的扩展一致，与环境权利体系相一致的是其他生命物种生存和延续的权利。
篇2
[关键词]公民资格；社会权利；“新社会权利”；
一、社会权利的理论来源与经验指向社会权利一个重要的传统是欧洲社会模式的完整性。随着欧洲社会的发展，社会权利的引介与公民权及历程紧密关联。欧洲社会对于社会权利的追求与公民资格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公民资格的发展追诉的历史更长。
公民资格(citizenship)与各种民主形式的政治参与相伴而生且相伴成长的，特别是投票权。著名的历史学家波考克(j·g．a．pocock)考察希腊和罗马公民权特点之后，提出公民权古典模式，不仅因为希腊与罗马属于历史上的古典时期，而且因为后来的诸多争论术语都由此开始创设。罗马权力模式主要特点是作为法律统治者或制定者都是平等的公民，并且推延到全体罗马帝国成员。这便激发后来公民权理论家：视法律地位平等作因为为公民权的主要元素。希腊公民权模式主要从亚里斯多著作《政治学》中总结而出，他把人类视为政治动物，因为生活在政治共同体当中政治是我们的自然属性。
他认为，公民是那些分享轮流分享统治与被统治市民生活的群体。
社会权源于公民资格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权利即政治权，罗马公民权模式非常强调公民法律地位的平等，希腊公民权模式强调普通公民统治权与被统治权的平等，两者其实都是将人框定在政治权图式里面，都是在政治共同体认同之下享受的公民权。
正如希腊规定，“凡现为他城公民者．不能为雅典公民……罗马及雅典并令外人皆选认一主人，做为客人，而属于公民。外人于是由公民间接属于邦。他方能得到几种公权，亦得受到法律的保护”3j。这也就为后来社会权利提供重要的法律基础与法律援引，社会权利的发展一定是在公民法律上拥有并被国家认可的平等权和投票权基础之上的。
雅若斯基同样认为，公民权利需要得到法律意义上的确认。他提出，公民权利是指这样一种个人和社会(国家)的关系，个人被赋予正当的理由向社会(国家)要求得到某种能够保证自己和其他社会成员一样的地位和待遇，以使他获得一种自由与合法支配某些社会资源来满足自己需要的能力；而对国家来说，则要承担起保证个人有充分的自由来进行他作为一个“私人”和“公民”(社会成员)所需要进行的正常活动的责任。
雷蒙德·普拉特(raymondplant)对此进行了驳斥，他认为：因为社会权利隐含对资源诉求，故社会权利不能在法律意义上执行。理由是所有权力只要实施都有对资源的要求。实际(社会)权利应不低于诸如言论与行动等的消极(公民)权利，因为他们能确保实现值得自由的能力。第一，在民主社会里，自由从社会权利角度的应有不同的宪法地位。
第二，现实中有工作权利必须在政治上是可行的，必须有多数意见同意支持他们的愿望与要求得以实现。第三，福利的程序权利一定程度上是公民权与社会权的混合。这种反驳是基于社会权利实践与理论是否具有一致性层面进行的。这就说明经验事实的不断发展，为社会权利理论积累提供了更多的素材。在论及社会权利时，还有学者从社会自我(socialself)和资源约束的角度展开。“社会的自我是社会性的依赖。人类是基本的社会存在，基于他们的发展需要社会联系。然而，许多社会联系被社会中物质资源的分配严格地制约着。获取物质资源的途径影响着人们做出机会的选择和哪些人能够做出选择。
马歇尔给公民权定义为：“公民权是给予那些某个共同体的完备成员的一种地位，就这种地位所授予的权利和义务来说，所有拥有这种地位的人是平等的”【。从t·h·马歇尔始，社会权利理论进入了学者的视野，使得社会权利第一次真正向其他国家传播一个理念，即社会权利是义务与权利的对等。无论这是理念层面，还是经验层面的反馈，都说明社会权利既有理论的深度，又有经验的指向。
发展社会权利要求政治权利的参与帮助，虽然我们应该忽略政府设定的公民机会能施展诸如税收减免和养老金法律等的规则框架。政治权利指作为政权许可设立团体的一员或作为这类团体成员的参选者或选举者j。在欧洲，社会权利有两大基石。
第一，在国家层面上，社会运动根据福利国家有严格的界定和场合要求，在西方就是凯恩斯主义模式(thekeynesianmode1)。第二，在国际层面上，欧洲议会的决议和建议当中包含了一系列规则和法律措施，联合国和后来的欧盟致力于建立社会权利和社会聚合的国际标准和程序j。国家与国际层面，都需要从政治权利维度，借助一系列运动、规则、标准、法律等措施，给予社会权利以保障。
雅诺斯基认为，社会权利是公民权利的最终实现。公民权利包括法律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和参与权利。社会权利实现需要有理论准备，同时，欧洲社会及其他国家经验使得社会权利理论的深化做了充分准备，极具经验指向的社会权利理论又为实践指引了方向。
二、社会权利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马歇尔对社会权利的描述中，社会权利的出现属于“浪潮式”公民权利的第三波，即民事权主要发展于18世纪，政治权对应于19世纪，社会权则对应于2o世纪。
社会权利实质是底层群体追求自身权利，获取与上层社会平等地位的过程，这个过程与社会的结构、性质和历程紧密关联。对社会权利的追求彰显了人的存在，尤其是作为群体和社会的存在，这也就意味着社会权利理论发展的脉络与人的发展脉络是息息相关的。“人权”的实质是，尽管它们应该独立地(毕竟，它们意味着这种让某人自己的差别得到承认并因而可以保持这种差别的应有权利，而用不着担心被训斥或被惩罚)被享受，但它们不得不被集体地来争取和赢得，而且只有被集体地争取，它们才可能得到承认。根据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与社会权利的特质，社会权利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时期。
(一)前市场经济社会：社会权利缺失。
在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之前，无论雅诺斯基所讨论的社会权利，还是马歇尔界定的社会权利，均难以找到。前市场经济社会中，政治权利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西方公民社会处于启蒙与发育阶段，底层的行动逻辑是按上层政治权利精英意识指引的，他们缺乏谋求自身权益的路径、意识和力量，因此，这一时期，社会权利处于缺失状态。当然，随着公民社会的逐步兴起，西欧城市市民公民意识的逐步觉醒，他们在自愿与自觉的基础上形成非地缘、非血缘性的群体组织，并且这种群体组织正打破前市场经济社会的松散状态。
正如迪尔凯姆所言，前工业社会民众呈现的是一种机械团结状态，他们在这样一个共同体当中，“凡是在统治权力树立起权威的地方，它的首要职能就是为信仰、传统和集体行为赢得尊重，换句话说，就是为了保护共同意识去防范任何内部的或外来的敌人”_1。此意即为，为了权力共同体内共同的意识和共同的行动，必须抑制底层群体作为权力外来者的挑战。与此同时，底层群体形成的共同体需要其成员兑现如下承诺，“为了得到‘成为共同体中的一员’的好处，你就需要付出代价——只要这一共同体还存在于梦想中，它就是无害的，甚至是无形的。付出的代价是自由，……‘自主’、‘自决权’或‘成为自我的权利”14]。自主权利的丧失也就意味着只要坚守着共同体，任何超越内在共同体的权利追求都成为不可能，权力精英共同体无法撼动，底层群体的社会权利无从追求底层群体权利代言还未真正成长与成熟起来，他们的社会权利处于缺失状态。
(二)工业社会：社会权利市场化或商品化。
步人工业社会以后，t·h．马歇尔以英国的经验事实论述了社会权利的产生、变化与属性。在马歇尔看来，社会权是一种要求获得实际收人的普遍权利，而实际收入并不按人们的市场价值来衡量。
就此而言，社会权实际上使人脱离了市场力量，甚至是从市场力量下把人解放出来。卡尔·波兰尼从国家、市场和社会三维视角探讨社会权利获取的合理性，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把市场的规则运用到人们生活的社会中来了，真正的市场社会需要国家在管理市场方面扮演积极功能，并且这种角色要求政治决策，市场与社会发生着“双重运动”，即由力图扩展市场范围的自由放任运动，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力图抵制经济脱嵌的保护性反向运动组成。艾斯平一安德森认为，社会权利界是一种“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的容纳能力。其衡量标准应是人们不依赖于纯市场力量去制定他们生活标准的程度j。学者从理想的图景探讨了现代社会权利的属性，社会权利应然状态是去商品化或去市场化，底层群体有权免费享受的社会共同成果，而不是货币化的。实然状态却是，现代社会中，社会权利需要通过货币去购买，按市场规则去运作的。因此，社会权利真正实现需要国家的介入，社会权利嵌入于市场经济社会之后，尤其是凯恩斯革命之后，国家干预市场的力度呈现盘旋上升态势，国家享受了市场带来的巨大成果，同时，社会权利被市场规则左右之后，底层群体倍受市场经济社会控制。
如此一来，国家角色需要转换，以保证底层群体社会权利的实现。
市场经济社会中，形成了诸多共同体：国家权力精英共同体、企业共同体、职业人士共同体④、底层共同体等。从社会权利享受的维度看，前三个共同体社会权利完全有能力通过市场规则获取，而底层共同体却无法做到，并且前三个共同体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底层共同体则成为一种“第四方共同体”②。
整个社会被市场规则分割成了四个共同体，而社会权利方面则分成了两大阵营，一方是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或权力获取社会权利的群体，而另一方两条路均无法走通。社会权利是公众干预私人领域，以支持公民对维持经济生计和社会存在的要求。它们能收变私人市场的资源分配。社会权利大多是个人权利，包括四个部分。使公民具备能力的权利，包括医疗卫生和家庭服务，以保证公民在社会中的基本活动。这样，社会权利便失去了其最初的义涵，社会权利从运行逻辑层面看，应当是国家为底层群体争取的非市场化的公共利益。
在工业社会的前中期，社会权利市场化与商品化趋势非常明显，到了工业社会后期，国家权力公共性增加，公民社会的成长，底层群体集体权利的增强，社会权利去市场化和去商品化才逐渐得以实现。
(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权利全球化和人本化对于t·h．马歇尔的社会权利理论，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评价。并由此探索工业社会之后社会权利的特征。
工业社会中，知识精英从诸多层面论证了社会权利去商品化和去污名化的特性，但是后现代诸多学者从后工业社会的现实出发，从国家制度、时代划分、国际化等视角进行了综合评价。安东尼·吉登斯认为，马歇尔并没有真正去探讨自由主义民主的吸引力或局限……一个没有议会民主制的福利国家将会导致威权主义的出现¨。这就意味着国家制度的类型影响甚至决定着社会权利的实现程度和福利国家的属性。
马歇尔理论中存在一个困难，那就是，在中世纪，如果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已经存在(不管是以一种如何“融合”了的形式)了的话，那么，为了以马歇尔所假设的形式和顺序重新出现，它们在有些时候就必须以秘密的形式发展。……因此，公民身份的连续性即使只是在一相对短暂的时期被打断了，但它在历史上毕竟出现过断裂]。马歇尔公民身份包含三种权利的划分及相应的时代划分遭遇了批判，其原因在于三种权利在中世纪以融合的形式出现后，且随后出现了断裂。
随着全球化的到来，美国社会学者莫里斯通过全球化背景下公民权社会功能的讨论，直接挑战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认为公民权在国民内部是制造平等的制度，而对于外来移民而言，公民权也是一种社会排斥和制造底层阶级的社会制度。特纳认为，全球难民的出现，在当代政治体系中制造了无国籍民众新的危机。稍显不太激烈的是，随着欧洲共同体制度建设加快，提出了关于公民权地位的重要问题，它不仅针对少数民族，同时针对各类短暂的移民的劳工_2引。社会权利作为底层群体的争取“国民待遇”的利刃，一旦跨越国界融人全球，便成了双刃剑。
随着世界经济和政治联系的日益密切，社会权利而呈现一种不同的样态，通过它们，个人和家庭被赋予了与市场经济相抗衡的权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须被赋予了尽可能远离商品化劳动的权力，去从事那些既迫切需要又有利可图的工作。
通过全球化公民收入的推进，个人和家庭获得了去商品化、能获得收入、可选择性的工作，社会权利逐步向其本质即人本化靠近。同时，公民权可以指权利，但它也能用来指义务、行动、品行和评价_2。与公民权一样，社会权利的权利与义务对等，不仅是对公民自身的一种尊重，更是对他人的尊重与机会的均等。
三、全球化与“新社会权利”兴起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权利发展出现了新的动向，安娜·库特(annacoote)在托马斯·马歇尔社会权利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出“新社会权利”(newsocialrights)理论。与此呼应的是，西方正步入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另一种社会形态即风险社会，他从反思现代化角度探讨了风险社会两大特征，一方面，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另一方面，通过家庭和职业，社会不平等个体化倾向明显_2。“新社会权利”正是从风险社会财富分配、个体不平等的视角，赋予社会成员弹性的权利，从而消解社会积聚的风险，增强个人和群体发展能力。
在工业社会发展后期，随着人本化与全球化特质的发展，社会权利逐渐超越了传统社会权利内涵，“新社会权利”在内容和理念两个方面均有了新的发展。
(一)“新社会权利”内容更加丰富和有层级，与人的发展更加契合。
在托马斯·马歇尔那里，社会权利指健康照料、居住、教育(不仅包括对特殊阶级或身份实施教育，还包括让每个个体和个性得以充分发展的教育机会，包括义务教育、中级教育和高等教育、职业培训、成人教育)、得体的收入[2。后续社会权利进一步拓展，涵盖就业(经济和金融政策制定必须考虑可以为全体人民提供有益职业、为了保证最大程度就业，充分组织就业市场、为了保证工作有效性，无论何时私营企业充分就业容量不能获得，政府都必须提供相应的职业)、工作环境(公平报酬、工作时限、每周休息制、带薪休假、员工健康、安全和福利的提供)、食物和住房、社会保障(医疗照顾是社会保障的基本项目，应该得到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覆盖出生、疾病、事故、伤残，确保共同体全体成员任何时候都能享受预防性的和医疗性的照顾)e27]。
随着全球化、人需求的多样化和风险加剧，社会权利呈现多样化趋势，“新社会权利”主要包括：社会福利中的程序权利，申请程序公正；健康与健康照料权；通过地方服务合同的知情权；孩子与年轻人的权利，重点是程序权利。“新社会权利”不仅注意社会老年群体问题的解决，同时，并从年轻人参与政治开始，关注年轻人社会权利。在当代政策中，年轻人参与政治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从而导致政府开展义务公民身份教育j。
基于个人生存与发展的“新社会权利”在不断延伸，同时，群体的“新社会权利”通过公民权利的获取在不断扩展，从少数民族公民权、多民族公民权，直到世界性公民权，内在包含的社会权利也在不断丰富。为少数民族争取的公民权：自我管理权利、多民族权利即给予少数民族一定的财政支持和法律保护、特别代表权利0_。另外，多民族公民权利主要包括：国内亚民族和土著拥有自我管理的民主和平等权利、认可权利、认同权利和信任权利[31]。世界性公民权(cosmopolitanorworldcitizenship)强化对其他政治共同体的世界性义务；拥护在发展世界性法律的领域提出的公民权利；认可创造世界性公共领域的政治项目_3。“新社会权利”的出现丰富了社会权利内涵，增强了社会权利人本化和全球化特性，较之传统社会权利，“新社会权利”更注重个体法律意识、自觉意识和全球合作意识，增强抗击风险和谋求发展的功能。
(二)“新社会权利”理念发生转变，从关注集体转向关注集体中的个体，从附加接受义务到追求纯粹权利，从享受线性社会权利转向寻求弹性社会权利，“新社会权利”将风险、公正和发展的理念统合于一体，实现人、社会和国家的共同发展。
第一，新的社会权利给了每个人，成为他个人地位的一部分，给了他在经济竞争中从事独立活动的力量，由于他具备自我保护的方法从而可以拒绝社会的保护。虽然如此，“新社会权利”在注重个人权利(individualrights)争取的同时，还努力追求集体权利(collectiverights)，并积极协调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第二，新社会权利与以往公民和政治权利基本的不同点还在于，后者需要接受相应的公民义务才能获得相应的权利。而前者是一种积极的权利，不以接受义务为交换条件。第三，传统社会权利以线性的追求社会权利为目标，这与人的生命周期是相背离的，人生与变化着的历史时空是相互作用的。个体生命嵌人于其所经历的历史时间和特定的地域，并为这一历史时空塑造。斯图亚特·怀特从经济权利视角探讨新社会权利，将主要社会利益连接起来，签订一项有效新社会协议(newsocialpacts)，实现工资适度化和就业弹性化，即在工作方式、工资水平和工作时间弹性)改革税负，以此发展新社会权利，使得新的、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持续，不仅关系高就业，同时也为了可观的收入、更好的工资保障、家庭生活机会(弹性保障)l36j。怀特从经济权利维度将“新社会权利”引向弹性化，实现人的不同生命阶段有配套和适宜的保障。
伴随着工业社会向全球波及和全球化到来，“新社会权利”有助于风险社会中个体风险和社会风险的释放，推进了社会权利理论进一步发展。
篇3
关键词：自我效能感 高校教师 专业化发展 提高
中图分类号：G6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11（a）-0168-02
自我效能感是个体行为改变和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它属于主体的一种感受与信念[1]。自我效能感在个体和团体的潜能开发，尤其是在调节人们心理健康和成就行为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并且在诸多关于人类行为的动因和绩效的理论中，已被认为是最有影响力和说服力的理论之一。因此研究自我效能感对大学教师专业化发展的作用可为深入理解教师的教学行为、加快教师专业化发展和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一个新的理解视角。
1 高校教师专业化特点
大学教师是承担高等教育活动的主体，是人才培养的实施者。当代高校教育要求大学教师必须拥有创新精神和培育人才的智慧，懂得教学科学，能够将自身的学科与教育科学相结合，结合社会环境培养人；能够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学校事业发展的需要，自主选择专业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因此大学教师专业化发展是自身的学术性、教育性、创新性在社会变化下不断增长的过程。
大学教师的专业化成长过程受到内因和外因的影响，自我效能感能够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各种因素的发展和变化激发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一行为的信念，调节自我并最终实现成长目标。
2 自我效能感对高校教师专业化成长的影响
2.1 影响教师自身的目标制定和发展方向
由于大学办学的宗旨的不同，各所大学对教师专业化的要求不尽相同。在树立发展目标的过程中，自我效能感对其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于这一点，其对新任教师的影响尤为明显。新任教师的早期阶段被称为“存活阶段”。因为处于这一时期的新任教师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面对自己的角色适应新环境成为学生喜欢的好老师，同时由于他们容易受到课堂教学情况复杂多变、同事之间的相处等现实的冲击，他们往往会发现所预想的成功与教学实际状况之间存在着差距，最终会使许多新任教师无所适从甚至不能胜任教学工作，或者对教师职业的目标模糊化。自我效能感高的教师可以迅速形成正确的角色认知，帮助其坚定职业选择和专业方向，尽快适应工作环境进入教师角色，为其今后教师专业成长树立明确的目标。
2.2 影响教师的教学活动
一般而言，教学效能感高的教师具有科学的教育观念，对学生有明确积极的期望，能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和身心发展特点制定合理又具有挑战性的教学目标。当教学一旦开始实施，教学效果的考量就开始影响之后教学活动的开展。我国学者研究表明，成功教学的能力及努力归因随教学效能感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背景及运气归因随教学效能感水平的提高而降低[3]。由此可见，教师教学的自我效能感影响教师能否客观地进行归因，并且低教学效能感的教师对失败更为敏感，更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
2.3 影响教师的科研活动
大学教师的专业化发展过程中，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是由大学的性质、职能及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所决定的。然而，很多教师并没有自觉积极地投入到科研活动中。导致这种结果有很多原因诸如课时量过多，琐碎而又繁重的工作任务等。导致这种结果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许多教师对自己的科研能力缺乏自信，在研究过程中遇到困难就临阵退缩，即自我效能感低。
因此，只有当教师获得了“自我效能感”他才会真正选择和实施某一科研活动，并且在自我效能感的作用下，在研究过程中正确把握研究方向，面对困难时，始终如一地坚持研究，从而确保研究工作的顺利展开，将这一活动逐渐延续下去。
2.4 影响教师的心理健康
在高校现行的聘任制下，教师的科研成果与绩效工资、职称评审密切相关，这种科研压力使广大教师不堪重负。很多研究证实了教师的工作压力越大，个人效能感越低进而教师的情绪也有较大影响，比如更易出现焦虑，紧张等不良情绪，这些情绪反应会反作用于教学及其能力的发挥。已有相关研究表明，教师的教学效能感与焦虑、抑郁有显著的负相关[4-5]，与教师的心理健康（心理调节能力）有极显著的正相关，即教学效能感越高，心理调节能力越强，心理健康水平越高[6-7]。
3 提高教师自我效能感的策略
3.1 构建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
经验和实用性的言语指导在个体自我效能感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在教师群体中构建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来提高教师的自我效能感。在这个”共同体”中可以进行教师之间的教学及学生管理经验的交流，组织各种研讨会探讨和推广新理念和技能，进行教师间的交流。对于新任教师而言，他们一般都缺少教学经验，中老年教师的“传帮带”的作用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新老教师经常交流心得体会，分享教育经验可以帮助塑造和提升新任教师的自我效能感。对于已形成思维定势的任职时间较长的教师而言，这种“共同体”可以打破教师自我封闭，增进教师之间的对话，取长补短，实现教师的共同发展，提升自我效能感。
3.2 通过构建心理契约完善高校教师评价体制
心理契约即“雇员处于对组织政策、实践和文化的理解和各级组织人作出的各种承诺的感知而产生的，并不一定被组织各级人所意识到得其与组织之间相互义务的一系列信念”。
对于教师而言，在为学校和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对于自己的付出在得到应有的物质回报的同时也应伴随精神层次的满足。这种心理契约是影响教师行为和态度的重要因素。心理契约的履行与否通常是通过评价来判断。而目前高校虽已逐步建立起了学校评价、学生评价、专家评价和教师自评相结合的教师评价体系。虽然对于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但是这种评价体系仍然有不少弊端。如存在只看学历、职称，不看重贡献已成为一种思维定势；评价内容不够客观，对评价主体的品德和岗位贡献缺乏评价标准；学校的奖惩制度对新任教师搞“一刀切”，缺乏对新任教师的发展性评价，抹杀他们的工作热情。
因此，如果能将心理契约机制与现有的高校教师评价体系相结合，做到准确了解教师的心理状态，科学地评测分析，就能在实践中提高工作的满意度，激发教师的积极性，对提高教师自我效能感就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8-9]。
3.3 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自主学习的能力是指学习个体，通过独立的分析、探索、实践、质疑、创造等方法来实现学习目标的能力。国内外研究证实，自主学习能力的强弱与个体的自我效能感显著相关。作为高校教师，在学科专业方面，只有一方面关注学科进展，积累实例，积极的提升自己专业知识；另一方面通过开展科研活动努力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价值。在教学方面，主动学习教育规律不断反思才，比如记录每次课的感受和不足，针对问题提出解决途径。在这两个大的方面通常都要通过不断提高自主学习能力才能实现。形成教育敏感性，最终实现效教学。当看到通过自主学习而使自己进步时，自我效能感也就随之提高了。
4 结语
研究表明，高自我效能感会促进高校教师的专业化成长。笔者认为，为了提高高校教师的自我效能感，可通过构建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心理契约完善高校教师评价机制，提高教师自主学习能力三个方面来实现，最终促进高校教师的专业化成长。
参考文献
[1] 教育大词典编撰委员会.教育大词典[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253.
[2] 张佩秋，陈亚轩.高校教师自我效能感与教师自主发展的关系[J].浙江科技学院学报，2012，24（2）：156-160.
[3] 詹茂光.教师教学效能感的研究及其发展提高[J].兰州学刊，2005，33（6）：332-333.
[4] 王才康，杨宁.幼儿教师自我效能感与焦虑水平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1，9（4）：295-296.
[5] 王玲凤.中小学教师教学效能感和抑郁状况的相关性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 2006，27（11）：985-986.
[6] 李媛.中学教师教学效能感与心理健康水平的相关研究[J].心理科学，2002，25（6）：739.
[7] 马雪玉.高校教师心理健康与教学效能感关系[J].中国公共卫生，2008，24（1）：122-123.
篇4
关键词:企业文化;高校;后勤
中图分类号:G51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4-0198-02
一、文化
本文在狭义的文化范围内展开讨论,并进一步阐释文化是一种基本稳定的生活方式,表达了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是一个社会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构成的统一体。
按照这样对“文化”的界定和阐释,文化应具有如下五个基本特征:第一,特有性。文化是人类自身的创造物,也就是说,离开了人类活动,一切都谈不上。动物有活动,我们不能说动物有文化,文化只是人类的特有物。第二,标志性。文化反过来规定人类自身的行为,成为人类集体行为的标志。也就是说,没有这种标志性,文化也就失去了意义。第三,稳定性。文化是人类对自身需要的一种反映,它建立了人类满足需要的恰当模式,这种模式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强的稳定性,除非生存环境改变较大,否则它将维持和传承下去。第四,约束性。在人类的行为模式生成过程中,文化对于这种模式寄予很高的期望,赋予其特殊的价值符号,并且成为约束人类行为的规范,这种规范成为相互认同的基础。如果不能遵守规范,往往会使越轨者受到惩罚。第五,民族性。文化是一个社会共同体的生活样式,演化出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形成民族的价值信仰和民族情感寄托,从而产生巨大的民族内聚力。因此,文化是一个民族最本质的人文特征。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甚至有许多有识之士认为,文化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而且是一个国家的根本竞争力。他们认为,科技显然重要,但科技决定于具有一定观念的人,因而,决定人的观念才是最重要的。在观念中最重要的是价值观念,价值观念决定人的行为方式,科技活动只是人的行为方式层次,而一种文化的核心就在于它的价值观念体系。因此,文化才是最具有竞争力的因素,是最根本的竞争力。
二、企业文化
成功的企业必然得益于成功的文化。先进的企业之所以能够战胜落后的企业,就是因为先进企业的文化比落后企业的文化更能适应竞争的要求,更具有生命力的缘故。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以“企业文化”为管理核心的管理理念,其背景是日本企业的异军突起。有学者对日本企业与美国企业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了美国企业更多地重视企业技术、规章制度、组织机构、财务分析等“硬”因素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而在日本企业的管理过程中,企业目标、宗旨、信念和价值观等“软”因素则相对更为突出。随着日本企业的竞争优势逐渐体现出来,以“企业文化”为核心的管理理念逐步得到广泛认同。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没有文化的企业,一定是没有竞争力的企业,更谈不上发展。一个优秀的企业,就是要创造一种能够使全体员工衷心认同的核心价值观和使命感,一种能够促进员工奋发向上的心理环境,一种能够积极地推动企业创新和变革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经过近二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其基本特征已经显现出来,它除了具有社会文化的一般特征外,还有自己独有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企业文化是富有鲜明个性的。亦就是说,企业文化不具有通用性。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独特的环境条件、发展目标、经营理念、管理模式和文化传统,每一个企业家都有自己个性化的品格,个性化的价值观,个性化的管理理念以及个性化的处事风格,这就决定了在不同企业家的引领下,在不同企业的独特环境中产生的企业文化是必然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的,是不可复制的。企业文化只有这种不可复制性才能真正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第二,企业文化是带有明显的功利性的。建设企业文化,唤起企业员工的主体意识和使命感,充分发挥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企业共同的价值观和责任感,达到管理与被管理的科学统一,推动企业不断创新和变革,其根本目的是实现企业本身的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企业经营基本目标是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从而实现企业员工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及自身价值的最充分体现,而企业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就是给企业提供实现其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土壤,落脚点是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因此,任何一个企业的企业文化,都是为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服务的。这就是说,企业文化建设必须是服从于、并服务于企业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企业功利色彩。第三,企业文化是具有充分的人本性的。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新型的管理哲学和理论,它的诞生是企业管理发展史上一次具有伟大意义的划时代变革。它标志着企业管理已由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与过渡,其核心之点在于企业管理要坚持以人为本,要在企业的经营和管理的全过程中自始至终坚持重视人、强调人、尊重人、爱护人、理解人、关心人、培养人,把企业经营管理的全部工作和整个过程都纳入以人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始终坚持人是企业的主体和财富的主人,在实现企业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同时实现企业人的全面发展,这也是人本性的企业文化的基本内涵。
三、高校后勤企业文化
高校后勤企业是社会企业的一个特别部分,是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产物,绝大多数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因此,高校后勤企业文化建设大大晚于社会企业文化建设。那么,什么是高校后勤企业文化呢?高校后勤企业文化是在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在高校后勤“三服务(为教学、科研、师生生活服务)、三育人(管理、服务、环境育人)”的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教育导向和经营理念双重功能的,以移植组合企业管理哲学和企业精神为核心的,激励高校后勤员工责任感、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人本管理理论。同时它又是受社会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影响和制约的,以高校后勤职业道德、规章制度和物质现象为载体的一种经济文化。这一文化通常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后勤企业文化的核心层,又称精神层,是指高校后勤企业的领导和员工共同信守的基本信念、价值标准和职业道德等,包括企业精神、企业最高目标、企业经营服务哲学、企业宗旨和企业道德等五个方面。这一层次是高校后勤企业文化的灵魂,是其他两个层次的基础和原因。第二层次是高校后勤企业文化的制度层,又称基础层,主要是指高校后勤企业的员工在经营服务活动中所遵循的规章制度和行为准则,实际上是对高校后勤企业员工和企业本身产生规范性和约束性影响的部分。第三层次是高校后勤企业文化的形象层,又称外表层,它是企业精神的载体,它往往能折射出高校后勤企业的服务思想和经营管理哲学等。
篇5
1．1制度法文化、观念法文化的内涵制度法文化主要指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机构及法律设施等文化外在表现形式;观念法文化主要指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法律习惯等内蕴的文化观念。在观念法文化里，法律意识比法律心理在理论上又深化了一步，是观念法文化的基本构成要素，是人们对法与法律现象的心理、思想与评价的总称，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影响着法律实践活动。法律规范是制度性法律文化的核心内容，它规定了一个社会的各种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乃至法律制度，规定了法律组织结构以及法律设施的设和建造，规定了法律创制的各种规则和法律运行的程序等，是各种法律制度的规范化表现形式，是法律意识形态的外化物的直接体现［4］。
1．2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内涵“人文”一词最早见于《易经》中的贲卦的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在这里，人文与天文相对，天文是指天道自然，人文是指社会文化，以“文”化“人”，能够帮助社会形成和谐、文明的秩序。在西方，人文是用humanism一词来表达的，是指人道主义、人本主义。拓展开来就是以人为本，尊重人的生命价值，对人正当权利与自由予以尊重，维护做人的尊严。医学首先是一门科学，它治疗的是疾病，但因为其诊断和治疗皆以人为对象，所以又是一门人文学科，医学的本质是科学与人文。医生是应该具备人文素质的，从生命的角度来讲，医生应该是善良的。善良是最重要的品质，最基本的品格。医生都应该是人道主义者。医生是以生命为对象，他与生命的关系是最密切的［5］。所谓医学生人文素质是指医学生通过人文课程的学习和实践，通过以“文”化“人”的潜移默化，形成尊重人权、人道主义、善良、诚实、正直、严谨、行为合乎秩序等人文素质，从而在未来医者的职业生涯中对患者实施充分的人文关怀。
2制度法文化对建构医学生人文素质的作用
法律规范将一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或统治地位)的法律意识形态用法律的形式反映和表现出来，规定和制约着全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成为一种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行为模式和准则［4］。具体到医疗卫生领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护士条例》当中着重规定了医护人员具有治疗的义务、解释说明的义务、保密的义务，为患者着想、尊重其权利的义务。这些义务也是1969年修订的《日内瓦宣言》、1977年的《夏威夷宣言》、2000年的《赫尔辛基宣言》等规定医务工作者的职业伦理规范的国际医学准则的体现。换言之，制度法文化把医务工作者需具备的义务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明确下来，成为具有强制约束力、必须予以履行的法律规范。不仅如此，我国还相继颁布了与医学生未来执业密切相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护士执业注册管理办法》、《处方管理办法》、《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等其他的卫生法律、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等，初步形成了一个卫生法律法规体系。医学生通过学习这些法律规范，明白卫生法方面权利与义务的规定以及违反其规定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从而对规范将来的行为有预测、指引、教育、强制作用。在课堂教学中，我们会针对典型案例，设计如下问题引导医学生思考。①医学生在实习期是否具备独立的行医资格。②病历的法律意义何在。③医学生在没有取得执业资格的前提下，擅自脱离带教老师的指导与认可，是否构成非法行医;如果非法行医的罪名成立，没有执业资格的医学生将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通过这些问题引导学生认识到医学生在实习期是没有独立行医资格的，需要在带教老师或指导医生的监督、指导下完成医疗任务;在医疗过程中实习生的病历书写材料要得到带教老师或指导医生审核签名后才能成为正式有效的病历，才是法律所认可的医疗文件;如果医学生非法行医成立的话，将会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民事赔偿责任、非法行医罪的刑事责任等。通过案例分析，学生不仅认识到医疗行业确实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行业，在行医的过程中要有高度的责任感与严谨的科学态度，并且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相关法律规范内容。因此，制度法文化是以明文规定的方式告诉医务工作者在法律预设的条件下，可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禁止做什么，从而明确医务工作者的行为准则与法律责任。当然，制度法文化是从外部对医者从业行为进行规制，仅仅依靠外在规范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把蕴含于观念法文化当中的人权理念、公平正义、秩序的法律意识渗透到医者的行为习惯当中去。从某种角度来说，观念法文化的浸润比制度法文化的外部规制更为重要，因为它能完成医务工作者从制度法文化的他律到观念法文化自律的升华，把医者的行为纳入到法文化预设的轨道当中，从而养成依法行医的法律意识与行为习惯。
3观念法文化对建构医学生人文素质的作用
3．1人权理念教育是建构医学生人文素质的核心《世界人权宣言》明确提出，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牛津法律大辞典》对人权的定义是:人权就是人要求维护或者有时要求阐明的那些应在法律上受到承认和保护的权利，以使每一个人在个性、精神、道德和其他方面的独立获得最充分与最自由的发展。人权是与生俱来的，它可以由实在法授予，但不能被实在法所剥夺或取消。人权的本质特征和要求是自由和平等，人权的实质内容和目标是人的生存与发展。而自由、平等、生存、发展的基石是人的生命权与健康权，因此生命权和健康权是公民最基本的人权［6］。人权既是一项法律权利，也是一项道德权利，它的伦理学基础是生命神圣论。生命权是神圣的、不可转让的、不可处分的、不可克减的，生命权是人的尊严的基础和一切权利的出发点，个体的生命权同时具有社会共同体价值秩序的性质，对个体生命权的侵害，同时也是对宪法秩序价值的侵害［7］。医务人员所从事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自始至终都是在维护和保障公民的最基本的人权，即生命权与健康权。人权既是利己的，又是利人的。人权的本质就是“善”，拥有人权理念的人，会以善意之心来体验和感受他人的痛苦并希望能够尽一己之力来减轻和消除这种痛苦，以善良之意来体会和感受他人的幸福并愿意促进这种幸福。因此，我们要教育医学生尊重人权，秉承人权理念，使其在将来的执业活动中自觉做到对生命心存敬畏，以人为本，善意地对待他人的生命权与健康权。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与普及，将来会有相当一部分医学生进入城市社区和乡村，从事社区基层医疗保健服务，面对的服务对象更多的是基层人民。在服务基层的过程中，需要医学生秉承以善为本的人权理念来进行医疗服务，从敬畏、善待、成就生命的情怀出发，去创造医患和谐，建立公平正义的秩序，从根本上消除医患暴力，从而为社会的和谐创造条件。
3．2公平正义思维的培养是建构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基石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公平是指处理事情合情合理，不偏袒哪一方面。具体到医疗活动当中，就是要求医者对患者一视同仁，无论其是富裕还是贫贱、权贵还是平民。关于正义，给它第一个下定义的是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即正义就是给每个人应有权利的稳定和永恒的意义。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柏拉图认为，各尽其职就是正义。在现代，正义是指“公正的、有利于人民的”，它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该得到与其行为相适应的合理的平等的对待［8］。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医患之间建立的是平等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但它又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合同，因为医疗服务具有高度的专业性与技术性，从而令医患双方的信息获取、理解领悟方面具有相当大的不对称性，即患者不仅要依靠医方的专业技术，而且还要依赖其一视同仁、有利于人民、公正地尽其职的精神境界才能顺利完成医疗服务合同，因此作为医疗服务合同的接受方来说很难做到完全自治。所以在医疗活动中，医务工作者被赋予根据具体的医疗情形而享有的特殊的医疗干预权。医务工作者的医疗干预权是指在特定的情形下，通过限制患者的自，由医务工作者对医疗活动作出决定的一种特殊权利，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患者自身的利益。因此，医务工作者应该从人权、公平正义、秩序的视角出发来行使医疗干预权。医学生要培养秉承公平正义的理念及与患者打交道的法律理性，从而避免医患矛盾。
篇6
【关键词】技术社会学;DDT;技术评价
科技赋予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随着科技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其他子系统，在不断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人炸，资源枯竭等社会问题，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在这种背景下，学者开始对工业社会进行剖析和反思，他们将矛盾的根源指向科技，尤其是技术。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视角对技术进行了大量研究，如技术史、技术哲学、技术管理学等等。显然，在上述诸多研究进路中增加社会学的视角，将使技术论研究的体系更完整。更为重要的是，当代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和相互制约愈来愈密切和错综复杂，不将技术、经济与社会三位一体地结合起来考虑就既不能把握技术，又不能把握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规律的情况下，技术社会学的考察更具现实意义[1]。本文以DDT（化学杀虫剂）的历史发展为背景，运用技术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探讨该技术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协调发展的动力学机制，一方面从社会各主体对DDT的选择和建构中明晰社会对其发展的作用机制，另一方面，从DDT的发展对社会带来的多重影响，试图解释其从“天使”到“魔鬼”再回归理性的曲折命运，勾勒一幅技术发展与社会选择双向作用的历史发展路径。
一、DDT的发展历史
1.1 成名之路
DDT是闻名中外的化学杀虫剂。1874年由德国化学家蔡德勒首先在实验室中合成;1939年瑞士化学家米勒经研究发现DDT具有杀虫特性，后来经过改进，于1942年正式投放市场销售和应用;1943年，美国农业部在实验中采用DDT杀灭马铃薯甲虫，确证DDT有很好的杀虫效果;在1944年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战役中，DDT在几周之内为士兵中战胜斑疹伤寒流行病带来福音。经实践检验，DDT既是农业生产中战胜虫害的有利手段，同时又是医疗卫生中根绝传染病的良药。米勒也因此荣获1948年世界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1.2 厄运降临
然而，60年代初，英国女作家莱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描绘了DDT及其同类或其他类杀虫齐对环境的毁灭。1970年包括瑞典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明确颁布法令，禁止使用DDT;1972年，美国禁止使用DDT;2001年5月22日POPs公约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通过，POPs，是Persist Organic Pollutants的简写，中文翻译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DDT位居名单第四。
1.3 DDT的回归之旅
“室内喷洒DDT仍是对付疟疾最好的办法之一。”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抗疟疾运动的负责人科奇说，“在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数十种杀虫剂中，最有效的就是DDT。”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解除了对DDT的禁令，允许部分地区重新使用这种杀虫剂，他们希望让DDT重新回到疟疾控制的清单上。一直热衷于抗疟运动的美国参议员科伯恩说：“室内喷洒DDT就如同给整个房间罩上了一张驱蚊网，如果对此还摇摆不定，那么最大的受惠者将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蚊子，而最大的受害者则是全球受到疟疾威胁的3亿多儿童。”[2]与30多年前遭禁用时的轰轰烈烈相比，DDT这次“回归”多少显得有些低调和出人意料。
二、观点博弈
DDT的发展历程生动地展现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它不仅收获了无数的荣誉和褒奖，也经历了被人类唾弃的悲惨命运，至今人们对其评价仍褒贬不一，为什么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DDT会遭遇如此不同的命运，除了技术因素外，背后是否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支持方和反对方各自的观点，然后对DDT的社会评价、社会角色进行阐述，从技术社会学角度解释正反两方观点差异的缘由，引发一些思考。反对方的观点：DDT的杀虫范围很广，所以又被称为“万能杀虫剂”。它不分青红皂白地毒杀昆虫，甚至把害虫的天敌也误杀[3];毒性通过食物链传播，并且会随着水土流失危及江河湖泊和海洋生物[4]。支持方的观点：DDT的禁用和严格控制，导致疟疾在俄国和阿根廷等地重新复燃[5];在自然状态的土壤中，DDT的毒性最多只能保持两周。同样，在海水中90%的DDT会在一个月内失去毒性，无法长期存活[6]
三、技术的社会评价
DDT产生于上世纪40年代，成名于二战，在六七十年代遭到大规模禁用，到本世纪初才获得解禁。要想深入了解这一波三折的曲折命运的背后，就应从技术与社会双重作用的视角去展现和反思各种权力结构在其发展中的作用。其中，涉及到的“行动者（actors）”主要有政府、企业、消费者，分别代表了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文化等不同社会角色对技术的评价。技术的生产力功能乃至社会功能的实现，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完成的，而且社会功能实现的程度如何、效果怎样，不仅取决于技术自身的特性，同时还与社会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环境对技术的整合，社会舆论和法律规范对公众技术心理的调试密切相关[7]。
3.1 技术与社会的融洽
二战期间，DDT的使用范围迅速扩大，在疟疾等疾病的治疗方面大显身手，还带来了农作物的增产，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政府和普通老百姓都一致称赞这项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种种益处。DDT在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首先适应了社会的生存环境，取得了社会的认同，成为社会及公众所接受的相容技术，发挥出强大的功效乃至社会功能：（1）对政府而言，DDT安全、廉价、高效的功能直接与国家最关心的粮食生产、害虫防治、疾病控制等社会问题息息相关，DDT的成功研发和应用与国家的政治稳定联系在一起，朝着有利于政治目的的方向发展。（2）对企业而言，DDT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3）对民众而言，获得了健康和粮食保障。这一切都使得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DDT与整个社会系统很好地整合在一起，找到了其在社会系统中的角色和地位，发挥了应有的社会作用，满足了不同主体对该技术的期待和要求。DDT的成功告诉我们，技术除了自然属性之外，还包括社会属性。因此，我们一方面应通过社会整合，使技术与其生存的社会环境相适应，成为符合社会要求的社会角色;另一方面，通过社会调试使技术被社会所认同，成为社会的相容技术[7]。只有当技术准确找到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其才能真正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3.2 技术与社会的冲突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环境污染等问题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集中爆发，在公众看来，人身安全高于一切，对其生命健康带来危害的事物很难得到认可。环保逐渐成为那个时代社会的主流文化，渗透到社会的经济、政治系统中，对政府的决策和企业的发展开始产生重大影响，政府对技术的经济利益的考量会让位于政治利益的。公众开始对DDT这项技术避而远之，尤其是当疟疾等传染病早已远离西方发达国家，人们开始忘却其辉煌的过去，能记住的只是DDT给动植物以及人类带来的威胁，其社会角色不再满足和适应社会规范的要求，受到环保主义等社会文化的排斥。社会角色的错位和社会需求的缺失导致DDT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各国政府纷纷要求全面禁止使用DDT。相反，在非洲等欠发达和落后地区，DDT仍然作为虫害疟疾防治的首选。对于这些地方的公众而言，由于科学知识的落后以及科普宣传的欠缺，他们既不知道何为DDT，也不了解其存在的潜在威胁，即使知道，出于对成本的考虑以及生命安全的考虑也会继续使用DDT，因为在非洲，疟疾是一种死亡率很高的疾病。这就形成了在全球范围内，一方面发达国家禁止使用DDT，一方面落后国家继续使用的局面。对于非洲和亚洲一些国家来说，除了认为DDT可以救人于疟疾之外，还有很多人认为DDT有毒并无明确证据。比如，南非国家卫生部国家疟疾项目经理迪瓦南德・姆拉萨就认为喷洒DDT对人健康没有任何影响。在南非，人们只在屋檐下和传统的泥土结构的屋内喷洒DDT，而且时间也只是在蚊子抵抗力最弱的8―10月份。所以南非人认为联合国把DDT与其他11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列为禁用物是太为僵化[8]。
3.3 技术的价值判断
对比DDT在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或地区的不同境遇我们会发现，人们对技术持有不同的态度是由两个地区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造成的。非洲国家由于经济落后，生活水平低，保障最起码的食物供给和免受传染病的困扰是政府和人们的首要选择，因此，无论是出于技术的成本收益分析，还是政府的政治目的考虑，DDT成为了社会多主体的适应性技术和解决方案，在特定的社会体系里找到了自身适合的角色，即使DDT会给这些国家带来环境和生态问题，但生存问题是落后国家考虑的首要问题，DDT很好地符合了多个社会主体的经济、政治需求，得到了来自政府、大众和企业的经济、政治保障获得了快速发展。
为什么思考科学技术的发展会如此困难？这就涉及到科学技术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科学的目的在于找到规律性和普适性，科学是价值无涉和政治中立的（Nelkin 1995;Proctor1991）。而技术是人类为了实现某种目的借以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工具和手段，这就决定了技术必然包含社会、政治、历史等因素，这是技术的社会属性，因此，判断技术问题就涉及到不同的价值标准。一个社会由于阶层、职业等不同利益集团在评价标准上的不一致，通常对同样的技术也很难取得评价结果的一致，如政府和公众评价技术的标准有时就是不同的。政府通常偏重于技术的经济价值，而公众对技术的安全性更为关注[9]。技术的社会评价作为对技术的动机和后果的一种价值判断，使人产生了对待技术的不同态度：肯定性的评价会引导人们去积极推动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否定性的评价则会产生阻力，从而对技术发展形成不利性的制约。
启示
从整体来看，当前对DDT占主导的更多是否定性评价，虽然这种评价有可能阻碍DDT发展，但并不意味着只起消极作用，而是有着积极评价所不可取代的价值。（1）有利于全面地认识技术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任何技术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不存在绝对安全的技术。西方学者开始更多地要求恢复技术的价值尺度，指明要想真正解决当前科学技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必须把社会的因素引入到科技活动中，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科技活动中来，使得科技的发展受到更多社会因素的约束，这样价值中立论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科技发展才会朝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2）围绕DDT展开的长期争论背后，隐藏着一个特殊的群体：科学家。随着大学的科研活动不断渗入到经济领域，科学家也拥有了多重社会身份，他们既可以是企业家，也可以是政府官员，拥有更多的社会权力和影响力。当科学由“小科学”向“大科学”转变，科学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产生紧密联系，科学不再是“为知识而知识”的研究，开始更加关注科技的经济效益，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开始凸显[10]。DDT的负面效应在客观上警示人类在发展科技的过程中应当考虑到技术发展的负面后果，要求科学家必须承担起一定的社会和伦理责任。科学活动在“求真”的过程中，也要考虑到社会后果，尤其对于技术而言，只有实现“求真”和“求善”的对立统一，科技才能朝着有利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王过渡.技术社会学初探[J].自然辩证法研究，1986，（1）.
[2]蔡如鹏.DDT归来[J].中国新闻周刊2006，（47）.
[3]周敬国.DDT：功过铭刻在历史墓碑上[J].科学24小时，2007，（1）.
[4]张先翼.来自DDT的威胁[J].世界科学，1995，（4）.
[5]Thomas A.Easton.Taking Sides： Clashing Views in 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ety[M].McGraw-Hill Higher Education，2007.
[6]吕之品.DDT的自我辩白[J].大科技（科学之谜），2010，（3）.
[7]陈凡.论技术的社会化――对技术的社会学研究[J].社会学研究，1992，（5）.
[8]杨雄雄.难禁的DDT[J].百科知识，2005，（13）.
篇7
【关键词】 紫癜，过敏性； 医学，中国传统； 体质； 辨证论治； 儿童
过敏性紫癜，是较常见的小儿出血性疾病之一。以变态反应造成广泛的小血管炎为主要病理基础，临床以皮肤紫癜、腹痛、关节肿痛，甚至便血、尿血为主要表现。以学龄前期及学龄期儿童发病为多见；本病虽部分可自愈，但大部分患儿有反复发作倾向；严重者可有肾功能衰竭、中枢神经系统损害，严重威胁患儿健康；并且近年来过敏性紫癜的患病率有明显升高趋势。而体质是个体相对稳定的生理特性，这种特性在很多情况下决定个体对某些致病因子的易感性和病理过程的倾向性，从而成为疾病预防和治疗的重要依据。因此，探讨体质类型与疾病的关系，是全面认识疾病，整体把握疾病的前提。只有认识个体差异，才能实现个体诊疗。笔者近10多年来，致力于该病的研治，取得了良好的疗效；深感小儿体质与本病的发生、发展及治疗、预后关系密切，具体探讨如下。
1 体质与发病
体质在中医学上也称素质、禀质、禀赋等，体质形成的第一因素往往取决于父母，在遗传基础上形成的体质因素不仅表现在幼儿期，而且在人的一生中都将明显或潜在地发挥作用。古今中外对体质有很多分类方法，《灵枢·寿夭刚柔篇》曰：“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即体质有阴阳、虚实之分。现代中医多采取以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阴、阳、气、血、津液的盛、衰、虚、实变化为主，结合临床观察进行分类，提出了9种中医基本体质分类：即平和质、阴虚质、阳虚质、气虚质、瘀血质、痰湿质、湿热质、气郁质、特禀质［1］。体质的特点不仅存在着个体差异性，同时存在着群体趋同性，即体质的差异是有规律可循的。体质有地域差异、男女差异，并随年龄、职业而变化。小儿共同体质特点是脏腑娇嫩，形气未充；生机蓬勃，发育迅速。而脏腑娇嫩，形气未充的具体表现是“肺常不足”、“脾常不足”、“肾常虚”、“心常有余”、“肝常有余”。但由于先天禀赋的不同，临床最常见两大个体体质类型的小儿，一类是以肺气不足为主，以面色晄白，多汗，不耐风寒为主要表现。因肺主宣发，主一身之表，小儿之肺气宣发功能不健全，腠理开阖、固表抗邪的功能较弱；肺主呼吸，主一身之气，小儿之肺气肃降功能尚不完善，“治节”一身之气的功能未健全；再加之小儿冷暖不知自调，家长护养失宜，使小儿易于感受外邪，表现为小儿多发肺系疾病，如经常患感冒、咳嗽、肺炎喘嗽、哮喘。另一类是以脾气不足为主，以面色萎黄，纳少，形体偏瘦为主要表现。因小儿脾胃之体成而未全，脾胃之气全而未壮，又小儿之体处于快速的生长发育阶段，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需为小儿迅速生长提供物质基础，而小儿脾胃的功能状态与小儿快速生长发育的需求常常不相适应，再加之家长喂养不当、小儿饮食失节，则易出现受纳、腐熟、精微化生转输等方面的异常，故多发脾胃病，如经常患厌食、积滞，呕吐、泄泻，甚至疳证［2］。
小儿体质因素在过敏性紫癜发病学上有重要影响。《素问·遗篇·刺法论》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只有体质相对虚弱的小儿，卫外不固，抗邪无力，邪气方能乘虚而入，导致人体阴阳失调，脏腑功能紊乱，则心不主血，脾不统血，肝不藏血，肾不藏精，血溢脉外，从而导致紫癜发生。《灵枢·五变》说：“肉不坚，腠理疏，则善病风”，小儿脏腑娇嫩，形气未充，经脉未盛，腠理不密，卫外不固，易被风邪所袭，故小儿过敏性紫癜的发病率远较成人为高。过敏性紫癜的皮肤紫癜多形易变，并有瘙痒，关节肿痛，发无定处，符合“风者，善行而数变”及“无风不作痒”的风性特点，风热之邪从口鼻而入，与气血相搏，灼伤脉络，血不循经，渗于脉外，溢于肌肤，积于皮下，则为紫癜。小儿素体正气亏虚是发病之内因，外感风热时邪及其他异气是发病之外因。
2 体质与辨证施治
《灵枢·五变》云：“一时遇风，同时得病，其病各异”，指出了体质差异与证候的演化关系甚为密切，有时往往可以左右病机，导致疾病的不同。《医宗金鉴·卷一·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篇》云：“人感受邪气难一，因其形藏不同，或从寒化，或从热化，或从虚化，或从实化，故多偏不齐也”。不同的体质，感受邪气因体质的差异而出现不同的病机变化。儿科鼻祖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将小儿生理病理特点概括为“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即小儿脏腑功能未完善，感邪之后，正气易虚，邪气易实，寒热性质易发生变化。根据临床观察，结合小儿群体的体质特点“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及每个小儿的个体特点，过敏性紫癜早期多为风热伤络型，证见起病急，紫癜以下肢及臀部为多，呈对称性分布，大小不一，颜色鲜红，轻度痒感，可伴恶寒发热、关节肿痛、腹痛，舌质红，苔薄黄，脉浮数，治宜疏风散邪，清热凉血，方用连翘败毒散加减。若进一步发展，外感风热化热化火，则为血热妄行型，证见起病急，瘀点、瘀斑量多成片，颜色鲜红或深紫，常见鼻衄、齿衄或见便血、尿血，心烦口渴、便秘溲黄，舌红绛，苔黄，脉滑数，治宜清热解毒，凉血止血，方用犀角地黄汤加减。日久反复发作，耗气伤阴，因小儿个体体质有阴阳、虚实之分，若素体心脾两虚者则多发展为气不摄血型，证见紫癜反复发作，瘀点、瘀斑颜色淡晦，常见鼻衄、齿衄，伴有面色苍黄、口唇色淡、神疲乏力、食欲不振、头晕心慌，舌质淡，苔薄白，脉沉细无力，治宜健脾养心，益气摄血，方用归脾汤加减。若素体肝肾阴虚者则多发展为阴虚火旺型，证见病程较久，紫癜偶见，常有鼻衄、齿衄，伴有低热盗汗、手足心热、心烦少寐、咽干口燥、大便干燥，舌红少津，脉细数，治宜滋阴降火，凉血止血，方用知柏地黄丸加减。疾病初期、中期多为实证、热证；后期多为虚证，有气虚、阴虚之分［2］。
在辨治过敏性紫癜时，结合小儿“纯阳”之体的共有体质特点，应始终重视热和瘀两种因素，实证时，风热伤络、血热妄行，热始终存在；虚证时，气不摄血应注意清热与益气的过度与衔接，虚证时阴虚火旺应注意清虚热，实火或虚火皆可伤津耗液，导致津亏不能载血运行而成瘀，且血受熏灼也易凝结瘀塞而致瘀，同时，离经之血必有瘀，治疗时，必须始终兼顾活血化瘀。
3 体质与疾病转归预后
不同体质的患儿同患过敏性紫癜，因体质不同而表现为不同的转归和预后，体质在其中起到决定作用，占主导地位。小儿过敏性紫癜常可自愈，但少数易复发。小儿脾常不足，易为饮食所伤，而过敏性紫癜常常由饮食不当引起，若素体脾胃虚弱，内有积滞者，更易反复发作，故平素在过敏性紫癜未发或后期恢复阶段注重调理脾胃，健脾消导，选用异功散和保和丸等，是减少复发的关键。小儿肺常不足，卫外不固，易受风邪侵袭，若素体肺气虚弱，平素多汗易感冒，亦易反复发作，故平素在过敏性紫癜未发或后期恢复阶段注重益气固表止汗，选用牡蛎散和人参五味子汤等，则可减少复发。部分病例损伤阴络，血内溢导致尿血，则病程较长甚至迁延难愈；损伤阴络血内溢导致便血，则病势较重。《血证论·卷六·时复》云：“凡物有根者，逢时必发，失血何根，瘀血即其根也，故凡复发者，其中多伏瘀血。”故血瘀贯穿于过敏性紫癜的始终，与紫癜的演变和反复密切相关，大量资料表明，过敏性紫癜患儿大多有血液流变学异常，血液表现为黏稠度增高，因此，运用活血化瘀是提高疗效和减少反复的重要方法。现代药理研究亦证明，活血化瘀药能扩张血管，改善血液循环，解除瘀血和供血不足状态，能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可在调理基本体质的基础上，加用郁金、当归、川芎、乳香等以行气活血［3］。
4 病案举例
方某，男，6岁。20070420初诊。患儿皮肤瘀点瘀斑20余天，伴腹痛、便血，曾在外院住院治疗，明确诊断为过敏性紫癜，治疗后腹痛、便血已止，皮肤瘀点瘀斑仍时有出现，并有血尿、蛋白尿。追问病史，该患儿既往有哮喘史，治疗后近1年未发。平素易“感冒”。体检：一般情况可，皮肤瘀点瘀斑稀疏，颜色淡紫，形体偏瘦，面色萎黄，神疲乏力，舌淡苔腻，脉沉迟无力。实验室检查：尿隐血（＋＋），蛋白（＋）。患儿素体肺脾两虚，紫癜日久，反复发作，辨证为气不摄血型紫癜，治拟健脾养心，益气摄血，方用归脾汤加减：白术、太子参、茯苓各8 g，黄芪10 g，当归、龙眼肉各6 g，仙鹤草、紫珠草、赤白芍、蒲黄炭各8 g，白茅根20 g，生甘草6 g。水煎服用，每日1剂，治疗14 d。复诊：皮肤紫癜未再发，诸证好转，舌淡红苔薄白，脉沉迟无力。实验室检查：尿隐血（＋）。原方去龙眼肉、紫珠草，加川芎6 g，生、熟地各8 g。再进14剂，紫癜未再发，尿常规检查正常。
5 体会
综上所述，体质是受先后天因素影响形成的个体特性，存在有个体差异性和群体趋同性。体质贯穿于生命过程始终，生理状态下表现为对外界刺激的反应和对环境的适应性；病理状态下可表现为对某些疾病的易患性和疾病传变转归的某些倾向性。不同体质类型的特殊性往往导致对特殊疾病的易感性，非正常体质是其相关疾病发生的主要物质基础。体质现象是人类生命活动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它与疾病和健康有密切的联系。研究体质特点的目的在于研究体质与疾病的关系。治疗过敏性疾病的关键在于纠正过敏体质，中医药治疗对改善过敏体质有着明显的疗效。小儿体质特点是决定小儿过敏性紫癜的重要因素，从发病到辨证施治到转归预后，中医本着“因人制宜”的观点，强调体质因素在疾病诊治预防中扮演着独特的重要角色。因体质是相对稳定的个体特质，但又具有可变形，结合小儿个体特质和小儿共有体质特点，从中医对体质具有可调性的认识和临床实践出发，做到因质制宜，治疗并预防过敏性紫癜，收到较好的临床疗效。
【参考文献】
［1］ 王东坡，王琦.论体质分类研究的源流及其科学意义［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29（6）：374376.
篇8
库恩的范式理论是针对科学技术的发展研究而提出的，同时也被广泛引用到科学研究之外的其他领域，现代生物科技作为科技发展的一个特殊部门，范式理论当然的适合对现代生物科技的研究。如果能够构建出现代生物科技的范式，根据范式理论所主张的在科学实践活动中树立被公认的范例，形成科学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并成为科学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那么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就会被规范到被公认的框架之中，执行着共同的准则，而这样的框架和准则是世界性的，也就是国际间所共同认可的，同时，这样的框架和准则是有利于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发展的，包括人类社会共同体的现在和将来；而一切不符合人类社会共同体的，也就是超出框架之外、违反准则的行为将受到禁止、谴责和应有的惩罚，如此一来，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就是良性的发展。这些都有赖于现代生物科技范式的构建，而事实上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这也是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容易引发伦理方面的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其中又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科技发展的“旧范式”和“新范式”之间的问题，也就是库恩范式理论中的“科学革命”；另一方面是科学技术和伦理之间谁者为先的问题。
1、从“科学革命”的角度讲
首先我们假设现代生物科技完全能够按照其积极的一面来发展，同时会形成一种新的为人类所共同接受的科学技术现象，或者我们承认现代生物科技具有积极的一面，而事实也是如此，那么为什么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依然受到广泛而激烈的争议呢？这可以从库恩的范式理论来解释，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仍旧处于“旧的范式”里边，而现代生物科技作为一种新的科学技术现象只是处于一个初级的发展阶段，或者说它们尚未成熟，没有达到能够冲破旧的范式，塑造新的范式的水平。库恩通过对大量的科学史实例的思考，比方亚里斯多德“物体自由落体的速度和物体的重量成正比”的结论被伽利略的比萨斜塔试验的事例，可这一错误结论却被人们一直承袭了二千多年；以及诸如此类的后面的结论对前面的结论的改进，而前面的结论却也被人们接受并存续了一定的时间情形，使得库恩想到了各个时期科学发展的“当前性”，库恩认为每一种科学传统在当时当地的历史语境中都是合理的，［5］而对科学思想史达到更好理解的途径是站在当时当地的语境中去考察不同时期的科学,而决不要将它们看作是现在科学的绊脚石。［6］科学发展的合理和进步存在于当前人们一致认可的共同认识当中，这也就是科学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也就是库恩所思虑到的“范式”。而这一范式就是对“常态科学”中科学群体共同分享的一系列模式和假设的一种概括。在这种“常态科学”中，也就是已经形成的范式里边，科学群体通常都在严谨的逻辑框架下运行，如果没有大胆的探索精神并提出新的理论足以冲破旧的范式是断不可以打破这些框架的。而处于“常态”下的科学家们并非就是客观的，但他们有理由持守“正统”的理论，并倾向于在现有的架构内寻找问题的答案。譬如，公元三世纪希腊天文学家阿利斯塔克就提出了行星围绕太阳旋转的理论，但是当时的科学群体却以托勒密的地心学说为正统，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一认识的飞跃。所以就现代生物科技群积极的一面而言，我们可以予以发展，事实表明这也是一种需要，而现在所遇到的争议就有如以上所举的例子，人们特别是科研群体仍旧处于“常态科学”的范式当中，没有意识到建立一个新的范式，而实际上仍不是时候，这倒不是说现在人们对科学技术所持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是错误的，也不是说据现代生物科技群重新塑造的范式不存在瑕疵，而是现在没有这个必要，况且现代生物科技群现在仍未达到这样的水平。但现代生物科技群仍在发展，而且是迅速的发展，这就难免导致一些科研活动及其成果超出于当前科学群体所持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的框架之外，而这一框架的形成和应用已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仅为科学界所推崇，也为社会所接受甚至深入人心，所以，当有谁动摇到这一框架时，首当其冲必是业已形成并稳固实行的伦理准则，伦理问题也就随之而发。
2、从科学技术和伦理之间谁者为先的角度讲
科学技术总是一往如故的追求创新的向前发展，而伦理则追求尽可能的稳定，科学技术的开放性和伦理的保守性形成了一定的对比关系，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同伦理的维护产生摩擦也就在所难免，问题是当两者指向共同的主体人本身时，触动了最敏感的伦理准则时，两者在短期内就难以得到有效的调和，冲突也就变得异常激烈。如果基于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而构建出新的范式的话，那么，人们就会问科学技术和伦理到底谁应该得到优先考虑，这其实就是科学家同伦理学家争论的焦点所在，一是以科学技术的发展改造伦理、引领伦理的发展；一是以已有的伦理准则规范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事实表明双方的争论各有其合理的依据，首先是科学技术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甚至本身就是人类文明成就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使得伦理方面很大程度上去除了落后的一面；紧接着是伦理规范对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评价、指引和辩护功能，而对于科学技术发展中存在的风险，伦理规范可以进行有效的防范，指引科学技术朝着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健康的发展。当然这只是在科学家同伦理学家之间展开的争论，虽然这一争论具有代表性，但由于现代生物科技涉及的问题具有广泛性、根本性和敏感性，所以对其争论也就变成全人类的了，而且各界有各自的评判标准和看法，结果导致基于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进行新的范式的构建困难重重，因为范式的构建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得到“公认”，才能形成科学研究者群体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而目前的背景情况不具备构建新的范式的条件。面对现代生物科技范式的构建难题，或者说对于现代生物科技难以在世界范围内不能形成共同的评价标准，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和伦理的评价的之间的冲突就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而现代生物科技发展遇到的伦理问题也就在所难免。
二、现代生物科技和伦理的协调发展方面
随着现代生物科技的快速发展，而相反的伦理特有的保守性，导致现代生物科技对伦理的冲击越发的明显，使得已有的伦理的条条框框难以满足现代生物科技发展的需要，在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下反衬出伦理的缺位。
（一）从伦理学的变革进程来看
现代生物科技的起步发展刚好处于伦理学的变革时期，因为现代生物科技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人类进入分子生物学时代后才正式发展起来的，在元伦理学出现以前，规范伦理学一直都是西方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形式，规范伦理学主要是对义务和价值的合理性等最一般的问题进行批判性的研究，而到了20世纪初往后元伦理学又成了西方的一种主要的伦理思潮，元伦理学最初由新实证主义者提出，并为后来各派沿用，形成了直觉主义伦理学、感情主义、语言分析学派、伦理自然主义等派别，侧重于道德语言中的逻辑分析，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这两个术语以及环境伦理学的概念被越来越普遍地使用，促使应用伦理学作为一个术语得到了承认，应用伦理学也就作为一门同理论伦理学相异的新的伦理学出现了，这是在现代生物科技出现前后伦理学的发展线路，反映了伦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进行的相应探索，而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就包括在其中，只是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对伦理的震动更为激烈，以致伦理难以在短时间内做好调整跟上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步伐。
（二）伦理学的探索发展及其遇到的困境
1、关于近代的规范伦理学
从近代的规范伦理学来看，以康德为代表的规范伦理学在近代社会的大发展中遇到很大的困难，规范伦理学是关于义务和价值合理性问题的一种哲学研究,所要到达的目标就是说明人本身应遵从何种道德标准，才能使人本身的行为做到道德上的善,无论是对人类行为的合理性原则的研究，还是对于具体道德问题中道德的一般原则的解释和说明，规范伦理学都是力图将伦理规范通过演绎的方式转变成重要的行为准则并得到普遍化，可是实践中确实难以做到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社会总是在发展变化，新的事物新的现象也会不断的出现，而规范伦理却难以应对，这是理论和实践相脱节所导致的结果，这就必然的引发伦理学的变革，诚如康德所言，“作为一个有理性的,属于理智世界的存在者,人只从自由的理念来思想他自己意志的因果性”［7］，规范伦理学是应该重新使用理性考虑新事物新现象了，而在伦理学的变革之前和变革之中，以及虽经变革却仍未找到适当的行之有效的伦理途径或找到但尚未得到完善的时间里边，伦理对于社会各方面的规范作用仍可以被理解为有所欠缺的，也就是缺位了。
2、元伦理学的出现
当规范伦理学所主张的伦理规范的普遍化要求遇到严重阻碍后，伦理学逐渐偏向纯粹理性层面上的研究，这就是元伦理学或形式的伦理学的产生，最初由新实证主义者提出，并为后来各派沿用，元伦理学侧重于分析道德语言中的逻辑，解释道德术语及判断的意义，将道德语言与道德语言所表达的内容分开，主张对任何道德信念和原则体系都要保持“中立”，并在此基础上研究问题。元伦理学是排斥传统的伦理学的，因为元伦理学不主张提出任何关于实践的指导与建议，只是把伦理学的任务限制于对伦理学的概念与判断作性质与用法上的分析工作，这是脱离实践的带有“经院”性质的研究方式，难以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特别是具体到每一实际伦理案例当中。另外，在具体的研究中，元伦理学有时会机械地搬用自然科学的机械符号和公式，这些具有形式化和脱离实际的倾向，也受到许多伦理学家的诟病。当然，元伦理学存在的这些问题，使其对于新发展起来的现代生物科技的指引和规约方面显得很欠缺。［8］
3、应用伦理学的探索
为了解决元伦理学存在的这些问题，人们急需一种切实可行的更有效的伦理学，以应对日益复杂的伦理关系，现代生物技术当然的包含其中，而因其在伦理方面的敏感性，现代生物技术也应该是伦理学发展研究首要考虑的对象之一。针对元伦理学向纯粹理性的方向发展的的情况，伦理学重新朝着实质性的方向探索。伦理学进入应用伦理学的发展时期，伦理在实践中的应用，比如在医学、政治、法律、生命、环境等方面的应用，都使得应用伦理学大受欢迎并得到长足发展，其中在医学、生命、环境方面研究很多都和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有关，比如干细胞技术在治疗方面的运用，克隆技术对生命现象的研究方面影响，转基因技术的运用可能给环境造成的影响等。应用伦理学对实践性的回归，其实也是对伦理学的回归，因为伦理学本来就是一门实践的学问，而更为重要的应用伦理学有针对性跟上现实的发展需要进行研究，既明确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规范，同时也考虑它在现实中的应用，而且在研究的内容方面也从以往伦理学所关注的态度、情感、愿望转到更多的关注境遇、需要和利益，这些都是适应现实中新发展的需要，而“应用伦理学的任务……在于对现存的不同立场进行调节从而达成共识”［9］，这一意图对于诸如现代生物科技这样容易引起分歧的领域是很有针对性作用的。不过，应用伦理学的发展的时间较短仍是不充分的，而就如其自身所具有的特点，它在跟着现实的发展而发展，这本身需要一个过程，再加上其所遇到的现代生物科技的复杂性、敏感性和不确定性，另外，应用伦理学需要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规范作指导，也就是和理论的伦理学的配合，所有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应用伦理学仍难以对现代生物科技进行有效、完善的指引和规范。其实，应用伦理学所遇到的困难在现代生物科技所产生的伦理问题及其解决的研究方面具有普遍性，一方面就是作为研究的途径的一方自身仍不完善，或者在新事物新现象新形势下需要调整或做新的探索；另一方面就是现代生物科技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可谓前所未有，而且解决起来甚为棘手。所以，现代生物科技发展下伦理的缺位也就成为事实，而现代生物科技发展下带来伦理问题也就难以避免。
三、法律对现代生物科技合理发展的规制方面
在现代生物科技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法律规制和伦理引导是确保现代生物科技合理发展的两大重要途径，我们已经知道伦理的引导方面是存在不足的，然而我们可以借助法律的途径加以解决，可事实上，当前法律规制方面也是存在不足的。下面就分为法律规制对伦理引导的补充作用和法律自身特有的调节作用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法律规制对伦理引导的补充作用
立法和伦理之间本来就是相通的，法律本身就包含着内在的道德属性，包含着基本的伦理目标和道德准则，分析法学家哈特认为，“不容认真争辩的是，法律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的发展，事实上既受特定社会集团的传统道德、理想的深刻影响，也受到一些个别人所提出的开明道德批评的影响，这些个别人的道德水平超过流行的道德”。［10］富勒强调法律自身是具有内在道德性的，“法律的内在道德不是某种添附或强加到法律的力量之上的某种东西，而是那种力量本身的基本条件。”［11］而比如我国古代的法律就带有明显的伦理属性，法律中的公平正义来源于伦理调节中的公正原则，而正义是立法和伦理追求的共同目标，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与伦理逐渐的分离，法律具有明确的形式性，以权利义务并重的方式调整人们的行为，并辅之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伦理规范则具有模糊性，主要存在于人们的共同意识之中，它强调义务的遵守，但通常缺乏强制的力量［12］，但伦理依然为社会成员的法律活动提供着基本的价值观念和准则，特别是在现代社会里，当伦理关系由之前所关注的态度、情感、愿望方面转到更多的关注境遇、需要和利益方面，这些涉及境遇、需要和利益方面的问题更多的需要法律的规制，才能更好的实现公平正义，所以，从这方面讲，法律对于伦理所要达成的目标具有不可或缺的补充作用。可是，由于现代生物科技所导致的伦理问题比较复杂，对于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在伦理学层面的探讨处于模糊的状态，也难以形成较为明确的统一的看法，加上现代生物科技仍处于快速发展当中，而且存在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转基因技术会不会带来危险或者什么不良的结果，对于这些人们很难做出准确的把握，而这些都是客观因素，是目前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所以法律也很难茫然下结论，就目前各国的立法实践来看，除了基于已有的专利法对于现代生物科技在专利方面的规制外，极少有正规的完善的法律对现代生物科技做出规定并进行规制，甚至是没有，有的只是一些政府出台的一些行政措施，比如，在我国有关于克隆技术的由卫生部在2003年的《卫生部关于修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库相关技术规范、基础标准和伦理原则的通知》，关于干细胞技术的由科学技术部在2004年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虽然国际组织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制定了相关规定，但在一些地方得不到很好的响应，当然这些规定同各国的研究和看法是有出入的。所有这些导致法律方面的欠缺，对于伦理方面的补充作用也难以得到有效的发挥，当然，相关的制度规定对于伦理的基本原则的落实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只是这种作用显得较为疲弱。
（二）法律自身特有的调节作用
富勒认为法律是“使人类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13］对于人类行为的合理化、更符合伦理的要求方面，法律的这种调节作用是很独特也很重要的。法律自身特有的调节作用就是指法律的制度化、强制性和预防性，法律可以就现实中出现的各种需要调整的现象作为一种法律关系通过相关立法使其制度化，并在往后进行强制性的执行，比如对于具体的现代生物科技从研究开发到投入使用，再到对可能带来的后果的责任承担和相应惩罚都得到明确的规定，做到法治所主张的有法可依，对有损害人类福祉违反伦理要求的予以强制性禁止，对已经造成的损害进行严厉的惩罚，而且这种惩罚的是一种严格的责任要求，不管造成损害的主观因素，只要造成损害就得承担责任和接受相应惩罚，这能够培养一种以未来的行为为导向的，预防性的、前瞻性的责任意识，这也是20世纪初德国著名哲学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责任伦理”的要求，这样一来，就可以借助法律的强制力确保现代生物科技合理的发展，预防问题的产生。而这首先就需要对客观情况作出合理的判断并进行相应的立法。可这恰恰就是目前没有做到的事情，现代生物科技发展的相关立法可以说只是处于探究的阶段，现代生物科技在短短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被“打得措手不及”，其速度及所达到的深度远超出的人们的预料之外，以致现代生物科技的每一次突破都引起一阵哗然，所以，有关现代生物科技的立法研究显得亦步亦趋、莫衷一是，只能针对一些已经引发较为严重问题的科技项目做出规定，而这些规定显得比较仓促和零散，效力也一般，覆盖面也不广，一般都是一国内的个别科技项目。所以，对于现代生物科技在伦理方面所注重的需要和利益问题，法律具有的针对性的制度化、强制性和预防性的调节作用却未能得到有效的发挥。
四、各方存在分歧
（一）对于现代生物科技和谐发展的理念摇摆不定
在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过程中，其展现的利益和风险都是明显的，正因为其固有的利益使得人们愿意对其进行大力的发展，也正因为其存在的风险导致了伦理问题的产生，这些问题涉及到人的生命健康、人的尊严等诸多方面。因此，对于现代生物科技如何在利益和伦理之间取得平衡发展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确保现代生物科技在利益方面得到最大化而将风险降到最低，维护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这就是对现代生物科技发展和谐理念的追求。海德格尔认为，“目的王国必须在存在的意义上加以把握。目的乃是实有着的人格,目的王国乃是实有着的人格自身之交互共处”［14］，“它（目的王国）是实有着的人格之间的王国,而非什么某个行动着的自我与之相关的价值体系”［15］,对于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来说，更应该考虑到它的发展会带来的整体效应，特别是防止负面的效应，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进步，而和谐的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进行协调来达到一种安全、有序的状态这方面尤为重要。可现实中出现的情况并非如此，由于人性存在的贪婪导致的对利益的无节制的追逐，结果使得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对伦理规范造成很大的破坏，以至到了无视伦理的存在而肆意发展的地步。另外，对于科学研究的进行也受到人的好奇心的影响，科研活动在不停的解开有关生命本身的令人好奇的谜团，在这种好奇心的影响下，对于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是否适合伦理的要求逐渐被忽视甚至被漠视。所有这些导致的共同结果就是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在认识方面对于和谐理念的摇摆不定。其实，对于和谐理念的摇摆不定同人的核心价值问题是有关联的，首先是，关于人本、人道、人权和人的尊严等问题，都受到人们所广泛关注，并进行深入的探讨。在西方，广义的人本主义在古希腊就已经萌芽，它强调的是一种以人为中心或本体的哲学思想；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思想，更是以极大的热情肯定人的尊严和人的力量，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赞誉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康德把“人”放在他道德学说的核心位置；人权理论的发展也对人的尊严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世界人权宣言》序言首句写道：“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的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平等的基础”；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有很多关于人本的思想，比如老子里的“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二十五章》），荀子也写道，“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篇第九》）。通过对这些有关人本、人道、人权和人的尊严等问题的思考，人的核心价值一直都得到肯定，以致没有其他因素能够对其挑战，同时形成的伦理规范也坚定的护卫着这一立场，而这一立场也可谓是根深蒂固，一直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步伐都是较为缓慢的，也不会动摇到这一立场，就是到了近代以来生物科技以外的那些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由于研究的对象在生命体主要是人之外，所以对于人的核心价值的威胁也不是很严重。然而到了现代生物科技发展时期，情况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是由于各种新疾病新问题的出现，亟需找到新的解决途径，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针对对象直接指向人甚至深入人体，这些对于人来说都是新情况新现象，以致从一开始，现代生物科技就广受争议。当这些新情况新现象和伦理方面根深蒂固立场相碰撞时，问题也就爆发了，而人们又没有现成的解决办法或据以参考的先例，人们只能通过现时的探索以求解决的办法，而在这陌生的领域中探索难免就会出现摇摆不定的现象，伦理问题也就随之而出了。
（二）缺乏有效的统一的伦理规范
篇9
一 构建和谐社区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
和谐，是一种社会状态，一种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自身所处的环境中的一切事物之间的和谐状态，这是人类自有以来就在孜孜以求的美好状态。社区作为社会的细胞和“缩影”，社区的和谐便成为社会和谐的基础，只有每一个基层社区都和谐，整个社会的和谐才能实现。因此，应当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区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切入点，从实际出发加强和谐社区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坚持以人为本，凝聚人心。构建和谐社区要充分发挥思想政工作的力量和作用为和谐社区的建设提供思想保证。思想政治工作既是党的领导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途径。它能够紧紧抓住解决群众思想思想问题同实际问题相结合这个环节，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使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增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使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妥善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实现自己利益，构建和谐社区而奋斗。
二 思想政治工作在构建和促进和谐社区建设中的重要性
第一，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促进人自身的和谐发展。
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更是社会和谐的主体，人的个性和谐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前提。创建和谐社区是一种目标，也是一种导向。没有人自身的和谐，就谈不上构建和谐社会。从根本上说，主体自身的和谐，即具有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健壮的体格。能够处理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真正融入自然、融入集体、融入社会。从根本上说，人自身的和谐就是逐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思想政治工作首先承担着培育主体的功能，通过发挥教育功能，促进人自身的和谐发展。
第二，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促进推进社区管理体制创新。
从公共治理的角度看，政府是建设和谐社区的关键，政通才能人和。建立社区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小组，健全机制、选好、用好思想政治工作干部队伍，领导具体抓，广播、文化、教育、卫生、公安等相关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新格局。，按照当前的管理实际，实施管理创新。加强社区群众的德育教育，发挥德治在教育群众、凝聚民心、整合社会方面的重要作用，用现代管理理念对传统管理理论和方法进行整合和创新，逐步建立起一套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密切党和社区群众联系、深入进行社区居民思想道德建设的迫切需要。它对提高社区居民文明素质、社区文明程度和群众生活质量，对促进社区改革发展、维护社区稳定，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三，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改进群众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凝聚作用，保障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是建设和谐社区的根本措施。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使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到，党的执政方略是来自于人民的需要，根本目的就是满足人民的需要，当前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集中体现在党的各项执政方略，从而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意志集中到贯彻实施党的执政方略上来，充分发挥其凝聚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以服务群众来凝聚群众。贴近实际，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心声，关心群众重视解决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实际问题，增强群众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凝聚人心，加强沟通，化解矛盾，稳定社会使广大群众真正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第四，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促进维护社区的稳定。
社区稳定是指社区整体处于稳固、安定、和谐的状态。历史经验表明：没有稳定就没有和谐，没有稳定也就没有发展。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保持社区稳定、和协发展的重要保证，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新问题和新矛盾，难免引起心理上、情绪上的变化，不满、焦虑、怨恨等情绪就可能随之产生。这些情绪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有效的缓解、消除，就有可能使人产生过激行为，对社会造成危害，引发社会不稳定。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在主体思想意识和外部行为状态发生变化之前对主体进行有效调节，使各种错误思想倾向消除在萌芽状态，帮助人们提高对社会变动的承受力，对自我认识的平衡力，从而减少社会震荡，保障社区朝着安定有序的方向发展。
篇10
关键词：《庄子》；和；心理健康教育；辅助作用
中图分类号：B84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12)03-0204-04
道家文化蕴涵着丰富而又深刻的心理健康思想和智慧，以《庄子》“和”思想为中心，探究其内涵并结合实际加以转化，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对构建“本土化”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 《庄子》之“和”
“‘和’是标志天、地、人的和协（谐）状态及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的哲学范畴。”（葛荣晋，2001）道家之著《庄子》认为大生命宇宙中的“和”原理也存在于人类个体生命小宇宙之中，从而将“和”引向生命个体心理或精神层面，倡导效法自然，崇尚自然本身的和谐，并作为处理人与自然、人际、自我等关系的楷模，旨在主张自觉地应对心理“不和”以通达“和”之境。
道家老子将宇宙本体“道”视为“和”之本源，且“和”由“气”而产生，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庄子》在此基础上发挥并形成了“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原理：“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为之纪而莫见其形。”（《庄子·田子方》）（陈鼓应注译，1983，2009）和谐秩序的前提是阴阳二气“交通”，万物由此产生，体现了“和”之存在价值。生成后的万物又处在“盛衰”等阴阳相交而又不断“调和”之中：“一盛一衰，文武伦经。一清一浊，阴阳调和。”（《庄子·天运》）阴阳二气“通”则和，不通则不和，“不和”则不生物，甚至“伤物”，生命体就会解体，“阴阳不和，寒暑不时，以伤庶物。”（《庄子·渔父》）但经“调和”，消解对立又形成新的和谐体。人体的健康也受制于阴阳，“和”则康，“不和”则伤，“阴阳并毗，四时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伤人之形乎！”（《庄子·在宥》）
（2）“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和内在于生命个体
“和”内在于生命个体，说明人生来心理就是和谐的。不仅大宇宙下“万物”禀受阴阳和气而生，人作为万物之一（可称为小宇宙）亦如此，“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庄子·秋水》）“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庄子·知北游》）天地与阴阳，二者都具有自然的共性，“天地之和”就是“阴阳之和”或自然之和。“天地委和”表明，天地、阴阳赋予了人之生命内在之和，且体现为存在之和，从而构成了人与天、地为一体之和。另，人生来就具“和”，意蕴着个体调适“不和”状态具有可能性。
（3）“和之以天倪”：和是调和情绪的方法
《庄子·齐物论》篇说：“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穷年也。”此“和”为动词，“和之以天倪”即效法自然之和谐而不断地协调整合，形成新的和谐体。“不和”之因主要是在于个体喜怒哀乐好恶之情的偏失、不真所致，如“强亲者，虽笑不和。”（《庄子·渔父》）《庄子》以“朝三暮四”为例：猕猴在饲养人的食物分配上发生了情绪波动，因“朝三暮四”而怒，又因“朝四暮三”而喜，说明世俗的喜怒以及多少、是非的争夺的结果没有意义。然只要顺性情便可左右“猴子”的喜怒之情，这又表明“圣人”是能够调和对立的，“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庄子·齐物论》）这样是非并行却不冲突，维系了自然秩序。引向个体心理层面，如《庄子·天运》篇云：“一死一生，一偾一起，……汝故惧也。吾又奏之以阴阳之和。”“奏和”即调和心理存在的对立关系，使之相互转化，形成新的和谐秩序。
（4） “天和”、“人和”、“心和”：和是多元的和谐体
《庄子》把“与天和”、“与人和”视为人生最大的快乐：“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天道》）“与天和”即人合于自然的状态，“与人和”指人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主要包括家庭、群体、社会乃至国家之间的关系。“心莫若和”、“和不欲出”（《 庄子·人间世》）是指“心和”，为心理的理想存在状态。“乐”是“和”的体现或象征，指无为逍遥自由之乐（如“鱼之乐”），而非囿于有限、依托外物之乐（如“埳井之乐”）（《庄子·秋水》）。“天和”、“人和”、“心和”是建立在“和”基础上的多元的和谐体，为心或精神所追求的理想目的。
2 《庄子》获得心理和谐的途径
“德者，成和之修也。”（《庄子·德充符》）“夫德，和也。”（《庄子·缮性》）是说德性之人具有生成“和”的修养，“和”是有德性之人的重要标志，也是道的完全体现，所谓“夫道，渊乎其居也，……此谓王德之人。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庄子·天地》）此表面言闻到和谐之声，实际上喻指体验到了和谐之道境，“闻和”就是“得道”，它表明人类经过努力、修养是能够获得“和”的。因此，重建“和”之秩序需要一番“修”的功夫，“修”是获得“和”的途径，目的是生成“和”。依据“交通成和而物生”原理，生成“和”的前提是“交通”，故“修”的核心落实在求“交通”上，即阴阳二气往来之道相通，调和平衡相对立的面而达到统一。具体途径如下：
（1）“壹性”、“养气”。《 庄子·达生》篇说：“壹其性，养其气，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要做到心性纯一、保养平和之气，进而合于德，通于道（“物之所造”即“道”）。
（2）“虚静”。“言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感，此之谓天乐。天乐者，圣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庄子·天道》）以虚静之心推广于天地之间，这与“虚而待物”，“心斋”意义相近，如是与万物相通，此为“天乐”。“天乐”之人就是“与天和”之人，所谓“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同上）“天和者”能超越世俗情感，平和心境：“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为然。”（《庚桑楚》）
（3）“坐忘”。《庄子·大宗师》篇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忘”主要是忘掉外在是非、喜怒、哀乐、贵贱、得失、成败等之别，在修炼中控制意志、排除杂念，使形合于气，气合于神，如是便相通，“大通”指生命体内之“气”的完全畅通，生成心理和谐秩序。
3 《庄子》“和”思想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辅助作用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培养高素质合格人才的重要途径。”（教社政\[2005\]1号）当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面临一系列急需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突出表现在：承受压力过多，如学业、就业、应试、情感等巨大心理压力；消费、挫折、沉迷网络、贫富区域差异、理想与现实冲突的心理压力；环境适应、人际关系压力等等。这些心理压力带来的影响，主要包括自卑、孤独、忧虑、困惑、冷漠、坠落、退学、暴力冲突、刑事犯罪、自杀等等。借鉴《庄子》“和”思想并加以转化，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
（1）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综合认识能力。人有认知的需要。健康专家万承奎指出：“认识很重要，一切情绪、一切行动都来自于认识，集中表现在怎样认识自己，怎样认识别人、怎样认识社会。这三条做到了你心理就是健康的。”（万承奎，2003，p.35）当下一些大学生缺乏这种认识，如：顺境时自娱自乐，逆境时意志消沉；刻薄待人；只看到社会灰色的一面，而不见其阳光的一面（如正义对邪恶的惩罚），这些都是自我心理上不平衡、不和谐的表现。《庄子》告诉我们，只有相对面“交通成和”，才能构成和谐状态，和谐是有条件的，需要化解对立面的各种矛盾。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宇宙都处在一个网络之中，相互激荡，这是客观存在的。承认这一点，就能清醒地认识到构建和谐秩序的过程，就是不断处理和化解诸多不和谐因素的过程，就能坦然地、自觉地、积极地应对和处理诸多不和谐因素。有了这样的认识，才有健康的心理。
（2）有助于提高大学生调控自己情绪的能力。“健康的核心是心理健康，而情绪健康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准。”“乐观情绪是身心健康活动和谐的象征。”（万承奎，2003，p.107）中医指出，喜怒忧思悲恐惊（即“七情”）任何一种情绪都不能过度，否则有害健康。耶鲁大学教授彼德·沙洛维曾说：“决定人的一生的不是智商，而是情商。”（引自万承奎，2003，p.37）当代一些大学生缺失的不是智商，而是情商，突出表现就是一方面情绪的过度膨胀，另一方面又缺乏接纳和调控自我情绪能力。《庄子》“朝三暮四”故事告诉我们，面对现实、面向未来，大学生都要作出某种选择、判断和争取，但正如先三后四与先四后三一样，往往其总量、结果是不变的。因此，认识这一点，从积极意义上看，我们的愿望、理想和目标的实现或许只是时间的早晚、先后问题，那就看如何选择了。另，人的一生，或先喜后悲，或先悲后喜，这种情绪往往受外物等左右和干扰而引发的，也与个体没有节度有关。只有破除内心的物质贪求及自我偏执，才不会因暂时的得失、成败等而产生种种不必要的不良情绪，才不会心为形役而失去自我等。古人所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也属此理，我们应该保持这么一种乐观情绪。
（3）有助于培养大学生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适应是心理健康的最高层次，人的一生就是不断适应的一生。”（万承奎，2003，p.42）适应社会的关键要自信与战胜孤独，没有自信的人不敢接触社会，一个孤独的人不愿融入社会。一些大学生因遗传、生理、财富、地域等因素的影响而丧失自信，出现自卑、孤独、忧虑、悲伤、压抑等症状。《庄子》“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告诉我们：首先，美与丑、高与矮、胖与瘦等都不是作为主体的自我选择而存在，家庭物质的贫富、地位的高低、区域的优劣等也都不是作为主体的自我决定而存在。认识到这一点，就不会因外在差异的影响而丧失自信；另，“和”内在于生命个体，说明我们每个人天生心理是和谐的，这是人类的共性、通约性，它表明个体都具有适应社会的潜能，都能找到自己适应群体、适应社会的共同处和结合点。认识到这一点，就易战胜孤独，就不会因众人表面与“我”不同而排斥他们，也不会因“我”与众人表面不同而脱离他们。吴骋骋（2009）曾采访过留学在异国的90后学生，大家对初来者说得比较多的一句话就是：“战胜了孤独，就没有不能克服的。”这对刚步入大学校园和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也不无启迪。
（4）有助于大学生建立和发展和谐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的建立和人际关系的发展，其关键因素是共同的利益和利益满足的程度。”（万承奎，2003，p.46）《庄子》“和”不是“小和”，而是“人和”、“天和”和“天人之和”相统一的和谐共同体。“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及“与人和者，谓之人乐”提醒我们，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作为和谐象征的乐观情绪，其建立和发展必须以个体均衡、调和“天下”为前提，从而把人际和谐与自然、心理和谐结合起来。人是宝贵的，但相对于无限宇宙而言又是渺小的、有限的。因此，将人际关系置于大宇宙中，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共同和谐统一体，那样的和谐人际关系才是广泛的、稳定的、持久的、无限的。反之，若以自我为中心，把人际关系限于自我设定的小圈子里在那自喜、自美、自娱、自乐（如像“河伯”之“自喜”、“自美”，“井蛙”之“自乐”），甚至寻欢作乐、滋长怠惰等，这样的“乐观”情绪无非是狭隘的、短暂的、有限的、相对的，无非是个体局限于现有的有限性认识而反映出的乐观，无非是依托于外在物质东西而表现出的乐感，而一旦外在物质东西丧失，那么自我乐感也就迷失或不在，自身和谐也就不存。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自我的有限性，自觉地破除这种有限性，进而把视野投向更开阔的领域。
（5）有助于健全大学生的个性。心理学家认为，个性是带有一定倾向性的人的心理特征的综合，主要包括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因素亦可称人格因素，“人格是构成一个人思想、情感及行为的特有模式”，它“包含了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张厚粲，2001）每位大学生都有不同于他人的个性，但又生活在群体中。“王德之人”是《庄子》“和”思想提倡的理想人格，启示我们要树立“和”观念，效法自然，健全自己的个性。每位大学生要进步、发展、完善，《庄子》“成和之修”是说，通过修养，使心性纯一、平和，处虚守静，物我两忘，控制意志，排除杂念等，这无疑有助于我们学会自我维护、自我管理心理健康，克服心理失衡和焦虑，进而集中精力学习，提高效率，提升能力。
同时应看到，我们在追求进步、发展、完善过程中，可能会面临一些意想不到的各种变故、苦难、挫折、困惑，甚至不幸的遭遇和事件等等，我们不可缠绕其中不能自拔，而要充分调动自己的潜能及时“调和”，从中超脱出来，让心灵得以安慰，使情感得以慰藉，否则会伤身伤心，正如《黄帝内经》所说：“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调经论》）另外，“天地之委和”原理说明了个体具有“调和”的可能性，但不代表必然性，这就意味我们要不断地、长期地“调和”，一旦放弃努力和修养，心理和谐就会失去。因此，要重视后天的修养和维系，增强“调和”的自觉性，这也是一种能力，是个性健全的一种体现。“个性决定命运”，拥有健全的个性，就能完善自己的一生。
参考文献
陈鼓应注译.(1983，2009).庄子今注今译（最新修订重排本）.北京：中华书局.
葛荣晋.(2001).中国哲学范畴通论(p.728).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社政（\[2005\]1号）.(2009).教育部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与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见.2009-09-13取自http：//
万承奎.(2003).首席专家万承奎谈健康自我管理(pp.35-107).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