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法律体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际贸易法律体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稀土贸易；问题分析；法律应对措施

2009年美国、欧盟等将“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案”诉诸于世界贸易组织，2011年7月从其争端解决机构裁决中取得有利结果后；2013年3月美国、欧盟和日本再次联手将中国稀土等原材料出口限制措施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讼。长期以来中国稀土政策重视稀土贸易缺少稀土产业法律制度构建，使我国在越发频繁的新能源贸易摩擦中处于不利地位；近年来稀土的战略地位受到重视，我国采取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措施来保护稀土资源，取得良好的效果。然而这些措施触及到一向从我国取得廉价“现代工业的味精”——稀土的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国的自身利益。这就需要我国加强稀土资源的战略规划，完善健全现有法律法规，减少国际贸易摩擦，保证稀土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稀土资源问题现状分析

（一）严重失衡的储量、产量和出口量

长期以来，中国以不到世界36%（约为3600万吨）的稀土储量，供应着全球90%以上的稀土份额；某些国家虽然拥有丰富稀土资源的国家，却一直不开发不出口。例如：美国（储备量约为1300万吨）、俄罗斯（储量约为1900万吨）；澳大利亚（储备量约为540万吨）出口量均为0；同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储备量约为540万吨，出口只占量占世界2%。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进口国，稀土进口量的三分之二作为战略储备存放起来。而我国稀土出口却承担了超过自身合理承载能力的义务。

（二）缺乏稀土定价权，价格波动不合理

长期以来中国在稀土出口的国际贸易中并没有定价权，稀土只能卖出“白菜价”。从1990年到2005年的15年中，中国稀土的出口量增长了10倍左右，可是出口的平均价格却只有约当初价格的64%。中国对稀土出口施加限制前，稀土出口的平均价格水平维持在每吨约1.44万美元。此后中国稀土出口价格不断提升，至2012年2月底，中国的稀土出口价格已经飙升至每吨约10.9万美元，每月稀土出口价格涨幅都约在一万美元每吨以上。由此可以看出，稀土本身的定价以及价格变动都极为不合理，这必然会导致需求国对中国的稀土出口提价大为紧张，由此而遭受诉讼就在所难免了。

（三）资源前景堪忧，环境污染严重

据数据显示，中国稀土探明储量已经从1995年的4300万吨占全球43%，下降到2009年的3600万吨、占全球36%左右，现有稀土资源仅能维持未来15-20年的需求。中国并非世界上唯一拥有稀土的国家，却在过去几十年承担了供应世界大多数稀土的角色，中国的稀土资源因此被严重消耗。另外，稀土资源的开采、生产过程中会产生有毒物质甚至放射性废料，而且会破坏植被、污染水质，并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生态环境遭受破坏。

（四）走私及变相出口情况严重

随着国家稀土出口配额的逐年减少，稀土走私活动及变相出口日渐猖獗。中国海关从2008年到现在仅查获稀土走私量约16000多吨，仅 2009年稀土走私出境超过2万吨，约占实际出口量的1/3。还有一些外资企业避开法律监管实施变相的走私，早期往往是直接采购稀土回国加工，现已经转变为在稀土矿产地合资建厂把稀土进行简单加工，提炼稀土合金，然后再出口，这样就绕过了政府的审批和法律的限制。

二、中国限制稀土出口与WTO规则相符性的法律比较

（一）中国政府针对出口产品征收出口税率方面对WTO做出的承诺

《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1条第3款是中国政府针对出口产品征收出口税率方面对WTO做出的承诺。中国加入WTO时并未将稀土资源或稀土资源类产品纳入《中国加入WTO议定书》附件6所罗列的84种允许征收出口关税的产品目录。那么中国在未就稀土及稀土产品的限制对WTO作出具体承诺的前提下，而要对其实施出口限制表意上就违反了《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1条3款以及第1条2款所纳入的《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第342段所承担的成员国义务。如果中国将在提高实施税率前，与受影响的成员方进行磋商，以期找到双方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法”，这样就可以完全可以依据《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所对《中国加入WTO议定书》附件6注释中所规定的条件，即“中国确认将不提高现行实施税率，但例外情况除外条款，“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案”之所以败诉，其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事前中方没有进行认真的沟通与协商。

（二）与GATT1994第20条之比较

GATT1994第20条即“一般例外”（g）款规定，可以理解为，每个国家实施的贸易措施只要具备三个条件：保护可用竭的自然资源；与保护可用竭的自然资源有关；与限制国内生产或消费的措施相同，就不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或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那么我国稀土保护措施其理由可以有以下两点：

1.稀土实属一种可用竭的自然资源，中国限制稀土出口是为了切实保护可用竭资源

稀土形成历史漫长且不能再生，目前全球的稀土储量处于锐减趋势，尤其是中国的稀土储量减退到令人担忧的境地。鉴于此，中国政府为了切实保护这种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对其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只是套用国际贸易惯常做法而已，无可厚非。若不对稀土资源进行有效的管控措施将就无法保障稀土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2.中国限制稀土出口与限制国内生产和消费具有一致性

近年来中国政府“内外兼修”，在对外采取出口限制措施的同时，将全国400多个稀土开采矿整合为116个，并加强稀土企业实行资质管理。中国政府对国内企业和稀土行业实施的这些严厉政策，与对外输出产品的生产和限制贸易措施是对等的和匹配的，同时也是符合GATT1994第20条（g）款所指的“与国内限制生产与消费的措施相配合”条件的。

三、法律对策及建议

（一）参照WTO规则，完善国内外贸易、资源环境立法

由于当前国际贸易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国当前实施自然资源保障措施的国内立法依据仍是2004年的《对外贸易法》。同时伴随着不少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出现，该法中的一些条款与国际相关的法律法规没有很好的衔接或是国际法没有准确的转化为国内法，这样就相对的增加了国际贸易操作的难度，并不同程度的激化了国际贸易矛盾。与此同时，环境保护法也要细化具体化的相关条款，明确标准和责任，使稀土战略保护有确切的法律依据。

（二）制定《特种矿产资源保护法》

鉴于稀土等特种矿产资源的战略重要性，建议应由人大常委会制定《特种矿产资源保护法》。具体内容应包括：基本原则，特种矿产范围，管理机构：核准机制，科研机构等一系列配套的体系进稀土资源的开发和保护，保证我国稀土资源的有序健康发展。

（三）完善地方性法规，建立稀土资源战略储备

各地方立法机关要认真调查研究，掌握稀土行业发展中科学规律，对稀土开发利用进行科学规划，统一立法主体、立法内容和立法程序，制定专项配套产业管理条例，形成完善稀土产业立法体系。同时地方要与中央密切配合，积极打造我国稀土资源的战略储备，加强对稀土资源的收储，以保护和调节资源价格、抵御外界风险；建立完备的稀土监管体系，确保稀土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保护，保持稀土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好和国家能源安全。

（四）借鉴学习世界各国保护重要资源立法及制度

二战后，资源富裕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和经济一直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和控制。在长期的国家经济保卫战中有许多教训，同时有许多经验。既有加拿大等国对本国资源巧妙而有力的保护，也有南美诸国丧失了对本国矿产控制权导致经济损失和社会动荡的教训。在当今飞速发展的世界经济融合的大形势下，借鉴吸收世界各国保护重要资源立法及保护制度，制定符合本国的“稀土战略”，同时综合运用金融、经济、法律、技术手段取得中国稀土资源应有的国际话语权，确保我国经济的安全、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广辉，刘小勇，李正伦.WTO下我国稀土资源出口限制法律问题探析[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6：27.

[2]郭晓岚，孟雪飞，曹云.我国稀土行业法律保障体系的完善[J].稀土，2011，12（6）.

[3]张媛媛.中国稀土贸易问题的法律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2，3（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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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国际贸易司法审查机制的利用问题

(一)利用美国国际贸易司法审查机制,有利于制止美国行政部门滥用国际贸易保护措施

美国系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应对其国际贸易领域的霸权行为,幼稚地奢求国际正义用处不大,唯一有效的方式就是利用美国自己的司法体制制约美国猖狂的行政部门。近两年来,由于金融危机影响,美国人并没有认清华尔街玩家的恶劣本性,仍把其国际贸易逆差及国内实业的困境归咎于中国的产品倾销,美国政治家在没有找到新的医国良策之前,也很乐意为这种歪曲的民意推波助澜,以达到嫁祸中国,转移国内不满情绪的目的。受其诱导,美国生产商及有关工人团体、行业协会都把申请对中国各行业产品实施反倾销、反补贴及贸易保障措施当作一种时髦。而美国商务部及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也分外卖力,美国“两反一保”的行政复审虽有程序规范,但毕竟形成“是否构成倾销”及“是否造成实质性损害”离不开行政自由裁量权。在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下,美国商务部及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中国不利的行政裁决、决定会越来越多。很多出口企业因为对美国国际贸易行政部门的复审结果失去信心,因而放弃应诉,但按照美国国际贸易行政部门的一贯做法,如果不应诉将会被施以最严重的反倾销税率。笔者在写本文时,又得到消息,2010年3月31日,美国又对中国一些铝制品进行双反调查,而我国又有许多企业选择不应诉,坐失来之不易的美国市场。

笔者认为,面对美国的双反调查,鸵鸟式的逃避不是办法。除非美国市场在被调查的产业中仅占极小的份额,否则,中国企业应该勇于面对调查,必须利用美国人自己的游戏规则进行斗争。其中包括诉诸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司法审查。这也是利用美国的司法制度限制美国国际贸易行政部门滥用国际贸易保护措施的一种体制内的合法手段。而由于美国法官在美国社会中拥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其司法审查的结果,美国国际贸易行政部门都会充分尊重。我国企业依法说服国际贸易法院的法官,撤销国际贸易行政部门的不利裁决,无疑是最佳的救济方式。

(二)用尽行政与司法救济手段,彰显中国企业反对滥用贸易保护措施的决心

我国出口企业通过与美国生产商在商务部、国际贸易委员会利用行政救济进行斗争,然后请求司法审查,通过国际贸易法院进行斗争,保护我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从而用尽司法救济手段,把争取胜诉的可能性发挥到最大的程度。尽管斗争的结果不一定理想,但用尽一切行政与司法救济手段的过程本身就彰显了我国企业对美国滥用贸易保护手段的不满,同时增加了美国生产商或者行业协会发动保护申请的成本。如果我国企业动辄放弃应诉或者半途而废,那么这种懦夫行为将极大地刺激美国生产商及美国政府滥用保护手段,从而将我国更多的出口产业置于不利境地。

(三)利用美国国际贸易司法机制,实践证明对我国企业有所裨益

从我国出口企业参加美国国际贸易司法审查程序实例看,我国许多企业在国际贸易法院的诉请得到了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支持,有些案件中虽然未能全面支持我国企业请求,但在其中的某些方面也给予了支持。如 “Olimpia工业公司诉被告美国政府、被告介入人Woodings-Verona工具部件公司”案中,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先后两次支持中国福建机械设备进出口与山东机械进出口公司的诉讼请求,两次将案件发回美国商务部重审,直到商务部第三次作出裁决才予以维持。另外,在2000年“烟台源通果汁公司等诉美国政府”一案中,被裁定构成倾销的中国烟台源通等9家公司对美国商务部的裁定不服,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讼。在该诉讼中,中国出口商直接美国商务部在运用“生产要素分析法”计算从中国进口的非冷冻浓缩苹果汁正常价值的做法“不具备实质性证据支持或者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虽然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终裁定,除“美国商务部使用替代国价格而非原告支付价格计算海运的做法”符合法律以外,其他中国方提出的五方面根据“生产要素”测试法得出的确定正常价值的方法都不具备实质性证据的支持或者不符合法律(即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仅支持了6项理由中的一项)。但最终,美国商务部根据国际贸易法院的意见对该案重审后,将司法审查前终裁裁定的8.98%一27.57%的税率改为了0-3.83%的税率。中国苹果汁企业通过司法审查程序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据统计在1999年至2002年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判决的涉及中国产品的29起案件中,全部胜诉5起,部分胜诉12起,全部败诉13起。2003年后,中国出口企业又分别在木质家具反倾销案、重型锻造手工工具反倾销案、吉林制药公司散装阿司匹林反倾销案、中国小龙虾反倾销案、中国替换挡风玻璃反倾销案、中国罐装蘑菇反倾销案、中国高炉焦碳产品反倾销案等司法审查案中获得全部或部分胜诉。

这些发生在中国企业身上的真实案例,至少表明在美国自己的法律体制下,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及其法官是值得信赖的。我国企业通过国际贸易司法审查,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寻求救济,应该成为防范美国国际贸易行政部门滥用贸易保护手段之害的一种体制内的选择手段。

二、美国国际贸易司法审查机制可资借鉴之处

衡量国际贸易司法审查制度科学与否、成熟与否的标准应该是考察这种机制能否在保障该国国际贸易法律与政策的顺利实施的同时,确保国际贸易行政部门的规范执法。笔者并不欣赏西方的月亮,但坚信美国国际贸易司法审查机制确有值得借鉴之处。

(一)专业的法院、精干的法官队伍保证了美国国际贸易司法审查的权威

1.专业性。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精干的9名职业法官非常专业,不仅精通法律,而且对国际贸易行政运作程序及国际贸易业务本身的了解都十分透彻,长期的国际贸易司法审查积累了丰富的审判经验。法官群体在美国社会享有崇高的威望,不仅美国民众,而且美国政府部门对法官都高度尊重。这些专业背景与崇高威望使得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判决享有高度的权威。中国目前是按照国际贸易案件本身分类分别管辖,对普通的海关案件,主要由各海关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这种管辖法院遍布全国各地;而对于反倾销、反补贴类,按照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由被告所在地高级人民法院或者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各地中级人民法院的具体经办海关行政案件的法庭是行政庭。但是,行政庭管辖范围基本包罗了对我国所有行政部门的司法审查。实践中,行政庭的经办法官常常因为弄不清政府职能部门的运作程序及技术细节而闹出笑话,有些行政诉讼判决,政府职能部门以无技术可行性为理由,拒绝执行。可以说,目前的司法审查机制不仅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不满,连法官自己也不满。

2.精干性。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作为管辖全美国际贸易司法审查案件的专门法院,仅仅只有9名法官。中国的军事法院、海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及森林法院等任一专门法院的全国编制都不会少于1000人,并且人浮于事,效率低下。

(二)民事诉讼性质的认定,使得美国国际贸易行政部门免除了举证的尴尬,增加了挑战美国国际贸易职能部门行政裁决的难度,但又不失公允

美国国际贸易司法审查采用民事案件“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挑战美国国际贸易行政部门的举证责任在原告方,从而免除了美国行政部门举证的尴尬。而我国目前的诉讼法体系将政府职能行政行为(行政决定、行政处罚、行政侵权)等均归类为行政诉讼,由于我国政府机构普遍被认为属于强势部门,因而,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由政府职能部门对自己的作为及不作为进行举证。这虽然解决了我国国内当事人的取证难题,却带来更多的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在倒举证的证据规则下,我国行政部门因为害怕行政诉讼不愿意积极作为,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得过且过。其结果是政府职能部门的整体不作为或者消极作为。本来善意的行政诉讼程序规则,结果异化为妨害政府职能部门行使行政权力的障碍。

(三)有限的审查范围,体现出对行政部门的充分尊重

美国国际贸易司法审查的标准在各个阶段环环相扣,既体现了司法终局、司法独立,也体现了对行政权的充分尊重。美国国际贸易司法审查机制虽然可以审查程序公正、事实与法律问题,但是,由于程序主要是行政部门自己制订的程序规则,事实问题限于行政记录的问题,法律问题主要考量行政部门的决定与解释是否符合美国国会的立法或立法意图。这些审查标准将美国国际贸易司法审查限定于谨慎、合理的范围内,既体现了司法独立原则,又体现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互相尊重。反观我国的司法审查体系,行政与司法的矛盾始终是个无解的难题。法院系统有不少人奢谈司法独立,而在人事与财政预算无法独立的现实下,无异于格林童话;而行政部门一方面公开空谈依法治国,但履行行政职能时,则将法律置于脑后,看领导眼色行事、依方便执政,一旦进入司法审查程序,却常常要求人民法院“讲政治”,而司法审判行政化的弊端为此推波助澜。

三、我国国际贸易司法审查机制评价及改良

(一)我国国际贸易司法审查体制的评价

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是由实体立法、行政法规、行政诉讼程序法及司法解释组成。包括:(1)1987年通过,2000年7月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9章102条;(2)1994年5月通过,2004年4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11章70条;(3)2004年3月,同年6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6章59条;(4)2004年3月,同年6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6章58条;(5) 2004年3月,同年6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措施条例》5章34条;(6)1999年4月通过,同年10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7章43条;(7)2007年5月通过,同年8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6章65条;(8)1989年4月通过,1990年10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6章65条;(9)2000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8个标题98条;(10)2002年6月通过,同年10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规则若干问题的规定》6个标题80条;(11) 2002年9月通过,2003年1月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12条;(12)2002年9月通过,2003年1月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补贴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12条。上述零星分散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松散地构成了我国国际贸易司法审查的法律体系。如果参照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标准,我国并没有成熟的司法审查制度,因为我国的实体法与程序法是完全分离的。笔者之所以认定其不成熟,理由在于:

1.上述与国际贸易相关的实体法中并没有指引可以提起行政复议及司法审查的裁决、决定范围;而行政复议法与行政诉讼法对国际贸易行政行为没有针对性,只是泛泛地规定,并且辅以非常多的不得提起行政诉讼的例外规定。

2.上述法律明显表现出中国的法院在现行的法律体制与国际惯例之间左右为难,无可奈何。法院企图以自己的微薄之力调和两者的矛盾,但是,看起来却那么奇怪:受行政诉讼定性的限制,《最高人民法院》第7条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补贴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互相矛盾。第7条按照行政诉讼法机制规定“被告对其作出的被诉反补贴(反倾销)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反补贴(反倾销)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而第8条规定:“原告对其主张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经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审查,原告提供的证据具有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尽管文字表述上进行了巧妙处理,但矛盾是明显的。无论如何,我们从中得出的结论还是中国普通行政诉讼案件的倒举证原则。因为尽管该两份司法解释要求“原告对其主张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但是,当事人显然更关心我国两反部门自己承担的举证责任。非举证责任方的举证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这一条可以说是司法界的惯例,是否规定没有意义。

3.尽管上述两份司法解释将反倾销、反补贴的司法审查集中在作出反倾销反补贴决定的国务院职能部门所在地高级法院或者指定的中级法院(实际上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或者其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只不过是提升了初审法院的级别而已,并不能弥补普通法院对专业行政诉讼进行司法审查的缺陷。

4.审查标准完全照抄普通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标准,实际上是严格的审查责任。两份司法解释的第十条第(二)款均规定,两反司法审查的标准是:“(1)主要证据不足的; (2)适用法律、行政法规错误的; (3)违反法定程序的; (4)超越职权的; (5)的 ”。

上述标准基本上就是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司法审查标准,根据该标准,人民法院对我国国际贸易行政部门裁决的审查权利非常大,再加上倒举证责任,无疑对我们国际贸易行政部门是个严重的不可克服的障碍。

5.我国普通海关案件完全淹没在大海般的行政诉讼之中,任由那些缺乏海关与国际贸易专业知识的行政庭法官盲人摸象般的自由裁量。

(二)我国国际贸易司法审查体制的改良建议

1.重新整理编纂现行国际贸易法律体系。新型的国际贸易法律体系应该将现行的海关法与对外贸易法中加入司法针对性的行政复议及司法审查条款,实际上只要把行政诉讼法的内容相揉合即可。主要是使得国际贸易的司法审查能体现国际贸易自己的专业特色。

2.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特别程序法》,专门调整国际贸易司法审查特别程序。

如前所述,现行我国国际贸易司法审查程序采取倒举证的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与国际惯例不符,而且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国际贸易行政部门为保护国内产业不受国外倾销、补贴产品的危害而采取的两反一保措施。如继续沿袭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则无理由把国际贸易司法审查的举证原则调整为“谁主张谁举证”的正置举证规则。更何况,我国的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也没有为司法审查由行政诉讼性质转换为像美国那样民事诉讼的理论依据及相应的司法环境。因此,在行政诉讼法框架内,国际贸易的司法审查的证据原则肯定无法转化为“谁主张,谁举证”的正置举证原则,只有在承认国际贸易司法审查的行政诉讼前提下,为国际贸易司法审查制订特别的行政诉讼程序法才能解决问题。这在我国其他司法制度设计上也有先例。例如我国海事诉讼本质上也是民事诉讼,但是,海事诉讼中涉及管辖及扣船等特别措施与普通民事诉讼不同,因而,在学界与司法界强烈建议下,1999年12月底,我国专门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

3.集中管辖国际贸易司法审查案件,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贸易法院。目前我国普通海关行政案件归于地方法院行政庭管辖,而两反一保案件则提升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或者其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尽管这两类案件有许多区别,其实本质上都是属于海关案件,因为反倾销、反补贴及保障措施,最后都落脚在关税杠杆上。因此,合并普通海关案件与两反一保的司法审查从技术上来说完全是可行的。

集中管辖的方式就是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贸易法院。将全国国际贸易司法审查案件集中在国际贸易法院管辖。之所以要另辟蹊径,建立新的国际贸易法院,而不是利用普通法院的管辖机制,主要因为现行的普通法院管辖难以摆脱普通行政诉讼的思维定势,同时,由于海关业务的特色,国际贸易法院的设置只能根据海关业务的分布,尤其是海关机构的设置地点配置相应的国际贸易法院及其分支机构,而不需要像普通法院那样按照行政区划对应设置。同时,地方法院法官国际贸易专业知识特别是关税知识的缺乏,使得地方法院难以肩负该特殊使命。

4.培训专业的国际贸易司法审查法官队伍,适应国际贸易法律发展新形势。应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形势,在构建专业国际贸易法院的同时,必须搜罗、培训一支专业而廉洁的国际贸易法官队伍。这支法官队伍应该具有10年以上海关工作经验,并且兼具关税及法律两方面知识。同时,由于国际贸易案件司法审查不仅仅是司法职能,同时也有通过行使司法审查,展示国家对外司法形象,从而在维护我国国际贸易法律政策正确实施的同时,树立我国司法公正的形象。因此,国际贸易法院的法官应该避免在普通法院沉沦过久,以免沾上普通法院难以避免的不正之风。

四、建立中国国际贸易法院的若干构想

本文不再重复论证构建中国国际贸易法院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而是就建立这种专业法院的具体问题提出若干初步构想:

(一)中国国际贸易法院的法律地位

我国的法院体系分为最高人民法院、各省高级人民法院、各省会市及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及区县基层法院。在这些法院系列中,中国国际贸易法院究竟应该相当于什么级别的法院呢?我们分析一下我国当前专门法院的建制。

1.军事法院设三级。具体分为:中国人民军事法院(相当于高级法院)、大军区及军兵种军事法院(相当于中级法院)、军级军事法院(相当于基层法院)三级。军事法院负责审判军事人员犯罪的刑事案件,后来增加管辖一些双方都是现役军人的民事案件。

2. 海事法院只设一级,它们设立在:广州、上海、武汉、天津、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海口、北海等港口城市,其建制相当于地方的中级人民法院。海事法院管辖民事主体之间的第一审海事案件和海商案件。对海事法院判决和裁定的上诉案件,由海事法院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管辖。

3.森林法院设两级。基层森林法院一般设置在某些特定林区的一些林业局(包括木材水运局)的所在地;在地区(盟)林业管理局所在地或国有森林集中连片地区设立森林中级法院。森林法院管辖的是保护森林,审理破坏森林资源案件、严重责任事故案件及涉外案件。

4.铁路运输法院是设在铁路沿线的专门人民法院,分为两级。一是铁路管理分局所在地设立铁路运输基层法院;二是在铁路管理局所在地设立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铁路运输法院负责审判由铁路公安机关侦破、铁路检察院的发生在铁路沿线的刑事犯罪案件和与铁路运输有关的经济纠纷。

从上述专门法院的建制看,有一级(海事法院)、有两级(森林法院与铁路运输法院),也有三级(军事法院)。那么中国国际贸易法院建制究竟设置几个审级,又从哪一级设置起呢?笔者认为,中国国际贸易法院建制分中级与高级两级建制比较合适。理由是:其一,一个法域只能有一个终审法院,因此,中国国际贸易法院最高建制只能是高级法院。就像我国现行的军事法院那样;其二,现行的行政诉讼法设置了海关司法审查案件的最低管辖法院为中级人民法院。因此,中国国际贸易法院起点建制必须是中级法院;其三,就本文目的而言,中国国际贸易法院将承担非常重大的使命,特别是在反倾销、反补贴及保障措施问题上,责任更加重大。而且,前述反倾销、反补贴司法解释规定两反司法审查主要由高级人民法院承担,也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法院承担。因此,中国国际贸易法院必须设置高级法院。

(二)中国国际贸易法院的设置

中国国际贸易法院设置中高级两级建制。究竟如何配置呢?笔者认为,应该借鉴其他专门法院的网点配置方式――以服务的对象为中心,就近管辖案源原则。如前所述,铁路法院沿铁路线设置,森林法院设置在林区等。既然国际贸易法院主要服务于海关案件,那么,中国国际贸易法院的设置就应该考量我国各级海关的设置情况。

我国海关实行垂直管理体制,在组织机构上分为3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海关总署;第二层次是广东分署,天津、上海2个特派员办事处,41个直属海关和2所海关学校;第三层次是各直属海关下辖的562个隶属海关机构。权衡海关设置情况,笔者认为,中国国际贸易法院的中级法院应该与41个直属海关辖区对应。名称为“(XX)国际贸易法院”,其中“XX”是对应的直属海关关税区,例如“南京国际贸易法院”。如果在同一省辖区范围内可以共同成立一个国际贸易法院。例如广州海关、深圳海关、拱北海关、汕头海关、黄埔海关、江门海关、湛江海关等海关辖区没有必要分别成立7个国际贸易法院,而可以共同设立一个国际贸易法院称为“广州国际贸易法院”。

中国国际贸易法院的高级法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对应,设在北京。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法院”。

(三)中国国际贸易法院的管辖范围

中国国际贸易法院的设立主因是国际贸易行政的司法审查,因此,海关行政案,当然包括在中国国际贸易法院的管辖中。问题是与国际贸易有关的商事案件是否也列入其中呢?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主要是国际贸易行政的司法审查,并不包含普通的国际贸易商事案件。而笔者认为,我们建设中国国际贸易法院并不一定需要照搬美国的模式。中国的法院不可能像美国法院那样只有精干的9名法官,中国任何机构一旦设置,各种正规的、非正规的安插纸条肯定来势汹汹,编制不少,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只审理海关行政案件,那就浪费了司法资源。我国海事法院除管辖海事案件外,还管辖海商案件,比照这种先例,新建立的中国国际贸易法院除管辖海关行政案件外,还应该管辖国际贸易商事案件,毕竟国际贸易案件法官专业性的缺乏不仅仅在行政诉讼领域,在商事领域同样存在,许多地方中级乃至高级法院的法官根本看不懂国际贸易外文法律文件,机械地照搬民事诉讼程序规则要求当事人提供翻译文本,如果这样的案件交给专门的国际贸易法院处理,其审判效果将会理想得多。

关于级别管辖问题。笔者认为,普通海关案件的司法审查,仍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第14条由地方关区国际贸易法院作第一审管辖,上诉法院为与海关总署对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法院;对贸易保护措施的司法审查问题,如商务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国际贸易司法审查案件等按照前述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应由与海关总署对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法院作第一审管辖,而第二审即为最高人民法院。

国际贸易商事案件的级别管辖问题,参照我国沿海地区的中级法院的级别管辖标准,结合国际贸易案件特殊情况,可以将与直属海关对应的关区国际贸易法院的受案争议标的起点定位1000万美元;而海关总署对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法院的受案争议标的起点应当设置为5000万美元。

(四)中国国际贸易法院的程序规则

为实现国际贸易案件司法审查规则的国际化,同时避免与现行的行政诉讼法相冲突,制订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诉讼特别程序法》十分必要。这份国际贸易特别程序法至少必须达到四个目的:

(1)明确国际贸易保护措施(两反一保)的司法审查实施“谁主张,谁举证”的正置举证规则;

(2)明确商务部、国家经贸委的国际贸易行政裁决先行推定正确,在原告举证不能的情况下,只能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3)明确国际贸易法院对国际贸易行政部门裁决的司法审查范围,特别是事实范围;

(4)明确国际贸易法院对国际贸易行政部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尊重,只要没有违反我国现行法律,不应擅自撤销行政裁决。

(五)中国国际贸易法院的财政来源与人事管辖

由于中国国际贸易法院系按直辖关区设置,因此,中国国际贸易法院两级法院的财政预算应列入财政部预算范围。人事管理应该受国家人事部、组织部直接掌握,与地方政府不发生直接关系,以保障中国国际贸易法院的独立、廉洁与公正。

(六)中国国际贸易法院的业务庭设置

与前文管辖范围相对应,中国国际贸易法院应设两个业务庭:国际贸易行政庭与国际贸易商事庭。

参考文献:

[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

[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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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们从中国现有的高碳排放的状况认识到中国发展低碳贸易和低碳经济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了。因此，本文从国家政策的宏观层面、出口产业的中观层面以及出口企业的微观层面来看，都必须牢牢把握住现有的难得的历史机遇，与时俱进，提高技术，创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低碳发展新路。

关键词：低碳； 出口贸易；政策建议

一、国家政策的宏观层面

1、经济政策与环境政策相结合

说起低碳经济，它的发展离不开环境、经济、政治等诸多因素。更离不开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的相互配合和相互合作。第一，中国的环境政策和经济政策必须坚持以低碳经济的发展为主要方向。低碳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的贸易和经济的发展必须与保护和维护环境相协调，不能走先破坏再治理的老路。第二，中国应大力开展封山育林、退耕还林和植树造林等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和具体行动，增加中国的碳汇储备，未雨绸缪。为未来中国参与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打好良好的基础。制定并完善与低碳经济相关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争取中国未来碳汇贸易拥有更多的规则制定权和定价主导权，使中国低碳经济和低碳贸易发展战略真正融入世界低碳发展体系。

2、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

首先，严格对低碳出口贸易企业与高碳产品出口贸易企业实行有差别化的出口退税政策和措施，积极发挥出口退税政策的经济政策杠杆的调节作用。与此同时，对于低碳产品出口做出贡献的行业和企业实施出口补贴，鼓励新兴低碳产品和服务的出口贸易发展。比如光通设备、太阳能和风力发电设备、信息技术产品等低碳产品的出口贸易，以及号称“无烟工业”的旅游服务业、金融保险服务业等低碳服务的出口贸易都是中国低碳贸易优先发展的重点领域。是从长远来看，中国应该通过低碳经济和低碳贸易政策全面推动中国节能减排和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发展战略的顺利实行和成功转型。

3、政府应多管齐下，制定和实施低碳贸易发展的总体战略

在制定各项相关法律法规制度时，都要一低碳经济作为其核心原则，是低碳经济发展的理念与政策规划全面融入中国的经济政策、环境政策、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等各个方面，从而确保中国低碳经济的长期健康顺利发展。

4、加强国际贸易法律体系建设应对低碳减排规制贸易壁垒

近些年来，中国出口贸易遭遇到的绿色贸易壁垒越来越多，引发的低碳贸易法律纠纷与摩擦问题愈演愈烈，如果不提前做好有针对性的预防和应对措施，未来很有可能导致贸易摩擦激烈升级并引发大规模的贸易战。中国在出口贸易方面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明确了 2020 年减排目标下，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的低碳l展的先进经验，认真按照国际减排框架的规定，严格履行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中国应承担的碳减排责任。 首先，必须大力普及中国各类出口贸易企业的国际贸易法律知识，使之掌握与中国出口产品相关的低碳标准制定与低碳减排规制法案的实施情况。其次，不断强化低碳贸易法律体系建设，有效提高中国出口贸易行业和企业的国际贸易法律纠纷与贸易摩擦的应对能力。面对着低碳环境规制这一新型绿色贸易壁垒的严峻挑战，中国应该联合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共同抵制碳关税等新型绿色贸易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因此，在碳排放权的谈判过程中，中国要有理有据，始终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据理力争，保护中国自身的发展中国家权益，尽可能地争取多一些的碳排放权，以维护中小型企业的出口贸易权益。

二、出口产业的中观层面

由于目前中国的出口贸易增长模式过于粗放，资源密集型、能源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产品在出口产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煤炭、炼焦、冶金、建材、化工等产品的出口在世界市场份额中都占据很大的比例，已经成为这些高碳排放、高污染、高能耗产品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但是，在生产过程中却排放了大量的隐含碳。所以，中国出口产品的“碳泄露”现象十分严重。这不仅导致了出口产品的隐含碳排放超标，而且到时大量能源、资源性产品廉价出口，贸易顺差过大印发频繁的贸易摩擦。

三、出口企业的微观层面

首先，出口企业应该加强低碳技术和低碳产品研发，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为此，可以设立专门的低碳技术研发基金，针对高碳排放环节进行专项的技术研发。

其次，促进出口企业积极开展国际间的技术交流和合作。通过政策激励措施，帮助出口企业学习并掌握国际上最新的节能减排技术，鼓励并支持中国出口企业积极开展国际能源技术的转让与合作以及碳排放权交易，实现节能减排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双赢”，开创新的经济增长点。

参考文献：

[1] 鲍健强，苗阳和陈锋.低碳经济：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变革[J].中国工业经济，2008（4）：154-160

[2] 布莱恩・科普兰，斯科特・泰勒尔.贸易与环境――理论与实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 陈端计，杭丽.低碳经济理论研究的文献回顾与展望[J].生态经济，2010（11）：2-38

[4] 陈诗一.中国碳排放强度的波动下降模式及经济解释[J].世界经济，2011（4）：124-143

[5] 陈文颖，吴宗鑫.碳排放权分配与碳排放权交易[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8（12）：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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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入世时承诺如果国际贸易中一方初始上诉权是向行政机关提出的，那么在所有情况下，应有向司法机关提出上诉的机会，这意味着我国所有行政复议都不是终局性的，都要赋予当事人提请司法审查的机会，让法院享有终局裁决权。按目前中国有关法律的规定，明显与入世时承诺不符。而由法院承担司法审查职能，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当前由普通法院行政庭实施司法审查的方式，已不能满足发展了的形势需要，外贸救济的司法审查主体应该由专门的国际贸易行政法院实施。

1建立中国国际贸易行政法院的必要性

    1 .1履行我国入世承诺的需要

    我国在加人wto的法律文件中承诺:“中国应设立或指定并维持审查庭，联络点和程序，以便迅速审查所有与《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gatt1994")第10条第1款、gats第6条和《trips协定》相关规定所指的法律、法规、普遍适用的司法决定和行政决定的实施有关的所有行政行为。此类审查庭应是公正的，井独立于被授权进行行政执行的机关，且不应对审查事项的结果有任何实质利害关系。”“审查程序应包括给予须经审查的任何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或企业进行上诉的机会，且不因上诉受到处罚。如初始上诉权需要向行政机关提出，则在所有情况下应有选择向司法机关对该决定提出上诉的机会。关于上诉的决定应通知上诉人，作出该决定的理由应以书面形式提供。上诉人还应被告知可进一步上诉的任何权利。”

    1.2当前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

    中国现在在世界贸易进出口总额中位列第三，对世界贸易的影响举足轻重。随着中国贸易实力的增强，中国和别国的贸易摩擦也随之增加。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从传统的反倾销发展到反补贴、安全标准等技术贸易壁垒以及卫生、防疫等其他非关税壁垒。对于进口贸易摩擦，我国国际贸易救济立法与实践成绩斐然。现在基本上建立了以《外贸法》为核心，以《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保障措施条例》为基础的国际贸易救济法律体系。这对维护我国公平的贸易秩序，保护本国产业安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些法律法规都是国际贸易行政救济措施，但司法救济措施却只有2003年实施的最高院的三个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补贴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为我国法院开展反倾销、反补贴案件的司法审查提供了法律依据。这远远不能满足我国司法审查的需要。

    1.3我国现行的法院体制不能充分满足变化了的涉外行政诉讼需要

    人世以后，我国行政诉讼工作将日趋复杂而严峻，主要表现有:

    (1)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不断扩大。根据我国的人世承诺，凡是与国际贸易有关的抽象行政行为、行政终局性行为等原来不属于司法审查的行政行为最后都要纳人到司法审查的范畴。

    (2)涉外行政诉讼的增多。人世后，进出口贸易额大增，大量的外国企业、公民涌人国内市场进行经济贸易活动。国际贸易数量和范围的扩大，这使得涉外行政诉讼案件数量日趋增多，案件类型五花八门，诉讼当事人更为复杂，涉及的法律法规更加复杂。

    (3)涉外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复杂化。我国承诺国内法律要与wto规则保持一致，所以大量的法律、法规、规章将被清理、修改、废除，如果是由于法制工作的相对滞后，将造成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诉讼案件时法律适用上的模糊和混乱，由此也必然造成我国行政诉讼的错综复杂。

2中国国际贸易行政法院之管辖权

    中国建立国际贸易行政法院是出于中国国际贸易的发展的需要，因此，将来建立的中国国际贸易法院的受案范围应以中国在国际贸易过程中所产生的贸易争议为限，但并非一切的贸易争议均由中国国际贸易行政法院所管辖。具体来说，就是在国际贸易过程中，由于政府行政行为所引起的贸易争议交由国际贸易行政法院所管辖，而把因合同争议所引起的纠纷排除在国际贸易行政法院管辖之外。这是因为第一，我国2007年的进口贸易总额达到21738亿美元，同时我国也成为全球与别国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之一。如果将外贸合同案件也交由国际贸易法院管辖，那么国际贸易法院就会因案件过多而无法承受;第二，我国已实行统一的合同法制度，若将内贸合同案件与外贸合同案件交由不同的法院去审理判决，可能会影响合同法的统一贯彻执行。因此，由外贸合同争议所产生的纠纷仍应归由普通法院所管辖，而应把在国际贸易过程中由于政府行政行为所产生的案件归由国际贸易行政法院管辖。具体来说，人世以来，虽然中国努力把命令干预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引导型政府，但是在国际贸易过程中，政府干预的痕迹依然很明显，这显然与中国的人世承诺不符。如果单靠政府自身意识之转变来兑现人世承诺，没有外在的监督力量，这个转变的过程将会是非常漫长而且缺乏效率的。因此，通过建立国际贸易行政法院，对政府行政行为行使司法监督权将会极大的促进这一转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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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 政策保护性 贸易保护

中国加入WTO后，应正确认识WTO这一多边贸易组织的性质，在宏观政策上制定出相应符合WTO的原则，反映中国利益的贸易政策，笔者就如何构建中国的国际贸易政策保护性进行了阐述。

一、国家贸易政策保护性的表现

1、“公开型”的贸易保护

“公开型”的贸易保护，是指在关贸总协定和WTO下的贸易，以及投资自由化的谈判过程中还未涉及的领域，或是还未完全展开和达成协议的谈判的领域，再加上谈判达成协议后还没有履行的承诺，以及协议中的一些规则的例外而引起的保护措施。还未涉及的领域，指某些国家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暂时把某些行业的自由化搁置起来不予谈判；还未完全展开和达成协议的谈判的领域，是指某些“敏感行业”，国家的比较优势相差悬殊，如果完全放开会导致本国产业的“严重损害”，故在多边谈判中暂时将这些行业的自由化程度放低、放慢；谈判后还没有履行的承诺，指根据承诺减让表现在还未兑现的部分；谈判达成的协议规则的例外，是指协议中一般都是作了自由化的规定的，但无论哪项协议，都是由一些规则和规则的例外拼凑起来的，这些规则的例外实际上就是承认这些方面的适当保护。这些保护都是公开的，这实际上也是国际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实力较量的结果。

一般认为，在WTO下的多边贸易谈判中的“敏感行业”，是自由化较缓慢和最不彻底的行业。如农业、纺织业、服务贸易领域，一直是各主要发达国家“公开型”的贸易保护的领域。

在WTO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开型”贸易保护的手段有两种：一是运用高关税限制进口；二是利用各种各样的非关税壁垒。国内的价格支持就是常见的公开型保护措施之一。国内支持的名目繁多，例如国内补贴、价格管理、出口补贴和绿箱(Green Box)政策等等。

2、“隐蔽型”的贸易保护

在WTO框架下，除了“公开型”贸易保护外，还有十分重要的“隐蔽型”贸易保护。“隐蔽型”的贸易保护是与“公开型”的贸易保护相对应的，以“反倾销壁垒”为代表，还包括“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这类壁垒的特点是它们往往本着人类的共同利益的原则制定出来的，一般包括了“公平原则”、“保护生态和人类健康”等原则，这些原则本意确实是好的，但现实情况则是它往往会成为某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制定保护贸易政策的依据。事实上这种“隐蔽型”的贸易保护措施，现在已经成了发达国家保护国内产业的主要工具。“隐蔽型”的贸易保护的手段包括两类：一是征收高额关税，如加征高额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二是禁止进口甚至就地销毁，这主要是不符合国家的检验检疫标准、环保标准等而采取的措施。

二如何构建中国符合WTO规则的保护性贸易政策措旋

1、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的必然性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国际分工处于不利的地位，贸易利益相对较小。无论是过去还是在现在的WTO条件下，各国的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不能幻想WTO会真正无私地给中国一个稳定的、自由的贸易环境。WTO下的保护更具进攻性、系统化、法律化，更加难以对付。加入WTO后的中国，首先，在保护国内市场方面应该好好地向发达国家学习，制定出中国的一套有利于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

其次，对中国国内各产业来讲，加入WTO对它们的影响也是各不相同的。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协调好各个阶级、阶层的利益，维护社会的稳定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入世承诺，而忽视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协调，必将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而要协调入世对各行业带来的利益不对等也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律措篪，在WTO框架下采取适当保护措旆，而且这也是各个国家普遍采取的对策。

2、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政策体系的可能性

首先，WTO规则的例外给各个国家制定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因此中国加入WTO后，是有可能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保护贸易政策的。

其次，WTO中的很多协议和规则并不十分严密，存在漏洞。这使得国家可以根据这些存在漏洞的协议制定本国的很容易成为保护措施的贸易法律，如反倾销协议的模糊性漏洞，就成为各个国家贸易保护的工具。中国也可以利用这些协议的不完善来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法规。

第三，新型的贸易保护手段(如动植物卫生检验检疫标准、绿色壁垒、技术标准壁垒等)，我们的技术水平差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利用技术手段，也可以利用别的优势建立中国特有的壁垒前些年中国肉鸡产业受到外国的极大冲击，当时就有人提出要对肉鸡的进口采取一些限制措施。例如，可以根据规定每只肉鸡的鸡毛渣平均不能多于500根，因为中国采用的是人工拔毛，剩下的鸡毛渣比美国等发达国家用机器拔毛后剩下的鸡毛渣要少，这样的规定对我们是有利的。

总之，WTO不是一个贸易自由化的天堂，相反，它允许“合法”地保护，而且它使贸易保护更加系统化、法律化。

3、按WTO的原则和“例外”条款构造中国“隐蔽型、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体系

在WTO条件下，关税手段和“传统”的非关税保护措施，是要受到限制并最终要取消的，于是各国纷纷转向“新型”(“隐蔽型”)的非关税壁垒。加入WTO后的中国也必须顺应这一趋努，按WTO的原则和“例外”条款构造中国“隐蔽型、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体系。

以加强和提高反倾销、反补贴的能力建设的核心在利用“新型”的非关税壁垒(NTB)作为保护措施方面，发达国家早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侧重点早已转向以反倾销为代表的“新型”的、隐蔽性强的NTB。根据中国加入WTO法律文件，进口许可证、进口配额和进口招标这3种传统NTB的大部分已在中国正式加入WTO之日取消，剩余部分也将在2004或2005年1月1日取消。因此，在利用NTB方面应以加强反倾销能力建设为核心。从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对反倾销的规定，到l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再到最近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应该说，中国在反倾销立法方面的工作已经初见成效。但是，中国的反倾销队伍还有待加强。

反补贴也是比较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也成为各发达国家保护国内产业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在1989～l993年期间发起的反补贴案数目占全球反补贴总数的比重高达93．2％。中国最近也颁布了《反补贴条例》，但是，至今中国的反补贴尚无实际操作经验，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也较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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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地位微乎其微到2000年以后比重不断加大，再到2010年超过了同时期的日本、法国等发达国家。我国的国际贸易在国际上地位越来越高。从进出口结构上来看，在1994年之前，我国处于低水平发展状态，国际贸易基本保持顺差。1995年以后，我国国际贸易出口额在飞速发展的同时，国际贸易进口额也在不断增长，国际贸易逆差越来越大，2009年高达295亿美元。由此可见，我国国际贸易增幅巨大发展迅速，贸易总额不断扩大，国内贸易内的比重不断提高，在世界服务贸易的舞台上的角色越来越必不可缺。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得益于世界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的不断加深。

二、中国市场实现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具体对策

为了实现国际贸易自由化，在借鉴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同时，我国也基于本国国情摸索出适合中国的具体对策。

1.建立健全服务贸易法律体系。

制定服务贸易的基本法。进一步完善《对外贸易法》中关于国际贸易的规定。针对性解决我国《对外贸易法》对于服务贸易的规定的内容太少，过于原则化与模糊化，可操作性差的问题，这就使得基本法在实践中的指导意义较小。完善贸易法第一就是学习借鉴美国经验，增加促进保障条款。一方面完善我国服务贸易的出口体系，制定服务贸易的发展战略，加大对服务业的支持力度，促进服务贸易的出口；另一方面完善服务贸易的保障措施，在为服务贸易提供必要的救济途径的同时对违反我国服务贸易政策的行为提供制裁的依据。第二，明确我国服务贸易的管理机构，详细规定其性质、职能、权利，以法律的形式确定管理机构在业务贸易中的强制性和合法性。

2.推动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多层化。

要建立以商务部为方向主导，以行业主管部门为重点，以民间自律组织为补充的多层次的、相互关联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建立这个体制就要求搭建商务部与各服务行业主管部门之间以及各服务行业主管部门之间的沟通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同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民间力量熟悉业务、信息支持与高效配合的优势。值得注意的是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必须符合本国监管的水平，避免出现自由化过快而造成的监管缺失事故。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民间力量的作用。纵观世界各国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民间组织无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行业协会为本服务业的自治组织，可以为本行业企业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与技术指导，引导企业避免恶性竞争。

3.加大双边服务贸易的谈判力度。

最后，实现贸易自由化离不开国际合作，因此需要积极推动区域和双边服务贸易的谈判。由于GATS成员国之间经济差距大，利益诉求多，GATS必须兼顾各方利益。因此，GATS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较低，随着服务贸易的发展和GATS本身优惠制度安排，低水平的自由化已越来越不能满足一些国家更高的需求。高水平的区域与双边贸易体系继而被各国广泛接受。这种贸易体系不仅降低了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谈判难度，还使得服务市场更加开放的，市场准入更加便利，贸易壁垒也会逐渐减少。这种贸易体系使得区域贸易和双边服务贸易的优势相互补充，使得地区合作更加密切，进而提升了地区服务贸易的综合竞争力。正确认识这一点，我国必须在充分分析服务贸易特点的基础，积极开展与别国尤其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和双边贸易谈判，扩大服务贸易的出口，切实使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得到提高，使我国服务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得到增强。

三、金融学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策略

1.在外向型经济实体内部优化中的应用。

在我国的国际贸易的发展中，外向型经济实体的存在对促进国际贸易经济发展起到了极为积极的作用。在我国的沿海地区存在许多这样的经济实体，这种开放式的经济实体都是以家族经济形式为主，是较为固定和保护式的产权，这也决定了企业的实际产权结构形式。企业在资金的获取途径比较单一，都是从企业经营产品和出售服务获得的利润进行资本转换。但是这种资金的获取方式与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发展趋势息息相关，企业经营的好，发展形势良好，那么资金的增长速度就会很快，一旦，企业遭受市场的冲击和高压力的竞争，或者是受到政策的影响，都会直接导致企业的资本下降减少。面对这种问题，就需要间接金融来使得企业获得资金的融通。在当前的形式下我国一些商业银行正在为家族型的企业进行间接金融的融资，为外向型经济实体带来了更加多元化的融资途径。当下，很多地区的政府都在设立技术创新的资金项目，来激励企业在产品生产制造上，向着绿色环保靠近，创新出节能减排的新型产品和制造新方法。基金组织可以针对这些绿色企业进行监督和评估，最终从这些外向型经济实体中，筛选出有代表性的企业，进行奖金的发放和政策的鼓励。这样的措施，无疑给这些外向型经济实体的融资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帮助企业进行多样化、多层次的融资，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促进企业稳定、持续成长。

2.在外向型经济实体外部优化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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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Thomas Cottier教授作为主要演讲嘉宾，来到中国参加在南开大学举办的以“演进中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系”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会议期间，中国知识产权杂志记者有幸对Thomas Cottier教授进行了专访。

China IP：由于您曾是伯尔尼世界贸易研究所（World Trade Institute Berne，以下简称WTI）的前所长，您是否愿意与我们分享下世界贸易研究所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Thomas Cottier教授：WTI主要从事国际贸易和投资相关的法律、经济和政治学研究。其运营MILE计划、一个国际法与经济学硕士研究生项目和为期五周的暑期学院。其还负责为政府、国际组织和私营部门提供对外培训计划和建议。总的来说，我们旨在培养并提高找到走向国际化应对策略的能力和知识。

China IP：2006至2015年期间，您在WTI指导了有关贸易法和政策的国家研究项目，那么本研究项目的主要工作是什么？您从中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

Thomas Cottier教授：就国际贸易条例和国际贸易相关事宜而言，“NCCR国际贸易”一直是瑞士或许是世界上最大的法律和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其旨在使极其“碎片化”的贸易法和政策的各个方面更加协调一致，形成一个体系；旨在为教育学者和研究者提供帮助，并向全世界推广此领域的教学。许多PhD学生在世界各地大学完成学业后开始走向教学岗位。

China IP：您出版了大量国际经济学相关著作，其中主要集中在知识产权领域，您在研究经济法时，是什么促使您选择知识产权这一视角？您对正就读经济法或知识产权专业的学生想提出哪些意见？

Thomas Cottier教授：我曾经是一名国际公法律师，在贸易环境中工作，也了解海洋法。进入瑞士政府后，我的任务是协商知识产权，因此，我在这份工作中深入研究此方面知识。自那以后，知识产权领域便成了我的一个特长领域，但并不是唯一专长的领域。对知识产权特别感兴趣的学生们，不应该只去研究隔离领域知识，只学习专利、商标和其它形式的保护知识是不够的，而是要在包括宪法法律、竞争法和国际公法，主要是国家贸易法等整个法律体系环境中了解知识产权。

China IP：作为世界上许多学校的客座教授和老师，当您面对不同国家、不同年龄学生时，作何感受？是否有什么事情或任何学生给您留下深刻印象？

Thomas Cottier教授：出自不同教育体系的学生们，有些学生学习方式更加主动，而有些则更加被动，但所有学生均对该科目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且，如果他们在同一教室工作，则能克服这些差异且能增进相互间的了解。我对许多学生印象深刻，他们以学习的精神投身该领域，帮助解决全球面临的难题且同时面临就业市场的挑战。

China IP：在世界各地的进出口贸易中，什么样的知识产权问题最受争议？您对解决这些问题有何意见？

Thomas Cottier教授：WTO的TRIP协议设定了一套非常高的标准，有时标准甚至过高，但主要问题是在发展中国家强制执行这些权利。我们需要基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融入世界经济的水平，在不同的利益间做出适当的权衡。本次国际研讨会上我谈的许多内容都可以解决上述问题。或许当今最大的难题是调节平行贸易和市场分割。国际法允许某些国家选择其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然而，从自由贸易的角度来讲，我们应采用国际用尽原则，专利中的敏感性产品需遵守免责条款，当然应在商标法中全面一致的应用。

China IP：您曾是TRIP的首席谈判代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您是否有任何有趣的历或刻骨铭心的回忆？

Thomas Cottier教授：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谈判期间双方本着相互尊重精神的学习过程。我们拥有优秀的谈判代表小组并证明只要有此方面的政治意愿，我们将能实现现今边界问题背后所谓的“监管趋同”。

China IP：当在中国教学或访问时，您对中国有何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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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服务贸易；新特征与趋势；我国发展策略

一、国际服务贸易的涵义和分类

服务贸易是指服务产品作为商品进行交易，以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经济行为。国际服务贸易(trade in services)按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定有四种分类。第一，过境交付，指从一成员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提供服务。强调买卖双方在地理上的界限，跨越国境和边界的只是服务本身。第二，境外消费，指在一成员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特点在于消费者到境外去享用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服务。第三，商业存在，指一成员的服务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通过商业机构提供服务，要求服务的提供者和消费者在同一成员的领土内。第四，自然人流动，指一成员的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通过自然人提供服务。与商业存在不同的是，服务提供者没有在消费者所在国的领土内设立商业机构或专业机构。

二、国际服务贸易发展新特征与趋势

1.国际服务贸易增长加速化

经济全球化引发了各国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国际贸易格局也相应发生着变化。服务贸易所占比重不断上升，成为跨国投资的主流。为了应对全球市场竞争，跨国公司不断调整资源配置和公司经营战略，按照成本和收益原则剥离非核心的协作与生产服务业务，增强了服务产品的可贸易性，服务贸易增长异军突起，特别是服务产品的生产成为国际投资的重要领域。

2.国际服务贸易发展高科技化

近年来，国际高科技领域发展最快的是以电子、通信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以新兴服务贸易部门为主的其他服务业蓬勃发展，充分反映了信息技术革命对新兴服务贸易的推动作用。服务贸易结构也日益向技术密集型方向转变，新国际服务贸易浪潮产生的新行业不断涌现，一系列新兴服务方式将成为未来各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和强大动力。

3.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自由化

发达国家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和区域性贸易组织，积极推动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和全球化，以此来扩大服务贸易的出口。WTO多哈回合谈判及区域性经济合作的谈判中服务贸易都成为主要议题，这也充分说明，国际服务贸易发展已呈现自由化的趋势。服务贸易自由化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4.服务贸易壁垒日趋隐蔽化。

自上世纪末以来，WTO成员间相继达成关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一揽子协议，充分显示了势不可挡的自由化趋势，服务自由化趋势遍及各个服务行业。与此同时，为了保护本国的服务业，各国纷纷采取非关税壁垒措施，各国政府通常回避关税措施，通过制定不利于外国竞争者的标准制度对外国服务提供者的进入和在境内从事服务活动设置障碍，或者政府对本国服务的出口采取隐蔽性补贴、减免税等。使本国的服务业在国内外市场上处于有利的地位。

三、我国应对国际服务贸易新趋势的策略

1.重视发展传统服务业与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并重

我国有一些传统服务行业在国际竞争中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政府应积极鼓励和扶持我国已初步具备国际竞争能力的优势服务企业利用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我国的服务企业，应坚持处理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并重发展原则，加强服务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此同时，我国应把服务业发展重点逐渐转移到现代服务业发展上来，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总体结构，立足于未来国际服务贸易竞争的需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服务业整体水平的提高，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2.重视人力资源的作用

我国服务贸易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相当缺乏，并且，整个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的素质也不高，这无疑大大削减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我国政府可以在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筹建国际服务贸易专业，培训更多高层次的熟悉国际服务贸易的复合型人才。通过优惠政策增加国内服务业对海外人才的吸引力，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不断改革创新。

3.健全服务贸易的相关法律体系

应尽快完善服务贸易法律、法规，建立不同层次、内容齐备的服务贸易法律体系，为我国服务贸易的健康发展提供可靠的法律支持。加快各服务部门的立法进度，并强化相关司法工作，同时应规范已有的部门规章，减少相互冲突之处及其中漏洞。完善立法还应从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实际出发，做到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制度接轨。

4.逐步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

导致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不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国服务业的市场化水平低下。因此，我国应该避步打破国有经济的垄断格局。积极鼓励民间资本的进入，降低不必要的门槛，创造公平竞争的氛围。根据入世承诺和不同行业的发展状况制定不同的服务业开放规划，有步骤地开放我国的服务贸易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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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商人习惯法　法律性质　法律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商事贸易关系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并国际商事法律领域的历史性变革。这一变革不仅表现为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为载体的世界多边贸易法律体制或法律框架的创立，更表现为商人习惯法的复兴与发展。国际商事法律领域的这一重大发展——“旧”商人习惯法的复苏和“新”商人习惯法的产生即现代商人习惯法，在我国也有着积极的回应。

一、商人习惯法的含义

现代商人习惯法的概念和理论是借鉴了中世纪商人习惯法的概念提出的，因此有必要首先考察一下商人习惯法的历史源流。就拉丁语LexMercatorial，英文的对应词为LawMerchant形成而言，它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地域性的概念。我国国际贸易法的权威人士沈达明和冯大同教授撰写的《国际贸易法新论》(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则把它称为“商人习惯法”(该书第2页)。赵秀文在翻译《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时，将这一拉丁文译为“商人习惯法”。因此本文采“商人习惯法”的译法。我们认为，商人习惯法产生于中世纪商人阶层的国际商事活动，是调整他们之间商事交易关系的习惯和法律。

二、现代商人习惯法的沿革

商人习惯法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到12—13世纪，商人习惯法逐渐从地方性的法律发展成为世界性的法律，并开始成为调整跨国性商事交易关系的支柱力量。当历史的车轮驶人16世纪的时候，商人习惯法的发展又进人了另一个阶段。自16世纪开始，延展至并主要是在18和19世纪，发生了商人习惯法的国内化的倾向。各国出于各种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原因，采用不同的实施方法，把商人法纳人各国的国内法律体系中，从而使其在性质和内容上所具有的“公平”、“灵活”和“便捷”的特性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并开始出现了衰落。

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国际商事法律关系越来越复杂，以致国内法律体制在调控这种跨国性的商事交易时，愈来愈感到捉襟见肘，于是就不免使人回想起过去曾经存在过的商人习惯法规则在调整国际商事关系时的那种“便捷”、“灵活”和“公正”，这就在客观上要求重新建立和完善一种新的国际商事法律秩序，以保障从事国际商事交易的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维护国际商事关系的正常运转。正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国际商事团体或机构为使其所从事的国际商事活动摆脱国内法的桎梏，就呼吁、提倡并通过自己的商事实践来推动一种带有“自治”性质的新法律的产生。这种新产生于国际商事领域的法律不论在渊源、性质和特征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根源于中世纪的商人习惯法。从某种角度来看，这种新产生的法律可以说就是中世纪商人法的复苏或再现。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称这种新产生的法律为“新商人习惯法”或“现代商人习惯法”。

三、现代商人习惯法的性质

现代商人习惯法不同于其他规范。比如道德规范只产生道义上的力量，而现代商人习惯法则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因而是一种法律规范。在国际贸易实践中提及某一国际惯例时，其规范的内涵当事人均已清楚，无须国内立法或合同再予以详细规定。当其经当事人选择或经法院、仲裁法庭采用时，具有法律约束力，是法律渊源之一。而国际社会普遍实践，虽已形成一定的行为模式，适用时仍要借助国内立法或合同的规定或约定，法院和仲裁庭也无法在案件中予以适用。

那么，现代商人习惯法的法律性质究竟是怎样的?首先，它不是国内法。后者是一国立法机关依法定程序制定的。而商人习惯法的形成过程则没有国家的参与，不仅如此，商人习惯法的优越性正在于它超越了国内法的地域性。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一国国内立法即使与商人习惯法完全一致，也很难为他国当事人所遵循。在国内法基础上不可能建立起有效的国际民商秩序。

商人习惯法也不是国际条约，它不是国家间意志的调和，不代表国家的利益，不规范国家的行为。它只着眼于贸易发展的需要，为具体的国际商事主体提供行为规范。因适用商人习惯法而产生的权利义务不由国家来承受。那么，现代商人法的效力从何而来?传统的答案有两项内容：即其效力源自国家的认可以及当事人的选择。关于其效力源自国家的认可，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民法通则》是承认可以适用现代商人法的。前者的第5条第3款规定：中国法律未作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后者的第142条第3款规定：中国法律和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其他相关立法如《海商法》也有同样的规定。这一认可为现代商人习惯法的法律效力提供了前提，但也仅此而已。立法并不创制现代商人习惯法，而且这种认可也并不直接导致现代商人习惯法在具体关系中的适用。关于其效力源自当事人的选择：由当事人的选择加以解决，只有当事人相互间约定就其间关系适用现代商人习惯法时，它才发生法律的效力，而且仅适用于该特定关系。可见，现代商人习惯法因国家的认可而成为法律的渊源，因当事人的选择而得以适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国际民商关系的法律调整中最首要的原则。当所涉各国有关民商立法出现冲突时，当事人有权对法律适用进行选择，从而使其纠纷得到公正解决。而现代商人习惯法则可使当事人摆脱国内法的束缚，使其意志能得到更充分的体现与保护。因而说到底，对现代商人习惯法的认可，实质上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进一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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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国际贸易;政策

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8-0164-02

国际贸易政策是一国政府为使本国利益最大化、为促进本国经济快速发展、实现本国收入公平分配而采取的限制或者是鼓励自由贸易的策略。国际贸易理论中,自由化国际贸易政策一直以来是占主导地位的;但是,世界上还没存在一个国家是实行完全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他们大多是采取种种贸易限制措施甚至保护主义政策。针对世界上各国贸易限制政策及相应的保护政策,中国必须结合国际环境及制度,选择符合本国国情、遵守国际准则、加强本国经济实力的国际贸易政策。

一、中国面临的国际贸易竞争环境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面对世界经济的新变化、新挑战、新形势,中国国际贸易面临的国际竞争格局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对今后的竞争行驶有着重大的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快速发展,各种不利于中国国际贸易的因素在不断滋生,中国国际贸易发展的道路仍然崎岖、坎坷。

1.国际市场及其制度环境相当严峻。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将面临着全方位、多层次的挑战,首当其冲就是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建立。中国不像亚洲“四小龙”,不能单向地直接向国际市场迈进,只能在逐步开放国内市场的同时进军宽广的国际市场。同时,中国不得不全面接受以WTO为中心而制订的一系列国际贸易制度、准则,尽管这些制度、准则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完全合理。

2.贸易保护主义呈现出新的形式。当今国际经济中,在贸易自由化的浪潮不断推进的同时,贸易保护主义也以各种新面貌涌现。国家之间的竞争开始与企业之间、产业之间的竞争结合起来,从而使得国际竞争格局变得愈演愈烈。新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往往打着保护生存环境和人类健康、保障全球共同利益等旗帜,利用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对发展中国加进行变相的贸易保护政策。对于这些新型的保护政策,其中,适用的最多的就是“技术壁垒”与“绿色壁垒”,发达国家的绿色壁垒沉重的冲击了中国商品的出口,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国内的出口企业,其影响不亚于“反倾销”案件的影响。自从中国加入WTO后,所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更加严峻,同时受本国经济、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中国还没用能力主动利用绿色壁垒来保护本国企业。因此,绿色壁垒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极大。技术壁垒主要是信息壁垒的应用,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发达国家经常性的对一些技术规则、制度或标准进行修订,由于发展中国家技术上的落后、信息不畅等原因,往往在出口使遭遇技术壁垒,损失惨重。对于中国,目前遭遇技术壁垒最多的出口产品是农产品、机电产品、纺织品、化工产品和医药产品等。

3.新经济潮流呈现出新的机遇和挑战。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世界经济呈现出新潮流,这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新的机遇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设备的流入为中国现代化企业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及后备资源。通过网络产业的建立和发展,新的经济运营和管理机制也相应的成立,同时中国企业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来发展信息密集型产业,或开发“信息―资本密集型”产品和“信息―劳动密集型”产品,从而开发出新的市场需求。我们还可以利用国际分工机制,发展新型的出口导向型产业,参与国际及地区分工,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可是,中国一旦没有抓住这一机遇,也就必将使中国经济在新的国际或地区分工体系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况。

4.国家干预与自由贸易化同步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贸易自由化也不断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对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呈现出自由化发展的趋势,可调节的有限制的自由贸易政策在此时已成主流。但在同时,世界主要国家(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政府越来越卷入到国际贸易中去,要么公开的,要么秘密的进行保护主义贸易政策,从而达到扶持和保护本国的企业的目的。世界各国政府在国际贸易上的博弈已经成为现代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位。

5.外贸企业的竞争结构发生重大变化。21世纪以来,国际并购潮流盛行,“新寡头经济”形成,许多行业都开始为不完全竞争市场,各国大型企业的全球性战略眼光突显。但现在,中国企业与外国的跨国公司的关系仍处在争夺中国市场的合作阶段。跨国公司不断的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系统化的投资,使得中国已成为他们全球战略思想中的一部分,他们将国内市场跟国际市场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国内竞争国际化”和“国际竞争国内化”同步发展,从而促使中国经济更迅速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 使得中国外贸企业面临极其恶劣的国际竞争环境。同时,经济利益关系多元化的发展以及中国政策协调能力失利,也加剧了中国外贸企业之间和地区之间在国际贸易上的竞争,使得国内企业很难做到“一致对外”。再者,中国产业之间的相互融合、贸易结构的不断重组以及利益结构的多元化,从而导致中外企业之间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相互控制,使得中外企业之间“敌友难分”。

二、中国国际贸易政策选择

针对国际竞争环境的越发激烈化,中国国际贸易在坎坷中经历了近二十多年的改革,逐渐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去,使得中国国际贸易政策不断趋于成熟,并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及国民福利的提升。在中国参与APEC运作及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国际贸易政策也越来越趋于理性,向自由化的贸易不断迈进,贸易政策措施的选择也越来越具有针对性、规范性。

1.在WTO体制下推进国际贸易自由化。中国已是WTO成员,中国贸易政策的制定必须依据WTO这个开放型的自由贸易体制,必须在WTO所确定的原则、规则下推进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一般说来,WTO中对贸易政策及贸易行为而制定的准则、规范提倡的是使贸易自由化逐渐进行。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开放贸易制度。(2)建立并维护贸易环境的公平性。(3)采取规范的、透明的贸易调节政策。(4)允许WTO贸易政策规则以外的经济事项发生。在实际贸易交往中,一些交易和贸易政策部分的与WTO原则相冲突相违背的情况发生也是可以包容的。这些政策主要是:国际收支平衡、进口损害防御措施、区域经济一体化、幼稚工业保护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政策等。在WTO贸易政策规则下,中国的贸易政策选择主要体现在推进国际贸易自由化趋势以及利用WTO的相关保护措施对国内市场、产业、企业进行适当的必要的保护。

2.立足于本国的发展现状,制定符合本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不同国家的经济实力大不相同,因而对他采取的贸易政策也不相同。所以每个国家在制定国际贸易政策时,必须结合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本国的具体法律制度,而不能盲目地采用西方国家的政策策略。在本国行业遭遇外国贸易保护主义冲击时, 比如反倾销、反补贴、绿色壁垒、技术壁垒时,中国应适时地制定相关应对措施,加强贸易保护政策。中国已成为世界上遭受贸易保护主义打击最大的国家之一,因此,中国必须制定实时的贸易政策来应对各个方向而来的保护主义攻击。如:利用争端解决机构(DSB) 保障自身的权益、建立反倾销应对机制等。

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的WTO框架下, 国际上贸易政策的本质都是具有保护性的,并且在WTO 框架下的保护更具系统性、进攻性、合法性, 更难应对。中国加入WTO 后, 首先, 必须制定出一套有利于中国利益的符合中国国情的贸易法律体系, 以保护本国市场和企业; 第二, 由于国内各产业之间在中国加入WTO后各产业的利益分配存在冲突,因此,必须维护好、协调好各个阶级、阶层的利益, 促使社会的平稳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制定相关的行政法律法规措施。

3.构筑中国非关税壁垒保护体系。世界贸易组织在倡导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对非关税壁垒的使用作了诸多禁止性规定。可是它的思维模式则是用规则、规范来消除贸易中存在的障碍,但同时它的规则、规范还允许在贸易中进行合理的保护。这些保护的手段主要就是非关税性壁垒的措施。比如反倾销、检疫措施、技术标准、环境标准等等。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非常注重这些非关税措施的应用。因此,中国也应该在WTO框架范围内,巧妙地利用这些国际贸易中的保护措施,构筑起除关税外的非关税壁垒保护体系。

(1)加强对非关税壁垒保护措施的研究。要根据国际惯例和中国经济贸易发展的需要,对非关税壁垒保护体系的内容、结构、特征、出台时机、相互配合以及透明性等,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当前特别要加强环境保护措施、技术标准、安全标准的建立和实施,严防外国不合格产品、污染产品以任何形式进入中国。(2)加强非关税壁垒与关税壁垒措施的协调和配合。随着关税税率的下降,非关税壁垒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外贸体制中关税和非关税的协调手段比较少,而且中国传统的非关税措施已不能适应目前的保护要求。必须抓紧时机制定既为世贸组织所允许、又起到对本国特定商品进行保护作用的新非关税保护措施。在这方面,政府采购、反倾销法等是切实可行而又极为必要的。

三、结语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 特别是中国加入WTO过渡期即将过去, 世界各国的贸易政策对中国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为应对世界各国贸易保护政策的攻势,中国必须结合国际竞争环境和本国实际国情、把握中国对外贸易的实质和方向制定一套正确的、有效的国际贸易政策,从而促进中国国际贸易进一步发展, 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石广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王允贵.趋于中性化――加入WTO 对中国贸易政策的影响与贸易政策体系重构[J].国际贸易,2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