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影响范文
时间:2023-12-27 17:5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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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少子老龄化人工智能时代现状应对策略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指一个国家“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7%,这表明人类可以活得更健康、更长久。但与此同时,新一代人口增长速度低于上一代入口自然减少的速度也带来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日本是世界上少子老龄不巨见象最严峻的国家之一。日本政府借力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第四次产业革命”的红利,着力解决少子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近20年来,日本实施一系列的少子老龄化对策,希望提高总和生育率,降低人口缩减的速度,解决少子老龄化危机下的人口老化、劳动力短缺、医疗及养老等社会问题。
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
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亦称智械、机器智能,指由人制造出来的机器所表现出来的智能。通常人工智能是指通过普通计算机程序来呈现人类智能的技术。通过医学、神经科学、机器人学及统计学等的进步,有些预测则认为人类的无数职业也逐渐被人工智能取代。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各国政府纷纷采取积极的态度,在政策和资金上大力扶持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日本作为全球科技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更是将人工智能作为刺激经济增民和解决少子老龄化问题的关键。日本政府制定了“人工智能战略”,在“人工智能技术战略会议”上,提出人工智能产业化路线,将2017年确定为人工智能关键年,各政府部门对人工智能的研发给与资金支持。此外为了避免人工智能对社会道德、法律等带了的消极影响,日本政府了《人工智能网络化的影响与风险:实现智慧网络社会需解决的问题》报告和《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报告,旨在使人工智能的使用更加合理,避免恶意使用人工智能的情况发生。
二、日本少子老龄化的现状
少子老龄化是指一方面由于总和生育率降低以及医疗发达、国民平均寿命延民等原因,儿童占总人口比重降低,另一方面“岁以上老龄人口的比例提高的社会现象。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传统标准,60岁以上公民被定义为老年人,一个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达到总人口的10%则被视为步入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比率超过21%的话,就可以被称为“超老龄化社会”。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预测,日本老龄人口比例在2020年将达到26.9%,2035年老龄人口比例将达到33.4%,日本已经毫无疑问地步入了“超老龄化社会”。
另一方面,二战结束后的1947年至1949年,日本出现了第一个生育高峰,平均每年有270万人出生。随着第一次生育高峰的出生人群进入适婚年龄,1971年至1973年日本又出现了第二次生育高峰,最高时每年出生人口达210万。但此后无论是出生人口数量还是总和生育率都在下降。如果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超长时间内低于维持人口长期稳定发展的更替水平(2.1),被称为少子化;如果长时间内低于1.3,则被称为“超少子化”。2005年日本《少子化社会白皮书》指出,日本已经进入“超少子国家”。
根據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调查估计,日本的总人口预计2030年为,亿1,662万人,2048年将不足一亿,下降到9,913万人,2060年预计达到8,674万人。按照这样的人口总数来看,劳动力人口到2060年将降到至50.9%,与此相对应老龄人口将上升至39.9%。也就是说,1位老龄人口需要2位劳动力人口支撑,可以说成为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15岁至64岁被誉为“劳动力人口”,65岁以上可以从现在从事的工作上退休下来,被称为“老年人”。在日本,国民20岁成年后需要交纳年金的保险费,到“岁后可以获取年金。实际上是现在的劳动力缴纳的年金成为老龄人口的年金。那么随着少子老龄化的推进,会出现什么社会问题呢?因为缴纳年金的劳动力人口变少,获取年金的老龄人口增加,所以人均缴纳的保险费变高。这样就导致经济负担加重,在经济上养育孩子的经济能力变小,形成恶性循环。
三、日本少子老龄化的应对策略
2018年日本原总务大臣、创成会议主席增田宽也在清华大学的讲座“日本的人口减少及其应多策略”中提到“要解决人口问题还需要举全国之力,从国家层面做出政策,而且仅靠中央政府还不够,还需要地方政府一起努力,各个部门互相协作。例如,要想解决老年人护理问题,一是要有足够的从财政支持,二要有专业护理人才,此外还需要通过新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提升护理水平。最后,还应在城市设计和建设上充分考虑老龄化的影响,这其中就包括了财政部、负责劳动合同人口政策的部门以及相关技术产业部门和负责城市开发建设的部门。”
(一)年金保险制度改革
随着人口老龄化,每年用于支付年金的财政支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少子化导致的劳动力人口减少劳动力人口养育子女的经济负担增大。日本政府认识到少子老龄化是日本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在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首先,社会保障制度的收取方式进行改革。2004年开始,日本政府开始调整给付年龄,延迟退休这一提议开始兴起。按照劳动法的规定60岁退休,如果本人申请,可以延迟退休年龄,同时导入“继续雇佣制度”。随着少子老龄化的推进,到2025年将要面临更加严峻的少子老龄化问题。日本政府甚至提案将老龄人口的那个界限由65岁提高至70岁至75岁。另外也有提案将年金的领取年龄提高至70岁以后开始。其次,提高了劳动力人口的保险费用金额,增加了劳动力人口的保险费负担。为了应对不断增加的保险费用额度,采取了增税的形式。同时以发行国债的方式来实现。
(二)海外移民玫策调整
日本现在少子老龄化问题进展下去的话,劳动力人口越来越少,老龄人口越来越多。劳动力人口不足、医疗、养老护理等方面将面临人手不足、养老金支出带来的政府财政压力等严重问题频发。为了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日本调整了海外移民政策,如2006年的“永久居留新准则”、2006年和2007年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批准、2008年的"30万交换生午餐计划”、2010年的“面向第三世界的难民的相关计划”、2012年的“技术移民积分制度”等。内阁府通过反复调查论证指出,如果每年引入20万人的话,日本人口能够维持在1亿人以上,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老龄化问题。但是,海外移民也会带来“日本的文化信仰危机”、“社会治安问题”,所以日本政府在全面开放外人劳动力人籍、永住政策以及接受国际难民等方面,持保守态度。
(三)改善育儿养老环境,大力发展老龄产业
2003年被誉为日本少子化对策元年,日本政府开始推进积极的少子化的应对政策,制定了《关于培养支援下一代的当前方针》;2004年进一步具体花了相关政策,出台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2013年内阁府通过了《少子化危机紧急对策》。少子化政策实施20多年来,日本社会的保育机构,女性在职育儿保障制度及育JL补贴等各个方面不断完善,对缓解少子化进程发挥了一定作用。
在20世纪七十年代,日本政府提出了老龄产业的概念,2000年开始,老年人长期护理相关产业逐渐成为新领军行业,与养老产业相关的医疗、福利相关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老年服装、食品、保健、养老看护等服务行业,形成了有一定市场规模、相对成熟的老龄产业。
(四)导入人工智能及机器人
日本政府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为了弥补劳动力不足,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得到了广泛的关注,被称为“第四次产业革命,’。还在国家层面建立了相对完整的促进机制,希望通过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保持并扩大其技术优势,逐步解决人口老化、劳动力短缺、医疗及养老等社会问题。日本政府设立“人工智能技术战略会议”,由总务省、文部科學省和经济产业省协作推进入工智能技术研发及应用。比如,无人售货的商店里没有收银员,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在汽车制造业的导入,能够提高生产率。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养老产业、医疗护理产业,让老龄劳动能够继续工作,从而缓解日本社会劳动力不足。
四、结语
篇2
[关键词]老龄化;少子化;养老保险;广东市场
1我国老龄化与少子化现象的形成与现状
我国于20世纪70年代末制定的人口政策经过30多年的严格实施,已取得显著成效,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人口问题不是人口总量的迅猛增长,而是低生育率导致的适龄劳动力不足,以及逐步显现的“老龄化”与“少子化”等问题。我国人口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出现峰值,自从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推行后,出现了出生人口不断减少、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的情况,少子化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使我国人口数量不断趋于减少,也加速了我国的老龄化进程。人口年龄结构将严重不合理,呈倒金字塔形,导致人口比例的失衡和人口质量的整体下降。
2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老龄化与少子化问题的形成给我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和压力,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首先,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制执行下所产生的少子化直接导致我国人口不断减少。当未来进入严重的少子化社会后,人口均衡将难以恢复,人口衰退也将不可避免。其次,少子化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经济增长后劲乏力,势必成为抑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最后,由于人口老龄化严重,养老保险负担本已沉重。因此我国现有的政府推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村地区必将受到来自老年人养老问题的严重挑战。
3广东省某地区农村养老保险的现状
在笔者进行调研的某村,通过走访村部,查看相关村志和本村现有的人口资料等文献,结合与村民、学校相关负责人的访谈,笔者了解到,某村现有住户156户,户籍人口约有571人,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约占到13%,而0~14岁的少年儿童共有113人,约占19%,因此,根据对某村的调查发现,该村老龄化与少子化现象均比较突出。通过走访调查发现,该村中青年,无论男女,外出打工现象盛行,绝大部分中青年男女均会选择外出务工,以赚钱养家。那么该村中的养老和育子责任如何保障?笔者针对广东省某地区农村的老年人希望选择的养老方式进行了调查(见下图),其中希望依靠子女养老的老年人有39%,打算依靠自身养老的老年人有21%,打算依赖政府救济养老的老年人口有10%,打算依靠养老保险的政策措施养老的老年人有27%,还有3%的老年人甚至对自己将来依靠什么方式来养老还很迷茫。在我国当前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情况下,大多数老年人都考虑过将来的养老情况,但是在农村老年人群体中将养老寄希望于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比重不到28%,而希望通过其他途径来实现养老的老年人有72%,这也反映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发展还不完善,农村老年人也由于自身受教育程度有限,对我国养老保险的作用缺乏足够的信心。各地虽然都将农村地区老年人养老保险作为保险公司社会保险制度市场扩大覆盖面的主要对象,但在这个庞大的近两亿人的群体中,老年人参保率依然偏低,养老保险的总体参保率仅为15%,拥有养老保险的不会超过3000万人。
4存在问题的分析
4.1教育受限,老年人对于商业性社会保险的意识低
在农村地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体普遍存在受教育程度低的问题,小学毕业甚至文盲等情况较多存在。这一代老龄群体对于社会养老保险认识度低,且传统的养儿防老思想观念深居其心。
4.2子女外出打工,过度满足农村老人的物质需求
随着子女进城务工,收入的持续增加提高了农民家庭生活水平,也因此,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得到不断改善,农民生活得到较为可观的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生活资料得以不断地丰富。
4.3经济收入低的不舍心态
农村地区的老年人群体一辈子受苦受穷的经历,使得他们对于所获收入的钱财比较珍视,舍不得花费每一分钱,哪怕是他们自己生病,都延续着以往的小病熬、大病扛的心态,对于养老未知风险的预防的金钱花费,他们就更不能接受了。
4.4商业养老保险难以满足农村老人的养老需求
由于中国保险业的快速恢复和发展是在城市,商业养老保险公司忽视了农村养老市场的保险需求,简单地把在城市销售的养老保险产品直接运用到农村市场,难以满足农村居民的实际需要,而且保费相对较高,大多数农民无力承受。
5农村地区养老保险的对策分析
5.1加大对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宣传力度,增加农民参保意识
为了加强老年人群体对于商业养老保险的信任,我们必须加强对商业养老保险的宣传力度,通过各种渠道,使农村地区老年人群体对商业养老保险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和认识,为他们参加商业养老保险建立信心,之所以许多农村地区没有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人们对商业养老保险的不了解。另外,针对更新农村老年人的传统观念而言,他们认为依靠子女养老才是最稳妥的养老方式。但在老龄化和少子化形势严峻的今天,要加强农村老年人对于社会新形势的认识,加强农村地区信息更新和传播的速度,强化商业养老保险的概念,增加农村地区老年人对商业养老保险的意识,更新传统养儿防老的观念,深化老年人对商业养老保险的认识并鼓励购买的消费行为。
5.2鼓励发展商业保险
随着城镇化建设,农民收入逐年增加,生活水平也不断上升,得到较大的改善,普通的社会养老保险提供的生活保障是农村地区尤其是老年人群体对保险失去信心的原因之一。所以要充分把握这个有利的机会来鼓励有条件的农村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来满足农村养老保险需求。为此,政府也应制定相关政策,支持和积极鼓励商业养老保险公司积极开拓发展农村市场,建立和完善农村商业养老保险制度。
参考文献:
[1]李俊华,刘均.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探析[J].甘肃农业,2016(3):60.
[2]朱勇.少子老龄化背景下的我国机构养老问题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2.
篇3
生命周期理论由Modigliani提出,核心思想是指理性人为了应对收入在其不同年龄结构间的变化,而将一生的收入和消费加以平滑的理论。不同国家和地区人口年龄分布并不一致,按照生命周期理论,年轻人在其工作年龄段会将其部分收入储存起来留到年老时以平滑消费。按照生命周期理论,理性人在当期收入大于生命周期平均消费时,会将部分收入储蓄,以平滑过去或未来收入小于生命周期消费时的缺口,反之亦然,在进行消费平滑时某个人的储蓄会经由金融市场借贷给另一个体。个体在时间维度上进行的消费、储蓄模式切换,会带来资金借贷,从而在国内产生了资金流动。将生命周期理论推而广于国家,按照生命周期理论逻辑,那些当期收入大于生命周期平均消费的国家会将收入储蓄,开放经济条件下,储蓄会提供给当期收入小于生命周期消费的国家,这就形成了国家间的资本流动即国际资本流动。这从德国的经验可以看出,德国人口出生率低,而且长期低生育率使人口年龄结构较大,因此,在老龄化过程中德国成了资本输出国(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2投资报告,德国2006—2011年共吸收FDI2553亿美元,输出FDI6011亿美元)。不难发现,不同国家和地区人口年龄分布并不一致。有的国家人口结构较年轻,平均年龄较低,有的国家人口平均年龄则较为老化。如世界人口年龄中位数为28.4岁,日本人口年龄中位数为44.8岁,赞比亚只有16.5岁。①通常在那些人口迅速少子化(指0—14岁青少年占人口比重低于20%)的国家,由于需要扶养的青少年人口减少,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通常先是升高,然后才开始降低,因此整个社会需要扶养的青少年比重不断降低。在社会消费模式不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下,原本用于扶养青少年的收入现在缺乏特定用途而无法支出,当期收入会大于生命周期消费形成储蓄。如果该国投资需求同步增长的话,储蓄将主要在国内使用,但通常投资需求不会快速增长到吸收全部储蓄,其原因在于:技术进步增长速度通常不会很快,过量投资会导致边际效用递减;由于青少年人口减少,满足这部分人口需求的产业会萎缩,从而减少了投资需求。储蓄大于投资,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居民储蓄会满足另两方面需求:财政赤字、经常账户差额,稳健的政府不会放任财政赤字扩大,财政赤字扩张也面临限制,因此总有部分储蓄会转化为经常账户顺差,以对外净出口的形式流出国内,再以累积资本账户金融资产的方式对外投资。从现实来看,虽然世界人口变老的趋势是相同的,但整体上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要快于发展中国家,老龄化到来时间不同。由于人口老龄化会改变资本与劳动力的关系,改变国内投资收益,资本会从人口老龄化国家流向人口年龄结构较年轻的国家。Lührmann(2002)做的一项研究中,使用了大量国家人口、储蓄、投资和国际资本流动数据进行实证,证实人口年龄更老化的国家会出口资本到年龄更年轻的国家,引发国际资本流动。AxelBoersch-Supan,AlexanderLudwig,JoachimWinter(2001)构造了多国代际均衡模型,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一国会积累巨额的资本存量,通过国际间的投资多元化,一国可以提高资本收益,但当婴儿潮一代开始退休时,资本存量会逐渐下降,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驱动的国际资本流动实证———以日本为例
以发达经济体中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日本为例。从1920年到1951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比重维持在5%左右,0—14岁少儿比重则平均为35%左右,老龄化程度较低,青少年人口比重高。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日本生育率开始大幅度下降,1970年少儿人口比重下降为23.93%,65岁以上人口比重则上升到7%。此后日本老龄化比重不断上升,到1985年65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10%。随着日本生育率的持续下降,1997年日本65岁以上老人比重已超过0—14岁少儿人口比重,日本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09年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22.75%。根据前文分析的老龄化与储蓄的理论预测,与老龄化和少子化进程相伴的是高储蓄,20世纪的日本以高储蓄率著称。日本经济是开放经济,因此其储蓄部分流出国外形成对外投资。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对外投资净资产开始增长,到老龄化拉开序幕的80年代后期开始加速,其间除了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出现对外净资产负增长外,对外投资净资产基本呈现上升趋势。当储蓄大于投资时,收益率就趋于下降。以央行贴现利率来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央行再贴现率一路走低,到1995年后基本维持在1%以下。长期的低利率使日本形成了路径依赖,因而在储蓄率大幅度下降的21世纪,日本利率依然很低。泡沫经济崩溃也使日本股市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蹶不振,日经指数从1989年最高点的38000多点下降到现今的8000多点,证券投资维持正收益都非常困难。国内金融投资的低收益推动部分日本企业走出国门进行跨境证券投资。在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的同时,由于青少年人口比重减少,导致旺盛需求人口减少,使得总需求相对缩减,日本物价亦呈停滞状态。以2010年为基期100,1971年日本物价指数为35.4,经历石油危机和80年代通货膨胀后,1985年日本物价指数为90.3,随着日本正式进入老龄化时代,物价基本停止上涨,1995年物价指数为102.1,此后日本物价指数基本上在100左右徘徊,更多时候日本面临的是通货紧缩问题。由于日本国内总需求萎缩,导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必须转移海外求取生存空间,推动资本跨国流动。综上所述,随着日本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进程,日本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国内投资收益率降低,总需求下降,促使资本对外流动以保值增值从而平滑生命周期消费。于是乎日本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1972年日本海外投资净资产(为本国持有国外资产价值减去外国持有本国资产价值)为42710亿日元,此后稳定增长,1984年末海外投资净资产存量达171740亿日元。到20世纪80年代广场协定后,随着日本人口结构的加速少子化,日本对外净资产存量迅猛增长,2009年达到2662230亿日元。从海外投资的效果来看,日本通过海外投资取得了丰硕的收益,从1991—2009年间,日本对外投资净资产年算术平均收益达5.83%,最近的2010年取得收益为124,194亿日元,该年日本GDP为4817732亿日元(数据来自日本内阁府),对外投资收益占日本GDP的2.57%,平均每个日本人能获得约10万日元的海外投资收益。
中国人口结构变动趋势及对外投资现状
篇4
目前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随着养老需求的持续增加,养老供需矛盾凸显,城市社区养老成为解决现阶段我国城市老年人养老问题的必然选择。济南市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水平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社区养老服务起步较晚,供需严重失衡。如何解决这种社区养老供需矛盾,尊重老年人养老意愿,为老年人提供优质的养老服务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济南市为研究案例,对239个城市社区老年人开展问卷调查,分析其养老需求差异性,为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养老需求;养老服务;城市老年人;社区养老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口老龄化逐渐成为全球范围的普遍趋势。应对人口老龄化,首先要解决“老有所养”。现行城市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的养老需求日益不能得到满足,在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的背景下,老年人对经济保障、医疗保健、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凸显。社区养老成为解决现阶段我国城市养老问题的必然选择。
一、济南市老龄人口结构
1.济南市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特点
一是老龄化。根据济南市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截止到 2010 年 11 月 1 日零时,全市常住人口中,65 岁及以上的人口为 62.35 万人,占 9.15%,同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 1.16 个百分点。如表1所示,2020年,济南市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134万人,占全市总人口20.3%,2035年将达186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31%。以上数据显示,济南市老年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
二是家庭小。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家庭40152万户,家庭人口124461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 人,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3.44人减少0.34人,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虽然济南市家庭户规模还未统计,济南的家庭户规模应该比3.1还小,有几个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计划生育,济南市的计划生育工作较好,生育的子女少了,自然家庭户规模就小了。随着时展,年轻人结婚后就离开了父母的家,以前常见的联合家庭越来越少。三是现在的家庭多元化,丁克家庭、单身不婚族越来越多。
表1 2000-2050年济南市各年龄组人口变动趋势
三是少子化。少子化是指生育率下降,造成幼年人口逐渐减少的现象,对于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0~14岁人口为2.2亿,约占全国人口的16.6%。济南市的少子化程度更为严峻。如表1所示的济南市人口变动趋势,2005年0-14岁人口为94万人,占全市总人口15%,2015年将达101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5.2%,所占全市人口比例有逐渐下降趋势。根据人口学统计标准,一个社会0~14岁人口占比15%~18%为"严重少子化",15%以内为"超少子化",济南市已经进入"少子化"阶段。
2.调查样本的选取
根据研究目的采取随机的方式非正式无结构访谈了济南市城区239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本研究239个样本数据中,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态、健康状况、过去从事的职业、子女数、居住状况、月收入和月支出等。从总体看,所调查的老年人样本总量为239。其中,男性、女性老年人分别102人、137人,性别比例相差不大;年龄段在60-79岁的老年人有131人占54.8%,低龄老年人占多数;高中及以上的老年人占54%,受教育程度较高;婚姻状况正常的老年人居多,占72.4%;健康和能自理的老年人占84.6%,身体状况良好;个体户和无工作或务农的老年人占22%,大部分老年人过去都有稳定工作;有1-2个子女的老年人占多数,占70.7%;大多数老年人和老伴、和子女一起居住;月收入为3000元以下的老年人居多;月支出多数在1000元以下。
二、济南市老年人需求的层次分析
1.经济保障需求。
“经济保障”是人们为维持生活所必须的物质财产,是生活的基本物质保障,对于弱势群体的老年人相当重要,将近一半人对经济有着很大需求。在调查的239个老年人中,在经济上完全满足有62个的老年人占25.9%,有110个老年人的在经济上可以基本得到满足占46%,有67个老年人经济不能得到满足,甚至较困难占28%。49%的老年人对经济保障基本满足,可见有近一半人对经济有潜在需求。随着经济发展,近年来物价飞涨,老年人的经济保障应给予重视。
2.医疗保健需求。
医疗保健方面的需求主要是指老年人去诊所买药、就诊、住院等的事务是否需要社区提供服务与帮助。在问及目前最大的养老需求是什么的时候,有41.4%的老年人认为“老有所医”是最迫切的养老需求。对定期体检和健康护理有需求的老年人有162人占需求总数的31%,其次是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就近服务有需求的老年人141人占需求总数的27%,对健康咨询有需求老年人有96人占需求总数的18.4%,对家庭医生、家庭病床有特殊需求的老年人有46人占8.8%,对陪同看病、陪同散步取药有需求的老年人分别为18人占3.4%、10人占1.9%。可见,城市老年人的医疗保健需求从高到低分别是定期体检和健康护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就近服务、健康咨询、安装救助门铃、家庭医生、家庭病床、陪同看病、陪同散步取药。可以推断,大多数老年人在买药就诊方面可以自理完成,但是如住院之类的重大情况出现老年人就需要子女提供必要的帮助。在走访中也了解到,老年人对自身健康状况密切关注,对保健知识的求知欲高。
3.生活照料需求。
城市老年人对社区生活照料服务的需求情况,主要指的是老年人在生活用品代购、日间看护照料、照料饮食起居、打扫卫生、帮助户外运动等事务方面是否需要社区提供相应的帮助。通过分析问卷数据也发现,虽然社区在积极进步,但是老年人与社区互动的积极性却不高。潜在的日常生活照料需求中最高的打扫卫生31.7%,最低的日间看护照料有9.8%。在访谈过程中发现老年人对于社区照料服务的了解情况总体上偏低,许多老年人都对这些需求似乎不怎么感兴趣,有的甚至认为都是不可能实施的,这说明目前社区的福利制度还没有得到广泛普及。
4.精神慰藉需求。
在调查的239个老年人中,精神慰藉需求是最大的养老需求的老年人有47人占19.7%,仅次于医疗保健需求和经济保障需求的比例,高于生活照料需求的比例。可见,随着物资生活的富裕,城市老年人开始更多的关注精神生活质量。调查的老年人中,对精神慰藉的各种细化需求所占比例由高到低分别为,亲人关怀陪伴189人占精神慰藉需求总数的33.5%、朋友交流沟通150人占26.5%、和谐人际关系138人占24.4%、社会尊重认可66人占11.7%、实现个人价值22人占3.9%。由数据可知,城市老年人对亲人关怀陪伴需求最大,其次是朋友交流沟通。在走访中了解到,有些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也有临终关怀的精神需求。
三、养老需求特征分析
本文分析了城市老年人四个方面的社区养老需求内部差异性,并总结出多个影响因素。如表2所示,将不同的养老需求与年龄段嵌套交互分析,得出各年龄段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总体特点。
根据表中数据可以得出以下发现:
(1)60一69岁与70一79岁年龄段的老年人、80-89岁与90岁以上的老年人在养老需求完全满足的程度内有较高的相似性。60-79岁老年人的生活照料需求完全满足程度较高,80岁以上老年人的经济保障需求完全满足程度较高。
表2 不同程度的养老需求与年龄段的嵌套交互表
(2)各年龄段的老年人在养老需求不满足的程度内,差异性较大。其中,60-69岁的老年人对精神慰藉需求的不满足程度高;70-79岁的老年人对经济保障需求的不满足程度高;80-89岁老年人对经济保障需求和医疗保健需求的不满足程度高;90岁以上的老年人对生活照料需求的不满足程度高。
(3)城市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按需求程度由高到低排列,依次为:医疗保健需求、经济保障需求、精神慰藉需求、生活照料需求、其他需求。对医疗保健普遍需求,说明老年人对自身健康状况越来越重视,要加强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建设,进一步提高医护水平和质量。
四、结论
本次调查针对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展开了调查,设计了经济保障需求、医疗保健需求、生活照料需求、精神慰藉需求等选项。结果显示,老年人对社区服务的需求主要体现在医疗保健需求,为 41.4%。而仅有10.5%和 19.7%的老年人选择了日常生活照料服务需求和精神慰藉生活需求。在本次调查中,51.7%的被调查老年人的经济来源依靠离退休金和工资。由于老年人月收入以离、退休金为主,在经济上一般没有后顾之忧,老年人自认为经济状况比较好的也占多数,所以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不成问题。对于日常生活照料服务,只有日常生活照料、生活用品代购等需求较少。在被调查的老年人最想满足的精神慰藉需求时,很多老年人反映社区可以组织老年人活动,增加老年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弥补子女不在身边的精神依赖。
参考文献:
[1]人口老龄化对济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及对策研究.石兆宏 2008年第5期,山东教育学院学报111页
[2]《济南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篇5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8)04-0083-03
2008年6月4日,“第四届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筹备会暨老龄化背景下的女性高等教育研讨会”在日本城西国际大学纪尾井町校区举行,来自中国、美国、新西兰和日本的数十位大学女校长、女性领导和专家共襄盛会,探讨了女校长论坛的筹备事宜和老龄化社会中高等教育和女性的挑战与发展等问题。
“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的创立,旨在汇聚世界各国大学女校长的力量,搭建一个切磋交流、商谈合作、分享智慧的同际平台。主题是“和谐世界文化多样――大学与传媒的责任”。
为建立可持续性发展的运行机制,经民政部建议,论坛挂靠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并在第三届论坛筹备过程中,联合多所国内外高校的女校长,组织成立了“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组委会,为论坛的制度化、规范化和长期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在每两三年定期召开的大会之间,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举行一两次双边或多边小规模论坛、专题会议或调研考察。2007年11月,在新西兰梅西大学召开了大洋洲分论坛,主题为“女教师培养与女性领导力的发展”;此次在日本城西大学召开的亚洲分论坛,主题为“老龄化背景下的女性高等教育”。
木届论坛开幕式上,日本城西国际大学校长水田宗子和千叶县知事堂本晓子分别致辞,对老龄化社会背景下高等教育与女性的现状和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与期望。
中国传媒大学名誉校长刘继南、美国夏威夷大学希罗分校校长张蕴礼、新西兰梅西大学前校长甘丽雅、日本御茶水大学副校长内田伸子、北京大学副校长岳素兰、北京外国语大学前校长陈乃芳、大连理工大学副校长薛光、全国妇联原组织联络部部长马延军,从女性领导者的角度,介绍了老龄化社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情况,并就老龄化背景下女性高等教育的现状、发展的目标和实现的途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中国传媒大学名誉校长刘继南认为,为了缓解社会老龄化、少子化带来的结构性矛盾,女性高等教育要更多地考虑女性的特质,针对女性需求开设专业与课程。无论是教育思想、培养目标还是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都应该改变传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和模式。这就意味着,女性高等教育需要进行改革,其使命要从使女性获得知识训练、社会参与的机会,转向以此为基础的涵化女性特质、发挥女性优势的方向上来。同时,大众传媒的启蒙和传播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大众传媒的变革包括:一是将老年问题和女性问题联系起来,在二者辨证联系中回应老龄化背景下女性高等教育的新情况、新要求;二是要将女性真正视为社会主体和言说主体,为她们提供参与公共讨论的平台;三是把握时代脉搏、把握女性心理需求和行为方式,创新传播内容和方式,直接服务于女性高等教育、社会角色教育和生活方式教育。
美国夏威夷大学希罗分校校长张蕴礼基于她开设老年医学课题的经验,介绍了“大学应该如何帮助老年妇女改善生活品质”的建议。她提出假如妇女积极参与终身规划,尤其是获取一个更高的学位并保持经济独立,就有可能延长健康独立生活的年限。夏威夷大学希罗分校在改善老龄妇女生活质量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如给妇女提供更多的深造机会;发展了终身教育学习学院,募集私人资金为45岁以上的妇女建立辅助中心等。张蕴礼校长建议,把老年医学加入到各领域课程中,在心理学、社会学、刑事司法以及卫生医疗中尤为重要。年长的女性,可以成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经验丰富的志愿者库,同时发展校友导师项目、终身学习项目以及代际项目。
新西兰梅西大学前校长甘丽雅首先介绍了导致澳洲老龄化的凶素,并指出老龄社会中的女性,依年龄段不同,接受高等教育的方式方法亦灵活多样。与其他国家相比,老龄化社会中的澳洲女性婚嫁既晚,生育亦迟,所以无形中便有更多机会继续进修。而家庭规模的缩小,意味着妈妈们可以从冗繁的多子女教育中,腾出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已为人母的妇女,有更多闲暇继续深造,从而达成现有技能的更新或发展别的一技之长。由于女性平均寿命长于男性,为着兴趣而继续求学的澳洲老年女性人数将不断攀升。她呼吁,老龄社会中,高等学府中会有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中老年妇女,电大或夜大要做好准备,适应这一即将到来的重大变革。
日本御茶水大学副校长内田伸子在发言中指出,性别歧视在当今的全球化社会中依然存在,因此,通过缩小性别差异来提高教育质量的措施势在必行。目前,御茶水大学正在试图招收各个年龄层次的女学生。学校的教学理念也正在转变,将接受已经成家的女性,特别是老年女性,从而把学校从只为青年学生服务的教育中心,转变为各年龄层民众的知识殿堂。
北京大学副校长岳素兰分析了高学历老年群体性别分化态势与发展趋势,并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贯彻落实,女性越来越平等地与男性一起共享社会教育资源,为未来高学历老年群体性别生态走向和谐有序提供了前提条件。由于受市场经济在人力资源配置上的调解效应、女性在劳动力再生产中的过重负担以及女性自身的生理、心理特征诸因素的影响,女性在进入就业市场与职业发展上,面临比男性更多的障碍,这可能导致未来高学历老年女性社会保障的缺失,老年群体生活质量的性别失衡。岳素兰校长认为,中国老龄化存在着民族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域差别,以及老龄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性别差异、退休后晚年生活时段的性别差异,等等。针对这些特征,特别是针对高学历老年群体的性别差异,需要探讨和实施适合中国国情的“积极老龄化”战略和措施。第一,考虑到中国老龄化发展趋势,女性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紧迫性和针对性,需要有长远规划;第二,国家和各级政府要确保性别平等就业政策的落实,鼓励各级各类企事业单位吸纳女性就业。在对中国老龄化现实状况进行充分评估和预测的基础上,及时给出预案。第三,实行男女平等的弹性工作年限,充分发挥高学历老年女性的潜能,避免老年人力资源的浪费,减轻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发展带来的财政负担。最后,应提前对老年人口的成人教育做出应对方案。从长远来说,形成一个针对老年群体的多层次的、包括性别分层的终身教育体系。
北京外国语大学前校长陈乃芳就如何发挥大学退休教师的作用,与在座的各位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她指出,面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单纯地为老年人做好生活保障,不如因势利导,将银发人才导入现代化建设的大军。在中国,大学退休教师就是这种人才资源中最丰富、最有潜力的人才资源。她介绍了对北京、山东、广东三所大学的调查,其结论是:首先,绝大多数退休教师愿意并能够继续发挥作用;其次,退休教师具有专业知识特长,除了继续为本校服务以外,还能面向社会方方面面;再次,虽然以增加经济收入为目的的人数比例不算高,但事实上是凡参加各种工作的人都有经济收益。最后,退休后不愿再做工作的人数虽然只有14%,但她们中相当部分是因为体弱多病或承担着繁重的家务。政府与有关部门应更关心、照顾她们。
大连理工大学副校长薛光则以老年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及其开发利用为主要内容,分享了她的思考与心得。她认为,影响老年知识分子社会价值开发利用的因素,既包括思想观念因素、政策法规因素、社会环境因素,更包括性别因素。因此,相关的对策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转变思想观念,正确认识老年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2.制定和完善政策体系,使老年知识分子社会价值的开发利用制度化、规范化;3.建立健全社区服务体系,加速发展为老年人服务的第三产业。
此外,日本城西国际大学社会性别女性学研究所所长矢木公子和中国传媒大学媒介女性研究中心主任刘利群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向论坛提交了详细的研究报告。矢木公子以《少子超老龄社会背景下的女子教育》为题,指出现代日本社会急需重新评价20世纪后半叶确立的社会体制,建立并完善少子超老龄社会的基础法律框架和政策,同时建立有效措施强化女性教育。
篇6
恍惚的人
[日]有吉佐和子著,李炜译,南海出版公司,2011
《恍惚的人》是一部反映老龄化问题的作品。虽然作品本身是虚构的,但是立意却是真实的。作者有吉佐和子在创作时,基本没有用到什么华丽的文笔或是精巧的结构,而是采用了最为朴实的写法,将故事娓娓道来。书一开始,就从立花一家突遭变故讲起:年迈的婆婆突然辞世,夫妻俩还未从震惊中回过神,却惊觉公公茂造已经罹患老年痴呆,神志不清,认不得亲生儿女,智力急剧衰退……从此,这个普通工薪阶层家庭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作者平实的笔触下却不乏生动的描写,将许多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描摹出来,让人颇有身临其境之感:照顾长者起居的艰辛;老年痴呆患者的“怪异”行为和令人困扰的举动;上班族女性家庭与事业无法兼顾的无奈;以及目睹家人老去,意识到自己也终有这一天时的彷徨……可以说,本作虽非真正意义上的纪实类作品,但书中营造的强烈真实感,足以让读者感同身受。
在阅读的过程中,对老龄化问题的思考也一直伴随着我。本书成书于1972年,正是日本社会迈入老龄化进程的时点。作者在那时便写下本作,足见其对社会问题的深刻洞察和直面问题的勇气。也难怪本书面世时能够热销,因为书中描写的种种引起了多数日本人的共鸣吧。而这本书如今在中国出版,也算恰逢其时,因为中国社会也已经开始了老龄化进程。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很大程度上是日本的翻版,只是两者有着几十年的时差。日本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已经达到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7%的人口老龄化标准,而中国则在上个世纪末达到。当日本已经享受了战后团块时代的“人口红利”带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并进入人口负担期时,中国还在“人口红利期”之中。只是这样的日子也已经到头了,中国的老龄化进程比起日本,只有更快,这主要是独生子女政策使然。另外,由于养老压力的巨大,生活成本的提高,少子化趋势也会日益明显。日本社会遇到的,中国社会也一样会遇到,而且由于国民财富水平还较低,出现“未富先老”的可能性极大。并不乐观的前景更需要我们未雨绸缪,为此,日本的经验实在是值得借鉴的。
其实,对于这类论调,我们平时也听过不少。只是空洞的社会报告即使有详尽的数字统计,仍然给人遥不可及之感。但是,通过文学作品的描述,我们却能以一种最直观的方式来感受老龄化给普通人所带来的影响。这种令人感同身受的力量,是文学所独有的。看过本书,即使你对老龄化社会的前景依旧不甚了了,但也会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终有一天,我也会变老,这是无法改变的。到那个时候,我该如何自处?如果我也成了像书中“恍惚的人”那样,那对自己和他人,又是多大的困扰?有人也许会抱定书中那对小夫妻的想法“一定要在变成那样之前先死了才好”,其实我一开始也如此想。只是,人的思想并非一成不变。几十年后,是否还能坚持这一想法?毕竟有些事说起来容易,可真要做起来却千难万难。求生的本能也许会让你抱持侥幸的心理,毕竟不是人人都会得老年痴呆。可等到出现症状,恐怕自身已经难以采取措施了。何况,就算你可以下定决心,但如果身边的人如父母有此不幸,又该如何?你是否有权决定他人的生死呢?这个情景离我们的距离,也许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遥远……
篇7
一、人口老龄化表现形式
1、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而法国用了115年,美国用了60年,最短是日本用了25年,故我国人口龄化速度与发达同家的速度相比十分惊人。2004年中国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11%,以后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目前已接近1.41亿,我国已成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总人口的1/5,占亚州老年人口的1/2。开成原因,由于我国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减少了出生,减轻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同时人口预期寿命延长,造成底部老龄化与顶部老龄化同时“夹击”,出现了低生育、低死亡的结果,从而显得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发展很快。
2、人口未富先老,对经济压力大。当发达国家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10%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在1万美元以上,而我国在2000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达856美元,刚迈过最低收入门槛的中等收入国家,人口预期寿命则由1994年41岁延长到70岁,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低收入国家之一,由于人口老龄化,政府用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的支出不断增加,从而加大了对经济的压力。
3、老龄化分布不均和高龄化十分明显。大中城市已进入老龄化阶段,而中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低于大中城市,如上海市2000年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18.5%,北京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14.6%。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年轻人大量涌入城市。由原来老龄化城市高于农村而变为两者正在接近农村向城镇流动的年青人口增加,从而出现了大量的农村“留守老人”。我国老龄人口从1990年的800万增长到2000年的1110万,高龄人口丧偶和患病机率高,生理自理能力差,因此需要经济和生活照顾的双保证。
4、老龄化对家庭和赡养依赖性增强。
随着老龄化高龄人口增多,三世健在的家庭比例很大,加上家庭“少子化”,使家庭赡养老人的功能弱化,老人对自己后代的经济依赖也更强,据统计,50%以上城镇老年人银行基本无存款,急需社会养老功能极大发挥,以弥补家庭。随着老年人口高龄化,高龄老人丧偶率上升。生理不能自理人数增加,家庭养老的经济负担和生活照料负担日益加重,但生活节奏越来越紧张,中青年夫妇常常,难以兼顾对老人的赡养与对子女的抚养。
5、老龄化对其它方面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对投资,消费储蓄和税收都有相应影响,同时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脱离最低生活保障一线的困难加大。
二、人口老龄化的对策
1、长期稳定生育水平,减少未来老来人口。人口政策是一项缓慢发生效应的政策,一旦失误很长时期难以挽回。只要长期稳定低生育水平,才能减少老年人口的增加,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长期稳定低生育水平不动摇。
2、增强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能力,增加老有所养措施。目前,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由现收现付体制改为“流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它可以帮助正在走向老龄化的中国维持充足的存款率和良好的投资与生活水准,让劳动者分享经济改革的成功果实。同时, 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社区、家庭、个人相结合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城镇要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待遇结构多层次、资金来源多渠道、管理方式社会化的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村,以家庭养老为基础,与村级扶持相结合,发扬子女赡养老人的优良传统,保证老年农民的生活水平不低于家庭成员的生活水平。切实保障孤寡老人的五保待遇,健全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
3、建立健全老年医疗健康保障制度。改革、完善城镇医疗保险制度,发展农村合作医疗,统筹解决医疗经费来源,逐步形成完整的医疗保障体系。为老年人提供基本医疗保险,满足他们的基本医疗需求,使老年人口及家庭不致因病致贫,积极开展以老年然为主的预防保健和健康教育工作,加强对老年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研究。有条件的大中城市要建立健全老年病防治研究机构。开设老年医院、老年人护理院、老年医疗康复中心、老年病门诊,实施家庭病床,提高社区卫生服务工作,针对老年人特点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服务。
4、拓宽渠道,发展老龄产业。老龄产业大多一是卫生保健服务业,二是家政服务业,三是日常用品制造业,如老人交通工具,四是人寿保险业,五是旅游、娱乐业,六是房地产业如:老年公寓,七是老年教育产业,八是咨询服务业,在实施中,应简化手续,减免税费,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筹集老龄产业发展资金,多元化投资使老龄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篇8
关键词:失独老人;养老;权益保障。
失独老人是随着失独家庭的出现而出现的,所谓失独老人是指在育龄响应计划生育政策,只生了一个孩子。而在他们中老年时期,其独生子女却因为疾病、灾祸、犯罪等多种非自然原因死亡,但是由于年龄或其他原因他们不能或不愿再生育、收养子女,而变得孤苦无依的一类老年人群体,无法过上像常人那样的晚年生活,实际上为政策执行做出了很大牺牲,给予他们必要的帮助是社会和政府应尽的义务。
一、“失独老人”现状分析。
(一)“失独老人”数量统计分析。
2012年,中国至少有100万个失独家庭,且每年以约7.6万个的数量持续增加。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也对现行生育政策下每年死亡的独生子女总量进行了研究分析(参见图1),由此可见,如果实行现有生育政策不变,未来独生子女死亡总量会快速增长。预计到2050年,中国独生子女总量在3亿左右,每年死亡10岁及以上的独生子女超过55万,累计死亡10岁以上独生子女数量超过1,100万。也就意味着中国未来的失独老人群体将非常庞大。
而这种趋势对整个失独家庭的影响更加巨大。父母养育了惟一的子女十几年,在快要长大成人时却意外身亡,而且这类父母都进入中晚年,生育能力退化,再难重新生育子女,这样的打击更加沉重。积年累月形成客观的人口问题给社会带来很大负担,增加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二)“失独老人”生活情况分析。
“失独家庭”中的老年人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两方面都承受了极大的打击和压力,反映出这部分人群在社会上的弱势地位,社会对其给予特别的关心和保护非常重要和必要。
受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影响,“家庭养老”这种传统养老方式一直占据着主流。儿女的赡养费是父母进入老年阶段最主要的养老收入来源。独生子女对父母来说尤为重要。何况,大多数失独老人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的国营企业改制造成的“下岗浪潮”等其他原因使他们收入普遍较低。而且当这些失独老人的子女还在世的时候,有的又疾病缠身。父母总是不惜代价地想要治愈他们也使其债台高筑,陷入经济困顿。相较于一般家庭老人的养老收入来源于子女赡养费、退休金、养老保险等途径,而失独老人由于失去子女,下岗,难以负担养老保险往往失去稳定的养老收入来源,使他们本就困难的生活雪上加霜。
精神生活方面,失独老人在暮年急需儿女抚养的时候却经历了丧子之痛,而且是惟一的孩子。中国传统文化中父母往往把儿女视为寄托和希望,其打击之大可想而知,失独老人绝大多数难以接受儿女去世的现实,保留着儿女在世时的生活习惯。据调查显示,失独者的精神状态普遍较差,主要表现在自我封闭,内心抵触与人交往,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自我保护,但实际上却不利于人格、心理等的健康发展。意志消沉,对生活失去信心,甚至有轻生念头。他们敏感、易怒,难以回归到原来的正常生活。
失独老人的生活物质没有保障,精神失去依靠,这些不仅对其个人的生活造成极大破坏,也对社会稳定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由此可见他们的生活确实亟待改善。
(三)“失独老人”现有应对措施分析。
自2012年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了老年人享有的基本权利,主要是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享受社会服务和社会优待、参与社会发展和共享发展成果等权利。并从经费保障、规划制订和老龄工作机构职责三个层面进一步明确政府发展老龄事业、做好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的职责。但作为老年人殊的失独老人群体,立法并没有给出明确的保障规定。
目前,各省市根据自身情况主要推出了以下应对措施:
浙江、海南等省推出计划生育家庭扶助政策,给予失独家庭每人每月100-270元扶助金。北京市计生委联合人寿保险推出综合性保险计划,包括养老金保险、疾病身故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专为女性设置的重疾保险等共涉及五方面的新种类保险。然而,这些措施主要以各省市自主规定为主,缺乏全国性的统一组织和规定,且配套的政策和立法保障措施进展仍较为缓慢,较难适应失独家庭数量快速增加的形势。
二、“失独老人”产生原因的深层次探析。
失独老人的出现是由多方面多层次的原因所导致的。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大踏步发展,经济腾飞的同时也使失独这一矛盾显得尤为突出而尖锐。现阶段中国的失独家庭已形成相当大的规模是不争的事实。并且,随着我国少子化与老龄化的加剧(如表1),失独家庭必将继续发展成数量众多的一类社会弱势群体。也就是说,失独现象,不仅仅是一个现存问题,更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呈现出愈演愈烈之趋势。因此,结合我国国情,具体分析失独家庭产生的内在、外在原因,并探讨出行之有效的对策显得必要而迫切。
失独现象从人口统计的角度阐述,可以简单概括为某一国家低生育率与老龄化以一定先后顺序出现的产物。进而,我们对失独家庭产生的原因剖析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少子化、老龄化、两者出现的时间顺序。
(一)少子化与无子化的影响。
少子化和无子化是失独老人产生的关键原因,家庭中儿女数量的减少使失独老人产生的几率大大增加。本文将从以下三方面论证其影响:
1、基于自身职业活动推迟、减少甚至拒绝生育。
职业活动是一项社会性活动,其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个人的职业状况不仅会影响经济收入、社会地位,还与人们的自我满足、社会自我价值的认可等密切相关。因此,职业活动是少子化最根本的动因。求学是职业生涯的前奏,国人受教育人数逐年增多,第四次至第六次人口普查,我国接受高等教育(指大专以上)的人口分别为1990年1,612万人,2000年4,571万人,2010年11,963万人,平均以每十年三倍的速度递增。教育程度往高等化方向蔓延的趋势十分明显,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队伍愈发壮大。学生将更多的精力花在学习研究之上,婚嫁之事推迟是必然的事。创业整体环境优化,国家对自主创业的中小企业主给予更多的政策扶助,目前在中国正式注册的中小企业有4,200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创业者在一个企业产生成长的过程中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非常巨大,放在家庭上的时间和精力则此消彼长,生育问题由此被暂时搁置。
自20世纪80年代起,趁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我国引入了市场竞争体制,劳动者所处的就业环境越来越灵活,所面临的就业压力也与日俱增。在目前僧多粥少、就业竞争愈来愈激烈的形势下工作取代家庭成了人们的重心。同时,在数量巨大的就业大军中,女性占据半壁江山。妇女的地位不断得到提升,她们也抛弃了女人作为生育工具的观念,开始跨出家门,投入社会,期待实现自我价值,渴望成为一个成功的女人。而一旦面临生育问题,女性可能会因为生理机制随时被中断劳动,对提拔和发展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甚至有一部分外企或私企等就业竞争激烈的公司,为数不少的女性员工因为怀孕被解雇,或者生完孩子也失去岗位。生育对女性造成非常大的不便,女性始终缺乏稳定感,便会被迫做出暂时不育甚至终生不育的决定。
2、养育孩子的高额花费,迫使家庭推迟生育计划。
父母从怀孕开始到子女能够经济独立,所需要的费用是极其庞大的。以经济处于全国中上水平的杭州为例,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包括一个新生孩子的衣、食、住、用、行的费用,孩子受教育的费用和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的费用,此外还有父母正式或补贴给子女的婚姻支出。父母在抚养和培育孩子时,要支付从怀孕起到他(她)生活自立时为止的各种抚养费用、教育费用、医疗费用。大致可以分为生活费用、医疗费用、教育费用三大板块。而培养一个孩子具体又可以分为五大阶段。如表2,按2012年的消费水平计算,养育一个孩子每一阶段所需要的费用总和超54万,也就是说在不计算孩子出国、读研等更高层次的发展投资且大学毕业后即能自力更生的前提下,父母每年养育孩子的花费为2.5万元。而根据中国统计局官方统计公报显示,杭州2012年的人均GDP为89,696.8元,这表明家庭不到18万收入中近14%用于抚养一个孩子。对于普通家庭而言,不仅要负担高额房贷、生活消费、自身发展投入等,更要考虑老人的赡养费用,因此抚养一个孩子已经是父母的极限。
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对2,157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4.7%的人感觉教育支出已是城乡普通家庭极大负担。很多网友留言说:“养活自己都难,再养个孩子,第一遭罪;第二对不起下一代;第三太没社会责任感。”“生孩子就给套牢,股票可以解套,这只股永远也解不了!”“如果没有很好的经济条件和良好的自身素养,没能力培养一个优秀的孩子,就不要生。那样将会让自己一生辛苦劳累,连心理安慰也没有一丝,也误了孩子。”“孩奴”也成为继“卡奴”、“车奴”、“房奴”之后的又一热门名词,从一定程度上客观反映了家庭在生育上面的无奈。
3、环境污染影响人类生育率。
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不孕不育率增加,已成为全球的现象,环境污染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环境污染对男性生殖能力的影响主要通过化学和物理两种途径。它们可通过减弱或拮抗男性体内内分泌激素的效应,或破坏雄激素受体从而影响生殖能力。环境污染同样也对女性生殖系统产生重要影响。污染物可在胚胎发育期、青春期、生育年龄及绝经期分别对女性腺垂体、卵巢、子宫、乳腺和神经内分泌系统造成损害,导致女性生殖功能异常,影响卵巢内卵泡的发育和成熟、性激素的合成与释放,导致女性青春期提前、子宫内膜异位症、多囊卵巢综合征、月经周期改变、妊娠期胚胎发育异常等。
三、针对“失独老人”权益保护的解决措施。
(一)吸收国外先进模式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养老制度。
1、美国的养老模式对我国的借鉴。
中国有着同美国完全不同的国情,要保护失独老人的权益盲目仿效美国的养老机制当然行不通。但是,美国在养老模式方面的做法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当下,我国存在着比较显著的老龄化问题,而这样的一个问题就要求我们适当改变原来的养老体系,使其更具层次感。借鉴美国养老保障体系的构架,结合中国的当下国情,我们应当建立一个家庭养老、社会养老、社区养老三者相结合的更为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首先,结合当下现状,大多数的老年人仍愿意选择家庭作为他们安享晚年的场所。这样的一种普遍现象无疑要求我们必须认识到家庭养老在中国特色养老体系中的主体地位。我国可通过对自愿承担失独老人养老义务的亲属、朋友提供一定的政策优惠、经济上的支持等方式来增强家庭养老的功能与作用。而为了能给失独老人提供更为全面的照顾,社区单位也应当提供更多的服务,从而弥补家庭养老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一些漏洞,使失独老人能够更为长期地在家中居住。宏观上来讲,我国应当扩大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从社会养老角度入手,加大对社区、家庭养老的法制化监督,使中国特色的多层次养老保障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2、日本的养老模式对我国的借鉴。
虽然国情有所不同,但是考虑到同受儒家文化影响,日本的养老模式仍有值得中国参考和借鉴的地方:
从目前的经济现实来看,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可以推进从现收现付制向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转型。原有的现收现付制度固然体现了社会保障的基本价值观念——扶持弱者。体现了社会公平公正,但却难以应付人口的老龄化问题。而日本储蓄积累模式的运作,恰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其养老难问题。基于中国当下的现状,把这种养老制度应用到失独老人养老问题的解决当中,使失独老人在年轻时的收入在当时部分储蓄、固化为养老金,为老年生活提供保障。
(二)促进“失独老人”走出精神困境的方法。
独生子女是家中的惟一支柱,夸张而言,失独老人变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精神残疾者。基于这一现状,社会应该把目光聚焦到如何让失独老人淡化疼痛、看见新的人生希望这一问题的解决上。
宏观上来说,建议社会可以探索建立一种具有人文关怀性质的体系,通过项目化、社会化的运作,对失独的老人开展专门的心理辅导。客观来说,失独老人对已逝子女的思念和回忆是无法避免的,但是过多地沉湎于过去只是雪上加霜,成为他们未来新生活的一种羁绊。此时,光靠失独者的自我调节是远远不够的,专业人士可运用科学、专业的知识有针对性地对失独者进行悉心的心理辅导,让他们正视人生的重大波折,学会接受现实,继而展望未来。
失独者是某种程度上的精神残疾者,莫大的悲痛让他们不敢直视真实的世界,而总是会将自己封闭在黑暗的世界里。长此以往,他们的心灵将会被扭曲,抑或是变得不堪一击。此时,社会组织应当立即行动起来,主动帮助失独者与外界建立起比较良好、健康的联系。在这个方面,不少城市已经开始了初步的尝试。例如,重庆建立了真情联谊会,通过联谊会让失独家庭们汇聚在一起,彼此沟通交谈,开展各种丰富的活动,打开了他们封闭的内心世界;大连的一些组织通过QQ群传递正能量,让失独者度过苦难,走出悲伤。
(三)推进立法,从根本上保障“失独老人”权益。
实际上,政府对失独家庭的照顾工作近年来正在有序展开。10多年前,即2001年颁布的《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七条为这项工作做了很好的奠基,其中明确规定: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2007年8月,国家人口计生委、财政部在全国部分省市开展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持制度的试点工作,这便从实践意义上进一步完善了工作。此次试点规定政府视情况给予满49周岁且其独生子女伤、病、残或死亡后未再生育或合法收养子女的夫妻每人每月不低于80元或100元的扶助金,一直到其亡故或其子女康复才停止。这些努力也反映了政府已经开始正视这个问题并将其提上日程。
然而,随着中国计划生育的落实与深入,中国家庭的规模不断变小,随之而来的就是老龄化进程的推进和养老问题的不断凸显。目前来看,已有的立法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着“失独问题”在两会上的不断提出,立法的推进无疑已经势在必行。
为了使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必须利用更有强制力的法律手段来保障这些特殊群体的利益,例如适当增加因独生子女发生意外或者死亡而处于失独处境的群体的保障条款,根据实际国情和人民需求出台具体的养老保障法等。与此同时,确定落实相关部门的法定监督义务也是这项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解决工作的推进和有效落实,以便于建立更为健全的养老保障制度。另外,从根本上来说,计划生育政策也可以进行适当的修改与完善。法治时代,有法可依,失独老人的权益才能从根本上得到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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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日本;孤独死;老龄化;原因
一、日本“孤独死”的现状
“孤独死”现已成为日本一个特有词汇,指的是独居的老人死亡时,身边既没有一个亲人,也没有一个朋友,可以说是在没有任何人察觉的情况下孤独死去,直到尸体腐烂发出异味甚至化成白骨后才被发现。
自2002年起,日本各地“孤独死”现象频频发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热议。据日本权威研究机构统计,仅2011年日本65岁以上的老年人,“孤独死”的就超过1万5千人。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11年的数据显示,仅在东京一个地方一年的“孤独死”案件就多达2718宗。
日本内阁早在2009年10月就对全国约35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了“地区内生活方式”和“日常生活意识”两项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自己会“孤独死”的老人比例达42.9%,尤其是在单身家庭中这一比例竟高达64.7%。另外,这一问题在大城市也更为突出,在东京等大城市和人口在10万以上的中等城市,切身感到自己将“孤独死”的老人比例也超过了45%。
正因为“孤独死”这一现象的严重性、典型性和深刻的社会性,2008年日本官方大辞典《广辞苑》在进行第6版修订时,甚至特意将“孤独死”作为一个专有词汇载入其中。
二、日本“孤独死”的原因
为何多年以来都以长寿自居的日本竟会频频发生“孤独死”这样凄惨的社会事件,其原因是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严重的人口超老龄化问题
日本是世界上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男性平均寿命为79.94岁,女性为86.41岁。截止2014年3月31日的统计数据,日本满百岁的老年人口将达到5.4397万人。
国际上通常认为,当一个国家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超过总人口的7%时,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超过14%时就进入了“深度老龄化社会”,如果超过21%的话就进入了“超老龄化社会”。据日本政府公布的2011年度《高龄社会白皮书》显示,截至2010年10月1日,日本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达2958万,占总人口的23.1%,日本已进入“超老龄化社会”。
在这些老龄人口中,就有超过500万的人口为独自一人居住,约占老龄人口总体的六分之一。随着高龄人口的逐年攀升,独居者也越来越多,“孤独死”现象必然也会愈演愈烈。
(二)沉重的经济压力
经济压力首先是造成日本人“孤独”的重要原因。自1990年日本的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企业的临时工和合同工的比例增加了3倍。泡沫经济的恶劣影响还未散去,日本又遭受2008年金融海啸的侵袭,给原本就已经非常萧条落魄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因此,日本人在工作和生活中都面临巨大的压力,使许多人被迫成为工作狂,拼命工作的他们中有不少人从未结婚,直到退休彻底成为一名独居者。
日本经济多年的萧条让那些边缘人群首当其冲受到影响。这些人以退休或失业、无业人员为主,多患有慢性疾病、住廉价公寓,又以高龄、单身居住的男性居多。根据东京都福祉保健局的数据,仅2008年东京都内孤零零地离开人世的、65岁以上的老人(含自杀)就有2211人之多,而2002年还只有1364人。在经历了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的灾难后,“孤独死”和自杀一道,成为失去家园和亲人的灾民的两大杀手,至今已经夺去了1618人的生命。这个现象已经如此普遍,以至于有搬家公司的老板说他两成左右的业务是清理死后的现场,而这正是2009年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日本电影《入殓师》的主题之一。
(三)滞后的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
客观来说,日本老年人享受的社会福利和保障还是比较健全的,在发达国家中也算处于较高水平。在日本,政府、企业和非盈利组织均可建养老设施。政府主要提供基本福利范围内的养老设施,而企业和非盈利组织则根据不同消费阶层、不同需求建相应的商业或公益性养老设施。
然而,人口的超老龄化问题急剧加重了社会的养老负担,需要加大对医疗设施、老年人福利设施和从业者的投入。作为亚洲最先进入老龄社会的国家,日本在应对老后生活方面不可谓不得力,并建立起了行之有效的保障体系。但任何制度政策都有无法弥补的短板,当前日本社会面临的养老设施短缺、从业人员不足、虐待老人等现实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
同时,医疗护理保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滞后、甚至恶化,造成住院等个人负担大大增加,使得许多人住不起医院,或在疾病还没有得到根治的情况下就不得不提前出院,在家养病。有病却无法得到全面而有效的治疗,这必然给许多独居老人造成沉重的生理和心理双重压力。
(四)“老老看护”弊端重重
尽管没有确切统计数字,但目前由“老老看护”引发的孤独死高发。在日本,仅由老人和超高龄老人组成的家庭十分常见。
在近几年发生的“孤独死”事件中,有多起都是由于“老老看护”引起的。在一些家庭中,一位老人负责照看另外一位老人,当照看方的老人病倒或死亡后,被照看方的老人则因失去看护又无自理能力,而被活活饿死。家庭成员中唯一有自主生活能力的一方去世,其余家人由于失去照料、主动或被动断绝与社会的联系而发生连锁死亡。
(五)“少子化”和“小家庭”的影响
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婴儿的出生率逐年降低,如今日本早已进入未婚化社会,众多适龄青年男女都选择不结婚。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过后,这种现象更加明显,日本的不婚率逐年攀升。据NHK报道,“日本社会当前有71%的适龄男性未婚,25到29岁的女性有60%未婚,30岁到34岁的女性中有近一半未婚”。
另一方面,传统的日本家庭通常是父辈、子辈、孙辈三世同堂,一家之主的丈夫作为家庭领导拥有绝对的权威,这样的家庭在二战前的日本是非常普遍的。然而自二战后,这种“大家庭”的生活模式开始发生转变,到如今,只有夫妻(或单亲)与未婚子女构成的“小家庭”(日语中称为“核家族”)已占据全部家庭的60%以上。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年轻人结婚后都会离开父母生活,那么独居的老人也将越来越多。
伴随着不婚或不育年轻人的增多,就意味着这些年轻人退休后都毫无例外地要独自生活,孤独终老。同时“大家庭”的逐渐消失,也使得更多的老年父母被迫独自生活,这都给“孤独死”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六)冷漠的人情和根深蒂固的“面子”问题
大量“孤独死”的老人都是死后多天都未被注意,直到尸体变质发出异常臭味才被发现。这也从一个侧面彰显了日本人与人之间淡薄冷漠的人情关系。住在同一栋楼里,甚至是自己的邻居,相互之间几乎从不来往,对对方的状况几乎毫不知情。这一起起悲凉的“孤独死”事件,让不少民众将表面繁华的日本称为“人间沙漠”。
一方面是冷漠的人情,另一方面是独居老人对融入社会缺乏信心。尤其是常年在外打拼的男性退休后,更容易受到“工作狂人后遗症”的困扰――他们不仅生活技能低下,还缺乏社交的技巧和信心,更容易与世隔绝。日本政府的一项调查显示,60岁以上的老人中,有25%的男性和10%的女性表示,他们在危难的时候找不到可以信赖的邻居或亲友帮忙。
因此哪怕是亲友之间也很少有深入的沟通,更不用说与陌生人沟通拉关系了。儿女成年以后一般不会和父母住在一起,父母也不会帮忙抚养孙辈,相互来往也不多,长此以往亲情就变得更加淡漠。这同时也导致另外一个现象的发生,即老年犯罪率的逐年攀升。每年为了排遣寂寞去偷窃而被捕的日本老人有3万人之多。
日本人极爱“面子“,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不要给别人添麻烦。生活困难的老年人,日本政府会提供一些救济金,符合条件者就可以申请领取,可问题是多数日本人自尊心和隐私观念都很强,宁愿一个人偷偷地吃苦受累,也不愿意别人知道自己的困苦,更不愿意接受“嗟来之食”。
三、结语
“孤独死”这个现象是日本近二三十年来社会问题的缩影。在老龄化日益严重、人口总数连年萎缩的同时,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却不断创下新高,户数也在增加,这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是一个人独居,有媒体就此称日本是“孤族之国”。
当越来越多以家庭为单位的孤独死发生后,日本人担忧,别人的今天是否会是自己的明天?再完美的社会保障体系也难以覆盖每一个体,现代社会也难以在短时间内修复日渐淡薄的人际往来。但对自身前途命运的担忧正促使越来越多日本人走出家门,主动增进与身边人而不只是亲人的联系。他们只有努力从身边做起,从社区做起,重系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
参考文献
[1] 吕盈盈.日本老年独居者的悲哀[J].当代电视,2011(2).
[2] 阳芹.日本“少子化”现象带来的问题及产生的根源[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5).
篇10
【关键词】新疆;人口老龄化;消费效应;平稳性检验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8-008-02
一、新疆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一)新疆人口老龄化的总体水平较低,但人口老龄化进程较快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与全国相比,新疆60岁和65岁及以上总人口的比例仍低于全国,可见,当前新疆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滞后于全国;但在发展速度方面,新疆人口老龄化进程还是较快的,在1990年到2010年这两个十年间,新疆60岁和65岁及以上人口的年均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新疆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城乡和民族差异比较明显
从统计资料看,新疆人口老龄化呈现出明显的地区不平衡,东疆、北疆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快于南疆;城镇和汉族人口聚集区已率先进入老龄化的行列,同时在少数民族聚集区和新疆贫困的高发区,南疆三地州农村少数民族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也不断加快。
(三)老年人口健康状况不乐观,相关医护措施不完善
由于城乡卫生条件的限制,老年人口健康状况差异显著,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南疆地区,以及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文化水平低,人口素质不高,加上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相关配套的医疗保护措施不完善,健康状况更不乐观。
二、新疆人口老龄化的消费效应
(一)理论框架
本文采用简单计量经济模型,根据2002-2013年新疆老年人口抚养比(ODC)、人均可支配收入(AI)、居民消费水平(XFS)这些数据,运用Eviews软件做简单的线性回归分析。
(二)模型构建
消费水平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利率等众多因素的影响,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选用简单计量经济模型,将老年人口抚养比(ODC)、人均可支配收入(AI)两项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居民消费水平(XFS)作为被解释变量,模型设定为:
(三)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2000-2013年新疆老年人口抚养比、人均可支配收入及人均消费数据作为研究变量。
由表1可知,从长期看,老龄人口抚养比、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居民消费水平都具有增长趋势,为防止出现“伪回归”的情形,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序列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由以上的ADF检验可知,当变量取对数二阶差分后三个变量均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说明三个变量取对数后经过二阶差分后均为平稳序列,因此三个变量均为二阶单整即I(2)。因此变换模型为:
其中,X1代表对老年人口抚养比取对数并二阶差分的变量,X2代表对人均可支配收入取对数并二阶差分后的变量,Y代表对居民消费水平取对数并二阶差分的变量。利用调整后的模型,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多元回归,模型中所有变量在5%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最终方程为:
(-1.485135)(22.88370)
R2=0.988040DW=1.115259
最终模型显示,老年人口抚养比(ODC)的系数为负,表明人口老龄化与居民人均消费反向变动,其平均每增长1%,居民的消费水平将平均减少约2.89,说明人口老龄化给居民消费带来了消极影响;而人均可支配收入(AI)与居民人均消费呈现正相关关系,两者同向变动,其每增长1%,居民的人均消费将平均增长0.69%,表明收入的增长能明显带动人们的消费需求。
三、结论和对策建议
(一)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人口抚养比的提高会抑制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且影响程度较大,说明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存在影响,且这些影响是负面的,人口增长率不断降低,而劳动人口总量在减少,因此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增加给消费带来的不利影响将会继续增长。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与现今整个大环境有关:老年人对未来存在忧患意识,并相信只有自己的钱才能给自己保障,由于对疾病的担忧,老年人常常选择自己勤俭节约,增加储蓄,尽量减少消费;另外,老年人还存在遗赠动机,更愿意把自己的钱留给子孙。
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较大,收入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人们因为预期收入的提高,对自身的消费能力更有信心,消费行为也更加大胆。因此不断提高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即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从而提高全疆老龄人口及其家庭的消费能力及消费信心,从内激发老龄人口的消费需求,最终促进老年消费市场向着更加合理、有序的方向。
(二)对策建议
1.完善养老制度,构建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
应建立制定并颁布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法》,通过法律手段为养老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创造稳定的法律环境;更好地发挥包括公共养老金制度、企业补充养老金制度、个人储蓄保险制度和个人年金保险制度等多个支柱的优势,从而能在老龄化进程日益加快的情况下分散养老金风险,提高待遇给付的效率;同时,也要发挥社会互助保障、慈善组织、家庭养老保障的重要作用。这样才能更好的实现目前新疆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情况下老年人的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借鉴国际实践经验,建设养老保障的“一站式”服务体系
新疆人口老龄化现状与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完善的养老保障制度不相协调。应尽快完善基本的养老保障体系,首先应建立健全城乡的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老年人口提供良好的服务,并在城乡之间、不同养老金计划之间建立“一站式”社会化服务体系。其次,要加快建立健全城市医疗保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以及城乡贫困老年人的医疗救助、生活救助制度,扩大城镇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覆盖面,优化医疗卫生资源,发展社区医疗服务,解好老年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最后,可以采用多层次的养老保障方式,更好地体现国家、企业、个人的责任,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各主体的积极性。
3.注重新疆的老龄产业的发展,不断扩大老年市场
随着新疆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的增加,新疆的老年市场也逐渐扩大,老年人口在物质、精神生活以及服务都有相应的一些需求,这为新疆的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如何更好地将老年人的健康资源和能力资源进行生产性的转化,为新疆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贡献出新的力量,利用好“银发资源”这个巨大的发展空间对于我们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要注重新疆老龄产业的发展,为老年群体提供健康向上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娱乐活动场所,发展适宜的老年产业。同时,也要不断开发适宜老年群体需求的新产品,引导企业生产满足老年人各种需求的门类齐全、经济适用的老年产品,最终拉动老年消费市场的增长。
四、结语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一个共同的社会问题,新疆的人口老龄化也不容小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研究新疆人口老龄化特殊进程对消费的影响效应极具现实意义。随着新疆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日益加快,退休人口数量的增加、人类寿命的延长以及“少子化”已使劳动力短缺,加重了劳动人口与整个社会的负担,但老年消费市场不仅庞大且极具潜力,如何增强老年人口消费的能力与信心,促进老年消费市场向着更加合理、有序方向发展值得无疑我们进一步思考与探究。
参考文献:
[1]童玉芬.新疆人口老龄化的形势、特点和对策[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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