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进步的动力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科学进步的动力，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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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理论联系实际刀具学习兴趣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当人们对某个事物产生兴趣时，就会主动去接近它、了解它，而成为一个好之者或乐之者。在刀具（生产中的）课的讲授中利用学生对刀具（生活中的）特有的兴趣，讲授与刀具相关的生活趣事与知识，使理论知识与生活实践相结合，将学生培养成好之者或乐之者，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一） 创设疑问情境激发学习兴趣

研究表明，对事物的爱好和兴趣才是求知的内在动力，兴趣能发展思维激发学习主动性。枯燥的理论课如何提振学习氛围、激发学习兴趣，一直是学习活动组织者的探究。对于思想活跃、思维敏捷的青年学生，在教学中创设疑问情境不矢为一种较佳的教学方法。

在“金属切削原理与刀具应用”课程的学习初期，由于它的理论性强、概念性抽象，课程中的许多问题很难被学生理解和记忆。如“角度参考系内的刀具角度标注”一课中，图纸上刀具各个角度以及定义，对于具有一定识图能力的学生来说，仍然是很难看懂和理解的。虽然、可以通过教模和实物来辅助教学，增加直观度和感性认识。但就学习的情绪和兴趣而言，这些手段的作用甚微。

为培养学生对刀具角度的理解及兴趣，引入了生活中的菜刀作为例子，向学生提问：“谁家的菜刀能剁铁丝和钉子？我买了一把哑巴卖的菜刀能削铁、能剁钉。想知道其中的道理吗？奥秘就在刀子的角度上，这和我们学习的刀具角度是相关的。待学完并掌握了这一章的内容，我们就能应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来解释其中的“奥秘”。

这一做法给原本宁静的课堂，注入了一针“兴奋剂”，带来的是活跃、宽松、和谐的课堂气氛，和众多惊讶、疑惑、期盼的目光。而更多的同学则是在思考，在交头接耳。想解释菜刀剁铁丝这一现象，真的与所学的知识有关吗？刀具角度这些知识也能体现在生活中吗？所提的问题使他们产生了兴趣。当学生产生兴趣时，并把兴奋点集中到与教学内容相关的知识上，才能引发问题并产生积极的思索和探求未知的欲望，才能激发起学生对理论课的学习热情与兴趣。

（二） 理论联系实际提振学习兴趣

研究表明，一个不知道学习具体意义和目的的学生，是很难充分发挥其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与兴趣，学习活动的组织者——教师在讲授新课之前，必须让学生明确学习目的和要求，以及教学内容在生产实践中（或生活中）的意义及作用。当他们明确了学习的意义和目的之后，就易产生学习的愿望及兴趣，激发他们主动地进行学习与探索。

“金属切削原理在生产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一课，就是将所学的金属切削原理的理论知识应用于生产实践。其主要内容是根据不同的工件材料，选用不同的刀具角度等。由于课本上教学实例中的一些材料，都是同学们陌生的，连一点感性认识都没有，学生不易接受。如何选用刀具角度才是合理的，所涉及的内容理论性很强，且没有实验来验证理论。表面上贴近实际的课也难以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然而，“哑巴卖刀”则是生活中一个很好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实例。由于哑吧不能说话，为了推销自己的菜刀，就用它来削铁、剁钉、切棉花，以示证明刀具的好坏。理论课上我用这个实例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因为实验的刀具及材料都是同学们所熟悉的，早已有了一定的理性认识。用菜刀去“切铁”最易唤起学生的好奇心与兴趣。再在黑板上用板图加以说明“哑吧刀具”的角度选用问题，并将“哑吧菜刀”的楔角与书本上的金属切削刀具的楔角进行一一对比，使同学们理解了楔角大小与刀刃强度的关系。以及当楔角一定时，增磨倒棱刃来增加刀刃强度的意义。从而揭示了“哑巴菜刀”的奥秘。从同学们的目光及反映中，就能看出他们对刀具角度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

（三） 丰富知识内涵培养学习兴趣

一个好的组织者，除了课堂教学中采用必要的手段与方法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与兴趣，课后又能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引导学生为获取知识而主动学习。使同学们对待学习的态度以及求知的欲望保持延续性与持久性，使他们对待知识的兴趣不减，并愿为此主动探讨与思索。

为了实现这些，我做了一些尝试。课后留一些使学生感兴趣的思考题，或者是一些开阔学生视野和增加知识情趣的课题，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引起求知的欲望。如：一把好刀除了有好的刀具角度，还应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和性能？剁骨头会崩刃或刃口卷曲的刀子说明了什么？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和他们学过的《金属材料与热处理》的专业知识相关，以课余作业的形式留给学生，让他们去思考、去探讨、去寻求答案，去调动他们的学习热情，去检查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看他们能否学以致用。也可以出一些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的，能丰富知识面并激发求知欲望的题。如：知道“世界五大名刀”吗？中国的名刀、剑有哪些？听说过“天下第一刀”的亚卓刀吗？见过它与瑞士军刀的比试吗？……。这些问题小而具体，深而有趣，有适当的难度和趣味性。就象一块磁铁牢牢地吸引着学生的好奇心与求知欲，为获取这些使他们感兴趣的知识，去主动地查阅相关资料，去利用现代化的互联网寻求答案。

这些方法较为有效的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热情，培养了学习的兴趣，达到了为获取知识而主动学习的目的。更有甚者，寻求不到理想的答案又不甘心，将此事牢记在心，寻机再向老师讨教。由此看出兴趣乃学习之根本，兴趣乃学习之动力，兴趣乃学习之源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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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人均收入计量经济模型

一、引言

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中国正在用7％的耕地养活着占世界人口22％的人民。这一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农业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农业技术进步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生物化学技术进步和物理技术进步。前者包括种子改良、化肥和农药等流动性生产资料的开发、栽培和饲养方法的改善，其中取得效果最明显的是提高土地生产率和稳定生产水平；后者通常表现为对农业机械、农业生产设施等固定生产资料的开发改良，带来的直接效果是缩短单位产量的劳动时间，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

为了更好地说明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的影响，本文从实证的角度出发，以我国农业技术进步为自变量，农民人均收入为因变量，建立一个计量经济模型。通过对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当前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尤其是农民收入所反映出的一些特征，从而为我国的农业技术投入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基本模型建立与数据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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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经济发展；杠杆；作用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9)-04-0084-01

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竞争的激烈化，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突现出来。

一、实现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

实现社会稳定就要善于把握思想政治工作的分寸，协调处理好人民群众间的各类矛盾。做好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首先要怀有对人民群众高度热忱的感情，这份感情要建立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上。要时刻牢记我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对人民满怀热情，高度负责，努力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只有懂得了这些道理，协调处理解决问题才有明确的方向，那里的经济才会稳步发展。其次，思想政治工作要从点滴做起，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事，都要过问，都要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千方百计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创建和谐社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

没有社会的稳定就没有社会的和谐，没有社会的和谐，经济发展就无法得到保证。创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善于把握和运用社会发展规律，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处理好解决好社会备类事务。要保证社会和谐，首先应该全面提升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能力素质。作为合格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灵活多变的工作策略，热情庄重的待人态度，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其次，社会和谐不但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抓起，更要从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点滴小事做起，引导人民群众逐步树立“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思想观念，使思想政治工作成为推动社会和谐的动力和源泉。再次，做好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关键在于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分析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善于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创建和谐社会，思想政治工作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而和谐社会的建立更是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保证。

三、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

要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就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发展进步都离不开“人是第一要素”这一规律。因此，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市场竞争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更应坚持人民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了经济发展，发展成果由人民群众共享的服务理念。千方百计发挥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保证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志曾经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如何协调处理解决好人民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类错综复杂的矛盾，如何调动人民参政的积极性，是加快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大量的事实证明，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充分利用思想政治工作在经济发展中的杠杆作用，全面提升人的素质和能力，就能持续稳定推动经济快速发展，所以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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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农业也实现了较快增长。农业总产值从1978年的117.5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46 940.5亿元，人均粮食产量也从1978年的319公斤增长至2012年的437公斤。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成为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保障。

中国的经验表明，非农部门的高速增长可以为农业产出的增长提供诸多有利条件。过剩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被非农部门吸收，农业部门长期紧张的人地比例关系大为改善，从而为高生产率的新型要素进入农业生产创造了条件;非农部门成长引致的农民非农收入的增加和社会物质资本供给的丰裕，使农业部门的资本投入显著增长;土地的工程化改造、规模化经营和生产手段的机械化等现代农业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工业化和市场进程中不仅成为可能，也显现出其有利性;农业生产组织的性质亦由过去的生存型农业转向市场化或牟利型农业。

更值得关注的是，非农部门的发展同时给农业总产出的持续增长带来极大的挑战。第一，截止2012年底，全国共有农业农地64 646.56万公顷，其中耕地13 515.85万公顷（20.27亿亩）。人均耕地面积约0.1公顷，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工农争地的矛盾日益突出。从2001年到2009年，户均耕地面积从7.63亩减少为7.12亩。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公布的人均耕地的警戒线为0.05公顷，一旦突破这一警戒线，实现粮食自给的目标即使在现代化生产条件下也难以保证。目前中国有超过666个县或行政区划单位的人均耕地低于该指标，占全国县或行政区单位的23.7%。其中低于0.03公顷的县（区）达463个，有些县区人均耕地只有0.01～0.02公顷[1]。耕地面积的减少越来越成为制约农业可持续增长的瓶颈。第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尤其是转移到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大多为青壮年，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的多为老龄者和妇女，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呈现结构性下降，老龄化、女性化成为留乡务农劳动力的主要特征。第三，随着工业化加速和城市化扩张对粮食需求的增长，农业生产中长期大规模和大剂量地使用化肥，由此造成土壤肥力减退、板结等问题。长远来看，化肥的过度使用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增长。第四，尽管近年来科技对农业生产的支撑逐步加强，农业科技贡献率逐年提高，但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据科技部统计，2013年农业科技贡献率为55.2%。而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贡献率一般在70%～80%之间，德国、英国、法国等则超过了90%。

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在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一方面，非农部门的进一步扩张和人口总量的增加将对粮食形成持续增长的刚性需求;另一方面，农业用地和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趋势仍不可逆转。因此，从长远来看，依靠技术进步成为实现中国农业产出持续增长的唯一可选择路径。

本文讨论的问题首先与技术进步对农业增长影响的文献相关。将技术进步视为农业可持续增长的源泉，是现有文献的基本共识。费景汉和拉尼斯的二元结构转变理论，将农业技术进步视为劳动力大规模非农转移下农业成功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2，3]。舒尔茨认为，把农业改造成为经济增长重要源泉的关键，唯有用高生产率的新生产要素替代已耗尽有利性的传统要素，而新农业要素是“装在被称为‘技术变化’的大盒子里”[4，5]。在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的“诱导技术变迁模型”中，强调技术变迁是发掘农业增长潜力和突破农业资源瓶颈的最重要的解释变量[6]。国内大量文献同样强调了技术进步对中国农业增长的重要意义。程序强调大力发展农业科技以及提高农民的文化科技素质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指出中国未来的粮食安全保障取决于农民学用科技的状况[7]。郭剑雄认为，在农业生产函数中，产出的增长既依赖于要素投入的变化，也决定于要素生产效率的改进。要素效率的改善有两个源泉：一是技术变迁，二是制度的演化和进步[8]。刘辉阐释了中国农业技术变迁与农业发展的路径，强调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紧紧依靠农业技术进步[9]。储成祥、毛慧琴以江苏省为例，计算得出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62.1%。随着社会进步，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将进一步助推农业增长[10]。

至于如何推进农业技术进步，则存在见仁见智的不同思路。（1）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认为，技术变迁是对具有不同供给弹性资源的相对价格变化的反应。土地与劳动价格相比更高时，农业技术进步作为土地的替代可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因而被发明和采用;相反，当劳动成为稀缺性资源并价格高昂时，节约劳动的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则更具经济合理性。价格机制的诱导，被认为是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的动力[6]。（2）谢辛斯基把技术进步视作资本积累的函数，其技术进步方程为A=Kb，其中K代表资本总量[11]。罗默开辟了经济增长模型中技术进步内生化的一条简捷路径，新资本与新知识之间的固定生产比例表明，K在测度总资本存量的同时，也可以测度厂商所获知识总量。在罗默模型中，K可以看作是一个复合体，投资既导致资本深化，也会推动技术进步[12，13]。（3）舒尔茨强调，虽然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离不开新的技术、新的生产要素的投入，但要确保新的技术带来更多的产出，就需要提高农民接受新技术的能力。在舒尔茨看来，人力资本投资的快速增长才是“技术先进国家在生产力方面占优势的主要原因[5]。”纳尔逊和菲尔普斯认为，人力资本水平是新技术的扩散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假定其他条件一定时，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技术进步的速度越快，扩散范围越广[14]。卢卡斯也认为是人力资本水平以及为提高人力资本存量耗费资源的多少决定了技术进步率的高低[15]。（4）Mario Coccia认为，人口增长率和技术产出之间关系存在一个倒U形曲线，其中人口增长率存在一个中间区域与更高的技术产出相关（必要不充分条件）。适度的人口增长率作为主要的决定要素，与其他社会经济要素一起，决定着技术产出。而人口增长率的中间区域以外的部分，技术产出对人口增长具有负效应[16]。（5）国内文献更多地强调了政府政策等制度性因素对农业技术进步的作用。吴敬琏提出，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是推动技术发展的主要力量[17]。黄振华发现，当政府财政加大对农业科技推广的扶持力度时，技术进步率随之提高[18]。张永丽，葛秀峰指出土地政策、投资政策、税收政策等各项农业政策，在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同时，也为农业技术进步提供动力和支持[19]。朱广其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技术进步机制是农户在利益支配下能动地技术选择和政府对技术选择推动的有机结合[20]。

人口转型是本文研究技术进步与农业可持续增长关系的切入点。因此，有关人口转型的讨论形成本文研究的另一重要文献基础。与人口学将人口转型限定为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经高生育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过程不同，现代经济学把对人口生产变动规律的讨论扩及到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的关系方面。（1）一些学者注意到经济发展过程中生育率与人力资本之间的逆向变化。贝克尔发现，家庭生育子女的数量与质量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在家庭收入和时间禀赋的约束下，如果子女数量增加，那么针对单个子女的质量投资将会减少，致使每个孩子的质量下降[21]。贝克尔、墨菲和田村以及卢卡斯等人把生育决策和人力资本积累决策同时整合在一个经济增长模型之中，将内生生育率和内生人力资本积累率同时作为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的基本解释变量。在他们的模型中，生育率与人力资本积累率之间的关系伴随工业化进程而发生逆转[22， 15]。Ronald Lee和Andew Mason认为是低生育率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了人口的素质，进而提高了人均消费水平[23]。孙文忠引入“人口素质”变量，将人口发展过程看作为两大阶段：以人口数量增长为主要特征的人口数量扩张阶段;以提高人口质量为显著特征的人口质量内敛阶段[24]。郭剑雄和李志俊也注意到，在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以来，农村生育率一直保持着下降趋势，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在不断深化，农村家庭已由子女数量的偏好向质量的偏好转变[25]。（2）对于工业化进程中人口量质关系逆转的机制，现有文献提供了多视角的解释。贝克尔强调，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和由其决定的时间价值的增加，既使生育率因受到成本约束而下降“当资本装备率以及人均收入增加之时，子女赡养费用将会增加，因为工资水平和花在子女身上的父母时间的价值将随着资本装备率的提高而提高。如果收入增加对出生率的积极影响弱于子女赡养费用增加引起的消极影响，出生率就将下降。”参见[美]加里・斯坦利・贝克尔：《家庭经济学和宏观行为》，《现代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第12期;《现代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5年第1期。。又导致对劳动质量的投资因人力资本收益率的提高而加速[21]。卢卡斯直接将工业化过程中人力资本收益率的提高视作人口转型的原因，“人口变迁必须包含人力资本积累的收益率提高以作为新要素”，“要解释人口变迁中的生育行为，我们需要强调由积累的私人收益率激发的内生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26]。在Galor and Weil看来，人均收入的增加和人力资本收益率的提高，均为技术进步的结果，由此他们将技术进步因素作为工业化进程中人口变迁的基本解释变量。“在我们的模型中，父母关注点也从数量向质量转变，但这不是对收入水平变化的反应，而是对技术进步作出的反应。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不平衡’引发的人力资本回报率，从而诱使质量替代数量。”[27]

应当肯定，无论是对农业技术进步意义及农业技术进步路径的研究，还是对人口量质关系转变现象和机制的认识，现有文献是富有较高解释力和一定应用价值的。因而它们构成本文研究的基础。本文的研究试图推进的工作是，与第一类文献不同，我们拟将农村人口转型作为农业技术进步，特别是现代农业技术形成的重要条件加以考虑;与第二类文献的差异在于，我们将关注点转向人口转型的发展含义之一――对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方面。笔者认为，农村人口量质偏好的转型，将成为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

二、中国农村的人口转型

人口作为资源，涉及数量方面和质量方面。本文所谓的人口转型，即为人口生产由数量偏好（高生育率）向质量偏好（高人力资本积累率）转变的过程。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在工业化的一定阶段之前，人口生产长期存在着明显的高生育率和低人力资本积累率的数量偏好;进入工业化的较高发展阶段，人口生产则开始转向高人力资本积累率和低生育率的质量偏好。大致始自20世纪末期，由于对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参与，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也开始了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人口转型过程。

进入21世纪，由于农民大规模地参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农村生育率在计划生育政策推行的基础上进一步呈下降趋势。农村生育率始终低于1.8，2010年农村生育率仅为1.43[28]。生育率下降的结果是农户家庭规模趋于缩小。农村户均人口数从1990年的4.21人下降到2012年的3.06人（见图1）。

农村生育率的下降可以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农村人口所拥有的兄弟姐妹数的变化进一步来观察。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8》（CGSS2008）数据库记录的农村样本，出生于1950-1970年、1971-1980年和1981-1990年三个不同年代的农村被访问者， 其平均兄弟姐妹数依次为3.95个、2.94个、1.71个（见表1）。平均兄弟姐妹数随着出生年代递减的趋势，再一次表明农村人口生产数量偏好的减弱《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8》（CGSS2008）数据库统计的人口出生年限的下限为1990年。限于数据的局限性，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生的农村人口的兄弟姐妹数未能反映。

在生育率下降的同时，中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数呈递增趋势。1990年，劳均受教育年数仅仅6.20年（达到小学毕业的水平），到2012年上升至8.90年（接近初中毕业水平），22年间受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了约一个教育层级（见表2）。

人口转型的程度可用人口生产质量偏好强度作为测度指数。人口生产质量偏好强度（Q）可定义为人均受教育年限（E）与家庭人口规模（N）之比，即Q=E/N。根据表2所列的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数和图1表示的户均人口数，可计算出1990-2012年中国农村人口生产质量偏好强度指数如图2。图3是分东中西部地区计算的农村人口生产质量偏好强度指数。该指数显示，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人口生产质量偏好强度呈上升趋势，明显表现出在农业较发达的中东部地区其较西部地区偏大。

总而言之，随着农村人口转型，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逐渐取代劳动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投入，传统农业生产函数由此逐渐过渡到现代农业生产函数形态;相应地，农业技术进步的方向也由劳动数量偏向型逐渐演化为物质资本偏向型和包含人力资本在内的广义资本偏向型[31]。

四、人口转型与农业技术进步

关系的经验考察

（一）数据的选择与模型的设定

选择1985-2012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其中重庆市的数据并入四川省）。。的面板数据。被解释变量为农业增长指标（农业生产总值YY为以1952年为100计算的农业生产总值。。和农业增长率）。解释变量包括：农业有效灌溉面积LAND，农业劳动力数量L，表征农业技术水平的农用拖拉机数量M和农用化肥使用量F，以及反映人口转型程度的人口生产质量偏好强度QQ代表人口偏好水平，人口偏好水平=平均受教育年限/家庭规模。。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历年数据的整理计算得出。

照对农业增长的影响要素，考察土地、劳动力数量、农用机械化程度、化肥施用量分别对农业产值增长的影响。据此，设定模型一如下：

模型一：lnY1=A1+α1lnLAND+β1lnL+δ1lnM+γ1lnF+μ1

为了体现人口转型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进行模型二和模型三的设定。其中，模型二用来检验人口转型对农用机械使用的影响，模型三用来检验人口转型对化肥施用量的影响。两个模型分别设定如下：

模型二：lnM=ε1+α2lnQ+μ

模型三：lnF=ε2+α3lnQ+μ

（二）数据的检验和模型估计结果

为了避免伪回归，确保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必须对面板序列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同时为了确定回归方程的效应模型而进行豪斯曼检验。

将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各变量经过一阶差分后，均拒绝原假设，说明各变量数据为一阶单整I（1）序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对多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的较好的方法是以向量自回归模型为基础的基于回归系数的Johanson协整检验，检验结果拒绝假设“r=0、r≤1、r≤2、r≤3”而接受“r≤4”，说明至多存在四个协整关系，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方程回归残差呈现平稳，对原方程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较为精确（见表5、表6）。

（三）模型结果分析

1. 技术进步对农业可持续增长的影响。在全国数据模型一的结果中，土地使用面积减少0.43%，农业生产总值增加1%;劳动力数量减少0.34%，农业生产总值增加1%;农用机械化水平提高0.39%，农业生产总值提高1%;化肥施用量提高0.93%，农业生产总值提高1%。全国数据检验可知在现代农业中，土地和劳动力数量已不再是影响农业增长的主要因素。作为体现技术进步要素的机械动力和化肥施用量，对农业增长起到正向的影响。其中，现阶段化肥的施用量对农业增长的影响最大，农业机械化水平对农业增长的影响也较大。体现农业技术进步的要素投入对产出的贡献远大于土地和劳动的产出贡献。

分东、中、西部地区的检验结果显示，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土地和劳动力已经对农业增长不再起到积极作用，系数符号皆为负，而西部地区土地的产出弹性为0.12，仍为促进农业增长的影响要素之一，这一点符合农业现代化进程的趋势，即东中部地区农业现代化进程较快，西部地区较为落后。劳动力影响系数分别约为-0.30、-0.16和-0.17，劳动力数量不是农业增长的影响因素。劳动力数量对农业增长的负影响，说明西部地区农业劳动力大量过剩，边际收益极低甚至为负，外流现象更为严重。中部地区也存在这一现象，而东部地区多数农业人口已经转移，农业人口数量的变动幅度变小，对农业增长的影响也就保持相对稳定的水平。代表农业技术水平的机械化水平和化肥施用水平，东、中、西部地区对农业增长的影响系数分别是：0.51、0.27、0.46和0.41、1.22、0.59，东部地区机械化水平对农业增长影响高于中、西部，中部地区最小，而化肥施用量对中部地区农业增长影响高于东、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影响最小。总体来看，西部地区农业技术水平的对农业可持续增长的影响低于东、中部地区，农业技术水平较为落后也符合现实状况。

2. 人口转型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作用。全国模型二和模型三的估计结果表明，人口转型不管是对农用机械的使用还是化肥施用量的影响皆为正向，且较显著。印证了农业人口转型对用来表征农业技术进步的农业机械水平与化肥使用量，产生的都是积极作用。

从分东、中、西部地区的模型二和模型三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三个地区人口转型对农业技术进步都起到正向的作用。其中人口转型对中部地区技术进步的影响比东、西部地区更为显著。东部地区人口转型对农业机械水平、化肥使用量影响系数最小，其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区耕地的细碎化程度较高，现代农业技术特别是农业机械技术的作用受限。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伴随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农业劳动力和农业用地的非农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长远来看，中国农业产出的持续增长唯有依靠技术进步。现代农业技术是以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新型要素为载体的，因此，农村人口转型带来的农业人力资本供给的增长，将成为中国现代农业技术体系构建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人口转型的农业技术进步机制，源于其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农业投资有利性机会的积极影响。经验事实表明，人口转型已成为影响当前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影响作用将进一步凸显。

[26]小罗伯特・E・卢卡斯.经济发展讲座[M].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6161.

[27]Oded Galor，David N.Weil，Population，Technology and Growth：From the Malthusian Regime to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0，90（9）：806828.

[28]郝娟， 邱长溶.2000年以来中国城乡生育水平的比较分析[J].南方人口，2011，26（5）：2733.

[29]刘琦，郭剑雄.人口生产数量偏好向质量偏好的转变[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13，50（5）：109117.

[30]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8.

[31]郭剑雄.从马尔萨斯陷阱到内生增长：工业化与农业发展关系再认识[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6）：7787.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griculture

HANG Fan ，GUO Jianxiong*

（Northwest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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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工程机械；智能化发展；发展对策

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一个整体社会的进步，从生产生活到社会发展，生产技术以及劳动力的科技化都是工程机械智能化发展所带来的。现代企业的生产发展也在跟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工厂生产也更加注重效益和低碳节能，企业为了向着这样的方向靠近，企业生产所采用的器材以及劳动力生产几乎都会向着更加节能低耗的方向发展，只有提高了生产效率和注重了可持续发展这条道路，才能在二十一世纪科技大发展的浪潮下站稳脚跟。

一、工程机械的智能化发展现状与趋势

当代工程机械智能化的发展主要是朝着两个方面发展的，第一，工程机械的单机集成化技术以及智能化的控制操作技术，第二，工程机械在实际运用当中的智能监测，远程监控以及预报故障诊断技术。（1）工程机械的单机集成化技术以及智能化的控制操作技术。工程机械的单机集成化技术以及智能化的控制操作技术还包括两个主要的技术，即机电液一体化控制的自动换挡变速器技术，机电液一体化控制技术可以分为液压式自动换挡技术以及电液式换挡技术，单一的自动换挡技术也可以为机械的自动化带来许多的便利与动力，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一体化的自动化变档技术的运用使得机械的运作更加灵活快速，在性能上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另一种主要的技术是可编程控制技术以及无人操作技术，这种技术可以说是最先进的一种工程机械运用技术，可编程控制技术就是通过网络编程，在系统内部就设置好程序，这样，机械在实际的运用中就可以按照制定好的程序走，自动完成其余的步骤。例如，智能电饭煲的编程设计技术，传统的电饭煲在实际的使用中是要通过电饭煲的人工判断来设计煲饭的时间，但是人工判断对于一些没有实际经验的人来说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往往会出现时间过于长导致饭烧焦，或者时间设置不够，饭还没有煲熟的情况。然而，使用可编程技术的电饭煲就可以排除这样的意外发生，只需按下已经规定好时间的煲饭选择键，已经输入了编程的电饭煲就可以在设定好的合理时间内将饭煲好。无人操作技术也是编程设计的另一种运用，无人操作技术即没有人来控制，机械在启动之后就可以按照已经编制好的编程走程序。比如，无人机的运用，无人机就是没有人在飞机上掌握方向驾驶飞机，无人机就是一个已经编制好程序，可以按照规定好的程序走的飞机，无人机的运用在军国防领域可谓是一个重要的实际运用，为国家的国防安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2）工程机械在实际运用当中的智能监测，远程监控以及预报故障诊断技术。智能监测技术即机械可以通过科学技术的运用实现智能化的监测，比如遥感技术的运用，遥感即遥远的感知，又被称为人的视力的延伸。遥感技术通过光谱当中的红外线的采集来判断监测事物的发展方向以及发展趋势，遥感技术广泛运用于农业林业等方面，比如，蝗虫灾害的蔓延方向，水域赤潮的泛滥趋势以及天气预报的监测等等。远程监控技术即通过机械的智能化实现目标物体的远程信息变动技术，比如全球定位系统的运用，全球定位系统可以追踪到犯罪分子的行动轨迹，结合网络计算机技术的运用，可以很清晰的掌握犯罪分子的行动动机，从而为公安办案提供了有利的追踪依据，可以说，工程机械的远程监控技术对社会的安全提供了巨大的保障。预报故障诊断技术在中国的实际运用当中还不如发达国家那么先进，但是也是有进步的，地理信息系统又叫做地图的延伸，用于监测，采集数据并且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分析从一方面也可以对故障进行诊断[2]。

二、工程机械智能化发展的对策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工程机械在现代社会中的运用如此广泛而深刻，对于人类的生产生活也产生了巨大的帮助作用，在此，对于工程机械的发展展望也是全人类所关注的。工程机械智能在编程技术运用，数字化运用以及网络计算机的运用当中已经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在以下几个方面中希望也会有所突破和发展。

（一）综合运用计算机网络技术，自动控制的多种传感器一体化运用

当代是网络发展的时代，网络发展技术可谓已经遍及了全球，人类向太空月球地球上空所发射的卫星，就是网络发展的保障，人类卫星发展不过几十年，其发展还有着巨大的进步空间。如若可以将网络计算机技术运用到每一个技术当中就可以实现更好的运用，这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自动控制的多种传感器的一体化运用是加快机械运作效率的保障，如若可以运用到每一种机械当中，就可以极大的加速社会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3]。

（二）研究开发工程技术，将微电子，人工智能以及可编程的网络信息技术融入一体

微电子技术是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方向，虚拟技术是现代科学技术当中重要的发展方向，虚拟技术可以对现实当中还未实现的画面进行预言，就好比是提前感知未来的发展一样，将人们实际生活当中还未实现的或者难以实现的事情在虚幻当中实现，如若可以将人工智能技术当中的虚拟技术运用到更多的机械工程运用，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将会出现更多有趣事情以及更多有趣的可能。

篇6

关键词：科学技术；社会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1-0217-03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根源，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但是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有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的表现，这表明科学技术发挥作用时要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消除科学技术的异己作用时同时也要实现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使科学技术造福人类。

一、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最高的社会革命力量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源，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对于推动社会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1]，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的推动力”[1]。科学技术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是“历史的有力的杆杠”，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2]。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创造先进的劳动工具，把观念的存在变成客观的存在，创造出新的客观存在，从而引起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改变；生产方式的改变也必然引起社会形态的改变。例如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极大促进了欧洲近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把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称为预告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封建社会的贵族土层炸得粉碎，指南针帮助资产阶级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其殖民地，印刷术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近代分工，蒸汽机和机器的应用，成为“18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2]。17世纪和18世纪从事制造蒸汽机的人们也没有料到，他们所制造的工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使全世界的社会状态革命化 [3]。随着科技进步，人类活动范围越来越扩大，各民族交往越来越多，人类历史逐渐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已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国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态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

科学技术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内容。社会进步的内容体现在科学技术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对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认识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刻，在实践中越来越自觉地把人的目的性和规律客观性统一起来，不断摆脱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束缚，不断从必然走向自由，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的程度，使人不断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社会的主人，科学技术的进步直接表明了人的自由程度。正如马克思在谈到“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时曾经写道：“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换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活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须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须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4]。

科学技术对社会主义国家有更加重要的作用。列宁说：“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5]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发展科学技术，只有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把农业，工业和国防事业的发展转移的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之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才能有效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才能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取得比较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技术是关系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一个问题。

篇7

内容摘要：本文运用DEA的方法测度了1985-2008年辽宁省的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及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在此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对2003-2008年间的17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分解进行了研究，并得出结论。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 Malmquist指数 技术进步 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研究方法和模型

本文采用非参数的生产率测度方法与Malmquist指数法相结合的办法加以度量，采用Farrell（1994）构建的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本文采用投入距离函数来定义Malmquist TFP指数。若 和 分别表示一个N×1非负实数投入向量和一个M×1非负实数投入向量。

投入距离函数可以定义为：

（1）

其中L（y）代表所有能生产出向量y的投入向量x的集合。

从s时期到t时期，度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TFP）的Malmquist指数可以表示为：

（2）

其中表示以s期技术为参考值的生产率指数，表示以t期技术为参考值的生产率指数。对式（2）变形得出：

（3）

其中：技术效率指数=，技术进步（TC）=

TC大于1表示存在技术进步。

根据Farrell（1994），在假设规模效率可变的情况下，技术效率又可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TE）和规模效率（SE）。

纯技术效率指数（TEC）=

（4）

规模效率指数化（SEC）

（5）

下标v和c分别表示可变规模报酬（VRS）技术和不变规模报酬（CRS）技术。其中，TEC大于1表示，技术效率得到了改善，而SEC大于1表示在t时期的技术水平上，投入要素的组合进一步靠近技术最优规模时的产出水平。根据上述方法以及给定的合适面板数据，可以应用DEA类线性规划方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即：

（6）

这时需要计算两个时期的四个距离函数值，根据式（6）求解四个线性规划问题。

指标选取和数据收集

总产出：采用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辽宁总产出的基本指标，并且按2000年不变价格进行换算。资本投入：以资本存量来衡量。根据国际通用的永续盘存法进行估计，定义本期的资本存量为上一期的资本存量加上当年的投资，再减去折旧： （7）

式（7）中，Kt是t年的资本存量，It是t年的投资额，δ是折旧率。《辽宁统计年鉴》（2004）报告了2003年全省以及农业、工业、建筑业等行业固定资产折旧率。为了估计资本存量的初始值，本文采用Kohli（1982）的方法。具体地，假定1985-2008年之间各行业投资的实际增长率与实际增加值的增长率是相同的，以稳定的速度γ增加，这样可以得到： （8）

劳动力投入：不考虑人力资本，采用辽宁省年平均从业人员数表示，即年初从业人员数量加上年末从业人员数量除以2得到。

实证结果分析

（一）辽宁省TFP指数分解

从表1中可以看出，1985-2008年期间，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步提升，平均技术进步率（TC）约为4.7％，成为近年来辽宁省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之一。但进一步研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速度却比较缓慢，平均增长率为1.7％。之所以技术进步率高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原因在于1985-2008年间，虽然技术进步较快，技术效率指数（TEC）和规模效率指数（SEC）均小于1，技术效率（TE）和规模效率（SE）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减弱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一方面，由于存在技术无效以及技术效率的下降，各种投入的要素没有达到最优配置，从而没有合理利用，而这一时期的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为非中性的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率为4.7％），说明原来的要素配置结构已经不适应技术进步的需要，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另外，在这期间，辽宁省的规模效率也呈现下降趋势，说明要素的投入没有达到最优规模，可以通过扩大经济或缩减规模来实现经济的增长。由此可以看出，虽然辽宁省技术进步速度较快，但是由于忽视了技术进步过程中的资源配置和最优的经济规模从而导致了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因此，要提高辽宁保持辽宁经济的稳步发展，在促进技术进步，增加研发投入的同时，也要注重资源的配置方式和经济规模。逐步提高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实现要素的合理配置和规模经济。

（二）各行业TFP指数分解

由表2、表3可知，大部分行业呈现非中性的技术进步，科学技术极大地推动了辽宁经济的发展，但由于大部分行业无法实现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从而抵销了技术进步对经济的部分推动作用，一定程度上阻碍经济的发展。工业、建筑业、批发零售、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居民和其他服务、文化体育娱乐业等行业都在生产前沿进行生产，技术效率均为1，要提高这些部门的经济来促进辽宁经济发展，从促进科技进步和实现规模效率方面入手，而其他行业由于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均小于1，不在生产前沿上进行生产，那么对于这些部门来说，提高经济的主要途径是在保证技术进步的同时，实现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2003-2008年，农业部门技术效率（TE）为0.738，规模效率（SE）为0.978，要实现技术有效，使技术利用率逐步向最佳水平靠近，须改变投入要素组合，减少冗余劳动力投入8.763万人、减少冗余资本投入245056.963万元，建筑业部门要实现TE＝1，须减少冗余劳动力14.618万人、减少冗余资本304000032.524万元。

从表3中还可以看出，在这17个行业中，技术效率最低的为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部门，仅为0.199，其次是教育部门，技术效率仅为0.217，再次是交通运输、水利、公共设施和邮政行业，技术效率仅为0.33，都存在大量劳动力和资本的浪费，要解决这种问题，就需要改变资源配置和经济规模，从而最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

由表2可知，虽然公共部门和教育部门技术效率比较低，但其技术效率指数却为1.120和1.026，说明该部门的技术效率正在逐渐改善中，趋于在生产前沿上进行生产。交通运输业和水利、环保部门不仅技术效率较低，且技术效率指数小于1，仅为0.922和0.835，说明这两个行业的技术效率不仅没有得到改善，而且趋于远离生产前沿上进行生产，对于这些行业，要足够重视，尽快采取措施，改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由以上分析得知，在1985-2008年的17年间，辽宁省的平均技术进步率为4.7％，处于较高的增长水平，但由于技术效率指数和规模效率指数均小于1，减弱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从而TFP的平均增长率仅为1.7％。由此可以看出，近年来，辽宁经济虽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增长源泉仍然是资本和劳动力，日后必然受投入要素的制约而趋于放缓。要解决这个问题，摆脱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实现辽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必须在保持技术进步的同时改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对于工业、建筑业、批发零售、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居民和其他服务、文化体育娱乐业等技术效率等于1的行业，要继续保持在生产前沿上进行生产，即保持技术效率指标为1，同时改变经营规模，提高规模效率。而其他行业由于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均小于1，不在生产前沿上进行生产，那么对于这些部门来说，提高经济的主要途径是在保证技术进步的同时，实现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即要保证技术效率指数和规模效率指数均大于1，不断改进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参考文献：

1.Coelli，T．，Rao，P．，and Battese，G.E.A introduction to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analysis [M]. Bost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8

篇8

一、文献回顾――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分析

（一）哈罗德――多马模型。20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建立了相似的长期经济增长的数学模型。研究经济增长同各种经济要素之间的关系。哈－多模型的主要假定可以归纳为：（1）一部门经济，即社会上只有一种产品；（2）两种生产要素，即劳动和资本；（3）不考虑技术进步；（4）不变的资本―产出比以及不变的资本－劳动比；（5）外生的劳动力增长率；（6）不变的规模收益；（7）模型间接假定了资本和劳动不能相互替代。在哈－多模型中，经济增长率被人口增长率所决定，如果人口不增长或负增长，则经济就没有增长的可能，人口增长对于经济增长起重要作用。

（二）索罗模型。索罗放松哈－多模型中“生产是在不变的要素比例的前提下发生的”假定，接受其他假定，在不考虑技术进步的情况下，运用新古典主义的生产理论和边际分析方法，建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不久，索洛提出了一个带有技术进步的新模型，并对经济增长进行因素分解，将产出增长中由投入要素的变化所引起的部分与由技术进步所引起的部分区分开来，得出经济增长因素分解方程。

（三）阿罗的“干中学”模型。阿罗认为，知识的获得，即“学习”是“经验的产物”，而不仅仅是时间的函数。企业在进行投资和生产的过程中，会逐步积累起生产经验和更有效的生产知识，而这些知识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由于一个企业获得的生产经验和生产知识也能够被其他企业所利用，因此，一个企业的生产率可以视为整个经济总投资的函数。不过，由于知识的创造是投资的“副产品”，不需要进行补偿，因此，仍可以维持完全竞争的分析框架。

（四）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卢卡斯提出和比较了三个模型：基于物质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新古典增长模型，通过教育积累人力资本的内生增长模型和通过“干中学”积累特定人力资本的增长模型。其中，第二个模型是核心模型，并被人们称为卢卡斯模型，其核心假定是：其一，人力资本的增长率是人们用于积累人力资本的时间比例的线性函数，从而引入了人力资本生产部门；其二，工人的人力资本水平不仅影响自身的生产率，而且能够对整个社会的生产率产生影响，这是该模型能够产生递增规模收益和政府政策增长效应的基础。

（五）罗默的内生增长模型。该模型中，经济分为三个部门：研究部门、中间产品生产部门和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生产投入包括四种类型：有形资本、非技术劳动、人力资本和技术。该模型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将技术进步直接纳入模型中，同时又将人力资本内生于模型中，用来解释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他认为，技术革新是技术增长的核心，而技术革新是研究开发活动的结果，是研究部门人力资本推动的。

（六）宫泽模型。日本经济学家宫泽提出了研究内生增长的另一条思路，即以人力资本为核心，对经济增长进行解释。宫泽在索洛的单纯生产部门模型基础上，引进了教育部门，假定社会配置一定的资源到非生产的教育部门，教育部门的贡献通过提高生产部门的技术水平而间接实现。宫泽模型的核心是技术进步的速度取决于现有技术水平和教育部门的资源配置；生产函数则表示产出是有形要素投入和由教育部门所带来的技术进步的函数。

从上面的文献回顾可以看到，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包括固定资产投资量，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投入量，科研开发投入、人力资本的建设速度等。不同要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作用的解释是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而提出的。

二、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机制

人力资本是在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过程中形成的。所谓人力资本，说到底就是通过对人力资源的投资而形成的以人的高智能和高技能为基本存在形态的资本。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基础，增长的实质在于科学技术和经济的相互推进。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主要表现为：人力资本不仅像物质资本一样是技术进步的载体，而且更具能动性的载体。一般来说，实现技术进步主要有四个主要途径：（1）本国人的发明和创新；（2）向国外学习；（3）“干中学”，即在生产过程中积累经验，提高技能；（4）教育。所以，人力资本既是技术进步的发动者，又是新技术的载体与传媒，现代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在于人力资本的不断提高。具体来说，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机制有：

第一，人力资本积累会导致劳动力科技文化水平和生产能力提高，以及物质资本利用效率的改善，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使产出以更快速度增加。人力资本的积累将通过其技能的提高更有效地运用机器设备等物质资本，增进物质资本的使用效率。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的提高可充分利用或替代稀缺的物质资本，以便快速地增加国民总产出。

第二，人力资本能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起重要作用。在产业结构的转变过程中，一方面，教育和医疗保健部门的扩大增加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形式；另一方面，为生产者服务的部门（教育、金融等）迅速扩大并日益专业化。这些部门大部分使用人力资本作为主要的投入，并用包含有大量人力资本形式的产出为生产者提供服务，以提高劳动及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从而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

第三，人力资本具有收益递增性。人力资本是增长的源泉，其人力资本投资有其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内部效应是人力资本对投资者本身生产率的贡献，外部效应则是由于人们的平均技能水平或人力资本的生产率，形成产出的递增收益（卢卡斯）。所以，人力资本投资会给投资者本人或家庭带来递增性收益，其时间价值随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另一方面又可以增加其他生产者的收入，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益。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其一是提高资金和劳动力的生产率；其二由于人力资本水平的整体提高，增强了第三产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三、政策建议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又是一个人力资本相对缺乏的国家。据测算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占35％，而发达国家则占到75％，这表明我国人力资源的利用还很不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很大。因此，研究和制定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与措施尤为重要。当前，我国应从如下几方面展开人力资本发展战略与政策：

1、积极对外开放，学习吸收先进技术和知识经验。积极引进国外高科技产品和先进企业，抓住机会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我国的人力资本。

2、增加教育投资，改善教育结构，提高全民素质。教育投资对人力资本投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劳动者受教育就是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其他因素不变，受教育的时间越长、层次越高，人力资本的存量就越大，而随着人力资本的量的积累将发生质的飞跃，人力资本质的提高是技术创新及制度创新的源泉，也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将“人”由资源态转变成资本态主要依赖于教育投资的积蓄即人力资源的资本化的过程。

3、防止人才流失和人才浪费。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人才缺乏与人才流失浪费并存的问题。因此，应使教育结构和经济结构相适应，人尽其才，学以致用。并为学有专长的人创造良好的科研条件和工作环境，并在各方面给予应有的待遇。也可在政策上实行倾斜，甚至在法律上做出规定，以防止人才流失。

4、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人口的过快增长是造成人力资本不足的重要原因，因为人口的过快增长使大量的人力资源闲置或不得其用，并且也降低了人力资本投资的人均水平，制约了国民素质的提高及人力资本的形成。因此，应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当前，应进一步落实对独生子女的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确保人口总量基本稳定的过程中，实现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篇9

关键词:个性 爱心 信心

充分发挥爱在德育过程中的作用,应对学生多一些尊重、宽容和真挚的爱,加强与学生之间的思想沟通,让学生愿意接近我们老师,能够听从我们教师的引导,从而锻炼他们自我教育的能力,来提高我们德育教育的效果。

一、热爱学生,尊重学生的个性

一位优秀的班主任,必须要具有一颗爱心。他要热爱他的每一个学生,对学习成绩好的学生要关心,对学习成绩差的学生更要关心。我们并不是要把所有的学生都培养成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我们更需要的是各行各业的高素质的工作者和劳动者。所以我们教师尤其是班主任,一定要认识到培养多样人才的重要性,关心爱护每一个学生,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发展,展示学生的特长。我们要改变过去的那种观点好学生是人才,差学生就不是人才;知道科学家、文学家是人才,打工、做生意、搞个体经营,只要干得好,那也是人才。认识到了这一点,班主任工作时,就不会再以成绩给学生分级了,就会把爱心给每一个学生,就会使我们的教育活动在师生间的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中进行,我们就会建立一个充满爱心、健康和谐的班集体。

二、要善于用爱心,化解矛盾

作为班主任,要豁达大度,胸怀宽广。初中阶段所面临的学生正处于身心快速发展阶段,在心理上表现半幼稚、半成熟的状态,他们思维敏捷,接受新事物快,缺乏是非辨析能力,自我控制力差,对事物的认识片面,容易走向极端。若班主任对学生采取过于苛刻、强硬的教育手段,学生不易接受,甚至还会产生逆反心理,导致教育的失败。

班主任对当面犯了错误的学生,切不可歧视,先静下心听学生的解释,再用一颗宽容的心包容学生的错误,化解师生之间的矛盾冲突,用老师真诚的态度、宽广的胸襟打动学生的心。实践证明对待这样的学生,更需教师用温暖的手来抚平他们昔日的阵痛,医治心灵的创伤,鼓起他们改正错误的勇气,扬起他们理想的风帆,这样才会带来集体的安宁、团结、发展。我们面对一位懒惰的学生,用宽容感受到一个勤奋的学生正在成长;我们面对一位懦弱的学生,用大度感受到一个坚强的学生正在成长;我们面对一位狭隘的学生,用慈爱感受到一个豁达的学生正在成长。我们赢得了学生的信任,化解了师生之间的冰雪,架起了师生心灵的桥梁,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

三、寓教于严

爱护学生,尊重学生的人格,更要对学生严格要求。严,要以对学生的爱为本;爱,要对学生更加严格的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爱的有方。只有爱而没有严格的教育那是溺爱,学生不可能会健康成长;只有严没有爱,学生的心灵会受到创伤。所以严不是简单粗暴地对学生横眉冷对,不是愤怒指责,更不是对学生自尊心的伤害,而是严的适到好处。举个例子:有个学生,家长离婚后把他判给了妈妈,而妈妈工作非常忙,对他很少管理,最终导致他懒惰散漫,常常逃学不上课。对于这样的学生,我们应该对学生给予一定的关爱,我们可以采取家访,了解学生逃学的原因,然后和他谈心,找到他不愿意学生的原因,再给他妈妈反映一下情况,和他妈妈一起努力对学生进行教育,最后终于使他对学习恢复了信心,重新扬起了生活的风帆。

四、要给学生树立小目标

篇10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率；人力资本；农业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3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3-0124-06

一、问题的提出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简称TFP），反映了生产活动中经济资源利用程度和效率水平，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反映，其增长率又称技术进步率,理论分析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动力源泉有两个：一是技术进步，二是技术效率。本文没有对二者加以区别，统一使用技术进步概念。

体现了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水平的增进与改善。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率是衡量经济增长水平和技术进步水平的重要指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含义。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其产出增长不仅依赖于生产要素的投入，而且还受到技术进步的影响。朱希刚以“五年计划”为研究期间，运用Solow余值法，估算了我国农业技术进步率及农业技术进步在农业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情况[1-2]。赵洪斌基于C-D生产函数估算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可能途径[3]。赵芝俊等立足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弹性变动趋势建立模型，估算了1986―2003年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率及其对经济的贡献率，并得出了若干以弹性变动趋势及技术进步贡献率变动趋势分析为基础的结论[4]。陈卫平运用非参数的Malmqusit指数法，研究了1990―2003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的时序成长和空间分布特征，并比较了农业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的变化情况[5]。

总体上看，国内研究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变动率的文献很多，但其中涉及农业的实证性研究较少。就已有相关研究来看，其成果对于解释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源泉构成均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几乎所有TFP和技术进步率的估算都对劳动力投入做了同质性假定，即只强调劳动力的数量因素，而剔除了劳动者素质因素，忽视了人力资本在TFP及技术进步率测算中的影响。当前，经济增长理论中对人力资本的研究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相关研究当中。Schultz指出，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解释变量[6]。Romer、L．ocus将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强调了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7-8]。Barro、Mankiw N．G等则通过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存在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9-10]。

那么，在对中国农业TFP的经验研究中，忽视人力资本因素（剔除劳动力质量影响）是否会对估算结果产生偏差？如果偏差存在，那么程度如何？在充分考虑人力资本条件下，我国农业TFP及其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如何？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二者又存在何种互动？

本文从以上几个问题出发，将人力资本概念整合入TFP估算方程中，测算了1985―2005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分析其变动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对中国农业增长的贡献以及二者的互动关系。

二、模型设定与估算方法

本文假设中国农业经济的生产函数满足C-D生产函数模型，其一般表达式为：

Y=AKαLβ(0≤α,β≤1)（1）

假定技术进步满足希克斯中性，即各要素间的边际替代率保持不变，在方程中加入一个表征技术进步的时间变量，则生产函数可设定为：

三、 数据的采集与生成

本文主要使用的数据为1985―2005年中国农业投入和产出数据。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问题，本文所用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年鉴》。

（一）农业总产出（Y）

农业总产出以1985年不变价格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进行计算，历年农林牧渔业产出数据和GDP指数数据均可从《中国统计年鉴》中直接获得（单位：亿元）。

（二）物质资本投入（K）

本文以农业资本存量代表物质资本投入，由于历年农业资本存量无法直接获得，本文基于永续盘存法对农业资本存量进行估算其方程为：

其中，Kt、Kt-1分别为第t年和第t-1年的农业资本存量，It为第t年的农业固定资产投资，μ为折旧率。要计算历年农业资本存量（单位：亿元），必须获得三个关键数据：分别是基年的农业资本存量、不变价格的历年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及农业综合折旧率。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可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直接获得，考虑到农业生产中物质资本的价格指数与农业产出的价格指数属同方向变化，可利用农业总产值指数对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进行缩减，从而得到不变价格的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农业资本存量和折旧率没有现成的统计数据，在相关的估算研究方面，吴方卫的研究较有代表性，其1985年的农业资本存量为1 454．4亿元（1980年不变价计算），农业综合折旧率为0．0542[11]。本文借鉴其测算结果，并将其1985年的农业资本存量1 454．4亿元（1980年不变价计算）转换为1985年不变价的农业资本存量，结果为2 119．99亿元。

（三）总人力资本存量（H）

相比其它生产要素而言，人力资本是无形的、不可触摸的，其存量不能直接得到，只能间接估算。目前主要的估算方法有成本法、收入法和教育获得法等。考虑到中国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拟采用教育获得法来估算中国农业总人力资本存量，其估算方程为：

其中，H为总人力资本存量（单位：万人），N为农业从业人员总数，Qi(i=1,2,3,4,5)分别表示文盲或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及以上等五个教育层次的农业从业人员占总农业从业人员的比例，Ei为各教育层次的教育折算系数。历年农业从业人员总数可从《中国统计年鉴》中直接获得，各教育层次的农业从业人员占总农业从业人员的比例可以从《中国农业年鉴》中直接获得。周晓等根据农村收益率水平估算了农村人口的教育折算系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值分别是：文盲或半文盲为1，小学为1．07，初中为1．254，高中为1．308，大专及以上为1．4[12]。本文接受其对农村教育系数的测算并将中专学历与高中学历等同，教育折算系数一并算做1．308。

四、实证分析与比较

（一）回归分析

根据第二部分内容，中国农业生产的计量经济模型设定为：

为比较人力资本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率的测算影响，设定忽视人力资本因素的计量经济模型为：

依据第三节的相关数据，利用统计学软件SPSS 10．0，对模型（1）和（2）进行回归，其结果如表1所示：

从回归结果看，模型（1）的所有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均轻松通过t检验，F值达到321．6，R2 和调整后的R2达到了0．973和0．97，D．W值为1．44，属于可接受的范围，整体上模型（1）对数据拟合程度较好，质量较高。与模型（1）相比，模型（2）各参数虽也能顺利通过检验，但在几乎所有项目的表现上都要略逊于模型（1），这表明，充分考虑人力资本因素可以提高数据的拟合程度和参数估计准确性。参数估计值方面，模型（1）中人力资本产出弹性相应为1-0．567=0．433，略小于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0．567，体现了农业生产中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农业弱质性的产出弹性估计值为负数，符合农业生产实际。

（二）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比较与趋势分析

将第二部分的相关数据、模型（1）和（2）参数估计值代入第一部分的（8）式中，可计算出中国农业历年全要素生产率，结果如表2所示。

从计算结果来看，忽视人力资本因素时的全要素生产率均普遍高出考虑人力资本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其值被平均高估28．5%,若比照赵洪斌[3]的估算，这一比例将达到46．8%。可见，人力资本因素在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中的影响不容忽视，应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充分考虑人力资本因素，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值明显较小，但变化趋势却惊人的一致。这似乎说明，当研究目的集中于总体趋势分析时，人力资本因素的作用并不明显。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在不断提升，但其变化具有一定的波动，1985―1996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稳步上升势头并在1995年达到制高点，随后逐渐下降到谷底并在2004年触底反弹。从趋势上看，未来全要素生产率继续走高的可能性较大。

（三）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率的估算与分析

由于技术进步率即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率，则将表2数据代入（9）式中可得到历年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率的估算数据，其结果如表3所示。从数据可以看到，1985―1996年除1985年和1991年两年技术进步率出现负增长外，10年间基本保持了技术进步率的增长态势。而进入1996年，技术进步增长率陷入了长达8年的负增长时期，而2003年、2004年又重新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图1为1985―2005年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率的描点图，从图中可以看到，中国农业的技术进步率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两阶段性质：第一阶段主要是从1985―1994年，此阶段技术进步率虽然一直处于正增长状态，但波动剧烈，其中 1987年、1990年、1993年和1994年的技术进步率都接近或达到3%的高位，而1985年、1988年、1989年和1991年却陷于停滞，呈现出高峰和低谷交替出现的情况，起伏巨大。第二阶段为1995―2005年，此时期内相邻年份农业技术进步率的波动趋于平稳，连续性较强，短期内呈稳定状态，在较长时期内表现为“U”型稳定发展趋势。由于我国农业技术进步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的技术推广，政策性作用强烈，从图中可以分析出，在1985―1994年间国家对农业技术的政策波动较大，缺乏连续性，运动式推动农业技术的情况比较多，因而技术进步率的波动幅度较大。而在1995年以后，政府的政策更加具有连续性和整体性，表现出政府在农业技术政策支持方面更为成熟和稳健。

依据相关数据可进一步得到，1985―2005年中国农业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年增幅为4．79%、0．91%和0．68%，同期农业总产出的平均年增幅为3．92%，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567和0．433，则1985―2005年间中国农业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69．29%、7．5%及23．21%，其中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测算值小于朱希刚[1-2]和赵洪斌[3]的估计，人力资本贡献率的测算值也略小于李勋来等[13]和张艳华等[14]的估计，但估算结果均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各估算值之间的相对数量关系总体上差别不大，估算值之所以偏小的原因主要是估算方程中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之间的交互影响。从贡献率的测算结果上看，物质资本在农业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举足轻重，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占一定比例但并不高，显示技术进步对农业产出增长的推动力有限。值得一提的是，人力资本在中国农业增长中的贡献很小，似乎表明西方人力资本理论对中国农业增长的解释力并不充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低贡献率说明，中国农业生产仍然停留在以物质资本投入为主的粗放型生产阶段，中国农业的集约化时代尚未到来。

单就人力资本的估算结果进行分析，人力资本产出贡献率的低水平并非因为产出弹性的不足（人力资本产出弹性为0．433，仅略小于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而主要是由于人力资本存量的过慢增长（0．68%的年增长速度远远小于物质资本的增长）。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农业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以及农业人力资本的非农转移等。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一样，具有资本逐利的天然属性，农业生产中人力资本的低回报率以及非农产业中相对较高的收益率促成了人力资本的非农转移，并造成农业人力资本的流失。

（四）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的互动分析

根据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较为明显的正效应。同时，大量实证研究也表明，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不容忽视。那么，对于中国农业而言，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之间到底存在何种互动，二者对经济增长的共同影响是互为补充还是此消彼长？

如图2所示，实线为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率的变动趋势，虚线为农业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变动趋势。

从图2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人力资本增长与技术进步率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反向相关关系，即当人力资本增长加快时，技术进步率就跌入谷底，而当技术进步率处于高位时，人力资本的增长幅度就明显放缓。从人力资本的构成看，人力资本主要由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质量两部分构成，其增幅也取决于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变动情况。劳动力数量决定于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情况，质量变化则受制于农业从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从技术进步的类型看，目前中国农业技术进步主要是劳动替代型技术进步，土地、资本替代型技术非常少。同时，在农业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的基础性地位并未改变，政策性推动依然强大。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的反向变动关系可以从两个方向寻找合理的解释路径：一是技术进步对人力资本的替代效应。当前我国农业技术进步主要以农业机械化为切入点，而大多数农业机械均为劳动替代型，对农业人力资本形成替代效应，即当机械化程度提高时，人力资本被替代的程度就越高，其非农转移的动力就越强，农业人力资本存量必然增长乏力。二是政府财政约束。当前，农业科技推广和教育普及均以政府的政策性推动为主，而政府在短期内的财政支出规模是有限的和基本稳定的。因此，在财政资金的分配上，当政府对农业科技推广的扶持力度较大时，技术进步率随之提高，而用于教育普及的财政支出相对缩水，人力资本形成速度随之下降。反之亦然。本文对于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反向变动的解释，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说，尚需进一步的经验证实。

五、主要结论

充分考虑人力资本因素，本文测算了1985―2005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变动率，通过分析，本文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忽视人力资本因素（剔除劳动力质量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将被高估近30%，对测算结果的准确性会产生较大影响。但若研究目的仅为全要素生产率的趋势分析，则人力资本因素带来的差异性影响并不显著。

第二，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总体上保持了上升的趋势，但其过程中存在波动。1985―1995年全要素生产率稳步上升并在1995年达到制高点，随后逐渐下降到谷底并在2004年触低反弹。

第三，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率的变动表现出明显的两阶段性：第一阶段为1985―1995年，其波动剧烈，起伏较大，而1996年之后则经历了较为平稳的“U”型发展过程，各年间的技术进步率差异较小，连续性强，整体上体现了政府的政策性推动由突击式、短期性向长效型发展的趋势。

第四，目前，中国农业产出增长主要还是依靠物质资本的投入，技术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不高，推动力有限。虽然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但其贡献率非常低，突显农业人力资本大量流失的现实。总体上，中国农业增长没有摆脱以物质投入为主的粗放型生产阶段，集约型农业生产仍未形成。

第五，在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的互动关系上，二者呈现出明显的反向相关关系，可能的原因是科技推广对人力资本的替代效应以及政府短期的财政支出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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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cal Changes，

Human Capital and theAgricul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Rate of Chinese Agriculture During the Period of 1985 to 2005

Abstract:Thispaper estimates the TFP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rate of Chinese agriculture duringthe period of 1985to 2005 based on full consideration of human capital, and shows the error in the estimation of TFP on whether considering the human capital, and analyses the change of the TFP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rate of Chinese agriculture ,and then analyses the contribution ofProduction factors to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human capital andTechnological chan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