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的理解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治社会的理解，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原发性肝癌；肝动脉；化疗栓塞

目前原发性肝细胞癌仍然是最难治疗的恶性肿瘤之一，其生存率低，病死率高。由于多数患者确诊为肝癌时，均为中晚期而失去了手术机会，介入疗法已被医学界公认为非手术治疗原发性肝细胞癌的最佳方案。自2002年4月至2007年1月，我院共收治43例原发性肝癌，笔者回顾分析了这43例患者的临床资料，以探讨肝动脉化疗、栓塞治疗肝癌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组经临床影像检查及AFP测定诊断为原发性肝癌43例，男26例，女17例，年龄49～76岁，平均62.5岁；结节型16例，巨块型24例，弥漫型3例。所有患者初诊时均为中晚期失去手术机会而行肝动脉化疗或加栓塞，其中19例单纯肝动脉化疗，24例行肝动脉化疗加栓塞。采用通过门诊和书信、电话相结合的方式对患者化疗或加栓塞1年后进行随访。

1.2 治疗方法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一般取右股动脉穿刺，术区消毒、铺无菌单、局部浸润麻醉后穿刺，在X线电视监控下，置入导管于肝动脉，推注造影剂，确认导管送至肿瘤供血的靶动脉。随即再推注造影剂，摄片验证为肿瘤供血血管后，行灌注化疗。化疗药为氟脲嘧啶1 000mg、丝裂毒素6mg、表阿霉素60mg或应用吡喃阿霉素60mg、羟基喜树碱20mg，以上药物2～3联，灌注上述药物时用生理盐水稀释成40%～50%的溶液，经导管内缓慢注入，然后注入栓塞剂，栓塞剂为碘化油和明胶海绵，推注完毕退出导管，压迫止血，局部加压包扎，送回病房。一般隔1～2个月重复治疗，重复的次数和间隔根据动态增强CT了解肿瘤的血供情况和坏死情况，对于肿瘤血供恢复或肿瘤有复发，及时重复应用肝动脉栓塞化疗。术后定期行实验室检查，30～45天复查CT、MRI或超声并与术前比较，观察患者术后的症状体征改善情况，随访1、2、3年及以上生存期。

2 结果

经治疗后，当时患者临床症状均有较明显好转，AFP明显下降，病灶内碘沉积良好，充填均匀，病灶不进一步扩大或有不同程度缩小，有3例经介入灌注化疗加栓塞治疗，肿块完全消失；有1例因介入治疗前肝功能减弱、腹水，家属及患者坚决要求介入治疗，术后2周因肝功能衰竭而死亡；有1例治疗无效，病变进展2个月后死亡。43例患者治疗后，症状缓解者21例，B超、CT提示肿瘤缩小>50%者18例;AFP下降或恢复正常者14例;随访半年生存20例（46.51%），1例死亡于其他系统疾病。1年生存11例（25.58%），2年生存6例（13.95%），3年生存3例（6.98%）。食欲下降者7例（16.28%），恶心呕吐者16例（37.21%），外周血白细胞下降者12例（0.28%）。

3 讨论

3.1 原发性肝癌的自然生存期一般为1～4个月，只有13%活1年以上，且肝癌发现时大多为中晚期，大多数失去了手术时机，使介入治疗成为治疗肝癌的重要手段［1］。通过肝动脉介入灌注化疗，有利于提高局部药物浓度，据报道，动脉灌注化疗药物浓度要高于静脉给药2～6倍［2］，使抗癌药物在肿瘤组织内缓慢释放，减少患者化疗时的不良反应，且能提高治疗效果。

3.2 通过介入，经肝动脉灌注化疗，同时可行肝动脉栓塞，进一步提高治疗效果。正常情况下，肝脏是具有双重血供的特殊脏器，肝脏的血流20%～30%来自肝动脉，70%～80%来自门静脉，而肝癌的血液供应几乎全部来自肝动脉，故肝动脉栓塞后肿瘤的血供减少90%～95%，而正常肝实质的血供仅降低35%～40%［3］，所以放射介入治疗的最主要手段为肝动脉栓塞化疗，其目的是阻断肿瘤的血供，使瘤体缺血坏死而缩小，提高局部化疗药物浓度，并缓慢释放抗肿瘤药物效应，减轻不良反应，控制肿瘤所致的出血，缓解疼痛。由于不会对正常肝组织血供造成大的影响，而对肝癌造成的损害远较其他部分严重，因而被用为治疗肝癌的一种手段。

3.3 本组资料中，单纯结节型、巨块型的预后较佳，中、远期生存率高，可能因为肿瘤血供丰富，多有包膜，播散少；而弥漫型及多结节型常伴有明显门脉癌栓多见，转移常见，所以生存率低。此外，有黄疸、腹水，严重肝、肾功能不全，明显的凝血功能障碍及出血倾向者不适合做介入治疗，本组有1例因术前严重肝功能不全及腹水，术后2周因肝功能衰竭而死亡。肝栓塞后病人可有肝区疼痛、发热、一过性肝功能损害等，因此，介入治疗后要做进一步保肝治疗。

3.4 肿瘤动脉放射介入栓塞化疗后，在早期据彩色多普勒观察肝固有动脉峰值血流速度明显减低，此时CT观察不理想。随着介入后观察时间延长，肿瘤内部及其周围动脉狭窄，闭塞更加明显，导致肝固有动脉血流下降，门静脉血流量减低，从而进一步减少了肝肿瘤的血供、使肿瘤缩小。碘化油与肝癌细胞有亲合性，作为载体或栓塞剂治疗肝癌。影响碘油在肿瘤内的积聚因素很多，如肿瘤的血供、肿瘤的大小。根据有关文献资料统计认为CT检查时间最好是在介入栓塞治疗后4周［4］，本组病例均采用4～5周检查。常规螺旋CT平扫主要是观察肿瘤缩小的情况、碘化油积聚分布的范围、数量占肿瘤面积的多少。螺旋CT增强扫描，动脉期和门静脉期主要是观察肿瘤内残留存活的癌组织所占的比例，以及肿瘤周围的副血供，门静脉有否癌栓及肝脏其它部位有否播散病灶，从而对决定是否再次介入栓塞治疗和治疗方法的选择有重要意义。本组病例有1例最多介入栓塞治疗达5次。

4 结论

肝癌的其它治疗方法和手段有药物微球、热化疗、灭能硬化、射频消融、放射粒子置入、留管持续灌注化疗或埋置药盒化疗等，但都有其局限性和不足，应从提高患者生存率和提高生活质量出发，加强综合性治疗。介入放射学是医学影像诊断学与临床治疗学相互结合与发展的产物，它渗透于各医学学科中，推动着各学科的发展，改变了许多传统的内、外科治疗模式，已成为现代医学中最具有发展前途的一门新兴学科，已被认为是与内科、外科并列的三大医疗体系之一。介入放射学诊疗技术令肝癌的治疗获得了突破性进展，疗效显著。肝癌介入治疗数十年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介入治疗是目前肝癌非手术治疗中效果最好的，具有微创、安全、高效的优点，可明显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并延长生存期，目前是肝癌治疗的重要方法，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 王建华，颜志平，王小林.腹部介入放射学［M］.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8:55-69.

［2］ 韩锐.肿瘤化疗预防及药物治疗［M］.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1：591.

篇2

关键词：社会思潮；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作者简介：张丽丹（1982-），硕士，讲师，女，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单位：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高校学生工作专项）；项目名称：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相研究；项目编号：1252xs303

一、当今存在的社会思潮及特点

社会思潮是指某一时期内在某一阶级或阶层中反映当时社会政治情况而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潮流，它以一定的社会存在为基础，以相应的意识形态为理论核心，并与某种社会心理发生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渗透作用 [1]。当前我国的社会思潮既有积极向上的，也有消极落后的。这些社会思潮错综复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我国社会思潮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新趋向。社会思潮具有：阶级性、复杂性、群众性、时代性等特点。[2]

二、影响大学生思想的社会思潮

（一）理性看待民族主义思潮是正确唤醒大学生民族意识的利剑

辩证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具有两面性。所以理性看待民族主义思潮是关键。积极的民族主义思潮在学生群体中主要表现为爱国情怀，民族独立意识。如1999 年 5 月8 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2008年4月7日法国巴黎市政府支持分子抢夺奥运圣火等事件，都引起了大学生们的强烈抗议。值得注意的是事件后，大学生群体多数处于理国层面。从强烈抗议游行到抵制日货可以说大学生群体是理性民族主义的一大进步。这种理性的民族主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与社会主义相统一。[3]

防止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如果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进一步泛滥，那只能破坏政治秩序，危害国家前途和命运。大学生对国际贸易的认识往往是粗浅的，并且带有浓烈的经济民族主义情绪，以对抗思绪理解经济和贸易问题。一旦与西方国家出现外交纠纷和贸易摩擦，立即演变成民族主义的渲泄口，许多学生动不动就宣称抵制美货、日货，甚至作出围堵家乐福之类的极端举动，而全然不顾多年来我国与西方国家间贸易属于顺差，如果西方国家也抵制我国的产品的话，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

（二）复古思潮思潮掀起了大学生文化层面的波澜

最近几年，社会上文化复古思潮忽然活跃了起来，大量的没有限制的传播古代文化。如：电影、电视作品、书籍、流行音乐等等。中国流行音乐近几年刮的一股“中国风”甚至席卷全球。很多流行歌曲的歌词中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题，或者全盘照搬，而谱曲却为现代流行元素音乐。[4]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更是邀请专家学者，用民间的现代的方式讲述我国古代的历史、文学等作品。复古思潮是相对现代思潮而言的，在求新的社会大背景下，不免会回想历史，追寻中华传统文化。在大学生群体中，复古思潮可以说是无声无息地流行起来。

然而复古思潮传播的并不是都是精粹的古代文化，如男尊女卑、封建迷信、背书读经等现象都是复古思潮糟粕的产物。即使是大家普遍认可的古代圣人、思想家留下的优良传统和文化宝藏，我们也不能照搬到现代。复古思今，以史为鉴才是大学生面对复古思潮的立场。

（三）拜金主义、拜权主义思潮动摇大学生价值取向

伴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一股拜金主义、拜权主义的思潮正在蔓延。对于这股思潮，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在经济领域，一些单位和个人，为了捞取金钱，不惜采取非法手段，损害国家和群众的利益。大学生中受到拜金思潮的影响，例如在大学校园里更有用金钱交易论文，购买高科技仪器考试舞弊等极端现象更是助长了校园中的“金钱万能论”的不良风气。消费观念扭曲，攀比心理严重，这些都是拜金思潮对大学生价值取向的歪曲。

北京师范大学孙喜亭教授深刻指出：“拜权主义更多的是封建等级制度的残余。当前人们抨击的‘官本位’，实际是‘公仆’的异化，是封建残余的表现。‘官本位’是由‘金本位’而来，它是以‘官’作为价值尺度。住房分官级，坐车分官级，吃饭标准分官级，看病住院分官级，死了也要按官级摆灵位……官的价值掩盖了人的真实的价值。” 由此可见，工具教育的实质是人与人关系异化的结果，是对人的价值的一种颠倒和扭曲的教育。拜权主义思潮犹如洪水猛兽般袭来，比任何一种思潮都可怕，它扭曲了人们正确的人生观。

三、社会思潮对大学生产生影响的原因

年轻的大学生群体在年龄上处于求知欲旺盛、探索世界、好奇心强，但是人生观、价值观、政治信仰还未成熟的一种懵懂状态，人格尚未完全成熟，思想及其活跃求新，甚至叛逆。在学习过程中不仅仅是被动接受也在思考判断，面对大学的教育内容，通过媒体观察社会百态，他们会参考书刊、网络来解决心中产生的疑问。就因特网而言，信息量更大而且没有统一的规范，谁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判断互联网中更新的信息是否属实并且无法判断对错。

四、良知、理性――应成为大学生抗拒思潮产生不良冲击的主旋律

（一）良知――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培养学生准确辨析分解各种社会思潮

大学生思想观价值观需要自我约束，而良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规范大学生的思想。面对形形的思想理论和社会现象，大学生的确需要一定的辨别能力。当大学生面对腐败现象、食品安全等少数社会问题的时候，往往可以轻而易举地分清是非。但是介于模棱两可的事情的时候，什么是指引他们内心良知的灯塔？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哲学观。世界是发展的、社会也是发展的。社会发展有着其自身规律，无论谁拥有多大的权利和财富，只要违背社会发展的规律终究会被淘汰出局。历史发展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没有良知就会亡国，一个人没有良知就会迷失方向自取灭亡。

其次，用良知规范自身行为。刚入学的时候，社会思潮对大学生的世界观影响非常大。模仿是年轻人的天然属性，在大学树立正确的榜样是解决和规范他们行为思想的有效办法。大学生会因为崇拜一个优秀的老师而接受这个榜样的道德、行为思想甚至是人生观价值观。所以，在大学宣传品行兼优、德才兼备的教师事迹，树立这样优秀教师为榜样可以正确影响很多学生的想象观念。

最后，将二者结合，把思想与行动统一正确的思想规范正确的行为，大学生才能在面对多元化的社会思潮冲击时，犹如江河入海而波澜不惊。

（二）理性――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生信仰教育新方向，化解社会思潮负面影响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信仰教育，优化大学生信仰教育的环境，需要从社会环境、网络环境、学校环境和家庭环境4个方面入手，切实改进当前环境的恶劣局面，为大学生信仰教育提供良好的环境背景。社会环境的优化需要政府发动社会力量共同完成，改进社会风气。网络环境的优化既需要从法律角度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又需要从道德角度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学校环境建设重在做好校园文化的构建和发展，建设科学、健康、文明的校园文化。家庭环境是环境优化中的难点，关键在于家长思想领域的变化和行为模式的优化。我们更要将优化大学生信仰教育环境与批判社会思潮密切结合起来，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效引领大学生信仰教育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氛围，通过丰富深刻的实践活动，引导大学生牢固树立信仰，并将其作为终身不渝的最高追求。[5]

参考文献：

[1]佘双好.当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的特点与应对方法[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4） .

[2] 赵曜.正确认识引领社会思潮[N].人民日报， 2010- 08-12.

[3]贾九斌.新时期大学生与社会思潮的双向作用[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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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和谐；需要；教育；人人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教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强调以人为本的社会，社会的主体是人，社会的内部和谐、社会的外部（即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和谐，归根到底都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只有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毋庸置疑，离开了以培养人、塑造人为根本宗旨而存在的教育，和谐社会的建设就失去了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基本保证，没有高素养、高素质的人，和谐社会也是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和长治久安的。

1 “民主法治”需要教育。

同志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撑，同时又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这一论述清楚地表明，民主法治不仅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而且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保障。

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来考察，“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之道，应该是德治与法治的密切结合。德治对人的社会道德提出较高的要求，而法治对道德底线作了限制，两者的统一就构成了人们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成为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基础。需要明确的是：其一，在我国社会转型的今天，社会生活的井然秩序不能建立在“传统稳定”的基础之上，而应建立在“现代稳定”的基础之上。传统的稳定是一种静态的稳定，其主要特点是把稳定理解为现状的静止不动，并通过各种手段维持现存的秩序；与此不同，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则是一种动态的稳定，其主要特点是把稳定理解为发展中的稳定、前进中的稳定，并通过持续不断的发展、调整来维持社会不断处于新的平衡之中。这种认识的变换，思想的置换，固然能通过市场大环境来促动人们自觉、自醒，使人们顺应潮流，调正航舵。然而，要使人们，尤其年轻一代从根本上洗脑，改变观察的角度，树立全新的思维方式，造成百舸争流的蓬勃局面，有力之柄在于教育，因为教育使人更聪明，更理智，其效益不只在当今，更在长远。其二，维持现代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工具，不仅包括社会道德，而且也包括社会法律。没有对社会法律规范的充分理解，不能遵纪守法，就不可能有井然有序的社会生活，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和谐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而要实现法治社会，取决于公民法律意识的觉醒，取决于社会法治教育开展得如何。所以，离开了教育，即使有“法制”也难以达到“法治”的根本目的。

2 “公平正义”离不开教育。

公平和正义是建设和谐社会的理性基础，只有坚持公平与正义，才能确立社会生活的主导信念和合理、和谐、规范的人际关系，形成人人讲诚信、讲道德、讲法制、讲秩序的行为规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的是要“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保护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权益”，是要“惠及全国人民”，而不是仅仅“惠及少数人”。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应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弱势群体，关注各行各业生活存在困难的个体，在全社会大力倡导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形成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

古今中外大量的历史事实表明，严重的社会不公、明显的两极分化，势必导致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社会阶级之间剧烈的利益矛盾，直至暴力冲突。一旦社会的利益冲突演化成剧烈的政治冲突，社会和谐就随之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保障。因此，社会公平是社会和谐的基石。但是社会公平的维护和实现，并不是传统社会的“均贫富”，也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普遍贫穷，恰恰相反，它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不同群体和个体的利益，为了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推动社会进步。

而要缩小社会的两极分化，使人们真正树立“公平和正义”的理念，显然教育是不可缺少的。通过教育改变弱势群体的各种生活待遇，促进公平和正义社会的建立。其实，我国的教育事业在过去几十年所取得的显著发展和进步，比如，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进入了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等等，都促进了我国社会向更加公平和正义的道路上前进。

3 “诚信友爱”成于教育。

诚信是公民立身处世的道德起点。我国作为文明古国和礼仪之邦，早就把诚信视作基本的“为人之道”，是做人的必备品质。孔子曾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程颐也说：“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朱熹认为，诚信是做人立德的根基，是人格修炼的基点。在现代文明社会，诚信已超越了个人道德修养的范围而进入“公民道德”的领域，可以说，诚信已成为现代社会人们必须具备的基本品格。

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分析，诚信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只有诚信，才能真正取信于民、发扬民主，同时法治的过程也是一个诚信的过程。只有尊重和遵守诚信规则，人们的创新活动才能得到保护，人们的创造力量才能得到发挥，社会才能充满活力。没有诚信与法治作为保护，人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公平公正就难以实现，安定有序的社会也将成为空话。唯有在诚信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才能坦然相处，才能建立起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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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推进 依法治国 新时代

根据党的十要求，我们要坚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坚持法治社会、法治政府、法治国家的一体建设，开创依法治国的新局面。

一、依法治国的必然性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仅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内容和内在目标，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保障和动力源泉。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以及不稳定因素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人们更加重视对自己权益的保障，更加期望建设民主法治，更加渴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因此，我们要把推行依法治国放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上。

科学发展观的实行需要推行依法治国，科学发展观的彻底执行是一场制度创新和观念改变。我们想要把思想从封建的观念中解放出来，然而这种变革会受到各种制度的束缚。因此我们要通过法治来深入执行科学发展观。用供给、导向、创新制度来解决阻碍科学发展的制度缺陷、空白和漏洞。让科学发展以制度化为基础，以法治化为轨道，真正实现科学的发展。

建设和谐社会需要推行依法治国。目前，我国社会矛盾不断且易发，某些官员依法执政的能力不强，责任感差，将事情处理不当引起与群众的矛盾，造成严重后果。将法治作为社会利益关系的纽带才能体现社会的正义与公平，让社会的和谐更加稳固。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要实现社会公正、政治清明、长治久安、民心稳定，必须要靠推行和落实依法治国。虽然法治建设要有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但其导向作用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成效倍大，相反我们现在对法治建设有丝毫松懈便可能会带来长期甚至灾难性的后果，再去解决便事倍功半了。

要想让党的执政能力有所提高必要依法治国。国家的成败关键在党，提高党的执政水平，民主执政，科学执政才能让国家走上富强。

二、依法治国任重道远

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各个领域上要全面实现小康，推行依法治国，任务还很艰巨。从过去来看，旧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使得法制制度很少，解放之后中国并没有马上合理并系统的建立保卫人民民主的各项法制，而本就并不完善的法制也鲜有人去重视。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加上发展并不平衡的社会经济，使得我们推行依法治国时会面临更多繁杂的问题以及更加严峻的考验。

社会主义法律形成的现在虽有法可依，但有法不依现象严重甚至愈演愈烈。传统的中国对法的看法缺少发自内心的信仰与规则意识，并不追求公平正义的法律文化。古代中国讲法也只是把法当作一种工具和措施。认为法应该服务于人并且往往用来对付别人。而不是西方所理解的理性和正义公平的观念。现如今民间的一些小商贩偷税漏税，有商家甚至与有关部门勾结，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有错反而乐此不彼，甚至其他人竞相模仿。这些人完全不把法律看在眼里，只想着从法律的漏洞里谋取最大利益。这种法制观念与如今的西方的法治观念有很大差别。

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个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有一天和美国的女朋友逛街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此时将要过马路的他们正好赶上红灯亮了，然而当时街上并没有车辆行驶，中国学生认为完全可以安全的过马路于是就过去了，而美国女朋友直到绿灯亮了才过马路，之后美国女朋友以他的法律意识淡薄，认为这样无发展为由与中国学生分手了。后来，中国学生回到国内交了一个中国姑娘，同样十字路口的选择，中国学生这回直到绿灯才过马路，而那位姑娘和当初的他一样闯红灯了。中国姑娘认为他太守规矩了不懂得变通，这样不灵活的人似乎也没什么发展前途，也和男生分手了。这个故事很恰当的反映了现如今中西方法治文化的差异。我们虽知道法律知识，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形成了法律文化。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不懈努力，中国已经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法律体系，我们仍需要进一步的去完善并使其形成法律文化。这个任务是长期并且艰巨的。政府应该服务于人民，致力于社会事业的发展、民生的改善、文化的建设、经济体制的完善、生态环境的保护、社会纠纷的化解与预防以及权利的制约规范等领域的立法。政府要反腐败，要紧抓政府机关执法的文明公正。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要真正做到。同时还要严格的规范司法的行为，来提高司法的公信力。政法队伍要加强建设，管理制度要加强完善，行政法官的业务能力、司法理念以及工作水平要提高。

大力开展宣传法制教育也是推进依法治国的有效途径。只有提高人民的法治意识，全民一起投入到建设法治社会里，才能打好推进依法治国的坚实基础。法律实施的主要主体是人民群众，开展宣传法制教育要在全社会大力开展。让社会主义的法治精神走进学校、乡村、企业、机关，并能够深入人心，融入人民的生活中去，形成法律文化。

三、结语

总而言之，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万众一心，把推进法治治国与全民参与相结合，将法治当作一种信仰并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来，坚持不懈的法治建设，我们就势必能迈向全面推进的法治新时代。

参考文献：

[1]李步云，李林，胡云腾，程燎原，周汉华，马怀德，付子堂，孙笑侠，刘作翔，李洪雷，周尚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迈向法治新时代[J].法学研究，2013（2）.

[2]李林.当代中国的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J].学术探索，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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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警民关系 法治和谐 社会稳定

和谐警民关系释义

什么是和谐?构建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旋律,在倡导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下,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和谐”的基本内涵,否则目标不明确,行动就会陷于盲目。人们一般都把“和谐”理解为“和睦相处”、“和气生财”、“团结一致”、“没有矛盾”以及“社会平安稳定”等等。然而,很显然,这样的理解是经不住理性推敲的。“和睦相处”、“和气生财”、“团结一致”、“没有矛盾”以及“社会平安稳定”其实都是由于和谐而带来的结果,并不是和谐本身。

“和谐”一词最早源于美学,按《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和谐即配合适当、匀称。①《辞海》则把和谐解释为“和合、协调”,《辞海》说明和谐的意思还引用了《书·舜典》里的句子,“八音克谐,无相夺伦”。②意思是,“八种不同的音不仅和谐,而且不会互相干涉。”这就是说,和谐的最初本义应该是指配合得适当、匀称、协调而不生涩、不别扭。正如《论语》所言:“君子和而不同”,讲的就是尊重多样性,允许有异议。因此,和谐的初始含义就是强调多样性、协调化,这有利于实现美好目标。也有人曾对“和谐”的词义作如下字面解释:“和”,禾与口。禾,饭也;口,嘴也。和,就是人人有饭吃。“谐”,言与皆。言,就是说话;皆,都的意思。谐,即人人都可以说话。这样,“和谐”便带有了人人有饭吃,人人可说话的意思。该说法尽管有点望文生义,但确实说明了和谐的第二层内涵,就是“和谐”意味着要尊重、要保障人的合理的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体现出对人权的尊重。

在1937年8月发表了《矛盾论》一文,并从哲学的高度明确指出:“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③“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著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④如运用矛盾论的观点对“和谐”一词进行分析,可知和谐由矛盾构成,没有矛盾就没有和谐,和谐这一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它的主要矛盾,取决于统一性方面而不是对立性方面,但是对立性是和谐存在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动力。这应当是和谐的第三层含义。

在2005年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强调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里,指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首先是“民主法治”。所以,和谐在当前法治建设过程中还应当具有第四层含义,即和谐是法治和谐,是用符合文明要求的民主与法治构建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的和谐。

虽然和谐有多层涵义也有不同理解,但是和谐都是相对的和谐,没有无矛盾的和谐。因此,不能因社会上存在一些对抗性矛盾问题就否定社会的总体和谐。当前,建设和谐社会,构建和谐警民关系,首先主要是在制度机制方面建构法治和谐,让和谐的内容通过制度机制的运行得以实现,其目的是保障群众权利、让人民满意。所谓法治和谐,就是符合人民意志、代表人民利益的善法成为国家治理、社会运转以及个人行为的最终依据,法律得到社会主体的普遍信仰与遵守,守法者的利益能得到法律的切实保护,个别违法犯罪行为都能最终被绳之依法,受到应有制裁。

如何界定警民关系与和谐警民关系?多数观点认为,警民关系就是发生在警察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一切关系。个别观点认为警民关系是指警察在打击、预防犯罪和提供社会服务等各种警务活动中,与社会公众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与人际关系。从法理上分析,第一种观点显然是不科学的,如警察恋爱结婚就不是警民关系,而是一般的非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第二种观点应当说比第一种科学合理的成分多,但仍然存在范围过大与不明确之嫌。界定警民关系这一概念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就是因为警民关系不是一个法学概念或法律概念,学术界以及立法部门并没有给出一个权威的理论或立法定义。但在以“警民关系”为中心论点进行理论探讨并试图指导法治实践时,则必须要对“警民关系”予以科学准确合理的界定,否则必然要引起观念上以及实践上的混乱。结合法学基本理论和警民关系的具体实践,笔者认为,所谓警民关系就是警察依法行使公权力行为过程中与行为相对一方发生的以职权职责、权利义务为内容的公法上的法律关系。

什么是和谐警民关系?从前述和谐的内涵分析我们明确了当前中国社会和谐的首要内涵也是核心内涵就是制度和谐,即法治和谐。没有和谐的制度,就没有和谐的秩序,没有和谐的法治,就没有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结合法治和谐的内涵与上文对警民关系的界定,笔者认为,和谐警民关系可以概括为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建立起来的,在警察行使公权力行为过程中与相对一方形成的法律关系,即体现法治理念和贯彻法治精神落实法治要求的警民法律关系。而什么是法治理念、法治精神和法治要求呢?简单的说,法治理念就是通过民主的方式产生善法,用善法治国,用善法规范各种有关社会利益关系;法治精神就是要尊重法律崇尚法律,用善法保障民生实现民利;法治要求就是要求一切社会主体依法办事,使良善的法律得到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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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现代性　法治教育　大学生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之大学生的法治教育开展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现代性法治国家的建立，最终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设的兴衰成败，这就对加强大学生法治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要求。而大学生法治教育的成功开展则依赖于对法治精神中所蕴含的时代特征的把握，因此，系统全面地分析大学生法治教育的现代性本质诉求在学理和实践上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力图从理性主体的价值目标、权利义务的基本内容以及方式多元的实施途径等三个角度论述大学生法治教育中所蕴含的现代性应然诉求，从而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生法治教育的现代性理论体系和实践框架。

一、理性主体：法治教育价值目标的现代性

黑格尔认为，“现代世界的原则就是主体性的自由”，现代社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自由地承认，精神财富从本质上讲是自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个体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生成或走向自觉，是现代性的本质规定性之一，是全部现代文化精神的基础和载体，人作为个体从自在自发的生存状态进入到自由自觉的生存状态，这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成为现代社会运行的支撑性因素，是现代社会的创新能力、内在活力和驱动力的源泉。这种个体的自觉状态不是少数社会精英的特殊状态，而是现代社会公民的普遍的生存状态。这就在哲学的层面提出了现代性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人作为自主性的理性主体的生成。在现代社会，这一理性主体行为的标准不再依据前现代社会的神之权威或君王的绝对权力，而是遵循着经合法程序制订出来的法律规则，细言之，国家、社会与理性主体的关系由公法来衡量，理性主体之间的关系则为私法所决定，因此，我们可以说现代社会就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对理性主体而言，这种法治化的要求并非仅停留在抽象的层面，它更在法律精神、法律信仰以及法律实践的层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首先，理性主体的自主性是现代法律精神的集中体现。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在于社会成员主体性意识的增强，这种主体性体现在人们能够依据客观条件和主观需求及聪明才智来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一种能力和权利，是主体支配自己的活动所应有的权利。同时这种应有权利要转变为现有权利，就必须得到国家法律制度的确认，从而获得公权力的保障，所以，我们可以说现代法律的基本特征就是对源于自主性的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进而能够断定法的现代精神之主旨，乃是对自主性的弘扬。同时这种体现社会主体自主性的法的精神，逻辑地演绎为若干要义，亦即公民意识、自律意识和生命意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塑造具有自主意识的理性主体是现代法律精神的题中之意。其次，这种理性的主体应当具有忠诚的法律信仰。“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就意味着法律在成为工具性规范的同时，还必须成为人们的价值性诉求。如果“法律仅仅被理解为国家自上而下地制定和执行的一套规则，当官僚国家通过无论行政还是法律手段渗入和控制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当社会在此过程中日益萎缩而不再是法律与宗教的创造之源，这时便大难将至”因此，对法律的诚挚信仰成为现代性主体的必然要求。最后，就实践而言，理性主体应当视法律为外在行为的准绳。法律与道德的区别在于调整对象的不同，法律指向的是人们的外在行为，而道德则调整人们内在的良知。理性主体也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人们必须将法律作为行为的最低标准，这一要求是保证理性主体的自我权利与其他社会成员的权利和谐共处的基本条件。

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性的规定特征在于具有自主性法律精神、法律信仰以及视法律为行为准绳的理性主体的生成。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大学生法治教育的过程中，把自主性的理性主体的培养视为教育的价值目标。在法治教育中，需要让学生知道，只有成为自主性的主体才能进入社会生活，当然这种自主性不是任意性，而是以责任为依归的，每个青年学生只有成为自主的主体才能使自己信服地成为责任主体，从而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使自己的行为选择符合法律的要求。同时，要培养学生对社会主义法律的信仰，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把握法治观念的精髓，因为只有当法律成为学生的一种社会信仰时，它才能是使大学生由内至外地尊重法律，从而能够按照法律的要求展开实践活动。因而，只有将大学生塑造成具有自主意识的理性主体，才能符合现代性的应然要求，才能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培育出守法公民。

二、权利义务：法治教育基本内容的现代性

以理性主体的生成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社会，不仅表现在社会成员的自主性的增强，同时还表现为理性主体之间的关系与前现代社会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再以身份为划分标准，而是以人们之间的契约关系来界定，这也是前现代社会被视为公法型的社会，现代社会被视为民法型社会的法理依据。在现代社会，国家公权力的来源是由“社会契约论”证成的，而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则是以民事性契约来判断的。无论是社会契约还是民事契约都是以自主性的理性主体的存在为前提，就此而言，契约化行为在社会中地位的彰显正反映了理性主体自主性的增强，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自主性理性主体的出现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本质要求。当自主性的主体成为契约制定者和履行者时，所有活动的内容则指向人们的具体行为即设定、实现权利和义务。就此我们可以推论，权利与义务这对矛盾范畴构成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视权利与义务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因此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法治教育时，必须把握住这一现代性特征，将权利与义务观的教育视为法治教育的基本内容。

青年学生正在经历一个逐步成熟的成长过程，法治教育要使学生能够在选择社会行为时摆脱不成熟的随意性和不负责任性，让每一个学生知晓在享有权利的同时，还必须承担与之相适应的义务，这就需要青年大学生们树立起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因而就有必要厘清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的内涵及关系。

法律权利是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与之相对，法律义务则是主体以相对抑制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保障权利主体获得利益的一种约束手段。就二者的关系而言，权利和义务在结构上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既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如果一方不存在了，另一方也不能存在；两者在数量上存在着等值的关系，即在一个社会中的权利总量和义务总量是相等的；两者在功能上存在着互补的关系，即只有在两者互动的运行中，才能有效地调节理性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现代社会的运转不仅需要权利，而且需要义务，只有科学地认识到权利与义务的对立统一关系，才能建立起正确的现代性权利义务观。

权利与义务观的确立仅是在宏观上使得大学生了解权利与义务在法律中的地位及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这并不能保证学生在具体层面熟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因而，这就需要在法治教育的过程中，将以权利与义务为内容的教育推向更加细致的实践层面，从而使学生在不同层面理解权利与义务的具体形态。由于大学生在校园中的时间很长，所涉及的社会关系在校园中尤为突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立足于校园生活，使得学生们能够切身感受到权利与义务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例如：学生与校方之间的关系既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又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就前者而言，高校依据《教育法》行使行政管理权力，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垂直型的隶属关系，这就要求学生有服从校方管理的行政义务，与此同时，学生也有在与管理发生冲突时的行政救济权利，如对校方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对于后者来说，二者存在着平权型的民事法律关系，由于校方为学生提供了教育、住宿及饮食等方面的服务，在这些方面两者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都属于平等的民事主体，双方之间的关系由民事权利和义务来决定。我们只有让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切实感受到权利与义务的存在，才能使其了解权利与义务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进而依此作为自己行为的标准。

三、方式多元：法治教育实现途径的现代性

现代社会的规定性特征在体现为理性主体的确立、社会内容的权利义务性的同时，还体现为社会各个系统的分离。近代以来，伴随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逐步分离，社会形成了不同的系统，人们的行为随之呈现出分化的特征，社会的各个子系统按照自身的法则进行运转，这就意味着多元化的趋势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征。现代社会共同多元化的特征也体现在法治建设的进程中，进言之，国家社会、学校以及个人等不同的系统，在法治教育的过程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因此，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法治教育的时候，必须把握住时代多元发展的特征，统合社会的不同力量，如社区、法庭等。在教育方法的选择上也应当摈弃单一的课堂灌输的方式而应以效益最大化为原则选择切实可行的方法，共同营造出大学生法治教育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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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治；德治；关系

一、法治与德治概述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开篇谈到法与一切存在物的关系时说：“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存在物都有它们的法。”因此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也需要有法来作为保障和支撑。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有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反映着统治阶级（即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意志的规范系统，这一意志的内容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它通过规定人们在相互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确认、保护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法治的字面含义为法律的规制、法律的统治。法治追求的是一种公共的共同原则和尺度，是人类社会组织结构的理想化的机制，通过一种切实可行的规定性法则来治理国家，法治本身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价值标准之一。法治相对于德治的随意性、不可控制性而言，它更具有规范性，在司法过程中更具有可预测性、可控制性、可操作性和普遍意义。不管在任何时候，法治的核心价值应该是权力的制约和保障人权和自由。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现实各国的法治发展过程来看，法治国家的政治基础，必须具备两点，一是它的民主政体，二是它的国家权力配置。要想很好的实行法治，最根本的就是要解决国家权力配置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国家权力能合理分工和有效制约，即权力得到更好的制约和平衡，互相牵制，不能越俎代庖。在任何社会，权力必须受到约束，否则将会应证一句话，即绝对的权力将导致绝对的腐败，既要树立起法律在政治社会中的权威性，又要考虑到法律对权力的制约性。因此笔者所强调的法治并不排斥权力，但是反对专制，其核心价值是倡导用法律来规范权力，以法律约束权力，最终实现在法律统治下的以权力约束权力，从而保障公民自由。这是法治的最高原则和根本目的。

所谓道德，它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评价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善与恶、荣誉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等问题上的观念、原则和规范的统一体。道德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内心信念的力量，保证着人们对其规范的遵守。德治就是运用道德的特有的内在规定性来约束人们，管理社会。德治不同于法治，法治追求的是规则本位，有具体可行的条框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而德治追求的是伦理本位，道德本位，没有具体的条文规定应该作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也没有后果的规定性，即这样或不这样将会带来怎样的麻烦，主要是通过内心的道德自觉意识来发挥作用，德治更多的是约束人们的动机，这就对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和标准，自觉性在整个过程中的重要性，德治是人治的最理想状态。当然，它也会受到外在压力的影响，例如，社会舆论，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德治是对法治的有力补充，因为人的多样性、社会性，使得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需也具有多样性，因此，任何一部法律将不可能同时完全满足所有者的愿望，他仅仅能代表一部分人的需求，因此法治的存在与实行将必然存在空缺，将无法涉及到大千世界的千奇百怪，此时将需要德治来弥补其不足。当法治无法触及的时候，德治便可以发挥其作用。由于德治缺乏一个固定的评价标准和规定性后果，这使得其实施过程中难免难以做出抉择，这种以人的意志为依托的判断取向，弹性之大无不严重影响事件本身的客观、公平与公正，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飞快的今天，在社会对人的评价标准功利化的今天，人们的道德取向发生了异化，出现了道德滑坡、道德缺失等现象时，德治不能与德治同处于一个重要的地位，更不允许取代法治的基础地位，否则整个社会的发展将会走上不归路。当然我们要明白，法治追求的最终目的不是去惩罚已经发生了的不良后果，而是法律具体条文的制定颁布实施的出发点是去告诫人们不能做什么，彰显法治的威慑力，以规避不良行为的发生。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说，似乎德治的出发点更加人性化，是人们的自觉，而不是惩罚性后果。当物质财富发展到极大丰富的时候，社会对人的认可度，评价标准导向了道德，一种真正的意识自觉、行为自觉、道德自觉占据整个社会风尚时，德治的作用将会达到极致？

二、关系――法治与德治的区别及联系

法治与德治作为两种不同的治理方略，同属于建立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上的上层建筑。其目的都是为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行为，为统治阶服务的。法治是一种刚性的治国方略，法治规范的是人们行为的底线，是不允许逾越的，是刚性的；其推行的方式和手段靠的是依靠国家的外在的强力，也是刚性的。而德治与之相反，相对于法治来说，它显得更柔性，它是依靠社会的伦理道德来规范社会，约束人们的行为，而且它的施行不具有法治的国家强制力，而是依靠社会教育、风俗环境的影响，社会舆论等的监督下的一种自觉的意识活动。因此，法治限制的更多的是人们的行为，而德治更多的强调的是人们的内心道德标准。

（一）相互联系

1.法治是离不开德治的。法治是保障规定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大法，规范的是社会、政治生活与行为的底线。对于维系社会秩序来说，它是基本的。然而，社会生活复杂多变，法律法规不可能面面俱到。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的、大量的事情并不是靠法律规范来调节，而是要靠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社会舆论、道德教育等来调节。在法治触及不到的地方，就需要道德来调节。无论什么样的法律，都是要靠人来建立、靠人来执行的，而且愈是完备的法律，愈要靠高素质的人来建立和执行，是人们智慧的成果。立法主体的道德品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把什么样的法律愿望上升为国家法律，从而决定法律的品质。尽管法律具有确定性、普遍性、程序性和国家强制性的特征，但是它也有其局限性、缺乏全面性，并非万能。仅以法律来治理国家，厉行法治，并不能解决国家和社会一切问题，特别是涉及到人们的心灵，感情、精神、生活的深层次问题上面法治是无法解决的。就现代社会而言，必须普及教育，推行德育为中心的精神文明，否则，法治没有基础，是不可靠的，是偏颇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法律不管在制定、颁布还是在实施上，无时不刻都在要求着人们的道德良心。因此道德品格是法治的前提，法律的产生以道德为基础的。

2.德治也同样离不开法治。由于德治是一种柔性的治国方略，是靠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觉悟、素质和水准来维护社会秩序的，这对人们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德治对社会的维持主要靠社会教育教化、风俗环境影响、社会舆论监督以及社会成员的自觉意识来完成，因此它随意性、不可控性，不可预测性决定了它的缺陷。德治对国家的治理虽然是十分重要的，但仅有德治没有法治则是不行的。用马克思的观点来说，人是什么，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的思想复杂性、行为的矛盾性。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就有不遵守道德规范的人，此时的德治将苍白无力。如果没有法治对其作强制规范、约束和惩处，那么社会就会陷人混乱之中。尤其在商品经济发展飞速的今天，要使社会发展正常化，常态化，就更需要按规矩办事，需要规则来约束。因此社会的正常发展不仅需要德治的辅佐，更需要的是法治的限定。只要德治不要法治的结果与只要法治不要德治的结果一样，只会带来社会的一片混乱，因此两者缺一不可，必须共同存在。

3.德治与法治共同统一于社会主义建设中。德治与法治均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是人类文明的成果，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都属于上层建筑。从法治与德治的社会目的和目标来看，二者也具有统一性。法治和德治的目的、目标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使社会发展处于良性运行、有序运转和健康发展状态中，都是为了共同推进社会文明进步。法治的重点是人的外在行为，德治的重点是人的内心世界。道德控制是法治的内在动力。法治是对全国人民最起码的要求，德治则是高层次的要求。没有德治支持的法治，是没有根基的。加之，法律不应也不能穷尽社会秩序构建的方方面面，道德的作用也不是无限的，由于道德的强制性较弱，因而无法及时、有效地、制恶，由于法律与道德的这些差异及其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局限，使得两者在国家和社会控制的过程中形成互补态势。

（二）区别

李四芬教授在文章法治与德治关系研究一文中表明，法治与德治的区别表现在五大方面。分别是：产生和存在的时间不同；实现的手段不同；作用的范围不同；主要功能不同；形式和内容不同。然而笔者认为，除了以上几点之外，它们之间还存在着以下的不同；

第一，出发点不同或者说逻辑起点不同，即一个悲观派，一个人乐天派。法治，是通过具体的规则去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它的逻辑起点是对人的悲观理解，对社会生活中的人失去了信任、产生怀疑，人本身不能自觉遵守社会规则，不能自觉地约束自身行为，如果没有外界规则以及人们对这些规则的畏惧，人们生活的秩序将陷人无序状态。因此，为了不让社会陷入危险之中，就必须用法加以约束和限制它。而德治与之恰恰相反，德治的逻辑出发点是对人性的看法充满了乐观的态度，认为人们能自觉用道德来约束他们的思想行为，认为人们对这些道德规则是自发的自觉自愿遵守。前者是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后者是约束人们的内心动机，对人们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因此，从逻辑出发点来看，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

第二，两者价值追求不同，尽管两者的现实目的一样，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为使社会正常运行。但是法治与德治的价值追求不同。如果说法治的价值是追求政治生活的有序化和可能的正义，那么，德治的价值则是追求政治生活的更高质量。迄今，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能满足所有人的意愿，法律是不能最终地、一劳永逸地解决人们所面临的困境。更重要的是，法律规范进行强制的社会统治是明显违背道德的。因此，对于像法律这样的规则所包含的有限性，人们始终是不满意的。人类有一种追求永恒和完满的内在要求，这样的乌托邦思想自从人类产生之时就存在并始终伴随着人类的发展。在此，正好人们的道德可以充当有限的现实和完满的乌托邦之间的桥梁。所以，德治这种思想和愿望在人类历史之中，从来就没有失去过，如同人类从来没有失去过理想一样。因此，我们可以说，提倡德治的主张，是人们对更高生活质量的向往、道德自觉，是人类有史以来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是人们企图超越他们所生存的环境而表现出来的绝对意义的追求。

三、结语

尽管德治与法治各自有存在着独立性，存在与不同的领域，为了确保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使社会处于良性运行、有序运转和健康发展状态，就需要法治与德治共同发挥作用。德是法的标杆，法是德的底线，德治给法治以道德基础的支撑，法治给德治以支持和保障。同时还要看到，一个社会如果大多数成员没有思想觉悟和道德素质，那么不论有多么苛刻严厉的法律，或者是有多么明细的法律，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秩序和管理问题，不能解决社会长治久安问题。只有通过德治来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觉悟、素质和水准，从而更好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社会的成员道德水准和素质提高与增强了，也会使其更加自我遵守社会的法律规范和各种制度。德治搞好了，可以更好推动依法治国。另一方面，法治对德治也具有一定的规范、导向、参照和促进作用。社会法治搞好了，会推动、促进社会德治，二者在互相推动、互相促进的环境下共同维护社会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2] 孙国华.法理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3] 赵震江，付子堂.现代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 李龙主编：法理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5] 李四芬.法治与德治关系的研究[J].孝感学院学报，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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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社会学 苏力 梁治平乡土中国

当代中国法社会学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复兴于20世纪80年。又有人认为是晚近二十年来法学研究的新进领域，是提升中国法律学术水平的增长点。1但是目前中国法社会学处于比较落后的状况，其发展是从翻译和介绍西方法社会学的理论开始的。在此基础上，以西方的理论成果为理论框架，以中国的现实状况为资源，构成法社会学的研究现状。作者认为中国法社会学的现状包括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现代性的进路。所谓现代性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有学者研究认为现代性是指西方世界发展到当代的状况。其标准包括1理性主义，是对神性的挣脱。2强调规则的治理。前面提到中国的法社会学是没有基础的，其发展的开始都是着眼于西方的理论，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社会。用西方法社会学的方法关注中国法治实践。如，苏力的本土资源理论，就是走多元化的现代法治进路。在作者看来，在中国这个本土资源如此浓厚的国家，地区差异大，民族多等特点，对中国的研究足以使中国的法社会学走上一条中国法社会学的道路。不管是中国的资源还是西方的理论都可以成为学者们研究的资源，发展中国的法社会学的。

第二，帮助国家掌控社会为目的。法律的合法性来自国家的授予，国家权力通过法律渗透到私人领域，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无论是乡土中国、送法下乡、还是王铭铭、梁治平等人的研究都是为了对农村有一个深入的了解的前提下，将法律送入乡村社会，破坏原有的习惯风俗。在乡土中国里，对什么是乡土社会，乡土社会有哪些特点如差序格局、男女有别、无为政治等。送法下乡中的乡土社会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法律是什么，在官方的理解来看就是国家制定的规则，民间法是没有送下乡这一说法的。将国家制定法送下乡的目的便是控制农村。杜赞奇认为，正式的国家政权虽然可以依靠非正式机构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但却无法控制这些机构。送法下乡正是要解决这一问题来的：从为什么送法下乡，到送什么样的法下乡，最后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能有效促成法律真正下乡。国家是不允许有其控制不了的领域的。侯猛认为法律社会学的意义就在于在本质上它是反法治的知识，因为在法治实践中，因为在法治的实践中，法律社会学不断的提出法治的漏洞，弊端以及可行性。2在作者看来这正是体现了法社会学以国家为中心，帮助国家操控社会的一面。而非如侯猛所言是“反法治”的。相反，是推动法治进行的关键领域，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法律的手段，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似乎是一条新的路进。

第三，研究对象的单一性。 在苏力的《送法下乡》，的《乡土中国》，王铭铭主编的《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无不以乡土社会的异状为研究对象。送法下乡关注的是怎样将现代法治发展到乡村社会，目的是改造和征服农村3。将国家权力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由城市渗透农村。4乡土中国，着重在于介绍什么是乡土社会，乡土社会的一些特点，比如说乡土本色在于与土地的不可分性，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提到文字下乡是，他认为，文字在空间格局和时间格局中都没有下乡的必要，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这本书则是从各个角度阐述对农村的理解，如王斯福教授以庙会为切入点来阐释其的政治意义：庙会交流的一切是间接性的，从而避免中央政府对其交流行为的介入，同时它是一种不在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地方力量的展示，其象征体系传递着与政府权威虽不必然冲突，但并不相同的权威观念。5虽然作者认为将庙会与政治牵扯在一起似乎有些牵强 。

在作者看来法社会学涉猎的领域应该是相当是比较宽泛的，如解决司法不公的问题，近年来躲猫猫事件、喝水死，睡觉死。孙志刚案件等等都是法社会学应当关注的焦点问题，它关系到社会的安定与和谐以及司法的公正问题。程序正义问题是我们这个更加关注实体正义的国家所应当重视的。它不比乡村社会的问题来的更加犀利。它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以及司法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焦点。除此之外社会腐败问题，法律在社会中的实践问题，地方司法保护问题等等都是我嫩应当涉猎的。另外，外在秩序的追求我们已经足够的重视，把视野转向人的内在秩序的探讨似乎是学者应该重视的问题。喻中教授的和谐秩序原理强调，人的内心世界是我们应当关注的另一个秩序世界。近些年由国家法律处以死刑的人数大致是十几万人人次，而自杀人数却超过了二十万。通过这些数据，足够使我们重视人的内心秩序的构建。这不仅仅是一个心理学上的问题。同样也是一个法社会学的问题。

第三，概念不清。在乡土中国中，认为乡土社会的特点之一是“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地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至少老根是不常动的。从外部看，由于人口的流动率低，社区之间的往来不多，因此“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且彼此之间甚为熟悉，因此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从费老所在的年代一直到今天，中国社会经历了迅速而深刻的变化6。到苏力的送法下乡时的乡土社会是否还是费老所说的乡土社会，在法社会学的分析研究中，这样一个核心的概念作者认为是不能含混不清的。虽然梁治平在认为乡土社会是一直在蜕变当中，而且今天任在变化中，只是，所有这些变化尚不足以使乡土社会的雏形消失，他的轮廓还是清晰可辨的7。

再回到法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概念上来，学界有着不同的认识，甚至对于该学科有不同的名称：如社会学法理学，社会――法律研究。还有一项疑惑认为我们应把法律社会学当作是一个学科还是研究方法的问题。再者是关于农民的概念。王斯福教授认为：农民是对农业人口的新定义，它既是一个行政术语，也是一个自然术语，该术语被定义为是一种落后但是并不是被理解为一种否定的态度。8作者认为农民不过是一个中性概念，没有任何落后意义。并且现在农民工很多从事了城市建设的工作，俗称农民工。又是否属于农民的范畴呢？这些问题我认为都是值得讨论的。

侯猛认为法律社会学的意义在于反法治的知识，作者认为法律社会学的意义在于抛开先有的法律的研究模式，也就是将西方的理论同样作为资源使用而非理论框架。我们并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创建一个全新的学科。

1 侯猛，“中国法律社会学的知识建构和学术转型”，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北京，100720.

2 侯猛，“中国法律社会学的知识建构和学术转型”，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北京，100720.

3 苏力“送法下乡”

4 同上

5 王斯福“农民抑或公民”，《乡土社会的公正秩序与权威》王铭铭，王斯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6 “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出版。

7 梁治平“乡土社会的法律与秩序”载于《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P241。

8 王斯福“农民抑或公民”，《乡土社会的公正秩序与权威》王铭铭，王斯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参考文献：

1、苏力 《送法下乡》

2、《乡土中国》 北京出版社

3、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4、侯猛 “中国法律社会学的知识建构和学术转型”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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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转型期；案件特殊性；司法职能；司法策略

中图分类号：DF82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在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制度命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结构转变为开端的全面的社会结构转型，引发了乡村社会原有内向、封闭结构的逐渐崩解，致使乡村社会治理的法治化面临着新的时代背景。在从乡村社会向公民社会、从长期的人治向现代法治的转型期背景下，乡村社会治理中纠纷主体意识所具有的传统乡土社会特色、案件客体所反映的“利益纠葛”纷繁复杂、纠纷处置中“权威无序”等特征，构成对人民法院司法实践工作的巨大挑战。对偏远地区的基层法院而言，由于制度转变的外源性特征更加显著，其工作中所面临的矛盾冲突也更加剧烈、直观。

在偏远地区基层法院的视角下，细致入微而又无所不在的转型期乡村社会的特殊性既是基层司法工作中必须适应的微观环境，也是我国法治化进程中应当直面的宏观问题。人民法院只有正确地认识到这些特殊性，才能真正明晰当前司法所承担的时代使命，优化深入到基层的乡村司法策略，在参与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二、认识：转型期乡村案件的特殊性从笔者所在地区基层法院司法统计的案件收结存数量上看，近年来，案件呈现出持续的高速增长态势。这直观地反映了笔者所在的乡村地区社会矛盾纠纷的增长态势，以及基层法院在办案数量上不断增加的工作压力。但从司法策略的优化角度看，对基层司法更具挑战意义的并不是案件的数量，而是在转型期乡村社会特有的生态环境下，各种案件在争议主体和客体上所表现出的特殊性。

（一）争议主体的特殊性

案件的争议主体，即诉讼程序中的当事人。从司法普适主义的角度看，任何主体参与诉讼的目的都是获得司法裁判的支持，其生活居住的地点是否为乡村，并不影响这一司法基本命题的成立。但从司法特殊主义司法特殊主义，在本文指认为规则在适用中存在大量例外的司法理念，而不是指认可规则之外的特权或特殊待遇的司法理念。 的角度看，尽管参与诉讼的行为目的并无特殊之处，但因所处大环境的不同，乡村纠纷主体行为本身——或者说其行动策略和方式——却在现代法治视野下显现出与众不同的特殊性。

1.以“议事”方式参与案件诉讼

转型期乡村社会的所在地区通常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后进地区，往往也是具有我国传统乡土社会特点的典型地区。当地群众对诉讼、调解等社会解纷机制的认识，大多停留在“摆事实”、“讲道理”的乡村“议事”层面。由于这一认识上的偏误，当事人在参与诉讼或调解时，通常会反复地描述案件所涉纠纷在发生和流变上的各种细节问题，再结合乡土“义理”展开说理，其内在逻辑的精致程度并不亚于现代法治的逻辑体系。尤其在微观事实的认知层面，“议事”方式下的事实描述往往比司法程序下的事实认定更加精细入微。然而，“议事”方式的事实描述恰因如此精细，甚至于琐碎，往往会存在举证不能的问题。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贺少锋，陈庚：人民法院参与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的思考——以偏远地区基层法院为视角在传统乡土社会中，“议事”仲裁者基于熟人社会关系下对纠纷中双方或多方当事人个性、品格以及处事方式等多方面的长期了解，通常可以综合性地判断、还原纠纷全过程的精细事实。即使事实判断和还原上出现了偏误，由于传统乡土社会人员流动性极低，熟人社会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会自行评价“说谎者”的行为，使之在被发现后处于社会舆论上的弱势地位，难以在当地正常地开展社会交际生活。从这个意义上看，举证不能的问题并不会真正地对传统乡土社会中的“议事”仲裁者形成困扰。但在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由于乡村人员流动性逐步增大，熟人社会的大环境逐渐转变，半熟人社会的人际交往关系已经无法对“说谎”行为形成有效的内在约束[1]；另一方面作为仲裁者的法官对现代法治理念的认同逐步增加，对传统的“议事”方式逐步扬弃，导致当事人与办案法官之间的交流障碍日渐凸显。特别是在青年法官的身上，甚至会表现出一种以法治精神为信仰，欲与传统乡土社会的人情世故相割裂的内心冲动。因此，在乡村司法实践中，习惯于“议事”方式的当事人，常会处于举证不能的现实困境和与青年法官的交流冲突之中。

2.以实质合理看待程序规范

同样是基于传统乡土社会对争议主体的意识影响，乡村群众在面对应当如何看待程序规范的问题时，常常会表现出一种茫然。在不少当事人心中，难以理解的程序规范，不仅不能帮助其维护正当的权利，反而是导致其权利丧失的“组织压迫”。一种制度阴谋论的气氛，弥散于不了解法律的相对弱势的当事人群体中。因此，当事人对法律程序，常会因自身诉求未得到充分实现而表现出较大的不满情绪和抵制心态。在乡村社会中，这种不满和抵制往往会导致当事人请求家族势力介入司法程序，或者是请求行政部门干预司法程序。而其说服家族势力或行政部门的理由，则是碎片化的具体事实以及实质合理的乡土“义理”。后者，尤其能获得作为案外“权威”的家族势力成员或行政部门人员的心理共鸣，甚至可能获得办案法官一定的内心认同。

这样，在部分乡村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就会形成一个以当事人主观的实质合理性为基础的案件评价系统。以这种主观的合理性为分析工具，当事人以及案外“权威”对程序规范的价值定位就只会是实现当事人诉求的手段——当司法程序不能满足诉求时，就换行政程序试试。换言之，对认同实质合理性的当事人、家族势力、行政人员等而言，只要能够满足实质合理性，那么变更程序，甚至破坏程序，都是可以接受的必要手段。因此，在乡村司法实践中，以实质合理为根本追求的案件处理过程常常会出现“申请——上访——诉讼——上访”的程序反复，或者已经息诉的案件因为另一相似案件结果的不同而“旧事重提”，或者采取越级上访、静坐示威等非正常的诉求表达方式[2]。这些非程序的行为策略，从根本上否定了程序的存在价值，完全悖离于现代法治所要求的程序公正。可以说，在向现代法治的转型中，实质合理对程序公正的否定是乡村社会与现代法治相冲突的最激烈之处。

3.小结

综上所述，转型期乡村案件的主体特征在于，乡土意识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当地群众的诉讼参与行为和程序规范意识。案件的处理实际上仍处于一个法治程序的规范意义，缺少认同；“义理”式的实质合理性占据竞胜地位的社会生态环境之中。“重实体，轻程序”，请求法官细致“查案”，“循义理而断案”的当事人以及案外人依然是转型期乡村基层法官所必须面对的司法产品输出的主要群体。

（二）争议客体的特殊性

案件的争议客体，即个案处理中的具体纠纷。从司法普适主义的角度看，这些纠纷，无论其是否发生在转型时期的乡村地区，只要依循具体的案由分类，即可由法官依据专门的实体法律和程序法规予以审理解决。但从司法特殊主义的角度看，当前案件所涉及的在纠纷发生和流变过程中对案件处理有巨大影响的转型期特点，却是基层司法实践中不得不专门了解和高度重视的纠纷特殊性。

1.熟人社会式微是纠纷增加的重要根源

从纠纷发生的影响因素上看，熟人社会的逐渐式微是导致转型期乡村社会纠纷数量迅速增加的重要根源。从笔者所在地区人民法院的司法统计数据上看，转型期乡村社会中最为典型的纠纷类型，主要包括：承包土地的流转、宅基地的转让、外出打工群体的婚姻家庭纠纷，以及因现实利益冲击而引发的邻里纠纷。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这些纠纷几乎是不可能“成讼”的。因为在基于熟人关系的传统乡土社会中，这些纠纷有的属于现实利益不大，可以协商处理的财产纠纷；有的属于社会流动性极低情况下，礼教伦理直接调整的家庭纠纷；还有的属于人际关系和谐情结下，应当“息讼”处理的邻里纠纷。但在转型期的乡村社会中，一是经济迅猛发展所带来的现实利益——包括国家补偿等——非常巨大，在原有的自发协商方式中缺少与之相适应的利益平衡方案；二是社会制度对男女婚姻权益的保护受到普遍认同，传统伦理对家庭关系的稳定作用正在逐步消解；三是人际关系的半熟人化人际关系的半熟人化，是指传统乡土社会中熟人关系出现崩解，社会人际关系由熟人关系的典型形态向熟人关系与陌生人关系的混杂形态演进的发展趋势。（参见：杨力.新农民阶层与乡村司法理论的反证[J].中国法学，2007，（6）：161.） ，自利观点相较于互利观点处于优势地位，对长期和谐邻里关系的价值认同逐渐下降。

将这些原因归纳起来，即是由于熟人社会的逐渐式微，在现实利益的刺激下，人际交往过程中互动行为的短期自利现象逐渐增多——在自我利益实现的过程中，不惜以可能的长期的人际关系为代价。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尤其是转型过程中，必须支付的制度成本。制度成本，特指制度变迁过程中改变过去制度稳定性时所需要的社会转型成本。（参见：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韦森，译审.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114-115.） 只有在新的制度逐渐确立之后，即便不再是原有的熟人社会，自利行为的短期策略也会逐渐被更加稳定的长期策略所取代。这意味着，人民法院在面对这样的纠纷时，或许只能以尽可能稳定的司法策略向社会成员传递社会法治体系正在逐渐确立的制度信号，然后等待社会成员的行为认同。

2.权威无序是冲突升级的主要原因

从纠纷流变的影响因素上看，转型期乡村社会的权威无序应是冲突升级——尤其是升级到司法程序难以控制程度——的主要原因。在转型期乡村社会的治理语境中，一方面是传统乡土社会中家族势力、行政部门等案外“权威”对乡村社会秩序的影响力之大，常常是与直接处理纠纷的乡村司法权威处于平行地位，甚至是在某些特定语境中占据优先地位的[3]；另一方面是家族势力、行政部门等依靠传统伦理和政治秩序所形成的权威都已无法“一锤定音”地处置纠纷而不得不在司法场域中，通过在具体案件处理过程中直接的权威对抗，尝试构建新的符合自身利益的解纷路径。因此，即使是在司法场域中，案外“权威”对司法权威的尊重也非常有限。转型期乡村社会的纠纷解决实际上处于一个权威无序——或者说权威真空——的状态。当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案外“权威”出现在一个具体的案件处理过程中时，一是纠纷处理方式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偏离人民法院控制的趋势，二是纠纷内在的冲突程度会表现出显著的增长态势。比如：在一起普通的离婚案件中，一旦出现双方家族势力的介入，那么对案件处理结果的预估评价就需要从优先避免引发双方家族势力的暴力冲突上予以考虑。

更为严重的是，如果人民法院仅以纠纷解决为中心展开对此类案件的处理，那么，一方面是案件的处理结果很可能为了迎合民众口味的“合乎情理”——包括实质合理的“义理”等——而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离；另一方面是可能引发更多的案外“权威”对司法过程的粗涉，导致司法独立品格的丧失。从这个意义上看，人民法院是应当坚决抵制案外“权威”对司法过程的介入的。但是，在权威无序的状态下，人民法院在案件的处理过程中也很难保持理论上所应具有的优先地位，反而是政府等行政力量更易获得较高的话语权。基于这一现实，在面对案外“权威”可能介入或纠纷冲突可能升级的转型期乡村地区的案件时，基层法院对基层行政部门力量的依赖性反而是不断加大的。

3.小结

综上所述，转型期乡村案件的客体特征在于，涉诉纠纷的发生和流变，常常受到人民法院的控制范畴之外因素的巨大影响。无论是熟人社会的式微，还是解纷权威的无序，人民法院在面对和处理相关案件时，都处于一种司法权威不彰、社会效果不大的尴尬之中。这一方面是因为基层法院所秉持的司法规律本身的局限，不能过于主动地介入到具体纠纷的处理和行为策略的引导之中；另一方面是因为基层法院的司法权威受到各种外部力量的挑战，对冲突较大——特别是涉及不同群体结构性利益冲突——的纠纷的处理不得不依靠基层政府以及相关部门、乃至地方行业协会等组织机构的积极协助。

三、思考：转型期乡村司法的职能使命乡村社会争议主体和客体的特殊性，以及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是人民法院——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基层法院——当前所必需面对的巨大挑战。面对这一挑战，每一个基层法官都应当明确，作为一个司法工作者，自己和自己的行为所应承担的社会职能使命——在个案处理中，定分止争，形塑社会关系，营造一个稳定、公平的社会法治环境；在司法策略上，传播法治，助力社会转型，积极推动国家法治建设的现代化进程。

（一）定分止争，形塑社会关系

在现代法治理论中，纠纷解决功能是人民法院所承担的基本社会职能。在社会发展的任何时期，以及纠纷发生的任何地区，人民法院都应当依据国家法律法规，通过对具体个案的审判，明晰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确定个案处理的具体结果，进而解决具化于个案中的矛盾纠纷[4]。同时，人民法院对个案的处理，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明晰，也是对处于混乱状态、争议状态的社会关系的梳理、调整。个案的处理结果，代表的是原有社会关系状态被司法行为形塑后的结果。即使是在一些裁判结果为“确认”、“维持”的案件中，经过司法程序的原有社会关系也是全新的，因为其不再处于混乱或争议的状态之中。从这个意义上看，定分止争，形塑社会关系，是司法行为的基本职能——解决纠纷——的具体内涵。

处于乡村地区的基层法院，当然应为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发展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职责。并且，针对相关案件争议主体、客体的特殊性，基层法院在个案处理的过程中，应当尤其注重对社会关系的形塑。这是因为近十年来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转变，一方面是原有乡土社会格局逐渐崩解，乡村社会各阶层间的利益冲突处于较为混乱的矛盾多发时期，需要乡村基层法院在定分止争的同时，更多地考量案件处理后的社会效果；另一方面是新的社会秩序尚不稳定，乡村案件所涉及的争议群体表现出对新的社会秩序，以及法律规范的不适应，需要当地基层法院通过个案处理，不断形塑应有的社会关系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这绝不等同于对过去社会关系的修复和还原，而是对新的社会关系的把握和形塑。即，乡村地区基层法院需要在法律规范的体系下，通过适用法律，按法治理论中权利义务关系的应然状态，形塑抽象于具体案件的乡村社会关系。

（二）传播法治，助力社会转型

乡村社会的变迁对乡村基层司法提出了新的需要，使得乡村社会原有的乡土特征与国家法律的规范特征越来越具有亲和性。这主要体现在乡村案件争议客体的特殊性上。这些案件纠纷无论因熟人社会式微而出现，还是因解纷权威无序而扩大，都反映出当事人依靠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益意识的提升。尽管当事人并不总是信赖法律规范，有时甚至会为了自身权益的实现而抵制法律规范，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是尚不熟悉法律程序的当事人，也会以自己的方式——如“议事”方式等——积极参与到诉讼程序中，积极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这种权利意识，尤其是财产权利意识的提升，本身就是经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进步。

究其根源，经济社会的转型，并非社会经济结构的单一转变，而是涵盖社会政治、法律等诸多领域的社会整体转变。从传统的乡土社会转变为现代的市民社会，也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社会的发展应当与全国经济社会转型保持步调一致。所以，将法治理念传播给尚不熟悉法律的乡村群众，以构建良好的乡村法治环境，助力乡村经济社会的转型，是乡村司法策略所应承担的时代使命。在传播法治理念的道路上，乡村基层法院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传统乡土社会在普通群众心智习惯上留下的深刻烙印。无论是解纷方式的“议事”形态，还是实质合理的“义理”观念，都需要基层法官通过自己的言行、司法的策略逐步纠正。引导乡村当事人了解诉讼程序，提高其对程序规范价值的认同，则是现阶段传播法治理念和助力社会转型的职能使命中具有“破冰”意义的重要一步。

四、建议：转型期乡村基层法院的司法策略司法策略是人民法院履行职能使命的具体做法和工作机制。明确现阶段的司法工作职能使命，固然能从根本上认清司法工作的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但如果缺少必要且正确的司法策略，也是无法真正实现司法职能使命的。针对转型期乡村案件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当前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司法策略的构建工作。

（一）加强诉调联动，优化解决纠纷的司法路径

加强诉调联动，一方面可以使不熟悉乡土社会的基层法官逐渐了解乡土社会中的解纷机制，以纠纷的合理解决为优先考量，而不偏执于诉讼程序或者判决形式的实现；另一方面可以使当事人先以“议事”方式参加调解，在熟悉基层司法的基本程序后再参加诉讼。这样，乡村案件的当事人和人民法院的基层法官，因各自成长经历的不同，以及受现代法治教育影响的不同而形成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智结构在面对纠纷、解决纠纷时所发生的冲突、碰撞即可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冲，从机制上降低当事人与基层法官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

从现代法治的角度看，基层法官对纠纷的处理方式一般更为符合法治的程序性要求。但是，这并不能当然否定传统乡土社会的解纷方式的合理性。现代司法所强调的法治合理性与乡土司法所论述的治理合理性，在当前社会中，应当是能够相互并存的。（参见：陈柏峰，董磊明.治理论还是法治论——当代中国乡村司法的理论构建[J].法学研究，2010，（5）：45.） 乡村基层法院在解决纠纷、推进法治的过程中，并不应当生硬地以现代法治的程序规范替代或者否定乡土社会的解纷机制。被誉为“东方经验”的调解，在具体案件的推进过程中既能够满足当事人以乡土“义理”展开纠纷“议事”的需要，也能够满足基层法官以程序规范推进案件审理的需要。从现代法治与乡土解纷的互动上看，调解或许是最适合基层法官与当事人表达各自观点、诉求的“缓冲之地”。同时，就因权威无序而可能扩大的纠纷而言，政府的行政力量也可以在调解的场域中以政策平衡的方式直接参与具体的案件解纷。而与之联动的诉讼程序，则是为这个“缓冲之地”提供了一套可以直接参考的针对具体纠纷的现代性解纷方案，使纠纷当事人——包括政府等行政部门——对纠纷中权利的自行平衡结果在参考、对比中产生趋近于诉讼程序结果的倾向。从推进法治、解决纠纷的角度上看，加强诉调联动的一个关键点即是引导当事人认识到现代性解纷方案的存在，提高其在调解失败时接受诉讼程序调整的可接受性。

（二）加强司法释明，传播程序规范的价值理念

加强司法释明，其重点在于加强对法律条文所蕴含的程序规范价值的释明。从解决纠纷的角度看，其作用在于提高当事人对败诉风险的认识，使之能够接受程序调整的结果——即使这个结果存在实质上的不合理。这当然是对一线办案法官的巨大挑战。因为就当前阶段而言，部分基层法官自身也是更认同实质合理性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加强司法释明，不仅仅是对当事人的认知引导，也是对部分法官自身的再教育。从推进法治的角度看，加强司法释明的作用在于切实有效地传播程序规范的价值理念，从而提高以形式合理性为分析工具的现代解纷机制的可接受性。这与加强诉调联动的作用有一点殊途同归的意味。

程序规范的价值，根本点在于符合形式合理性的要求。即：以形式合理性为分析工具，程序规范的结果具有合理性。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形式合理性是关于不同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判断，主要被归之于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因而是一种客观的合理性。而实质合理性或价值合理性则是关于不同价值之间的逻辑关系判断，主要被归之于目的和后果的价值，因而是一种主观的合理性。”[5]因此，符合形式合理性的结果，从个案角度上看，的确可能出现实质性的不合理，但从系统角度上看，其结果符合实质合理的可能性远大于出现结果悖离实质合理的可能性。比如：在符合形式合理性要求的举证规则之下，因举证不能承担不利后果的一方当事人，一般在实质合理性上也是应当承受不利后果的一方。乡村基层法官很有必要向遭遇举证不能困境的当事人释明，“我不清楚你是不是属于例外，你很有可能就是特殊的那一个。但是，我只能依据大多数人对这类案子一般情况的理解，确定你这个案子的结果。”这其中，也涉及到司法释明的技巧问题——熟悉法言法语的基层法官有必要以乡村案件当事人能够理解的语言形式开展司法释明。

（三）加强审判公开，提升基层司法的公信权威

加强审判公开，一是加强审判程序的公开，其代表性做法是巡回审判的形式多样化；二是加强审判结果的公开，其代表性做法是裁判文书在互联网公开。后者，应当是当前乡村地区基层法院加强审判公开工作的重点所在。其原因是，伴随乡村社会流动性的增加——例如：农民工的“外出”、“返乡”，大学生村官的“进村”、“驻村”等，乡村社会的信息传播渠道日益开放。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介已经实现了对乡村地区的地域覆盖，手机、电脑等上网工具也逐渐成为乡村群众了解外部信息的重要渠道。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巡回审判已经很难具有在传统乡土社会背景下“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巨大影响力，对行政部门的影响则更加微弱。这就意味着，乡村地区基层法院在巡回审判工作上的司法资源投入与社会效果收益，正逐渐失衡。尽管如此，审判程序公开依然在传播法治精神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比如对具有特别重大影响——受到社会舆论专门关注——的案件的庭审直播，就具有在更大范围上宣扬司法权威，提高司法公信的重要意义。

但是，由于具有特别重大影响的案件资源的稀缺，以及案外人对值得关注案件的偏好选择，决定了裁判文书上网等审判结果的公开，能够更加稳定和持续地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进程。具体而言，由于权利意识的提升，在当前的乡村资讯条件下，处于特定纠纷中的当事人，无论是否已经参与到诉讼中，都会自发地关注曾经的相关或相似案件的裁判结果，进而预判自身所面临的纠纷结果。行政部门虽然可以更为直接地向法院咨询具体案件的解纷路径，但一般也不会放弃从外部信息中获知更有利于自身政策稳定的解纷路径的可能性。因此，纠纷的当事人和纠纷涉及的行政部门对纠纷结果的预判，都不是以个案为参考依据的心理预期，而是在多个案件的比较中得到的自身最为认可的可能性结果——预判的可能性结果通常不止一个。从这个意义上看，加强审判结果的公开，一方面是方便了当事人获知多个相似案件的具体结果，使之在案件比较的过程中感性地了解特定类型的案件裁判逻辑；另一方面是降低了个案结果对当事人和行政部门的“误导”，多个案件所形成的系统性特征更有利于当事人和行政部门直观地感受到司法行为所具有的公信权威。从这个意义上看，加强审判结果公开的具体要点，就在于以尽可能方便的形式尽可能多地公开案件的审判结果。JS

参考文献：

[1]陈柏峰，董磊明.治理论还是法治论——当代中国乡村司法的理论构建[J].法学研究，2010，（5）：36.

[2]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三峡库区和谐发展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问题研究[EB/OL].[2012-11-29]http：//149.0.0.150/Information/InformationDisplay.asp？rootid=&NewsID=23486.

[3]杨力.新农民阶层与乡村司法理论的反证[J].中国法学，2007，（6）：159.

篇10

一、比较宪法与人性尊严

比较宪法主要是从不同的角度对世界各国的宪法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找到各国宪法中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同时在比较宪法中，还对各国的宪法实践行为差异进行剖析，从而不同角度来认识各国宪法的不同，增强人们对法治社会的认识和各国宪法的认识。而人性尊严问题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项基本问题，应该得到国家和宪法的重视，这样才能够保证公民有更好的生活，在生存中获得更多的精神与权力上的满足。人性尊严作为一个长期发展而来形成的词汇，它自身包含着许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以及哲学的内容，它从不同角度给人们不同的理解，同时也会让人们获得不同的满足。

人性尊严作为人的一种理性选择，它具有不可转让以及不可剥夺的价值，正是因为它自身的独特性，也就使其成为宪法的核心理念。人性尊严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从而赋予其更多内涵，在不同时代下人性尊严所囊括的内容会有所变化，但是却都是将人作为行动的主体，从人性角度出发，尊重人的生存与发展权利。在这样的宪法基础上，让更多公民能够认识到人性尊严的重要性，能够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从而获得更多权利，赢得别人的尊重。

不同的国家的宪法有着自身独特的特性，它们是在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可以更好地适应各国的实际状况，满足各国人民的实际需求，更好的维护公民的人性尊严。比如在比较宪法中可以将其分析表现主义和背景主义，表现主义中主要是针对不同国家的宪法文本的理解。例如同样都是西方国家，而且两国国土相连，但是加拿大和美国对宪法行使的路径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加拿大在对Burns案判决时，其宪法文本认为法院作为人权的领导者，它们能够代表宪法的权威性，因此最高法院在判决时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在美国，美国联邦则使用的是发展的合宜标准，他们认为美国公民的意愿就是宪法的标准。也正是这两国之间宪法文本之间的差异性，出现执行过程中的差异性。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要重视自身人性尊严的发展，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满足我国人权的发展需求，提升我国的法律约束力，为我国今后社会稳定以及民主发展提供保障。在西方许多国家宪法中都对人性尊严有着比较好的认识，对人性尊严权利的维护措施也比较到位，从而更好的满足公民的权利需求，为社会的稳定有序发展奠定基础。通过各国宪法比较，可以找到各国宪法的特色，也可以找到我国法律建设中的不足，从而增强我国法治社会的发展质量。

二、人性尊严在宪法中的体现以及地位

人性尊严在宪法中有着核心的地位，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它可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为国家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保障。但是当前世界范围内，各国对人性尊严在宪法上的认识和理解没有形成统一标准，从而会形成不同的概念。在一些国家的宪法中，他们给予人性尊严无上的地位，并且在宪法中具有非常高的法律价值，可以更好的维护社会的稳定，实现社会的良好发展。比如对于隐私权的保护，美国宪法中第一、第三、第四和第五宪法修正案中都对隐私权有着相应的规定，同时再按照美国宪法中第九修正案的规定，可以看出美国对公民隐私权的重视。宪法中规定:本宪法对某些权力例举，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者忽视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也正是在这样的宪法规定中，更多美国公民才能够更好的享受人性尊严的权利，保护好自己的隐私不受侵犯。

德国作为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它开始积极建立健全国家的法律体系，从而更好的满足公民的法律需求，实现国家的良好发展。与美国不同，德国隐私权宪法的保护理念主要是从人性尊严出发，它比较重视对公民尊严和荣誉的保护，如果公民的隐私权受到侵害，相关人员则要受到比较严厉的处罚。随着德国法律的完善，德国又将信息自决权写入到宪法中，从而更好的维护公民的隐私权，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德国作为一个比较典型的欧洲国家，其自身的宪法有着自身文化中的宗教印记，他们将人性尊严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积极维护公民的隐私权利不受侵犯，维护国家宪法的权威。

在日本其隐私权发展也经过一定的历史时期，它不仅积极向美国学习，同时也向德国借鉴了许多内容，从而使得本国的人性尊严权得到更好的发展。其中日本宪法中第十三条规定:国民的一切权利都要受到尊重。对于生命以及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不违背公共福利的基础上，需要给予其最大的尊重。通过这样的规定可以看出，日本对国民的隐私权非常驻重视，他们能够维护好国民的人性尊严，同时也能够尊重公民的人性尊严，从而更好的满足国家法律发展的需求。除此之外，日本宪法中还对公民其他人性尊严权利有着比较详细的分析，进一步做好保护国民人性尊严的工作，为国民的生存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

人性尊严在各国宪法中的体现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是各国都将其作为基本大法写入到宪法中，从而更好地满足公民的人性尊严权利需求，为公民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保障。通过确认人性尊严的独立价值和作用，可以更好的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让每一位公民享受到平等的权利，履行相应的义务。尤其是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应该要不断完善自身的放法律提升，增强民主化发展水平，更加尊重人的权利，同时还要不断扩大人性尊严的含义和范围，满足公民的权利发展需求，为公民今后的生存发展奠定基础。但是在人性尊严权的实际发展中，各国还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对其进行相应的完善，进而能够发挥人性尊严权的真正价值。

三、人性尊严宪法的主体以及我国的实践

(一)人性尊严宪法的主体

人性尊严作为宪法的核心，它在我国宪法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为了更好的实现法治社会的建设，完善自身的法律体系，更好的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积极维护公民的人性尊严。在我国宪法中规定，宪法关系的主体为直接参与宪法政治活动以及政治实践的主体，同时在享受权利的同时还要努力履行自己的义务，实现我国社会的稳定发展，不断满足我国公民的精神尊严需求。作为人性尊严宪法主体，公民应该要提升自身维护宪法尊严的意识，在生活和工作中能够按照宪法的规定来进行，减少违法行为的出现。公民在享受自身人性尊严的同时还要尊重和维护他人的人性尊严。人性尊严宪法中需要以人性尊严为导向，积极维护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在我国宪法主体中将权力与义务作为导向，公民在享受权利的过程中也要履行相应的义务。如果出现权力与义务不统一的状况，将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促进我国法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而在美国宪法中，则主要是将人作为权力的导向，从而更好的去维护公民的人性尊严。人性尊严具有非常大的开放性，将人作为主体，从人性出发，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实现我国稳定发展。除此之外，人性尊严的价值灵活性比较强，在执行宪法的过程中可以结合实际状况来处理问题，更好的维护公民的人性尊严，同时也可以保证我国宪法的权威。

(二)我国人性尊严宪法的实践

人性宪法主要是为了维护公民的权益，我国在法律社会的发展中，人性尊严宪法作为核心，在实际的应用中更好的保护公民的尊严，满足公民的精神需求。只有在尊重公民人格的宪法才可以更好的维护每一位公民的人性尊严，让每一位公民活的更加体面，社会环境更加民主，才可以更好的满足公民的权利发展需求，促进社会的稳定，提高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质量。

在我国宪法规定中，要积极维护公民的人性尊严权利，对于侮辱诽谤以及伤害其他公民的行为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我国作为一个法治国家，对于侵害他人人性尊严的行为要给予相应相应处罚，维护好公民的相应权利，从而为我国法治社会建设奠定良好基础。尤其是对于一些特殊群体，我国给予其更多的司法关注。我国宪法中人性尊严内容制定较晚，其整体内容涉及范围较窄，人性尊严中许多问题仍不全面。《宪法》第38条明确指出人格尊严是指公民得到尊重的权利，对宪法下的人性尊严问题进行了明确规定。随后《立法法》中也对人格尊严内容进行了明确，形成了系统的人性尊严保护内容。2010年10月19日第三届北京人权论坛会上明确指出要将人性尊严内容作为人格保护的核心内容，进一步完善了宪法中的人性尊严建设，人性尊严己经成为社会生产及人们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己经被人们所认可。我国人性尊严社会己经基本形成，宪法中的人性尊严内容构建也日臻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