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想论述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治思想论述，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科学合理的分类

把一个集合A分成若干个非空真子集Ai（i=1、2、3・・・n）（n≥2，n∈N），使集合A中的每一个元素属于且仅属于某一个子集。即

A1∪A2∪A3∪・・・∪An=A

②Ai∩Aj=φ（i，j∈N，且i≠j）。

则称对集A进行了一次科学的分类（或称一次逻辑划分）

科学的分类满足两个条件：条件①保证分类不遗漏；条件②保证分类不重复。在此基础上根据问题的条件和性质，应尽可能减少分类。

二、确定分类标准

在确定讨论的对象后，最困难是确定分类的标准，一般来讲，分类标准的确定通常有三种：

（一）根据数学概念来确定分类标准

例如：绝对值的定义是：

所以在解含有绝对值的不等式|logx|+|log （3-x）|≥1时，就必须根据确定logx ，

log（3-x）正负的x值1和2将定义域（0，3）分成三个区间进行讨论，即0

1≤x

例1，设，问方程表示什么曲线？

分析：如何解这道题呢？首先我们很容易想到把方程变形为，但这种变形需要，且，而且与的正负会引起曲线类型的不同，因此对要进行分类：，k=4，，k=8，，

又注意到与且 表示的曲线是不一样的，因此还应有一个分界点，即k=6，

故恰当的分类为，4，（4，6），6，（6，8），8，

于是有 （1）当k=4时，方程变为4x2=0，即x=0，表示直线；

（2）当k=8时，方程变为4y2=0，即y=0，表示直线；

（3）当且时，原方程变为

（i）当k

（ii）当4

（iii）当k=6时，方程表示圆；

（iv）当6

（v）当k>8时，方程表示双曲线。

（二）根据数学中的定理，公式和性质确定分类标准。

数学中的某些公式，定理，性质在不同条件下有不同的结论，在运用它们时，就要分类讨论，分类的依据是公式中的条件。

例如，等比数列前几项和公式是分别给出的：

所以在解这类问题时，如果q是可以变化的量，就要以q为标准进行分类讨论。

例2，解关于x 的不等式

一般解对数不等式时，需要利用对数函数的单调性，把不等式转化为不含对数符号的不等式。而对数函数的单调性因底数a的取值不同而不同，故需对a进行分类讨论：

解：若，则原不等式等价于

若，则原不等式等价于

综上所述，当时，原不等式的解集为

当时，原不等式的解集为

（三）根据运算的需要确定分类标准。

例如：解不等式组

显然，应以3，4为标准将a分为14三种情况进行讨论。

例3，已知ABC中，有一边是另一边的二倍，并且有一个角是，则这个三角形（ ）

A. 一定是直角三角形 B. 一定是钝角三角形 C. 可能是锐角三角形 D. 以上结论都不对

分析：由于在直角三角形中，的角所对的边是斜边的一半，这样的三角形符合题目条件，故B不正确。又设满足题目条件的ABC中，a=2，b=1，则的角有三种可能：

①设故ABC是钝角三角形。故A不正确。

② 设由正弦定理有故，=1，故ABC是直角三角形。

③设，，故ABC是钝角三角形。

所以，ABC不可能是锐角三角形，所以C也不正确，故应选择D

三、分类讨论的方法和步骤

确定是否需要分类讨论以及需要讨论时的对象和它的取值范围；

确定分类标准科学合理分类；

逐类进行讨论得出各类结果；

篇2

[关键词]艺术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创新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指导项目课题“艺术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编号08SJD8800037）成果之一。

所谓教学方法，通常是指教师和学生为实现既定的教学目标，完成一定的教学任务，根据特定的教学内容在教学活动所采取的一切方式、步骤、程序和手段的统称。教学方法是教学的基本要素之一，在教学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直接关系到教学任务能否顺利完成及教学果的优劣。由于艺术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自身的特点及其在高等艺术教育培养目标上所承担任务的特殊性，使教学方法在艺术院校思政课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尤为突出。当前，艺术院校思政课教学所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就是要改革和完善教学方法，以适应新时期、新阶段培养全面发展、德艺双馨的艺术人才的需要。

1 艺术院校思政课传统教学方法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大部分艺术院校的思政课主要是采取单纯课堂讲授的教学方法。它能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大量知识信息，而且又便于教学过程的控制，因而成为教学方法体系中的一种基本方法。但是这种教学方式过多地注重教师的主导作用，忽视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因而教师与学生之间缺乏互动，往往是教师在台上“高谈阔论”，学生在台下“昏昏欲睡”。

1.1教学方法单一，信息传递单向，缺乏教学互动性

课堂讲授教学法亦即人们俗称的“灌输式”、“填鸭式”。表现为教师在课堂以语言加板书的形式讲授教学内容，教师在课堂上主动讲、满堂灌,学生在下面被动听、接受少。这种强调灌输说教、缺少师生互动和双向交流的教学方式，对于思维活跃、个性张扬、崇尚自由、情感丰富、喜欢创新的艺术院校大学生来说，只能是适得其反，大大降低了他们学习思想政治理论的兴趣[1]。

1.2课堂讲授内容空洞乏味，理论脱离实际

思政课的内容理论性、政治性较强，需要老师理论联系实际，对理论进行深入浅出的分析。一些思政课教师知识陈旧老化，在讲授过程中，忽视课程特点，脱离实际，泛泛而谈甚至照本宣科，不考虑学生实际，不注重对理论进行深入浅出分析，不联系当前国内外形势，不及时反映国内外发生的热点问题，导致讲授内容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理论严重脱离实际。

1.3教学手段落后，缺乏直观性和趣味性

目前，高校中多媒体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已被大多数教师掌握和使用,但是采用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一本教材来进行课堂教学方式的思政课教师仍然存在。是与时俱进的，宣传、讲解的方式也要与时俱进,在一个信息化时代,我们如果仍然仅仅用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一本教材去解说的新发展是很难有好效果的。在多媒体手段的运用中,有的教师在课前制作课件，上课时充当“操作工”，对学生进行“机灌”，只追求表面的热闹，不注重师生和人机的互补和交流，这种形式主义的“创新”，同样不利于学生知识的掌握、情感的培养和思维的启迪[2]。

1.4教学过程不完善，忽视素质教育

传统的思政课教学仅仅注重课堂上的教学和知识的灌输。教师是通过课堂教学来完成教学任务，通过考试来评定学生成绩。它是一种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的教学方法，缺乏实践环节，缺乏理论联系实际。它有助于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熟记，不利于学生其它能力的培养、锻炼和提高。

此外，由于课时和师资等原因,绝大多数艺术院校的思政课仍以上“大课”为主，课堂教学的许多环节无法正常进行。教学设施和单项条件比较落后，难以开展互动教学，教学手段不够科学化，从而大大影响了教学的效果。

2 导致艺术院校思政课教学方法落后的原因

教学方法的落后，严重影响了艺术院校思政课的教学效果。我们有必要找出导致艺术院校思政课教学方法落后的原因，以便于对症下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1一些学校对思政课不够重视。一些艺术院校在专业和学科建设方面比较重视艺术专业的发展和建设，没有从战略的高度看待思政课，而是将它视为专业课的辅助内容,甚至可有可无，无关紧要。有的艺术院校的思政课教学单位在经费、师资和学科建设等方面长期得不到保障，影响了思政课的课程建设和整体发展，影响了思政课教学质量的提高。

2.2思政课教师自身存在影响教学方法改进的因素。首先，一些艺术院校的思政课教师没有认识到教学方法的重要性,没有意识到教学方法对教学效果所带来的重大影响。有的教师自身都不适应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缺乏基本的课堂组织能力；有的教师本身对信息技术知之甚少，缺乏基本的应用技能，难以在教学中引入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有的教师自身知识面狭窄，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讲授比较单薄，学生的认同感很低；有的老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的教学方法缺乏科学性,使得很多学生不能从老师讲解中理解并相信老师的授课内容。如果思政课教学只停留在呆板的灌输和生搬硬套的说教上，不仅不能达到教育目的,还会引发学生强烈的逆反心理[3]。其次，艺术院校的思政课教师基本都是毕业于普通综合性大学，他们大多不太了解艺术院校学生的实际情况，本身也缺乏艺术专业基础知识，平时又不注意加强与学生的交流，教学中难以把握艺术院校学生的特点，很难采用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做到因材施教。

2.3艺术院校学生的特殊性影响艺术院校思政课教学方法的改进。多年来，艺术院校学生的文化录取分数线一般比普通高校要低一些，大约只有普通高校分数线的60%一70%左右。再加上学习艺术的学生一般重视技能技巧，思维方式多为形象思维而逻辑思维能力较为薄弱。因此，在艺术院校思政课教学中，不少同学因理论基础较差、理解能力较弱，加上缺乏正确的学习方法，导致学习效果不太理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政治理论课的学习积极性。此外，一部分同学受功利主义思想影响，轻视思政课学习。他们认为，进入艺术院校学习，好比走进艺术殿堂，无论是从事音乐、绘画还是设计等，都是十分高雅和深奥的，需要潜心钻研，至于其他的公共课，似乎和艺术不搭界，因此不大重视，常常借口学习专业而忽略这些课程的学习，请假、缺课现象较为严重[4]。面对这样的教学对象，在某些情况下，仅保持学生的出勤率和维持课堂纪律就消耗了教师不少的精力。有时候即便教师在课堂上使出浑身解数、尝试各种教学方法，效果也不显著。久而久之，思政课教师的积极性必然受到沉重打击，进而影响到教学方法的改进。

3 艺术院校思政课教学方法创新的途径

艺术院校的思政课不仅要遵循普通高等学校思政课的总体要求，还要认清和把握艺术院校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特殊性，着眼于学生专业学习的需要和学校人才目标培养的需要，切实提高艺术院校思政课的实效性。针对艺术院校思政课教学方法存在的问题以及影响教学方法改进的因素，我们要从实际出发，积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不断推进教学方法创新。

3.1学校要在各方面支持思政课教学，积极引导和推进思政课教学方法的改革和创新。要从根本上提高艺术院校思政课的教学质量，学校领导必须重新认识思政课在培养艺术人才方面的重要意义，正确认识艺术专业素质和思想政治素质之间的关系，充分调动思政课教师的积极性，从教师培训、经费保障、政策制度、宣传导向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3.2作为从事思政课教学的教师，应该以方永刚为榜样，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不断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素质，以适应教学方法创新的需要。

首先，要努力提高科研水平。思政课是科学性与政治性的统一, 思政课教学涉及文、史、哲、法等多学科知识，教师应该精通自己的专业,形成广博的知识结构,努力使教学反映相关学科的学术前沿和进展,力求从研究的层面上讲授教学内容,增强教学的科学性。作为艺术院校的思政课教师，还要尽可能地补充艺术方面的基础知识，充分挖掘不同门类艺术形式中的德育资源，运用到教学中去，这样既能贴近学生专业，又能丰富教学内容。其次，要着力培养自己的语言艺术。政治理论学术水平高的人不一定能够成为优秀的思政课教师，出色的语言表达能力是一名优秀思政课教师必备的要素。《易中天品三国》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一推出便倍受观众推崇，收视率一度飙升，这与易教授渊博的学识、独到的见解、严格的考证是分不开的，但是最吸引观众的还是易教授高超的语言艺术，就是因为易教授用他独特的教学语言深深的征服了许多观众，使其陶醉其中、不能自拔。易教授的这种教学语言艺术对于艺术院校的思政课教师来说是深有启发的。最后，要提高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能力。只有教师本身掌握了先进的教育技术,才能在课堂上充分的运用它。

3.3在思政课教学中，要强化“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积极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实践反复证明,老师作为唯一主体的教学方式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学，实行主体互动,能够调动师生双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学能有机地贴近大学生思想实际，从而使大学生在积极参与教学活动过程中自觉地和主动地去接受思政课的教育。[3]为此，思政课教师必须强化对学生的情感、思想、审美、趣味、政治信仰等内心世界的确切了解，与学生进行心与心的交流和沟通，这一点对增加艺术院校学生的向师性，具有十分突出的实际意义。所以，针对艺术院校学生的情感、思维、人格特点，艺术院校思政课教师应当善于放下架子，用渊博的知识、高尚的人格、正确的思想等，来赢得学生的信任与青睐，与学生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5]。

3.4在思政课教学中，必须优化教学方式，将课堂教学与组织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思政课教学应从不同角度，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精心设计，选择不同的教学方式。在教学方式上，每位教师要根据自己的能力、特长以及所教班级学生特点选择诸如专题讲座、课堂讨论、热点评论、观看教学视频、教师提问启发思考、学生发问老师解答等教学方式，鼓励学生参与教学互动，启发学生思考，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除了搞好课堂教学之外，教师还要根据教育部的有关要求，组织学生进行与课程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通过组织学生参观工厂、考察农村、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组织学生做社会服务的义工、开展知识竞赛以及聆听专家报告等活动，丰富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开阔学生视野，提高思政课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3.5积极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增强思政课教学的感染力。艺术院校的学生,普遍形象思维能力强、抽象思维素质较差,喜欢和习惯于根据直观、鲜明生动的形象去理解和表现客观世界,而不是使用严谨、精确的逻辑思维。他们最容易接受新事物,喜欢标新立异。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十分强调培养和表现自己的个性，不愿重复别人，讨厌别人空洞的说教,反感别人强行让他们接受大道理。针对学生这样的特点，采用多媒体教学，最适合艺术院校的学生。在教学中必须改变“一支粉笔、一本教材、一份讲稿、一讲半天”的状况，积极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使教学手段现代化。要利用多媒体设备，在课堂教学中适当增加影视、录音、动画等，使抽象的理论知识具体化、形象化，让学生更容易接受。

此外，艺术院校还可以利用校园网络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渠道。可以在校园网上设立思想政治教育栏目，充分利用网络的迅捷性、开放性、交互性的优势，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介绍近期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出现的热点问题，并积极回应和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努力提高思政课的实效性，增强思政课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李雪静.提高艺术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7) .

[2]阎占定,程莹.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和创新[J].湖北社会科学,2007,(7).

[3]刘文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改革[J].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7).

篇3

执法理念是执法主体在执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价值观，是对法的精神的认识和理解，是对司法活动的指导原则的进一步具体化。随着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统一执法思想，转变执法观念，树立现代检察执法理念，既是检察机关正确履行职能的内在要求，也是检察工作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的重要体现。检察机关要认真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刻内涵，按照发展先进生产力、弘扬先进文化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基本目标，结合检察机关的工作实际，树立现代检察执法理念，以新的理念来统领检察工作。笔者认为，现代检察执法理念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严格执法——检察执法的基本前提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重要力量。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在执法过程中，一是必须树立法治观。要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律基本原则，切实转变“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以人治国、以行政命令代替法律的错误观点和做法。要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建立与现代法制文明相适应、符合现代法治基本要求的正确法治观。二是必须树立司法公正观。司法公正是社会正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司法活动的价值追求。检察机关必须以保障实现公平和正义为目标，突出“强化监督，公正执法”的主题，确保法律的严格统一实施，维护司法公正。三是必须树立平等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存在任何僭越法律的特权，这是现代法治的基石，也是执法者应恪守的准则。检察机关要在执法中强化平等保护的意识，平等地保护每一个利益主体，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在检察执法中得到体现。

由于受陈旧执法思想的影响，当前检察机关在执法工作中仍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如重惩治犯罪，轻人权保护问题；重实体，轻程序问题；重打击，轻预防问题；重公正，轻效率问题；重数量，轻质量问题等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检察执法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因此，树立“严格执法”的现代执法理念，既是检察执法的基本前提，也是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重要保证。

必须树立打击与保护并重的执法理念，切实转变“重惩治犯罪，轻人权保护”的思想。检察机关在履行惩治犯罪职责时，一方面要对犯罪分子坚决予以打击，另一方面也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在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时，也要保证依法定程序进行，对犯罪分子的合法权益予以保护。要彻底纠正过去那种忽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陈旧观念，坚决摒弃漠视当事人诉讼权利等与现代民主法制要求相悖的错误做法，自觉地把人权保护贯穿于检察执法活动的全过程，通过文明执法保护公民的人权。

必须树立实体与程序并重的执法理念，切实转变“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在检察实务中，有的案件存在质量问题，有的证据不被采用，这些都是不严格执行程序法造成的结果。程序法是保障实体法实施的规程和规范，是制约司法人员的执法行为，防止司法腐败，保证案件质量的有效手段。因此，检察机关要严格遵守程序法，严格依法办案，保证实体法得到正确实施，使案件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必须树立惩治与预防并重的执版权所有法理念，切实转变“重办案，轻预防”的思想。要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方针，积极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通过查办具体案件，深入分析研究犯罪的原因、特点和规律，针对发案单位在制度和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有情况、有分析、有措施的检察建议，帮助发案单位整章建制，堵塞漏洞，消除隐患。要结合典型案例，积极开展个案预防，达到“查办一个案，教育一条线，治理一大片”的效果。要不断探索预防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实现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从分散状态到集中状态的转变，从初级形式的预防到系统全面预防的转变，从专门机关预防到全社会预防的转变。

必须树立公正与效率并重的执法理念，切实转变“重公正，轻效率”的思想。公正与效率是刑事诉讼追求的两大目标。但在检察执法中，有时会因片面追求公正而忽视效率，如不切实际地过分强调事实清楚而使案件久拖不决，案件层层把关拉长了办案周期等；有时也会为了提高效率而牺牲公正，如“严打”中过分强调快捕快诉而影响了案件质量等等。无论是偏重哪一方，都会产生弊端，都难以取得最佳的执法效果。因此，检察机关要确立“效率也是一种正义”的观点，迅速、及时、高效地履行检察职能，降低执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益。必须树立质量第一的执法理念，切实转变“重数量，轻质量”的思想。数量是质量的载体，质量是数量的灵魂。没有质量，数量只能为零。只追求办案数量，不讲案件质量，必将损害群众的利益，损害法律的尊严。检察机关必须处理好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坚持以质量为本，把案件质量作为检察工作的生命线，在办案中严把质量关，把每一宗案件都办成铁案。

二、文明执法——检察执法的必然要求

在执法过程中，由于受传统意识和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少数执法人员存在特权思想，不尊重当事人，作风粗暴、、刑讯逼供、违法办案等等，这些都严重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影响了检察机关的形象。因此，树立“文明执法”的现代执法理念，既是检察执法的必然要求，也是弘扬先进文化的具体表现。

检察机关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切实转变“只讲执法，不讲感情”的思想。要避免简单理解严格执法，把执法活动变成冷冰冰的机械式的例行公事。在办案中要充分体现人文关怀精神，如推行“告知犯罪嫌疑人制度”，搜查时避免未成年人、老人及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在场，搜查时对工资存折和维持家庭正常开销的费用一般不予扣押，采取强制措施时不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尊严和人格等。要通过关心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的生活，保障他们的合法权利，达到以情感化。

检察机关要在执法过程中深层次地把握现代法制的精髓，坚持以人为本，作到法情相融，体现出对人的价值和存在的充分尊重，充分运用法律和政策，将法的严明公正与符合情理的人文关怀紧密结合起来，推动检察工作朝更加文明、公正的方向健康发展。打铁还须自身硬。要将严格执法、文明执法落到实处，首先得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检察队伍。

检察机关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从严治检，抓好队伍建设，优化队伍结构，并结合“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强化执法教育，实现执法为民”和纪律教育月等教育活动，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机关作风建设，培养“会办案、会电脑、会外语、会驾驶、会调研”的高素质检察人才，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司法队伍。

三、为民执法——检察执法的本质特征

检察机关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质就是要解决好为民执法的问题，这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执法行为中的具体体现。为民执法，决定了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检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过程中，必须切实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一是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牢记我们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检察干警是人民的公仆，是为民掌权，为民执法，为民服务的。二是要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在检察执法中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牢固树立为大局服务的思想，始终坚定不移地将维护社会稳定作为检察工作的首要任务。通过“严打”整治、“两打一扫”、“打黑除恶”等专项斗争，突出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和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多发性犯罪，依法快捕快诉，严惩各类刑事犯罪，增强群众的安全感，为人民群众创造一个安全有序的工作生活环境。通过查办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特别是社会影响恶劣、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大要案，严惩腐败分子，保护国家人民财产，鼓舞人民群众，增强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信心。通过强化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切实纠正民事和行政审判中的违法犯罪现象，增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法制的信任。三是要认真处理好群体性上访和公民的控告申诉工作。要继续实行首办责任制的工作制度和程序，强调谁主管，谁负责，对群众反映的情况绝不推诿和敷衍，将问题解决在首办环节和基层。大力开展文明接待活动，继续保持全国检察机关文明接待示范窗口的形象，热情受理群众的来信来访。四是要广泛听取群众的批评、建议和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要将“检察长接待日”制度、检务公开制度、执法监督员制度、定点挂钩联系等制度进一步完善并发挥其作用。此外，要加强与人大代表的联系，制定检察院与人大代表的联系工作制度，更好地接受人大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五是要加大服务力度，切实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开通“法律咨询服务站”，为人民群众提供法律服务。检察机关要在执法过程中落实总书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提出的“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的指示，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人民满不满意、拥不拥护、赞不赞成作为检验检察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

严格执法、文明执法、为民执法是有机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为民执法，是检察执法的本质特征，解决的是“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而严格执法、文明执法解决的是“如何执法，怎样执法”的问题。只有解决好“为民执法”这个根本问题，才能解决好如何执法的问题。只有树立起现代检察执法理念，我们才能在检察工作中减少执法的随意性，避免执法违法现象的发生。

篇4

材料题：84岁“无双国士”钟南山院士，在奔赴疫情重灾区的高铁餐车上举目凝望，深思治病救人良方;73岁的李兰娟院士带着“抗疫不成功，我们绝不撤兵”的铮铮誓言坚守重症病房，全力救治危重患者;素有“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之称医学四大天团会师携手抗疫;全国29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队等调派330多支医疗队、41600多名医护人员紧急驰援。一幕幕的感人画面，一幅幅动容的照片，汇聚了广大医护人员精诚团结、义无反顾的昂扬斗志，坚定了举国上下众志成城共战疫情的必胜信心。我们要持续深入宣传报道医护人员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把他们真实的工作写照搬出病房，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撒播神州大地，让医护工作成为全社会广泛认可的职业、让医护人员成为全社会广泛认可“白衣天使”。

请回答：结合材料回答什么是人生观？为什么说人生价值是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参考答案：什么是人生观？

答：人生观是指人们对人生的根本态度和看zhi法，包括对人生价值、人生目的和人生意义的基本看法和态度。它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生观主要回答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意义、价值、目的、理想、信念、追求等问题。人生观的基本内容包括幸福观、苦乐观、荣辱观、生死观、友谊观、道德观、审美观、公私观、恋爱观等等。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生活环境和文化素养不同，因而形成了不同的人生观。我们必须提倡和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用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战胜形形的个人主义，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人生价值是指人生对于满足社会、他人和自身需要具有的意义。它是人生观的重要方面，也是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人生的价值包括人生的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两个方面。任何价值都是表示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意义，人的价值也是如此。不过在社会实践中，人在价值关系中的主体、客置不是固定不变的，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是主客体的有机统一。一个人，一方面是价值主体，他把他人和社会作为自己的价值客体，他是需要的主体，有其自身的需要，他要依靠他人和社会的活动及其成果来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向社会的索取，或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这种满足使个人得以存在和发展，从个人角度来说，这就是他的自我价值，换句话说，个人通过自身的活动从他人和社会那里获得必要的资料来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就是所谓人生的自我价值。另一方面，他又成为他人和社会的价值客体，以其活动及成果，来满足他人和社会的需要，这就是他的人生的社会价值，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人在价值关系中是主客体的统一，人生的价值也是人生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统一。我们要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就必须端正人生坐标，保持积极向上、乐观开朗的人生态度。

国家开放大学简介

网络核心课程:海量资源　多种终端

国家开放大学充分利用高校、社会的优质教育资源,重点建设一批基于网络自主学习的核心课程。课程集学习资源、学习活动、相关知识点链接、形成性考试和学习支持服务于一体,方便学习者基于网络学习。同时,以知识点为单位,积极推进课程资源库建设,增强其实时性和实用性。围绕不同专业教育领域开发各类非学历教育课程,通过直接引入、再加工、购买、合作等方式整合社会优质数字化学习资源,实现量的快速扩张、质的不断提高。同时为满足学习者随时随地的学习需求,目前学校还将开发3000门以上的微课程,每门课只有5分钟,而多个微课聚合在一起可以成为某一领域的一门大专业课。比如讲茶文化,可以开发出50门微课程,分别介绍红茶、绿茶、岩茶等不同种类茶的知识。

当下,国内外高校陆续推出网络公开课,国家开放大学也推出了“iTunes

U”网络公开课,成为内地少数开通iTunes

U的高校之一。首批推出30余门免费课程,内容主要为对外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教学资源,可以为国内外汉语和中国文化教学者提供语音学习、汉字学习、从零起点到中级的语言课程和中国文化欣赏课程。课程日下载量近千个,下载量最多的是中级汉语、幸福的能力、易捷汉语和声乐学习发声三要素。国外访问量近三成。在苹果iTunes

U收藏排名中,幸福的能力和发声三要素上线第一天就已经排在第12位和第23位。公众可通过苹果iTunes

U

App自由下载或订阅这些教学资源。

网络教师团队:名师荟萃　线上互动

网络教师团队是建设网上核心课程、实施网上教学、开展网上教研的团队。以专业为基础,以课程为单位,组建网络教学团队,开展网上导学、助学和促学活动。聘请著名专家教授、行家里手、一线技术专家,遴选开放大学系统的优秀教师和专职教师分别担任主讲教师、骨干教师和辅导教师,建立三级梯队协同工作机制。同时,开设网络教师空间,方便教师在线开展教学事务管理、团队交流协作和课程教学。

国家开放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副教授胡吉成就是使用新技术的达人,他认为网络学习会让人有疏离感,隔膜感,需要老师尽可能还原现实教学的感受。他的方法是利用各种新技术丰富与学生的线上互动交流,同时也让网络学习变得更有趣。

该唱歌就唱歌、想写诗就写诗,在胡吉成的课程论坛里,态度最热情的首先要数老师自己,他千方百计营造课堂气氛,即使学生问的是很简单的问题,也不会冷嘲热讽,而是耐心说明,“你得让学生感到老师在注视着他、关心着他、等候着他,自己面对的不是冷冷冰冰的机器,而是一个充满热情的、认真负责的老师。”在胡吉成看来,远程教育中,老师提供的支持服务不仅仅只是学习支持,也应该包括情感支持。

网络学习空间:以人为本　乐学致用

网络学习空间以学生基于网络学习为主线,适应学生自主学习需要,内容涵盖学习全部过程。网络学习空间为学生提供课程超市、公告、作业、测试练习、虚拟实验、辅导答疑、学习进度、毕业论文、查询成绩、缴费、预约考试等功能,同时,提供网上校园新闻信息、好友交流、社区交流、公共资源和咨询帮助等个性化服务。

网络学习空间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多样的交互方式,为学生的网上学习各个环节提供全过程的支持服务,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支持学生自主建构、管理和共享学习与活动的知识经验,支持学生利用PC、电视、手机、PAD等不同终端学习的无缝接入。空间与其他系统的互联互通,与各类社会学习资源库连通,与学分银行对接,成为打通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的桥梁。网络学习空间可以记录学生的学习过程,建立学习档案,保存和展示学生学习成果;鼓励学生贡献和分享知识,引导学生进行自主知识管理;提供各种校园生活信息和服务,促进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让学生参与校园活动,体验休闲娱乐,形成积极向上的国家开放大学网上校园文化氛围。

篇5

一、指导思想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宣传党的和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以及中、省、市、区关于安全生产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集中攻坚任务落到实处，助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为供销事业健康发展、服务乡村振兴和持续深化综合改革营造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

二、活动主题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

三、活动时间

2020年6月4日至2020年6月30日

四、组织机构

为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领导，区联社成立“安全生产月”活动领导小组，以主要领导为组长、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为副组长、各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安全生产月”行动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综合股，具体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指导、协调、督促开展行动。各乡、镇供销社、社属企业也要以主要领导为主，组成工作组，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五、活动内容及安排

(一)开展安全生产学习提升活动

1.开展“学党史、担使命、讲安全、促发展”学习教育活动。各乡、镇供销社、社属企业要组织党员干部职工学习党史、领悟党史，要总结运用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成功应对风险挑战的丰富经验，增强应对复杂形势、解决复杂问题、防范化解各种风险的本领，以防风险、保平安、护稳定、促发展的实际成效，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2.推动学习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精神走深走实。各乡镇供销社、社属企业要结合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安排理论学习中心组深入学习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专题学习《生命重于泰山一学习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电视专题片，教育引导领导干部强化“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把安全责任扛在肩上、落在行动上，以实际行动和实际效果做到“两个维护”。持续推进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入脑入心、见行见效、走深走实。

(二)积极参与“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

全市“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将于5月27日与全省同步开展，各乡镇供销社、社属企业要积极参与，以“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为主题，提高全系统对“安全生产月”活动知晓度和参与度，为“安全生产月”活动拉开序幕，营造浓厚安全生产氛围。

（三）观看学习安全生产“微课堂”。

组织干部职工关注应急微信公众号，通过公众号开设的安全生产“微课堂”，观看学习安全专家学者围绕安全生产清单制管理、隐患排查、风险管控、应急处置等内容的讲解,切实增强干部职工安全教育实效。

（四）积极参与安全生产知识竞赛活动。

组织干部职工参与全国“安全生产月”官网、应急微信公众号、应急微信公众号平台开展的“回顾安全生产月20年”网上展览、“测测你的安全力”知识竞赛和“安全生产知识竞答”，促进干部职工熟悉标准、掌握技能、管控风险、排除隐患。

（五）开展“专项整治集中攻坚战”专题宣传活动。

今年是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集中攻坚之年。组织职工开展“安全红袖章”“事故隐患大扫除”“争做安全吹哨人”行动，对全区供销系统防汛准备、大型公共场所、避雷设施设备情况和租赁经营设施安全管理进行全面细致地自查自纠，强化源头治理，切实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

（六）开展安全生产主题法治宣传活动。

积极结合“法律七进”，采取宣讲、印发宣传册页、张挂标语警句、设置安全生产普法宣传栏、开展知识竞赛等形式，大力宣传《安全生产法》及消防安全、道路安全等与安全生产相关的法律法规，扩大安全生产法治宣传覆盖面和到达率。

六、活动要求

(一)高度重视，强化领导。各乡、镇供销社和社属企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精神上来，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发展”观念，进一步提高对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的认识，高度重视“安全生产月”活动，将开展好“安全生产月”活动作为安全生产工作考核的具体内容，成立“安全生产月”活动组织机构，加强活动组织工作，细致谋划，精心部署，确保各项活动顺利开展。

篇6

关键词：韩非；法治思想；评价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8-0157-01

一、韩非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明法”

“明法”,即法令必须以成文的方式进行公开,并让人人皆知,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凌驾于法律之上。“明法”并不只是要求制定一些法规并将其公之于众, 而且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容。首先,法律条文必须“明白易知”。其次,法定界限必须明确、具体。再次,立法要全面。

（二）“重刑”

1．加轻罪以重罚。韩非的“重轻罪”，就是对犯有轻微过失的人施以残酷的刑罚，最终达到“无罪而乱不生”的境界。

2．同里相坐。即一个人有罪，全家，邻里或有关者同受刑罚。实行同里相坐，就是为加强区域性的封建统治而使用的酷刑。

3．滥用死刑。韩非坚持“必罚明威”的杀无赦观点。他认定，在死刑威胁下，一个人宁愿不要整个天下，也不愿去死。死刑威力巨大，因此被提到了刑事立法的首位，被视为治理的最可靠的手段。

（三）法、术、势相结合

“法”是治国的根本，“势”是推行法治的前提，“术”是推行法治的策略，势和术是实现法的保证，要有效的施行法治，就必须将法、势、术结合起来。

1．法与势的结合

韩非的“势”即是君主据有的地位和掌握的权力。

他认为君主不能大权旁落，要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需要加强中央集权的权势来巩固君主的地位。他率先提出了法与势相结合的理论，即“抱法处势”。他认为“势治”是“法治”的前提和依靠；同时又强调“势”离不开“法”，没有法的势不是“法治”而是“人治”。

2．法与术缺一不可

韩非说：“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提出“法”与“术”是“不可一无”，缺一不可的。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守法律，君主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要“审合刑名”。

3．势与术相得益彰

一方面，势是术施行的前提，如果没有势而行术，术就成了毫无意义的小伎俩了；另一方面，术又可以强化势，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二、对韩非法治思想的评价

韩非主张的法治其实就是一种人治，他所提倡法治中法、术、 势三者的结合，正是人治中利用各种手段治理国家的典型特征。但韩非完全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为维护和强化统治者的统治秩序献计献策。

（一）韩非法治思想的消极影响

1．韩非的“公法”观念没有贯彻到底，虽然提倡立法为公，但其所谓的“公”，不是以民众的利益为基础，而多以人主的利益为主。韩非的法是排除了约束君主的法，君主是可以超越于法律之上的，使法成为客观见之于主观的，同时，韩非在论述法的作用时，也把法令的地位和作用夸大到了不适当的程度。

2．在人性问题上，他着眼于超脱社会关系的抽象的孤立的个人，认为这样的人可以凭着自己的自然本性去追逐各自的利益，满足各自需要。其实，这是一种假定和幻想。另外韩非过分强调人性的自私，对人性的片面认识导致了他对“赏罚”的迷信。

3．韩非极力鼓吹重刑，主张“以刑去刑”，认为人皆畏死，“上设重刑而奸尽之”。韩非把重刑作为治国安邦的主要手段，这不仅导致了他对刑罚理解的失偏，而且给他的法治观点蒙上了恐怖的阴影，也会摧毁人们心中的朴素正义感。

（二）韩非法治思想的积极作用

韩非的法治思想并非一无是处。他提出的积极的历史进化论，国家与法的社会发展论和批判其他学说时运用的逻辑辨证方法等，都是他的学说中不可磨灭的闪光点，而其中最为耀眼的还是他的法治学说本身，即“以法为治”，“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他相信客观法律，不相信主观易变的人类情感和巧智；他所理解的法，具有公开、公平性，已经超越了等级制的贵族统治时代，尤其是在他法治实施过程中，提倡的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正是时下中国建设法治国家所孜孜以求的。韩非作为“法治”的推行者，他不是盲目的，他在书中也给我们揭示了推行法治会遇到的种种困难。韩非也提出了反对人治、心治和智治的观点，要求“使法择人”，“使法量功”。

三、韩非的法治思想对中国依法治国借鉴意义

韩非的“法治”，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的必经之道。对于中国的法制建设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

（一）立法方面

韩非主张各方面都要有法，以便“服之以法[1]”。从健全法制的观点来看，这种主张是合理的。全面立法，做到有法可依，是健全法制的第一步。但立法要从实际出发，结合社会现实，才能够真正反映社会生活，指导并规范人们的行为。中国未来法制发展应当在完善法律多样性的基础上 ,力争建立起一套适应市场经济的完善的、符合民意的法律体系 ,做到有法可依 ,这是依法治国的基础[2]。

（二）执法方面

要提高执法者自身的专业素质。制定法令是容易的，而真正要实施并深入人心则并非易事，要通过执法者公平执法和广大民众自觉守法来实现。要实现司法公正 ,就必须对司法制度进行改革 ,从制度上增强司法机关自身抵抗干扰能力 ,并加强对司法机关工作的监督。如仅有善法而不循法，立法则无异于虚设之条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律自身的要求。韩非主张执法时对臣民要一视同仁，以维护法制的严肃性。执法者在执法时应该不徇私、不枉法，有法必依。

（三）进一步加大法的宣传力度

人民群众只有知法，才有可能去遵法。作为立法者，应该主动地全面地去宣传法律，以扩大它的覆盖范围和影响程度，尽快地让人民群众知法、遵法，这是健全法制，完善法制系统的必须环节。民众只有了解了法律才有可能自觉地约束自己而少犯罪乃至不犯罪，从而稳定社会秩序。

（四）正确对待死刑成为当今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

韩非坚持轻罪重罚，他把死刑提到了刑事立法的首位，被视为治国的最可靠的手段。韩非把国家的治理单纯地依靠死刑是错误的。死刑既然是一种最高的惩罚，我们就必须慎重使用，不得滥用。中国的死刑宣判权又回收到了全国最高人民法院的手中，可见在对待死刑、重视人权方面，中国做的还是到位的，死刑的判决一定要审慎审核，认真严肃处理，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お

参考文献:

[1]《韩非子・说疑》.

[2]梁利.法家的法治思想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广西：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校，2003，01，81页.

篇7

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理论的产生，都是基于解决现实中某种问题的需要。孔、孟、荀生当春秋战国之乱世，运用自己的学说帮助明君圣主结束各国纷争、建立有序社会，是他们共同的目标，也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动因和基础。这样，便有了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内在逻辑的一个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元素：建立一个符合理想的社会。

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类似周朝制度的社会：“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孟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王治：“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仁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可以称之为“政教之极”：“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后敢安正，诚能而后敢受职。百姓易俗，小人变心，奸怪之属，莫不反悫。夫是之谓政教之极。”（《荀子·君道》）

从上可见，孔、孟、荀对理想社会的具体描述虽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社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教化盛行，人人道德高尚。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把孔、孟、荀追求的理想社会称之为道德社会。

那么，这种理想的道德社会如何才能成为现实呢？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由此往下推衍。对于这个问题，孔、孟、荀的共同回答是：实行德治！

孔子率先提出了他的德治主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孟子亦在其《孟子》一书的开篇中亮明自己的德治主张：“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并在《公孙丑上》中继续阐发这一主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荀子把德治进一步发展为礼治：“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正错之而莫之能诬也”。（《荀子·王霸》）以礼治国是荀子的治国之道的一大特色，但在先秦儒学那里，礼是德的外在表现，所以，礼治的实质仍是德治。

为什么要把德治作为实现理想社会的根本手段呢？从基本的方面说，孔、孟、荀心目中西周时期特别是周公时期成功的德治实践、农耕社会的经济特点、血缘宗法的家庭关系等等，都是他们提倡德治的重要原因。而从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的角度说，孔、孟、荀之所以提倡德治，主要基于这样两条理由：一是德治是实现理想的道德社会的捷径，二是依靠其他手段无法实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关于第一条理由，孔、孟、荀的论述如出一辙，即只要最高统治者愿意实行德治，并以身作则，德治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高离上》）：“君者，仪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盘圆而水圆；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荀子·君道》）。

关于第二条理由，希望能引起读者的充分关注，因为在这条理由中，孔、孟、荀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观点：理想的道德社会只能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道德手段去建立，而不能靠非道德手段如政令、刑罚去建立。需要说明的是，在此提出“道德手段”的概念，是相对于“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等而言的，指的是用一定的道德规范进行教化和约束，并具有非强制的特点。

首先来看看孔子对这个问题的著名论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孟子也接着认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是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荀子则在《议兵》中对孔、孟的上述观点作了充分的展开和发挥：“凡人之动也，为赏庆为之，则见害伤焉止矣。故，赏庆、刑罚、势诈，不足以尽人之力，致人之死……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长养子，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风俗以一。”上述言论充分说明，孔、孟、荀之所以推崇德治，是因为他们认为非道德手段如刑罚、赏庆、势诈等充其量只能获取民财、民力，而无法获取民心，当然也就无法靠它们去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了。

需要说明的是，先秦儒家虽然认为不能依靠刑法等非道德手段去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但并没有因此否定刑法等在治国时的作用。如孔子就曾说过：“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

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孟子也说过“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孟子·公孙丑上》）的话。因此，后人常以德主刑辅来理解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但德主刑辅只是说明先秦儒家没有否定法律的作用，并不能因此证明他们重视法律。事实上，先秦儒家对法律是极为轻视的，如荀子就明确认为，在治国手段上，道德为本，法律为末：“故械数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劳而事治，政令不烦而俗美。”（《荀子·君道》）因此，在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具体实践中，枉法从德、以德代法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既然德治是实现理想的道德社会的根本途径，那么如何实施德治呢？这便推进到了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内在逻辑的最后一个环节。纵观先秦儒家的德治之道，概括而言便是注重每个人的道德修养，正如《礼记·大学》所说：“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具体而言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统治者首先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并以此影响天下；二是实施教化，即把德、礼的具体内容教给老百姓，让他们自觉遵守。在这个问题上，孟子的论述较具代表性：“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较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孟子·滕文公上》）

结合以上论述，可以把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概述如下：道德社会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追求的理想目标，德治是实现理想的道德社会的根本途径，具体的德治手段是教化和统治者的表率作用。

就个体言，修德造成“人禽之别”，就邦国而言，成就“夷夏之别”；或者可以从承担历史使命的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见出个体成长的缩影，从“有德者有天下”窥见贤君明主的正面结果。总之，是建立一个以凸显德性为特征的理想社会，反映了农耕社会人身依附的原始圆满的理想图景。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多众说纷纭的疑难问题可以被廓清。例如，为什么儒家老提“人性”问题，为什么一直争论不休？尽管孟子主张“人性善”而荀子却主张“人性恶”有尖锐的冲突，但实际上仍是为了这个“人禽之别”，不过孟子从“先天”禀赋立足荀子从“后天”教育入手罢了。两者殊途同归，同归于“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延续到后代依然如此，无论是汉的“天命之谓性”把人性扩展到自然宇宙，还是宋的“存天理灭人欲”收敛到内

心，都是先秦儒家路向的特定时空下的延伸和变型。从而，“夷夏之别”也就有了普遍的经验基地和群体筑成的“文明”支撑。这种平行位移——由个体到国家的扩充，二者的平行建构同时完成。孟子的“推己及人”、孔子的“以孝移忠”等便是其功能结构的金科玉律。至于知识分子的使命，入仕参政、讲学授徒，便体现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人身依附、教化百姓的不二法门。在国君即“天之子”虽由上天授命还得成事在人，尤其是能德泽天下者才能长治久安。如同“天子”的“天”“事”有二重性，“德”也有上下梯级的二重性：“人皆可以为尧舜”，是包括民、君在内的所有人的道德境界的可能性，而君临天下的理想承担者即尧舜这样的帝王则是这种道德境界的现实性的“仁主”。换句话说，有德者不必为王，为王者必有美德。这样，一座权力的金字塔就在“德”的砖瓦中矗立起来，延续下去，虽改朝换代，其基于农业经济结构上的德的主导形式未有质的变化。这就是本文的主题叙说，讲的是“德治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下面要详细讲一下其“合理性”何在即“为什么”的问题。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是一个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它有明确的目标，有实现目标的具体手段，在目标与手段的关系上又有充分的论证。因此，等待的只是明君圣主的采纳和具体实施。但是，正是在这个看似严整的体系中，我们可以发现它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在于它关于目标和手段关系的论述上，即先秦儒家认为理想的道德社会只有靠德治来建立，这一观点是存在理论上的严重缺陷的。

理想的道德社会只有靠德治来建立，这一观点包含这样两层意思：一是没有德治就建立不了理想的道德社会，二是依靠德治肯定能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因形式逻辑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德治是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的充分必要条件。

为了证明上述理解不是对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的误解，我们有必要对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著名论述作详细剖析。上语中的“政”是指政令，“刑”是指刑罚，亦可泛指为法律；“免而”，指老百姓可以不犯罪，但没有羞耻心；“有耻且格”，指既有羞耻心，又顺从统治，而羞耻心则完全是属于道德领域的概念。这样，孔子的话可以理解为：用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规范，老百姓可以免于犯罪，但不会有羞耻心；用道德来引导，用礼义来规范，老百姓既有羞耻心，又容易顺从统治。

换言之，在孔子看来，光用政和刑不能培养人们的道德；要培养人们的道德，只有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孔子提出上述观点后，千百年来，很少有人对孔子的这一提法表示过怀疑，相反，对之服膺、发挥者甚众。如西汉的陆贾在《新语·无为》中说：“夫法令者所以诛恶，非所以劝善。”贾谊在《陈政事疏》中说：“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桓宽在《盐铁论·申韩》中说：“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即使是众多的现代学者，在涉及孔子的上述论述时，亦是把它看作一种经典式的表述，而很少有人对此作深入的探究。

那么，孔子的上述观点是否真的无懈可击呢？我认为，至少有两种思想对孔子的这种说法持否定的态度。

一种是中国的法家理论。先秦时期的法家已明确指出，依靠法律手段也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质。在《商君书·画策》中就有这样的论述：“故善治者，刑不善而不赏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故不赏善而民善……故善治者，使跖可信，而况伯夷乎？”这说明，在商鞅看来，法治可以把全体国民培养成有道德的人，即所谓“一国皆善”。韩非也有类似的论述：“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必完法……善之生如春，恶之死如秋”。（《韩非子·守道》）

另一种是西方思想界对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有关论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早就认为，法律应该用来保障道德的推行和实施：“法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进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亚里士多德，第138页）而在这个问题上，最有说服力的还是现代西方法学界关于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有关论述。西方法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具体认识虽不尽相同，但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认为通过法律手段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如美国现代法哲学家博登海默就曾指出：“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义原则，在一切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强制性质。这些道德原则的约束力的增强，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规则而实现的。”（博登海默，第361页）另外，美国著名法学家富勒将道德区分为“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两个部分：义务的道德是对人类固有秩序的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愿望的道德则是人们对至善的追求；而其中义务的道德可直接转化为法律，由法律来保障它的实施。（参见崔永东）

其实，法律手段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素质，这一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成立的，而且也为古今中外的历史实践所证明。既然法律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素质，那么，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的观点就是极为片面的。而作为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的一个极为关键的环节出现如此致命的缺陷，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大家知道，在西方文明中，并没有德治的传统，把德治作为最根本的治国方略，是中华文明特别是儒家所独有的，而儒家之所以把德治作为根本的治国之道，与它认为只有依靠道德手段才能培养人的道德素质这一观点是密不可分的。这样，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对于中华民族的功过是非似乎都可以以此为基础来加以评判。

二、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价值

此处关于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价值的论述，是基于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的缺陷这样一个角度的，或再进一步说，此处只是从其内在逻辑的缺陷的角度，来看它对中华文明的三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对中国法治精神的影响，二是对中华民族竞争力的影响，三是对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影响。

1.中华民族的传统法治精神集中体现在法家思想中，如《商君书·赏刑》中说：“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虽然比起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法治精神来，法家思想的缺陷是极为明显的，因为它把君主作为制定法令并可以不受法令约束的人，而从逻辑上来说，只要有一个人可以超越于法律之外，那么所有人都有可能不受法律的制约。但是，法家的法治精神无论如何比儒家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要彻底和进步。然而，自从秦王朝灭亡后，法家的法治精神便退居幕后，代之而起的是以德治为核心的儒家法律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道德法律化。道德法律化的实质，就是在法律领域，把儒家的道德规范看作高于一切的标准，法律条文只是儒家道德的外在表现，当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以道德作为最后裁定的标准。

道德法律化的过程始于西汉，但其萌芽在先秦儒学中即已存在。如据《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

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根据现代法律精神，儿子证明自己的父亲偷羊，这一行为并没有错，而孔子则根据儒家“亲亲”的道德原则，认为子不为父隐瞒是错误的。

道德法律化在西汉时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春秋》决狱”，即按照《春秋》的经义来判决案件。董仲舒对“《春秋》决狱”有这样的解释：“《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春秋繁露·精华》）“本其事而原其志”，这是“《春秋》决狱”的一个基本原则，亦被称为“原心定罪”，即根据犯罪者的主观动机来确定其是否犯罪或罪责的大小。对于“原心定罪”的流弊，学者们有这样的评述：“过分强调动机意图，致使法律有时会依附经义而存在，法律的公平、公正功能流于空泛，对法律的解释也易于陷入主观主义的怪圈。”（徐世虹主编，第224页）

“《春秋》决狱”的做法虽然流弊很多，但因为它符合儒家的德治精神，所以得到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推行，并逐渐以固定的法律条文的形式确定下来。至唐代，基于“《春秋》决狱”的“援礼入律”工程宣告完成。此后，“一准于礼”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法律思想的根本原则。对于这一过程的实质，陈寅恪有精辟论述：“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为，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实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第511页）

从现代观点来看，儒家道德法律化的做法无疑是极为荒唐的，它既严重影响了法律的公正性和严肃性，又因为其法律条文的过分严苛和所定标准的不切实际而使道德规范本身流于空疏，无法得到切实遵行。那么，儒家的道德法律化为什么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呢？我认为，除了其内在逻辑中重德轻法的原因，亦与其对道德认识的笼统和模糊有极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先秦儒家道德论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明于君子小人之分，并以君子人格作为人们道德修养的目标。儒家的道德原则确立后，因其标准过高、不切实际而遭到当时不少学者特别是法家学者的抨击，如韩非子就曾明确指出：“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韩非子·五蠹》）而儒家的道德法律化，恰恰是把大量一般人无法做到的道德准则转化为法律条文，这样产生的流弊之多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道德法律化并不是儒家特有的做法，如上所述，西方社会也存在把道德法律化的做法。但西方的道德法律化无疑比儒家要高明。它们先是把道德分为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两个部分，义务的道德是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的基本要求和规范，愿望的道德则是那些提升人的生存层次和生命境界、代表社会的理想、并不要求人人都必须遵行的道德。西方法学家认为，义务的道德可以转化为法律，愿望的道德则不应转化为法律。这样做，既保证了社会基本的道德水准，又不会因为不切实际的过高道德要求而造成社会的虚伪。而儒家则对道德不作这样的区分，它把一切超越性的道德规定为人人必须做到的，这样，最终只能造成社会道德准则的混乱和虚伪成风。

2.如果说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的缺陷导致了中国人道德状况的混乱和法治精神的缺失，严重影响了中华民族的进步，那么，这一缺陷造成中华民族竞争力的缺失，则是其更为严重的后果。

先秦儒家德治理论的实质是把道德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它既是人们追求的最终目标，又是评价一个社会好坏的根本标准。而最容易对道德的崇高地位提出挑战的莫过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和享受。因为物质财富总是有限的，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既容易导致竞争，又容易影响人们专门致力于道德修养，所以先秦儒家虽然也承认老百姓的物质欲望，希望老百姓能富起来，但是希望老百姓严于义利之辨，要求老百姓见利思义甚至舍利取义，则是其更为根本的观点。因此，当一些国家的统治者致力于提高本国的军事经济实力时，就会遭到他们的强烈谴责。如孟子就曾说过：“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上》）战国时期是各国实力大比拼的时代，而在这样的时代，孟子居然说要对那些擅长打仗、善于开垦土地的人用刑罚严惩。这种观点，即便不说它荒唐，至少也是十分迂腐的。而孔子也有类似的观点：“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不患寡而患不

均”，典型地反映了先秦儒家重道德轻财富的观点，它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长期而深刻的影响，在此略举两例。

一是北宋神宗年间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希望通过变法使国富民强，造成对辽和西夏明显的军事、经济优势，但是他的变法主张却遭到朝中一些著名大臣如司马光、苏轼等人的激烈反对。反对的理由除了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便是认为王安石变法追逐物质利益，会毁坏世道人心。在这一点上，苏轼的观点最有代表性：“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不在乎强与弱……道德诚深，风俗诚厚，且贫且弱，不害于存而长；道德诚浅，风俗诚薄，且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苏轼）苏轼的这个观点，颇有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味道，其荒唐是不言而喻的。但追其思想源头，不过是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翻版。而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与随后北宋的灭亡，与儒家的这种迂腐思想有极大的关系。

二是晚清的。光绪年间，由于西方列强在中华大地上肆虐，中国已逐渐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面对危局，一些有识之士如李鸿章、张之洞等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修铁路、设电报局，让中国尽快富强起来。然而，这一做法却在一些朝中大臣的激烈反对下举步维艰。那些守旧的大臣认为，西方的先进技术不过是奇技巧，无益于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风气的淳朴，因此要求最高统治者对此加以禁绝。在一片反对声浪中，中国的一直未能形成大的气候。

类似的事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不知上演了多少次、多少年。在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影响下，重德轻法、重德轻利、重道轻器、重本（农）轻末（商）成为传统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这样，中国科技发展的动力从何而来？中华民族的竞争力又从何而来？

3.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进步。衡量一种政治制度的好坏，有两个重要的标准：一是是否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以保证政治运作的合理性；二是能否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级官吏及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注重的是后者，它认为德治的好处在于既能得民力，又能得民心。而对于前者，即如何制约君力的问题，先秦儒家很少涉及。当统治者不愿实施德治甚至荒无道时，孔子的主张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孟子也采取了与孔子相似的方式：“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至于如何从制度上来保证德治的实施，如何防止无道昏君的肆虐，先秦儒家并没有提出什么有效的措施。

事实上，先秦儒家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可能提出什么具体的措施。因为根据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道德素质只能靠道德手段来培养，理想的道德社会也只有靠道德的途径才能实现。而道德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一个人的道德素质的高下，无法作出定量的把握；一个人对某一事件的处理是否符合道德，往往会有不同的争论；一个人在此时有道德，很难保证他在彼时也肯定有

道德。因此，要把这包含诸多不确定因素的道德变成一种在实际政治运作过程中制度化的、可用来操作的东西，确实是存在很大难度的。先秦儒家曾试图根据一个人道德素质的高低把人分为圣人、君子、士、小人等不同的层次，并根据这一层次来确定人的社会地位和职务，但这种游戏规则的幼稚和拙劣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在如何保障德治的有效实施的制度建设上的阙如，使得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更多地带有一种充满随意性的、甚至是听天由命的成分。而在这个问题上，先秦法家无疑比儒家要高明得多，韩非子早就看出先秦儒家靠圣明君主来实行德治的主张是靠不住的：“且夫以身为苦而后化民者，尧、舜之所难也……将治天下，释庸主之所易，道尧、舜之所难，未可与为政也。”（《韩非子·难一》）但是法家同样走上了矫枉过正的道路，在看到法治在治国之道中的价值的同时，忽视了道德在治国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从而使中国封建社会的法治

走上了惨刻、少恩的道路，大大影响了它在中国传统治国之道中的地位。

因此，我认为，要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当然缺少不了道德教化，这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价值所在。但是光靠道德教化是不够的，把道德教化放在治国之道的首位也是失之偏颇的。所以，至少就中国封建社会而言，理想的治国之道不应是德主刑辅，而应是法主德辅。

由于对道德的重视，由于片面地认为人的道德品质只能靠道德手段来培养，使先秦儒家走上了过分重视道德而轻视社会生活中的其它方面如法律、科技、商业等的德治之路，尤其是因为这种德治思想被汉及以后的封建统治者奉为正统的治国之道，因此，我们把中华文化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归咎于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是理所当然的，虽然在先秦儒家的原典和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学和统治者具体实行的德治思想这三者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差别。当然，我们把中华文化中的许多优秀品质如以和为贵、豁达宽容、重视礼义等归功于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也是顺理成章的，但这不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重点。

【参考文献】

1博登海默，1987年：《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

2陈寅恪，1992年：《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3崔永东，2000年：《儒家道德法思想及其现代价值》，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1期。

4苏轼，1997年：《上海宗皇帝书》，见《坡全集》（下），黄山书社。

5徐世虹主编，1999年：《中国法制通史》第2卷，法律出版社。

篇8

关键词：儒家伦理；伦理化；法律传统

一、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含义及其成因

所谓“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并不是指中国传统法律的全部内容就是伦理规范， 或者说所有的伦理规范都是法， 而只是说， 儒家伦理的原则支配和规范着法的发展， 成为立法与司法的指导思想， 法的具体内容渗透了儒家的伦理精神。笔者在此所论述的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也就是关于儒家礼教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问题。

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成因是个复杂的问题，如果我们要想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就必须意识到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是与其复杂的各种因素互为因果，共同作用的产物；其次，我们不能也不可能把每一项因素表述出来。笔者观点认为，此时了解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成因，就是要理解传统中国的社会基础。

（一）家庭本位的宗法性

梁漱溟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家庭在中国人生活里关系特别重要”，而与之相对的则是西洋人对集团生活的重视。周孔教化的出现，它使早期的中国宗法社会未发生急剧的变革，而是通过润泽礼仪、提高精神，反而开辟了家族生活的道路，并因此逐渐地转进于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中国的家族生活在周孔教礼的影响下而使中国进入了伦理本位的社会。在伦理本位的社会中，人生实存于种种关系之中，种种关系而生种种伦理“家人父子、有师父而出徒子徒孙”的伦理关系。此时，可肯定血缘家庭本位不仅仅是传统伦理的载体，而且也是其发展的基础。

（二）宗法小农经济

众所周知，中国是闻名于世的农业文明古国，这个特色最迟在夏朝就有了杰出表现。五千多年的华夏文明为农业文明提供基石。但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与印度、西欧有一定的差别。传统中国表现为个体小农经济的普遍存在、印度表现为村社制、西欧则为庄园制。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还是存在弊端的，它无法预测的自然灾害和事故，在生活中完全依赖生产经验和劳动力，同时受“男尊女卑”的影响。这就决定了体力强健的男性在生产生活中的优势和重要性，于是就形成了父对子、长对幼、夫对妻的“领导关系”。由此可见，以宗法小农经济及与其相应的生产方式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社会，形成了宗法伦理原型。

二、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体现

梁治平教授在其书中有两个重要命题：一个是中国古代社会是身份社会；另一个是中国古代法律是伦理化的法律。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在当时法律文化的所有领域中都可以找到其相应的表现形式，甚至可以在每一部法典或每一条律文中，感受到伦理精神和原则的渗透。此外，有关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表现还有大量的研究资料可供参阅，鉴于这两方面的支持，笔者在此对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表现略作论述。

（一）在家族及社会领域中的体现

儒家伦理反映到中国传统家族领域内，则集中体现为―个“孝”字。作为儒家伦理中最重要的基本范畴之一，“孝”可以用来概括家庭、家族领域内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各种关系。在中国的古典文献，如“家礼”和“乡约”以至文学作品中都有大量记载：子女因为孝而美名远扬、被世人传颂；子女因为不孝而声名狼藉、不齿于人。法律赋予了父母对其子女的教令权，违犯此教令的子女都会受到刑罚的严厉制裁，这便是法律特有的强制力的表现。“父母控告子女，无须举证，子女更无申辩之权”；“常人相骂并不为罪，子孙骂父母、祖父母却是犯罪”。换言之，在这些问题上“法律只看名分，不问是非”。

（二）在国家、政治领域中的体现

“尊尊”，“亲亲”是西周时期以礼所确立的两项原则。他们分别代表“忠”和“孝”。家国同构的思想十分明显，“齐家、治国、平天下”更是中国古人的意识形态。在西周宗法制度消亡之后，“忠”与“孝”则被区分且具体化。时至西汉，“忠”逐渐进化为礼教中“三纲五常”中的“君为臣纲”，最终这一演变在国家的政治领域广为推行；“孝”则演化为“三纲五常”中的“夫为妻纲”和“父为子纲”，成为调节家庭成员、婚姻关系的道德准绳。从历朝历代的发展来看，“君为臣纲”逐步深入到法律中，并在法律中拥有绝对的重要性，使得王权的至上性和无限性在法律中得以确认。

（三）其他领域的体现

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表现是难以一一表述的，除此之外，在其他方面也有突出表现：第一，由于传统法律竭力维护儒家的尊卑贵贱的封建等级制度，因此在有关人的社会地位方面表现也很突出。例如，法律明确赋予皇室贵族及官员“八议”，“官当”等特权，并承认所谓的贵族在家庭生活、婚姻、祭祀等方式上存在等级区别，并明确指出违者以刑罚论。第二，传统伦理法律由于遵循了礼，要求在经济领域做到抑利求义。司法人员在审理侵犯财产案件时，把重心放在维护民俗民风上，而对于财产保护被置后，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把人与财产的关系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财产问题转化为了道德问题。“抑利”则表现为工商业的发展被各种名目繁多的法律条款所限制。第三，司法领域推行“宽严相济、刚柔并进”相结合的原则。宽的方面，如秋冬行刑制度容隐制度、秋审朝审制度及录囚制度等；严的方面，如流放和死刑制度、合法的刑讯逼供制度等。这些都是儒家伦理的表现。

三、中国传统伦理化法律对现代法治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学》中明确提出：“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这一论述成为关于“法治”的经典论述。笔者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虽然存在诸多如皇权至上思想、人治观念、，以言代法，封建等级观念，以及重刑轻民，司法与行政相混合等消极因素，但是这些因素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是必须彻底根除的，而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所留存的积极因素，对现代法治仍是有借鉴意义的。法治现代化需要儒家伦理作为其理论来源之一。

我国由于传统法文化数千年的延续，对任何一种异体文化的认同都必然要以中华民族精神情感的认同为前提。纵观中国古代的“礼”与“法”，不论法治多么周全，总会有百密一疏的情况发生；不论法治调整范围如何深广，总有触及不到的领域。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法治必须与儒家伦理道德的一些信条相结合，在社会治理中需要加大重视和适用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然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律与社会现实相互脱节的现象却比较严重。法律移植的失败以及断绝当代法治与传统法文化的关系。尽管当今与古时的境况有天差地别，但不排除发生一些相同的法律问题。简单说，就是在法律条文的空白地带，司法工作者需要借助于法以外的文化资源来解决司法纠纷，很多文化因素都会起到影响判决的作用，可能是单独的、共同的甚至交叉的起到作用。此时，伦理就可能进入到裁判过程中，成为判决依据。

参考文献

[1][英]洛克.牛津法律大辞典，法律出版社，2003.

[2]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柳治徽.中国文化史（上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5][德]马克斯・维贝尔.姚曾译.世界经济通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6]梁治平.法辩――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7]梁治平.身份社会与伦理法律.读书，1986，3.

[8]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

[9]亚里士多德.吴寿彭译.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篇9

论文摘要：在后现代法学大行其道的背景下，法律领域的客观性、普遍性、确定性等现性主义价值观念遭遇了空前的冲击。不断强调法律领域的主观性、禾确定性、差异性、不可预测性等等。在法律解释领域，由于不断地引介哲学解释学的观念，法律界人士开始利用哲学解释学的资源。哲学解释学不承认客观重构的可能，强调作者独立于文本和自我立法，造成法律解释的任意。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国内外诸多学者在质疑声中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法律领域的客观性问题，然而，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法律领域客观性问题进行梳理，对于反思当下中国的法治具有知识性的贡献。

一、导言

在后现代法学大行其道的背景下，法律领域的客观性、普遍性、确定性等现性主义价值观念遭遇了空前的冲击。后现代主义代表着反现代主义、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的价值理念，强调法律领域的主观性、不确定性、差异性、不可预测性，等等。在后现代思潮之下，法律活动俨然演变成了一场游戏，甚至出现了诸多与法治终极目的不符的异类，不断挑战着人们对法治的信仰。司法裁判是解决社会纠纷，实现社会正义的终局方式，司法裁判领域恰恰是现代主义的重灾区。几乎司法裁判领域的所有因素都被解构了，法律本身被质疑为不确定，法律解释遇到了“只要有理解，理解就不同”的尴尬，裁判事实成了法官任意打扮的小丑，判决结果受到了法官“法感”的左右。

法律的不确定性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此前法律的确定性是公认的正确命题。机械法学是法律确定性的最佳代表，机械法学排除法官的一切主观臆断，扮演着自动售货机的角色。此时法律领域的客观性似乎得到了坚固的维护。但自由法学打开了封闭的大门，承认世界的不可预测与人们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法律不再是确定不变的规约，而是法官可以解释的材料。语言哲学和后现代思潮的冲击，法律的确定性或者说客观性被进一步击溃。从法律概念到法律结构，法律的确定性与客观性被完全地解构了。美国现实主义法学派的代表们将法律的不确定推到了顶峰，从规则到事实都遭到了怀疑。

在法律解释领域，由于不断地引介哲学解释学的观念，法律界人士开始利用哲学解释学的资源。前理解、效果历史、视域融合、对话等词汇不断进人法律解释的视野。遗憾的是，哲学解释学不承认客观重构的可能，强调作者独立于文本和自我立法，造成法律解释的任意。本体论的解释学过多加强了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学术倾向，忽视了法律解释客观性的追求。对于事实的客观性问题更是缺乏保障，从客观事实让位于法律事实，从法律事实让位于法官事实，都反映了事实的主观化趋势。

如果这些学术思潮发生在法治发达的西方国家，至少有完善的制度与优秀的法官保障法律解释与裁判在一定程度上的客观性。但这一切如果发生在法治建设中的中国，后果将是难以想象的。在人治传统久远，法治脆弱的中国，法律的权威尚未建立，基本的现代法治理念还函待普及。在这样的背景下，盲目地解构法律与司法裁判是危险的。当前，不是去过分强调司法裁判领域的主观性，而是需要树立人们对司法裁判领域客观性的信心。不是将法律解构的体无完肤，而是要人们获得踏踏实实的正义。所以，在后现代思潮的学术背景下，结合中国法治的发展阶段，必须坚决地站在维护法律解释与裁判的客观性，维护法治的现代立场。“法律本身是否具有客观性，以及法律诊释有没有客观性，这是法治命题能否在理论上成立的前提。”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是在逆潮流而动，甚至是老生常谈，但笔者坚信在中国语境下，捍卫法律解释与裁判的客观性势在必行。

二、法律领域客观性的挑战

对于客观性的挑战可谓来势汹汹，本文没有按照时间顺序进行一一地展示，只是勾勒了挑战的主要脉络。目的是知识上的系统化，期望为客观性的拯救有一个指南的效果。

日本学者来栖三郎的言论最激进和最具代表性:“法律家是何等霸道!常驻以客观性之名，主张自己所为之诊释是唯一正确的客观解释。然而，在他人看来。法律家是何等的悲屈!彼等竟然以为依据的法律即可以将人类生活规范无遗;又倘若不做此想，便会感到心境不宁，从而法律家是何等虚伪不负责任!总是将主观想法隐藏在客观背后。

在西方，自由主义法学派在批判法律客观性或者确定性时，是以概念法学为靶子展开批评的，耶林和赫克论述了概念法学的幻想和法律推理的部分不可能，颠覆了法律逻辑自足的体系。现实主义法学派更是有过之无不及，卢埃林是“规则怀疑论”的代表，坚持反对法律的预测性，主张法官能动地创造法律;弗兰克是“事实怀疑论者”，认为法律适用中事实无从捉摸，受法官的偏见左右。批判法学派从语言学进行解构，加强了对法律的怀疑。

肯尼迪从规则内在矛盾角度解构法律，哈斯纳斯从法律原则的内在矛盾瓦解法律，最终的目的是得出法律不确定的结论。社会法学派通过引人社会学因素，将法律逻辑自足和事实的确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颠覆。哲学解释学的兴起，本体论的解释学过多地加强了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学术倾向，忽视了法律解释客观性的追求。

在中国，近年来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法律不确定，案件事实的模糊性等呼声不绝于耳。面对复杂的司法环境，司法能动主义的声音也在响起，法官面对法律时的姿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似乎有超越法律之嫌，法律的客观性也受到挑战。所以，笔者以为在当下坚持克制主义的司法立场，维护法律和法律解释的客观性，最终实现客观的裁判尤其具有实践意义。

三、法律领域客观性的拯救

(一)法律文本客观性问题

安德瑞·马默(Andrei Marmor)认为，与法律有关的客观性涉及两个方面:适用于当下个案的法律规范本身是否是客观正确的;法律理论能否摆脱主观和偏见，获致方法论意义上的客观性。

波斯纳认为历史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法律客观性观点。一是本体论上的法的客观性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法律是实实在在地“就在那里”的什么东西。第二种是科学意义上的法的客观性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虽然人们没有共同的意识形态，但如果他们有科学的世界观，可以对法律问题达成一致的意见。波斯纳对这两种客观性持温和的怀疑主义态度，波斯纳通过运用反基础主义与怀疑主义的实用哲学方法质疑了本体论和科学意义上的法的客观性理论。波斯纳提出了交谈意义上的法律客观性理论，即“合乎情理”。“交谈意义上的客观性”强调对话、协商过程，但不以形成共识为必要，试图限制法官的悠意，努力发现法官行为中的可预测因素。“交谈意义上的客观性”的理论基础是实用主义哲学和法律活动理论。同时，波斯纳认为道德哲学对于建构“交谈意义上的客观性”并无多大意义。他认为道德哲学无助于法律难题的解决，在具体案件审理中更没有什么用处。

马默坚持法的客观性是综合的。包括语义上的客观性、形而上学的客观性和逻辑上的客观性。语义上的客观性是指特定类型的陈述可以在语义学意义上是客观的，即使这些陈述所描述的客体毫无真理性可言。形而上的客观性，意味着真理性，谈论中的陈述之真理性在于这个事实，即存在一个客体，且其特性与该陈述的描述相符合。逻辑上的客观主义认为一个特定种类的陈述是客观的，当且仅当该类型中的任一和每一陈述有确定的真值。逻辑上的主观主义者否认将真值赋予他对此事主观主义者的那类陈述的可能。

哈特指出法律规则由日常语言构成，而语言存在“意思中心”与“开放结构”两部分，“意思中心”指语言的外延具有确定的中心区域，而“开放结构”存在着边缘地带，所以，法律既是确定的又是模糊的。哈特坚持客观主义立场，认为法律可以具有一个无可争议的意思中心，在意思中心可以具有法律本身的客观性与解释的客观性。在边缘地带，道德判断、政策影响、利益衡量等诸多主观因素将进人这一领域，法律的客观性将受到一定的冲击。

德沃金是法律客观性的坚强捍卫者，他将法律区分为“明确的法律”和“隐藏的法律”，前者是那种印有文字的文件，而后者是一种法意，只有通过诊释才能获得。德沃金把法律作为一种解释性概念，认为法律是一种建构性解释活动的结果。因为法律规范总是以法律体系中的原则、政策、道德、普遍信仰、学说以及观念等为文化背景，基于相同的背景，人们完全可以知道或者大体知道法律所设定的权利义务。在各种因素的扶持之下，法官可以为每一个案件寻找到唯一正确的法律答案。在法律的整体性概念中法律的客观性得以保存。德沃金通过自然解读、内在者的立场和反思平衡的方法阐述了道德客观性，从整体性法学而言，其间接地维护了法律的客观性。

沃尔豪特(Donald Walkout)在价值客观性上区分了德国的理念论(idealist)和经验主义的看法。前者指价值的客观性就是超越个人的控制;后者在三个层面上主张客观性:方法论上的客观性，认识论上的客观性，形而上的客观性。

就国内而言，陈金钊教授在《拯救客观性—关于法治方法的理论探索》一文中，虽然主要面向法律解释的客观性问题，但他认为法律解释客观性的前提是法律本身的客观性，如果法律本来有客观性，法学又提高一些基本方法的话，那么人们就可以得到法律诊释的客观性。秦策将客观性分为法律的客观性和司法的客观性。把法律客观性当作司法客观性的前提条件和上位概念来理解。另一种是把法律客观性大体当作司法客观性的同义语来使用。蔡琳认为价值客观性包括以下部分:客观性需要排除私人性和情感知觉，必须超越个体;客观性意味着公共性并非否定场域的依赖性，可以基于一定的社会公共意识而存在;要求主体间性，体现于解释和论证的客观胜之上;法律涉及的道德是公共道德，私道德才良准有共识。

其实，不论学界关于法律客观性有多少的界定，笔者认为的法律的客观性就是法律本身具有确定的含义，能够为人们所预期。换言之，法律具有可预测性，能够指导人们的行为，并根据这种预期安排自己的行动。这样界定的客观性更具有指导司法活动的现实意义。 (二)法律解释的客观性

在《法律的概念》一书中，哈特涉及到法律解释相关的内容，“哈特的法理学中与法律解释问题最相关的是他提出的法律开放性特质的论述，企图在形式主义法学和规则怀疑主义之间，开出一条中庸之道。哈特坚持一种客观主义的立场认为具有内在观点的人们通过阅读法律规则，可以确定地找到规则语言的意思中心，从而做出客观的法律解释。他认为通过承认规则，可以将法律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区别开，确立法律的独立体系，在经过法律自身的意思中心，法律解释能够保障客观性。

德沃金主张“建构性的解释”。这种解释分为三个阶段，在前解释阶段，人们凭借经验确定法律解释的客体;在解释阶段，解释须为其客体之主要内容提供一般的确证;在后解释阶段，解释者要调整自己为客体实际上要求什么的感觉，以更好地为第二阶段的确证服务。德沃金提出“内在观察者”的观点，认为从内在参与者而言，法律仍然在法官的责任心之下获得唯一正确的法律答案。作为内在参与者，法官不在超脱世外，其有法律和道德上的责任去发现“隐藏的法律”，正确地对待规则、原则和政治道德等。在整合性的解释背景下获得唯一答案。站在外在观察者的立场上，容易引发主观与客观的争论，但是内在的视角可以消解主观与客观的争论，解释者作为实践者，解释就可以避免任意。

波斯纳主张“交谈”意义上的客观性，强调解释上的说服力。认为法律推论的最终标准不是逻辑上的精确，也不是超越的道德真理，而是法律思考者在具体语境中理想交流的共识。他赞同客观性是法律判决的一种文化属性和政治属性，而不是一种认识论属性，无论法律具有什么客观性，这种客观性都处于文化的统一性，而不是形而上的实体和严格的方法论上的。也就是说，文化与政治越是同质的，形成共识的可能性就越大，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也就越高。波斯纳认为使美国法律更加客观的唯一方法就是法院和立法机构在文化和政治上更加同质。他认为前提越是一致，就越有可能遵循三段论模式来进行法律推理，因此，法律就会表现为客观、非个人化。同样的道理，客观的解释是以存在一个文化解释团体为前提的。同时，他还认为效率可以为司法判断提供中立而客观的准则。

贝蒂是立足方法论研究解释学。为了维护解释文化传统经典中传统意义的客观性，贝蒂严格区分了“解释”与“含有意义的形式”。解释是理解主体的行为，“含有意义的形式”则是意义客观化的存在。贝蒂认为含有意义的形式是精神的客观化，即意义和意义的载体是吻合的。一切解释都是对含有意义形式的解释，通过解释，把握这种形式中包含的含义。贝蒂的解释学为文化传统经典解释理论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

德国法学家科殷认为“在进行法学解释时，解释的前提也是客观的态度，客观的态度在法学里尤其重要，但是，倘若歪曲条文，按照主观的派别目的进行解释，恰恰是众所周知地被视为严重违反法学家的职业伦理之一种。哈贝马斯认为“规范主义的思路始终有脱离社会现实的危险，而客观主义的思路则淡忘了所有规范的方面。这两个方面的紧张关系，可以被理解为我们的一种提醒:不要固执于一个学科的眼光，而持开放的态度，不同的方法论立场(参与者和观察者)，不同的理论目标(意义诠释、概念分析和描述、经验说明)，不同的角色视域(法官、政治家、立法者、当事人和公民)，以及不同的语用研究态度(诊释学的、批判的、分析的等)，对这些都要持开放态度。

在政治实践中，客观主义法律解释与三权分立的思想十分契合。在西方本来就存在着“法院作为忠实人”的政治传统。孟德斯鸿的分权学说认为，法官仅仅是宣布语词的喉舌，他无法减轻法律的力量也无法缓和法律的严格。汉密尔顿认为法律的解释权应该属于法院，但是也担心法院以主观意志代替客观判断，可能以一己的意志代替立法机关原意的情况。法官对于法律文本的解读不是法官的意志和世界观，而是法律或立法机关意志的集中升华。

陈金钊教授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认为法律解释的客观性是法律解释的原则之一。其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主要包括法律本身的客观性和法律解释方法的客观性。与哲学诊释学相比，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主要表现为合法性和诊释共同体的认可。合法性就是解释结果与法律文本设定的规范意旨一致，解释主题表达了对法律的忠诚。解释共同体的认可就是职业群体中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

无论哪种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客观性，都具有司法克制主义的倾向，而克制主义可以维护法治的稳定。法律解释客观性论述的角度并不尽相同，法律解释客观性主要是一种法律解释的姿态，即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不随意地解释法律，坚持司法克制主义的立场，达到法律解释结果的客观。

四、结语—反思中国语境

篇10

关键词：利玛窦；中国；法律观；法治形象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1 ― 0105 ― 03

一、利玛窦其人及著作概述

利玛窦是西方人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的开创者，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其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16岁开始在罗马学习法律，1571年成为天主教徒，1582年即万历十年，利玛窦从印度前往中国，此后在中国生活近三十年，直到1610年于北京去世。利玛窦精通中文，游历过中国一些重要的省份，结交袁宏道、徐光启等中国知识分子与上层官员，利玛窦曾亲身研究中国的风俗与法律，并对中国传统法律制度有十分独到的见解。

作为16世纪西方传教士中最著名的一位，利玛窦于中国的士人阶层中传播天主教，期间产生了大量的书信与回忆录，后来被金尼阁汇编成为拉丁文版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即现今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在德国出版，立即在全欧洲引起巨大轰动，该书从一个旁观者角度精确真实描述了当时中国的政府、风俗等情况，更有对中国传统法律的论述及评价。

透过其作品可知利玛窦对中国传统法律之描述是以其亲身经历为前提的，且对中国传统法律的看法并不是西方中心主义式的，反而更多体现的是其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尊重。总体来看，其对中国传统法律持一种肯定与赞扬态度。利玛窦的描述，为当时西方人了解中国法律提供了重要参考，亦为现今了解明末清初中国法制与社会提供了重要材料。以下笔者将从五个方面具体论述利玛窦的中国法律观。

二、利玛窦对中国传统法律的论述

（一）帝国的司法体制

利玛窦对当时的中央主审机关刑部进行了描述，即“第六个部门是司法部，叫做刑部，主管侦查和惩办刑事案件。全国的警察都在它的管辖之下”。紧接着他又对中国地方司法行政体制进行了介绍，即属于北京和南京立法机构的特殊城市，也像这些省份的其他城市一样是以同样方式进行治理的；其余十三个省的司法权属于布政司与按察司，其分别是一般法庭与刑事法庭；这两个法庭都设在各省省会，程序都有点复杂。各庭都有称作道里的主审官以及若干助审官。有时道里可以不在省会，因为他必须到好几个城市去主持审讯。一个地区或城市的官长都有他的助手，例如有四位助理帮助他作为法官或顾问来审理有关本辖区的案件。〔1〕利玛窦认为在中国即使是一些皇亲与一般公民发生纠纷，也要依照一般法律来处理；另外不同于西方的是，中国是由许多深谙哲学造诣的文士官员行使着国家司法权力。

在案件的审理程序中，法律允许由知州或知县审理的案件向上级上诉，比较严重的案件法律还允许第二次上诉；那就要上诉到省城的更高级官员，也就是上诉到布政司和按察司或他们的助理那里，这主要是由案件的严重性所决定的。省城和较小的或低一等的城市的政府部门的管辖权以及官吏的权力都规定的很好，整个体系都条理井然。〔2〕通过对当时的审级制度与上诉制度的介绍，可知利玛窦对当时中国的地方管理制度的描述是极为详细与准确的。利玛窦对中国的立法机关的设置和地方城市的管理也有十分精到的描述，纠正了十六世纪以来西方人对中央集权下的地方行政和地方管理上的错误理解。〔3〕

（二）法官的回避制度

利玛窦还向西方介绍了当时的法官回避制度。通常的规矩是法官不得在他所出生的省份里任职。当法官主持法庭时，他的子女和亲属都不得离家，免得法官通过他们受贿，当法官本人离家出庭时，他家的公私出口都要盖印加封。〔4〕此处利玛窦论述的是古代司法审判中普遍存在的司法官员的地区回避与亲属回避。古代的地方行政长官同时兼理司法，回避制度的目的是为预防地方割据势力以及结党营私，亦为防止主管司法的地方官员偏袒亲属。利玛窦所在的明朝回避制度比前朝更加严格，明初官制中就有南人调任北方为官，北人调往南方为官的惯例，后来南北更调惯例虽被打破，但不得在本省任官的规定则是底线。同时，官员在一个地区有一定任职期限，期限届满则不得留在原地任职，以防止司法官员人地熟悉而判案过宽或其在地方影响过大、部下较多而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但异地为官，语言不通，风俗不熟，常导致对地方治理出现困难。

其实，官员回避在中国古代是一项极为普遍的规定。司法官员受理案件之后，只要与当事人有服亲或姻亲或师生关系，均处于回避之列。即“凡官吏于诉讼人内，关有服亲及婚姻之家，若受业师及旧有仇嫌之人，并听移文回避，违者笞四十”。利玛窦对明朝末期的回避制度论述具有真实性，因为当时现象极为严重，规定回避制度以严格防止司法官员在司法活动中与枉法裁判也就顺理成章。但即便有上述司法官员的回避规定，当时的贪污受贿现象也仍未得到根本治理，这是利玛窦所未能认识的，其只是观察到了回避制度的表层现象。但总的来说，利玛窦认识到古代司法官员回避制度是中国传统法律中的普遍性规定，做为中国传统法律中的合理成分，反映了古代立法者的聪明才智，这是值得肯定的。

（三）官员的监察制度

吏治好坏关乎王朝命运，对官员考察是监察制度的一部分，“有官必课”乃古代政治家的共识，其被称为国家大典。利玛窦在其札记中记录了1607年通过审查对四千名官员作出的判决。被判决的人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在任职期间贪污受贿而受惩罚的人；第二类是对罪犯用刑过苛的人；第三类包括年老生病以及用刑或的人；第四类是定案时过于草率、考虑不周以及奉公施政有欠理智和审慎的人；最后一类是在规范个人生活或家务上行为不捡的人，以及一般来说与他们职位的尊严不相称的人。〔5〕根据明律规定，中央要定期对官员进行考察，考察有外察与京察之分。外察每三年一次，所考察的官员队伍主要为全国各地区的高级官员，即布政使、按察使、知府、知县等，考察审问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对官员审查所做之决定即使是皇帝亦不得随意更改，凭考察之结果做为官员升降、调离与惩罚之依据，但考察制度本身着重于打击官员的行为。同时，京察即在京的官员亦要接受与外察同样程序之审查，所不同的是京察六年才一次。可以说利玛窦是首位对中国官员考察制度做详细与准确论述的西方人。

利玛窦对当时的“风宪衙门”都察院亦有介绍。察院的职务相当于高级专员或钦差，他视察所有的城市和军事中心，z阅所有官员的公务，有权处罚或降黜低级官员；他直接向皇上报告，可以决定极刑，因此大家自然都对他又敬又畏。〔6〕利玛窦还对明初时创立的六科给事中进行了描述，即他们是皇帝专门为处理朝廷以及各省重大事项而设的，皇帝委以他们重大的责任，他们因此受到尊敬并有很大的权威。他们在人为有需要时经常向皇上报告全国各地的违法事件。没有人逃得过他们的监视，即使涉及皇上本人或皇族，他们也直言无忌。〔7〕接着利玛窦认为中国“君主的权力和特权被一整套成文法和刑法所严格限制，文士集团集体对全社会施行一种真正道义权威。”〔8〕拥有至高权威的中国皇帝在大臣进谏时不得不低下自己高贵的身段，在利玛窦看来，这不仅是谏官据理力争之结果，亦体现了谏官制度这一监察制度本身的优越性，可见对其评价之高。

利玛窦所言的给事中是不隶属于其他任何单位的独立机构，六科给事中监察六部，其长官官职不高，不过正七品，但其掌管规谏与稽察六部及百司的职权，所以实权极大，官员对其又敬又畏当属自然之事。利玛窦认为监察官员是谨慎可靠之人，他们具有很大权威，执法公正，利玛窦对监察制度推崇备至，认为是外国学习的好榜样。如此夸大监察制度，可以看出利玛窦对当时中国监察制度缺乏本质理解，众所周知，到明时君主专制日益强化，明末政治更加腐败。作为君主耳目之司的监察官员“随着明后期专制政治的腐败，不仅名存实亡，甚至以朝廷甄别之典，为人臣交市之资。”〔9〕科道官吏在皇权的支持下独揽司法大权，操纵刑狱。他们得以在监督司法的招牌下为非作歹，干扰正常的司法活动，其弊端不一而足。但这些弊端是作为外国人的利玛窦所未能预见的。

（四）官员的豁免制度

利玛窦亦在其札记中记载了明朝对特权人物实行的司法豁免制度。在洪武领导下这个家族的家长在解放这个国家中立下的光辉功绩被刻在像碟子一样的铁券上，这种铁卷可以呈交皇帝三次，请求赦免，即使犯的是死罪也不例外；对这规定的唯一例外是犯叛国罪，对这种罪的处罚是立即剥夺犯人的全部权力和尊荣。〔10〕其实，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对官员豁免由来已久，周有“八辟”，汉有“先请”，曹魏有“八议”，封建等级社会极为重视保护特权人物，对他们的犯罪必须“大者必议，小者必赦”。

利玛窦以上论述的是司法豁免凭证“丹书铁券”，亦即民间俗称的“免死金牌”，只有建立过极高功勋并得到皇帝格外体恤的大臣方能获得。据明史记载，明太祖在开国之初就将九十七副铁券赐予李善长、徐达等立有军功的大臣，明律规定铁券拥有者享有法律规定与皇帝赐予的诸多特权。利玛窦认为丹书铁券不但是特权象征，而且是特权人物拥有司法豁免权利的重要凭证，此种看法十分到位。

（五）中西法律之比较

利玛窦运用中西比较的方法，将《十二铜表法》《凯撒法典》与中国法律相比较，对中国法律作出了积极评价。利玛窦认为在中国虽未有《十二铜表法》与《凯撒法典》之类可以永远治理国家的法典。但凡是成功取得王位的人，不管其家世如何，都按照自己的思想方法制定法律，这些法律不得无故修改。〔11〕故在中国凡是继承大统的人必须坚持开国皇帝所颁布的法律，此法律不得随便加以修改。统治者们的计划乃是制定一部涵盖各方面的全面性法典，以保证国家安全稳定与皇帝子孙绵延久远。其实，一部统一、包罗万象、体系完整的律典与中国古代集权体制相辅相成，其不仅有利于政权稳定，亦有利于法律统一实施。故王朝初立伊始即行立法，编纂与颁行一部统一律典的传统为历代所承袭。

利玛窦指出与西方相比中国虽缺乏一部永恒法典，但统治非常有效。即“每个朝代第一位皇订立新的律法，后继者都该遵守，不能轻易更改。故当今在中国施行的法律制度并不古老，全是洪武帝制定，对古代法律有取有舍。”其实，明初法律或由朱元璋制定，或从前朝继受。洪武帝制定的法典《大明律》于洪武三十年最终完成，当时朱元璋特别下令：“子孙守之，群臣稍议更改，即以变乱祖制之罪议处”。《大明律》高度重视吸收唐宋立法与司法经验，在起草律条时朱元璋就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讲唐律，日进二十条”，为明律制定提供重要参考。当然，利玛窦并未看到中国的法典虽随王朝更替而不断变化，但法典的内容、性质与精神则是一脉相承的，从这点看，利玛窦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认识有不够深入一面。

综上所述，利玛窦对中国传统法制大部分描述有溢美之词，同时，他亦对中国法制的负面因素进行了批评，如执法官员的贪赃枉法，刑罚的血腥残酷等。总之，利玛窦对中国法律的看法并非以西方中心主义为视角，更多的是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尊重。作为同时期对中国法制认识最全面与最深入的外国人，故其相对客观描述，为当时西方人了解中国法律提供了重要参考，亦为我们当今了解明末清初的法制与社会提供了重要材料。

三、对当今中国法治形象建设的启示

承上所及，以史为鉴，笔者认为构建中国法治形象的正确路径离不开作为“硬件”的法律制度建设与作为“软件”的法治理念培育。

首先，一个国家法治形象首先取决于作为“硬件”的法律制度本身。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外国人对中国传统法律赞扬的重要原因是中国有一整套十分完善发达的成文法典，它将整个社会关系都纳入到法律即礼法调整之下。这套严谨的成文法典不仅保障了法律统一实施，更维护了帝国稳定，使得作为外国人的利玛窦不得不被折服。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健全完善法律制度的国家能称为法治国家。故我们今后应制定更能反映人们利益之良法，在此基础上梳理各种法律制度，以便剔除过时的法律法规，使法律体系更趋于统一与完善。

其次，离不开作为“软件”的法治理念培育。不难想象，在一个没有法治理念的国度很难建成一个先进的法治国家。利玛窦认为中国文明程度之所以高于欧洲，最主要原因乃在于礼，其所言之礼是中国传统法律之理念与灵魂，亦正是礼决定了中国传统法律的特色。就当今法治建设而言，平等、自由、公正等方是现代法治的理念，法治社会是一个观念的共同体，我们须从依法治国、公平正义等方面加强中国法治理念的宣传教育。最终使法治理念内化于心，外践于行，真正成为人们的信仰。

〔参 考 文 献〕

〔1〕〔2〕〔4〕〔5〕〔6〕〔7〕〔10〕〔11〕 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55-56-61-61-56-52-47-33.

〔3〕田涛，等.接触与碰撞：16世纪以来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法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