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的特点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口红利的特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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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关于人口红利的认识、人口红利的测量。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三个方面对近十几年来的中国学者做的较为重要的研究做了梳理，并从分别从这三个方面对研究做出了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的简评。

关键词：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

1.引言

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争论的热点，也是政策制定部门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早先的T.Maltus、P.Ehilich、D.Meadows等人认为人口增长人均资源和人均资本数量下降，因而限制经济的发展；此后的J.Simon在他的著作中表明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增长；各方观点都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各自的观点，持中性观点的中间派也越来越多。然而这些相对较早的研究大多注重人口数量增长，David和Bloom等人重新审视了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考虑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这个关键变量对经济的影响，认为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所创造的“东亚奇迹”。他们提出了人口红利的概念，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因此有了巨大突破，相关研究也不断涌现。中国在近三十几年来创造的经济高速增长奇迹也为世人所关注，其中中国学者在研究人口红利与本国经济增长方面也做出了诸多成果。

2.关于人口红利的认识

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撰写的《State of World Population 1998》报告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从此这一概念逐渐被学界使用和认同。人口转变一般要经历一个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过程，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出生率与死亡率下降的时点是不一致的，从而会在人口年龄结构上形成三个不同的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明显不同的人口特征：从高少儿抚养比到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再到高老年抚养比，（Williamson，1997）。其中在高劳动年龄人口比的阶段，少儿和老年抚养比较低，这样的人口年龄结构具有社会负担轻和劳动力供给充足的特点，储蓄和投资也在此期间迅速增长，因此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于学军、蔡、都阳对人口红利的概念的界定都是如此。学界普遍认同的是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彭希哲认为，人口红利体现为在一定条件下将这种优势转化的超出稳态的额外经济增长结果。

以上所述的人口红利概念是一些较为普遍接受的观点，但对于概念的认识，同时又不少学者提出了他们担忧。

穆光宗明确的表示“人口机会窗口”不等同于“人口红利”，他认为低人口负担创造出的机会窗口通过创富效应、投资效应和积累效应三个方面作用于社会经济发展。但是较轻的人口负担机遇优势必须与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活动结合起来，问题的关键在于财富的创造而不是分配，因此人口红利的焦点应该放在财富的创造者――人力资源身上。人口红利的实质也就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

类似地，刘元春也指出将人口机会窗口与人口红利等同是在认识上的一大误区，他认为“人口机会窗口”是时间概念，而“人口红利”则是经济概念，收获人口红利的前提是劳动力的充分就业，结合国情考虑，强制性的人口政策人为地加速了人口转变的过程，从而引致了巨大的人口数量，严重的就业问题，劳动力市场状况才是考察人口红利的获取情况的关键因素。叶文振在他的文章里指出，人口红利除了取决于劳动力的质量和充分就业，还取决于技术和国家的资源禀赋。

此外，人口红利的内涵还有进一步的拓展。Mason将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归结为“第一人口红利”，在此基础上，结合生命周期理论和“经济人”假设，提出了“第二人口红利”的概念，它源于理性主体为了应对老龄化的人口年龄结构预期变化，而相应调整个人行为与公共政策，进而带动储蓄、投资、消费和人力资本的增加。

3.人口红利的测量

关于人口红利的界定标准现有文献大多理论抚养比、老龄化率、有效抚养比、社会抚养比等单指标。比较典型的是陈友华2005年论文中以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为标准人口，以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为判断标准，分别以65岁和60岁为起始老年年龄，制定了两套判别标准方案。其中以65岁为老年起始年龄的方案中，按顺序三者是否低于53%、30%、20%为人口红利是否存在的限值。另一个方案中，这三个限值分别为67%、33%、35%。在此基础上，他比较了中日法三国的人口情况，并表示中国在2030年开始人口红利开始消退，最终在2040年进入人口负债期。与陈友华不同，车士义建议以总抚养比和老龄化率两个指标共同计算或衡量人口红利的高低。以总抚养比50%为基础条件，以老龄化率10%为分界线，将人口红利分为“真正的人口红利”和“虚假的人口红利”两个阶段。

马通认为，中国人力资源极其丰富，他对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2009年起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步入增速急剧衰减阶段，约在2026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达到10.3亿，此时才停止增长。在此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不断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其间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在减少，原因仅仅在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在急剧放缓，。蔡把人口抚养比与资本积累水平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最大化的时期是抚养比2013年降到最低点之前达到的，并且与2013年之后迅速消失。

4.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

从最开始研究人口红利，人们最关注就是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学界有诸多研究。

在研究课称为是“中国奇迹”的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时，蔡分解分析了1978―1998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各项因素发现，这一时间段内的年均GDP增长率达9.5%，其中劳动力数量增长和人力资本因素的贡献份额分别为24%和21%，劳动力部门转移对增长的贡献率为21%。王丰等的实证研究显示，1982―200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15%可以由第一人口红利解释，2000―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持续提高，但步伐有所放慢，据他们测算，人口红利将在2014―2050年开始下降。王德文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的总抚养比每下降一个单位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0.115个百分点，即总抚养比的边际效应为-0.0115。车士义、陈卫、郭琳等用全要素生产函数对索罗模型中的增长因素进行了分解，最后得到第一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约3%，而包含了人力资本因素的第二人口红利却贡献大约20%。陈友华明确地阐述了人口红利对GDP贡献的模型，经过他的测算，进入21世纪以来，人口红利因素创造了10%的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06年人口红利因素的贡献占到当年GDP的13.36%。

汪小勤，汪红梅认为人口红利效应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他们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说明了人口红利从三方面推动中国经济增长：（1）高劳动参与率；（2）高储蓄率；（3）较高的劳动力配置效率。同样建立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王金营等人分别考察了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与储蓄率和经济总产出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储蓄方面，在过去的30年里即使居民收入不变，由于劳动负担降低了31%，也使得居民存款余额增长17.12%；并且少儿负担比每下降1%，居民存款余额将增长1277%；而老年负担比每上升1%，居民存款余额将减少1.026%。经济增长方面，经他的测算，在过去的30里由于劳动负担下降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

另一方面，与以上支持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显著的研究相对应地，有一些学者质疑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支持这些质疑派学者的较为普遍接受的证据是日本总抚养比与其“经济高速增长期”在时间上的错位。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的抚养比仅仅是略低于60年代，但经济增长率却下降了一半以上；而90年代的抚养比与60年代相当，但当时的日本经济却几乎陷于停滞。有学者表明，与其说人口转变推动了经济增长，不如说经济增长引起了人口转变。除此之外，在谈及人口红利和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时，也有质疑的观点。

贺菊煌的研究通过运用含抚养关系的世代交叠模型进行测算，认为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会引起经济增长率下降，这对储蓄率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但会导致资产收益率在人口转变的中后期下降，工资增长率在人口转变中后期暂时上升。她认为人口红利的最终体现在于，快速下降的生育率引起了人均消费的永久性提高。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30年来的高速增长其主要推力在于制度变革，人口转变的时期只是恰好与制度改革契合而已。他指出，我国并没有收获人口红利，原因在于：（1）失业率高，劳动力就业不充分；（2）城乡分割的制度障碍，切断了劳动力禀赋与经济机会的结合；（3）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劳动生产率不高。黄润龙认为人口红利虚化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他指出人口红利不是影响经济产出的主要变量，消费与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有关，投资更多地与人的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和产业结构等有关，而进出口创造的经济红利取决于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开发以及社会和经济发展政策，相比之下，它们与人口年龄结构相关性并没有上述因素大，人口红利过于简单地描述了人口对经济的影响。

除此之外，对于中国人口红利的区域研究也有一定成果，钟水映和李魁在这方面作出了不少成果。他们的几篇研究表明，人口红利对省域经济增长有显著推动作用，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人口红利外溢效应，中西部外溢效应不显著，其中东中区际之间溢出效应明显。此外，东部地区抚养比要快于中西部地区，其中不少省份都处于强质性人口红利阶段。而少儿抚养比的下降显著降低了东中地区的居民消费率，这个效应对西部地区并不显著。

5.简评

关于中国人口红利的研究众多，本文在这里对一些较为有影响力的文章做了一些梳理。但从各方观点的差异性和分歧性可以看出，事实上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仍然有很大空间。在人口红利的概念方面，本文认为与其细化，不如做适当拓展。经济增长与诸多因素相关，并且实现人口红利并不是单纯依靠人口年龄结构构成本身自发完成，纳入考量的条件来明确确保实现人口红利的概念。关于人口红利的计算也需要更加规范，简单地以社会抚养比作为考查对象并不确切，同时，理论抚养比与实际抚养比也存在差异。正确地把握这一点才不会得出致人误导的政策建议。最后，对于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实现的研究，应该更多地结合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理论、考虑产业和区域因素等，多学科交叉才能更加清晰的考察内在的逻辑，否则很可能最后只是管中窥豹。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蔡.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人口研究，2004；2

[2] 蔡.未来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开拓，中国人口科学，2009；1

[3] 蔡.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经济学动态，2011；6

[4] 车士义、陈卫、郭琳.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人口与经济，2011；3

[5] 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人口研究，2005；6

[6] 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的增长，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4；4

[7] 都阳.人口转变的经济效应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性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2004；5

[8] 贺菊煌.人口红利有多大，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7

[9] 黄润龙.“人口红利”质疑：虚化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现代经济探讨，2009；8

[10] 李魁、钟水映.劳动力抚养负担与居民消费率――基于人口红利期的动态面板实证研究，经济评论，2010；6

[11] 李蕾、郑长德.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研究综述，区域经济理论，2008；5

[12] 刘元春、孙立.“人口红利说”四大误区，人口研究，2009；1

[13] 穆光宗.话说“人口红利”，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8月23日

[14] 穆光宗.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浙江大学学报，2008；3

[15] 王德文、蔡、张学辉： 《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 人口研究，2004；5

[16] 王德文.人口低生育率阶段的劳动力供求变化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人口科学，2007；1

[17] 王丰、安德鲁・梅森.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人口因素，中国人口科学，2006；3

[18] 王金营、杨磊.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2010；5

[19] 王学义、徐宏.人口经济效益的另类解释――我国“人口红利”研究述评，天府新论，2009；2

[20] 汪小勤、汪红梅.“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学家，2007；1

[21] 于学军.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中国人口科学，2003；1

[22] 叶文振.不要用人口红利误导我国人口政策.市场与人口分析，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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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用工荒”背后的逻辑，是校正用工在较低的价格水平上可以“招之即来”的参照系，充分认识到从不愁“人”的数量到关注“人”的质量转变所隐含的商业价值，这并非像规避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那样简单。

二次人口红利重在素质

应当指出，在社会就业总量压力继续加大的情况下，“用工荒”的出现并非完全是因为招不到人：一方面，是用人单位不愿意支付更多的劳动报酬；另一方面，在用人单位愿意支付更多劳动报酬的情况下，招不到符合岗位需要的人。前者标志着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消失，这不出人们的预料，因为早有专家预言2013年是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后者则说明管理者开始青睐第二次人口红利，劳动者技能或者素质的重要性开始日益凸现。

所谓“人口红利”是一个经济学、人口学上的概念，原本是以人口的数量进行统计分析的，实际上是一种人口量的红利。劳动力数量的充足提供了成本优势，光是庞大的基数就能够成就很多优秀企业。与此同时，劳动力价格的低廉助推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第二次人口红利则不再局限于人口学的范畴，主要指的是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一项数据分析表明，在制造业，员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劳动生产率会上升17%；如果员工全是高中学历，劳动生产率将提高24%；如果都是大专学历，劳动生产率可以再提高66%。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即第一次人口红利是量的红利，那么第二次人口红利主要指的是人口质的红利，即“质量型”人口红利。

当然，质的红利和量的红利密切相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原本不存在什么特殊的红利，它之所以被称为第二次人口红利，正是因为受到第一次量的红利的影响。量的人口红利余波至今犹存，虽然劳动成本有所上升，但劳动者的工资还没有提高到应有的程度。两者之间的差距，正是用人单位潜在的红利，即“质量型”人口红利。国内较具权威的教育数据公司麦可思最新的《201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在2011年毕业的大学生里，有近57万人处于失业状态，而这当中10多万人选择“啃老”。即使毕业工作一年者，对工作的满意率也只有47%。这不仅是因为受到传统人口红利的牵制，也表明受过较好教育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远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中产阶层还没有达到应有的规模，其中的红利空间仍然可观。

从理论上讲，普遍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总是存在的，否则就难以进行扩大再生产。一些经营者在劳动力成本上涨中之所以不再能够获得原有的人口红利，一方面是因为生活成本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自己的企业失去了原有的竞争优势。因此，企业家们不能在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安于现状，而是要将创新和转型升级作为唯一的生存出路。未来10年，中国劳动力成本将处于持续上升阶段，廉价工资已很难吸引更多的劳动力。现实中，坚持创新、科技含量高的企业的工资水平总是相对高许多。这些工资水平相对高的企业不仅没有被劳动力成本压垮，反而不失后发优势。这就说明，所谓的人口红利早就由“红在数量”转向“红在质量”。只有在经营活动中以“质”取胜，才能继而分享“质量型”人口红利。

以“质”取胜贵在储备

在第一次人口红利与第二次人口红利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鸿沟。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如同社会进步一样，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能否很好地发挥劳动者的作用，关键在于用人单位选择粗放攫取还是同舟共济。股神巴菲特在谈到投资经验时笑称：“我用屁股赚的钱比脑袋多。”所谓用屁股赚钱，就是对股票较长时间的持有；用脑袋过多就是过度投机，对股票频繁换手。用“屁股”与“脑袋”获取人口红利的“秘笈”也应当一样，只不过“持有”类似于对人才的储备，成功取决于真诚。

对人才的储备固然需要指向高端人才，然而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主要指的是技工或者熟练工，所谓储备就是与他们形成尽可能长的合作关系。比如火锅店的切肉工，切出的涮肉每盘有多少卷，数量、份量必须经过精准考量。如果卷数少，消费者会不满意；份量重，老板则需多付成本。火锅店赢利主要是依靠切肉工的技术，因此他们就是火锅店的人才。但是合格的切肉工并非随便可以招得到，火锅店要想增加营业额，扩大经营规模，就需要储备一定的切肉工。这里的储备有两层意思，一层是经营淡季时不能轻易裁减，需要“养起来”；另一个是遇到好的切肉工时，要通过不断调整待遇，使其能够留下来。这就如同巴菲特对股票的持有：没有好机会时屁股要坐得住，买入好公司股票后屁股更要坐得住。只不过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屁股”应当更多地坐在劳动者这一边。

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储备重在使用；储备、使用的过程就是增值的过程。管理大师德鲁克早就指出：“组织不能只依赖天才来运作”，经营的成功只能依靠“一群平凡人做出不平凡的事”。德鲁克的这种洞见完全可以作为人力资源管理中以“质”取胜的座右铭，因为人力资源管理中所说的“质”，离不开累积的过程。其中“质量型”人口红利在当前的情况下固然依托于劳动者教育程度的提高，但学历高并非代表质的红利大。对于个人来说，需要历练；对于企业来说，需要在实践中组织继续学习。历练和组织继续学习的过程，就是质的红利增值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讲，“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用工荒”是难以消解的；即使在量上得到一定满足，也很难立即做出“不平凡的事”，也不可能完成两次人口红利之间的成功过渡。

储备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关键要在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上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当今世界各行各业发展日新月异，稍有不慎，瞬间就会被打败、被淘汰。日本家电业在2008年的世界市场上还不可一世，没有“没落”的任何征兆，然而短短三四年时间过后就到了将要出局的地步；摩托罗拉、诺基亚等手机厂商昔日的辉煌也在瞬间黯然褪色。如果说人力资源质的红利不可能被某个企业所垄断，那么在“质量型”人口红利的轮番争夺中，赢就赢在率先转型抢占先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幻想着通过向劳动力低廉的区域转移工厂的方式降低成本、维持经营，就不可能全面顾及人才的储备，更不可能在“质量型”人口红利的竞争中抢占先机。如果说转移工厂需要花费很多成本还未必能奏效，那就不如珍惜现有实力，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做足文章。

让人才红利“红”起来

毋庸讳言，第二次人口红利相对于第一次人口红利而言，更具有宏观意义。只将人招进来并非能将潜在的红利变现，关键要在微观领域让“质量型”人口红利能够真正“红”起来。严格来说，“质量型”人口红利就是人才红利，人力资源应当是人才资源、人智资源。当自然资源被分配完毕之后，企业生长的动力将更多地来自人才资源，经营者应当像在分享第一次人口红利时进行资本运作那样，及时进行人才或者人智运作，取得“财散人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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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抚养比的下降造就了更具生产性的人口结构，即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即所谓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贡献了约27％的人均GDP增长。但是，随着人口老化和人口抚养比的触底反弹，“人口红利”可能到2013年时将消耗殆尽。

现在，如下几个相关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在中国，保增长不一定能保就业。

增长和就业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奥肯定律”，即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反向相关。然而，中国目前的增长与就业并不一定存在相关关系，原因有二。

第一，中国的经济模式一向偏向于大企业，本轮调控后，这种倾向更明显。大企业、大项目多在资本密集型行业，这些产业对增长贡献大，对就业贡献小。

我们曾通过分析17个行业投入产出表，对投资的增长乘数（投资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程度）与就业吸纳系数进行排序，得出的结论是，投资增长乘数较高的行业，就业吸纳系数较低。

从去年底开始实施的从紧货币政策，采取的手段包括加息和信贷窗口指导。对信贷的控制也包括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把握。抓贷款质量，就是要保证安全性和收益性。在小企业正在经历困难的时期，贷款给中小企业对银行来说，风险就加大了，获得贷款的就更是大企业、大项目。

第二，中国的失业率当中，主要构成是自然失业率，这不受经济周期的影响。由于中国的自然失业率比例太高，因此，增长与就业的关联度比较低。我估计，中国的真实失业率（调查失业率）大致为5％，其中，4个百分点是自然失业率，1个百分点是周期失业率。

周期失业是经济增长放缓带来的失业，反周期（促增长）的调控措施只能减少周期失业率。因此，中国要降低失业率，还需着眼于降低自然失业率。中国总的失业率逐年下降，而自然失业率相对稳定，加上大学生就业困难等因素，自然失业率有增长的趋势。

自然失业率并不“自然”，就是说，政府对自然失业率并非无计可施。中国今年开始实施《就业促进法》，如果能消除一些就业歧视，推动就业服务，加强培训和信息服务，可能降低自然失业率。如果由于出口增长下降，造成1个百分点的周期失业率，那么，通过降低1个百分点的自然失业率，也可以减小增长放缓对就业的压力。

谁都不希望经济增速下降太快，如果今年全年达到10％，应是不错的结果。但也必须看到，相比去年放缓的1.9个百分点，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受到一定影响。

――“刘易斯拐点”初现，“人口红利”将于2013年触底。

“中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剩余劳动力”的说法并不正确。近些年来，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非常快，人口增长率却在下降，并且计划生育已实施30年了。出生的减少一定会反映在劳动力上，增速大幅度下降是注定的。

这涉及“刘易斯拐点”何时到来的问题。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被称为“刘易斯拐点”。在此拐点到来前，劳动力无限供给，存在“人口红利”。

当然，“人口红利”概念本身也是存在一定模糊性质。估算“人口红利”，一般使用人口抚养比作变量。人口抚养比是将人口分为三个部分：零岁至15岁，16岁到64岁和65岁以上；用15岁以下部分和65岁以上部分的人数，去比中间的劳动年龄人口，就是抚养比。比值越高，说明人口负担越重。我们测算，人口抚养比自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起，一直在下降，但到2013年会停止下降，随后开始上升。实际上这个过程就是老龄化。

我们的结论是，人口抚养比下降1个百分点，对人均GDP增幅的贡献为0.115个百分点。这样算下来，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对人均GDP的贡献，大约占27％。如果这个因果关系继续成立，那么，从2013年开始，人口抚养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导致人均GDP增幅下降0.115个百分点。

“刘易斯拐点”可能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时点，可以把它看做一个区间。纯粹二元经济的特点是劳动力无限供给，无需用涨工资来刺激供给。可是，会有一天，雇主如果想雇人，需要给工人涨工资。当这成为社会普遍现象时，就标志着步入了“刘易斯拐点”。

实际上存在两个“刘易斯拐点”，第一个到来时，需要涨工资才能雇到需要的劳动力；第二个到来时，城乡实现了一体化，即城乡边际劳动生产率达到相等。前一个转折点已经到来，后一个则是更长期的过程，持续二三十年都是有可能的。

――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推动经济增长，时机已到。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由于资本报酬递减，在特定的发展时期，必须把增长从依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转变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才有报酬递增。克鲁格曼在1994年说，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的增长不是奇迹，因为没有出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这些经济体的高增长不能持续。

这种看法的不足在于没有认识到“人口红利”的贡献。资本报酬递减的原因在于，劳动力是短缺的，这也正是新古典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但是，如果劳动力无限供给，资本报酬就不会递减，资本与劳动报酬可以同比例增长。

只有发展中国家“人口红利”会比较明显。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可以很快，因为有医疗卫生、计划生育等各方面的进步。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实现快速增长，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为数不多的经济体做到了。它们当时的高速增长依赖的还是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因为有“人口红利”，没有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

中国改革开放实现了多项体制上的解放，“人口红利”就开始起作用了。这个过程解放了生产力，肯定有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但很多研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其实是个“残差”。我们按照世行的方法再进行细分，发现推动这个残差的有两个因素，一是技术效率，一是配置效率。我们最后的解释为，配置效率即劳动力转移，贡献了GDP增长的21％，而技术效率提高的贡献，只有3％。

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比较认同的观点是改革开放的前期增长较快，上世纪90年代以后，增长明显放缓了。

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并不必需推动技术进步来推动GDP增长。这也是为什么提出转变增长方式很久，但并未发生实质转变，而一直维持着廉价的增长方式。“人口红利”消失的政策启示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时候了。因为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的时候，资本报酬就开始递减。这时，如果还不能转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发展就没有可持续性了。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就是把依赖资本和劳动的投入，转到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研究认为，亚洲“四小龙”在发展后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而前苏联一直是劳动力短缺的，它应该走早期资本主义的路线，却没有走。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就提出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看来是从技术少到技术多，从资本密集度低到高。但这其实不是核心。苏联的重工业，资本、技术密集程度很高，但全要素生产率却是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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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趋势分析：来自于人口数量的红利优势逐渐消失，低成本就业的红利优势并未枯竭

（一）来自于人口数量的第一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

过去30余年中，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特点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大、比重高，这保证了劳动力供给的充足性，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受老龄化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所享受到的来自于人口数量的第一人口红利将在未来十年内逐渐消失。

一方面，从人口年龄构成看，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0―14岁人口占16.60%，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较2000年人口普查时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较2000 年上升 1.91个百分点。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说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生育率持续保持较低水平，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从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看，“第一人口红利”在2010年已经显现出拐点的迹象。过去20年老龄人口占比只是缓慢上升，而未来20年这一速度将大幅加快，将明显超过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感受。从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的比重（劳动参与率）看，自2000年开始，我国劳动参与率就已呈下降态势；尽管近年来不断下降，但与亚洲四小龙和美、日等国家的劳动力参与率比较而言，我国的劳动力参与率尚处于高位。我国过高的劳动参与率既反映了我国劳动力参与工业活动的程度较高，同时某种程度上，也表明劳动力并不需要过多的知识教育能力即可进入市场；而且，社会保障的相对缺失和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也使得劳动参与率相对较高。再从趋势上看，未来中国劳动参与率的持续下降也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因此，未来寄希望通过劳动力参与率和人口红利的提升以维持数量型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可能具有一定的现实难度。应该说，作为人类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劳动参与率和人口红利，已经成为工业发展不可抗拒的减速因素。

（二）低成本就业优势的中国传统劳动力红利优势并未枯竭

另一方面，人口红利阶段，尤其是农村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劳动力供应充足，劳动市场的竞争使得工资的上升幅度较慢。人口红利见顶回落，农村富余劳动力大幅减少之后，劳动力供应趋紧，工资增长速度相对于其他价格加快。从我国实际情况看，劳动力成本的发展态势也大致符合这一规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长期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制造业雇员工资水平大约是英国的1/27，日本的1/22，美国的1/21。与新兴国家相比，大约是韩国的1/13，新加坡的1/12。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大约是马来西亚的1/4，墨西哥的1/3。步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平均工资不断上升。过去几年工资涨幅明显，年薪从2006年的20856元人民币升至2011年的41799元人民币。但即使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具有低成本就业优势的中国传统劳动力红利优势并未枯竭。虽然过去五六年平均工资水平迅速攀升，但仍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011年中国的平均工资仅为41799人民币或6568美元；而美国平均工资为52607 美元，是中国的八倍多。同时，研究产业竞争力，除劳动力成本之外，还要考虑劳动生产率。从劳动生产率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从1980年的0.30万元/人提升至2011年的14.64万元/人。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处于平缓发展时期，相当于美国当年劳动生产率的6%左右，1990年后，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表现大幅度增长趋势，并且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不断缩小。

此外，通过计算单位劳动成本（ULC）可以反映一个产业或国家的成本优势，我们有必要将工业的人年均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结合起来，从单位劳动成本（人年均劳动报酬/劳动生产率）角度来反映我国工业的成本比较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单位劳动成本大致在0.2―0.3的范围区间内上下波动，1980年为0. 26，曾向上到1986、1987年的相对高点0.30，又逐步回落到1998年的相对低点0.20，再不断攀升至2009年、2010年、2011年的相对高位，分别为0.29、0.28和0.29。但总体而言，基于我国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工资水平的提高并不会成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妨碍我国工业竞争比较优势的重要原因。在剔除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后，我国劳动力工资水平相对于发达贸易伙伴国而言处于一个更低的水平。因此，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工业客观上还存在着逐步提高工人劳动报酬的可能空间。

二、困境分析：面临“招工难”与“就业难”的两难局面

（一）面临“招工难”、“用工荒”的困境

一方面，通过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变化趋势，我们认为，未来几年，我国的劳动供求关系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尽管目前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仍在增长，但每年的增加量正在减少，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正在逐步下降。预计到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停止增长并随后转为负增长，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就此消失。这个人口转变是伴随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必然发生的，是不可以逆转的，甚至不能指望以生育政策的调整来改变它。可以说，2004年以来，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时常出现的“招工难”、“用工荒”的现象正是这一变化趋势的初步体现。许多严肃的证据都表明，在大规模进行部门转移和区域流动之后，农业中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和比例，已经迥然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2004年以来“民工荒”现象反复在全国范围出现，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持续上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证据愈益充分。而“刘易斯转折点”只是意味着工资不变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结束了，但不意味着资源重新配置过程的结束。毕竟，与相同发展阶段国家相比，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至少还高出10个百分点。并且，随着户籍制度改革深入、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在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重新配置劳动力的效率仍有潜力。

（二）面临“就业难”的困境

另一方面，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际，本应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供求的总量趋于平衡，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却越来越困难。智联招聘的“2013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形势报告”称，上海平均每101人竞争一个岗位，而去年为69人；这一数字在北京为96人，广州为115人，深圳为109人，苏州为102人。这种趋势会在未来几年内持续甚至有所加剧，从而导致中国城镇失业率的上升。同时，2013年，据调查显示，1/3的企业称很难找到高技能员工，61%的企业将此归因于应届毕业生缺乏基本的职场技能。而根据麦肯锡的最新研究结果，2020年，中国将需要2400万受过高等教育和先进技术教育的高技能劳动力。

应该说，“招工难”与“就业难”的“两难”局面，表明我国劳动力人口的需求和供给出现了严重错位的局面。具体体现为产业结构与人才结构出现整体性错位，大学生就业市场，供需双方出现意愿性错位，互联网环境下成长的90后梦想与现实之间的错位，经济疲软带来更多急功近利、企业更愿意使用有经验人士等层面。我们认为，造成这一“两难”局面的核心关键可能在于，“第一次人口红利”的逐步消逝以及“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有待发掘。我们最应该避免的，是不顾所有人的警告，仍然生活在“中国人口太多”的心态里，错过了为“人口负利”时代到来做好准备的最后机会。

三、政策建议：提高劳动力教育水平和加强职业培训等措施以提高单位劳动力的生产率

因人口年轻构成的“第一人口红利”正在快速枯竭的同时，未来我们可能需要大力挖掘第二人口红利的潜能，即“质”的红利，主要是指教育和健康等赋予劳动力的价值。理论和经验都表明，教育水平的整体改善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某种程度上，第二人口红利的潜力可以说是无限的。从受教育程度看，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明显上升，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96年的2上升到2010年的近9。而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每十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上升为893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146人上升为1403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3961人上升为38788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35701人下降为26779人。文盲率（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08，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6.72下降2.64个百分点。我们可以利用新的人口结构特征，在老龄化条件下，创造新的制度环境，挖掘经济增长长期可持续源泉。包括建立有利于资金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以弥补储蓄率的降低；加强培训和教育，提高人力资本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发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消除劳动力供给制度障碍。

鉴于劳动人口占比的下降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生产要素如果不能持续升级和专业化，它对竞争优势的价值就会越来越低这一原理；对我国工业部门而言，通过提高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和加强职业培训等措施以提高单位劳动力的生产率更为紧迫。就我国工业领域的劳动生产率而言，当前以“农民工”为主的工人队伍由于缺乏必要的职业技术教育，劳动生产率不高。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字，中国高素质的劳动力仅有4%。只有36%的工人具备初中学历，其余60%缺乏或不掌握任何技能。

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目前在世界上仍处于落后地位，增长空间较大，劳动生产率对于抵偿劳动力成本增长的负面效应起到了关键作用。根据有关资料，1970―1985年，韩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高达8.5%，1986―1988年，韩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分别达到12.7%、11%和7.1%。工人劳动报酬的提高，在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的背景下，不仅不会削弱我国制造业现有的国际竞争力优势，甚至会强化这种既有优势，即通过降低单位劳动力成本来提高我国工业制成品的国际竞争优势。因此，提升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也意味着劳动力对工业产出的影响从成本、数量优势向素质优势的转变。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预测未来所需技能，努力使对技能的供给与需求匹配，帮助劳动者适应变化。

〔2013年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重点课题《我国工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研究》（A2013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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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红利；制造业；可持续发展

一、前言

面对“人口红利”消退的宏观背景与中国经济形势，对于复兴中的中国如何更好的跨过这一道坎，将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课题，其中对于吸纳就业人口最多的制造业尤其关键。

二、中国广东佛山制造业现状

1.佛山制造业发展较快，但第一、三产业相对滞后，总体城市化水平较低。产业的不协调必然会产生相互的影响，第一、三产业会拖累第二产业的发展。进入2012年以来，佛山制造业就面临着内需不足，外需压制的行业特点。为了证明2011年前第二产业的超快发展，这里主要以2010年的数据为例：佛山工业总产值1.5亿万元，居全国工业城市第五位，佛山第二产业占广东省GDP64.6%的比重，第三产业占广东省GDP33%的比重。

2.佛山的制造业企业，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更多的是从手工作坊发展起来的，初期发展比较粗放，产业布局不够科学、合理，土地利用不够集约，当前广东佛山市建设用地总量占行政区划面积已经达到34%。土地资源紧张成为佛山最大的瓶颈制约。

3.佛山的第二产业结构体系中，传统产业占比超过70%。第二产业中陶瓷、纺织、有色金属，玻璃制品等高耗能、污染重的行业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高科技、轻污染的行业发展相对的滞后。

4.佛山的行业产业趋同化，各地产业资源出现重复建设的现象。制造业缺乏长远的规划，较为重视眼前的利益结构模式。这里不仅是广大佛山存在这种情况，相应的是广东的其余工业城市更是相互不理性共同形成了这样的局面的。

5.佛山制造业的制造能力强，制造业分布较广，但制造业关键技术水平低，机械化程度并未满足当前的经济结构发展需要。企业自身的创新，技术发展能力有限。制造业本身并未去研究有利于生产、文化的新技术，较多的是传承与发展传统工艺。

6.佛山制造业工资报酬体系不完善，工人工资水平较低，相应的工人福利、权利等保障严重缺失。调查数据显示，以2010年的狮山镇为例，狮山镇工人的平均工资在一千五百元左右，工人一周分为早、晚班制，休息时间不断的被压缩，工人不享受任何福利待遇。其中对于工作在陶瓷行业的工人，他们还得忍受对身体的透支，工厂的安全保护相对较少，有的甚至没有。总体来讲，工人生产，生活环境较差。

三、人口红利消退下的中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1.思想与文化融合，打破传统择、就业观念的束缚。国家应着手对根本上的家庭观念变革，去除其中的隐性金融关系，建立多以亲情为主，从而让年轻人更自立，更趋于进入有创新空间的制造行业；具体在思想建设方面努力，重新定位青年在当前新经济时代应处于什么样的就业地位；大力鼓励人才的创新、流动与行业人才的互补；积极吸收国外优秀文化，提高劳动力的水平与素质。对于广大劳动工人来讲，各主体――国家，行业协会、制造业应在工人的工作之外更多的去提高他们的精神生活品质，让基层的工人找到归属感与成就感。近些年来，工人的精神生活出现大的问题，工人无法面对自己的人生，我们知道的他们就是生活水平很低、收入低的一群人；在无能为力下，他们选择了极端――死亡，我们知道的富士康事件，富士康公司工人的跳楼既是对现实的不满，也是对人生价值失去方向的体现，思想空位严重。

2.制造业内部转型。制造业组织、决策“大脑”的转型升级：首先，制造行业管理组织结构的革新，形成有效率、和谐的管理文化：以科层制管理结构为主体，辅以社群化的工作团队建设；同时企业坚持决策民主化，执行一体化。其次，在生产制造中，企业的行动以创新员工为主，领导为辅；领导与员工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命令与控制，取而代之的是合作支持的关系；最后，企业在以上的管理中逐渐的注重培养、形成以“责任、荣誉，精细，博爱”为主体的企业文化。

3.制造业外部转型。多元资本融资方式：制造业改变原有仅主要依靠银行的资本融资方式，更多的合理利用民间资本与外资。具体的融资方式有：制造业的整体上市，制造业的产业分拆项目融资，个人私人贷款，产品效益融资等。构建区域产业互助与兼并破产：制造行业互助机制的建立，形成以大企业为主导的制造业联合帮助机制。当时机成熟时，制造业还可以联合、形成大型企业集团。对于无力更新与发展的中小制造业，国家宏观引导，制造行业自我的兼并破产，真正的实现制造业的转型。

四、结论

本论文以中国广东佛山制造业为参照，提出了人口红利消退下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之路：以企业为主体，国家宏观调控为辅助。具体方案为：可持续发展改良应让主体制造业通过行业内部转型与外部转型、系统的自救；同时，国家有计划的宏观调控各项有利于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辅助条件，从环境、资源、技术等具体层面调控制造业的长期规划。

参考文献：

[1]中纤财评：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论中国制造业如何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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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红利 职业教育 企业

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自身人口结构的特殊性，低廉的人力成本和大量的劳动年龄人口，成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但大量研究表明，这一优势将逐年削弱，中国甚至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前端时期，企业“用工荒”的局面日趋显著，熟练技术工人尤其难求，即所谓的人口红利的终结。然而，与此同时，大量高等院校毕业生无业可就。虽然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在招生规模和在校人数上几乎相当，但前者的人才输出过剩，与后者在数量和质量上的相对不足，构成了人力资源供给市场上的一对突出矛盾。

提高职业教育的绝对数量，加大其在高等教育中的比例，同时提高职业教育质量，是目前中国人力资源供给领域需要迫切攻坚的一环。企业直接参与职业教育，将市场需求和生产需要作为职业教育的初始条件和培养目标，是职业教育成功的关键，德国职业教育领域的“二元制”模式提供了大量成熟的经验，值得学习借鉴。

提高人才素质是增加有效劳动供给的重要手段，人才素质的提高与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对于人口基数庞大的中国，无疑是释放人口新红利的契机。人口数量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是暂时的，而由人口素质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则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一、职业教育改革可提供新的人口红利

1、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的消失

近十年以来，中国工资水平特别是低端劳动力工资上涨明显，除金融危机爆发期间，外出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年同比增长15%以上，2011年甚至超过20%。名义工资的快速上升，表明了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大量研究显示，中国已经越过或正在经历刘易斯第一拐点，这已基本成为各界共识。

人口红利的消失紧随刘易斯拐点之后。国家统计局的《2011年我国人口总量及结构变化情况》显示，2011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了345万的减少；与此相伴的是人口抚养比的升高和支撑比（经济体中有效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例）的下降，这些都是以往从未发生过的。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13年经济蓝皮书春季号《中国经济前景分析――2013年春季报告》进一步指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式开始消失了。

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消失的接踵而至，给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

2、持续的就业压力凸显人力资源供需矛盾

2013年，中国高校毕业生数量增加到创新高的699万人，比上年增加了19万。而这个数字在10年前仅为280万。与此同时，计划招聘岗位数却在下降，根据一项对近500家用人单位的统计，2013年岗位数同比平均降幅约为15%，北京毕业生签约率总体不足三成，上海不足三成，广东不足五成，堪称“最难就业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透露，根据测算，20～59岁就业年龄组人口将在2020年达到8.31亿峰值；未来5年高校毕业生数量还将保持在年均700万左右的高位，约占每年新进人力资源市场劳动力的一半，且这一比例将进一步提高。

事实上，就业难的问题在于人才供给与需求的脱节。供求关系的协调，需要需求端的创新，更需要供给端的改革。

3、职业教育亟待质量并重为目的的改革

与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相对的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技术工人的奇缺。一方面是技术工人素质偏低，高级技术工人整体规模严重不足，以福建省为例，统计数据显示，技术工人中，高级技工占4.4%，技师占2.4%，高级技师占1.9%，而从全国来看，高级技工、技师、高级技师占技术工人的比例也只有3. 5 %左右，结构性不适应问题突出；另一方面是高级技能人才出现断层，中国企业中的高级技工、技师、高级技师大部分处于45～55岁之间，青年高技能人才偏少，职业教育难以与企业需求有效对接。智联招聘的《2013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形势报告》显示，中国人才市场存在明显的“纺锤形”结构性失衡，其中专业人才和蓝领技工供不应求，而人才供给市场上显然大学生和普通白领出现过剩。

造成技术工人短缺的原因在于，在当前中国的职业教育模式下，作为需求方的企业处于被动地位，只能挑选尽量符合自身需求的毕业生，对于人才的培养方式和培养目标却无法实现“定制”，而作为人才供给方的学校，虽然会尽量考虑企业的需求，但对市场的快速变化和多样性难以做出同步的反应。因此其必然的结果是供给和需求结构的错位所带来的人才有效供给的缺乏。相反，通过认真谨慎地学习和借鉴别国成功经验，有条件地对本国职业教育进行改革，必将促进人才供给关系的协调和人力资源有效配置，释放出新的人口红利。其中，德国的“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值得关注。

二、德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二元制”模式

“德国制造”已成为世界市场上“质量和信誉”的代名词，这主要得益于其“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曾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经济快速恢复的秘密武器，它使得德国最大程度地将适龄青年变成合格的产业工人，在本国人口基数小、生育率低、适龄劳动人口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在全世界持续保持出口领先地位。

1、“二元制”中企业占主导地位

“二元制”的特点在于企业与职业学校合作办学，一是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有两个学习地点，即在企业获得一个培训岗位的同时，在职业学校取得理论学习资格；二是有两种身份，即学徒和学生，在职业学校和企业轮流学习，其中在企业的时间占总学时的七成，随着年级的增长，在企业进行实际训练的比重逐年增加，最后一年几乎全部驻扎在企业；三是有两种考核，即对实践技能和专业知识进行考核，只有具备了相应的能力和证书，才能在就业时被认为是合格的人才。

一方面，德国的“二元制”模式直接源于其本国13～14世纪手工业中师傅带学徒的传统；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的本质要求其以培养技能型、实操型人才为宗旨，培养适应企业生产一线所需的技术、管理、服务人才。因此，在该模式下，企业具有比职业学校更高的主导地位。第一，企业根据生产计划、组织结构的变化、新产品的开发和新工艺的采用等因素综合制订年度招生计划；第二，学生被录取后要先与企业签订培训协议，再由企业安排到特定的职业学校学习；第三，企业要对学校的教学计划行使决策权和管理权，如参与学校教学大纲的制订、通过考试委员会参与职业学校的考试等；第四，企业要负责对职业学校教师的岗前培训和再培训，职业学校教师在取得教师资格前，须经历学制为两年的学习，期间每周2/3实践课程在企业中进行，然后参加国家组织的资格认定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享受公务员待遇。

一般来说，规模较大的企业如大众、西门子等，投资建立了自有的职业培训中心，由公司培训部门负责学徒培训；而较小的企业则倾向于直接在工作岗位上进行培训，或与专业化程度较高的企业一道，将学徒送到由行业协会组织的跨企业培训中心进行培训。而派出负责培训学徒的企业教师，是精挑细选的理论知识突出的业务骨干。

2、完备的制度体系

德国对“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予以了完善的法律及机制的制约和保障。其中以法律形式对“二元制”制度进行明确的是于1969年颁布的 《职业教育法》，其规定企业可从事职业教育，并对培训合同的签订、培训雇主的义务、受培训人的义务和津贴、招雇受训人和提供培训的资格、培训期限的延长与缩短、培训的控制与监督、考试委员会的设立、职业教育委员会的设立等重要方面都给予了全面的规定。2006年，德国政府对《职业教育法》进行了修订。辅之以联邦各州、行业协会制定的相关条例或实施办法，形成了完备的制度体系。

企业职业培训主要由行业协会负责组织管理，教育部门负责文化理论教育，政府进行宏观指导，联邦经济部是产业界的代言人。德国职业教育研究所是不可或缺的咨询机构，其主要职能是跟踪行业和职业变化，公布国家认可的新职业，为职业教育提供依据。

3、经费保障体系

德国职业教育经费保障体系采取公共财政和企业实体共同资助的多元多层次混合模式，其中企业是经费的主要来源。

所有类型的企业，无论是否参与职业教育培训，都须按企业员工工资的一定比例向国家缴纳中央基金，根据国家经济运行情况，比例有所浮动，一般为0.6%～9.2%，然后再由国家严格按照分配制度和企业申请条件统一分配经费，只有参与职业培训的企业和跨企业培训中心有权申请。依据企业所在行业、地域经济水平、培训年限、企业自身条件，所获经费有所差别。企业一般可获得其净培训支出的50%～80%，而国家亟需发展的重点行业则可获得全额补助。

参与职业教育培训可为企业培养后备力量，节省大笔新员工培训费用，学生毕业即可上岗形成生产力，此外还可享受税收方面的特惠政策，因此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高昂。中央基金模式同时也有平衡企业间成本压力、抑制不平等竞争的作用。

德国各企业用于“二元制”教育的经费占工资与薪金总额的4%以上。据德国官方统计，2004年德国参与职业教育的企业有62. 2万家。2003―2005年，企业在“二元制”职业教育中的投入均为276. 8亿欧元。

4、高就业率与高忠诚度

在德国，选择普通高等院校的学生仅占同年龄段在校学生的两成，而八成的学生选择了职业教育，并由此渠道就业。虽然培训协议里并没有规定企业必须吸纳毕业生在本企业就业的义务，毕业生也有自主择业的权利，但据联邦职业教育所的调查显示，全国七成“二元制”毕业生选择了在所在的培训企业就业。毕业生高就业率的另一面，是企业得到了自己“量身定制”的理想人才。由企业出资进行培训，毕业生就业后忠诚度更高，科隆经济研究所指出，德国员工在其公司的任职时间比欧洲其他国家员工要长，平均为10.5年。

三、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改革可释放中国人口新红利

德国职业教育的成功一直被视为行之有效的典范受到追捧，适逢中国处在人口红利窗口关闭期和人力资源供给的错位迷雾中，以释放新的人口红利为目标，结合中国实际积极借鉴其经验，具有深远意义。

1、建立试点与完善机制

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企业和社会，技术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无缝对接的直接唯一的方法，是还教育于市场、以竞争促调节，即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应尝试在制造业传统较长、经济较发达地区选取若干效益较好的加工制造业企业，给政策、给投入，建立以企业为主导的“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教学试点。积累经验、发现问题、总结成果，并尝试逐步建立健全机制，如制定促进企业与职业学校合作的法律法规、企业职教责任制度、生均经费拨款标准、教师资格认证制度、教师企业实践制度、企业职教办学激励制度、咨询与指导机制等。此外，应论证并尝试将对职业院校的硬件投入部分向企业转移。据报道，中国不乏职业院校投入巨资建设豪华实训室，而实际使用率较低，模拟环境与企业实际生产环境相差甚远，实训效果不理想，投资存在极大浪费。

2、增加职业教育比例与层次

提高职业教育招生的绝对数量，加大其在高等教育中的比例，是释放人口新红利、满足市场需求的必然选择。改变高等职业教育只有专科学历授予的现状，逐步建立由专科、本科、研究生共同构成的立体职业教育体系，是吸引实操能力强的学生自觉自愿成为高水平产业工人、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打造高水平加工制造业、促进科学技术成果更好更快向生产力转移的诱因。

3、矫正传统教育观、职业观、人才观

应当格外警惕的是，中国历来缺乏发展职业教育的文化传统。“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教育观、“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职业观、斥工匠传统为“奇技巧”的传统人才观，与当下“重普高、轻职教”的困局不无干系，职业教育成了年轻人退而求其次的选择。释放新的人口红利，最迫切的任务是建立全新的教育观、职业观、人才观；中国职业教育要获得突破性成功，建立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同感最为基础和重要。而德国历来重视手工业传统，值得研究学习。

4、加强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宣传

政府和媒体应发挥舆论导向的作用，通过宣传，使企业认识到主动参与职业教育有利可图。第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人才短缺是未来的趋势，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源动力，优秀人才永远是稀缺的，应当尽早树立积极育才、慧眼储才的用人观；第二，企业培养学生并留住人才，一方面可节省新员工入职培训费用，另一方面可培养未来员工的主人翁意识，保证较高的员工忠诚度和对企业的认同感，降低员工离职给企业带来损失的可能性；第三，企业参与办学，亦可增加其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

参考文献：

[1]吴铎思.技能人才为何出现断层？[N].工人日报，2013-03-26

[2]周红利.德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动因研究[J].全国商情，2010（5）

[3]Stephen Billett， Andrew Smith. Enhancing Enterprise Expenditure on VET： Policy Goals and Mechanisms[J].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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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红利；二元经济；农村教育培训

中图分类号：F40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9-0-02

一、人力资本理论与农村教育

1.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经济学界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讨论一直众说纷纭。但“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因素的相关性得到大多数专家的认可。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刘易斯拐点”，是指在一个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在发展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时所产生的劳动力供求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也就是说，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将逐渐减少，最终枯竭。

我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与人口红利密切相关，刘易斯拐点完成，意味着“人口红利”消失，潜在经济增长率必然会下降。根据统计2012年，我国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93727万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2%，比上年末下降0.60个百分点。这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相当长时期里首次出现下降。另外在现实中，招工难现象在很多地方愈演愈烈，这无疑也预示着剩余劳动力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充足。那么中国是否已经遇到了刘易斯拐点了呢？

按照国际上的经验，一个国家如果完成了工业化进程，那么农业部门劳动力人口占全社会劳动力人口的比重通常会低于10%。而我国农业劳动力人口占全社会劳动力人口的比重约40%，在3.9亿左右，显然在农村仍然有大量劳动力资源。也就是说，虽然中国经济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但距刘易斯拐点尚有相当的距离。而未来，为了保持经济的增长速度，这需要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有效转移，将这部分人口红利二次发挥出来。

2.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代表人物西奥多·舒尔茨认为，生产活动中的资本实际上有两种形式，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他将人力资本界定为“人民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能力”，“是体现于人身上的知识、能力和健康”。他提出人力资本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认为“人口质量和知识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前景”。

在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中，投资是非常关键的。舒尔茨指出，区分消费支出和人力资本投资支出，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很困难的。但大概可以将人力资本投资渠道划分成丁L种，包括营养及医疗保健费用、学校教育费用、在职人员培训费用、个人和家庭为适应就业机会的变化而进行的迁移活动等。这些投资一经使用，就会产生K期的影响，也就是说，投资所形成的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将在很长的时期内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显然教育是人力资本最主要的组成形式。舒尔茨运用自己创造的“经济增长余数分析法”，估计测算了美国1929——1957年国民经济增长额中，约有33%是由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作出的贡献。

3.教育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教育不仅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方式，也是影响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研究人员就人力资本或教育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作用机理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受教育程度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可能性的大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机会的大小直接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准确度。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能合理有效的对劳动力市场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从而更容易获得就业转移的机会。

第二，受教育程度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选择能力。一般来看，受教育程度越高，工作期望也就高，选择职业的层次也高，反之就低。

第三，受教育程度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劳动力的文化水平越高，则在外就业的稳定性越强。雷重熹（2005）指出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属于季节工，农闲务工经商，农业转移的劳动力将近60%具有兼具性，属于亦工亦农的转移。他们大多数人的就业并不稳定，能够完全脱离农村在外定居的更是少之又少，这种不稳定的低层次转移，一旦受到国家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就容易形成劳动力大量回流的现象。

显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效率高低，与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因此，如何有效的对农村劳动力进行教育培训便至关紧要。

二、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的国际经验

发达国家普遍重视对农村人力资源的教育和培训，从基础教育到职业技能培训、技术推广、进修深造等，都有一套完整的教育培训体系。通过对发达国家的农民教育的观察，可以发现尽管尽管在发展历程、表现形式和实施区域有所差异，但从本质上看，也呈现出一些基本的共同特征：

1.农民培训管理法制化

立法贯穿于三种模式发展的全过程，内容涉及农民培训的各个要素和各个领域。而对农民培训管理的法制化是这些国家农民培训事业得以迅速发展的根本保障。

2.农民培训主体多元化

尽管各国培训主体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差异，但都已形成了多元化的主体结构，它们主要包括：一是各级农业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二是高中等农业院校；三是企业与民间的各类培训服务机构；四是各行业协会、教会及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五是各级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六是农业远程教育网。培训者主要由专职培训者与兼职培训者相结合，专职培训者主要侧重培训工作的设计、组织和管理等方面。

3.农民培训体制科学化

以政府为主导，以农业院校为基地，以社会培训机构为补充，农业教育、科研、推广相结合的农民培训体制。

4.农民培训方式多样化

各国农民培训课程的设置及其授课方式日益灵活，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一方面各国农民培训机构的专业课程范围广、门类多，具有较强的实用性、科学性和灵活性。另一方面，各国农民培训形式也日趋多样化。根据教育程度和培训目的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教育形式。

5.农民培训投入规范化

规范的财政投资体系和稳定的资金投入渠道是直接影响农民培训工作的重要因素之一。有关资料显示，英国农民培训经费的70%由政府财政提供，美国财政每年用于农民教育的经费达600亿美元，德国农民教育投资占国家教育投资的15.3%。从农村培训投资渠道来说，各发达国家在注重发挥政府拨款主渠道作用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多方面筹集经费。

三、对我国农村教育培训的几点建议

1.明确政府在农村教育培训中的责任

政府作为农村教育培训的主体，应该承担起农村教育的责任。一方面加大政府农村教育投资力度。另一方面，通过立法措施为农民教育培训提供法律保障。目前，我国农民培训的专门立法工作，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由于我国的农民教育培训工作仍处于加快启动和共同推进的阶段，建立全国性的农民培训专门立法，条件尚不甚成熟。但在局部地区可先行试点，通过地方立法或部门条例的形式，加快农民培训立法的进程，为今后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农民培训的立法和法律支持体系建设提供依据。

2.建立多主体农村教育培训体系

要加强体系建设，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开展农民教育培训。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民的教育培训需求日益多样化，建立完整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使技术培训、职业教育、技术推广、继续教育和义务教育有机衔接，更好地满足农民教育培训需求。从国际经验看，许多国家通过“间接”拨款、发放补贴和优惠贷款等方式，从经济利益上诱导相关企业、农民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培训的具体方式；将实行就业准入制度与鼓励农民培训有机结合起来的有效做法，以及在主要依靠经济诱导基础上协调整合利益相关者行为的独特经验，都值得我国参考，以便更好地提高培训资金的使用效果。

3.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培训质量

鼓励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培训机构积极参与培训市场的竞争，通过促进不同类型的培训机构公平竞争，形成主要依靠提高培训质量争取培训资金和政策支持的良好氛围。但是，对现有教育培训机构和培训资源的整合，应建立在鼓励不同类型培训机构公平竞争的基础之上。

4.因地制宜，突出地方特色

农民培训应具有理论联系实际、以市场为导向的特点，要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和不同类型的农民，采取适应其需求的培训形式，以提高农民培训的效果，使农民培训活动更好地服务于农村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需要。

参考文献：

[1]王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城乡转移问题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5.

[2]朱贵云，郑贵廷，武治国.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非农就业关系的实证研究.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9.

[3]赵永刚，徐立敏.农村劳动力素质富余劳动力转移和职业教育的关联性分析[J].河北农业科学，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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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的现象及其呈现的趋势、特点不仅仅在重庆地区突出，在我国其它省市地区也有不同程度的显现。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必定会为各个领域带来影响。从经济学视角来看，重庆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加对劳动力供给、重庆地方储蓄、资本积累、金融市场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使得老龄人口的市场需求扩大，也会带来一部分潜在变化，主要是消费结构的转变以及由这种变化带来的在市场构成、投资结构等方面的调整。那么面对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如何扬长避短，选择何种产业政策，实现重庆经济平稳增长尤为重要。

 

一、重庆人口老龄化现状与趋势

 

老龄人口比重逐年加大，高龄化趋势愈发明显：据2010年全国人口第六次普查数据，重庆65岁及以上人口为333.41万人，比重为全市人口数的11.56%，当年老龄化程度居于全国之首;2011年，重庆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560.13万，老龄人口占全市总人口17.25%;到2013年底，全市60周岁及以上老龄人口为624.52万，占全市总人口18.61%;截至2015年年初，重庆60岁以上老龄人口已经突破650万达到 656.17万，占总人口19.45%。而在重庆老龄人口数量逐年增加的基础上，2010年底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69.3万人，占总人口 2.11%，其中100岁以上的老寿星达到932人;到2013年重庆80岁以上高龄老人数量已经达到88.90万人，占总人口2.65%，百岁寿星人数更是突破1000达1256位;截至2015年年初，80岁以上高龄人口为93.38万，占总人口2.77%。与此同时，与发达国家和国内北上广深四大城市相比较，重庆人均GDP排名也处于相对靠后的位置，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基于这样的背景，确切地说重庆市老龄化程度将会逐年不断加快，高龄化趋势愈发明显，并且这种现状将会维持较长一段时间。

 

二、人口的老龄化对重庆经济的影响

 

重庆作为最年轻的直辖市，西南地区工业、商业重镇，国家“一带一路”经济战略枢纽以及长江流域经济区的中坚力量，有着国家政策的倾向扶持，可以说重庆具有得天独厚的经济发展条件，事实也证明近年重庆的GDP以及GDP增速都居于全国前列。但随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口结构变化将会给重庆经济带来巨大的挑战。

 

1.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供给缩减，人口红利将渐渐消失

 

经济的增长依靠资本、劳动力、科学技术等多个因素。我们单看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对重庆经济发展的作用。有研究指出目前重庆依旧处于人口红利期，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现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根据国家统计局采用的CPPS人口预测软件对重庆未来抚养比的预测结果，重庆的人口红利将延续到2028年。得益于人口红利，重庆经济发展良好也实属意料之中。但是，今后随着人口老龄化且高龄化的不断加快，使得死亡率和出生率持续降低，充足而廉价的适龄劳动人口将逐年减少，重庆人民的抚养负担会日益加重，由人口红利得到的经济边际收益也将逐年下降，最终将变成零甚至成为负值，那么到2028年重庆的劳动力优势不复存在，反而会随人口老龄化使得劳动产出率低下转变为遏制经济增长的负担。

 

2.储蓄率不断下降，不利资本积累

 

近年来重庆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撬动社会资本进行大规模投资以及还未完全消失的人口红利带来的劳动力优势。不过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劳动力优势弱化使得目前居于市场中的适龄劳动力变为稀缺资源而价值提升，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陷入瓶颈状态。同时“未富先老”的特点决定了老龄人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总收入的不高再加之由消费对资本产生的损耗，会使得随着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加，社会在金融系统进行存储的资金量减少，导致整个重庆的社会储蓄率下降，金融系统中的社会资本积累便会受到负面影响。由于资本的约束，资本密集型产业在金融系统中获取的资本将会减少而使得产出率下降;同时重庆市政府依靠社会资本的投资也将寸步难行，经济的增速也会随之被放缓。而目前，重庆资源再利用系统的不完善决定了现今的消费就是物质资源的消耗。试想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加产生的人口结构改变，在资源配置中老龄人分得的资源将会增多，资源的消耗率上升，使得用于投入生产的资源变少，更不利于经济的产出。

 

3.老龄人市场需求增长，为“银色产业”发展带来机遇

 

“421”的家庭模式是我国目前的主流家庭形式，这种家庭模式要求夫妻两人赡养双方4位老人，抚养1个后代，“二孩政策”的放开夫妻双方又将多抚养一个后代。由于我国及重庆地方政府养老保障制度的不完善等因素又决定了家庭养老是我国目前的主要模式。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这就意味着夫妻两人承担父母的养老保障时间将会更久，用于满足老人需求的费用支出会更大，这样并不利于一个家庭的劳动产出和资本积累。虽然目前重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已全面铺开，但老龄人口的增加会对医疗、保健的需求更多，必将导致医疗卫生消费支出大，给重庆政府财政造成一定压力。

 

重庆地区老龄人口的增加也并不只对医疗、保健、卫生的需求增加。进入新世纪，即使老龄人的收入不高，但也呈现增加的趋势，同时消费观念的转变，使得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精神、文化等的需求，对医疗、保健、家政、保险、教育、健身、旅游、金融等衣食住行相关领域的消费需求逐步扩大，而在这些需求中不乏一些投资少，回报快，收益大的市场，比如家政、保健和旅游。所以需要积极发展相关供给产业来平衡这块需求，为此，又给重庆“银色产业”带来了发展机遇。

 

三、重庆产业政策的应对措施

 

1.适时调整市场产业结构，加速产业升级

 

当前，重庆市场产业结构中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这是由于短时间内重庆的劳动力数量仍旧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日后老龄社会的到来，使得劳动力资源的稀缺性提高，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供给将不复存在，这些主要依靠低劳动力成本为竞争优势的产业会由于劳动力成本的提升陷入危机。此时，要想重庆的产业经济平稳增长，就迫切需要调整市场产业结构。现代经济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资本贡献，所以调整产业结构方向就应积极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逐步稳当地减少劳动密集型产业，加速市场产业的升级。我们知道，当资本与劳动力的替代率大于1时，说明只需要一个劳动力完成的一定量的经济产出时，却需要更多资本来完成，这样反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所以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处理好调整的力度和时机使得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率小于1就显得极为关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如今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有明显超过资本和劳动力作用的趋势，加速市场产业改革，加大新兴科学技术的研发，实现科技成果转变为现实生产力也视为重要之举。

 

2.慎谈延迟退休，合理实行“老有所为”

 

我国目前法定的退休年龄是男60岁、女55岁。退休年龄要往后推迟的说法已经是传了好几年了，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人口老龄化促使一部分人提出要对人力资源充分利用，并且缓解沉重的养老金支付压力。但有研究表明提高退休年龄对经济增长的效益并不高，反而存在不利之处。延迟退休有可能加剧整个社会的就业压力，对年轻人的职业生涯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同时那部分因延迟退休而处于工作岗位的劳动力其工作激情、生产效率远远不如青年劳动力;推迟退休年龄针对当前养老基金巨额空帐的问题也只是杯水车薪，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不过适当开发老龄人人力资源并合理利用转化为社会资本投入到社会生产中去也实为削弱老龄化社会对经济增长负作用的方式，特别是充分发挥社会群体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等特殊人群应有的积极作用，譬如德国反聘制度，有效的实现了老龄人的“老有所为”将其所学转为生产资源。

 

3.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实现人力资本提升

 

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导致重庆市劳动力数量下降。应对这一窘境，最直接的方式便是通过各种福利、优惠吸引外来劳动力以求在量上的增加，从而重新获得劳动力优势，但这并不是长久的办法，外来劳动力的增加更会加剧重庆在教育、交通、医疗等的压力，也有悖区域之间协调共同发展原则。马歇尔曾提出过“最有价值的投资是对人的投资”此话有力的阐明了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资本对于经济的作用不言而喻，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独特的资本形式存在，其具有的边际报酬递增趋势和“外部性”的特点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力资本是指劳动者受到教育、培训、实践经验、迁移、保健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随着产业结构调整，未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将会对高水平、高质量、高素质的劳动力产生巨大需求。通过对教育培训力度的加大，将有效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技能，使得人力资本得到升值，达到未雨绸缪的效果。

 

4.大力发展“银色”产业，优化重庆产业结构

 

有效需求是市场出现的基础和前提，人口老龄化使得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加为老龄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加之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并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同时老龄人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促使这块市场的膨胀等各方面原因，就迫切需要我们用市场化、产业化的新思路、新模式来缓解这块供需矛盾。“银色”产业应运而生，将危机化为机遇，这也是重庆市政府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产业对策。所谓“银色”产业，大多数观点认为是为老年人提品或劳务、满足老年人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需求的各种行业、部门的通称，是由老龄市场需求增长带动而形成的一种新兴的产业，它包括所有有关满足老龄人特殊需求的生产、经营、服务的经济活动和设施。该产业是由老年人口的强大刚性市场需求托起的新型产业，它能带动经济活力，使得经济可持续发展。并且该产业涉及的产业链条很长，涵盖了第一、二、三产业的全过程，这里面所涉及和包含的就业容量是非常巨大的。然而，在重庆市场产业格局中涉足老龄市场的供给方屈指可数，更不用说能够找到比较好的专门针对老龄人特殊生活用品、特殊服务的专营店。可见，重庆“银色”产业其实际发展并不乐观，依然处于一个初级阶段，着实大力发展重庆“银色产业”，有利于优化重庆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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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老龄化；劳动力；供给

人口老龄化指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不断增加，14岁及以下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逐渐缩小的现象。劳动力供给一个后果是劳动力人口老龄化，导致整个劳动力人口中高年龄人口比重增加和低年龄人口比重下降。人口老龄化总体反映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根本改善、生育水平持续下降以及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的过程。

一、广东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供给发展特点

据2005年人口抽样，广东65岁及以上人口656.8万人，比2000年增长24.8%。按人口老龄化标准衡量，2000年之后广东省已逐渐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其进程较其他省份稍慢，主要是广东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吸引大量外省人口迁移，尤其是引进年轻劳动年龄人口而延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广东调查显示，老年人发展、分布特点是：

1.老年人口增长快于总人口增长，并呈现出中、高龄化趋势。通常以65—80岁及以上人群占老年人口的比例来反映老年人口年龄结构状况。“十五”时期，广东老年人口净增147.57万人，增长27.6%，老年人口的增长率高于全省总人口的增长率； 2000—2005年，低龄组（60—69岁）占全部老年人口的比例下降了3.9个百分点，中龄组（70—79岁）和高龄组（80岁以上）人群则分别上升2.68、1.27个百分点。老年人口结构呈现出中、高龄化，高龄化比重迅速增长。

2.劳动人口数量增长，出现人口老龄化。15—65岁劳动人口规模从2000年的4 933万人，预计到2030年达到6 200万人左右，其人口比重也达到70％左右。从数量和比重来看，目前广东省劳动力供给相对比较富余，但劳动内部结构在不断发生变化：0—14岁少年比重从2000年的27.15％下降到2030年15％左右，数量由2000年的2 033万人降到2030年的1 500万左右，呈明显的递减趋势。65岁人口比重和数量明显上升，从2000年523万上升到2004年的2 000万左右，比重也从7％左右提升到20％左右。其上升幅度远远大于劳动力增加供给幅度和少年儿童递减速度。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将不可避免地形成人口老龄化。

3.珠江三角洲人口老龄化低于粤东、西、北。2000年，广东省老年人口中，珠江三角洲地区老年人口占总量32．8％，粤西占27．9％，粤北占19．5％，粤东地区占18．5％。除江门外，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州等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都低于10％的老年型人口标准；而粤北、粤西60岁以上老年人口都超了10％的老年型人口标准；粤东已经达到老年型人口标准。从四大区域整体来看，珠江三角洲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6．4％，粤东为9．4％，粤北地区为12．2％，粤西地区为10．96％。也就是说，粤北、粤西地区已经步入了老年型社会行列，“未富先老”情况严重，而粤东也即将进入老年型社会，相比而言，珠江三角洲地区离老年型社会还有一段距离。

二、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供给发展趋势预测

为揭示未来广东省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对老年人口及劳动力进行预测。根据生育水平和模式的不同，死亡模式假设、人口迁移模式假设、人口流动假设和出生性别保持不变，引用方案：中生育率假设＋死亡率假设＋迁移假设＋流动人口假设。此方案在对广东省2000—2040年老年人口的人数规模和比重分析后，提出未来广东省人口老龄化趋势呈现如下几个特点。

未来40年中，广东总人口仍然增长，但老年人口比重占整体人口比重越来越大；从未来劳动力供给绝对数量看，人口结构比例严重失衡，劳动力参与率降低，对人口和经济生产都有极大挑战。

老年人口规模扩大，少年儿童比重过轻，预示未来劳动力资源供给出现短缺。

“十一五”期间广东户籍人口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634万人，2010—2020年间，老年人口数量将进一步加速扩大，年均增加26万人。2020年老年人口规模为900万人，20世纪50—70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将开始进入老龄，2020年是老年人口数量增长最快时期，人口老龄化不可避免。少年儿童人数比重下降，假如出生率和生育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少年儿童比重持续下降，长期必然会导致总人口缩减，劳动力供给的严重短缺，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可持续性发展。

从区域看，珠江三角洲老龄化速度慢、程度轻，而粤东、粤西、粤北老龄化速度快、程度重。受迁移和流动人口的影响，粤北迁出人口和流出人口多，无论是常住人口还是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都最高，2005年高达8．5％～8．6％，2010年超过9％，2020年达到11％以上。珠三角常住人口的老龄化程度最低，2005年为5.4％，2010年为5.7％，2020年可达到8.8％，明显低于户籍人口的老龄化程度；粤东和粤西老龄化程度和速度的变化介于珠三角和粤北之间。但无论哪个区域，21世纪30年代以后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的状态，粤东、粤西老龄化程度在2040年后将达到15％～20％，粤北和珠三角达20％以上。

老年抚养系数上升，家庭和社会抚养老人的负担加重。衡量社会对老年人口的负担，采用老年抚养系数这一指标来衡量，反映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抚养与被抚养程度和数量上的关系。

1.老年人口总量持续增长是劳动适龄人口总抚养负担加重的主要因素。人口结构预测和人口抚养比可知： 15～65岁的劳动力年龄人口数量一直增加，从数量看，劳动力供给还算充裕，对广东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劳动力供给，随劳动力供给的迅速减少，其劳动力数量也随之减少。从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看，2020年将占总劳动人口数71.72％，其比值达到最高峰，此后开始下降，到2040年达60%左右，且更有递减的趋势，低年龄人口对社会发展极其不利。

2.人口高龄化、农村老年人口增多使社会老人抚养负担愈加沉重。高龄老人的抚养将成为老年人抚养问题的难点。高龄老人其生活自理能力较弱，生活照料、日常保健和疾病护理等方面，需要更好的社会和社区专业化服务。农村老年人口总量和比重都高于城市，与城市老年人相比农村老年人既无退休保障，又绝大部分不在社会养老保障网络的覆盖范围，农村老人的供养只能更多依赖子女，这无疑加重了农村劳动人口的抚养负担。2005年农村、城市老年抚养率分别为43.4％、29.3%，随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口流向城镇和城市，农村老年抚养比可能有再上升的趋势。

劳动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给未来劳动力供给带来挑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劳动力结构中年龄较大的老年人员比例将上升，而年轻劳动力所占比重将下降，造成劳动力结构的不合理，老年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而年轻劳动力不足。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传统的产业和技术遭淘汰，不断引进新技术手段和工艺，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主要是中青年劳动力，特别是在一个社会的产业结构快速转型时期，这种情况表现就更为明显，有技术有文化的青年劳动力需求旺盛，而没有文化，技术落后的老年劳动力将会过剩，面临着失业，再就业也非常困难，对未来劳动力供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三、劳动力供给和人口老龄化挑战与思考

1.调整人口生育政策，逐步减缓人口年龄结构的不平衡。可在一段时间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实现人口增长转变，也可通过调整适当生育政策来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广东省人口结构还在进入老龄化路上，需要一段时间才充分进入老龄化阶段。通过科学推断，在生育低峰时间内适当调整生育政策，可填补老龄化后的劳动力空缺。另外，人口中少年儿童数量越来越少，必然对未来劳动力供给带来影响，同时造成人口老龄化、养老负担越来加重。为解决这些问题，也可以制定政策鼓励合理生育对象多生、优生，逐步改善人口结构，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

2.把握人口红利机遇，适当引进外来工，填补劳动力短缺，分担人口老龄化压力。 一般将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做是人口对经济的负债，简称人口负债；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做人口对经济的红利，简称人口红利。由于大量青壮年流动人口源源不断地涌入，使广东成为人口红利的直接受益者，“未富先老”的状态要比全国其他地区轻，其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也比全国早到来，延续的时间比全国更长。人口年龄结构低负担的“黄金”时期，受惠于人口红利阶段。广东仍然要适当引进外来人口，同时，对外来人口素质要求不断提高，合理有序引进所需劳动力资源。对人才资源上，鼓励外地人才的流入特别是紧缺人才的引进，合理优化人才引进结构。

3.逐步调整产业结构，适应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广东省老龄化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老龄化时间的到来前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大量吸引全国劳动力优秀资源，并且优化配置各个行业和区域，防止人口集中珠三角地区。特别是以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布局，减少对劳动力需求。广东的劳动力供给形势决定今后不能走劳动力密集行发展之路，必须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发展资金、技术密集行的先进制造和现代金融服务等知识密集行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加快对劳动力的技能培训，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充分发挥劳动力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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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常项目顺差　人口年龄结构　原因分析

一、经常项目余额与人口年龄结构关系的理论框架

(一)储蓄投资差额与经常项目

根据凯恩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恒等式：Y=C+I+G+X-M,可以推出：X-M=S-I，其中，S=Y-C-G代表国内储蓄；Y为国内生产总值；c为私人消费；G为政府开支；x为出口，M为进口，用经常项目余额代替贸易账户余额，即有CA=S-I，CA为经常项目余额。

经常项目余额反映了一国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若S-I＞0,经常项目为顺差；若S-I＜0,则经常项目为逆差。

(二)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投资

国民收入恒等式亦可表示为Y=C+I+G+X-M=C+SP+T，即得X-M=SP+(T-G)-I=SP+SG-I，SP代表私人储蓄，SG代表政府储蓄，分别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政府储蓄和私人储蓄的影响，对于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进而对经常项目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人口年龄结构对私人储蓄的影响。莫迪里安尼于1954年提出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人在整个生命过程中的储蓄和消费行为经历三个阶段。首先，还没有达到工作年龄的儿童消费超过他们的收入，这部分人群给储蓄带来负面影响。其次，达到工作年龄的人群有工作收入，但不可能完全用于当期消费，他们为了退休后的生活保障必须进行储蓄，因而使储蓄增多。再次，退休以后的人群消费增多，而储蓄能力减弱，需要提取储蓄，使储蓄减少。

第二，人口年龄结构对政府储蓄的影响。需抚养人数的增加，尤其是老年人口的增加，将给医疗费用、养老金和其他领域的政府支出带来压力，使得政府储蓄减少。老年人口的增加几乎是所有发达国家政府储蓄恶化的主要原因。

有关人口年龄结构与投资关系的已有研究较少。一般的分析认为，更多的年轻人口会增加劳动力供给，需要增大投资以维持社会人均资本量不变；而要保持年老型社会人均资本量不变，只需较少投资。

(三)人口年龄结构对经常项目的影响机制分析

通常而言，学术界都以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来表示人口年龄结构。少儿抚养比，指某地人口中少年儿童人口(14岁以下)数与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数之比；老年抚养比，指某地人口中老年人口(65岁以上)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总抚养比，指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为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之和。

抚养比的上升使得国民储蓄和本国投资需求都会下降，而经常项目为储蓄和投资的差额，因此，抚养比对经常项目的影响取决于它对国民储蓄和本国投资哪个影响更大，如果抚养比的增加使得国民储蓄率降低快于本国投资，那么经常项目余额将降低，反之则升高。

二、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常项目余额的影响

(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储蓄率、经常项目余额的变化历程

与国际经验十分相似，过去二十几年，中国人口抚养比下降导致储蓄大幅度上升，经常项目余额占GDP的比重逐渐上升。下图为1982-2006年总抚养比、国民储蓄率、经常项目余额占GDP比重的变动趋势。

1982-2006年期间，中国少儿抚养比从54.643％下降为25.534％；老年人口抚养比从7.985％上升到12.716％。相对老年抚养比的上升而言，少儿抚养比下降较为迅速，使得总抚养比在短暂的时期内处于较低的水平，由62.628％下降为38.25％。在此期间，储蓄率大体呈上升态势，虽然1995-2000年有所下降，但90年代以来国民储蓄率稳定保持在40％左右，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可见，高国民储蓄率不但为高投资率提供了资金支持，同时也是储蓄一投资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从这个角度而言，是导致经常项目持续顺差的主要成因。中国经常项目余额的上升趋势十分明显，除了1985、1986、1988、1989和1993年这5年外其余年份均保持顺差状态，总规模由56.74亿美元升至2498.66亿美元，占GDP的比重由1.940％升至9.006％。

(二)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储蓄率、经常项目余额上升的原因分析

由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之间的变动趋势可以看出中国基本遵循生命周期理论。从个人生命周期来看，进入劳动年龄之后，个人储蓄变化是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如果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大，那么，这部分人口的个人储蓄之和将有助于提高储蓄率。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比相对较低，他们所承担的抚育和赡养等经济负担较轻从而减少了家庭支出，提高了家庭储蓄的比例。

中国从1979年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这项政策在过去20多年里，导致少儿抚养比大幅下降(同期内老年人抚养比缓慢上升)。总抚养比的下降、劳动人口的比重大幅上升，为中国国民储蓄水平的提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而且，我国城镇及农村居民储蓄行为中存在显著的预防性动机(龙志和与周浩明，2000；周建，2005)。2006年底，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已经到达161587.3亿元，外币储蓄存款也迅速增加，导致城镇和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居高不下的原因在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教育和医疗支出过高等。传统体制下的福利制度已经解体，新的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健全，教育和医疗体制市场化改革使得教育与医疗费用不断增长，造成即使居民收入近年来有了显著提高，居民依然普遍缺乏安全感，因此被迫增加储蓄。此外，高储蓄传统，居民投资渠道狭窄，社会缺乏新的消费热点，也是私人储蓄持续增加的原因。

除了私人储蓄之外，随着总抚养比的不断降低，政府储蓄也在不断增加，从1995年的4.41％增加到2006年的9.32％，成为了推动了国民储蓄增长的又一动力。

总的判断是，中国的当前和今后10-15年人口负担将比较低，将处于“人口红利”期(祝丹寿，2008)。较高比例的工作年龄人口使中国经济储蓄率升高而投资率没有同等程度的提高，使经常项目出现顺差，国际资本净流出。因此，我国目前和今后10-15年高储蓄率和经常项目顺差是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所处阶段的客观结果，是在成年型人口年龄结构下个体储蓄和投资理性选择的宏观加总表现。但是，我国10-15年的“人口红利”期是一次性的。从2020年左右到2030年，中国将经历人口结构演变的第三阶段：解

放初期的婴儿潮人群退休，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后出生的一代在数量上无法接替前人，使得人口中劳动者比重下降，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成为主导力量，提高我国的总抚养比。到这一阶段，我国“人口红利”将消失，储蓄率会下降，经常项目顺差会减小，以致经常项目出现逆差。

三、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建立了经常项目余额与人口年龄结构关系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1982-20006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储蓄率、经常项目余额之间的关系，从一个新的视角解释了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原因，结论如下：

第一，人口结构变动指标是导致中国国民储蓄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人口红利”的存在而导致了中国的高储蓄和高增长，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了中国高储蓄的成因。但是，从2020年左右到2030年，中国将经历人口结构演变的第三阶段：解放初期的婴儿潮人群退休，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后出生的一代在数量上无法接替前人，使得人口中劳动者比重下降，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成为主导力量。提高我国的总抚养比。到这一阶段，我国“人口红利”将消失，导致储蓄率下降。

第二，中国属于“成年型”国家，即劳动人口多、抚养比小的国家，表现为经常项目顺差，资本净流出。尽管按照联合国标准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已经成为了人口老龄化国家，但当前和今后10-15年中国人口负担将比较低，将处于“人口红利”期，储蓄率相对于投资率较高，经常项目顺差，资本净流出。相比较而言，发达国家属于“老年型”国家，老年人口比重大，国民储蓄率相对于投资率较低，导致经常项目赤字，净资本流入。即本文从人口年龄结构的角度解释了当前全球不平衡问题，解释了大量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原因。

第三，从1982-2006年，中国国民储蓄的不断增长不仅依靠私人储蓄，政府储蓄是推动国民储蓄增长的又一动力。私人储蓄持续增加的原因在于劳动人口的预防性动机强烈，高储蓄传统，居民投资渠道狭窄，社会缺乏新的消费热点等等。而政府储蓄偏高则是因为与政府收入相比，政府消费性支出明显偏低。

(二)政策建议

第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持国际收支健康发展的唯一出路是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要从单纯依赖生产要素投入实现经济扩张，转变到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取得经济发展上来，才可能减少人口因素对中国未来国际收支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