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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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演化；异质性；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中图分类号：F061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9)0l一0036―08

经济增长始终是经济研究的永恒主题，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古典增长理论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但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并没有一个完善并且严格的定义。从时间上看，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二战之后发展起来的增长理论；从内容上看，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包括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新古典模型和新增长模型。因此，现代增长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即主要的增长促进力量是系统地开拓科技的前沿，并将这些知识系统地应用于产业的生产技术。技术进步是新古典解释的一个基本要素，最近几年来，看到对新古典增长模型修补的文献，试图强调技术进步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内生性。然而这些“新的”新古典模型与那些老的模型同样是“机械的”。无论外生的技术进步，还是内生的技术变化，都在新古典理论范式框架下，新古典理想假定难以就复杂的现实作出合理解释。

然而，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已成为20世纪末国际学术界主要的事件之一。演化(或进化)经济学接受达尔文的进化世界观，认为经济演化的核心不在于静态的存在，而在于动态的生成，倡导从生物学尤其是进化生物学中汲取丰富营养，通过遗传、变异、复制、选择等生物学概念的隐喻方法来理解和处理动态复杂经济系统，从而发展了一种富有前途的经济学方法(Foster and Metcalfe，2001)。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产生，使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受到了冲击，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注入新活力。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历史演进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历史演进

正如庄子银所说，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一条由技术外生增长到内生增长的演进道路。索罗模型虽是经济增长的基准模型，但该模型以外生的技术进步解释经济增长，难以合理解释人类漫长的经济增长史。因此，新增长理论把技术内生化，探讨了长期增长的可能。根据经济增长理论时间进程，总结出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历程，以便进行总结与评价。

(二)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历史演进的规律性总结

1，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分别按照技术从外生到内生、市场结构从完全竞争到不完全竞争(垄断竞争)两条线路演进的

一条是技术由外生到内生的转变。现代经济增长是一条技术演进的路径，即由新古典外生技术到新增长理论的内生技术，由此，现代经济增长强调了技术进步的作用。这一演进路径表明，现代经济增长不是由外生因素决定的，而是由经济体系中内部因素决定的，所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注重考察技术进步的各种实现机制和具体表现形式：边干边学、人力资本、知识积累、产品种类增加与质量提高等。

另一条演进路径是以市场结构为线索的。索罗模型在完全竞争假定条件下，认为外生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使得新古典模型陷于“解释一切却不能解释长期增长”的境地。随后新经济增长理论突破理想假定，从两个方向超越新古典假定。其一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下加入外部性因素。这类模型以阿罗边干边学模型为代表，主要包括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等。另一类是线性技术内生增长模型，这类模型在新古典框架下，不仅存在凸性技术，而且拓展资本范畴。真正突破完全竞争假设是罗默内生技术进步模型和格罗斯曼一赫尔斯曼产品质量阶梯内生增长模型。这类模型在垄断竞争条件下考察了经济增长的机制与因素，更好地说明技术进步的决定机制，以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说，罗默的知识驱动模型、格罗斯曼一赫尔斯曼模型等产品种类增加型模型的建立标志着经济增长的研究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

2，同质性、加总与生产函数

无论是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新古典模型，还是新经济增长理论，都从总供给角度研究经济的长期动态变化，而总供给取决于宏观的总量生产函数，因此，选择什么样的生产函数是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关键。经济增长由外生技术向内生技术转变的关键也在于生产函数。而总量生产函数是由微观主体构成的，按照新古典内在的一般逻辑，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以“同质性”为基础的。

所以，在同质性假定下，厂商的生产函数加总构成了宏观总量生产函数。因此，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以同质性的、可加总的宏观生产函数为核心，这也是现代经济增长由技术外生向技术内生转变的关键所在，更是一个经济具有“卡尔多稳态”的核心所在。从生产函数形式的角度考察新经济增长模型还可以看出，尽管新经济增长理论家在构建他们的模型时大多数采用了复杂和艰深的数学工具，但是新增长模型的内核非常简单，一个经济的总量生产函数应当具有什么样的结构，才能使整个经济的增长进入“卡尔多稳态”，左大堵(2005)给出了明确的回答，总结出经济内生增长实现稳态的五大规律。

3，最优―一般均衡―线性动态的新古典范式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采用线性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最早由拉姆齐提出，卡斯和库普曼斯将其引入增长模型，其思想基础是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核心是库思一塔克定理。按照这种范式，除非是由于随机事件，否则经济增长的运动轨迹可以也能够被当事人所确切预知。因此，这种线性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半机制”。

主流经济学均衡范式的理念是以均衡状态作为参照系或基准点来研究经济问题(钱颖一，2002)，并认为经济会自动调整从而收敛于均衡状态。一般均衡和局部均衡的观点，及对均衡机制的理论描述，主宰了新古典主义理论(霍奇逊，1993)。均衡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纲领。刁伟涛则更倾向于把均衡范式理解为以均衡概念为核心构建的并得到普遍遵循的理论框架。

线性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纲领，这种纲领以最优为突破口，以一般均衡为核心钢构，以线性动态为基本处理方法，渗透着理性预期的卢卡斯思维范式。因此，理想假定的生产函数必然存在着稳态路径；由于理性预期的作用，经济主体作出确定预测，因此，在这种分析范式中，任何经济主体一定找到稳态路径。

由此可见，线性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取得发展的方法论基础和必要条件。无论索罗模型，还是新增长理论，都坚持线性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所以要认识到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方法论作用，正如罗默(1989)在评价新古典增长模型时说，其方法论的影响是深远而带有根本性的；也正是这种范式把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统一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二、基于演化理论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批判

经济增长的演化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凡勃伦无疑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在他发出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演化科学的呼吁之后就始终未停止过赋予经济学以演化色彩的努力。阿尔钦(1950)借用生

物演化和自然选择，利用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解释经济主体的非最优行为，为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准备了条件。20世纪80年代初现代演化经济学开始起飞，1981年，博尔丁出版《演化经济学》。1982年，纳尔逊和温特出版了经典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标志着演化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演化思想的引入，为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新素材。

(一)异质性、非加总和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

同质性是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性假设，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总量生产函数的前提，而总量生产函数是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内生稳态的立论基础。这种假设是以新古典式的“本质论”为基础的。本质论认为本质先于存在，群体中的理想类型(代表性个体)体现了本质，所有对理想类型的偏离都是偶然的，是无足轻重的，这样，只要分析理想类型就够了，没有必要去研究变异的情况。正是这种本质论的推理排除了多样的可能，产生了新古典范式的给定偏好和个体同质性的假定。

但是事实上，经济主体的行为、态度、特征等方面存在着异质性，消费者有不同的偏好，生产者有不同的生产函数。因此，在演化经济学范围内总量生产函数是不存在的。这样，构建在总量生产函数基础上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成为“无源之水”。从经济学一般理论角度来看，异质性表示所考察对象之间的差异化程度的，不论这些研究对象是家庭、厂商、部门还是区域或者国家，都会因为他们在产品消费或生产、生产方式采用、创新活动和密度追求或者组织环境上所作出的选择活动，形成其努力、行为和成功方面的差异。从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来看，异质性是指技术的异质性并以某一技术的局部应用为基础，这意味着异质性始终与技术联系在一起的。显然异质性来源于创新，因为新事物――用熊彼特的话来说就是“新的组合”――被引入市场，从而异质性又与动态性相联系。

所以，无论从经济增长理论假设的现实性角度而言，还是从探究经济增长理论的微观机制来说，异质性是一个基准概念，以异质性为基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不是基于总量生产函数的一种平衡增长路径，而是建立在微观企业主体基础上的创新和技术的“集合体”，必须超越正统理论单一生产函数的限制，通过使用一种演化的里昂惕夫技术，采取一种微观的经济分析方法来分析企业和行业的差异性，进而研究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

(二)非均衡、非最优和非线性动态――经济学全机制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是信奉均衡思想的，认为世界的理想状态和最终状态是均衡，均衡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秩序观，这构成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最优一一般均衡一线性动态的新古典范式，但缺乏对不确定性以及演化过程的关注，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以及演化过程却作为现代经济增长路径的常态存在。正如布劳格指出，“现代工业化经济常常展示出反均衡，”一般均衡理论是不适用的，而不是谬论。

这一经济增长的“半机制”根源于牛顿力学的机械决定论范式，古典经济学在其经济秩序中，依赖机械轨道式的均衡概念，建立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给定初始条件，就找到一条稳态路径。但是，均衡增长理论是静态的一个特例，因而，如果我们把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变联系起来，在我们开始对经济增长进行思考时，我们需要一种截然不同的、非加总的和远离均衡的思维模式。

演化经济学开拓者阿尔钦早在1950年就批判新古典式的最优假设。他认为，由于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企业只需要“正的利润”而不是“最大化的利润”就能生存。因此，经济增长理论应该建立在“非最优”假设上。虽然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在平衡增长路径上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动态性质，但是这种动态是古典式的转移动态，仍然没有超出静态范畴。在动态经济分析中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只关注稳态路径，常常忽略局域发散情况，没有涉及动态方程的非线性现象。

所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虽在市场结构方面逐渐突破新古典理想假定的束缚，但是由于该理论中同质性与可加总的生产函数和方法论的新古典范式的半机制，致使该理论只是对经济现实的一种寓言式的解释，而不是一种科学的阐释。

三、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建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要突破寓言式的解释，重建现实式的理论架构。按照一般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首先要明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环境。按照经济增长的演化思想，经济增长是在不确定、异质性和“历史友好”的经济环境下的一种非最优、非均衡和非线性动态的演化过程。

(一)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现实性假设

现代经济理论的重建，不仅要从经济环境突破，更重要的是要在理论假设方面有所突破。要突破新古典理想假设，建立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现实性假设。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假设，应包括以下四个：

1，满意假设。由于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人们不可能确切地预测结果，因此，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选择和决策过程往往追求满意，而不是追求最大化，并且表现为一种试错过程。

2，不确定性假设。不确定性意味着变化，意味着结构变迁，结构变迁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3，多样性假设。多样性是分析的基本起点，多样性假设意味着经济状态、经济行为者、人的心智和选择行为等都具有异质性。

4，历史重要假设。历史重要意味着时间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基本作用、经济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性和经济过程的不可逆性。

(二)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方法论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沿袭新古典范式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它分析同质的代表性个人行为，这使得该理论陷于致命的境地。因此，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必须摆脱新古典范式方法论，在整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个体群思维方法论。个体群思维方法认为个体群是由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个体构成，在个体群层面上可以观察到支配行为多样性变化的规律性。在个体群方法中，我们认为群体中的成员是不同的，为了刻画群体，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它的一般性质及它们在内部的分布。

大多数关于生产和增长的经济模型都没有明确地考虑到质变。如果经济系统的构成是前期经济发展的结果，那么，这种忽视将使得经济理论缺少因果分析。正是这种个体群方法不但将经济增长理论的因果关系更好地建立起来，而且还考量了经济增长的综合性、整体性、多因素性和动态复杂性。因此，我们主要的方法论选择是，现在要采纳一种实在论的立场。从实在论的观点来看，任何理论都必须从基本的本体论假定开始，它为更具体的理论命题确定了框架。

(三)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基准分析框架

依据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假设与方法论，构建了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准分析框架。

与现代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不同，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以异质性的企业作为研究经济增长机制的基础和出发点，而不是总量生产函数。异质性、竞争、选择和创新共同作用，决定了经济长期增长的演化过程。

企业内部生产采取了惯例指导的原则，惯例是代表了企业的技术系数，是企业在微观层面上异质的“基因”，通过市场机制的竞争与选择，并根据企业的“实现利润”，对企业进行评价。市场机制进行竞争和选择时，企业的异质性可能会减少，为了保持企业足够的异质性，需要“创新”的注入。这样市场竞争与选择的结果是经济增长。

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突破了理想假定的束缚，对经济增长的解释更具有现实性。第一，经济增长不仅是各个要素单独作用的产物，而且各要素间的互补及互动产生的溢出效应也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纳尔逊认为，经济增长不仅是技术进步的产物，而且是技术与制度协同演化的产物。纳尔逊把技术分为物质技术与社会技术，物质技术主要在企业生产中使用，而社会技术主要指社会制度特征。社会技术与物质技术是相互作用的，二者的协同演化推动了经济增长。第二，深化认识经济增长的微观动力机制。技术进步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进化过程，是企业为保持异质性而不断“搜寻”的过程，因此企业进行R＆D支出、发明和模仿，经济增长过程是一个累进的具有某种路径依赖特征的进化的“马尔科夫过程”，从而超越了现代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过程的寓言式说明。

(四)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比较

依据以上分析，可以对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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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波动是商业周期理论研究的主题。商业周期(Businesscycle)经典性的定义是由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创始人Burns和Mitchell(1946)作出的:“商业周期是指在主要按商业企业组织活动的国家的总体经济活动中看到的一种波动:一个由许多经济活动几乎同时扩张,随之而来类似的普遍衰退、收缩以及与下一个周期的扩张阶段相连的复苏所组成。这种周期性变化的顺序反复出现,但并不确定发生的时间。”这种表述意味着商业周期波动中存在着经济变量时间序列中数据的协动性(comovement),即各种经济活动一起上升和下降,表现在宏观经济统计数据中的各种产出等经济变量的同步变动。像Mitchell所描述的那样,Keynes(1936)则对商业周期中的另一种现象进行了研究,即商业周期波动的差异性(非对称性)。更近的研究用一些数学工具和时间序列数据对协动性和差异性进行了较为精细的分析。Stock和Watson(1989,1991,1993,1999)的一系列论文中估计了一个线性动态因素模型,发现了不同宏观经济之间的协动关系。他们使用几个宏观经济变量时间序列数据,抽象出一个简单的不能观察到的变量,并把这一变量同美国商业局的合成指数比较,发现了两者之间惊人的相似,尤其是在商业周期的时间轨迹上。JamesHamilton(1989)使用单变量的非线性模型来解释差异性(非对称性),发现美国GNP增长率趋势函数可用一阶Markdv过程在两种不同状态之间的转换来表示,这两种状态反映了商业周期的动态,一种状态是正向的经济增长,另一种状态是负向的经济衰退。Diebold和Rudebusch(1994)研究突出了协动性和差异性(非对称性)是商业周期的重要特征。尽管随后的学者进行了相关问题的更多研究,但是,目前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二、三产业领域,特别是在第二产业上。其主要原因是第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于第一产业,第一产业即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波动的影响力相对较小。对于现代工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等省份尽管如此,但是对于农业大国,特别是农业大省来说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为此,本文将以湖南为例,从经济周期波动的协动性和差异性特征考察农业大省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研究农业大省国民经济运行中农业经济增长的波动特征及其一般规律,以便为农业大省国民经济的增长更好地发挥农业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实施农业大省转化为经济强省战略提供参考。

二测定方法及指标

从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值分析,经济波动特征表现为两种状态:短期特征与长期特征。短期特征主要是指每一个经济周期的波动状态;长期特征是指超越短期,两个或两个以上经济周期的波动态势。(一)长期波动测定分析迄今可用于经济波动长期特征的测定方法或模型很多,主要有:萨缪尔森乘数———加速数动态模型、卡尔多非线性动态增长模型、希克斯非线性乘数———加速数动态模型、斯卢茨基和卡莱茨基的随机经济周期模型、混沌理论模型、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等。这些不同的模型来自于不同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其测定结果是有差别的,我们在本文中选择了萨缪尔森线性乘数———加速数动态模型。这是一个带有动态时滞结构的模型。其中,投资函数是一个二阶差分方程。乘数基于边际消费倾向,加速数基于特定时期的生产技术水平。这个模型的特点是:当有一个初始的外生扰动时,在不同的参数域下,动态系统可以产生增幅的发散振荡、减幅的衰减振荡和等幅的周期振荡。这就是说,在特定的参数域内,经济体系将呈现持续性的波动趋势。(二)短期波动测定分析从发展和演变的动态过程来看,经济周期一般可划分为古典周期和现代周期两大类。古典周期是指经济的主要指标表现为绝对下降,即负增长趋势。现代周期主要表现为增长周期,是指经济的主要指标表现为绝对上升,即正增长趋势。对于增长周期可以按两种方法进行考察,其一是阶梯周期分析方法,其二是离差周期分析方法。阶梯周期是指经济增长速度的周期波动,是最基本意义上的增长周期。在处理方法上,它是把各经济活动水平指标的各期数值同前一期或前若干期的指标数值进行对比所得到的速度指标在时间上的波动来描述增长周期波动。离差周期是指各经济活动水平指标的数值对其特征值的相对偏离程度在时间上的周期波动。在指标的处理方法上,它要求首先消除序列的季节波动,然后求出序列在各期的特征值,最后求出其相对数,并对所得相对数进行平滑处理。两种方法的研究,其结果是有差别的。本文采用阶梯周期分析方法,引进以下参数:波动幅度、波动系数、波动高度、波动深度、平均位势、扩张长度、收缩长度。其中波动幅度即振幅,是指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的离差,它是反映经济增长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指数,振幅越大,说明经济增长越不稳定,其分析方法是计算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率波峰与波谷的落差即振幅等于波峰的经济增长率减去波谷的经济增长率。波动系数是指国民经济实际增长率围绕长期趋势上下波动的量值,它是衡量周期波动幅度对历史增长趋势偏离程度的标准化指标,波动系数的绝对值越大,说明实际经济增长率偏离长期趋势的程度越大,经济增长越不稳定,反之,经济增长相对稳定。其计算分式为:,其中,式中!为波动系数,y为实际经济增长率,y为y的算术平均值,"为标准差,n为实际值的样本数。波动高度即峰位,是指每个周期内波峰的经济增长率,它表明每个周期经济扩张的强度。波动深度即波谷,是指每个周期内波谷的经济增长率,它表明每个周期经济收缩的力度。平均位势即波位,是指每个周期内各年度平均的经济增长率,表明每个周期经济增长的总体水平,其计算公式为平均位势,其中xn为报告期实际增长率,x0为基期实际增长率,n为报告期距基期的年数。扩张(或收缩)年度是指每个周期内扩张(收缩)期的时间长度,它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本研究使用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和GDP增长率等统计指标。

三湖南农业经济波动测定分析

(一)湖南农业经济长期波动测定分析

所谓长期本文指的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即1955年至1976年为第一个长期,从1977年至2003年为第二个长期。根据萨缪尔森的经济波动理论,引进萨缪尔森乘数———加速数动态模型。1)为产品市场的均衡公式,即收入恒等式,为了方便,也不失一般性,假定政府购买为外生变量。(2)为简单的消费函数,它表明,本期消费是上一期收入的线性函数,其中b表示边际消费倾向。对于第一个长期,根据湖南统计年鉴,1955年全省农村总消费为21.74亿元,全省农业总产出为25.83亿元,而76年全省农村总消费为46.54亿元,全省农业总产出为76.44亿元,因此,b=Vc/Vy=(46.54-21.74)/(76.44-25.83)=0.49,说明湖南在第一长期内的农村消费比重偏小,亦即国民收入中消费小于积累。而对湖南第二个长期,根据湖南统计年鉴1977年全省农村总消费为52.11亿元,全省农业总产出为77.59亿元,而2003年全省农村总消费为1067.23亿元,全省农业总产出为1425.44亿元,因此,b=Vc/Vy=(1067.23-52.11)/1425.44-77.59)=0.75,说明湖南在第二个长期的农村消费比重偏大,亦即国民收入中消费大于积累。(3)按加速原理依赖于本期和前期消费的改变量,其中V为加速数。在第一个长期,根据湖南统计年鉴1955年全省农村总投资为0.75亿元,而1976年全省农村总投资为6.53亿元,因而,v=VI/VY=(6.53-0.75)/76.44-25.83)=0.11。而第二个长期,根据湖南统计年鉴,1977年全省农村总投资为7.59亿元,2003年全省农村总投资为355.06亿元,因而,v=VI/VY=(355.06-7.59)/1425.44-77.59)=0.26。虽然改革开放后农业经济增长中的加速数要大于改革开放前农业经济增长中的加速数,但是,这两个系数均小于1,说明湖南农业收入的增长用于农村净投资的比例偏小,更多的农业收入被用于其它产业,说明农业大省的农业起着支撑其它产业发展的作用。(7)与(11)分别代表着湖南农业在第一个长期与第二个长期经济增长的总体特征。说明湖南农业经济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内呈现出单调递增并趋向于每一个时期的均衡值,表明湖南农业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主要由于其农业生产制度的重大变革使得其经济的“增长力”迅速增强,初始呈现出爆发性增长状态,但随后随着该制度的逐步完善,其经济的增长率又逐步趋弱,因而其“稳定性”逐步增强。说明制度创新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湖南农业经济短期波动测定分析

首先根据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持续时间的长短,扩张和收缩的转变点等特征,我们对湖南自1955年至2003年①农业即农业总产值增长率进行描述,从而得到湖南农业经济增长变化的路径,即农业经济波动的基本轨迹。我们按照一个标准的经济周期包括两个时期(收缩与扩张时期),四个阶段(衰退、萧条、复苏和繁荣四个阶段)和两个转折点(经济由繁荣阶段转入衰退阶段的关键点和经济走出萧条阶段开始复苏的关键点)的基本原则,将湖南农业1955年至2003年的49年间经济波动大致划分成9轮周期,如表1。以下根据表1采用阶梯周期分析方法,引进相关参数定量分析湖南农业经济增长过程中9轮周期的增长率波动状态。湖南农业经济周期性波动存在以下特征:第一,湖南农业9轮周期平均波动幅度为21.91个百分点,波动系数为1.05,总体呈现为强幅型,它表明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高低起伏剧烈,其经济增长处于极不稳定状态,说明农业大省农业经济运行随机因素的影响很大。第二,湖南农业9轮周期波动高度平均值为22.09,总体呈现为高峰型,说明每个周期经济扩张能力强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前4轮周期更为显著。第三,从波动深度来看,湖南农业所经历的9轮周期,其中前3轮均为古典型,表明其经济活动的绝对水平有规律地出现上升和下降的交替和循环,从第4轮开始,除了第8轮外开始转向增长型周期,表明其经济活动的相对水平有规律地出现上升与下降的交替和循环。其中第8轮周期表现为古典型的主要原因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1998年、1999年湖南连续发生特大洪灾。第四,波动的平均位势由中位型转向高位型,改革前的4轮周期(1955—1976年)农业增长率年递增平均值为6.28%,改革后的5轮周期(1977—2003年)农业增长率年递增平均值为11.24%,比改革前上升了4.96个百分点。这表明,湖南农业在克服“大起大落”中总体增长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第五,波动的扩张长度平均值为2.22年,而收缩年度的平均值为3.33年,扩张长度与收缩长度之比为0.67总体呈现短扩张型,表明农业经济扩张的持续性较弱,稳定性较差。

四湖南国民经济波动测定分析

(一)湖南国民经济长期波动测定分析

首先对湖南城乡社会边际消费倾向和加速数作实证分析,根据湖南统计年鉴,1955年全省总消费为26.74亿元,总投资为3.37亿元,总产出为49.24亿元,而1976年全省总消费为67.65亿元,总投资为16.84亿元,总产出为233.23亿元,因此,这一时期的边际消费倾向b=Vc/Vy=(67.65-26.74)/(233.23-49.24)=0.22,而其加速数v=VI/VY=(16.84-3.37)/(233.23-49.24)=0.22。由于1977年全省总消费为77.66亿元,总投资为15.46亿元,总产出为256.75亿元,而2003年全省总消费为2886.03亿元,总投资为1557.00亿元,总产出为11604.82亿元,因此,这一时期的边际消费倾向b=Vc/Vy=(2886.03-77.66)/(116.4.82-256.72)=0.25,而其加速数v=VI/VY=(1557.00-15.46)/(11604.82-256.72)=0.14根据萨缪尔森的经济波动理论和上述同样的分析方法得到的结论是:湖南国民经济的增长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内总体均呈现出衰减振动并趋向于每一个时期的均衡值的特征,表明湖南的国民经济在不稳定性增长中逐步走向稳定。

(二)湖南国民经济短期波动测定分析

首先,采取上述相关问题同样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我们分别得到湖南1955年至2003年国民经济增长变化的路径即国民经济波动的基本轨迹,如图2,和湖南国民经济从1955年至2003年波动的9轮周期,如表3。以下根据阶梯周期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其结果由表4给出。对表4作进一步分析,湖南国民经济周期性波动平均波动幅度为20.02个百分点,波动系数平均为0.84个百分点,总体呈现为强幅型;波动高度平均值为22.65个百分点,总体呈现为高峰型;从波动深度来看,其9轮周期中改革开放前基本属于古典型,改革开放后的5轮周期均属于增长型;波动的平均位势均处于高位型;波动的扩张长度与收缩长度之比为0.89,总体呈现短扩张型。

五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的关系

(一)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的协动性

第一,从长期来看,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具有相同的发展趋势,即均从制度变革的始初的爆发性增长逐步趋向稳定性增长,呈现出增长力趋弱,稳定性增强的状态。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影响经济增长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即边际消费倾向和加速数,特别是加速数偏小的制约,使得农业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增长的潜力不足。说明农业大省经济增长严重受到投资不足的影响。此外,这两者的相关度我们还可以根据表1和表3的数据建立国民经济增长率(Y)与农业经济增长率(X)之间的线性关系Y=a+bX模型进行分析,建国以来,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的同步相关性十分显著,通过计算并检验。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55,说明农业大省农业经济波动对国民经济波动的同步影响十分明显。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农业大省长期以来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的组成成分中所占的比重较大,而且即使第二、三产业的增长降低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成分,但是,由于其中的第二、三产业的增长对农业的依存度较高,农业经济的波动一方面直接冲击着增长中的国民经济,同时通过农业经济对第二、三产业经济的直接冲击而又一次间接冲击着增长中的国民经济。第二,从短期来看,两者的周期性波动非常明显,两者的波动周期基本同步,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即1977年以来其波动周期完全一致。两者的波动高度非常接近,两者都是由古典型周期转向增长型周期的发展过程。两者的波动幅度都存在改革开放后比改革开放前有所减缓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在随后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说明各种因素对农业经济波动和国民经济波动的影响程度有所降低,农业大省的经济运行逐步走向平稳状态。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和政府政策及其调控的有效性不断增强,以及依靠科技力量而克服自然因素的负面冲击的能力不断提升,使得各种影响农业经济波动和第二、三产业经济波动的因素逐步走向趋同,从而引致农业经济和国民经济从初始的不稳定状态逐步趋向稳定状态。

(二)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的差异性

第一,从长期来看,虽然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具有相同的发展趋势,但从其波动过程来看,存在着不同的特征。农业经济总体上表现出长期较稳定增长的状态,而国民经济总体上表现出长期较不稳定增长的状态。这种特征主要是受到了国民经济的其它构成成分,即第二、三产业经济不断增长的冲击。第二,从短期来看,农业经济的绝对波动幅度和相对波动幅度(即波动系数)均比整个国民经济的对应值高,说明农业大省农业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明显低于国民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一方面表明农业大省的农业经济增长率除了同样受到制度或政策以及科技进步的影响外,同时更重要的是受到来自气候条件等自然因素的冲击,导致农业经济的波动性高于国民经济的波动性。另一方面表明农业大省国民经济的其它构成成份,主要是指第二,三产业的增长起到了平缓或者说烫平国民经济周期性波动幅度的积极作用。此外,农业经济的平均位势为9.35个百分点,较整个国民经济的平均位势11.65个百分点低2.3个百分点,说明农业大省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逐步下降的趋势,国民经济在克服主要由于农业经济引致的“大起大落”中总体增长水平有明显提高的趋势。

六结论

湖南作为农业大省,对农业问题十分重视,始终强调必须稳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然而,建国以来,农业基础地位的脆弱性却没有得到彻底改观,很长一段时间内,农业经济的波动对国民经济的整体波动起到了引致和助推作用。虽然随着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这种引致和助推作用有所减弱,但对于一个农业大省来说,这种影响依然存在,并将持续较长的时间。因此,我们认为:

1.建立系统的国民经济运行监测预警体系,加强对国民经济波动状态的预测,及时了解和准确掌握影响国民经济波动的各种内外因素,特别是各时期经济运行中的消费、投资、价格、货币及其外贸等影响经济波动的内生因素的变化规律及其内在联系。加强农业大省经济增长中的长期波动趋势与短期波动趋势的分析和研究,利用经济波动不同阶段的特点,顺应经济波动规律制定相应的对策,积极有效地实施对经济波动趋势的调控,防止由于各种因素的随机变化而产生的对农业大省整个国民经济的冲击。

2.继续重视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农业稳定是农业大省整个国民经济稳定的基础,农业的增长制约着第二、第三产业的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第一产业比重的下降是必然的,但这种趋势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必须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因此,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充分有效的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以确保农业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篇3

[关键词] 湖北省；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 F370 [文献标识码] B

湖北省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建设华中城市群，促进产业在区域内合理布局，其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于中国其他省份的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通过对湖北省产业结构的评价以及分析其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湖北省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建议。

一、研究对象、结构、方法和数据选择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湖北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首先描述了湖北省在1985-2011年期间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的过程，通过比较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偏离度两种方法分析了湖北省产业结构现状；其次，使用ADF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分析了湖北省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结合产业结构相关理论提出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本文的数据来自于《湖北省统计年鉴》和湖北统计信息网，选取了湖北1985-2011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

二、湖北产业结构的演变

产业结构是生产要素在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结构及其相互关系。通常用两类指标用来考察和衡量一个区域内的产业结构变化，：一类是产出指标，通常用产值或增加值来衡量；另一类是投入指标，通常用各产业从业人数的比重来衡量。

首先，从产值比重的变化来看（见图1），湖北省产业结构模式从1985年开始的“二一三”到1991年逐步转变为二三一型。由于制度性的外部冲击，造成了第一产业在改革开放的前后有些短暂的上升，但从1991年之后第一产业下降趋势较为明显。第三产业超过第一产业的时间在1991年左右。第二产业的特点是稳中有升，这和湖北自身的发展战略是相一致的。

其次，从三次产业的人员结构来看（如图2），其变动趋势和产业产值变动趋势大体一致。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逐年下降，从1985年的62%下降到2011年的13%；第二产业保持比较稳定，一致都保持在40%左右；第三产业从业人数上升较快，从1985年的19.6%上升到2011年的36.9%。第三产业在2000年以40.8%首次超过第二产业的40.5%。今后的湖北应该在快速发展第三产业的同时，带动第二产业的快速升级。

三、湖北省产业结构指标评价

下面分别以比较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偏离度来评价湖北省的产业发展结构。

从图3可以看出，比较劳动生产率最低的是第一产业，这充分反映了农业的低效率，但一直较为稳定；第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在大部分年份远远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这同湖北省以工业为支撑的经济是相符合的。同时湖北省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均偏离1较远，说明了其产业结构具有不合理性，体现了湖北省经济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这通湖北的现实经济情况相符合。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在徘徊在1左右，说明湖北第三产业的发展比较协调。

其次，产业结构偏离度衡量的是劳动力结构与产值结构之间是否处于对称状态，偏离度越大，体现出劳动力结构与产业结构越不对称，产业结构的效益越低。其公式为：Si=α-1；式中Si为产业结构偏离度；α为比较劳动生产率。通常认为，当Si=0时，产业结构的产值结构与从业结构转移同步；当Si>0时，产业排斥劳动力，这时应该吸纳劳动力；当Si

从图4可以看出，湖北省的第一产业长期以来一直都是隐性失业，应该转移劳动力，这同我国普遍存在的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实际情况相符。第二产业的偏离度一直大于0，说明湖北省第二产业一直存在着排斥劳动力的现象，这时应该吸纳劳动力，存在很大的就业空间。第三产业的偏离度一直在0上徘徊，体现了第三产业的劳动力结构与产值结构相匹配。相对而言，湖北省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劳动力结构与产值结构存在着较严重不对称现象。

四、湖北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计量分析

本文用F、S和T分别代表湖北省第一、第二和第三的产业产值，以湖北省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经济增长。为了消除时间序列的异方差性和多重共线性，分别对变量取自然对数，以LGDP、LF、LS和LT来表示；用DLGDP、DLF、DLS和DLT来表示其一阶差分。

（一）数据ADF检验

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该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回归结果显示：产值结构每变动1%，经济增长将同向变动0.21%，0.53%和0.26%，说明第二产业的边际弹性最高，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湖北省应该加快发展第二产业，提高第二产业比重，从而国民经济更快增长。

（三）格兰杰检验

检验结果充分显示湖北省三次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经济增长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格兰杰原因；第二产业是经济增长、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格兰杰原因；第三产业结构变动是第一产业结构变动的格兰杰原因。所以可以总结得出，湖北省的经济增长是由第二产业驱动的，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带动了第一和第三产业的增长。湖北应该加快第二产业结构的调整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可行的。

五、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湖北省产业结构演变的描述后，再用产业结构评价指标对湖北的产业结构进行了简单分析，最后使用计量经济理论研究了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得出如下几点结论和建议：

首先，湖北省产业结构存在不合理特征，但变化显著、二元经济特征明显。湖北省产业结构偏离度显示湖北省产业从业结构仍然不合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仍有很大的就业空间，应该吸纳劳动力，第一产业却存在劳动力过剩，应该转移劳动力。因此，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不仅要降低第一产业产值的比重，还要降低其就业人口的比重，积极推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拓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渠道，将极大的促进湖北经济的增长。

其次，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产业结构由“二一三”模式已经转变为“二三一”模式。具体表现是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无论是总量还是增长率都明显低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一直持续下降，说明湖北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持续平稳；第二产业产值总量不断壮大，但产值结构变化不是很明显，吸纳了部分农业转移劳动力；第三产业一直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吸纳了大部分农业转移劳动力。湖北省应该积极调整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发展现代制造业，提高其吸纳劳动力的比例。

再次，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稳定的协同关系。协整分析显示，湖北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的过程也是三次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湖北省的产业结构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整，需要积极扶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促进第二产业发展，同时带动第一产业发展从而促进经济的高效增长。

最后，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呈互为因果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显示，湖北省第二产业产值结构变化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进而使得经济增长引起了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结构的变化。因此，湖北省在现阶段应该继续坚持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促进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大力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带动第一产业的发展，逐步消除二元经济结构。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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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 经济增长质量； 时序变化； 地区差异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06. 049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4）06- 0082- 02

新时期我国经济建设的重点战略应当是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不断提升，将科学发展观认真落实到经济发展建设中来。而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方面的研究存在诸多问题。其具体表现为： ① 经济增长质量从其外延含义上确保严格意义上的界定与分类，显示出其测度的随意性较大。② 经济增长质量作为经济增长发展方式中的一种测度，其往往具有主观赋值的特征，因而也就相对缺乏以数据实事为根据的考虑。③ 在进行经济增长质量总体研究与评定时，具有机械性与单一性，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全面性测度。

1 经济增长质量的定义及测度方法

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上判断，其作为一种价值评判标准，主要是针对经济增长的效率方面，而这只是狭义层面的经济增长质量的涵义界定。从广义上说，其应当被看作为一种是相对于经济增长数量而言的价值范畴。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巨大，甚至在进行经济社会众多领域的发展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另外，在经济方面的研究领域中，也有人曾经这样进行界定，认为经济增长质量应当是一个十分宽泛的定义或者概念，其在表现出与经济发展密切关联的同时，其在与社会、政治等因素之间也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因此，经济增长质量也具有反映现有社会条件下的经济、社会、科教文卫等方面的经济水平及社会收入情况的特质。而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经济增长质量更能代表当下的经济发展的形势与状态是否良好，也是实现经济不断发展，增强其持续性的关键所在，更是增强经济建设中结构基础的关键，而最后，经济增长质量对促进经济社会效益的和谐稳定、全面发展方面表现出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经济增长质量作为一种能综合表现经济现象的指标。其主要通过它实现对经济现象与问题的分析与测度来实现的。经济增长质量关系到了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与侧面，因此，在进行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过程中要全面了解其经济指标体系，就必须实现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全面分析，建立运用相对指数法、层次分析法等方法在内的测度分析系统。

2 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系统与区域视角分析

2.1 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经济增长质量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独存在，更不是内容结构简单的概念。其往往在经济测度中表现出丰富的内涵特征。这种特征使得其作为一种经济增长衡量指标具有广泛的实用性与价值意义。其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在表现上也是从3大方面进行的。

（1） 经济增长结构。作为一种经济增长结构中的测度标准，从其指标的选择内容上来说，其主要的依据应当是从产业结构方面、投资消费结构方面、经济金融结构方面、国际收支结构方面来总结的。

（2） 经济增长稳定性。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内容主要包含了产出、价格变动及就业方面。因此，在进行经济增长测度的过程中也通过对这3个方面进行稳定性的考察。

（3） 针对经济增长中的资源与环境方面为标准的测度而言，实现资源利用应当根据经济生产过程中相关的因素作为基础性测度标准。

2.2 经济增长质量的区域视角分析

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经济增长质量的现状及特征在显示我国经济增长整体趋势上具有从微观到宏观方面的全方位测度功用。因此，利用经济增长质量为测度标准，进行分析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构建情况。由于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具有彼此关联的特征，在进行总量的分析与区域发展特征上看，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标准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修正与调节。

（1） 经济增长结构应当作为一种可以真实全面反映紧急金融结构的常见性的指标。

（2） 在对中国的教育现状情况进行表现的同时，不能仅将人均接受教育水平作为唯一标准，而是应当以各个区域之间的关联数据内容为参考多角度分析。

（3） 经济增长的结果作为一种常见的收入分配问题，国际上最为通用的度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是基尼系数，但是我国各地区域之间的基尼西戎不存在被广泛认可的测算结果。可见，我国只能通过运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收入比例以及胎儿指数作为测度成果分配的基础指标内容。

3 结 语

综上所述，现代经济发展形势下的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研究，是建立在一定的规范概念下的价值判断，这种定量的分析与测度从一定意义上说对于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权重分析具有重要意义。总的来说，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升，但是在经济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其增长质量的指数变化受到了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方面因素的影响，其增长的稳定性与幅度都有所减缓。经济增长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作用也是负方向的。据此，针对经济增长质量方面的政策性建议主要是希望能在考虑增长数量的同时，兼顾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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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经济增长方式是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和使用的方式。实际上，从广义范围来讲，所有有助于驱动经济增长的要素组合，均可以称之为经济增长的一种方式。现实中的经济增长方式组合类型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从理论角度而言，有多种经济增长方式的组合类型。如果要按要素投入划分，可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按增长功能作用划分，可分为政府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按市场供求内外部因素划分，可分为投资拉动型、消费推动型、出口带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另外，从数量与质量的关系角度看，可以有外延粗放型和内涵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如果要做两个极端的归类，传统的、旧的增长方式指的是一组增长方式的集合：资本密集型的；劳动密集型的；政府驱动型的；外需拉动型的；投资驱动型的；出口带动型的；外延粗放型的。现代的、新的增长方式是另外的一组集合：技术密集型的；市场导向型的；内需驱动型的；消费驱动型的；内涵集约型的。但是辩证地看，增长方式传统与现代、旧与新的划分只是一种相对的划分。不同类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有着不同的形成条件，相互之间并不是孤立、对立的，往往存在着交叉重叠、主辅互补作用，并因此而产生相应的结果。

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需要我们明白的是，在经济理论范畴中，经济增长一般是指经济活动单纯的数量增加，经济发展一般是指经济总量增加与经济结构的优化同时出现。因此可以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更加广泛和深刻的含义。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理解，经济增长依然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或核心，抛开经济数量的增加，只是谈经济结构的优化时不现实、不客观的。另外，以上对各种经济类型的划分实际上就是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体现，在非专业的环境下，这二者有时是可以互换的。

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存在，本身并无价值好坏的判断，它具有综合条件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特征。当一种增长方式的综合条件没有被新的条件打破核替代时，如果只是人为想让这种方式退出或消失时不客观不现实的。这样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为何直至今日依然没有彻底转变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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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非正式约束;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

经济增长是传统经济学研究的最根本问题。然而传统经济理论在研究区域经济增长问题时，过度分析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和资本)、技术和制度这几类因素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而忽视非正式约束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劳动、资本、技术和制度因素在区域经济长期的历史演进中是相对易变的，尤其是它们都会对空间差异做出适应性调整而发生诱致性变迁。因此，对于长期经济增长而言，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技术的进步和制度的变迁都不足以对国家或地区兴衰的全部历史做出有力的解释。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割裂迫使我们从另一个全新角度寻找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本质。不同区域间的各种非正式约束作为一种历史积淀，其核心价值体系影响着区域经济主体的价值趋向、行为规范，进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增长路径。

一、非正式约束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述评

非正式约束是人们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习俗、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经济行为影响因素集。从非正式约束视角揭示经济增长的多以定性方式展开。马克斯·韦伯认为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意义，资本主义的起因应该从西方文化中独具的合理性中去寻找。格雷夫从文化信念与社会组织和制度安排的角度揭示非正式约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经济制度由文化信仰和组织这两个相关的因素组成，制度结构之所以表现出路径依赖，是因为过去的行为、文化信仰、社会结构和组织都影响着价值观念和社会实施机制的发展，从而压制了背离旧有行为模式的灵活性。

哈耶克认为，非正式约束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人为的，既不是通过遗传继承下来的也不是经由理性设计出来的，非正式约束是一种由习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传统，复杂的非正式约束形态的形成往往是一种优胜劣汰的结果。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将经济动机归结为复杂的心理，强调经济活动植根于广泛的社会习惯和文化道德之中。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具有“利己心”，也具有勤勉、节约、慎重、机敏、质朴、用心、周到等若干品德。“经济人”的活动是“经济与道德”的统一。如果不具备这些必要的伦理道德，仅仅追求自利无法促进社会财富的增进。穆勒认为各国的经济情况取决于道德的或心理的因素，整个社会的知识水平和相互信任程度对生产要素、生产力程度有较大的决定作用。阿瑟·刘易斯认为，资源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但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经济增长率是人的经济观念、行为和制度决定的。他认为，经济增长依赖于人们对工作、财富、节俭和冒险等等的态度。而人们的不同态度往往与宗教信仰的不同有关。阿马蒂亚·森强调非正式约束对经济发展存在促进作用，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高效率运行依赖于强有力的价值观和规范系统。他论证说，一个交换经济的成功运行依赖于相互信任以及对公开的或隐含的规范的使用，即使对机构和制度而言，其运行也是以共同的行为模式、相互信任以及对对方道德标准的信心为基础。

二、非正式约束与经济增长机制分析

(一)非正式约束是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层次因素

通常利用资本、劳动、技术三个要素分析经济增长是否有效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方向是将经济发展转到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然而，技术和劳动这两个要素深受非正式约束的影响：技术进步需要的是崇尚创造、摒弃简单模仿、包容错误的氛围，需要的是企业家群体的创新精神；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最根本的是知识技能、职业道德、个人操守等多方面修养的提高，可见非正式约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具有重要作用。

(二)非正式约束对经济增长诸因素具有整合效应

非正式约束总是要渗透到经济增长各类因素的作用过程中，从而造成经济增长因素功能和绩效上的差异。非正式约束对经济增长要素的整合，既体现在从工具理性层面把握生产要素的各个环节，也体现在从价值理性层面把握生产要素的各个环节。从工具理性层面看，各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要素的形成、发展和进步过程，是一个区域非正式约束印记不断渗合的过程。从这一点上说，生产要素总是包融在区域非正式约束印记中的；从价值理性层面看，非正式约束整合效应，着重表明区域经济增长诸因素的人文价值和人文信念的回归。生产要素不仅是人们创造有形财富的手段，而且还是人类自身发展的认知成果和创造成果，因而具有以人的发展为向度的价值尺度。一种非正式约束如果无法接受和融合不断创新的科技和制度的进程，就必然要受到由不断创新的科技和制度所包蕴着的文化潜能的侵蚀和创伤，而这又能够刺激该种非正式约束自我革新，重新以积极的姿态接受、融合和拓展科技、制度等因素的发展冲力。

(三)非正式约束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

非正式约束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是能够实现边际报酬递增的稀缺要素。准确地说，非正式约束是能够实现边际报酬递增的稀缺要素。这是因为非正式约束具有自组织能力，它一旦形成就会不断地自我强化，这也是一切非正式约束所具有的特性。一种非正式约束一旦在竞争中被人们接受，它就会竭力形成垄断，排除其他非正式约束的存在。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如果非正式约束的偶尔积累带来了利润，利润会吸引更多的人来迅速学习或复制特定的非正式约束，要想阻拦这种观念的传播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更多的人习得了特定的非正式约束后，该国家或地区的非正式约束似乎被“锁定”在一个独特的路径上并沿着这一方向持续发展下去。而导致经济增长的特定文化资本会进一步同各种相近的思想观念混合在一起，自我组合，互相传递。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非正式约束的自我强化行为，推动着那些有机会进入增长轨道的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人均收入持续增长。

三、基于非正式约束的经济增长一体化模式

非正式约束与经济相互融合的基础是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社会生产力系统的重构。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极大促进了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变化，带来了新的文化、经济、科技与信息产业的出现和迅猛发展。社会化生产与交流的发展，使人们经济的需求及其满足程度都有较大的发展和变化，引起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产业发展中的非正式约束因素与日俱增。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原因，在于要素的集聚，也包括非正式约束要素的集聚。非正式约束深刻影响着集群内企业的裂变、要素的流动、创新能力的形成、区域品牌的创立和发展等，由此形成了十分独特的集群特征和竞争力。

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摒弃传统的生产方式，要求以市场为纽带和以市场规律为主导的文化、经济资源的广泛流动和优化配置。这是非正式约束与经济走向新的融合，趋向一体化的基础。非正式约束与经济一体化，不是非正式约束和经济的板块结合，而是非正式约束和经济内在的有机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融合成整体关联的一体化格局。非正式约束和经济原本就是相互联系的，经济活动的主体就是具有非正式约束的人，经济活动的组织和方法就包含着非正式约束品性。非正式约束与经济一体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非正式约束与经济的联系，而是非正式约束与经济突破传统，在理念、实践、模式和制度上的全面创新。非正式约束与经济一体化是非正式约束与经济的生态有机体。非正式约束与经济运行过程和运行机制具有系统性、整体关联性和开放性的基本特征，在非正式约束和经济之间以及非正式约束与经济系统内的诸因子、诸方面之间都存在着共生互动的辩证关系，非正式约束与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也是根据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性协调和变化的动态关系。在社会现实中也有诸多因素和方面影响和制约着非正式约束与经济一体化的形态。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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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常态下跨境电子商务与山东省进出口贸易的关系研究 山东省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 湖北省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吉林省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海南省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湖北省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进出口贸易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中国入世十六周年背景下山东省进出口贸易潜力的实证分析 广西与东盟进出口贸易研究――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及经济增长间的关系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 进出口贸易的政策研究 宏观经济与进出口贸易现状分析 四川省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四川省进出口贸易对该省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吉林省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动态作用实证分析 进出口贸易促进河南省经济增长的拉动度实证分析 基于因子分析的湖南省进出口贸易影响因素探究 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流量分析 浙江省FDI存量与进出口贸易的动态关系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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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增长理论；增长方式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8-0017-02

1 经济增长理论的演变

（1）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增长理论。斯密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有两种途径：一是增加生产性劳动的数量；二是提

高劳动的效率。在这两个增长途径中，斯密更强调劳动效率对增长的促进作用。其次，对于如何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斯密认为主要取决于分工程度和资本积累的数量，因此分工协作和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也是国民财富增进的根本原因。但是分工却取决于交换这一人类的天性，而交换又取决于市场容量的大小。即斯密的经济增长的理论路线就是市场容量――交换――分工――经济增长。另外斯密也很重视资本积累，因为它能使扩大资本存量以及劳动数量，从而直接带来经济的增长，这正是今天各国都重视储蓄率的原因所在。

马尔萨斯的人口与经济均衡增长的理论。如果人口得到增长，在边际收益递减的作用下，产出增加量减少，从而生活水平下降，进而导致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在均衡状态下，人口增长率为零，从而经济增长也为零。

（2）新古典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其分析工具的改进上，而不是经济思想的提供上，新古典增长理论主要以索洛模型、索洛――米德模型为代表：用a和1－a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对总产出的贡献，K/K为资本增长率；L/L为劳动增长率，该模型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G＝a K/K+（1－a）L/L从上式中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率G由资本和劳动增长率及其边际生产力决定。这一模型将斯密的经济增长系于劳动数量和分工、资本积累的重要思想用公式模型下，这也得益于边际革命这一重大分析工具的发展。依据这一模型，人们可以通过调节生产要素投入的边际生产力，即调整资本和劳动的配合比例，来调节资本――产出比率，以实现理想的均衡增长。

（3）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相比，新增长理论更广泛地探究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机制，它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有赖于持续的规模收益递增，而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动力可以分为四类：技术类模型、分工类模型、贸易类模型和制度类模型。可见，新增长理论已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动力因素，转而强调比较“软”的动力因素。同时，新增长理论也突破了传统的增长动力机制，提出了垄断性竞争机制和正费用交易机制。

2 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和源泉

（1）亚当斯密是强调分工与专业化、绝对优势；李嘉图强调了比较优势与自由贸易；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熊彼特强调了创新，尤其是熊彼特强调的“破坏性创新”；而索罗等人则强调生产要素；贝克尔和舒尔茨则强调了教育与人力资本；新增长理论中，罗默和卢卡斯则强调内生性增长，特别是规模报酬递增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其实质应当是内生性技术创新；诺斯等人则强调了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最近，鲍默尔的新书中强调了自由市场机制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关键，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民主制度才是最为重要的。

（2）经济增长是一个多变量函数，决定经济增长至少有以下四个变量：（1）制度，如产权保护、民主、法治等等；（2）自然资源，如石油、矿产储藏，交通等；（3）劳动力，如数量、成本、素质等等；（4）土地。这四大要素中，任何一项越多，该国的经济增长就可以越快。同时，这四大要素互相之间又有替代性，一个经济体只要一个或几个要素非常突出，即使其它要素相对较差，其经济仍然可以有很大的发展。民主制度、法治制度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已。

3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任重道远

（1）高投入、高消耗。自2002年以来，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期，但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率”的投资马车。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在过去4年里持续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目前投资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44％，而消费率（消费占GDP比重）却一路下降至53％，较世界平均水平低20多个百分点。2006年，中国GDP占全球总量的5.5%，而中国消耗的能源占到了全球能源消耗的15%，这意味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着巨大的潜力。

（2）产能过剩。与投资――消费结构扭曲相关联的一个结构性扭曲是外向型部门与内向型部门之间的严重失衡。追求GDP的超常规发展导致的过剩的投资，只能通过出口找到宣泄口。于是，出口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也导致整个经济增长的整个社会福利分配格局趋向一种结构性扭曲。因为这种增长是权力推进、投资驱动的，因而，它的福利分配的主要特征是向资本倾斜、向政府倾斜，而普通民众就无法同等比例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

4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必然途径

（1）大力发展服务业。有经济学家早就指出，当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工业所占比重就呈下降趋势，农业的比重也会降低，而服务业的比重会提高。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以及现代信息通讯技术对各个部门的改造 。服务业降低了交易成本，服务业发展背后的本质问题是，生产的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依靠的是合理分工。在自耕自植、自给自足的情况下没有分工，就不需要交易，要降低生产成本就要深化分工。分工越深化，生产成本越低，随之而来的便是交易更频繁，交易要投入的资源就更多，增加交易成本。服务业的功能首先是为市场交易提供基础设施，信息通讯技术改造各个部门，它不仅提高了生产部门的劳动效率，节约了生产成本，又使服务业信息化，提高效率，节约了交易成本，服务业是高质量的经济层次，也是我们当前的必然选择。

（2）自主创新。“十一五”规划明确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核心，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从根本上说，目前我国经济体制上存在的诸多弊端，是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障碍。比如，市场价格不能反映真实成本造成的水和能源的严重浪费，投资体制不合理导致的建设规模的盲目扩张，还比如土地征用制度的缺陷，低地价甚至“零地价”政策，促使耕地急剧减少等，都是导致粗放型经济增长和资源浪费的根源。转变增长方式，发展集约型经济，必须通过深化改革，解决深层次矛盾，为其发展提供体制和政策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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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长三角 经济增长方式 外资利用 效应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经济一直是国内社会经济发展最为快速的部分。但是在高速发展的经济过程中，长三角区域内的粗放型经济增长的特征并没有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形式和科技的进步而得到改变。在长三角区域内，外商直接投资尽管也会通过技术外溢等途径促进生产技术的进步，但是由于国外对中国投资的挤入效益推动资本扩张，因而尚未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形成显著的效果。

一、长三角经济和外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优势和矛盾点

长三角经济作为国内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经济形成和增长的标准范本。在长三角区域内，国内外的企业高度密集，总体的综合经济实力处于最强的开放前沿。自中国加入WTO后，外国商贸资本便大量地涌入长三角，推动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随着国内外资源和产业结构的变化，长三角原本的经济发展出现了约束性的瓶颈。在可持续的发展过程当中，只有提升该区域内的生产技术，完善生产制度，才能解决产三角经济发展可持续增长的重要问题。

外资就是国外资本在本地进行技术、行业、产品性的投资。外国商贸直接投资具有“一体性”，即外国商贸的直接投资并非只是资金流入国内的市场，还会将投资国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脉络带入本土的市场中，由此也会引发区域性资源（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市场资源等）的重新分配和生产结构的变化。比如在深圳的电子产业园当中，当IBM入驻后，会直接影响到国内对于计算机软件的研发、电脑市场的分配和各类零部件厂家的客户名单的调整等。因为长三角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标杆，本区域内的外国商贸资本较多，在为长三角经济增长带来贡献的同时，也存在有一定的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本区域内的国内资本供给由先前的短缺转变为过剩，生产的成本也在不断攀升，并且国外的生产技术领先国内的水平，过多的国外资本的入驻只会排挤国内的企业，造成很多国内企业无法生存的现象，并不利于长三角经济的增长。

在长三角劳动力市场饱和的情况下，想要实现经济的增长，将增长的重心转移到国内的投资上，那么就要从外国商贸投资的技术、资本、就业等效应方面深入进行分析，找出问题所在。国内的专家通过不断的调查研究后发现，外国商贸资本直接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联系，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提升生产的技术和产品的创新研发效率。并且长三角属于两省一市的结构，当外国商贸资本挤入时，会明显提升区域内的制造技术，降低成本，更具创新性。所以可以借鉴其投资的优势，对国内的投资进行整改，让其更具系统化、技术化，为长三角经济的增长做出贡献。

二、长三角经济增长方式的演变

一个区域内的经济增长动力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根据经济增长定律，在一个区域内经济增长除需要增加投资外，还需要新产品（技术）的研发和创新，人力资源的储备、金融的创新、对外开放的程度、外国资本及制度的变迁等方面。为分析长三角经济增长的可行性，本文结合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是指投资要素以外的技术、人力等要素的统称）的特性，将长三角经济增长动力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资本增加、劳动力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前两个都属于资本的投资要素，这是固定的，能够变化的只有后期的创造性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

（一）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方式

要实现长三角经济的增长，就需要改变现有的运转体制、生产技术、资本结构和劳动力的投入等，要想将这一过程变得更为科学合理，那么就需要采用适合的方式进行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为保证计算结果的科学合理性，本文采用的是索洛剩余法进行测量计算，索洛剩余法主要是通过道格拉斯研究的经济结构函数计算式估算企业产出的资本弹性（α）和劳动的弹性（β），再根据计算公式：算出不同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在计算公式当中所表示的是某个时期的经济产出，而K和L则是表示那个时期入驻或者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力。以2000年的国内经济增长为标准，采用经济增长指数将理想数值转化为实际的经济增长，以此求出长三角的产出。通过结合当年所有的资金投入（包含国内和国外的资本投入）和劳动路的投入，和当年资本存量=前一年资本存量-前一年资本折旧+当年资本形成额度，折旧率统一为5%，那么新增加的资本的增长率就可以按照基年的资本存量（2000年）进行估算。

（二）测算结果分析

将周期内的（一般以十年为一个周期）长三角经济增长率计算出来后，就需要对投入数据、增长数据进行整理分析，以此获得本区域内的资本产出的弹性和劳动产出的弹性（增长和减小的范围）。纵观2000～2010年上海市的经济增长率可以得出，长三角产业结构具有高度依赖资本投入的特点，并且资本的撤出和入驻对经济增长和降低的变化幅度影响较大。由此可以说明，长三角区域内的利用外资直接投资不一定会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三）推导出长三角的经济增长方式

利用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计算出目前长三角的经济增长结构和生产要素的组合效率，但是在一个周期内的变化并不能说明该区域接下来的经济增长变化规律。目前需要解决的就是将该区域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动力机制推导出来，寻求更好的方式和投资事项经济的增长。从全球经济增长角度而言，能够实现长三角经济增长的主要有生产率、资本增加、劳动增加三个方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本质就是要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充分利用投入要素，提高生产效率。

三、从实践角度分析长三角经济增长方式受到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就有不少外商直接投资开始进入到长三角地带。因此，这一区域的经济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有着分不开的联系。从理论角度讲，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能够推动区域要素的投入，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技术引入等方式，提高长三角地区的要素生产率。除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之外，长三角的经济增长形式还依赖于自主创新能力、贸易制度、资源等多种因素。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而言，贸易开发会促使生产结构朝着密集型和集约型的方向转变。此外，还可能形成开放性的竞争局面，提升全要素生产效率。自主创新模式是利用了新产品的研发和质量的改善，直接影响生产结构。从制度上讲，长三角的地方政府也比较趋向于对GDP进行干预，从而使经济增长模式偏于粗放。在长三角地区选择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把自主创新能力与贸易依赖程度视作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诠释变量，并建立计量模型实施研究。

通常情况下，可以挑选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所作的贡献，将其当作评估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可用qit表示。FDIit则是采用外商直接投资量所占总资本量的比例进行计算。例如，先将1990到2007年之间各大省市的外商投资成本利用率整合起来，根据平均人民币减去美元规律转换的方式，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将固定资产投资的价格指数转变成实际数值。假设折旧率是5%，用资本存量的基本方法就可计算出各个省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而Patentit表示的是历年来专利授权数量的变化情况，Openit表示的是进出口总额占据GDP的比例数据。

长三角地区包含了两个省和一个市，其在产业结构、所有制形式、资源情况、国际化条件等多个层面上，都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特点。根据面板数据对固定效应模型展开分析，同时于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对比，就可以看到固定效应模型的运用是比随机效应模型更加优化的。分析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的创新能力及贸易开放性不断提升，这对长三角区域经济的集约型增长模式会产生积极影响。此外，从分析结果还可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对长三角地区的集约型经济增长并没有起到十分明显的作用。

四、外商直接投资和当地固定资产的形成分析

从上文中的分析可以看出，在长三角地区中，资本的构成具备了主导性的作用。在该地区内，资本的构成速度大大超出了经济增长的速度，这也是长三角经济增长模式很难以集约型状态呈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可以就外商直接投资对当地固定资产造成的影响实施研究，以便更好的诠释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功效难以全面发挥的这一论点。

借用相对挤入挤出模型，先假定影响区域内总投资的核心因素是本期与前几期的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前面几期中总投资的情况和经济增长率，建立以下式子：

It=b0+b1FDIt+b2FDIt-1+b3FDIt-2+b4It-1+b5It-2+b6gt+b7gt-2+μt

在此之中，It代表的是t期实际总投资数据，FDIt代表t期外商直接投资数据，gt则代表t期经济增长率，μt是随机误差数据。当b1到b5都是确切数据时，按照B=（b1+b2+b3）即可看出当地资本是否存有明显“挤入”或“挤出”效应。也就是外商直接投资不但未能替代本国的投资，甚至还刺激了有关企业增加投资。如果B小于1，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也就是说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使得国内投资逐步降低。

依据上述式子的数据，可以算出B的确切数值。由此可以看出，长三角区域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企业投资产生了较为明显的挤入效应。B=3.261，也就是说每当有一个单位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总体投资就会上涨3.261个单位。按照这一结论，又可以推算出以下结论：第一，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会对我国长三角地区的资本构成产生一定积极效用。在外商直接投资的带动之下，资本扩张会使得长三角地区经济出现增长势态，大部分区域都会依赖于资本投入所带来的影响。第二，外商直接投资，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内资企业的投资，使其出现进一步增长。长三角区域的外商直接投资带动了和外资企业相搭配的内资企业的进步，使得内资企业加入到国际生产链分工行列中。

五、促进长三角经济增长的有效方式

通过对外商投资的效用进行分析，发现外商投资对长三角经济增长虽然存在一定的积极效用，但也存在一定的阻碍作用。所以，需要结合其他方式，互补联动，共同促进长三角经济的增长。例如增加自贸区、开放口岸、进行税收优惠等等。2014年国家提出了“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及长江新经济支撑带等带状经济发展思路， 自贸区的建设，将打破行政区域划分的限制，推进沿海、沿江、沿边的区域轴线开发，带动更大范围内的长三角腹地发展，。长三角城市群占据了众多轴线的枢纽位置，国家对其辐射服务全国的功能势必会提出新要求。自2016年2月起，上海各开放口岸以及江苏省南京航空口岸、浙江省杭州航空口岸对51个国家人员实施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实现长三角相关口岸过境免签政策联动。这一举措将进一步加大长三角地区的人口、物品的流通速度。同时，进一步加大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国内高新技术企业、小微企业谋生存求发展，特别是提高了民营企业的投资创业热情。税收优惠政策，对外商投资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大大增加了资金的利用效率。所以，在谋求长三角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保有固守模式，应采取多种途径并行的方式，使之对提升产业能级、促进区协调发展，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结束语

本文研究表明：近二十年来，长三角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提高，但在投资高速增长的背景下，该区域粗放型经济增长的特征并没有根本改变。外商直接投资尽管也会通过技术外溢等途径促进技术进步，但由于其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效应推动了资本的扩张，因而尚未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形成显著的效果。

从本文的分析结论可以看出，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状况对资本投入的依赖程度较高，总体而言呈现出粗放式经济增长的特征。而近年来，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开始逐步转化成集约型模式。如何加速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成为了这一阶段所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因此，必须要提高当地企业创新能力，增加科研投入成本，构建创新型体系，使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获得更加快速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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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物流业；格兰杰检验；绩效

中图分类号：F506；F279.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2.06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2-15-02

一、我国物流业的发展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物流基础设施持续改善，物流业的规模迅速扩张，管理体制造成的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特征明显。

（一）物流基础设施持续改善

近年来，政府加大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力度，物流基础设施规模不断扩大，为物流业的发展提供了必备的基础条件。我国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逐年增长，取得了卓越的成效。运输线路方面，我国的综合运输体系不断改善，促进了高效率的多式联运的发展。此外，物流园区加快建设步伐，包装与储运设施正逐渐与国际接轨。

我国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快速增长。2000年以后增长速度加快。1991年投资总额为357.5亿元，2009年已增加到25693亿元，平均每年以26.96%的速度增长。我国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呈现上升趋势，这一比重从1991年的6.39%上升至2009年的11.44%。

由于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力度的增加，我国物流基础设施规模迅速扩大，为物流业的长足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在运输线路方面，我国目前已经建成由公路运输、铁路运输、水路运输、航空运输、管道运输5种基本运输方式组成的综合运输体系，营运能力不断增加。物流园区、配送中心正在加快建设步伐。包装与储运设施方面，物流企业正逐渐与国际接轨，广泛运用现代包装技术和货物搬运技术。

（二）物流产业规模迅速扩张

我国社会物流总额和物流业增加值快速增长。总体来看，物流业增加值总额和各项增加值都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2009年我国物流业增加值为23078亿元，是1991年的12.47倍。从构成来看，物流业的增加值包括交通运输业增加值、仓储业增加值、贸易业增加值和邮政业增加值。其中，交通运输业的增加值占物流业增加值总额的70%以上，是物流业增加值中所占比例最大的部分。

我国货运量和货运周转量持续增加。我国货运量和货运周转量整体上保持增长的趋势，且在1990年至1997年保持匀速增长，1997年至2000年增长速度非常缓慢，几乎保持在原有的水平上，而2002年之后的增长速度越来越快。货运周转量的增速逐渐超过了货运量的增速。说明近年来货运周转量增速加快是由于货物平均运距的增加。货物平均运距的增加是由于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及多式联运的广泛运用。

（三）物流业的行政性垄断分割特征突出

目前我国物流业管理体制的特征是行业垄断和地方封锁。我国物流业实行按照运输方式划分的管理体制，不同运输方式分属于不同的政府职能部门。这种管理体制使物流本应具有的整体功能被大大削弱，阻碍物流业的社会化进程，难以形成社会性的物流配送体系，发挥不了物流的整体效益。除公路运输外，其他运输方式或多或少都存在垄断现象。此外，我国物流业还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由于地区的经济利益驱动，地方管理成为地方利益的体现，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从而加大了网络化物流服务企业成长的难度。

二、我国物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国民经济实力大大增强，我国物流业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当物流业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相互促进，物流业才能拥有较高绩效，经济才能良性发展。理论上物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本节在理论探讨的基础上，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对我国物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一）物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

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物流业凭借其跨行业、跨地区、跨部门的集散功能、整合功能和服务功能，推动着国民经济各行各业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加速器，其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经济发展是物流业赖以存在的物质资源基础，经济的规模、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物流的发展水平。

1.物流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物流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物流业在经济发展进程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只有通过物流这一纽带才能将经济活动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有机的结合，实现产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转换。其次，物流能够促进国民经济总体资源的优化配置，能够降低国民经济运行的总成本，从而使国民经济运行水平和效益得以提升，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三利润源”[1]。此外，物流产业的发展，在宏观层次有利于保持物价稳定、促进充分就业、扩大进出口、保护生态环境；在产业层次上有利于改善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竞争力、促进产业集群、优化供求关系。

2.经济增长对物流业发展的影响。经济发展对物流业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经济的增长将带来对物流需求的增加，同时，随着经济的增长，对物流服务的需求更趋向于多样化、复杂化、快捷化，对配送、流通加工、信息处理等高附加值服务的需求也越高；另一方面，物流业的发展需要基础设施和先进物流技术的支持，而物流业基础设施和先进物流设备的投资规模大、周期长，且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资源，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社会才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用来对物流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才能够进一步推动物流业的发展。

（二）物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1.指标与数据说明。参考以往的文献，本文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为剔除价格水平变动的影响，采用以1978年为100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进行处理，得出可比价格的GDP。选取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增加值作为衡量物流业发展水平的指标，并折算成以1978年价格为准的可比价增加值。采用1978年至2009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所用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过程及结论

（1）单位根检验

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时，要求所用的变量必须是平稳的。本文采用ADF检验法来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利用Eviews16.0软件分析，结果显示，原序列GDP、WL都是一阶单整，即I(1)序列。通过平稳性检验之后，可以进行协整分析。

（2）协整分析

协整分析从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入手，探求非平稳变量间蕴含的长期均衡关系。本文采用Engle-Granger两步法。由于GDP与WL两个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可将二者进行协整检验。结果显示，GDP与WL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我国物流业的发展对经济发展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根据AIC定阶准则确定的滞后量，取滞后阶数为2，对上述两个变量进行因果检验，检验结果列于表1。

根据表1的检验结果，认为我国物流业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说明我国物流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但我国经济增长不是物流业发展的格兰杰原因，说明我国物流业的发展未能有效利用经济增长提供的潜在需求机遇，尚未形成物流业与国民经济各部门耦合发展的关系。

三、我国物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物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并且存在着很大的发展空间，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阻碍着物流业乃至经济的发展。

首先，我国物流业的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将制约物流绩效水平的提高。我国物流业已经具备相当大的规模，仍然处于粗放式扩张阶段。通过对我国物流业的现状分析可知，近年来政府加大了物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力度，物流基础设施不断改善，货运周转量快速增加，物流业增加值成指数形式快速增长，说明我国物流业规模在逐渐扩张。但由于我国物流业中存在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物流业的整体效能不能完全发挥，各种运输资源不能得到合理地整合，各地区之间恶意竞争。因此，我国物流业不应盲目地扩张，更应该注重物流业整体绩效水平的提高。要做到提高绩效水平，首先必须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的僵局。

其次，我国经济增长对物流业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使二者之间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受阻。通过对物流业发展指标和经济增长指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经济增长对物流业的促进作用不显著的结论。究其原因，是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有效物流需求不足造成的。目前我国生产制造型企业物流观念还比较淡薄，很多企业斥巨资自建物流部门，以自营物流为主。这种模式不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我国物流业的发展。对于企业来说，企业分散资金自建物流部门是对资金和资源的浪费，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对于我国物流业来说，这种方式限制了对高效率的专业化物流服务的需求，限制了第三方物流的发展，不利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降低，以及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转变传统生产制造企业的观念，提高物流业的现实需求，同时要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从整体上提高物流业绩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以较低的物流服务价格促使生产制造企业转向第三方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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