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趋势范文
时间：2023-12-27 17:54:28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少子化趋势，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少数民族地区 上市公司 资本结构
西方资本结构是西方当代财务理论的主要研究成果之一。早期资本结构理论主要有:净收入理论(净利理论)；净营运收入理论(经营利润理论)；传统理论。资本结构理论主要有MM理论、权衡理论。
无论是早期资本结构理论还是现代资本结构理论都是建立在认价值最大化为财务管理目标基础上的，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优化应围绕企业价值的提升而进行。因此，凡是能够提升企业价值的资本结构都被认为是对企业有利的资本结构。基于企业价值最大化与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实质是一致的认识，从理论上讲，股东财富可以通过股票的市场价值来表现，通俗地说，股东财富最大化也就是股票市价最大化。然而，现实中的股票市场并不完善，股票市价并不能真实反映股票价值，在我国更是如此。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优化虽然会带来股票价值的提升，但不一定会导致股票市价的提升。
笔者曾以广西地区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资本结构的现状：资产负债率逐年提高；负债结构不合理，流动负债过高；长期负债与所有者权益的比重过低；流通股比例不高，少数公司国有股比例偏高。本文将探讨少数民族地区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优化问题。
1 少数民族地区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突出问题
1.1 人力资本没有得到承认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相对富余并廉价，虽然近年来受国际上人力资本浪潮的也逐步引起重视并开始研究和讨论，但人力资本在少数民族地区上市公司中未受到重视。即使在我国也有部分企业实行了职工持股，但这种持股较多地出现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初期的定向募集公司改制中，当时大量发行内部职工股的主要原因是受限于股权多元化的途径较少和求得职工对企业股份制改制的支持，其主要为了有利于明晰企业产权，调整国有企业单一的股权结构和对国有企业过去长期中截留职工应得利益而形成的欠账的部分偿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职工人力资本的承认。而作为对企业家才能(即企业家的人力资本)认可的“股票期权”基本上还处于酝酿探索阶段尚未全面推行。
1.2 少数民族地区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并不能同时使股东、债权人和经营者三方利益达到帕累托最优
从委托——的角度来看，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少数民族地区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并不能同时使股东、债权人和经营者三方达到最大效用。那么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是如何确定的呢？这取决于三者之间的利益制衡关系，利益影响权数大的一方就能获得比较满意的结果；相反，利益影响权数小的一方所付出的就要大一些；上市公司最后的资本结构是三方利益均衡的结果。那么如何向外部投资人传递上市公司高赢利信息呢?在这方面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具有晴雨表的作用。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不仅是上市公司股东和债权人关心的重要信息，同时也可向外部投资人传达其所关心的上市公司内部信息。众所周知，如果上市公司的投资项目具有高赢利性，那么上市公司内部投资人(原有股东、尤其董事)也会进行追加投资，增加其所持股份，从而引起上市公司的负债率降低。也就是说，负债率和上市公司的赢利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因此，理性的外部投资者通过观察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事前判断上市公司的赢利前景，把资金投向负债率较低的上市公司。但负债率也是一把双刃剑，对于上市公司的外部投资者来说，也不是上市公司的负债率越低越好。因为，虽然较低负债率向外部投资人传递了高赢利的信号，但同时也预示着上市公司内部投资人所占股份比例较高。这种内部人股份比例越高，内部人在投资决策时往往有道德风险趋向，也就越有可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置外部投资人的利益于不顾;而外部投资人由于所持股份比例较低，不能影响上市公司的决策，因而只能承担这种内部投资人道德风险引起的损失。上市公司的负债率越低，内部投资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能力就越强，对外部投资人利益损害的可能性就越大，外部投资人承担的风险就越大。因此，上市公司的经营者、决策者在制定融资策略时必须正确认识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信号传递作用，选择适当的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对上市公司的外部投资人来说，最优的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是其负债率水平传达赢利和风险信号的均衡点。
2 少数民族地区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优化的标准
2.1 资本结构的实践检验标准
评定合理的资本结构标准：有助于实现上市公司的生存、发展战略；能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能取得资本的最大增值和最佳收益，实现企业价值和股东财富的最大化。
2.2 综合资本成本和边际资本成本标准
资本成本是在资本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而形成的一种财务概念，在不考虑筹资费用的情况下，它既是筹资者为获得成本所必须支付的最低价格，又是投资者提供资本所要求的最低收益。资本成本有多种计量形式，在比较各筹资方式时，使用个别资本成本，包括借款成本、债券成本、普通股成本、优先股成本、留存收益成本；进行资本结构决策时，使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进行追加筹资决策时，使用边际资本成本。
由于上市公司筹资渠道和筹资方式较多，因此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通常是综合资本成本和边际资本成本。综合资本成本即以个别资本成本为基数，以资本结构为权数的加权平均成本。在上市公司追加筹资时，需要知道筹资额在什么数额上会引起资本成本变化，这就要用到边际资本成本的概念。边际资金成本是指资金每增加一个单位而增加的成本。它也是按加权平均法的，是追加筹资时所使用的加权平均成本。
运用资本成本标准判断资本结构合理性，就是要看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及其变动是否有利于资本成本的降低。优化的资本结构就是能使上市公司资本成本最低或是通过资本结构调整使整个上市公司资本成本有所降低的资本结构。
2.3 资本收益率标准
运用资本收益率标准进行资本结构合理性判断，就是研究在上市公司存在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的情况下，上市公司的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之比为多大时，即资本结构多大时能使上市公司资本收益率最高。因此，在运用资本收益率标准时，一定要权衡资本与风险。
2.4 优化资本结构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1）资本的产业结构。上市公司要通过调整投资方向、投资比例，促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和升级，通过多个产业的投资，避免经营的风险，实现资本的优化组合。
（2）资本的空间结构。上市公司应考虑不同地域的资源条件、条件、经济实力、投资环境、市场需求，制定上市公司的理财战略，考虑上市公司本身的实力。
（3）资本的时间结构。上市公司需要投资的项目很多，必须进行合理地筹划，抓住主要和矛盾，首先解决上市公司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再衔接好各个项目的投资时间，避免资本的闲置或短缺。
（4）资本的风险结构。一般来说，收益是和风险正相关的。因此，要注意通过投资多元化化解和分散投资风险，既要保证资本的安全性，又要保证资本的增值性。
3 少数民族地区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优化措施
3.1 加快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满足当地上市公司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促进上市公司人力资本结构优化
我国幅员辽阔，东西差距明显。这种差距也体现在教育投入上的差距。教育投入的地区差异导致了地区劳动力资源素质状况的差异。提高中西部相对落后地区的劳动力资源素质是改善该地区上市公司人力资本状况的现实选择。
引进人才是一项投入少、见效快的人力资本积累举措，这对人才紧缺的少数民族地区上市公司来说尤其重要。引进人才要做好这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制定切实可行的人才引进计划，包括人才的回流计划，外地人才引进计划等，在制定计划过程中要搞好调查，弄清引进人才的轻重缓急；二是制定引进人才的优惠政策。据统计，内地人才外流的60%～70%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因此，优惠政策主要应有优惠的生活待遇政策，以免引进的人才有经济之忧，其潜能的发挥；三是搞好人才引进的宣传工作。利用各种新闻媒介，在适当的时机和地区，展开宣传攻势，让外界能及时了解当地的经济建设情况和人才需求信息，建立规范的人才市场，促进人才合理流动。四是建立合理的用人机制，对引进的人才要用当其才，用当其愿，用当其时，优材优用，给引进的人才提供一个宽松的施展才华的空间。
3.2 改革与完善经营者的报酬激励制度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上市公司经营者的报酬不仅较低，与西方国家相比，结构也比较单一。其结构基本上由基本工资加年终奖金构成。显然，这样的报酬激励制度是难以激发经营者的积极性和承担风险的动机，这是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效应较差的原因之一。在盈利水平较高的情况下，保持较低的负债水平，丧失了财务杠杆利益，这可能与经营者不愿意承担债务风险有关。股权结构的治理效应较差，这可能与股权结构和利润分配中没有考虑经营者这一重要人力资本有关。我们完善经营者报酬激励制度的初步设想是，将经营者的报酬结构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基本年薪，即经营者从公司获得一笔相对稳定的年收入，这主要根据经营者在过去几年的经营业绩来加以确定；二是风险收入，即与上市公司经营目标完成情况相关的收入，包括年度奖金和远期收入两部分。其中，年度奖金主要根据上市公司当年经营状况确定，而远期收入则主要根据上市公司未来经营状况确定。可采取股票、认股权等形式，使经营者这一重要人力资本在公司的股权结构和收益分配中加以体现。
3.3 建立资本结构动态优化的机制
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决策从属于上市公司的战略决策。因此，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应与上市公司战略相协调，不断适应发展战略对资本结构的要求。对于任何一个上市公司来说，由于市场的供求关系处于经常性的变化之中，资本的构成情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资本结构总是处于动态的状况。对于资本结构的管理，应建立财务预警体系，时时适应环境的变化，采取相应的策略。同时，公司在选择融资工具时，应注意利用可转换优先股、可赎回优先股、可转换债券及可赎回债券等有较好弹性的融资工具，保持弹性的资本结构。
资料
1 王晓武.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优化分析[J].商业研究，2005（19）
2 张凤.我国资本结构优化研究综述[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5）
3 卢国维.资本结构优化问题研究[J].中国西部，2004（6）
4 胡树红.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结构与人力资本结构优化[J]. 暨南大学学报()，2001（2）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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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 少子化 高龄化 终身教育
近来，韩国成了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人口的高龄化速度急速上升。据预测到2050年时的韩国人口总数与现在相比要减少8%，到4，400万人左右。在韩国，面对这样急速发展的人口高龄化发展趋向，及时地采取相关措施是当前国家和社会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因此，在以知识和资讯为中心发展的21世纪，建设终身学习社会成了时代的必然需求，也成了解决少子高龄化问题的唯一途径。当前，在终身学习社会中，重视高龄者教育和学习，不仅是为了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而且对国家确保劳动人口，以及维护社会的发展与安定显得更加重要。
1.韩国少子高龄化的进展与对策状况
（1）少子高龄化进展状况
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出版发行的《世界人口白皮书2010》显示，2010年韩国的合计特殊出生率为1.24人。在对186个国家和地区展开的调查中，比韩国这一数字更低的国家和地区仅仅只有香港（1.01人）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1.22人）。今后，在东亚地区中，随着地区经济统合的紧密化，笔者认为将加速高龄少子化的进展；不过，正如同经济已超越国界加强其紧密化程度一样，已经不能视其为单一国家的问题而置之不理。（牧野，2007）根据去年韩国统计厅的统计调查，2009年的合计特殊出生率为1.15人。如〈图1〉所示，当前韩国的少子化问题已成为影响今后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
图1 合计特殊出生率的推移
（资料：统计厅、《2009年韩国社会指标》）
在少子化迅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生活条件的改善人口的平均寿命在不断地延长，因而人口的高龄化也出现了急速发展的趋势。据统计2008年韩国的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81.1岁（男性76.5岁，女性83.3岁）。其实，根据联合国的定义，从2000年开始韩国已经步入了高龄化社会。人口高龄化现象之所以发展迅速，人均寿命的延长仅仅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由于严重的少子化的出现所产生的。据预测，韩国从高龄化社会（2000年）过渡到高龄社会大约需要18年时间，而由高龄社会再过渡到超高龄社会仅仅需要8年的时间[1]。另外，韩国统计厅发行的《2009年韩国社会指标》中显示，65岁以上的人口在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达到了10.7%，这一比例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人口老龄化指数达到了63.5，比前年增加了4.2%。如果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据预测到2020年韩国人口老龄化的指数就会上升到125.3。（参照〈图2〉）
图2 人口构造及高齢化指数的推移
（资料：统计厅、《2009年韩国社会指标》）
伴随高龄化旋风式的发展速度，国民年金，医疗保险，基础高龄年金，高龄长期医疗保险制度，医疗设施等等用于高龄者的公共费用支出已呈现出直线上升的趋势。据统计预测，在国家整体公共费用支出中，老年人的支出比重在2004年时已经达到12.8%，等到2020年时这一数字将上升到32%，到2050年时将上升到55%。实际上，现阶段由于韩国政府财政收支的不断恶化，国家的经济成长率已经逐渐开始出现衰退的迹象。今后，伴随劳动人口的减少和劳动人口平均年龄的增长，储蓄、消费和投资的萎缩，国家的整体经济活力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衰退。另据预测，韩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发展到2020年时会由2000年代的5%下降到3%，到2040年时下降到1.5%。（参照〈图3〉）经济的衰退与被扶养人群（高龄者）的增加将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阻力。
图3 潜在经济发展的展望
（2）高龄化对策的现状
韩国的人口抑制政策的实施，从196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了1990年代中期。进入2000年代以后随着鼓励生育政策的出台，先前的人口抑制政策方向出现了重要的改变。在中央，于2003年12月成立了总统咨询智囊机构（“高龄化及未来社会委员会”，之后改设为“少子高龄社会委员会”）。在2005年5月“少子高龄社会基本法”建立后，又先后制定和出台了2006年到2020年间的3次5年发展基本规划。
其中，第1次基本计划，即从2006年到2010年，标题为“创建美好社会计划2010”）以扭转出生率低下的趋势和适应高龄社会为目标，围绕创造有利于生育和养育子女的环境，建设在高龄社会提高生活质量的基础，提高和发挥少子高龄化社会的成长动力，营造适应少子高龄化社会的氛围，增强政府政策效果的四点原则展开了有计划的实施。
但是，这样的政府政策实施由于2008年政权的交替而出现了停滞的迹象。前政权（卢武铉总统）所设立的直属总统管理的“少子高龄社会委员会”，不但制定少子高龄化社会基本计划，而且面对少子高龄化问题积极地采取相应的措施。可是，自李明博总统就任以后，“少子高龄社会委员会”被降格至由保健福祉部门管理。政府面对严峻的人口问题采取这样消极的态度，很多学界人士和市民团体都对此表示了强烈的不满。2009年11月27日，由非执政党提议“少子高龄社会基本法修改案”，该修改案旨在恢复“少子高龄社会委员会”的先前地位和重要作用。
2.大学及大学附设平生教育院，开展高龄者教育支援事业
根据平生教育法第30条规定，大学附设的平生教育院，是在大学校长的管理责任下，并且根据各大学的条件及特点为举办平生教育而设立的教育机构。到2009年，大学附设的平生教育院中，4年制大学有242所，专科大学有127所，加之另外11所共计有380所大学设立了平生教育院[2]。这个数字占到了全国高等教育机关总数的72.5%。
从2002年开始，政府教育人力资源部通过开展“高龄者教育课程试点运行支援事业”，鼓励在大学附设的平生教育院开设高龄者教育课程，对其中优秀的高龄者大学和高龄者教育项目课程提供援助。在2003年仅有3所大学接受了这项援助，到2004年时已经增加到了10所大学，目前这一数目还在不断地增加。
结语
以上我们概括了面对少子高龄化的不断发展，韩国政府和社会所采取的相应措施。伴随高龄人群的不断增加，社会的负担已经越来越重。如何将高龄人群的社会负面形象转变为为社会发展作贡献的积极形象，是建设终身学习社会或者说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环节。借鉴国外的先进模式，积极地推行高龄者教育，是未来中国社会应对少子高龄化问题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需要。
参考文献：
篇4
【关键词】日本；少子化；育儿支援政策；启示
【中图分类号】G6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07）01-0048-04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为适应现代社会的急剧变化，努力营造一种较为宽松的社会育儿环境，日本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育儿支援政策、法规，其中主要有《育儿休假法》（1991年）、《关于今后育儿支援的基本方向》（1994年）、《天使计划》（1994年）、《紧急保育对策5年计划》（1995年）、《儿童福利法》（1997年）、《关于应重点推进的少子化对策的具体实施计划》（1999年）、《少子化对策+1》（2002年）、《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2003年）、《下一代培育支援对策推进法》（2003年）、《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2004年）等。除了从国家角度制定统一的育儿支援政策法规外，近年来日本各地政府也纷纷出台了一系列与育儿支援有关的地方性措施，如2004年静冈县湖西市通过了《特别育儿补贴制度条例》，太田市实施了强制男性带薪休产假的措施等。
一、多种因素造成的少子化现状
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开始进入平稳发展时期。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日本这时期的人口出生率出现了大幅度下降。
1989年，日本的出生率统计结果是1.57‰，为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最低的出生率记录，少子化问题开始引起日本国民的普遍关注。此后，尽管日本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出生率仍然持续降低，2003年以1.29‰的出生率突破了原定2007年才会降至的生育率谷底。〔1〕与此同时，社会老龄化人口的比率却在不断提高。日本进入了少子、老龄化社会，引发了社会生产力下降、消费市场萎缩、国家经济衰退等一系列问题，少子化问题已成为日本的严重社会问题之一。〔2〕
日本出现少子化现象，表面上看是因为现代日本青年的晚婚、不婚倾向和日本夫妇生育率的下降，实际上则是复杂的社会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
1．婚姻、生育观呈现多元化发展
由于女性就业率增加带来经济能力提高、家务服务商品化发展，以及社会施加的结婚压力减弱等因素的影响，人们的婚姻、生育观出现了一系列变化。
从是否结婚方面看，认为“达到一定年龄就得结婚”的人减少了，而认为“没有找到理想的伴侣前不结婚也没关系”的人有增加的倾向，社会上已经不存在“适婚年龄”这一说法。在肯定结婚对个人有利的人中，大多数人认为结婚的理由在于“可以获得精神的满足”或者“建立自己的家族”，从“实现亲人及周围人的期望”或“获得生活上的便利”角度选择结婚的人逐渐减少。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即使不结婚，也能够充实、满足地生活”。婚姻已不再是人生的必然选择，而只是人生的选择之一。
从生育方面看，重视构建家庭、延续生命的个人意识正在逐渐淡化。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认为“要孩子不是必然的事”。调查显示，与10年前相比，赞成“结了婚就应该有孩子”的人减少了约14%，对此持否定意见的人却与日俱增。〔3〕
2．育儿与工作的双重压力难以平衡
现代日本社会中，由于家庭规模缩小、邻里关系疏远等因素的影响，家庭和地域原有的育儿支援能力下降。在无法从周围获得足够支援的情况下，育有年幼孩子的家长，尤其是孩子的母亲，容易产生育儿孤立感和疲劳感，甚至导致神经衰弱、虐待儿童等情况的发生。
在社会育儿支援体系尚不完备、育儿的机会费用上升（随着女性学历水平的不断提高，其自身因结婚、育儿等因素的影响而可能错过更多的机会，失去更多的利益）等情况下，很多日本女性不得不选择晚婚甚至独身，少生或者不生孩子，以此换取自身社会价值的实现。来自日本的调查结果显示，生育第一个子女的日本职业女性中，有67%的人在生产半年后放弃工作；原本有固定工作岗位的女性在因生产而离职1年半以后，只有60%的人在育儿的同时兼做临时工。这些充分反映出日本女性难以兼顾工作与育儿的现状。〔4〕生产、育儿与工作的双重压力不仅成为阻碍女性自立、影响其个人发展的重要因素，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育儿家庭的经济收入，导致人们对结婚、生育采取消极态度，出现了女性就业率增加而少子化程度加剧的恶性循环。
3．与育儿有关的家庭经济负担沉重
有关调查显示，在日本28～56岁家长的家庭经济支出中，约有32%的花费用于育儿，而其中教育费用又占了38%。假如不考虑物价变化的影响，如果从幼儿园到大学一直就读于公立机构，孩子读书所需的费用约为1147万日元；假如只有小学就读于公立学校，其他均就读于私立机构，那孩子读书所需的费用则为1817万日元左右。〔5〕沉重的经济负担使得日本大多数育儿父母感到生活艰难，影响了继续生育的积极性。
4．男性分担育儿工作较少
不仅“男工作、女守家”的固有观念和传统性别角色分工依然存在，而且长期以来整个日本都有一种“职场比家庭优先”的社会氛围。从25～49岁家长的工作时间看，除了近50%的女性每周工作40小时以上，做家务的时间远远多于男性外，超过40%的男性每周工作49小时以上，20%的男性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6〕过长的劳动时间阻碍了男性在育儿上的时间分配。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育儿父亲的育儿时间明显不足。如果男性无法很好地担负起身为父亲的育儿职责，不仅会影响家庭育儿快乐体验的获得，而且也因无法将育儿的喜悦传递给子女，可能会对子女的生育态度产生影响。
二、育儿支援政策的推进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以少子化问题为契机，对育儿和保育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加大了育儿的社会支援力度，并根据有关政策的具体实施情况不断加以完善。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天使计划》系列政策可以较好地呈现日本育儿支援政策的层层推进。
（一）天使计划
《天使计划》于1994年12月颁布，该计划是贯彻实施《关于今后育儿支援的基本方向》的综合性国家育儿支援政策。《天使计划》与日本90年代推行的高龄者福利政策和残障者政策一起，被称作三项重要的国家福利政策。
虽然制定《天使计划》的目的是为了“构筑能够感受到育儿快乐的社会”，但其保障儿童权利的意识比较淡薄，而作为“生育奖励对策”的特征却很鲜明。〔7〕 《天使计划》包括7个项目：（1）改善雇佣环境以使工作与育儿并存；（2）提供多样化的保育服务；（3）稳定母子保健医疗体制，使女性能够安心生育子女；（4）改善住宅和生活环境；（5）改善学校教育环境，充实校外活动与家庭教育；（6）减轻育儿经济负担；（7）改善育儿支援基础。
以《天使计划》为依据，1995年日本政府还制定了《紧急保育对策5年计划》，要求在该计划实施的5年时间里增加保育所接收低龄幼儿的人数，从45万人增至60万人；增加多功能保育所，从零起步，增至1500所；增加全日制保育服务机构，从2230所增至7000所；增加临时性保育服务机构，从450所增至3000所；增加地域性育儿支援中心，从236所增至3000所；增加放学后儿童俱乐部，从4529所增至9000所，为放学后儿童提供保教服务；增加婴幼儿健康支援日间服务福利机构，从30所增至500所。然而，由于《天使计划》中由国库拨给地方辅助资金的政策缺乏法律依据，而且没有硬性规定地方政府有完成《紧急保育对策5年计划》的义务，因此，该计划的目标完成率较低。到1999年止，日本政府实际只完成了“多功能保育所”、“全日制保育服务机构”和“放学后儿童俱乐部”几项目标。
（二）新天使计划
在《紧急保育对策5年计划》结束后，日本政府根据少子化社会现状继续制定新的国家政策，这就是所谓的《新天使计划》，即于1999年12月拟订的《关于应重点推进的少子化对策的具体实施计划》。该政策仍未对辅助资金事宜作出根本性的法律修正，只是在《天使计划》的基础上新增了21项工作项目。《新天使计划》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日本政府提出要转变固有的性别角色分工以及工作优先的企业风气等。该计划以扩充保育所功能的有关政策为核心，在改善社会育儿支援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实质性进展。〔8〕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天使计划》和《新天使计划》中关于改善住宅环境、缩短劳动时间、消除性别角色的实质性分工等方面的内容还没有取得实效，这主要是由于政府财政预算少、地方政府的行动计划不充分等原因造成的。
（三）新新天使计划
1．少子化对策+1
《新天使计划》实施两年后，根据日本有关部门对未来人口的预测，日本政府于2002年9月发表了《少子化对策+1――关于进一步充实少子化对策的提案》。该提案对迄今为止少子化对策的不足之处作了反省，首次从政府角度寻找实质性的问题解决框架，并以此作为今后政策制定的重要出发点。与以往不同的是，该文件强调少子化对策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仅靠“少子化支援政策”就能实现的，而是与包括劳动政策、家族政策在内的整个社会经济体制有关，与下一代的发展紧密相关。该提案首次在行政用语上使用了“下一代培育支援”这一新的提法。〔9〕《少子化对策+1》强调要“重新评价包括男性在内的工作方式”。作为推行“工作与育儿并存”的一个具体目标，为了改善2002年仅有0.33%的男性和64%的女性享有育儿休业权利的现状，该政策提出要保证10%的男性和80%的女性享有育儿休业权利。
2．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
出于对未来的忧虑，日本政府开始以法律为依据大力推进育儿支援政策。2003年7月确立的《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以及《下一代培育支援对策推进法》促使《少子化对策+1》的内容得以法制化。
《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明确提出提高“国民生育率”的基本理念和国家战略。该基本法指出，日本目前的少子化现状处于“前所未有的形势”，“固然结婚、生育取决于个人” ，但是实现“生养孩子的人能够切实感到骄傲和快乐的社会”也应该成为日本政府的努力目标。《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确定了国家和自治体有制定并实施少子化对策的义务，企业有协助实施的义务；规定了国民的义务；增加了支援不孕治疗等个人辅助支援领域的内容；大力推行“改善雇佣环境”、“充实保育服务”等育儿支援基本政策。
3．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
2004年6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该大纲提出了改变少子化进程的三个视点，即改变年轻人难以自立的状况；减轻育儿的不安与负担，改变工作优先的社会风气；转变思想，着重强调传承生命与构建家庭的重要性，建设育儿支援与赡养老人兼顾的社会。自此，日本的社会育儿支援政策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其成效如何，人们正拭目以待。
三、相似家庭育儿状况下的思考
我国的家庭育儿状况与日本有不少相似之处，如随着家庭结构的缩小，育儿父母可从家庭内部其他成员处获得的育儿支持相应减少；现代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对个人价值的注重，以及婚姻家庭观的变化等，使传统的婚姻制度受到挑战，导致家庭抚育子女的功能日益淡化、削弱；很多职业女性承受着来自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和家庭育儿的繁重负担，而现有的社会支援体系尚不能满足家长多样化的育儿需求等。因此，尽管日本育儿支援政策的一大出发点是遏制少子化现状的加剧，消除少子化问题对国民经济等带来的一系列不利影响，但仅从勾画男女平等的社会蓝图、平衡父母工作与育儿的压力以及为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更有利的环境角度看，日本育儿支援政策的制定、实施与推进会给我国带来一定的启示。
首先，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政府在儿童养育方面承担的责任。随着现代家庭的小型化、多元化发展以及女性就业率的提高，过去主要由家庭承担的育儿责任开始受到挑战，从国家角度制定全面、有效的育儿支援政策已成为社会福利和国家发达程度的重要体现。
其次，应从“关爱女性、关爱家庭、关爱儿童”的角度出发，创设积极支持育儿的社会环境。妇女问题不仅涉及妇女自身，还与经济全球化、企业国际化、现代子女教育、社会性别教育等有相当紧密的关系。〔10〕育儿的社会价值应得到全社会的承认与尊重，社会成员应该共同采取措施，帮助家长更好地担负起为人父母的育儿职责，为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第三，应重视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调整和完善。只有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才能使育儿支援政策的目标落到实处。
第四，应加强各方面力量的协调配合，满足多样化的育儿支援需要。只有联合并协调各方面力量，形成全社会育儿支援的合力，多层次、多角度地构建育儿支援网络体系，才能更好地适应并满足多样化的社会育儿需要。
与日本相比，目前我国的家庭育儿社会支援问题尚未受到足够重视，但我们相信，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和国际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它必将越来越为人关注，成为时展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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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upportive Policy of Bringing Up Children in Japan and the Inspirations
Wang Xin
(Preschool Education Branch of Jiangsu Educational College, Nanjing, 210004)
篇5
关键词：少子化；高等教育；升学率；招生；办学质量
日本人口出生人数自1970年代初期经济完成起飞之后开始持续减少，当初每年高达200万余的出生人口数经过30多年的变化，变成了目前每年的110万人左右规模，降辐达到54％*1。同期特殊出生率也从1971年的2.16降低到1.29，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准的2.07*2，日本人口呈现高度负增长，成为世界上最典型的少子化国家。
众所周知，日本作为一个自然资源短缺和不足的国家，之所以能成为当今为数有限的发达富裕国家之一，拥有数量众多的高素质人力资源是关键和要诀。然而，少子化现象所造成的总体人口规模萎缩以及对家庭结构和地域的年龄构成的负面影响，正在对日本赖以发展的根本形成直接的冲击。本文拟就日本少子化现象对担负人力资源养成的高等教育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希望能从日本教育与人口发展的轨迹变化中，为当前正处于高速全面发展阶段同时面临人口转型的我国高等教育提供一个参考、一面镜子。
一、就学人口持续减少的后果：升学率提高
根据日本文部省学校基本调查统计，在经济复苏到起飞的1950、1960年代，日本高等教育升学率基本一直徘徊在10%*3左右。但随着进入70年代经济全面发展时期，教育设施的逐步充实和完善，升学率逐年上升，于1990年代初达到36.8%*4。
但随着出生率长时期持续降低诱发的18岁人口急剧减少的情况日益严重，日本高等教育升学率在1995年一跃升高至45.8%*5，短短4、5年时间同一指标骤然上升9个百分点，升幅之大令人瞠目。但这一高水平的升学率并未就此打住，之后进一步持续增高，到2004年上升至49.8%，日本成为全球仅次于英国的高升学率国家*6。
东京大学教育系天野郁夫教授早在1990年代末期便分析指出*7，1991年日本18岁人口有204万人，大学升学率36.8％，全国高等院校共招收新生73万余人。而到10年后的2000年，18岁人口减少至151万人，如依然维持36.8％的升学率，新生人数则仅有55万人左右，比1991年减少了18万人。而日本现在一所中等规模的高校每年新生人数一般也就是2，000人左右，不考虑其他因素，18万人基本等于90所大学的年度招生人数，换句话说也就是如果不调整提高升学率，2000年将有90所大学不能招收到应有的新生。相反，若要保证73万的入学人数，则升学率必须提高到48％以上，以满足现存高校对基本生员的人数要求。
现实的发展完全印证了天野郁夫教授的分析。并且，如果用升学率同样超过45%而教育体制又较接近的美国做参照，可以发现日本升学率急剧升高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动力在于各高校对于生源的需求。美国之所以能维持高水准的升学率主要依赖于两个因素：一是美国大学80％都属于国立或公立，私立大学仅占20％，从学生处征收的学费对学校运营压力不明显；二是美国高等院校退学率极高，通常只有20％左右的学生毕业*7。相形之下，日本的高等院校不仅退学率基本等于零，而且主要靠征收学费维持日常运营的私立院校在高校总数中所占比例竟高达80％，可以说有没有学生就读直接关系着这些院校的生存与否。
二、“粥多僧少” 的选择：数量重于质量
截止2003年的统计，日本共有普通高等院校1，227所，其中四年制大学702所，二年制短期大学（相当于我国的专科院校）525所。而同期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数为1，396所，其中本科院校629所，高职高专院校767所*8。日本人口不过1.2亿左右，其教育资源之丰富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日本普通高等院校从1950年350所发展到2003年的1，227所，其中四年制大学部分私立院校从105所增加到了526所，比例从52%上升到了75%；而国立院校则在当初70所基础上仅仅增加了30所，其所占比例不升反降从35%下滑变成了14%；公立院校也只从原有的26所增加了50所，可以说基本上变化不大。而二年制短期大学部分至始至终私立院校占有的比例达到了88%以上。对比上述两组反映日本近半个世纪教育发展的基本数据，不难看出所谓高等院校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实就是私立院校突飞猛进地在发展、在扩张。
国立公立院校和私立院校在办学教学体制上客观地讲各有千秋，但私立学院主要以学费进行运营的特性注定了它对生员有着天生的依赖性。
二战后持续的“婴儿热”为学校提供了空前巨大的潜在生源市场，相对紧缺的教育资源以及经济高速发展又为学校发展时代提供了需求和保障，在这一特殊背景的作用和催化下，办学灵活的私立学校如鱼得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但是，1970年代开始的家庭生育计划迅速改变了日本的生育模式，蔓延并持续的少子化趋势让总人口中少年儿童人口比例不断下降，其规模也日渐减少，生源市场供给逐步变得短缺不足。另一方面，已经发展壮大的教育市场对生源的需求却是有增无减，它需要越来越多的生源填充己被撑大的“胃口”，而日趋加剧的少子化现象无疑象一盏不熄灭的红灯让一路畅通的教育“飙车”停在了人口的十字路口。
日本短期大学中的私立院校是对生源最敏感的部分。1950年到1970年，它从132所增加到了414所，发展十分顺畅良好，但之后二十年中它却再也没有能够跨越出四百的台阶。在1999年蹒跚登上503所的顶峰之后，便开始逐年下跌倒退，2003年它减少至463所，退回到1980年代中期水平。
其他类型院校尽管不如私立短大严重和明显，但基本的情形也不外是五十步和一百步。在少子化造成的生源压力冲击下，为了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营、避免关门打烊的寂寞结局，除极少数顶尖一流学校尚可以侈谈新生质量外，绝大多数学校或多或少选择“舍质取量”的招生方针，以拓展生源范围尽可能多地吸引年轻学子入学。
三、抢救生源的奚径：自由化+国际化
针对日益激化的生源紧缺局面，日本不少的院校为了方便招揽学生，都在变通招生入学程序，在传统的考试招生制度之外，开辟了由学校自行掌握尺度的“推荐入试”招生制度。在现有的私立大学和短期大学，通过这种自由化随意性较大的推荐审查方式而不是经由统一的升学考试合格入学的学生，分别已经占到了25％和60％，而且只要少子化没有缓解，不容置疑这一比例还将进一步增高。虽然这些以“改革”名义新出现的形式各异的升学方式和途径对于迄今单一的招生渠道和呆板的招生制度有补充完善的作用，但其放宽放低升学尺度和门槛对于吸引考生保证生源的明显功利性效用，难免让人质疑其真正动机和目的何在，即便在高等教育接近普及的今天，“花钱买学位”、“通关系进大学”对于任何一所院校而言，依然是无法承受的硬伤。
同时，鉴于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发展对劳动力的影响以及国际化趋势的作用，日本政府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积极推行教育国际化开放政策，公布了2000年前吸收10万留学生的计划。但由于日国固有的封闭性因素，直到2003年，留学生总人数才从1985年的15，009人上升到109，508人。而其中公费留学生部分仅从2，502人上升到9，746人，净增不过7千余人，超过90%的增加全部来自私费留学生*9。
在日本国内不具备充分竞争力的相当数量的地方大学、特别是短大将着力点由国内学生转移到富有潜力的留学生身上，纷纷出台诸如减免学杂费等等手段拉丁般地招揽留学生来填缺补空。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地处北海道苫小牧的驹泽大学。该校目前近1千人的在校学生中留学生约有200人，为了吸引亚洲留学生来校就学，驹泽大学不仅宣布对留学生将68万日元的年学费减免一半，还向其提供房费补贴。而且为了方便留学生入学，该校2001年5月下旬又专门制定新的入学日程，规定除4月春季入学外，同时实行9月秋季入学，以协调留学生因学制不同造成的时间上的困难*10。
日本少子化现象不仅极大地改变着学校的经营，并且更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身在其中的学习者。日本总务厅统计局*11近年来对人口死因的调查显示，25～34岁人口的死因自杀高居第一，在15～24岁人口的死因中自杀也排上了第二位。自杀的原因十分复杂，难以一概而论，但它在大学适龄人口这一年龄段前后集中攀上高位，似乎又在暗示着某种无形的因果联系，在发出无声的强烈警示。
今天教育普及和大众化趋势导致高等教育已经不再是往昔的精英教育模式。但无论什么时代，教育所承担的“释道解惑”的责任却应该没有多少变化。为了吸收保证生源以维持学校经营发展，学校对学生像上帝、主顾一样的迁就娇宠、百般呵护，但却可能因此助长不学之风，销蚀大学生们本已脆弱的学习意欲，最终从根本上危及学校的生命力，让学校变成不学之校。
勿需赘言，中国的人口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正在重复日本人口和教育发展的轨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石，我们有必要借鉴日本高等教育发展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合理调整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关系，保证我国高等教育持续稳步发展，为社会经济文化建设铺垫坚实的基础、提供充足的动力
参考资料：
注解：
1~2：日本统计局《平成12年国势调查》
3~4~5：日本文部省《学校基本调查》
6：日本《教育指標の国際比較》（2004年版）
7：天野郁夫：《教育改革のゆくえ―自由化と個性化を求めて 》（东京大学出版会）
8：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简况》（2003年）
9：刘晓峰等主编《日本的危机》（人民出版社）
10：日本《中文导报》，2001年3月
11：日本总务省2003年《自治白书》
参考论文：
[1]周满生.日本、韩国、台湾私立教育发展比较及其启[J].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2]陈铭.中国与西方国家家庭教育的若干比较[J].东北师大教育科学学院.
篇6
中国生育问题已很严重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实施30多年。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我国的生育水平迅速下降，2010年根据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已下降到1.18，仅比生育更替水平的一半多一点。所谓生育更替水平，简单说就是一对夫妻生育2个孩子、出生和死亡平衡、在没有迁移情况下人口保持不增不减稳定状态时的生育水平，在我国目前死亡率水平条件下，生育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大致为2.1左右（理论值是2，加上0.1是考虑死亡风险）。保持生育更替水平、人口不增不减的总和生育率为2.1，我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生育更替水平的一半左右，说明问题已经很严重而且还将越来越严重。
性别比例失调
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2007年中国男性比女性多3700万，其中15岁以下多出1800万。性别比例严重失衡，未来国人的婚恋将出现问题。农民依赖养儿防老的机制不改变，在生育上重男轻女的观念就难以改变。山西翼城已有试验表明，只要允许生二胎，性别比例就会保持正常。
造成数百万的“计生黑户”
本来，每个公民出生，公安部门都应给予户口登记，但从上世纪末开始，没有“准生证”，交罚款后才能为新生儿报上户口。这使得“黑户”越来越多。还有一些非婚生子女报不上户口。在目前的体制下，没有户口就没有身份证，上不了学，结不了婚，就不了业，享受不到基本的公民权利。这么多没户口的孩子进不了学校，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实际上大打折扣。
“失独”家庭问题日趋突出
然而，目前已经日趋严重的“失独”家庭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了。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估算，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目前独生子女人口已累积2.2亿人，由于独生子女人口每年至少死亡7.6万人，这样就相应形成7.6万个失独家庭和大约15万人的失独父母。据估计，目前我国已有约2000万失独父母，他们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落实“一胎化”生育政策，为国家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做出了贡献。可他们人到中年却不幸遭遇子女夭折之痛。他们已失去再生育能力，甚至在当年就自觉或被强行结扎绝育。家庭残缺，无人养老，无人送终，是这些“失独”群体已经或将要面临的残酷现实。残酷的现实迫使其中不少人不断向政府求助，找政府讨生计，使政府感受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些失独父母面临的残酷现实，政府要推行“服务百姓健康行动”怎么能不考虑呢？
少子老龄化的速度加快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明显加快了我国人口转变进程和少子老龄化速度。主要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使我国仅用30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多数发达国家百年左右时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更加快了少子老龄化的速度，对人口自身的未来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
其一，导致少儿人口迅速减少。生育水平的下降或低生育水平的长期维持，使每年出生人数不断减少。出生人数的迅速减少，又使我国0-14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相应迅速下降，从1964年的40.69%下跌到2010年的16.60%。按现行计划生育政策预测，2050年将可能进一步下降到10%以下。
其二，加速了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的迅速增大趋势。我国大致从200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当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8810万人，到2010年人口普查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增长为11883万人，10年增长了35%；老龄化水平也相应由7%提高到接近9%（8.9%），10年时间提高了1.9个百分点。根据以上同一预测，2050年老龄化水平将可能进一步提高到25%以上。
其三，导致人口快速减少甚至减少到民族溃衰。我国少子化带来出生人数的不断减少，使人口再生产的母体人口越来越少；少子化作为主因促进了老龄化的发展，老龄化使生育年龄人口越来越少、生育年龄人口生育期越来越短，又反过来加快了少子化的发展。少子化与老龄化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就是人口减少甚至减少到民族溃衰。
“第三代”独生子女养12个老人
27岁的尹维4年前一毕业就进入了一家外企，4年来基本月薪从7000元直升到现在的近2万。在本科就读的那所不甚出名的学校，尹维已经成为一个传奇人物，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毕业生去“为金钱而奋斗”。但是尹维自己最近却一脸苦涩：相恋5年的女朋友怀孕了。“从各方面来讲，我都应该和她结婚，把孩子生下来，何况我们俩这么多年感情也很稳定了，结婚只是早晚的事。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很害怕。”
尹维的恐惧来自下面的一笔帐：“我妈已经下岗在家3年了，我爸也是今年退休，按照我们老家的规矩，我要是成了人结了婚就应该把爸妈都接到北京来住，不然我在家乡是要被人骂的，毕竟他们只有我这一个儿子。我女朋友当公务员，收入一般，也就能养活她自己吧。但是她也是独生子女，她爸妈早就表态了，要和我们一起住。我本来是想就买两套房子好了。但是两方家庭收入都一般，主要还是得靠我。我现在有20多万的存款，在北京买房也就能付个首付。以后要养老婆、养房子、养车、养4个老人、还要养个孩子，我就是在公司再升一级也没什么闲钱了。”
据上海社科院青少年所的调查显示，有1/5的独生子女表示在婚后5年内“要事业不要孩子”，其中沉重的家庭负担是一个主要因素。清华大学陈丙珍教授认为，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日趋突出。据预测，2025年到204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将从2.84亿增长到4亿多。到2050年左右，平均一个劳动人口就要赡养一个退休人员。如果从“421”家庭结构来看，算出来的负担更重：如果独生子女夫妇的下一代还是独生子女，那么第三代就可能出现一对年轻人赡养12个老人的局面。就算金钱上能应付，独生子女精力上也难以支撑。
大多数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养老保障体系，完善社区养老配套服务等措施解决“独生子女养老难”。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研究员杨远却认为，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实行大规模“社会养老”根本不可行。“美国是个市场化很高的社会，但真正进入机构养老院的只有20%，其余都是家庭养老。老人除了需要物质赡养外，也在呼唤精神赡养，机构养老不能给老年人亲情。如今，丹麦、瑞典等‘生死全包’的福利国家也在提倡让老年人回归家庭养老。”
杨远说，上个世纪末“90%以上独生子女父母表示老年时会考虑机构养老”的调查数据是“过高估计需求”。“当时调查的准老人们真正年老时都不愿选择机构养老”，这也是造成当前养老院空床率高的原因。
一位独生子女曾经在网上发出这样的呼喊：“我做了一个噩梦：我变成了一只蜗牛，异常艰难地往前爬，我背上沉重的壳，是12个老人。我被压得无法喘息、苦不堪言，我哭喊、我挣扎、我绝望。”
“未富先老”使社保不堪重负
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带来的少子老龄化将深刻影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而生产和消费又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内容，所以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及其所带来的少子老龄化必然将深刻影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其一，导致劳动力规模快速缩减和劳动力的老龄化。必须看到，快速发展的少子老龄化，在不远的将来必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和劳动力规模的快速缩减。劳动力规模的快速缩减将使劳动力供给不足，制约经济增长特别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且人口老龄化势必伴生劳动力的老龄化，劳动力的老龄化不仅将弱化创新能力，制约经济转型；也将影响劳动力的流动性及其优化配置，降低劳动生产效率，不利经济发展。据研究，在未来20年间，人口老龄化将使我国的年经济增长率降低0.5-0.7个百分点。
其二，将导致消费规模萎缩及储蓄率下降。消费规模不仅与人口规模、收入水平密切相关，而且也受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消费能力往往趋向减弱。因此在相同收入水平条件下，消费规模则往往主要受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的影响。受少子老龄化的影响，我国未来人口数量减少、结构老化，将不可避免带来消费规模的大幅度萎缩。我国目前正在艰难地推进以刺激内需为导向的经济转型，而未来伴随少子老龄化快速萎缩的消费规模（或市场规模），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我国的经济转型和发展。
其三，造成“未富先老”使未来社会医疗保障费用不堪负担。少子老龄化的发展，使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社会医疗保障不堪负担。在一些发达国家，沉重的社会保障负担已使这些发达国家深陷债务而难以自拔。发达国家先富后老，尚且如此，我国是未富先老，因此我国未来的社会医疗保障费用将更加不堪负担。如果维持当前低生育率的时间过长，将会使我国在老龄化最严重的时期形成最难以承受的社会医疗保障负担。
脆弱的独生
林莹的观察得到了专家研究的佐证。中国心理学会科普专业委员会的吴世煌教授说，目前在一些城镇地区，独生子女比例占到90%。他们是“心理脆弱的一代”，在成长过程中备受宠爱甚至溺爱。长期以自我为中心，使他们难以客观地认清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与他人的交往关系上，往往表现得过于敏感或处理不当。2003年，中国心理学会对6个省市、3000多名中学生的心理调查显示，人际沟通不良、关系敏感者达31%。
林莹看着自己的学生说：“我真不知道他们这一代人走上社会会怎么样，我的同学里已经有因为心理原因，而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女朋友的了。如果现在大部分孩子都是这样，单个看都很聪明、能力很强，但是就是没法和别人合作，那会成为什么样子呢？”
但是根据目前的一些研究显示，1974年之后出生的中国独生子女已经开始大规模步入社会，目前我国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孩子已经超过1亿。“独生子女就业综合征”已经悄悄露头。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一名教授表示，独生子女走上工作岗位以后，会给管理者带来很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不愿意接受公司纪律和体制的约束、喜欢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工作、没有组织和集体的观念、娇气、不愿意接受批评等。广州应用心理学会会长傅荣教授认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显著差别，主要在个性方面，一是独生子女责任心比较弱，二是独生子女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明显。曾经有专家指出，目前大量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和“独生子女症”导致的眼高手低、不愿吃苦也有很大关系。
对女性健康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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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环境差造成空巢老人
由于改革开放，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物价持续上涨，农村的经济收入已无法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于是产生了农民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得不外出务工来补贴家用，近年农村惠民政策不断出台，政策宽松，农民工地位明显提升，种地与务工收入比对，形成明显差距，加上近年来打工人员中部分人员已成为外地老板留用人才，工薪较高不愿返乡等因素，造成空巢老人。
2、人口的老龄化和少子女化造成空巢老人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农村生育率有了明显的下降趋势,优育观念逐步形成,使农村产生出大批的少子女家庭和独生子女家庭。家庭规模缩小,也使得代际重心发生倾斜,“宠幼厌老”的现象有所抬头。有人预测,到21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城市里的独生子女父母年老后可能有60%—70%与已婚子女不住在一起,而农村中的独生子女父母年老后可能有30%与已婚子女不住在一起。
3、家庭原因造成空巢老人
一是老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差异，为避免与子女生活在一起产生冲突与矛盾，而选择独立生活。二是子女压力大(子女的子女读书等)，无暇照顾老人，老人也不愿加重子女的负担，而选择独立生活。三是受住房紧张等条件制约，无法与子女同住。四是极少数子女具备条件，但赡养老人的观念很淡薄，嫌弃老人，从而使老人不得不独守空巢。
4、老人长期养成的生活观念和习惯难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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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国空巢》中，作者分析了家庭少子化带来的家庭空巢现象可能引发的问题。比如养老，姑且不谈丁克家庭和失独家庭，就是独生子女支撑他们的父母养老都很不易。有人说将来可依赖社会养老，但社会是家庭的放大版。建立在现代金融体系的社会养老只不过把“自己生孩子给自己养老”转换为“大家生孩子给自己养老”。社会养老主要是向老人提供一定的硬件扶持，而细致照顾和精神抚慰是别人的孩子提供不了的。如果社会习俗是不生孩子，这套体系就是空中楼阁。况且，社会是由政府控制的，已经有地方政府提出“养老不能靠政府”了。
从家庭的传承和发展看，无论个人事业还是家庭、家族事业（如家传技艺、家族企业等）的传承和发展，孩子都是最重要的候选载体。社会的兴旺发达正是千千万万个家庭事业成功的集合。家庭空巢导致的家庭事业不可持续，既是家庭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损失。
有些人可能承认人口数量重要，但认为中国现在人口太多了，还不到担心人口数量太少的时候。对这种认识的批评正是《大国空巢》的第二个拨乱反正。看人口数量，不仅要看当前量，更要看其发展趋势，要用动态的眼光；不仅要看人口总量，还应该看人口分布结构。因此，在易富贤看来，在当下中国，我们确实到了关注“人口过少”的时代了。
其实，比起人口总量的减少，更令人担忧的是人口过快减少造成的人口结构的恶化。因此“人口过少”问题的核心是年幼年轻人口、女性年幼年轻人口相对太少了，他们支撑不起中国的老龄化压力，更支撑不了这个泱泱大国的可持续发展。作者通过一组数据证明了这一观点：1998年小学在校人数开始减少，2003年20-3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开始减少，2008年17-20岁男性兵源开始减少，2012年育龄妇女开始减少，2012年总抚养比止跌回升，2014年15-64岁总劳动力开始减少，2015年光棍危机全面爆发，2018年总人口开始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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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养老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必须面对的难题之一。老龄化问题的严峻性，要求我国应从强化政府责任，加大
>> 少子老龄化背景下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完善 老龄化背景下加快完善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议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服务方式分析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贵阳市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研究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内蒙古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以房养老：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方式的创新 建设完善内蒙古养老服务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的河北省养老服务体系构建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模式的思考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研究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选择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金制度改革探析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保险机制的创新研究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风险研究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制度分析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机构养老的现状及对策分析 人口老龄化视域下对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研究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养老保险的影响分析 老龄化背景下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 老龄化背景下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对策与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2011-04-28.
[2] 国务院办公厅.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EB/OL]. 中国政府网：政务，2011-12-16.
[3] 梁燕君，叶惠丽. 加快发展大中城市养老服务业的几点建议[J]. 价格与市场，2009（4）.
[4] 杜小平. 社区养老服务业的发展趋势[J]. 消费导刊，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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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 每年的重阳节前后，老人们都会受到格外关注，关爱老人孝敬老人的呼声此起彼伏，但这并不能化解老人缺养的现实问题，少子化、空巢化、经济压力等给养老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建立健全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真正实现全体人民“老有所养”目标，要走的路还很长，任务还很艰巨。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闫青春：
养老院舍保有量与需求不匹配
现在在家养老有两个难题，一个是少子化，另一个就是空巢化。2007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对22个城乡老年生活状态的调查显示，全国老年人家庭空巢率达到了49.7%，农村达到38.3%，并且还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
现在高龄老人和失能老人的比例都在升高。高龄意味着老人的健康状况低下，心理技能、生理技能下降，非自理比重大幅度上升，高龄养老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失能意味着老年人各种疾病罹患率大幅度上升，意味着生活半自理和完全不能自理的老年人的数量大幅度上升，意味着老年人日常生活离不开人员照顾，也意味着专业化长期照料和护理服务机构建设必须加快。
可从目前来看，长期照料与护理的养老院舍保有量与巨大的需求不相匹配。到2009年底养老服务机构4万家，床位226.2万张，接近老年人总量的1.6%，较之国际社会通行的5%到7%的比例差距还很大。很多人说必须赶紧建养老院，建设到现在，养老院有266万张床位，占到老年人总数的1.6%，即使你住进去也是满满当当的，另外还有98.4%的老人要在家里住，在家里养老。
江苏省民政厅厅长吴洪彪：
“托老所”受欢迎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村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入城镇，“老人村”现象十分突出。老年人已成为农村常驻人群的主体，占农村常住人口的70%以上。看房子看田头、看孙子构成农村老人的主要生活。
经过不断探索实践，我省确定了三种农村老年关爱之家建设形式：一是村建“养老区”。村集体统一建设老年住房，配套各项老年服务设施，让老年人免费或低费入住。二是村办“养老院”。利用农村的闲置公共房产、土地等资源，打造成小型养老院，解决本村高龄、空巢、失能半失能老人和不愿入住乡镇敬老院“五保”老人的就近养老问题。三是家办“托老所”。农民利用自家的房子或租赁当地的空余房产，办起家庭托老所，照顾附近地区的老年人。这类看似简单、简陋的家庭托老所，却备受老人的欢迎。
湖南省桃江县松木塘镇桃锰社区办公室朱金良：
希望尽快完善农村养老体系
我年逾八旬的父母现在就居住在农村老家，均患有不同程度的老年病。想起自己不能在父母身边尽孝，内心隐隐作痛。
养儿防老一直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但由于家庭规模缩小及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人数增多，农村老人家庭养老难度加大，而现阶段乡镇敬老院和老年公寓门槛较高、“一床难求”，真正能够进入的很少。因此，在农村开展居家养老任务十分紧迫。
我期盼政府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和手段，建立和完善以家庭自然养老为主、社区（村庄）居家养老为辅、社会机构养老为补充的新型农村养老体系。只有完善农村养老体系，我们这些远方的子女才能少些担心、少些遗憾。
河南省登封市石道乡党委书记杨飞剑：
鼓励“女儿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