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的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治社会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将上半年我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下半年主要工作报告如下：

一、上半年我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今年以来，全省上下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实施“八八战略”，按照省委省政府干好“一三五”、实现“四翻番”的决策部署，围绕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转中求好，扎实推进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和保障改善民生等各项工作，全省经济运行继续呈现“稳步回升、稳中有进”态势，发展质量逐步提升，结构调整加快推进，民生保障持续加强。

从上半年计划执行情况看，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确定的主要预期目标，地区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外贸出口、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城镇登记失业率、单位生产总值能耗等指标完成情况较好；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乡居民收入等指标，与预期目标尚有一定差距（见表一）

（一）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今年以来，我省经济延续了去年二季度以来的企稳回升态势，主要经济指标稳定增长，上半年全省生产总值增长8.3%，高于去年同期0.9个百分点，也高于全国0.7个百分点。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9%，比一季度回升0.8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2%，比一季度回落0.8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5%，名义和实际增速分别比一季度加快0.8、0.9个百分点；网络消费快速增长，网络零售和居民网购分别增长80.2%、56.1%。出口增长11%，同比加快5.8个百分点，其中对中东、金砖国家、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分别增长33%、17.3%、22.1%；服务贸易出口较快增长，增速达27.1%。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继续改善。从财政收入看，地方财政收入增长11.5%，比一季度提高0.9个百分点；从企业效益看，1-5月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2.7%，比一季度回升3.1个百分点。

（二）产业升级力度加大。在稳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取得新的进展。农业生产稳定增长，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2%，春粮种植面积、亩产、总产实现“三增”，分别增长1.5%、0.9%和2.3%。工业结构趋于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9%、11%和9.2%，均快于规上工业增速。“腾笼换鸟”扎实推进，坚决淘汰了一批高能耗、高排放、低产出的企业，规上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4.4%，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4项指标减排任务进展顺利。“机器换人”成效初显，1-5月规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减少1.4%，劳动生产率提高10.3%。服务业发展总体平稳，限额以上交通、信息、商务、科技等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14.8%，同比提高1.9个百分点；上半年全社会铁路、公路、水路交通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增长3.4%和12.9%，同比分别加快1.2和8个百分点。省级产业集聚区建设取得新进展，14个省级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完成投资471亿元、997亿元，分别增长26%、33%。

（三）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围绕实施“411”有效投资行动计划，坚持不懈抓项目推进，抓要素保障。投资继续保持强劲势头，上半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出全国同期1.9个百分点，也分别高于广东、江苏、山东5、1.9和2个百分点。实体经济投资增势良好，工业投资增长19.7%，同比提高2.3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长35.7%，同比提高18.6个百分点；扣除房地产外的三产投资增长29.5%，比一季度加快1.7个百分点。产业转型升级投资提质增效，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及汽车制造等投资增速均在30%以上，明显高于面上投资增速；生产业投资增长37.1%，占服务业投资比重同比提高1.7个百分点；高耗能行业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同比回落1.7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势头良好，增长19.3%，比“十一五”时期高7.1个百分点；占全省投资比重为62.2%，比去年全年提高0.3个百分点。浙商回归累计到位资金893.6亿元，增长26.1%，完成年度目标的59.6%。引进外资量质并举，全省新批外商投资企业717家，实际外资77亿美元，增长22.3%，完成全年目标的56.8%。重大项目建设加快推进，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1200亿元，完成年度计划50.7%；“411”重大项目完成投资2955亿元，完成年度计划49%，其中127个20亿以上产业项目完成投资292亿元，完成年度计划59.6%，宁波南车超级电容器产业化一期、杭甬客专、宁杭客专、杭州东站枢纽等一批重大项目竣工投用。

（四）创新发展加快推进。坚持把创新驱动发展摆在核心战略位置，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创新投入不断加大，上半年财政对科学技术、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分别增长15.1%、20.2%，均大幅高于面上支出增幅；1-5月全省规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增长20.7%，高出同期主营业务收入增速12.4个百分点。新产品产出持续增长，上半年规上工业新产品总产值增长22.1%，增速快于规上工业总产值13.5个百分点；新产品产值率为24.1%，比一季度提高1.3个百分点。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也较快增长，同比分别增长22.8%和30.2%。创新型企业发展走在前列，我省国家级创新型（试点）企业达44家，居全国第三；新建中控智慧城市大型专用软件研究院等19家省重点企业研究院，总数达74家；新增永康现代农业装备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4家省级高新园区，总数达23家。

（五）区域发展趋于协调。进一步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力度，加快促进山区经济发展政策落实，衢州、丽水等市发展提速，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高于全省平均水平。预计上半年衢州、丽水GDP增速快于全省平均1个百分点以上；规上工业增加值、限上消费品零售额等增速也均明显高于全省平均。区域经济新增长极加快培育，上半年完成海洋经济有效投资1022亿元。舟山群岛新区建设步伐加快，6月底举办的招商推介暨项目签约会签约33个项目，签约额达1670.8亿元；上半年投资增长22.2%，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68.8%，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六）民生保障持续改善。就业和社会保障继续加强，上半年新增城镇就业51.7万人，其中，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22.8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7.8万人，均完成年度目标的70%以上，6月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24%；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参保面进一步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平稳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分别达20461元和10878元，同比分别增长8.8%和9.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分别增长6.7%和8%，均比一季度增速有所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扎实推进，财政对民生支出加快，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支出占总支出比重达72.4%，同比提高1.1个百分点。保障房建设加快推进，新开工城镇保障性住房14.6万套、竣工7.3万套，分别完成年度任务的94.4%和78.5%。“三改一拆”顺利推进，拆除违法建筑5665万平方米，实施“三改”建筑面积4081万平方米，分别完成年度任务的188.8%和81.6%。物价涨幅保持稳定，居民消费价格上涨1.9%，与一季度持平，同比回落1个百分点。

（七）体制改革纵深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省级行政许可和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清理基本完成，政府投资项目省级联合审批制度建立实施，绍兴县企业投资项目高效审批试点、开发区园区化零为整前置审批试点、审批服务中介机构配套改革等扎实推进。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成效继续显现，在创新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检验监管模式、便利化通关机制和企业商事登记改革试点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稳步推进，在做大做强地方金融组织、拓宽民资投资渠道、创新中小企业抵质押贷款方式、促进民间融资规范化阳光化等方面积极先行先试。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绍兴、嘉兴和舟山等市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扎实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建设加快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不断深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嘉善县域科学发展改革示范点等30多项国家级改革试点加快推进。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经济运行也存在一些突出的困难和挑战，具体概括为“三减缓、三加大”。

1.“三减缓”：出口、消费和居民收入增长减缓。

——出口增长趋势减缓。上半年我省外贸出口增长11%，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7个百分点；月度出口同比增速波动较大，对美国、欧盟出口分别仅增长4.2%和1.9%；出货值增幅呈现逐月回落态势，表明出口不确定性依然较大。分析原因：一是外部需求持续低迷。全球经济进入相对稳定但增速缓慢的阶段，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量继续低速增长，最近世界银行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由2.4%下调至2.2%，加上国际贸易摩擦频发且多样化，抑制了我省出口的进一步扩大。二是人民币升值速度加快。上半年人民币兑美元、欧元、日元分别比去年年底升值1.7%、3.3%和16.7%，这不仅加大了企业出口的难度，还进一步挤压企业的生存空间。据省发改委千家工业企业监测显示，从影响出口制约因素看，二季度认为“汇率风险加大”是制约出口增长的企业占比跃居第一，为58.5%，比一季度上升10.4个百分点。三是出口订单的不确定性较大。据省商务厅监测，今年以来我省出口订单景气指数一直在100点荣枯线附近盘整，出口订单处于微弱景气至微弱不景气区间。企业反映，“有单不敢接”、订单转移及短期化情形更为明显。四是有出口实绩的企业减少。上半年全省有外贸出口实绩的企业4.45万家，比去年同期减少0.2万家；其中年进出口总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减少7家。上述情况表明，受世界经济复苏不平衡、国际贸易环境不稳定等因素影响，下阶段我省出口基础仍较为脆弱，出口形势不容乐观。考虑到去年我省外贸出口依存度为40.9%，出口增速放缓对经济稳定增长影响较大。

——消费增速总体减缓。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5%，增幅低于去年全年0.9个百分点，也低于近7年我省平均水平2.2个百分点。主要表现：一是国家前期刺激消费的政策逐步退出。家电类、汽车类等传统消费热点逐步降温，上半年汽车类零售额同比增长6.7%，自去年以来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二是餐饮业、住宿业转型压力加大。上半年限额以上餐饮业、住宿业零售额分别下降4.4%和13.3%，同比分别回落14.9和20.4个百分点。三是居民消费信心不足。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难度加大，股市持续低迷等影响财产性收入增加，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有所下降。四是新型消费方式对传统零售业的分流影响加大。近年来网络购物、服务消费等快速发展，总量不断扩大，但目前没有全部统计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内，一定程度上拉低了消费增速。

——城乡居民收入增幅减缓。虽然上半年我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总量均居省区市前列，但增幅有所放缓，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速仅为6.7%和8%，其中城镇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了2个百分点，农村低于全国1.2个百分点，均低于同期全省生产总值增速，也低于年初预期目标。从收入来源看，上半年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6.9%，财产性收入仅增长2.4%，导致总体增速逐步趋缓。农村居民增收压力持续增大，主要是化肥、饲料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普遍上涨，土地流转费和农业用工成本涨幅较大，加上部分高档农产品价跌销缓、H7N9禽流感等影响，增收任务十分艰巨。

2.“三加大”：中小企业困难、财政平衡压力和部分领域潜在金融风险加大。

——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持续加大。中小企业普遍反映产品价格下降、综合成本上涨、盈利水平偏低，经营环境进一步趋紧。一是工业生产者价格持续下降。广大中小企业受市场需求不足与产能过剩严重的“双重冲击”，产品售价持续下降，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带来较大影响。上半年我省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下降2.3%，已连续18个月负增长。部分产能过剩行业如化纤、光伏产品价格下跌加剧。二是综合成本仍在上涨。1-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6.2元，比一季度提高0.3元。特别是企业应收账款增长较快，小微型制造业企业资金面偏紧，短期融资成本上升。人工成本比去年同期上涨10-15%，且一线员工流失率较高、中高端人才招聘难的问题突出。三是盈利水平偏低。在价格下降、成本上升、企业创新能力相对不足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下，“增产不增收、增产不增效”现象突出，行业和企业分化加剧，中小企业盈利水平下降，生存和发展面临严峻考验。尽管1-5月我省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2.7%，但这是在去年同期下降19%基础上的恢复性增长，与2011年同期相比仍下降8.7%。

——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压力逐步加大。上半年地方财政收入增长11.5%，主要是受房地产市场交易量大幅增长支撑。下阶段，财政减收的结构性因素较多。特别是房地产业相关税收呈明显回落态势，二季度各月的增速分别为79%、55.4%和17.9%；制造业税收低位增长，企业利润状况难有大的改善；金融业税收增速大幅回落，上半年仅增长1.2%，同比回落40.3个百分点；“营改增”8月1日全面扩围的减收影响将逐步显现，都将对地方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带来不利影响。同时，民生保障等方面的刚性支出大幅增加，地方政府性债务进入还贷高峰期，地方财政收支平衡的难度日益加大。

——部分领域金融潜在风险有所加大。当前我省金融运行总体稳健，风险总体可控，但部分行业和地区存在的风险隐患不容忽视。一是不良贷款仍存在较大上升压力。尽管6月份我省加大处置力度，不良贷款额和不良货款率均比5月末有所下降，但6月末全省银行不良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加94.4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65%，比年初提高0.06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的持续上升，对于银行信贷正常投放和我省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等带来一定压力。二是部分地区企业资金链、担保链断裂事件仍时有发生。个别地区部分行业出现了风险从小微企业向大中型企业蔓延的趋势，尤其是我省造船、光伏、钢贸等行业的企业偿债风险有所增大。加上担保链关系错综复杂，资金链断裂往往引发连锁反应，需高度关注和积极稳妥应对。

二、下半年经济走势判断与工作重点

从发展环境看，世界经济正在深刻调整中缓慢复苏，国内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内下行压力加大。我省正面临复杂严峻外部环境和自身结构调整的双重挑战。考虑到世界经济低速增长的长期性、经济转型升级的艰巨性和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严峻性，考虑到去年我省经济增长前低后高的基数效应，预计下半年全省经济仍将以平稳增长为主基调，但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主要经济指标或将呈现稳中趋缓的走势，完成全年生产总值增长8%以上的目标需要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

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我们必须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干好“一三五”、实现“四翻番”的决策部署，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改进作风、提振精神，全力以赴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坚定不移推进创新驱动，不失时机加快改革步伐，毫不松懈改善社会民生，确保完成新一届政府开局之年各项目标任务。当前，要按照“稳中求进、转中求好”的工作基调，坚持稳中有为、稳中提质，打好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组合拳”，突出“四个更加注重”：以优化产业结构为主攻方向，更加注重创新驱动；以推进“四换三名”工程为着力点，更加注重转型升级；以抓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更加注重深化改革；以保障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和谐稳定，着力打造浙江经济“升级版”。

具体而言，着力抓好以下八个方面工作：

（一）着力优化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要把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确保经济持续平稳增长。一是大力促进民间投资。采取更多有效措施落实国家鼓励民间投资42项实施细则，抓紧推出第二批面向民间资本招商推介重大项目，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重大项目建设，为民间投资进入交通、社会事业等涉及公共资源利用的行业创造条件。以确保全年浙商回归引进项目到位资金1500亿为目标，梳理100个左右“实、大、新、高”项目开展对接洽商，推进48个省级年度浙商回归重大项目落地。10月组织召开第二届世界浙商大会。二是努力推动消费提速。筹备召开全省流通工作会议，出台实施我省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加快出台我省鼓励消费的政策意见，完善促消费的工作机制。积极扩大信息消费等消费热点，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推动杭州、宁波、温州无线城市（TD-LTE）国家试点建设，着力发展医疗保健、休闲养老等服务消费。积极开展老字号振兴工程等消费促进活动。抓好投资和消费的结合点，把推进城镇化作为提升消费潜力的重要举措，在加快都市区和城市群建设的同时，着力提高27个小城市试点镇、200个左右中心镇综合承载能力和商贸服务功能。三是积极推动外贸转型升级。继续发挥展会的主渠道作用，扶持企业参展抢抓订单。积极推动企业创新拓展市场方式，加快推进“电商换市”，推进跨境电子商务试点相关配套政策落地；加快建设国际商务中心，推进电子商务大平台、大企业、大项目和产业基地建设。加强“浙江出口名牌”培育，推动进入国外主流消费市场。

（二）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紧紧围绕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这一根本问题，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是加快推进“机器换人”。按照省政府关于促进企业现代化技术改造的实施意见，围绕科技成果转化率、装备智能化率、产品优等品率等重点目标，全面启动现代化技术改造专项行动。实施“百企装备优化提升示范工程”，重点支持100家左右企业开展存量装备优化试点，促进“机器换人”。二是全力打造创新要素集聚平台。加快省级产业集聚区创建高新区工作，抓紧制定集聚区产业指导目录，突出各地技术创新特色和新兴产业特色。进一步发挥青山湖科技城、未来科技城在全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示范引领作用，积极推进嘉兴科技城等重点科技创新基地建设，建立完善吸引人才等高端创新要素的体制机制。三是加快培养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创新型企业。组织实施新兴产业“百项工程”项目计划，重点推进100项左右重大关键技术攻关、重大技术产业化等方面的重点项目，力争在高端装备制造等方面加快突破。制定实施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培育发展政策，力争年内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达到100家左右。完善企业主导的技术创新体系，抓好省级特色工业设计示范基地和工业强县（市、区）特色工业设计基地建设。同时，争取今年再新建30家左右企业博士后工作站。

（三）着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要全面实施扩大有效投资“411”行动计划、年度计划、省重点项目形象进度计划，力争三季度明显提速、四季度如期完成，力争完成全年增长20%、投资总量2万亿元的目标任务。一是抓开工，确保全年开工“411”重大项目250个以上、新增省重点项目开工率70%以上，力争31个省领导联系省重点项目全部开工。二是抓续建，重点加快建设长安福特杭州乘用车、大榭石化馏分油综合利用、华为二期研发基地、甬台温和金丽温天然气管道、音乐学院等一批续建项目。三是抓竣工，重点推进上海大众宁波乘用车、南车轨道交通装备一期、省儿童医院滨江院区等重大项目建成发挥效益。四是抓前期，做好衔接和催批工作，加快43个左右“国批”前期工作，争取浙江LNG接收站二期工程、吉利罗佑汽车发动机生产项目等重大项目前期有实质性进展。五是抓储备，超前谋划生成一批新兴产业、海洋经济、创新载体等标杆式重大产业项目，谋划一批交通、能源、水利等事关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六是抓落实，组织开展全省扩大有效投资现场推进会、舟山群岛新区建设现场推进会、企业债券融资对接等活动，重点加强要素保障，帮助好项目、大项目尽快落地。

（四）着力促进产业优化升级。要牢牢把握产业升级这一主攻方向，努力在“提速”上下功夫、在“提质”上求实效。一是加快实施“三名”工程。加快制定建名企创名品育名家“三名”工程实施方案，确定综合评价标准体系，着力增强浙江制造的产品竞争力和企业家素质，提升企业竞争力。制定实施总部型、品牌型、上市型、高新型和产业联盟主导型等“五型企业”创建政策，实施小微企业“扶优助长”上规模培育计划。加快制定“浙江制造精品”重点领域、指导目录和扶持政策。二是加强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启动实施海洋经济“822”行动计划，加快推进年度海洋经济发展重大建设项目实施计划和两届海洽会签约项目，力争全年海洋经济项目投资超过2000亿元。全面实施舟山群岛新区发展规划及新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加快推进建立新区建设省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舟山自由贸易园区方案研究并申报设立等工作，争取新区陆海统筹试点方案、旅游产业用地改革试点方案尽早获批。三是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深入推进实施年度服务业重大项目计划，加大协调推进力度，确保今年264个省服务业重大项目建设顺利推进，453亿元的年度计划投资顺利完成。加大对108家省服务业重点企业的扶持力度，加快创建第三批省现代服务业集聚示范区。四是加强农业“两区”建设。坚持把农业“两区”作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主平台，在各市县的“两区”中推进一个以上生态循环农业工程建设，开展高新技术试验示范加快农业科技推广应用，着力将现代职业农民、家庭农场等一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入到“两区”建设平台中来。加快推进农业信息化，大力培育发展现代种业、农业生物、农业机械、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高科技农业企业。

（五）着力抓好重点领域改革。要坚持先行先试，积极释放改革红利，大力破解体制障碍和政策制约。一是争取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早见成效。着力巩固前一阶段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果，加强对取消下放投资审批事项后续监管，启动第二批取消和下放的审批事项梳理工作。加快实施企业投资便捷高效审批改革试点方案和开发区园区创新前置审批试点。全面实施政府投资项目省级联合审批制度，抓紧制订出台省级联审平台的运行规则和管理办法。二是加快推进要素配置改革。针对我省土地要素制约的瓶颈问题，加快推进“空间换地”，建立“亩产论英雄”评价体系，加快实施“亩产倍增”计划深化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方案，抓好海宁等地的要素配置综合改革试点。三是加大对区域金融改革试点的支持。深化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丽水市农村金融改革，加快推进台州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改革创新实验区建设，争取在地方金融服务支持体系、服务平台建设等方面取得突破，以点带面，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四是加快推进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等30多项国家级试点。尽快出台与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相适应的海关、税务、工商、检验检疫、外汇等配套政策和监管措施。完善综合交通物流平台，争取保税物流中心（B型）获批、航空口岸正式开放。加快推进嘉善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建设等国家级改革试点。五是扎实推进医改工作。抓好温州市社会办医试点以及嘉兴市等地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六）着力帮扶企业。要高度重视、努力破解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难题，尽心尽力帮扶企业。一是提振企业家信心。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服务企业、服务基层”活动，强化对我省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支持企业家创业创新的正面宣传，积极鼓励扶持企业加强科技创新、加大技改投入，支持企业投资发展节能环保等新产业。二是努力减轻企业负担。认真落实国家从8月起再取消和免征33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等税费减免政策，进一步清理行政审批前置的强制性专业服务收费，严查各行业主管部门将职权范围内的事务交由事业单位、中介机构、行业协会和其他机构办理并收费的行为。深化整治银行业不规范经营“回头看”活动，完善问责机制。三是帮扶企业拓展市场。引导和支持企业积极拓展市场，加快构建营销网络体系。推进浙江名品中心、省外营销中心建设，引导更多浙货进入省外销售渠道；强化对装备制造业企业拓展市场的支持，鼓励省内企业、支持政府性投资项目和政府采购同等条件下优先使用浙江制造重点装备目录中的产品。四是强化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完善差异化监管政策，推进“年审制”等适合小微企业的金融模式创新。强化省中小企业再担保公司的增信、分险功能，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力度。加大对直接融资的支持力度，推动“区域集优”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发行帮助企业批量化融资。五是积极化解担保互保风险。进一步落实加强企业资金链风险管理指导意见，加强对全省资金链、担保链变化趋势的跟踪，特别要对银行贷款依存度高、民间融资依存度高、生产经营不正常的企业进行重点跟踪，制定相应的应急处置预案。

（七）着力加快“美丽浙江”建设。坚持不懈抓好节能减排，全面推进环境综合整治，推动我省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一是加快“腾笼换鸟”淘汰落后产能。认真实施能源消费“双控”，制定实施控制能源消费总量预算管理办法，开展新增用能量以及现有用能存量有偿转让和交易试点。严格贯彻执行淘汰落后产能指导目录和认定标准，在确保完成国家下达我省淘汰落后产能任务的基础上，自我加压完成省定目标任务。切实抓好国家低碳城市试点，加快推进循环经济试点省建设。二是切实抓好水环境和大气治理各项工作。以治水为突破口推进转型升级，大力推动浦阳江流域、平原河网整治，统筹实施饮用水源保障、工业污染防治、基础设施建设、农业面源防治、河道内源整治、生态保护修复等六方面重点工程。加快编制海洋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规划，强化对杭州湾、乐清湾、三门湾等重点海湾污染防治。以PM2.5防治为重点，落实年度大气污染防治计划，加快推进烟尘控制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黄标车限行区的建设，加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三是推进“三改一拆”工作。大力推进“三改一拆”三年行动计划，加快建立行动项目台账，强化对各地实施情况的督查和通报。在公路边、铁路边、河边、山边等“四边”区域率先推进“三改一拆”工作，加强城乡环境卫生长效管理。

篇2

【关键词】 法治;法治成本;法治浪漫主义;消除途径

一、法治的含义

(一)西方法治的含义

对于法治的界定,西方学者众说纷纭,无论从亚里士多德的“二分论”还是洛克的注重分权的分权理论、孟德斯鸠的重视制衡的分权理论、潘恩的对人权高度重视、杰斐逊的制度设计的重要性等,都说明了不同时代对法治的理解必然不同。法治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其自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是随着社会问题的出现和变化而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法治是一个多元的概念,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范围,即时同一时代也因地区的不同呈现不同的概念,不能用统一的概念来界定。

(二)中国法治的概念

首先,要关注法治的普适性成分,即法治的共性,法治作为一种公共产品供给,其核心就是为了人们利益的增进,法治作为一套制度设计,为了实现其核心就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方式方法来实现,从西方法治观点我们可以得出要实现法治就要从控权和维权两方面着手。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法治国家的主要标准,就是要在这个国家在控权和维权两方面的制度设计与成果。

其次,要探讨当代中国法治的具体情境,即法治在当代中国社会得以生长的现实基础。当代中国社会从人治到法治的制度变革,无疑是当代中国社会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和矛盾所引发的,对当今中国的法治应理解为:

(1)法治术语治国方略的范畴。在这个层面上,法治与认知是对立的,其界限是:当法律与当权者个人意志发生冲突时,是法律高于个人意志。

(2)法治是民主的治国方略,这是法治质的规定性。民主理论关注的是私人权利对公共权力的控制,作为民主的治国方略,法治的功能在于控制公权、维护私权。法治的主体是人民或是公民,客体是国家机关及其掌握的公权力,法治的重点是依法治吏,而不是依法治民,法治绝不是统治者治理被统治者的工具。

(3)把法治理解为民主的治国方略,凸显了制度设计的重要性。法治作为治国方略非政治口号,重要的是把法治制度化。法治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把宏大的原则具体化、现实化,把法治定位与民主的治国方略,有利于摆脱对法治实质价值的过多纠缠,把关注点转移到制度设计上来,这样才能避免制度虚位的出现,才能避免法治问题上“大而无当”的空谈。

二、法治成本的界定

(一)法治成本的概念

成本本身是一个经济学的范畴,是指“为获得一定利益而付出的代价”,通过对不同控制模式的治理成本间的比较来选择最佳的控制模式及其组合,以达到控制成本的最小化和控制绩效的最大化。

(二)法治成本的种类

1.法治的政治成本。法治的政治内涵较为丰富,既包括法律制度的设计成本、法治的运作成本、法律制度的维护成本,也包括法律在调整不同利益群体矛盾和冲突的成本。政治成本往往具有一个个长期的积累过程,一次法治的不公平不能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但是这其中也是有成本的,如果失误屡屡发生或者是通过法治不能纠正,那么法治的为新和形象就会在此过程中悄然发生变化,最后累计起来就会变成危机,这种危机具有破坏性,甚至导致整个法治大厦的崩塌。

2.法治的意识形态成本。所谓意识形态成本是指社会执政者为了使自己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信仰信念等成为统治地位意识形态而付出的代价,以及为意识形态与时具进、开拓创新、丰富发展而不断付出物质和精神代价。法治作为一种最优的治国方略,就必须是一种社会的首要的意识形态,也只有其是首要的意识形态才能成为一种最优的治国方略。

3.法治的信息成本。法治的信息成本包括法治的信息传递成本和信心控制成本,前者指的是法治的意图在各级执法组织传递过程中产生的成本,信息在组织结构中的传递经过不同的节点与不同的层次会发生不同程度的衰变、弱化,复杂的组织机构会导致信息弱化程度加速、成本增加。如果信息传递成本过高,则意味着效率低下,信息的控制成本是进行信息反馈而产生的成本,信息反馈是进行管理的重要手段,信息反馈途径与组织管理层之间的障碍条件越少,所产生的费用就越少。

4.法治的时间成本。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其产生、发展都必然会付出一定的时间。时间具有一维性,法治的推行必然是一维性的,任何一种法律从颁布到实施都是时间的结果,这也充分说明了法治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时间就是效率,把握好时间成本,才能提高法治效率。

5.法治的机会成本。机会成本又称择一成本,指的是在事物发展过程,选取一个利益而放弃另一个利益所付出的代价或丧失的潜在利益。

三、法治浪漫主义

(一)法治浪漫主义的概述

法治浪漫主义是激情的产物,法治浪漫主义就是对法治的不且实际的非理性的奢望。主要表现为:

1.法律万能论。把法律看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旦社会有什么弊端,就想到用法律把它规范起来。

2.法律无代价。只看到法治的优势和能带来的预期利益,看不到法治的弊端和实行法治必须付出的代价。和其他事物一样,法治也是一并双刃剑,是利弊共存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实行法治也需要一定的代价,甚至是昂贵的代价。

3.法律激进论。认为既然确立了法治的目标,就应该大刀阔斧地干起来,通过激烈的社会变革实现法治,认为法治是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立法活动而一蹴而就的。

(二)法治浪漫主义产生的根源

1.是出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迫切心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农村劳动力严重剩余,农民负担过重,农村社会发展迟缓、下岗工人形成城市贫民阶层、生态环境恶化等这些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为了尽快解决这些文的的迫切心情使得人们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法治上,希望法治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

2.对法治的理论认识不足。认为法治产生是由于政府的权威,法治的目的也是维护政府的权威。认为政府是法治的主要推行者,长期主体意识的缺失,使得人们对法治的认识比较肤浅,所以在法治初期阶段,人们大谈法治所带来的好处,很少谈论法治的弊端,这就很容易产生的法治的崇拜,这也就必然产生了法治浪漫主义。

3.是人们思维习惯所造成。法治浪漫主义为人类提出了奋斗的目标,为实践提供指引,使得人们陷空想完美的境地,也是由于中国的悠久的历史的影响。

四、法治浪漫主义的消除

1.对法治功能的正确认识。首先,法律只能涉及人的外部行为,只能调整人的某些行为,不是全部行为,法律在调整人的行为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企图把人们的一切行为都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最终只能碰壁,法律是因行为的存在而存在。其次,要认识到法律不可能对人们的千差万别的行为作出详尽的规定,任何社会的法律都不可能面面俱到,把一切行为纳入其中,立法者认识能力和立法水平相对有限,导致立法会出现真空和漏洞,再次,法律不可能平等地保护每一种利益,人们之间的一切法律冲突实质上都是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在两种利益冲突之间,法律不可能两全齐美,只能保护一种利益,只能就利益按照立法的价值进行选择。

2.树立法治成本主义观念。法治作为一直治国方略,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无论是制定、实施、遵守都是有成本,不是无价的。

(1)减少法治的政治成本――立法成本的减少

首先,在立法过程中,应该适当的引入公民的政治参与。公民的政治参与的功能有:

第一,公民的政治参与为公民表达自己的要求、愿望和利益提供了有效地途径。第二,公民的政治参与有利于政治过程的健康运作,在政治过程方面,公民的政治参与有助于政策的合法性,纠正决策的失误,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公民对政策的支持或意见反馈有助于政策的顺利执行以及对存在问题的修正,在人事过程方面可以保证政治精英和政府公职人员的产生以及随后的行为沿着民意的方向运作,保证政治体系具有吐故纳新的代谢功能,为政治权力的运作补充能量。第三,公民的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发展的稳步推进。这样就可以避免制定的法律没有实施的社会基础。

其次,注重立法者的素质。人大代表不只是荣誉,要能够胜任立法工作要求。避免制定出来的法律质量不高,造成立法效率低下。

再次,保护立法与实施协调与经济发展协调。法律之间需要协调下一层次的法 ,不得与上一层次的法相抵触,保持法制的统一。

(2)减少法治的意识成本――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

公民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的社会思想基础,在法治成本中要考虑对公民法律意识培养的付出。严格的依法办事或依法治理为法治的实现所必需,并不等于或并不必然地导致法治,只有依法办事或依法治理根植于法治价值目标的理性土壤之中,统摄于法治理念之下,法治才能得以完整的实现。作为法治的社会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撑的公民法律意识,不仅内含着对法律权威的认同、崇尚和信仰,更充满着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价值目标的尊重和渴望。

(3)减少法治的时间成本――增加法治实施的协作性

虽然时间是一维性,时间的容量是可以改变,在立法和执法过程中应降低工作的反复性,提高单位时间的利用率,提高完成任务的协作性,协作性是合理利用时间的一种重要方式,应把各种关系紧密的法治目标按照程序链接起来,形成顺畅的任务实施流程,提高效率,增进各个执法环节的合作。把法治成本纳入执法考核中。

3.加强制度建设。制度具有权威性、规范性和稳定性的特征,体制和机制缺乏科学性,会妨碍成本投入决策科学性和准确性,在制定制度时就要充分考虑其成本,在执行制度的同时就要严格按照制度予以执行,防止制度的软性。要建立好关于法治的评估和考核制度,使得成本与效率成为考察法治水平的标准,使得法治的效率得到提高,这样也能严格责任追究制度,对法治成本高效率低程度给予改正。

参考文献

[1][英]约瑟夫・拉兹.《法治及其德性》.郑强译.载夏勇编:《公法》(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0

[2]丁以升.《法治问题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3]《现代经济辞典》.江苏出版社,2005

篇3

古往今来对法治的描述有很多，最早明确提出法治概念并给予具体阐述的是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他描述的法治理想化状态是：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用今天的话说，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包含三个要件：有法可依；可依之法为良法；法被普遍遵循。法治作为人类思想史中最古老的理念之一，被反复地作为人类在面对现实或想象的社会生活难题时的“良药”。

杨海坤教授认为应该是法治的高级形态，法治与法制有区别，与法治也有区别。法治之于法制，必有民主因素在焉；之于法治，必有丰富之民主精神在焉。法治社会应该包括公共权力受到法律的制约；而国家更加强调国家最高权力受到法律的制约。法治包括政府受到法律的制约，而则更强调包括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必须受到宪法和法律的制约，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因此，政府受到法律的制约，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司法的审查，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开始，其成熟形态则是建设国家。笔者认为行政法治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法律完备

这里的法律指的是良法，良法是实现行政法治的前提。亚里士多德指出，法治含有双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即法治须以良法为前提，良法是法治的最低要求。这里的法律既包括实体法，也包括程序法。

（二）行政机关与社会公众的守法

守法是法律运行的重要环节，是法律对社会进行调控的基本形式。行政法治关键是“治权”与“治吏”。实行行政法治，关键是要政府率先守法，依法用权。如果政府只视法为治理公民的工具，将自己凌驾于法之上或置身于法之外，则不是行政法治，而是借“法治”之名行专制之实。在法治社会中，人们对法律的遵守不光具有个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人们依法办事，不只意味着个人权利的享受和义务的履行，而且意味着社会的和谐发展和稳定有序。

（三）权责统一

职权与职责相统一是行政法治的必然要求。首先，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经济、社会和文化事务管理职责，要由法律、法规赋予其相应的执法手段。其次，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行使职权时，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实现权力和责任的统一，并要建立完善的追究责任机制。

二、行政法治与和谐社会理论的内在统一性

我们在倡导和谐社会，而建设和谐社会伟大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法治的和谐程度。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作为和谐社会的首要特征，则凸显了法治对于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行政法治理论的发展趋势与和谐社会的理论具备内在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必将推动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行政权的扩张与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护的加强

近代国家权力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行政权的扩张。政府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守夜人”的角色，改变为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者。也就是说，政府不仅以消极地维持社会秩序为己任，而且进展为积极干预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主动调整各种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以促进社会发展和人民福利为职责。行政法当然与这种转变相适应，这就是西方常说的从消极行政法到积极行政法的转变。在和谐社会的目标下，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要得到妥善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要得到正确处理，社会的公平与与正义才能得到维护。只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行政机关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加融洽，更好的实现政府的职能。

（二）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方式上的变化

从管理手段上的强制和命令到更加注重公民的意思自治，从而更好地完成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如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的运用，和谐社会的政府应当是充分体现民主精神的政府，行政合同和行政指导的运用正是民主精神的体现。

（三）当代行政法的发展，将竞争因素引入行政机关，政府“企业化”趋势显现

政府行政的“企业化”是当代政府管理的趋势。政府如何以较小的资源耗费达到最优化的行政目的，是现代行政管理的重要问题。和谐社会的构建是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提出的，而科学发展的关键是发展，用发展来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政府“企业化”可以提高其行政效能，更好的适应时展的需要。同时，竞争因素引入行政机关，在行政机关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相互竞争，公民也可以用“脚”来投票，使行政机关的形成工作危机感和使命感，更多民主的因素可以渗透其中，符合和谐社会的民主理念。

三、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加快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

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刚刚起步，而且存在诸多问题，学界对行政法治建设提出了很多构想与具体的制度设计，这里笔者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出发，去分析加快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的努力方向：

（一）平衡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以平衡行政权与公民权促进政务和谐。政务和谐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在于行政机关和公众之间处于良好的合作和互动状态，政府与公众、行政权与公民权能够在社会生活之中和谐共处。在诸多社会冲突中，官与民的冲突是最为常态，有时也是极具张力和破坏性的冲突之一。官民冲突在本质上体现为行政权与公民权的矛盾与冲突，有效化解与调和官民冲突，即行政权与公民权的矛盾，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根本要求，也是行政法应有的基本功能。现代行政法主张行政权的有效行使和公民权利的合法保护，但是，就当前我国行政法的理论和实践而言，平衡论更强调对相对方权利的保护和对行政权的监督。一方面，通过构建多元复合行政管理模式，精简政府机构，转变政府职能，广泛采用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非强制性手段，建立有限权力政府和责任政府，进一步缩小政府与公众的距离，充分体现行政民主化；另一方面，重视政治民主制度化的公众参与和社会自治组织的培育，以民主参与防范行政专断，以社会自治淡化政府包办，体现行政过程的公开、公正与透明，使政府与公众之间形成良性的、有效的互动与合作，并在共同发展中指向共同的目标。

（二）完善法治社会的法制基础，健全立法程序，加强民主参与的力度

法律是社会调控的基本依据和社会和谐的评价标准。在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权利文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中，社会分工加大，人们之间的关系趋于复杂，利益主体多元，利益要求多样，利益冲突也比以往更为激烈。道德、传统习惯和一般的政策计划已很难有效协调这些关系，因此社会需要有明确具体的法律制度可循。法律自身具有的规范性、明确性、利导性、国家强制力的保证性等特性，决定了它能比其他社会规范诸如道德、传统习惯、政策、计划等在某种程度上能更有效地实现对现代社会关系的调控。通过将社会关系的基本方面都纳入法律调整的轨道，法律给人们之间的利益配置、利益协调以及利益冲突的解决提供了明确的制度依据，从而给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了“刚性”的依据。同时，进一步完善立法程序，健全立法公开征求意见制度。在立法过程中公开征求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是保证立法民主化、科学化，提高立法质量的重要途径。提高立法的民主化程度，提高立法的民意含量，而不能将法律简单地视为推行政策的工具。行政法治的前提是依良法而治，良法需要有科学的立法程序作保障，减少执行权力者与公众的对抗，降低法律施行的成本，最终保护公众的合法权益，所以我们要努力创造和谐社会所要求的法制环境，以制度促和谐，实现我们的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

（三）树立科学的政绩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行政法治目标一个方面是有效地对政府实行监督，使其在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很好地履行其职能，并能对经济进行引导和实行合理有序的宏观调控政策。而在某些地方官员中发展观出现问题，发展观上出现盲区，往往会在政绩观上陷入误区。而如果缺乏正确的政绩观，在实践中又会偏离科学的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需要正确的政绩观来保证。之所以会出现错误的政绩观，主观上的原因是某些领导对政绩观认识的偏差，把政绩视为“私绩”；客观上的原因就是当前的官员考核体系存在问题。行政法治建设很重要的一环是对行政机关及官员的考核与监督，对行政官员的考核主要是内部监督的内容，因此，完善行政内部监督体系以及具体的制度设计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倡导建立绿色的政绩观，努力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在保护好大自然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追求经济发展，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篇4

体验式教学是教育者依据课程标准中教育目标和受教育对象的心理、生理特征以及个体经历创设相关的情景，营造一种具体的教育环境，目的是让学生在实际生活中体验、感悟知识的概念和含义。体验式教学是通过反思体验和体验内化形成个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品质特点和图示建构，在反复的体验中积淀成自己的思想道德行为和养成道德习惯。体验是设身处地参与进去，使自己亲身经历，在各种体验中感受自己的存在，修正自己的行为习惯和思维定式，体验式教学强调学生要回归生活，亲自参与，在体验中感悟，在感悟中内化，提高思想认识，促进道德行为的成长。体验就是亲历过程、经历感受，目的是使学生获得科学知识，提高道德品质，掌握技能。

一、法治精神含义的理解

法治精神是法治国家建设的核心理念，是检验国家法治程度的指标。尤其我国现在大力提倡依法治国，在公民心中种下法治的理念尤为重要。公民具有法治精神是法治国家的基本素养，没有法治精神就不可能有法治社会。高中学生毕业后要进入大学学习，然后就要走入社会参与祖国的建设。在整个人生的成长阶段，都生活在法治社会的环境中，从高中阶段甚至是从小学就开始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精神尤为重要。高中生活是一个人人生旅程的重要一环，关键阶段要进行关键的教育，所以高中教师的政治教育还应该保持育人、树人的强烈观念。

二、培养法治精神的意义

高中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非观形成的关键阶段。法治精神也是这个时期要形成的主要道德素养。目前，我国高中学生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精神还存在一些问题，然，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是因为学校教育跟不上，其中社会因素和家庭因素也都在影响着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影响着学生法治意识的形成和法治精神的存在。在高中政治教育中，因为旧有的教育模式因素，法治精神的教育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让学生形成法治精神就会自觉成为法律的捍卫者，会成为法治国家建设的主力军。对构建法治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和探讨。

三、法治精神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个人的成长与环境有关，对于一个高中学生而言，他们的成长有三个环境：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这三个环境对学生的成长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环境造就人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那么高中教育培育法治精神，早已成为教学工作的重点。但是在实际教学工作中，我们依然看到一部分教师的法治意识很薄弱，他们的薄弱意识，势必影响他们的法治教学质量。教育部早已提出要依法治校的理念，但是在一些学校的管理者心中，法治意识淡漠，缺少法律精神，在日常教学工作的管理中表现出了法治意识不强，松散的校园环境和缺乏法治精神的校园文化，都影响着学生法治精神的建构和形成。学生轻视法律知识的掌握、教师轻视法律知识的教学，长此以往，学生的法治精神就会薄弱和淡漠。加之社会环境的大背景，家庭教育的重要因素，导致高中生的法治精神淡漠，社会及家庭都过分重视经济发展，很少有忧患意识，更不用说具体的法治精神的塑造。今年，香港出现了学生警察团，这是个很大的创新和突破，值得我们去借鉴。高中阶段的素质教育应和社会接轨，和中小学衔接起来。这样，才能使教育形成系列化和体系化，形成具有实效性和高效性的教学局面。

四、体验式教学在贯彻法治精神中的应用

实施体验式教学就是要让学生在一种近似于真实的环境中建构知识体系、形成知识概念。在高中政治教学中进行体验式法治精神教育，首先要有情境，情境的来源就是模拟一些具体的事件和场景，设计一些环节让学生仿佛置身其中，进行角色模拟的体验式教学。

1.角色扮演的体验式教学

校园也是一个小社会，在这里具有很多的法治知识和治安内容，尤其是目前校园犯罪和校园暴力都是热点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所以在教学中要让学生树立和形成法治精神，要让学生了解这些现实，然后择取最为典型的案例内容设计情景剧，让学生在剧中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在角色中体验知识和观点。这种形式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最为印象鲜明。学生根据不同的案例内容，扮演不同的角色，在角色中体会将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际中，这样进行的学习效果会超乎寻常。

比如，关于法律救助的这部分内容，首先，让学生了解什么是法律救助、法律救助的对象、法律救助的形式、法律救助的手段。其次，教师设计一个需要法律救助的案例，让学生在模拟的情景剧中扮演角色，在充分的角色体验中，获得相关的法律知识，建构起法治精神。

2.模拟法庭进行法律道德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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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法市民社会关系自由

一、关于民法

（一）民法与市民法的概念鉴定

“民法”为舶来词，源自古代罗马法，叫做“iuscivile”，直译为市民法，没有什么特殊含义。此法原适用于全体罗马市民故称为市民法，之后作为否定封建和教会法思想的以及制度的资源被各国接受。然而19世纪日本学者在未能体会“市民”中所蕴含的价值下，将其译为“民法”，至此在东方市民法变成了民法，丢掉了许多文化信息。现代民法是指以规范自由人之间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而成为使命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民法同时又是市民法、权利法、人格法、私法。历史上曾出现过真正的平等和臣民的平等，民法所调整的则是真正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

（二）民法的理念与性格

民法的性格主要体现在权利本位性和身份平等性上。民法作为私法其自身的独立离不开公私法的划分，罗马人将法律体系划分为政治国家的法和市民社会的法，即公法与私法。公法以权力为核心而私法以权利为核心，罗马法视私人的平等和自治为终极关怀，市民法得以独立和产生。

中国古代也有民法一词但其涵义与现代所指大相径庭。

二、简述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是自由人构成的社会，是由事实上拥有个人自由，文化上同样拥有个人自由保障的人基于社会生活的需要而所形成的人的群体。而这样的“自由”包括有自、自主、由自和自重等多个方面。私法所释放出的平等理念就根源于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人，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失去自由的人会获得平等。

真正的市民社会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市民社会产生了市民法，生产和交换只有在市民社会中才能被实现。市民社会以商品经济为基础，商品经济是交换经济，交换从法律角度讲就是权利的相互让与。同时，交换者必须具备独立和自由的主体地位。

市民社会是法治秩序的源泉。国家没有足够的精力也没有必要去过问所有社会问题。市民社会的实践方式内在的要求规则，在市民社会的最简单的行为方式中，人们培育了规则意识，正是这些规则意识的完善构成了法制意识的基石。

三、市民社会与民法的关系

真正的市民社会是挣脱了封建奴役的社会，即梅茵所说的“从身份到契约”。民法与市民社会时刻体现着一致性。笔者认为，市民社会与民法实则为源与流的关系，法律总是要同与它有相同价值理念的社会相适应。市民社会的经济本质是商品生产与交换，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但由于起步晚，还不是完全意义上市民社会，应结合具体国情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

首先，从中国的传统文化看民法。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一直教导人们遵从“三纲五常”的礼教，人们总在一种等级安排中寻求着自己的权利，找到自己的归属，对于这样的世代安排欣然接受。贫贱富贵之分直接决定着权利享有的多少，古代刑法中对于“八议”、“官当”等的规定可略见一斑。相同的犯罪，不同的主体，不同的处罚。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等级社会，这就决定了轻权利而重权力，轻权利而重义务的价值体系，人们始终按照自己的“身份”行事。这样的思想根深蒂固，即使在现代社会还有不少国民仍甘愿受这样的身份束缚，有碍于民法的实现。

其次，从国家起源的形式分析中国古代民法的有无。国家从起源上讲可分为部族联盟和酋邦制两种形式。部族联盟采用的是氏族模式，即以古希腊和古罗马为典型的西欧的文明模式，经历了从社会性社会直接进入政治性社会的历程，采用民主制，平等的理念深入人心。而酋邦介于社会性社会与政治性社会之间，有控制但无市场经济，采用家庭但不平等，有管理但无政府，采用集权制，体现了一种君臣的关系。中国属于酋邦式的国家起源，统治阶级用政府与威慑的方法管理国家，自古就没有人格的概念，更没有产生过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市民社会。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法自然也无从产生。

在此，从传统法律的发展看中国民法。中国古代是一个诸法合体、刑民不分的农耕社会与宗法社会，私法文化极不发达。中华法律文化不知民法为何物在十九世纪末终于画上了句号。而满清王朝从日本明治维新中得到启示，开始继受市民法，却低估了异质文化继受过程的艰难，在指导思想上采用拿来主义，对文化价值的吸收不足。在操作上，只靠权力者的法典制定，忽略了社会文化上的整合。市民社会是多元的，体现了与众不同的价值理念和精神面貌，私法的价值理性备受重视，传统权威受到质疑。我国需要这样的私法文化，促使我国法律文化从一元到多元，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公法文化到私法文化的转变。

最后，市民社会对中国民法的构建。中国传统社会法治是以儒家伦理为精神归依，产生于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基础之上，现代法治则以正义、自由、平等、民主等为依归，产生与市场经济的实践基础之上。中国在经历了启蒙之后逐渐认同了现代法治的精神。这些现代性价值根基于市民社会，是市民社会的运行和实践孕育和发展了这些现代性价值。市民社会在主导方面而言是人们的自治领域。在市民社会的自治实践中，人们培育了自身的主体自我意识，养成了追求自由与平等的品性，任何一个交易作为人们的一种实践活动都是人们培育主体意识的良好契机。在市民社会中一切自由与平等因子，反复的交易行实践活动给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久而久之就转化为人们的行为习惯。

四、结语

民法非空想之概念，而是来源于市民社会。它是市民社会在自身深化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反复参与着市民社会秩序的打造。缺乏市民社会这一基础民法便不可能存在，民法的产生更多意义上是对市民社会既有规则的一种默认与文字形式的提炼。我国由于受到苏联理论的影响，在很长时间内拒绝公私法的划分，加上商品经济欠发达，民法便无从产生。梅因在《古代法》中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高低，从其刑法和民法的比例就可知道。这说明了私法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尤其在我国这样一个民法后进的国家，而当务之急是推进作为私法基础的市民社会的建设。

参考文献：

[1]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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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治理模式；公共管理；德治；德制；启蒙

20世纪中期，第三次浪潮悄然兴起，后工业时代来临了。这一变革对工业社会的价值观念、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关系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人类又一次面临着社会治理模式解构与重构的重大考验，社会转型造成的混乱与迷茫以及新时代治理模式的重构亟待新的启蒙。张康之教授在其著作《公共管理伦理学》中以其独特的视角、宏观的视野运用现实历史主义的方法从社会制度的更替、治理模式的变迁、社会关系的发展、社会价值的变化、社会领域的发展等多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社会的治理发展趋势，并建构性的提出了“公共管理”的社会治理模式，指出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实质是德治，其实现的关键是德制的确立，其思想对后工业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具有十分重大的启蒙意义。

一、“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内涵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以“新公共管理”为旗帜的政府再造运动使公共管理的概念得到了广泛传播。但是张康之教授提出的“公共管理”模式的概念与前者有着本质的不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公共管理运动是“在政府实施干预市场失灵的政策却又出现政府失灵时寻求的新出路”。它在研究方法上存在许多观点、技术、理论的“生硬拼凑”，在思维方式又陷入了“政府——市场”两极思维的陷阱，[1]在价值上更多是效率取向的；在技术手段上则是广泛的市场化。然而“当我们逐渐加强政府活动的民营化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在增加腐败和不道德行为的倾向”。“政府企业化（市场化）运作的改革让我们付出了相当大的道德代价。”[2]（P156，158）可见新公共管理运动忽视了公共价值这一“公共行政”的灵魂。片面强调了社会关系的权力和法律向度而忽视了伦理向度，因此可以说它仍是囿于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的建构。

张康之教授所提出的公共管理模式是对“后工业社会治理模式”的全新建构。总体而言,可将“公共管理”理解为后工业社会会中的多元管理主体对以伦理关系为核心的公共管理社会关系的治理，是基于社会道德制度的德治模式；它倡导服务精神以及“合作型”的信任关系，是一种服务型的治理模式；同时又是一种基于合作理性的合作治理。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本质是德治。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式：

首先，管理主体多元化。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公共物品只能由公共部门（政府）来提供。[3]（P23）也就是说政府是公共事务管理的唯一主体，其对公共物品的供给是垄断性的。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市民社会日益壮大，社会自治的程度愈来愈高，打破了原来的行政主体一元化和公共物品供给的垄断性。许多社会自治组织和非营利组织也承担起了公共物品的供给职能，政府的许多管理职能转移给社会，可以从繁杂的日常公共事务管理中解脱出来更多的负责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以及监督。随着公共组织的迅速膨胀，“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竞争伙伴关系中，原先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开始重新走上了一体化的进程。”[4]（P36）国家权力日益回归社会，政府逐渐成为一种与众多其它公共组织平等竞争的权威，整个社会在公共管理方面形成了多中心的局面，管理主体呈现多元化。

其次，客体中心主义。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是“主体中心主义”的。因为传统行政的组织体制是官僚制，权力的配置呈金字塔型，权力的运行是自上而下的支配过程。这决定了管理主体必然处于中心地位，而管理客体被置于边缘性的和受支配的地位。公共管理的社会关系基础是开放、平等的伦理关系，是服务导向的，其组织形式是网络化的任务型组织。公共管理治理模式下公共政策的制定源于社会成员的服务需求，即以社会成员的满意为目标。公共管理的服务模式不是把社会和公共管理客体的服务期望当作压力，而是动力。客体的服务期望越强，越能强化伦理关系，推动管理的改善。

第三，服务型的治理模式。后工业社会公共权力日益社会化，众多的非政府公共管理组织都成为公共权力的主体。这实际上也意味“管理”的服务化，即公共管理已成为一种为公众服务的活动。因此“服务”是公共管理的核心价值，公共管理的体系已经不再是以权力为中心，而是以服务为中心。“在公共管理中，控制关系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日益生成的服务关系，管理主体是服务者，而管理客体是服务的接受者。所以，这是一种完全新型的管理关系，在这种管理关系的基础上，必然造就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即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第四，注重伦理向度的治理模式。完整的社会关系应该是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的统一体。然而在农业社会中权力关系处于主导地位。进入工业社会后，法律关系又成为社会关系的中心。后工业社会中的公共管理模式的核心意向是服务与合作，它通过治理主体的自我约束、自我限制来保证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在这种意向支配下的社会关系首先必然是伦理关系。伦理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核心，这决定了一切治理形式手段都要围绕“伦理”这一主题来构建。公共管理模式就是伦理关系的制度化，其目标是实现德制，是德治与法制相统一的治理模式。由于公共管理模式具有对工业社会治理模式批判继承的一面，所以公共管理模式下的公共管理者具有较高的管理素质，因此新的治理模式更重视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能力而非管理能力。后工业时代人们之间是高度的合作型信任关系，德治是公共管理模式的本质特征。

张康之教授用一系列规范化的术语为我们界定了一种全新的“公共管理”治理模式。它使“公共管理”这一全球性的运动有了新的诠释，这一概念的界定，是从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的，也是革命性的。它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切关于社会治理问题的思考，都会在不远的将来归宗于张康之教授对公共管理这一概念的界定。[5]

二、公共管理模式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公共管理模式的出现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张康之教授运用历史现实主义的方法，从社会形态演进的角度给我们阐述了公共管理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公共管理伦理学》所描绘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演进及其相关因素的变化可以用下面的图表予以简单的概括。社会治理模式及其相关因素的历史变迁比较

社会形态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治理制度权制法制德制

治理模式权治

（统治型模式）法治

（管理型模式）德治

（服务型模式）

社会角色身份契约合作

社会关系权力关系为中心法律关系为中心伦理关系为中心

社会领域一体化（同质性）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生活领域总体性

信任关系习俗型信任

（感性）契约型信任

（工具理性）合作型信任

（实质性）

>核心价值秩序效率、公平服务

权威类型权力权威法律权威道德权威

主导精神权力意志法律精神、科学精神服务精神

总体上看，人类社会的治理模式经历了一个从“权治”到“法治”再到“德治”的历史演进过程。权治是农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即用权力去治理社会，属于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该模式下法治和德制处于边缘地位。就人们的社会角色而言，此时人们之间是身份关系；“法治”是工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即人们用法律治理社会，属于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该模式也有权治的内容，然而德治是受到排斥的，此时人们的角色是由契约关系决定的；到了后工业社会社会治理模式发展到了“德治”，即人们用道德治理。这是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是德治与法治的统一，当然也有着权治的内容，但是权治已经被边缘化了，此时人们之间是实质性的合作关系。

社会治理模式从“权治”到“法治”再“德治”的变革，是一个客观的逻辑序列和历史进程，公共管理模式的出现具有历史和逻辑的必然性。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方式，是德治与法治的统一，其本质是德治的，并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伦理精神、理念和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

三、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实现途径：德制

1.公共管理模式下制度设计的基石：人的道德存在

面对人类面临的向前的时代，托夫勒坚信：第三次浪潮“将凭借着我们理性的帮助，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次具有真正人性的文明。”[6]（P3）这也意味着“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式要实现人性的全面发展。那么人都包括哪些方面呢？纵观人类的思想史，人们大都徘徊在从人的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这种二元分立和同构的立场上来认识人。而张康之教授认为：人不仅是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的同构体，而且人还具有道德存在，即人是物理存在（自然方面）、精神存在（心理和精神方面，如思想、意志、情感）和道德存在的三位一体。人的三个存在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缺一不可。道德存在是人的道德潜能通过直觉的方式与社会理性、群体理性或职业理性的契合。道德存在是人的社会性本质所在，它是人的最深层和最本质的存在，道德存在决定了人的道德行为。

人的存在或本质是决定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重要依据。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人们基于人的物理存在和精神存在所设计的“权制”和“法治”被历史证明是不完善的，无法实现人的自由而充分的发展。根据历史的发展逻辑，后工业社会，人们将从人的道德存在出发进行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因此，对人的道德存在的认识和把握就构成了全部社会生活和活动的基础。

2.“德治”实现的关键：德制

德治思想古已有之，例如孔子有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位而众星拱之。但在统治型和管理型的治理模式中德治只能作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德治绝不可能是一种单单通过道德教化的途径来实现的社会治理方式。历史上所有的建立在个人道德修养基础上的所谓“德治”都最终都只能是“虚幻的德治”。德治的实现最终是人们道德存在的自觉。人的道德存在是客观的，是不可以教的，只能通过道德潜能与社会理性、群体理性或职业理性的相契合而觉醒。德治的实现不是靠公共管理主体的道德修养的提升，而是根源于管理客体的服务需求的刺激和约束。德治是通过认识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并在伦理关系的基础上而做出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结果。[4]（P108）因此，德治首要的、直接的目标是建立起道德化了的制度。这一制度框架能够对人起到激励和惩治作用，从而给人们以客观的约束，人们会得到一种客观化的必然的教育。由于有了道德化的制度，人的行为都会在潜移默化中具有道德的特征。只有制度和体制的道德才是广泛的，才具有稳定的引导功能的行为规范，在这一点上，是任何个体道德都无法达到的。[7]（P210）“以制度为师“而非道德说教才是德治实现的根本途径。只有谋求制度的道德化才能建立稳定的德治。

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式是服务导向的，其核心价值是服务。德制建设是公共管理服务精神的物化过程[4]（P8），服务精神催生了德制，反之，公共管理的道德制度也要保证公共管理者忠诚的去贯彻服务精神，为服务精神的实现提供保障。

公共管理模式是德治与法治的统一体，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下，德治与法治实现了真正的统一，二者不仅仅作为社会治理的手段而存在，不再从属于工具理性，而成为人的本质的一部分。因此，德制既是法律的道德化也是道德的法律化。

据此德制的建设应该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原则：其一，在制度安排中有着道德化的合理规范，包含着道德实现的保障机制；并且已经确立的制度应当是有利于道德因素生成和成长的；[7]（P212）其二，德制要有成为服务精神贯彻实施的保障；其三，德制应该是同时在德治与法治两种理念指导之下进行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

德制的确立是实现德治的前提，而不是终极目标。德治的确立遵循一个循序渐进的逻辑过程。其起点是的道德的制度化。然后通过治理者及其行为的道德化影响整个治理体系中的全体成员，实现一切人的道德化。德制作为整个进程的起点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是整个社会治理体系道德化能够稳定持续发展的保障。

第三次浪潮的冲击，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历史又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变革。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都有一次的宏大的启蒙运动与之相伴随。后工业时代变革呼唤一场建构性的启蒙，如果说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确立了法的精神的话，那么它将确立起一种伦理精神；如果说工业社会确立了分工—协作的社会体系的话，那么它将根据合作理念去进行社会建构。[8]《公共管理伦理学》一书描述了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和本质，并在服务理念下提出制度设计的构想。《公共管理伦理学》本身就是一本关于第三次浪潮的启蒙性著作，其所蕴含的思想对社会的成功转型以及新时代治理模式的构建有着的重大启蒙意义。参考文献：

[1]王丽莉.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内在矛盾分析[J].社会科学研究.2004-6.

[2][美]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澳]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彭和平,周明德,金竹青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4]张康之.公共管理伦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刘祖云.历史与逻辑视野中的“服务型政府”[J].公共行政,2004-12.

[6][美]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朱志焱,潘琪,张焱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

篇7

关键词：重叠共识 公共理性 民主法治 

 

一、重叠共识理念的法治内涵 

(一)重叠共识理念的背景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向我们描述了一个具有公平正义且秩序良好的社会,这个社会是一个稳定的,道德同质的社会。罗尔斯的正义论哲学是一种完备的道德哲学。但是,越来越多的事实让罗尔斯清楚的认识到,现今的社会远比他当初所设想的要复杂得多。现实社会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多元思想合理的共存于此。各种合乎理性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互相冲突而又于民主制度的框架内。因而罗氏在其之后出版的《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重叠共识,来解决这一多元价值共存的问题。① 

(二)重叠共识理念的界定 

重叠共识理念是用来解决现代民主社会中多元价值与社会稳定统一之间的矛盾。民主社会所具有的理性多元论的特征决定了如果要用某种完备性理论来作为国家或某种政治联合体的共同理念的话,只能选择依靠强制力去推行。而单纯依靠强力显然与自由民主的追求相悖,会引发更为严重的后果。要实现社会的统一和稳定,必须使社会中的各种力量在诸如社会制度等的基本问题的抽象层面上形成共识。在多元社会中的人们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信仰和立场,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一些根本政治正义观念上达成一致。这就是一种“重叠共识”。罗尔斯认为,正是“重叠共识”这一理念为每一个个体的完备性理念和作为多元民主社会稳定之基石的“政治正义观念”②之间提供了沟通的媒介。 

(三)重叠共识理念的核心 

“公共理性”是重叠共识理念的核心。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是以“自由平等公民之稳定而公正的社会如何才能长期存在”为中心话语而达成的理性共识,强调公平、正义是公共理性的基本理念、核心理念.公共理性的目标就是公共的善。③哈贝马斯在提出其著名的民主协商对话理论中也阐述了公共理性,在那里,公共理性就是一种形成相互之间进行协商沟通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只有存在公共理性,处在多元社会中的人们之间才可能为了各自的目的(一定层面上也可能是共同的),聚在一起进行多元价值和理性选择之间的对话。

二、重叠共识理念的达成阶段 

(一)宪法共识阶段 

第一个阶段主要是达成一种宪法共识,也是最根本层面的共识,这一阶段主要是解决对于基本政治权利和自由以及民主程序的共识。这种共识起初是作为一种暂时性的协定,具有不稳定的状态。随着实践的深入,当它能够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的时候,人们便开始考虑将他正式的固定下来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这些制度及其追求的价值是在一次次的淘汰筛选下形成的。这一形成过程好似人们通过对习惯的认可,进而使其上升为成文法的过程。在早期社会,一个习惯共识的形成也必定是经过人们之间彼此的模仿和试探、学习和交流、协商和妥协的。但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是罗尔斯笔下的这一宪法共识,不够广泛和深刻。显然现阶段,我们能够遵照这一理念达成的宪法层面的共识的内涵和外延都应该比那时候界定得要广泛得多,也深刻得多。 

(二)重叠共识阶段 

宪法共识是第一阶段,接下来就是“重叠共识”阶段。在这一阶段,罗尔斯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界定,表现在其为重叠共识限定了广度和深度。罗尔斯认为,重叠共识的深度就是基于政治正义原则之上的适用于公平正义的社会和个人理念。而重叠共识的广度,则涵盖了一些具体层面的原则性问题和实质性权利。显然,这一层面的共识要更加深刻也具体得多。同时,罗尔斯提出了达成重叠共识所必需的需要认真对待并践行的两个原则:回避原则和宽容原则。通过这两个原则的介入运用,能够更好的保障人们秉持着理性的精神来达成重叠共识。

三、重叠共识理念的法理启示 

(一)有利于促进法治社会的和谐发展 

法治社会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重叠共识是构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生机制,和谐社会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一直为人们所不懈追求着。而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在各个方面全方位的展开。既需要坚实的物质层面的支撑,又需要体制制度层面的支持,还需要思想文化层面的导向。重叠共识为构建法治社会提供了精神保障。在多元利益主体所包含的多元文化价值共存的今天,使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在稳定而公正的社会中就某些抽象性的原则问题的适用达成共识,需要依靠重叠共识观念的指引。对此,罗尔斯曾经说过:“一致与和谐所依靠的是公共政治文化的生机,是公民们对于公共理性观念的忠实和领会。”公共理性是以自由、公平、正义等价值为核心的,其为不同利益主体和文化价值观念之间的协调提供了沟通平台。 

(二)有利于促进多元价值的沟通对话 

当今是一个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时代。各种价值理念、哲学信仰不断冲突与融合,交措发展。因而如果我们妄图依靠强力去推行所谓的“中心文化价值观”这种单一的意识形态是不现实的,就算推行了生命力也不会长久。因为在社会主义的今天,背离了人民群众的任何政治信仰与要求都是没有生命力的。到时候可能会引发更为严重的冲突与矛盾。法治社会是需要通过自由、平等、对话、沟通中所达成的理性共识来构筑的。重叠共识能够最大限度的促进公民或是团体间的对话与协商,以期达成更多的理性共识。通过扩大范围使不同利益主张的民众能够广泛的协商对话可以更好的解决我国现实法治发展中的不公正、不均衡问题。全方位的参与和沟通,才能保证每个阶层在涉及到自己切身利益的有关决定作出前,都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体现自己的价值。 

篇8

【关键词】秋菊打官司 说法 法律权威 法治社会

在中国西北的一个小山村，村民王庆来与村长发生冲突，被村长踢伤。王庆来的妻子秋菊在向村长理论未果的情况下，为了“讨个说法”，带着六个月的身孕，踏上了漫长的告状之路。秋菊层层向上级机关要求行政复议，并在最终的行政复议讨不到自己满意的说法后，通过行政诉讼，得到了与原行政裁决不同的“说法”。可正当秋菊家庆贺孩子满月时，传来法院判决，村长因伤害罪被判入狱。望着远处警车扬起的灰尘，秋菊感到深深的茫然、不解与失落。

秋菊把村长送进监狱或许是我国法治进步的一个体现，但是试想一下，这到底是不是秋菊希望得到的结果呢？也许这就是法律与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更是法治的无奈。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也只是社会规范的一种，其既不是全部社会规范，更不能代替其他社会规范。道德作为社会的基本准则，不仅关乎人的行为，并且连接人的内心，法治要想离开道德而独立存在，只能是一种空想。法治不仅不会排斥道德，而且还要以它的存在发挥作用。法治如果超过其范围以取代其他社会规范，将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在中国农村，权力最大者是村长，民间舆论是评判行为的主要力量，人情是联系人们之间关系的最大纽带，面子是他们所追求的东西。而在现代秩序中，权力者是行政机关，评判行为的主要力量是法律，联系人们之间关系的是利益与合作，利益是人们所追求的东西。因此，面子和利益则成为两大秩序的核心。但是面子，是乡土社会所看重的东西，法律上其实没有。而秋菊正是想通过现代秩序（即法律程序）来解决一个乡土内的问题，然而她想要的赔礼道歉是面子问题，这在法律中找不到。现实社会中，当人们诉诸法律时，法律能给我们的仅仅是对对方的惩罚，却很少能使对方心悦诚服，从内心表示歉意和自省，但这恰恰是我们所需要的，也是真正想要法律去做的。就像秋菊讲的“说法”，她看重的并不是钱，但是法律只能给她这么多。所有可能用到的法律都翻遍，发现秋菊的说法仍然无法满足：就像有学者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现代法律的知识体系和制度逻辑限制了它解决秋菊说法的可。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法律在规范现实社会方面所起到的强有力的作用，没有法律，社会将乱成一团。但是乡土社会的规范又将何去何从？法律与乡土社会的规范又该如何协调？《秋菊打官司》一方面体现出中国正在走向法治，人民群众已经越来越多地懂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利，另一方面，也展现了我们传统概念中弱者（怀孕的农村妇女）对抗强大甚至邪恶的势力（踢伤人不道歉的村长）的坚强意志和不屈精神。秋菊通过诉讼获得了“正义”，但事实上最后她获得了什么呢？或许，这对于秋菊来说更是一场“人道主义的灾难”。秋菊带来的新的法律观念使得农村邻里互敬互助的传统观念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甚至是瓦解。

诚如上面的分析，我们不能将所有问题归咎于人民大众，正如朱苏力所言：“我们不能把一切我们认为的社会问题都推到政府身上去，推到官员腐败、人民愚昧上去，推到中国文化上去，推到司法不独立上去。这种归根寻源是最容易的，也是最不负责任的。”因此，笔者认为，问题的原因可能就在法律及法律运行本身，那种过分强调规则本身而不问法律社会效果的思维方式才是导致“秋菊”尴尬的根本原因之一。所以，法律之于法治社会的真正意义则在于两个方面：第一，国家制定法律。第二，让民众理解法律。其中，第二个方面对我们来说任重而道远。秋菊不明白的不仅仅是个“说法”，而是一整套法制话语。现在的法律制度，从意识形态到知识逻辑，从话语体系到制度架构，乃是环环相扣的一整套专业化生产线，没有经过专门的规范训练是无法准确理解的。在此意义上，秋菊的真正悲剧不在于现在法制无法解决其问题，而是当她茫然且虔诚地面对这架庞大的机器时，后者却从来没有“老老实实地放下架子，听一听秋菊要的，究竟是什么。”或许，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划分略显不科学，但不可否认，同样的法律规范在农村与城市实现的法律效果的确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性是任何一个急剧转型的国家所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以不可避免来为国家制定法的合法性、正当性进行辩护，则又显得苍白而无力。

法律的权威不是来源于法学家的说教，也不是国家强制力的保障，而是社会的普遍认可与经得起社会的实践检验，最重要的还是让民众去理解法律，这样才有利于确立法律本身的权威性。而国家通过法律实现其权威时，如何在个人愿望、社会效果和刚性的法律之间实现一种平衡则显得尤为重要，让民众既讨到说法，又不会像秋菊一般落入茫然与失落之中。

参考文献：

[1]苏力.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2]孙文恺.社会学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3]朱峰.试析法律实证主义的权威观[J].博览群书，2007，（4）.

[4]谢晖.法律认同和社会认同[N].检察日报，2008-09-04.

篇9

和谐社会和法治社会，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旨在追求规则和秩序范围内的社会和谐与进步。但和谐社会的内涵更为丰富，其内容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环境等广泛的领域，和谐社会要求政通人和，社会治理井然有序，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公平公正。和谐社会是一个上位的概念，但和谐社会的建立必须以法治为中心，构建一个秩序井然、公平公正、人民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个人能够安居乐业、和睦相处的社会，可以说和谐社会从本质上看就是法治社会。

之所以说和谐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首先是因为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所谓秩序是指一种有规律、可预见、和谐稳定的状态。一个社会要做到有序运行，不仅仅是要求国家的政治制度健全有序，社会运行健康而有规则，经济的发展稳定并有活力，而且应当使人民群众的财产和人身都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社会形成一套良好的法律秩序，人民安居乐业、和睦相处，出现任何纠纷，都能够通过司法来解决。秩序一旦形成，社会自身就具有了一定的自我维持、自我协调、自我发展的能力，从而就能减少、消除各种社会冲突和矛盾，形成符合人们期待的和谐。在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尽管有多种力量可能发生作用，但在现代社会，起主导作用的应当是法律规则。为维护良好的秩序，有必要建立法律的权威，使法律能为人们所信仰；建立严格依法办事的机制，一切按制度、规定、按程序办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执法机关要依法惩治犯罪，保障公民权利，依法建立公正廉洁的法治政府；此外，还需要培育法治观念，为制度的形成奠定坚实的观念基础。

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公正的社会。丧失了公正，社会成员就容易产生怨恨情绪，可能引发社会各种矛盾，从而就不能形成和谐稳定的秩序。当前，实现社会公正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实现司法公正。在现代社会，由于司法不仅具有解决各种冲突和纠纷的权威地位，而且司法裁判乃是解决纠纷的最终手段，法律的公平正义价值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靠司法的公正而具体体现。司法公正意味着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受到平等的、充分的保护，违法犯罪者受到应有的惩治，无辜的受害人能够获得应有的救济。为此，需要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使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如果连作为保障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的司法都出现了不公正现象，则不仅立法所追求的正义价值不能实现，而且整个社会的公正和正义也难以维持。因此，司法公正既是司法机关存在的原因和所追求的目的，也是建立法治社会的关键。

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以人为本，在法律上就是指要充分尊重个人的意愿，使其享有人之为人所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享有广泛的行为自由。现代化的过程是人的全面发展与全面完善的过程，它应始终体现对人的终极关怀，其重要标志之一是对人们人格权利的充分确认和保障。当前，在法律上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一方面，需要在立法上充分反映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以有利于保障和实现人们的合法权益为宗旨。另一方面，要协调好个人和社会、个人与国家、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尽可能地赋予个人行为自由的前提下，又要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在正确协调好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基础上，形成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既相互制衡，又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和谐关系。

篇10

【关键词】国家治理 现代化框架 财政基础理论

财政是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是国家进行治理的支柱。在财政范畴下，有关于税务等多个管理内容，并且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财政方面改革成为一系列改革的首要方面。合理的财政基础以及相关体制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稳定，维护市场大环境安宁，本文针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的财政基础理论建设进行研究，希望有助于我国财政基础理论的完善及发展。

一、财政在国家治理框架中的地位

在我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曾经提出，财政是我国国家治理的基础以及重要支柱这一看法。在以往的财政地位描述中，是将财政的涵义定位为政府及相关部门进行的有关于我国财务收入及支出的配置活动，将部分社会资金用于国民生产或公共服务中，满足人民对于社会的需求。国家治理框架作为一个较为专业的语言，与财政概念有着较高的相关度，因为国家治理框架中，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个内涵，而财政作为经济领域内的一个基本概念，同样存在于国家治理框架范围内，而在以往对财政的定义中，只存在于国家治理框架下经济中的一个小范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重新对财政进行定位，将财政的认识更进一步，使得其在我国治理体系中提升到了更为重要的位置，是国家治理框架的基础。

二、财政基础理论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改革开放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直接反映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程度，有关于财政方面的改革也在不断增多。为建设自由、民主、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国开展了系列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改革，努力构建我国形象。此外，财政是国家资金使用方面内容，有关于国家建设治理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财政资金进行支持，在税制改革之后，我国现代化进程有了一定的提升。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治理体系改革也有了新的思想观念，在现代化进程中，为推进治理体系中其他方面的改革程度，将财政作为其中的关联点，是有必要的。

三、现代化财政制度体现

我国税务制度已保持了较久的时间，但就当前改革开放的相关情况来说，税务制度仍然未转变为一个引领各个方面的基本制度。在现代化进程中，税务制度的表述从之前的公共财政转变为当前的现代化财政，在公共财政当中，税务制度所带有的直接性质为共有，其财政性质也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符合的。而在现代化财政当中，国家财政情况的转变主要与时展情况相关，从我国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上着手，与国家治理能力及治理现代化程度相关，构建出现代化财政制度，这是随着人类文明进步而产生的一种财政方式。但这并不表示现代化财政脱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恰恰相反，现代化财政制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加了时代元粗，更为深刻的促进经济发展以及国家治理程度与时俱进，并且增加了一系列新的创新点。现代化财政制度仍然是以公共性为财政活动的基本特点，并将财政收入用于有关于公民需求的方面，将建设后的服务设施及其他实体建筑纳入到社会公共服务当中，更好的营造社会主义文明氛围，实现国家治理目标。

四、财政基础理论与社会主义法治

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构建当中，可以看出国家及地方政府的财政活动中的各个环节都处于法治管理当中，在其活动中体现的是法律规范以及相关行为准则。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中，法治体系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我们党已将依法治国这一理念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且不断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保障人民生活及国家运作长治久安。因此，将财政作为我国国家治理框架的基础部分，同样需要受到法治内容的限制。但当前我国有关于财政方面的法律法规仍存在不完善之处，相关工作人员对于财政的法制观念并不理解，在此种情况下应努力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将财政发展的方方面面纳入到法治社会的框架中，并且规范相关工作人员的财政活动，对其进行法治教育，了解到财政对国家治理以及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以填补当前财政法制中的空缺。

五、税务制度的法治规范

有关于税务制度的法制规范有三点。其一是将财政状况作为法治的出发点。政府及相关部门在针对财政状况进行相关活动时，要详细记录财政收入的来源以及财政支出的去处，构建合理动态的财政收支管制，在法治规范的基础上，规范各个部门工作人员的财政活动，必须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进行。其二是有关于财政预算方面，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从实际情况出发，针对财政支出进行合理预算，从民生入手，真正做到财政收入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其三是有关于政府财政的公开性，应将其各个部门的资金使用状况进行公开，做到权利由民监督，避免以权换钱事件的发生。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国家治理体系开始围绕着经济发展中的财政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变，在财政基础理论中，主要指出了财政在我国国家治理中占有重要位置，其具体情况与税务制度息息相关。此外，有关于税务的相关改革是我国各个方面改革的结合点，从税务进行改革可以直接影响到各个领域的发展情况。将财政作为首先需要控制的方面进行建设，可以全面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童伟，牟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学科理论新体系――“社会共同需要论理论研讨会”会议综述[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