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的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治社会的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老人还给白先生讲了一段传奇的经历。初到山上房子还未建时，老人住在临时搭建的茅草屋中。一夜，天空忽然电闪雷鸣，大风呼啸，骤然下起瓢泼大雨。于是老人便在茅草屋里生火取暖。就在这时，一只老虎突然闯了进来。老人惊出一身冷汗，随手抓起砍柴刀准备与老虎对峙。可谁知老虎不但没有咬老人，反而趴在火堆旁烤起火来。老人不敢松懈，就边烤火边和老虎对峙着。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风雨逐渐停了下来，这时老虎忽然站起身来。老人心想，决不能坐以待毙，遂握紧砍柴刀准备与老虎拼命。可谁知，老虎抖了抖身上的毛，竟转身扬长而去。老人定了定神，终于明白，原来老虎是受到了雷电的惊吓，看到火堆，过来找老人一起作伴的。听罢故事，白诚仁先生对这位拥有传奇经历的乐观老者不禁印象深刻了起来。又过了20年，守林老者早已西归逝去。他的儿子来到了这片山林，接过父亲的衣钵，继续着守林这份职责。

后来，白诚仁先生与词作者欧阳振砥先生和已故著名歌唱家何纪光先生一起采风去了位于湖南省西部的古丈县，也采访了一位守林员。再后来，俩人聊起关于守林员的事儿感触颇深，一拍即合。时隔不久，欧阳振砥先生便创作出了民歌《山神》的歌词，白诚仁先生也随即为这首歌谱了曲子，至此一首内涵丰富、旋律优美的劳动赞歌《山神》就这样诞生了。

民歌《山神》的艺术魅力和音乐特征

1.歌词的文学魅力

一首成功的歌曲，不仅要曲调悠扬，还要有生动的歌词、鲜活的内容和丰富的内涵。且看《山神》的歌词：“山青青水粼粼，山神住在高山顶，云雾里走风雨里行，披星戴月守护大森林。头枕青山你脚踩云，朝看日头你夜看星，山风吹白了少年头。山林伴你度青春……瞭望台上你日夜望，睡觉你还要睁眼睛。日月星辰记得你，高山顶上的看林人。霹雳闪电大雨淋，黄狗陪你把夜巡，风和日丽山幽静。独坐木楼听鸟声……你与森林共命运，树伤皮来你伤心，百草万木忘不了你，绿色王国的守护神。”欧阳振砥先生采用最朴实无华的辞藻直白地描绘出清晰的山神形象，将歌曲主题及内涵生动地展现在歌词之中。不仅表达出山神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也展现了山神朴实、刚毅、坚强、忠于职守的人生理念。

词作者通过拟人手法，将山神的形象刻画成了一位常年固守山林，将山林的一切看作自己孩子一般的寂寞老者，借此突显人们对山神的崇敬之情。通过比喻等多种文学创作手法，将对人物的刻画、性格的描写和环境的描绘三者和谐地融汇在一起，不仅使人感受到了浓郁的艺术气息，还使人仿佛身临其境地置身于山林之中，微风细雨间亲身感受着山神的魅力。

2.音乐特征分析

该曲运用了回旋曲式结构，并融入了多民族民间音乐元素。

第一乐段，从起始句开始，便融入了苗族以及土家族民族民间音乐元素，采用了桑植民歌《好郎好姐不用媒》中的音乐素材。在一个八度中，利用铝片琴、柳琴轮奏模仿山泉柔波声，打造出鸟鸣山幽泉水响独特气氛，在歌曲的开头就营造出了气氛。其中第一乐句以及第三乐句是借用了桑植民歌《好郎好姐不用媒》的平腔音乐元素；第二乐句以及第四乐句，是借用了《好郎好姐不用媒》的高腔音乐元素；间奏采用琵琶声、柳琴、二胡演奏，速度由慢转快，使得听者放佛变身为守林老者，置身于月光中仰望星空，体味着独自抚琴的孤独。场景寂寥，曲调却优美动听，起到了承接作用。

第二乐段，作者将湖南花鼓戏与湘西阳戏的一些成分相融合。在中间的主题弹花舌乐句中，再次融入桑植民歌花灯调的《四季花儿开》的音乐元素；第二乐段的结尾句借用了越南民歌《捻线穿针》的结束乐句。第二乐段反复之后，使用回旋再现的创作手法再现弹花舌乐句。接着又运用了移宫换调的手法，在结束乐段采用了第一段的变化重现，前后呼应，突显效果。这种相互穿插的创作手法属于徵调式，因此在听觉上便有了些许宫调式的味道。

民歌《山神》的演唱及其社会价值

1.《山神》的演唱

民歌《山神》是一首描写劳动人民的赞歌，因此为了充分展现出普通守林人的和善、勇敢、乐观和坚忍不拔，作者在演唱的安排上花费了很多心思。首先，第一乐段选择了轻柔的女声伴唱，四个乐句在两个声部中营造出与老者歌声相互交错的效果，和谐地将女子的阴柔与男子的阳刚融合在一起，仿佛一幅浑然天成的原生态画面。第二乐段是该曲抒感的主题乐段，其歌词为“瞭望台上你日夜望，睡觉你还要睁眼睛，让山风吹白了少年头，让山林伴你度青春”。为了充分表达出守林人一生守护山林的坚毅，在演唱时既要柔也要刚，既要唱出感情又要体现出悲壮。这就对演唱者的音色运用有了更高的要求，既要体现出气势滂沱，又要展现出柔美清爽。要让听众在听到歌曲的同时仿佛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守林老人的孤独、亲切、乐观和无所畏惧，感受到守林人倾其一生也要守卫山林的奉献精神。

为了更加生动形象地展现出守林老人的形象，白诚仁先生用弹舌音来模仿老人 弹奏月琴的声音，所以在曲谱中出现了很长的弹舌音。这就为演唱增加了难度，不仅要把握曲调，更要注意声行并茂。正是这样的编曲，使得民歌唱法不再是没有技巧没有唱功，体现出极高的艺术价值。

这首歌曲是一首守林人的颂歌，让听到的人们仿佛亲眼看到了森林深处的守林老者，一位不仅驻守山林，更是在驻守心灵、驻守信念的老者。而吴碧霞的演唱，使得词、曲作者所要表达的气势与柔情完美和谐地结合在了一起，既表达出了赞美，也体现出了悲壮。

2.《山神》的社会价值

作家通过真人真事的真情感，有感而发，塑造了一位真实而伟大的劳动人民形象。歌曲展现出的平易近人的生活气息，在赞颂了普通守林人无私奉献的同时，也展示了创作者的生活经历和精神世界，拉近了音乐和劳动人民之间的距离。

从内涵层面来讲，《山神》这部民族声乐作品使得人们对普通劳动者的劳动价值有了新的认识，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从社会层面来讲，《山神》拉近了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距离，通过艺术反映了社会生活，唤起了人们对理想、关怀的思考。这正是《山神》这部作品所带来的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1]唐海燕.浅析王志信民族声乐作品演唱中的润腔技巧[J].音乐创作，2008，01：110-113.

[2]朱雯珺.浅析王志信民族声乐作品的创作特点——以《孟姜女》为例[J].才智，2009，02：208-209.

篇2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六个基本特征，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但这六个特征中，为什么偏偏把民主法治放在第一条，此意义十分深远对于我们今天提出的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具有十分重要的涵意。

民主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由于实现民主的程度不同，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社会表现出不同的社会状况。建立在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基础上的社会，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现代民主政治既是现代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又是现代和谐社会的发展动力。法治是社会和谐的基本保障。相对人治而言，法治是现代文明的产物，是国家形态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一个不实行法治的国家不可能是现代化国家。国家主要以法律手段来治理国政和进行社会管理，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和社会关系纳入法制的轨道，国家权利的行使和谐社会的成员的活动处于严格依法行政的状态，社会调控和管理才能摆脱随意性的特权，经济、政治、文化和谐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才有基本秩序保障，整个社会才能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社会主义法治以民主观为指导，吸收借鉴了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体现为民主法治的理论，制度的建设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以民主理论为指导，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吸收借鉴了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通过了对和谐社会其他特征的了解，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坚持依法治国，大力推进依法行政可以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来促进和实现社会上义法治的追求一一公平正义。社会公正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和谐社会核心价值取向维护和实现社会公正，是现代社会进行制度安排创新的重要依据，是协调社会各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一个社会具有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道义源泉。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公平正义，就根本谈不上和谐。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关键在于妥善处理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在全社会形成合理的利益格局。当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通过法律途径来进行恢复和修补当社会主体利益发生矛盾或冲突时，以宪法为基础其它法律为借据进行调节，从而将社会矛盾和冲突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总之，法治只有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依法行政才能避免社会利益之争的激化，才能使各个阶层实现共赢共荣，公平合理地分享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成果。

第二、依法治国，大力推进依法行政将为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友爱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诚信的社会。没有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就没相互的合作，不可能形成普遍的社会认同，也就没有社会的和谐。和谐社会要求社会成员之间团结友爱，和睦相处。民主的，有依据的施行法治可以奠定诚信友爱所必需的社会环境。通过这样的环境有利于培养人们内心的宽容、谦让和互助友爱，法治的完善则=规范人们的行为，引导人们诚信友爱地相处。

第三、依法治国，推进依宪行政将为社会活力创造条件。社会活力不断增强，是推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各方面创造活力。依法治国，营造了平等竞争和共谋发展的社会环境。

第四、依法治国，大力推进依宪行政为维护社会安宁有序提供保序。一个和谐社会，必然有稳定安宁的社会政治政境和有条不紊的社会生活秩序。动荡不定、秩序混乱、社会矛盾激化，不可能使人们和睦相处、安居乐业。当然任何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矛盾和冲突，不可能没有分歧和裂痕。和谐的社会在于能够运用制度和规则的力量来不断化解冲突，弥合裂痕。依法治国必以法律的规范性、强制性为特点，通过立法和法律实施，调整社会关系，平衡社会利益，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秩序。只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都有章可循，才能以文明、平和的方式消除社会不安全、不和谐因素，真正做到政治安定、社会安定、人心安定。

篇3

Abstract: The government by law and the legal system have experienced the calendar long evolution process, in its connotation's tendentiousness has the huge difference. The western culture's disposition favors the government by law idea and the practice, but Chinese and the Eastern society's cultural connotation favors the use legal system utilizable value. The government by law and the legal system in the modern society are not the opposition two social operation ways, the two have in the difference foundation unity and the conformability.

关键词： 法治与法制的内涵 分离与结果 融合与结果

key words: Government by law and legal system's connotation Separation and result Fusion and result

一、 法治和法制的内涵

（一） 法治的内涵

法治概念自产生以来，由于其内在的复杂，许多著作都没有直接、简单的对“法治”进行定义。当代法学界中仍然存在对法治概念的争论。《牛津法律大辞典》将法治表述为：“一个无比重要的，但未被定义，也不是随便就能定义的概念。它意指所有的权威机构，立法，行政，司法及其他机构都要服从于某些原则。” 法治的抽象性时期难以被定义而只能被描述。国内法学界一般认为法治的含义中应包括“法治是一种宏观的治国方略”，“法治是一种民主的法治模式”， “法治”的概念在现代倾向于对国家等公共权威机构的权力的限制和约束以保障公民个人和市民社会的权利和自由。

（二）法制的思想起源和概念

法制和法治在中国古代具有同一性，中国古代先秦时期的法家所倡导的“以法治国”的理念即是要求社会的法治（法制）。此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在专制统治的政治背景下无不重视法律的创制和运行。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对于法治和法制的内涵仍然部分的继承了中国古代的概念性思维。

法制对法律这种客观存在的强调更加倾向于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工具性理解。法制一直是中国古代帝王进行社会统治所利用的手段和方式，古代社会对法律所有的并不是尊重和信仰，而是一种工具性的利用心理甚至带有某种鄙夷心态的蔑视。当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积累而成的习惯性规则和对规则的墨守的心态被广泛的接受以后，伴随着国家和社会情况的日益复杂，多元因素的渗透结合习惯性的规则形成了法律制度，成为了明示给社会群体的规范。

二、法制和法治的分离与结果

法治和法制在概念上的区别前以进行了简短的分析，法制和法治的差异本质上体现了二者背后价值观的冲突与矛盾。法治的背后是对权利的张扬和保护；而法制的背后则是对权力的突显和维护。而除去概念以外，二者在实行，特征等方面也存在着差异。

法治中隐含了人类在长期的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思想认识的结晶，是人类自由精神价值的衍生物。，它更多的具有精神层面的价值内涵。

而法制则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没有选择意识和能力的纯粹的客观存在，它几乎完全被动地由统治者指定，善恶并不是它的终极价值。按照分析法学派的观点，“恶法亦法”，法制并没有性质上的明显的区分。当民主共和的精神选择了法制的方式并与之结合，就有可能产生法治；而当专制选择了法制的形态，它就有可能沦为专制统治的罪恶的工具。

而法制在结合“法治”的精神之前只是纯粹的国家统治工具，人们对于法律只有被动的、无奈的服从以及基于这种服从之上的恐惧甚至憎恶，而缺乏对法律的敬畏和尊重，但这一切并不能归咎于法律自身。

总之，法治是具有主动地人格的治理主体，而法制则是在被动的状态下被治理主体所采用的工具。

三、法治与法制的融合与结果

法制的工具主义特性明确的说明了法制是在人的治理之下运转的机器，法治则是在被人们授予了人格之后进行统治的拟制主体。而法治并不与法制相对立，而是与人类社会实践中早期所产生的“德治”和“礼治”相对立。

德治和礼治产生于人治主义主体的时代。“‘德治’和‘礼治’与‘人治’在古代中国的内在意蕴是相通的，德治，礼治只不过是人治的美称罢了。” “德治”和“礼治”都强调君主（统治者）依靠个人的道德和贤明来统治国家，国家的兴衰存亡完全取决于统治者个人的道德和贤明以及这种“性尚”所延及的整个统治体系，最终达到儒家所倡导的“圣人”治理，也即柏拉图眼中的“哲人王”的社会。而“德”是人们在理念认识的基础上进过合意而要求君主（统治者）应具备的品质。 “德”和“礼”成为了社会的主体和信条，但不可忽略它们的工具特征。

而法治也是人所要治理国家和社会采用的工具，具有与法制相似的工具属性。法治是“良法之治”，前提之一是法律是人所创设和使用运行的，法不会自发的生成并流淌至每一个人的心里，生活中。而“法治”的属性“善”也是基于人们所赋予和注入的价值理念的“善”。“法治”之“善法”在经过全体人民的认同后，同时也被赋予了高于一切个人和集体的权威，法治时代的人们在订立法之前所墨守的主要义务是服从将要制定出来的法并不得超越，所有人就当然的处于法之下。法治取代了表面上人所欲为的统治，而具有了部分代替人类自身的主体性。，但它的背后还是人性和需求的促动。“法治”是基于人们自愿和认同的基础上所选择的具有主体性质的一种社会治理手段和方式。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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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善、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要实现和谐社会，其前提是必须实现了法治社会，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及和谐社会，都离不开大学生这个未来的建设着和接班人。因此，对大学生加强法律意识教育尤为重要。

关键词:

和谐社会;大学生现状;法律意识

一、法治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和谐社会是小康社会建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曾经指出，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他把民主法治高度概括为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为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找到了最佳的切入点。党的“十”，也将民主法治摆在了构建和谐社会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的首要位置。民主法治的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最首要的内容，也清楚地表明了法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和谐社会与法治具有内在的联系，民主法治作为和谐社会的第一个基本特征，表明了法治对于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和谐社会是“和而不同”的社会，是“元素互补”的社会，是“彼此互动”的社会，是“相互协调”的社会。要实现谈到的和谐社会就必须要有法律来保驾护航，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社会的民主法治当然以法治作为其基本内涵、社会的公平正义需要法治加以特别维护、社会的诚信友爱必须法治加以有效的保障、社会要充满活力必须良好的法治环境、社会的安定有序必须法治加以维护。因此，法治是和谐社会性质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要求，和谐社会离不开法治，离不开法律意识教育。

二、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

法律意识，是人们的法律观点和法律情感的总和，其内容包括对法的本质、作用的看法，对现行法律的要求和态度，对法律的评价和解释，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对某种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关于法律现象的知识以及法制观念等。大学生法律意识是大学生群体对法、法律或其现象的反应形式，即心理、知识、观点和思想，包括对法律的情感、认知、评价和信仰等的内心体验。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也是未来社会的支撑主体，其法律意识如何，直接影响到公民的法律素质和整个社会法治文明的程度。作为天子骄子的大学生，在大学接受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可以说是全体公民中接受教育最高的群体。他们不但有激情、年轻、有抱负，而且爱国、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在生活中遇到问题，喜欢用法律的方式解决，极力的维护国家利益、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应该说，中国现代大学生的知法守法意识、法律观念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其表现在一方面，大学生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法律知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事件屡见不鲜。例如:某高校一女学生，因为上大学本科期间结婚，学校要开除其学籍，学生立即将学校到法院，案件经过开庭审理，校方败诉，学生获得继续上学，继续接受学校教育的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另一方面，大学生爱国意识较强烈。当我国国家权利被侵害时，学生有较强的爱国热情，通过网络、报刊等谴责他国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

但是，大学生中也有很大部分人法律意识缺失，现状令人堪忧。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法律意识淡薄，缺乏必要的自我保护意识，轻易相信网友的话，与其见面，结果被劫财劫色，甚至被限制人身自由，致使自己的人身利益和财产权利侵犯受到损害。有些大学生在就业、勤工助学过程中屡次被骗;还有些大学生中存在盗窃、剽窃他人学术成果、随意撕毁就业合同等违法现象、犯罪行为时有发生。还有一些大学生，盲目爱国，爱国动机是好的，但是行为是违法的，甚至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事件，有些人说自己爱国结果在大街上的砸中国人开的日本车，给我过公民财产造成巨大的伤害，还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影响了经济的发展。相当一部分大学生虽然法律知识懂得不少，然而现实生活中，学法不会用法，知法犯法等的事件频频发生。针对以上情况，在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我们很有必要对大学生加强法制教育、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使大学生为我们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方法和途径

大学生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要实现和谐社会离不开大学生这些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至关重要。我认为，加强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教育，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首先，加强大学生的法律知识学习。在我国各高校大学生中，普遍存在重视专业课程的学习，忽视公共基础课，而对法律基础课更加不予以重视，只是临考时突击复习一下，应付考试，缺乏扎实的法律基础知识，对法律基础知识掌握的不够透彻，不会灵活的运用法律。还有些高校对法律基础课设定为考查课，考试采取开卷，学校也不予重视，学生学习也就没有主动性和积极性。因此，要强化大学生的法律知识势在必行。

一是开设“法律基础课”进行普法教育。增加学生的法律意识，高校应增加学时，将“法律基础”课作为法制教育的重要阵地，使大学生学习法律基础课时，掌握较为系统的法律知识。目前的“法律基础”课程，2006年经过课程改革，与《道德修养》课程合为一本教材，非法学专业大学生作为公共基础课开设，教材普遍存在课程内容设置简单，教材内容未突出重点，法律基础知识偏少，只注重编写的系统性，教材内容主要是道德知识，比较侧重德育。因而，大学生在《法律基础和道德修养》课程中学习到的法律知识较少，不能更满足法治与和谐社会的需要。因此，我认为，高校加强法制教育，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就必须独立的开设“法理基础”课程，而且法律基础课程法律知识内容涵盖广泛，通过学习让学生对实际生活中应用到的法律有个大概的了解。同时，应当积极开设一些法学选修课，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学生对法律知识的更深学习需求，从而逐步培养出适应现代素质教育要求的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的大学生，从整体上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二是发挥“法律基础课程”第二课堂的作用。积极加强法律基础课实践教学，使学生更加形象的掌握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比如:带学生去法院旁听，现场感受法律案件的严格审判过程;组织学生到社区、农村进行法律宣传;组织模拟法庭;法律小品表演等。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播放生活中真实的发生在大学生当中的案例，使学生观看后得到法律知识的学习，通过形象生动的系列法律实践活动，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

其次，创造良好的法制教育的校园和社会环境。学校是学生的主要活动场所，要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学校应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各项工作，通过校园广播、校园报刊栏、校园微信、校园贴吧等途径和方式加强对大学生的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学生的法律知识，引导大学生在生活中自觉的从事正确的合法的行为，及时纠正大学生的不良行为，春风细雨般地滋润和浇灌大学生法律知识，达到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的效果。高校的管理环境应当是民主的、法制的、有章可循的，程序合法的管理环境。民主法治的校园环境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正确树立起到积极作用，否则亦然。学校制定大学生校纪校规时，要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确保所建立和使用的规章制度不违背法治的精神，与我国家现阶的宪法、法律不冲突，并认真的遵照高等教育法的原则与规定，开展各种教学活动，不侵犯学生合法权益，形成符合法治精神的良好的育人环境。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成长初除了受到家庭、学校的影响外，还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较大。人是社会中人，不可避免的融入到大环境之中，受社会大环境影响。有句俗话说到“娃是好娃，社会把娃害了”，可见，人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有多大。因此，除了学校法律意识教育外，社会也应加强法制建设、法制教育和宣传，通过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来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社会可以通过新闻、媒体、广播、报刊、杂志、网络等宣传法律知识，传递社会正能量，多传递一些“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思想，为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提供良好的社会外部环境。

再次，加强大学生道德素质教育，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现代法律意识。道德与法律二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道德戒律与法律规定具有很大一致性，凡是道德提倡的，法律一定是允许和赞扬的，凡是不道德行为，法律一定是禁止的。因此，加强大学身大学生道德教育，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大学生上学期间是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刻，抓住关键时刻道德教育，有利于终生形成良好的法律意识。大学生关心国家法制建设，但世界观还未完全成熟，易受外界环境影响，加强大学生的道德教育非常重要。现在大学生大部分是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居多，很多家庭只注重孩子的知识学习教育，忽略孩子的道德教育，以至于有很多学生，基础的道德修养都不具备，做不到人与人之间交往需要宽容、谅解等基本原则。因而，要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实现和谐社会，必须加强大学生道德教育，提高道德素质，有利于学生自觉养成遵纪守法的好习惯，有利于最终构建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吴殿朝．中国当代大学生违法犯罪原因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2］林国强．法律理念培育:高校法制之核心［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1(8)．

［3］习伟．高校法制教育现状与大学生法律素质培养［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1(6)．

［4］王晓洁．浅析当年大学生法制教育［J］．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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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转型期；法治；传统社会；冲突

[中图分类号]D9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2－0196－05

王 帅（1985―），男，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社会学、司法学。（浙江杭州 310008）

一、我国传统社会的本质与特征

多位知名学者对我国传统社会的本质进行过剖析，其中较著名的有先生的“乡土社会说”[1](P6)，冯友兰先生的“家邦社会说”，以及梁漱溟先生的“伦理社会说”①，各种观点在表述上差异较大。乡土社会是对社会基础层面的概括性描述，揭示了伦理与家邦的根源；而伦理是由家邦中产生的，也在很大程度上受了儒家的影响。几种观点的联系，集中表现在我国传统社会的几个特征中。

我国传统社会的最主要特征就是稳定性。一方面，直接靠农业谋生的人是附着在土地上的，世代定居于一地，很少迁移其住所，这有利于保持社会形式上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在这种社会中，人民是自给自足、安分守己的。韦伯总结得好：“与古伊斯兰的封建武士所具有的热情与炫耀相反，我们在中国发现的是警觉的自制、内省与谨慎，尤其是对任何形式的热情（包括欣喜在内）的抑制，因为热情会扰乱心灵的平静与和谐，而后者正是一切善的根源。”[2](P128)这样，人们的内心状态从根本上抑制了社会的变动，使社会得以保持异常的稳定状态。这种稳定性还突出地表现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上，具有较高势能的华夏文化，千百年来不断由内向外呈辐射状传播，总是成功地同化和融合了偏远落后的“四夷”部族。这就不断地强化了古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理，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这种文化自信心有助于使我国传统文化始终保持一种从未间断的历史连续性与稳定性。

另外，我国传统社会及文化也具有保守性和封闭性的特征。由于自然经济的自足性以及历代中原王朝为防范游牧民族入侵和抵制佛教影响的需要，传统的保守文化心理发展到相当森严的地步。中国人总是不自觉地以这种保守封闭的文化心理，来看待不断变化的外部世界，这就在无形中加强了稳定性特征。

二、法治与我国传统社会冲突的表现

与法治（rule of law）不同，法制（rule by law）可以与人治并行不悖。自青铜时代以来，我国几千年的法制史就是对此最好的注脚。在我国法律思想史上通过诸多法学家的精心构造与伟大实践，中华法系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精神，如家法为纲，家族本位；礼法结合，法有等差；德主刑辅，重刑轻民等。家法等级与政治上的等级相一致，家长制与君主制相吻合，决定了法律与政治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国古代法律蕴涵着浓重的家法伦理色彩。

我国正在进行一系列现代化改革，使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今日中国问题在其数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已崩溃，而新者未立；欲谈建设，应从建设一新组织构造谈起……”[3](P494)这就形成了一种“伦理不立、法律未立”的局面。实际上，并不是绝对的“不立”与“未立”，而是伦理的力量已被极大地削弱，而法治的权威尚未建立，这样就形成两种力量博弈的局面，造成法治与我国传统的冲突。这种博弈，在规范层面，表现为规矩与法律的冲突；在制度层面，表现为礼治秩序与法治秩序的冲突；在社会层面，则表现为道德社会与法治社会的冲突。隐性的冲突反映在社会现实中，导致了显性的社会问题。

（一）规矩与法律的冲突

萨维尼认为，法律规范并不是对理想道德的宣示，而是对习俗的宣示，这种习俗孕育于文明社会的经验之中。因此宣示或颁布法令并不是一项创造性活动，而是对早已存在的法律所作的正式承认。这种法律并不是凭借自身内在道德权威而取得约束力的理想道德准则，而是扎根于真正民族精神的大众习俗[4](P21－22)。如果确如其然，似乎法律的出现不应带来什么冲突。但我国现行法律并非土生土长，其内容多与前苏联相一致，而其形式则是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大陆法系国家的经验建立起来的。这样直接将“拿来”的外邦理念的产物，适用于一个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的社会，就难免导致冲突的出现。

我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②，正是这种熟悉产生了规矩。而现代社会是个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每个人不知道其他人的底细，理性支配着人们的行动，这样才产生法律。另外，随着商业的发达，债务上的清算十分必要，即使是熟悉的人，也倾向于账目上的清楚，那时就宁可不认识对方，更好开口，面子上也过得去，还不会“负人情”③。

“规矩”是一种软规范，幻化为无形的社会约束力；而法律是硬规范，是相对有形的强制力。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规范体系，在产生、实施、效力等方面区别甚大。规矩的作用力来源于习惯和权威经验，人们对其遵守态度通常是主动的、积极的、发自本心的；法律的效力则依赖于国家权力的支持和保证，人们一般是被动地受约束。对软规范的违反，会受到道德和大众舆论的谴责，但不会有切肤之痛，而一旦违反了法律，小则损财失物，大则自由受限，甚至生命丧失。我国的伦理规范形成了一个完备的系统，差序格局源远流长，于是人们更倾向于遵守软规范，对硬规范似乎有一种本能的抵触情绪，甚至出现民众对法律的不解和迷茫。

规矩虽不同于道德，但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将分析所参照的视点转移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上。自然法学派的观点始终是将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的，但实证主义者却主张法律与道德相分离的观点。笔者认为，最好的模式是二者之融合，形成一套紧密结合、相互配合、互为补充的统一规范。正如庞德所言：“法律规范有时与道德相左，或许有时必定与道德相左。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值得法学家们引以为豪。就法律来说，这种情况也不是一种美德。……只要这类情况多过那些应予祛除的历史特例，它们就会从实际诉讼所加的内在实践限制中滋生开来，这就使得一项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从纯粹伦理的立场来说也是可取的那种程度――保障某些诉求和实施某些义务的明智的社会工程，变得不可能或不合时宜了。”[4](P55)但如上所述的现状，与这一愿景还相去甚远，现代法律与传统伦理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

（二）礼治与法治的冲突

乡土社会的维持，在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同的。但这并不是说这种社会“无法无天”，或者说“无需规矩”。乡土社会是一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实施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1](P49)。

在传统架构下，“礼”是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自春秋时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开始，经过历朝历代，“礼”被赋予了非常丰富的内容，诸如“礼义廉耻”观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意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社会美德，“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教育思想，“拾金不昧”的高尚情操，“勤俭持家”、“父慈子孝”的治家理念等等，大抵都能涵盖，其中有些规范在现代社会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将礼与法做了如下比较：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来说，礼和法律无异。二者不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而礼却不需要这种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即社会所累积的经验。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效力更大，所以传统的地位比现代社会要高很多。

在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一方面，所应对的问题如果需要团体合作的时候，大家就必须接受一个合意的办法；另一方面，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对共同的问题，这就需要有另一个力量来控制大家。这其实就是法律，这种力量的体系也就是所谓“法治”。礼治就是依据软规范来治理，而法治却需要有较完备的法律作为基础。昂格尔把“法律秩序”界定为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社会，认为法治首先要求人们的判断和意志服从于正式的法律，还要求人们建立对法治的信仰。而我国目前尚未达到前一标准，与后者更是相去甚远。

现代法治思想的激荡，也与我国传统礼治社会存在着冲突。法治和礼治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并存，两种规范的博弈，使人们无所适从，产生了隐性的混乱。这种混乱不仅是客观上的现实存在，而且也已渗透于人们的思想之中，具有主观的表现。在形式上，表现为人们行为依据的模糊不明；在实质上，造成了信仰的缺失，使社会存有潜在的风险性。虽然这种混乱并未明显表现出来，但它是切实存在的，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许多方面，导致了一系列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三）伦理社会与法治社会的冲突

我国传统社会是伦理社会。信用是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也可以称其为信用社会。在原本乡土社会的伦理家族架构之下，人民是安分守己、知足寡欲的，莫说欺骗以得利，人们或许根本想不到去贪便宜，抑或是不敢去想。所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赊鸡之信、对瓦之约”④，都是这种淳朴民风的生动写照。

然而在当下，这种淳朴民风已被商品经济大潮荡涤得七零八落，我国社会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信用危机。社会病了――由于缺乏有效的规范与真正的信仰而出现了体虚。这种“病”可能是暂时的，但在现阶段的确造成了严重的深层混乱。混乱会导致普遍的不安，也会引发人们思想中的恶念。为了获取自身利益，许多人费尽心思去钻规范的空子。规范的空洞由此产生，商业的诈骗、违约、弄虚作假成为社会顽疾。如震惊全国的“石家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一个接一个骇人听闻的“豆腐渣工程”，频频曝光的假农药、假种子事件，而且信用危机开始由经济领域向学术领域、人事管理、司法机关等方面渗透蔓延⑤，常令闻者从心底生发出莫大的惊惶与悲哀。解决这些问题，现在主要靠政策法规，靠公检法严厉打击，但由于利益驱动，结果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严打一过，假冒伪劣更加猖獗，手段更为狡猾隐蔽，以致形成恶性循环。

重建信用社会，并不是说要回归伦理社会。成熟的法治社会，也是信用社会。但这种信用与伦理社会的信用是不同的。在伦理社会，信用主要是靠自生自发的自觉性来维持，是内在的；而在成熟法治社会，信用主要依靠完善的制度来支撑，是外在的。当下中国正处于法治建设过程中，也可以认为是从一种信用社会向另一种信用社会过渡的过程，而这种过渡或转型，却不是信用社会的形态，我们可以将其视为社会转型期的阵痛或所要付出的必要代价。

三、对法治与传统冲突的比较法解释

既然法治是源于西方的，法治化是首先于西方起始的，我们就不可回避地需要以比较的眼光去分析法治与我国传统社会冲突的缘由。本文下面从东西方法律的传统影响因素、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社会本位和法本位几个方面的差异，对法治对传统的冲击做出解释。

（一）法律的传统影响因素

在不同传统因素的影响下，中西方的生活方式有很大不同。西方自从有了基督教以后，人民总是过着团结而斗争的生活；中国自“孔教化”以后，则是过着散漫而和平的生活。宗教和伦理，也分别将中西法律的发展引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我国传统法律带有浓重的伦理化色彩。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儒家伦理的精神和原则日益规范着法律的变化和发展，至隋唐我国法律彻底伦理化，一直延及清末。此伦理化进程，前后历时近七个半世纪，其稳固性和影响之深远可想而知。我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不仅表现在国家政治领域，而且渗透至家庭、家族领域，与我国传统社会的架构是相符的。或者说，是传统社会的特殊架构为法律的伦理化奠定了产生发展的基础。

相比之下，西方法律具有强烈的宗教性。宗教对法治的最大贡献，就是树立了对法律的信仰。确切地说，是人民把对宗教的信仰，也同样地加于法律之上。这为法治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基础和良好的环境，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可以说，我国法治没有自本土生发出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传统文化中缺少真正的宗教因素，国人缺乏对宗教的信仰⑥。

（二）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

西方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是正义（Justice）。对正义的追求形成了贯穿西方法学发展的主线，而通过法律实现正义则是西方追求正义的一般途径。正义存在于抽象的价值层面，要使其真正实现并得到彰显，法治是最佳途径。因此，建立完善的法治国家成为西方国家在现实层面的终极追求。

与其不同，“无讼”作为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指没有或者说不需争讼，引申为一个社会因没有纷争和犯罪而不需要法律或虽有法律而搁置不用。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憧憬的是所谓“大同世界”，也可以说是安定、平静、秩序井然的和谐社会，这种理想与传统的“法自然”观念相糅合，共同促进了此价值取向的形成。立法和用法却是为了达到无法的目标，这似乎构成一个悖论。这就决定了法律在我国传统社会的地位――只是工具而不是目的。因此，法治社会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人民所向往的终极目标。实现“无讼”的一个工具性和阶段性目标，至多只是建立完备的“法制”。我国古代不可能实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而现在也未实现，法治的建设在我国只能说处于起步阶段。

（三）社会本位与法本位

西方近代社会是个人本位的社会，个人本位早已植根于社会的个体之中。现代虽有向社会本位发展的趋势，但其基本精神并未改变。而在我国，个人观念则相对薄弱，人们似乎不是为自己而存在。这就导致了东西方法本位的差异――中国是集团本位的法，而西方是个人本位的法。我国传统法律的集团本位不仅普遍存在于国家法律中，而且还广泛寓存于有别于国法的家族或宗族法中[5](P53)。于是“集团”具有两个层面的涵义：在国家法层面上，是整个国家或者说整个社会；在家族法层面上，则是具有血缘关系的整个家族。在这种法文化的双重作用下，人民的思想中便难以产生基于个人的法律思维，如果没有外力作用如西方法治的“侵入”，个人本位则无从产生。

个人本位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集团的凝聚性，也削弱了由此产生的约束力，使我国社会对外来文化的防御力逐渐降低，更容易受到影响进而发生变化。

四、破解冲突的思路与对策

梁漱溟先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非常自信，认为我国文化“本身都没有什么是非好坏之说，或什么不及西方之处；所有的不好不对，所有的不及人家之点，就在步骤凌乱，成熟太早，不合时宜”[6](P190)。此言既认识到我国文化的固有价值，又意识到问题所在，但如何才能做到“步骤对”、“合时宜”呢？

面对法治带来的冲击，我们首先应正视其作用和影响。与我国传统伦理相比，现代法治已显示出极大优势，是现代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世界未来发展的大势所趋。现在转型与改革已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形势催人，不容迟疑。可以肯定的是，法治与传统冲突引发的混乱只是暂时的，也是社会转型期必然出现的阵痛。相信在乱象之后不久，社会就会由乱到治，呈现和谐有序的良好局面。

哲学认为，世间万物的发展变化，包括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矛盾斗争的结果。法治与传统的冲突也是矛盾，矛盾双方既对立斗争，又相互交融，正是这种对立统一格局推动着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促进了新型社会的诞生，我们的任务是，促进矛盾向着有利的方向转化，加速法治社会的发展和形成。

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兼容并包，可以批判，但不能轻易否定。正确的态度是，既坚持本我，又学习他者，对传统的东西批判地继承和吸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对精华部分，精心保护，发扬光大。在对传统社会改革的基础上，建构起法治社会。

具体来说，破解法治与传统社会的冲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

首先，在方略上，始终将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治国方略。这是一系列改革的大方向，属于目标层面，是需要特别重视并坚持的。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种种社会改革得以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而不会出现制度上的倒退。在这个目标中，蕴含着突破传统思想阻力的动力，也包括了对法治的信心与耐心的要求。

其次，在制度上，继续法制建设，深化法制改革。一方面，在立法中，不断完善现有法律体系，做到公正、严密；在司法中，贯彻法律原则，如无法外特权、公正无偏私，以维护法律形象，逐渐树立法律的权威。另一方面，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理念的指导下，继续完善法律制度或进行相关改革。这里包括对现存制度的两种不同态度，对于不完善的制度，我们可进行修补性的调整；对于不利于法治和社会发展的、落后于现时需要的制度，则予以根本性的革除，代之以新制度。另外，可以建立规范的诚信体系，如建立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在旅游消费中对宰客商家实行“一票否决制”等。通过制度的建立与社会监督相结合，同时将制度的力量与道德的作用相结合，则能够对现存社会问题起到直接明显的遏制作用。

再次，在思想上，努力使民众对法治产生信仰。信仰从来都是自愿的而不是强求的。法治要被信仰，只能着眼于“独善其身”，除了建构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还要对法律严格执行，在保障社会公正、维护人民权利方面显示其重要作用。这样，民众就会逐渐从对法律树立信心，到对法律心存信任，进而产生对法治的信仰。

另外，在文化上，要努力建设中国特色法治文化。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此，我们既要防止西方法律文化的“侵略”，又要以正确的态度向其借鉴学习。更重要的是，要探讨如何以我国的本土思想资源建设我们自己的优秀法律文化，这或许是我们继承传统社会精神的最大价值所在。法律文化的作用，并不止于思想层面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增强，还对整个社会形成共同的法治意识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民众对法治的信仰也可以藉由我国优秀法律文化的发展而得到加强。

令人欣慰的是，法治与传统在经过一番博弈之后，已显示出其积极效应。一是公民的法治意识普遍增强，依法维权成为许多公民的自觉行动。从“秋菊打官司”，到近年出现的“一元钱”官司、“十年官司”现象，均反映出我国民众的法治观念正在显著提高。二是从立法角度看，立法的领域和行业日益扩大，法律法规日臻完善和细密，国家每年都颁布许多新法，新法的质量与系统性都有很大的提升。三是以党代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局面大为改观，政法不分问题正逐步得以解决，司法独立已经形成制度。这是我国在贯彻依法治国基本国策上迈出的关键一步，并将逐渐彰显其对法治社会建立的重要价值，预示着我国社会在转型升级中逐渐走向成熟。

注释：

①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五章。

②通常称其为“熟人社会”，这与乡土社会、家邦社会和伦理本位的传统社会本质也是相通的。

③在《乡土中国》里对此有所论及。另外，黄光国对中国人的“面子观”作了深刻的剖析，认为“面子事情”是用来解释个人之所以采取举动，纯粹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或是给别人面子。见黄光国、胡先缙等著：《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④旧时山东农村的两种信用交易方式。赊鸡之信：一般是春天赊鸡，秋后付钱。卖者春天将刚刚孵出的小鸡用竹篓送到乡村出售，买者选中小鸡后不必当时付款，只是卖者自己记上账。待秋后小鸡长大，卖者再挨村挨户清欠。尽管没有买者签字，但绝对无人赖账。对瓦之约：如买方在集市上看中卖方一头耕牛，谈妥价款后可以先把耕牛牵走，待下次逢集（一般五日一集）再付钱，既无合同也无欠条。为防止出错，买卖双方就地寻一残瓦，当场摔断，各执一半，双方在约定时间、地点以对接瓦缝的方式给付欠款。

⑤具体的例子，可以参阅魏昕、博阳著：《诚信危机――透视中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此书以现实案例展示了我国社会多个领域的诚信缺失问题，其中不乏触目惊心者。

⑥梁漱溟先生称之为“以道德代宗教”。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4－98页。另外，梁先生认为，在中国伦理有宗教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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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M]．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3]梁漱溟．乡村建设是什么[A]．鲍霁．梁漱溟学术精华录[C]．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

[4]（美）罗斯科・庞德．法律与道德[M]．陈林林,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篇6

【关键词】社会转型；法治变迁；权利本位

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完善，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社会进入快速转型期。社会经历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政治变革、经济转型和社会变迁迫切要求法治建设作出回应，即通过分析社会转型时期法治建设的悖离及其根源来重构新时期法治建设

一、法治建设与社会转型的悖离

中国的改革一直以政府推动市场、政策推动法律为主角，目标是寻求短预期性和效率公平的关系。虽然保证了改革在一条平缓、灵活、追求立竿见影、机会主义和以社会稳定为前提的道路上发展，但也阻碍了“依法治国”和普遍性的游戏规则的施行。新旧体制的转换和更替必然发生一种“传统”与“现代”两种体制并存和交织的二元社会结构，法治与人治的深层次矛盾变得更加明显。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通过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实现的。充分发挥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形成一个在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与引导下的各省市区竞争发展，从而推动全国大发展的格局。两条路径反映了两种动因，一个是资源配置效率的内在要求，一个是经济实体的利益驱动。

首先，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深层次的是利益的调整。新的利益主体和新的利益结构期盼法律规则合理、可行，执法公正、权威。然而，法治建设的话语权又往往倾向于对既得利益的认同和保障，加之，法治变迁中，既有的法律制度与价值观念难免被怀疑、否定或被严重破坏，而新的法律制度和价值观念又尚未被普遍接受，对社会成员尚不具有引导、调节和约束的力量，从而出现私权遭侵、公权扩张、价值混乱、法律冲突、人治大于法治现象时有发生。

其次，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使个人的利益得到尊重与张扬，允许和鼓励人们在法定范围内自由决定自己的行为、追求最大化的合法利益，同时市民社会的本质天然的要求民主和权利保障，排斥政治国家的限制与约束。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但法治建设的特点决定了法律与市场的不同步性，法律制度难以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法治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错位，导致法律内在价值对市场经济的保障效用降低。市场出现道德下滑、恶性竞争、急功近利等弊端。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步形成，并不等于结构的内在紧张已经消除，更不等于建设法治国家的任务已经大功告成。完善法律体系既指立法作业依然重要，也意味着法制改革应该提上议事日程。另外，法治制度化的重点转移到法律实施方面，首先是要求政府自身严格守法，并且防止政府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滥用裁量权。运用法律规则来限制政府的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日，便是深层次法制改革启动之时。大量的法律不断产生，再加上这些法律为适应经济、社会变化发展的需要，还要适时地进行修改，架构与建构的互动亟待普法建设的同步，送法下乡、普法入户成为时下最受欢迎的建设措施。

最后，社会转型经历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深刻变动，而意识形态的转型较之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乃是更为根本、更为艰难的部分。它支配和调节社会成员的行为，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旧的法律观念的影响，人治观念、权力至上等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落后思想，潜移默化地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进而形成义务本位，无视自身权利的传统观念。

二、法律体系的建构与解构

西方社会走的是一条由弱势政府到有限政府的道路，实现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有效干预，实行社会防卫主义，限制私权，放弃私权神圣的观念，在经济和其他社会活动中强调政府的作用。法律体系的建构是在一个自然发生学意义上的进路中实现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经历了自由经济状态下的主体意志自治到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主体相对意志自由的过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在从中央高度集权的大一统计划经济体制，生产资料公共占有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重要组成部分的情况下开始建构，这就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

同时，从计划社会向市场社会转变，社会政策走向、社会规范与制度都以市场化为轴心转变。市场社会的特征日益表现为社会竞争机制逐步替代少数人决定机制，审批型政府逐步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本质上要求由政策之治迈向民主之治、法治之治，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利益本位成为政府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价值取向，并使法治成为社会转型期改革的战略抉择。

中国迄今为止的法治进程是沿着政府主导型的进路展开，自上而下地通过政府自我约束自己的权力，是一个直接导致权力资源再分配的进程，法律体系的建构与解构具体表现为多样化制度设计的并存和互动，以及规范结构的柔性化、随机化。这种建构模式在转型时期能迅速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但也客观上造成法律变动过快，稳定性不强，法律体系呈现平面化、缺乏明显的效力等级，容易造成法律适用紊乱。

三、法治重构的建议

篇7

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任何一个社会里，都实际上进行着从个人的习惯到群体的习俗、从习俗到惯例、从惯例到法律规则这样一种动态的内在发展历程。中西方在法律起源上的共性在于其目的都是为了降低社会成本。

英美普通法系基本上是建立在从习俗、惯例到先例从而到法律规则这样一种内在演化机制基础之上的。欧洲大陆的制定法体系也与社会的习俗有关，习俗与惯例是通过者的意志被认可并通过成文法规则的形式而被确立下来的。概括而言，所有法律作为调节和规范人们社会行为的正式规则体系都有一个现实基础，即社会习俗和惯例。

二、传统中国社会无法通过内在社会机制实现法治化

亚里士多德曾给法治明确地下过定义：“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当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法治化，在微观层面上，是指一个组织机构中的制度化，包括团体、社群与社会内部的各种规章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在宏观层面上，则是指法律规则的体系化，包括各种法律、法规、条例的制定和合法化。就一个社会整体来说，只有当其内部的各种法律规则已经形成了一个体系，进而达到一种“the rule by law”（依法而治）的状态，并最终进入“the rule of law”（法治）的阶段，才能称为一个宪制化社会。

中国古代的法，是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制订的法，并不能作为“法治”的法。第一，它无法规范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第二，中国古代的法仅处于次要的参考地位，司法中重要的不是法而是司法者，他的道德水平、价值取向、认识能力直接关系着、甚至决定审判的公正与否。传统中国社会基本上体现为一种“人治”，以儒家学说中的核心概念之一“礼”来治家、治国、治政、治社会，“依礼而治”成为以德为政的历代统治者的施政方向。

中国法治社会的形成需要市场经济成为其物质基础，而中国经济长期“锁定”于封建传统经济，即缺乏法治社会的物质基础，这也是传统中国社会无法衍生为法治化社会的重要原因。

三、我国目前走“政府推进型”法治模式道路的原因及利弊分析

（一）法治化道路的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

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法律制度的变迁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完成，即“政府推进型”和“社会演进型”。“政府推进型”法治化道路的发展模式，是指一国的法治化运动是在国家“上层建筑”的推进下启动和进行的，政府是法治化运动的主要动力，法治目标主要是在政府目标的指导下设计形成的，法治化进程及其目标任务主要是借助和利用政府所掌握的本土政治资源来完成的。“社会演进型”法治化道路的发展模式，是指一国的法治化是在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和演变而来的，是社会自发形成的产物。用制度变迁的理论解释，“政府推进型”法治化道路属于强制性变迁，以法律规定强制社会实现变革；“社会演进型”法治化道路属于诱致性变迁，是一种自发模式。

诱致性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新，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强制推进和实行的。诱致性变迁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盈利性、自发性和渐进性，是一种自下而上、从局部到整体的制度变迁过程。正式的制度变迁需要创新者花时间和精力去组织、谈判并得到群体的一致性意见，其突出问题是外部效果和“搭便车”问题。非正式制度变迁是指规则的变动和修改纯粹由个人完成，尽管它还有外部效果，但却没有“搭便车”问题。而在强制性变迁中，政府承担了改革成本，制度变迁的效应一般总会覆盖全社会，因而不存在制度变迁效应的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

（二）我国选择“政府推进型”法治模式道路的必然性

中国选择“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面对内部危机与外部压力时做出的必然选择。中国之所以走上了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首先是由于时间的因素。中国近代历史的落后状态和被动挨打的局面，迫使中国要尽快建立新的社会经济政治秩序，以实现国家的“赶超”目标。政府推进型的法律制度现代化的最大特点就是可以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人为地甚至是强制性地完成社会制度的变迁过程。而社会演进型的转型模式是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需要有一个复杂的谈判和创新行为的扩散过程，这需要更多的时间，与中国的“赶超”战略不符。因此，从时间因素考虑，中国法治化转型时采用政府主导型有其合理性。

其次，中国不存在社会自然演进的法律制度转型模式所需要的社会环境。中国长期以来，君权是高于法律的，国家权力不受限制。由此，中国没能形成西方式的“自治城市”，更没有享有政治特权和相对自由度的“市民社会”。相对于城市社会，中国广大农村社会主要是由封闭的家庭组成，处于高度分散状态，缺乏凝聚成一个社会的综合能力。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认为，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组织起集体行动；具有有选择性的激励机制的集团比没有这种机制的集团更容易组织起集体行动。中国人口众多且高度分散的农村社会里，行动需要较高的有关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信息收集成本、度量成本以及奖惩制度的实施成本，组织成本也随着集团规模的扩张而剧增。所以在中国不具备民间自发的制度创新的土壤和条件。

此外，传统中国社会的产权不明晰问题也制约了社会自发的制度变迁的实现。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力是在产权关系清晰的前提下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只有当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有关群体才会推进制度变迁。由私人进行基本制度的变迁存在着创新成本与收益的不一致的情况，即私人进行制度创新的成本高、而收益是全社会性的，即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在中国的礼俗社会中产权是不稳定的，这就造成制度创新的收益不明确，缺乏制度变迁的动力和有选择性的激励机制，无论正式制度变迁还是非正式制度变迁都难以实现。

“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符合中国的“赶超”战略，又能克服制度变迁效应的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以及法治化进程中的缺乏激励机制问题，因而是近代中国法律制度变迁的必由之路。

（三）我国选择“政府推进型”法治模式道路的主要困难

现实中，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所具有的理论悖论和潜在的矛盾等问题日益显现，对我国法治化道路的调整逐渐成为现今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的一个可能的后果是“国家悖论”。政府推进型法治化道路是建立在拥有庞大权力的强有力的政府的基础之上的。在中国法律制度的转型过程中，国家权力得以极大扩张。然而，法治的精髓则在于对政府权力实现有效制约，中国的法治化离不开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诺思认为，人们对国家的期待和对法治的要求中包含了某种矛盾：既要求用法律来限制国家权力，同时又把实现法治的希望寄托在国家身上。这种矛盾就是“国家悖论”。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国家是一种在某个特定地区内对合法使用强制性手段具有垄断权的制度安排，它的主要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国家本质上是追求利益（统治集团的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国家悖论”之所以存在，根源在于国家的目标函数存在着尖锐的内在矛盾。一方面政府要界定产权，保护产权，形成有效率的组织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提高经济效率，从而维护自身的统治；另一方面政府作为经济人，作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又要追求集团自身的最大利益最大化，这就导致规则的设置会留下缺口，或者需要分别为不同利益集团设置不同的产权，或者受统治集团的政治、军事、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等的约束，维护或设置保护低效率的产权制度。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着由于法制不健全而以不正当手段发家致富的特殊阶层，他们发现保持目前的无法治状态有利于他们继续掠夺别人的劳动成果，而且担心法治社会的建立很可能会导致对他们的清算和财产剥夺，因此会极力阻止法治社会的建立。如果这一特殊阶层利用其拥有的经济地位去阻挠法治建设的深化，更严重的是促使法律的制定维护其既得利益，那么我国的法治化建设就可能面临较为严重的“国家悖论”问题。

四、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法律的形成和变迁是符合客观规律而逐步前进的。从习俗到惯例，从惯例到法律制度，构成了在社会内部的秩序化过程，而这个过程又恰恰揭示了法律的起源和形成的内在机制。法律转型也应该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因此中国法治化进程需要结合“政府主导型”和“社会演进型”法治道路两种模式逐步完成。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借鉴一些为实践所证明的成功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做法：第一、社会自发的诱致性制度创新经过国家认可和接受，通过国家的强制性制度创新行为扩展到其它地区和领域；第二，在国家的事先允许下，由各地各部门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进行诱致性制度创新的试点，由国家比较各地的经验，从中总结出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改革措施；第三，强制性制度变迁中保留某种灵活余地，中央政府只是负责制定出制度和政策的大致框架，允许各地区各部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和具体操作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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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根据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提出来的重大战略举措。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全面、准确地把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

在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我们党不断探索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我们党进行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是为了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

深刻理解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要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来把握。在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关于和谐社会的构想和实践，我们党所要构建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基本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样的和谐社会，应该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的社会；应该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的社会；应该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的社会；应该是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的社会；应该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的社会；应该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社会。这六个基本特征，体现了民主与法治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活力与秩序的统一、科学与人文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建设这样一个和谐社会，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对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十分重要。我们对这个科学内涵理解得越深刻，把握得越准确，就能在工作中增强自觉性和坚定性，减少盲目性，克服片面性，就能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扎扎实实地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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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观念由来已久，作为我们处在现代社会的人，在法制建设不断健全、社会文明中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个人的社会活动都必须依据法律而进行，因此，更应该学法、懂法，用法、遵循法律。以下是和大家分享的乡镇辅警年度工作总结材料资料，提供参考，欢迎你的参阅。

学生学法守法心得总结一

我院积极组织全院同志加强学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本人响应院里号召，认真学习，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有了新的认识。

学习社会主义法制理论是为了更好的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依法治国就是把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从而保障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确立和实现以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的最具权威价值的取向，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确立法律是人们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的观念，严格依法办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依法治省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我省的具体实践。建设法治社会，必须不断推进依法治省，把依法治国的理念体现在各个方面、贯穿于各个环节、落实到各项工作。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执法为民。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这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在法治上的体现。要确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来自于人民的理念，把实现、维护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立法、执法、司法的各个环节上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做到为人民执法、靠人民执法，保证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要求落到实处。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在建设法治社会的实践中，要把公平正义作为制定法律和进行制度安排的重要依据，从源头上防止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出现与扩大，并在执法、司法活动中坚持合理合法、及时高效、程序公正的原则，建立保障公平正义的防线;把公平正义作为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把公平正义贯穿于权利与义务的辩证统一之中，坚持权利与义务的对称，保证广大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所有权利的享有都建立在履行义务的基础之上，使遵纪守法成为公民的自觉行为，使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服务大局。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开展立法、执法、司法工作，不断强化服务大局的各项措施，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我国是一个法制统一的国家，建设法治社会要在国家统一的法制框架下加以推进，保证国家宪法和法律在浙江的严格实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浙江的贯彻落实，确保我省的法治建设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要从讲政治的角度来想大局、谋大局、服务大局，正确处理服务大局与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的关系，正确处理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执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法治建设绝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从理念上更好地强化党的意识、执政意识、政权意识，通过改善党的领导来更有效地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通过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来更有效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建设法治社会，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把党依法执政的过程作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实行依法治国的过程，作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过程，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把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贯穿于法治社会建设的全过程。

学生学法守法心得总结二

法律是公正严肃的。它捍卫着公民的权利，维护着公民的合法利益。任何人不能跨出它所规定的方圆。就本人对学习法律知识看法：

一、必须培养强烈的法制观念

法制观念由来已久，作为我们处在现代社会的人，在法制建设不断健全、社会文明中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个人的社会活动都必须依据法律而进行，因此，更应该学法、懂法，用法、遵循法律。

常常会在电视、报纸的报道中看到一些人没有法制观念，不懂得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利，他们甚至在受到不法侵犯的时候还不知道用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有的选择暴力、有的选择忍受。这是一种悲哀，我们要吸取教训，培养自身的法制观念，同时也员工进行普法宣传，只有大家都有法制观念了，法律才能更好的发挥它的作用。

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务实的态度去学习普法知识提高自己的法律素质

学法的目的就是学以致用，明白什么是法律所允许的，什么是法律所禁止的，要在法律所限定的框架内做事。学习过程中认识到培养和树立诚信守法、依法执教、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三、要将普法学习落到实处

普法的学习必须要有针对性，要有所的有所获，对于个人来讲，在普法学习中受益匪浅，通过学习不仅认识和纠正了自身所存在的一些法律盲区，同时通过学法可以很好的指导相关业务的顺利开展，对日常工作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明显的。

因此，普法知识的学习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学好、用好法律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不仅更新了自己对法律的认识，更是清楚的了解到自己的法律地位，每个人都享有一定的权利，“平等”的口号不应是嘴上说说而已，落实到实处才拥有意义，否则有法也等于无法了。在提高了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的同时也提高了的自身业务素质，普法学习不能是三分钟的热度，今后一定要将普法学习坚持下去，树立终生学法的观念。

学生学法守法心得总结三

全国普法教育，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历史条件下开展的新一轮全民法制宣传教育。在过去20年里，全民普法教育在推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正在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着法治保障作用。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普法教育与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与人民群众对法治的期盼还有很大差距，普法教育的薄弱环节还较明显。如何搞好第五个五年普法教育，我们认为：应当把工作重心放在突破重点、难点和盲点等薄弱环节上，通过攻克薄弱环节来提升“六五”普法教育的质量。

我国的普法教育通过20年的努力，基本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实施、人大监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格局，普法教育渗透到全社会的各个领域。但是，全民普法教育期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经济转型、企业转制、各种利益关系重新调整，人流、物流、信息流成为各种利益调整的主要特征，社会矛盾比较突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开展的普法教育就很难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形势，因而在实施普法教育中就出现了对一些重点对象抓而不紧、对工作难点缺少办法和对盲点部位教育不到位等薄弱环节。一是领导干部学法抓而不紧。二是青少年法制教育质量不高。三是流动人员法制教育难落实。四是中小私营企业法制教育存在盲点。五是农村法制教育工作还不到位。六是对行政区划调整中的法制教育滞后。

用法制提升普法教育质量，普法教育质量不高有领导重视程度不够的问题，有相关部门责任不明的问题，也有主管部门工作不到位的问题等等，但是从根本上说还是缺乏应有的法制保障。因此，在推进“六五”普法中，我们应当下大力气建立一套有效的法律保障制度，以提升普法教育质量。在建立法律保障制度中，我们认为，应构建以下四个保障机制：

一要构建普法教育组织保障机制;

二要构建普法教育责任机制;

三要构建普法教育资源整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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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肩负着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平安稳定、保障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公平正义的神圣职责，既是和谐社会的保障力量，又是和谐社会的建设力量。人民法院应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在审判工作中始终着眼于和谐、致力于和谐、服务于和谐，更好地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法律保障和服务。

以正确的理念指导和谐。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反映了和谐社会对法治建设的基本要求。适应和谐社会建设的新形势，人民法院必须坚持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武装头脑、把握方向，指导审判实践。近年来，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以推进和谐司法为目标，确立“政治建院、审判立院、改革强院、规范治院、廉政树院、人才兴院、文化育院”的方针，在广大干警中不断深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努力使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和谐司法观念内化于心、外践于行，有效解决“权从何来、为谁掌权、为谁执法”的问题。

以公正的裁判保障和谐。公正裁判既是法院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又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人民法院必须始终着眼于和谐，通过公正、高效、权威的审判工作，当好构建和谐社会的推进器和防火墙。近年来，滨州法院大力实施“三案”工程，努力把每起案件办成经得起法律推敲、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办成辨法析理、弘扬正义的“精品案”，办成定纷止争、案结事了的“和谐案”。坚持把依法调解作为办案的首选方式，“调判”结合，“情法”并用，减少和消除不和谐因素，使每起案件的审判都成为促进社会和谐的具体实践，不仅让当事人得到公正裁判，还从中感受到司法是和谐的、社会是和谐的。

以便民的服务促进和谐。司法为民是人民法院的职责所在。法院促进社会和谐，不仅要有公正审判的力度，以规矩促方圆；还要在审判中真情实意地关心群众，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竭尽全力为群众排忧解难。近年来，滨州法院认真落实司法为民措施，实施立案、审判、执行“一条龙”服务，开展“道一句问候、送一把椅子、端一杯热水、说一声再见”的诉讼服务“四个一”活动，并积极构建便民诉讼网络，尽可能让当事人少花一分钱、少费一份心、少跑一次腿。同时，对经济困难的当事人积极落实司法救助，实行诉讼费用缓、减、免，确保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打得起官司，有理有据的当事人打得赢官司，打赢官司的当事人权益得到及时兑现。

以清廉的形象维护和谐。法院队伍的作风形象，直接关系着和谐司法能否取得成效。近年来，滨州法院深入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专项整改以及作风建设年等活动，并按照同志倡导的八个方面良好风气，全面加强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建设。为营造和谐的司法环境，积极开展工作“零”缺陷、程序“零”违规、办案“零”差错、服务“零”投诉活动，强化对审判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健全和完善促使干警“不愿为、不能为、不敢为、不必为”的惩治和预防腐败机制。同时，引导干警比作风、比服务、比能力、比贡献，使想干事的有机会、能干事的有舞台、干成事的有地位，弘扬司法正气，树立公正形象，以形象公正促进司法公正，以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以司法公信赢得司法权威，以司法权威维护司法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