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新趋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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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黑龙江省；人口流动；新趋势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4-0048-02

一、黑龙江省流动人口的数量

根据黑龙江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黑龙江省流动人口为555.8万，其中，省内流动人口505.1万人，外省流入黑龙江人口50.6万，黑龙江省流动人口数量占全省人口总数的14.5%，相比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黑龙江省流动人口比重增加了4.6个百分点。2010年黑龙江省省际流入人口50.6万，省际流出人口255.4万，净流出人口达204.8万，净流出人口数量比2000年增加了2.6倍。

一般来说，一个地区的流动人口数量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流入的人口数量越大。2010年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市的GDP为3 665.9亿元，居省内第一位，成为流动人口首选的流入地。2010年有37.1%的省内流动人口和38.5%的省际流动人口流入哈尔滨市。人口流入的第二大城市是大庆市，2010年大庆市GDP达到2 900亿元，人均GDP位列黑龙江省第一，因而也吸引了大量的流动人口，有11.1%的流动人口进入大庆市。

二、黑龙江省人口流动的类型

黑龙江省人口流动的类型可分为省内人口流动、省际人口流动、国际人口流动，由于国际流动人口数量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很低，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国内人口流动。

（一）省内人口流动

省内人口流动是指人口在黑龙江省内部各地区之间流动，包括市辖区内的人户分离和不包括市辖区内的人户分离。

从迁移距离来看，2000年到2010年黑龙江省省内人口流动中，市辖区内的人户分离比重从58%下降到26.6%，下降了31.4个百分点；不包括市辖区内的人户分离的比重从42%上升到73.4%，上升了31.4个百分点。说明黑龙江省省内流动人口越来越倾向于远距离的转移流动。

从性别构成来看，2000年黑龙江省省内流动人口中男性比重超过女性比重6个百分点，而2010年普查中，女性流动人口比重达到50.6%，超过了男性。这说明，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的不断增强，女性工作就业的机会大大增加，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离开家乡到外面寻求发展。

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十年间黑龙江省省内流动人口中，高学历流动人口的比例增长较快，其中，大学本科流动人口的比例从2000年的6.6%上升到2010年的16.4%，上升了9.8个百分点；研究生比例上升了0.6个百分点。高学历人才的不断涌入，有利于提升我省人力资本的整体素质，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建设。

（二）省际人口流动

1.省际流入人口

2010年黑龙江省省际流入人口为50.6万，相比2000年的38.7万人，上升了23.5%。从省际流入人口数量上来看，吉林省流入人数最多，占总流入人口的23.8%，随后是山东（12.3%）、辽宁（11.4%）、内蒙古（10.4%）。山东省虽然流入总量位列第二，但是与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相比较，山东省流入黑龙江省的流动人口呈现负增长，增长率为-18.9%。呈现负增长的还有江苏省，增长率为-25.6%。从性别构成来看，2010年黑龙江省省际流入人口以男性为主，男性比女性多出12.6个百分点，这与省内流动人口的性别构成有所不同，省内流动人口中女性多于男性，说明女性流动者更倾向于短距离的流动。从文化程度来看，省内流动人口中的高学历流动者比例略高于省际流入人口，前者大学本科所占比例高于后者1.5个百分点，研究生高0.1个百分点。

2.省际流出人口

2010年黑龙江省跨省流出的人口为255.4万，比2000年增长了2.2倍。2010年黑龙江省省际流出人口最大的流向地是辽宁省，流向辽宁省的流动人口为56.9万，占总省际流出人口的22.3%；居第二位的是山东省，占15.9%；其他依次是北京（40.3万）、河北（19.6万）、天津（19.4万）。2000年人口普查时，黑龙江省省际流出人口流向地居前五位的分别是辽宁、山东、内蒙古、河北、吉林，相比之下，2010年北京和天津取代内蒙古和吉林，成为黑龙江省跨省流出人口的主要流向地。这说明，黑龙江省跨省流出人口逐渐放弃依据地缘优势而形成的传统流向地，越来越多地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经济需求成为人们外出流动的主要动力。

三、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对人口流动的影响

（一）经济承载力不足，导致人口流动以净流出为主

经济条件是人类生存的必要前提之一，衡量一个地区人口生存条件的首要因素就是经济承载力。用人口经济压力指数（e）①来反映经济承载力情况，若e大于1，说明经济承载力不足。2000年黑龙江省人口经济压力指数e为0.97，已经趋于1，说明当时的人口数量已经趋于超出经济承载力；而到了2010年，e值为1.1，e大于了1，说明黑龙江省人口数量已经超出经济承载力，所以人们为了生存和更好地发展，就会不断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

（二）社会文化生活、气候环境等因素共同形成人口外流的推力

同全国其他省份相比，黑龙江省应该属于生活成本较高的省份。2010年黑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 856元，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位列第二十八位，倒数第四，仅高于青海、新疆和甘肃。而黑龙江省物价尤其房价却并不低，以哈尔滨市为例，2010年哈尔滨市新房均价7 939元/平方米，在全国100个城市中排名第22位。黑龙江省的高寒气候也是生活成本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总之，低收入、高物价、高房价、严寒气候等因素也使得黑龙江省流动人口加速外流。

（三）户籍制度等相关制度改革促进了人口流动

在户籍制度方面，2009年黑龙江省便开始了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以齐齐哈尔市作为试点，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打破户籍管理城乡分割的二元管理模式；在引进人才方面，黑龙江省政府为了吸引资金和人才，出台了许多措施，提高引进人才的科研补贴、安置补贴以及各种生活补贴等，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黑龙江省的人口流动，使人口流动的规模逐渐扩大。

四、人口流动对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产业结构是指各产业的构成及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就黑龙江省劳动力在产业间的流动来看，流动人口主要由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吸纳，尤其第二产业特别是建筑业对流动人口的需求很大，反过来，流动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又促使建筑业迅速发展。2010年黑龙江省第二产业比重为50.2%，比2000年下降了7.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为37.2%，比2000年上升了5.6个百分点，可以看出，第二产业仍是黑龙江省比重最大的产业，与2010年全国平均水平（第一产业比重10.1%、第二产业46.7%、第三产业43.2%）相比，黑龙江省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为滞后。

（二）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社会人口流动主要是由三大产业之间的比较收益差别引起的，其中经济性的物质利益起主导作用。就黑龙江省而言，2010年第一产业平均工资为12 916元，第二产业中建筑业职工平均工资为22 904元，第三产业中住宿餐饮业和批发零售业的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20 804元和25 702元。②经济利益的差别直接导致了人口在不同产业间流动，影响着一个地区的就业结构。从黑龙江省十年间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2000年到2010年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从业人口比重分别下降了8.9个百分点和2.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从业人口上升了11.2个百分点。可以预见，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流动规模的不断扩大，黑龙江省第一产业从业人口将不断减少，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口将不断增多。

（三）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

通常我们使用城市化水平或城市化率来衡量一个地区的城镇化发展程度，也就是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就黑龙江省来说，2010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5.7%，比2000年上升了3.8个百分点，相比当年全国的城镇化率（50.3%）高了5.4个百分点。黑龙江省城市化水平从总体上来说是一种低质量的城市化水平。流动人口多数仍旧生活在城市社会的底层，从生活方式、消费形式、社会交往方式等各个方面来看，他们并未融入城市生活。随着流动人口的不断增加，黑龙江省现有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并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导致一些问题不断出现，迫切需要城市提高自身的公共服务和管理水平。

五、促进人口流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经济发展，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

一般来说，经济越繁荣的地区人口流动的规模越大。黑龙江省流动人口呈现净流出特征，说明经济发展不足。要想大力吸引人才加快全省建设，首要的就是要通过发展经济来吸引有用的人口。经济发展好了，有了良好的就业和生活环境，自然会把高素质人口吸引进来。

（二）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完善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

首先要增强社会保障信息的共享性，建设全国性的保障信息网络，并实现数据的动态化，确保流入流出地能够即时共享流动人口的保障信息变化情况。在此基础上，建立统筹性、均等性的转移支付制度。根据我国地区梯度化、板块化特征，首先在经济发达并且发展水平相似的地域，实现在医疗保险制度上打破地方行政区划界限，提高社会化管理水平，实行区域性的统筹，然后扩展到经济不发达地区。

（三）逐步取消限制人口流动的规章制度，促进人才合理流动

要想使人才合理流动，就要“以人为本”，使人能够自由流动。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我国存在很多限制人口流动的制度，要使人才流动趋于合理化，就要逐渐取消各种限制人口流动的制度，使市场供求在人口流动中起主导作用。一些流入地出于地方保护主义的目的，常常对外来人口设置门槛，阻止人口流动，应该逐渐降低并取消这些门槛，促进人口流动的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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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家庭发展趋势;社会保障;应对策略

一、家庭发展新趋势对社会保障政策提出新要求

（一）家庭发展呈现新变化和新趋势

家庭是社会基本单元。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加速推进，人口老龄化程度深化，我国家庭形态、结构、规模、关系、功能等也发生了重要改变。

1．家庭流动性增加，流动就业家庭成员分离现象突出。截至2014年底，我国流动人口总数达到2.53亿人，超过总人口数的1/6。流动人口家庭中，超过40%处于居住分离状态。有超过1/3的已婚流动人口家庭子女与父母居住分离，有约1/10的家庭夫妻居住分离。

2．生育年龄推迟，生育意愿下降。“六普”（第六次人口普查）调查显示，城市平均初婚年龄延迟至24.85岁，较“四普”推迟2.06年。其中，男性25.86岁，延迟2.29年，女性23.89岁，延迟1.87年。在大城市，晚婚现象更加普遍。伴随着晚婚比例的上升，生育年龄也显著推后。近10年来，城市平均初育年龄提高到28.83岁，较“四普”推迟2.89年。“单独二孩”政策效果不明显，2014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为12.37‰，比2013年增加0.29个千分点。

3．家庭规模进一步缩小，内部年龄结构持续老化。家庭户均人口数已经由“五普”时期的3.46人降至“六普”时期的3.09人，上海、杭州、天津等大城市户均人口数降至2.80人以下，与日本、韩国等周边发达国家情况持平。家庭结构也呈现出持续老化趋势，“421”倒金字塔结构家庭越来越普遍，两代老人家庭增多。

（二）家庭新趋势对社会保障政策形成新需求

1．要求建立适应家庭流动的社会保障政策。由于家庭成员生活分离，主要成员长期外出，导致流动人口家庭更容易发生家庭功能失衡，情感支持、子女抚育、养老等功能行为不能持续、顺利的实现。这就要求社会保障政策在设计上应充分考虑人口流动所产生的影响和冲击，建立更加灵活的保障供给机制，为流动、异地分离家庭提供可靠安全网。

2．要求提升生育支持和计划生育家庭扶助水平。为克服我国当前育龄人口生育意愿不足的问题，要求社保政策提供更加充分的生育期支持，对孕期和哺乳期的家庭提供具有替代性和竞争性的经济津贴及服务保障，确保家庭能够顺利进入和完成生育阶段。

3．要求加强社会保障对家庭功能支持和修复作用。家庭规模小型化和结构老化的直接后果是抗风险能力弱化。这就要求积极运用社会保障手段替代家庭缺损的经济收入和服务照料，使家庭能够正常履行基本社会职能，抵御经济社会风险冲击。同时，应考虑对失独家庭和独生子女伤残家庭的父母提供经济补偿和服务替代，采用保险机制分担独生子女家庭的失独和子女伤残风险。4．要求解决好老年家庭成员养老保障问题。面对“421”家庭养老能力不充分，以及失能、半失能老人增多的情况，要求创新社会保障的保障手段和方式，既支持家庭继续发挥好养老照护作用，又由社保制度承接家庭“外溢”的养老需求。

二、当前社会保障在家庭支持方面的政策“缺口”

（一）社会保险转移接续矛盾继续存在，未能有效适应家庭流动性加大的趋势

1．跨地区社保接续机制仍不顺畅。出于利益考虑，一些地方对参保职工正常的待遇转出设置诸多限制条件，普遍存在政策落实不到位情况。养老保险既得权益确定机制不完善，不同地区的参保时间之间如何进行年限认定尚无统一规定，也为关系转移接续工作造成了障碍。同时，城乡社会保障衔接机制不健全，城乡流动家庭基本医疗保险“重复参保”问题普遍存在，进而导致面临双重保费负担压力。

2．异地享受社保待遇困难较多。医保制度结构碎片化问题突出，基金管理分散，地方在基本药物、临床诊疗目录等方面存在一定的自，基本医疗保险的报销项目和比例普遍不统一。各地医保信息尚不能做到互联互通，也缺乏统一的财务结算平台，导致异地就医结算存在较多困难，农民工等流动人口家庭享有正当社会保障权益受到较大影响。

（二）生育保险的生育激励作用不足，不合理的产假规定限制了正当哺育行为

1．生育保险覆盖人群狭窄。截至2014年底，我国生育保险的实际覆盖人数为1.7亿人，仅覆盖了43.3%的城镇就业人员，机关事业单位和灵活就业群体普遍处于生育保险空白状态。因政策的不合理限制，即使生育保险已覆盖人群也不能完全享有相应的保障权利。同时，农村居民的生育报销水平偏低，孕产期经济补偿政策缺失。

2．法定带薪产假期过短。我国规定的带薪产假为98天，在晚育、难产、多胞等情况下略有延长，仅满足国际劳工组织《生育保障公约》的最低标准。受产假时间偏短影响，在岗女职工无法顺利履行正常哺乳责任。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我国6个月以下婴儿母乳喂养率为28%，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

（三）对遗属、失独家庭等政策扶持不足，家庭功能不能得到有效替代和修复

1．遗属家庭的社会保障权益未能得到充分尊重。为了确保家庭丧偶者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缓解老年丧偶女性和遗属子女生活贫困问题，各国都专门建立遗属养老金制度（见表1）。我国的《社会保险法》仅规定了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中个人账户积累部分遗属可以继承。对于基础养老金形成的既得权益部分，尚未明确的规定，显然有失公平。

2．计划生育家庭特殊扶助政策保障能力不强。计划生育政策在有效控制人口同时，也使家庭代际风险过分集聚，失独父母处于老无所依的困境。目前，我国计划生育困难家庭特殊扶助政策受益条件苛刻，仅针对年满50岁、丧失生育能力的失独家庭和独生子女伤残家庭父母，且扶助水平不高，无法实现代际经济赡养替代，在医疗保健、服务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的保障也严重缺位，政策象征意义大于有效保障供给能力（见表2）。

（四）老年失能风险保障缺位，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的衔接不畅

1．老年长期护理保障几近空白。为应对家庭老龄化后产生的“老年护理危机”问题，发达国家自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建立长期护理保障制度。目前，我国长期护理保障整体上还处于空缺状态。其中，长期护理医疗保险仅在青岛、东营等地开展试点，受益人群有限，报销项目局限在医保“三大目录”范围内。部分地方在老年福利政策下建立针对高龄困难失能老人提供护理服务补贴制度，待遇水平一般每月在60~100元左右，和失能老人每月1500~3000元左右的新增护理支出相比，不能起到费用补偿作用。

2．老年福利与家庭养老之间缺少有效的衔接机制。从我国9073养老体系的整体定位看，家庭养老仍是未来老年人获得养老服务和精神慰藉的主渠道。但是，目前老年福利政策仍强调机构养老和福利设施建设，对提升家庭养老能力的系统性包容和支持不足，在促进家庭内部自觉保障、主动保障方面，也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

三、对策建议

（一）加快推动社会保障制度整合，打通家庭流动的制度壁垒

1．推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统筹发展。适时推动制度结构相同、筹资机制相似、待遇水平相差不大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农合并轨运行。通过统一筹资渠道、统一基金管理、统一机构管理、明晰权益办法，减少制度碎片化和人为割裂，为劳动者和家庭的自由流动提供有弹性的制度空间。

2．不断提高社保制度的统筹层次。加快推进基础养老金的全国统筹。对医疗、工伤、生育等保险制度，建议在省级或者地市级范围内合理确定统筹层次。同时，在省范围内实现社保基金、业务经办统一管理，并在统筹区域内统一各类社会保险待遇计算方式，缩小因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而产生的社会保险待遇差距，强化社会保险制度的互助共济作用。

3．健全社会保险待遇转移接续机制。进一步完善《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办法》，保障农民工等流动人群的合理权益。探索建立失业、生育保险的转移接续办法。由卫生、社会保险管理部门牵头，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居民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结算平台，尽快实现各类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就医实时结算。

（二）进一步完善生育保险政策，提高家庭生育水平

1．扩大生育保险的保障范围。规定只要初次生育前或者两次生育期间累计缴费年限满3年的女性劳动者，无论其生育期是否在职都可以享有生育费用报销及生育津贴待遇。要求所有机关事业单位须按规定参加生育保险制度，缴费根据属地政策确定，所需资金按财政补质由各级财政和单位分别解决。鼓励满足加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载体，根据财政补助水平适度提高生育费用报销标准，并增加生育津贴项目。

2．延长法定产假时间。参考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母乳喂养时间不少于6个月的建议和其他国家产假标准，明确产后产假为不少于26周。对于生育第二胎、生育双胞胎、因生育罹患妇科疾病的妇女，可再延长产假3个月。同时，规定带薪产前产假15个工作日并强制执行，确保女性劳动者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常规生育检查和产前的生理、心理准备。调整生育津贴计发办法，产假前4个月全额支付生育津贴，从第5个月开始，每月支付额降低10%。

（三）加强对重点人群的政策扶持，修复结构缺损家庭的功能

1．建立遗属家庭老年津贴机制。在基本养老保险的框架下，建立遗属家庭老年津贴机制。对因意外、疾病等原因未达到退休年龄就身故死亡的职工，根据养老保险计算办法，已积累的养老金既得权益，按比例支付给遗属家庭成员。

2．保护从事家庭照料劳动的女性的社会保障权益。给予家庭女性的非市场劳动和在职女性市场劳动同等的价值认同，尊重家庭女性享有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利。降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的参加门槛，建立家庭参保机制，允许职工家庭中从事家庭照料劳动的女性以职工家属身份参保，所需缴费由职工代缴，职工家属可享有各项法定社会保险权益。

3．加大对失独家庭和独生子女伤残家庭的政策帮扶力度。大幅提高保障水平，对于失独和独生子女重度伤残父母，要按照本地在岗职工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25%确定独生死亡和伤残的月补助标准。建立更加人性化的准入政策，将政策补偿范围放宽至特殊家庭中母亲年满45岁或者已经医学证明父母一方确实丧失生育能力即可享有补助。加强政策间的衔接整合，依托养老服务网络和社会公益服务政策，为特殊家庭提供服务帮扶和精神抚慰，更使他们能充分感受到社会的关心与关怀。

（四）推进社会保障与家庭保障的协调发展，实现老有所依

1．建立兼容家庭互助功能的失能风险防范机制。根据我国国情和家庭发展要求，借鉴国际有益经验，建立多方负担社会基本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坚持“护理保险跟随医疗保险”原则，循序渐进扩大护理保险覆盖范围。在缴费方式上，以家庭为单位并提供护理补偿，鼓励家庭成员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支付护理费用，实现家庭储蓄微循环和社会保障大共济之间激励相容，更充分体现社会保障对家庭的支持作用。在护理资金使用方面，除向养老服务机构购买服务外，对于由家庭成员提供失能老人护理服务的，建立起直接对个人的补助机制，鼓励发挥传统家庭照料作用。

2．推动家庭养老与老年福利合理分工。加大家庭养老和老年福利政策的衔接力度，丰富服务内容和服务形式，为家庭提供更加全面、更加充分和更高质量服务替代，适应家庭少子化的趋势。对承担家庭养老责任的家庭成员给予社会保障资格认同，折算为一定的社会保障视同缴费年限，鼓励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共同生活或者就近生活，照顾老年人的生活起居。

参考文献：

[1]国家卫生计生委家庭司.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5.

[2]谭永生，关博.“十三五”时期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J].宏观经济管理，2014（08）.

[3]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4]郑秉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国际经验与教训[J].求是，20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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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民工 用工荒 长效机制

近年来，随着承接产业转移步伐加快，安徽正在从传统劳务输出大省转变为用工大省，企业用工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从中长期看，“十二五”时期，安徽农村剩余劳动力将由“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剩余”，结构性矛盾将更加突出；预计“十三五”期间，劳动力总量失衡矛盾开始显现，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基于企业缺工将趋向常态化，必须加快构建和谐稳定的企业用工长效机制，切实保障劳动力有效供给，推动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一、当前安徽企业用工存在的突出问题

当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安徽劳动力供需矛盾凸现，用工成本持续上升，企业用工形势日益严峻。

1、需求增长迅速

近年来，随着皖江示范区获批，各地因势利导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企业用工需求持续增长，特别是对一线生产操作工数量大幅增加。以郎溪为例，“十二五”期间，全县工业企业新增用工需求15万人，而全县农村劳动力总量仅为17.2万人。

2、结构失衡严重

企业普工缺，技校招生难，据调查，全省60%的中小企业存在普工缺口；而合肥27所技工学院有九成招生遭遇“吃不饱”。就业培训不能适应形势变化，缺少专业性、系统性和针对性，对农民工没有吸引力。据调查，安徽省农民工中没有参加过任何培训的高达48%。同时，大城市本科生“就业难”与小城镇“人才荒”问题并存。

3、人员流动频繁

调研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头脑灵活，精力旺盛，却不能脚踏实地工作，既不能干技术活，又不愿干建筑、流水线等艰苦、枯燥的基础性工作，走马灯式跳槽并不鲜见。据2011年底开展的中小企业用工问卷调查，劳动者流动性过大成为当前招工难的首要原因。

4、市民保障缺失

相当一部分农民工虽然在城镇非农产业就业，却面临子女就学、住房、社保等体制，不能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造成“半城市化”现象。农民工融入城市困难，在城乡之间、城市之间的无序、频繁流动，既导致了企业“用工荒”，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5、剩余潜力待挖

安徽省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与非农产业生产率差距高达1∶3.9，远超过欧美等国1∶2的水平；产业化水平落后，安徽省农民人均粮食产量排全国第15位，但农民人均一产增加值排全国第23位，仅相当于全国的77%，农业生产不发达导致农村人口难转出。

6、出省比重过高

据安徽省人社厅统计，2011年全省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1370万人，其中出省转移就业920万人，占全省农民工总数的67.2%。

二、未来安徽省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安徽省劳动力供需在“十二五”时期面临重大转折，劳动力短缺、用工成本上升将逐步成为常态。

“十二五”时期，全省劳动力供需基本平衡，农村适龄劳动力供需同步减少。据测算，到2015年，全省常住人口6047万人，其中适龄劳动人口4414万人；而为实现“十二五”规划确定的地区生产总值10%的增长目标，到2015年需劳动力4317万人，总体看，“十二五”期间全省劳动力供需总体处于平衡状态。从农村劳动力供需情况看，到2015年，农村常住人口逐步下降到3023万人，适龄劳动人口2207万人；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农业用工需求稳步减少，农村需劳动力1491万人，农村可转移劳动力从2010年的850万人减少为716万人。

“十三五”时期，全省劳动力供需将由结构失衡转向总量失衡，农村可转移劳动力大幅减少。2015年以后，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全省劳动力供给增速逐步放缓，到2020年全省常住人口6138万人，其中适龄劳动人口4395万人；而劳动力需求为4492万人，供需缺口达到97万人，劳动力总量不足矛盾凸显。从农村劳动力供需情况看，到2020年全省农村适龄劳动人口1978万人，而农业用工需1432万人，可转移劳动力546万人，与2010年相比减少304万人。

三、应对“用工荒”的政策措施

为应对系统性的“用工荒”，必须提早准备，因势利导，切实推进发展方式转变，确保经济持续繁荣、社会和谐稳定。

1、重点围绕主导产业发展，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

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产业工人的能力和素质，是化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治本之策。“十二五”期间，各地应把职业技能培训与培育主导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紧密结合起来，以产业用工需求为导向，构建政府主导、校企联合、社会参与的多层次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根据全省产业布局，建设合肥—芜湖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马鞍山—铜陵金属材料、安庆—池州化工和纺织服装、淮南—蚌埠生物医药和新材料、皖北矿山机械和现代农业、皖南—大别山文化旅游和特色农产品加工等若干特色职业教育和实训基地，形成承接产业转移的人力资源优势，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借鉴国外经验，探索多种途径加强职业教育。一是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建议整合政府培训资源，调整城市教育费附加使用范围，支持职业教育发展；鼓励和引导企业开展职工岗前培训和技能提升培训，职工教育经费可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积极引进国内外风险投资基金和引导民间投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二是探索开展“订单式”培养模式，引导校企联合编制教材、联合开展实训。三是以城乡未升学毕业生、城市外来流动青年为重点，开展劳动预备制培训。

2、营造宜居宜业社会环境，健全农民工转化为产业工人的体制机制

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是稳定产业工人供给的制度保障。目前，安徽省农业生产率仍然偏低，农业劳动力可转移的空间较大。据测算，如果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10%，将能够释放约150余万剩余劳动力。一方面，可以通过改变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改善物质装备条件，更多地释放农业劳动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建立农村集中式、互助式养老和托幼模式，充分挖掘农村剩余劳动潜力。同时，建议按常住人口配置城市公共资源，增加面向农民工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供给，切实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权益，让农民工在医疗、养老、就业等公共服务方面享受与市民完全平等的待遇，使农民工能够在城市生活下来，真正转变为产业工人。

3、把握技术管理创新趋势，建立高效合理的企业用工机制 加快技术进步，改善企业管理，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人力资源高效利用的根本途径。2011年，安徽省用工紧张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等行业，四个行业用工需求人数占总需求的74.3%；用工紧张岗位主要集中在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商业和服务业人员。因此，需要顺应资本、技术和先进管理逐步替代劳动投入的产业发展规律，支持资金技术实力雄厚、市场开拓能力较强的企业，加大设备、技术投入，加快资本技术替代进程；鼓励资源和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引进现代化管理模式，优化作业流程，减少过度用工需求；引导传统服务业企业降低性别、年龄、学历等招工门槛，努力减少人力资源高消费，积极探索临时工、季节工、承包工、小时工、派遣工等用工新方式，建立高效灵活的企业用工机制。

4、坚持以人为本企业理念，形成互利和谐的新型劳资关系

以利益为基础，以情感为纽带，促进员工利益与企业长远发展紧密结合，是实现企业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应顺应劳动力市场变化的新趋势，稳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建立工资与通胀、企业效益联动的正常收入增长机制；改变企业的产权结构，探索让中层管理人员、技术工人持有企业股份；加强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改善工作环境；依据岗位特点与要求，尽可能探索工种轮换机制，尽量减少员工工作枯燥感；营造企业文化，组织开展工业旅游、带薪休假，提高员工幸福指数。政府部门和工会应在平衡“资强劳弱”中发挥重要作用，建立健全三方协商机制，加强劳动合同监察和劳动争议仲裁，保障职工合法权益。

5、加强正确舆论宣传引导，树立有利于实现社会充分就业的价值观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加强宣传引导，转变传统就业观念，是改善企业长期用工环境的社会基础。目前，受传统价值观影响，大部分学生片面追求“上大学”、“做白领”，不愿进入职业技术学校学习实用技能；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化素质偏低，跳槽现象较为普遍；不少求职者不肯接受“临时就业、阶段性就业、弹性就业”等灵活就业方式。针对以上问题，需要充分发挥主流媒体、文艺作品、出版物、网络等的舆论导向作用，在全社会广泛宣传“行行出状元”的人才观，勤劳致富、按劳取酬的财富观和与时俱进、理性务实的就业观，引导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支持毕业生到基层和生产一线就业；深入推进创业型城市创建活动，加强农民工创业园和大学生孵化基地建设，引导外出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努力形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良好局面。

【参考文献】

[1] 辜胜阻、李华：以“用工荒”为契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J].中国人口科学，2011（4）.

[2] 郑秉文：如何从经济学角度看待“用工荒”[J].经济学动态，2010（3）.

[3] 蔡昉：“民工荒”现象：成因及政策涵义分析[J].开放导报，2010（2）.

篇4

【关键词】浙江省；县域经济；城市经济；转型；动力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新世纪以后，浙江“产业层次低、企业规模小、空间布局分散”（低、小、散）的县域经济正在经历“成长的烦恼”，面临转型升级路径锁定的困境，给浙江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滞缓、高端要素短缺、公共服务能力薄弱等。因此，浙江县域经济亟须转型升级。2014年，浙江人均GDP为72967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为11878美元），跨越10000美元，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这一发展阶段对浙江经济形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城市经济以集约集群集聚与高端高质高效的优势无疑成为理想的经济形态。因此，我们很有必要研究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的动力机制。

二、浙江县域经济转型升级新趋势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市场化、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推进，浙江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呈现新趋势。主要体现在：一是城市经济发展效率超越县域经济；二是县域经济融入都市区发展；三是发达县（市）进入城市经济快速发展期。这些表明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已成必然趋势。

（一）城市经济高效发展，成为驱动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主导性力量

随着城市化重心从小城镇向大中城市转移，各类生产要素和产业不断向城市集聚，城市经济快速、高效发展。2012年①，11个设区市GDP达16479.67亿元，占全省的47.74%，人口仅占31.77%，而58个县（市）②GDP达18038.49亿元，占全省的52.26%，人口却占了68.23%。11个设区市的经济发展效率远远高于58个县（市）。而且11个设区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财政总收入分别占全省的52.74%、56.34%，占据了半壁江山。随着新型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以城市群和都市区为载体的城市经济将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力量。2013年杭甬温三大中心城市市区集聚了全省17.18%的人口，却创造了33.35%的地区生产总值。

（二）都市区和城市群逐渐形成，县域经济融入都市区发展成为新趋势

都市区和城市群的形成增强了县（市）与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促使县域经济从支撑城市经济发展为主向接受城市经济辐射为主转变，促使区域空间结构网络化发展。目前，环杭州湾、温台沿海、浙中三大城市群和杭州、宁波、温州、金华-义乌四大都市区逐渐成形，将近50%的县（市）已被纳入网络化城市体系中。杭州都市区吸纳了临安、富阳、德清、桐乡、海宁和绍兴等6个县（市）；宁波都市区吸纳了余姚、慈溪、奉化、宁海和象山等5个县（市）；温州都市区吸纳了瑞安、永嘉、乐清、洞头、文成、平阳和苍南7等个县（市）；金华-义乌都市区吸纳了东阳、浦江、兰溪、武义和永康等5个县（市）。这意味着这些县（市）必将受到城市经济的辐射，县（市）与中心城市融合发展将成为趋势。城市经济正在一步步“吞噬”县域经济。

（三）发达县（市）进入城市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不断增强

“四换三名”①、“退二进三”等一系列产业转型升级措施促使各种城市经济业态不断涌现，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或生产业转型，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不断增强，县（市）服务功能不断提升。2013年，绍兴县、义乌市、慈溪市、嘉善县等22个县（市）人均生产总值跨越10000美元（见表1），迎来城市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商贸服务业、金融业、物流业、信息产业等产业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人数比重持续上升。以义乌市为例，从2000—2013年，义乌市第三产业占生产总值比重从43.5%持续增长至57.05%。发达的商贸服务业提高了义乌市服务其他县（市）的能力。此外，部分县（市）以“智慧城市”为抓手促进“生产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带动了信息产业等相关生产业的发展，提高了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

三、分工视角下的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动力机制

浙江县域经济呈现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并非偶然。因此，我们很有必要研究其转型的动力机制。如此，一来可以更好地推动浙江县域经济转型；二来可以为全国其他县域经济提供发展的参考。

（一）概念界定

县域经济是农村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成果，本质上是农村工业化与以小城镇（建制镇）为重心的城镇化在县域空间上融合互动促使县域产业分工所产生的特征鲜明的经济形态。特征主要体现在：一是以传统产业为主导产业，县域功能以生产为主；二是县域城市化水平不高，空间集聚度低，产业布局分散，城乡二元结构明显；三是县级行政区划为经济发展的空间依托，县城与中心镇往往是县域经济增长极；四是区域分工水平比较低，以部门间分工或区域产品分工为主，缺少产业链层面分工。城市经济伴随城市化进程而发展，本质上是集聚经济，是分工与集聚在地理空间上互动所产生的具有较强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的经济形态。呈现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农业现代化是重要的支撑力；二是在集聚与分工的互动中，生产业从第三产业中脱颖而出成为主导产业，城市以服务功能为主；三是城市人口以非农人口为主，城市化水平比较高，中心城市集聚、辐射能力比较强；四是产业链分工水平高，城市之间分工明确、错位发展，都市圈经济是其演化发展的高级形态。由上可见，从分工角度来看，县域经济是一种以部门分工为主的经济形态，而城市经济是一种以产业链分工为主的经济形态。因此，从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可以理解为分工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也就是说，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是经济形态的转变，分工水平的提高，使得城市经济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主动力，而不是行政区划的调整②，更不是县域经济的“消灭”。

（二）动力机制分工

从县域与区域两个层面作用于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县域层面，分工深化提高个人或企业专业化水平，引起市场规模扩张与分工网络扩展，推动人口集聚、产业集中，提高县域空间集聚度，促进服务业大发展，进而推动产业转型，带动县域空间结构与功能的转变。区域层面，分工深化使得中心城市经济能级提升，使得城际之间分工协作、经济联系密切，增强了县域与中心城市的融合互动，促进都市圈形成与发展，基于明确的城市等级体系与密切的城际经济联系，县域经济受城市经济辐射而转型。因此，转型的关键是利用促进分工演进的机制。基于贝克尔和墨菲（BeckerandMurphy，1992）[1]，杨格（Young，1928）[2]与杨小凯（1998）[3]等人的研究，分工受到交易成本、市场范围、社会知识水平与协调成本的影响。因此，本文认为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与信息化是县域经济转型的促进机制。市场化有助于明确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消除市场壁垒，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建立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扩大资源配置范围，促进区域分工。城镇化推动人口、产业等资源向城市集聚，提高空间邻近程度，加快知识、信息、技术等要素的传播与分享，提高社会知识积累水平，降低生产活动的协调成本。工业化推动制造业发展，为服务业发展奠定物质基础，为城市化提供基本动力。信息化释放空间与时间对资源配置的约束，扩展了市场空间与容量。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正是在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与城市化的作用下，浙江县域经济呈现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

1.动力机制Ⅰ：市场规模扩张与分工网络扩展。亚当?斯密最早提出“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观点即“斯密定理”。阿林?杨格（Young，1928）充分肯定“斯密定理”，并深化了这一观点，认为“分工一般的取决于分工本身”，即分工与市场规模之间是相互影响和决定的一种网络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说：市场化深化县域分工，推动分工网络形成与扩展；分工深化提高市场化程度，扩大市场规模。市场化从广度与深度两个层次提高分工水平。在广度层面，市场化促进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扩大了资源优化配置的空间范围,直接推动市场规模扩大和区域分工深化；在深度层面，市场化明确政府与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消除市场准入限制、行业垄断等各种市场壁垒，改善了经济活动所需环境。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是一个市场化深化的过程，是一个市场规模扩张与分工网络扩展互促互进的必然结果。20世纪80年代，浙江率先实施农村工业化，开始市场化取向改革。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市场化进程，推进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农村工业化与市场化的互动开启了县域经济支撑城市经济发展之路。随着市场化的推进，浙江经济呈现出两个发展特征。一是各类商品和要素市场规模迅速扩大，相应的商品与要素市场逐步建立，区域市场体系逐渐形成，区域贸易流量大大提高，典型地表现为各类专业市场的快速崛起、扩张与国内外贸易量上升。二是在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引导下，县域根据自身资源禀赋条件，依托区域市场体系，融入区域产业分工，建立自身的产业体系，这不仅推动了浙江区域产业结构的形成，也固化了区域产业分工体系。进入新世纪，信息化以其强大的渗透力、影响力融入经济活动的每个环节，提升提速市场化进程。各类专业市场在信息化的作用下，无论是规模还是功能都得到极大地提升，分工网络进一步扩展，县域产业结构得到优化。目前，随着义乌小商品城、余姚中国塑料城等专业市场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商贸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现代物流业等生产业大发展。

2.动力机制Ⅱ：人口集聚、产业集中与县域空间集聚度提高。县域空间集聚度的提高能深化县域层面分工，推动产业转型，进而带动县域空间结构与功能的转变。钱学锋、梁琦（2007）[4]认为分工与集聚之间的内在联系乃是通过报酬递增作为媒介而实现的。也就是企业为获得递增的报酬必然会集聚。贝克尔和墨菲（BeckerandMurphy，1992）[5]在《劳动分工、协调成本和知识》一文中指出分工不仅受市场容量的限制，更受到协调分工的成本以及社会知识水平的限制。只有在不存在协调成本或者协调成本相对较低而市场又相对较小的情况下,分工才会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人口与产业的集聚或者说城市化的推进加速知识积累，缩短空间距离，方便经济主体之间信息交流，大大降低了生产活动的协调成本。综上所述，人口集聚、产业集中即县域空间集聚度提高的过程就是县域层面分工深化的过程，就是县域产业转型的过程。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是以建制镇为重心的城镇化向以县城与中心镇为重心的城市化演进的过程，表现为人口、产业等资源从向建制镇集聚到向县城与中心镇集聚。工业化为城市化提供物质基础，推进城市化；城市化则为工业化提供空间依托。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中，人口、资金、技术、产业等各类经济资源向县（市）地理空间集聚，城镇就业人数不断增长，产业种类也不断增加。县域空间集聚程度的提高使得需求多样化，引起中间产品需求扩张，进而深化了县域层面分工，推动生产业、消费业等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使得县域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不断增强。20世纪80年代，浙江以小城镇为重心的城市化与农村工业化的互动推进乡镇企业快速发展。乡镇企业与专业市场的融合互动导致产业集群发展，形成特色鲜明的“块状经济”。在该城镇化战略的指引下，浙江经济出现“弱市强县”与“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象。90年代，浙江省政府不失时机地提出以中小城市为重心的城市化战略。中心城市开始快速发展，城市经济崛起。县域经济进入自身产业结构调整期，开始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但对城市经济的支撑作用并没有减弱。2006年开始，浙江率先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互促共进”的新型城市化道路。自此，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的互动得到加强，使得县域经济受城市经济辐射效应越来越强。

3.动力机制Ⅲ：都市圈的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都市圈具备以下几个特征：一是都市圈以集聚能力强、辐射能力强的中心城市为核心；二是具有发达完善的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周边城市与中心城市之间交通通达性高、信息交流通畅；三是圈内城市之间产业分工明确、职能互补；四是圈内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商品与劳务自由贸易，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强。可见，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是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与信息化在区域空间互动发展的结果。这是因为：市场化消除市场壁垒，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商品劳务自由贸易，是都市圈形成与发展的前提与保障；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高级要素与高端产业向中心城市集聚，增强中心城市的集聚与辐射能力；信息化统筹提升工业化、市场化与城市化，促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缩短城市之间空间距离，扩大了市场规模，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而且加速了知识积累，进一步深化分工，最终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成熟都市圈由强大的中心城市、紧密的城际联系与清晰的城市等级体系的构成。新型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在空间上的融合互动，促使环杭州湾、温台沿海、浙中三大城市群与杭州、宁波、温州和金华-义乌都市区形成。随着“七线两枢纽”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推进，城市化的集群化、网络化发展趋势日渐明显。“十二五”时期，浙江四大都市区、三大城市群的中心城市积极推动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大力提升中心城市能级和功能，提高中心城市与周边县（市）之间的产业梯度，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县（市）则主动承接中心城市产业转移，因地制宜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现代物流、商务、金融等生产业，积极发展旅游、商贸等生活性、消费业；中心城市与县（市）之间以交通、信息通道等基础设施为依托实现链接。这些规划都将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县（市）的融合互动，最终实现中心城市拉动县域经济转型。

四、启示

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与市场化的影响下，区域分工水平不断提高，县（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经济联系不断加强，一体化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未来，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应坚持“强县战略”与“都市圈战略”双轮驱动转型。在“强县战略”指导下，深化县域内部分工，加快推动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转型，大力发展生产业，以产业转换推动县域经济转型；在“都市圈战略”指导下，深化区域层面分工，城市化重心从中小城镇向大城市倾向，促进高级要素、高端产业等资源向中心城市集聚，提高中心城市集聚与辐射能力，将县（市）纳入都市区发展。深化县域内部分工关键在于以城市化与信息化优化工业化，重点在于发展生产业，主动力在于县（市）城市化的推动作用；政府作用则在于营造良好发展环境，针对性地实施“招商选资”，延长产业链。具体表现为：一是加快推进县（市）城市化，提高县域空间集聚度，合理发展服务业，重点发展现代物流业与信息产业等生产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二是以“智慧城市”、“数字城市”建设为着力点，努力提高企业、产业发展平台与社会领域信息化水平，加快实现企业产品、研发、生产过程与管理、营销等环节的信息化；三是提高经济开放水平，积极参与区域甚至全球分工，围绕主导产业承接中心城市或国际转移产业，采取“补链式”招商引资，提高生产迂回度，提高中间产品生产量，促进生产业发展。深化区域分工关键在于深化市场化改革，推进新型城市化与信息化融合互动，重点在于明确县（市）区域地位，主动力在于新型城市化的引领作用；政府作用则在于扩大区域合作范围，加深区域合作深度，努力消除区域壁垒，实现地方政府共赢。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完善县域经济发展的“硬环境”与“软环境”，促进生产业发展；二是创新区域经济管理体制，构建区域协调机构，消除行政区划与体制机制对都市圈发展的限制；三是加快推进新型城市化，构建“分工明确，功能互补”的城市等级体系，同时要重点提高中心城市经济能级，发挥中心城市带动作用，以城市经济反哺县域经济。

【参考文献】

[3]杨小凯.经济学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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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服务贸易；趋势；结构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贸易竞争的重点正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如果一个国家在服务贸易上赢得先机和主动，那么其在未来的全球经济竞争中就会取得优势。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动本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在激烈的国际服务贸易竞争中，国际服务贸易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充分认识和把握这种趋势，对积极推动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国际服务贸易发展新趋势

(一)国际服务贸易发展加速化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服务贸易进入稳定增长期，服务贸易的增长不但较快，而且还有不断加速的趋势。服务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比例，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约为20％，在20世纪90年代上升到25％左右，21世纪初则上升到33％。未来几年，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世界服务贸易将继续保持这种快速增长势头。预计到2010年，服务业将代替制造业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二)国际服务贸易发展高科技化

目前，国际高科技领域发展最快的是以计算机、通信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以新兴服务贸易部门为主的其他服务业蓬勃发展，充分反映了信息技术革命对新兴服务贸易的推动作用。服务贸易结构也日益向技术密集型方向转变。其中，运输服务和旅游服务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主和以高科技为先导的一系列新兴服务业将成为未来各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和强大动力。麦肯锡公司的一项研究认为，在不久的未来，在美国所有工作中，80％以上将属于用知识来服务的工作。

(三)国际服务贸易发展垄断化

尽管近年来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发展较快，但发达国家在世界服务贸易中仍占主导甚至垄断地位。从更能体现服务贸易国际地位的服务贸易出口总量看，自1980年以来，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一直居服务贸易出口前五名。2007年，这五个国家服务贸易出口额合计占全球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37.2％，服务贸易出口前十位国家中仅有中国、印度两个发展中国家。即使从服务贸易进口总量看，发达国家也占据绝对垄断优势，发展中国家仅有中国入围前十强。

(四)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自由化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及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均已超过65％，其服务贸易额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达70％以上。发达国家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和区域性贸易组织，积极推动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和全球化，以此来扩大服务贸易的出口。WTO多哈回合谈判及区域性经济合作的谈判中服务贸易都成为主要议题，这也充分说明，国际服务贸易发展已出现自由化的趋势。

二、我国服务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实现了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增长。过去10年中，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年增长速度均保持在9％以上，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据统计，2007年，我国服务贸易(按国际收支口径统计，不含政府服务)进出口增长迅速，进出口总额达2509.1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31％，增幅提升8.8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216.5亿美元，增长33％；进口1292.6亿美元，增长29％；出口和进口分别居世界第七位和第五位，比2006年分别提升1位和2位。服务贸易逆差为76.1亿美元，比2006年下降15％。从地区看，中国香港地区、美国、日本和韩国为我国前四大服务贸易伙伴。据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专家分析，虽然增幅较大，但服务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依然较低。以2007年为例，我国进出口总额为21 738亿美元，服务贸易占比不足12％。而据WTO统计，2007年，全球范围内服务贸易占国际贸易的比重已超过23％。这充分说明，尽管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取得一定成绩，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服务贸易长期逆差，国际竞争力差

自1992年中国服务贸易首次出现贸易逆差(除个别年份)后，中国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尤其是近年来，贸易逆差呈现逐步扩大趋势。服务业落后使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受到很大制约。从总体上看，我国服务业的竞争力不如工业，除旅游等少数行业外，多数服务贸易处于逆差状态。

(二)服务贸易内部结构不合理

我国服务贸易不仅发展滞后，而且结构也欠合理。世界服务贸易结构已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发生了深刻变化，朝着技术、知识密集型方向发展，与科技有关的服务业和以高科技为手段的服务贸易所占的比重呈上升趋势。目前，我国服务贸易主要集中于远洋运输、旅游、建筑等传统产业和部门，而在全球服务贸易量最大的金融、保险、通信、咨询等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的行业，尽管出口增速高于全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年均增速，但目前这些行业规模偏小，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三)服务业整体开放程度较低

我国服务贸易的开放程度远远落后于制造业，许多服务业的对外开放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试点的。银行、保险、电信、民航、铁路、教育卫生、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至今仍保持着十分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其他一些行业对外资也没有完全开放。从整体上看，中国的服务业在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和自然人流动方面开放程度较高，但在外资准入资格、进入形式、股权比例和业务范围等方面还存在较多限制。 转贴于

(四)服务贸易立法不够健全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立法有较大改观，现已颁布了一批涉及国际服务贸易领域的重要法律法规，如，《海商法》、《保险法》、《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广告法》、《建筑法》和《律师法》等，这些法律法规对构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通行规则需要的统一开放、有序竞争、规范管理的服务贸易体制起了重要作用。但同服务贸易广泛的内涵和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要求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目前我国尚未形成一个关于服务业的一般性法律，相当一部分领域法律仍处于空白状态，已有的规定主要表现为各职能部门的规章和内部文件，不符合国际运作惯例，不仅立法层次低，而且缺乏协调，从而影响我国服务贸易立法的统一性和透明度。

(五)服务贸易专业人才缺乏

服务贸易专业人才缺乏、分布不均衡。现代服务业是一种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全世界范围内，服务产业的发展正处于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人力密集型转变过程。而我国服务贸易方面的人才奇缺，尤其是新兴服务业和知识型服务业所需的外向型高级人才更是缺乏。一部分地区的教育普及程度仍不高，很大一部分的劳动力不能很好地转化为人力资本，这是一种潜在的人力资本浪费，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该地区服务贸易的发展。而我国的人力资本往往聚集在经济水平较高、教育水平较发达的地区。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教育水平还较低的地区，服务贸易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出现了服务贸易发展不均衡的状况。

三、我国应对国际服务贸易新趋势的对策

(一)立足比较优势，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我国服务贸易在旅游、运输、国外工程承包及劳务输出等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行业存在比较优势。发展我国服务贸易，应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不断提高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_2’首先，企业要有创新精神，通过对服务需求的分析及对服务市场的细分，努力开拓新市场，在新市场中形成竞争优势。其次，企业要主动与竞争者竞争，通过竞争提高自己的实力。最后，引进国外先进的服务技术和经营理念，提高现有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加强国际间服务部门的合作和交流。

(二)健全服务贸易的相关法律体系

应尽快完善服务贸易法律规章，建立不同层次、内容齐备的服务贸易法律体系，为我国服务贸易的健康发展提供可靠的法律依据；加快各服务部门的立法进度，并强化相关司法工作，同时应规范已有的部门规章，减少相互冲突之处及其中漏洞；完善立法还应从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实际出发，注意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制度相接轨。

(三)在重视发展传统服务业的同时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我国有一些传统服务行业在国际竞争中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政府应积极鼓励和扶持我国已初步具备国际竞争能力的优势服务企业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对一些目前我国在国际市场上还不具备竞争优势的服务部门，也可发挥比较优势，在亚洲邻国和非洲、拉美较落后的国家寻找机会，争取一定的市场份额。同时，我国的服务企业应正确处理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的关系，实现服务态度与服务理念的转变，抓住对外开放的机遇，有效利用外资与外国先进技术，加强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增强大企业实力，依托有竞争力的企业，培育一批多元投资主体的大公司和大集团。

(四)扩大开放的同时要注意适度保护

开放国内服务贸易市场，可吸收大量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培育新的服务业，提高国内服务业水平，改变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现状，扩大我国的服务出口，有利于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但中国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与发达国家相比，起步晚、总体水平低，许多行业还处在起步阶段。同时，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完善过程中，服务市场发育还不完善，服务企业竞争力弱，服务业发展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近期内还不可能与发达国家实力雄厚的服务业进行竞争。所以，只能在适当的贸易保护条件下，逐步开放国内市场。

篇6

一、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的两次转型

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从一个相对封闭的传统农业经济发展成为开放的、以现代工业为主体的经济体，无论是经济结构还是体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综合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等诸方面因素，我认为，过去30年浙江经济发展已经实现了两次转型：

第一次转型以农村工业化和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为主要内容，具体时间是从1978年开始到1991年。这次转型的主要特点：一是政府直接推动或主导，以后，省委省政府连续三年（即从1979―1981年）颁布允许和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文件，并从税收、土地、资金等方面大力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二是大力推进农村工业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浙江重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包括个体私营企业在内的乡镇工业，逐步形成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轻小集加为基本特征的区域工业结构，促进区域经济从以农业经济为主向工业经济为主转变；三是开放建设以小商品市场和其它各类专业批发市场为核心的市场网络，并通过“两头在外”、贸易兴省战略，促进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初步实现了从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的转变。

第二次转型以城乡结构优化和市场化改革为主要内容，具体时间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开始，到2001年底我国加入WTO之前。第二次转型的主要特点：一是以市场化改革为核心，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目标后，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改革战略指引下，市场化改革开始覆盖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如推进以产权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改革改制，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深化社会保障制度、金融体制、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等；二是与市场化改革相适应，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一方面，政府作为市场化改革发动、组织和实施的主体，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作为传统经济体制和经济活动的主导者，在市场化改革中，政府也适时调整自身的职能，在积极扶持企业做大做强的同时，不断减少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控制和干预；三是为适应工业化快速推进，以促进资源和生产要素集聚、培育区域增长点为内容的城乡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产业和人口向中心镇和大中城市的集聚明显加快，以大中城市为中心、中心镇密集的都市带或城市群成为区域经济的核心增长极；四是对内对外开放并举、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初步形成，商品、资本以及劳动力等各类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趋势加剧，本土企业开始走向跨区域发展。

经过两次转型，从体制上看，我们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培育了一大批富有活力的市场主体，市场机制日趋完善且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得到广泛尊重，作用也不断得到强化；从发展阶段看，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依托具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产业体系和丰厚的民间资本积累，可持续的区域经济内生发展机制正在不断完善，城乡和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得到加强。成功转型为区域发展提供了新动力与保障，应该说，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浙江已经从一个相对封闭的、以传统产业为主体的经济体系发展成为全方位开放的、以工业为主体的快速经济发展体。

二、当前浙江经济转型面临的新趋势新特征

随着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和重大事件的影响下，浙江经济发展的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宏观层面来看，一是为适应WTO的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加快，并促进宏观体制改革向纵深拓展，改革内容从经济体制改革扩展到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等领域，即进入到全面改革阶段。二是伴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经济开始全方位融入全球化进程，这对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我省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和竞争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是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国内需求结构快速升级。四是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央明确提出了新时期的发展战略，要求更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模式，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从浙江自身发展趋势看，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和发展水平的提高，决定或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都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变化和趋势。第一，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高速增长赖以依托的要素资源出现严重短缺。低成本要素资源不仅是浙江高速发展的重要支撑，更是构成区域经济低成本扩张和价格市场竞争力的核心，然而在今天却难以继续以原有的方式支撑经济发展；第二，长期以来支撑经济发展的传统优势产业和低端产品，不仅难以适应当前的宏观需求结构，而且在人民币升值、生产成本上涨以及国际贸易磨擦日益递增的趋势下，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显著下降，出现“被全球化”、“被边缘化”倾向；第三，随着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框架的建立，原有的区域性体制优势已不复存在，然而，无论是政府职能还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与规范的市场经济制度还存在着显著的差距；第四，发展的协调性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如果说，在以往的发展中，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增长优先”、“增量发展”的话，随着全省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目光集中在不同区域、城乡之间、经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等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发展的协调性上，在关注经济综合实力和区域竞争力的同时，更加注重民生的改善，等等。

上述这些新的变化和趋势，预示着当前浙江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一次新的转型。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表明，每一次经济转型，始于困惑与挑战，成于创新，关键在于如何审时度势，把握主动。与以往两次经济转型相比较，这次经济转型有两个重大背景需要我们关注和把握：一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新趋势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特别是这“五化”之间的互动对当代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以及区域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二是当前我省人均GDP正从5000美元向8000―10000美元跨越，这意味着经济发展进入到更高阶段，毫无疑问，在新的发展阶段，区域产业结构、发展动力以及发展协调性等等方面都将呈现出一系列新的趋势和特征。在这些趋势和特征中，我们需要把握的是，哪些趋势和特征是健康的、合乎规律的，哪些趋势或特征是需要避免、化解或努力转变的。

三、加快经济转型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思路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浙江经济转型的主题是，一是根据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积极推进市场经济法治建设，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它要求法律和制度成为规范和调整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常规手段：市场主体的资格需要法律的确认和保障；市场主体的行为要用法治来确认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要用法治来保障；宏观经济调控需要法治来完善。二是在国际化信息化背景下，发挥动态比较优势，建立具有浙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推进浙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核心，它要求在充分发挥区域动态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积极利用信息化和高新技术产业，构筑新的竞争优势，提升区域产业体系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和层次。三是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下，推进空间结构优化，统筹协调城乡和区域发展。要在综合考虑经济增长、人口集聚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加快都市经济圈规划和建设，进一步统筹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

应该说，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式转变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经济转型比发展方式转变具有更加深刻的内涵，它不仅包括了发展方式转变，而且也内含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与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转变发展方式也是加快经济转型的应有之义。

根据浙江发展的现实，要加快经济转型，应该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实施创新强省战略，促进经济增长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随着原有增长动力的不断弱化，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途径，也是经济转型的重要标志。创新驱动的核心在于突出企业创新主体的地位，积极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联动推进知识产权战略、标准化战略和品牌战略，使创新成为企业和区域产业竞争力的核心。

第二，实施人力资本强省战略，提高区域要素禀赋结构素质。区域要素禀赋结构是比较优势的核心。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以低成本低价格为核心的比较优势已难以维持。无论是构筑新的竞争优势，还是促进新一轮创业创新，都必须依托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实施人力资本强省战略，要把重点放在全面提升我省高等教育质量，吸引全国优秀生源到浙江高校就学，从而为我省创业创新提供丰富的高素质人才资源。

第三，加快区域产业升级，构筑具有浙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浙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必须是以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为基础、以浙江创造为核心。要积极把握全球产业发展新趋势新特点，积极引导和扶持一批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等新型业态和商业模式，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主动淘汰一批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排放的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化区域产业结构。

第四，以都市经济圈为支撑，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既是空间结构优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本着经济增长、人口集聚和资源环境生态承载能力相协调的原则，以三大产业带为依托，进一步优化要素资源的空间布局，促进人口和产业在更大范围内的集聚发展，使都市经济圈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

第五，深化体制改革，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法律法规、健全执法机制、转变政府职能是深化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内容。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而是服务的主体，要努力为城乡居民和各类市场主体提权保护、激励竞争、规范市场秩序、创业创新等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要加快推进资源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完善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形成机制，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创业投资等专业性要素市场体系，积极推进公事的市场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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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近几年来，城镇非就业人员“失保”成为我国实现“全民医保”的瓶颈。为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在2007年启动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工作。在人口大规模流动的情况下，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当前任何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都不应受城乡身份的限制，而应保持一种开放的体系，赋予社会保障主体自由选择的权利，为早日实现“全民医保”提供基础条件。

一、城镇非就业人员“失保”:实现“全民医保”的瓶颈

    据统计，截至2006年年底，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近1.57亿，而全部城镇人口为5.77亿;同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覆盖全部农村人口8亿中的4.1亿。可见，当前在基本医疗保障的覆盖率上，农村已超过城镇。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合作医疗完全按照地域标准展开，在试点地区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农村居民;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则在地域的基础上加人了职域的因素，即只为就业人员提供基本医疗保障，忽视了大量城镇非就业人员的医疗保障，造成了城镇医疗保障体系中的巨大空白。城镇非就业人员包括职工老年遗属、高龄无保障老人、中小学生和婴幼儿、大学生、城镇重残人员及低保人员等;在城乡人口流动的前提下，还应当包括未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家属。这部分人没有自主收人，但本身却处于弱势地位，健康风险较高，一旦发生重大疾病，将会给其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从而使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障的目的落空。城/镇非就业人员“失保”，已经成为我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成为实现“全民医保”的瓶颈。

近几年来，随着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完善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快速发展，城镇非就业人员这个“医保真空”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特别是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城市，医疗费用高昂，城镇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严重，很多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障已落后于农村居民。在这种情况下，由中央财政给予支持、自上而下地建立城镇非就业人员的医疗保障制度，已是势在必行。200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着眼于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启动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这就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政策契机。

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国家选择了若干城市进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首批试点工作已于2007年3月开始启动，同时成立的“国务院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部际联席会议”在其第一次会议上出台了《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规定，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所针对的人群是不属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中小学阶段的学生(包括职业高中、中专、技校学生)、少年儿童和其他非从业城镇居民;该制度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以家庭缴费为主，政府给予适当补助，其基金重点用于参保居民的住院和门诊大病医疗支出，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逐步试行门诊医疗费用统筹。《指导意见》要求充分考虑地方差异性，发挥地方主动性，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等不同人群的基本医疗消费需求，并考虑当地居民家庭和财政的负担能力，坚持低水平起步，合理确定筹资水平和保障标准。根据《指导意见》所确立的原则，各试点城市均出台了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制定了适合地方实际情况的缴费标准、保险待遇及管理机制。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试点与逐步推广标志着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正在向“全民医保”的目标迈进，它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农民工独立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共同构成了我国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多元体系。这种多元体系要求各种制度能够和谐共存、有效衔接、相互配合，共同提高国民医疗保障水平。在人口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这些医疗保障制度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共同的保障对象，如流动人口的主力军—农民工群体。当同一个主体有可能成为多种保障体系的保障对象时，如何进行制度设计，使各种保障体系不致发生矛盾，从而实现平衡过渡与衔接，这不仅会影响到该主体社会保障权益的充分实现，更对我国城乡社会保障的对接及未来的一体化整合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二、突破身份限制:实现:“全民医保”的基础条件

    多元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对接机制，首先要涉及到社会保障领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即“合并原则”。“合并原则”是产生于欧盟社会保障立法的一项社会保障的受益原则，即受益主体只能从一个国家获得保障。我国当前的多元社会保障与欧盟内部各国社会保障共存的情况非常近似，并且大多数的保障都有来自国家或社会(用人单位或集体经济组织)的筹资，这决定了“合并原则”应该是多元保障制度对接中必须遵循的原则。在“合并原则”之下，任何一个主体原则上只能参加某一种医疗保障并从中受益，而不能同时参加多种保障。当然这一原则的适用也可以有例外，这点在我国的社会保障实践中已有所表现，如上海市就允许一个主体同时参加小城镇医疗保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合并原则”要求各种保障必须分工配合，并明确规定一个主体可以在各种不同保障之间进行自由选择。在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农民工独立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将共同为农民工就业人员提供基本医疗保障;而在非就业人员医疗保障的领域，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有可能存在如下过渡与衔接:

    第一，两种制度在小城镇居民医疗保险领域的对接。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逐步推广的前提下，过去几年中各地自发的城镇居民合作医疗以及城镇居民就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保障方式应该有所改变。双轨模式下独立的城镇居民合作医疗，实际上与当前试点推行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在功能及目的上完全一致。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缺乏中央财政投人，只是地方性政策措施，不能形成全国性的医疗保险制度，因此应并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中，不再独立发展。而对于小城镇非就业居民直接纳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并轨模式来讲，当前的情况则相对要复杂一些。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都有国家的财政投入，基于社会保障的“合并原则”，一个主体不能同时从这两种保障模式中受益，因此这两种制度不能同时为一个主体提供保障。但在这里值得探讨的是，当一个主体面对多种医疗保障而只能参加其中之一时，他是被动地由相关法律、政策按照一定的标准(在我国目前主要是户籍地的标准)固定在某一种保障之内，还是可以在两种保障之间进行选择。由于我国目前各种医疗保障均未达到全民统筹，而是地方统筹、分散建立，同一地区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农村合作医疗可能各有其优势与弊端;同时在城镇化进程中，小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界限也将日益模糊，很难进行明确的划分。基于这些原因，我们认为，应该赋予城镇非就业居民在就近参加合作医疗与参加当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利，以实现其社会保障利益的最大化。

    第二，两种制度在“农民工非就业人员，医疗保障领域的对接。近几年来，城乡人口流动中出现了以家庭为单位流动的新趋势，这使得农民工这个群体更加复杂化。因此，对农民工群体应进行扩大理解，即不仅包括就业人员，同时也包括与就业农民工一同进城生活的非就业人员，如妇女、老人和儿童。在这种形势下，针对城镇非就业人员设置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是否应将后一种人员包括在内，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农村流动人口中，主力军是青壮年劳动力，这部分人员在城市的医疗保障由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农民工独立医疗保险分工承担。

但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进城农民工就业越来越稳定，这些青壮年劳动力的家属随其进城生活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但其家属没有自主收人，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大部分处于城市边缘弱势群体的地位，特别需要基本的医疗保障。虽然当前我国农村地区新型合作医疗的覆盖率已经相当高，但以地域为中心的特点，使其在短时期内很难实现全国范围的“便携式”保障，异地就医繁复的程序、较低的报销比率以及定点医疗机构的稀少都使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农村中的进城非就业人员的医疗保障上显得“鞭长莫及”。因此，我们认为，应将农村中的进城非就业人员纳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中进行保障，以真正实现“全民医保”的目标。对于已经以家庭为单位迁人城市定居的农村户籍人口，其与城市居民的区别仅存在于传统的户籍制度之中，理应将其纳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中，不再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进行保障;对于那些游走于城乡边缘的农民群体，应赋予其选择权，使其根据自身利益在两种制度之间进行选择。当然这需要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网络管理制度来进行配合，以避免可能发生的重复保障。但这种技术性问题不能成为陈旧保障理念的借口，现实中很多地方依然在强调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身份性”，对这种顽固的城乡二元思维定式，我们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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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4-0034-02

一、南京农民工养老保险发展的现状

随着国家人口流动政策的逐步放宽,南京作为省会城市,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进城务工人员。在20世纪80年代,南京市区流动人口仅10万,到了1987年达到27万。而到1990年人口总数达到50万。进入21世纪,南京市进城务工人员的规模呈持续快速增长状态。据南京市公安局统计资料显示,2001―2005年登记暂住人口分别为48万、63万、105万、130万、176万。 进城务工人员与城市常住户籍人口的比例由2002年的1∶7发展到2005年的近1∶3。

在现存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中,绝大多数的进城务工人员只能在工资低、劳动条件差的劳动力市场就业,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3D(danger, dirty,difficult)。根据南京的一份调查显示,在2007年上半年城市实有登记的141.2万暂住人口中,其中以从事饮食、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约有60.7万人,约占43%;企业及单位用工约有27.7万人,约占19.6%;建筑民工、装卸搬运工约20.9万人,约占14.8%;学习、培训、探亲访友约有15.2万人,约占10.8%。这四个部分合占88.2%,其他仅占11.8%(数据来源于南京市社会科学院城市新移民课题组调查资料)。

随着政府对进城务工人员工资、维权等方面的进一步重视,进城务工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和劳动权益正得到有效保障,从南京的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情况就能看出。2002年9月,南京市了《关于外来人员参加社会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规定,外来人员指用人单位使用的农业户口的从业人员,自2002年7月1日起,用人单位使用的外来人员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为22%,其中外来人员缴纳8%,用人单位缴纳14%,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规定为其建立个人账户。

到了2006年27日,南京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听取南京市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管理情况的汇报,据南京市劳动局负责人介绍,南京将用人单位为民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比例从21%调整至14%,全部由用人单位缴纳,全市12.6万名民工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占全市153万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的8.2%。

尽管在改革之后,在南京的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情况有所改善,但是仍然存在很大一部分农民工未能享受到“老有所养”的保障。在参与保险的人群中,还有部分在若干年后退出了养老保险。

二、南京市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造成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低参保率、高退保率”的原因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我们分别从农民工个人、雇主和国家三个主体方面来具体进行分析。

从农民工个人的原因来说,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1)农民工工资收入低,难以承担城镇养老保险开支。以南京的一份调查为例,进城务工人员1/2左右的人月收入在600元以下,另有1/4左右的人月收入在601元~1 000元之间,有1/5多一点的人月收入在1 001元以上。进城务工人员的月平均收入是850.9元,除掉生活费和其他一些费用,所剩无几。对于多数农民工来说,这些人来城镇打工的主要目的就是赚钱,除去很少的日常开支,他们大多把钱带回家,以解决家里老人养老、孩子上学、兄弟结婚等问题。(2)农民工不了解养老保险相关政策。一项对农民工对社会保险了解状况的调查显示,多数农民工对基本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一知半解,有的甚至完全不了解,调查表明,通过电视、广播等媒体宣传了解社会保险的受访者占43.8%,通过亲戚朋友了解社会保险的占17.5%,没有听说过社会保险的占24.9%,回答“不了解政策”的占35.8%,可见,农民工对基本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的了解程度还有待于加深。(3)农民工供大于求,工作机会受到种种因素的威胁,维权意识淡薄。在目前劳动力相对过剩的情况下,大部分农民工认为找到一份工作稳定、收入不错的工作已经不容易,没有寄希望于企业为自己办理养老保险。对于不主动为农民工办理养老保险的企业,他们也不敢提出异议。

从雇主的原因来看,有以下几点:(1)为农民工办理养老保险,势必增加了企业成本。以南京为例,在2007年上半年城市实有登记的141.2万暂住人口中,其中以从事饮食、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约有60.7万人,约占43%;企业及单位用工约有27.7万人,约占19.6%;建筑民工、装卸搬运工约20.9万人,约占14.8%;其他占22.6%。由于这些行业的企业产品附加值不高,企业的竞争只能靠维持低成本的优势。许多企业老板认为,如果按照现行制度给农民工缴纳社会保费,企业负担过高,成本加大,不利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他们大都对农民参加养老保险持消极态度。(2)农民工的高流动性,增加了保险难度。由于农民工频繁流动,单位和农民工参保缴费后,养老保险关系难以转移和接续。现行城保制度规定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时只转个人账户资金,不转移用人单位缴纳的社会统筹基金,许多参加了城保的农民工不能肯定自己现在缴了费今后能不能领到养老金,因而在离开一个就业城市时往往选择退保,只把个人账户的钱领出来,这实际上损害了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权益。

国家方面的原因,有以下几点:(1)社会保障法制不健全,立法层次较低。农民工则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群体,而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在城乡分割的基础上,并且主要倾向于城市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滞后性决定了当前中国尚处于探索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阶段,现行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没有充分考虑农民工的特点,缴费基数、缴费费率、最低缴费年限等不适应农民工的需要,还存在许多有待于完善的地方。另外,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也存在法律缺位的问题。国家在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没有给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提供任何法律方面的约束性,在执行过程中明显存在权威性不够、强制性不足的问题。(2)养老保险难转移。按目前政策,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基金往往只转数额不大的个人账户部分;有些地方甚至只转关系,不转个人账户。这样,对调入地来说,在基金支付普遍困难的情况下,要承担调入者退休后十几年的养老金支付,无疑是难以承受的。因此,不少地区都会以“关门上锁”的办法,拒绝流动人员养老保险关系的转入。特别是目前,还有许多地方养老保险覆盖不到农村,农民工回家后根本无法续保。

三、对创制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几点思考

解决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对于推进中国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最终建立,对于推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都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面对中国如此庞大的农民工群体,要构建和谐社会,保持社会稳定、健康发展,应加快建立适应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

结合国外社会保险的制度,我提出了自己的一点建议:(1)美国给每个公民都设定了一个终身的社会保险号,而且功能类似于中国的身份证。中国也可以借鉴这一点,可以给每个公民设定一个终身的,与身份证一致的社会保险号。(2)养老保险实行全国联网,公民可以通过社会保险号在全国范围查询到详细的养老保险的缴费记录。在当前确实做不到全国联网的时候,可以先记录在案,政府应当给他们一个明确的承诺。(3)当农民工就业关系有所变更或者到异地时,可以通过社会保险号到新的单位或异地进行续接。(4)缩短养老保险的缴费累计时间,如果不满规定时间的,养老金的发放则需按缴费时间计算相应折扣。(5)个人所缴纳的基金进入个人账户,随人转移,但企业为其所缴纳的养老保险基金留在原缴费地。(6)多次跨地区转移的就业者的养老金发放标准的设定:根据其详细的缴费记录中的各个工资基数和相应的养老金缴费额,与退休地的平均工资比较计算获得一个养老金发放系数。(7)国家成立农民工养老保险中央统筹管理机构,并设立中央统一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基金账户,并在各省设立分支机构。主要负责异地转移流动就业者的养老金结算与发放和各省之间的养老保险基金的资金结算与流转。(8)用人单位把农民工的养老保险费(包括单位缴纳和个人缴纳的部分)直接缴入银行或邮局,通过银行或邮局直接进入中央统一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基金账户。

中国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丰富和完善,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随着对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研究的不断深入,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关于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险一定会取得突破性的成就。我们期待着“农民工”这一称呼的好消息,盼望着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早一天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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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城融合城镇化产业聚集区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新型城镇化得到了大家的关注。什么是新型城镇化？国务院参事牛文元认为新型城镇化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从人的解放、人的流动、人的就业，能够安定下来，到人的融入变成了真正的本土，享受国民待遇，最后进入到人的幸福，这样才是人的城市化基本上完成了历史使命。这才是我们应该提倡的新型城镇化。近年来，新型城镇化被寄予厚望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而产城融合在推动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产城融合将城市的居住区与产业发展区相融合，从而提升城镇的核心功能、优化空间结构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我国城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一些缺点逐渐暴露，“空城”的问题，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等等，产城融合的发展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使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更加完善。

二、产城融合的滇中产业聚集区建设的探讨

为带动云南省经济的发展，云南省的有关部门规划了滇中产业聚集区，是包括昆明的安宁市、崇明县和寻甸县，玉溪市的易门县，楚雄州的楚雄市和禄丰县，曲靖市的马龙县在内的一些地区。聚集区的地理位置优越位于昆明市区的东西两边，靠近长水国际机场，铁路、公路也比较发达。区内不仅土地资源丰富、能源充足，能源基础设施完善，而且是云南省重要的产业区，初步建成的产业基地有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绿色食品加工、钢铁、化工、建材、能源等。聚集区也比较注重保护生态环境，生态总体水平良好。

滇中产业聚集区积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按照“创新驱动、高端发展、突出特色、合理布局”的思路，以产业园区为载体，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积极发展特色产业，积极引进国内国外高端人才和研发机构，着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以“强化山水、融合现代，宜居宜业，产城一体”为开发理念，构建了布局合理、特色鲜明的“产城新区、美丽新城”。滇中产业聚集区的建设通过了以下方式：首先是科学布局产城综合功能区。依据主导产业划定产城综合功能法，集聚新型高端产业功能，配套建设独立完善的生活服务功能区，各功能区内按照产城一体的模式，强化城市功能复合,生活区安排与产业区布局相适应，形成产业用地、居住用地和公共设施用地组合布局、功能完善的功能单元。其次是营造产城融合的居住氛围。采取打分、小集中的布局方式，与各个功能区的产业布局相适应。以公交导向为原则，与交通走廊和公共设施布局结合，采取带状分布、点状集聚的方式布局居住用地。依据就业人口的规模和构成配置居住用地规模和社区类别，满足就业人口就近居住的需求。鼓励企业采取开放模式建设宿舍或单身公寓，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增加社会交往，共享社会公共服务设施。滇中产业聚集区也很注重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和创新金融等产业，推荐生产业与现代制造业的融合，并且强化低碳理念，聚集区建筑、设施充分体现节能、环保理念，营造富有特色的绿化与休闲空间。鼓励发展融合城市现代商业功能的综合体，创造便捷、时尚、自由、愉悦的社区氛围和生活气息。

三、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

首先是有产业无城市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各种改革红利的袭来，伴随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加快，我国的劳动力开始向发达地区转移，但是受户籍制度的限制这些工人并没有在自己所打工的城市落户成为当地的市民，从而导致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并形成有产业、无城市无市民的境况。这些没有社会保障的劳动者形成流动人口，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并且未提升当地的消费、未促进内生经济的发展。其次是有城市无产业的状况。近几年城镇化的浪潮一波高过一波，尤其是十对城镇化建设的重视，这将引发了一些地区为了政绩对城镇建设的踊跃开发。尤其是小城镇，在没有完整的产业依靠下进行房地产市场开发，打着促进城镇化步伐的幌子进行拆迁卖地，这种城市化容易形成“鬼城”、“空城”，缺乏产业配套，使被征用地的农民失去长久的经济来源，也将使这些城镇以及当地政府面临金融风险。最后是产城融合的地区无高级要素聚集的问题。一些地区，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已经成长为产城融合较好的地区，但这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这些城市大多数以制造业为主，不是大城市各种基础条件（教育、医疗、文化环境等）达不到一定的水平，这样带来的后果是城市高级要素缺乏吸引不到高端的人才，非制造业资本也很少进入，进而不利于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小城市得不到发展而大城市反而继续膨胀，进一步制约了我国城镇化的步伐。

四、以产城融合推进城镇化的对策建议

首先必须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等举措促进城镇化建设，让流动人群成为真正的市民，这也是解决城市化落后于城镇化的关键。城镇化的发展必须以产业的发展为基础，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因此征地建城镇的同时要考虑到居民的就业以及整个城市经济发展的问题。各地区应充分考虑本地的地域特色、资源禀赋、文化特色等要素，建立起产业聚集区进而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其次要巩固现代产业基础。只有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拉动内需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进而推动城镇化的步伐。要明确发展该地区的支柱产业、主导产业以及新兴产业。在继续提升制造业发展的同时要注重新兴产业的发展，同时要结合本地区的资源要素，选择相关的产业重点发展，以突出本地区的特色。积极引进新技术，通过各种补贴措施吸引高级要素的进入。也要开发自主品牌，在某一优势领域形成规模经营，以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力。通过产城融合促进城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峰玉,郑军.基于产城融合理念的桐城双新经济开发区规划探索[J].产业与发展 ，2011(5)

[2]许德友.以“产城融合”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N].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13.7

[3]王惠芬，赖旭辉，郑江波.产业融合机制下商业模式发展的新趋势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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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交通；规划；现状问题；目标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1 我国现代城市交通发展的特征

一个城市、一个地区，运输系统的一个国家，都由各式各样的相对独立和相互合作，相互通信类型添加到。城市交通是一种独特的交通系统，由不同类型的流量相同的组合。现代交通的优势是能够满足人们的旅游需求，包括速度、 方便、 舒适的程度。在此意义上，现代交通工具已与现代社会 （包括城市规划） 集成的各个方面。

1.1是随着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外联系和交往的加强，城市交通与城市对外交通的联系加强了，概念的综合的运输和综合的交通规划，更清楚地要求我们加快对外交通设施的建设，清除城市交通与对外交通通道，利用对外交通条件，拓展城市发展空间。

1.2 是随着城市交通机动化程度的明显提高，城市交通的机动化已经成为现代城市交通发展的必然趋势。面对城市交通现代化的发展的新特征和新趋势，我们必须要有新的思路和新的对策。现代城市交通的“流动性”是最重要的亮相， “流动性”是“快”和“效率”的追求的精髓，这是与时代精神，城市交通“机动”必然的趋势正在迅速上升是一致的。西方国家城市交通机动化的进程伴随着非机动交通的衰退，因之而产生的相对单一的机动交通的组织和交通问题的解决都比较简单。中国城市交通机动化的发展很不均衡，目前我国城市交通机动化水平还比较低，由于大量以自行车为主的非机动车交通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城市交通的复杂性是很明显，解决交通问题是非常困难。城市交通是顺应城市经济、社会和城市的发展而发展的。城市交通拥堵是在一定程度上经济繁荣的城市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性能。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涌入城市，城市的人口正变得越来越复杂，人口密度越来越密集，人口减少的整体质量水平在一定程度。这些也是导致交通问题复杂的问题。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交通增加的速度，机动和非机动车辆，行人没有交通激化矛盾，机动车交通守法意识薄弱日益明显的矛盾。同时，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大，旅游和交通量的日益增加的人口数量，增加行驶距离，交通需求的增长，城市交通设施建设在销量上，将始终保持与城市交通发展的步伐，这是一个客观必然性。然而，城市和城市交通的发展肯定不是无限制的交通挤塞情况将会导致地理、 搬迁和运输交通来源 ； 变化我们的城市公共交通近期发展已成为解决效果明显的城市交通问题。因此，我们不能把城市交通的发展视为洪水猛兽，我们必须了解的城市交通形势的发展，解决的信心和决心城市交通问题。快速发展的现代城市机动化势必会对人的行为与城市窗体巨大影响，城市机动化的发展将会限制的城市社会经济和城市发展。现代城市交通的复杂性要求我们的战略对城市交通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全面规划，城市规划为城市和准备的城市交通发展的现代化。

2 现代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的基本内容在我们的实际工作，分析和城市交通与城市交通发展战略相结合的研究，统称为：

2.1 “城市交通发展战略研究”，作为城市总体规划阶段的重点工作，并作为城市道路网规划的根本依据，它的基本组件包括：

2.1.1 现状分析：

分析城市交通发展的过程、出行规律、特性和现状城市道路交通系统存在的问题；2.1.2 城市发展分析：根据城市交通发展的趋势和模式，分析城市社会经济和空间发展，城市交通的整体发展水平预测；

2.1.3 战略研究：

城市综合交通发展目标的决心，确定城市交通发展模式，使城市交通发展战略和城市交通的政策，预测城市交通的发展，交通运输结构和指标，指出其重要的技术经济政策和管理政策的实施规划；2.1.4 规划研究：

结合城市空间布局的基本框架，提出了城市道路交通系统，并初步计划的基本结构。2.2在网络计算入城市路网规划的传统城市交通规划和道路交通，统称为“城市道路交通系统规划”，重点结合的布局与城市土地利用，是城市总体规划阶段的关键要素。

2.2.1 规划方案：

基于城市交通发展战略，结合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方案，特别是城市对外客运和货运交通，城市道路系统，城市交通系统和设施的城市交通规划方案，确定选址的执行有关的技术要素的规划和建设标准和土地大小城市的主要陆路运输设施 ；

2.2.2 交通校核：

基本形成在规划方案中，对规划的城市道路交通系统，检查交通的运输规划方法给予反馈，并从土地利用和交通系统两个方面进行修改，以确定最佳方案；

2.2.3 实施要求：

提出对道路交通建设的分期安排和相应的政策措施和管理要求。3 现状城市道路交通问题的分析

城市道路交通系统一方面要解决运送大量城市客流，以满足城市生产和生活活动的需要，同时又要解决由这些活动产生的矛盾，这些矛盾包括交通拥挤、交通肇事、交通污染及对城市景观的破坏等等。在分析城市道路交通问题是交通发展战略的城市交通网络规划研究是重要的研究内容和城市道路的基础。现状城市道路交通问题及产生的原因主要有：

3.1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的建设不能满通增长的需求

城市交通需求的增长与城市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城市人口增长、城市用地布局结构和城市人口分布有关。城市人口的过度增长，城市布局的不合理，城市人口分布的不合理，不必要的加大了城市交通的出行量和出行距离，是城市道路交通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

3.2 南北不通，东西不畅

这种状况表明，城市交通设施，城市路网体系缺陷的缺陷。

3.3 交通混杂，交通效率低下

这是现状无论城市交通网络功能（交通，无论生活），速度，没有区别，以及功能和缺乏协调，造成道路侧与自然。

3.4 重要交通节点拥堵

除了汇聚在城市道路交通系统的现状，并缓冲处理不当的事情，对重要节点的规划细节的安排是有缺陷的。此外，设计问题和道路交通管理在城市的细节往往是城市道路交通问题的生产和运输效率的重要因素。

4 现代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的目标

4.1通过直接关系到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提高城市的经济效率的提高;

4.2确定城市交通结构合理，充分发挥运输联运潜力的各种模式，促进城市客运系统，货运交通的协调发展和高效运行;在充分保护的前提下，有很多（如历史遗址），以解决金融允许居民搬迁，很快就建立起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交通设施；

4.4通过各种投资，以改善交通可达性，扩大了城市的发展空间，以确保新发展地区能够获得高效率的公共交通服务;的前提下，满足各种运输方式的合理的速度，在城市道路上的交通拥塞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多元化4.6有效的财政补贴，社会支持和科学，交通运输，是价格水平，以适应市民的承受能力越好。

结束语：城市综合交通覆盖存在于城市和各种形式的运输城市方面，包括城市交通与城市交通，无论。城市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全面而复杂的城市交通系统是城市交通系统规划更突出，全面的思考和全面的方法已势在必行，经过艰苦的努力，出行难，难在城市交通的真正意义上的驾驶这样的民生问题，更加安全，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