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粮食安全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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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粮食安全的定义正在不断变化的。自从上世纪70 年代我国首次提出粮食安全的概念后，这个名词的概念就在不断拓展。今天的粮食安全的概念已经比过去更加复杂，我们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亟需以全球化的视野重新审视粮食安全问题。

中国人口数量仍然在增长，城镇化速度在不断推进，这些都带动了中国粮食消费总量和人均消费总量快速增加。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粮食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我们也看到，作为一个受到耕地、水资源约束比较严重的国家，耕地大量减少是不争的事实。

与此同时，干旱、洪涝、低温、台风等农业气象灾害和病虫灾害频发，我国的农业新技术储备依然不足。中国农村生态环境的压力也不容忽视，长期以来农田化肥、农药大量使用带来的污染日趋严重，层出不穷的问题农产品事件让很多消费者谈之色变，这不仅给整个农业产业带来负面影响，也显示出我国资源环境硬约束下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的必要性。

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也在越来越多地通过国外的渠道来满足国人的粮食需求和多元的饮食结构。中国的大豆、小麦、玉米和水稻早已经呈现为净进口，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粮食安全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的粮食、资源和人口政策都会对世界产生影响。所以，中国今天的粮食安全问题，早已经超出了中国自身的边界，主动引导并参与到全球性的粮食保障体系建设中去，才能够防御短期的冲击和长期的威胁，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也正因为如此，2015“第三届中国粮食与食品安全战略峰会”才以更广阔的视野来聚焦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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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粮食安全 关键问题 对策解析 东北地区

中图分类号：F326.11 文献标识码：A

1 东北地区主要粮食作物产量及结构现状

1.1 东北地区粮食概况

东北地区以平原为主，且土壤肥沃，气候适宜，粮食产量高而且稳定，是我国重要的粮食基地之一。近八年年东北粮食产量几乎为稳步上升状态。其中松嫩平原自然条件优越，农业生产水平较高，耕地面积占东北区耕地总面积的半数以上。作物以玉米为主，产量占东北区玉米总产量的64%左右，其次为水稻、小麦和大豆。松嫩平原也是甜菜、奶类的重要生产区。三江平原位于东北平原的东北部，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豆生产基地，粮食商品率高。

1.2 东北地区主要粮食作物的品种及结构

东北三省是中国未来30年内最主要的粮食生产后备基地，该地区的水土资源和农业种植结构的合理配置是重振东北的一项重要任务。东三省2010年主要农作物是水稻、大豆、小麦、玉米。其中水稻、玉米、大豆产量占全国产量百分比达到了14.67%，32.8%，37.21%，东三省粮食安全对于全国粮食安全的影响不容小觑。

2 新时期粮食安全有关理论

传统意义上的粮食安全问题是粮食总量安全问题，它主要指一国的粮食总供给能否满足总需求的问题。新时期的粮食安全问题，即2001年世界粮1R-安全大会提出的“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富有营养和安全的食物”。现代意义上的粮食安全不仅包含了粮食的总量安全，还包含了粮食的可获性、食品质量和营养方面的安全。新时期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是指：“国家满足所有人以合理价格对粮食的直接消费和间接消费，并具备抵御各种粮食风险的能力。”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粮1R-概念，谷物主要有小麦、粗粮、稻谷。粗粮包括玉米、大麦、高粱等。“谷物”我国习惯上常译成 “粮食”。根据东北地区及我国主要粮食作物的结构情况，加入了豆类，以便进行分析研究。

3 东北地区粮食安全问题现状分析

3.1 东北地区粮食结构不均衡

东北地区水稻、玉米的产量大，占全国产量比重也大，大豆和小麦的产量较低，这恰好与我国不均衡粮食结构不谋而合。小麦适合干旱地区生长，而东北地区水资源丰富，再加上小麦的主要消费地区是黄淮地区，所以东北地区小麦产量较小。东北平原玉米产量最高。玉米之前一直作为牲畜的饲料，但近些年来由于提倡健康粗粮饮食，玉米需求量增加，玉米的产量不降反增。

东北作为两个重要的大豆生产基地之一其产量与玉米水稻比很低，中国自1996年以后大豆以净进口为主。其原因是由于收购价格低，种植成本高，再加上进口大豆价格低廉，我国大豆受外国大豆的严重冲击，大豆产量不能满足我国工业生活的消费，使得我国对大豆进口的依赖越来越严重，长此下去，我国大豆价格会被外国所控制，产生粮食结构失衡风险，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粮食安全。这种产量的不均衡，会严重制约我国粮食的发展。

3.2 粮食产量的波动

我国的粮食生产波动幅度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稳定性也远高于世界。作为主要的粮食产业基地，东北地区粮食产量波动基本与全国一致。虽然近五年来东北地区粮食产量总体成上升趋势，但2009年比2008年下降了521.3万吨，产量的波动较大。产量的波动影响到了价格的波动，2009年东北地区粮食价格指数明显高于全国，影响了地区粮食安全。

3.3 科技对土地的的开发利用的影响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对于农业的贡献逐渐加大，近四年来东北地区有效灌溉面积增长17.4%，拥有的农业机械数量增长26.93%，农业机械化程度发展迅速，科技贡献率逐步增大。再加上近些年来对旱涝及水土流失的有效治理，虽然耕地面积逐年减少，但是粮食产量依旧成总体增长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农业新技术的广泛应用。

4 东北地区粮食安全问题解决路径

（1）促进粮食的多元化发展。东北地区玉米、稻谷产量高，大豆等产量较低，这些有历史原因，也有市场因素。粮食结构的不均衡危害着我国粮食安全，容易造成某种粮食的供应过剩而另一种的需求紧张。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应该进行宏观调控，出台政策优惠，如对大豆进行补贴，输出大豆种植技术，降低成本等措施，保护东北地区以豆为主的农民的利益，以保护我国大豆的自主生产，使东北地区粮食结构呈现均衡发展。（2）加大技术投入，稳定粮食生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虽然近些年粮食机械化呈上升趋势，但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机械化程度较低，单位产量也不高。因此我国要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粮食产量。可以对农业机械等进行补贴，鼓励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对农民进行技术传播教育等，提高农民的作业水平。东北地区容易发生严寒灾害等，利用科学技术可以有效减少灾害的威胁，实现粮食产量的平稳发展。（3）对粮食价格进行宏观调控，稳定粮食价格波动。根据上述分析，当粮食产量不稳定时，粮食价格波动较大，可能会影响居民和企业的粮食消费，从而影响粮食安全。对此国家应该加大粮食储备量，当出现粮食供需不平衡时，发挥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稳定粮食供给，满足消费需求和粮食价格，从而保证粮食安全。（4）推进农业“走出去”战略，增强地区间合作。东北地区虽然土壤肥沃，但是不是所有的农作物产量都那么高。加强地区间合作，各地区间相互联系，实现技术的交流共享。加快东北地区农业走出去步伐，加强农业国际合作，加大对外国农业的投资，实现多领域投资多元化。

参考文献

[1] 张全红.我国粮食总量安全现状分析与政策启示.农村经济，2011（8）：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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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粮食安全影响因素存在问题对策

一、对粮食安全的认识

粮食安全是一个不断丰富、充实和深化的概念。1974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世界粮食大会上提出粮食安全即保证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为了生存与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我国关于粮食安全的概念提出始于1992年，将粮食安全定义为能够有效地提供全体居民以数量充足、结构合理、质量达标的包括粮食在内的各种食物。

本文的重点在于研究杭州的粮食数量上即粮食供给上的安全。

二、影响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

1.影响粮食安全的生产因素。粮食生产安全与资源、投入等因素有关。一是耕地资源减少。耕地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着粮食生产可能的规模和粮食产出率的高低。近年来由于建设用地、农业内部产业结构调整及灾害损害等原因，耕地大大减少。二是自然灾害影响。我国农业至今尚未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特别是南方的水灾和北方的旱灾仍是制约粮食生产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随着人口压力的加大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都有扩大的趋势。三是农业科技和机械化水平落后。由于耕地减少的趋势难以扭转，粮食的增产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及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转化。农村薄弱的基础设施及落后的农业机械化水平构成了粮食生产安全的又一危险因素。

2.影响粮食安全的流通因素。流通安全主要涉及粮食流通体制、价格体系、储备体系、补贴制度等方面。一是价格体系。粮价决定农民种粮收益水平,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政府需要对主要粮食品种采取价格上的宏观调控,政府要通过相机逆向操作,减少粮食价格波动对产量和需求量的冲击,促进粮食生产的稳定发展,增加粮食安全程度。二是储备体系。粮食安全居我国三大战略安全之首，而粮食储备是粮食安全体系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确保粮食持续、均衡、安全供应的重要手段，是解决粮食安全的有效应急措施。建立粮食储备，可以调剂余缺，起到“蓄水池”的作用。目前我国储备粮一方面地区分布不尽合理，另一方面轮换机制不够科学。三是粮食流通体制。粮食流通安全是实现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由于目前产销区格局分布欠合理，粮食主产区的生产较为集中,保障销区粮食供应,运输成本会大大增加,所以粮食物流技术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也日益突出。

3.影响粮食安全的应急加工能力因素。粮食安全除了受粮食生产能力、流通体系完善程度影响外，应急加工能力对粮食安全也起着重要影响。一是应急加工设备、人员、资金保障。出现粮食危机时，需要动用应急加工设备和应急资金，足够的应急生产线、应急工作人员都要有所保障。二是应急加工粮食企业的粮源保障。主销区的粮食加工企业如果粮源不足，就很难承担应急状态下的粮食加工任务。因此，有必要以粮食储备库为依托，建立规模化的粮食加工基地，对条件成熟、基础较好的加工企业进行资源整合，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扶持。

三、杭州市粮食安全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一是增产受制约，需求呈刚性，产需缺口继续扩大。杭州是缺粮地区，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十分重要。目前的粮食产量主要与播种面积呈正相关，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杭州市粮食耕地总量呈快速下降态势，粮食种植面积也难有增加的余地，这就导致杭州市粮食生产难以有大幅度提高。然而粮食的消费需求呈刚性增长，这势必导致粮食的供需缺口越来越大，粮食的对外依存度随之加深，2009年我市三分之二以上粮食靠外购，一旦全球性或全国性的粮食紧缺，我市的粮食供应就会暴露出很大的问题，粮食安全隐患就不能消除。

二是粮食产销合作长效机制尚需完善。近年来，杭州市粮食产销合作关系虽然逐步加强，但仍然是“松散型”的合同利益关系。本地粮食企业与粮食主产区的粮食企业在粮食生产期签订短期的购销合同。由于难以就未来粮食的产量、粮食价格、粮食质量等进行准确的预测，这就决定了主产区和主销区已签订的购销协议面临不确定风险，也就给粮食市场的流通带来不稳定因素。

三是粮食应急加工能力不足。目前杭州市区大米加工企业只有4家，日加工大米能力只有600吨，而杭州市区日均粮食消费量为1300吨，大米日加工能力缺口700吨，现有的粮食加工设备普遍陈旧落后，不能满足应急加工需要，粮食市场一旦异常，储备稻谷不能及时加工成大米投放市场，就会出现“有谷变不了米，有粮吃不上饭”的状况。

四是粮食应急运输的物流保障缺位。目前杭州已在黑龙江密山建立了粮食生产基地和储备粮库，为杭州粮食应急确保了粮源。一旦出现粮食危机，及时将黑龙江的粮食运输到杭州，对缓解危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综合考虑到运输成本和运输速度，目前粮食主要依托铁路运输，然而，铁路运输的调度权不在地方，由于地方依托铁路运输缺少主动权，一旦需要应急长途运输粮食，就会出现有粮运不进杭州的情况。应急运输的物流缺少保障，将直接影响在粮食主产区建立的应急储备粮库应有作用的发挥。

四、提高杭州市粮食安全的对策建议

销区粮食安全应该是在“安全性”和“经济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杭州作为粮食销区，在增产受限的情况下，做大粮食市场是保障杭州粮食安全的基础，加强粮食储备是杭州粮食安全应急保障的关键，建立健全粮源与物流的协作机制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杭州粮食供求矛盾在逐步加剧，保障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我们可以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增强杭州粮食安全风险防范能力：

（一）坚持科技兴农，严格保护耕地，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粮食生产

1.增加农业资金投入。增加扶持粮食生产的专项资金，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开发优质高效的粮食品种，提高粮食生产科技含量。加强农业生态治理、降低对农业生态环境的破坏，以提高粮食作物单产；实施粮食增产工程，从“藏粮于库”向“藏粮于地”与“藏粮于技”相结合转变。

2.建立和完善耕地保护机制。进一步完善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依法管护基本农田和标准农田，坚决制止耕地抛荒，防止耕地减少无人负责的现象发生；同时要加强基础设施和地力建设，提升标准农田质量，多渠道多途径加强耕地地力建设，建立耕地地力动态的长期监测网络体系。

3.落实扶粮政策凸显种粮比较效益。继续执行国家农资综合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等政策，认真落实省级早稻订单奖励、粮油种植大户直补、订单储备粮价外补贴、种粮大户水稻政策性保险等各项扶持政策。必须把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出台适合杭州的扶持政策，处理好促进粮食生产与增加农民收入的关系，确保粮食产量。

（二）坚持做大粮食市场，夯实粮食供应基础

1.进一步深化粮食产销合作。按照“政府主导、部门协调、企业为主、市场运作”的原则，抓住机遇，政府要出台更优惠的粮食产销合作政策，鼓励建立相对稳固的合作伙伴，积极探索尝试建立投资式的产销协作。一是建立投资换产品的协作关系，主要由政府组织或牵线以技术投入或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形式支持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以换取一部分对口供应杭州的粮源；二是建立跨区域的独资或股份制的产业化经营公司，实行投资、销售在杭州，生产、加工在产区的经营模式；三是采取租地或直接购买土地使用权的方式，在粮食主产区建立现代农业园区和商品粮基地，实现优质粮食产品的定点生产、加工和返销。鼓励产区粮食经营和加工企业落户杭州。

2.支持从事粮食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的发展。制定优惠政策，大力引进并培育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粮食产业化经营骨干龙头企业，积极引导和鼓励龙头企业树立品牌意识，加大对粮食深加工的投入，促进粮食加工和转化增值。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区域化、专业化、规模化的生产基地。在扩大在杭的粮食采购、储存、销售规模的同时，增强地方政府的调控能力。

（三）坚持科学储粮，有效发挥储备粮调节供给、应急供给作用

参考国际上粮食储备管理的成功经验，杭州的粮食储备体系可以采用政府储备和市场储备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储备监管，落实储备补贴，确保储备粮源，逐步探索“藏粮于企”的粮食储备途径。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杭州粮食储备管理应做到“四个必须”：

1.必须保障政府储备足额到位。政府储备是政府应对粮食危机、调节粮食供应的既重要又直接的调控手段，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其重要性。杭州要确保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政府手中都有足够的地方粮食储备，充分发挥储备粮“蓄水池”和“缓冲区”的重要作用，增强粮食的安全性。

2.必须强化市场储备功能。杭州市政府在投资建设勾庄粮食物流园区粮库、803洞库项目的基础上，要充分利用市场手段，鼓励大型的粮食经营企业落户杭州，鼓励其在杭州新、改、扩建设粮库，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品牌的粮食经营企业在杭州建设粮食加工基地，在杭州市现代物流专项、商贸发展专项等专项资金中安排资金给予企业补助和奖励，通过加强粮食仓储能力建设，确保粮食在杭州本土的市场保有量，有效发挥市场储备功能，确保市场波动时杭州有粮可调。

3.必须建立合理的粮食储备结构，完善原粮、成品粮、应急加工能力三级储备体系。目前杭州市政府粮食储备为21.5万吨，其中小麦6万吨，早籼谷8万吨，晚粳谷7.5万吨（成品粮1.3万吨）；杭州市市场粮食储备为成品粮1.4万吨。一旦粮食市场出现异常，杭州市有成品粮储备2.7万吨，按杭州市日粮食消费量为1300吨计算，成品粮储备可维持消费20天。在此基础上，同时通过应急加工可将原粮加工为成品粮，这样形成的原粮、成品粮、应急加工能力三级储备体系，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危机。这就要求提高粮食应急加工能力，增强政府调控能力，同时根据居民的消费要求和市场调控的需要，合理调整储备粮品种，适当增加晚粳谷、晚籼谷储备。

（四）坚持发展粮食现代物流，建立健全粮源和物流的协作机制

粮食物流是指粮食从生产、收购、储存、运输、加工到销售服务的整个过程中的实体运动以及在流通环节的一切增值活动。发展粮食现代物流是杭州以市场经济方式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

1.培育和发展区域性的物流中心。构建粮食物流中心可以把粮食流通资源按市场化要求重新配合、配置，可以使粮食生产和流通步入良性循环发展的轨道，建立以大规模粮食集散和综合性物流服务为主的现代物流中心，进行功能创新与整合提升，努力将杭州粮食物流中心打造成集粮食批发交易、仓储服务、物流配送、电子商务为一体的大型粮食物流中心。

2.加强粮食应急运输的物流保障建设。为保证在粮食紧张情况下，杭州能将在外省市建库储备的粮食及时运到杭州，铁路、交通、财政等部门为粮食调进、接运、粮食加工应提供火车、汽车运输等方面的支持，包括应急运输工具、应急运输人员、应急运输资金等配备，地方无权调配铁路运输，但应积极向上争取中央运输部门的支持，避免“有粮运不进来”现象的发生。

（五）坚持粮食安全应急反应体系建设，增强杭州粮食应急供应能力

粮食安全是动态和变化的，粮食生产的波动是经常的，公共突发事件也是难以预测的，这就需要建立一个预报准确及时、反应灵敏、措施得力的预警体系。

1.建立粮食安全预警系统。掌握国内外粮食市场行情的变化，在国内、省内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采价点，定期搜集粮食成交交割动态，加强对粮食价格变动规律的研究和分析，建立粮食安全预警系统。

2.增强粮食应急加工能力。从粮食安全出发，政府必须扶持一些骨干粮食加工企业和粮食经营企业。确保粮食不安全时，原粮能通过骨干经营企业、加工企业及时加工成成品粮，并按照政府指令供应市场。因此，在粮食安全时，政府与其签订承储、应急加工的合同，可以日常承储补贴、以优惠价格收购等多种形式对这些骨干企业给予支持，企业完全按市场运作，政府可以按照业务量、粮食品质、获粮途径等多方面对粮食经营企业、加工企业实行星级评定管理，给予分等级进行奖励；在粮食不安全时，政府可以采取支付储备动用补贴、应急加工补贴等形式依托这些企业供应市场，确保安全。

参考文献

[1]吕春雷.粮食安全风险防范机制分析[J].学习论坛, 河南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06(11).

[2]粮食主销区市场化改革后粮食安全问题的几点思考.广西粮食经济, 福建省粮食经济学会,2001(6).

[3]单文豪.加强粮食产销协作,确保上海粮食安全[J],上海农村经济,2011(11).

[4] 王跃梅.主销区粮食安全目标与现代物流分析[J].农业经济,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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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移民；粮食安全；耕地压力；红寺堡

中图分类号：F301.21 文献标识码：A DOI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3.10.011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耕地资源日益受到工业和城市土地利用的竞争，近几年每年净减少耕地数十万公顷，严重影响到国家粮食安全；加之水土流失、工业废物排放、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不合理的灌溉方式及自然灾害等导致耕地质量下降，也将严重影响粮食生产的发展 [1] 。因此，人口与土地、吃饭与建设之间日益突出的矛盾，已经对人们提出一项迫切的任务——保护耕地资源。近年来，国内学者从国家层面对耕地资源与粮食安全问题进行了讨论[2-5]，也有学者对区域层面的耕地资源与粮食安全进行了研究与探讨[6-9]。但是，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移民背景下耕地资源与粮食安全问题的研究非常少。因此，笔者基于区域最小人均耕地面积以及耕地压力指数的粮食安全评价方法，对宁夏红寺堡开发区2000—2010年粮食安全和耕地资源压力状况进行分析，以期为该地区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农业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1 红寺堡开发区概况

红寺堡是为贯彻落实国家“八七”和宁夏“双百”扶贫攻坚计划，依托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从根本上解决宁夏南部山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问题而成立的，是全国最大的生态移民开发区之一。红寺堡开发区位于宁夏中部，地势南高北低，海拔为1 240～1 450 m，东西长约80 km、南北宽约40 km。属于我国半干旱荒漠草原气候，干旱少雨，年降雨量为255 mm，年平均蒸发量为2 050 mm，约为降雨量的8倍。日照时间长，年日照时数为2 900～3 500 h，是全国第二高值中心（仅次于），大于等于10 ℃的总积温为3 936.9 ℃。最大的灾害是干旱，此外气象灾害还有冰雹、霜冻、寒潮、大风及热干风等，这一自然生态环境严重制约着当地农业的发展 [10]。由于红寺堡开发区地处半荒漠之中，其周边是宁夏同心、盐池、中宁和灵武4县市所属的半荒漠丘陵区，都是远离县城和中心城市的贫困地区，各种社会服务功能很不健全。新区开发建设之前，境内常住人口近2.5万人，人口 密度为14.3人·km-2；目前人口近20万，人口密度约为119.6人·km-2 [11] 。近几年来，随着生态移民工程的推进，人口不断增加，这里将成为全自治区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在这样一个城镇化水平低、经济发展落后的偏远荒漠地带，搬迁安置如此众多的贫困人口，大大超出土地的承载能力，因此，耕地—人口—粮食矛盾日益突出，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及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对其粮食安全进行研究。

2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基于2005年宁夏统计年鉴统计数据[2]，采用最小耕地面积及耕地压力指数的模型[3-4]，对宁夏红寺堡耕地面积、粮食产量、人口数量、最小耕地面积以及耕地压力指数进行分析，具体模型如下。

2.1.1 最小人均耕地面积 据北京大学蔡运龙教授（2002）的定义1，最小人均耕地面积是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一定食物在自给水平和耕地综合生产能力条件下，为满足每个人正常生活的食物消费所需的耕地面积。此概念给出了保障一定区域食物安全而需保护的耕地数量底线，计算公式如下：

Smin=β （1）

式中：Smin为最小耕地面积（hm2），β为粮食自给率（% ）；Gr为人均粮食需求量（kg）；p为粮食单产（kg·hm-2）；q为粮食播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百分比（% ）；k为复种指数。

2.1.2 耕地压力指数 是指人均所需最小耕地面积与实际人均耕地面积之比，它可以反映一个地区耕地资源的紧张程度。

K=Smin/Sa （2）

式中：K为耕地压力指数；Sa为实际人均耕地面积（hm2）。以K=1为临界状态，K可以分为以下3种耕地压力状况。当K=1时，说明实际人均耕地面积等于最小人均耕地面积，此时必须防止耕地流失，在提高耕地的物质投入水平和生产能力的情况下合理引导耕地的用途转移。当K1时，实际人均耕地面积小于最小人均耕地面积，表明耕地承受巨大的压力，需防止出现粮食不安全问题 [1]。

2.2 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宁夏统计年鉴及宁夏红寺堡开发区经济发展公报等。由于红寺堡开发区自1999年全面开发建设，故研究时段选定为2000—2010年。

3 粮食安全与耕地压力变化分析

3.1 耕地资源的动态变化

2000—2010年间红寺堡耕地面积变化总体呈上升趋势（图1），2000—2010年11年耕地累计增加量为21 272 hm2，年均增加量为1 933.8 hm2。耕地变化可以分成5个阶段：2000—2003年耕地总量逐年增加，年均增加量为4 455.7 hm2，占研究期内耕地增加总量的84%；2004年耕地快速减少，减少了2 575 hm2；2005—2006年由于加强耕地保护，耕地有显著增加，年均增幅为8%；2006—2009年耕地面积又开始下降，年均下降723 hm2；2009年之后开始上升，至2010年耕地面积为26 456 hm2。

耕地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正式批准开工建设红寺堡开发区，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的实施使大面积的灌区变为耕地，为之后大量的生态移民提供土地保障。2005年耕地面积又显著增加，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退耕还林还草的补偿政策（还生态林补偿8 年，还经济林补偿5年，还草补偿2 年）到2005年时已有部分还经济林和还草的地区停止补偿，导致这些地区退耕地返耕[8]。在个别年份耕地减少主要是由于城镇建设和交通建设用地急剧扩张，人口持续增长对公共设施用地的需求增加，以及生态退耕所致。

3.2 人均耕地面积动态变化

人均耕地面积动态变化基本与耕地面积变化趋势保持一致（图1），尽管人口增长速度在增加，从2000年的5万多人增加到2010年的16.7万人，但由于耕地总量基本呈增长态势，因此人均耕地面积没有减少。

3.3 粮食产量动态变化

如图2所示，红寺堡开发区粮食总产量年际变化波动不大，总体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2000—2010年间平均每年增长880万kg。其中，2007年粮食产量大幅增加，主要原因是粮食播种面积大幅增加，2007年粮食播种面积达到了2.5万hm2。2007—2009年粮食产量有所下降，平均每年下降414万kg。导致粮食减产的主要原因是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了。此外，农业结构调整、生态退耕、干旱和粮食比较效益低下也是导致粮食减产的重要因素。

粮食单产年际变化波动较大，其变化趋势与粮食总产量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2000—2010年年平均增长327 kg·hm-2（图2）。减幅较大的年份是2002年，其粮食单产为2 587 kg·hm-2。

人均粮食产量的变化与粮食总产量和粮食单产的变化趋势相同，总体也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2000—2010年人均粮食产量年均增长41 kg·人-1，但是上升幅度不大。说明红寺堡人口增长速度快于粮食产量增长速度，耕地压力较大。从图2可看出，粮食总产量增长幅度最大，粮食单产增幅次之，人均粮食产量增幅最小[6]。

3.4 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压力指数的动态变化

最小人均耕地面积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底线。国际小康标准中人均粮食需求量为400～600 kg [3]，根据现阶段消费水平，以每年消耗粮食400 kg·人-1作为人均粮食需求量；宁夏目前人均粮食占有量较低，但能够基本满足自给，粮食自给率100%；复种指数采用一年中各个季节的实际总播种面积除以耕地面积求得[9， 12]。由此可得出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图3）。依据2000—2010年最小耕地面积Smin和人均耕地实际面积Sa，由公式（2）计算出耕地压力指数K。从图3中可以看出，红寺堡耕地压力指数只有2000年、2001年和2002年这3年大于1，其余年份都小于1，说明红寺堡开发区工业建设虽然占用了一些耕地，但耕地压力指数不仅没有增加，2000—2007年还呈现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耕地生产力在不断提高，土地整理和后备资源开发补充了耕地，耕地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6] 。但是从2008年开始耕地压力指数呈明显增长趋势，2010年比2008年增长了7.6%，说明近几年的耕地压力逐渐凸显，未来耕地资源状况不容乐观，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粮食安全问题。

4 粮食生产与耕地压力预测

利用Eviews软件对红寺堡未来15年的耕地压力指数、人口数、耕地面积与粮食总产量变化的趋势进行预测，预测结果如表1所示。在未来的15年里，粮食产量将会提高，到2020年预计可达11 348万kg，但人口会继续增加且增加幅度较大，到2025年可能达218 484人。虽然耕地压力指数目前小于1，但是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所以未来区域粮食安全存有隐患，同时人均耕地面增加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要加强对现有耕地的保护。从表1还可以看出人均粮食产量和粮食单产减少的趋势很明显，因此，在人口总量持续增加的情况下，提高粮食的单产，增加粮食生产的科学技术含量，同时控制人口的快速增长是一个艰巨而长远的任务[1]。

5 结论与讨论

笔者运用“最小人均耕地面积”、“耕地压力指数”的概念和计算公式对宁夏红寺堡2000—2010年间粮食安全与耕地压力变化进行分析及预测。分析和测算的结果表明：2003—2010年耕地压力指数小于1，说明这8年尚无耕地压力，耕地综合生产能力较高。其耕地利用与保护的调控方向是保持耕地生产能力，培肥地力，视经济社会发展对耕地需求情况，可适度将耕地转换为其他用途以满足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对土地资源的需求[13] 。但是预测的耕地压力指数值显示，在未来15年耕地生产能力出现下降的趋势，耕地压力指数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加。在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依靠科技进步增加生产投入从而提高耕地生产率，是减轻耕地压力、保证粮食安全的关键。因此，政府应加强基本农田建设，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加快农业技术服务产业化，实行产学研一体化的技术服务体系，以科技兴农促进耕地保护并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6] 。此外，还应大力调整农业结构，正确处理好城镇、乡村居民点建设与耕地保护的关系，加强全民粮食安全意识[13]。

通过耕地压力指数来衡量某个地区耕地资源的紧张程度，可作为耕地保护的调控指标。但是，该测算方法主要是从保证粮食安全的人均耕地数量方面进行压力分析，对引起粮食产量变化的耕地质量问题和影响耕地粮食产量进而影响粮食安全的因素未能涉及[13]。由于影响耕地压力的因素繁多，所以对耕地压力的预测比较复杂，因而在预测方法上尚需不断完善，在研究内容上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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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桑敏兰.宁夏生态移民与城镇化发展研究[J]. 西北人口，2005， 101（1）： 37-39，43.

篇5

关键词：粮食安全 水土资源保护 行动逻辑

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是指投入到粮食作物种植和生产中的土地资源和水资源，是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安全水平的基础。根据公共性的概念，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是一种公共性产品，但目前我国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面临着数量紧缺，质量退化和水土资源空间分布不匹配的问题，加之粮食生产所涉及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种粮农民的权益不清晰、不对等，严重影响了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进而威胁到我国的粮食安全。以资源价值为基础，完善资源价值实现途径和明晰不同经济主体产权是确保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本文在分析粮食生产中水土资源的公共性和外部性的基础上，从完善价值实现途径的角度提出促进粮食生产中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政策建议。

一、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公共性分析

公共管理学根据效用、消费和受益的经济特性，赋予公共产品三大特征，即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排他性和受益的排他性。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是指产品效用为整个社会的成员所共享，而不能将其分割为若干部分归属于某些个人享用；消费的非竞争性是指某一个人对此产品的效用不能排斥、妨碍其它人对其的同时享用，也不会因此而减少其他人享用该种产品的数量或质量；受益的非排他性是指在技术上没有办法将拒绝为物品和服务付款的人排出在受益的范围之外。能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的为纯公共产品，同时不满足这三个条件的产品则是私人产品。如果一种产品同时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但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则这种产品可以成为“拥挤性公共产品”。如果一种产品同时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但在技术上能够排他，这种产品称为“价格排他性的公共产品”。

粮食安全的最终目标是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品。粮食安全指的是一个国家的食物安全保障，是通过供应充足的满足公众消费需求的粮食来实现的，其效用具有整体性，是国内每一个公民都可以享有的，因此粮食安全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粮食安全的受益性是不可排他的。在不同的消费水平下，我国粮食需求与现实的粮食生产能力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随着人口增加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粮食安全的实现难度越来越大，粮食安全具有竞争性。综合以上可以看出，粮食安全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受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竞争性，属于拥挤性公共物品。

本文对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有效管理是针对水土资源保障粮食安全的效用而言的。从粮食安全的角度分析，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的效用不在于生产了多少粮食或者水土资源利用的效益是多少，而更重要的是作为保证粮食安全的基础，为一个国家提供了粮食安全保障，其效用具有不可分割性。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的消费具有一定的竞争性，人口需求不断提高增加了水土资源利用的压力。因此，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是一种特殊的公共资源，是一种“拥挤性公共物品”。

二、粮食生产中水土资源利用的外部性分析

外部性是指某一经济主体的活动对与其他经济主体产生的一种未能由市场交易或价格体系反映出来的影响。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利用的外部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不同经济行为主体在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利用保护中承担的成本和效益不对等，二是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价值没有完全实现。

（一）粮食生产各经济主体行为逻辑分析

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利用保护主要涉及三大经济主体，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种粮农民。不同主体所肩负的保护任务和获取的利益不同，并存在成本和收益不对等的现象，这必然影响到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利用和保护效率，影响粮食安全。因此有必要对主要经济主体利用和保护资源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

1、中央政府资源利用保护成本和收益分析

中央政府利用保护水土资源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包括直接投资和补贴两大部分，例如国家直接投资的水利建设资金，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资金、为促进农民种粮积极性而支付的种子、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补贴和直接补贴等。间接成本指中央政府保护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而损失机会成本，如因将水土资源投入粮食生产而制约非农产业发展所引起的财政收入减少和资源利用收益损失等。中央政府保护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获得的显性收益主要是以粮食产品为原料的行业发展对国民经济形成的贡献率，隐性收益主要表现为粮食安全对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的保障作用。

我国人多地少，随着人口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对粮食安全的需求水平不断提高。为了确保社会安定和国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我国政府一直将保护粮食安全，保护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作为重要工作任务。从中央政府提出的保护18亿亩耕地红线、加大农田水利投资力度等措施就可看出中央政府保护水土资源的意愿和决心。

2、地方政府资源保护成本和收益分析

地方政府是具体的水土资源保护者，其保护成本包括为了执行中央政策而支付的水土资源保护资金，也包括为了实现粮食生产目标而限制水土资源配置到报酬率较高的行业和部门所带来的地方财政收入减少的成本。地方政府水土资源保护收益主要是地方粮食安全和贯彻上级政策所带来的荣誉收益。由于我国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时空分配不均匀，各地方政府保护资源的成本收益情况差距较大。地方政府付出全部的努力促进水土资源保护，但不能排除别的地方政府享有粮食安全和资源保护所带来的收益。在我国，粮食主产区的地方政府肩负着对外提供粮食的任务，为粮食调入地区额外承担了资源保护的责任而没有得到任何利益补偿。中央政府通过编制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强制各省保持一定的基本农田面积，尤其是粮食主产区耕地保护面积和基本农田保护率指标较高，对于粮食主产区的地方政府而言，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指标远高于本地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需求，而且还制约了可配置到其他行业和部门的土地资源数量，这造成了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粮食生产和水土资源保护积极性不高，动力不足。在一定条件下，主产区地方政府可能会理性地促进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非农化，具有将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调配到工业和第三产业生产部门的动机。

3、种粮农民保护资源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种粮农民是利用和保护水土资源的具体实施者。种粮农民付出了粮食生产资金，获得的收益全部为私人收益，因此理论上种粮农民保护和持续利用资源的积极性较高。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利用具有经济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和生态服务功能。社会保障功能表现为：一方面为国家提供粮食安全，另一方面为种粮农民提供社会保障；同时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利用对于生物多样性的维持与保护、大气净化、环境净化等具有生态服务功能。而目前，我国粮食生产的经济效益较低，而且粮食生产带来的社会保障功能和生态效益为整个社会所享有，不完全体现在水土资源使用者和保护者身上。此时社会的收益大于私人收益，水土资源利用产生了正外部性。同时随着我国目前城市化进程和农业结构调整进程加快，种粮比较效益较低，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加之水土资源具有多宜性，使得大量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资源转移为其他用途，水土资源的利用具有很高的机会成本。种粮比较经济效益与水土资源巨大的机会成本之间的差距必然影响种粮农民的积极性。

（二）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价值实现情况

粮食生产中水土资源的功能赋予了水土资源一定的价值，使其具有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服务价值。经济价值是指粮食生产所获得粮食产品带来的经济效益，可以直接用货币来衡量，这部分价值通过种粮农民出售粮食产品得到实现；生态价值指以水土资源为主体构成的生态系统具有的生态价值，包括保护生物多样性、物质循环和景观美学等方面的价值；社会价值主要包括提供养老、就业保障和粮食安全等方面的价值。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各项价值实现程度不一致。目前粮食安全价值和生态价值被其他社会成员无偿享用，同时由于尚未明确和完善养老和就业保障价值的数量和管理制度，当粮食生产中的土地资源产权流转时，种粮农民也失去养老和就业保障的基础，水土资源的就业和养老保障价值无法实现。资源价值的不完全实现造成了种粮农民水土资源利用的短期行为，不重视对水土资源的保护性利用，盲目施用过量的农药和化肥会造成水土流失，土壤板结，不仅造成水土资源的质量下降，甚至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和食物质量下降，或者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转换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用途，造成粮食生产水平下降。

粮食生产存在经济行为主体收益权利不对等和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价值未完全实现的问题，造成了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利用的外部性。不同经济主体的活动对他人或社会的影响有好有坏，有利有弊，因而外部性又可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但无论存在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都会影响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因此为了促进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根本的方法是消除利用外部性，使资源利用保护成本与收益对等，提高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利用效率。

三、政策建议

粮食是私人产品，粮食生产是私人行为，而粮食生产和粮食本身是粮食安全的保障，粮食安全和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因此我国的粮食安全是非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公共经济理论提出非政府提供公共产品通常有四种方式，分别是：政府与私人公司提供签订协议和合同、政府授权私人公司经营、政府私人生产进行资助、政府参股和政府提供法律保护。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政府和私人的利益、权利和相应的责任都应明确。粮食生产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是粮食安全的基础，目前水土资源利用保护的外部性制约了我国粮食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政府应根据社会公平、国家安全、经济有效和生态安全的原则，合理采取法律、技术、行政和价值手段管理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其中价值手段具有高效、主动的特点。目前我国正在实行的与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利用最为密切的政策包括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和资源产权政策，均涉及到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价值实现和合理配置的问题，本文重点对粮食补贴和资源产权两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一）完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

粮食生产中水土资源价值评估目的在于促进水土资源合理利用和配置，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促进粮食生产发展。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价值评估为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完善粮食生产成本和制定粮食生产直接补贴标准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同时通过价值评估树立的资源有价观念促进了人们自发地保护粮食生产资源，促进了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粮食生产资源价值评估的目的与粮食直接补贴的目标相吻合，利用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价值为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提供了两方面的依据：一是为粮食直接补贴具体方式的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使粮食直接补贴成为实现水土资源价值的手段；二是为粮食直接补贴的具体标准提供了参考。

粮食安全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其实质是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而真正发挥作用的是由种粮农民私人生产的粮食产品，这为政府提供粮食补贴提供了理论依据。粮食生产资源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几乎作为一种正外部性被全社会所共享。为了促进粮食生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建议将粮食生产资源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划入粮食生产直接补贴的范畴，这种补贴方式将资源价值量化，不仅为水土资源的管理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同时也促进社会各方面对资源的合理利用，有利于建立保证粮食生产综合生产能力的长效机制。

目前我国粮食直接补贴对象明确为种粮农民，由于粮食安全和粮食生产中水土资源的公共性，粮食直接补贴由政府提供。结合粮食生产涉及到的社会经济主体，以及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价值类型，粮食直接补贴可以细化为直接经济补贴，种粮农民就业和养老保障补贴、粮食安全补贴和环境补贴，并提出补贴标准和方式的建议。

粮食直接经济补贴：种粮农民通过出售粮食获得了部分的资源经济价值，但粮食生产经济效益远远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而粮食生产成本中没有完全考虑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的价值，造成了粮食生产成本的缺失，种粮农民没有获得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全部的经济价值，个人边际成本高于社会边际成本。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经济价值与粮食生产产值之间的差距即为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尚未实现的经济价值。在评估各地区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的经济价格的基础上，根据各地区单位粮食产量中的虚拟水土含量，可得到单位粮食产量中水土资源的经济价格，从中扣除当年粮食价格并乘以粮食单产得到粮食直接经济补贴标准。

种粮农民就业和养老保障补贴：补贴标准是根据区域内单位粮食生产面积就业和养老价值乘以一定粮食种植面积需要的标准用工数，可通过为农民建立养老和就业保险的方式支付补贴。

粮食安全补贴：区域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所承担的粮食安全价值不同，为了平衡地方政府承担粮食生产的责任和因此损失的机会成本，粮食调入地区应承担起粮食调出地区的粮食安全补贴。粮食安全补贴为计算出的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的粮食安全价值，根据粮食总产量计算单位产量的粮食安全价值，如果长期无力解决本地区粮食自给问题，需要向外地调入粮食，那么除了根据粮食市场经济价格支付购买价格外，还应该额外向调入地支付粮食安全补贴。这个补贴值是调出地单位产量粮食安全价值乘以粮食外调量。

环境补贴：粮食生产系统的存在为人类提供了生态服务，农民为生态服务的存在提供了劳动，但这部分价值却没有体现，被全社会成员无偿占有。从粮食安全的公共性来看，政府应代表全社会成员对这部分价值进行补贴。环境补贴的标准是单位粮食播种面积的平均生态价值与粮食播种面积的乘积。由于生态价值数量巨大，粮食播种面积不固定，因此建议中央政府以生态价值评估结果为依据，根据各地区长期粮食生产情况和自然情况统筹发放。

根据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价值建立粮食直接补贴制度，不仅为粮食直接补贴提供了较为合理的标准和依据，体现出区域粮食生产差异，而且细化了粮食生产相关主体的责任，确保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价值实现，促进粮食生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二）完善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产权制度

1、土地资源产权改革建议

从粮食安全的角度而言，粮食生产中的土地资源是公共资源，它属于公众和社会。但由于每个社会成员不具备管理和控制资源的能力，国家拥有资源的所有权。但实际生产中，农民根据市场的变化，随意改变自己的私人选择，政府和农民成为资源产权制度的主体。鉴于粮食生产中的土地资源的特殊性，建议建立政府公共产权与农民交易产权的双重结构。农民和村集体是资源的直接使用者和管理者，授予其收益权、使用权和经营权，并依法获得资源利用的经济收益。同时在资源转让时，补偿其因资源流转而损失的就业和养老价值。资源的所有权归政府所有，因此其有责任制定出资源利用的相应规则，如资源的使用权、排污权等权利的获得与费用。直接的资源利用收益如经济收益应有明确的产权界定。这种产权界定保护产权主体利益，同时明确各主体间的责任，能够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克服资源利用的短期行为。

2、水权政策建议

粮食生产中的水资源表现出公权性质，水资源所有权应归国家或集体所有。但针对粮食产品来说，水资源具有私人物品的性质，具有明显的竞争性和排他性。目前我国水资源开发利用实行取水许可制度，水资源使用权主体分离。生产者获得水资源使用权后，利用水资源生产获得收益是水资源收益权的实现形式。水资源收益权转让其实质是水资源市场流转的过程。长期以来我国实行水资源无偿使用制度，生产者无需交纳水费，无法体现水资源的稀缺性和市场价值。粮食生产中的水资源具有经济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和生态功能。粮食生产者通过利用水资源获得收益，粮食生产者应根据计算出的水资源的经济价格向所有者支付相应费用，交纳的水费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用于水利工程设施的建设和维护。目前我国粮食生产区域差异较为明显，不同地区水资源承担的社会保障和生态服务功能不同，其中生态和社会保障功能的最终受益者是全部社会成员，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通过支付水利工程建设资金等形式承担这部分价值，同时，粮食调入区政府除了承担本区域的价值外，还应适当支付粮食调出区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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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粮食贸易 粮食储备 粮食安全

一、粮食安全的涵义

20世纪70年代中期，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粮食危机的背景下首先提出了“粮食安全”的概念，即“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的粮食”。1983年FAO又确定了新的定义，即“粮食安全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品”。

由此可以看出，粮食安全具有三方面涵义：一是保障粮食供给的数量与质量，即不仅要供应足够的粮食，还要保证所供应的粮食安全、卫生，满足人们生存和健康的基本需要；二是保障粮食供应的稳定性与长期性，即保障粮食供应在任何时候都是充足、卫生的，满足人们的长期需要；三是保障人们的购买力，即人们不仅能够买得到而且买得起其生存和健康所需的基本食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粮食安全要求大力发展农业，保障国民购买力，实现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粮食安全发展的阶段及现状

1.发展阶段

根据我国粮食生产的总体情况，建国以来，我国粮食安全状况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1978年。处于起伏波动阶段，粮食总产由1949年11320万吨增加到1957年的19500万吨。人民生活有了较大改善。但由于“”和“”，整个经济和生产遭到了很大挫折，1958年～1978年21年间粮食总产仅增加11020万吨，平均每年仅增加500万吨左右。这一时期我国粮食生产长期在低水平波动，进展较为缓慢。粮食安全处于较低水平。

第二阶段：1979年～1984年。处于全面稳定发展阶段。由于实行了，极大地调动了生产者积极性，粮食产量全面大幅度提高，进入了全面稳定发展阶段。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30520万吨提高到1984年的40700万吨。每年用于发展畜牧业的可统计的饲料粮，由上个阶段的3000多万吨，增加到7000多万吨，增加了一倍多。使我国粮食安全状况得到很大的改善。期间，1979年和1984年为丰收年，且前一年国家进口粮食数量较多，造成粮食供给量大于需求量，1979年粮食剩余768万吨，1984年更是达到了4279万吨。

第三阶段：1985年～1992年。粮食生产的波动和徘徊期。由于国家采取了抑制粮食生产的政策，农资价格连续上涨、居高不下，其涨幅大大超过粮食价格的上涨幅度，致使1985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比1984年减少了6000万亩，粮食总产比1984年下降了2820万吨，此后出现了连续4年的徘徊，一直到1989年才恢复到1984年的水平。1989年由于粮食歉收、市场封闭及粮食出口过多，出现了买粮难，价格比上年上涨了38.3%。而1990年粮食总产达到44624万吨，剩余达3083万吨。出现了较大的波动和起伏。

第四阶段：1993年至今。农业生产稳定增长，农产品供求实现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转变。农业产出不断增长，整体质量不断提高。1996年我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5亿吨大关，表明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台阶。标志着我国粮食安全状况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虽然2000年的粮食产量受严重灾害和结构调整因素的影响减产9%，但仍然达到了46218万吨。国家储备粮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粮食产量和消费量基本保持了同步增长。

总体上看，我国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和粮食安全得到了较充分的保障。

2.发展现状

目前，我国粮食安全状况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1)粮食生产能够满足消费的需求，粮食安全状况良好10年来，我国粮食产销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向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跨越。为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近10年来，全国直接消费粮食比例下降，间接消费粮食比例逐步提高，粮食消费呈现出有史以来的繁荣景象。一是从总量看，全国粮食消费每年在49000万吨左右。二是直接消费下降，间接消费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抽样调查，农民人均直接消费粮食1997为250.67公斤，比1990年262.08公斤下降11.41公斤，下降了4.4%。城镇居民人均直接消费粮食1997年为88.59公斤，比1985年134.76公斤下降46.17公斤，下降了34.3%，下降幅度高于农民直接消费粮食29.9个百分点。三是细粮消费比例逐年提高，粗粮比例逐年下降。农村细粮消费比重，1980年为63.4%，1985年为81.5%，1990年为82%，1997年为83.3%。粗粮消费，农村为17%～18%，城镇粗粮消费比重比农村小。

(2)大宗粮食品种是生产和消费的主体。我国粮食生产大宗品种有水稻、小麦、玉米等三大作物，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分别占整个粮食的76%、86%左右。其中水稻分别占28%、39%，小麦分别占25%、22%，玉米分别占23%、25%。

从三大主要粮食品种的产需情况看，一是稻谷产销平衡有余。大米是我国人民直接消费的主要口粮，每年用于口粮消费的大米占大米总消费量的85%左右。按全国人均消费大米97公斤计算，全国平均每年消费大米在12000万吨左右，折合稻谷17000万吨左右。目前全国大米供求平衡有余。二是小麦产销不平衡。目前世界人均小麦消费量为97公斤，按此估算，我国小麦年需求总量在12000万吨以上，这与现阶段全国小麦的生产能力有一定的差距。三是玉米消费呈增长趋势。据分析，我国玉米用作饲料消费的比重约占玉米总消费量的70%左右，有专家估计，这一比例还将进一步扩大。

(3)粮食消费结构日趋合理。过去长期以来，我国粮食消费结构很不合理，居民口粮占80%以上，其他用粮不到20%。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粮食消费结构不断得到改善，并且日趋合理。目前有3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口粮消费占粮食总消费量降到55%左右。二是饲用粮消费占粮食总消费量上升到30%左右。玉米是饲用粮的主要原料。三是工业用粮占粮食总消费量的10%左右。四是种子用粮稳定在3%左右。

(4)粮食出口持续增加，进口减少。2002年进口谷物和谷物粉285万吨，出口1482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69.3%，净出口1243万吨。其中，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幅度增加。我国还对进口农产品采取了宽严适度的“安全评价”、“进口安全”和“标识制度”的有效管理，同时加强了对进口粮食的检验和检疫管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进口的增长。

总的来说，19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粮食已经摆脱了供给长期偏紧的局面，粮食安全度得到提高。同时，出现了阶段性、结构性过剩，库存积压较多，品质差的粮食销售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危及到了我国粮食安全状况。

三、充分依靠国际市场，保证我国粮食安全

伴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我国的粮食安全将直接面对全球市场。过去一段时间，我国保持了高于95％的粮食自给率，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生态环境代价。今后，可以考虑进一步改革粮食外贸体制，通过参与国际市场，更有效地调剂粮食余缺，进而保障国内粮食安全。为此我们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1.选择一些耕地资源较丰富、投资环境较好的国家，购买、开发和租用耕地，建立国外粮食生产基地

增加从南美洲等地区的粮食进口。南美洲是大豆和玉米的主要产区，耕地有很大的增长潜力，而且不像美国那样经常实行粮食禁运。是可靠的粮食进口来源地.我国可以通过与南美洲加强粮食生产合作，加快南美粮食用地的开发和利用。可以通过调节关税，对南美的粮食进口给与优惠。

2.考虑在国内沿海发达地区建立粮食保税仓库，吸引外资建设仓储粮

国内沿海发达地区有着其优越的粮食流动环境和市场条件，在沿海发达地区建立粮食保税仓库一方面可以激励外资企业在我国境内建设仓储粮，从而在节约成本和资源的情况下间接地增加我国储备粮数量，而且成为一个可以自动调节我国粮食供求的“水池”。

3.充分利用WTO允许的“绿箱政策”与“灰色区域”，促进国内粮食生产，保护农民利益

所谓“绿箱政策”，是指政府在执行某项农业计划时其费用由纳税人负担而不是向消费者转移。这些措施主要包括直接或间接地实施农业保护政策与鼓励政策，尽可能地使国内农民利益得到保护和提高，提高他们的积极性，从而鼓励其积极地参与国内粮食生产，从内耳外地促进我国粮食安全。

4.推行南进北出的进出口策略

利用我国各地区之间所具备的个别优势，调整我国进出口结构，同时也实现在较低成本上实现我国粮食储备结构的调整。基于此，我们完全可以考虑在南方销区可利用WTO配额从国际市场进口玉米、小麦及其制品和饲料等产品，北方可利用市场区位优势出口大米、玉米、小麦和大豆等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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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直接补贴 公平 效率

受WTO农业协议的约束，直接补贴政策已经成为农业保护政策通行做法。从2004年起，我国农业保护政策重大突破就是在广泛试点的基础上实施直接补贴政策。我国直接补贴政策的预期目标是提高农户种粮收入、维护粮食安全、促进农业结构调整、保护农业资源和生态安全，从而实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拟从实践的角度对直接补贴政策实施中的公平与效率进行尝试性探索。

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公平与效率表现

直接补贴政策公平与效率的含义

直接补贴政策的公平一是指一个生产年度内，凡是符合直接补贴范围的粮食生产都应该获得相应的补贴；二是指地方政府负担的直接补贴资金与其辖区所需要的粮食安全程度成同方向关系。直接补贴政策的效率则是指直接补贴资金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农户收入、促进农业结构调整的深化、提高国家粮食安全程度和推动农业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实现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公平与效率表现

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公平与效率之间关系表现之一是补贴资金发放公平有利于直接补贴政策预期目标的实现。即政策实施公平能够促进政策效率的提高。如果补贴政策实施公平，农户的生产项目只要是符合直接补贴范围，都可以获得相应的补贴收入，不符合直接补贴范围的生产项目就不能够获得补贴收入，为了获得直接补贴收入，农户的生产活动就必须与直接补贴范围高度一致。这样，农户生产项目选择与直接补贴政策的初衷就紧密地结合起来了。农户的生产项目选择与直接补贴范围的一致性首先是稳定粮食生产面积和生产量。生产粮食越多，获得的补贴收入也越多。其次是促进农业结构调整，深化粮食的“清洁生产”。农户生产的优质品越多，获得的补贴也多。为了获得优质品补贴，农户不仅会自觉地增加优质品生产，减少劣质品生产，而且还会自觉地保护农业资源和环境，实施“清洁生产”。由此可见，直接补贴实施公平，能够提高直接补贴政策的效率，从而有助于直接补贴政策预期目标的实现。如何实现直接补贴政策实施的公平性要引起特别重视。

直接补贴政策中公平与效率关系表现之二是直接补贴政策实施的非公平性，会极大降低直接补贴政策应有的效率，阻碍直接补贴政策预期目标的实现。即政策实施非公平导致政策效率下降。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的非公平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的地方政府承担的补贴资金负担与其辖区的粮食安全保证需要“背离”。直接补贴资金来于粮食风险基金。从1994年起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必须建立粮食风险基金。从1999年起，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粮食风险基金负担比例是1:1.5，缺口部分按1:1分担。在这样的直接补贴资金负担体制下，地方政府辖区内生产的粮食越多，其承担的补贴资金也越多，地方政府辖区生产的粮食越少，其承担的补贴基金也越少。生产粮食多、对国家的粮食安全做出贡献大的地方政府也是其承担国家粮食安全负担越重的地方政府。生产粮食少、负担补贴资金少的地方政府却享受着与生产粮食多、承担补贴资金也多的地方政府同样程度的粮食安全系数。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补贴资金效益外溢到了非主产区。根据经济学一般原理，如果地方政府补贴资金的外溢性不能获得补偿，那么，地方政府的理是补贴资金不到位或尽量地减少补贴资金支出。在比较利益下，生产粮食农户收入因缺乏补贴收入下降后，农户会自觉地减少粮食生产。最终结果就是国家的粮食数量安全受到威胁。直接补贴的初衷――稳定粮食生产目标难以实现。

二是种植粮食的农户不得补贴，不种植粮食的农户得补贴。直接补贴运行一般是在生产开始前发放给农户。在具体发放补贴办法上，安徽、吉林所代表的模式是或者按照农户申报的粮食种植面积或农户计税土地面积发放、或者是按照农户以往几年交售的粮食数量或计税常产发放，不与农户即期粮食生产数量挂钩的方法。如果按照农户申报种植面积补贴，一种情况是一部分农户的种植面积并没有严格地按照所获得的补贴资金数量种植相应的粮食数量，更有一些农户是获得申报补贴后，根本没有按照补贴范围种植粮食。另一种情况是有的农户由于各种原因，尽管在开始生产前没有申报，在实际生产上种植了符合补贴范围粮食产品没有获得补贴。这样，获得补贴的农户没有完成应该种植的产品，没有获得补贴的农户却种植了符合补贴的产品。补贴并没有补贴给真正应该获得的农户。如果按照计税面积补贴，无论是种植什么项目，农户都可以凭借其使用耕地数量获得相当的补贴。有多少地能获得多少补贴，不管耕地是否种植了粮食作物。补贴获得量完全取决于耕地量，与粮食生产与否、多少无任何关系。

直接补贴的范围是粮食生产。种粮食有补贴，不种粮食就没有补贴。上述补贴模式所选择的补贴方式实施的结果就是补贴发放了，但没有按照直接补贴政策所设定的补贴范围补贴给应该补贴者。补贴并没有让真正的粮食生产农户收入提高。补贴政策的运行对粮食生产农户不公平，也低效率。这时，无论是种粮农户收入的提高、国家的粮食安全、农业结构调整深化，还是农业资源环境保护等预期目标都难以实现。

三是农户的“亲环境”粮食生产补贴缺失。实施“清洁生产”是提高我国粮食国际竞争力的特别重要措施，也是我国粮食安全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质量安全。而粮食“清洁生产”的实现一般是以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为前提的。农户减少使用化肥、农药自然要减少产量，降低收入。如果农户因“清洁生产”而减少的收入没有获得相应补贴，农户就会终止“清洁生产”。到头来，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不可能提高，农业生产环境不可能改善。

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整和

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非公平性对直接补贴政策目标实现的效率有相当显著的负面影响。最大限度地克服直接补贴政策设计和运行中所出现的非公平性，力求公平，并尽可能地提高政策运行效率是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改革直接补贴基金制度

粮食安全是国家整体概念，而不是局部性地方概念。所以，粮食风险基金就要按照国家整体性原则统一筹集和使用。首先是中央政府把我国的粮食安全总量按照各地方政府辖区人口数量分解到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按照其辖区粮食安全数量所决定的直接补贴资金上交到中央政府。然后，中央政府下拨直接补贴资金到直接补贴政策执行机构，由执行机构根据各地区的粮食生产对国家粮食安全贡献率实际具体地发放补贴资金。生产粮食多的主产区多发放，生产粮食少的非主产区少发放。直接补贴资金制度这样设计，既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地方政府粮食风险基金缺口问题，保证粮食风险基金数量安全，并进而彻底地克服直接补贴资金安全问题；也克服了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直接补贴资金负担不公平问题，充分地体现粮食生产中的公平与效率统一原则，从根本上克服粮食安全贡献率与补贴资金负担责任的不对称性。

完善直接补贴政策组织系统，提高直接补贴政策效率

直接补贴政策组织系统是直接补贴政策实施以及效率的重要组织保障。一般而言，直接补贴政策组织系统包括决策系统、执行系统和信息反馈系统。从2002年以来直接补贴政策实践过程看，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直接补贴政策组织系统尚处于不完善状态。直接补贴政策组织系统不完善最突出表现是执行系统和信息反馈系统二个方面。执行系统具体地操作直接补贴政策的实施，直接影响直接补贴政策的效率高低。信息反馈系统负责直接补贴政策实施的效率和所存在问题的及时监测，以便于提高直接补贴决策系统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所以，执行系统的不完善对直接补贴政策效率的影响尤为突出。目前，各地区直接补贴政策的执行系统基本上都是由财政、税收、物价（计划）、农业和粮食等多部门联合、县乡村三级干部全体出动模式。虽然这些部门确实都涉及到直接补贴政策，但涉及到并不一定都要参加。有一些部门是不适合承担直接补贴主体资格的。在具体实践上，由于各参加部门更多地是从本部门利益出发，因此，这种模式运行效率偏低，运行成本十分不经济。所以，建立科学、高效的执行系统是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急待解决的问题。鉴于直接补贴资金的特殊性和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实际，建立以农业发展银行为主体，由农村信用社为依托的直接补贴政策执行系统是比较可行而又经济的。信息反馈系统则由目前的统计机构执行则是比较合适的。

范围应该扩大到农户“亲环境”粮食生产项目

直接补贴范围的大小既取决于直接补贴政策的预期目标，也取决于补贴能力。就我国直接补贴政策预期目标而言，直接补贴范围是比较广泛的，但就我国直接补贴能力而言，直接补贴的范围又不可能太大。在这二方面条件约束下，结合我国直接补贴政策预期目标，直接补贴范围还是有扩大空间的。在可扩大的直接补贴范围中，农户“亲环境”粮食生产是应该首先选择的。理由有五：一是对农户“亲环境”粮食生产补贴有利于国家的粮食质量安全和农业资源环境保护等直接补贴目标的实现。二是直接原因就是农户实施“亲环境”粮食生产必须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农户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后，粮食产量也随之减少，农户粮食生产收入因此而降低。如果不对农户“亲环境”粮食生产所减少的收入予以适当补贴，农户就不会继续粮食的清洁生产，国内居民日益增长的粮食质量安全需求就不能满足。三是对农户的粮食清洁生产补贴是国际上直接补贴最新趋势。四是对农户的粮食清洁生产补贴符合农业多功能理论的要求。五是我国粮食生产的土壤资源污染已经相当严重。我国耕地中因工业和化肥农药污染的比重已占全国耕地的20%多。在粮食生产的土壤资源污染中，农业生产自身污染已经占35%-40%。在国际绿色壁垒日益趋升的形式下，粮食继续污染生产，别说是难以提高我国粮食的国际竞争力，就是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难以维持。对农户“亲环境”生产补贴，从即期看既给农户增加了收入，又有助于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从远期看则有助于保持农业生产潜力，防止未来农产品生产能力和农户收入的下降。

选择体现农户即期生产对国家粮食安全实际贡献率的模式

直接补贴方式的选择对补贴政策的公平和效率具有一定的影响。目前实施的直接补贴方式概括起来基本上是二种模式：一种模式是与农户即期粮食生产量挂钩的补贴，一种是不与农户即期粮食生产量挂钩的补贴。比较这二种补贴模式的结论是：不与农户即期粮食生产量挂钩的补贴方式在实践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非公平现象。按农户计税面积补贴的结果是不管耕地是否种植粮食都可以获得补贴。按照只有粮食生产农户才可以获得直接补贴原则，这对粮食生产农户不公平。而按种植面积补贴时，农户即期实际种植粮食面积与所得补贴的面积不一定完全一致。得补贴的不种植粮食，不得补贴的反而种植粮食。这对真正种植粮食的农户也不公平。按以往几年交售粮食量补贴时，农户即期交售的粮食量大于补贴数量得不到直接补贴。补贴获得量与其粮食生产数量不对称，真正生产粮食的农户收入不能提高。这些农户因应得而得不到补贴收入会减少未来的粮食生产，直接补贴政策效率也因此而受到了冲击。而与农户即期粮食生产挂钩的补贴则比较好地实现了直接补贴政策运行中的公平与效率。至于补贴是按农户即期的粮食生产面积，还是按农户实际交售粮食数量则可以视具体情况确定。所以，应该本着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尽量选择与农户即期的粮食生产挂钩的直接补贴模式，以便于最大限度地发挥直接补贴政策应有的作用。

在可能的空间内增加直接补贴投入，减少农民

直接补贴改善粮食生产农户比较收入的程度取决于补贴力度的大小。补贴力度越大，粮食生产农户比较收入改善程度也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说，补贴力度越大对提高粮食生产农户收入越有利。如果按照1998-2001年我国粮棉油价格补贴平均数605.3775亿元为补贴资金。设补贴效率为100%。根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2年我国乡村人口78241万计算。这些直接补贴资金能够使农民人均收入增加77.37元。直接补贴收入占该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如果把“九五”期间农民收入平均增长和直接补贴收入加一起也不如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8.5%的增长率。事实上我国每年的直接补贴资金并没有达到605.3775亿元。要实现城乡收入均衡增长，就直接补贴而言，还需要加大直接补贴投入，提高补贴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例。从我国财政负担能力和财政支出结构看，适度提高直接补贴力度可行也可能。但提高直接补贴的收入效率的根本还在于减少农民。不从根本上减少农民，增加直接补贴支出的收入效率也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已有或增加的补贴支出都要适应直接补贴范围变化新趋势，尽量地提高农户“亲环境”粮食生产支持力度。

参考文献：

1.王来保.我国粮食生产直接补贴目标模式探讨[J]..宏观经济研究，2004

2.卢良恕，孙君茂.从食物安全高度审视粮食问题[N]..农业经济导刊，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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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土地需求的竞争

养育不断增长的人口的挑战与部分地区的日益富裕相混合。饮食结构改变以及对生物燃料和其他工业原料（比如木材）的需求不断增加加剧了对土地的竞争，增加了陆地生态系统的压力。

粮食安全

为了实现MDG 1c 中有关减少饥饿的目标，全球粮食生产必须要增加，粮食分配制度必须提高。为了实现MDG7 和其他环境目标，农业需要降低其当前的环境影响（图3.10）。

虽然估计各不相同，但是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预计为了到2050年将发展中国家长期营养不足的人口比例降低到4%，世界粮食生产需要比2005 年的水平增加70%（Bruinsma 2009）。尽管所有地区的人均粮食消费都在增加，但是粮食分配依然不均衡，由于越来越多的谷物用来生产肉类供应给可负担的高收入人群，因此营养不良人口的数量依然在增加。牲畜和家禽在长期粮食无保障的地区作为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可以在农作物减产时充当一个重要缓冲，但是发达国家中消费类肉类和奶制品生产所占用的农业用地比例出奇的高。就满足全球粮食需求而言，这种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并且比农田带来的环境影响要大（Steinfeld 等 2006）。比如，据估算，美国用来喂养牲畜的谷物数量是人类直接消费的谷物数量的七倍以上（Pimentel 及Pimentel 2003）。

同时，为人类消费而生产的粮食有大约三分之一被浪费或者损失—总量约每年1.3 亿吨（Toulmin 等2011）。粮食安全这一概念不仅指是否有充足的食物，还应当考虑人们是否可以在物理和经济上获得食物（FAO 2008）。这吸引人们关注与食物分配有关的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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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传统社会中，农民取得收入的途径主要是农业；在现代社会中，农民可选择的行业扩大到非农领域。与此同时，农业经营领域也发生了变化，既有传统的粮食生产活动，也包括大量的经济作物生产以及果树种植、水产养殖等更广泛的范围。农民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在传统的粮食生产收益远不如其他行业的情况下，会逐渐减少甚至放弃粮食生产投入，转而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或者选择进城务工，或者选择种植经济作物。现实中，由于种粮收益过低以及工农产品比价不合理，农民对于粮食生产的热情已日趋下降，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纷纷离开土地流入城市，这就出现不同程度的土地抛荒现象，尤其是季节性撂荒。

目前，世界粮食价格持续上涨，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粮食价格从200―2007年涨了23％。其中，谷物涨了42％，油类涨了50％，而奶类制品涨了80％。到2007年底为止，有37个国家面临粮食危机，有20个国家实行了一定程度的食品价格管制。在全球粮价暴涨的今天，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中国，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显得尤为重要。而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下降以及土地抛荒现象给我国的粮食安全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那么在种粮的比较收益较低的情况下如何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呢?本文将基于委托――理论来阐述研究上述问题。

二、理论基础

(一)委托――机制

委托――的概念最早是由罗斯(Ross,1973)提出的：“如果当事人双方，其中人一方代表委托人的利益行使某些决策权，则关系就随之产生了”。委托――关系是一种契约，在这种契约下，一个人或一些人(委托人)授权另一个人或一些人(人)为他们的利益从事某项活动，并相应授予人某项决策权，人通过行为获取一定的报酬。委托――理论就是以委托――关系为研究对象，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契约的形成过程出发，探讨委托人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去设计一种契约或机制，促使人努力工作，减少委托问题，以最大限度增加委托人效用的理论。

(二)政府与农民的委托关系

对于粮食安全，以价格为核心的市场机制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会出现市场“失灵”，这就需要政府来矫正和弥补。粮食安全正像国防安全一样，是一种纯公共物品，承担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义务的主体只能是一国政府。然而，国家却不能从事粮食生产，这项工作只能由农民来承担，此时就产生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一种委托关系，政府是委托人，农民是人。

在这种委托关系中，委托人政府的目标是国家的粮食安全，而人农民作为―个理性的经济人，他们所追求的是自身的粮食安全和收益最大化，国家粮食安全不是他们所要考虑的问题。这就出现了委托人与人之间的目标不一致。同时，政府与农民之间的这种委托关系像其他的委托情况一样，存在信息不对称性，也就是说政府不能够完全掌握农民的种粮状况，如是否存在撂荒、种粮的投入情况等等。另外，由于种粮的特殊性，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委托关系也会呈现自身的特点。人的种粮成果不仅受到自身努力的影响也受到如气候、自然灾害等不确定随机因素的影响，农民的劳动成果具有不确定性。由于环境或随机因素的影响，农民付出的努力和成果之间不完全一致，而且政府无法监督农民是高投入还是低投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如何监督并有效的激励农民的种粮行为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

三、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因素

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即农民对粮食生产的热情度，具体表现为粮食生产的投入情况和粮食的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当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下降时，就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粮食生产投入的减少和撂荒现象。

(一)种粮收益是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农民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他们所追求的是自身的粮食安全和收益最大化。所以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一个根本因素就是种粮的比较收益。在不存在粮食生产补贴时，种粮收益=P*Q-C(其中P为粮食价格，Q为粮食产量，C为粮食的生产成本)；在国家对粮食生产进行补贴时，农民从粮食生产中获得的收入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粮食作为商品的收益，二是政府对粮食生产的财政补贴，即：种粮收益=P*Q-C+S(其中P为粮食价格，Q为粮食产量，C为粮食的生产成本，s政府对粮食生产的财政补贴)。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因素具体可以包括：粮食的价格、生产成本以及对粮食生产的财政补贴。其中，粮食价格和粮食补贴与农民种粮积极性呈现正向关系，即粮食价格和种粮补贴的提高都能够带来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提高；粮食生产成本与农民种粮积极性呈现一种负向关系，生产成本越高农民种粮积极性越低。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的一个推动因素

由于不同部门之间的劳动生产率不同，劳动力必然会从低效益的部门向高效益的部门转移。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业与城市和农村二、三产业相比，比较利益一直是低的。在户籍分割、农村劳动力流动受到严格限制时，大量农村人口被限制在农村不允许自由流动，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种粮的比较收益不高，农民没有其他择业机会，还是会无奈选择种粮。随着国家对人口流动态度的变化，农村劳动力流出农业成为可能。此时，农民作为收益最大化的追求者，在种粮收益低的情况下，必然会流出农业流向相对高收益的行业，以致出现撂荒现象。

四、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激励机制分析

在种粮比较利益较低的情况下，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受挫，在劳动力转移成为可能时，他们会逐渐减少甚至是放弃粮食生产投入，影响到粮食安全，导致国家粮食安全目标与个人收入目标之间的冲突，也就是委托人和人之间的利益不一致。此时，就需要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对人进行激励，使委托人与人的利益趋于一致，实现两者的双赢。对其进行激励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加强粮食保护价格

粮食保护价格是指政府给某些粮食品种规定一个政策价格，如果市场价格高于这个政策价格，则政府对市场活动不加直接干预；如果市场价格降低到这个政策价格水平时，则政府按这个政策价格进行收购，从而使得市场价格不会降低到这个由政府所确定的政策价格水平之下。这种粮食保护价格就给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降低了“谷贱伤农”对农民种粮积极『生的不利影响。

在制定这个保护价时，要确保这一保护价格水平要能够达到保护农民利益的目的。为此，粮食的保护价格必须能够补偿农民的种粮成本并有一定的利润，否则对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没有多大作用。所以在制定粮食的保护价格时，应该充分考虑粮食生产成本的变化。

(二)控制粮食生产成本

粮食的生产成本包括了各项生产资料的成本，即：种子、劳动力、农药、化肥以及灌溉等各项成本。降低粮食的生产成本有利于农民种粮收益的提高，从而有利于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提高。所以，有效控制粮食各项生产资料成本的上涨也是激励农民种粮的―个重要手段。如目前所做的种子、农机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都属于通过降低粮食生产成本来保障农民种粮收益的。

(三)实行粮食补贴

同样，对粮食生产进行补贴，也会有利于农民种粮收益的提高，从而有利于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提高。但是政府的粮食补贴为多少才能调动和激发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呢，怎样进行补贴才会最大程度的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呢?这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有些地区采用按拥有耕地面积给予补助的方式，这样尽管操作起来简单，但是却不能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由于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农民接受了补贴却不种粮，这种补贴方式只对农民增收有作用，而对于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没有影响。所以，采取有效的粮食补贴方式显得尤为重要。

另外，虽然提高粮食的价格、降低粮食的生产成本以及对粮食生产进行补贴都会带来种粮收益的提高，但是在考虑种粮机会成本的情况下，其对农民种粮的激励作用会受到影响。如下图所示，第一个阶段政府选择是否进行激励，如果选择不进行激励，当然农民没有种粮的积极性，国家的粮食将出现危机。此时政府虽然没有因此发生财政支出，但是其收益为-A(由粮食不安全造成的)，而农民不种粮可以有其他的收入(如打工收入)，即其收益为B。如果政府选择进行激励，则由农民选择是否种粮。若农民选择不种粮，此时政府因实施激励发生了相应的财政支出c，但是其收益仍为A，而农民的收益不变仍为B。若农民选择种粮，虽然政府因实施激励发生了相应的财政支出C，但其收益为D，此时农民的收入为种粮的收益E与补贴之和。那么，在存在激励的情况下，如果种粮收益和补贴之和E+C小于农民的非农收入B，农民作为理性的经济人还是不会选择种粮的。所以在农民的非农收入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政府对农民进行的激励作用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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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粮食安全；粮食品牌；塑造

[中图分类号]F326.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5-0020-03

1引言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战略物资。粮食安全问题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关系到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作为一个动态概念，粮食安全的内涵在数量问题也即“温饱”问题解决之后，粮食安全的内涵在当今中国的新形势下有待进一步发展。

一方面，我国粮食产业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粮食市场的落后与消费者粮食需求的升级不相符合。目前，我国粮食企业数量多但大多规模偏小且市场化、现代化和商品化水平比较低，粮食仅仅是作为“物”而没有真正转化为“商品”。粮食市场的落后、粮食市场信息的不对称以及粮食产品作为信任品的特性使得消费者升级了的粮食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另一方面，随着诸如毒大米、染色粮食、霉变粮食和转基因粮食等粮食安全事件的频出，粮食污染和食物膳食结构的问题日渐突出。与之对应的是，消费者粮食安全感知能力的日渐增强加剧了消费者对粮食安全的担忧，这不仅会抑制粮食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粮食作为刚性需求的现实可能使矛盾从消费领域传导到粮食供应、流通和管理领域，引发更为严重的安全问题。

此时，粮食企业的品牌战略就显得尤为重要，品牌战略是解决粮食企业与消费者需求矛盾的最佳途径。一方面，实施品牌战略的企业须加快提高管理水平，进行设备改造和实现技术升级以提高产品质量和改善营养结构来奠定品牌基础。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信息载体，粮食企业的品牌战略可有效降低粮食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实现粮食的安全保证。

目前，以益海嘉里、泰国香米为代表的外资粮食企业正以品牌为龙头加紧布局我国粮食市场，如今已渐成雏形，我国粮食企业不能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重蹈食用油市场之覆辙，粮食品牌塑造刻不容缓。

2粮食品牌塑造的意义

消费行为上的品牌选择是消费升级的必然结果。对于粮食市场而言，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以散装消费和价格主导的消费模式必然会被品牌消费所替代。品牌可以有效降低粮食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的程度，给予消费者可靠地质量保证和个性的满足。对于粮食企业来说，品牌时代的到来可促进企业加快提高管理水平，通过进行设备改造和技术升级来实现战略升级，实现粮食价值的增值并能直接提高农民收入。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2.1粮食品牌塑造是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环节

粮食安全既包含粮食生产方面的数量和质量安全，也应包括粮食消费方面的市场安全。当消费者对粮食的消费升级为品牌消费时，市场的竞争也就意味着品牌的竞争，而品牌竞争的结果是个别品牌的胜出，造成品牌的垄断，即少数品牌占据了大部分的市场，控制了行业和市场的优质和大部分资源。如我国的食用油市场，从最初的“拎着瓶子到粮店打油”到如今的品牌垄断时代，益海嘉里逐步成为中国小包装食用油寡头，嘉里集团1991年进入中国，先是塑造了金龙鱼品牌，之后迅速占领全国市场，又以投资入股方式塑造出胡姬花、鲤鱼、元宝等16个品牌，并靠这16个品牌在全国编织营销网络，目前益海嘉里已连续多年占据国内小包装食用油市场40%左右的市场份额，“嘉里系”稳坐市场头把交椅。益海嘉里的垄断冲击着中国传统的油脂产业，上至豆农油企，下至卖场超市，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甚至整个中国大豆及豆油产业链都深受其影响。

国外粮食品牌与我国粮食企业展开激烈竞争的时刻已然到来，以益海嘉里、泰国香米为代表的外资粮食企业正以品牌为龙头加紧布局我国粮食市场，我国粮食企业不能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我们没有强有力的粮食品牌与之相抗衡，则无法抵挡外资粮食的冲击，我们一直关心的国家粮食安全将受到严重挑战。

2.2粮食品牌的塑造适应和满足了消费者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从粮食市场来看，我国粮食产业仍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从企业角度来看，我国粮食企业数量多但大都规模偏小，市场化和商品化水平较低，品牌意识淡薄。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我国消费者的粮食消费正处于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型期，消费者希望购买到更加健康安全和更有营养的粮食产品，但粮食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粮食的品类缺乏、粮食产品作为信任品（Credence Goods）的特性及粮食市场的落后使得消费者升级了的粮食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2.3粮食品牌的塑造是粮食企业实现产业升级、塑造核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品牌战略是解决粮食企业战略升级与消费者需求矛盾的最佳途径，因为实施品牌战略的粮食企业须加快提高管理水平，通过进行设备改造和实现技术升级以提高产品质量和改善营养结构来奠定品牌基础。品牌本身所代表的物质或情感利益，满足了目标顾客的内心需求，从而可以使目标顾客不假思索、愉快且持久的选择。品牌能为粮食企业提供大量可靠的忠诚消费者，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在现实市场中，消费者对质量和品牌的偏好同价格正相关，愿意为高质量的品牌支付高价。因此可以预期，粮食品牌产品能够以比同档次的粮食产品价格高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格进行销售，获取高额利润。此外，粮食品牌一旦塑造，可以有效遏制竞争，粮食品牌能够高筑行业壁垒，提高行业准入度，提升企业竞争力，而且能够通过品牌延伸战略推广多个品牌。

2.4粮食品牌塑造可以有效提高农民收入，保护其种粮积极性粮食品牌塑造对农民而言最直接的就是可以增加农民收入。粮食品牌一般是由粮食加工企业通过收购农民的粮食建立，所以本质上农民是跟粮食企业紧密相连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随着品牌时代的到来，粮食企业为了收购优质的粮食，不仅会在农民种植的选种、化肥的使用等方面给农民进行指导，而且粮食企业通过高价收购优质粮食，带动农民致富。而农民收入的提高，不仅调动了其生产积极性，还会为粮食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质粮食资源，保证品牌持续发展。

3粮食品牌塑造的策略研究

由于受传统经济模式的影响，目前我国的粮食企业以中小型为主，品牌意识不强，缺少长远目光，许多企业不愿冒险尝试走品牌化道路，这也是为什么我国缺少强势粮食品牌的一个重要原因。

3.1找准粮食品牌的定位

粮食品牌定位指的是粮食企业在市场定位和产品定位的基础上，对特定的品牌在文化取向及个性差异上的商业性决策。粮食定位的核心就是要让粮食品牌在消费者的心智中占有一席之地。一般而言，粮食品牌定位需要通过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要明确市场细分，寻找粮食品牌的目标消费者。以不同口味、不同产地、不同定位为基础的粮食品牌需明确自己的目标消费者，目标消费者是粮食品牌的建设之本。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型商超也已取代粮油店成为城市消费者购粮的主要场所。粮食企业应从自身优势、品牌个性定位及消费者的年龄、性别、阶层、生活方式等方面分析和界定，找准目标人群。

第二，要明确粮食企业的竞争目标。粮食企业要明确自己的经营范围，是以经营大米为主还是兼有其他粮食产品，以自己经营的范围和优势来确定竞争目标；同时，根据产品的生命周期明确竞争目标，制定具体的竞争策略。对于有发展潜力的领域应努力创造条件以提高市场占有率，潜力一般的领域建议维持占有率，而对于进入衰退期的产品则应主动收缩，减少投入，对没有任何发展希望的要果断放弃。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第三，粮食企业应明确自己的竞争优势。优胜劣汰是市场竞争的铁律。粮食企业要想在竞争中获胜就要时刻紧盯竞争对手，充分了解竞争对手的情况，通过对比定位，发现自身不足，及时进行改过或尽量避免劣势并将自身优势作为卖点吸引消费者。

第四，粮食企业应把竞争优势与消费者心理结合起来。消费者需要什么，我们就满足什么。消费者不需要什么，我们就避免什么，一定要充分考虑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趋势。

3.2塑造品牌形象

粮食品牌包括品牌的内在形象和外在形象。所谓内在形象主要指粮食产品的质量，这是品牌形象的核心，也是企业生存发展之本。优质的粮食产品会让消费者对品牌产生信任感，从而提高品牌忠诚度并重复购买此品牌产品。

品牌外在形象则主要包含品牌名称、标志和品牌包装，这些外在形象可直接给消费者较强的感觉冲击。名如其人，品牌名称犹如人的名字一样，讲究有意义，便于记忆和突出个性。统一的标志、标准字、标准色有利于企业形象的塑造，帮助品牌更好的推向市场。如中粮集团的“福临门”品牌正是考虑到中国人偏爱“福”字，借此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

目前，我国粮食品牌多以品种命名或是原产地命名，这种命名法不利于商标保护。此外，大多品牌包装制作粗陋，不具吸引力，制约了产品的销售，粮食企业在品牌形象塑造中亟须在名称、标志和包装上进行改进，用设计构建品牌形象。

3.3加强品牌推广

酒香也怕巷子深，作为市场化刚刚起步的我国粮食市场，粮食企业更应树立传播意识，打造粮食品牌的媒介形象。首先，可以使用广告推广。广告是效率较高而相对成本较低的营销工具。粮食企业通过广告为产品做宣传时，一定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广告策略。在广告投放前，要根据目标市场和消费者特点以及不同媒体特征，结合产品生命周期进行广告投放。在创意策划和设计时统一调性。目前我国粮食企业在广告投放方面缺乏合理性，主要以传统媒体投放为主。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已进入寻常百姓家，网络广告相对传统媒体广告具有广告成本低、形式和平台多样化、信息迅速等特点，我省粮食企业可以借助网络对产品进行宣传，还可以与电子商务相结合，开辟一种新销售方式。

其次是销售促进。销售促进又称为营业推广，它是指企业运用各种短期诱因鼓励消费者和中间商购买、经销企业产品和服务的促销活动，如赠品、优惠券、现金返还、免费试用、活动策划等。销售促进可以吸引消费者注意，提高购买率，扩大市场占有率。

再次是公共关系。公共关系是指某一组织为改善与社会公众的关系，促进公众对组织的认识、理解及支持，达到树立良好组织形象、促进商品销售的一系列公共活动。对内，它可以为组织决策层和各个职能部门提供服务并协调组织内部的各种关系服务。对外可以为公众提供信息服务，协调组织外部各种关系，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如金龙鱼大米在2009年就联合深圳卫视《饭没了秀》栏目开展了一期“走进金龙鱼好米体验营”活动，现场除了让孩子跟主持人强子哥哥一起玩游戏外，还让孩子跟家长试吃金龙鱼大米，这种借助媒体推广的形式生动活泼，互动性强，大大提高了品牌的知名度。

3.4注重品牌保护

作为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品牌具有其独特的价值。企业应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自己的品牌。所为“品牌保护”就是对品牌的所有人、合法使用人的品牌实行资格保护措施，以防范来自各方面的侵害和侵权行为。品牌保护不仅仅是粮食企业自己的事情，而且是社会的事，需要社会多方力量的保护，包括法律保护、政府保护、企业保护、媒体保护等。但企业要以我为主，提前谋划，建立完善保护体系并制定一些预案以应对紧急状况。

对于一些侵害自己品牌的现象和企业，不能听之任之，姑息养奸。如果纵容，会从根基上损害品牌形象，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最终失去消费者的信任。因此，粮食企业在品牌保护方面应积极开发和应用防伪技术，严格管理，要运用法律武器，积极参与到打假活动中，保护自己品牌的合法权益。我们的政府也要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对粮食市场的监管力度和对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击力度。新闻媒体等各界力量也应联合起来共同参与到打假活动中来，使粮食品牌这一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特殊品牌在健康的市场环境中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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