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的含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体制改革的含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三维目标是学科教学的基本目标，也是历史有效性教学首先要考虑的基本目标。笔者认为，一堂历史课有没有效，主要的依据还是看是否实现了三维目标，即课本的基础知识是否落实？学习方法是否掌握，学生的能力是否得到提升？学生的情感认识是否得到了升华？下面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一课为例作具体的探讨。

一、基础的落实与知识的运用

基础知识的落实主要包括学生对基础知识的记忆、理解和灵活运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一课要求学生通过学习，掌握以下基础知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格局；改革开放成就。为了落实基础知识，我作了以下尝试：

1．课前质疑。学生在一堂课上不可能时时刻刻集中精力，特别是对于高一的学生来说，历史课本他们都能看懂，上课就容易开小差。课前指导学生预习，质疑课本，提出问题。在课堂上，当老师讲到学生不理解的地方，他们就会集中精力，从而提高学生听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2．对基础知识的理解。课文中涉及了经济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等较为抽象的概念，教师可以先对这些概念进行解释，然后要求学生根据经济体制的含义发现农村和城市原有经济体制的各种弊端；根据经济体制改革的含义解决农村和的主要内容，这样有利于强化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有效理解。

3．对基础知识的归纳整理。课后让学生填提纲，形成完善的知识系统。提纲的结构分四个方面：改革开放之因、改革开放之策、改革开放之果和改革开放之续。通过对提纲的填写，不仅有利于学生巩固基础知识，还有利于形成本课的知识体系。

4．对基础知识的灵活运用。通过实战会考和高考的相关试题，可以加深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有效检测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

二、方法的掌握与能力的提升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一课的教学过程中，我力争让学生掌握以下学习方法，有效提升以下能力：

1．社会实践的方法和能力。为了加深学生对改革开放历史的认识，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充分开发和利用地方历史，在讲课前，我把研究对象定格在广西玉林市，分别选取玉林新农村试点村太阳村、玉柴集团和玉林对外交往情况，让附近学生针对上述三个问题开展广泛的实地调查研究，掌握实地调查的方法，有效锻炼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

2．观察问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在讲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格局时，我把学生调查到的有关改革开放前的玉林太阳村、玉柴集团和玉林对外交往情况整理成三则材料，让学生以经济学家的眼光，用医生的诊断方法，分别为改革开放前的玉林太阳村、玉柴集团和玉林对外交往情况写一份诊断书。

3．合作学习和探究的能力。考虑到学生对医生的诊断方法不熟悉和不理解，我让学生“会诊”，这样，有利于培养学生合作学习和探究的能力。

三、认识的提高与情感的升华

简单地说，要完成情感认识的升华与知识传授相结合，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着手。首先，以知识激起情感，形成学生的外部情感体验。其次，以学生情感体验为基础，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做出价值的判断，形成相应的价值倾向，表现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并在情感上确信其价值的存在。最后通过情感和知识相互交融来达到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的目的。

在教学的过程中，笔者力争通过课堂教学，有效提高和升华学生以下的情感认识：

1．物质提高的享受。课前通过“结婚三大件”的变迁让学生充分感受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人民物质生活提高的享受。

2．政治民主的享受。通过对农村和原因及结果的教学，使学生认识到：旧的经济体制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是阻碍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因素。

篇2

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众多经济学思想流派中，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关键词：

经济非均衡二次调节所有制改革转型发展道德调节

引言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厉以宁先生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先生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何谓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论所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先生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换句话说，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是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基本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厉以宁先生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先生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厉以宁先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双轨运行体制的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上的深刻洞见，澄清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众多经济陷阱，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的迟滞，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剧烈波动，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微弱等，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的非均衡状态有关。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是厉以宁先生全部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政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政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厉以宁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对研究我国资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可能成为适用于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实可行的对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厉以宁先生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先生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先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先生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按照厉以宁先生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的情形，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将因企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趋于合理；同时由于产权关系规范化和生产要素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重新组合，资源在社会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间的合理配置亦将成为事实，于是较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先生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先生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先生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政府行为的理想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假定存在一个理想化的政府，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主持者，拥有调节经济的丰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够通过及时科学的分析对客观存在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实行的后果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并能够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采取适当的对策。这种政府行为理想化的假设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种非凡的万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厉以宁先生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的论战中，厉以宁先生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先生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派）之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思维侧面和理论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归结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核心是均衡价格向量的确定；而这种论点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的交易界区和产权界定是极其明确的，因此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从而资源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配置就只取决于均衡价格。诚然，帕累托最优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条件和理论前提是相当苛刻的，事实上，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经济生活中的当事者是分散决策的，这种分散决策不仅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应当有制度保证其决策的独立性；（2）决策者之间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的决策不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决策的行动结果事先谁也无法掌握，否则便无公平竞争可言。然而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须以产权界区明确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建立和运转起来，必须首先创造这样一种制度条件。在我国特有的经济非均衡的现实条件之下，经济当事人尤其是企业由于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而使得均衡价格的形成遭遇阻碍，因此试图以放开价格为先导从而建立一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观念是不切现实的。实际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先生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订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先生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先生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先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情况下，以价格为调节资源配置基本信号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协调改革派更强调价格改革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之间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全面推进。实际上，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价值判断”，即是指研究者“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而“道德中立”，是指两种极端的状态，或是认为“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或是“主张即使不能用某种逻辑上的完整方法作出这种区分，但还是有希望把对价值判断的断定坚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区分经验事实的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如何艰难。这就产生了一个令所有学者都感到尴尬的悖论：一方面：“科学经济学”的鼓吹者们总是顽固地维护经济学本身的纯洁性和道德中立姿态，认为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另一方面，所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却又与“经济科学不能把主观性评价作为其分析的主题”这种貌似公允的判断相左。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和社会设计作用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如果不能在明确经济中的是非的前提下进行设计，不能对一种社会设计的经济运行后果作出恰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是非辨别，那么经济学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其社会设计功能的道义上和科学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样，尽管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的科学能够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目标和经济政策，但是如果不发挥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科学应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标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即使是构想科学并且符合道义标准的目标，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厉以宁先生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新技术革命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的挑战，而且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内容上的创新的挑战。以新技术革命为出发点，作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必然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方面，这种影响在三个主题上同时展开：就“体制”而言，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促进和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又对经济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标”的研究为例，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发展目标方面应当如何把经济上的要求与社会上的要求联结在一起？微观经济单位和宏观调控主体在制定目标时，应该如何趋于现实化和合理化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从“人”研究层面来说，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福利的含义和度量标准发生何种变化？如何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总体福利的增进而不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由此，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在逻辑上有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其内容各有侧重：经济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即在现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中，从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各自的优劣比较出发，寻找一种既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又能够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即探求一种将微观经济的管理与宏观经济的管理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在摒弃最优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将现实原则而不是理想原则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决策中使得目标的确立走向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追求多种发展目标之间的均衡和谐的实现方式；对“人”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对人的研究被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对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总体福利的增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层次上，经济学的视角与伦理学的视角往往产生相互的交叉与认同。

厉以宁先生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厉以宁先生的设想中，理想的目标经济体制应该包含以下特征：（1）这是一个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之上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经济体制；（2）这是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独立法人的经济体制；（3）这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4）这是一个有着基本合理的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5）这是一个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6）这是一个基于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为趋于合理化从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发展目标的研究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两大社会经济目标。由给定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确定的规范分析，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深化。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一个包含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体系，这种目标体系的动态相对平衡性要求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注重多种目标的统一协进，并考虑到在目标的变动中社会承受能力的强度。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先生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先生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

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却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崭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挑战：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所谓转型，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从初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与国际主流社会相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要从不发达的状态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发达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许多命题诸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企业家成长等，都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传统的僵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积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合力影响，强化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有的路径依赖特征，逼使许多经济学家在正统发展经济学的教条之外寻求中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之路。厉以宁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讲演中，一直关注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的基本观点：所谓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在这种体制变迁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所谓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根本指归的经济体制变革。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这三个命题之外，厉以宁先生还对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和观念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对关系中国转型发展的重大课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既是实质性的，又是渐进性的，“实质性”意味着产权改革将彻底改造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渐进性”意味着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将摈弃激进论者的路线而采取较为谨慎的推进战略，以最小的社会震荡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厉以宁先生在产权改革上的这种立场，一方面将自己与以维护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依据而对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态的保守人士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与那些主张效仿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模式从而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彻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进人士划清了界限。以股份制为新企业体制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完善和促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和体制创新，是厉以宁先生产权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长期论争，股份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关于第二个命题，厉以宁先生历来主张“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中将就业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认为惟有将就业置于突出地位即把发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准，使社会得以稳定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强烈动荡的特殊情形之下。而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这两个政策主张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产权改革的顺利进展带来的企业发展将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宽松的环境，而就业目标的优先策略带来的良好就业态势又可以减少产权改革引发的社会震荡，降低产权改革的社会成本。关于第三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尽管货币流量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说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分析对象的特殊性，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经济增长分析比较适宜于研究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国不但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转型发展背景之下，体制的非单一性、市场的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有力干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长期存在、隐蔽失业和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等，都使得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阐明，而更为严重的是，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扭曲解释会使我们的战略决策受到相当的误导，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的制定。具体而言，货币流量分析无法说明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中的短线部门“瓶颈”制约背后真正的体制与结构根源，而由这种分析方法所导致的将治理通货膨胀置于首位的经济政策选择会严重忽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货币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长战略在处于特殊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是缺乏现实意义的。

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道德问题并非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资源配置和效率增进。然而经济学并不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相反，在对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的最终解答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似乎总是难以回避的。但是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等等当作外生的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变量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这种学术分野并未成为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的阻碍，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有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必然怀有道德忧患意识，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有关道德问题的饶有兴趣的论争中，许多经济学家以其精彩的论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引起伦理学家们极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务正业”介入道德研究领域，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具有某种象征含义：在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的强烈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学者的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在制度转型期面临道德规范的混乱与道德意识的迷茫时对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唤与强烈渴求。

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先生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先生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成员的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来自自我的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也来自自我的正当的利益动机。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习俗或道德传统属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属于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政府的法律规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确立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是一种通过自己的立法行为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强制性秩序的组织，政府的成员需要有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调节行为必须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一种由公众实施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促进政府行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滥用权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结束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国伟大变迁的时代，我们目睹这个曾经饱受患难的国家重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而尤其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国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这是时代赐予经济学者的宝贵的际遇。而经济学界诸多学派之间严肃的探讨、论战和争鸣，不但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繁荣，也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厉以宁先生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当然，如同所有深受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知识结构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样，厉以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和论证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记，对此，厉以宁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昌明有赖于中国经济学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厉以宁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厉以宁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

4.《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1

5.《关于经济问题的通信》，厉以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经济漫谈录》，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厉以宁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

8.《经济·文化与发展》，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

9.《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

10.《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厉以宁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2.《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厉以宁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厉以宁著，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篇3

政府外债管理体制不同于政府的外债管理体制。政府外债管理体制与管理模式的建立还要同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相适应。我国外债管理体制与管理模式应是“统一监管、分工合作、三债分立、借用还统一、责权利明确”的管理体制与管理模式。

关键词：公共财政；政府外债；国有资本外债；政府外债管理体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模式应向公共财政模式转化。财政模式转换后，外债管理体制与管理模式该不该转换及如何转换？在公共财政条件下，政府外债该如何管理？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而且目前较少有人对此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以上问题及与之相关的一些其他问题做一些粗浅的分析与研究，以期对政府外债管理工作提一些初步的看法。

一、财政模式与政府外债管理体制及管理模式的构建

（一）政府外债

政府外债管理体制是一个容易让人产生歧义的词。“政府外债管理体制”可能被理解为“政府”的“外债管理体制”，也有可能被理解为“政府外债”的“管理体制”。本文中的“政府外债管理体制及管理模式”是指后一含义。

为了能够尽可能准确阐述本人的观点，本人对“政府外债”给以新的定义。我认为，政府外债应包含三层含义，即外债、政府的债务、政府的外债。政府外债应当是最终由政府对非本国居民承担的已拨付但尚未清偿的契约性负债的数量，这种负债或是须偿还本息（不论是否支付利息），或是须支付利息（不论是否偿还本金）。在这个定义中，包含如下的几个方面的意思：

1．政府外债是最终由政府承担的外债。政府外债既有政府借的外债，也包括政府担保的外债。政府外债一般是指政府公共外债。国有企业外债不属此范围。国有企业外债是国有资本外债的组成部分。国有企业外债最终还是国家的负债，但是是国有资本的负债。

2．政府外债应是一国政府对非居民承担的债务。非居民是居住在本国以外的法人和自然人。

3．政府外债是指已经拨付但偿未偿还的债务余额。对签订借款协议但尚未提款使用的金额和使用完毕已还本付息的金额不再算做外债的一部分。

4．政府外债必须是契约性的债务。直接投资以及间接投资不属于外债范畴。

（二）财政模式同政府外债管理体制与管理模式

财政模式同政府外债管理体制与管理模式密切相关。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政府以政权组织的身份，同国有资产的最终所有者的身份合二为一，从而政府不仅从宏观上而且从微观上干预经济，干预的最基本手段是计划。国有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而不是真正的企业法人。基于这种双重身份，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财政属单元财政，“大锅饭”财政，公共财政职能与国有资产财政职能不分。

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是公共财政。在市场经济中，产品有个人产品与公共产品之分。个人产品（个人产品是只适用于个人消费的产品或服务）可以通过市场有效率地满足；而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是指具有联合的、共同消费性质的产品或服务）则不能通过市场有效率地满足。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市场有失灵之时，有失灵之地：公共产品的存在；外溢性；自然垄断；风险和不确定性；社会分配不公；宏观经济运行不稳等等，都可以使市场失灵。市场的失效决定了政府必须干预市场。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只有依靠政府的力量，只有政府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正是因为存在着市场失效现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才有了全新的内涵：公共财政。

所谓公共财政，概括起来讲，指的是仅为市场经济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分配行为，它是国家财政的一种具体存在形态，即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类型。公共财政的分配主体是作为政权组织和社会经济管理者的政府。公共财政的分配目的是为了满足公共需要，即是为了保证满足各类通过市场机制难以有效进行资源配置的社会公共产品财力的需要。公共财政是凭借政治权力经由非市场性的渠道进行分配的，因而既具有强制性，又具有补偿性。公共财政基本上是依靠税收来取得其收入的，公债和规费尽管也可以作为收入手段使用，但是只能是临时性的和补充性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的目标经济体制模式。就我国的具体国情来看，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经济职能产生于两方面的要求：一是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权力的代表所具有的经济职能；二是政府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所具有的经济职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必须将政府的两种职能分离开来，将真正的公共职能归于政府，将国有资产管理的职能及国有资产财政归于相对独立的国有资产总代表。相应地，我国的财政模式也必须进行根本的变革。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我国的财政模式也不能是纯粹西方的公共财政模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国的财政模式还是以公共财政为基本目标的。双元财政模式即由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构成的新模式应是我国财政的目标模式。这一目标模式愈益清晰。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公共财政只承担弥补市场失效的任务，而发展壮大赢利性国有经济的任务，则留给国有资本财政去解决。

单元财政模式必然导致政府外债管理体制上的混乱及管理模式的不科学，而双元财政模式的建立又对政府外债管理体制及管理模式的建立产生重要的影响：

1．政府外债应属公共财政的范畴。政府外债作为财政收入的一部分，是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的结果。以外债形式获得的收入在支出上却执行的是公共财政的职能。外债偿还的真正基础仍是政府税收的增加。职能的统一使政府外债统一管理成为必然。因此，公共财政是政府外债管理体制及管理模式的理论依据之一。公共财政为外债借、用、还的统一找到了理论依据之一。

2．双元财政模式的建立将国有资产财政分立管理，最终将使政府外债统一管理奠定财物基础。公共财政的相对独立大大方便了外债的统一管理。

3．由于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外溢状况大小不同，导致财政收入的来源与支出的范围不同，因此政府外债又是可以分级别的，可以实现外债的分级管理。国家和社会受益的项目由中央政府负责外债借用还的安排，地方受益的项目由地方负责外债的借用还。

4．政府外债资金只能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项目。外债资金应用在科教、卫生、市政、交通、通信、农田水利、环保、江河治理等项目上。

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与政府外债管理模式

（一）政府外债管理科学化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基础

没有科学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基础，就不会有科学的政府外债管理体制与管理模式。

我们已经知道，政府外债是政府作为偿债主体的债务。如果政府除了行使政权的职能外还主要提供公共产品，那么政府只能以其财政收入的一部分作为其借债和偿债的基础。如果政府除了行使政权的职能和主要提供公共产品外，政府还拥有、管理、运营大量的国有资产，那么，政府外债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既有作为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的负债，又有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经营性或资本性负债。

作为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的外债同作为一个经营单位（或生产单位）的外债是完全不同的。作为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的外债主要是以政府的税收收入作为偿债的资金来源的，尽管外债的偿付主要依靠出口的增长带来的外汇增加，但由于外债主要是弥补财政收入的赤字，因此外债的负担最终还是本国的公民。而对于一个经营单位（或生产单位）来讲，外债转化为投资投入到生产过程，在生产过程中收回的投资及盈利以及企业的资本金是企业还债的物质基础，外债的负担是企业。另外，作为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的外债的偿还是有弹性的，因为在短期中政府可以通过增加税收或行政性收费来增加外债的偿还力度，而对企业来讲，外债的偿还就缺乏弹性，必须通过增加出口创汇才能解决。因此，同一债务人很难同时管理好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外债。

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同政府外债管理模式关系密切，只有科学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才能更好地管理好政府外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不分，利税不分，国有企业的外债就是国家的公共外债，国家的外债就是企业的外债。象这样把两种不同性质的外债混合在一起是极不科学的，也不利于国家管理外债。因此必须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进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真正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彻底实现政企分开，才能真正实现政府外债的科学管理。

篇4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又好又快

[中图分类号]F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8)02－0033－03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一条是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重大进展”。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党在积极探索和深刻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也是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实际出发制定的重大战略，指明了我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经济发展的方向。

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及重要意义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同于以往所讲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仅一词之差，但内涵却大不相同。经济增长是指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的过程，侧重于数量的增长。而经济发展比经济增长具有更广泛的含义，不仅仅指数量的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的优化、收入分配的合理、资源环境的改善等等。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核心内容，没有物质财富的增加，就无法实现经济的发展。但一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不仅要表现为经济增长，更要体现为经济发展。如果仅仅片面地追求数量的增长，必然会导致经济发展的畸形，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和矛盾必然会越来越突出，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也必然成为空谈。无论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发展，都以一定的方式进行，即经济增长方式或经济发展方式。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相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更深刻更宽泛，它本身不仅包含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而且还从单纯注重数量的扩张转向不仅注重数量扩张，而且更加注重质量提高；不仅强调经济效益的提高，而且更加注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不仅要重视经济的发展，而且还要保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首先要解决“好”的问题，着眼点是“好”中求“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正是把“好”字当头的总要求突出出来，与经济发展由“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的转变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抓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关键，也就找到了经济增长的速度、规模与质量、效益以及资源的循环利用、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最佳结合点，对于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实现了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但经济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矛盾并且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情况和问题，迫切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属于改革战略问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前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属于发展战略问题，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方式就难以实现根本转变；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体制改革则难以顺利推进。改革的成果也难以巩固。

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消减影响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近年来，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之一是投资增长过快、过热。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迅速扩张，2004年政府的宏观调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投资增幅，但在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投资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投资规模一直偏大。2007年前7个月，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达26.6％，广义货币M2和狭义货币M1同比增长分别为18.5％和20.9％，均在高位运行。问题的根源仍在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方式上。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更迫切、更重大的现实任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助于科学处理投资与需求的关系，通过稳定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在抑制投资过快增长的同时扩大消费需求，避免出现大的经济起伏，确保整个经济发展机体不受损害乃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受影响。

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根本属性就是社会和谐。社会和谐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的和谐。我国人口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方式，过于强调GDP的增长，对经济结构、分配结构和资源环境等问题重视不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但重视创造必要的社会物质财富，同时更加注重优化经济结构、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更加注重提高广大低收入群众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切实解决教育、卫生、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从而，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环境和谐相处。

4、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也是十分艰巨的任务。要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当前我国面临着资源供给不足、单位资源利用率低、污染严重的问题，只有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维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只有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顺利实现到202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从而为社会全面进步和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约因素

从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向以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转变”开始，党和中央政府一直强调和重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道路上摸索前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成功保持了经济高位稳定运行。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10.4％的速度持续增长，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四，人均国民总收入翻了近一番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经济建设中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难循环”的痼疾依然存在，能

源、资源、环境、技术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实现可持续发展遇到的压力不断增大。具体表现在：

1、偏重速度和规模，质量和效益重视不够。在我国现行的干部考核体系、干部选拔任免制度和财税体制下，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和官员自觉不自觉地限定在“以GDP论政绩”的思维模式中，这样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政府和官员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通过粗放扩张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在经济快速增长、经济规模总量不断扩张的同时，经济增长质量并没有获得同比的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提高的幅度相对滞后。

2、偏重经济效益，生态效益重视不够。我国经济效益连续多年来有了较大提高。从2006年的统计数据看，全国财政收入达到3.93万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31％，成绩举世瞩目。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些经济效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资源、能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一是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与发达国家相比很低。以2006年为例，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相当于发达国家的4倍左右。二是我国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大。三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持续遭到破坏，生态退化趋势尚未得到遏制，野生物种的栖息地面积不断减少。可见，我国生态效益问题依然十分严重。

3、偏重技术引进和模仿，自主创新重视不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的是“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对引进国外技术形成了依赖，用于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的资金比例严重不协调，技术应用往往限定在模仿层面。自主创新的意识不强，投入不足。国家统计局相关统计数据表明，我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中75％的企业没有技术开发机构，50％的企业一年都不开展一次创新活动。另据统计，我国大中型企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只占销售额的0.39％，即使高新技术企业也只占0.6％。由于重视和投入不足直接导致我国自主创新的能力不强，尤其是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领域体现得更为突出，产品利润微薄。此外，我国的科技工作者67％集中在事业单位，17％在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还有16％在三资企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工作。这种结构性缺陷直接影响到创新人才的聚集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从短期看，这不仅降低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而且从长期看来，由于没能真正做到“经济自主”将导致经济增长的潜力不足。

4、偏重经济增长，社会保障重视不够。近年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指导下，我国GDP保持年均10％以上的高速增长，为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逐步形成了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保障覆盖面窄、“应保未保”的问题还很突出。据统计，我国50.2％的城乡居民没有任何社会福利或社会保障，24％的城乡居民只享受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商业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险四类中的一种，全国仅有1％人口被纳入到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中；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仍然较低，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较好解决，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社会救助的标准也较低；社保基金总量与人民群众的需求相比还远远不够。加上国家对社会保障长期规划和制度设计缺乏系统性，政策衔接不协调，责任不明晰，有效的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影响着我国社会保障质量和水平的提高。

三、加快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思路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能否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能否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更深刻、更自觉地把握经济发展规律，更新发展观念，下更大的决心、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构筑科学完善的实现机制，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1、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当前，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的惯性较大，仅仅依靠一般的市场调节手段和政府调控管制不足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只有进行发展观念上的深刻反思，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和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变。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是硬道理，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归根到底要以经济不断向前发展为前提。科学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要辩证地认识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转变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念。只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是发展的最终落脚点和归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动力上向以人为本这一发展核心转变，既要使人民群众成为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者，又要让其成为经济发展名副其实的受益者。

2、从根本上转变政府职能。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并逐步走向成熟的情况下，社会个体主要是通过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来实现各自的目的，反对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社会和个人生活。这在客观上要求政府必须切实转变职能，找准角色定位，合理把握和处理与社会、市场及公民的关系，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职能模式。因此，政府不但要退出产品市场，而且还要逐步退出要素市场，从制度上更好地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真正将自身的职能转变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良好市场环境的创造者和人民权利的维护者。同时，要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切实重视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工作。加强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建设，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为公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创造条件。

3、切实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是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始终贯穿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只有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科技发展，才能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才能有效解决“高速度低效益”的问题，提高国民经济增长的质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一是应立足现有国情，有选择、有重点地开展技术研发，在关键领域掌握自主技术；二是注重发挥集群优势，突破单个企业创新资源不足的瓶颈制约，走集成创新的发展道路；三是建立以企业为核心、经济与科研有机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逐步推动企业向科技投入和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转换；四是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培养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使创新智慧竞相迸发、创新人才大量涌现。

篇5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这是在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真正领会其中的深刻含义，对于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正确把握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向、自觉推动改革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一，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原则的不断完善。人类社会的任何生产活动都离不开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使用这些要素不是无偿的，对每一种要素都必须支付一定的报酬，这种报酬就形成各要素提供者的初次分配收入。所以，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多种所有制结构决定了生产要素的多种所有制，在分配上也必须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在党的十四大提出收入分配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党的十五大提出，“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党的十六大强调，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把各类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由确立原则上升为健全制度，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是经济领域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二，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以来，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各类生产要素逐步开始以不同形式参与了分配。这些都从分配制度、分配方式上为充分发挥各类生产要素持有者发展生产力和创造社会财富的巨大作用提供了体制条件，客观上也提高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总的部署中，提出了要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要求。因此，大力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完善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要素价格的制度，使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成熟做法进一步规范化，增强稳定性，在各个领域广泛应用，就会推动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成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础，焕发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大生机和活力。

第三，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是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增强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如何应对新的科技革命的挑战是我们必须应对的重大课题。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科技进步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体制创新是科技创新的基础，必须从体制上特别是分配体制上为创新活动提供有利激励机制，生产要素尤其是技术和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化就是其中的重要举措。

第四，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是逐步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的客观要求。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收入分配格局，是理顺分配关系、促进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关键是要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使劳动付出的多少、资本配置效率的高低、技术的先进程度、管理的优劣，能够根据统一市场经济规则，按照对价值形成的贡献大小，获得相应的收益分配。这样，那些劳动付出更多特别是掌握复杂劳动能力的人，掌握一定的资本和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的人，就会逐步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壮大中等收入者队伍，他们创造的社会财富也会大量增加，社会的稳定性也会进一步增强。

篇6

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二五”规划建议在强调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时，提出了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理念。随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要“加强改革设计”。在今年两会上，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提交审查的“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均强调：“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并强调“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这体现了我党改革思想的重大进展。一个工程学术语――“顶层设计”，正成为中国新的政治名词。那么，为什么要强调“加强改革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对我国下一步改革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一、改革顶层设计的内涵

回看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小平同志的“摸着石头过河”论，可谓妇孺皆知。应当说，这也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摸着石头过河”，作为一种渐进式的改革模式，在推动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立为核心的改革中，为经济发展增添了活力，增强了综合国力。这种改革模式遵循由易入难的原则，也避免了社会的震荡，其历史性的价值毋庸置疑。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改革事业的不断深化，改革越发需要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改革攻坚的难度也在不断提升。包括政府职能的转变、社会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的深化及司法体制改革等，都到了一个关键时期。之所以强调对改革进行全面设计、规划，说到底，还是因为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在深水区，各种深层次的矛盾纷纷显露，盘根错节地联系在一起，已经很难分清纯粹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或是社会问题。“顶层设计”理念的提出，正是基于这样的大背景。

何谓“顶层设计”？就整个国家的改革而言，顶层就是最高层，就是全党全国这一层。重视“顶层设计”，就是要求加强对改革的统筹力度，就是要求我们把已经进行或将要进行的改革、创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基本方向、基本目标、基本价值进行更具操作性的连接，就是要求我们把改革真正提升到制度、体制、机制建设的层面。简言之，就是要求全面设计，统筹规划。

同志在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顶层设计”这一概念在中国改革过程中的使用有一个全面的表述，概括起来有三层含义：一是指导方针，明确指出“着力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在实践中不断开拓科学发展之路”。二是基本内容，主要强调“要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从党和国家全局出发，提高辩证思维水平、增强驾驭全局能力，把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协调好，同时要抓住和解决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长远的重大问题、关系民生的紧迫任务，……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三是实现路径，重点解决“体制和深层次矛盾、全面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体制创新”。

可以说，顶层设计概念的提出，是我们党对中国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认识深化的体现，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和完善，要求我们政府在改革与发展中能从战略高度统筹改革与发展的全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科学发展的理念，为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谋划新的发展“蓝图”。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二、加强改革顶层设计的必要性

“十二五”时期既是改革的历史转折期，也是改革的战略机遇期。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推进改革，需要更大的决心和勇气，也需要制定理性务实的改革路线图。从这几年的改革实践看，由于对改革的整体设计不足，已经使当前改革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综观今天的改革，我们不难看到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不少地方和部门都强调改革创新，各种各样的改革尝试似乎从未停止过；另一方面，人们似乎对改革还有诸多不满意。一些部门打着改革、创新旗号扩张权力，既得利益膨胀，已经不是个别现象，改革存在被碎片化的可能。这种改革变形、改革碎片化现象，损害了改革的权威，使某些改革流于形式。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至关重要。

第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更高层次的统筹规划。新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抑制对资源和要素的过度需求引发的外延扩张式增长，改变地方政府以GDP为核心的发展冲动，需要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低碳经济作为主要目标。这需要高层次的统筹协调。把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使之成为发展低碳经济的推动者、政策提供者和监管者。把二氧化碳排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作为约束性指标加以考核。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科学的政绩评估和考核体系，理顺政府、市场、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和发展低碳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

第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更高层次的统筹规划。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未来5年，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将为撬动国内消费需求增长提供一个战略支点，为发展方式转变创造内生动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涉及到国家、企业、居民之间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涉及到城乡、地区、行业之间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涉及到中央地方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涵盖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整体性建构。这样的改革，单靠在地方和部门层面的探索很难有实质性进展。

第三，建立就业优先的体制机制需要更高层次的统筹规划。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就业问题始终处于发展问题之首。就业问题是一个结构性的体制问题，既涉及到产业结构中扶持服务业发展的问题，也涉及到所有制结构的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问题，还涉及到宏观调控优先目标的考虑，涉及到政府的公共就业服务等诸多方面的改革。这样的改革决定了只进行某一个领域的改革很难奏效。

第四，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需要更高层次的统筹规划。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如何推进2亿多农民工的市民化，是未来5-10年不可回避的全局性重大课题。农民工市民化涉及到现行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制度。以城市为农民工子女提供义务教育为例，涉及到跨省区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对接。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在流出地，但其接受教育在流入地，尽管一些发达地区做了不少探索，在跨省区协调上的问题不解决，改革局限在地方层面是难以有大的突破的。

三、如何加强改革顶层设计

第一，要重构改革的协调机制。加强改革顶层设计，需要专门的设计机构。从领导和谋划改革的要求看，成立由中央直接领导的中央改革领导协调机构，有利于从全局上把握改革的进程：强化改革的决策机制，对每一项重要的改革做好总体部署，使改革决策机制更加统一有力；坚持统筹兼顾、综合配套，对各方面的改革实施具体、统一协调；综合把握改革的总体情况，改善改革的推进方式，把自上而下的改革与地方性改革试验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要加强改革立法，把改革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十二五”推进改革，要用法律形式将改革目标上升为国家意志，明确界定改革主体、改革对象、改革责任，强化改革目标的约束性，使改革目标成为法定责任。重大的改革，应先立法后改革，以法律手段来使改革从经验型改革过渡到理性、规范有序的阶段。

第三，要建立改革进程的评估机制。一是建立完善的改革评估指标体系。改革评估指标应包括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进展。二是建立改革的反馈机制。对改革过程中暴露的矛盾和问题，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组织专家评估。三是建立多元参与的评估体系，将社会评估组织和专家等纳入评估主体范围，充分发挥和整合不同评估主体的优势,形成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多元参与的评价体系。

篇7

依笔者之见，公司设立门槛降低包括两个基本含义，一个是公司设立实质性条件的宽松化；一个是公司设立程序性条件的简便化。前者比如发起人或者股东人数的最低法定要求的下调、最低法定注册资本的降低以及出资方式的放开等。后者主要是指公司设立时登记手续的简化，也就是登记核准事项的压缩以及公司经营范围限制的减少。而在上述诸多的门槛降低事项中，笔者认为，资本门槛之下调是公司法对公司设立门槛修正的核心环节，也是公司法治和法治公司的必然要求，我国公司法修该应降低公司设立时的资本门槛。

（一） 降低公司设立的资本门槛，是公司资本在形成机制上的法治要求。

公司资本制度与公司治理制度是公司法治化进程中的两大重要制度，对后者的探究早已形成了一股理论热潮，而最近学界对前者的关注也达到了空前之程度，归根结底皆因资本制度在公司法治中的支柱地位。公司资本制度是一个系统的公司法律制度，其中，公司设立时的资本门槛问题是公司资本形成制度的基础性环节。目前，我国现行公司法实行的是较为严格的法定资本制，且最低法定注册资本数额偏高，而大量的公司实践证明，这一门槛设置实际上削弱了有些投资者的投资机会，也超出了有些投资者的投资能力，不利于吸收民间资本进入到公司这一市场主体中去。笔者认为，在资本制度这一问题上，应该借鉴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归零思考”（笔者理解为突破传统立法旧框）和“朝底竞争”（笔者理解为实现投资环境最优）的立法思路，同时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实际和商事活动之现状，采用一种比较折衷的立法思路，引进授权资本制，改进法定资本制，即实行“折衷授权资本制”，让出资人在一个法定资本门槛上，按照一定比例出资，允许出资人分期缴付出资，从而降低公司设立的成本，最大限度的吸纳投资，给公司资本注入新鲜的血液，给公司生命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从而构建既适合我国公司实践这一国情，又贴近国际潮流与国外先进立法经验的公司资本制度的形成机制，从而完善我国的公司资本法治，构建优良资本环境下的法治公司。

（二）降低公司设立的资本门槛，是公司人格在诚信机制上的法治要求。

诚实信用是现代法治的一个重要理念和要求，笔者曾经指出，诚实信用是人之为人的人格堤坝，是商之为商的交易后盾。为人，不讲究信用，就会滋生人际交际障碍，错过人际交际机会，从而阻断人际交际道路；为商，不讲究信用，就会丧失商事交易市场，损害商事交易利益，从而葬送商事交易前途。公司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主体，从商事法角度观察，公司具有商事主体的地位，享受完整人格的立法待遇，因而必须遵循商事法律关系主体的诚实信用原则，早就公司人格的诚信机制，而公司诚信机制的形成在很大程度取决于公司自治，说到底是公司人格的自治。如果对进入市场的公司人格进行过多的限制和干预，那么就会因为缺乏竞争而使诚信打折扣，反之，如果赋予公司人格以合理限度内的充分自治，那么将会为公司人格之诚信理念培育提供内在张力，从而有效构建公司诚信机制。因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键要靠发挥市场自身的功能，要靠强化公司人格的自治程度，单纯通过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将设立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过高的固定下来，这与市场主体的灵活性、自主性这一性格特点相背离，削弱了自治就等于诚信机制丧失生存土壤，不利于公司诚信机制的建立。所以，降低公司设立的资本门槛，又是公司人格在诚信机制上的法治要求。

（三）降低公司设立的资本门槛，是公司行为在竞争机制上的法治要求。

公司主体一旦进入市场，就要与各种市场主体发生大量的经济行为，而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性，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也要求建立正当的竞争机制。所以，现代法治环境下的公司必须在法律规则框架内发生公平、自由的正当竞争行为，而参与竞争的前提是公司取得准入市场的平等和自由资格，公司法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私法二元结构理论告诉我们，商法是私法的一个基本分支，平等、自由是私法的基本理念，而公司法属于商事法律部门，自然应该包含平等和自由的私法理念。公司设立的资本门槛降低，会使“平等准入、平等竞争”、“自由准入、自由竞争”的法律环境更加优化与宽松，从而发挥包括公司法在内的现代商法的激励功能，激励更多的投资者实现资产的有效运用，做到“物尽其用”，如此以来公司这一市场主体数量增加，更多的市场主体能够进入到市场，参与公平的市场竞争，这反过来又会促进市场健康发育和协调发展。可见，法治环境下有序而合理的竞争机制的形成，客观上要求市场上出现更多而不是更少的竞争主体，这对提高经济效益、反垄断、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法律意义。

（四）降低公司设立的资本门槛，是公司主体在市场机制上的法治要求。

法治环境下的市场机制的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拥有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公司作为一个市场主体，只要依法成立，合法经营，只要其数量规模能被一国市场所容纳，那么，对带动整个市场走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之路，对构建我国完善而成熟的市场机制，都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推动意义。比如，大量的公司发生商事行为可以活跃金融市场，公司就业岗位的增加可以拉动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信息市场等。单就劳动力市场而言，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了部分下岗失业工人，政府非常重视他们的再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为他们顺利就业提供各种便利，其中创办企业、开设公司是好多下岗失业工人的一个理性选择，然而，理性的选择却在筹集资金不足、投资能力薄弱等现实问题面前甘拜下风，好多人没有能力按照现行公司法规定的最低注册资本要求进行出资，无法跨越过高的资本门槛，如果公司法修改后能够降低这一门槛，就可以有效地缓和这部分计划投资者“强烈的投资愿望与过高的资本门槛之间的矛盾”，从而通过设立更多的公司来吸纳更多的投资者和劳动者，不仅壮大了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也会协调的走向健康发展之路。

（五）降低公司设立的资本门槛，是公司立法在发展机制上的法治要求。

篇8

关键词：会计制度变迁；公共合约；强制性；渐进式

一、会计制度的性质

按照新制度学派重要代表人物诺斯的解释，“制度是一个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诺斯，1994）。广义的制度包括正规制约和非正规制约，即“是由当时在社会通行或被社会所采纳的习惯、道德、戒律、（包括宪法和各种具体法律）、规章（包括政府制定的条例）等构成的一组约束个人社会行为，因而调节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规则（樊纲，1996）。”按照以上制度含义的一般解释，会计制度应包括制约会计行为人及利益相关者的法律、法规、准则、惯例及单位内部会计制度的总和。

从本质上看，会计制度也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准则。无论是会计法律还是会计准则、会计惯例，或内部会计制度，就其本质功能而言，都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一种规则。因此，同其他社会性制度一样，会计制度也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会计制度的制定同样是在利益矛盾冲突条件下的一种公共选择过程。会计制度的“消费”既具有排他性，又具有某种强制性。尤其是在我国，会计制度大多表现为法律、法规的性质，其强制性“消费”的特征更为明显。

然而，对具有技术规范外在特征的会计准则性质的认定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迄今为止，国外学者关于会计准则性质的认识，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1）会计准则是一种技术手段；（2）会计准则具有经济后果；（3）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是一项纯粹的程序（刘峰，1996）。而我国青年学者谢德仁则认为“会计准则的性质在于它是一项关于一般通用的会计规则的公共合约（谢德仁，1997）。

在笔者看来，将会计准则看作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手段，只是看到了会计准则的实施过程所呈现的技术规范这一外在形式，而没有对会计准则制定过程及实施后果给予足够的关注。其实，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会计准则的制定是相关各方利益冲突条件下的一种公共选择过程，甚至因此而上升为一种“政治化的程序”。与此相适应，会计准则的实施会产生信息使用者决策、影响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经济利益分配的“经济后果”。第二种观点虽然看到了会计准则所具有的“经济后果”，但没有明确回答会计准则究竟“是什么”的，即没有概括出会计准则的基本属性。第三种观点强调了会计准则制定过程所表现的政治化程序特征，但“政治化程序”毕竟仅是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所表现的特征，而不是从准则制定到准则实施后果全过程的性质。

笔者比较赞成谢德仁博士关于会计准则是一种公共合约的观点。因为将会计准则定义为一种公共合约能够更好地解释会计准则制定、实施及实施后果的系统性特征。不过，笔者要强调的是，会计准则作为一种规范会计行为的制度，虽然也是一种经过各利益集团斗争而形成了的社会合约，但它与其他社会性制度相比具有自己的特征。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其作用机制上。一般而言，制度作为一种社会机制，常常是通过界定个人或组织的行动空间及其责权利，直接约束利益主体的行为来实现对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调节功能的。如税收制度直接约束纳税人、税务机关等当事人的行为，调节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信用制度直接约束借贷双方的行为，从而调节借贷方之间的利益关系；等等。与此不同，会计准则并不直接约束相关利益主体的经济行为，而是通过为会计人员提供技术规范约束会计主体的会计行为，确保会计信息系统提供具有相关性和可靠性的财务信息而间接地实现调节人与人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功能。这正是人们容易把会计准则当作一种纯粹的“技术手段”的原因。但是，纯粹的技术规范，如大量的生产技术标准，并不具有调节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功能。由此不难看出，会计准则作为一项制度安排，与其他制度安排的重要区别是，它通过提供会计信息加工的技术标准，来减少会计信息使用者搜集、鉴证、利用会计信息的交易成本，以减少不确定性，从而实现制度所具有的调节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功能。

二、制度变迁的特征

对于中国会计制度变迁的特征，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把握：一是我国会计制度变迁同国外，尤其是市场成熟国家的会计制度变迁相比所具有的特征；二是80年代以来的会计制度变迁同建国后曾发生的重大会计制度变迁相比所具有的特征；三是会计制度变迁同其他经济制度变迁相比所具有的特征。下面，我们按照这一思路展开具体的分析和概括。

1． 政府是制度供给主体。

任何国家的会计（包括专门的和非专门的）都是由国家制定的，因而都具有国家的性质。然而作为会计制度结构中核心组成部分的会计准则，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其供给主体却有很大的不同。实际中主要有政府供给和民间职业团体（或机构）供给两种模式，此外也有部分国家由政府与民间职业团体共同供给。美国、英国等是民间职业团体供给模式的代表，法国等则是政府供给模式的代表。我国会计制度历来以政府为供给主体。考虑到会计准则涉及许多技术性，会计核算和会计信息质量关系到相关利益主体的经济利益，尽管在我国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成立了国内外咨询专家组，并在正式颁布之前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但实质上我国会计准则的供给主体仍然是政府，即属于政府供给型模式的典型代表。

我国坚持以政府为主体供给会计准则的原因主要有三点：（1）制度遗产。制度的制定本身也是一种制度安排。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制度供给主体角色一直由政府充当。特别是会计制度，无论是全国统一的会计制度，还是行业性、地区性的会计制度都由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制度制定程序本身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已经为所接受，况且这一制度安排已在《会计法》中明确规定。（2）政府作为会计准则的供给主体可以保证准则的权威性和时效性。由于政府代表国家，因此，政府制定会计准则比民间职业团体更具有权威性。此外，由于政府制定会计准则可以减少制定过程中的交易费用，缩短制定过程和实施推广过程，从而具有更好的时效性，而这种时效性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十分迅速的今天是十分必要的。（3）在大中型及上市公司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所具有的主体地位也是政府制定会计准则的重要原因。同其他制度安排一样，会计制度涉及到有关各方的经济利益，而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国家是企业的最大利益者，保证国家利益不能不说是政府制定会计准则的一个重要原因。

2． 制度实施具有强制性。

制度变迁有两种基本类型：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林毅夫，1994）。前者是指一群（个）人在响应制度不均衡所引起的获利机会时而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制度创新；后者则是指由政府命令或法律的引入、实施而引起的现行制度的变更或替代。由于我国会计制度制定方面的制度遗产，加之我国快节奏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尤其是资本市场的迅速，迫切要求会计制度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变迁。在这种背景下，会计制度的强制性变迁也就成为合乎逻辑的选择。强制性会计制度变迁的优点在于，能利用政府的强制力和“暴力潜能”等方面的优势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但政府的有限理性、集团间利益冲突和知识准备不足等则可能制度变迁的效果。例如，会计制度的强制运作，可能违背了某些人的利益，而这些人可能不按制度行事，这便会降低制度效率。近年来，一些企业不按会计制度特别是不按具体会计准则要求进行会计处理和信息披露，制造虚假会计信息，便是企业管理当局抵制新会计制度，导致制度效率降低的例证。

3． 制度变迁过程是渐进的。

按照对改革方式进行分类的一般标准，既应包括改革的目标和程序，也应包括改革的速率。据此，笔者认为，中国的会计制度变迁应属于渐进式变迁。其主要特点是：逐步推进、分步到位、先易后难、先试验后推广等。从1980年10月全国会计工作会议提出会计改革问题，1984年10月全国会计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关于会计业务改革的设想（讨论稿）》、《会计改革纲要（试行）》；从《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准则》（基本会计准则），到《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和已颁布的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从1985年的《会计法》到以后两次修改的《会计法》。所有这些制度性的变化可以看出，我国整个会计改革的过程是在“边干边学”、“摸着石头过河”中进行的，是分步推进的。而在会计改革过程中，通过在不同所有制、不同组织形式、不同经营方式的企业进行试点，特别是先在外商投资企业、股份制试点企业及上市公司这样一些新的经济成份或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中率先实行新的会计制度，积累经验，然后再推进全方位的会计制度变迁，具有典型的先易后难、先试验后推广的特征，同时又是一种明显的先“增量”改革，后“存量”改革的策略。时至今日，我国已颁布的几项具体会计准则仍然分为“所有企业执行”和“上市企业执行”两部分。这也说明，我国的会计制度仍处在渐进变迁过程之中。

我国制度的渐进式变迁是由会计制度的特点及国情所决定的。会计对的虽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从深层次上看，会计的发展始终依赖于经济环境的变化 ，会计制度作为经济制度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处于一种“配角”地位，而高度依存于其他制度安排。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中，它必须服务和服从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而我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是按渐进的方式进行的，这就决定了会计制度变迁也只能是渐进的。期望在短期内使我国所有会计原则、会计程序和都达到一种理想状态，显然是不现实的。

渐进式制度变迁的优点是，因“边干边学”、“先试验后推广”，可以分步骤取得制度替代或转换所需要的信息，逐步积累变迁所需的知识，从而可以减少信息的不确定性和非完备性，变迁的阻力也相应减少，摩察成本降低。当然，渐进式变迁也有其缺陷：（1）各项相关制度安排不同步，易造成制度结构失衡，特别是新旧制度安排之间常常发生摩擦和冲突，从而导致效率损失。例如，我国会计制度结构中的会计法、基本会计准则、具体会计准则，还有行业会计制度、股份制（试点）会计制度之间就常常出现矛盾，从而降低了制度效率。（2）制度供给相对制度需求常常出现时滞，造成制度空档，为一些企业人为操纵会计信息提供了可乘之机。如关联交易、企业合并等会计业务的处理都曾出现过类似情况。（3）“边干边学”使会计人员学了一些“有效期”很短的知识，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整个变迁过程的成本。如1993年会计人员刚掌握的财务状况变动表编制知识，在1998年就不那么有用了，而他们必须重新学习编制现金流量表的知识。

4． 资本市场和国际惯例具有导向作用。

我国正在进行的会计制度变迁与建国后进行的前几次会计制度变迁相比，一个重要的不同点是导向上的差异。80年代之前的会计制度变迁，总的来说是围绕服务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的，即以建立集中统一的会计制度为制度变迁目标。会计信息仅仅为宏观经济计划管理和内部管理服务，在会计制度变迁目标的定位上并未考虑与国际惯例接轨。由于当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也谈不上资本市场的导向作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带来了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和经济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因此，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较好地与国际惯例协调的会计制度结构成为这次会计制度变迁的目标。这里所说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适应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要求。事实上，正是资本市场的发展才催生了中国的会计准则。资本市场是建立在信息披露基础之上的，而信息披露的核心是财务信息，及时、相关、可靠的财务信息是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必要条件。从我国会计准则产生的时机以及各项具体会计准则颁布的时间顺序和所规范的内容都可以看出资本市场所具有的导向作用。

与国际惯例接轨，是这次会计制度变迁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这次会计制度变迁的重要导向。资本市场和贸易的国际化必然要求作为商业语言的会计提高其一致性程度。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财务信息的国际可比性，进而为合理配置资本、降低市场风险和筹资成本提供信息支持。《国际会计准则》在国际之间的会计协调方面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世界各国都在努力使本国的会计准则向国际会计准则靠拢。我国在会计准则制定方面是一个后起的国家，这使我们有可能参照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已经形成的会计准则体系制定本国的会计准则体系，使我国的会计准则体系目标一开始就定位于“国际水平”。从我国已颁布的几项具体会计准则的内容看，均具有与国际会计惯例较高的协调性。

——————————

：

1道格拉斯·C·诺斯． 制度、制度变迁与绩效M．上海：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

2樊纲．渐进改革的经济学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篇9

【关键词】 收入分布；收入差距；原因

一、前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经济快速增长，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不断地提高，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发生一些问题，比如说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正不断扩大甚至有两极化的趋势，各个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很大，经济发展很不均匀，一些生活在底层的人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等等。政府也将解决收入分配过大问题列入了十二五规划中。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主要表现在教育分配差距，地区收入分配差距和各行业收入分配差距三方面。通过对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原因的探索，明晰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症结所在，同时为我国政府作出合理的决策提供必要的参考依据。

二、收入分布的含义以及收入分配差距的含义

（一）收入分布的含义

即从一定的源泉反复取得的其源泉不受损失而可自由消费的产品或价值，它是一定经济过程分配的结果。分配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是指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创造出来的产品或价值按一定标准分配给消费者的活动过程。

（二）收入分配差距的含义

通常是指经济发展中的规模收入分配差距，即个人之间或各类人之间所得收入的差距。相对差距是以收入比重获取收入相对份额表示的收入差距，绝对差距是指以货币单位或其他实物指标表示的收入差距。

在实际应用中，用的比较多的指标主要有五种收入分配差距的衡量指耍郝迓状那线；基尼系数；泰尔指数；阿提金森指标；五等分指标。本文主要使用的是基尼系数。这主要基于以下考虑：（1）基尼系数是国际经济学界所采用的最流行的指标，便于国际比较；（2）基尼系数能以一个数值反映总体差距，也能进行分解分析。

三、造成收入分布差距的原因

（一）我国地区对个人收入分布差距的影响分析

1.东中西部地区收入分布差距产生的原因

我国地大物博，，各地经济地理都不相同，造成我国在大地带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的原因很多。但三大地带经济发展水平严重不平衡是导致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增长、结构变动和体制或制度创新三方面内容。

各地区在市场初次分配的机会不平等导致了居民收入分配的地区差距特征收入来源于经济的发展，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地区差距则受限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快慢。

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使“先富”带动“后富”缩小地区差距、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基本政策最终流于形式。

市场的“马太效应”必将使我国居民收入分布地区差距呈逐步扩大的趋势。经济发展好的地区已经拥有进一步发展的资金、技术，地区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人力资本不平等是使地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随着收入上升，人们对人力资本各个组成要素的需求也上升。另外，人力资本的各个方面也会影响人们的生产力和收入水平。

2.城乡收入分布差距原因分析

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中国长期以来实行严格控制城市人口增长的方针，对城市人口的增长实行双重控制方法。

二元的计划生育政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城乡二元计划生育政策，生育政策在城乡之间有巨大差异：城市人口生育政策规定每个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子女，只有在几种特殊情况才可以允许生育两个子女，政策生育水平大约在平均每个家庭为1.1个子女；而农村家庭有50%左右生二胎，农村政策生育水平大约是平均每个家庭为1.6个子女左右。

政府为城乡提供的公共产品不均等。首先，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过低。再者，国家对城乡教育投入不均等。我国的教育存在“重城市，轻农村”的倾向。

（二）我国教育对个人收入分布差距的现状分析

1.城乡间地区间教育差距对收入差距影响

教育理论上可以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然而我国政府在实施过程中却并没有履行好这一职责。城市学校具有充分的财力支持，办学资金充裕，农村学校办学资金缺乏，由于地方政府资金来源有限，对教育的投入也有限。这种财力不均衡必然体现在城乡教育的差异上。

2.不同的受教育程度对于个人收入分布的影响

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劳动报酬分配的重要因素。据世界银行1991年的估算，每增加一年的学校教育，在韩国能使人们的收入增加6%，在马来西亚能使男性的收入增加17%，女性的收入增加18%；每增加一年初等教育，在泰国能使男性的收入增加17%，能使女性的收入增加13%；每增加一年中等教育，在印度尼西亚能使男性的收入增加8%，能使女性的收入增加12%，在泰国可使使男性和女性的收入分别增加7%和25%。

经济体制、社会制度是影响受教育程度与人均收入分布的根本因素。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推论：影响中国受教育程度与浪费报酬关系状况的根本因素是经济体制和相关社会制度。从根本上说，体制性，制度性因素是关键性和深层次的影响因素。在今后的改革中，我们应该注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及各项社会制度的科学安排。

（三）不同的行业对于个人收入分布差距的影响分析

每个行业有自身的特点，行业性质决定着职工收入。Sehettkat指出，不同行业自身的特征决定着行业间的收入差异，这些特征包括强度、风险、失业率和工作时间等，他们都是造成收入差距的因素。

四、结论

我国现阶段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但个人收入分布差距在很多方面依然突出。从根本上讲，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等经济性，制度性因素所导致的。具体来说，本文分别阐释了地区间差异，教育的差异，行业间的差异对个人收入分布的影响。让我们对个人收入分布差距的原因有了初步且较清晰的了解。在今后的改革中，我们还应健全各方面机制，逐步缩小收入分布差距。

参考文献：

[1] 孙D.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研究[D].河北经贸大学，2013

[2]杨强.中国个人收入分配问题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2

[3]马海涛，姜爱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J].财政研究，2003（07）：39-41

[4]关搏.中国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差距相互影响的数量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3

[5] 陶莎.教育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收入分配差距[D].江西财经大学，2006

篇10

【关键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对策分析

中图分类号： {F123.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引言

国有资产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他是属于国家所有的一切财产和财产权利的总称。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的过程，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也造成一系列问题，本文基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考进行了相应的探讨。

一、对国有资产的定义

国有资产是指归国家所有，能够为国家产生各种经济效益，是各种资源的总和。狭义的国有资产主要是指经营性国有资产，它是指国家以出资者的身份在企业中占有的权益和资本。

广义的国有资产是指的是国家所拥有的各种债权、物资、财产以及其他方面的权益，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国家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投资而形成的资产；

（2）、依照法律所得的本应该归国家所有的财产；

（3）、接受的各种馈赠形成的财产；

（4）、国家通过行使行政权力获得的财产。

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现状及问题

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需进一步完善，目前在实践中主要表现出的问题：

缺乏应有的管理意识

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缺乏应有的认识，在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进行国有资产产权交易或者在与外商进行合资经营或合作经营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低估国有资产价值，甚至无偿占有和使用国有资产的情况，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在中国国有经济体系中，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严重滞后于整体经济制度，国家权益受损。

中央地方之间产权关系不明确

虽然在理论上来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产权边界有明确的划分，但是在实践操作中，二者的权利和责任关系却一直缺乏有效的约束，使得地方政府有足够的措施来根据自身的利益，来权衡国有资产的收益，从而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各部门分割管理责任

目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责由多个部门担任，这就从体制上造成选择管理者的机构与行使决策权的部门没有联系。同时，分割管理定会导致各部门都热衷于争权力，部门间权责不明确，而在承担企业的财产责任时却互相推诿，影响了企业经营效率。

缺乏完善的法制建设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国有资产的管理制度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但是，相关的管理制度与法制建设却远远滞后于实践，至今为止仍没有出台一套有效完整的关于国有资产管理的法规，导致管理混乱无序，国有资产管理的随意性很大。另外，各级立法机关与管理部门尽管出台了一些区域性的关于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与规章制度，但个别法规、制度之间却互有矛盾，使执行部门无从下手。

忽视价值管理

由于国有资产的管理形式大多是采取实物形态的管理，着重的只是资产的结构、资产的总量以及资产的空间分布，而对于资产在投资运营的过程中，会不会达到增值、质量能否得到提高的目标却并不重视。因此，把资本化管理的概念引入到其管理形式中，才能转变原来仅静态的和注重物质的理念，增强资产的增值能力以及质量。

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对策分析

对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我国一直都在进行了不间断的探索，其主要都是围绕着产权问题，和围绕制定一套怎样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展开的。

健全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制度

严格科学的资产评估制度是保证国有资产的重要措施，实行正确行之有效的评估制度。缺乏完善的资产评估管理制度，不仅难以保障国有资产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不利于各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因此应尽快制定科学的资产计算评估制度，并应提高资产评估机构和资产评估制度的建设的力度。

提高业务人员素质

若要提高国有资产管理的总体水平，关键在于人才队伍的建设，提高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国有资产的管理无论在何种程度上实现标准化以及智能化，但最终依然还是由相关的人员进行执行。而由于国有资产的管理者需求大、人员少，更重要的是国有资产管理者对相应的专业知识掌握不透彻，导致了国有资产管理时的不严谨科学以及不规范合理。因此，对国有资产管理人员进行必要的业务培训，具有十分重要的改善作用。只有管理人员不断地更新知识，汲取现代化的创新技术，才能提高整体国有资产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从而为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提供人才保证。

加快国有企业改制步伐

国有企业是企业国有资产的载体，因此，维护国有资产的安全，实现保值增值，就需要管理好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是当前改革的首要任务。

上级主管部门要强化监督管理措施，定时开展财务检查，考核企业管理目标，促进企业切实管好国有资产。国有资本可体现为控股、相对控股、重大影响等形式，让改制后的企业真正做到政企分开，责权分明，产权明晰，科学管理以及充满生机和活力。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应该审时度势，采取有进有退循序渐进的方式，积极实行股份制、公司制等混合所有制经济。在一般缺乏竞争机制的中小型企业，国有资本须整体退出，让民营经济进行充分发展。要积极处置、盘活国有存量资产，从实际情况出发，加强市场调查，通过拍卖、转让、国退民进等方式，把国有资产从实物形态转变为货币形态，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对稳定社会、发展经济起到积极作用。

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各项配套改革

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同时应该加快各项配套改革，来扫清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障碍。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将政府执行公共行政事务管理职能的机构和政府国有资产所有权职能的机构进行分离，最后，大力培育和发展要素市场，因为无论是产权转让、资本运营还是经理人员的选聘和监督，都离不开完善的要素市场。所以积极培育和发展要素市场，对于构建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有着重要的影响。

明确政府职责

政府应该尽量减少对行政的干预，明确身份，尽量通过出资人的身份来进行管理，而真正的管理决策还要由企业决定。在对资产的管理过程中，要以达到经济目标为目标，同时注重实现政治以及社会目标。资产是一种经济资源，它可以为持有者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其具有经济性的特点。而经济性是资产管理的主要目标，但是却不能为了单方面经济利益，背弃国家和社会的利益。

结语

综上所述，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工程，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应该尽力探索我国的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的改革，我国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框架已初具雏形，同时，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仍存在一些理论与实际问题。我们应该结合中国国情，从实现国有经济的功能的角度来完善国有资产新体制，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有资产的最佳比例，加强国有资产的立法管理，形成统一的国有资产管理法律体系，促进整个社会进步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安林．新国资管理体制待进一步完善[j]．上海国资，2009．11．

[2]唐未兵．论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