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社会定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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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变迁背景下的回族老年人口赡养问题研 老年人口腔疾病的特点与治疗 老年人口干症 中老年人口腔健康与护理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与死亡态度的关系 临终老年人家属的死亡教育 试论老年人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作用 中老年人口腔卫生与常发口腔病的分析 我国老年人口健康照护的困境与出路 老年人口腔细胞角蛋白与口腔扁平苔藓关系的临床研究 论老年人口腔疾病的预防与保健 农村老年人口的社会适应检视与政策调整研究 老年人口腔修复的临床观察 论老年人口腔疾病的预防 老年人口腔不良修复体的危害分析 老年人口腔修复的临床分析 老年人口腔保健的价值研究 浅谈老年人口腔疾病的治疗特点 浅谈老年人口腔保健的方法 概率统计定义的含义理解与教学思考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620万人相比较，60年间增长至原来的55倍。中国老年人口的增长量和增长速度均超过了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平均水平，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将进一步发展。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我国60岁及以上和65岁及以上的人口绝对数将分别达到49亿和37亿，占比将分别上升至365%和276%，21世纪后半叶中国老龄化将呈现高位发展趋势，至2100年60岁和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将提高至396%和338%Population Division， DESA， United Nations. Probabilistic population projections based on the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DB/OL].[2017-01-17]. http：///unpd/ppp/.此数据来自对应的人口预测中方案。。可见，对于21世纪的中国而言，老龄社会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的社会常态。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态势除表现出了加速发展的特征外，还有较其他国家更为复杂多变的独特性。中国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期，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均在发生显著变革：国民经济进入中速增长的新常态，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和活跃的人口流动，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的变动，人口统计学和疾病流行特征的迅速变化[2]，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和较低的人均GDP之间的矛盾，等等。上述多种因素的叠加作用使得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形势更加复杂多变，也使得中国应对未来老龄社会的难度增加。

虽然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诸多社会经济挑战将成为未来中国政府和社会的长期重点工作，但是老龄化不应被误解为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障碍。相反，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与进步的标志[3]，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是21世纪中国社会的人口新常态。

2.需要重新认识老年与老龄化

老龄社会的常态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正常趋势，其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当前全社会之所以存在普遍的“恐老”现象，甚至“谈老色变”，实质上是因为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安排不能适应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现实在老龄化进程中凸显出来了，而我们仍在用以往的观念来对待这样一个新的社会现象，用传统的适合于年轻社会的政策理念和工具来设计应对这一新现象的制度和政策体系。人口结构在变化，社会观念、公共政策、社会行为及个体行为也需要随之发生改变。其中，观念的改变应当是先于公共政策和行为转变的。老龄社会的常态化要求人们重新认识老年，需要在老龄观念与态度上的新转变，这应当成为我国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挑战的战略前提。

人们对老龄问题的关注与日俱增，然而当前我们对老龄的认识存在许多误解，老年人的定义就是其中之一。目前全球通用的老年定义是把60岁或65岁及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人口，这一标准最初源于联合国[4-5]，但联合国的规定是有当时的时代背景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预期寿命和对养老保障的考虑。该老年标准自确立以来几十年没有发生变化，各国学者在探讨老龄相关的公共政策时基本都参照这一传统老年定义。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开始出现重新定义老年与老龄化的前瞻研究，以舍波夫（Scherbor）和桑德森（Sanderson）为代表的人口学者提出了按照“期望余寿”15年倒推老年标准的新思路[6-9]，其研究成果已相继发表在Science和Nature等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国内，翟振武等在总结老年定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从“年轻”状态到“健康”状态再到“自理”状态的老年定义理论体系[10]。但国内的相关研究尚处于概念梳理的起步阶段。

二、老年人口死亡概率时代变迁的佐证

有关老年的讨论，最初是基于生命历程展开的，死亡是生命历程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指出，人口死亡率能够较好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的整体健康状况。对于老年人口而言，死亡概率同预期寿命一样是衡量其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一般与老年人口所处社会的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密切相关。

本文着重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老年人口的年龄别死亡概率的时序变化，同时考察死亡概率变化的性别差异、地区差异及国别差异。本文之所以将1980年以后作为考察期，是由于这期间的人口数据较为完备，而且20世纪80年代来以来是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时期，经济社会的变革与进步巨大，医疗卫生体制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作用并反映在人口死亡水平变动上的效应显著。本文分析死亡概率的时代变迁主要从两个视点出发：一是考察相同的年龄所对应的死亡概率在不同年份的变化；二是相同的死亡水平界线，在不同年份所对应年龄的变化。出于直观分析的考虑，本文将参照系设置为年龄60岁和死亡概率10‰界线。这是由于传统老年定义通常将60岁作为老年的年龄起点，并且社会保障及退休制度等相关公共政策也将它作为主要的划线基准；而死亡概率10‰界线则是与传统老年标准年龄相当接近的死亡水平线。

本文中全国及分省的年龄别死亡概率来自历次人口普查和小普查数据编制的生命表。编制生命表所需的分年龄、分性别的死亡人口数和死亡率数据则分别来自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的第三至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995年、2005年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本文未对每次普查的死亡数据作出修正，而是在普查公布的死亡人口和死亡率（m（x））基础上采用Chiang和Greville法对年龄别的死亡概率（q（x））作出估算和调整。我国历次人口普查（包括小普查）的死亡数据质量确实存在较大差异，学者们也发表了很多调整和评估的论文，如王金营、任强和游允中等、黄荣清、孙福滨和李树茁等、张二力和路磊等[11-15]，不同的方法和假设会对数据结果产生不同影响，但死亡概率变化的总体趋势没有改变，只在具体数值上有区别。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死亡概率变动的长期趋势，而不在于具体数值的准确性，因此在认识到不同来源不同年份死亡数据误差的前提下作了简化处理，即基于原始死亡数据展开分析 我们也采用不同的方法对历次人口普查和小普查的死亡数据进行过调整，发现死亡概率变化总的方向是一致的，本文重点不在死亡概率的具体数值，而是对长期变化趋势的探讨。。日本和英国的死亡概率稻菰蚶醋匀死嗨劳雎适据库（The Human Mortality Database The Human Mortality Database， http：///）。

1.老年人口年龄别死亡概率的时序变化

1982―2010年的近30年间，中国人口的年龄别死亡概率曲线按照时间序列在整体向右下方移动（见图1），同一年龄的死亡概率呈现出逐步下降趋势，同一死亡概率界线对应的年龄则在逐步提高。说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医疗保健水平的进步、人们健康状况的改善，我国人口的死亡模式发生了变化，老年人口的年龄别死亡水平在逐渐降低。这与陈心广和王培刚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他们利用《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死亡率统计数据对国民健康动态变化的分析发现：1990年以来60岁以上人口的死亡率都呈均匀的下降态势，中国城市老年和退休人口的健康状况稳步改善[16]。

由表1和表2可知，1982―2010年，我国60岁年龄人口所对应的死亡概率分别是1803‰、1514‰、1328‰、1276‰、988‰和851‰，近30年间死亡概率共降低了952个千分点。2000年之前，60岁人口的死亡概率均超过10‰界线，而2005年之后，60岁对应的死亡概率开始低于10‰界线。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在相应年份分别为55岁、57岁、57岁、59岁、61岁和62岁，在时间序列上呈现出逐步上升趋势，近30年间共提高了7岁。2000年之前，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均低于60岁；而2005年之后，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开始高于60岁。

2.老年人口死亡概率变化的性别差异

分性别来看，从1982年至2010年，同年龄男性的死亡概率普遍高于同年龄的女性。60岁男性人口的死亡概率从1982年的2100‰降低至2010年的1081‰，近30年死亡概率共减少了1019个千分点；60岁女性人口的死亡概率从1982年的1497‰降低至2010年的607‰，近30年死亡概率共下降了89个千分点（见表1）。60岁男性老人的死亡概率比60岁女性老人的死亡概率平均高出4―7个千分点。而且，历年60岁男性的死亡概率始终超过10‰界线；而60岁女性的死亡概率从1995年开始就已经低于10‰界线。从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来看，男性从1982年的54岁上升至2010年的60岁，提高幅度是6岁；女性从58岁上升至65岁，提高幅度是7岁。同一死亡概率界线对应的年龄，女性一般高于男性，且变化幅度大于男性。

性别差异还体现在死亡概率的变化速率上。1982―2010年的近30年间，60岁年龄人口的死亡概率年平均降低034个千分点，其中60岁男性的死亡概率年平均降低036个千分点，60岁女性的死亡概率年平均降低032个千分点，男性死亡概率的下降速度略快于女性。从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年龄的变化来看，老年男性年平均上升021岁，老年女性年平均上升025岁，总体年平均上升025岁，即老年男性平均每5年上升1岁，老年女性平均每4年上升1岁，总体平均每4年上升1岁，见表2。

3.老年人口死亡概率变化的国别差异

英国和日本两国分别是西欧、东亚人口死亡模式转变的发达国家代表，本文选取英国和日本与我国进行比较分析。

将1980―2010年同期的中国与英国进行比较，30年间，英国60岁人口的死亡概率总共下降了857个千分点，年均下降029个千分点；中国60岁年龄人口的死亡概率则下降了952个千分点，年均下降034个千分点。可见同一时期，相同年龄人口死亡概率的绝对水平中国要略高于英国，但中国死亡概率的下降幅度和下降速度均大于英国。中国80年代（1982年）60岁人口的死亡概率相当于英国1945年英国1945年60岁年龄人口的死亡概率为1840%，数据来源为人类死亡率数据库（The Human Mortaloty Database， http：///）。左右的水平，2010年60岁的死亡概率则相当于英国2000年左右的水平，我国老年人口的死亡水平与英国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从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年龄的变化来看，1980―2010年英国从56岁上升至65岁，30年间提高了9岁；而同期的中国则从55岁上升至62岁，近30年间提升了7岁，中国在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上始终低于同一时期的英国，见表3。

日本的老龄化进程比我国更早，老龄化程度也更高，人口转变过程和生命表模型与中国十分类似。因此日本的老年人口死亡概率的变化历程可以成为研究并预测我国人口死亡概率变化趋势的重要参照。

对比1980―2010年同期的中国和日本，日本30年间60岁人口的死亡概率下降了355个千分点，年均下降012个千分点；而同期中国60岁人口的死亡概率要远远高于日本，但死亡概率的下降幅度和下降速度则大于日本。从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年龄的变化来看，1980―2010年日本从62岁上升至68岁，共提高了6岁；与同期中国提高7岁相近，但同样的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日本高出中国6―7岁，见表4。

综上，相同年龄人口的死亡概率，我国略高于英国、远高于日本，我国老年人口的死亡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仍存在相当的差距。但就同期死亡概率的下降幅度和下降速度而言，中国死亡概率的下降幅度最大、速度最快，英国次之，日本的下降幅度有限。日本作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深、平均预期寿命最高的国家，其老年人口的年龄别死亡概率也始终处于世界最低水平。

4.老年人口死亡概率变化的省际差异

我国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社会经济的地区差异使得老年人口死亡概率水平和变化趋势也存在地区差异。本文仅以上海市和甘肃省为例试图说明死亡水平与死亡模式变化的地区性差异，由于人口迁移带来常住人口死亡模式变化以及普查口径的改变等多方面的原因，分省死亡数据调整的难度更大。因此基于普查公布的原始死亡数据展开分析。

鉴于1982年和1987年甘肃省1岁组分年龄人口和死亡人口的稻菘傻眯晕侍猓甘肃省的生命表为1990年及以后数据。

上海市是我国经济最发达、老龄化程度最深的省市，同期上海市60岁年龄人口的死亡概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1982年的115‰降低至2010年的443‰。全国60岁的死亡概率从2005年开始低于10‰；而上海市则从1990年开始就已低于10‰，比全国早了15年（见表5）。再考察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上海市比全国高出4―6岁。1982―2010年的近30年间，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上海市从59岁提高至68岁总共提升了9岁，提升幅度大于全国。

甘肃省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人口死亡模式的转变进程慢于全国和东部发达地区。就死亡概率的基本水平而言，1990―2010年甘肃省60岁人口的死亡概率均高于同期的全国平均水平。就死亡概率的变化幅度而言，甘肃省60岁人口的死亡概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20年间共降低了711个千分点，下降幅度和下降速度要略大于同期的全国平均水平。甘肃省60岁人口的死亡概率从2010年开始低于10‰，比全国晚了5年。考察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甘肃省从1990年的56岁上升至2010年的61岁，低于全国水平约1岁，与上海的差距更大，为5―8岁。20年间，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共提高了5岁，变化幅度与速度基本与全国水平近似，但低于上海。

我国在老年人口死亡水平及变化趋势上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分化特点，总结前面可以得出，就相同年龄人口的死亡概率而言，上海市和甘肃省的差距有可能是20年。

将上海市和甘肃省的生命表数据与英国、日本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我国上海市60岁年龄人口的死亡概率高于日本，但低于英国；人口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上海市比日本小，但大于英国。甘肃省的人口死亡水平与英日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虽然就全国的总体情况而言，我国60岁人口的死亡水平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但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既有上海市这种与发达国家的死亡水平相近，甚至超过一般发达国家的省份，也有像甘肃省这种同不发达国家相近的省份。对中国来讲，完成死亡模式的转化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老年人口死亡概率的变化，主要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健康模式等的影响。随着时代的推进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提升，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逐渐完善，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也使得人们健康保健知识的丰富、健康行为的增加，这一系列因素作用在人口质量上的结果即是老年人口死亡水平的下降、健康状况的改善。既然同年龄的老年人口在不同年代呈现出不同的死亡水平和健康状况，同样的老年生理年龄具有不同的时代内涵，那么在考察老年与老龄化问题时，以60岁或65岁为固定起点，且长期以来维持不变的传统老年定义就值得我们重新审视。

三、老年定义的新思考

老年人口年龄别死亡概率的时代变迁可以佐证老年标准需要有一定程度的上行调整。

1.老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应当认识到老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人们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随着时代的演进，人口特别是老年人口本身的生理与心理状况、生产与生活方式、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积累、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机会与能力，所处的社会环境、科技水平等均发生了显著变化，不同时代或世代的老年人口具有不同的内涵，不同时代人们对老年的认知和界定也应当是存在差异的。如今的老年人已经不同往日，后世代的老年人往往要比前世代的老年人更“健康”、更“年轻”，传统的老年定义已经过时，亟须重新审视。此外，未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现代医疗及生命科学的进步，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还将继续延长，在整个生命周期中老年期占比也将发生变化，老年人口的生理、心理与社会年龄将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因此老年应当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相对概念。

2.老年定义直接影响社会的制度安排

老年定义的改变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变化，或者被狭义地理解成一个数字的游戏。老年定义直接影响社会和个人对不同年龄人口群体的基本认识，直接影响社会经济制度的安排，重新定义老年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意义。老年定义是老龄社会的基础性问题，在当今世界各国的社会治理层面，几乎所有的社会管理制度与政策，如退休制度、养老金政策、劳动就业政策、医疗卫生保障政策等，都以老年定义或老年标准作为政策划线的基准。老年定义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对当前老龄社会现状认知和老龄问题解决的正确性，也会影响对未来老龄社会的发展预期和公共政策体系设计的方向把握，关系到整个老龄社会的全局。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或者延迟全额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并非只是平衡养老金的权宜之策，而是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变革背景下人口特别是老年人口发展态势的巨大变化所要求的，是为能够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蕴藏在老年人口中丰富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能够维护老年人口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权利与机会。老年定义的变化也将直接影响老龄工作目标人群的大小，使得公共政策和公共资源能够更有效、更精准地解决与老龄化有关的问题。

3.老年定义直接影响相关学科的发展

老年定义会直接影响相关学科的理论框架、实证方法、学科的指标体系和学术规范等，从而影响相关学科的发展，这是重新定义老年之于学术上的意义。从理论框架与实证方法而言，老年定义问题是医学、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框架与实证方法的基础问题，老年定义的科学性与否，直接决定相关学科的理论框架导向与实证方法运用，从而影响相关学科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从指标体系而言，社会的负担系数、经济增长模型（劳动力资源对经济的影响）、人口老化系数等一系列指标都与老年定义直接相关。从学术规范而言，老年定义的准确和科学与否，直接影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规范度与严谨度，影响到学者基于这一定义所做研究的学术和理论价值。老年定义作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基础性问题，若传统老年定义需要及时的动态修订，那么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如何修订，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指标、模型和评价标准也都需要随之而变化，学术研究如何开展国家和历史比较等都会成为新的学科发展领域。

4.重新定义老年可以促进未来老龄社会的重构

老年定义的改变将有助于重新建构未来的中国老龄社会形态，并可能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态势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在社会态势上，重新定义老年将改变中国社会对老年人和老龄化的社会认知。很大一批按目前概念定义的老年人口将不再被归为社会的负担、社会财富的消耗者、社会问题的来源和制造者等消极角色，转变为社会发展的既往贡献者、未来社会发展的潜在生产力，并拥有参与社会经济发展、享受发展成果的权利与机会。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化”倾向将能有效扭转，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客观判断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广泛认可将有助于对老龄社会的积极应对。在经济态势上，重新定义老年将有助于释放和利用蕴藏在老年人口中丰富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有效缓解劳动力人口急速萎缩导致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的现象，也能缓解养老金收支不平衡的压力。在政治态势上，重新定义老年有利于老年人口政治权利的维护和政治诉求的表达，改变中国老年人口政治弱势地位，推进民主政治进程。在文化态势上，老年的重新定义将促进中华“孝文化”以及“尊老”传统的复归。

重新定义老年是事关老龄社会全局与基础的根本性问题，其必要性与重要性决定了老年的重新定义是势在必行的，该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老年的重新定义是一个系统工程，还需要多方长期论证。

四、结论与讨论

中国正在进入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时期，如何应对老龄社会的挑战不仅是政府也是全社会高度关注和亟须投入巨大资源的领域。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一个关键在于改变人们对于老年和老龄化的认识和理念，而重新思考老年的定义又是最重要的起点和基础。在过去几十年间，我国老年人口的年龄别死亡概率呈现出随时间序列不断下降的趋势，这说明我国老年人群的人口状况和年龄内涵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这就为我们重新定义老年提供了有力依据。老年人口处于动态变化中，因此老年定义也应是一个动态指标。此外，我国老年人口年龄别死亡概率的r代变迁还表现出了显著的性别和地区差异，以及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说明在重新审视老年定义时必须避免简单化、单一化的界定方式，既要思考全国的总体情况，也要将性别差异和地区差异考虑在内。纵观世界，欧美各国都在不断延迟退休年龄、将劳动年龄与预期寿命挂钩，在缓解养老金危机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开发老年人力资本以推进经济持续增长。在中国逐渐延长退休年龄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对老年定义的研究是制定新的退休政策的重要基础。除此之外，老年定义也是关系到老龄社会方方面面的基础问题。倘若传统的老年定义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那么就有可能致使我们对上述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的认识存在偏颇，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效果。

本文仅从死亡概率的角度探讨了重新定义老年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正如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所指出“现在的70岁还不是‘新的60岁’”[17]，还必须综合考虑预期寿命与健康寿命、内在能力（Intrinsic capacity）与功能发挥（functional ability）、疾病流行病学变化与医疗卫生服务、健康多样性与公平性等其他影响与反映老年人口的健康与机能状况、人口发展态势的多种因素。我们也正在从认知、参与、生理、心理以及生活方式变化等角度进一步探讨老年重新定义的问题。人口老龄化需用更复杂的指标体系来测算，需要建构包括重新定义老年的一整套与老龄社会有关的理论和政策体系，人口学家在这一领域是大有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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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模式不同于西方，这与中国的人口政策、生育率下降和迅疾的人口转变关系密切。人口老龄化对现有体制来说，就是需要赡养的人群无论其比例还是规模都扩大了。体制内外的老年公民在快速老龄化的过程中如何分享公共的养老资源，如何避免人口老龄化而导致的老年贫困的加剧已经成为最为严峻的社会问题。

老年人口的贫困率较高

一般来说，老年人口是贫困率比较高的群体。即便在发达程度如美国这样的国度，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养老保障压力也是十分显然的。据美国社会保障局介绍，目前美国有11％的老年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如果没有社会保障制度，全国的老年贫困人口将高达50％。对于2／3的美国老年人来说，社会保障制度是退休后的主要收入来源；而对于1／3的美国老年人来说，社会保障制度则是其惟一的生活来源。然而，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由于人均寿命延长和人口出生率下降，美国依靠社会保障制度生活的老年人会越来越多。据有关部门预测，再过30年，美国的老龄人口将比现在多出一倍。那时，在职人员与退休人员的比例将明显缩小，平均2．1名在职人员养活一名退休人员，而目前是平均3．4名。专家估计，如果不进行改革，美国社会保障制度15年后将入不敷出，出现赤字，到2037年，政府将无力支付养老金。

老年贫困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通过的《政治宣言》和《2002年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都明确提出国际行动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要“反老年贫困”，并以消除老年贫困作为最终目标，要求联合国各成员国到2015年将极度贫困的老年人口比例下降一半。

中国有1／3的老年人口陷于贫困

我国老年群体中存在着大面积的人道主义问题。根据国际粮农组织标准（恩格尔系数超过60为贫困），我国城市老年人口（年龄在60岁以上）有27．8％处于贫困，农村则高达41．6％。如果考虑到老年人的消费水平低，将老年人口的基本生活标准线定为总人口月平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半，那么有4794万老年人口处于贫困的境地，其中城市1161万，农村3633万。而据200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一次性抽样调查，城乡合计大约有1／3的老年人口经济状况不佳，总数在4200万～4800万之间，其别贫困的大约500万。我国贫困老年人口的特征表现为：高龄、丧偶、疾病困扰、低文化程度、低（无）社会保障、无子女或者儿女贫困、在偏远乡村居住。

2000年12月全国老工委举行的“中国城乡老年人口一次性抽样调查”给了我们一次很好的了解我国老年人口贫困状况的机会。根据这次调查，城市老年人月均收入719元，农村153元。城市老年人月均总支出为731．1元，“收入贫困缺口”人均12元；农村老年人月均支出181．5元，“收入贫困缺口”28．5元。

从这次抽样调查中可见，无论城乡，在总体上，老年群体存在着普遍的“收入贫困”问题；农村的贫困缺口、贫困面大于城市；高龄老人的贫困面大于低龄老人。从老年人对经济状况的自我评价情况来看，觉得够用有余的占16．4％，大致够用的占53．3％，有些困难的占24．1％，十分困难的占6．3％。自我评价经济“有些困难”和“十分困难”的老年人中有4278万老年人口的经济状况不佳。

另外，有超过一半的老年人口存在着很高的“贫困风险”。引入“贫困风险”是为了说明贫困这个概念的弹性，一般来说，有贫困风险的老年人口比例高于在贫困陷阱中的老年人口。自我评价“大致够用”意味着很有可能跌入贫困的陷阱。这些人在收入上可能是高于老年贫困线了，但实际上徘徊在贫困陷阱的边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在1997?1998年做了一个“广东省老年人口生活质量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对广东老年人口造成最大心理压力的是经济问题，他们常常感到贫困的威胁。

防止陷入“人口老龄化深化”的陷阱

对于我国老年贫困问题，民政部、全国老工委、全国助老办公室以及地方上都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中国的反贫困政策框架是确保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对贫困老人实行社会救助，减免部分农村贫困老人农业税等。例如，全国妇联有“巾帼助老行动”；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白塔镇建立了“贫困老年人救助基金会”；我国香港地区的高龄津贴说明了社会发展和老年人的经济状况的关系，就是“大河有水小河满”。

随着我国老年人的增多，如果没有覆及全体老人、有着互相支持功能的退休养老制度、福利养老制度、保险养老制度和救助养老制度，那么未来的老年人口的高龄化、老年结构的女性化、家庭人口的空巢化、生育子女的独子化、成年子女的城市化等力量变迁的叠加可能导致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被边缘化、弱势化，从而陷入“人口老龄化深化的陷阱”。在中国，反老年贫困问题长期被忽视。譬如，1994年开始实施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宣称在2000年的时候，解决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其中，针对一些脆弱群体，如残疾人、儿童、妇女等都有特殊措施，对老年贫困问题却只字未提。考虑到养老保障制度的变迁，有一点要提请注意：现在农村中青年人口未来的养老存在着更大的养老风险，如孩子更少，未来的不确定性因素更多，有限的储蓄，等等。如果我们的文化和制度准备不足，陷入老龄化社会的人道主义危机将不是危言耸听。

阅读背景

多元视角理解“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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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老龄化社会；日本老龄化问题；老龄化对策

一、引言

根据联合国有关报告的定义，65岁以上的人口数量达到总人口数量比重的7%以上时，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近年来，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成为全球性的社会问题， 一些经济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中叶就已跨入老龄化社会，并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这其中，日本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最为突出，特别是在日本的农村，这一问题更为严重。一方面日本国民寿命的增长，出现了大量的高龄农村人口；另一方面，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批地涌入东京、大阪等繁华城市，给日本农村社会生活及农业发展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二、日本老龄化问题的现状

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老龄化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足5%。而到了1970年，这一比例的增长超过了7%，1994年则进一步增长到14%。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资料显示，截止至2011年10月，日本人口总数为1亿2780万人，其中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数量为2975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23.3%。与2010年（23%）相比，增加了0.3%。其中，男性老龄化人数为1268万人（平均寿命84.19岁），女性为1707万人（平均寿命90.93岁）。

三、日本老龄化问题产生的原因

对于日本社会老龄化问题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一是平均寿命的增长而导致65岁以上人口数量的增加

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以及医疗技术、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日本的人口死亡率逐年下降，人均寿命大幅增长。以平均寿命为例，2011年，日本男性国民的平均寿命为84.19岁，女性国民的平均寿命为90.93岁。

二是由于出生率降低而导致的青年人口数量的减少

与日本社会高龄化的增长趋势相反，日本的人口出生率却是在逐年下降。1956年人口出生率为2.22%，1975年降至1.91-2.00%，1993年为1.46-1.50%，2005年则降至历史最低点1.26%。今年虽然略有回升，但仍然只能达到1.39%的水平。

四、日本老龄化问题的对策

1996年11月15日，日本内阁颁布了《高龄化社会对策基本法》，从雇佣、养老金、医疗、福祉、教育、社会参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着手，依靠国家、地方公共团体、企业、地域社会、家庭以及个人的共同携手努力，来解决老龄化问题。其主要体现为：

1.增加高龄人口的就业机会，提高高龄人口的收入，并加强稳定社会养老金制度。

2.通过加强高龄国民的健康管理、支援社会护理服务体系的发展、改革高龄者医疗制度，以实现高龄者健康寿命的延长和生活品质的提高。

3.为了促进高龄者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鼓励高龄者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促进他们的社会活动参与意识。

4.从生活环境方面进行改善，比如在城镇规划建设、交通安全等多方面增加投入，来确保形成适合高龄者生活的安定、舒适的生活环境。

五、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对日本老龄化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在社会老龄化对策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大量的成果。尤其是在国家政策层面上，通过确立老龄化对策的相关法律，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参与以及社会环境等多方面，构筑从政府到地方、企业、家庭、个人的全局性的老龄化社会对应体系，是日本老龄化对策的核心。这一点，对于我国所面对的日益严峻的社会老龄化问题，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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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如法国和英国,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高速发展,自19 世纪下半叶以来,人口死亡率、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结果导致人口老龄化。到20 世纪中叶,人口老龄化已经引起西方人口学者的广泛关注。根据联合国的人口资料,1950 年,发达国家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19 % ,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到1970 年代,人口老龄化趋势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十分明显,而且在一些实行计划生育的发展中国家也初见端倪,人口老龄化正越来越成为严峻的全球性问题。

    1956 年,联合国在《人口老龄化及其经济社会影响》一文中,对“人口老龄化”第一次做出了比较科学的定义:一个人口的老龄化是指人口定义为“老年”的人的比例增加。关于老年的起点年龄,为研究和统计上方便,联合国将老年人的起点年龄定为60 岁或65 岁;关于老龄化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起点比例,世界公认的标准是60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10 %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7 %。

    一、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的成因分析

    1950 年代以前,一般认为人口死亡率和生育率的共同下降才会导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老龄化。随着稳定人口理论的确立与完善以及人口预测技术(特别是计算机的开发和使用) 的推广,西方人口学家对人口生育率、死亡率、迁移率和人口老龄化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的决定性成因是人口生育率的下降,而不是人口死亡率的下降。联合国1956 年出版的《人口老龄化》中分析了稳定人口的构成,考察了生育率对年龄构成的影响,结论是:具有相同死亡率、不同生育率的稳定人口的年龄结构之间的差异,大于具有相同生育率、不同死亡率的稳定人口的年龄结构之间的差异。联合国1973 年再版的《人口趋势的决定因素和后果》一文中强调人口生育率下降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最大因素,如果生育率下降缓慢则人口老龄化不会很快。人口学家A·柯尔将人口出生率下降带来的老龄化形象地称为“从金字塔底部的老龄化”。中国1970 年代末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生育率开始迅速下降。与此同时,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明显上升,由1964 年410 %上升到1982 年的419 % ,2000 年升至6198 %。任何人口体系,只要它的出生率长期下降就会导致人口老龄化,也就是说,任何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中国家,迟早都会出现人口老龄化。中国已经实行了长达近30 年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快于西方国家。据李仲生的预测, 2010年以后老年人口数量迅速增长,2050 年将达到217187 亿人,老年系数也急速增长,到2050 年增至9510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快速稳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以及医疗水平的提高和普及,也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人口的老龄化。

    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

    西方人口学者普遍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对消费需求、私人储蓄、劳动生产率、社会保障体制、公共财政以至经济增长都会产生影响。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效应是非常复杂的,其效应与经济中的具体条件有直接关系,如人口老龄化的具体程度、储蓄率水平、养老水平、工作时间、寿命预期和经济增长等。笔者结合中国的实际,从以下五个方面加以论述。

    1. 对劳动力供需关系和就业的影响。人口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的下降意味着此后大约20 年后新增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假定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变,新增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将改善中国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提高整个社会的就业率,这样看来较低的生育率对解决就业问题有利。但是,这个假定是不成立的,因为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不仅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同时也影响整个经济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并进而影响对劳动力的需求。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国外投资和出口拉动,而中国商品的出口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如果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由于出生率的持续下降而减少甚至逐步消失,那么国外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大量出口需求会转移到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从而减少了对中国的出口需求和投资需求,此时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同时也意味着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

    2. 对消费或储蓄需求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弗朗科·莫迪格利亚尼于1950 年代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他认为消费者是理性的,一个人会以其一生拥有的要素资源总量来安排消费和储蓄,以实现一生的消费效用最大化。一个人关于储蓄和消费的决策不仅着眼于现实的收入,而且着眼于终身的收入。根据这种假说,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储蓄率将下降。美国经济学家卢卡斯1970 年代提出了合理预期假说,认为一个人的经济行为不但受当期的各种条件约束,也受到他对未来的预期的约束,如果人们认为未来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社会保障计划会面临巨大的财务风险,那么现在人们会减少当期消费和增加储蓄,从而导致储蓄率上升。实践的情况是,由于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将导致养老金制度的改革,退休金或社会保险的津贴会供给老年人的养老费用,老年人不储蓄或减少储蓄,使得储蓄率下降。如瑞典在20 世纪60 年代普遍实行养老金计划后,储蓄率从7 %下降到低于1 %;美国在20 世纪70 年代由于社会保障的增加减少了个人储蓄总额。[1 ]从长期趋势看,老年人口的储蓄水平相对较低,通常在老年人口中,储蓄的数量和利息所得基本上是随着年龄的上升而减少,随着我国人口的快速老龄化,特别是当老年人口内部的高龄老人增加时,势必影响储蓄。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储蓄等于投资,储蓄的减少等于投资的减少,从而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1985 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占GDP 的比重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的储蓄动机调查发现,2000 年以后,在中国居民的储蓄动机中排第一位的与社会保障有关,包括养老和医疗保险,这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上升。日本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近20 年来日本的人口老龄化没有提高消费率,国内消费需求不振已经成为长期困扰日本经济发展的顽疾。从中国的具体实践来看,人口老龄化增加了储蓄,加重了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消费需求不足将是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长期问题,快速老龄化形成的消费需求结构,对于经济发展是不利的。

    3. 对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劳动生产率等于一定时间内国内生产总值和各种生产要素总投入的比值。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受到各种投入的生产要素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一定数量的劳动力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而人口老龄化往往导致劳动力人口减少,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克拉克在《个人与人口老龄化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在劳动年龄人口中,年龄构成不同对经济发展有不同的影响,15~44 岁的劳动力人口和45~64 岁劳动力人口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有明显差别。一般说来,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资源相对缩减。

    中国的劳动力数量自1978 年以来以3 %左右的速度增长,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与支持。但是,未来中国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逐渐减少,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导致劳动力不足,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法国人口经济学家阿尔费雷德·索维认为,老龄化人口的观念趋向于保守,缺少创造力,从而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般来说,老年劳动力的反应速度比年轻劳动力慢,不能适应快节奏的生产活动,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中国属于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仍然偏多。为了给新增的劳动力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就要增加生产资料和资本的投资。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为满足变化着的需求,生产和生产结构也要发生变化,要求对劳动力进行重新培训和教育,而由于大龄劳动力的流动性较差,重新培训的费用较高,接受新技术的速度较慢,很难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的结构性失业。不过,由于劳动年龄人口中较低年龄所占比例的下降,失业压力的减轻,又会对降低失业率产生有利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可能会对整个劳动力市场产生积极的作用。

    4. 对社会保障体制可持续性的影响。从理论上讲,养老保障是一种重要的分配制度,具有调节不同代际人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功能。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在1950 年代的计划经济体制大环境下建立起来的,它的最大特点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二元性。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分别由民政部门、人事部门和劳动部门来加以实施和管理。几十年来,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对保护老年人的基本权益和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模式毕竟是在计划经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经济改革的深化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这种国家保障模式已越来越不能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加以改革。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养老资金紧张、个人账户空账运行、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较窄等。建立与人口老龄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并适当引入商业保险机制是迎接老龄化挑战的重要课题。中国是在经济还不发达和人口总量巨大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养老与社会保障事业起步晚,并且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和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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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的定义是年轻人口减少、老年人口数量增加的趋势，一个地区随着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人口生育率、死亡率陆续下降带动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所以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是息息相关的。目前，成都市人口老龄化不仅呈加速发展趋势，还呈现出高龄化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对本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也越加深刻。

2.国内外研究现状

2.1国外研究现状

首先掀起了对老龄化研究的序幕的是刚进入工业社会后的法国，是由于成为西欧国家中生育率持续下降老化最显著的国家。

人口老龄化研究最早一般是从老年人口群体特征的现状探讨为出发点，针对老年人自身的问题如生理、心理和社会角色等方面展开论述，主要是研究老年人面临的实际问题及相应对策，以此为基础逐步形成了后来的人口老龄化理论。其中首次提出了“人口老龄化”这一概念的是在Pearl（1940）发表了《人口的老龄化》一文中。

而从经济学角度对老龄化问题的研究兴起是从二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了《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影响》，文中阐述了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2.2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研究老龄化其实开始得很早，我国两千年前的《素问?上古天真论》，就是研究人的衰老和抗衰老问题的老年学说。随着我国步入老龄社会，国内对老人问题的研究逐步加强。中国老龄问题研究主流之一是以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学为基础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老年社会学作为新兴的社会学分支异军突起。老年社会学有其独特的研究范围和对象，老年社会学主要是研究同社会学的联系。当今老龄问题研究的主流是“积极老龄化”问题。

3.成都市人口老龄化现状

成都，简称“蓉”，别称“蓉城”，是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西南地区的科技、商贸、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自古以来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所以分析人口老龄化对成都市经济发展影响有重要意义。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成都市65岁及以上人口比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增长52.47%，为136.43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比重也由7.96%增加到了9.71%。

虽然成都市的老龄化水平比四川省10.95%低1.24%，但相比全国平均水平8.87%高出0.84%。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未来10年成都市将进入人口快速老龄化阶段。根据成都市统计局分析指出，成都市55-64岁的人口有160万人，而未来十年平均每年将有16万人进入老龄人口，预计2020年成都市老龄化水平将突破15%。快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必将带来一些新的矛盾和压力，对成都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出新的挑战。

4.成都市人口老龄化特点

4.1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我国人口总量仍在增加，但自然增长率呈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6.7%。降至2012年的0.1%，有关资料显示，成都市65岁及以上人口早在2001年占总人口已达到8%，年龄结构已向老年型转变，进入老龄社会。成都市老龄人口在不断增长的趋势下还呈现出了高龄化趋势。而人口老化的必然结果就是，死亡率呈上升趋势，出生率呈下降趋势，自然增长率递减甚至出现负增长。可是例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比重由5%上升到7%，一般需要历经几十年甚至近百年的时间。

表1

单位1978198019902000201120122013

出生率%10.311.213.19.69109.04

死亡率%66.16.46.64.69.96.33

自然增长率%4.35.16.73.14.50.12.71

4.2老年人口数量大

四川省65岁及以上人口为8807545人，而成都市老年人口占四川省15%左右。同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0-14岁的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5.49%，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的比重上升1.75%。可见成都的老年人口数量庞大。（表2）

由表3可以看出从80年代到2000年，成都的人口年龄结构中少年组的变化趋势最为明显，从30.26%降低到2000年的16.43%，两个数据比较而言，后者约是前者的50%。一方面是总人口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是出生人口数量的减少，一升一降使得少年组的比例下降最显著。通过图3可以看到的是作为主要劳动力的中年组的人口所占比例正处在一个缓慢增长的时期，在逐渐达到峰值后，很有可能会是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下降，这都表明了我国的“人口红利”窗口期所剩时间已然不多。一个城市正常的人口年龄结构中按国际标准，60岁以上人口应低于10%，而65岁以上人口应低于7%，而截至2014年底，60岁以上人口已突破20%，成都市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近14%。

表2

年别项目 2000年2010年

总人口规模（人）1124427214047625

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人）8948201364348

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例（%）7.969.71

表3

年别年龄段所占比例1982年2000年

1―14（万人）30.26%16.43%

15―64（万人）64.71%75.61%

65岁及以上（万人）5.03%7.96%

4.3成都市人口老龄化进程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由于我国大部分地区生育率下降都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而其实施导致的生育率下降具有超前于经济发展的特点，在成都，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值得关注的是，2001年，成都市人口年龄结构已经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进入老龄社会。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成都市人口老龄化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8.87%高0.84个百分点。未来10年成都市将进入人口快速老龄化阶段。而2012年，武汉市生产总值（GDP）为8003.82亿，人均生产总值（GDP）79079.75元，成都市生产总值（GDP）为8138.94亿，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只有56836.17元，换句话说，成都市的人均生产总值要依靠大量人口支持。所以说，成都市快速的老龄化进程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大环境下进行的。而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也会随之加重老龄化的进程与经济发展不同步的矛盾。

5.人口老龄化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

5.1对于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会直接导致主要劳动力比例的下降，造成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从而影响着就业结构的变化，冲击着经济发展。同时，老龄人口的再就业也会影响青年劳动力的就业，由此人口老龄化也会加剧日益增长的应届大学生和就业岗位有限的矛盾。

5.2对于消费结构的影响

人是消费的终端，不同的年龄结构对于消费结构也是不同的。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社会将会由生产性社会向消费性社会转化。因为老年人口主要是消费人群。而同时更多的生产成果用到消费上，使得社会和家庭的抚养负担加重这，也会造成再生产投人的减少。

5.3人口总量的持续增长

随着经济发展，老龄化进度的加快，成都市即将面临劳动力减少的尴尬，成都市多年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有利的人口结构以及充足的劳动力数量，而面对即将到来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如何妥善地使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必然成为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老龄化问题提高了社会负担的系数（劳动人口与被抚养人口的比例），也同时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水平。

6.针对成都市人口老龄化现状的对策及建议

6.1建立健全养老保障制度

6.1.1进一步扩大养老保障覆盖面，建立新的农保模式，解决农村养老问题。

对于成都而言，应该统筹城乡，先行先试。成都市就此可以大胆探索充分发挥创新实干精神。也可以学习类似《珠海市农民和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过渡办法》的相关文件，在全市开始建立健全农保制度。

6.1.2倡导个人家庭养老。

四川省的经济水平决定在现阶段还需要继续提倡家庭养老，特别是在农村，继续发挥家庭养老功能，提倡健康的养老方式，完善具有尊老敬老传统优良品德的养老体系尤其重要。

6.1.3建立健全城镇社区老年服务体系。

在城镇，考虑日益增长的老龄化趋势，应建立健全老年人服务体系，使老年人能就近得到陪伴、护理、紧急救护等各种服务，并为老年人群学习、文体等社会活动的需求提供条件。

6.2提高老年人口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和作用

老年人中仍有很大一部分是有体力，有知识，有经验的高素质人才，充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源，可以一部分化解家庭社会在养老方面的矛盾，把他们的“余热”变成社会财富，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可相对延长退休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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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老年环境设计；老人空间设计；老年慢性疾病

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老人迎来了百岁时代。据联合国统计，到本世纪中期中国将有近5亿人口超过60岁。受我国各时期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如今我国老龄化呈现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等趋势。在失能化与健康方面,根据卫计委的调查，慢性病患病率成为影响老年人群健康的主要问题。目前我国91.2%的已故老人死于慢性病，现2.22亿老年人中近1.5亿患有慢性病，并且多病共存现象普遍。老年痴呆患者700多万，约占全世界总病例的四分之一。失能和部分失能老人近4000万，预计2050年失能老人将达到9750万。此外，三分之一以上的老人患有不同的心理疾病。可见老年人的健康服务需求巨大，家庭照料负担沉重（第一财经•民生2016）。因此，如何延长老人的健康寿命，提高老人的自理能力，强化自身力量，从而实现成功老龄化已经成了老龄化社会的重要课题。随之,作为老年人活动的场所，老年空间环境的设计也开始倍受关注。因为物理环境对身体机能退化、身患慢性疾病的老年群体的限制与作用尤为突出。本研究以帮助老人延长失能前的健康自理期为一级目标，以帮助其实现成功老龄化为终极目标，将围绕老化、疾病、健康、环境等内容，探讨空间环境与慢性疾病的相关关系，为从而为今后分析慢性疾病带病老人的空间设计需求提供基础依据。

二、理论依据

(一)慢性疾病对健康的影响

一般意义上的健康是指无疾病的安宁状态。根据YeonsookLee（2006）对“总体健康（TotalHealth）”的描述，健康包括以生理健康为基础的身体层面上的健康，以情绪、灵性以及心理健康为基准的精神层面上的健康，还有以参与社会活动时所呈现的社会心理健康为中心的社会层面上的健康等三大方面。本质上来讲我们所说的疾病直属于生理即身体健康的缺失或丧失。但上述三个层面的健康具有连带性特点。因此，当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时，情绪和心理等精神健康也就会受到负面影响，从而也导致社会活动的参与度降低，影响社会心理健康程度。长期与社会隔绝便使人更加抑郁，从而反向导致身体健康状态也更加恶化，而慢性疾病正是此类状况。慢性疾病不仅通过身体层面一环连一环影响着精神健康与社会健康，其本身对两者也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图1）。因此可以说慢性疾病是影响总体健康状态的重要因素。

（二）慢性疾病对成功老龄化的影响

“成功老龄化”是对于“老化”这样一无人可以幸免的必然结果赋予正能量的理论。对于“成功老龄化”，自1986年美国老年社会学中被首次提出，各学界对它有着类似却并不完全一致的定义，但大多都认同成功老龄化是指身体、心理、以及社会机能处于最佳状态的老化。关于成功老龄化与健康、疾病之间的关系，Schultz&Heckhausen（1996）指出身体健康属于成功的老化的范畴，也是成功老龄化最基本的要求，身体健康是成功老龄化的重要指标。Rowe&Kahn（1998年）也指出身体是否健康的测定指标通常就是是否患有疾病，并强调避免疾病是实现成功老龄化的重要因素之一。针对成功老龄化与慢性疾病的关系，美国AlamedaCountry也通过1984年至1990年的纵贯研究证实了关节炎、糖尿病、哮喘、慢性肺炎等4种慢性疾病以及因其而起的抑郁症对成功老龄化都会产生负面影响。Pak,Jong-han（2006）的研究也从相同视角验证了慢性疾病是主观健康性、老人的生活质量以及成功老龄化的重要影响因素。由此可以总结，健康是成功老龄化的首要条件，而慢性疾病作为负极内容属于成功老龄化的阻碍要因，有必要将其影响排除或最小化。

三、调查研究

（一）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通过文献提取了11项代表性慢性疾病以及23项老年环境设计因子，并拟定了分析框架。再利用德尔菲法（DelphiMethod）按照既定程序分别向专家组成员进行关于“老年环境与老年人慢性疾病的关系”的征询。经过几次反复征询和反馈，逐步集中专家组成员的意见，最终获得对于具有较高准确率的集体判断结果。最后通过对各类疾病患者以及家属的访谈验证并完善其调查结果。最后以调查结果为基础提出了健康老龄化环境的设计战略。本次参与的专家组由10名医疗工作从事者与5名环境设计从事者构成，访谈验证由5名患者以及3名患者家属参与完成。调查时间为2014年7月至2016年7月。

（二）调查结果：老年慢性疾病与空间因子的关系

本文的分析框架由慢性疾病以及空间因子两大部分组成。首先是从文献提取了常见慢性疾病因子以及老年空间因子后通过专家组小规模的讨论排除了与空间没有直接关系的项目。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的空间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老年人的身体以及心理健康（图2）。在23项空间因子与11项的慢性疾病的共253个交叉点中142项显示为有关联性（占比56.13%），已超过一半以上的因子相互之间有关联。具体以慢性疾病为主轴去看空间的影响时我们可以发现心脏病的受影响因子最多（占比95.65%），其次是关节炎和高血压（均占比78.26%），然后是痴呆和癌症（占比73.91%），之后是帕金森病（占比69.57%）和慢性呼吸道疾病（占比65.22%）以上疾病均受超过一半以上空间因子的影响，相比之下慢性胃肠病、肝硬化、糖尿病和腰痛此类疾病受空间因子影响较小。另外，以空间基本因子为主轴时发现卧室（占比100%）是与慢性疾病关联性最强的空间因子，其次是客厅（占比81.82%），其次是卫生间、台阶和走廊（均占比72.73%），然后是入口与厨房（63.64%），大厅（均占比54.50%）。以空间构成为主轴时关联度最大的项是窗、门和家具（均占比72.73%），其次是地板与墙体（均占比54.55%），最后是天花板（占比36.36%）。至于其他环境因子，与慢性疾病关联性最大的是暖气（占比63.64%），其次是通风和冷气（均为54.50%），然后是采光、噪音和色彩（均占比36.36%），最后是照明、气味和材料（均占比27.27%）。由此可见空间与慢性疾病的关联性是无法忽略的。尽管对于老人来讲，健康与安全是决定其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基本条件。但由于老化引起的生理变化、认知功能退化以及情绪变化对健康与安全都带有负面影响。然而由于身体组织的复原能力下降，大多事故与疾病都很难康复。这些由老化引起的身体变化本身就带有一定安全隐患，加上慢性疾病其危险系数无疑更大。如果再添加环境设计上的漏洞，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每种慢性疾病的特点以及其健康与安全层面上的空间需求，给予老人疾病针对性较强的健康环境支援。

（三）基于慢性疾病特性的老年居住环境设计方向

那么如何深入了解慢性疾病带病老人的空间需求，结合调查结果，本文认为从空间设计的角度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去改善慢性疾病带病老人的居住环境：1．从本质入手，需了解每个慢性疾病的本质特点以及与空间环境的接触点，从而提取其中的安全因子与危险因子，将前者最大化，将后者最小化。如；老年人的均衡感的变化、机动性的减少、柔韧性的减少、肌肉的减少、反应时间的推迟以及行动姿势变化等特点都易导致老人应对事故的能力减弱，易造成跌伤的危险。特别是对于患有心血管、帕金森病或脑溢血之类神经系统及关节炎等筋骨疾病的老人其影响更加显著。因此设计师需针对这类病患老人加强无障碍设计排除危险因子。再如，神经系统和心血关系的变化使老年人对于疼痛、温度变化的感知能力下降，因此组织损伤、烧伤及冻伤的危险也会随之增加。所以，对于此类老人需强化具有自调空间气候的绿色设计以及醒目、易区分界限可防止烫伤烧伤的厨房厨具设计。2．从个性入手，需考虑各种疾病的不同的空间需求，如肝病患者对于气味比较敏感，因此厨房不宜为开放式。关节炎患者对于温度、湿度、通风、地面的坡度、摩擦力以及家具的高度与角度、各个空间的安全扶手较为敏感，因此，一天中活动时间最长的空间朝向，包括过堂风控制的通风的强度以及风向、自然采光与换气、保温隔热都需要特殊设计。呼吸道疾病患者对室内外的温差、过堂风以及地面坡度和空气质量有较高的需求，因此各个空间以及门窗的位置设定需另作考虑，心脏病高血压患者对于通透性以及层高有着与其他疾病不同的需求。3．从相对性入手，需考虑到使用者是否患有空间需求冲突的多种疾病。如患有心脏病、高血压以及抑郁症老人排斥狭小憋闷的空间，因此建议提高厨房的开放性以及通透性，但患有肝病的老人对于食物的气味、油烟比较敏感，呼吸道疾病的老人对烟雾也极为敏感，因此设计师需考虑到主要使用者与家人的疾病以及空间需求是否存在冲突的同时，还需要了解使用者本身是否患有与多发性疾病。4．从连带性入手，老年疾病的又一特点是继发性。因此，分析老人的空间需求时要重点提取原发性疾病因素的空间需求，同时预测继发性的空间需求，予以改善及预防。5．从相似性入手，需考虑到具有相似空间需求的疾病，聚类并强化此类需求，同时满足多种疾病的空间需求。6．从横向覆盖面入手，理解健康住宅的各类定义以及所涵盖的内容（图3）。更加有针对性地去研究和分析慢性疾病与各类健康住宅环境的接触点，并将其结果植入至各健康住宅中，以便服务于各阶段各设施中的老人。7.从纵向节点入手，掌握老年人的各阶段疾病特征、空间需求、设计目的及设计战略（图4），从而做好预防、维持、治愈以及提升方案。帮助老人保持（Maintaining）所期待的健康状态最低水平，在日常生活中，防止由对身心的自卑感引发的残疾况状，使健康的生活成为可能（Enabling），治愈（Healing）身体以及心理疾病并恢复身心健康状态，从而（Promoting）提高生活质量。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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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是我们社会的重要群体，老龄工作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尊重老年人，关心老年人，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满足他们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使他们共享全面小康社会的丰硕成果，是实现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具体体现，也是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联合国所定义的老龄化社会，如果一个国家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超过7%，这个国家就进合国所定义的老龄化社会范畴。从目前我国老龄化趋势来看，我国到**年，将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我们的家庭将要呈现一种“8421”的结构，既一户家庭有8个老人,4个小老人,2个青年再加1个孩子，越来越多的老人需要社会和家庭提供赡养服务，老龄化社会所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同时，未富先老的趋势在我们国家也是普遍存在，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000-10000美元，而中国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到1000美元，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养老、助老的国力财力远远不够。我县是人口大县，也是老龄大县。目前，全县现有总人口58.23万人，而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达到了6万人，占到总人口数的10%，而且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预计到**年我县将与全国一道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加快，将给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老龄工作面临的问题将更加突出，任务将更加艰巨。我们必须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做到未雨绸缪、超前应对，充分利用现阶段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劳动力年龄结构相对年轻的“黄金时期”，抓紧做好各方面的工作。要以改善和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为老龄工作的目标，以法制化和社会化作为老龄工作的方向，不断加强老龄各项工作。各级党政部门一定要以对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增强做好老龄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增强抓好这项工作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把抓好老龄工作作为一项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和神圣义务，千方百计为老年人办好事、办实事、解难题，让老年人共享户县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使他们晚年生活幸福美满。

二、明确思路,突出重点,大力推进老龄事业快速健康稳定发展

今后一个时期我县老龄工作的目标任务是：围绕“六个老有”的总体要求，统筹和加强城乡老龄工作，建立健全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加快构建为老服务体系，着力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不断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努力开创老龄工作的新局面，为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不懈努力。围绕上述目标，我们要突出抓好以下四个方面的重点工作。

（一）要加快建立健全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促进发展、保持稳定、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和维系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社会养老的最大问题在农村，这是因为农村养老基本上靠家庭赡养，他们一旦遇到重大疾病，个人和家庭一般难以抵御。要真正解决农民老有所依、老有所靠的问题，就是要切实加快探索建立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代替传统的家庭保障制度。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严格按照县委、县政府关于老龄工作的有关要求，进一步强化对老龄工作的管理和扶持，特别是要进一步完善老龄工作机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互助等养老保障体系。同时，要强化对养老各项资金的管理和监控，及时拨付各类养老费用和补贴。县老龄委要进一步加强对全县老龄工作的指导，充分发挥自身的职能作用，以好媳妇、好儿女等形式为载体，在全县积极开展“家庭赡养协议书”等形式多样的“尊老”活动，切实强化家庭赡养的保障功能。要切实加强对老年福利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助老资金的管理和引导，加强敬老院、老年公寓的管理，不断提高和改善孤寡老人的生活质量，切实推动老龄工作的健康、全面开展。

（二）要大力推进为老服务体系建设。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加快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步伐，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卫生保健、文化教育、体育健身和权益维护等服务。要加快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建设，逐步建立起布局合理、设施齐备、队伍严整、服务周到、管理规范的养老服务网络,为广大老年人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特别是要加大公共服务对老年人的服务力度，比如提供公交、公园免票等制度，切实给老年人营造良好的社会公共服务环境。县老龄委要认真贯彻执行《*市保障老年人权益办法》，继续加大发放优待证力度，力争让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全部领到“老年人优待证”，70周岁以上老年人全部领到“寿星优待证”，90周岁以上的老人全部领到保健补贴。县老龄委各成员单位要进一步明确为老年人提供优质服务和优惠待遇的具体措施，确保落实到位，为老年人提供及时、便利、优质的服务。

（三）要依法加大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力度。敬老、养老、助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思想观念日趋多样化，道德的标准和约束力发生了新变化，敬老养老助老的传统遇到了一些新情况。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不赡养老人，虐待老人的现象。针对这些情况，县司法部门要进一步加大执法检查和监督力度，大力开展法制教育，把《老年法》纳入到全县的普法计划之中，在青少年中广泛开展“敬老爱老助老”主题教育活动，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自觉性，增强保护老年人的法律意识和道德素质。同时，要尽快建立健全老年人法律援助体系，加快建设法律援助队伍，不断完善法律服务网络，使老年人能够得到及时、优抚、就近的法律服务，切实把老年维权工作做在前面，落到实处。

（四）要不断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繁荣和发展老年先进文化，是老龄工作的重要内容。我们要把发展老年文化、教育、体育事业纳入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当中，整合现有资源，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为发展老年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县宣传、文体广电部门要积极引导和带动社会力量为老年人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优秀文化产品,让具有思想性、艺术性、实用性、老年人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占领老年人的思想文化阵地。要积极实施老龄化战略,鼓励和支持老年人继续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公益活动，切实推进全县老龄工作的科学发展。

三、加强领导，狠抓落实，努力开创老龄工作的新局面

一要迅速传达会议精神。会议结束后，大家要尽快将这次会议的精神传达到基层，传达到广大老年群众中。要深刻领会我县当前面临的老龄化现状，进一步明确做好老龄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任务、工作目标以及工作原则。各乡镇、各部门要按照这次会议精神，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和工作方案，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篇8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保险产品；创新

中图分类号：F8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2月10日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其特点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人口老龄化是指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根据国际通用的标准，60岁以上的人口占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人口的10%以上，或者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便可以定义为老龄化社会。根据这一标准，我国在2000年就已经步入老龄化国家行列。根据联合国最新的人口数据预测，在2011年以后的30年里，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以年均16.55%的速度加速增长，204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28%左右。在未来的30年里，我国开始全面步入老龄化社会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1、我国老龄人口绝对数量大且增长迅速。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中国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医疗技术水平的改善，人口预期寿命也随之增长。另外，我国施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的人口结构迅速变化，底部人口萎缩、总体人口增长数量下降、老年人口比例迅速上升。

2、“未富先老”。西方发达国家通常是步入工业化社会后才出现老龄化问题的，老龄化速度较慢，是经济现代化的一个产物，且这些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经济已经比较发达，社会保障体系也比较完善，具有一定的实力抵御老龄化带来的挑战。而我国是在工业化初始阶段、经济建设急需要资金集中的情况下就步入了老龄化社会，这使得我国尚不具备相应的经济实力和社会保障能力，来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二、人口老龄化对寿险业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有更多的人要面对医疗和养老的问题，由于我国“未富先老”的特点使得国家财政的压力越来越大，通过大力发展商业保险，可以有效地缓解政府压力，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增进人民福利。面对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寿险业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提供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服务，充分发挥现代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给社会和政府带来的压力，共同构建起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

人口老龄化在给寿险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是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生命表更新的滞后可能使基于旧生命表的寿险公司在养老年金、终身寿险等传统产品上需向被保险人进行更多给付，面临提取额外准备金的压力。虽然在未来的10～15年的保险市场面临强劲的养老保险需求，但在2020年以后的高水平老龄化阶段，保险公司可能进入养老给付的高峰期。因此，人口老龄化可能使保险公司面临流动性风险，这对保险公司的经营提出了挑战。

在人口老龄化的条件下，寿险业作为社会保障的有力补充，应加快产品创新，积极开发满足养老需求的创新产品，包括医疗保险、养老年金等产品，以有效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三、借鉴国外寿险业经验，加强人寿保险产品创新，应对人口老龄化风险

人口老龄化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从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老龄化浪潮席卷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医疗和养老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的保险公司进行了一系列产品创新。

（一）通货膨胀指数年金。通货膨胀指数年金产品的年金给付额与消费者物价指数挂钩，随着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上涨，年金领取人每年领取的年金金额随物价指数上涨而上升，使得年金领取人不用承担由于通货膨胀引起的购买力下降的风险。

近年来，为了消除通货膨胀对养老金购买力的影响，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纷纷推出通货膨胀指数年金。在美国，出现较早的有两种通货膨胀指数相关的年金产品。一个是北美爱尔兰寿险公司推出的自由物价指数年金，该年金规定年金金额随着上年底通货膨胀指数的幅度相应提高，而且该产品还承诺每年的年金给付金额不降低，即使当通货膨胀率为负时，年金领取金额也不降低。另一种是在美国政府推出通货膨胀指数债券后，美国教师基金会推出的一项旨在满足投资者获得通货膨胀指数收益的年金计划。在英国，通货膨胀指数年金已经相当普遍，保险公司和养老金都会提供这种年金产品给客户选择。目前，通货膨胀指数年金约占英国年金市场的10%左右。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都陆续推出了通货膨胀指数年金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各国的通货膨胀指数年金都是建立在通货膨胀指数债券基础之上的，保险公司只能通过通货膨胀指数债券来对冲通货膨胀指数年金产品的通货膨胀风险。目前，我国还没有通货膨胀指数债券，而其他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债、股票、银行存款、基金等都无法抵御通货膨胀带来的风险。从国外经验来看，只有政府才有能力发行通货膨胀债券。而且，通过发行通货膨胀指数债券，政府既可以降低融资成本，也可以为金融机构提供抵御通货膨胀的产品创造条件。我国政府应尽快推出通货膨胀指数债券，以积极应对通货膨胀风险。

（二）反向抵押贷款。反向抵押贷款是指拥有房屋产权的老年人将房屋产权抵押给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相应的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年龄、预期寿命、房屋的现值、未来的增值、折损情况以及借款人去世时房产的价值进行综合评估后，按其房屋的评估价值减去预期折损和预支利息，并按人的平均寿命计算，将其房屋的残值分摊到预期寿命年限中去，按月或年支付现金给借款人；当借款人去世后，相应的金融机构获得房屋的产权，将其进行销售、出租或者拍卖，用来偿还贷款本息，相应的金融机构同时享有房产的升值部分，即“抵押房产、领取年（月）金”。

反向抵押贷款起源于荷兰，然而发展最完善的当属美国。美国的反向抵押贷款主要分为三种：（1）房屋价值转换抵押贷款（简称HECM）。该贷款把62岁以上的老人作为主要的提供对象，对借款人在收入和使用等方面都不设限制。贷款的额度由借款人的年龄、房屋的评估价值、房屋所处地段和市场利率决定，且不能超出规定的限额。贷款的发放和偿还都较为灵活，借款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选择；（2）房屋保管者。此项贷款主要针对不符合HECM条件的借款人，如共有房屋、融资租赁的房屋等情形。贷款上限一般都高于HECM的限额，支付方式采用按月支付或信用额度，且利率按月调整；（3）财务自由计划。此项贷款专门为净值超过40万美元的房屋提供反向抵押贷款，使得拥有较高价值房屋的借款人也可以申请到反向抵押贷款。支付方式采用一次性提取大部分或全部贷款。

近几年来，我国养老保险金的缺口越来越大，截至2010年7月我国的养老金缺口大约在1.3万亿元，如果不及时开辟新的养老途径，增加新的养老资金来源，将很难应对即将到来的人口老龄化危机。由于我国的一些特殊原因，很多老人可以被称作“房产富人，现金穷人”，因此反向抵押贷款不失为解决我国老龄化养老问题的一个很好的选择。这种模式不仅可以使老年人有一笔固定收入来改善晚年生活、提供生活质量，而且还可以弥补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的不足，减轻财政的负担。从保险公司的角度，反向抵押贷款不仅可以使保险公司的业务向多元化方向转变，为保险资金的运用开辟新的渠道，而且还使得保险公司将社会责任和盈利目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三）长期护理保险。长期护理保险是指为那些因老年、疾病或者伤残导致丧失日常生活能力而需要被长期照顾的人提供护理费用或者护理服务的保险。老年人是长期护理服务的主要对象。长期护理保险于20世纪七十年代在美国出现，发展初期并未得到广大消费者的认可，直到九十年代，随着美国政府医疗保障体系改革的推进以及相关法规政策的出台，才得以迅速发展。

美国的长期护理保险采用商业化模式，投保人通过购买长期护理保险合同自愿参加。其承保被保险人在任何场所因接受各种个人护理服务而发生的护理费用。保单可以独立签发，亦可以终身寿险保单的批单形式签发。通常从年龄、医疗状况和病史等方面对投保人进行风险选择。保费取决于被保险人年龄、选择的给付期和保险责任范围等因素。由于通货膨胀因素的存在，长期护理保险的给付金额会遭到侵蚀，因此在美国，长期护理保险都含有通货膨胀保护条款。

从中国的传统来讲，赡养老人、为老人送终是儿女应尽的义务。然而，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人口老龄化加剧，随着医疗水平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我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老龄化的速度正在加速增长。另外，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四二一”家庭结构成为普遍想象，在照顾老人方面，很多子女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以亲情为主的家庭护理根本无法适应老龄化社会的要求，老年护理模式由家庭化向社会化转变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老龄化社会呼唤长期护理保险的出台。

从保险公司的角度，在设计长期护理保险时，应充分考虑老年护理需求的复杂性，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细分市场，确定目标客户，设计灵活、多样的保障责任，以满足客户不同层次的需要。同时，要加强长期护理保险的精算技术，充分考虑客户的购买力，使其保障责任和保险费率更具吸引力。

主要参考文献：

[1]刘宇丹.商业长期护理保险迎来新的发展机遇[J].中国保险，2009.7.

[2]贾清显，朱铭来.发展老年长期护理服务和保险的分析[J].天津社会保险，2009.4.

篇9

摘 要：我国从1999年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已经形成且不可逆转，人口老龄化本身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消极的影响，那么我们如果处理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的关系便会促进经济发展。本文首先从老龄化对社会、文化、经济、科技几个方面的影响分析，再反方向分析哪些因素影响人口老龄化。最后从人口老龄化与保险业、旅游业、医疗业及服务业的发展相辅相成，从而通过这些产业的发展来带动经济健康发展。

关键词：新常态；人口老龄化；回归分析

我国经济经历了十几年的高速发展阶段，自2012年起，我国经济迎来了新常态，其实指的是经济增速放缓，主张经济结构转型，向更绿色更可持续发展的方面发展。从2012年至2015年上半年，我国GDP增速分别为7.65%，7.67%，7.4%及7%。虽然增长速度放缓，但不管是人均生产总值还是总生产总值在世界上仍然很可观。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发展趋势特征

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称之为人口老龄化。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综合国力的增强，人文意识的不断变化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大力实施，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越来越突出。

（一）人口老龄化现状

我国劳动人口为15-64岁，从1982年的62517万人增加到2013年的100582万人，年均增加1464万人；劳动人口占比从1982年的61.5%增加到2013年73.9%，年均增加0.48%。同时，我国老年人口数量也有显著增长，大于等于65岁人口数量从1982年的4991万人至2013年增加到13161万人，年均增加314万人；老龄人口比重从4.9%增加到9.7%，年均增加了0.18%。

（二）人口老龄化趋势特征

1.老年人口基数大

根据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我国总人口为136782万人，从年龄结构来看，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不含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91583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6.96%，60周岁及以上人口21242万人，占总人口的15.53%，65周岁及以上人口13755万人，占总人口的10.1%。60岁以上人口占10%就已经达到老龄化而我国老龄化人口数量已经超过国际水平5%左右。

2.老年人口增速快

我国老龄化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7%到10%所用的时间为16年，而法国同样的增长幅度却用了75年，我国远远小于法国所用的时间，首先由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大力实施和人民生活观念的转变，少生优生成为主流思想。其次，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们饮食变得科学，医疗保健设施的提高均提高了人们的寿命。

3.高龄化趋势明显

截止到2013年，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表明60岁以上人口为166517万人，高领80岁以上的人口为19887万人，占老龄化人口11.94%，而老龄化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4.89%，以2000年为例，60岁以上人口为万人，高龄在80岁以上人口为万人，占60岁以上人口的，老龄化人口比率为

4.地区之间老龄化差异较大

我国的发达城市如上海、天津等地已经达到了人口老龄化，中部城市如河北省、河南省人口老龄化比率分别为9.2%和8.8%，但西部一些偏远地区如、新疆的老龄化率分别为5.2%和6.4%，东西部的人口老龄化比率相差太大，几乎成了两倍关系。

二、中国进入新常态，人口老龄化未来挑战

（一）对社会的影响

首先，加大了子女赡养压力。在人口自然出生率和自然死亡率同时降低的情况下，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子女那会承担起赡养4位老人的义务，在当今社会这种多重压力并存的社会又给当代的年轻人多了层压力。其次，生产力的下降。生产力的行为主体是人，生产力的强弱结果和人的劳动有直接的关系，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使得劳动力受限，造成生产力的下降。再次，政府养老体系表现出不完善。要适应我国目前老龄化的速度，就要完善养老制度。

（二）对文化的影响

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古至今传承几千年的文化，如今老龄化的加快让中国的尊老爱幼孝敬父母优良传统美德再次得到升华。我们生活在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就要尊重老年人的需要，大力推荐老年人文化，丰富老年人业余生活。

（三）对经济的影响

随着老龄化的加速增长，劳动供给能力的下降也会越来越显著，进而劳动成本会提高，企业生产成本也会提高，连动着物价的提高，出口竞争力的下降，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也会孕育而生。由于老龄化，老年人的精神追求和物质享受与非老年人截然不同，引起消费结构会出现相应的变化，进而对经济的产业结构造成相应的影响。

（四）对科技的影响

科技的发展离不开人类的智慧，当一个社会处于老龄化阶段势必会影响科技的进步，所谓孩子都是祖国的花朵，当鲜花不再多，祖国的未来会缺乏改变现状的动力，科学技术的进步受阻。但也会应运而生适应老年人的智能产品，促使现在科技的成长。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建立

根据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特征及时间序列数据形成的散点图，利用计量经济方法Granger因果检验来分析人口老龄化影响因素，进而建立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人口老龄化具体影响因素。为了没有“伪回归”的模型，在进行变量间Granger因果检验之前，应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即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法进行检验，用到的数据有65岁以上人口老龄化率（记为y）老年抚养比（记为x1）、死亡率（x2）、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x3）、医疗机构（x4）、出生率（x5）、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年底余额（x6），其均为1994年至2013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检）验结果均显示为平稳数据。

建立多元回归模型为：yi=b0+b1x1i+b2x2i+b3x3i+b4x4i+b5x5i+b6x6i+ui

本文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影响人口老龄化的因素，所以以人口老龄化为因变量其余因素为自变量，通过eviews7.2得出老年抚养比、死亡率、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与老龄化有明显的因果关系，而医疗机构、出生率、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年底余额与人口老龄化无明显因果关系，将三个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得到的回归方程为：=-4.27+0.88x1+0.46x2-0.17x3

最终利用逐步回归法对人口老龄化有影响的因素进行逐步回归得到的方程为：

=-3.70+0.84x1+0.35x2

（二）模型检验

1.模型的显著性和拟合优度检验

逐步回归得到的方程为：=0.84x1+0.35x2-3.70

t=（16.32）（1.79）（-4.18）

R2=0.98 F=535.43

此模型中F（2，17）=535.43，在a=0.1时，查F分布表得（2，17）=2.64，而535.43>2.64，所以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回归的方程总体上显著。

在a=0.1时，查表得t（17）=1.74，三个t值的绝对值均大于1.74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R2=0.98表明拟合优度较高，对实际解释能力强。

2.异方差检验

由于经济现象是错综复杂的，所以在实际经济现象中异方差性问题大量存在，在此要对模型进行异方差检验。

由eviews7.2得出的结果，r2=0.33，nr2=6.12>x20.1（2）=4.61，所以此函数存在异方差性，由nr2对应的p值0.0367小于0.1，也可说明存在异方差性。

接下来要消除异方差性，采用模型的对数变换，对因变量和自变量取对数后检验其异方差性，此时，取对数后的回归方程为了满足显著性，去掉取对数后的，定义取对数后的x1为x7，y为y1，y1=-1.03+1.29x7

t=（-10.15）（30.18）

R2=0.98 F=910

查表在a=0.05时，t（18）=2.101F（1，18）=4.41，满足显著性检验；r2=0.18，nr2=3.51

3.自相关检验

本文利用DW检验，当DW满足du≤DW≤4-du时，即非自相关。查表du=1.41，DW=1.6，所以不存在自相关性。

四、模型的分析

通过建立的模型可知，老年抚养因素相对于本文其他几个因素来讲相当重要，其他条件不变时，老年抚养比率增加1%，人口老龄化率增加1.29%，赡养老人不只是吃饱穿暖，在满足老人基本生活衣、食的条件还要考虑住、行问题。

在经济新常态和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处于平稳增速阶段，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不断促使医疗和保险业的发展，老人对医疗的需求远超过成人，但由于需求大于供给，看病难的问题没有解决，由此，我们的医疗事业有很大的提高潜力，政府要加强医疗改革的监管，扩大医科大学招生人数，多在二线城市建立老年人高发病症医院，医疗设施配备齐全，城镇多设立社区医院，提高社区医院质量，养老保障普及全国；另一方面，首先为了减小政府和家庭负担，保险公司应适应老龄化社会多创新与老年人有关的险种，其次可以使得保险行业进一步发展壮大，进一步拓宽了保险业务。如今，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医疗业和保险业相互促进，利用医疗数据即可分析大病险种，通过投保数量又可获得哪些病例属于高发症，更加针对培养专业性人才。

老年人在退休后，最大的特点是时间充足，休闲旅游打发时间与此同时让精神生活变得丰富多彩。由于自身年老出于身体和安全方面再加上子女工作繁忙，大部分老人会选择在小区里、公园内锻炼身体。所以国家要做好基础设施的建设。或者跟团旅游，首先站在国家的角度，开发建造适合老年人旅游观光的景区既可以刺激国内老人消费，赢得口碑，进一步得到国外游客观赏，让中国旅游文化走出去。其次站在企业的角度，企业内部培养专业性人才积累老年人在户外特点，专门带老年团，旅游业的发展还可带动其上下游的交通业和餐饮业的发展。综上，在适应中国的老龄化发展的同时还可带动经济的进步。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

参考文献：

[1] 徐长生，张泽栋.城镇化、老龄化及经济发展对我国医疗费用影响回归分析[J].中国卫生经济，2015，34（6）：54～55.

[2] 杜亚倩.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与人口老龄化的相关关系研究[J].劳动保障世界，2014：17～18

[3] 陈卫民，施美程.人口老龄化促进服务业发展的需求效应[J].人口研究，2014，38（5）：3～16.

[4] 左莉.老年旅游者的旅游行为特征探析―以成都市老年旅游者为例[D].西南财经大学，2010

[5] 林茜，魏薇.老年群体乡村旅游市场及产品经济的开发[J].东方企业文化，2014

[6] 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M].清华学出版社，2006

[7] 杨杰，罗云.中国人口老龄化、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分析[J].科技与经济，2015，28（165）：20～25

[8] 王谈凌，郝福庆.适应新常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J].宏观经济管理，2015，（6）：8～12

篇10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 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 （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 4％以下 4%～7％ 7％以上

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

年龄结构类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0～14岁人口 40％以上 30%～40％ 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 5％ 以下 5%～10％ 10％以上

老少比 15％以下 15%～30％ 30％以上

年龄中位数 20岁以下 20～30岁 30岁以上

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转贴于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0岁及60岁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 5％以下 5-10％ 10％以上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 （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 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 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 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 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1.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表1 各种中国人口预测方案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参数比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预测单位或个人 平均出生预期寿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联合国(中方案) 1990～1995=70.0

2010～2015=73.5

2020～2025=75.0

(2)世界银行 1980～2005=69.4

2005～2030=74.1

2030～2055=78.3

(3)宋健等 1980～1985=68.9

2030～2035=76.3

(4)七一0所 1982=68.0

2100=81.0

男70.5 (5)曾毅(中方案死亡率) 2000=│

女74.0

男77.4

2050=│

女80.3

(6)王慧炯等 2000=80.0

男69.0 (7)杜鹏(高方案死亡率) 2000=│

女72.4

男73.2

2030=│

女77.0

男69.4 (8)于学军（中方案死亡率) 2000=│

女72.5

男76.7

2050=│

女8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资料来源: (1)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1950～2025"， version 1990.

(2) 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 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报》，1986年7月30日。

(5) 曾毅，1994年。

(6) 王慧炯，杨光辉，1984年，《迈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气象出版社，北京。

(7)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8)于学军，1995年， 《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2.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岁，女性为69.4岁，男女合计为67.9岁（姚新武，尹华 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 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0.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0.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0.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0.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 1993）。

表2是中外单位或个人对中国下一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规模的预测结果。

表2 中外单位或个人对中国下一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规模的预测 单位：亿

预测单位或个人 2000年 2025年 2050年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60+ 65+ 60+ 65+ 60+ 65+

(1)联合国(中方案) 1.27 0.85 2.70 1.85 -- --

(2)世界银行 1.37 0.95 3.20 2.10 3.61 2.91

(3)中国老龄委员会 1.32 0.92 2.73 1.88 3.3～4.2 2.84

(4)宋健等 -- 0.94 -- 2.21 -- 4.05

(5)杜鹏(方案一) 1.28 0.87 2.80 1.83 4.12 3.07

(6)于学军 1.29 0.88 2.73 1.88 3.84 2.9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资料来源:(1)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1950-2025"， version 1990.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中国老龄委，《中国老年人口发展预测》，1986年全国老年学术讨论会参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6)于学军，1995年， 《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单位或学者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预测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下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现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而与今后出生的人口数量没有关系。在上述的各种预测中，联合国的预测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中，对下世纪老年人的预测又相对较高，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各种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即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9亿左右。转贴于

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毕竟是预测，任何自认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设条件为依据的预测都难以断言其所预测的内容会成为现实。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动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我们不能肯定中国政府在某个时刻不会改变其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结果会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权威、精确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为我们的预测在一开始就造成了障碍。因此，我们的预测大致只能说明一般的趋势，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未来的客观描述。 （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 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 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

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的特点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都会有所变化，这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以往未被广泛认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里将运用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老年人口的更替规模和更替率进行分析。（4）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 1994）。

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

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老化过程，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是因为会产生所谓的人口老化问题，而人口老化是会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及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马赢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之间的交流。

马赢通（1987）指出，多年来，人口老化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来论述，研究的重点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对策。这无论对认识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对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从各方面的相关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决不是坏事。人口老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观上抗拒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其面前的选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脱。只有按规律办事，促进其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赢通指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必然形成少儿人口远大于现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时上升的“两头沉”的现象，而人口老化过程起到了减轻一头负担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有利于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

乔晓春（1988）不同意马赢通的上述观点。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近年来的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人口老化系数的变化与计划生育确实有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认为，人口老化、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人口老化；由于作为人口老化系数分子的老年人口数量是相对确定值，而出生人口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长只能使出生人口减少，从而加速人口老化；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计划生育引起的，但从逻辑关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乔晓春进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人口老化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马赢通和乔晓春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的讨论，既交流了学术思想，也深化了学术研究。笔者认为，马赢通和乔晓春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化问题。他们之间的辩论没有使用同一个概念和标准，讨论的结果自然不会达成共识。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学者没有间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田雪原（1987）认为，中国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降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未来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人口老化又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相应的影响。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于学军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1995）一书中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至于整个国家的人口问题要看它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从长期的趋势上看，中国的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但如果分阶段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下世纪20年代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这一阶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说明的是，利与弊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利用这二、三十年的有利时机，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人口老化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可能将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四、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们对中国人口老化原因和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以宏观为主，视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今后，我们应进行一些微观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将我们的视野放远于更多的交叉学科之中。我们应将人口老化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多角度审视人口老化问题。我们都预感到人口老化会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人们想知道这些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如何引导积极的影响而减缓消极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让人们意识到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问题，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关注和重视人口老化问题。

在进行人口老化问题研究时，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和经验会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很多时间。但遗憾的是，对他们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我们知道的还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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