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的主要特征范文
时间：2023-12-27 17:54:01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流动人口的主要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我国城市化水平曾较长时期保持稳定。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城市化水平开始大幅提升，流动人口也随之快速增加。到2011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突破一半，改变了我国人口总体结构。当前流动人口主要有以下一些特征。
总体数量增多，比例明显增大。1995年，我国流动人口仅为5000万人左右，到2010年已超过2.2亿。过去只在一些大城市出现的流动人口，如今遍布几乎所有城市，人口流动已经演变为全国普遍现象。同时，流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增大。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仅占总人口的0.66％，2000年流动人口比例上升到7.9％，2010年这个比例达到17％。
结构发生变化，组成更加复杂。一是年龄结构发生变化，中年农民工和儿童比重增加。在2000年，流动人口主要由年轻人组成，呈现明显的年轻化特征。到2010年，流动人口不仅变“老”了，40岁以上农民工的数量和比例都增加了；而且变“小\”了，流动人口子女到城市里与父母一起居住、接受教育的现象越来越多，全国流动儿童比例已经超过留守儿童比例。二是性别构成渐趋均衡。近几年，更多的已婚农村女性进入城市，流动人口呈现出家庭化流动趋势，促使性别比趋于均衡。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显示，已婚流动人口中有84.5％与配偶一同流动。
工作不稳定，流动仍然频繁。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职业技能总体较低，多在技术含量不高的岗位上工作，工资待遇不高，工作不稳定。不少人在不同城市、地区之间流动，即使在同一城市，也频繁更换工作。流动人口在一个行业内平均就业时间只有3年左右，而在流动人口大量聚集的住宿餐饮业，平均就业时间仅为32个月，在制造业仅为35个月。
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82年以来的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和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长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82年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5.58年，全国平均水平为5.5年；2000年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8.66年，全国平均水平为7.62年；2005年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8.89年，全国是8.3年。这主要是由于流动人口群体相对年轻，基本都接受或完成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另外，流动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目前流动人口中具有本科学历的人数已超过300万人，拉升了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水平。
流动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
近些年来，各地各部门在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更好地保障了流动人口的各种权益。但目前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一些问题还比较突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劳动权益保障。主要是劳动合同签订和执行不规范，签订劳动用工合同的比例较低；工作时间较长，据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显示，流动人口平均每周工作60.4小时，其中批发零售业68小时，制造业52小时；社会保障覆盖率不高，由于尚未实现流出地与流入地社会保障方面的衔接，流动人口不能充分享有各项社会保障。
子女教育。工作不稳定，流动频繁，致使流动人口子女难以得到连续而稳定的教育，受教育质量偏低。接受完整义务教育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在流入地参加中考、高考的问题也已经凸显。一些城市公办教育资源不足，不能完全满足流动人口子女的求学要求。
篇2
【关键词】男性流动人口；艾滋病；
Survey onawareness of AIDS and the related behaviors among male floating populationZHU Jiequn， ZHOU Bibo. Ningbo Yinzhou District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 Prevention， Ningbo 315100， Zhejiang， China
【Abstract】Objectives： To understand the awareness of AIDS related knowledge， prevalence of risk behaviors and infection status of HIV， Treponema pallidum in mal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Yinzhou district of Ningbo from 2011 to 2014， and provide evidence for the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IDS. Methods： Questionnaire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in male floating population who came to Yinzhou District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for medical examination from 2011 to 2014. Blood samples were tested for HIV and syphilis infection. Results： 1532 male floating persons were surveyed from 2011 to 2014， and 61.3% of them were 20 to 39 years old. Among them， 1162 individuals were married， accounting for 75.8%. 1009 individuals had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junior high school， accounting for 65.9%. The awareness rate of HIV/AIDS prevention knowledge was low. The populations of consistent condom use while having commercial sex in past year were 18.4% to 25.4%. The populations of consistent condom use while having casual sex in past year were 3.6% to 22.9%. During 2011-2014， 2 cases of positive anti-HIV were detected. The syphilis antibody infection rate was 0.3% to 2.5% and increased year by year. Conclusion：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publicity of knowledge about non-transmission， to enhance the ability of AIDS prevention. AIDS prevention must be based on knowledge， premised on faith， in order to change behavior effectively.
【Key words】Male floating population； AIDS； Sexual behavior
【中图分类号】R512.91【文献标志码】A
流动人口是指在未改变原居住地户口的情况下，到户口所在地以外的地区从事经商、社会服务、务工等各种经济活动的人群。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现代交通的日益便利，流动人口的人数在不断增长。流动人口大多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在流入城市中由于文化观念、卫生服务利用、生活环境适应等因素的差异，使流动人口成为易感染艾滋病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的脆弱人群[1，2]。为了解宁波市鄞州区流动人口艾滋病防治相关知识、行为及艾滋病、梅毒感染状况，现将2011至2014年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1对象和方法
1.1对象
2011至2014年前来宁波市鄞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体检门诊进行体检的所有男性流动人口。
1.2方法
调查方法：由经过培训的工作人员，按照知情同意的原则与体检者进行面对面式访谈，填写调查问卷，并抽取静脉血进行血清学检测。
检测方法：采取静脉血5mL进行HIV抗体、梅毒抗体检测，HIV阳性样本经复检后，上送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确认。
1.3统计学处理
采用Epidata3.0软件建立数据库，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
2.1社会人口学特征
2011至2014年共有1532名男性流动人口接受问卷调查及检测。调查对象主要为20～39岁年龄段人群，共有939人（61.3%）；婚姻状况以已婚为主，有1162人（75.8%）；本地居住时间大多在1年以上，有1072人（70.0%）；文化程度以初中最多，有1009人（65.9%），其次为高中或中专267人（17.4%）。见表1。
2.2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
调查对象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较低，关于“蚊虫叮咬是否传播艾滋病”仅有41.8%的正确回答率。见表2。
2.3及安全套使用情况
调查对象有过的比例为82.8%～91.5%，最近一年与固定性伴发生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为3.3%～37.6%；与小姐有的比例为9.8%～15.7%，最近一年与小姐发生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为18.4%～25.4%；与临时性伴有的比例为8.5%～13.0%，最近一年与临时性伴发生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为3.6%～22.9%；调查对象有过及最近一年与固定性伴发生时安全套坚持使用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χ2tred=12.602，P=0.000；χ2tred=154.571，P=0.000）。见表3。
2.4血清学检测情况
2011至2014年共检测出HIV抗体阳性2人，梅毒抗体阳性率介于0.3%～2.5%之间，且呈逐年上升趋势（χ2tred=7.624，P=0.006）。见表4。
3讨论
艾滋病高发于某些高危和重点人群，属于世界性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3]。流动人口是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殊人群，低龄、低文化程度、流动性强是这一群体的主要特征[4]。他们多数处于性生理活跃的年龄，在城市中从事建筑、商业、服务等劳动强度大的工作，生活比较单调[5]，由于流动人口具有易于流动和难以管理的特殊性，使得流动人口的艾滋病问题成为艾滋病防治领域中的难题6]。国外相关研究将流动人口视为HIV传播的高危人群，这些人会发生多性伴、不安全的等可能感染HIV的危险行为，在艾滋病传播中起了重要作用[7，8]。
调查显示，流动人口婚姻状况以已婚为主，文化程度较低，对艾滋病三大传播途径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与其它地区对同类人群调查的结果基本一致[9]。但对于艾滋病的非传播途径，如能否从外表上判断艾滋病患者、蚊虫叮咬是否传播艾滋病等问题知晓率较低，这将导致其对艾滋病盲目恐惧和对艾滋病患者产生社会歧视的重要原因。因此，针对该人群文化程度总体较低的特性，在人口的流出地宣教时，可考虑将艾滋病预防知识纳入初高中课程[10]，把预防关口前移；而在人口的流入地，可借助社区、同伴教育的力量，采取形式多样、通俗易懂的方式，宣传安全套正确使用及艾滋病非传播途径等知识，让更多的人能积极参与到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来。
调查显示，最近一年与固定性伴发生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这可能与我区近年来通过同伴教育方式，加大配偶间正确、全程使用安全套的宣传有关，但是配偶间坚持用安全套的比例仍处于较低水平，这一方面提示我们流动人口艾滋病防治宣传干预是项艰巨的工作，需要持之以恒，另一方面也须不断增加安全套免费发放点，提高安全套的可获性和便利性。调查也发现，与小姐、临时性伴发生时安全套坚持使用率较低，这一现象表明，我区近年来在流动人口中开展的艾滋病防治宣传存在一定的盲点，该人群中有高危者自我保护意识薄弱，因此，扩大艾滋病防治知识面、加强对知识的全面宣传，将成为我区以后工作的重点。
血清学检测结果显示，男性流动人口存在性病感染现象，且梅毒的阳性检出率有逐年上升趋势，提示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性病无缝隙转诊机制，进一步加强性病正确求医行为的指导，有效降低该人群的性病感染率。
相对本地户籍人口而言，流动人口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但人口的流动本身与艾滋病无因果关联，而是人口的流动与HIV传播因素相结合，才真正导致了HIV的加速传播[11]。本次调查提示，宁波市鄞州区男性流动人口艾滋病宣教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下一步尤其应把工作重心放在本地居住时间短、文化程度低、年龄大的人群中，发挥自愿咨询检测作用[12-15]，全方位的在流动人口生活、工作区域开展艾滋病宣传教育，加强使用安全套的宣传力度，从根本上增强其防范和抵御艾滋病的能力，促使其防治知识的提高和健康行为的建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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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生活的迅速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怀着改善生活的强烈愿望与对城市生活的美好向往冲破户籍制度的束缚，不顾流动过程中的经济成本、心理成本和制度成本，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人口流动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早在，中国流动人口总数就达1.4亿，占当年全国总人口的10%以上。自以来，浙江省流动人口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递增，已连续7年位居全国第二位。截至6月，全省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达1670余万人，与常住人口的比例为1：3。杭州市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达275万人，约占全市常住人口的42%，流动人口数居浙江省第三位。
一、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度较低的主要表现
由于流出地与流入地在经济、社会、文化、风俗、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特别是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大规模流动人口都停留在流而不迁的状态，无法成为流入地的永久居民，成为候鸟式的“迁徙人”。
1、认同感和归属感缺乏
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是衡量整个社会整合和群体融合的重要标志，只有当流动人口对流入地有很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时，才能说他们比较顺利融入了流入地社会。尽管流动人口中的相当部分长期工作生活在流入地，已经成为流入地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为当地主要的劳动力组成部分，他们的活动已经成为当地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在很多流动人口看来，流入地社会依然是“外在的”和“他们的”，而并不认为是“我们的”。据调查，有些在杭州工作生活了5年甚至10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当问及他们对流入地社会的看法时，相当多的人说自己与当地人交往甚少、很少参与当地社区的组织和活动，认为自己并不是当地社会的真正成员，只不过是暂时寄居而已。①可以说，在流动人口中有这种漂泊感受和心态的人十分普遍，而这种漂泊感和心态正是缺乏社会认同和归属感的表现。
2、二元社区现象普遍
所谓二元社区，即指在同一社区流动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在分配、就业、地位、居住上形成不同的体系，以至心理上形成互不认同的状态，构成所谓“二元”。②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形成相对隔离的两个社区，这种二元分割不仅是空间和地理上的，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在杭州很多社区，大量集聚的流动人口虽然与本地户籍人口同居一地，但他们相互之间在生活方式上截然不同，社会互动也甚少，工作职业、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使两个群体之间的社会隔离十分明显。
3、社会冲突和矛盾加剧主要表现为：
（1）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摩擦性冲突和矛盾屡见不鲜。例如：本地居民对流动人口的歧视、刁难等经常引发双方争吵、甚至打架斗殴；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因日常生活中、买卖交易中的琐事或小纠纷而发生矛盾。另外，还有些流动人口因受到种种挫折或“相对剥夺感”产生对流入地居民的不满而引发矛盾。
（2）劳资关系紧张。据调查，杭州市有42.8%的外来务工人员没能按劳动法与单位签订合法的用工合同，14.23%的人不能按时或足额拿到工资，4.01%的人月收入低于杭州市最低工资标准，48.67%的人没有接受过单位提供的职业技术培训，45.17%的人加班没有补贴，78.13%的人没有双休日，72.38%的妇女没有产假、产期工资，44.30%的人没有工伤补偿、工伤保险，更不要说享受住房以及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和带薪休假了。③当外来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难以通过正常渠道得到保护时，一些外来务工人员就会以“不合法对付不合法”，采取以对抗方式讨回公道的非正常方式，导致许多社会矛盾趋于激化，成为社会的不和谐、不稳定因素。杭州市劳动争议案件从1999年的764件上升到的1921件，6年间上升了151%（见上表）。仅上半年，杭州市劳动部门共受理劳动争议案件1013件，涉及劳动者2641人，同比分别增长39.7%和71.6%。④12月10日，杭州市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出动监察人员327人次，检查用人单位3657家，涉及职工人数21.9万人。其中，处理拖欠工资案件197件，涉及职工4788人，清欠工资282.6万余元。
（3）流动人口犯罪问题突出。来自浙江省有关部门的调研分析指出：近年来，浙江省流动人口违法犯罪率居高不下，流动人口作案已占全部刑事作案人员的60%以上，有的地方甚至高达90%以上，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的一个重要因素。⑥应该说，流动人口犯罪率高是流动人口没有成功融入流入地社会的一种反映。
二、制约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主要障碍
经济市场化改革为人口的自由流动提供了可能和前提条件，而农村庞大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则构成了人口流动的直接推动力，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成为人口流动的直接拉力，但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的残存限制了人口的永久性迁移。因此，流动人口是在我国经济社会体制转轨时期的特定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特殊现象，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制约因素与这种独特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具体来讲，主要制约因素有：
1、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
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长期以来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所谓城乡二元体制就是指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从1950年代起相继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令，在户籍迁移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把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分割开来，分别实行不同的社会(来源：文秘站 ）政策，从而使整个中国社会形成“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格局。⑦改革开放以后，城乡二元体制受到了冲击和弱化，但由于户籍制度及其有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和社会福利等方面仍然存在并发挥着作用，从而直接限制了农村人口转变为永久性的城镇居民。不过由于现在允许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务工、经商，改革开放前僵化的城乡二元对立转变为现在流动中的二元对立，由原来分别生活于两个不同地域社会空间的二元对立转变为现在共同生活于同一地域社会空间的二元对立。
正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顽固存在使得改变了生活 环境和职业的流动人口仍然游离于城镇体制之外，造成他们生活地域边界、工作职业边界与社会网络边界的背离，使得他们游离于城市体系与农村体系、体制内与体制外、正规市场与非正规市场、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之间，处于边际人的地位，从而与流入地社会处于一种非整合状态。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社会排斥不仅在空间地域上，而且在社会认同中建构了一道边界，直接构成了流动人口融入流入地社会的障碍，使得他们成为城墙内的城外人，或都市中的“边缘群体”，⑧这种状况使得他们融入流入地社会相当艰难。
2、流入地政府的本位主义
流动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这两种身份的背后其实是一种利益关系，是一种社会资源分配的规则和秩序。因此，从利益群体的角度来看，流动人口与流入地本地户籍人口实质上是两个不同的利益群体，这两个群体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力量决定了地方政府对其服务的程度和质量。长期以来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使得地方政府只对本地户籍人口负责的观念意识很强，流动人口的利益要求往往得不到流入地政府的重视。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定各种政策法规时往往倾向于优先考虑或保护本地户籍人口的利益，而对于流动人口的权益保护问题，很多地方政府则做得很不好，有些甚至严重缺位。很多流动人口往往陷入一种政府服务的真空之中，在许多情况下，实际上过的是一种没有政府的生活。这种状况极大地影响了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社会的认同和融入。
3、流入地户籍人口的偏见和歧视
长期以来，在政策优势和先行一步的改革开放优势条件下，本地户籍人口在社会资源和竞争方面占据着优势，并由此形成“一等公民”的身份优势意识。而流动人口由于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基础上处于全方位不平等的地位，成为流入地社会的“二等公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对流动人口持有偏见与歧视的本地户籍人口理所当然地把流动人口当作“外群体”看待，在认识上对其表现出偏见，在行为上对其表现出歧视。⑨正是由于偏见和歧视的存在，使得流动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虽然同在一个社会空间工作和生活，在社会交往上、在心理意识上却都相当疏远，造成了流动人口融入流入地社会的困难。
4、流动人口自身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不足
流动人口自身素质相对较差。在一次对800名在杭外来务工人员做的随机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学历普遍较低，初中学历的最多，占55.7％，其次是高中、小学，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仅占8.5％。
社会适应能力是影响流动人口融入流入地社会的又一个重要因素。绝大部分流动人口是来自经济社会落后的农村，在进入经济社会相对发达的城镇务工、经商后，面临着职业、生活方式、社会交往关系等一系列的转变，要适应从农村悠闲自在的生活工作方式向现代化、节奏紧张的现代都市生活工作方式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面临着工作竞争等生存压力的挑战，还面临着社会交往关系的挑战。许多调查表明，进入城镇化地区工作生活的流动人口，其人际交往关系大多还是停留在传统的亲缘和地缘关系方面，交往的人群主要是老乡、亲戚等。流动人口社会关系的内向性、乡土性突出，社会生活圈子较为封闭，他们不愿主动突破这一封闭状态，客观上形成了自我隔离状况，与流入地的主流社会、主流文化相疏离。更为主要的是，很多流动人口存在“打工心态”、“过客心态”，觉得自己的“根”还是在农村的家乡，因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将自己的未来定位在农村，对流入地社会没有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始终保持一种作为流入地社会“陌生人”的感觉。
三、加速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路径选择
1、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认识和重视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
一般将所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对经济的负债(简称人口负债)，而把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对经济的红利(简称人口红利)。在人口转变的早期和晚期，当青少年和老年人快速增长的时候，经济增长将深受其累。只有在人口变迁的中期，当青壮年人口快速增长、经济活动人口快速增加的时候，人口红利才会出现。一般认为，中国的人口转变将使21世纪的头一、二十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由于有大量青壮年流动人口源源不断地涌入，长三角地区“未富先老”的状态要比全国其他地区轻，其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将会延长20—25年。因此，长三角地区可利用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加快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但是，人口红利的真正实现不仅与人口结构有关，也取决于相关政策的积极作用，尤其是与劳动力有关的政策。如果大量的流动人口不能顺利融入流入地社会，就会造成劳资关系紧张，罢工等事件不断，或者是大量流动人口因歧视性政策而不能顺利就业，或者是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关系紧张，造成社会动荡。这些都将使长三角地区具有的庞大流动人口这一人口红利难以实现，从而最终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发展。正是从这种角度来讲，重视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具有战略意义。
2、革新社会管理模式，维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
目前许多流入地政府对流动人口的管理还主要是一种以防范型为主的专项管理，奉行的是“谁主管，谁管理；谁聘用，谁负责；谁容留，谁负责”的原则。这种被动防范的管理方法在管理流动人口问题上应该说起过一定作用，但是也存在着对流动人口的社会管理工作面窄，难以适应流动人口发展趋势的要求，留下了许多管理盲点和无法解决的问题等局限性。因此，要努力推动流动人口管理模式向流动人口与流入地户籍居民权利平等、以公共服务为本质、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和法治原则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变，建立起市场经济条件下与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相适应的制度机制。要坚持既注重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控制，也要保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因此，在流动人口的管理上不仅要重视其治安、计划生育等方面的情况，也要关心和解决流动人口劳动权益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和人身安全问题等。
3、完善社会支持网络，提高流动人口组织化程度
流动人口离开家乡进入一个几乎是完全陌生的生存环境，失去了原本熟悉的关系网络和亲属的帮助，而且在脱离了流出地的管理以后，一定程度上也失去了原本由流出地提供的各种保障和服务。因此，有必要建立起一种以个人社会关系网、流入地企业、社区、政府相结合的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网络，引导流动人口积极参与流入地社会事务，促进流动人口与流入地居民的良性互动，增强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融入机制，减少问题流动人口发生的机率。
4、强化教育引导，发挥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主观能动性
流动人口融入城市，既需良好的外部环境，更需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应通过加强思想教育、典型示范等方法，引导、激励流动人口从以下三方面积极融入城市：(1)在经济层面力求较好生存。鉴于流动人口进城就业因现实环境与自身素质的制约存在着一定的先天不足，要积极引导和激励流动人口重视知识学习和经验积累，努力提高综合素质特别是职业技能，熟悉和遵守城市规则，以适应城市生产、生活的要求。(2)在社会层面主动扩大交往。流动人口应主动和善意地扩大社会交往，尤其要积极参加社区、工会的各种活动，流动人口中的党、团员还要积极参加所在单位或社区的党、团组织活动，从而在城市中建立比较丰富和融洽的人际关系，利用较多的社会资源实现自己在城市的发展。(3)在心理层面自觉强化认同感。一是流动人口对即将进入或已经进入的城市，要通过各种媒体和社会交往增加了解，重视从心理方面去努力适应。二是掌握和运用心理 适应的渠道与技巧。如加强城市规则、文化等方面的学习，深入地了解城市；与家人保持联系以获得支持；尝试用城市主流文化的视角去分析和认识所遇到的人和事等。三是培育乐观向上的心理。扬弃在农村生产生活中形成的思想观念和心理，发扬吃苦耐劳、勤俭朴实等精神，克服乡土文化中封闭、内向、散漫等消极思想和心理的影响，以宽容接纳的心态对待城市主流文化和市民，自觉增强对市民群体的归属感，增强城市“主人”意识，从而尽快实现由流动人口到新“市民”的转变。
（作者：杭州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释：
①杜萌，张亦嵘：《流动人口的困惑与希冀》，载《法制日报》，－12－17（1）。
③④陈永良、竺锡雄等：《杭州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现状与对策研究》，载《杭州蓝皮书：杭州发展报告》（社会卷），杭州：杭州出版社，版，第221-234页。
⑤徐祖荣：《提升生活品质彰显民生主题》，载《杭州蓝皮书：杭州发展报告》（社会卷），杭州：杭州出版社，版，第1-31页。
陆学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困境》，载《读书》，第5期，第3-9页。
⑧李培林：《新时期阶级阶层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第98-103页。
⑨李强，张海辉：《城市流动人口两大社会群体的差别及其管理对策》，载《学海》，第2期，第55-59页。
⑩丽玉：《杭州外来务工人员生活幸福感的调查与思考》，载《杭州蓝皮书：杭州发展报告》（社会卷），杭州：杭州出版社，
年版，第93-105页。
篇4
关键词：人口特征；人口基数；人口素质；人口流动；人口分布；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1-000-02
一、引言
基于地理、文化、历史、经济等各种因素，一个国家的人口普遍具有与其相对应的人口特征，而人口特征与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均存在着联系，尤其是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其中：人口基数、综合素质、年龄结构、人口的流动性、人口性别比、人口的区域性分布、人口城镇化等方面因素，均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极为直接的关系。
二、人口基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口基数的大小直接关系着经济发展的模式、规模以及速度。就我国来说，中国人口基数庞大，一方面对资源消耗的需求旺盛，需要与之相匹配的资源供应，这对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能源成本具有较大的压力，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庞大的人口基数，却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人口。一般而言，对于粗放型、劳动密集型经济，尤其是较为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外向型经济而言，能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具有明显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对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中国自改革开放起，巨大的人口基数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分享了庞大的人口基数红利，劳动力供给非常充足，而劳动力的价格非常低廉，生产制造的人力成本较低，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这样的人口红利需要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发展模式，才能显现出它的优势，在外向性的加工制造型经济模式中，这种人口红利就具备了特定的条件和基础；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创新型的高科技或金融服务等高端产业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那么，这种庞大的人口基数对于创造人口红利的优势，将不复存在。如：美国有3亿多人口，经济以高科技，金融服务等高端产业为主导，其经济总量是中国经济的2倍；而中国人口基数13亿，比美国多出10亿，但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外向型的加工制造产业，且经济规模虽然快速提升，但仅相当于美国的1/4(是指提升速度还是其它？)，所以，人口基数对经济发展的红利因素也仅限于特定的经济模式。抛开经济发展模式，单纯谈人口基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将无从谈起。
三、人口年龄化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口的年龄化结构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与人口基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着一定的关系，人口基数庞大可提供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但如果人口基数中人口的年龄化结构不合理，这种庞大的人口基数红利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中间最主要的就是老龄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本质是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协调统筹问题。[6]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3亿人口中，年龄超过60岁的人口比例已经达到13.26%之多，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进程加快，说明劳动力人口在相应减少。虽然从绝对数而言，中国的劳动力仍将在一定期限内，具备人口红利的巨大价值。但是，我国在经济不发达，人口基数很大的情况下，在很短的时期内进入老龄化社会，会带来“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问题，社会保障、社会负担增加，对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对于人口基数相对较小的国家来说，老龄化人口比重过大，将直接造成劳动力人口不足，社会成本支出过大，经济发展速度放慢。
类似的，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人口特征，还有人口的性别比。就对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来说，男性劳动力比女性劳动力有一定的先天优势，性别比的失衡，会产生一定的社会问题，容易造成后续新生劳动力的不足或延缓新生劳动力的供给。对经济的发展产生持续而长远的影响。
四、人口的综合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国的人口基数庞大，但综合素质或人均素质不高。人口基数庞大，但综合素质较低，那对于宏观的经济发展而言[1]，只适合劳动密集型产业，只有劳动密集型产业才需要大量的低端劳动力，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较低。对于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金融服务等高端产业而言，则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才能满足这些高端产业的发展需求。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我国正是基于大量的低素质劳动力人口，创造了快速发展的规模庞大的外向型加工制造产业。而外向型加工制造产业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主导产业。虽然我国的人口素质近几十年来一直呈现快速提升之中，但相对于如此庞大的基数而言，总体的素质提升仍然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如上所述，人口的综合素质因素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
五、人口的区域性分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直观的结果就是，人口分布相对集中的区域劳动力相对更为充足，反之则劳动力缺少。但这一结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只能建立在一定的主观和客观条件之下进行分析[2]。如果对应的产业资源不足，过多的劳动力人口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如在我国的四川、河南等人口过多的省份，以及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劳动力人口充足，但可供分配生产资源不足，就造成了劳动力过剩，人口红利变成了人口负担，对经济发展形成不利影响。如将这些过剩的劳动力人口，流动到沿海生产制造产业相对集中、发达的地区，这些过剩的劳动力人口就能发挥应有的价值和作用，对经济发展形成正面的提升和促进作用。同时，如果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的产业结构调整规划，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西部等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充分利用这些地区的劳动力资源，对经济的平衡发展，将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人口流动是主观人口分布的最主要因素[3]，人口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可分配生产资源的再次分配，通过人口流动促进生产资源的合理分配，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是“势利经济”(人的趋势性和趋利性导致的人员向易于产生财富的时间，地点集中的经济行为)造成的一种合理的人口分布策略。人口流动较为集中的区域通常经济活力强，经济发展快；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流动出现区域均衡的状态，则说明一个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均衡。流动人口的地区分布决定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
六、人口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城市化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城市化进程也基本上是各国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一条发展脉络，人口的城镇化速度越快，经济发展的进程和速度同样也会加快，反之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会加快人口的城镇化进程[4]。人口城镇化的比重加大，对经济发展很显著的一个促进作用就是城市人口越多，商品的消费量也就越大，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就越大，消费增加对经济的巨大贡献就很容易表现出来。目前，中国的经济主要依赖劳动密集型的外向型经济，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拉动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三驾马车以出口和投资所占比重较大，而消费是三驾马车中最弱的一匹，之所以最弱，是因为人均可支配收入过低的原因，我国目前城市化人口比例较小，农村人口比例大，而农村人口总体来说收入低，消费能力差，从而导致整个社会消费能力不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对于我国来说，推进城市化是经济发展一个根本性问题，只有加快城镇化建设，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可持续的保障。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已从卖方市场时期进入了买方市场时期，卖方市场时期是生产能力满足不了人们的物质需求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要发展经济，主要是提高生产能力，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一个国家进入买方时期后，要想达到财政收入的最大化，社会就业量的最大化，就必须寻求商品消费量的最大化。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仍有6亿7千多万农村人口，农村人口消费能力低，严重制约着我国商品消费量向最大化发展。同时，在农民身上存在着自产自消的行为，而这些自产自消的物品，因为不是通过货币购买消费的，因而不是商品消费，产生不了商品消费的作用，从商品经济的角度上，称农民自产自消的物品为“无效消费品”。
七、总结
人口特征的差异性与经济发展的结果存在着密切的必然关系，结合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人口特征分析，以上所述的结论同样存在，这是宏观经济学中人口特征对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但从微观层面而言[5]，基于客观条件不同，以及各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上述人口特征在不同条件下所产生的作用也会存在着略微不同的结果。这个结果不影响宏观研究的结论，但却可以从细节处加强人口特征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全面性研究和导向性研究。本文就微观层面和特定层面的人口特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就不多作分析，上述仅从宏观角度对人口特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做粗浅分析。
参考文献：
[1]陈宗胜,周云波.文化程度等人口特征对城镇居收入及收入差别的影响――三论经济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J].南开经济研究,2001(04):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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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耀华,李忠民.中国各省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关系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05):87-92.
篇5
关键词：福建省；城镇化；海西经济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02005803
城市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福建省作为海峡西岸经济建设区，应该认清当前城镇化状况，把握城镇化发展规律，积极探索城镇化发展道路，从而推进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实现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关于我国城镇化进程方面的研究有：刘福垣（2000）认为要加速城镇化进程，必须选准切入点，扫除城镇化的一切人为障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调整不利于城乡要素流通的相关政策是当务之急。仇保兴（2009）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模式，即在坚持“发展”的前提下，既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高效，又能低成本地补偿其负面影响的新型城镇化模式。李培林（2012）提出我国已经从工业化引领的经济起飞阶段进入城镇化引领的新成长阶段，城镇化成为继工业化之后发展的巨大引擎。
1福建省城镇化现状
近十年来，随着我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城镇化步伐明显加快。全省的城镇化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城镇体系基本形成，等级结构和空间布局渐趋合理，进入了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
1.1城镇化的速度与水平
纵向来看，从2000年到2011年，福建省城镇化水平由41.99%上升到58.09%，提高了16.1个百分点，年均增长2.99个百分点，呈现出较快的增长势头（见表1，图1）。
综上所述，从城镇化的推进速度和城镇化水平的绝对量两个指标来衡量，福建省城镇化水平基本处于全国中上位置，但相对于周边先进省份，如广东与浙江，城镇化还是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1.2城市的空间布局和规模
目前福建省共有设市城市23个，从城镇空间布局与规模看，其主要特征如下。
（1）基本形成四个层次的城镇网络。第一层次为省会城市福州和经济特区厦门，是全省经济的核心，也是城镇体系的一级中心；第二层次包括泉州、漳州、莆田、南平、龙岩、三明、宁德7个设区市，为城镇体系的二级中心；第三层次包括14个县级市和44个县城，为城镇体系的三级中心；第四层次为521个小城镇，是全省城镇体系的基础。
（2）闽东南沿海形成城镇密集区。福建省的城镇分布呈现出东密西疏的格局：沿海城镇数量多，分布密集；内地城镇密度较低，主要沿交通线呈带状分布。闽东南地区现已形成城镇密集区，其土地面积约占全省的35%，但拥有全省城镇数量的58%，城镇密度7.2个/千k㎡。城镇密度高的地区，城镇人口也相对集中。如果单纯以设市城市计算，闽东南拥有全省设市城市总数的48%，而城市人口却占到了全省城市人口总量的68%，全省外来流动人口也主要集中在闽东南地区。
（3）城镇规模等级体系②中，大中城市比例上升。若以市区非农人口（见表3）划分，目前福建省有特大城市5个，大城市3个，中等城市10个，小城市5个。相比2005年，大中城市数量明显增加。其中，特大城市新增4个，大城市新增2个，中等城市新增5个，小城市数量明显减少。
2福建省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户籍制度制约城镇化
福建省历年来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以晋江为例，其当前就业结构中，有很大比例是外来流动人口。80年代以来，晋江外来流动人口逐渐增多，1994年外来劳动力已超过20万。据有关部门统计，晋江2006年的外来流动人口达到100万，其中公安部门统计的外来人口为80多万。虽然100万外来人口生活和工作在晋江，但是真正融入晋江社会的只是少数，大多数还是没有实现真正的“城镇化”。户籍的差异带来了一系列有关教育、就业、社会福利等的不公平待遇。
据陈维涛、彭小敏（2011）实证研究表明，拥有城镇户口将显著地有利于劳动者进入高收入行业，造成城市居民在收入和福利待遇方面比农村居民显著要高。在福建务工的外来人员，基本上处于“经济上吸纳、社会上排斥”的尴尬处境。他们无法获得平等的机会和权益，就子女教育问题而言，大多数外来工子女返乡上学，造成外来人口与子女分离，从而影响外来人口的进一步发展。外来人口不能在福建长期发展，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福建的经济发展。
2.2产业结构不尽合理
从产业结构看，设区城市中，漳州、三明、南平、龙岩、宁德的第一产业比重都超过20%，福州、厦门、泉州也只是第二产业比重较高，第三产业比重仍停留在低水平；县级市中，邵武、武夷山、建瓯、建阳、福鼎等城市第一产业比重也超过20%（见表5）。工业仍是福建省经济增长的支柱，但以传统产业为主，一般加工业发展较快，而高科技含量产业发展不够；一般加工业多，高科技含量工业少。近年来虽把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作为重点产业，但起步较晚，比重上升不快。
2.3城镇化进程缺乏科学规划
随着城市规模急剧扩张，一些城郊村在进入城市的新条件下转变为“亦城亦村”的社区实体，形成了“城中村”。以福州为例，截至2010年的统计，按照耕地大部分已被征用、多数村民不从事农业生产、村民分散居住或村居民交叉居住等情况，全市仍有104个“城中村”未完成改制。福州市“城中村”改制工作自2003年开展以来历经8年时间，由于矛盾突出，到2011年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近年来，随着城市建成区范围的不断扩大，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下的“城中村”问题更加复杂，解决起来更加棘手，阻碍我省城镇化进一步发展。
城镇化的过急推进，缺失科学合理规划是“城中村”产生的原因。“城中村”中居民为取得生活区的租金收入，往往招来劳动密集型企业，导致生产生活区不分，“村”中环境脏乱、治安差，造成了诸多的社会隐患和城市问题，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的严重障碍。居民自主“引入”企业的行为导致了土地的不合理利用，也使得土地本身的价格大打折扣。
3推进福建省城镇化的对策
3.1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
户籍制度下机会的不平等助长了城乡收入的差距，这启示我们应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努力消除户籍制度对劳动者择业的不利影响，进而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和谐与均衡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这就要求我省不断探索创新人口管理制度，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的稳步覆盖，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特别是对教育资源的分配，应该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不断缩小教育水平差异，促使城乡居民能享受到平等的教育资源和机会，以提高农民的就业竞争力。
3.2根据地区优势优化产业结构
对于福州和闽南这两个经济相对较发达的地区，应该重点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充分发挥经济发达地区对人才的吸引作用，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增加研发方面的投资，鼓励、支持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闽西地区进一步打造红色旅游、客家旅游、生态旅游和乡村旅游精品；充分利用金、银、铜等矿产品和丰富的竹木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产品的加工和营销业。闽北地区依托武夷山品牌，加强区域旅游合作，以龙头的姿态，辐射周边，丰富“大武夷旅游”体系建设；充分挖掘“文化遗产”，打造人文武夷品牌，推出多样性的文化体验旅游产品，建设“我国重要的自然和文化旅游中心”。闽东地区重点推进海洋渔业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把渔业生产的基点由“生产—市场”转移到“市场—生产”上来，注重产品的市场适应性和市场需求空间，解决水产品大路货多，优质品少，原产品多，精深加工品少的问题，以满足消费者日益提高的消费需求。
3.3科学规划，解决“城中村”问题
城镇化进程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它的实质是生活方式的城镇化，而非简单的城区面积扩大、城市人口增加。城市扩张要有相应的产业支撑，能够提供新的就业岗位，让进城农民成为产业工人，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政府的综合开发规划必须包含旧村改造相关配套政策，具备旧村改造的配套资金才可以进行开发；同时大力推进征而未建土地的开发建设，督促开发商尽快实施拆迁建设，对长期不拆迁建设的单位，应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收回其土地开发使用权并重新规划；可改变原拆原迁的集中安置做法，异处择地，统一布局；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对城市规划区内的村民住宅建设，要按城市管理理念，集中兴建农民住宅小区，避免“二次拆迁。”
参考文献
[1]刘福垣.推进城镇化战略的主要切入点[J].经济活页文选：理论版，2000，（23）.
[2]仇保兴.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模式之辨——“C模式”：超越“A模式”的诱惑和“B模式”的泥淖[J].城市发展研究，2009，（1）.
[3]李培林.城镇化与我国新成长阶段——我国城镇化发展战略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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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维涛，彭小敏.户籍制度、就业机会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J].经济经纬，2012，（2）.
篇6
方法：对242例住院病例进行流行病学分析。
结果：在242例中，6月至3岁儿童有209例，占86.3%。全年可发病，以3-7月为主，占全年总数78%。出疹部位可在手、足、口、肛周不等部位出现。合并症以发热和神经系统为多见。
结论：发热和神经系统是常见的并发症，有效的预防、控制手足口病的流行仍是主要关键。
关键词：手足口病 流行特征 并发症
【中图分类号】R-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8801（2013）10-0562-01
手足口病（Hand-foot-mouth disease，HFMD）是由多种肠道病毒引起的常见传染病，以婴幼儿发病为主。大多数患者症状轻微，以发热和手、足、口腔部位的皮疹或疱疹为主要特征。少数患者可并发无菌性脑膜炎、脑炎、急性弛缓性麻痹、呼吸道感染和心肌炎等，个别重症患儿病情进展快，易发生死亡。少年儿童和成人感染后多不发病，但能够传播病毒。引起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包括肠道病毒71型（EV71）和A组柯萨奇病毒（CoxA）、埃可病毒（Echo）的某些血清型。EV71感染引起重症病例的比例较大。肠道病毒传染性强，易引起爆发或流行[1]。现对我院2011年6月-2012年6月住院病人临床分析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2011年6月-2012年6月入院诊断手足口病患儿242例，病例确诊依据《现代传染病学》诊断标准。[2]
1.2 方法。按《现代传染病学》的标准，本组手足口病病例是指临床诊断病例和确诊病例。对242例住院患儿进行临床特征分析，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流行病学分析。
2.1.1 病例分析。2011年6月―2012年6月住院例数232例，分布于我市2区6县，其中39.6%来自市区。
2.1.2 发病时间分布。全年均有发病，3―7月份188例，占全年总数78%，其余月份占22%。3―7月份为发病高峰期。
2.1.3 人群分布。242例患儿中，男148例，女94例，男女之比1.60∶1；外来儿童146例，本市区儿童96例；年龄最大14岁，最小127天。
2.4 治疗与转归。242例患者239例在我院治愈出院，转往ICU共计30例，在ICU死亡3例，在普通病房死亡0例。痊愈出院者平均住院日6.3天。有并发症者最长住院时间为14天。
2.5 入院前误诊情况。30例患儿在入院前误诊，误诊率12.4%，其中21例误诊为疱疹性咽峡炎，4例误诊为水痘，3例误诊为过敏性皮疹，1例误诊风疹，1例误诊为麻疹。
3 讨论
手足口病（HFMD）是以手、足或口腔发生水疱为特征的一种病毒感染所致的自限性疾病[3]。该病主要通过消化道，呼吸道和密切接触等途径传播，一年四季均可发病，以春夏发病高峰期[4]。该病是我国法定报告管理的丙级类传染病，是人肠道病毒的唯一宿主，患者和隐性感染者均为本病的传染源，隐性感染者难以鉴别和发现，通常以发病一周内传染性最强。手足口病的皮疹和疱疹分布特点主要表现为；口腔疱疹好发于内唇、颊粘膜、舌、齿龈或硬腭处，小如米粒，大如绿豆，破溃后呈溃疡，非常疼痛，是患儿哭闹，烦躁、流涎、拒食、拒奶的缘由。手足远端斑丘疹及疱疹，比水痘疹小，疹周有红晕，无化脓，可呈干瘪萎陷状，脱落后不留瘢痕及色素沉着。
本组手足口病患儿大多数通过治疗可以治愈，少数合并脑炎、肺出血患儿转入ICU后共出现死亡3例，大多数患儿住院治疗5―7天好转出院，个别危重病例住院10―14天出院。病情加重的阶段大多发生于发病的第3天至第5天。
由于目前尚没有有效的疫苗问世，也没有特效药物治疗，所以有效的预防、控制手足口病的流行仍是主要关键。本研究显示，低免疫接种率、易感染人群的暴露、人口流动是导致儿童手足口病发病的主要原因，因此控制手足口病的流行，加强外来人流动人口的管理，同时对各级医院门急诊医生做好培训，提高对手足口病的认识，早诊断、早隔离。临床工作者应及时填报传染病报卡，联合CDC控制麻疹疫情。
参考文献
[1] 2011年手足口病预防控制指南
[2] 张玲霞，周先志.现代传染病学.2版.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0
篇7
在过去30年里，全民普法教育在推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正在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着法治保障作用。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普法教育与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与人民群众对法治的期盼还有很大差距，普法教育的薄弱环节还较明显。如何搞好第五个五年普法教育，我们认为：应当把工作重心放在突破重点、难点和盲点等薄弱环节上，通过攻克薄弱环节来提升“五五”普法教育的质量。
一、薄弱环节制约着普法教育的质量
我国的普法教育通过20多年的努力，基本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实施、人大监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格局，普法教育渗透到全社会的各个领域。但是，全民普法教育期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经济转型、企业转制、各种利益关系重新调整，人流、物流、信息流成为各种利益调整的主要特征，社会矛盾比较突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开展的普法教育就很难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形势，因而在实施普法教育中就出现了对一些重点对象抓而不紧、对工作难点缺少办法和对盲点部位教育不到位等薄弱环节。其表现：
一是领导干部学法抓而不紧。领导干部是社会管理的决策者。他们的法律素质和学法质量直接关系到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和一个单位的学法热情，关系到所属地区和部门的法治化建设水平。因此，我们在推进“四五”普法中一直把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区和部门的领导存在着重经济工作轻普法教育、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利益、重基层普法轻自身学法的问题。会上要求多，会下落实少，对下要求多，对己要求少的现象较为普遍。由于一些领导干部对普法教育认识上的偏差和重视程度不够，导致一些地区的普法教育发展不平衡。
二是青少年法制教育质量不高。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抓好青少年法制教育利在当代，功在千秋。应该说，在“四五”普法中，各级政府对青少年法制教育较为重视，做了大量工作，有效地构建了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组织网络体系，确保了青少年法制教育的规范运作。但是在工作运作中还存在着一些诸如法制副校长素质不高，讲课内容缺乏针对性，且讲课形式单一。简单枯燥，导致有的学校法制副校长没有切实发挥好应有的作用。由于青少年法制教育质量不高，直接影响了一些学校和学生学法的积极性。
三是流动人员法制教育难落实。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已成为一大趋势。仅新都目前就有外来流动人口10万多，占本地人口六分之一。他们一方面为新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也给社会治安带来了压力。
四是中小私营企业法制教育存在盲点。由于这部分企业规模较小且分布面广，一些业主本身素质不高和急于发展经济的心理，因而对自身的法律学习和对员工的法制教育难以落实，劳动合同纠纷、劳资纠纷、非法用工等问题时有发生。实行政企分开后，政府又缺乏对中小私营企业有效的教育管理手段，工作难以渗透，以致普法教育在中小私营企业中存在盲点。
五是农村法制教育工作还不到位。多年来，在推进全民普法教育中，各级政府一直将农民的普法作为重点来全力推进。特别是各地以贯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开展“综合示范村”以及“法律明白人”创建活动为契机，使普法教育在农村得到了有效推进。但由于农村人口众多，基础设施薄弱，地区发展不平衡，加上普法骨干紧缺和政府投入不够等因素，使普法工作很难落实到位。
六是对行政区划调整中的法制教育滞后。在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进程中，农村向城市聚集已成为必然趋势。特别是近年来，各地都在加大城市化建设力度，村委变社区，农民变市民。但是，城市扩建也对失地农民带来了诸如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工作安置和生活保障等问题。而法制宣传教育不能适应城市建设快速发展的形势，使城市建设中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生活保障等一度成为热点问题。
二、用法制提升普法教育质量
篇8
关键词：六普；现状；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08-0035-02
1 人口现状
人口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基础要素，对福田区经济社会转型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分析福田人口的规模、结构和发展趋势，将有利于监测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根据“六普”数据，福田区人口主要特征如下。
1.1 规模得到控制，增幅下降
人口总量逐年上升，增幅逐年下降。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六普）数据显示，福田区2010年11月1日常住人口131.75万人，比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五普）多40.75万人，增长45.0%，年均增长38%；比1990年建区时多100.38万人，增长3.78倍，年均增长169%，人口总量逐年上升。1990年到2010年人口规模的增长可以清晰的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从1990年建区到2000年这一阶段，人口增长较快，多数年份的增速超过2位数，第二个阶段是从2001到2010年这十年，增长曲线在2001年出现明显拐点，增速开始下降、趋缓，增速均控制在7%以下。
常住人口比上年增长1.6%，呈逐年降低的趋势，并且增速连续6年保持在5%以下。福田区的人口增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人口规模稳定发展。随着人口规模的控制和经济规模的大幅上升，福田区人均正效应水平逐年提高，2010年人均GDP14.17万元，比上年增长10.4%；人均绿地面积26.87平方米，比上年增长1.1%；万人公共体育场馆13.37个，比上年增长2.5%；人均住宅建筑面积27.77平方米，比上年增长1.0%。经济快速发展、生态环境趋优、社会大幅进步、民生福利提高，辖区居民幸福感提升。
1.2 人口结构调整加快
人口类型为“成年型”和“稳定型”。2010年“六普”数据中，0-14岁的少年儿童有156580人，少儿系数为11.88%，比“五普”时比重增加0.20个百分点；15-64岁的成年人有1116673人，占常住人口的84.76%，比“五普”时比重下降2.01个百分点；65岁以上老年人有44258人，老年系数为3.36%，比“五普”时上升1.81个百分点。“六普”15-49岁的生育人口比重为76.01%，比“五普”下降5.62个百分点。“六普”的老化指数为28.27%，比“五普”增加14.97个百分点。“六普”的年龄中位数为30.94岁，比“五普”增加了4.4岁。根据国际通用人口类型标准和人口再生产类型标准判断，福田区的人口类型已经从“五普”的年轻型转变到“六普”的成年型，再生产类型由增加型向稳定型过渡。
行业人口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流动。“六普”对家庭户的10%进行长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从业人口共80791人，主要从事的行业分布在20个行业内，其中从业人口最多的三个行业为住宿餐饮批发零售业、制造业、居民和其他服务业，从业人口的比重分别为38.20%、12.08%和595%；“五普”从业人口最多的三个行业为制造业、住宿餐饮批发零售业和建筑业，从业人口的比重分别为2695%、2567%和948%。福田区从2000年到2010年期间，产业结构由二产占较大比重逐步向三产占绝对优势转变，工业逐步外迁，第三产业新兴行业增多，城区功能定位逐渐向金融、文化、政治等转化，产业结构变动推动了行业人口的流动。第二产业从业人口比重从“五普”的37.17%下降到“六普”的17.14%，下降20.0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比重从“五普”的62.61%上升到“六普”的82.71%，上升20.1个百分点。“六普”中新兴行业从业人口比重逐步增加，其中居民和其他服务业比重为5.9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比重为4.49%，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比重为4.10%，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比重为3.28%。人口倒挂逐步缓解，人口流动趋于稳定。“六普”常住人口中户籍人口613032人，占比46.53%，非户籍人口占53.47%，非户籍人口占绝对比重，2000年至2010年的十年间户籍人口增加较快，户籍人口的比重也显著上升，比重比“五普”时提高了14.31个百分点，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的倒挂现象得到较大转变。随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和沉淀，福田区的倒挂现象会逐步改善。在户籍人口中外出半年以上的人口136801人，主要流入地区为省内，占87.30%，流入外省的省市按比重排名为湖南、湖北、北京、上海、江西等。常住人口中户籍在外省的人口数467926人，主要来自的省市按比重排名为湖南、湖北、四川、河南、重庆、广西等，来自地区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较为迟缓，人口较多，离深圳较近的省市。户口在外乡镇的人口流入福田区的原因主要是务工经商，占7192%；家属随迁，占7.56%；投靠亲友，占6.44%和工作调动，占4.81%。
1.3 人口素质提升
“六普”中，六岁及以上人口中未上过学的人口比重比“五普”下降0.42个百分点；初中及以下的人口比重“六普”比“五普”下降10.57个百分点；高中、高中中专人口比重“六普”比“五普”下降3.86个百分点；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比重“六普”比“五普”提高14.85个百分点，是六岁以上人口中受教育情况比重最高的类别，而“五普”中比重最高的类别是初中以下人口，“六普”计算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2.09年，比“五普”提高了1.02年。由此可见经过十年的发展，福田区人口受教育程度和人口素质显著提高。高素质人口是促进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发展的基石，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使得社会自治能力提高，管理成本下降。
1.4 人口分布改变
人口密度全市最大。“六普”福田区的人口密度为16749人/平方公里，比“五普”增加5088人/平方公里，增长43.6%，人口密度增长较大。比排名第二、第三的罗湖区和南山区密度分别大5023人/平方公里和10872人/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与区域建设和功能定位关系较大，南山区是我市的科技区，城区较新，科技相关人才扎堆；罗湖区是老的中心城区，生活配套完善，生活便利；福田区作为新的政治、经济、文化、金融中心，要素更为集聚，吸引更多人口迁入。福田区人口密度排前三位的街道是园岭街道、福田街道和华强北街道，这三个街道分别是福田的工商中心、金融中心和经济旺区。
2 福田区人口问题及对策
人口发展在与经济增长、结构调整、资源配置、环境保护和管理转型等诸多方面相互协调的过程中，矛盾此消彼长，不论是人口的规模、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受教育结构，还是人口迁徙变动，一系列的问题逐渐产生和暴露，难以在短期内彻底解决。人口素质、人口老龄化、性别比失调、人口基数大负担重和人口经济结构等方面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福田的人口问题存在普遍中的特殊性。
2.1 人口类型的转变，社会建设与管理滞后
分析历年来人口、经济、社会的主要发展指标，未来5年左右福田人口仍将稳定增长。人口规模与环境资源承载力之间的矛盾仍将趋紧，民生、教育、卫生、就业创业、住房保障、公共安全、城市管理、社会治安和环境质量将由于人口规模而加重负荷。人口增速将缓慢降低，将引发人口结构及相关的经济社会问题，老龄化加快、性别比失调、人口迁徙对素质的贡献下降等，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养老、计生政策和人口管理政策无法简单精准到位。为此正视及把握人口内在的发展趋势和规律，积极采取有效的调控措施，稳定人口规模，科学合理地规划调度各项公共资源的分布和使用，增加投入，提高社会发展的质量，是建设社会经济的基础环节。与此同时，统筹解决人口规模与结构的问题，通过加快产业升级，逐步调整优化各项社会建设、人口管理政策，针对人口结构、分布、老龄化趋势加快等问题，保证人口的适度流动和经济发展的活力，建立健全居民保障机制，提高人口素质，增强自治参与，提高居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2.2 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倒挂现象依旧，社会安全压力较大
发展时间短、发展速度快、发展过程及所处的发展阶段，使得福田区和深圳市的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的比重从建市及建区以来都是倒挂的，并且这种现象一直持续至今。外来人口的不断涌入，既满足了福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加大了人口的流动，稳定性降低，给福田区的社会治安和社会管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严峻的挑战。福田区应在全市先行一步，根据居住年限、健康、文化、技能等标准，对流动人口放开户籍，加大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引导低素质人口随传统产业外迁。大力发展社会志愿者队伍，加大社会参与和社会自治，发挥社会的力量，对流动人口进行就业技能培训，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
2.3 人口密度较大，推动生活成本高企
区域人口规模不断增加，推动物价上涨，居民生活成本上升。福田区作为深圳市的中心城区，“衣食行”的消费虽高但与其他区相差不大，“住”的成本却遥遥领先，租房贵，买房更贵。2010年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物价水平增长提速，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103.5，比上年上升3.5个百分点。从分类价格指数看，类商品中有六类不同程度的上升。食品类、医疗保健个人用品类和居住类的上涨居前三。过高的物价水平让年轻人才与毕业生却步，影响了城市的人才储备，进而影响城市和区域的的创新源泉和未来发展，阻碍人口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为此，落实价格调控各项措施，拓宽住房的保障渠道。同时要有针对性的解决人口住房问题，不仅要关注高端人才、领军人才，视野应更多的向范围更广的年轻一代倾斜，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共同发力，把房租与房价调控在合理水平。稳定物价，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2.4 资源环境压力过大，阻碍生活品质提高
福田区人口规模庞大，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随着产业升级，社会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就业压力增大、能源和自然资源消费量扩张。人口数与人口消费力的增长加大了生态环境的压力，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增多，土壤、水、空气都遭受严峻考验。人多也会导致人均资源偏低，比如人均绿地、市政设置、医院和人均GDP等。在这方面，根本之路在于统筹兼顾、标本兼治，持续不断地加快产业转移，继续通过政策导向有序调控，迫使有污染的行业外迁。近年来的工作成效比较明显，自2008年以来工业三废的产生量逐年降低，空气指数优良率也一直稳定在96%左右。
2.5 人口全面发展受制，素质与国际化标准有差距
人口发展是科学发展的目的和归宿，人口素质是重要的评判依据，决定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程度。2010年福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12.09年，与发达国家14年的上限比仍有近两年的差距。人口素质以健康为基础，重要一环在于出生人口素质和健康，由于人口仍将有所增长，需不断加大投入。根据福田区人口的年龄结构、分布和人口类型，合理配置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资源，根据完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逐渐改善硬件强于软件的现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人口文化素质是人口全面发展的外在表现，以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的手段和推动力，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的研究和制定，统筹计划生育政策及相关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继续通过管理服务、政策导向、合理调控及产业转移，积极科学应对人口类型由“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预判新的人口类型将引发的创新人才减少、动力不足及社会养老、社会保障、基础设施、文化、安全等一系列新需求。
参考文献
［1］深圳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深圳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概要［J］.2011.
［2］深圳市福田区统计局.深圳市福田区统计局统计年鉴［M］．2010.
［3］中国统计出版社.深圳统计年鉴［M］．2011.
篇9
【关键词】手足口病；重症；神经源性肺水肿
手足口病是一种肠道病毒感染引起的传染性疾病，临床表现大部分为轻型，主要表现为发热、手足皮疹及口腔疱疹，小部分患者出现神经系统症状，诊断为重症手足口病，包括频繁惊跳、呕吐，四肢抖动，精神疲倦、烦躁不安；而出现休克、肺水肿或昏迷等患者，为危重症，我院为佛山市区危重症手足口病收治定点医院，2010年至10月底共收治重症手足口病68例，其中3例为危重症，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68例，其中男46例，女22例，平均年龄2岁1个月，6个月以下1例(1.5%)，6个月至12个月4例(5.9%)，12个月至24个月31例(45.6%)，24个月至36个月19例(27.9%)，36月以上12例(17.6%)，户籍为外省41例(60.3%)，广东省27籍(39.7%)，佛山本地区10例(14.7%)，发病季节，4月2例，5月10例，6月13例，7月16例，8月14例，9月8例，10月5例，根据2010版手足口病诊治指南均诊断为手足口病(重型)，其中3例诊断为手足口病(危重型)。
1.2 临床表现 ①发热:68例，热峰40℃5例(7.4%)，热峰在39℃~40℃42例(61.7%)，发热平均病程3.9 d。②皮疹部分：手皮疹68例(100%)，足部皮疹65例(98.6%)，臀部皮疹39例(57.3%)，膝部皮疹13例(19%)。③惊跳：51例出现惊跳(75%)。④肢体抖动：62例(91.2%)。⑤呕吐：23例(33.8%)。⑥烦躁不安：16例(23.5%)。⑦惊厥：0例，68例患者中均未出现惊厥，(8)气促：10例(14.7%)。⑨心率快：共8例(11.8%)，其中2例出现神经源性肺水肿者，心率达200-230次/分。⑩腱反射：正常40例(58.8%)，减弱1例(1.47%)，亢进或活跃27例(39.7%)。B11病理症：病理症阳性6例(8.8%)。
1.3 实验室检查 ①血象：WBC>15×109 14例(20.6%)；②血糖：>7.8 mmo/L 8例(11.76%)，2例>20 mmol/L,为神经源性肺水肿患儿。③CRP：>10 mg/L 29例(42.6%)。④胸片：2例为肺水肿(2.9%)，2例为肺炎(2.9%)。⑤心电图：ST-T改变2例，T波改变2例，PR间期延长1例。⑥头颅CT：共完善59例，其中1例可见双额顶部脑外间隙稍增宽伴双侧脑室、三脑室形态稍饱满，1例脑外间隙增宽，余均未见异常。⑦心肌酶：CK-MB升高7例，肌钙蛋白-T>0.1 μg／L3例。⑧IgE：>25IU/L 39例，正常范围29例(29例)。⑨脑脊液：53例完善腰穿术，脑脊液压力200 mmH2O14例(26.4%)，潘氏试验阳性15例(28.3%)，脑脊液白细胞>15×106 10例(18.9%)。
1.4 治疗
根据卫生部的《手足口病诊疗指南2010年版》进行临床治疗，①一般治疗：隔离治疗，清淡饮食,营养支持，做好护理工作，预防继发感染；②对症治疗：反复发热者，积极退热治疗，进食少者，适当补液预防电解质紊乱；③抗感染：选用病毒唑抗病毒治疗，其中有19例可疑细菌感染者加用抗生素治疗；④重症处理：一般重症患儿用甘露醇降颅压,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短期小剂量激素治疗，出现气促或心率明显增快者，予加大激素用量，甲基强的松龙5~10 mg/(kg•d)，出现肺水肿或高度怀疑出现肺水肿时，则给予20 mg/(kg•d)，密切观察患儿精神反应、末梢循环、呼吸、心率、血糖等情况，有肺水肿早期或肺水肿表现者给予气管插管机械通气治疗。
2 结果
住院天数：平均6.8 d，转归：治愈65例(95.6%)，自动出院1例(1.47%)，死亡2例占(2.94%)。
3 讨论
手足口病是由多种肠道病毒感染引起的临床症候群, 其中柯萨奇病毒A16 (CoxA16)和肠道病毒71型(EV71)常见， EV71感染更易出现重症病例及神经系统后遗症［1］。多数病例临床表现较轻,以发热和手、足、口腔等部位的皮疹或疱疹为主要特征，少数病例出现神经系统损害，可出现精神反应差、肢体抖动、惊跳、气促等，严重者因病毒损害脑干，引起脑干脑炎可出现神经源性肺水肿和肺出血，病情进展快,可导致死亡。
神经源性肺水肿是重症手足口病患者的最主要死亡原因［2］，神经源性肺水肿的发病机制目前仍未十分明确，比较公认的理论是Theodore等在1975年就提出了著名冲击伤理论，它认为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后机体发生过度应激,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引起儿茶酚胺类物质大量释放可引起短暂而剧烈的体循环血管收缩,大量静脉血回流引起肺循环短暂而严重的高压,不仅可引起压力性肺水肿,而且由于冲击伤作用直接损伤肺毛细血管内皮细胞间连接,导致大量血浆蛋白外渗。同时大量的儿茶酚胺消耗，儿茶酚胺衰竭，血压低下，出现顽固性低血压。
重症手足口病的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肢体抖动、惊跳，可伴有呕吐，精神疲倦，实验室检查白细胞部分升高，CRP部分升高，脑脊液检查压力升高或正常，白细胞升高或正常，重症手足口病经过激素、丙种球蛋白、甘露醇等综合治疗后，预后良好，临床上应密切观察病情，避免重症患儿向危重症发展，避免死亡。
通过分析68例重症及危重症患儿的临床特征,归纳出以下几点：手足口病好发于3岁以下儿童,尤其是婴幼儿,本资料中3岁以下病例占了82.3%,男性发病率明显高于女性，与国内报道相一致［3］。流动人口儿童比例(85.3%)高于佛山本籍儿童，这提示手足口病的传播与卫生条件、经济水平密切相关。发病高峰为6、7、8月份，占63.2%。68例患儿中,发热68例(100%),发热时间长,发热时间平均达3.9 d，出疹部位以手足为主，部分臀部有皮疹(57.3%)，小部分膝关节有皮疹(19%)；惊跳及肢体抖动往往是重症患者的最早期也是较容易发现的症状，分别占75%和占91.2%，呕吐者占33.8%。本组病例气促及心率快者，分别占14.7%和11.8%3例危重症者均有气促心率快表现，心率>200次/min，均给予大剂量激素治疗，危重症患者给予机械通气，2例死亡，其余经综合治疗后均预后良好，本组资料实验室检查发现：重症患儿血象白细胞可出现升高，>15×109，占20.6%，危重症患者血象均>20×109，CRP>10 mg/L 29例(42.6%)，但治疗上只有19例可疑细菌感染者加用抗生素治疗，余均给予抗病毒治疗，均取得满意治疗效果，提示手足口病患儿CRP升高，不是应用抗生素的指标。心肌酶CK-MB升高7例，肌钙蛋白-T>0.1 μg／L 3例，提示只有小部分患者有心肌损害；本组患儿IgE升高39例(57.4%)，提示重症手足口病发病机制可能与机体免疫反应过度有关，可作为早期判断重症病例的实验室参考指标之一。脑脊液检查中，脑脊液压力>150 mmH2O占58.5%，潘氏试验阳性15例，占28.3%，脑脊液白细胞>15×106 10例，占18.9%。
重症手足口病的积极治疗是为了避免发展为危重症手足口病，故提前识别危重症尤其重要，可避免患者死亡或避免无必要的机械通气，通过总结68例重症手足口病，发现以下情况高度可能发展为神经源性肺水肿：白细胞明显升高、血糖明显升高、心率快、气促、末梢循环凉(排除发热上升期所致)，精神疲倦伴双眼凝视者。临床上一旦出现以上情况，要积极降给予降颅内压，及早气管插管高PEEP机械通气，避免大剂量输液，临床上发现部分患儿出现明显气促，但血糖、白细胞无明显升高，末梢循环好者，可密切观察下给予大剂量甲基强的松龙5~10 mg/(kg•d)冲击治疗，效果显著，一旦出现末梢循环欠佳、血糖高，及时给予气管插管机械通气。本组资料共有3例应用机械通气，其中2例死亡，1例治愈，2例死亡病例均为神经源性肺水肿，第1例入院时已出现明显血糖高、气促、心率快、末梢循环差，第2例入院时出现发绀、血糖高、气促、心率快、末梢循环差，均给予机械通气等综合治疗，第2例患儿入院后3 h死亡，第1例给予呼吸机治疗36 h，最后出现明显血压降低，最后死于循环衰竭，抢救成功的1例的经验是及早高PEEP机械通气，当患儿出现心率快，血糖高，末梢循环凉时，胸片未见肺水肿时及时给予气管插管机械通气，呼吸机治疗43 h成功撤机。对抢救危重症手足口病患儿来说，肺出血不是问题，休克才是治疗的关键，神经源性肺水肿后的休克才是危重症手足口病治疗最棘手的地方，目前国内指南没有很明确阐明危重症手足口病的血管活性药物的具体应用，这需要我们医务工作者在临床工作中进一步总结。
参考文献
［1］ 曾健生，钱素云.重症手足口病的特点与诊治.中国急救医,2009,8(8):752.
篇10
关键词：社会融入；社会行动；弱势群体
作者简介：陈成文，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 长沙 410081）
孙嘉悦，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 广州 510275）
尽管社会融入问题已为众多学者们所关注，但由于受概念的复杂性、条件性和暧昧性的限制，使得不同的研究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持的研究视角不同，对社会融入的理解、界定也就不同，加上社会融入主体、内容及过程本身的复杂性，社会融入的概念和内涵呈现出的复杂性与多重性，因此，对于究竟什么是社会融入这一问题，尚未有一个准确和全面的定义，对社会融入的界定形成诸多不同的看法，甚至将社会融入又等同于社会融合、文化适应、市民化、同化等概念，可以说，国内外学术界至今尚未达成共识，仍然是一种众说纷纭的局面。本文旨在通过对以往概念的总结和分析，界定出一个抽象的、客观的、具有科学意义和现实价值的社会融入概念。
一、关于“社会融入”研究的三种代表性观点
1. “社会排斥论”——基于社会参与的视角
西方学者对社会融入问题也关注得非常多，其中从社会排斥的角度对失业者、单亲家庭、残疾人、老年人及青少年等的社会融入进行了较多研究。1995 年欧盟基金会将“社会排斥”定义为“它（社会排斥）意味着这样一个过程：个人或群体被全部地或部分地排除在充分的社会参与之外。” [1 ]Burchardt等学者也认为，社会排斥是指个人生活和居住于某个社会，但他（她）并没有参与到这个社会公民的正常活动中去，那么这个人就是被社会排斥者，社会成员在消费、生产、政治、社会互动中参与不足或不参与都可能被认为是社会排斥的存在 [1 ]。该视角认为社会排斥具有多个层面的特点，它包括制度层面、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文化层面、关系层面、空间层面上的排斥。社会排斥理论认为，社会排斥是全部或者部分被排除在决定一个人与社会融合程度的经济、社会或文化体系之外的多层面的、动态的过程 [2 ] （56）。部分学者从社会排斥的角度定义社会融入（Social Inclusion）是“指通过缩小差距，降低最弱势社区与社会之间的不平等，并确保支持能够传递到最需要的群体。社会融入意味着积极促进参与机会，无论在工作、教育还是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ESFP，2007） [3 ]。该视角认为社会排斥对于这些群体是一种客观事实，并一直存在于他们的生活当中。Jed Boardman等人从社会融入着手对精神健康进行了研究，他们通过对社会排斥概念的总结和扩展，认为社会排斥和社会融入是一对具有道德和政治内涵的概念，尤其关乎到人民的公民权、正义和人权问题。社会排斥是指“个体在一定程度上没有能力或者无法参与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当中的关键领域，个体的行为受到约束，而并不是可以由他们自己进行行为选择。” [4 ]社会融入就是通过社会的帮助使那些资源缺乏、有需求、有困难、不能够顺利进行社会参与的群体恢复其自由的公民权、公正分配的正义和人权，消除社会对他们的歧视。Rachel Merton等同样认为社会融入对精神健康的恢复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该观点认为，“社会融入是能够参与并且能在社会生活中的经济、社会、心理和政治领域做出贡献。要实现这一点需要有个人的能力并参与到工作中或成为其他社会角色。” [5 ]这两种观点都是从社会排斥和参与的角度进行定义的，其针对的主要对象是精神病患者和学习能力低下者等弱势群体，他们认为社会排斥是导致社会融入问题的关键原因，而社会参与是帮助他们恢复社会融入的重要内容。以上几种社会融入概念所研究的对象较为狭窄，都是从社会排斥的角度来进行研究，而融入虽然和排斥是相对立的概念，但融入所包含的范围更为广泛，排斥是来自外界的影响，而融入既包括外在的融入，也包括自身对社会的认同感、尊严观和满足感等。我国学者刘建娥（2010）也从社会排斥和参与的角度对社会融入进行了定义，认为“社会融入”是指特定社会中的个人与群体，通过结构调整与主体自我适应，能够享有就业、民主选举、政策决策、社会服务、城市文化生活等基本的经济、政治权利与广泛的社会权利，在平等参与的过程中逐步融入主流社会 [6 ]。这种定义从平等和参与的角度概述了社会融入，但主要强调的是主体的主动性，而忽略了外界环境的客观性。H.Entzinger等人认为，移民的融入不仅仅是移民个体或群体自身对于流入地社会的同化与适应，同时也包含着流入地社会自身在面对移民群体时发生的变化 [7 ]。
2. “社会融合论”——基于社会公平的视角
社会融入概念可追溯到社会融合概念，很多人将社会融入就等同于社会融合，其实不然。社会融合是起源于迪尔凯姆的社会团结理论以及帕森斯和洛克伍德、哈贝马斯、吉登斯的社会整合理论。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的含义大体相同，它指的是把个体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纽带，是一种建立在共同情感、道德、信仰或价值观基础上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以结合或吸引为特征的联系状态 [8 ] （102）。斯高特（Scott，1976）认为社会融合（Social Integration）应分为情感融合和行为融合，Park（1928）和Burgess（1921）将融合定义为“个体或群体互相渗透（interpenetration）、相互融合（fusion）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共享历史和经验，相互获得对方的记忆、情感、态度，最终整合于一个共同的文化生活之中”。之后社会融入概念逐步取代社会融合概念，并成为欧美社会政策领域研究的主要议题。2003年欧盟在关于社会融合的联合报告中对社会融合做出如下定义：“社会融合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它确保具有风险和社会排斥的群体能够获得必要的机会和资源，通过这些资源和机会，他们能够全面参与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和享受正常的生活，以及在他们居住的社会认为应该享受的正常社会福利。社会融合要确保他们有更多的参与生活和获得基本权利的决策机会。” [1 ]Amartya Sen认为，共融社会或融合社会（inclusive society）是指这样一个社会：社会成员积极而充满意义地参与，享受平等，共享社会经验并获得基本的社会福利。他认为融合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广泛共享社会经验和积极参与，人人享有广泛的平等，全部公民都享有基本的社会福利 [9 ]。Cameron Crawford认为，社会融合至少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在社区中能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层面上平等地受到重视和关怀；二是在家庭、朋友和社区拥有互相信任、欣赏和尊敬的人际关系 [10 ]。Jackson和斯科特Scott认为，社会融合视角明确要求社会有义务确保让每一个公民意识到他们自己潜能的条件。对所有公民来说，一个真正的共融社会应该在物质环境和发展结果上有更高的平等地位 [11 ]。我国学者也对社会融合做出了定义，任远（2006）认为“社会融合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并以构筑良性和谐的社会为目标。” [12 ]杨聪敏（2010）认为“社会融合是指移民的原文化与流入地文化融合到一起，互相渗透，形成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新意的社会文化体系。” [13 ] （96）从以上的定义可以看出，社会融合这一概念所强调的是一种状态和目标，其宗旨是为百姓谋取福利和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最终达到一种互相融合和平等的结合状态。
3. “移民融入论”——基于市民化的视角
移民的社会融入是西方移民研究的重要内容。该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移民人口和外来人口，可以说是从人口社会学中的人口流动方面来界定的。西方关于移民的社会融入研究主要试图从不同的层面与角度来概括、描述移民进入到新的国度或新社会之后的融入状态与融入过程，国外研究主要集中讨论移民社会适应及农民市民化问题 [7 ]。经典城市社会学关注移民城市适应问题，帕克强调了移民在城市适应中的竞争、冲突、适应和同化过程（阿兰·库隆，2000）。Goldscheider（1983）认为移民社会适应状况的优劣与移民的能动性紧密联系。此外，大多数视角都是从农民市民化角度讨论城市融入问题的。经过查阅大量的文献和论文发现，我国学者对社会融入的概念解释对象主要针对于我国的农民工群体，而对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主要集中在他们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后的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或文化层面的融入。从不同的视角解释了社会融入这一概念，归纳起来，现有的研究主要有现代性、社会化、社会整合、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社会网络五种理论视角 [14 ]。现代性视角强调农民进入城市后现代性的转变过程并由此获得现代性特征（周晓虹，1998；蔡志海，2004）；社会化视角，认为农民工到城市后是一个继续社会化的过程，在经济、社会、文化方面进行再调整，以更好适应新的城市环境（朱力，2002；田凯，1995）；社会整合视角认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城市市民与农民工之间的社会整合过程（朱力，2001；李强，1995；张春龙，2000；郭星华，2004）；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视角认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他们获得新社会位置和社会地位，实现向上流动的过程 [15 ]，王春光等人用“半城市化”概念阐述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融合状态等（李培林，1996；李强，2000；王春光，2003；刘传江，2004；孙立平，2003）；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的视角认为，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和网络关系对他们有效融入城市社会具有重要影响（杰、童星，2004；曹子玮，2003；刘林平，2001，刘传江、周玲，2004）。还有学者认为“社会融入是移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相互交往、相互渗透、相互适应，并最终形成一种彼此认可的文化生活的过程”。郭星华（2011）等人认为关于城市适应有四种理论视角，即社会排斥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距离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其研究的主体也是农民工，同时认为农民工适应城市社会的过程也就是从文化冲突到文化适应的过程 [2 ]，根据这四种理论视角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归结为文化上的相互融合。杨菊华（2009）将社会融入界定为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和身份认同四个维度 [16 ]；丁宪浩（2006）认为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是指农民工为流人地社会真正接纳，成为流人地社会的“全权公民”，享有与流人地户籍居民一样的权利，承担一样的义务；流人地户籍居民和农民工双方基本消除身份差异意识，都将对方看作是与自己一样的建设现代化的合作伙伴，共享发展成果的平等公民 [17 ]；总体来说，以上这些概念都是从移民的角度来进行定义的，目前在中国的研究对象则主要是农民工群体，大部分学者对社会融入的关注和定义也只是针对这一群体，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特定性。
要科学地界定一个概念，本质性、周延性、确定性和抽象性是其四个必要条件。本质性是界定一个概念的关键，是其周延性与确定性的基础，并决定着周延性与确定性，而抽象性则是对本质性的表述要求。上述分析表明，目前学术界对于社会融入这一概念的界定尚未实现这四个必要条件，对于社会融入的界定尚处于一种模糊状态。那么，如何立足社会学的视野，科学地界定社会融入这一概念，抽象地把握它的本质性，准确地把握它的周延性和确定性是十分必要的。因此要科学地界定社会融入这一概念，其关键就在于抽象地揭示这一概念的本质特征。
二、社会行动理论：科学界定“社会融入”概念的理论基础
要科学地界定社会融入这一概念，其关键就在于抽象地揭示它的本质特征。滕尼斯认为社会的本质实际上是指构成社会的本质要素，而构成社会本质要素有三种类型：即社会关系、社会集合体和社会集团。在这三种要素中，社会关系是基础，其他两个要素是社会关系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 [8 ]。那么，在社会关系主要是由社会行动构成的，社会融入实质上也就是社会行动的结果。如果要准确定义社会融入这一概念，其核心就是要研究社会行动，从而找出社会融入的本质特征。
社会行动是研究社会学的重要概念，国外许多社会学家的理论研究均建构在对社会行动理解的基础之上。韦伯的理解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社会行动，他认为社会是由行动者构成的，要对社会进行研究，首先就要研究行动者，而研究行动者就要研究他们的社会行动，并且社会行动又是构成各种社会现象的最基本要素。韦伯认为，社会行动是这样一种行动，即行动者以他主观所认为的意义而与他人的行为相关 [8 ]。韦伯关于社会行动的界定可以分解为以下三个要素：（1）行动者主观上以他人行为为取向；（2）几个行动者各自行动意义的取向在某种程度上考虑到他人的行为，于是出现一种社会关系；（3）在长期的关系中存在一种稳定的有意义的内容。可以看出，韦伯认为社会行动是一种与他人相关的行为，是一种社会性的行为，具有社会性的特征。即社会行动具有相关性和社会性。
帕森斯也同韦伯一样，将社会行动的研究作为其全部理论的出发点，他认为行动是主体朝向目标的动作，强调行动的目的性、意志性和主体性，并将行动分解为三个要素，即行动的目标、状态（环境因素）和规范取向 [8 ]。行动最基本的特征是具有意志性和目标导向。可见，帕森斯的行动理论强调了行动者的主体与环境和价值规范之间的关系，周围的环境及价值规范直接影响着行动主体目标的达成，社会行动受环境因素和价值规范的制约。但帕森斯倾向于强调行动受规范制约的一面，偏好于用“规范性行动”或“意志性行动”来描述人类社会行动，认为行动者是吸纳了规范、价值等社会因素，是完全社会化了的主体，人的主观意志是服从于规则和价值体系的。这样就会使行动者为实现目标所做的各种主观努力方面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因此，行动不仅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还要受到主观能动性的制约，是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行动是由手段、目的、规范、条件与主观努力等多种要素构成的，是一个具有多方面属性的动作过程。
吉登斯在阐述行动概念的过程中认为，行动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动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间断的行动流，他把社会活动看作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动态过程，是一种持续绵延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把行动本身看作是一种能动行为。社会行动（能动）的连续性又必然引出社会行动（能动）本身在时间上的持续性。这里的能动性不仅仅指人们在做事情时所具有的意图，而应首先指他们做这些事情的能力和认知能力。社会行动亦分为本能行动、实践行动和话语行动 [18 ]。其中的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是行动者自主性的标志，称它们为反思性，吉登斯认为反思性是人们行动中一个十分明显而且重要的特征 [19 ] （156）。可见，社会行动具有连续性、能动性、反思性、交互性等特征。
三、社会融入：一个社会行动过程
科学的概念是在相关理论指导下形成的，且总处于特定的理论系统之中，具有较高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因此，通过综合国外著名社会学家对社会行动这一理论的概括和总结，我们发现，社会融入作为一种社会行动是有其独特的表征和内涵的。以往对社会融入的定义中，首先对社会融入的概念与其它概念混淆；其次缩小了社会融入主体的范围；再次将社会融入的内涵过于具体化，没有抓住其本质特征，不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等。根据以上分析，首先就要弄清社会融入的主体，其次要抓住社会融入内涵的本质特征。
1. 社会融入的主体
根据目前的学术界定义以及现实情况的表现来看，每当提到社会融入这一概念时，其主体或者是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吸毒者、精神病患者、刑满释放人员、农民工、流浪乞讨人员等特殊群体，或者是那些异地求学、工作的群体和移民者。这些群体的基本共同特征就是在社会性资源分配、生活质量或者承受力上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弱势的个体或群体。这些群体可以称为社会弱势群体或社会弱者。由于他们自身的弱势或残缺，导致他们在与他人进行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影响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对社会的态度，使他们对社会和自我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而产生仇视或破坏心理，引发社会问题。因此，这些群体是当前社会融入研究的主要对象，也是研究这些群体的主要原因。当然，除了这些特殊群体存在社会融入问题以外，作为普通并正常的公民，由于社会性资源的不一致，具体表现为经济利益、社会地位、政治权利、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性别、年龄、民族、教育、收入等多方面的差别，或文化上的差别以及自身条件（包括生理和心理）的限制和束缚导致其在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也会或多或少地出现社会融入问题，它有可能表现为是生理上的、物质上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体制上的弱势等。因此，这些群体也应当作为社会融入概念所要包含的对象。作为一种科学的概念，其概念主体应当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和包容性。因此，社会融入概念的主体不应该只是包括现在目前学术界较为广泛使用的移民等特殊群体，还应包括那些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思想上广泛存在的弱势群体，即所有那些在各个方面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个体或群体都是社会融入的主体。
2. 社会融入的本质特征
要揭示社会融入的本质特征，就要寻找社会融入这一社会互动过程是由哪些方面组合而形成的同一性。而要寻找这种同一性，关键在于寻找形成社会融入这一特殊社会互动过程的组合特征。而社会互动又是由社会行动组成的，它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社会行动，因此其本质仍然是社会行动。所以要寻找社会融入这一概念的本质特征，就要正确地理解社会行动的本质特征。根据以上的理论总结，我们可以发现，社会融入是区别于社会融合等概念的。社会融入实质上是一种社会行动，是一个动态的行为过程，是主体与周围环境不断的持续性（间断或断裂的互动并不代表真正的融入）互动（这种持续性互动或者是一段时间临时的互动，或者是很长时间或永久的互动）过程，并且与他人的行为相关（单纯的与花草树木相关的行为不是社会行为）。根据韦伯、帕森斯和吉登斯等人对社会行动的理论解释可以看出，虽然三人的理论的侧重均有不同补充，但归纳起来社会行动的主要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性。社会性是社会融入的本质属性。韦伯认为社会行动是一种与他人相关的行为，是一种社会性的行为，具有社会性的特征。帕森斯也认为行动者是吸纳了规范、价值等社会因素，是完全社会化了的主体。人作为社会行动的主体，在社会中与其他个体或群体进行互动的过程，也就是一种社会化的过程。因此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每个人必须经过社会化（包括社会对个体进行教化的过程以及与其他社会成员互动，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的过程）才能使外在于自己的社会行为规范、准则内化为自己的行为标准，只有在社会中进行良好的社会化，才能顺利地融入到社会中去。目前，农民工、刑满释放人员或是流浪乞讨人员等特殊群体正是由于社会化的缺失或不足而导致不能进行良好的社会互动，从而无法顺利进行社会融入。因此，成功的社会化是关系到人们能否顺利社会融入的基础。
（2）能动性。能动性是架起桥梁的工具。吉登斯把行动本身看作是一种能动行为。这种能动性既包括在做事情时所具有的意图，又包括做这些事情的能力和认知能力。合理的能动性更加有利于促进社会融入，而实践又是能动性的基础。实践是具有能知和能动的行动者在一定时空之中运用规则和资源持续不断地改造外部世界的行动过程，它主要由规则、权威性资源和物质性资源等要素所构成，内在地包含了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意识关系这三重关系 [20 ] （98）。社会融入的主体是否能够获得这些资源，以及是否能够合理地运用好这些规则和资源，是其社会融入的关键所在。现在大多数人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缺失这些资源或者虽然拥有这些资源，但却不能够正确合理地运用，这些问题都是主体能动性没有得到较好的发挥，从而导致社会融入问题。
（3）持续性。持续性是能够最终建起桥梁的保证。吉登斯把社会活动看作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动态过程，是一种持续绵延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成功的社会融入应该是一种可以保持持续性的社会行动，这种持续性既包括社会行动的持续性又包括社会行动本身在时间上的持续性，在这种持续性的社会行动中，主体能够合理地利用资源，处理好各种社会关系并能够维持这种关系的顺利进行。而如果个体或群体在与其他个体或群体进行互动的过程中，一旦社会互动进行不下去而导致中止或停止，那么其社会行动就是存在问题的，其社会融入过程就是失败的。因此能否保持社会行动的持续性是社会融入的有力保证。
（4）反思性。反思性是社会融入过程中的修复器。社会行动分为本能行动、实践行动和话语行动，其中的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是行动者自主性的标志，因此称它们为反思性，吉登斯认为反思性是人们行动中一个十分明显而且重要的特征。在进行行动时，行动者不仅有其行动的理由和动机，而且还能对自己的行动及所处情境的社会和物理特性进行反思性监控。通过反思性的监控使人们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来适应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从而找到更合适的行为来适应社会。社会融入中的反思性则是个体或群体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用更加理性的行动来适应社会的过程。它能帮助人们修正错误的行为和思想，不断提高社会实践的能力。
（5）交互性。交互性是连接主体之间的桥梁。交互性是人们在交往行为中一种信息、知识和情感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社会融入的主体能否融入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之所以关注社会融入问题的源头。一般而言，行动者主观上以他人行为为取向，其行为总要考虑到他人的行为，并产生一种社会关系，正是由于在这种社会关系下的互动和交流，才会形成社会结构和社会格局。而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任何互动的不足都会影响着主体的社会融入。因此，只有良好的社会互动，顺利的交流，才能更好使主体融入社会。因此，在一种社会环境中，在这样的社会互动下，虽然主体会遇到各种问题或曲折或坎坷，但主体如果总是能够在所处的环境中在自我反思的基础上与周围环境的互动保持持续性，既能维持自身的发展，又能获得到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并最终获得成就感、自信和尊严，那么该主体也就真正实现了社会融入。
综上所述，社会行动的社会性、能动性、持续性、反思性和交互性共同构成了形成社会融入这一特殊社会互动过程的组合特征的同一性，并且这五个方面又是社会融入的本质特征。任何个体或群体在社会融入的过程中，均具有行动的社会性、能动性、持续性、反思性和交互性。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来看，社会融入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主体能动地与特定社区中的个体与群体进行反思性、持续性互动的社会行动过程。这样的界定，既弄清楚了社会融入的主体，又全面地概括了社会融入这一概念的本质性，又准确地把握了其周延性和确定性，也体现了抽象性的表述要求。因而，对于学术界廓清关于社会融入的模糊认识，科学地把握社会融入这一概念，具有全新的理论和现实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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