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经济的解决措施范文
时间：2023-12-27 17:54:00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泡沫经济的解决措施，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泡沫经济；原因；影响；启示
一、日本泡沫经济的产生、发展和破灭
对于泡沫经济的理解，国内外专家达成两点共识：第一， 市场中有很多因素，比如资本价格的变化，服务业的繁荣等等，以及人们投机的心理，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得泡沫的出现成为可能。第二，人们经济生活与泡沫经济的出现息息相关。市场的异常兴奋，都体现在人们的不理智，这种不理智让泡沫越吹越大，随之而来的是人们欲望的不断膨胀，最后造成的结果是泡沫越大，破灭后损失越惨重。
1.日本泡沫经济的产生
第一，股价上涨。日元升值造成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对日本实体经济的冲击，日本经济遭受微创，股市应该走低，但股市却反常性的走高。日本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政府试图调用指令，提高股市的价格，黄金贷款已用于购买，银行系统遭受严重损失，但银行掩盖这些损失。
第二，地价上涨。地价走高导致股价走高，股价走高反过来更促进地价的疯涨，资产价格和实体经济相互借彼此增长，形成一个巨大的泡沫。
2.日本泡沫经济的发展
1987年，日本的泡沫经济表现在以下2个方面：
第一是股市泡沫。1989年，仅东京证交所上市公司的市值总额就超过了当年的GDP，日经平均指数更是从13114点上升到38915点，增加了两倍多，可见股市泡沫之严重。
第二是房地产泡沫。在1990年，世界经济范围内有名的新闻便是仅东京都的地价总额便相当于美国全国的地价总额，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3.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
泡沫经济的崩溃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第一，地价和股价泡沫崩溃。
1991年第二季度起，直到2005年1月，土地价格下跌了一半左右。股价从1989年的最高点跌了约39000日元到2002年的最低点，约8000日元，同比下降约80%。1991年第二季度开始的土地价格下落，成为泡沫崩溃的起点。1992年，地价涨幅从去年的14.1%下降到10.4%。1999年以后，土地价格下跌，部分进一步扩大。2004年的8.4%，是土地价格下降的最大跌幅。
第二，不良债权大量产生。
土地和股票价格暴跌，银行产生大量不良贷款。日本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不透明，导致银行不良贷款各种事故。 1993年3月，政府公布的各类银行不良贷款8万亿日元。一些研究机构估计为46万亿日元至56万亿日元。1998年，日本放宽贷款条件，债权人，不良贷款统计。1996年，政府宣布，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35亿日元（包括低迷的债务，损失索赔，利息减免索赔）。
有些研究人员估计，不良贷款超过了100万亿日元。增加的不良贷款，迫使银行利润和资本进行处理，银行的盈利不足以弥补索赔损失所造成的银行本质上是陷入亏损，缺乏股权资本，信贷能力下降。
第三，银行等金融机构大批倒闭。
银行的不良贷款不断增加，日本民众和企业对银行信任不断下降，甚至使金融体系产生动摇。由于银行股票大幅下跌，陷入流动性危机，银行间拆借资金困难，致使银行大量破产。
后来，政府债券信贷银行，长期信用银行和其他各大银行，各大保险公司关闭了一个又一个，以日本的经济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恐慌运行在一些地方，在稳定的情况下，存款限额保险制度停止执行政府担保，并承担破产的银行和破产家庭储蓄和被保险人的保险公司全额支付。几年后，银行破产潮消退，动摇了居民和银行存款的限制保险制度不能被重新引入，一再推迟。
二、日本泡沫经济的原因分析
1.大量过剩资本的冲击是引发泡沫的根本原因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泡沫经济便是一对矛盾的激化，即大量过剩资本与相对稀缺的投资机会，这便必然导致资产价格的猛涨。20世纪70年代年代中后期，日本开始进入低速增长期，资金供应并没有减少，但有利的投资机会减少，这就导致金融证券、房地产投资等行业使用了这部分资金。而且，20世纪80年代后，强劲的出口优势，贸易盈余的不断扩大，也造成了国内资金额的进一步增加。
2.日元升值后反萧条政策力度过大
1986年一个显著的日元升值后，日本出现了整体性经济衰退。日本政府采取放宽的货币政策。 1986年2月至1988年3月调节贴现率四次，同比下降2.6%，低层次的折价率一直持续到1990年5月。 1987年10月“黑色星期一”股价暴跌，日本经济继续强势上涨，货币政策应拧紧松动，但为了防止股票价格和经济衰退，紧缩措施。
3.金融本体开放化过程中导致风险管理薄弱
20世纪80年代，金融本体开放化和非金融机构的快速融资扩金融衍生品业务快速发展。足够的资金，积极融资，财务机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风险管理不严，关注抵押品价值，蔑视审查职能的金融资产，投资过热等因素推动股市和房地产价格上升显著。
4.景气超出政府预期，投资者过度乐观导致过度投资
日本经济在石油危机之后，减少了对石油资源的依赖，非制造业的快速增长配合日元升值，大量高收益机会被创造出来。1988年之后，经济保持高速增长，连续第四年超过政府的预测，新的奇迹见证了日本的经济。这一长期的繁荣继续超出很多人的预期，企业家误认为经济将长期延续。日本公司的股票被低估了，成为了公众对于股票早期下落的普遍认识。由于各种因素，支持企业技术发展，提高竞争力，价格将恢复上涨。企业家预期高，导致过度投资。
三、中国经济与日本经济的相似之处
1.九十年代初中国经济出现泡沫而后崩溃
1992年中国沿海房地产某些领域出现泡沫。深圳、三亚、北海等城市发展的土地价格，写字楼房价很短时间出现暴涨。三亚，北海和其他投机资本聚集地，房地产价格上涨速度在短短几个月内，超过了东京市中心最快的房地产价格上涨速度。1993年7月，国家采取了控制措施，沿岸一些地区的房地产泡沫迅速崩溃，各大金融机构在危机时几近破产，一系列事件导致整个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近乎崩溃。
到目前为止，三亚、北海仍然崩溃的泡沫遗留下来的未完成的建筑和未经处理的不良资产仍随处可见。这一次爆发的房地产泡沫及其崩溃，直到现在，也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使中国经济出现了巨大倒退。
2.九十年代后半期经济下滑，通货紧缩
1993年上半年，宏观调控部门采取软着陆措施控制经济过热。自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价格和需求相互影响，通缩螺旋下落时有发生，但如此严重的情况确实从未有过
3.货币调控宁紧不松，加重通货紧缩
从1999年到2003年，通货紧缩，综合经济衰退。同期，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下降至15.2%，年平均增长，1980年比1997年低9.4个百分点，贷款的增长速度降低到12%，宏观经济之间已经没有可能过热和通货膨胀，货币宽松政策，增加货币和贷款增长的量不会造成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能起到缓解和消除通货紧缩的作用。
四、日本泡沫经济对中国的启示
1.于经济上升期严防资产泡沫暴涨
从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严重后果，可以看到泡沫经济的危险。我们应当采取措施，预防泡沫经济的出现，如果泡沫出现的话，我们应当想尽一切办法使泡沫破碎。但这将造成对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的严重打击，如果担心遭受打击，并采取温和的措施，以维持泡沫，却会使经济泡沫越来越大，甚至造成更大的灾难。所以如何权衡利弊，把握尺度才是关键。
2.不宜谨慎过度防范泡沫造成经济下滑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进入了长期的低迷，这让本来在狂热之中的日本人重回理性，但也使得日本人变得谨小慎微，日本银行和其他宏观调控部门害怕重蹈泡沫经济的覆辙，因此采取了严格的金融监管，并长期不敢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便使得日本经济在泡沫经济后长期一蹶不振，反而阻碍了应该得到发展和恢复的经济，因此中国政府应当采取严格的监管，但同时，一定要防止出现过犹不及的做法，过度抑制市场，又会打消投资者的积极性。
3.扩大投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应当彻底停止，防止复出
日本政府实行了多年扩大投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不断扩大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其造成的结果是，造成了金融业的困境和总体经济的衰退。1997年，日本政府采纳民众以及学术界的整体意见，将扩大投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缓慢退出历史舞台，这在日本全国达成了空前的一致，大部分人并不存在怀疑，因为大家深受泡沫经济其害。
4.市场化改革力度应适当
日本政府在泡沫经济后面对巨大的压力，为了解决经济衰退的深层问题，采取了快刀斩乱麻的方式，釜底抽薪，裁减公司人员，改革会计制度，采取从深层次出发解决问题的思路。
中国的情况虽然和日本的情况十分相似，但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推进市场医疗化，教育产业化的同时，也暴露了很多的问题，譬如居民收入增长过慢，难以承受消费需求下滑等难题。这与日本当年的情况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中国的市场化现在并不十分发达，与中国一段时间实施过计划经济有部分关连，市场化的理念和深入程度都不及日本，应该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和进程，更加注重公众利益和承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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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于经济的泡沫化现象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我认为,所谓泡沫经济就是资产价格(具体指股票与不动产价格)严重偏离实体经济(生产、流通、雇用、增长率等)暴涨,然后暴跌这一过程。日本的泡沫经济是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之后,由于日本银行实行过度缓和的超低金利政策开始产生的。一般来说,泡沫经济的产生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作为初期条件,整个宏观经济必须首先处于一种非常好的状态,经济状况不好,绝对不会产生泡沫经济。
2.人们对于将来普遍抱有极其乐观的、玖瑰色的憧憬和期待,并过度相信经济景气会永久持续下去,整个社会为此陶醉,人们特别是决策者听不进谨慎相反的意见,对于风险处于一种麻木的状态。
3.泡沫经济的膨胀必须有大量的资金供给做支持。此时固然会有大量的海外投机“游资”涌入,但更多情况是中央银行采取过度缓和的金融政策和民间金融机构过度的信用供给。
4.在以上三个条件具备的基础上,还需要有起导火索作用的某种契机,这种契机可能是经济环境的变化、政府的某种政策及导向、投机游资的涌入等等。当以上四个条件具备了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或者市场经济体制下,泡沫经济就会产生。泡沫经济并不是一种稀有的经济现象,它的产生遵循一定的法则。如果政策得当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阻止。日本的股价(日经225指数),在1985年至1989年4年间上涨了3倍。
地价迟后一年,到1990年9月也上涨了3倍,期间GDP只增涨了1.27倍。20年代后期的美国,90年代前期的北欧(芬兰、丹麦)以及80年代中期的东南亚各国几乎都是在大约4～5年的时间里资产价格上涨3倍左右之后,开始崩溃。可见资产价格如果年增长率25%,5年间上涨3倍,那么这种繁荣就走到了尽头,泡沫就要开始消灭。资产价格的暴涨不可能永久持续下去,一定期间保有资产的收益是资产的利用收益(企业收益、不动产租金)与资产的预期收益之和。如果人们对资产价格预期上涨,资产价格的高涨就会持续,但是如果由于某种契机,这种预期是负的,那么暴涨的资产价格就会下跌。一旦人们从泡沫经济的陶醉中醒来,在投机资金作用下,暴涨的资产价格便会迅速下跌,泡沫经济开始破灭。
如果卖方是用自己所有的资产,买方用自己所拥有的现金进行交易,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一种零游戏,也就是说一方投机的收益是另一方投机的损失,两者的纯损益是零。如果两者在经济中的作用是同方向的,那么这种泡沫交易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就是中性的。但是如果这种交易有信用参与,也就是用银行借贷资金来进行交易,那么泡沫经济的产生和崩溃就不只是打击损害微观主体(企业、银行、个人),而且会对宏观经济产生恶劣影响。
二、资产价格泡沫化影响宏观经济的三个途径
1.分配效应泡沫经济产生前后,实物资产、金融资产的保有结构,在个别经济主体、经济部门门之间会发生相当大的变化。即使某些经济主体、经济部门的支出行动没有变化,其保有资产分布比重也会变化,从而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
2.财富、资本成本效应如果企业生产成本的大部分是股票状态,股票又由众多人持有,同时土地也是由众多的个人所有,那么如果股价、地价暴涨,这些拥有者的资产(财富)的评估额就会大幅度提高。比如日本在1985～1989年的5年间,股票的评估价额几乎与GDP相当,土地的评估额也直线上升,为GDP的2.5倍,二者合计即资产的评估收益为GDP的3.5倍。这当然要产生财富的支出效应,由于资产的评估额无限上涨,泡沫越吹越大。家庭支出、企业支出增加,财政税收增加,同时,财政支出也增加,有效需求得到了过度的刺激,经济一片繁荣。这使得金融部门对将来的预期更加乐观,积极借贷融通资金,从而使得实物经济与金融二者相互作用象螺旋一样冲向顶峰,加速了泡沫经济的形成。由于这种支出增加是建立在虚拟的资产收益上,从而极大地扭曲了资源的有效配置。比如泡沫经济时期的日本,高级轿车、宝石、美术品、名牌服装、高尔夫俱乐部等高档奢侈品的消费过度增大。还有股价暴涨使得股票发行成本降低,从而诱发企业过度投资,造成巨大消费。这种浪费不仅限于物,还造成人的资源浪费,泡沫经济时期,银行、证券业以高薪雇佣了大量的优秀大学毕业生,而现在泡沫经济破灭,经济衰退,这些人材大部分又被解雇,浪费的同时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原因。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泡沫经济腐化人们的心灵,坐在桌子前打打电话,发发传真,就能获得巨额财富使人们丧失了流血流汗辛勤工作的精神。泡沫经济并滋生金钱万能,有钱能使鬼推磨等低俗的“拜金主义”,破坏社会风气。在日本社会从内部腐烂溃崩之前,泡沫经济破灭了,我认为这是一件幸事。
3.债权债务结构的变化效应通常,在资产交易中,购买资产的钱并不完全是买方的自有资金,其他大部分是银行或通过发生债券等方式的借款。在日本,长期以来银行一直认为以不动产作抵押担保的贷款是安全的,特别是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地价一直上涨,从而使人们迷信日本的地价永远不会下跌这一神话。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泡沫经济破灭前后的债权债务关系。泡沫经济时期,资产出售者以较高的价格出售资产,获得货币或者货币金融资产,资产购入者主要是以银行的借款取得资产。泡沫经济破灭,资产价格暴跌,对于银行来说,其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与负债同时增加。但是,由于担保不动产的价格下跌,借入者无法获得收益偿还借款,结果是银行的不良债权增大,银行为了化解不良债权不得不收缩信用,从而导致经济萎缩,这一过程就是美国经济学家费雪在1933年阐述的债务紧缩理论。日本经济,在1985年到现在15年的时间里所经历的过程正是费雪所论述的。
日本,从1985年开始到1989年,银行贷款的增加额为128万亿日元,其中62万亿是贷向不动产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进入90年代,银行的贷款,相当一部分已成为不良债权。现时点日本的银行不良债权(最近不良债权的定义是推迟偿还本息3个月的债权),有人说是30万亿(占GDP的6%),有人说是70万亿(占GDP的12%)。如果扣除以出售方式收回的那部分,纯粹损失掉的不良债权额不会很大,但是我想至少应该占GDP的2～3%(日本GDP总值为500万亿日元)。到目前为止,日本的不良债权处理并没有结束,不良债权的处理不只是帐薄上冲销,还要变卖抵押担保物,现在日本总算同时开始了不良债权的名义处理(帐薄冲销)和实际处理(抵押物拍卖)过程。
三、泡沫经济的事后处理
处理的基本原则应该是,从事投机活动失败者的损失必须让其自己填补,为什么?因为投机活动中的利得装进了投机得胜方的腰包。但是,现实的问题是投机者的资金是由银行提供的,投机失败投机者无法偿还贷款,所以银行的经营者必须承担责任,损失应该由银行的股东承担。但是,商业银行在把存款人的储蓄贷给企业发挥金融中介机能的同时,还承担着国民经济体系的支付结算功能。银行是结算体系的核心、高效的支付系统支持高效的货币经济,这一系统哪怕是一分钟的中断,现在的经济体系就无法维持。因此,偿付能力大于零的银行如果出现一时的流动性不足,中央银行等金融机构应提供帮助。还有小额存款者的存款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得到保护。为此,制定并遵守正确评价有问题银行的会计基准极为重要,同时银行监督者还必须迅速对有疑问的银行的资产、负债额作出尽可能正确的评价。如果某家银行已无清偿能力,或者自有资本比率已接近零,那么就应迅速将其关闭,让其退出市场。这种处置越快越好,损失应由银行的所有者及大额债权人承担,这是自己责任原则。让有问题银行退出市场,宏观上看有助于提高金融部门的效率。
银行破产,会给善良的存款人和借款人造成不便和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某一地域处于重要地位的银行更是如此,如北海道拓殖银行,去年秋天破产,当时给许多客户带来困难。但是,对此应迅速采取紧急对策,而不能以此为理由让问题银行继续存在下去。泡沫经济破灭以后,银行体系的清理、修复、再建,不应是片面、渐进和局部的,而应该尽可能早地采取果断的措施一鼓作气处理完毕,这样可以减少处理泡沫经济的成本。采取片面、渐进处理方式的日本就是一个失败的例子,而美国与瑞典在其泡沫经济破灭后,采取一鼓作气、果断的处理方式,损失较小,取得了成功。片面、渐进、局部式处理方式成本高的理由是:1.处理时间长,不良资产中能够收回的那部分变得越来越小,呆坏资产的比重增加,同时已经没有效益的银行继续存在,浪费继续,损失增加。2.破产一个处理一个,破产一个处理一个,而实际上每次都要动用国民的钱,这样会使国民丧失对政府货币当局的信任,并加大将来可能会更加不稳定的预期,从而导致经济活动萎缩。3.处理时,必须对泡沫经济的责任做出说明,并严厉追究泡沫经济的实际责任者,损失,谁造成的谁偿还,对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必须加以刑罚,否则,公平的原则被破坏,市场的正义就不成立了。
四、金融改革与泡沫经济
金融管制是以30年代的大萧条为契机,从美国开始的,当时日本、英国等也都仿效美国实行金融管制,这种趋势大约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但是进入70年代后期,美国又率先开始了放松金融管制,推行金融自由化,并持续到今天,这种趋势恐怕21世纪也不会有大的改变。金融自由化的理由:1.信息通信技术革命。2.经济的全球化。3.财富积累增加,资产负债运营多样化的要求。但是,放松金融管制,特别是金融业间的自由化,是各国产生泡沫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关于这一点就不详加论述了,只举一个例子。八十年代,美国的S&L(储蓄信托公司),开始涉足风险巨大的不动产领域,由于没有经验遭到了巨大失败。瑞典也出现过,商业银行经营以前没有从事过的(因管制不能从事)商业不动产贷款而遭到失败的情况。
在放松金融管制时,应该想到可能会产生的风险以及金融机构可能遭受的失败,并制定采取相应的对策。但是,在经济繁荣的初期阶段,辨别这一繁荣是否健全,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预防措施是要摘除泡沫经济的萌芽,但实际上如果判断失误就可能把本属正常的景气扼杀于摇篮中。对于这个问题,经济学家有二个建议。如果市场机能相当充分,泡沫经济产生的可能性就小,完全的市场不会产生泡沫经济。为此,第一个建议是主张市场透明、信息公开、会计标准化、自己责任原则。日本的早期纠正自有资本比率的措施就是基于上述考虑。但是现实中理想的模式是不存在的,在市场参加者之间,信息的质和量存在差异,资金量也不同,所以如果条件具备,任何国家都有可能产生泡沫经济。为此,经济学家提出第二个建议,即必须充分考虑有关防止泡沫经济产生的对策,其具体方案因国而异。以日本为例,关于不动产金融,作为融资担保的土地的担保价值,应比时价低估50%～60%,即采取所谓“担保系数”规制。关于证券金融,应将自有资本比率同股价上涨率相联系,采取累进方式。同时,有关土地买卖、股票买卖的收益税制,要以不诱发泡沫投机为原则,在税收政策上多动脑筋。产生泡沫经济后,如果只简单地采取紧缩金融、收缩财政的一般政策手段,会对泡沫经济以外的正常的经济活动(生产、流通、贸易)造成恶劣的影响,这种作法实际上是一种不对着火的房子喷水,而是掘堤淹城的愚蠢举动。
篇3
关键词：泡沫经济 货币政策 金融改革
引言
一国快速增长的经济会带来一国强势的货币。一国货币的升值，一方面会给这个国家带来机遇，而另一方面也会带来冲击和挑战，如果政策不当甚至会造成经济衰退的恶果。当前的中国和80年代的日本有很多相似之处：来自国际的货币升值压力，同样的对美巨大的贸易顺差、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及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日本泡沫经济的破裂最终使日本走向了经济衰退，而未来中国的经济会有什么结果呢？本文试图通过日本泡沫经济的惨痛教训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一点建议。
一、日本泡沫经济的产生和破灭
（一）日元升值的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日本本国政府大力发展经济的政策和美国的支持下，日本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到1968年，其国民生产总值已位居世界第二位，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资本主义经济强国。到1985年时，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家，海外资产净额规模达到1298亿美元。另外，在1980年以后，美国经济出现巨额的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也使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债务国。美国错误的认为美国巨大的贸易逆差是由于日元被低估导致的，为改善贸易状况美国迫使日元升值。自1971年开始日本放弃对美元的固定汇率，日元兑美元开始大幅度升值。1985年9月，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五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的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议题是美元被高估，并就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促使美元贬值达成一致意见，即“广场协议”。在此之后，日元进入快速升值阶段。到1986年底，美元兑日元为1：160，在1995年更是达到日元汇率的最高值，一美元仅能兑换八十日元。日元升值后，日本经济和出口增长速度减慢，进口增长速度加快，其他经济指标增长率也出现减缓。但由于日元升值出现的经济萧条持续时间很短，在1987年GDP增速回升为3.8%，并于1988年达到6.8%的峰值。从1986年11月到1991年4月，日本经济迎来了战后第二个最长的景气，被称为“平成景气”。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只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平成景气”的出现使日本政府出现了误判，出台了许多不合理的政策措施，从而为泡沫经济的加剧埋下了伏笔。
（二）日本央行货币政策的失误和泡沫经济的形成
在“广场协议”框架下，日元持续升值，日本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出口锐减。传统凯恩斯需求理论认为，一国为保持经济增长，政府就要干预市场，扩大总需求。日本政府依据这种理论模式，在1986年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政策，特别是货币金融政策。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后连续五次下调法定贴现率，由1985年的5%下降到1987年3月的2.5%，同时货币供给大幅度增加。法定贴现率的下调，实际是受到美国方面的制约。在1987年2月召开的议题为稳定美元汇率的罗浮宫会议上，日本接受了美国财政部长提出的“国际政策协调”建议，即日本与联邦德国维持本国与美国形成的利率差，使得美国的利率始终高于本国利率，以保证美国汇率的稳定，但这种货币政策是以牺牲内部均衡来达到外部均衡的经济政策，事实上是日本政府缺乏货币政策独立性的表现。在1987年日本经济已经复苏的基础上，盲目的扩大货币供给和保持低利率政策，无疑会推动资产价格大幅上扬，形成泡沫经济。在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过剩的资金流向了股市和房地产领域。在1987年到1990年期间，低利率和充足的货币供给刺激了泡沫经济的投资活动。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日本的土地价格急速上扬，土地资产价值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另一方面，日元升值后，虽然日本实体经济出现短暂下滑，但股市没有下落，而是持续加速，从1985年12月到1987年10月期间，日经平均股价从13113日元涨到26000日元。1987年年末，日本股市市价总额上涨到占全球总额的42%，超过美国股市成为世界第一。1989年12月平均股价又涨到将近39000日元。1985年末的股价总额为196万亿日元，相当于当年GDP的60%，到1989年末股价总额为630万亿日元，相当于当年GDP的1.5倍。股价和地价相互推动，螺旋式上涨。在企业经济利润和经济增长预期上升的前提下，居民消费、企业投资、房地产投资热情高涨，形成巨大泡沫。
二、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建议
篇4
关键词：房地产经济；现状；发展
一、 我国房地产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1. 房地产市场繁荣，促进了经济增长
房地产经济的快速发展，尽管问题很突出，但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房产业作为基础产业，直接带动了与之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建筑、装修、钢铁、建材、家电、金融等行业都因此受益，而这些行业的发展又会影响更多其他行业的投资热情，如此一来如滚雪球般推动了国民经济发展，GDP也可以保持较高的增长速率。另一方面，房地产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住房问题，因为房子建得多了，人们购房机会自然增加了；同时，房地产经济在配合城市化进程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改善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方面发挥的作用也不可否认。
2. 房价涨幅过快过频，工薪阶层买不起房
房价的过快增长，以致一般工薪阶层没有能力买房，这成为房地产经济争议最大、怨言最多的地方。据介绍，目前我国的房价收入比已经高居世界之首，北京五环内房价对于中产阶级家庭收入的比例达到24，这相当于美国房价收入比的4倍；中小城市房价收入比低一些，但也达到15～20之间。
一方面是很多人买不起房，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商品房闲置，而保障性住房供不应求。国际惯例房屋空置率在5%～10%较为合理，在10%～20%比较危险，在20%以上严重积压，但中国房屋空置率平均水平约在30%，个别城市甚至超过了50%。
3. 银行信贷非理性化，助长地产盲目投资
房地产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而资金来源主要靠银行贷款，尤其是房地产商投资前期的融资渠道。通常房地产商从银行借贷，把房子卖出去，收回成本和利益后再偿还银行。银行业过去主要投资在生产性项目上，如今更多的是投资在消费性项目上，这是经营理念上的转变，然而我国信用制度、抵押制度及抵押保险制度相当不完善，因而这方面信贷的过快增长蕴含着极大的风险。一旦房地产经济出现问题，将对我国整个金融业造成巨大冲击，这是无法轻视的问题。
4. 政府调控效果微，经济泡沫风险大
为了抑制房地产市场投资过热，近几年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如国务院2010年出台“新国十条”提高了炒房门槛，2011年公布“新国八条”进一步抑制房价，但房价上涨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抑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政府规划脱离市场、调整脱离实际、土地审批制度不健全等原因。由于出售土地和地价上涨的最终受益者是地方政府，土地审批权也在政府，房地产经济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GDP的贡献也很大，所以真正抑制房价可能对地方政府并没有什么好处。结果不顾实际需要盲目规划和开展所谓的“筑巢引凤”的建设。调整本应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但实际情况是不尊重投资取向，利用地产批租权强行改变投资方向。
经济过热引起泡沫越吹越大，迟早是要破裂的。按国际观点住宅总值与GDP总量比值不能超过200%，但在我国二线城市都已超过360%，有些城市达到400%，东京房地产泡沫危机时也不过是310%，中国经济的特殊性可见一斑。
二、 保持房地产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和对策
1.健全房地产市场法律法规体系，加大房地产体制改革的力度
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时间较短，各地情况差别千差万别，总体而言房地产市场较不成熟、规范和稳定，相关法律法规虽已出台一些，但谈不上完善，如有些条款实际操作性差，地方政府没有根据本地情况细化等，因此需要健全房地产市场法律法规体系，提高可操作性和尽快规范房地产市场。另外，应加大房地产体制改革力度，目前房地产市场被定位为纯经济领域，房地产的社会功能受到忽视，因而无法解决公共政策缺失的问题，应当赋予社会功能，构建完善的政策体系，并对触及核心的土地制度进行改革，解决好房地产业的基础问题。
2. 综合土地经济行政手段调控，完善金融体系结构与信贷政策
房地产市场体制不健全和市场结构不合理是导致房价上涨过快的主要原因，要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应综合土地、经济、行政手段。土地管理审批制度存在较多问题，乱占耕地、强征用地事件较多，所以规范土地管理应从完善土地审批制度做起，还应建立土地储备制度和国有土地市场化供应机制，实现土地供需平衡、价格合理。经济手段应利用好税收和信贷政策，完善金融体系结构。利用存款准备金和利率制度，控制市场资金流动量，使房地产降温；利用税收政策抑制房产投机行为，如通过增值税、资本所得税、不动产税进行调节平衡。房地产金融结构体系应进行调整，增加消费贷款比重，以降低金融风险；建立住房抵押贷款二级市场，通过抵押贷款证卷化，使房地产市场与资本市场纳入更加联系紧密的金融体系中，在分散银行贷款风险同时也提高了房地产金融的市场化程度和效率。通过政策、征费、限购等行政手段加大对房地产市场的管理力度，控制通过炒房推高楼价的行为。
3.寻求泡沫经济的突破口，供需关系平衡摆脱危机
泡沫经济一旦破裂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破坏性将是巨大的，美国次级房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至今仍在影响着世界经济，所以面临地产泡沫经济困境不能置之不理或坐以待毙，应积极寻求走出困境的突破口。可采取的措施有：
一是建立全国房地产市场信息监控体系，加强对房地产交易价格的监控；
二是建立全国统一的房地产市场运行预警机制，加强对房地产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分析，预防泡沫危机。
同时，还应着力解决供需平衡问题，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力度。保障性住房只应满足广大中低收入阶层的需要，因此要严防不符合要求的人获得后借机高价转租牟利。
三、 结语
总理近期已多次强调，通过房地产调控来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以促进可持续性发展，可见国家对房地产经济的重视程度。但房地产经济中深层次的问题非常复杂，危机的解决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共谋出路，才能让市场回归理性和正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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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虚拟经济、泡沫经济
一、虚拟经济:形成机理、发展与规模
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概念。所谓实体经济是指物质资料生产、销售以及直接为此提供劳务所形成的经济活动,其主要构成部分包括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建筑业、邮电业等产业部门。虚拟经济则不同,它是指与虚拟资本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也即虚拟资本的持有和交易活动。因此,讨论虚拟经济可以从虚拟资本入手。
所谓虚拟资本,是指与实际资本相分离的,本身无价值却能带来“剩余价值”、并具有独立的价值增值运动规律的各种资本凭证。虚拟资本的形成是与货币的产生分不开的。货币开始是为突破物物交换的缺陷而产生的一种交换媒介,但货币发展到由纸币取代金属货币,成为一种价值符号以后,在交换媒介功能之外,又增加了价值储藏功能,从而使货币转化为资本成为可能。在信用关系出现后,资金借贷双方联系日益密切,资金需求者愿意向资金供给者支付利息,货币产生了“收益”,从而转化为了虚拟资本(借贷资本)。借贷资本的大规模发展产生了银行信用,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融资便利。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企业的规模日益扩大,必然寻求新的融资渠道,于是股票和债券应运而生,它们是最明显的虚拟资本。在当今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虚拟资本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趋势,资本的虚拟化程度越来越高。继股票、债券之后,又出现了证券化资产和金融衍生产品。证券化资产是因资产证券化而发展起来的。银行将住房抵押贷款、汽车抵押贷款、信用贷款等各种信贷资产经过重新包装后实行证券化,或者在一些低信用等级的证券中加入较高信用等级的证券,并用其作为抵押发行新的证券,从而提高资产的流动性。这样等于是在本身就是虚拟资本的信贷资产及初级证券的基础上,又产生的虚拟资本,大大提高了资本的虚拟化程度。金融衍生产品是虚拟化程度最高的金融产品,金融期货、期权合约的买卖者并不真的拥有合同中规定数额的证券或货币,也不必在交易清算时真的买入或者卖出这些证券或货币。特别是指数期货和期权交易,实际上是就指数的涨落打赌,无任何实际对应物,是最彻底的虚拟资本。
与虚拟资本的发展相适应,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来考察,虚拟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闲置货币资本化。这是虚拟经济的最初阶段。例如,当某人持有暂时不用的闲置货币,而另一人却急需生产经营资金时,前者便可将其闲置货币让渡给后者去使用,后者则承诺对借入资金按期还本付息。在这种货币的直接借贷行为中,由于贷方并未从事现实的生产经营,而是仅仅凭借代表借贷行为成立的借据或凭证获取利息收益,因此,这种借据或借贷凭证便成为虚拟资本的雏形,贷方据以获取利息收益的活动也就是一种虚拟的经济活动。
2、借贷行为中介化。这一阶段的标志就是银行的产生。在这一时期,货币资金借贷主要不再是个人之间的直接借贷,而是表现为以银行为中介的间接借贷。此时,对广大的存款人而言,其持有的能够带来利息的存款凭证就是虚拟资本。因此,借贷行为的中介化实际上意味着虚拟经济活动的社会化,这种社会化由于能够扩大社会的资金借贷规模,提高社会范围内资金的配置和使用效率,因而,对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证券交易的市场化。随着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的大量发行,客观上要求形成一种便于有价证券实现流动性的机制或场所,于是,证券市场应运而生。虚拟资本交易的市场化可以引导资金向预期收益较好的产业流动,从而有利于优化社会资金的配置结构,提高社会资金的使用效率。
4、虚拟经济国际化。进入20世纪后,较大规模的跨国证券投资开始出现,虚拟资本的发展由此进入新的阶段。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布雷顿森林协议和关贸总协定推动下最终形成的规模巨大的国际金融市场,更加便利了虚拟资本的跨国交易,从而使虚拟资本交易日益呈现为一种国际性的经济活动。虚拟经济活动的国际化可以促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并使资本的使用效率进一步提高。
5、金融工具创新化。20
世纪60年代以后,虚拟经济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国际性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等规模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包括各种金融期货、期权等在内的金融创新工具层出不穷。金融工具的创新化使得虚拟资本的交易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并使虚拟经济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而日益呈现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活动领域。
80年代以来,各主要工业国家的金融资产迅速膨胀,交易规模迭创新高,使得虚拟经济的运行愈发脱离实体经济而扩张。据报道,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平均年增长率仅为3%左右,国际贸易平均年增长率为5%左右,但国际资本流动却增加了25%,全球股票的总价值增加了250%。1997年全世界虚拟经济的总量已达140万亿美元,约为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总和(28.2万亿美元)的4倍。全世界虚拟资本每天的平均流动量已高达1.5亿美元以上,约为世界日平均实际贸易额的50倍。可以预计,随着电子商务和电子货币的发展,虚拟经济的规模还会膨胀。
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
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中,实体经济是第一位的,虚拟经济是第二位的。虚拟经济是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同时也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极大地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一方面,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麦金农,1973;格利和肖,1960)不仅可以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实体经济的运行效率;而且资本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提供的套期保值等服务,还为实体经济提供了稳定的经营环境,降低实体经济的经营成本和因价格或汇率波动引致的不确定性经营风险,使实体经济能够稳定增长。另一方面,虚拟经济自身产值的增加本身即促进了gdp的增长,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直接促进了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具体而言,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有助于提高社会资本的配置效率。金融市场的基本功能是实现资本在不同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通过发行并交易虚拟资本,发现虚拟资本所代表的权益价格,是实现增量资本在实体经济各部门之间优化配置的主要诱导工具。同时,金融市场还为存量资本优化配置提供了有效途径,通过资产重组等产权交易,可以实现存量资本在不同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再次优化配置,盘活因投资决策失误或市场需求结构转变而闲置的存量资本,提高社会资本的利用效率。
2、有助于分散企业经营风险。其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企业制度的创新,使企业的投资主体多元化、社会化,同时也使企业产权的所有权、经营权和受益权相对分离,企业所有权的转让与处置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影响弱化,企业经营的稳定性增强。其二,资产证券化、abs(资产担保证券)、期权交易等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对企业资金安排、投资选择、规避经营风险等具有重要影响,如通过期货市场套期保值和外汇掉期业务,可使企业有效规避市场价格波动和汇率变动带来的经营风险,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等。
3、虚拟经济规模的扩张,在增加gdp规模的同时,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在虚拟经济日益发挥出对实体经济巨大的促进作用的同时,虚拟经济自身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与1980年相比,1996年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金融资产总额均成倍增长,特别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金融资产的增长迅猛,并带动了相关服务业的发展,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但是,虚拟经济在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也隐藏着极大的风险。这是因为:虚拟经济要正常运转,需与实体经济的规模相适应。然而,虚拟经济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却越来越表现出相对独立性。在证券市场中,人们对于证券市场未来价格的预期往往并不是基于公司的财务状况,而是基于一种心理预期和想象空间。这种投机者的“市场接力棒理论”(金德尔伯格,《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生动地描述了投机者普遍存在的“博傻心理”,即投机者见到大家都看好某一金融资产,自己也加入这一行列,期望自己的“接力棒”下传,由于大家有相同的预期,在相反的预期未形成主流之前,市场接力棒就不乏接手者,从而带来市场的火爆,使市场价格脱离客观价值,形成泡沫。前面所提及的虚拟化程度较高的证券化资产和金融衍生产品,更是在虚拟资本基础上的再次虚拟化,几乎与实体经济没有联系,易形成泡沫是显而易见的。此外,投资中也可能存在着泡沫成分。企业为解决
资金不足问题,可以向银行贷款,也可以发行股票和债券。但一旦企业经营不善,或遇到经济全面衰退,企业破产倒闭,实际资本创造的“价值”得不到实现,企业先期的银行贷款和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较之实际资本来说,就成了空中楼阁。实际上也是一种泡沫。
经济中出现泡沫并不意味着泡沫经济的出现,经济泡沫对经济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并且可以通过市场供求机制而自动恢复均衡,只有当虚拟经济中的泡沫成分不断加重,资产价格普遍大幅度地偏离或完全脱离由实体经济因素决定的资产价格时,才会导致泡沫经济。泡沫经济会扭曲资源配置,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泡沫经济所造成的虚假繁荣现象,会扭曲消费行为,恶化国际收支,破坏经济均衡;泡沫经济所造成的混乱的信用关系,会影响金融系统的运行,最终导致金融危机,并引发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譬如1978-1981年发生在墨西哥的泡沫经济,在1981年股市崩溃之后,引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持续的通货膨胀,导致大批企业和个人破产,失业率上升,社会贫富差距增大,整个墨西哥经济一片萧条;80年代日本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的迸裂同样使经济实力雄厚的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衰退之中,至今难以自拔,所谓的“日本神话”由此破灭。
泡沫经济的产生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主观上看,主要是由金融投机引起的。人们在“博傻”心理支配下,金融资产价格越高越买,越买价格越高,导致金融市场超常规膨胀,引发泡沫经济。从客观上看,实体经济的内在失衡是导致泡沫经济的根本原因,由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可见一斑。发展中国家在实体经济实力不强、结构性问题突出的情况下,金融市场过度开放,会导致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引发泡沫经济。七十年代以后,东南亚等地区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受金融深化理论的误导,上述各国相继开放金融市场,企图通过金融完全自由化,依靠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刺激实体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但由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偏低,且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虚拟经济过快发展超过了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最终引发了泡沫经济并导致了一系列金融危机。以泰国为例,泰国工业基础设施落后、建设资金匮乏、出口以资源型产品而非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虽然泰国政府力主投资并着重发展重化工业和高科技产业,但受教育和科技水平限制,严重制约了泰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在实体经济存在比较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和金融监管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泰国政府却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外汇管理上推行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加速了金融自由化和对外开放步伐,使虚拟经济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该国实体经济发展速度,特别是短期外资大量流入,且被投入到房地产和股市炒作而非实体经济领域,使泰国经济的泡沫化现象日趋严重,并成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三、我国经济中的泡沫风险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商品价格由国家决定,基本不受市场影响,而且金融交易近乎为零,基本不存在泡沫现象。但进入90年代以来,深沪股市的建立和房地产市场的开放,使“泡沫”的威力大大发挥出来。
我国股票二级市场上的泡沫是众所周知的。我国股市上有很多股票的市盈率都达到50倍以上,大大高于美国的水平(nasdaq的平均市盈率虽已经高达90倍,但美国工业类股票的平均pe(市盈率)仅为25倍,运输业股份的pe平均为12倍,银行业平均为13倍,公用事业股为20倍)。今年st板块的几番上涨,也有利地说明了我国股市的投机性强,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泡沫。
在股市泡沫严重膨胀的同时,也出现了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较之房地产泡沫,犹如小巫见大巫,这是由于体制漏洞而导致的疯狂炒作的结果。而且,股市炒作的参与者绝大多数是居民个人,而房地产的炒作主要是由有实力的企业进行的,资金量大,泡沫膨胀更加厉害。时至今日,房地产泡沫导致的后果依然是触目惊心的。
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都是泡沫的表现形式。在我国,除了这两种泡沫以外,还存在更严重的泡沫形式,即由于实体经济结构存在问题,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而造成的泡沫。这种泡沫集中反映在银行的不良贷款上。目前,我国企业融资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作为中介为企业提供资金融通。只有企业经济效益好,银行、存款人和企业之间的资金循环才能正常进行。企业效益不佳则会给银行带来风险。若企业进行破产清算,清算价值无法还清贷款,银行会出现坏帐,若拖欠贷款,则会形成呆帐。企业风险只是单个风险,但当它通过不良贷款转
嫁给银行以后,就成为金融系统风险。我国企业由于体制原因、经营管理不善所导致的银行大量不良资产的存在,使我国经济潜藏了危机。
四、结论和建议
以麦金农、格利和肖为代表的众多经济学家认为,金融活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随着金融深化而不断增加,因此主张通过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促进经济增长。但经济发展的事实表明,这一主张是片面的。西方发达国家自80年代以来已相继实现金融自由化,金融深化程度不断提高,金融资产总量迅速膨胀,目前均已大幅度超过本国的gdp,但在金融资产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gdp并没有随之快速增长,其增长速度反而有所下降,而且,在欧洲还引发了90年代的货币危机,在日本则产生了严重的泡沫经济现象。许多发展中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等在80年代中后期推行金融自由化之后,金融深化程度迅速提高、虚拟经济膨胀速度超过发达国家,经济的泡沫化现象日益严重,并引发了一系列的金融危机。
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确实能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但盲目的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却会带来极大的风险。因此,在我国这样一个内部经济存在一系列问题的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的进程应当慎重,我国对金融市场的开放应是逐步的。我们应当下大力气进行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金融体系的完善,以适应加入wto后的国际环境。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在加快资本市场规范化建设的同时,应着力加快资本市场的发展。这不仅包括扩大证券品种的规模,也不仅包括增加新的证券品种,而且包括拓展和开辟新的市场,扩大居民投资渠道和企业获得资本性资金的渠道。其中,存量股份制、债权转为社会股权、将建设国债建立在运用资本经营方式运作国有资产的基础上等,都是应当重视的具体措施。
2、 积极推进创业投资,加快高科技产业化步伐。知识经济是将知识转化为经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创业投资的功能极为重要。在资本市场的配合下,积极推进我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调整国家的经济结构。
3、 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实物经济的货币化和资产证券化。实物的货币化和资产证券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实物的非货币化,有着诸多弊端;资产的非证券化,严重限制着资产的准确定价和资产存量的盘活。
4、 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关键的问题是,运用何种机制和规范。在双重体制并存的条件下,运用计划经济机制,虽一时抑制了某些现象,但不利于金融市场的成长,结果可能造成更大的风险。为此,应特别重视运用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则,强化金融监管。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98。
2、麦金农,1998:《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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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骏民,1998:《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山东人民出版社。
6、谢太峰,1999:《正确认识虚拟经济》,《金融时报》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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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月晓，河北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摘要：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日本国内的房地产投机盛行、迟钝的货币政策、适得其反的土地税收政策，以及金融自由化等因素，使得日本出现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并最终泡沫崩溃。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加速上涨；对我国房地产是否存在泡沫问题，以及房地产市场如何调控，经济学家给出不同的观点。研究日本房地产泡沫问题，对于正确认识我国房地产现状、制定科学的调控政策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房地产泡沫；广场协议；货币政策
1985年到1988年，东京商业用地价格暴涨了近两倍，东京中央区的地价涨了近3倍；1989年，日本的地价市值相当于美国地价总市值的4倍；1990年，仅东京都的地价就相当于美国全国的总地价。1990年秋，东京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并迅速在日本全境蔓延。1991年，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下降了近20%；不动产企业大量破产。地价持续下跌，1990年到1991年，日本全国地价下跌了近46%；到2005年止跌时，平均市街地价价格指数仅约为1991年3月峰值的24%。
1.日本房地产泡沫诱因
（1）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推动了房地产市场泡沫
20世纪80年代，日本开始开放金融市场。1983年初，日本开始渐进实现利率自由化；1985年底，实现了大额存款利率自由化。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逐渐放开对金融市场监管，企业的资金筹集方式开始多样化，比如，发行企业债券。因而，日本的诸多银行逐渐失去了一些固定的企业客户，银行利润下降，经营陷入困境。为了提高银行利润，日本的诸多银行开始将贷款目光转向风险较高的房地产公司。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加速国际化进程，这就牵制了日本的货币政策，日本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限制。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之后，日元进入升值通道，导致出口萎缩。为了稳定经济增长，日本政府选择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给；进一步扩大房地产市场泡沫，使得日本经济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
（2）投机因素对房地产市场的推波助澜
日本属于岛国，其国内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稀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日本国内流行着“房价只涨不会跌的神话”。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的房地产企业开始了土地投机，引发了土地投机热潮。同时，为追求业务规模和收益的银行业，也开始将大量的贷款资金投向不动产和以不动产为担保提供个人住房贷款的非银行性金融机构。1983年，全国银行业对不动产贷款比重仅为6.4%，到1989年，该比重达到11.5%，增长了近一倍。
（3）迟钝的货币政策为房地产投机准备了条件
在“广场协议”的影响下，日元升值预期明显，国际投机性资本大量融入日本，日本加重升值预期。日元的升值对日本国内出口性企业带来了很大冲击，为解决这个问题，日本政府采取了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1986年1月起，日本央行连续5次降低贴现率，1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从5.0%下降至1987年2月的2.5%。在超低利率的作用下，日本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向市场投入大量流动性资金。进而，这些流动性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国内高昂的房价使得拥有自己的住房变成普通日本国民遥不可及的事情。1989年5月，日本银行开始改变货币政策方向，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再贴现率从2.5%提高到3.25%；到1990年8月，再贴现率上升至6%。同时，日本政府制定出台了《房地产融资总量控制》、《土地税制大纲》、《土地基本法》等紧缩政策，1990年秋，日本房地产开始暴跌。
（4）适得其反的土地税收政策
针对日本国内存在的房地产泡沫问题，日本政府从1987年开始有意识地通过土地税收政策来抑制土地价格上涨。1987年，日本政府开始设立“土地交易监视区域制度”，即土地交易需获许可证，交易价格需要备案；之后出台了《休养地法》，即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房地产行业。1988年，首先修理置换更新特别优惠措施，即废除了居民用财产置换更新的特别优惠措施；其次调整转让所得税，即对保有期在两年以内的土地转让收益征收96%的税收；最后出台《土地基本法》，即明确了对土地要适宜地采取合理的税制措施。1991年，日本政府出台了农地征税改革，即废止农地征税优惠。这些土地税收政策主要立足于限制土地交易和减少土地供给，在房地产泡沫时期，这些政策无异于加剧了房地产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民间资本更大规模地进入房地产市场，进一步加剧了房地产市场泡沫。
房地产泡沫崩溃对日本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首先，大量不动产公司、金融机构倒闭破产，由此带来了巨额的不良资产；其次，大量过剩的房地产投资，使得企业过度负债，进而造成企业投资不振；再次，在泡沫经济时期购买不动产的国民生活陷入窘迫；最后，“银行不倒”、“地价只涨不跌”等神话破灭，国民和企业对经济的信心指数下降。
2.日本房地产泡沫时期与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比较
目前，中国随处可见的空置房和烂尾楼现象表明，中国存在房地产泡沫。然而，经济学家们，有的认为存在巨大泡沫（如林毅夫、易宪容、茅于轼等），有的认为不存在泡沫，有的认为即使存在泡沫，它也不会破灭。中国目前的房地产状况，很容易引起我们与20世纪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进行比较思考。
（1）货币升值比较
在1985年“广场协议”的影响下，日元进入持续升值时期。1985年9月，日元汇率在$1：￥250E上下浮动，“广场协议”生效后不足三个月的时间，日元快速升值到$1：￥200E，升值幅度达20%；1987年，日元汇率为$1：￥120E，升值幅度超过100%。同日本一样，中国也面对欧美各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自2003年至今，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从$1：￥8.0，上升到目前的$1：￥6.13，升值幅度达到23%。人民币的升值对我国的出口企业造成重大的冲击，同时，投资渠道的限制使得国内大量的闲置资金流入股市和房市。可见，两个国家都因为货币升值，使得资金流向房市；不同的是，人民币的升值速度远远慢于日元的升值速度。
（2）城市化进程比较
城镇化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城镇化有助于提高内需，促进经济增长。1970年，日本城镇化率达到72.2%，1985年，日本城镇化率达到76.7%，可见，此时日本的城镇化已接近尾声。而对于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城镇化水平正以每年1%到2%的速度在增加。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接近50%，未来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城镇化进程将会有大量的土地被用于城市化建设，促进地价和房价的上涨。可见，对于城市化问题，中日两国存在明显的不同。
（3）房市价格预期比较
日本国内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稀缺，加上长期的低利率市场，人们坚信“房价只涨不跌”神话。对于我国，国民的投资渠道较少，银行利率较低，个人在海外投资限制很多，那么只剩下股市和楼市了；然而，国内的股市就像赌博，房产投资就成为了货真价实的金条。另外，我国正处于加速城镇化进程阶段，人们认为，土地价格只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而越来越高；如果现在不买房，将来就会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可见，对房价的升值预期刺激了人们对商品房的需求，增加了人们对房地产市场的投入。
（4）政府调控能力比较
目前中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能力强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上文可以看出，日本政府针对日本房地产泡沫出台的一系列土地税收政策，不仅迟缓，而且作用力适得其反。而中国政府对于房地产市场发展过热给予了高度关注。2009年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四项措施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2010年，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同时对北京、深圳、广州、上海等一线城市实行“限购令”。2011年，公布新“国八条”，提高二套房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同时，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2013年，新“国五条”出台，即对二手房交易所得征收所得税。可见，中国政府对遏制房地产过热势在必行。
3.日本房地产泡沫启示
诸多现象显示，我国国内确实存在房地产泡沫问题，然而，是否会出现类似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及其破灭，尚难得出结论。然而，对日本泡沫经济的学习思考，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1）把握货币政策时机，果断推出相关政策。吸取日本政府迟钝货币政策教训，我国政府应把握货币政策时机，果断推出相关政策。当房地产泡沫较小时，利用货币政策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进行适度调控，减少投机行为，挤压泡沫；当泡沫较大时，由于房地产市场占用了大量的资金，货币政策应合理控制力度和频度，避免带来巨大的负面效应。在实施过程中，应将货币政策与政府强制措施配合使用，当泡沫过大时，政府需对某些企业采取强制控制措施。
（2）货币升值并不一定催生泡沫经济。对于日本房地产泡沫产生原因问题，很多专家认为是广场协议带来了房地产泡沫。即在日元升值的预期下，外币大量涌入日本，导致了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迅速上升。1990年秋，日元升值预期减弱，外资撤离导致房地产大跌，即泡沫的破灭。然而，广场协议不止是针对日本，受广场协议影响的德国，1985年到1988年，本币也升值了70%左右，然而，德国国内并没有出现泡沫经济。尽管如此，我国政府应当保持人民币的长期稳定，防止大量国际流动性资金流入我国的房地产市场。
（3）预防并遏制房地产市场过度投机。房地产市场的核心要素是土地，然而，土地是稀缺资源，且供给缺乏弹性。如果市场上充斥了对土地投机性的需求，就会增加土地需求，进一步拉大土地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差距，进而带来土地价格飞涨，使其价格严重脱离价值而产生泡沫，导致整个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可见，投机是房地产泡沫的直接推手。我国政府在推行城镇化的过程中，必须预防并遏制房地产市场过度投机。比如，严格限制二套房购买，对已有不动产征收高额的税收等。
（4）丰富投资品种，正确引导资本流向，使得资本流动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扭转房价只涨不跌预期。导致人们对房地产市场只涨不跌预期的直接原因是，国内缺乏高收益的投资品种。我国政府对外汇严格管制，人们不能自由地将手里的资金汇往国外，同时，国内银行利率低，得不到丰厚的回报；且国内金融市场的投资品种极不丰富。于是，大量的闲置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因而，我国政府要丰富投资品种。比如，股市与国际化接轨，引导人们价值投资；引导资金向实体经济投资等。（作者单位：河北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奥村洋彦.日本“泡沫经济”与金融改革（中译本）[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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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房地产经济；我国国民经济；关键性作用
当前，房地产行业是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行业，房地产行业与其他行业联系较为密切，可以拉动我国的内需，提高我国的消费水平，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有效的发展。但是，现在我国的房地产行业还存在较大的问题，房地产行业发展还需要进行合理控制，只有这样才可以满足不断扩大的民众需求。本文探讨了房地产行业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影响的作用，提出促进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的相关措施。
1.房地产行业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作用
1.1房地产行业是我国国经济的支柱产业
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方向总体的变化情况，通过房地产行业就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出来。因为，房地产行业敏感度较高并且与其他行业关联度较高。在此之外，房地产行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最重要的就是可以有效地拉动就业，扩大内需，促进其他行业的不断发展。这样的带动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一，房地产经济的不断发展可以促进我国内需的扩大。第二，房地产经济发展可以有效吸纳其他相关行业的资金，由此带动有关行业的发展，进而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的发展，实现我国整体的健康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的转型。第三，房地产行业直接影响我国国民的生活质量以及消费水平，决定着我国居民的幸福感指数。因此，从上述表现来看，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房地产行业发挥着其他行业无法代替的作用。
1.2房地产行业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成熟
房地产经济与我国的市场经济联系非常密切，处于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状态。房地产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经济的成熟，同时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也在推动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目前，我国对于房地产行业的相关调查显示，我国的房地产经济的不断发展已经成为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力量。房地产经济的发展，促进建筑行业、冶金行业、电器行业、钢铁行业快速发展，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指明一条新的发展之路。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房地产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也造成巨大的风险。因为房地产经济一旦出现大的变动就会造成国民经济的波动，并且房地产经济一旦出现不合理的增长的现象，就会造成泡沫经济，影响国民经济稳定。因此，我们必须对国民经济发展进行合理的控制，利用相关经济、法律、行政手段来防止房地产行业带来的风险，这样才可以更好地实现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保障房地产行业与市场经济相会之间有序，平稳的发展。
1.3房地产经济可以改善人民生活，推动就业
房地产经济的作用十分广泛。首先，房地产经济可以增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推动我国现在生产力水平，更重要的是可以有效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增加我国公民的经济收入。目前，我国现在就业状况较差，严重阻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房地产经济可以有效增加我国现在就业人口，促进我国现在民众充分就业，同时房地产经济也可以带动其他行业的房展，从而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解决现在我国就业难的状况。此外，由于我国现在房地产行业独特的作用，还带动许多学科的学习热情，比如建筑工程和金融。因此，房地产行业可以进一步促进改善人民生活，推动中国社会居民的充分就业。
2.今后房地产经济发展的措施
2.1合理控制房价
目前我国房地产行业的泡沫经济导致现在房地产经济出现崩盘。但是，现在政府要通过利用现在政府的合理宏观的政策，将房价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保证我国的房地产经济不会出现泡沫型增长，造成国民经济的负面增长。尤其中央政府政策调控部门要充分认识到房地产行业发展可能带来的风险并且运用政府宏观调控手段进行合理的化解风险。此外，我们还要建立健全对房地产行业的监督机制，不断加强管理。同时要建立合理评估制度，更好地规范房地产行业的行为，促进房地产行业更好地发展。
2.2建立房地产动态监测系统
房地产行业的动态监测系统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首先，要结合房地产行业自身发展特点，做好预算。其次，还要考虑与房地产相关联的产业，制定相关的动态监测系统。最后，我们要建立完善的动态监测的系统，要重点研究房地产行业开发投资、土地交易的关键性的环节，防止出现钱权交易的行为。此外，我们还要关注房产交易的活动，保证房地产行业的发展。
2.3其他相关政策
首先，我们必须优化房地产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实现更好地发展。其次，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通过法律手段规范现在房地产行业的投资行为以及生产和消费的方式，保证房地产行业的良性发展。最后，我国要调整房产结构，建设保障性住房以及廉租房，同时要提高经济适用房的比例，促进我国房地产产业的发展。
结语
房地产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对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持续发展重要的作用，促进我们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改善现在人民的生活水平 ，是我国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因此，我们也要认识到房地产行业发生较大的波动的时候会使我们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较大波动。我国要针对房地产经济进行控制，对房价进行控制，对我国现在的房价市场进行动态监测，进一步优化房地产产业结构，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进行完善，规范现在房地产行业。更好地促进我国现在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实现更好地发展，促进我国国民经济不断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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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6年我国的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包括国有、集体、股份、外资、港澳台资工业企业，总数一共有五十万六千四百多家，其中大型企业有7057家，占总数的1。3％，中型企业有16870家，占总数的3。3％，小型企业有482518家，占总数的95。3％。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同其它所有制类型企业的规模结构相比较，具有明显的趋向大中型化的特征。1996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共有86982家，仅占全国工业企业总数的17％，其中大型企业有4946家，占我国全部大型工业企业总数的70％，中型企业有10817家，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总数的64％，小型企业有71219家，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总数的14％。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的大中型企业，同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比较，具有明显的规模优势，构成了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主体，是我国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主导力量。
从工业产值方面进行考察，1996年，我国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总产值为27289亿元，占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总产值的43％，其中国有大型企业的总产值为17282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7。5％，占我国全部大型企业总产值的69％，国有中型企业的总产值为5227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8。3％，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总产值的54％，国有小型企业的总产值为4779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6％，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总产值的16。7％。1996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所创造的增加值为8742亿元，占我国全部工业企业创造增加值的48％，其中国有大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的33％，占全部大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76％，国有中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57。8％，国有小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17。6％。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重要地位，不仅体现为在我国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而且更为明显地体现在创造的增加值方面，包括职工工资、社会福利、资本积累和上缴利税等，国有工业企业创造的增加值比重，明显超过其创造的产值比重，不仅体现了国有企业对全社会的巨大贡献，而且也体现了具有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相比之下，我国集体工业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96年占全国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30％和28％，股份制经济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5。2％和％5。2％，外商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19。49％和8。5％，港澳台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8。57％和7。32％，除股份制企业的创造增加值比重，与产值比重大体持平之外，集体、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创造的增加值比重，均明显低于其产值所占的比重。①
根据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对不同所有制类型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进行比较分析。1995年，国有大型工业企业的数量，占全国大型企业的比重为73％，三资大型企业所占比重为11％，集体大型企业所占的比重为8。2％，其中乡镇大型企业所占比重为3。3％；国有中型工业企业的数量，占全国中型企业的比重为66％，三资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7。8％，集体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21％，其中乡镇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8。5％；国有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61％和69％，中型企业分别占20％和16％，小型企业分别占18％和14％；三资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27％和32％，中型企业分别占9。6％和8。7％，小型企业分别占63％和58％；集体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6。2和6。3％，中型企业分别占13。6％和12。7％，小型企业分别占80％和81％；乡镇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4。6％和4。8％，中型企业分别占10。4％和9。9％，小型企业分别占85％和85％。从上述数据中可看出，国有企业的生产集中程度和规模经济水平，远远高于其它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体现了国有企业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集体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较低，主要因大批乡镇企业的平均生产规模较小，城镇集体企业的平均规模高于乡镇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的平均规模则介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之间。②
二、“二元”分化趋势及负面影响
尽管我国的国有企业的大中型企业，构成了国民经济的主体和中坚力量，但是，其规模经济水平和生产集中程度，同西方工业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差距。英、美等国国实现工业化过程中，一般呈现企业规模大型化和生产集中化的趋势，但是，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趋向小型化，生产集中程度趋向分散化的态势。这种趋势的形成有许多的经济原因，其中包括乡镇、私人、三资企业的迅猛增长，国有企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特别令人担忧的是，从93年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所占的经济比重不断萎缩，工业规模结构小型化和生产分散化的趋势加剧，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均面临严重困难，其它各类企业的亏损面也呈扩大趋势，私人、乡镇、三资企业集中进入的产业，多属于所需投资较少和企业规模较小的领域，特别是生产过剩的轻纺、家电制造行业，从而加剧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必然产生严重的社会负效应，包括企业经营困难和亏损状况不断恶化，职工下岗大幅度增长影响社会稳定，银行债权和政府税源遭受重大损失，等等。因此，对于企业的规模结构与所有制结构的变迁，及其对社会经济效益的种种影响，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来龙去脉以及治理对策。
解放前，我国的私人企业的资本积累速度很慢，难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加速工业化进程。期间，我国利用公有制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优势，迅速建立了一大批大规模工业企业，大大提高了许多行业的生产集中程度，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八十年代，我国推行了改革搞活和结构调整政策，乡镇、个体和外资企业迅速增长，工业的规模结构开始呈现小型化趋势。我国大中型企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从1971年的51％，逐渐下降到1986年的42％。有人认为上述趋势不符合西方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应该采取组建大企业集团等措施加以纠正。实际上，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上述规模结构小型化的趋势。我国的工业化过程明显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工业化早期，私人企业的特点是规模小而生产分散，经历了数百年的漫长工业化历程，企业规模和生产集中才达到很高的程度。我国通过计划经济建立了一大批大型企业，有利于利用规模经济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但是，社会资源利用过于集中于少数大企业，不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展经济，因此，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存在某些合理性，有利于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八十年代，我国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趋向小型化的同时，各类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仍不断扩大，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数量也迅速增长，从1981至1987年，大中型企业的数量增长了1。96倍，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数量增长了1。29倍；化工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26倍，机械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2。34倍，建材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46倍，纺织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16倍。
八十年代我国工业结构规模的小型化，并未对国有企业的发展造成太大影响，无论从固定资产、销售收入或实现利税来看，国有工业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从1980至1988年间，国有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增长了134％，企业平均固定资产规模增长了102％，国有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了172％，企业平均销售规模增长了133％，国有企业创造的利税总额增长了95％，企业创造的平均利税规模增长了69％。八十年代，政府对乡镇、三资企业实行了优惠政策，包括“三减两免”的税收优惠和定价、投资等方面的自，乡镇、三资企业的竞争能力相对较强，其增长速度也明显高于国有企业，因此，许多人认为国有企业的活力不足而且效率低下，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全面的。国有企业的基数远远超过乡镇和外资企业，因此增长速度略低于其它类型企业是自然的，正如中国国有企业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西方企业，人们往往将其归于基数不同而不是所有制方面的原因。80年代，国有企业不仅产值和利税增长较快，而且亏损也保持在较低水平上，亏损额同利润额的比例长期低于10％。1991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56％，国有企业职工人均创造的利税额，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158％，国有企业职工人均上交利税费总额，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220％。由于企业承担税收负担的微小差别，就能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国有企业在税负非常不平等的条件下，其销售收入和实现利润仍能大幅度增长，技术水平和全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不仅为职工提供了大量福利和社会保障，而且从未发生过职工下岗和停发工资现象，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率保持很低的水平，这说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实际上很好，仅仅因不平等竞争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绝不应理解为活力不足和效益低下。③
八十年代，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并未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造成很大影响，是因为尽管规模结构出现了“二元”分化，仍然较好协调了各类企业之间的关系。由于我国的经济改革采取了渐进方式，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的同时，仍然保持了重大比例的计划调节，因此，国民经济始终保持了均衡的顺利发展，从未出现重大的经济比例失调现象，从宏观上保证了各类企业的良好经济效益。我国坚持了公有制企业的主体地位，政府容易协调国有、集体企业之间的关系，采取政策措施干预缓解彼此矛盾，国有、集体企业职工的分配比较平等，职工收入增长保证了旺盛的市场需求，彩电、冰箱等消费品行业虽超高速增长，89年宏观紧缩之前从未出现过滞销。八十年代，我国还实行了“有保护的渐进式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时规定外销比例出让市场很少，87年三资企业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不到2％，适度竞争没有冲击国内的民族工业企业，反而通过示范效应激发了国有企业的活力。当然，我国整体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对国有企业的效益也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主要是乡镇中小型企业的数量增长过快，仅乡办企业就从77年的13万家，迅猛增长到87年的24万家，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数量的增长速度。乡镇企业集中进入盈利高的制造行业，导致了这些行业出现了市场过度竞争。例如，87年以前纺织行业的经济效益很好，86年行业资金利税率为22％，超过了20。4％的工业平均利税率，但是，到了1988年下降为19％，略低于20。5的工业平均资金利税率，90年代在生产过剩和产品积压的情况下，各地仍在不断创办新的纺织企业，尽管许多中小企业利用淘汰的落后设备，仍能利用税收优惠和地方保护主义生存，最终导致了纺织行业全行业的严重亏损。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工业的规模结构的变化趋势，具有更为明显的“二元”分化特征。从整体工业来看，企业的规模结构更为趋向小型化，生产集中程度更为趋向分散化。这一时期我国整体工业规模结构的变迁，同工业企业所有制结构变化有密切关系。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步伐大大加快，个体私营经济和外商独资获得了高速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1991年个体私营工业企业所占比重为4。8％，1995年迅猛增长到了15％，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比重，也从为91年的不足5％增长为95年的13。2％，国有企业所占的工业比重则从1991年的56％，下降为1995年的32％，集体企业所占的工业比重变化不大，仅从91年的33％增长为95年的35％。1995年，个体私营工业企业的数量为568万家，占全部工业企业数量的78％，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数量分别占19％和1。2％，但是，国有企业的的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132倍，相当于集体企业的12倍，集体企业的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11倍。八十年代，我国的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的特点，是国有、集体等公有制企业占绝对优势，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的比重微不足道，从92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工业比重迅速下降，而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则迅速上升，已占全部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左右，个体私有企业的平均规模大大小于国有企业，从而加剧了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④
90年代，随着工业规模结构“二元”分化的加剧，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特别令人担忧的是，90年代国有企业面临经营困难的性质，同80年代相比也有了较大改变。80年代初，由于“”和“洋跃进”造成的困难，国有企业的亏损面曾经高达20％，但是，通过改革搞活和结构调整，82年下降到了12％，85年下降为9％，88年为10％，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亏损率比较低，即亏损总额占利润总额的比重较低，82年亏损率仅为7％，85年为4％，88年为8％。1988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为891亿元，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亏损额仅为81亿元。9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以及国有企业所占工业产值比重的下降，直接导致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下降，许多行业生产过剩和重复建设的状况加剧，对国有企业的效益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其它各类工业企业也出现了效益滑坡。1995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665亿元，比较上一年下降了167亿元，下降幅度达到20％，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为639亿元，，比较上一年上升了157亿元，上升幅度达到32％。1996，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总额为412亿元，比较上一年下降了253亿元，下降幅度达到38％，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为790亿元，比较上一年增加了151亿元，上升幅度达到23％，甚至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盈不抵亏，利润与亏损相抵净亏损378亿元，国有工业企业的利税总额，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下降金额达到137亿元。当前国有企业面临的紧迫问题，已不是80年代的相对活力不足，而是大规模破产的严峻生存威胁。1996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比较1988年下降了64％，亏损总额却比88年上升了9。7倍，亏损面比88年上升了358％，亏损率比88年上升了12。8倍。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尽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包括“抓大放小”和企业改制，强调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但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继续呈现不断恶化的迹象。1998年，在国内景气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进一步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1998年1至4月份，预算内国有工业的实现利润为负112亿元，比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433％，亏损总额为339亿元，比较上一年同期增加了40％，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国有工业企业的上缴税金也首次出现下降，比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1。6％。尽管从国有企业创造的净产值率和利税率来看，国有企业的效益仍然大大高于私营、乡镇和三资企业，但是，倘若国有企业的严重亏损状况持续下去，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环境中，不可避免将面临大规模破产的生存威胁。⑤
为何80年代工业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没有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造成很大影响，而90年代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却出现大幅度滑坡呢？关键问题是“二元”结构的实质内容，90年代同80年代相比出现了较大的变化。80年代，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和分散化，主要是城乡集体工业企业的迅速崛起造成的，城乡集体企业仍然属于公有制企业，能够利用公有产权的规模优势和政府扶植，同时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督和政策指导，因此，政府比较容易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协调“二元”结构利益矛盾和分工关系，例如，80年代初城市纺织工业同乡镇纺织工业，出现了争夺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矛盾，后来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较好协调了两者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分配，保证了80年代我国纺织工业获得良好效益。80年代，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以经营责任制的创新为主，重新明确界定国有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重点放在调动社会各方面特别是职工的积极性，有效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企业产权改革则通过长期试点逐渐积累经验，避免因产权关系急剧变迁引起经营秩序混乱。八十年代，我国对外开放非常注意保护民族工业，引进外资大多采取合资、合作的形式，政府容易监督管理数量较少的合资企业，因此，合资企业不仅没有对民族工业造成冲击，而且还通过示范效应传播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80年代我国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较好，我国工业企业的“二元”规模结构，没有影响国民经济的有比例协调发展，轻纺、冶金、机械、电子等行业均顺利发展，国有、集体和中外合资企业均呈现高速增长，各个社会阶层的收入和购买力也不断提高。92年以来，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中，没有正确总结80年代改革的成功经验，出现了忽视市场调节盲目性弊病的倾向，甚至出现了泡沫经济的投机过热现象，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消耗和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必然引起企业经济效益恶化的连锁反应。80年代初轻纺消费品工业落后的情况下，工业规模的小型化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后来轻纺工业经过高速发展市场接近饱和，需要进行产业调整和加强经济基础领域，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以弥补泡沫经济损失，矫正泡沫经济过热造成的严重经济失衡，但是，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大大消弱了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难以采取有力措施矫正比例关系失调。从92年至95年的短短三年中，个体私营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增长了3倍，外商和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增长了5倍，政府难以对私营和外商企业进行有效监管，也难以协调各类企业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关系，私营、外商企业不愿进入投资大的基础产业，大量进入80年代末市场接近饱和的加工行业，特别是纺织、轻工、家电等消费品制造行业，大大加剧了重复投资和生产过剩现象，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市场均陷入疲软，工业规模结构和经济效益也不断恶化，企业破产和职工下岗现象日趋严重，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也显著扩大。许多人认为私营、外资企业的产权明晰而且效率高，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明晰而且效率低下，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尽管国有企业的效益水平确实比以前显著恶化，但是，其单位产值创造的增加值和利税总额，仍然大大高于私营、乡镇和外资企业，如根据95年工业普查的统计，国有企业单位产值创造的全部税金，超过集体工业企业150％，超过私营工业企业330％，超过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企业160％。
九十年代以来，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的比重迅速上升，国有企业的工业比重却大幅度下降，已造成了工业规模结构小型化和生产分散化，倘若国有企业因严重亏损出现大规模破产，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将极大加剧。如上所述，国有企业构成了我国大中型企业的主体，占全国大中型企业占60％至70％，包括小企业的国有企业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一百多倍，不仅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更为先进，对职工、财政和社会的贡献也更大。近年来，各地缺乏有效的改革办法扭转国有企业困境，纷纷廉价出售和拍卖困难国有企业，甚至从出售小型企业发展到中型企业，但是，这种办法并未扭转国有企业的严重困境，反而导致了国有企业效益的进一步滑坡，原因之一是工业规模结构“二元”分化加剧，个体私营和港澳台资企业的规模较小，不愿意进入投资大的基础工业领域，特别是建设周期长的社会基础设施，集中进入生产严重过剩的加工工业，加剧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不合理，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具有巨大规模，能够不惜代价甚至忍受长期亏损，全面争夺我国关键产业的市场控制权，采取先合资后控股的办法收购国有企业，这样国有企业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夹击，无论是中低档消费品和高科技产品，国有企业拥有的市场份额都急剧萎缩，加上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私营和外资企业的税负远远低于国有企业，上述因素造成了国有企业效益进一步恶化，反过来加剧了“二元”分化和经济恶性循环。80年代我国改革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促进了社会各阶层收入的不断增长，但近年来，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三个不利于”现象，大批工厂设备闲置和职工纷纷下岗，97年城镇居民中有40％出现收入下降，社会财产和收入差距出现了显著扩大。随着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结构的“二元”分化，私营、外资企业的比重会进一步上升，私营、外资企业普遍采取各种途径逃避税收，大批地下经营的私营企业根本不交纳税收，政府进行税收监管的难度大、成本高，从而可能造成政府财政税收滑坡或增长缓慢，重蹈俄罗斯改革失败触发财政危机的覆辙。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俄罗斯的国有企业推行大规模私有化后，97年有50％的私有化企业陷入亏损，有25％的私有化企业实际已经破产，80％以上的私有化企业有严重逃税的行为，还有相当多地下经营的私营企业从来不纳税，97年企业上缴税收不到财政预算一半，俄政府因税源萎缩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甚至军队发工资也需依靠举借高利息外债，正成为酝酿一场新的金融风暴的发源地。当前，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国有企业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即将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负面影响，包括导致产业结构和企业规模结构的恶化，加剧宏观经济波动和政府调控困难，社会收入和财产分配趋向两极分化，国家税收减少和银行贷款坏帐增长，等等。
三、协调“二元”结构关系有效改善经济效益
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国有企业改革，包括“抓大放小”、企业改制、破产兼产、产权重组等等，在推动企业走向市场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并未缓解，而且效益滑坡趋势还有继续恶化的迹象。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战略，集中力量抓好一批关系经济命脉的大中型企业，同时对数量众多的小型企业放开经营，实行多种形式的改革如改制、重组、出售、承包等等。“抓大放小”改革已经实施了多年，促进了许多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竞争活力，但是，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无论国有大中型企业或小型企业，经济效益依然持续下降，98年实现利润甚至出现了大幅度滑坡。许多人认为对国有小企业放开经营，就能像乡镇、三资企业一样具有竞争活力，实际上乡镇、三资企业的相对竞争活力，也来自国有企业为保证经济协调发展所作的贡献，包括服从了政府的计划调节和产业政策，上缴大量财政税收和承担各种社会义务等等，当前我国面临着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需求萎缩，“二元”结构加剧了比例失调和生产过剩，这种情况下不应简单强调依靠市场调节，放开经营和推向市场并不能搞活国有企业，反而可能导致企业效益和社会失业进一步恶化。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形成了复杂的分工合作关系，大型企业需要依靠众多中小企业进行配套生产，国有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远远超过其它类型企业，这样有利于协调利益关系和降低交易成本，单纯抓少数大企业不利于整体上搞活国有企业，倘若国有小企业因销路不畅而被迫转产或出售，经济扩张时期大中型企业会失去合作伙伴，因无法组织配套生产丧失市场或被迫重新建厂。一些地方出现了大中型企业被政府管的“过死”，而小型企业却过于“放任自流”的倾向。八十年代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一直良好，这说明国有企业的数量多并非是困难原因，政府的适当监督和计划协调有利于企业经营，关键是明确界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协调不同规模国有企业的分工关系和利益矛盾，并且随着市场变化和企业经验积累逐渐调整，防止政府对企业的“过多干预”或“放任自流”。
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实行股份制改造，广泛筹集社会资金加快技术改造，促进转换经营机制和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扩大了企业利用规模经济的水平，但是，这种改革形式要求企业具有良好效益，否则难以吸收广泛来源的社会资金，许多地方纷纷对困难企业进行“包装上市”，这种办法欺骗了股民必然影响社会稳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也进行了多年，取得了一些成效如降低资产负债率，但是，这种改革形式的适用范围也有局限性，如吸收多元化投资一般仅适合效益良好的企业，不少地方反映未能明显改善国有企业困难，一些企业甚至还要求退出改革试点。许多国有小型企业推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革，取得了筹集资金和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效果，但是，不少地方具体操作办法往往很不规范，甚至以剥夺劳动权利来威胁强迫职工入股，有些企业通过筹集资金暂时缓解了经营困难，但是，后来因经营不善或市场疲软再次陷入困境，不少职工的长期积蓄也因此遭受了损失。近年来各地虽然采取了上述多种改革形式，仍然未能有效制止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恶化，于是各地纷纷出现了严重的“破产逃债”现象，甚至廉价拍卖或直接赠送盈利的国有企业。企业破产虽然有“优胜劣汰”的积极作用，但是，也会产生相当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市场疲软时会引起强烈的反应，加剧社会失业困难和市场需求萎缩，甚至引起连锁破产风潮和银行信用危机。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尽管我国采取了上述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强调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但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连年出现了进一步滑坡，1996年国有企业的实现利润为412亿元，不仅比95年下降了38％，而且比88年也下降了68％，亏损额为790亿元，不仅比95年上升了38％，而且比88年也上升了9。7倍，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盈不抵亏。1996年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率，分别比较1988年上升了3。5倍和12。8倍。98年1至4月，国有企业效益滑坡幅度更为令人惊讶，实现利润本身竟变成了负112亿元，比较97年同期下降了433％，亏损额为399亿元，比较97年同期增长了40％，均出现了建国以来最严峻的困难形势。实际上，国有企业的困难并不是所有制原因造成的，近年来企业经营困难也不限于国有企业，如95年上市股份公司中有60％效益出现滑坡，其中21％的上市公司盈利下降了50％以上，98年上半年受宏观经济和东南亚危机的影响，沪深上市股份公司的经营业绩都普遍明显下滑，许多地方的乡镇企业也都面临严重的经营困难，但是，由于统计不严格和浮夸掩盖了问题严重性，沿海某些地区的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受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出口市场萎缩的冲击，甚至出现了60％至80％的大面积亏损，但因担心债主追债或维护商誉不敢声张。倘若我们继续将国有企业困难归罪于所有制原因，认为放开经营或企业改制就能够解决问题，很可能因判断失误耽误采取政策措施，及时化解国有企业和其它类型企业的经营困难，导致企业效益加速恶化和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甚至重蹈俄罗斯改革失败爆发金融危机的覆辙。
倘若我们未能及时采取新的有效治理对策，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继续持续下去，各地继续推行“破产逃债”和“廉价出售”作法，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将进一步下降，导致生产过剩和市场萎缩不断继续恶化，企业亏损和社会失业的状况将更趋严重，甚至形成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必然引起一系列强烈的连锁负面效应：
1）社会收入和财产分配趋向两极分化，导致社会购买力下降和市场需求萎缩，97年城镇居民中有40％出现收入下降，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市场均出现生产过剩，全国的产品库存积压高达三万亿元，各类企业亏损和职工下岗状况更趋严重，职工下岗人数比上一年增长了40％，许多地方私营、三资企业也大面积亏损。
2）我国银行的主要贷款对象是国有企业，随着国有企业效益滑坡导致银行坏帐猛增，贷款总额中大约20％成为了呆账，银行为避免坏帐被迫缩小贷款规模，进一步加重了企业资金困难和亏损状况，一旦银行因坏帐积累出现了信用危机，广大人民和各类企业的存款都会遭受损失，股票市场也会因经济形势恶化出现崩溃，甚至导致国民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之中。
3）我国国有企业单位产值上缴的财政税收，相当于私营、外资企业的两、三倍，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长期持续下去，国家财政的比重甚至税收的绝对规模，都有可能因税源减少出现大幅度下降，98年1至4月我国的工商税收下降了2％，国有企业效益长期滑坡将会触发财政危机，政府、军队和科教人员将失去工资保证，甚至导致事业单位的大批职工被迫下岗。
4）倘若我们不采取有效措施重振国有企业，私营、外资企业崛起形成的“二元”规模结构，将会导致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类似于我国解放前和许多不发达国家的情形，私营企业的规模水平远低于国有企业，更加难以同西方大跨国公司的进行竞争，外国资本控制国内盈利高的正规产业部门，私人资本集中于盈利低的非正规产业部门，分散在市场夹缝中小规模生产低档的产品，社会财富集中于跨国公司和少数富人，两极分化导致人民贫困和社会购买力低下。社会经济“二元”分化趋势发展下去，还会诱发政治多元化和社会动荡，新兴资产阶级力量薄弱难以维护国家，西方跨国公司也曾屡屡干涉别国内政，国内外敌对势力可能趁机制造国家分裂，从而形成对国家和的威胁。
倘若我们不能及时地扭转国有企业的严重困境，制止国有企业纷纷破产或被廉价出售，防止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趋势，很可能给广大人民造成巨大社会灾难，甚至重演我国解放前和拉美国家的悲剧。我国解放前工业发展缓慢，外国大公司控制了主要工业行业，民族私营企业规模小难以抵抗外国竞争，许多次在外国竞争打击下几乎全军覆灭，如抗战胜利后美国向我国大举倾销过剩商品，上海、天津、北平的民族私营企业有60％破产。拉美国家推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过程中，外资企业打垮了民族工业并垄断了当地市场，西方诱迫推行的非国有化变成了非民族化，外资企业采取不适用技术雇佣人数很少，出现了少量外企高级雇员构成的富裕阶层，以及广大人民构成的社会贫困阶层，贫富悬殊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而且严重阻碍了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外资控制了当地的主要产业和银行体系，本国政府甚至丧失了制订经济政策的。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面临的严重困难形势，并不仅仅是所有制或微观经营的原因。93年以来我国出现了较大的宏观经济波动，经历了泡沫经济、通货膨胀以及长期的紧缩环境。93年盲目的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消耗了大量资源，仅仅房地产和钢材滞销就积压了数千亿元的资金，投机涨价还误导了大量的盲目重复建设，由于国有企业的资产总值不过数万亿元，流动资产所占的比重就更少，因此，泡沫经济的损失仿佛“人体失血几分之一”，必然引起一系列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包括企业严重亏损和三角债拖欠危机。美国29年股票泡沫破灭之后，引起了企业破产风潮和社会失业危机，我国由于国有企业以社会责任为重，不轻易广泛采取解雇、破产的办法，大大缓解了泡沫经济后遗症的连锁反应，也为其它类型的企业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西方国家吸取三十年代大萧条的教训，治理泡沫经济的后遗症一般采取经济扩张政策，适当降低税赋、放松银根和扩大财政开支。我国93年治理整顿取得了很大成绩，有效制止了盲目的开发区热，防止了泡沫经济继续膨胀的危害，但是，此后没有采取特殊措施扶植正常生产部门，以补充其泡沫经济期间的资源损失。我国国有企业以维护社会稳定大局为重，大大延缓和推迟了泡沫经济的连锁反应，但是，由于长期实行了财政金融“双紧”政策，紧缩银行信贷和压缩基建投资规模，企业销售不旺、资金周转困难，提高税赋消弱了企业的“造血”机制，当前国有企业已无力继续支撑下去了，被迫大规模破产倒闭和大批解雇职工，各地普遍采取破产逃债和廉价拍卖国企的办法，必然引起一系列强烈的连锁负面效应，如银行和众多企业因无法收回债务受到重创，必然导致社会市场需求进一步急剧萎缩，企业亏损和银行坏帐状况也会加速恶化，企业收入和社会财产分配向少数私人倾斜，职工工资和国家税收的份额将会大幅度下降，加重社会贫富悬殊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进一步加快经济恶性循环的过程。倘若上述趋势不能有效地加以制止，延缓的泡沫经济连锁反应可能重新出现爆发，社会失业甚至可能出现急剧蔓延的态势。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因多年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以及亚洲金融风暴的强烈冲击，正处于市场疲软和失业增加的特殊困难时期。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改革思路进行调整，暂缓推行易于引起宏观经济恶化的改革措施，如以资产利益为核心的某些改革措施，包括减员增效、破产清算、出售拍卖等等，否则可能导致市场需求萎缩和社会失业增加，加剧国有资产流失和“二元”结构分化，甚至形成经济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国有企业改革应该继承八十年代的成功经验，以直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营责任制创新为主，产权制度等生产关系的改革则应采取稳妥方式，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需要长期渐进进行，防止急于下放资产处置权加剧国有资产的流失，避免产权结构的过快多元化导致经营秩序混乱，纠正监督松弛造成“权力失控”和“责任虚置”。俄罗斯的产权改革未能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反而造成了严重的经营混乱和“责任虚置”问题，98年俄私有化企业的亏损面竟然高达70%，我们应充分吸取俄罗斯企业产权改革失败的教训。
我们还应重新辩证地认识市场经济的利弊，市场经济有自发调节供求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有容易导致经济比例失调的弊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周期性衰退，造成大批企业破产和大规模社会失业，西方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数百年来，一般每隔十年就爆发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我国改革也难以避免市场调节的弊端，如93年泡沫投机造成物资、土地价格猛涨，仅仅房地产和钢材滞销就占压资金数千亿元，投机涨价还误导企业进行了大量的盲目投资。有些经济学家认为92年出现的“经济泡沫”问题不大，这种观点低估了泡沫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八十年代国有企业的全部亏损额为五百多亿元，而92-93年泡沫经济两年中就造成了数千亿元的损失，比较国有企业十年的全部亏损还要高出十倍以上，这正是为什么国有企业80年代一直效益良好，而近年来却陷入严重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许多善于经营的著名国有和民营企业纷纷陷入困境，都可追溯到92-93年盲目的大举投资和兼并扩张。由此可见，我们绝不可以低估市场经济盲目调节的弊端，其造成的损失完全可能远远超过计划经济的失误，西方数百年来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和战争就是明证。西方国家因泡沫经济破灭出现的经济萧条，必然导致资源浪费和破坏社会生产力，如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仅仅一年中，韩国有70％的私人小企业陷入破产，大量闲置的企业售价猛跌为原来的几分之一。我国93年因泡沫经济过热被迫进行调整后，国有企业具有的各种社会稳定功能，大大延缓了泡沫经济后遗症的连锁反应，但是，倘若我们忽视国有企业的社会稳定功能，强迫其推行以资产利益为核心的改革措施，加剧社会经济结构“二元”分化的趋势，延缓的泡沫经济后遗症连锁反应可能重新爆发，甚至引起企业银行连锁破产和社会失业危机。近年来，尽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如破产兼并、减员增效、出售拍卖等等，但是，企业亏损和银行坏帐状况仍不断恶化，大批企业职工下岗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这说明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市场经济弊端的严重性，探索克服泡沫经济后遗症的有效宏观调控对策。
解决当前我国面临的各种紧迫经济矛盾，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自发调节，原因是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市场普遍存在过剩，企业和银行采取单纯追求盈利的行为，将会导致国民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美国29年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私有企业面对严重的生产过剩，采取了削减工人和工资成本的办法，商业银行则缩小信贷规模以避免坏债危机，垄断资本趁机对中小企业实行破产兼并，结果导致了社会市场需求急剧萎缩，企业开工不足和亏损状况也更趋严重，出现了严重的企业银行连锁破产风潮，大大加深和延长了经济衰退。当前，我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政策，扩大社会基础建设增加社会有效需求，矫正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严重比例失调，利用大量过剩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以及大量的企业闲置设备和人力资源，用于水利、交通、能源、环保等方面建设，尽快促进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我国贯彻扩大基建投资启动经济的战略，国有大中型企业必须发挥主力军作用，因为，国有企业才能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采取有利于矫正经济失衡的“反周期”行为。无论从工业产值、投资和实现利税来看，国有大中型企业都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分布在冶金、建材、机械等国民经济的关键行业，能够通过广泛的产业间联系产生强大辐射作用，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摆脱经济疲软的困境。尽管社会基础建设获得的投资收益较低，私营、乡镇和外商企业一般不愿意进入，但是，政府通过计划调节和国有企业的积极配合，能够重新启动大量闲置的人力、物力资源，帮助矫正国民经济的严重比例失调，通过产业间联系和乘数效应刺激工业生产，企业开工不足和职工下岗状况将明显缓解，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市场需求将大幅度增长，不同类型企业的经济效益都将显著提高，政府税收和银行坏帐状况也会明显改善。我国今后设计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应该坚持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注重协调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才能防止国民经济遭受周期性衰退的困扰。关于政府调节和国有企业的作用，我们不应该受西方国际经济组织的误导。西方国际经济组织从维护垄断资本利益出发，大肆宣传“科斯产权理论”以贬低国有企业，诱迫前和发展中国家推行私有化，导致这些国家民族工业陷入了严重困境，但是，事实上西方三十年代大萧条中，政府曾对濒临破产的私有企业实行国有化，保护了社会生产力并且缓解了经济萧条，二战后西方国家迫于冷战的压力，推行了政府干预和国有化的政策，出现了经济平稳发展的“黄金时代”，相对缓解了经济周期波动和社会贫富差距。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右翼推行的放弃政府干预和私有化政策，导致了工业衰退和严重的社会失业，政府税收减少和社会保障制度濒临瓦解，我们切不可盲目相信西方垄断媒介的宣传，追随垄断资本诱迫推行的灾难性“私有化潮流”。
我国还应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阻止社会经济“二元”分化的趋势，包括扶植国有、集体中小企业的发展，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形成良好协作的关系，加强政府对城乡集体企业的监督和指导，防止许多行业的生产过剩和过度竞争状况，协调国有、集体企业的分工合作关系，对私营、外资企业采取鼓励与限制相结合的政策，等等。国有大中型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但是，必须有众多国有中小企业进行配合，否则大中型企业难以集中力量，发展专业化生产和提高规模经济水平，被迫重新走“大而全”的发展道路。当前我国进行大规模投资加强社会基础建设，需要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之间密切分工合作，对于国有中小企业不应采取“放任自流”的办法，必须坚决刹住各地廉价出售国有中小企业的风潮，许多国有中小企业是地方经济的支柱，采取廉价卖光国有中小企业的错误作法，地方政府将失去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经济基础。对于陷入严重困难的国有大中小型企业，也不应简单采取破产清算或出售拍卖政策，而应提供特殊的破产整顿保护政策，包括减免税收和暂停支付债务负担，恢复行之有效的扭亏增盈承包优惠政策，以促使企业恢复经营秩序和偿债能力，帮助有效地挽救而不是淘汰困难的企业，防止政府税源和银行债权的重大损失，保护社会生产力和广大职工的利益。采取依靠非公有制的中小企业发展经济的主张，难以搞活国民经济和解决社会失业，因为，这些企业集中在过度竞争的非关键性行业，难以产生启动国民经济的广泛辐射作用，在农村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全部吸纳完毕前，不会舍弃自身利益雇佣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
我国的城镇、农村集体工业企业，不应该将暂时的经营困难归于公有产权，也不应搞“放任自流”或私有化，而应该继承八十年展的成功经验，继续利用公有产权的规模优势，加强职工监督和参与管理的民力，接受政府的政策指导并承担社会义务，促进社区的全面发展和居民的共同富裕。乡镇集体企业应协调同国有企业的分工合作关系，接受政府的计划调节和产业政策指导，避免出现争夺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尖锐矛盾，集中力量发展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项目，纠正许多行业的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状况。我国应该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包括餐饮、服务、小型商业等等，还应鼓励私营经济生产拾遗补缺的小商品，但是，限制进入生产过剩的消费品行业，以免加重国有、集体工业企业的经营困难，还应限制其进入市场潜力大的高盈利行业，以保证国家财政和社会事业的经费来源，以及财政税收的比重不会下降；特别应严格禁止其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以及逃避交纳税收或违反劳动法的行为，还应限制其进入容易产生负外部效应的行业，如破坏矿产资源或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业。我国应对利用外商投资政策进行适当调整，继承以前“有保护渐进开放”的成功经验，吸取92年盲目竞争引近外资的教训。我们应该避免急于求成或粗心大意，纠正引进外资多多益善的惯性思维，辩证地全面衡量外商投资的利弊得失。我们既要考虑到外商投资的正面效应，如引进资金技术和促进产值增长，也要考虑到外商投资的负面效应，如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的冲击程度，相应的税收、就业和增长潜力等损失。跨国公司为了保持技术优势和高额利润，往往自己保留高附加值的生产过程，仅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进行原件组装，并且通过转移价格等各种手段逃避税收，因此，为我国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和税收较少，难以通过产业间联系广泛地促进经济增长，一旦通过挤占国内市场冲垮了国有企业，我国将丧失长远的经济发展利益，甚至还会触发社会失业和财政金融的危机。我们应该吸取东南亚过度依赖外资的教训，正视跨国公司控制国内市场的战略企图。我们应该根据不同行业和产品的情况，设计相应的利用外商投资的控制配额限制，利用外资的具体形式和股权比例限制，以及国内销售和出口的比例额度，既要适度利用引进资金和竞争的正效应，也要限制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的冲击。例如，对于产品成熟但市场接近饱和的行业，较多限制外商投资的数额和股权比例，保证国内企业充分收回长期投资的效益，防止出现生产过剩和过度竞争的状况；对于拥有广泛产业联系的战略性行业，应该确保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主导地位，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引进外资应以合资形式和国内控股为主，规定重要产品的零部件的国产化水平，适度利用引进竞争的激励和示范作用，严格防止跨国公司冲击和控制国内市场；对于国内暂时无法生产的高科技产品，为鼓励外商投资容许成立独资企业，但应考虑限制独资企业的数量和投资额，以为国内企业保留充分的开拓市场空间。
总而言之，我们在鼓励各种类型所有制企业发展的同时，仍必须坚持公有制企业的主导地位，纠正某些地方一方面强调发展私营、外资企业，一方面轻视公有制企业甚至搞私有化的错误倾向，正如同志论述我国现阶段的改革任务时，强调不能只讲“初级阶段”而忘记了“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因为，国有、集体企业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功能，是贯彻政府制定的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保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广大人民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
注释：
①数据引自《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
②数据引自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资料。
③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编《统计摘要》1992年。
篇9
[关键词] 人民币升值 房地产价格 动态分析
人民币升值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的产生，特别是进入2008年后房地产市场陷入低迷，前几年聚集起来的房地产泡沫进入破灭期。本文将立足人民币升值和房地产市场现状采用2005年7月～2008年9月的最新数据实证分析人民币升值预期对房地产泡沫的影响。
在中国走向对外开放的背景下，投资者将有一个全球的投资组合视野，使国内资产价格产生相对于汇率变动的贴水和升水，一国货币的汇率变动将成为其国内资产价格变动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认为房地产泡沫的产生受人民币汇率变动和热钱因素的影响，若以ER、HP、HM分别表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和热钱（用外汇储备代替）。人民币升值预期和房地产泡沫之间的VAR关系模型可以表示为：
αi为方程的系数，μ是白噪声误差项，t表示时间，i表示滞后阶数。
作ADF平稳性单位根检验可知，变量本身并不是平稳的，在经过一阶差分以后变成平稳时间序列。变量同阶平稳通过ADF单位根检验，说明变量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可以进行协整检验。根据AIC和SC值进行判断决定用滞后一阶，即选用VAR（1）模型。本文基于VAR方法的协整系统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
注：*表示在5%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实际有效汇率、房屋价格指数和外汇储备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协整方程为：
HP=-0.048339ER+0.003009HM+4.803418+μ
（-1.661745）（2.742939） (46.86884)
则白噪声误差项μ=HP+0.048339ER-0.003009HM-4.803418
对白噪声误差项μ进行根检验，则
说明残差本身是平稳的，所以存在协整，远期是均衡的。建立VAR动态模型：
HP=5.30207-0.000286ER(t-1)+0.856916HP(t-1)-
0.001546HM(t-1)
实际有效汇率、热钱对房地产价格有一个负的影响，即实际有效汇率的增长会导致房地产价格的下降，这似乎与人们的直觉相悖，然而由于人们对人民币升值空间存在一个理性区间，当人民币升值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对人民币升值预期减少，中国房地产预期收益度相应上升，人们开始抛售，房地产价格应声下跌。以上分析是一种长期均衡，更加深入的分析需要通过误差修正模型来进行。在VAR系统的基础上，相应的误差修正模型（VEC）为：
HP=-0.022919ECMt-1-0.139649ECM t-2+0.341095HP t-1+0.02837HM t-1+0.027381ER t-1-0.001003
误差修正模型系数项为负，说明房地产价格对长期趋势的偏离不能在短期内得到纠正，另上一期的房地产价格对当期房地产价格在短期内的影响也很显著。
根据房地产价格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外汇储备的冲击的响应，在第一期给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一个正冲击后，房地产价格先上升后下降，在第五期达到低点后上升，在第九期达到最高点，总体而言人民币升值对房地产价格的增长是正的影响。第一期给外汇储备一个正的冲击后，房地产价格随即开始逐渐增加，在第四期达到最高后回落。这表明房地产价格受到热钱冲击后随即产生影响，而且这个影响有逐渐上升的趋势。
泡沫对一国金融安全的威胁来源于泡沫膨胀期间不断积累的金融风险，泡沫破裂后金融危机的爆发不过是已有风险的释放。本文在此背景下得到如下结论:
1.在泡沫和金融不安全传递过程中，制度变迁提供了制度环境，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起着助推作用，预期发挥着动力作用，而经济主体的行为变异则最终促成泡沫经济和金融不安全相互传递的实现。
2.保持外汇储备的适当规模，保证储备资产的多元化以减少在本币升值过程中对冲美元贬值的损失；对在利益驱使下通过各种渠道渗入我国进行套利、套汇的国际游资进行防范与控制，完善国际游资投机目标市场的监管，减少投机获利区间，利用税收措施抑制国际游资的大进大出。
3提高宏观调控预期性和有效性，真正提高宏观调控的质量。从根本上转变宏观调控方式和宏观调控指导思想。对宏观调控措施更多地采用适时适度微调，灵活多次“点刹”，把握好调控节奏和力度，提高宏观调控的技巧性以有效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
4.从全球视野的角度，全面调整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战略定位和工具选择；强化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防止单边调整带来的巨大宏观经济风险，积极通过双边和多边体系进行汇率协调和资本监管协调；在金融交易展开相应的国际价格形成机制的干预。
参考文献：
篇10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金融运行；利率水平；通货膨胀；泡沫经济；银行体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已经基本实现了利率市场化，存贷款利率也基本实现了“贷款管下限、存款管上限”的阶段性目标。[1]但是，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经济要素。虽然利率市场化有助于央行货币政策的实施、使金融资源有效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等，但是，不可避免的是可能带来一些不良反应。
1利率水平升高蕴藏风险
依据市场经验，利率市场化一般导致利率水平上升。利率水平升高将导致企业筹资、融资的机会成本增加，从而降低企业投资，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政府发行国债的成本增加，财政赤字增加，进而不仅导致政府转移支付、社会保障投入减少，也不利于经济总体发展。另外，由于资本自由流动而存在的套利现象，超高利率吸引外汇过度流入，引起本国货币通货膨胀。
在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过程汇总，利率一旦升幅较大时，人民币贷款社会融资规模就会下降，在2004―2006年体现得尤为明显。显然，利率市场化导致利率波动幅度增大以后，对企业的融资和投资造成了影响。而如今，利率市场化虽然日趋成熟，但是央行的每一次加息决定，仍然会引发中国市场的动荡。
如今中国大多时候仍然采用宏观调控的办法，通过降息等手段刺激经济，但是这样往往没有针对性，甚至会由于大企业的垄断和银行苛刻的担保条件，更加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和私人投资的借贷。中国可以适当实行帮助中小企业进行小额贷款的政策，以解决利率市场化后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
2经济泡沫蕴藏风险
根据日本、韩国、英国等国家利率市场化的进程，我们可以大量发现在利率市场化后，资金通过贷款等方式，投入股市、房市，可能会引起股价和房价的迅速上升，最终导致“泡沫经济”的出现。[2]而这并不是无稽之谈。
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由于日本的利率市场化导致存款利率总体水平上升，同时各个银行为了竞争，相继减少贷款利率，银行利润空间减少。各大银行为了增加经营收益，商业银行将贷款业务的重点转向了所谓的“高风险”贷款企业。自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快速升值。为了减缓日元升值对出口的压力，恢复产出水平，日本银行实施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大量资金涌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直至1989年，日本银行认识到泡沫经济的严重性，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连续上调利率，结果刺破了经济泡沫，导致了股价和地价下跌，经济出现停滞，金融业也陷入困境，银行体系难以正常发挥融资功能。
如今中国的银行贷款投向也有向证券市场流入的趋势，不少人表示开始从银行中借钱进入股票、证券等金融衍生品市场。虽然，中国由于传统储蓄思想的影响，储蓄率一直高居不下，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也在年年下降。但是，政府仍然应该借鉴日本发生的泡沫经济的悲剧。中国政府应该加强市场监管，严格银行的审查制度。银行也应该充分发挥银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防止通过不正当手段开展竞争，维护正常的、健康的金融市场秩序。
3银行体系的不稳定蕴藏风险
就中国目前情况而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市场中基本占据垄断地位，利率市场化很有可能导致众商业银行都不愿意降低利率，中小银行由于恶性竞争退出市场。这种状况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利率市场化将使商业银行传统经营模式受到冲击，并给商业银行带来经营风险――利率风险。由于多数中小银行风险管理水平不高，如果国家没有一定的利率保障制度措施，他们将会面临破产危机。
美国在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过程中就对银行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银行业甚至不得不寻求金融创新和行业整合：1980年美国银行机构总数为14229家，随后银行机构数目急剧下降，银行业集中度不断上升，2009年年末商业银行机构总数仅剩6840家。但是，在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后，使美国的银行业摆脱危机，更加蓬勃发展。
如今，我们要充分借鉴美国的经验。比如我国可以参照美国官方可控利率市场基准利率各市场利率的间接调控模式；还应以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存款保险制度为参考，继续完善我国存款保险制度；还应进行金融创新，改善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资本市场的结构层次分明、增加金融产品种类等。同时，在制度方面，利率市场化对金融制度的影响是联动的，相关的汇率制度、资本管制等一系列规制都需要同步改革。
4价格制定权蕴藏着金融腐败的风险
在利率管制的情况下，银行只有通过风险评估，决定贷款或者不贷款的权利；但在利率市场化的情况下银行增加了价格制定的权利。不少专家担忧在利率市场化后，会出现“人情利率”或者“政策漏洞”，银行将不遵从定价规则定价，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并不能发挥它应有的效果。这蕴藏着金融腐败的风险。
拉丁美洲在改革的过程中也出现过类似问题，拉美大部分国家在利率市场化后，其正常的竞争机制未能发挥主要作用，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为一些大集团所拥有，成为它们的资金供应商，后期甚至出现了贷款黑市等金融腐败的场所，最终导致政府无法直接管控金融市场，最终使得利率市场化在拉丁美洲众多国家以失败告终。
中国需要完善利率监督、检测体系，形成以人民银行总行、当地分行和各级城市支行的分级银行管理体系；也应该着手建立利率定期报送制度，各级金融机构应定时上报贷款利率、存款利率、外币利率等重要数据。同时，我们更要建立利率市场监督机制，提高市场利率化水平的透明度，杜绝“人情利率”的发生。各级相关金融机构也要做好自我监督机制。
综上所述，在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些可能产生不良影响的风险，其中包括：利率水平升高导致中小企业和私人投资减少；高通货膨胀率导致民生问题；经济泡沫导致经济危机；银行体系不稳定导致融资困难；价格制定权蕴藏着金融腐败的风险。面对这些问题，本文通过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在处理这些不良硬性的方法，结合中国自身国情，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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