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经济的含义范文
时间:2023-12-27 17: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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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摘要:改革开放是中国实现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转折点,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渐进变革,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不可否认制度的变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这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的科学性。因此,探讨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从经济增长的静态与动态两个角度深度剖析理论的内涵,以期为中国进入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增长提供理论借鉴就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3-0006-03
一、新制度经济学派对制度含义的解析
(一)制度含义
在新制度经济学派中,“制度”(institution)是指社会中的“游戏规则”,它是被创造出来规范人们之间交流的。制度通过给人们建立行为规范降低了人们交流中的不确定性。正是因为拥有了制度,人们之间的日常交流才形成了惯例,我们知道怎样与别人打招呼,知道在各种场合应如何举止。制度结构具有三个组成部分:正式法规、非正式法规、实施机制。
正式法规是指经济社会中的文本法规。最典型地,宪法是一国最根本的正式法规,而且正式法规可以通过国家或企业得以建立和形成。
非正式法规是指社会中的非文本法规。它包括文化、行为准则、作风标准,等等。生活在不同国度的公民从小就开始学习这些非文本法规的准则和态度。
实施机制是制度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只有将正式法规和部分非正式法规付诸实践才能保证制度具有看得见的作用,保证制度效率的实现。
(二)制度的枢纽――科斯定理
“只要产权是明晰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则无论在开始时将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将是有效的”这就是科斯定理所陈述的内容。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1)当交易成本为零时,不管产权如何分配,有效的产出总会实现。
(2)当交易成本为正时,产权如何分配将对经济产出具有重大影响。
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例,产权是私有的,那么,对财产的所有权必须进行清楚的界定和执行。制度的一个重要作用即界定和实施产权。国家的制度框架决定了交易成本,从而决定了经济获得潜在产出和收入的程度,现实经济中交易成本总是存在且非常显著,因此,制度总是具有重要意义。
二、制度与经济增长
(一)经济增长理论回顾
经济学界自亚当・斯密之后对经济增长驱动因素争论了200多年。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真正起步是20世纪50年代索洛和斯旺构造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谈模型构造的生产函数由资本K和劳动力L作为自变量。罗默、卢卡斯等都为将技术进步纳入该框架进行了研究。新制度经济学代表诺斯和托玛斯认为,资本存量增加的本身,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乃是增长的结果,而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而且诺斯通过对1600―1850年这250年间海洋运输生产率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尽管技术上并无重大进步,只要制度因素充分发挥作用,同样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二)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一国的制度结构是开启财富潜力的钥匙。从静态角度看,制度决定了交易成本和经济组织获取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收益的能力。从动态角度看,制度决定了激励结构。经济组织正是在激励结构下经营和决定是否采取措施改进技术。一个经济体停滞不前是因为制度禁锢了经济发展,一个经济体之所以能够保持增长,是因为该国的制度鼓励并推动经济的增长。
1.制度与经济增长:静态模型
经济学中用“生产可能性曲线”(如图1所示)来表明一国的产出的最优可能性边界。两条坐标轴分别代表经济社会生产的两种商品X和Y,生产可能性曲线意味着一个经济体在现有的技术水平条件下,运用其全部生产要素资源(土地、资本、劳动力及企业家才能等)实现全部最优产出。
静态情形下,我们假定一国在一定时期内,技术水平相对稳定,这意味着该国无法通过技术促进经济增长,要做的只是提高现有的技术使用效率。反映在图中即生产可能性曲线内部(即A点所在的区域)被称为生产无效率区域,存在着经济资源未被充分利用的情况。如果这些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利用,那么经济就会实现增长。即一个经济体可以在技术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形下实现图中A点到B点移动。
现在我们分析静态情形下,制度促进经济增长传导机制路径:
制度交易成本市场创新劳动力分工(专业化过程)生产力经济变化
在技术不变的情形下,制度将如何影响经济增长,我们分析其传导机制。一国经济要实现发展要依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是众所周知的。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劳动分工,即提高生产过程中专业化程度。这一点在斯密的《国富论》中早已强调:“(一名工人)可能用尽所有的努力,一天也只能生产一根针,或者还生产不出一根针,当然生产20根针更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在现在这种工作方式下,不仅整个生产过程是一种特定的交易,而且该过程还可以分为很多不同的部门,同样地,这些不同的生产部门中一些比较重要的部门本身也是一种交易。第一名工人专注于金属线的拉长,第二名工人专注于金属线的拉直,第三名工人切割金属线,第四名工人匝箍金属线,第五名工人对针头进行打磨。针头的制作需要两到三个完全分开的工序,甚至把针放在纸板上本身也可以是一道工序。用这种方式来看,制造针这样一种生意可以分为大约18种不同的操作步……”
当然,实现专业化这一过程是存在市场风险的,因为在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的同时,人们逐渐只对某种特定的工种越来越熟练,而对其他工作则很生疏。比如说脑力劳动者可能不再熟悉如何去种植庄稼、建造房屋等体力劳动。因此,随着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人们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体系来满足不同的需求与无限欲望,这就要求市场必须存在而且要运行良好。
经济社会中市场存在并且运行良好所需的条件:(1)经济中必须存在对特定商品与服务的需求。(2)经济中必须存在供给。市场上不能缺少供给方,而对于供给方来说,选择是否进入该市场受其总成本与总收益的制约。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交易成本非但不为零,往往还非常大,因此供给是结合劳动力、原材料、技术和一系列交易的过程。具体来说,生产者获取原材料并加工成产品从而形成供给,这一过程中生产者必须与这一环节所有参与者:原材料所有者、劳动力、资本所有者、批发零售商等建立契约关系,这一过程中生产者不管与谁进行交易,都存在交易成本。如果交易成本相对较低,那么就会有大量的供给在市场上出现,否则进入市场的供给商就会望而却步,甚至没有供给者进入该市场。(3)消费者对产品掌握足够的市场信息。这是一个理想假设条件,现实经济运行中,往往达不到,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市场失灵情形发生。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产生,也导致了交易成本的巨大。(4)必须存在稳定的货币体系使买卖双方彼此认可和信任。如果货币价值稳定并且值得信任,那么交易成本就会较低。但往往由于经济的波动及普遍的通货膨胀的存在,使得货币价值并不稳定,这就使得谈判成本变得非常高,从而大大提高了交易成本。(5)产权必须明晰。即供给方必须正当合法地拥有商品及服务的所有权,并能合法地将所有权在市场中转让给需求者。一旦商品产权不明晰,则交易成本将大大提升。(6)买卖双方必须建立一份公平合理的契约或协议以防止欺诈行为的发生。在这一过程中对契约或协议的执行成本可能是构成交易成本中最大的一个方面。这就需要国家有完善的法律系统监督契约的执行,一旦没有足够的外部约束力环境则交易成本会很高。
因此,一个成熟完善的市场体系要运行良好就需要有较低的交易成本。一旦实现较低的交易成本,对市场经济的供求双方来说,交易也就变得更加明确和顺畅。
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的制度框架、交易习惯、法律制度及管理制度等方面都决定了交易成本的大小。而政府在决定如何让经济与市场良好运行方面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因为他们是“游戏规则”即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者。政府经济职能的关键是建立一个能降低交易成本的、运转高效的制度框架。政府创建的机构必须能降低测量和执行交易的成本。正式规则必须能明确界定进行交易的商品和服务的所有权。一个经济体的非正式制度必须能够促进供求双方信任并尊重法律法规,同时执法要客观公正。
制度影响着交易成本和经济的最终表现,图A 的传导机制很好的总结了这一过程,即:一个经济体的制度框架决定了交易成本的水平,从而也就决定了该经济体市场运行水平。而市场运行水平至关重要,如果市场运作良好,就能促进经济实现高度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一个社会的专业化水平越高,其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也就越高,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产出水平的增加,实现经济增长。
2.制度与经济增长:动态模型
现在我们分析动态情形下,制度促进经济增长传导机制路径:
制度组织行为创造性破坏过程 技术升级社会财富
在经济增长的动态的情形中,我们将放弃技术不变这一假设,认为存在着技术的进步性。我们知道,经济增长分为粗放型增长与集约型增长。粗放型是指靠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总量增加,实现产出的增长。这种方式往往受到资源稀缺的制约,而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可持续的。集约型是指通过提高生产技术,使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从而实现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扩张。在这种方式下即使一个经济体资源有限,但通过提升技术使有限的资源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可以实现社会生产和消费比以前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因此,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动态情形下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
我们仍旧是从后向前分析传导机制的流程图。为实现经济在长期的集约型经济增长,一个经济体就要不断提升技术水平。那么,提高技术水平主要依靠三个关键因素:
(1)鼓励并培养人们的创造能力。一个经济体中的个人和企业要有足够的自由去思考并实践新想法。社会要提供一定的激励机制并愿意处理新技术未成熟之前所带来的破坏。以美国为例,通过实现提供R &D基金给高校和研究者,对技术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2)资本市场运行良好。将一个新想法付诸实践是一个充满风险并且昂贵的过程,往往研发者并不具备足够的启动资金。因此,资本市场运行良好,实践新想法的人或机构往往能够找到更好的财务支持,从而促进经济水平的提高。
(3)促进企业机构不断改进产品或规避风险。这个过程被称为“创造性破坏”过程,来源于熊彼特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书中生动的描述了这一过程:“创造性破坏过程”在熊彼特的著作是这样写的:“开拓新市场,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从工艺商店和工厂到美国钢铁公司等组织的发展表明了相同的工业突变的过程,如果我可以用生物术语,那就是不断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不断摧毁旧的,不断创造新的。这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事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英文版Page83-84)
经济体产生新技术的第三个关键因素是促进企业机构不断改进产品或规避风险,即“创造性破坏”过程类似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反映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如果一个经济组织不能持续的应对经济环境的变化,那么很自然它将在竞争中被淘汰。而制度能为企业提供使其良好运转的框架结构,从而降低交易成本,鼓励创造性过程。
因此,一个经济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要实现集约型的经济增长,它的技术水平必须得到提高,而技术水平提升需要激励机制、较低的市场交易成本、企业的创造性毁灭过程,而恰恰只有制度能实现这一过程。
制度在长期中影响着交易成本和经济的最终表现,图B的传导机制很好的总结了这一过程,即:良好的制度框架会促使企业面对瞬息万变的经济形势,采取合理有序的应对行为,并通过创造性毁灭的过程等手段实现技术的进步,实现长期中产量的增加,促进经济的增长。
篇2
关键词:体验经济 服务经济
当今世界,无论在美国、西欧、日本、东南亚,还是在我国,人们都在谈论着一个共同的话题,这就是“新型经济”――种全新的经济形态或经济模式已经崛起。新型经济似乎是一个魔方,它神奇般地创造着巨额的财富,也改变着世界的财富分配规则,使世界财富重新洗牌;它塑造着新的经济英雄,甚至使“一夜暴富”成为现实;它是一种召唤,呼唤每个民族扩大视野,锐意进取;它是一种动力,催促每个企业抓住机遇,创新发展;它更是一种挑战,要求每个人挑战满足感,在新时代里永不止步,创新文明。
一、信息经济空间将日益增大
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信息化互为推进,成为世界潮流和大势所趋,信息化程度是当今世界决定一个国家或一个企业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因素之一。以微电子、计算机、通信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是迄今人类社会技术进步过程中发展最快、渗透性最强、应用最广泛的关键技术,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创造着有史以来人类最高的劳动生产率。
1、信息经济的一般特征
其一,网络化。信息经济第一大特点就是网络化。由于网络技术的进步,带动了网络经济的迅猛发展。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网络节点的存在。互联网络正在编织全球信息经济的神经系统。其二,数字化。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各种数字设备与数字制式逐渐取代传统的模拟设备与模拟制式已是大势所趋。“数字化世界”,由此将引发一系列的产业革命。其三,个性化。个性化是相对于工业化时代的群体化而言。信息交换除了社会之间、群体之间进行外,个人之间的信息交换日益增加,以至将成为主流。其四,即时化。资讯快速的传递,讲求立即反应。企业和消费者直接见面,内部业务流程也因此得以改造,能力强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取胜。其五,虚拟化。信息经济的虚拟化根源,于网络世界的人工构造性。计算机三维技术、模拟技术、传感技术、人机界面技术等一系列技术生成的一个逼真的、三维的感觉世界。其六,全球化。随着因特网的发展和全球通信卫星网的建立,跨国公司正在发展成为无国界的公司,打破原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活动范围是全球性的,其资本、管理、人才和各项资源都来自于世界各地。
2、信息经济改变社会经济的根本动因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改变了企业的整个价值流的实质,从专业化分工的物质流转变成为业务融合的信息流。信息经济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个是融合,一个是解构,正因为这两个重要特征,信息经济才能够对社会经济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1)融合,是与工业化社会中的“分工”相对而言的,它的基本含义就是把分离的各个物质生产局部环节整合成有机的一体,这一整合过程就是财富的创造过程。融合构成信息经济和工业经济分化的原点。零距离经济、直接经济、无摩擦经济、速度经济、人性经济、生态数字经济等,都是信息革命的实践总结,都是业务融合过程中出现的经济产物。
(2)所谓“解构”,就是旧的商业结构的拆除与重建。信息经济逐步摈弃了工业时代的“标准化的规模”经济,逐步形成“个性化服务基础上的规模经济”;新的信息经济打破了原有产业和企业结构模式,使传统产业模式发生“解构”。解体后的各部分将组成新的产业和商业结构。
3、信息经济改变人类社会
(1)网络改变传统的“时空”界限。因特网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快速的渗透过程,由点到面,由面到立体,从对通讯方式的改变,进而到对生活方式的改变,再到社会关系的改变,因特网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创造出一片新的天地、一块新的时空,即信息时代的“网络时空”。信息时代的“网络时空”是和传统世界“物理时空”相对而言的。这里包括了两个含义:一是距离的消失;二是时间意义的改变。
(2)网络为社会经济提供了新的广阔平台。信息网络的优势突出地表现在它对经济活动的承载方面。最初的互联网由于方便、快捷,成为信息传输的先进手段,既而它又成为各个产业价值链中每一个环节的连接方式。最后,互联网这条主价值链,把其他产业的价值链包容进来,通过产业间的融合,由许多产业直接把业务放到了互联网上来进行,互联网成为各个产业活动的平台。未来将没有“互联网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区别,因为所有的产业都将是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广阔平台。可以说,互联网已经成为跨越诸多产业的商业平台,所承载的也已远远超越广告、邮件、新闻和游戏,正在把新兴产业和传统行业的各种服务转移过来。它们汇集起来则是一场多个产业的核聚变。
(3)信息经济改变社会生产方式。网络时空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同样也打破了传统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在网络时空里,所有传统社会中的差别,如由自然禀赋造成的贫富差别,由财富、权力造成的等级层次,由地理远近造成的亲疏关系,由时间早晚造成的先后顺序及由种族造成的人种差异等将全部消失。这里是一个全新的、开放的、平等的世界,这个世界最重要的资源不是资本,而是信息。谁拥有了信息,谁就是中心,谁就是焦点,谁就拥有了财富。网络改变了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管理结构。从社会中个人的关系结构来说,互联网扩大了个人的社会关系,提高了个人间交往的频度与广度,打破了旧的社会区划结构,给每个人以平等的机会,提高富裕程度及参与社会主流活动方式,而这种关系形式成本是最低的。
二、服务经济将走向体验经济
服务经济作为新型经济,是一种人性经济,或说人本经济。它表现了人的物质生活达到一定的丰富程度之后,伴随着人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多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有了越来越多的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从而对精神生活有一种强烈地追求。在这种经济形态中,人成了经济中的绝对核心。体验经济是服务经济的高级形式,也可以说是服务经济的最高境界。实际上,我们随处可见这种基于体验的经济模式,为了得到某种经历的体验。大家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追求自我实现带来的无比快乐。因此,在人类从服务经济走向体验经济的过程中,如何寻求更多的快乐和刺激,如何激发和满足人的潜在欲望,达到人的自我实现,这些已成为人类当前非常关心的问题。
1、体验经济时代来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以及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体验经济已经具备了产生和大发展的客观条件。我国台湾著名资讯社会学教授罗家德先生在其《网络国际关系行销》一书中也曾指出消费符号化的趋势,消费不仅仅是买有用的东西,而且
成为消费者用来诉说自己的“语言”。一件衣服面料成本很低,,但因为有了新颖的设计、创意的广告、动感的促销,就如同给其贴上青春、活泼、典雅、开放、大方的“价值”标签,能为其寻找年轻的、高知识的、国际化的、反传统的“社会性”的定位。“在过度富裕的社会里,当温饱舒适已不成问题,任何商品都‘符号化’了,人们要买的已不止是商品本身,而是附加在商品上的象征意义”,随着“体验”变成可以销售的经济商品,“体验式消费”或者说是“符号化消费”的旋风开始席卷全球产业,继“服务经济”之后,“体验式经济”已开始大行其道。
2、体验经济延续了服务经济
服务经济是市场竞争发展的必然产物。当微观经济主体――企业向市场提品在标准化方面均达到要求、水准后,同样品质的产品只有通过企业的不同品牌才能予以区别,但当顾客难以鉴别不同品牌产品之间的差异与优劣时,竞争的焦点自然会转向企业的市场提供服务的质量与数量上,顾客也将以此作为判定与选择品牌乃至企业产品的标准,与顾客的关系由此得以建立。服务经济的发展使企业已经给了消费者更多的承诺与兑现,同时,也使消费者感受到了方便与舒适。服务经济的运行使企业在其经济活动中不仅要提供有形产品,还要提供无形服务,商品是提供服务的依托。在纯粹的服务产业中,服务本身就是一种商品。在服务经济条件下,消费者通常发现不了商品之间的差别,企业为了争夺更高的市场占有率,不可避免地跳入低价竞争的陷阱。为了避免低价给企业带来的利益损失以及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制约,制造商们不断挖掘服务中更深层次的内涵,一旦一个公司有意识地以服务作为舞台,以商品作为道具来使消费者融入其中,“体验”就出现了。“体验”的出现给消费者带来了极好的感觉,从而形成了巨大的拉动性需求,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潜力。同时也使服务经济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具有延展效应。
三、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融合
人类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为迅速的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信息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应用和渗透,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生产和思维方式。成为当今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
1、信息技术有效支撑生物技术的发展需要
其一,信息技术为生物技术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计算工具,信息技术在加强生物技术领域的各种数据库管理、信息传递、检索和共享等方面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推动了现代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
其二,生物技术发展需要特定软件技术的支持,生物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对于生物技术类软件的需要将进一步增加,软件技术将成为支撑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发展的关键力量之一。
2、生物技术拓展了信息技术发展的新领域
篇3
移动互联网App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时候,也给开发企业和行业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在移动互联网的热潮下,各行各业每年都有海量的App出现,然而其中却只有少量的精品能够脱颖而出,赢得了用户和市场。那么,究竟是什么促成了这些App的成功?
以目前已经获得成功的App为例。“滴滴打车”与“快的打车”两款同类型的移动互联网应用,改善了中国城市老百姓出行难的问题、大大优化了出行时间、减少了空载率,大幅提高了城市交通体系的运行效率,受到了政府、民众、市场的接受和认可,也推动了中国城市交通体系的变革和转型升级,这是GIS地理信息经济在场景信息化的应用带来的社会增值。
“云柜”是安装在居民小区门口位置的快递存取货柜,通过微信或短信提醒收件人,并有密码保护快件,它一方面缩短了物流快递员的送货时间,减少了物流损失;另一方面方便了收件人取件,也方便了物业管理方提高小区安全度。看似简单的投入,其实大有可为,目前其正在开发在线物品销售,形成线上社区商店模式,未来在与一些大型商超的竞争中具有显著优势,因为没有场地费用,且供应链更灵活简化,价格可以做得更低。同时,其还可以与大型超市合作打造社区化超市大平台,推广移动支付,收集大量的用户行为数据。
事实上,类似于滴滴打车和云柜这样的App新产品、新业态还有很多。仔细分析这些成功的App就会发现,这些产品除了设计完善、定位清晰,更重要的是首先实现了社会价值,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其次是具有平台的拓展性;再次就是拥有大量用户重复使用产生的大数据信息。将这三点归纳简化之后,就是“资本、平台、大数据”。
成功要素之资本
移动互联网App开发成功的第一要素是资本。这里指的是广义的资本,既包括支付交易的网络化,也包括任何形式的价值流转。等价交换是商品经济的基本原则,随着互联网对金融行业深入影响,互联网金融作为网络商品经济的基石逐步予以确认,只有资本的流动才能带来社会的增值。支付交易的网络化,催生了支付宝、财付通、翼支付等应用。可以看到,众多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建立起到了资本流转的作用,而任何信息平台要实现盈利目的,必然要与银行网络支付或这些第三方支付工具对接起来才能顺利实现等价交换的目的,让资本在此平台上流转。
同样的道理,对于企业而言,其内部的任何一款信息系统必须要能够实现价值链的持续增值才是有价值的。而判断一个消费类App开发的成功度就是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取代线下交易,或者能给企业带来多少效益增值。根据相关部门统计,2014年中国网络经济交易额达到了15万亿元规模,占GDP总量的1/4左右,且近年来仍以30%左右的速度增长。按照此速度,中国将在“十三五”时期完成由传统实体商品经济向现代信息经济的转型。
成功要素之平台
打造成功App的第二要素是平台。移动互联网平台的建设不是软件开发团队经过几个月的拼搏就足够的,还需要具备一些明显特征:准确的市场定位、聚合能力、界面人性化、功能简化易用。准确的市场定位就是要明确知道使用平台产生交易的双方——供方和需方都分别是谁?定位清晰之后还需要看看有没有类似的替代平台?如果没有,此平台的开发投资机会是存在的。
聚合能力也是考量的一个重要标准,也就是资源配置能力,与其他平台的接口配合能力以及资源接入能力。举例说明,行业信息化平台定位就是要聚合行业的企业单位,服务行业企业同时又能很好地做好统计和监管;城市信息化平台定位则是,无论是智慧城市,还是无线城市、数字城市等各种称谓,最终都要定位为政府、企业、个人这三类对象服务;企业信息化平台的定位是要找到企业的价值链主信息流并尽量使价值链最短,盘活企业现金流,兼顾可持续发展;场景信息化平台的定位,是要服务于一个特定场景下的场内管理信息化;家庭信息化平台是围绕服务家庭运转的社区信息化、物业信息化、智能家居等服务;个人(社交)信息化平台则是更多服务于个人的社交平台、消费平台等。
当前,信息化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笔者认为信息化拥有六大方向,分别是行业信息化、城市信息化、企业信息化、场景信息化、家庭信息化、个人(社交)信息化。移动互联网平台都可以归为上述六种类型。
成功要素之大数据
移动互联网App成功的第三个要素就是大数据。信息经济对象的显性行为为资本的流动、资源的流转、信息的录入,隐性的是产生大量的交易数据、用户数据、行为数据、统计数据。从用户数的角度来说大数据就是大用户群。供需双方都需要对数据进行了解,否则为了获得相应的数据会带来大量的重复工作量。但是,大数据发展最根本的问题是安全问题,大量的交易信息、用户信息等都是国家法律保护的范围。因此,大数据的发展往往需要在大数据产业的未来价值与信息安全之间寻找平衡点。
大数据的交互分为数据本身和数据结论两层含义。未来不同利益体之间如果信息不交互则信息经济发展必当受限。因此就需要有第三方的标准化大数据挖掘工具,嵌入到各个数据持有方,通过这样一个过滤工具输出需求部门的具体需求。未来这样的挖掘工具开发必然是趋势,它既没有侵犯用户数据隐私,也保护了本部门数据。
篇4
当今世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信息化速度迅猛,世界面临着信息化、全球化的两大趋势。在科技先进和信息化先行的发达国家,又涌现了知识经济的浪潮,这给经济管理和传统经济管理理论带来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课题。信息基础设施升级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知识的生产存储、分享和使用在技术上更为可行、经济上更为合算,经济活动中各种要素的配置、组合方式将更为合理、更有效,企业经济管理之间竞争的重点在知识、资讯、科技综合体——知识型的人才,而经济管理中各种要素的管理归根到底是对高素质人员的管理——知识型员工的管理,知识型员工管理是企业成败的关键因素。
一、有关知识型员工的几个基本概念
1.知识工作与知识型员工
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对知识工作的定义是:利用知识与技术提高生产率,使知识具有生产性、生产力特点,从而对管理理论产生重要影响的知识管理活动参与过程。随着科技的发展,知识工作的含义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特别是进入信息经济时代,知识工作又有了新的内涵,即信息经济时代条件下的知识工作,是以知识和技术的应用与创新为主要特色的经营管理活动参与过程。这一时期,知识工作的核心内容是学习新知识、创造新产品,即知识工作的一切目标都是围绕着知识的创新服务的。所以,新的知识工作的概念应是指对知识的学习、利用和创造发展新知识的活动。
彼得·德鲁克也提出了知识工作者的概念:知识型员工是指,一方面能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工作的效率,另一方面知识型员工本身具备较强的学习知识和创新知识的能力。知识创新能力是知识型员工最主要的特点。此外,知识型员工的工作主要是一种思维性活动,知识的更新和发展往往随环境条件的变化而有所适应,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所以,知识型员工兼具知识性、创造性、灵活性等方面的特征。加拿大著名的学者、加拿大优秀基金评选主审官弗朗西斯·赫瑞(Frances Horibe)认为:“简而言之,知识员工就是那些创造财富时用脑多于用手的人们。他们通过自己的创意、分析、判断、综合、设计给产品带来附加价值。”本文认为,知识型员工是指在一个企业组织之中用智慧所创造的价值高于其动手所创造的价值的员工。
2.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工业经济
信息经济是工业经济发展起来的,也被称为“后工业经济”,它以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为指导思想,而工业经济主要以单一的,尽可能多地利用自然资源,以获最大利润为指导思想。知识经济是工业经济发展的更高阶段,是工业经济生产力发展一定水平必须结果,是对工业经济的超越。不少学者认为,知识经济是信息经济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应该说信息经济是一种以信息等相关产业为支柱的一种经济时代,也是从工业经济发展起来的,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早期表现,知识经济要求更高的国民素质和经济发展水平,是信息经济的高级阶段,其内涵进一步扩大。总之,从发展顺序来看应该是:工业经济——信息经济——信息经济。现在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信息经济的时代,并不断向知识经济时代迈进,所以目前的知识型员工的管理应属于信息经济时代的管理。
3.知识管理、信息管理与知识经营
信息经济时代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发展为知识型的管理,简称为知识管理,它是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创新的能力,为企业实现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共享提供新的途径。纯粹的信息管理则是对企业信息进行分类等。知识不等于信息,知识是信息与人类认知能力结合的产物。知识与信息的不同是知识管理、信息管理这两种管理最大的不同点。知识管理包括对人的管理和对信息的管理,它是体现“以人为本”的管理。知识管理有利于企业信息处理能力与员工的创新能力相结合,进而增加企业应变能力和预见能力。20世纪末发达国家不少企业在企业总经理与信息部经理之间设立一种知识主管(CKO)的新职位,并作了适当的分工,信息部经理重点负责企业技术与信息的开发应用,而知识主管主要从事企业创新和培养有创新能力的员工。无论是信息管理还是知识管理,都主要是针对知识型员工的管理,只不过知识管理是更高层次的管理。管理相对于经营来讲,它是根据企业的经营决策所确定的一定时期的经营意图,即经营方针、目标、战略、计划的要求以及下达的具体任务,组织生产活动,并保证实现。从企业管理的分层来看,管理在企业中的地位属于执行层,而知识经营属决策层,所以知识管理与知识经营之间是执行与决策的关系。
二、知识型员工的特点
知识型员工具有比其他员工更强的竞争性,必须调整公司,把公司建成知识型公司,并建立有利于知识型员工彼此进行合作的创造性方式。彼德·德鲁克说:“知识型员工不能被有效管理,除非他们比组织内的任何其他人更知道他们的特殊性,否则他们根本没用。”为此,必须充分了解及掌握知识型员工的特点,才能管理好知识型员工。
1.独立性
知识型员工拥有较强的独立自主性,这种员工不喜欢上司把要做的每一件事的计划与措施都已安排的非常明确,这样使员工觉得自己是被上司完全摆布,缺少自主性。一般说来,知识型员工倾向于独立自主,这种特性表现在工作场所、工作时间方面的灵活性要求以及宽松的组织气氛,知识型员工不仅不愿意受制于物,甚至无法忍受远处上司的遥控指挥,而更强调工作中的自我引导。
2.创新性
创新是知识型员工最重要的特征。库珀解释说:“知识型员工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某些秘密知识,而是因为他们具有不断创新有用知识的能力。”知识型员工从事的不是简单重复性工作,而是在易变和不完全确定的系统中充分发挥个人的资质和灵感,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推动着技术的进步,不断使产品和服务得以更新。
3.骄傲性
专业技术的发展和信息传输渠道的多样化改变了组织的权力结构,职位并不是决定权力有无的惟一因素。知识型员工由于具有某种特殊技能,往往可以对其上司、同僚和下属产生影响。也由于自己在某一方面的特长和知识本身的不完善性使得知识型员工并不崇尚任何权威,如果有的话,那就是他自己。
4.流动性
在信息经济时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国家与企业之间竞争的焦点表现在技术的竞争上,技术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特别是知识型员工的竞争,这一大环境为知识型员工的流动提供了宏观需求。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不断深入,国与国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这为知识型员工的流动提供了可能。信息经济对传统的雇佣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资本雇佣劳动”这个定律开始受到质疑。因为在信息经济时代,资本不再是稀缺要素;知识取代了它的位置,长期保持雇佣关系的可能性不断降低。
5.成就性
与一般员工相比,知识型员工更在意实现自身价值,并强烈期望得到社会的承认与尊重,并不满足于被动地完成一般性事务,而是尽力追求完美的结果。因此,这种员工更热衷于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把攻克难关看作一种乐趣,一种体现自我价值的方式。
6.复杂性
复杂性主要指的是劳动的复杂性。首先,劳动过程复杂。知识型员工的工作主要是思维性活动,依靠大脑而不是体力,劳动过程以无形的为主,而且可能发生在每时每刻和任何场所。加之工作并没有确定流程和步骤,其他人很难知道应该怎样做,固定的劳动规则并不存在。因此,对劳动过程的监督既没意义,也不可能。其次,劳动考核复杂。在知识型企业,员工独立自主性并不等同于员工之间不需要配合,员工的工作由于科技的发展一般并不独立,他们的工作一般以工作团队出现,通过跨越组织界限以便获得知识综合优势。因此,劳动成果多是团队智慧和努力的结晶,这使得个人的绩效评估难度较大,因为分割难以进行。第三,劳动成果复杂。成果本身有时也是很难度量的。比如,一个市场营销人员的业绩就难以量化,原因不仅在于营销效果的滞后性,也在于影响营销业绩因素的多样性。
三、知识型员工的管理策略
信息经济时代是一个崇尚知识的时代,员工的聪明才智比以往都体现出更高的价值,知识员工成为企业的主要资源,他们的创造力是公司价值增值的源泉,生产工具开始转移到了知识型员工的手中,因为知识型员工的生产工具是存在其大脑中的知识。所以,企业的管理也应做出一些变革和调整。
1.充分发挥员工独立自主性
由于知识型员工具有独立自主性特征,企业应更加重视发挥员工工作的自主性和创新性。通过授权为团队提供其创新活动所需要的资源,包括资金、物质上的支持,也包括对人员调用,并利用信息技术来制定他们认为是最好的工作方法,建立自我管理正式组织及非正式组织。自我管理式团队的形式也符合企业信息化的要求,能使信息快速传递和决策快速执行,提高企业的市场快速反应能力和管理效率,并且也能满足知识型员工工作自主和创新的需求。知识型员工更多地从事思维性工作,固定的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对他们没有多大的意义,而知识型员工也更喜欢独自工作的自由和刺激,以及更具张力的工作安排。为了鼓励知识型员工进行创新性活动,企业应该建立一种宽松的工作环境,使他们能够在既定的组织目标和自我考核的体系框架下,自主地完成任务。
2.员工与产品平等对话
在工业时代的公司中,社会分工明确,大多数工作的定义方式使得员工和管理者很难看到完整的过程。工业时代的工作并没有给人们一个对于产品属性的清楚的认识,过程中重要的部分和产品被锁定在一个黑箱中,作为个人的贡献者看不到,员工对自己的工作在整个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地位缺乏认识,他们只是被期望去适应一个大过程中的一个小部分。人们被培训去做某件事,而且被告知不能偏离固定的程序,员工的想象被认为是不重要的甚至是碍事的,员工的知识几乎没有真正的价值。于是,员工通常对过程和产品容易采取一种目光短浅的做法。在信息时代,工作所包含的不仅仅是一个过程和一个产品,而是一个生产许多产品和对这些产品进行改造的过程。在生产某种产品时,并不是孤立地看待过程和产品,而是把它们放在员工的想象和知识的更大的视野中。员工对过程和最终产品的掌握,激励他们去使用其技能、想象和知识,通过技术的变革来产生产品的变化。这样的过程有如员工与产品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对话。由于员工掌握了过程,他们发现自己的想象空间得到了拓展,并会因受到鼓励而更大胆地去想象,去发明,去创造。
3.鼓励员工参与企业管理
与一般性人才不同,知识型员工一般来说不习惯于受指挥、操纵和控制,他们往往追求较强自主性,所以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要照应到这一特点,给予知识型员工以一定的权力,参与企业的发展决策和各级管理工作的研究和讨论。处于平等的地位商讨组织中的重大问题,可使员工感到上级主管的信任,从而体现到自己的利益与组织发展密切相关并因此产生强烈的责任感。同时,主管人员与部属们商讨组织问题,对双方来说都提供了一个取得别人重视的机会,从而给人以一种成就感。根据日本公司和美国公司的统计,实施参与式管理可以大大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一般都可以提高50%以上,有的甚至可以提高一倍至几倍。
4.创造一个良好的软环境
良好的软环境即注重人情味和感情投入,给予员工家庭式的情感抚慰。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认为,“一个日本公司最主要的使命,是培养它同雇员之间的关系,在公司创造一种家庭式情感,即经理人员和所有雇员同甘苦、共命运的情感”。《财富》杂志评出的最受欢迎的100家最佳公司中的几十家慷慨地为员工提供“软福利”——即那种能够进一步协调工作与生活之间关系的各种便利,诸如在公司内部提供理发和修鞋等多项生活服务,以及免费早餐等看起来不起眼的福利,这为员工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类福利使公司表现出富有人情味,接受调查的员工都说他们非常珍视这一点。目前,许多企业都定期举办各种宴会、联欢会、生日庆祝会、舞会等,通过这些活动,不但可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管理者还可以倾听职工对企业的各种意见和建议。总之,知识型员工要求获得尊重的需求非常强烈,管理者应经常深入下属,平等对话,并经常活动,加强人际沟通。把企业建成一个充溢亲情的大家庭,使得员工有明显的归属感,而不是成为组织的边缘人。
5.正确的激励
激励活动是由谁激励、激励谁和怎样激励这三个主要要素构成。正确的激励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关键之所在,正如美国哈佛大学的管理学教授詹姆斯所说:如果没有激励,一个人的能力发挥不过20%~30%,如果施以激励,一个人的能力则可以发挥到80%~90%。激励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它自身是有规可循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激励活动规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激励必须考虑人的需求(依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第二,激励必须制度化、规则化,且具有相对稳定性。第三,激励具有全员性,即必须针对全体员工,这样才能起示范作用。第四,激励应当公开、公平、公正。美国的知识管理专家玛汉·坦姆仆经过大量实证研究证明:激励知识型员工的四个因素依次为个体成长、工作自主、业务成就和金钱财富。知识型员工由于其文化水平较高,更多的是考虑其发展潜能和成就感,并获得与其贡献相匹配的合理公正的报酬。所以,企业在进行激励选择和设定时应针对性地满足知识型员工的需要,从而激发其工作的积极性。当然,还应该注意对工作进行设计,因为对于知识型员工而言,有意义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享受、一种激励因素。
6.加强员工的培训与教育
由于科技发展高速化、多元化,大部分知识型员工发现,知识与财富成正比例增长,知识很快过时,需要不断地学习新知识,只有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才可能获得预期的收入。因此他们非常看重企业是否能提供知识增长的机会。如果一个企业只给其使用知识的机会,而不给其增长知识的机会,企业不可能保证员工永远就业,当然也就不能指望员工对企业永远忠诚,同时,大多数高素质的员工在一个企业工作,并不仅仅是为了通过工作挣钱,而是更希望通过工作能得到发展、得到提高。而企业举办的各类培训,则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知识员工的这一需求。在信息经济时代,人才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企业必须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因此,在知识型员工更加注重个人成长的需要前提下,企业应该注重对员工的人力资本投入,健全人才培养机制,为知识型员工提供受教育和不断提高自身技能的学习机会,从而具备终身就业的能力。
7.积极创造个体发展空间
知识型员工对知识、个体和事业的成长不懈地追求,某种程度上超过了他对组织目标实现的追求,当员工感到自己仅仅是企业的一个“高级打工仔”时,就很难对企业绝对忠诚。因此,企业不仅仅要为员工提供一份与其贡献相称的报酬,使其分享到自己所创造的财富,而且要充分了解员工的个人需求和职业发展意愿,为其提供适合其要求的上升道路,给员工创造个体的发展空间,给员工更大的权利和责任,只有当员工能够清楚地看到自己在组织中的发展前途时,他才有更大动力为企业尽心尽力地贡献自己的力量,与组织结成长期合作、荣辱与共的伙伴关系。所以,企业必须根据自己的职位资源,为知识型员工提供足够大的成就实现机会空间。当然企业还可通过其他方式加强员工与企业的关系,如:目前已经出现的股权激励就是对知识型员工的管理策略的一种尝试。股权使得员工把自己的创新活动看成是一笔可观的投资,因而更能激发其全心全意地投入自己的精力,实现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的一致趋向。股权激励是一种可行的激励方式,体现风险分担,利益共享,员工的收益与企业的发展前景紧紧捆绑在一起。
8.管理方式分散化
知识型员工具有较强的获取知识、信息的能力以及处理、应用知识和信息的能力,这些能力提高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因而常常不按常规处理日常事情。和这些人员进行交往时,传统的官僚管理作风只会碰壁,因此需对知识型员工实行特殊的宽松管理,尊重人格,激励其主动献身与创新的精神,而不应使其处于规章制度束缚之下被动地工作,导致员工知识创新激情的消失。应该建立一种善于倾听而不是充满说教的组织氛围,使信息能够真正有效地得到多渠道沟通,也使员工能够积极地参与决策,而非被动地接受指令,这就需要一种新的管理方式如分散化管理,在信息经济时代,分散化管理已经成为一种必要管理趋势。在组织中拥有较高职位的管理人员并不一定拥有较多的信息,电脑网络的存在使我们进入了一个平行的世界,知识型员工也由于自己的专长而自负,对权威的顶礼膜拜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为谋求决策的科学性,更重要的是求得知识型员工对决策的理解,定期与雇员进行事业的评价与探讨,吸收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施以“分散化管理”,应是信息经济时代管理的一种趋势。
参考文献:
吉雷:“浅淡知识型员工的管理” 《中国培训》,2001年第4期,第59~60页。
吕兵,张钢:“企业知识型员工的激励机制建设策略”,《西南金融》,2001年第1期,第22页。
肖光强:“知识型员工的管理策略”,《企业改革与管理》,2001年第2期,第13~14页。
孙建国:“论信息经济条件下知识型员工的激励”,《前沿》,2001年第3期,第9~12页。
篇5
一、对信息混淆与信息滤波概念的界定
对于现实经济生活,信息混淆与滤波问题研究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经济行为的一个理性选择是对信息的偏好,如对知识、数据、计算机、网络、新闻消息等各种信息的依赖。与此相伴生的是,现代生活所提供和生产的信息量增长速度迅猛。这样,必然的一个结果是,人们在利用这些信息进行相关决策时必须首先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大量的信息中分辨、剖析、寻找到最满意的信息,以备使用。然而一旦考虑到信息在经济生活中具体存在的形式,实际的选择并不会轻易地得到。
信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多是以混淆的形式出现的,对于混淆的信息,人们是无法用肉眼、感觉等去进行直接分辨的。混淆在一起的信息,是以单一信息的面貌出现的,而这一信息虽然是以一个单元出现,但实质上则包含着若干个不同单元的单一的信息。例如,一些产品销售具有周期变动的特点,其销售周期就可能包含了销售的趋势因素、季节因素以及不规则的变动因素等。混淆的信息,它围绕于人们的经济生活周围而存在,其中一些信息是有用的和非常重要的,而可能更多的信息则根本是无用的。人们面对众多混淆的信息又怎会轻易地找到自己满意的信息,以供使用和相应决策呢?
因此,在对信息经济的研究中,对信息混淆和信息滤波概念的界定便成为首要的工作。
信息混淆,我们可以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它就好比通讯中受到各种噪音干扰后最终接收到的信号,是混有噪音的一样,人们观察到的最终的信息也是混有噪音的信息集合。由此,信息混淆也决定了信息存在于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独特的方面。但限于这一认识,则是不够的。对混淆在一起的信息,必须要能够对它们进行识别,就如同人们必须滤除通讯中的噪音一样,将失真的信号还原为原来的信号,我们也必须将经济生活中混淆信息中的噪音滤除,从而达到充分利用那些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带有混淆性质的信息。因此,这就进一步提出了对信息混淆进行滤波处理的客观要求。对信息混淆进行相应处理,必须依赖于一定的技术,通过这种技术,将混淆的单一单元的信息,按经济实质过滤出混淆前的原来的信息。这种技术,就被称为信息滤波。根据对信息混淆定义的类似方式,信息滤波被界定为:信息滤波就是将信息单元(A)消除作用力,还原为以前信息单元(B)的技术。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信息滤波是针对信息混淆问题产生的一个方法问题。与信息混淆相比,信息滤波则明显具有技术方法研究的特点。如果说,信息混淆是对信息表述方面的研究,信息滤波则是对信息处理方法方面进行的研究。
二、传统信息滤波理论的发展
对信息滤波方法进行较为理论性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信息科学中对通讯信息的研究,其后,这一研究则蔓延到经济领域。
滤波思想在信息科学中由最初提出,进而发展为其主要学科分支——控制论中的一般滤波处理方法。信息科学的研究指出:信息由信源发出,在传输过程中,由于内部环境和外部噪音的干扰,常常会出现种种失真的情况,为了尽量减少信息的失真损失,达到较优的传输和接收效果,在信息论的具体研究中就提出了滤波理论。因而,一般滤波思想主要针对的问题是通讯与控制中的信息干扰处理。具体来讲,指的就是从获得的信号与干扰中尽可能地滤除干扰,分离出所期望的消息,或者说,是通过对一系列带有误差的实际测量值的处理,得出所期望数据的估计值。
一般滤波处理方法的研究中,较为典型的有维纳滤波理论和卡尔曼滤波理论。而在这一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主要有维纳(Wiener)、柯莫哥洛夫、雅格洛姆、卡尔曼(Kalman)和布西(Bucy)等人。维纳滤波理论比较集中地表述在维纳-辛钦定理中,其主要是采用偏差反馈方法,用于滤波处理。卡尔曼滤波理论是本世纪60年代初提出来的。1960年和1961年,美籍匈牙利学者卡尔曼和美国学者布西提出了递推滤波算法,成功地将状态变量方法引进滤波理论中来。
尽管滤波理论的提出,最初并非出于经济学的目的,然而有关一般滤波理论的思想及对信息处理的相应方法,在经济学中却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对信息混淆状态的分离、辨析,一般滤波理论提供了一套方法论。经济学中所指的信息尽管同通讯、控制中的信息不同,然而在对信息所反映现象的本质上,两者却有着非常类似的描述,在这一点上,两者可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差别不过是所反映的范畴不同罢了。因此,经济学中的信息处理,同样可以将通讯、控制中的滤波思想和方法吸收过来:经济活动中所获取的各种经济信息变量中,排除信息混淆状态,分离出所期望的信息变量。
经济滤波的研究,是将上述对信息科学中的信息滤波处理的思想引入到经济领域中的结果。这也可视为是一般滤波思想在经济领域中的扩展应用。但是,即使我们将经济滤波视为一般滤波在经济领域的扩展,经济滤波也不能简单地视为是一般滤波在一块“新的土地”上的翻版,因为:第一,信息科学中的信息论,本身是统计学中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的一个分支。统计学是一门专门的学科和科学,它不仅在自然科学中得到应用,而且在社会科学中也得到广泛应用,信息滤波思想在经济领域中的应用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因为,方法论是具有一般性的。第二,一般滤波理论在经济领域中被引入后,某些方法出现了新的创新,比如,时间序列的理论和方法出现后,既推动了对一般滤波在信息科学领域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也增加了将滤波方法和思想在经济领域中研究的可能性;第三,一般滤波与经济滤波在研究对象上虽都是信息,但信息在信息科学与经济科学中所实指的具体含义毕竟是不同的,因而,滤波处理的思想虽是相同的,但滤波处理的技巧和方法可能是大相径庭的。
目前,对滤波理论在经济学中的拓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主要有穆斯(Muth)和卢卡斯(Lucas)两人。穆斯在弗里德曼持久收入理论基础上进行研究,进一步提出了信息滤波问题。在弗里德曼的研究中,可支配收入可以分为两个分量:一个是持久收入,另一个是暂时收入。穆斯将这一研究结论系统化,并提出了从可支配收入变化中观察持久收入变化的原始滤波方法。穆斯(1960)总结为,一些经济现象可以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持久现象,另一部分是暂时现象。根据穆斯的结论,人们能够得到的观察,只能是持久现象和暂时现象的合成现象,而不能分别观察到持久现象和暂时现象。如果要从合成现象的变化中,观察它的两个分量的变化,这就构成了一个滤波问题。卢卡斯在自己的研究中,则从区分相对价格变化和一般物价水平变化着手,考虑信息混淆与滤波问题。他在继承魏克赛尔(Wicksell)价格理论的基础上,得出价格变化也应区分为相对价格变化和一般价格水平变化的重要观点。就企业产品价格,卢卡斯指出,可分为两个分量:一个是相对价格变化分量,另一个是一般物价水平分量。企业的决策是依据相对价格分量的变化做出的,因为只有相对价格分量的变化才能提供市场供需的信息。
值得指出的是,穆斯和卢卡斯对信息混淆和滤波的研究,并不是出于直接目的,他们都是在对理性预期的研究中,接触并进入到这一领域的。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对信息混淆和滤波的研究,是出于对形成预期的要素研究的需要。出于这种目的,信息与预期被联系在了一起。穆斯在对预期概念的定义中,直接就将信息的充分利用作为一个界定条件。
三、对传统信息滤波理论的认识
尽管信息混淆与滤波处理理论的相关思想已在经济学中明确提出,然而,在经济研究的实际中,由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及动态性的高度关联,对信息混淆的滤波处理在现实中仍然很难确凿把握。不过,在阶段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已趋一致:
1.动态的经济系统与动态的信息系统。尽管信息作为客观的表象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存在就能被充分发现。经济系统是动态发展的,人们对信息混淆的认识,不能只看到其静态的存在,对其价值释放也不能只做简单的概括。而且,人们可能更多的时候所面临的问题实质是“有效信息”的问题。这就要求在原始的信息集合中,分离出应该能够反映这种变化及需求的信息预期变量,谋求其能量的释放方式。由于信息作为系统的存在是呈动态性的,混淆也是呈动态特性的。简单地将信息混淆划分为可观测的变量及不可观测的变量,这种方法虽然很有效,但并非是科学的完全概括。
2.信息混淆的内涵可能是多样的。经济理论的发展,从一般均衡到动态均衡,取得了质的飞跃,这种飞跃的实质是理论的探讨对经济生活本质描述的复归,但这种描述可能还远远不够。可以说,现代经济理论的难点仍然是对经济生活本质描述的细致性探讨。信息经济学的崛起,提供了一套全新的方法。从信息的角度,对经济现象抽出其主要的线条,这可能会使经济学的探讨更接近于本质,更具有规律性,使复杂的问题(信息集合)分离成众多的单独信息变量,而且更宜于操作。作为信息集合的分离难点,显然首先来自于信息混淆的确切类型,其次才是滤波处理的具体方法。信息混淆内涵无论被归纳为长期信息与短期信息的混淆,还是被描述为名义值与实际值的混淆、内生变量影响与外生变量影响的混淆,这实质上都是反映信息混淆的某些类别,除此,还可能存在着上述概括以外的大量信息混淆类型,而涉及后者的判别,可能更多的是需要涉及与不确定性相关的领域。然而,人类的认知及相应处理的方法,在此显然是不够的。
3.由于信号作用而产生的信息混淆。已有的分析,基本着重于各种因素对信息的信源和信道的影响,从而造成信息混淆。如果从信号分析着手,那么在经济学方面,信号所传递的最基本内容,应该包括价格信号与质量信号这两类信号,当然,除此还有其它一些内容。若对价格信号与质量信号这两类信号进行干扰,则由此而造成的信息混淆便是价格信号混淆和质量信号混淆。对于价格信号及其混淆,我们是比较常见的。由于市场的作用是建立在价格机制充分发挥效能的基础上,因而,价格作为信息符号,作用着供需双方,从而影响均衡态势。如果价格信号产生混淆,供需同样受到冲击,进而冲击均衡。价格信号混淆的典型例子便是蛛网波动。质量信号一般都被忽视了,阿罗(Arrow)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并未走得太远。可喜的是,我们看到近几年来,人们在这一方面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如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
4.对信息混淆进行滤波处理是具有机会成本的。滤波理论对信息混淆的处理较侧重于对信息量的分离上,对每一信息所包含的内在价值并未重视。信息是具有多维性的,出于单一的目的,对信息采取滤波处理,在精确分辨的同时,必然导致同一信息在其他用途方面的损失。
5.搜寻理论实际是滤波理论在现实中的一个具体体现。斯蒂格勒(Stiger)放宽完全信息假设,提出的“搜寻”理论,试图说明买卖双方若要查明市场价格,需要提供一定的代价,即所谓搜寻成本。在该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即为价格信号。价格信号的分散,使寻找必须付出成本。在这里,寻找的过程,实质就是对信号混淆进行滤波处理的过程。另一方面,滤波处理是有成本的,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就对滤波处理的方法选择或其在实际中的运用进行了约束。而约束边界的有关问题,是需要借助于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来完成的。搜寻理论充满了滤波的思想,主体要对分散的价格信号进行优化选择,就得去对信号进行处理,这种处理直到搜寻成本等于预期边际收益为止。
四、统计滤波理论的提出
从传统信息滤波理论的发展可以看出,该理论对于信息混淆的处理,多是从经济理论范式进行的探讨。现有的滤波理论着重于对实际测量值进行修正,以期得到有关信息变量以及变量值,这种思路和继之的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明显不足是,具体的滤波处理技术缺少量化方法的支持,并且这种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因此,在对信息混淆滤波处理的研究中,就提出了统计滤波理论。
统计滤波理论,是以国民经济核算为基础的一种滤波理论。依赖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统计滤波理论从经济统计角度人手,对信息混淆的处理进行了量化突破,并形成一个相对系统的滤波处理体系。相比传统信息滤波理论而言,统计滤波理论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经济生活中的信息所做的观察更为系统和全面,进而对信息混淆进行的滤波处理更完整些。由于SNA严格按照复式会计原则及经济帐户的方法对包括国民收入诸量进行核算,以相互连接的平衡结构方式对现实经济进行描述,从而系统地、完整地反映国民经济的流程和运动。.这保证了统计滤波对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宏观经济信息进行系统量化的基础。不同于传统信息混淆及滤波理论的根本地方是,统计滤波对信息的描述和对信息混淆所做的相关工作及进行的滤波处理,体现在国民经济运行的流程描述中。并且,这种滤波处理更明确地体现在,对国民经济的研究,首先是对经济活动行为进行的不同分解或模拟上,这实质上是起到了改变信道环境的作用。
如果将统计滤波理论视为基础性的宏观经济滤波理论,很显然,该理论对传统信息滤波理论进行了重大的发展。它不仅使信息滤波理论更系统化,也使滤波处理技术变得更有操作性。
参考文献:
①J.E.Stiglitz,1985.InformationandEconomicAnalysis:aPerspective,TheEconomicJournal.
②JohnF.Muth,1961.RationalExpectationsandtheTheoryofPriceMovements,Econometrica,Vol.29,No.6.
③王雨田:《控制论、信息论、系统科学与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篇6
之所以称复杂性自由,而不叫复杂性自由主义,因为还谈不上主义这么高大上。但自由是一个好东西,所有观点的人都可以用。以复杂性范式看待自由,同复杂的自由主义与简单的自由主义会有什么不同?
在我看来,复杂的自由主义与简单的自由主义,在范式上都可以归结为简单性自由。简单性自由,是指复杂的自由与简单的自由的总和。复杂不同于复杂性。一个用机械的科层制组织起来的大企业,内部可能非常复杂,但结构上却是简单性的。因为科层制本身就是简单性结构。科层制再复杂,本质上也有别于扁平化的生态组织,不具有生态组织那种由不可还原的多样性构成的复杂性。
复杂的自由主义与简单的自由主义之间有什么差别?汪丁丁没有详细讲,张维迎更是不承认这种差别有意义。不过从旁观者看,差别还是有的。简单的自由主义更多强调直接的自利;而复杂的自由主义更多通过“内生偏好的”利他,迂回地强调自利。映射到策略上,前者更强调在“中国问题”的复杂背景下强调自由(汪丁丁,2009),后者更主张直截了当地强调自由。
这种自由主义的集合,被人新称为“朗润派”,与共同强调复杂性范式的“颠覆派”(陈禹、我、韩小明和杨培芳)在简单性与复杂性这个范式上,观点形成差异,不是偶然的。但即使身在其中,也难以讲清双方不同在什么地方。许多看客干脆就认为双方观点差不多。但随着讨论的深入,其中的实质性分别还是慢慢现出来。
3月6日,致福轩的一位听众,游敏老先生给我打电话并发来一文,指出新旧两种观点的分歧,实际是哲学观的不同。新观点隐含的哲学观是“中”,旧观点隐含的哲学观是“排中”。指的是,例如,旧观点认为利己与利他,在谁为第一性上,应按照排中律,只能取其一为先;而陈禹、杨培芳等人,相当于不认为排中律是对的(对应互联网实践是利己与利他一元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游敏老先生的话让我不能不佩服。因为高邦仁在跟我共同酝酿《3%》时,最主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游敏老先生反复强调的中庸。以致董光璧老先生在评论《3%》一语破的:“本书作者所倡导的‘经济学之道’,就是以‘天人合一’这一伟大结论为背景的‘中庸之道’”。哲学家段永朝晚上与我讨论起来,更挑明了背后实质,这就是容纳悖论(paradox ,佯谬)。这是与排中律完全排反的取向。容纳悖论正是“中”背后的实际含义。排中律所依据的是启蒙理性(“去魅”),而中庸之道所依据的是返魅。Paradox就是这样一种魅力。
这样一看,简单性范式中的自由,与复杂性范式中的自由,含义就可能正好相反。当把不同范式的自由,作为经济学某一派的隐含哲学时,在实证上会有四个基本不同。下面我们就从《3%》就地取材,来剖析一下这种不同。
第一,效率和多样性,何为自由的标准?
从复杂性角度理解的自由,首先表现为选择,没有选择就没有自由。在实证上,选择应由多样性(Variety)来标度。这个观点不是今天才有,它源自阿玛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这是复杂性自由的基石。为此,主张把Variety内生为复杂性均衡的基本维度。Variety意义上的自由,一般称为多样性。
而从简单性角度理解的自由――无论是复杂的自由,还是简单的自由――都是没有选择的自由(是理性经济人的必然)。也就是Variety的值等于1(我在发言中称为品种N=1,意思是无论有无选择,对均衡最优不产生影响)。这种自由,是效率意义上的自由(同质化下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由此,可以把简单性自由与复杂性自由的观点差别,归结为效率优先,还是多样性优先。多样性在实证上对应质量、创新、信息化。例如现行主流流行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观点是强调效率标准,《3%》明确主张,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应坚持效率与多样性标准并重。
第二,最优与恰当,何为帕累托最优(或最优是否可以容纳悖论)的取向?
从复杂性角度理解的自由,所谓最优是针对节点的,因此是分布式的最优。在复杂性的均衡中,由于内生了Variety的维度,当最优点位于Variety值较大一端时,它相当于传统均衡中存在多条需求曲线或成本曲线时的均衡,均衡不是一个点,而是均衡集合。《3%》显示出长尾曲线实际可以是均衡曲线在品种-数量平面上投影下来的等均衡线。
而从简单性角度理解的自由,最优是针对中心的,只能有一个最优点。正如我在发言中指出的,复杂性均衡与简单性均衡之间,相差一个平均成本(AC)与边际成本(MC)之差,复杂度越降低,这个差就越小。当这个差为零时,复杂性系统就转化为简单性系统(N=1,即同质性假定),这时复杂性均衡就会转化为简单性均衡。也就是说,简单性的自由只是复杂性自由在不存在多样性、复杂性时的特例。
多点均衡,在哲学中就对应容纳悖论。意思是各种选择,即使不相容,甚至相互矛盾。但都可以是“最优”(实际是指恰当、正当、满意)。这种去中心化的“最优”,在实践中是指一对一精准均衡(即情境相关的场合最优)。它应是由一个基准的(数量-价格上的)均衡,加一个随具体时间、地点浮动的(品种-价格上的)均衡构成的联合均衡。人们常说的小批量、多品种,就是指这种类型的价格最优,其极限是个性化定制。
由此可见,简单性与复杂性自由的区别在于同质一元与异质多元。复杂性的自由对左右观点之所以能保持中立,是因为它根本不在同质一元这个平面上讨论问题。
第三,自由是风险(不确定)偏好,还是风险(不确定)规避的?
简单性的自由与复杂性的自由,隐含了相反的信息假定。前者以中心控制下的信息不对称为常态,后者以节点对等(如P2P)下的信息对称(透明)为常态。简单性的自由主义,多主张规避风险与不确定性。张维迎的观点比较典型。由于他的信息经济学预设信息不对称,化解风险,尤其是不确定性,一定代价高昂,需要能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来平衡。
复杂性的自由完全相反。首先就不认为系统越复杂,成本应该越高,而是越复杂,边际与平均成本越低(基于品种的范围报酬递增)。根据就是基于ICT革命的智慧化,使复杂性从成本不经济,变为成本经济。必然推论是偏好风险和不确定性。在实践中,提出C2B,意在化风险为机会(因为一旦供求一对一贴紧,实现个性化经济,就无所谓风险了)。互联网亲风险投资与创新,都是复杂性自由的特有表现。
第四,自由是“小乘”的,还是“大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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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数字化成长;农村;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2)04-0113-04
“十二五”规划纲要确立了推进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吹响了我国农村向城镇化发展全面进军的冲锋号。而在当今信息时代,城镇化建设的目标定位必须将信息化作为其主体内涵,推进它的途径抉择也必须是信息化发展的路子。由此在当前我国城乡间存在严重数字鸿沟的情况下,通过数字化成长引领农村城镇化发展就成了必然的战略抉择,非如此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村在各方面相对落后的面貌。
一、当今时代城镇化的本质内涵是信息化,推进城镇化的目标是构建信息化的城镇
在以信息经济为主导的时代大环境下,所谓城镇化就是以信息化、知识化为本质内涵的城市化。正如美国著名经济与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指出的,“信息时代引入了一种新都市形式,即信息化城市。”按照他的信息经济理论,信息时代的城市和城镇的特性应该是:其一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其二是围绕网络组织起来,其三是部分地由流动的空间组成的。他所说的这样的城市、城镇,不是以往概念上的仅以一种形式而存在,而主要表现为一个社会经济运作的信息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网络为特征的信息流动空间取代了原来的城市地域空间。由此,推进城镇化的目标,就是要构建以知识经济为内涵、围绕网络形式组织起来的社会经济结构,亦即信息化的城市结构模式。具体到当前我国农村推进城镇化的要求,就是除让一部分农民进城工作而转为大中城市的居民外,大部分农民要就地向县城或附近城镇聚集,来建设以上所说以信息化为主体支撑的,并与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相结合起来的小型化的城镇群体。例如江苏省张家港那样的城镇群体,除其结构规模小于大中城市外,其构成模式基本是按照信息化的小城市样式,以知识、数字、科技为内在支撑、围绕数字网络形式组织起来的。又如河南省新乡县的刘庄、龙泉镇和小冀镇京华社区,它们在通过数字化成长之路使农村向城镇化发展方面,做了许多积极的探索,为我国广大农村面向城镇化发展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二、“鸿沟”阻碍农村面向城镇化发展,数字化成长是跨越它的必由之路
(一)我国城乡间存在严重阻碍农村面向城镇化发展的数字鸿沟
城乡数字鸿沟是指农村居民同城市居民间在拥有信息技术、信息能力和开发利用信息资源方面存在的差距。根据国家有关信息部门在四年前的调查,我国农村信息技术综合指数仅为城市的35%,其中城市居民固定电话普及率是农村居民的162%,移动电话普及率是农村的2.5倍,城市居民家庭计算机拥有量是农村的16倍,城市网民普及率是农村网民普及率的6.5倍。这种城乡数字鸿沟,是城乡间在技术、知识、经济、社会等多层面上存在信息差异的综合反映。从技术层面看,它是信息通信技术不均衡扩散在城乡间引发的技术鸿沟;从知识层面上看,它是城乡间在获取和利用信息、知识方面存在巨大差距而表现的知识鸿沟;从经济层面看,它是城乡经济水平的不平衡在网络经济发展中所反映出的经济鸿沟,并能够导致城乡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这种由信息技术、信息资源、信息应用的差异引发的城乡在技术层面、知识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所形成的多层面的“鸿沟”,在很大程度上隔断和割裂开了城乡间的信息沟通和经济联系,显示出了乡村与城市间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存在的巨大差距及其形成差距的根本动因,严重阻碍了农村面向城镇化发展的步伐。
(二)数字化成长是农村跨越“鸿沟”、面向城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对作为不同主体之间信息差异的数字鸿沟的填补、消除,必然要求通过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含量的繁衍增殖来实现,即必然要求通过数字化成长的方式来实现。而数字化作为信息化的内涵体现,实现它的技术与量能的增长又必须建立在信息化发展的基础上。这就是说,只有通过信息化发展搭建数字化成长之桥,才能够使农村得以用之来跨越城乡间的数字鸿沟而实现城镇化发展。另从信息化作为城镇化本质内涵的界定看,它也必然导致农村推进城镇化的途径抉择也只能是走信息化发展的道路。这是因为在此情况下,一方面,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信息化的差异,信息化的差异只能通过信息化发展的方式来消除;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这种信息差异又是造成整个城乡间一切差距的根本原因之所在。由于城乡间对信息、知识获取和利用条件、能力在很大程度上的不对称,就造成了其在经济发展、文化进步以至人们的收入、消费上的巨大差距。因此,从根源上消除整个城乡差别也就必须通过信息化发展的途径。
三、推进农村数字化成长、跨越城乡数字鸿沟应采取的战略举措
(一)要把信息化发展放在整个农村经济建设的首要地位来抓
信息化发展作为数字化成长的先决条件和根本推动力,只有在它大力推进的情况下,才能够大幅度地提升整个农村经济的知识化、数字化水平,使农村从根本上快速拉近与城市之间的现代化水平差距。因而,当前必须将信息化发展作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着力点,要尽最大努力、采用多方面措施尽快推进它的发展。为此而要在农村的经济建设中做到,建设其信息高速公路要更重于建设一般的公路、铁路,推进其信息化手段的运用要更重于推广机械化农器具的使用,建设其信息数据库、知识库、智能库要更重于建设粮仓、水库,开发利用其信息资源要更重于开发利用其地上地下的物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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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处理信息的能力标志着人类进化程度,整个人类社会以技术为标志的社会演变过程,实质上是人类在信息处理问题上的不断进步、不断更新的过程。至今人类的发展史经历了四次信息革命。社会史前史阶段发生的第一次信息革命,是以语言与数的革命。社会史前史阶段发生的第一次信息革命,是以语言与数的观念的产生、形成为特征的,它奠定了人类把自然信息转化为文化信息的基础。农业文明阶段发生的人类第二次信息革命,是以文字的发明为特征的。在这时期,人类对文化信息的积累、储存和处理水平及信息流动的范围,有很大的提高。这次信息革命,不仅推动数学、天文、地理、历法等的发展,对于积累和发展大脑,对全面处理信息的能力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华民族在农业文明阶段重人伦、轻生产,有意排除大量自然科学和生产信息,致使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信息处理始终偏重于社会信息,而缺乏对自然科学技术的信息处理能力,这种现象严重阻碍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度。工业文明阶段发生的人类第三次信息革命,是以牛顿物理学为对力的数量化和分析数学的发明为特征的。对力的定量信息处理方法,渗透到几乎所有经验科学领域,近代自然科学体系是在牛顿力学和近代分析数学基础建立起来。
第四次信息革命发生于20世纪中叶,是以信息的定量化和系统科学的产生为标志的。由于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对信息处理的数量和速度要求越来越高。随着“信息爆炸”,处理信息的手段也在不断提高,从“电子管时代”进入“微电子芯片”的时代,大规模集成电路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对信息的储存和处理能力。例如,金融业计算机化、办公计算机化、服务行业计算机化,工业领域实现计算机自动控制。在科学研究中,气象和水文等预报系统的数据自动采集等不仅节省了大量人力,而且信息处理成了经济社会主要运作手段,信息成了后工业经济的主要财富。而且,信息选择方式几乎是人类和人类社会进化特有的方式,人们处理信息能力成了社会文明程度的测试。
信息分为自然信息和文化信息,所谓自然信息指的是物质系统结构及其运动状态,能量传送语言夜文字、符号、图像等加工过的自然信息。科学和技术是人类对文化信息处理的结果。人类社会的发展正是由自然信息到文化信息转化以及自然信息增殖和文化信息增殖的结果,信息增殖量的大小和信息增殖速率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信息增殖的原因是人类大脑具有信息的发生功能和信息的再造功能。大脑在信息处理过程中,可以把自然信息和文化信息进行综合,产生新质的信息。这种新的综合依赖于对自然信息和社会信息选择。
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有自然选择、行为选择和信息选择三种形式。自然选择是生命体被动地接受外界选择,只具有发生学意义;行为选择是指自从生命体有思维以后,有了能初步处理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的能力,对行为方式(反应)有了一定的选择,这种主动性的行为选择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在文明社会里信息选择处于主导地位,成了人类社会进化中唯一的选择方式,因此决定着人类社会的文明走向。信息选择对于人类社会的进化具有重要意义。
以自然信息为主导的信息选择决定了农业文明的形式。工业文明也在对自然信息和文化信息选择的前提下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最近几十年来,由污染引起的生态危机导致物种灭绝速度加快、生物多样性降低,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趋向单一,能为人类社会提供的自然信息也相应减少,这种减少无疑也将导致由自然信息向文化信息转换量的减少。因此,人类社会发展对信息选择不可避免地具有单面性,这将降低人类社会的信息增殖速率,必将减缓文明的进程。工业文明对信息选择的单面性,还表现在对文化信息选择方面。因为工业文明是在西方工业国家首先发展起来的。对文化信息的选择,偏重分析,偏重人对自然界的征服与对抗。而对全球均衡发展的和谐性文化信息选择较少,又加上受不同价值观念的约束,只注重能促进“经济增长”的文化信息,而不顾能促进人类“全面发展”的文化信息。生态文明应该克服工业文明对信息选择的单面性,增加自然信息量,提高信息增殖的速率,用信息增殖部分取代人口增殖,同时增加对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文化信息选择,确保能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这就是之所以要确立生态文明观的深层原因。
正是由于信息增殖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信息产业才得到迅速发展,人类正迅速进入信息文明时代。1980年,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另一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信方向》都预告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两位未来学家宣称,虽然我们仍然认为我们生活在工业社会里,但是事实上我们已进入了一个以创造和分配信息为基础的经济社会;信息的影响迫使我们尽快修正脑中储存的形象,否则无力应付生存;信息流动加速,而且还深刻改变人们赖以行动处事的信息结构;不仅办公计算机化,而且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新的信息环境不仅极大地改变了社会记忆,而且计算机把以前难以想象的事情非常容易地解决掉。由于计算机的高度普及,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就业方式,改变了“蓝领阶层”和“白领阶层”的本来含义,甚至也有可能改变人们的观念,从而产生新的理论、艺术,甚至新的经济和政治。
托夫勒在10年后又推出力作《权力的转移》,他认为信息产生了权力转移的动力。信息与数据表、态度、价值观以及其他一些象征符号,再加上理论与实际经验的概括则成为在权力转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信息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社会经济的信息化,这使得许多经济发展的概念很快过时,矿产资源与廉价劳动力将不再是塑造经济腾飞的必要条件。随着多媒体信息网络的出现,形成了超级信息符合经济,信息化的经济是一种快速运转经济,现存的经济秩序也正在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变革。
从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以来,财富观念逐渐从物质财富的视角转向知识、信息。16世纪以前,人们认为财富主要是金和银。到17世纪,人们认为财富不仅是金银和钱,还应包括生活必要品,不论是农产品还是制造品。重农主义学派的魁奈认为,财富是由扣除生产成本后的剩余农产品和矿产品所创造的,商业只不过是重新分配产品,并不创造财富。亚当・斯密则认为财富是由个人或国家拥有的全部交换价值的总和,他相信只要勤奋、节俭就能创造财富。约翰・雷德认为,个人往往通过获得早已存在的财富而致富,而一个国家则往往是靠创造新的财富来致富。他十分强调发明创造是创造财富的主要途径。到了19世纪,李斯特认为,一个国家的昌盛是建立在生产能力的发展而不是建立在财富积累基础上的。到了20世纪,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认为工具和机器不但是劳动储存,而且更重要的是信息储存,因为凡是投入生产性劳动的地方必须要同时投入信息。此外信息同资本一样可以积累和储存而备用,一国信息的储存是它的主要宝贵财产,也是财富的最大潜在来源,因为信息可以通过把“非资源”转变为“资源”,这已成为创造财富的基本原则。
在信息文明时代,人民是财富的创造者。新的创造财富的体系,主要依赖专门的技术知识和组织,才能与熟练劳动力配合,同时还要依赖那种善于识别和利用市场机遇的敏锐经营的头脑。所有的技巧、能力和专业知识都来自于教育,因为教育不仅包含着个人对信息和实践经验的积累,而且也包含了社会对历史文化信息的积累,因此教育应该是信息文明时代最大的财富创造行业。
汤姆・斯托尼尔《信息财富――简论后工业经济》一书中指出:信息已经部分取代了工业社会对土地、劳力和资本的需求,也减少了对原料的需求。信息创造了崭新的产业部门,成了知识产业的原料。在后工业社会中,政府不但是最大的信息创造者、协调者和提供者,也因拥有最大的信息而成为后工业经济的投资者。信息就是财富可以创造财富的观点已经较符合生态文明的基本原则。
信息产业已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美国信息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现已超过70%。美国一直占据全球信息业市场份额的第一位,2006年美国信息产业增值达到1.03万亿美元;2006年日本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产值为2144.5亿美元,信息服务产业销售额约为1274.1亿美元;2006年欧盟信息产业规模达到8641.7亿美元;2006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实现销售收入4.75万亿元,全国通信业务总量完成1.53万亿元。在信息产业方面,尽管发展中国家起步晚,但其差距要比工业方面的差距容易缩小。信息产业缓冲一部分人口就业的压力,尤其是众多的人从事这种低能耗、少污染的工作,这就为在生态文明时代解决人口就业而进一步解决工业代谢污染问题带来希望。
尽管中国目前仍处于工业文明中级阶段,农业文明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只要扶植信息产业,这样便可以花很短时间使处在工业文明时代的社会迅速转入信息文明时代。信息产业将为中国大量人口从事低耗能工作提代机会,这将有利于减少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所必须支付的环境代价。
信息就是财富的观念对于生态文明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应该是集中投资,大力扶植信息产业,充分利用信息财富也可创造财富的特点,创造新的财富,利用信息对有限的资源进行优化管理,发展现代集约持续农业,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采用绿色工艺和绿色技术,避免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第五次信息革命,他引发第五次产业革命。在这场产业革命中,芯片成了信息载体,成了信息的“物化”,使信息在文化意义上成为原材料。同时芯片不仅成为在流水线上原材料,而且也成了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原材料。“信息高速公路”兴建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使“地球相对缩小”,人们相距“更近”而成为“地球村民”,而且还在于它进一步促进信息经济的发展。
如果说工业文明是以物质生产为主,把某一国家、某一地区的经济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知识和信息资源,大幅度提高产品的知识含量和高附加值,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集约化程度,以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形式,那么可以说信息文明将为宏观经济信息的采集、传输、存储、共享、处理、分析、综合提供全新的技术体系,使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建立在及时、准确和科学的基础上。可以说信息和知识的差距、信息和知识匮乏是造成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
“信息高速公路”直接导致信息经济的发展,它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的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使经济活动得以在广阔的空间,以经济、合理的方式运行,这可使信息财富的增殖空间扩大到全球乃至宇宙范围。信息经济又是典型的低碳经济,由于电子信息技术、计算机等在生产过程中的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物耗和能耗,在信息经济中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和原材料都是较低的。信息经济可避免高物耗和高速资源消耗,减轻环境污染,进一步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成为生物圈可持续发展和人类走向生态文明时代的必要资源节约手段。
“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一方面将为落后国家提供机遇,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增大南北信息化程度的差距,进而增大贫富差距。中国应该抓住机遇,迎接第五次信息革命的挑战,在建立“信息高速公路”时,应该考虑到东西差距、沿海和内地的差距。信息文明是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应该考虑先在工业文明程度高的城市间首先建立“信息高速公路”;在工业文明落后地区,应该在提高工业文明程度的同时加强农业文明建设。中国既有发达的工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衔接。
1.5 互联网到互感网的信息范型转变为全球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提供了全新的管理手段
1969年9月2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着开网络数据传输的先河,使互联网诞生。它的诞生引起了人类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又一次革命。互联网使世界合为一体,使人类迈入了信息时代,极大地缩短了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人类居住的地球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球村,互联网汇聚了地球上的各种信息,是地坏村的村民接触世界、了解世界的最大平台。在2002年,全球使用互联网的人数超过5亿,2006年这一数字超过10亿,2008年全球的网民突破了15亿。截至2010年初,中国网民数量已经突破4亿,居全球第一位,中文网站数量已经超过了300万个。可以说,信息实力已经是一个国家成为大国不可缺少的支撑力量。世界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了信息时代,通信技术和信息加工业会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1999年,在“互联网”的基础上提出了“物联网”的概念。物联网指的是在无线射频识别技术(RFID)的基础上,将各种信息传感设备(射频识别装置、激光扫描器、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等装置)与互联网结合起来而形成的一个巨大网络。通过装置在各类物体上的电子标签、传感器、二维码等与无线网络相联,给物体赋予智能,从而实现人与物体的沟通和对话,实现物体与物体互相间的沟通和对话。物联网用途广泛,可运用于政府管理、公共安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智能交通、智能家居、公共卫生、公民健康等各个领域。据预测,如果物联网全部建成,其产业要比互联网大30倍。2001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研制出了第一个智能灰尘(Smart Dust)它由微型控制器、传感器、无线收发机组成。由于应用了纳米技术,现在智能灰尘小到几毫米甚至更小,配上不同的传感器,智能灰尘就可以用到不同的地方,随手撒出一把智能类尘,每个单体智能灰尘就能与相邻的灰尘建立数据通信联系,形成一个无线网络。智能灰尘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物联网的发展。2005年11月17日,国际最信联盟(ITU)的《ITU互联网报告2005:物联网》指出:无所不在的“物联网”通信时代即将来临,世界上所有的物体从轮胎到牙刷、从房屋到纸巾都可以通过国际互联网主动进行交换,射频识别技术、传感器技术、纳米技术、智能嵌入技术将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中国的“物联网”研发技术目前已处于世界前列,海尔集团于2010年1月23日推出了“物联网冰箱”,除了普通冰箱的储存食品功能外,可以通过与网络的连接,实现冰箱与食品的对话,让消费者随时了解超市的商品信息,帮助人们制定合理的膳食方案,同时还具有强大的生活和娱乐功能,其意义不仅在于它代表了家用电器的发展方向,更重要的是它将逐渐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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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贸易的基本概念
国际贸易,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国际商品流通,具体来说,是指的商品、劳务和技术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所进行的交换或者买卖的活动。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有着显著的区别,具体表现在国际贸易是超出本国国界而进行的,不仅仅限制在本国的国民经济范围内,而是超出了本国的国民经济范围而进行的一种商品交换活动。而国内贸易在地域上是局限于本国国内的,而且其商品交换活动也只是在本国的国民经济范围之内进行的。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形式就是国际贸易,无论是在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行,还是在其发展中,国际贸易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国际贸易也是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才有的产物,在原始社会,社会制度会原始的公社制度,因此也就不存在国际贸易,随着奴隶制的出现,奴隶制的国家也开始形成,才使得商品的流通超出了本国的国界,最初的国际贸易由此而形成。
二、国际贸易创新的概念及内容
所谓国际贸易创新,具体来说指的就是在近十多年来,国际贸易及其关系发生的一些列的改革与调整的现象,这些改革与调整涉及到了国际贸易的整个过程和领域。
(一)思想和理论的创新国际贸易的创新,首先体现在其观念上的创新,观念上的创新首先是把贸易开放看成了本国对外开放的起点和一个最基本的方面,所以,一个国家贸易的开放程度也就成为了这个国家对外开放的程度。其次,对于外贸的重视程度也有所提高,充分发挥了国际贸易在本国经济中的推动作用,同时国际贸易也是协调国内贸易和国内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最后,外贸还成为了处理国家关系的一种重要的外交手段。在西方国家,还有着许许多多的新的国际贸易理论,比如说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收入偏好理论等等,这些理论的产生都从不同的方面诠释了外贸的特征,具有对于理论创新和实践的指导意义。观念和理论的创新也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一个核心和基础,影响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各个方面。
(二)制度和局势的创新从过去军事和政治色彩较重的贸易集体转变为根据地区和领域划分的各贸易利益集团,全球经济的两极分化趋势开始淡退,接连而来的是多极化格局的出现和发展。更多的新生力量出现并相互制衡,区域性为特征的贸易利益集团发展迅速。国际贸易的主要市场向东部地区转移。在制度上的创新首先表现在组织制度上,世贸组织的出现已彻底取代关贸总协定,标志着国际贸易组织制度的一大创新。世贸组织管理的幅度和范围、协调机制的系统性和全面性都优胜于关贸总协定,WTO更具权威和有效性。其次是协调制度的创新。区域性贸易利益集团的发展驱使着相应的贸易协定和协调制度的建立健全。再次是管理制度上的创新,管理制度的规定更加全面和公正。贸易制度上的创新和局势的转变都是国际贸易根本性转变的标志和特征,同样意味着以往的贸易格局和制度的淡退和新制度的产生和推广。
(三)产品和政策的创新从目前国际贸易的形式来看,股权投资及其他投资工具以及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开始成为主要的贸易产品和工具。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和提高,国际贸易也迎来了新的贸易方式和平台,网络信息以其独特的优势迅速占领市场,颠覆着国际贸易的格局和传统模式。具体包括国际贸易的结算、筹资、销售和运输等各个方面,促使国际贸易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不断革新和进步。贸易限制措施由过去直接性为主转变为间接性为主,贸易限制措施更具适应性和灵活性,同时也更加隐蔽低调,贸易政策与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和外交政策等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贸易政策的综合性更强,更加全面,包含的范围也越广。区域性贸易集团的政策措施逐步得到相关成员的认同和自觉遵守,标志着区域性贸易格局的逐步发展和强化。在当代的国际贸易中,其创新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同时,国际贸易的创新也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国际贸易的创新呈现出了许许多多的鲜明的特征,其中最为突出的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当代的国际贸易创新,具有全面性和立体性,这种创新集合了政策、构成和工具等各个方面的创新,并使其充分体现在了国际贸易的各个方面;第二,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在时间上也有着较为明显的分水岭,其立体性和全面性使得国际贸易创新在时间方面呈现了同步性,这些时间的分水岭准确地划分了国际贸易的不同发展阶段;第三,在当代的国际贸易创新中,自由和开放是其所突出的主题;第四,国际贸易创新的发动者、主导者和主要参与者还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对于国际贸易创新的发展方向起到了重要的把控作用。
三、电子商务的产生
(一)电子商务的含义所谓电子商务,包括了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的含义,它兴起于近些年,并且在全球范围内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狭义方面,电子商务指的是在对数据进行处理和传输的基础上,通过网络的平台来进行商业贸易;从广义上来讲,电子商务是指融合国际互联网、企业内部网和外部网的商务活动,并对这些商务活动进行综合的电子化的运作。
(二)电子商务的产生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普及,电子商务才逐渐得以兴起,它的出现,颠覆了传统的商务模式,对于国际贸易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电子商务的出现,使得国际贸易的程序不再像之前那么纷繁复杂,而是更为的简化,对于国际贸易的时间以及空间距离都有大大的缩小作用,从而使得国际贸易的效率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也实现了国际贸易活动简洁化、智能化以及全球化。电子商务的出现对于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电子商务使得国际贸易市场的效率更加地高,因为电子商务使得所有的信息都能够在互联网上进行传递和交换,而不再受到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大大地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和交易速度,同时有效加速了全球经济一体化。此外,电子商务的出现也使得新的国际贸易主体产生,实现了更加快速高效地供给给全球市场以产品和服务。第二,电子商务对于国际贸易的运作程序有了大大的简化,使得国际贸易的整个运作流程更加的流畅,不再受限于传统的单向物流运输的格局,大大地提高其服务效率。
四、网络贸易的兴起
(一)网络贸易的含义所谓网络贸易,是指的交易的双方直接在网上进行一种在线交易,网络贸易的实质也是也是电子商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网络贸易所利用的主要是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同时融合了国际贸易的各个流程,使得国际贸易的交易流程可以全部在网上完成,而不再需要交易双方面对面地进行,省去了传统国际贸易中很多不必要得环节。
(二)网络贸易的兴起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虽然我国得网络技术和经济都得到一定的发展,但就网络贸易而言,我国仍然处在起步阶段,国内的经济体制虽然得到了改革,经济水平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我国的整体环境还并不适宜于网络贸易的发展。虽然如此,但我国的网络贸易发展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国家开始对于网络贸易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政策上在资金上都有所扶持。网络贸易的发展使得我国的经济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为网络贸易不同于传统的贸易活动,但是传统的贸易活动在我国经济中又占据着较大的比重,所以必须对于传统的贸易意识加以破除,才能使得网络贸易得到良好的发展。因此,对于网络贸易,我们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积极的对其发展方式加以探索,只有将网络贸易成功地运用到我国的国际贸易中去,才能使得我国在国际贸易中提高竞争力,面临风险和挑战时能够无所畏惧,并借国际贸易来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
五、我国应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迅速转变观念思想,快速适应新形势当代已经是信息经济时代,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普及,网络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直接影响到全球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趋势和格局。因此,我国的企业应当积极适应当前经济格局的变化,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明确战略定位,转变思想和理念,提高对时代变化的适应性,从而提高国际贸易的竞争力,获得竞争优势,提高经济效益。因此,作为我国的国家化企业,应当用大局的眼光看待电子商务和网络信息技术对经济的影响,正确认识国际贸易的创新方式,使我国能迅速适应当前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稳定国际竞争地位。
(二)提高网络信息技术,提供网络信息保障我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的经济水平差异显著,在一定层面上看,影响了电子商务和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和推广,信息网络的基础设施建设迫在眉睫,这将直接作用于我国对国际贸易创新方式的适应和运用能力,因此尽快进行信息网络的基础设施建设非常必要,通过基础设施条件的提高,从而确保我国电子商务和网络信息技术的顺利推广和提高。
(三)重点扶持企业网络技术的学习国际贸易的主体是企业,因而电子商务和网络贸易的运作方也主要是企业,因此必须加强对企业网络信息技术的培训和普及,从而为电子商务的推广扫清障碍,促进电子商务和网络贸易在我国的顺利发展。但是由于我国普遍存在信息网络技术应用难的问题,所以需要从管理入手,首先实现管理的网络化,再逐步展开,实现全方位网络化经营。
六、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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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金融集聚 金融中心
金融产业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在促进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提升综合国力等各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世纪以来,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已相继发展为世界金融中心,我国也打造了上海、北京、深圳等金融中心,而金融中心的形成离不开金融产业的集聚。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外学者开始从金融集聚的内涵、成因、经济效应等诸多方面对其进行理论和实证的探讨,本文将对有关文献进行梳理,厘清概念。
一、金融集聚的内涵
金融集聚有着十分丰富的含义,针对这一概念,目前还没有一个得到普遍认同的定义。大多数国外学者对金融集聚的定义,是在对国际金融中心和金融产业集聚的研究中得出的。Kindle Berger(1974)最早提出了金融集聚这一概念,并指出地域的集中性是金融集聚形成的关键,因为金融活动的参与者更倾向于在某一集中的地方进行交易,在产业逐步发展的过程中,这一现象会愈加明显,规模也随之壮大,从而产生了外部规模经济效应,促使更多的市场参与者加入其中,最终形成金融集聚现象。Pandilt(2001)认为集聚效应会在金融服务业的集聚过程中产生,这一经济效应又会对金融中心的形成产生积极作用。相比于国外学者,国内学者对金融集聚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同样对金融集聚的内涵没有形成特别一致的观点。曾康霖(2008)把金融集聚一方面视为产业集聚的结果,另一方面看做是金融资源在不同区域间的流动。谭朵朵(2012)指出金融集聚既是一种产业发展的过程,同时又是一种状态或结果――功能、层次、规模上金融资源系统的有序演化和地域环境与金融资源相互作用、相互推动的结果。
二、金融集聚的形成动因
通过对金融集聚的动因梳理,笔者大致将其归纳为两个方面:
第一,信息不对称。金融地理学者Porteous,Martin,Thrift等从信息的角度阐述金融集聚形成的动因,并将金融产业理解为一种高附加值的信息服务。Thrift(1994)在研究中指出,在导致金融集聚现象出现的原因中,信息流的存在是根本原因。Porteous(1995)认为,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物理距离仍然是影响交易者之间金融交易的重要因素,因为由物理距离带来的信息不对称会增加金融交易的成本与风险。在研究金融产业集聚的宏观动因时,我国学者梁颖(2006)指出跨国金融企业的集聚是总部经济的一种类型,其作用机制在于信息经济的充分发展以及网络和其他各种通信方式的发展,使得企业内部的信息传递和组织成本降低,企业实现了内部不同组织的空间分离。
第二,规模经济。Kindle Berger(1974)分析经济全球化对金融产业的发展影响后,提出规模经济是金融集聚的重要动因,因为如果一定量的金融企业选择某一区域后,那么相比于其他区域,这一区域对其他金融关联方更具有吸引力。韩国经济学家Park(1999)首先将微观经济学中的理论规模经济运用于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和国际银行集中发展和动因的分析中,他认为跨国银行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是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重要因素,因为这有利于银行业内的合作、金融机构之间基础设施的共享与信息沟通等。在对伦敦金融服务业集聚研究时,Taylor等(2003)提出,高质量的金融人才资源、消费者和供应者的地方化有利于促进金融集聚的形成。黄解宇(2011)在分析金融集聚形成动因问题时,从空间经济学相关视角出发,指出集聚的空间外在性为金融集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金融集聚的经济效应
在阅读金融集聚相关文献时笔者发现,大多数外国学者对金融集聚效应的研究以产业集聚理论为基础,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其中,Park(1989)认为金融行业和其他行业之间可以通过金融集聚增强彼此之间的信息交流,同时可以通过对网络信息系统和基础设备的有效利用实现金融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Pandilt等(2001,2002)运用了产业集聚中的动态研究工具,指出集聚效应多多少少会对新厂商和公司成长产生影响,并且在同一个金融服务中心的各个金融机构或企业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度。Dongya Li,Yi Lu,Mingqin Wu(2012)在研究中指出,金融集聚对企业规模有积极和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若选址在金融集聚规模大的地方,更有机会发展壮大。而我国学者倾向于从区域经济增长的视角来对金融集聚的效应进行研究。刘军、黄解宇等(2007)在《金融集聚影响实体经济机制研究》中指出,金融集聚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金融集聚效应、金融扩散效应和金融的各种功能发生作用,并在研究中对各种效应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谭朵朵(2012)认为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并证明了在特定区域的聚集对当地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有很大程度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集中效应、扩散效应和创新效应。
四、金融集聚度的测量
关于金融集聚度的测量,大多数学者采用产业集聚度的测量方法和指标体系测量方法来测量金融集聚度。
第一,产业集聚的度量方法,主要有区位熵、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一赫希曼指数、EG指数等。丁艺、李靖霞(2010)运用区位嫡的方法对我国银行、证券、保险的集聚程度进行了分析,发现相比于中西部地区的金融集聚度,东部地区的明显较高。张芳(2011)运用赫芬达尔指数测算商业银行的市场集中度,结果表明,银行的集中程度较高,但是从整体来看,垄断程度却在稳步降低。白彩全(2014)综合运用区位嫡法、赫芬达尔一赫希曼指数和空间基尼系数法,度量了中部六省省会城市的金融产业集聚程度。
第二,指标体系评估法。马丹(2007)从金融规模、经济总量和金融基础三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对金融产业的集聚程度定量分析,实证结果显示,近年来华东地区金融产业集聚程度呈现出逐年增强的趋势。在关于西北经济区金融集聚程度的研究中,李文全(2011)运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进行实证研究,从金融发展度、经济持续力和金融基础支持力三方面建立指标,实证结果表明,在西北地区,西安和乌鲁木齐市的金融集聚程度相对最高。
五、结语
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发现,前人围绕着金融集聚问题不同的角度的研究,为后来者深入研究金融集聚相关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参照基础。但是与国外相比,国内学者更注重金融集聚实证方面的研究,对理论方面的研究还不够。笔者建议学者在关注国外理论研究动向的同时,结合我国实际,发展金融集聚的理论。
(作者单位为重庆工商大学)
参考文献
[1]谭朵朵.金融集聚的演化机理与效应研究[D].湖南大学,2012.
[2]黄解宇.金融集聚的内在动因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11(03):129-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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