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的基本特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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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30年来，“宏观调控”日益成为“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与创新。绩效评估、法制建设、行政问责是宏观调控制度建设与创新的主要任务。绩效评估应以政策程序为评估内容、以程序成本为评估方法、以地方政府为评估对象；法制建设应从宏观调控法和绩效管理法两个进路出发；行政问责应以科学评估和法治调控为前提。由此形成的“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仍要以宏观调控法治化为终极取向。

面对国内经济在通胀与增长之间的艰难徘徊、以及国际金融风暴的愈演愈烈，中央政府毅然启动了新世纪以来的第二轮宏观调控。相对于2003一2004年首轮调控而言，本轮所处的环境更为复杂、条件更为困难、争议更为激烈。从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经验来看，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不仅在于政策的选择、更在于政策的施行。本文试图就宏观调控的绩效评估、法制建设、行政问责等问题展开讨论，相信此种讨论既可为当下调控建言献策，亦可为“中国模式”拾薪添火。

一、宏观调控的绩效评估

作为典型的中国化国民经济管理术语，“宏观调控”有别于日常的政府经济管理行为[1]，对其进行的绩效评估显然也应与一般意义上的政府绩效评估相区别。关于政府绩效评估的理论与实践不胜枚举，但迄今为止尚未有直接针对宏观调控进行的绩效评估，此中难处一方面在于作为“例外行动”的宏观调控自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则在于评估内容、方法与对象的模糊性。

（一）评估内容：实体与程序之辨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行为当然具备实体与程序的双重属性，调控实体主要指具体的政策选择，调控程序主要指具体的政策实施。关于调控实体的绩效评估本质上属于目标绩效评估，也即对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之间关系的考察[2]，经济学界对此已经有着较为充分的讨论，例如丁伯根法则、政策损失函数等政策评价的技术方法[3]。暂时不考虑评价技术设计的目标选择问题，对调控实体绩效评估的理解并不困难，而且基本属于学院派的理论讨论和政策争议，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府绩效评估范畴。

相比之下，调控程序绩效更应成为评估的核心内容，一是因为调控程序较之调控实体更充分地表现了政府公共管理和危机管理的基本能力；二是由于宏观调控的高度专业性与临时性使得实体评价的成本过高、风险过大，而历次调控的基本程序却相对稳定；三是源于政府集体决策的“公共负担原则”，对调控程序的问责比对调控实体的问责更有意义。

（二）评估方法：成本与收益之议

经典的绩效评估理论本质上就是一种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政府绩效评估的大多数类型也属于此，西方国家近年来盛行的标杆管理、全面质量管理、平衡计分卡等技术方法均深刻体现了这一思想。但是，将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直接引人政府经济管理、进而是宏观调控领域，则会出现一系列困难和悖论。例如，宏观调控引致的全社会福利水平的变化可能并不会在短期内得到完全体现，也即所谓的“管理时滞现象”，再加之收益的无法完全货币量化的特点，使得绩效评价至少在理论上是难以操作的[4]。

客观地讲，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等经济管理工作确实要占用一定的社会资源，无论是物质的、货币化的，还是非物质的、非货币化社会资源，都是调控成本的必要组成，绩效评估目的之一就在于逐步降低“成本/收益”比率，但问题依旧在于比率量化的困难。此外，由于‘快策黑箱”的存在，使得实体绩效较之程序绩效的成本收益分析更为困难，而行政程序实施成本相对容易把握，那么关键就在于调控程序收益的技术处理。考虑到调控中政府自身限制因素的影响[5]，调控收益可以量化为包括政策实施时间、政策分解效果、政策执行程序以及主要实体指标及其改进情况在内的一整套指标体系[6]。

（三）评估对象：中央与地方之争

在西方国家“政府干预”的理论体系中，主要矛盾体现为政府与企业间关系，那么评估对象自然为克服市场失灵的政府主体。但是，从历次宏观调控实践来看，我国矛盾主要体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而且调控程序的实施成本也主要来自省级政府的“政策化解”，由此导致了宏观调控绩效评估对象问题的复杂化：调控实体的问题主要出现在中央层面、调控程序的问题主要出现在地方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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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调控；物价上涨；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是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和基本目标。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中国经济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经济条件的变化、国际间经济波动的传递、国际游资的投机性冲击等，都可以产生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政府对经济调控不仅仅是实现国内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要同时关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实现内部与外部两个均衡，不断规范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

一、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宏观调控的目标和手段

宏观调控是指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经济措施。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宏观调控必须统筹兼顾，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断探索二者的平衡点。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但市场不是万能的。因此，必须要重视政府的规范和管理。现代市场经济是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经济体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变化和调整与全球经济发展变化的大背景和大环境紧密联系。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也应顺应金融全球化趋势，关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方式，明确结构协调和总量平衡相结合的宏观调控目标。

二、目前经济形势及原因分析

（一）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当前国内外环境仍然极为复杂，不确定性因素很多。从国际看，主要经济体经济恢复增长，但国际市场粮食、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涨，通胀压力正在从新兴经济体扩大到发达经济体。从国内看，虽然发展的有利条件较多，但面临的挑战也不少，主要是物价上涨比较快、通胀预期增强。2010年7月份以来，受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以农产品为主的生活必需品价格开始出现较快上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创新高。在中国经济社会向好势头进一步巩固的关键时期，部分农产品价格大幅上升，出现 “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苹什么”一系列新词汇，物价上涨成为百姓关注的热点。同时，毒奶粉、地沟油、染色馒头等食品安全问题频现。为此，中央果断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相关部门也紧急行动，坚决抑制对农产品等的过度投机行为。调控效果有所显现，部分品种价格回落幅度明显。但2010年11月份CPI涨幅继续冲高，显示出物价调控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目前农产品价格上涨通过各种价格传导机制已经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带动整体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压力上升。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了2011年一季度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基本保持了平稳态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7%，但居民消费价格也呈现持续上涨趋势，同比上涨5%，其中3月份CPI涨幅达5.4%。

（二）原因分析

1、农产品成本和需求增加。农产品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农产品的成本和需求增加，主要是气候、石油价格、生物能源使用等多种因素促成的。首先，全球气温持续升高，自然灾害日益增多，环境污染更加严重等对农业生产带来不利影响，农产品生产环境愈加恶劣，农产品产量下降；其次，随着不可再生能源的日益枯竭，石油等重要燃料变得越来越紧缺，油价上涨促使生物替代能源快速发展。生物燃料需求增多，导致小麦、大豆、棕榈油等农产品价格高涨；最后，油价上涨导致化肥、农药等农用物资价格上涨，相关运输费用提高，从而抬高了农产品生产成本与售价。同时，由于对农业投入不足，土地退化、耕地面积不断趋于减少的现象日益严重，都给农产品生产带来不利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粮食增产困难，农产品的供给相对不足。另外，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消费升级，大家对肉类食品的消费量增加，带动了人均粮食和农产品的消费增多。研究表明，生产1公斤牛肉大约需要8公斤谷物饲料，即1∶8，猪肉约1∶3，鸡肉约1∶2。

2、市场流动性过剩。各种农产品价格轮番上涨，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在于市场流动性过剩。从国际上看，全球流动性过剩是导致发展中国家通胀的根源。目前，全球流动性泛滥的问题仍在发展，美联储今年决定继续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导美元贬值，削弱了美元资产对短期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导致大量短期国际资本涌入收益率较高的中国，加剧了国内市场流通性过剩问题。全球流动性泛滥趋势进一步增强，我国面临着更大的资本流入压力。近年来，我国经济系统中货币量快速增长，2010年底广义货币供应量已经超过71万亿元人民币，为全球最高。货币量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同期经济增长速度，是价格波动的重要力量。庞大的游资不断追逐有限的资源，导致游资流向哪里，那里的资产价格就会出现上涨。流动性过剩推升了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11年1～3月份中国进口的原油、大豆、煤炭、铁矿石的价格同比分别上涨了24.5%、25.6%、21%和62.6%。目前，通胀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而今后我国面临的流动性压力短期难以有效缓解。

3、其他因素。我国由于对铁矿石、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高度依赖，面临国际市场输入型通货膨胀的风险加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会通过进口的途径传导至国内，引起国内商品价格上涨，加剧国内通胀预期。外部输入性通胀的传导，使国内资源品价格向国际水平看齐。由于工业化、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国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需求拉动，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借贷利率上升等因素综合影响，使能源原材料价格、劳动力价格、资金使用价格等经济要素价格持续上涨，也是推动当前CPI上涨的长期因素。

农产品物价上涨，既有饮食结构改变、自然灾害加剧、耕地减少、投机加剧等因素，也有农产品成本和需求上升等必然趋势；既有国际农产品、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外部影响，也有我国实施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给物价上涨造成的压力。尽管当前物价上涨尚在可控范围，并未出现严重通胀，但从长期看，通胀压力仍将持续存在并不断扩展，对于通胀预期的管理不能松懈。到目前为止，价格波动还限制在食品领域，但通过各种价格传导机制，通货膨胀还可能扩散到其他领域。

三、完善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建议

（一）宏观调控重点是管理通胀预期。在市场经济中，商品和服务的供应及需求受价格规律及自由市场机制所影响。市场经济带来经济增长，但会引发通货膨胀，而后所跟随的衰退却使经济停滞甚至倒退，这种周期波动对社会资源及生产力都构成严重影响。所以，今后一段时期的宏观调控，要注意控制通胀，调整结构，促进改革，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宏观调控既需要广泛多样的政策储备，又需要对经济态势的科学判断与审慎抉择。针对目前复杂的经济态势，要加强对通胀预期的管理。政策着眼点是控制通胀，实施强力宏观经济调控措施，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

（二）增加供给和保障农产品价格稳定。由于农民种植农产品的比较收益不及能够从事的其他行业收益高，农民种植积极性一直在下滑，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实行有关刺激农民种粮的多项补贴措施以来，农民种粮积极性下滑的趋势有了一些遏制，但总体趋势仍无法改变。我国应高度重视农产品安全，制定严格的土地使用政策，保证农产品产量稳步增长所需的耕地资源；不断加大国家财政对基本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和农业科技的投入，充分调动农民种植农产品的积极性，促进农产品产量和品种不断增加，农产品品质不断提高。通过有效宏观调控和引导措施，确保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生产稳定，为稳定物价打下扎实基础。要加强市场保障和价格稳定工作，落实“米袋子”和 “菜篮子”负责制，完善市场调控预案，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价格秩序。实施有针对性的举措，从多个方面维护价格水平基本稳定。

（三）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流动性管理。今后一段时期的宏观调控，要注意控制通胀，调整结构，促进改革，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需要多管并举，构筑疏导货币的政策体系，稳步控制货币规模。货币政策的调整，在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宏观调控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加强流动性管理是货币政策的重要任务，加强流动性管理要考虑长期通胀预期，改变负利率状况，支持实业发展，打击投机行为，形成经济良性发展循环，营造好的发展环境。未来通胀有可能进一步蔓延，在货币政策的发挥作用方向和力度都将进行调整，加强流动性管理，抑制流动性过剩。货币政策需要适度调整和转变，直接或间接引导货币流向，这是出于防通胀的需要，也是出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需要。货币政策要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把控制通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四）其他。在货币政策转向稳健的情况下，应更多地运用财政政策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同时通过财政补贴等手段降低物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体造成的冲击。物价的高低是与收入增长相对应的，物价上涨时期保持收入增长快于物价增长，特别是使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得到不断的改善。宏观调控如同对弈，不能看一步走一步，应不断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科学性。宏观调控既要控制物价持续上涨逐渐表现出来的通货膨胀势头，又要调整结构，促进改革，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归根结底，还是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通过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来寻找新的、持久的经济增长动力。不断完善形成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力资源、金融资源和重要商品资料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尊重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在深化改革中推进经济转轨。

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应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明确结构协调和总量平衡相结合的宏观调控目标，关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实现内部与外部两个均衡，不断规范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促进社会转型宏观调控，既要解决当前突出问题，又要切实推进解决深层次矛盾和化解潜在风险，为长远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只要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稳定经济增长、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的关系，才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学院经济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卢锋.新时期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特点[J].上海经济，201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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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否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一个企业、公司，它的范围再大，产值再高，但它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属微观经济范畴。而县、乡的经济，它的范围再小，产值再低，由于它不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因而属宏观经济范畴。在旧的体制下国家直接经营企业，国家统负盈亏，企业实际上是国家政府部门的附属物，而全国实际上也是一个大企业，也就很难区分宏观与微观经济。第二，是否是经济总体。一般说宏观经济表现为一定范围内的经济总体，而微观经济则表现为一定的经济个体或经济系统要素。据此，不难得出结论，宏观经济就是指一定范围的经济总体及其总体运行。其外延包括整个国民经济总体、地区、城市、部门、县、乡镇总体等。微观经济则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及其活动，其外延包括企业、公司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基本经济单位。因此，单从管理主体方面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凡是国家政府机构发挥其应有的经济职能所进行的管理则是宏观经济管理。这一点也是划分宏观、微观经济管理的显著标志之一。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宏观经济管理就是国家各级政府部门为了保证整个国民经济大体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并取得较好的宏观经济效益，对一定范围内的经济总体及其运行所进行的规划、调节、监督和服务等过程。在这里国家各级政府部门是宏观管理的主体，一定范围内的经济总体及其运行是它的客体，取得较好经济效益是目的。规划、调节、监督、服务则是它应发挥的主要经济职能。

二、理解、掌握宏观经济管理的本质特征

综观我党到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包含了两个基本方面：即一是要坚持搞活企业，搞活微观经济；二是要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这两个基本方面是相互统一、相互制约、不可分割的。忽视任何一个方面，国民经济就不能协调稳定地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就不能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管理体系，这是由它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的。首先与微观经济管理相比，它的特点主要是：（1）管理主体的行政性；（2）管理客体的总体性；（3）管理方式的间接性；（4）所需信息的综合性；（5）管理目标的全局性。其次，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与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也有本质不同，主要表现在：（1）指导思想不同；（2）管理主体与客体不同；（3）管理内容不同；（4）管理方式不同；（5）管理目的不同。总之，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宏观经济体系不同于过去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体系，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而且在指导思想、管理内容和管理方式方法等方面都有较大变化。从指导思想上说，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是建立在社会主义产品经济基础上的，而宏观调控体系则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力求做到计划与市场即价值规律调节的统一。从管理的内容上看宏观调控体系则以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开为前提，而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则混淆一起，统包统揽。宏观调控体系的着眼点主要放在国家政府部门以对整个宏观经济的长远和全局发展进行规划、调节监督和服务上。从管理方法上看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主要运用间接管理的方式，运用指导性计划和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为主的方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进行间接的调节和引导，而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则运用直接管理，指令性计划、行政手段为主的方法进行直接的全面的控制。

三、完善探索实现经济管理结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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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成书较早，但是对当前阶段的经济法理论体系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将针对著作的本体论重构部分进行分析，以求抛砖引玉。

 

《经济法理论的重构》(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版)一书，是张守文老师针对中国成功入世后，崭新的国际形势国内环境使得相关的经济法理论及实践都发生巨大转变的情况，对原有的经济法理论进行的重构。

 

本书在重构经济法的理论时“立基于传统，并从中汲取营养”(第3页)，同时也“扬弃传统，并实现自我超越”(第3页)，因此尽管本书成文较早，但对当前阶段的经济法理论体系建设有重大的意义。

 

在本体论的论述中作者提出了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二元结构”，它蕴含和贯穿多个层级，并且通过“二元结构”的基本理论让我们看到了经济法理论系统的内在联系，看到各类经济法主体的政策或对策及其利益追求对其具体行为的影响。

 

一、“属+种差”的经济法概念界定

 

目前“属+种差”的方式提炼经济法的概念比较合适，“‘属’是指经济法也是‘一类法律规范的总称’;而‘种差’，则是只经济法所调整的‘特定社会关系’或称‘特定经济关系’，他是经济法的特定调整对象和调整范围”(第200页)。而目前对于经济法的不同概念都是基于对调整对象和调整范围的不同认识。

 

本书在定义经济法的概念时，着重讨论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理论。其以“公私二元结构”和“知行二元结构”等基本假设为基础，为经济法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

 

作者运用双手并用假设、两个失灵假设等反应现实问题的假设，对经济法的具体调整范围进行分析。通过“社会关系说”的界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通过“行为说”的界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宏观调控行为和市场规制行为。

 

比较这两种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实际上是“宏观与微观相并存，间接与直接想共生”的“二元结构”。在经过对调整对象的进一步细化，我们可以从“社会关系说”的角度得到“经济法是调整在现代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第212页);从“行为说”的角度的到“经济法是规范经济调制行为和市场对策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第213页)。但是不管是哪种形式的定义，都是以调整对象的“二分法”为基础的。

 

在我们按照作者的思路定义经济法的同时，我们可以发现作者架构了一个分析框架，根据这个分析框架，可以分解出多个理论和与之相对的不同层次的“二元结构”，其中不仅仅包含“调整对象上的二元结构，还包括经济法的体系、主体、行为、权益、责任等方面的二元结构”(第216-217页)。

 

二、经济性与规制性的基本特征

 

经济法的特征，是经济法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的特有征象，也是表征经济法本质特点的概括性标志。经济法的特征是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相区别的依据，根据书中形成的二元结构的框架，经济法的特征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概念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在二元结构的统领下，经济法的经济性和规制性特点与经济法调整对象中的两种社会关系(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两种调整手段(宏观调控手段和市场规制手段)都直接相联系、相对应。这也体现了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之间的内在一致性。

 

尽管这两大特征在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中都有各自的表现形式，但是两者相互之间也有密切的内在联系。经济性和规制性都内含于经济法制度之中，在经济法的规范之下，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经济活动有效运转，最大的体现其经济性;同时，通过法律等形式公布的经济法从内容到形式也体现了其规执性。因此，两者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也体现了经济法的宗旨和调整手段的密切联系。

 

三、“二元结构”的经济法体系

 

经济法的体系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比调整对象更加形象具体的体现着经济法的理论的相关问题。作者在论述中注重用“二元结构”理论解析经济法体系，同时也“一分为二”的解决相关新问题。

 

由于经济法体系与调整对象密切相关，作者将经济法体系对应的分解成了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两大部分，由此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二元结构”，与调整对象的“二元结构”相对应。并根据两个调整对象所包含的内容，经济法体系之下的“二元结构”还各有一些相应的第二层级的亚部门法(第266页)。在亚部门法之下还有若干小的部门法。

 

上述的结构是在“二元结构”指导之下的最基本的经济法体系结构。经济法是一个新兴的部门法，它还在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断产生新的部门法律和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作者适用了在“二元结构”指导下的“一分为二”的解决方法，也就是在考虑新产生的问题的时候要从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两个方面考量。

 

作者在这里提出了二元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存在内在关联。[1]所谓“一分为二”思考方法，是将新兴部门法分别置于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之下，看产生的法律有哪些部分与之相符合。在经济法的领域下现有的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有走向融合的趋势。

 

四、总结

 

本书吸收了杨紫烜老师“国家协调论”相关理论，在国家协调的基础之上考虑市场规制，“二元结构”思想贯穿其经济法理论重构的始终，使调整对象、调整手段、法律主体、调整领域等都系统的关联在了一起，并且探究到了相互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作者提出的“二分法”理论，是目前经济法学界的主流思想，但在这基础上作者对其进行了发展和改进，提出“二元结构”的理论思想。虽然本文仅仅分析了作者在本体论的重构，但是作者也将“二元结构”贯穿始终。

 

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单单将经济法的体系划分为二元是不够的。在当前社会环境下，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等单纯追求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日益凸显，人民亟需用法律将环境保护、资源节约进行规范。

 

而这些领域，并不能简单的用调整对象的属性确定其公私法属性，这些法律调整的不是简单的在宏观领域之下或者市场规制之下，在某种程度上“二元结构”的观点不能满足经济法现在的发展趋势，经济法的结构构思要更有层次性，更立体的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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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竞争法；宏观调控；核心

中图分类号：D923.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6-000-01

一、国内文献综述

在现代市场竞争经济中，竞争法律制度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正因如此，学界对于竞争法地位的研究也比较丰富。而且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竞争法在经济法中居于核心地位。

有的学者认为竞争法是经济法的核心的理由，市场经济的显著特点就是竞争的存在，所以保护良性的竞争是经济法始终无法忽视的重要目标。（吕明瑜，2003）这种看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仅仅是将市场规制法律范围内的各种规范进行比较就得出竞争法是经济法的核心的结论显然难以服众，毕竟市场规制法律只是经济法的一部分。很多人认为竞争法之所以是经济法的核心，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竞争、市场、经济法三者之间的关系决定的。（秦蓁，2003）（周星妤，2010）简而言之，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而经济法是围绕市场进行的，所以竞争法是经济法的核心。这样的逻辑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把竞争与竞争法等同起来了。我们应该明确的是，规制竞争行为的除了竞争法还有其他法律，比如说国家的宏观调控就是在市场失灵的时候出面恢复正常的市场竞争状态的。因此，这一说法明显不能自圆其说。

二、竞争法是否是经济法的核心不能一概而论

尽管很多人认为竞争法是经济法的核心，但是经过上文的分析，很多论据并不足以支撑这一理论观点。其中，最明显的逻辑漏洞就是学者仅从竞争法对经济法的重要性分析，而缺少对竞争法与经济法中的其他法律重要性的比较研究。对于经济法的内容，我国普遍认为分为两大部分，即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①，显然竞争法属于市场规制法的范围。那么，经济法的核心到底是宏观调控法还是市场规制法（竞争法）呢？笔者认为不能一概而论。不同国家的情况并不一样，竞争法在经济法中的地位也不一样。例如，日本的经济法就主要是市场规制法，在日本的法律体系中，竞争法确实是经济法的核心。

但是，如果是在我国，这种说法就值得怀疑了。在经济法的体系构成中，市场规制法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产品质量法等，宏观调控法包括财政法、计划法、产业政策法、金融法等。市场规制法与宏观调控法对经济法都很重要，但是在我国，宏观调控法在经济法中的地位更重要。

一方面，市场规制法必须以宏观调控法为条件②。宏观调控法的执行，能够为市场规制法的运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这是市场规制法得以正常实施的基础性条件。此外，宏观调控法为市场规制法的具体实施提供了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为市场规制法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市场规制法是对宏观调控法的具体落实。简言之，只有宏观调控好了，微观的市场规制才能发挥出实效。

另一方面，从经济法的概念来看，宏观调控法在经济法中的地位更突出。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是市场宏观调控之法，国家干预是经济法的本质。经济法产生的原因就是因为市场失灵，经济秩序非常混乱，而且当时的其他法律制度也失灵了，无法靠传统的法律对扰乱市场的行为进行规制。所以，以国家干预为内容的经济法就出现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国家干预，就没有经济法。因此，从经济法的概念上分析，宏观调控法在经济法中居于核心地位。而且，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自然是非常重视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

三、竞争法是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诚如我们所知，竞争法的主要内容就是规制市场竞争行为，竞争法是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经济法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从而进一步实现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竞争法则是最直接的非常有效的保护竞争秩序的规则，所以经济法离不开竞争法，经济法目的的实现在很多方面依赖于竞争法这一途径，竞争法是经济法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在经济领域，竞争政策指导着其他政策的运行。“竞争法是国家依据竞争政策制定的。”③竞争政策是为了保护竞争和竞争者，它属于经济政策的一种。那么竞争政策与经济政策中的其他政策的关系如何呢？争议得比较多的就是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我们知道，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一般会影响到市场经济结构的变化，产业政策是国家制定的，自然应当考虑到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所以，对产业政策的制定多数都会考虑到相关竞争政策的内容。退一步说，如果两种政策之间产生了冲突，仍应以竞争政策的适用为优先选择。因为，产业政策的制定有一定的局限性，更多地考虑的是本产业自身的发展，从而对整体的兼顾不够。因此，竞争政策指导着产业政策的制定，竞争政策的适用具有优先性。所以，依据竞争政策而制定的竞争法是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竞争法在我国不是经济法的核心，但是经济法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竞争法的准确定位，不仅利于我们从理论上完善对竞争法的研究，而且能够正视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

注释：

①参见王琳.论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关系[J]，生产力研究，2006，（11）.

②参见邱本.论经济法的共识[J]，现代法学，2013，（4）.

③王晓晔.论竞争法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地位[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参考文献：

[1]邱本.论经济法的共识[J].现代法学，2013，（4）.

[2]程宝山.经济法理论的新思考[J].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5）.

[3]吕明瑜.关于竞争法地位问题的探讨[J].经济师，2003，（2）.

[4]王晓晔.论竞争法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地位[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5]秦蓁.论竞争法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法律建设中的核心地位[J].求实，2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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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房地产 宏观调控 交易成本 准公共产品

我国房地产市场虽经一年宏观调控，但是整个市场走向没有改变，市场房价仍呈快速上涨势头。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6年第1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20.2%，其中商品住宅投资增长23.1%，房地产企业开发土地面积同比增长53.3%，而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则同比上涨5.5%，部分城市上涨幅度在10%以上。在这种形势下，有必要认真审视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政策目标，进一步明确调控的依据和政策边界，以切实推进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工作。

一、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

政府到底为什么要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为什么要给居民提供一定的住房保障？从现象上看，房地产市场出现投资过热、商品房价格偏高以及百姓住房困难等都是原因，然而从本质上看房地产市场某些内在缺陷才是决定性因素，这些因素导致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无法达到市场供求均衡，更不能避免出现严重的市场失灵。正因为如此，从理论上说政府必须通过积极的干预和调控，促进和保障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1.房地产市场具有高交易成本特征，存在投机炒作问题。与一般商品不同，房地产除了可以满足居住需要的使用价值外，还具有较高的投机炒作价值。房地产为什么可以用来投机炒作，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种解释，但归根结底在于房地产市场有较高的门槛，具有高交易成本特征。首先，房地产是较为复杂和特殊的商品，房地产市场的参与者，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需要掌握较多的知识和信息，才能成为理性的市场参与者，才能作出其最优决策。现实中房地产的供应者与消费者之间往往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占有更多信息的一方可以利用这种优势攫取更多的利益，这一点在房地产商一方表现得特别突出。其次，与房地产相关联的土地是稀缺与自然垄断的，加上房地产开发资金需要量较大，以至于房地产市场进入门槛比较高，难以在短期内形成完全竞争市场，进而无法保证市场信息是完全的、公开的。虽然房地产市场这种高交易成本特征可以随着市场的逐渐发育成熟而有所弱化，但仍然会一定程度地存在，相应地市场投机炒作问题总是存在，因而依靠市场自身不可能解决投机炒作问题。

2.房地产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其价值无法依靠市场完全实现。房地产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有时也称作“二重性”、社会属性或政策性。一般商品的消费可能只给私人带来收益，而房地产却不一样，它的消费含有公共利益成分，或者外部效益。比如，居民享有适当的住房不仅给居民本人带来利益，而且会对周围环境，对其他居民带来益处，包括公共卫生、市容环境、社会治安等方面的利益。另外，房地产消费，特别是居民购房置业，对增强其对国家及所在城市的归属意识有很大促进作用。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西方国家特别采取了鼓励居民购房置业的政策，都存在这方面的动机。就不同档次的房地产来说，中低档的普通商品房的公共利益成分所占比重更大，准公共产品属性更为突出。不难证明，让中低收入人士安居乐业将给社会带来的好处，体现出的外部效益是无与伦比的。然而，房地产的准公共产品属性所体现的外部效益并不能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市场机制在公共产品供应或者说公共价值的实现上是失灵的。既然完全由市场机制调节，房地产的一部分价值得不到实现，那么房地产市场供应将可能相对不足，并且主要体现为普通商品房供应相对不足。这时房地产市场虽然可能会出现供求均衡，但那并非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的均衡，不是保证居民充分享受到住房福利的最优均衡。

3.房地产具有一定的垄断性特征，能够导致市场供求结构失衡。房地产的供应以土地为基础，而土地具有自然垄断性特征。任一特定区位的土地都是稀缺的、不可替代的，其供应是有限的。土地的自然垄断性特征则衍生出了房地产的垄断性特征。房地产的垄断性体现为房地产的非同质性。在房地产市场上，受区位因素限制，尽管可以有两套价格相同的商品房，但不可能有两套品质完全一样的商品房。房地产这种非同质性使得任何一套商品房都有其惟一性或者说独占性特征，使得房地产的供应者具备某种程度的垄断地位。房地产的垄断性特征最终导致房地产市场的供求结构失衡。垄断表面上看是导致高价格，但价格不是问题的根本，供求结构失衡才是根本问题。由于中高档商品房定价的弹性空间比普通商品房大，可以更好地实现甚至扩张垄断收益，所以房地产企业会倾向于开发中高档商品房。其结果必然是房地产供应结构失衡，房地产市场的这种供应结构失衡，根源于土地自然特征及稀缺性特征，是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垄断引发的，因而无法靠市场力量来消除。

二、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目标分类

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正是针对房地产市场内在缺陷展开的，其总体目标就是要消除市场失灵的影响，保障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均衡和健康发展，促使其与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相协调。根据所针对市场缺陷的不同和政策效应大小，政府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目标可分为投机抑制目标、均衡供应目标与福利保障目标。

1.投机抑制目标。把房地产市场上的投机活动抑制在一定程度之内，或者完全遏止投机行为，是政府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最经常目标。针对房地产市场投机行为的抑制性政策则是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中最常见政策。房地产市场上投机行为包括商品房的炒作买卖和房地产开发投资过热，其共性是没有正常市场消费需求基础。这些投机行为的存在，一方面可以给房地产市场集聚更多的资金，增加市场活力；另一方面又可能引发房地产投资过热，市场炒作过度，导致房地产价格偏高，严重时可能形成影响经济正常运行的房地产泡沫。正因为房地产市场投机行为存在两种不同方向的作用，在实践中各国政府往往根据实际情况，对市场投机行为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态度，实行不同的调控政策。不过，当市场炒作气氛过于浓厚，房地产泡沫非常明显时，各国政府无一例外地会制订程度不同的投机抑制目标，采取相应宏观调控政策。

2.均衡供应目标。在房地产市场发展过程中，投资者对于土地垄断利润的追求所导致的房地产市场供应结构问题既包括中高档商品房供应量过大，而普通及低档商品房供应量偏小，也包括房地产商为追求土地垄断收益，对土地、商品房的囤积所引发的房地产市场当期供应相对不足。政府均衡供应目标就是针这些问题提出来的。政府根据房地产资源稀缺状况，特别是土地资源禀赋，结合经济发展水平，确定适当的，即与居民其它方面消费水平相协调的房地产供给水平，并通过政策引导予以保障，所实现的就是房地产市场均衡供应目标。它包括两个层次供求均衡，一是房地产市场供应与其它商品的供应相对均衡，居民的居住消费与其它商品的消费水平相协调；二是房地产内部结构供应相对均衡，各种档次的商品房供应都与需求基本相当，特别是中低档商品房的供应与广大居民的住房需求基本相当。

3.福利保障目标。政府为了实现房地产所包含的公共利益或价值，按照公共产品由公共提供的原则，通过有关公共政策参与和调节房地产的供应，为部分居民提供一定的房地产消费福利，由此所引起部分居民房地产消费水平的相对提高，享有基本的住房消费福利，使市场供求均衡得到优化和保障，体现的就是房地产福利保障目标。理论上政府的房地产福利保障极限是使房地产的公共价值得到充分实现，居民享受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一致的住房福利，住房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市场达到最优均衡。简单地说就是居民房地产消费水平不滞后或超前于其它商品消费水平。现实中政府的房地产福利保障因经济发展阶段、政府财力的不同而情况迥异。目前世界各国都没有给居民普惠制的住房福利，但都程度不同地给中低收入居民提供住房保障，促使居民享有基本的居住条件。即使是极度崇尚自由市场制度的美国也有住房福利保障政策。

三、我国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目标选择与政策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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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复初教授长期从事财务会计与国有资产管理的理论研究，在科研上取得重要成果。郭复初教授在其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了国家财务理论（1986年）、财务机制理论（1986年）、大财务论（1983年）、本金投入产出论（1993年）和本金基金分流论（1997年）等具有创新性的理论。国家财务论，明确界定了国有资本与国家财政资金的性质区别，提出由财政统管国有资本的危害，主张设立独立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管理国有资本，这一原创性理论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有促进作用，为实际部门所采纳，并为后来学术界的“宏观财务论”和“财务分层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财务机制论，首次将财务的功能拓展到对微观与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为后来学术界的“财务中心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本金基金分流论提供了通过资金的分流控制规范政府各部门职能的政策建议，对推行公共财政和促使政府部门职能转变有重要作用。

郭复初教授的财务理论体系是由三大理论构成的，一是基本财务理论，二是国家财务理论，三是财务机制与财务调控理论。

基本财务理论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财务范畴本金之上。所谓本金是直接为商品生产和流通活动而垫支的货币资金，具有循环周转和增值性的特点。本金是资金中处于物质生产流通领域之中的部分，而处在物质生产流通领域之外的财政资金、保险资金只是货币资金而非本金。从本金这个范畴出发，郭复初教授把财务的本质描述为本金的投入与收益活动及其所形成的特定的经济关系。由于本金投入与收益活动的主体不同，国有经济财务包括国家财务、企业财务和个人财务等层次，前者为宏观财务，后者为微观财务。本金的投入与收益决定了财务的职能是筹资、调节、分配和监督。财务的本质和职能决定了财务管理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和本金扩大化。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和本金扩大化的理财目标，财务管理必须遵循计划性、真实性、责任性、权益性等管理原则，并运用一系列现代财务管理方法，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基本财务理论框架。

国家财务理论由五个具体理论构成：（1）国家财务独立论，包括国家财务存在的客观性、国家财务与财政的关系、国家财务管理体制的独立构建等内容。其中，国家财务和国家财政关系的合理区分是国家财务独立论的核心。（2）国家财务筹资论，包括国家财务筹资的主体、目标、渠道、方式和风险等内容。（3）国家财务投资论，包括国家财务投资的主体、范围、结构优化、项目评估、投资资金的使用效益以及投资风险的控制和考核。（4）国家财务分配论，包括国家财务分配的目的、内容、特点以及收益分配的结构和模式选择。（5）国家财务控制论，包括国家财务控制在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中的地位、调控的方式、重要经济参数的运用等。在这“五论”中，最重要的是国家财务独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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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现调控；政府失灵；主流宏现经济政策；经济泡沫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活动中起基础性作用，以政府干预来弥补“市场失灵”。同时，在总量平衡、结构调整和长期发展战略方面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崭期时期，宏观经济调控将面临新的挑战。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如何防止“政府失灵”问题

所谓“政府失灵”是指政府干预经济不当，未能有效克服市场失灵，却阻碍和限制了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从而导致经济关系扭曲，市场缺陷和混乱加重，以致社会资源最优配置难以实现（刘俊奇，1999）。具体地说，“政府失灵”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其一，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达不到预期目标；其二，政府干预虽达到了预期目标但成本高昂；其三，干预活动达到预期目标且效率较高但引发了负效应。

析“政府失灵”的成因很多，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政府对经济的认识难以完全符合经济规律，即使一定时期抓住了规律，然而规律本身是发展变化的，因而不可能穷尽。进而，政府的决策不可能完全正确；2.政府角色错位。即政府未能恪守其“增进市场论”的基本角色，干预的范围和力度过大，超出了矫正市场失灵、维护市场机制顺畅运行的合理界限；3.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是依靠市场主体的驱利动机来实现政府调控目标的。而政府干预的目标、手段可能与市场机制运行的要求、微观主体的目标和情况相冲突。因而，宏观调控的效果不能由政府来完全左右；4.政府的组织机构、运行机制不可能完全统一和协调，因而可能导致政策的制定、执行的非科学化和非理性化；5.政府官员的腐败和政策的不恰当可能导致“寻租活动‘的大量存在，从而扭曲了经济关系，障碍资源的合理配置。

我国这几年：“政府失灵”的例子主要有：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上市指标搞行政切块分配；贷款权上收，城市合作银行合并，农村合作基金的撤并；允许甚至鼓励行业自律价格的存在；恢复对粮棉收购的管制；物价持续走低；民间投资和消费启而不动等。

当前，我国“政府失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角色错位时常出现，往往干预过度，破坏了市场机制运作的合理界限。这是由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影响还在发挥作用；二是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难以达到预期目标。这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已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还不能充分把握其运行规律。如何克服这两大问题，是我国近期防止“政府失灵”的主要任务。

二、如何实施主流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转变

关于当前宏观经济中的困境即物价持续下跌（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成因，人们已阐述得很充分了。笔者认为理论界从整体上已达成了共识，只是角度可能不同，在此不再复述（参阅江勇、熊正栋，1999；戴培昆，1999）。

但是人们对当前“有效需求不足”局面的性质判断，笔者不敢苟同。如“经济发展新阶段一个主要的标志就是所谓阶段性有效需求不足”（参见张晓晶，2000），另如1998年有一种“V”型理论认为经济会迅速上升等等，这些把我国当前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看作是阶段性的，即使他们也可能意识到这种局面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存在。然而，我们的观点是：“有效需求不足”是体制改革的结果，搞市场经济就要长期面对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更进一步地说，“有效需求不足”是市场经济的共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例外。

同时，买方市场的形成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我国的主要矛盾已转移。我国的主要矛盾依然是生产力水平的落后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因为“有效需求不足”隐含着人们有需求但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这与存款的多少并不等同）。因此，在经济转轨时期，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仍然是如何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不仅仅指总量增长，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何提高增长质量和增长效益。而要提高增长质量和增长效益，退回到原有体制是不可行的，这已为我国的实践所证明；唯一的出路是深化体制改革，加强宏观调控。而通过深化体制改革，通过市场经济的完善来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增长效益与质量的不断提高，就必须不断扩大“有效需求”。于是，我国的主流宏观经济政策由过去的以收缩性为基本特征的宏观经济政策转变为以扩张性为基本特征的宏观经济政策（关于过去的主流宏观经济政策可参见吴晓求，1998）。

然而，政府在这种“有效需求不足”约束下的宏观调控力度不足，手段选择和效果还很不理想。如1998年通过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以拉动内需，确实起了一些作用。但从1999年上半年国有经济增幅下降的事实表明，这次宏观调控只是启动了国有经济的短期增长；虽然1999年财政政策、收入政策着眼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目标（参见陈淮，2000），注意了短期政策与中长期发展相结合，但由于体制性约束，效果一时难以体现。由于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退出机制的缺乏，银行体制改革滞后，投融资体制的扭曲，使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的是更积极有效的制度选择与安排，可这是需要时间的。同时，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过程中，宏观调控的效果越来越受到微观主体运行机制的制约：宏观调控的实施是通过微观主体的驱利动机来实现的，而不能由宏观调控主体直接决定；宏观调控的效果如何，决定于宏观调控的方向是否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运行机制相适应。这样，实现主流宏观经济政策有效转变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培育市场主体和规范市场运行机制，二是使宏观调控的作用力与市场经济微观主体运行机制相适应。

三、如何防止宏观经济政策失效

当前宏观调控领域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有效需求不足”；二是经济开放度日益加大。这两大问题都对宏观经济政策提出了挑战。在前一部分中，我们阐释了我国主流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并指出，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微观主体运行机制的制约，这是防止宏观经济政策失效的一个方面。同时，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还受其自身特点的限制。

（一）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对宏观调控有效性的限制

1、财政政策。

（1）财政政策的扩张限度有限（参见张晓晶，2000）。财政扩张的限度一般用债务负担率（即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单看狭义债务负担率（主要指国家财政统借统还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中国则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1998年还不到10％（发达国家几乎都在50％以上，欧盟的标准是60％）。但考虑到“中国特色”，政府实际的债务负担还应包括部分地方政府、公共部门或国有企业的国外借款以及银行不良贷款。这样，1997年底我国最大债务负担率已接近50- 60％。按我们的观点，当前社会保障体系的大量“空帐”也应计在政府债务之内，这样政府实际债务负担率已不低，增发国债的空间已十分有限。同时，1991年至1998年，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4.6％、13.1％、12.6％、11.2％、10.7％、10.9％、11.6％、12.4％，基本上逐年减少，近两年略有回升，但升幅不大。这样，通过国家财政支配的资源就很有限了。

（2）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十分有限。近两年，国家采取增发国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1998年发行3891亿元，1999年发行3415亿元。但在政策运作上将财政投资按计划分割到各省、区、直辖市，再由地方分割到各项目。这种按老办法搞财政拨款，很容易出现新的重复建设：“长官项目”、高收入低产出、胡花乱用等问题。结果，1998年底，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达19.5％，而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基本为0（其中：集体经济投资下降了3.5％，个体经济投资增长6.1％），从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只有14.1％。并且只影响国有经济，对非国有经济影响微弱。另外，最近财政部对1998年1000亿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72个重点项目进行检查，发现已有20个项目的大量资金被挪用和乱用，10个项目属于“三边工程”。同时，虽然1999年中央财政提供的技改贴息从1998年的7亿元猛增到90亿元，力图通过“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有效地起到财政资金带动投资需求扩张的目的，但考虑到中国的资金分配格局和信贷结构，这些技改贴息资金恐怕绝大部分又流向国有经济。然而当前国有经济缺乏活力和效益，非国有经济是最具活力的和效益的，因此，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效果十分有限。

2.货币政策。

（1）M2的增长率还可适当提高。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正相关（米什金，1998）；我国学者的研究表明：在中国，高通货膨胀总伴有M2的过快增长（王大用，1996）。如在1988年和1989年的高通胀之前，有1986年至1987年M2的过量供应；在1993至1995年的高通胀之前，有1990至1992年M2的过量供应，且1994年通胀高峰时M2供应加速，使得本次通胀的时间延长。但是近几年，我国M2的增长一直在下降，且当前我国仍处于通货紧缩时期，因而M2的增长率可适当提高，但不能过高。

（2）信贷萎缩限制了货币扩张。自1996年以来，我国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长率逐年下降，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信贷萎缩”现象（樊钢，1999）。造成信贷萎缩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国有银行由于坏帐积累不愿再向一些国企贷款；又不能、不愿向非国企贷款（存在信贷歧视）；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非国有的中小金融机构不愿向非国有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于是，存贷差不断加大。另外，资本市场融资对于广大非国有经济来说机会甚小。同时，物价持续下跌，使实际利率居高不下，企业对投资预期不乐观，企业投资需求不旺。因此，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包括降息、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增加货币供应）等，不能启动民间投资（我所指的民间投资是指除政府财政直接投资以外的一切投资）达不到预期的扩张效应，因而也不能有力地扩大“有效需求”。

（二）开放性经济对宏观调控有效性的挑战

经济的开放必然会对国内宏观政策的有效性产生影响，这是Mundell、Fleming模型的基本结论。根据此模型，在利率降低、汇率稳定的情况下，会引起资本外流，国际收支状况恶化；这主要是因为套利活动的存在。同时，在资本有限流动、汇率固定的情况下，财政扩张导致总需求增加，相应净进口增加，引起贸易余额出现逆差；但随时间推移，贸易逆差将导致货币供给下降，直到总需求回复到初始水平。一般而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三个目标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而不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这就是所谓的“三元悖论”。目前，中国选择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而对资本流动进行管理。一旦资本流动得不到完全的管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会打折扣（张晓晶，2000）。

四、如何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背景下防止“经济泡沫”的产生

所有的“经济泡沫”都产生于“虚假繁荣”，而“虚假繁荣”，总是有一定的真实繁荣作基础的。可以想象随着我国加入WTO的开放度的进一步提高，我国将迎来又一个国民经济迅速发展时期，因而为“经济泡沫”的产生提供了真实基础。同时，所有的“泡沫‘都是资本过度追逐利润的结果，开放经济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使资本逐利竞争更加激烈；这为”经济泡沫“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我国”经济泡沫“的产生有以下两大可能途径：

（一）国际资本（尤其是国际短期资本）大量进入中国股市、房地产领域。东南亚经济危机、日本“泡沫经济”都是在国内经济一派繁荣的背景下发生的。大量国际资本涌入，促使东道国经济进一步繁荣，而房地产、股市行情日渐高涨，“经济泡沫”日渐积累，直到破灭。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开放度的提高，加上中国广阔市场的吸引、政策鼓励、政局稳定等，肯定会使外国资本投资掀起一个新。这对如何引导外资流向并进一步防止“经济泡沫”的产生是一个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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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经济；宏观经济；调控；作用

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能够实现，是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基本特征之一。加强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方式，同样克服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其最好的办法还是双管齐下。考虑到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更要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作为有力的支撑体，这样才能使得经济趋于平稳的状态中。

一、宏观经济的调控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计划与市场调节并行结合的一种经济体制，在市场调节的同时国家进行干预，这一点和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致的。这一观点是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凯恩斯提出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观点之后的又一个重大发现，它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理论指导意义。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更快更好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需求。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又要防止市场存在的漏洞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阻碍作用。因此，我国在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政府一定要在其中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必须充分认识到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国家在参与宏观经济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同时深刻理解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更加有利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经济的可见性越来越清晰，看不见的手被人们很好地把控着。国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是完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所以要将政府的职能干预和市场经济规律整合一起看，切忌将他们看作成对立面。将经济计划，国家干预和自由发展融为一体是我国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也是经济运作符合时展的特点，必须彻底扭转传统的经济发展理念，深化经济发展的认识。

二、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不利因素

（一）我国经济的增长是以牺牲不可再生资源为代价的，这些不可再生资源是我国非常宝贵的财富，有着很大的升值空间。对它们过度的开采和利用，也会影响到下一代的生存。现在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盲目地利用和浪费，而且利用的效率也非常低，使得我国的不可再生资源造成了极大的浪费。而且在对这些资源利用的过程中，对环境也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我国的政府已经重视到这个问题，正在积极的寻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方法。但是这个问题依然存在于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据相关调查研究发现，随着我国工程企业的不断增多，居民的生活用水和某些海域也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污染。随着城市污染的加剧，我国政府加大了对城市环境的保护力度，使得很多工厂企业转移到了环境保护相对较弱的农村，从而对农村的农作物和农民的身体产生了巨大的威胁。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依然属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率型，这也是我国的宏观调控重点要解决的内容。

（二）我国的法律规范没有跟上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使我国的市场经常出现假冒伪劣产品和侵犯知识产权等现象。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国倡导自主创新，但是这种创新并不是盲目的创新，要受到一定的体制的约束。要想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稳定的发展，就需要相应的法律规范做保障。目前我国的法律规范还不健全，老百姓也缺乏一定的法律常识。还有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缺乏一定的法律意识，对相关的技术没有形成专利，从而也就不能够做到有效的保护。市场上会有人对于出现的新技术、核心产品进行模仿和假冒，这也就使企业的创新受到了阻碍。

三、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充分发挥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

（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将它作为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

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能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取得成果，主要归功于以科学发展观作为其指导思想，从而使得宏观经济发挥科学、预见、主观的调控作用，致力于解决在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冲突。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我国经济出现过大起大落的现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经济的发展上急于求成的思想起主要作用，对发展速度的执着追求。在这种大起大落的情况下，国家才不得不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使得出现的经济问题得到有效治理。目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的，主要以防止经济发展过热为主，主要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快的趋势或者有发展过热的势头时，就采取调控措施主动调控，防止经济出现不合常理的过快发展，基本保持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平稳性，还能促进我国经济积极发展。

（二）阻止消极因素的影响，加强我国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

在经济活动特别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因为存在一定的市场竞争规律，市场经济会表现为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作用。消极方面主要是指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浮动性，在一定条件的促使下会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甚至会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这种消极性也可以称为市场弱点，它是不能消除的客观存在，一定要注重对它的宏观调控作用，使得市场经济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有效作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当然也暴露了市场“弱点”，主要表现在我国在生产和投资上面的盲目性，它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社会再生产比例失衡，使得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不再在计划以内，进而导致经济市场的秩序混乱，社会生产力停滞不前，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所以，一定要充分发挥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遏制市场弱点的出现，充分认识并理解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努力学习其他国家在这一方面的成功经验，坚定不移地利用理论作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依据，调节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保证市场经济持续有效的运行。

四、结束语

总之，在当代我国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建设中，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政策和策略，有效避免经济的起伏不定和突发状况，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稳定健康，使国民得以安居乐业。

参考文献：

[1]卢锋.新时期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特点[J].上海经济，2010.

[2]张红荣.论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J].中国市场，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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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增强区域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遵循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从“十一五”时期开始，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制定和实施区域政策的力度，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文件，推动了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版图的进一步细化。范恒山强调，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亮点是区域经济，区域经济的发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彩纷呈。

那么，国家是如何组织实施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在不断完善区域政策体系的过程中，坚持了哪些原则；这些区域政策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宏观调控、破解体制机制障碍等方面是如何发挥重大作用的；区域协调发展仍然面临哪些深层次矛盾和困难？

针对这些问题，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范恒山接受了本刊专访。

分类指导 区别对待

“国家出台区域规划和政策性文件是有选择、有依据、有目标的。为了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而推出的区域规划和政策性文件都是按照国家的总体要求，遵循一定的线索推出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范恒山告诉记者。

近年来，研究制定区域规划和政策文件的出发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围绕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推动国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区别对待是区域政策的实质和核心。”范恒山强调。每一个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文件，都是贯彻国家的意志和总体发展战略，同时，又是从各个地方的实际出发，体现地方的比较优势，把每个地方的最具优势的东西挖掘出来。要始终把立足各地实际、体现差别化作为研究制定区域政策的基点。

因此，在不断完善区域政策体系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分类指导、区别对待的原则，在把握国家战略方向的同时，充分考虑各地的具体差别和实际要求，设定不同目标，提出不同要求，制定不同政策，有效解决“一个规划管全国，全国规划一个样”的问题，真正实现“一区一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范恒山说，区域政策有利于实施分类指导，解决重复建设，充分发挥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由于区域政策立足于从各地实际出发，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区域比较优势，从而有利于实现区域合理分工，避免恶性竞争，减少低水平重复建设。

以发展金融业为例，过去内地很多城市都提出建设金融中心，通过区域规划的定位，明确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广州、深圳配合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错位发展金融服务业，重庆、成都等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这样就减少了盲目定位和重复建设。

区域政策有利于避免“一刀切”造成经济在大起大落中循环反复，真正实现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区域政策就是因地制宜、有保有压。”范恒山指出，区域政策完善了全国“一盘棋”的理念和思路，充分考虑地方的实际，把“一刀切”变成了分类指导，既照顾了地区差异性，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又避免了各地重复建设的情况，维护了全局的统一性。

重视地方合理利益诉求

“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规划和政策文件实现了国家意志与地方发展思路的有效对接，体现了政策统一性与针对性的良好结合，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范恒山说。

历史经验表明，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调控内容的科学性，也取决于调控方式的适宜性。宏观调控只有符合地方实际，才能落到实处、收到实效。宏观调控环境与对象的不断变化，要求不断完善调控的思维和方式。

国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采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及所产生的显著成效，给我们从思想上进一步深化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认识、从操作上进一步完善对地方发展的指导方式带来了一些新的启示。从根本上说，中央和地方是一个利益整体，国家的调控意志与地方的发展意愿是一致的。

由此我们体会到，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立足点，应该是要在体现国家整体布局、统一安排的前提下，高度重视各地的实际差异和客观需要，基于发挥地区的比较优势，实施分类指导，实行区别对待。这就要求我们在谋划国家战略、思考全局问题和实施宏观调控时，充分考虑地方的想法，兼顾地方的需要。

与此相应，在操作上要更加注重方式的灵活性和适宜性，特别是注重通过发展规划、配套政策和组合项目等方式，把全局性重大改革发展战略及明确的宏观调控要求寓含到地方的发展思路和项目建设之中。这样更有利于地方认真贯彻国家总体战略意图，保障中央各项政策的落地和有效实施。“因此，我们要积极主动地帮助地方谋划发展思路、制定发展规划、细化发展措施。通过改善对地方发展的指导方式，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范恒山说。

突破体制机制困境

实践表明，宏观调控政策的空间指向越合理、越体现区域特点，就越实在、越具可操作性，作用也就越明显。“区域政策不仅充分发挥了地区比较优势，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而且破解了一些现有体制难以解决的关键难题，丰富和完善了国家宏观调控手段和路径。”范恒山强调。

第一，解决了地方发展思路与政策措施不连续、不稳定的问题，有利于做到一张“蓝图”贯到底。区域政策有利于确保地方发展思路与政策措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做到一张“蓝图”贯到底。由于干部任期制度、政绩考核办法、财税制度和投融资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容易造成一些政府的短期行为。国家区域战略的出台可以有效避免换一个领导改变一次思路，换一届班子重绘一次蓝图的格局，保持发展思路的连续性和有效性，使得好的规划蓝图能够一以贯之。

第二，解决了国家意志与地方发展思路不对接的问题，有利于把国家战略落到实处，也有利于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区域政策既体现了国家战略的要求，又紧密结合各地实际，特别是注重通过发展规划、配套政策和组合项目等方式，把全局性重大改革发展战略及明确的宏观调控要求寓含到地方的发展思路和项目建设之中，以服务代替管理、以支持代替约束、以引导代替规范，有利于地方认真贯彻国家的总体战略意图，保障中央各项政策的顺利落地和有效实施。这一特点，使得区域规划和文件的贯彻与地方发展紧紧连在一起，从而使扎实的和创造性的实施成为了地方政府自觉的行动。

区域增长格局形成重大转变

范恒山告诉记者，区域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增强了国家经济的整体活力。区域政策的实施取得了两个革命性成就。

一是促进了我国区域增长格局的重大转变。通过密集出台的区域规划等政策的有机配合，中西部地区增长速度落后于东部地区的状态得到根本改变。同时，东部把重点放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发展质量得到提升。

长期以来，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一直落后于东部地区。在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指引下，随着区域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特别是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政策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强，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落后于东部地区的格局得到了扭转。

范恒山说，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变，多年以来我们期盼的结果得以实现。速度指标虽然不是根本性指标，但这一象征性指标的改变，为公共服务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地区实质性差距缩小打下了坚实基础，在促进区域发展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二是推动形成了一大批经济增长极。在区域政策的积极引导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继续发挥带动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中西部地区培育形成了广西北部湾地区、安徽皖江城市带、重庆两江新区等一批新的经济增长极；同时，在区域规划和政策的引导下，东部地区一些发达地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着力增强自主创新，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好于其他地区。

问题与对策

“尽管近年来区域发展取得了突出成绩和突破性进展，但一些根本性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仍然面临许多深层次矛盾和困难。”范恒山表示。

一是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仍在扩大；二是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差异明显；三是区域无序和不良竞争仍然存在；四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