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现象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少子化现象，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少子化”；人口结构；“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9-00-01

引言

据相关部门统计显示，中国0～14岁人口比重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到现在一路下滑：1964年为40.7%，1982年为33.6%，1990年为27.7%，2000年为22.9%，到2010年已经降为16.6%，2011-2015年基本维持在这个水平。不断走低的人口生育率会带来幼儿园入园孩子减少、小学在校学生减少、创新能力和经济活力大大下降等等诸多问题。所以对其对策建议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分析显得尤为重要。

一、少子化的概念及在我国的发展趋势

1.“少子化”的概念

“少子化”是指生育率下降，造成幼年人口逐渐减少的现象。“少子化”代表未来人口可能渐变少，对于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新一代增加的速度远低于上一代自然死亡的速度，更会造成人口不足，所以少子化是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2.“少子化”的发展趋势

根据人口统计学标准从绝对数量看，20世纪80年代出生人口为2.28亿，20世纪90年代出生人口为1.75亿，而2000年后出生人口只有1.46。在20多年的时间里，出生人口减少了36%。而目前中国适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20年未能找到配偶的结婚适龄男性数目达到3000万名。根据人口发展的过度，少子化现象在有限的时间内不可能迅速得到改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二、“少子化”产生的影响

1.对教育的影响

根据中国教育在线近日《2015年基础教育发展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小学招生人数从1978年的3300万左右下降到2014年的不足1700万，全国小学学校数量从19世纪80年代的900多万，下降到2014年的200万左右。这将导致空间闲置，教育资源过剩。

2.对劳动力的影响

“少子化”现象影响了劳动力结构。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全球逐渐步入了信息化社会，我国亦是如此。从打的趋势来看，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比重在飞速攀升，第二产业的人口比重有所上升，而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比重将严重下降。这就导致从事新兴行业主图生物技术、光纤通信技术等行业得以不断地发展，而一些传统的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等劳动力相对下降，甚至有些个别的行业遭受严重的劳动力危机。这也就导致了我国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化。

“少子化”现象影响了产业结构。“少子化”和“老龄化”是相互伴随的问题。正常的现象是年老人员和年轻人员能够合理流动。而在出现了“少子化”的情况下，将有一大批老年人由于具备了特别的专业技能，加上退休年龄的延长，年轻人很难加入进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产业需要新技术，能够很好接受新东西的年轻人减少，老年人又不愿意去培训就不能够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产生结构性失业，即合格劳动力短缺。减慢经济发展速度，降低中国的GDP。

3.对幼儿产业的影响

“少子化”现象将对幼儿产业带来极大的冲击。诸如婴儿服装、奶粉、出版物、玩具等等产业将会受很大的影响。这就使一些产业不得不转型。如果转型不成功会造成严重的供大于求，造成损失。

三、“少子化”的成因分析

1.政策因素

“少子化”最大的政策因素是中国七八十年代开始大力推行并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地解决了人口对环境、资源的压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少子化”、高龄化等一系列人口问题。

2.观念因素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人们的传统观念遭到了冲击。过去结婚的目的就是生孩子，传宗接代。现在很多女性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不仅不急于生育，而且还推迟结婚。女性的自我权益意识逐渐提高，更多的女性由家庭走向社会。

3.经济因素

先在的育儿成本是逐渐提高的。而对于大部分普通工薪家庭而言最大的两块支出有房贷和育儿费用。初次之外，还有各种物价的上涨，生活成本的提高。这都使女性生育的年龄往后推迟，或者生二胎的意愿下降。

四、我国应对“少子化”现象的措施及建议

1.出台相关法规

日本比中国出现“少子化”现象要早，并且也取得了成绩。日本出台过《“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儿童和育儿支援计划》。中国现在已经开始大力推行二孩政策，这是第一步。接着从女性职业、产假、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来促进二孩政策的实施。

2.扭转观念

^念决定行为。在超低生育率的背景下，我们不得不呼吁女性重新审视家庭的重要性、生育二孩将减少孩子今后的养老负担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待将要面对的人口风险。

3.优化经济结构

我们不仅要提高生育率，更要正视少子化现象。在未来，我们将面临用工恐慌，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将会减少。那么我们就需要把人员数量优势改变为质量优势，充分发展技术、信息等高端行业。

篇2

【关键词】日本；少子化；育儿支援政策；启示

【中图分类号】G6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07）01-0048-04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为适应现代社会的急剧变化，努力营造一种较为宽松的社会育儿环境，日本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育儿支援政策、法规，其中主要有《育儿休假法》（1991年）、《关于今后育儿支援的基本方向》（1994年）、《天使计划》（1994年）、《紧急保育对策5年计划》（1995年）、《儿童福利法》（1997年）、《关于应重点推进的少子化对策的具体实施计划》（1999年）、《少子化对策+1》（2002年）、《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2003年）、《下一代培育支援对策推进法》（2003年）、《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2004年）等。除了从国家角度制定统一的育儿支援政策法规外，近年来日本各地政府也纷纷出台了一系列与育儿支援有关的地方性措施，如2004年静冈县湖西市通过了《特别育儿补贴制度条例》，太田市实施了强制男性带薪休产假的措施等。

一、多种因素造成的少子化现状

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开始进入平稳发展时期。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日本这时期的人口出生率出现了大幅度下降。

1989年，日本的出生率统计结果是1.57‰，为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最低的出生率记录，少子化问题开始引起日本国民的普遍关注。此后，尽管日本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出生率仍然持续降低，2003年以1.29‰的出生率突破了原定2007年才会降至的生育率谷底。〔1〕与此同时，社会老龄化人口的比率却在不断提高。日本进入了少子、老龄化社会，引发了社会生产力下降、消费市场萎缩、国家经济衰退等一系列问题，少子化问题已成为日本的严重社会问题之一。〔2〕

日本出现少子化现象，表面上看是因为现代日本青年的晚婚、不婚倾向和日本夫妇生育率的下降，实际上则是复杂的社会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

1．婚姻、生育观呈现多元化发展

由于女性就业率增加带来经济能力提高、家务服务商品化发展，以及社会施加的结婚压力减弱等因素的影响，人们的婚姻、生育观出现了一系列变化。

从是否结婚方面看，认为“达到一定年龄就得结婚”的人减少了，而认为“没有找到理想的伴侣前不结婚也没关系”的人有增加的倾向，社会上已经不存在“适婚年龄”这一说法。在肯定结婚对个人有利的人中，大多数人认为结婚的理由在于“可以获得精神的满足”或者“建立自己的家族”，从“实现亲人及周围人的期望”或“获得生活上的便利”角度选择结婚的人逐渐减少。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即使不结婚，也能够充实、满足地生活”。婚姻已不再是人生的必然选择，而只是人生的选择之一。

从生育方面看，重视构建家庭、延续生命的个人意识正在逐渐淡化。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认为“要孩子不是必然的事”。调查显示，与10年前相比，赞成“结了婚就应该有孩子”的人减少了约14%，对此持否定意见的人却与日俱增。〔3〕

2．育儿与工作的双重压力难以平衡

现代日本社会中，由于家庭规模缩小、邻里关系疏远等因素的影响，家庭和地域原有的育儿支援能力下降。在无法从周围获得足够支援的情况下，育有年幼孩子的家长，尤其是孩子的母亲，容易产生育儿孤立感和疲劳感，甚至导致神经衰弱、虐待儿童等情况的发生。

在社会育儿支援体系尚不完备、育儿的机会费用上升（随着女性学历水平的不断提高，其自身因结婚、育儿等因素的影响而可能错过更多的机会，失去更多的利益）等情况下，很多日本女性不得不选择晚婚甚至独身，少生或者不生孩子，以此换取自身社会价值的实现。来自日本的调查结果显示，生育第一个子女的日本职业女性中，有67%的人在生产半年后放弃工作；原本有固定工作岗位的女性在因生产而离职1年半以后，只有60%的人在育儿的同时兼做临时工。这些充分反映出日本女性难以兼顾工作与育儿的现状。〔4〕生产、育儿与工作的双重压力不仅成为阻碍女性自立、影响其个人发展的重要因素，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育儿家庭的经济收入，导致人们对结婚、生育采取消极态度，出现了女性就业率增加而少子化程度加剧的恶性循环。

3．与育儿有关的家庭经济负担沉重

有关调查显示，在日本28～56岁家长的家庭经济支出中，约有32%的花费用于育儿，而其中教育费用又占了38%。假如不考虑物价变化的影响，如果从幼儿园到大学一直就读于公立机构，孩子读书所需的费用约为1147万日元；假如只有小学就读于公立学校，其他均就读于私立机构，那孩子读书所需的费用则为1817万日元左右。〔5〕沉重的经济负担使得日本大多数育儿父母感到生活艰难，影响了继续生育的积极性。

4．男性分担育儿工作较少

不仅“男工作、女守家”的固有观念和传统性别角色分工依然存在，而且长期以来整个日本都有一种“职场比家庭优先”的社会氛围。从25～49岁家长的工作时间看，除了近50%的女性每周工作40小时以上，做家务的时间远远多于男性外，超过40%的男性每周工作49小时以上，20%的男性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6〕过长的劳动时间阻碍了男性在育儿上的时间分配。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育儿父亲的育儿时间明显不足。如果男性无法很好地担负起身为父亲的育儿职责，不仅会影响家庭育儿快乐体验的获得，而且也因无法将育儿的喜悦传递给子女，可能会对子女的生育态度产生影响。

二、育儿支援政策的推进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以少子化问题为契机，对育儿和保育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加大了育儿的社会支援力度，并根据有关政策的具体实施情况不断加以完善。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天使计划》系列政策可以较好地呈现日本育儿支援政策的层层推进。

（一）天使计划

《天使计划》于1994年12月颁布，该计划是贯彻实施《关于今后育儿支援的基本方向》的综合性国家育儿支援政策。《天使计划》与日本90年代推行的高龄者福利政策和残障者政策一起，被称作三项重要的国家福利政策。

虽然制定《天使计划》的目的是为了“构筑能够感受到育儿快乐的社会”，但其保障儿童权利的意识比较淡薄，而作为“生育奖励对策”的特征却很鲜明。〔7〕 《天使计划》包括7个项目：（1）改善雇佣环境以使工作与育儿并存；（2）提供多样化的保育服务；（3）稳定母子保健医疗体制，使女性能够安心生育子女；（4）改善住宅和生活环境；（5）改善学校教育环境，充实校外活动与家庭教育；（6）减轻育儿经济负担；（7）改善育儿支援基础。

以《天使计划》为依据，1995年日本政府还制定了《紧急保育对策5年计划》，要求在该计划实施的5年时间里增加保育所接收低龄幼儿的人数，从45万人增至60万人；增加多功能保育所，从零起步，增至1500所；增加全日制保育服务机构，从2230所增至7000所；增加临时性保育服务机构，从450所增至3000所；增加地域性育儿支援中心，从236所增至3000所；增加放学后儿童俱乐部，从4529所增至9000所，为放学后儿童提供保教服务；增加婴幼儿健康支援日间服务福利机构，从30所增至500所。然而，由于《天使计划》中由国库拨给地方辅助资金的政策缺乏法律依据，而且没有硬性规定地方政府有完成《紧急保育对策5年计划》的义务，因此，该计划的目标完成率较低。到1999年止，日本政府实际只完成了“多功能保育所”、“全日制保育服务机构”和“放学后儿童俱乐部”几项目标。

（二）新天使计划

在《紧急保育对策5年计划》结束后，日本政府根据少子化社会现状继续制定新的国家政策，这就是所谓的《新天使计划》，即于1999年12月拟订的《关于应重点推进的少子化对策的具体实施计划》。该政策仍未对辅助资金事宜作出根本性的法律修正，只是在《天使计划》的基础上新增了21项工作项目。《新天使计划》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日本政府提出要转变固有的性别角色分工以及工作优先的企业风气等。该计划以扩充保育所功能的有关政策为核心，在改善社会育儿支援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实质性进展。〔8〕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天使计划》和《新天使计划》中关于改善住宅环境、缩短劳动时间、消除性别角色的实质性分工等方面的内容还没有取得实效，这主要是由于政府财政预算少、地方政府的行动计划不充分等原因造成的。

（三）新新天使计划

1．少子化对策+1

《新天使计划》实施两年后，根据日本有关部门对未来人口的预测，日本政府于2002年9月发表了《少子化对策+1――关于进一步充实少子化对策的提案》。该提案对迄今为止少子化对策的不足之处作了反省，首次从政府角度寻找实质性的问题解决框架，并以此作为今后政策制定的重要出发点。与以往不同的是，该文件强调少子化对策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仅靠“少子化支援政策”就能实现的，而是与包括劳动政策、家族政策在内的整个社会经济体制有关，与下一代的发展紧密相关。该提案首次在行政用语上使用了“下一代培育支援”这一新的提法。〔9〕《少子化对策+1》强调要“重新评价包括男性在内的工作方式”。作为推行“工作与育儿并存”的一个具体目标，为了改善2002年仅有0.33%的男性和64%的女性享有育儿休业权利的现状，该政策提出要保证10%的男性和80%的女性享有育儿休业权利。

2．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

出于对未来的忧虑，日本政府开始以法律为依据大力推进育儿支援政策。2003年7月确立的《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以及《下一代培育支援对策推进法》促使《少子化对策+1》的内容得以法制化。

《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明确提出提高“国民生育率”的基本理念和国家战略。该基本法指出，日本目前的少子化现状处于“前所未有的形势”，“固然结婚、生育取决于个人” ，但是实现“生养孩子的人能够切实感到骄傲和快乐的社会”也应该成为日本政府的努力目标。《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确定了国家和自治体有制定并实施少子化对策的义务，企业有协助实施的义务；规定了国民的义务；增加了支援不孕治疗等个人辅助支援领域的内容；大力推行“改善雇佣环境”、“充实保育服务”等育儿支援基本政策。

3．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

2004年6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该大纲提出了改变少子化进程的三个视点，即改变年轻人难以自立的状况；减轻育儿的不安与负担，改变工作优先的社会风气；转变思想，着重强调传承生命与构建家庭的重要性，建设育儿支援与赡养老人兼顾的社会。自此，日本的社会育儿支援政策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其成效如何，人们正拭目以待。

三、相似家庭育儿状况下的思考

我国的家庭育儿状况与日本有不少相似之处，如随着家庭结构的缩小，育儿父母可从家庭内部其他成员处获得的育儿支持相应减少；现代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对个人价值的注重，以及婚姻家庭观的变化等，使传统的婚姻制度受到挑战，导致家庭抚育子女的功能日益淡化、削弱；很多职业女性承受着来自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和家庭育儿的繁重负担，而现有的社会支援体系尚不能满足家长多样化的育儿需求等。因此，尽管日本育儿支援政策的一大出发点是遏制少子化现状的加剧，消除少子化问题对国民经济等带来的一系列不利影响，但仅从勾画男女平等的社会蓝图、平衡父母工作与育儿的压力以及为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更有利的环境角度看，日本育儿支援政策的制定、实施与推进会给我国带来一定的启示。

首先，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政府在儿童养育方面承担的责任。随着现代家庭的小型化、多元化发展以及女性就业率的提高，过去主要由家庭承担的育儿责任开始受到挑战，从国家角度制定全面、有效的育儿支援政策已成为社会福利和国家发达程度的重要体现。

其次，应从“关爱女性、关爱家庭、关爱儿童”的角度出发，创设积极支持育儿的社会环境。妇女问题不仅涉及妇女自身，还与经济全球化、企业国际化、现代子女教育、社会性别教育等有相当紧密的关系。〔10〕育儿的社会价值应得到全社会的承认与尊重，社会成员应该共同采取措施，帮助家长更好地担负起为人父母的育儿职责，为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第三，应重视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调整和完善。只有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才能使育儿支援政策的目标落到实处。

第四，应加强各方面力量的协调配合，满足多样化的育儿支援需要。只有联合并协调各方面力量，形成全社会育儿支援的合力，多层次、多角度地构建育儿支援网络体系，才能更好地适应并满足多样化的社会育儿需要。

与日本相比，目前我国的家庭育儿社会支援问题尚未受到足够重视，但我们相信，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和国际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它必将越来越为人关注，成为时展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李光廷. 不可逆潮流下的少子化对策――日本

与瑞典的比较〔C〕∥台湾人口学会. 二十一世纪的台湾人口发展:趋势与挑战，2005:1-29.

〔2〕胡澎.日本在鼓励生育与促进妇女就业上的政策

与措施〔EB/OL〕. 〔2004-11-02〕. ijs.省略.

〔3〕〔4〕〔5〕〔6〕日本内阁. 少子化社会白皮书〔M〕. 东京:行政株式会社,1994：15-47.

〔7〕〔8〕〔9〕龟谷和史.日本的保育和幼儿教育制度的

现状与问题及育儿支援政策的动向与课题〔C〕∥比较国

际幼儿教育研究会.东亚次世代培育支援政策与幼儿教育改革，2005:1-10.

〔10〕多哈国际家庭大会情况介绍〔EB/OL〕. 〔2004-11-29〕.省略.

On the Supportive Policy of Bringing Up Children in Japan and the Inspirations

Wang Xin

(Preschool Education Branch of Jiangsu Educational College, Nanjing, 210004)

篇3

日本国势调查的结果显示，1970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日本人口总量的65%，日本开始进入高龄化社会。之后，1995年、2007年此比率分别上升至14.5%和21.5%，日本经由高龄社会进入了超高龄社会。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同时，自1973年第二次婴儿出生以来，日本人口的出生率却在年年递减，少子高龄化程度逐渐加深，给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年金制度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因为少子高龄化意味着领取年金的人越来越多，而缴纳年金保险的人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少子高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都使现行的年金制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国际上，像日本这样面临少子高龄化问题的国家不在少数。如中国，中国正在迈入老龄化社会，生育率低、人口结构老化，少子高龄化程度不亚于日本。因此研究日本的年金制度也能给中国以启示。

一、日本的公共年金体系

日本年金制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战前，之后经过多次改革，形成了现在的比较完备的体系，分为公共年金制度和非公共年金制度两部分。公共年金是由国家主导施行的年金制度，而非公共年金是由国家以外的组织运营的年金体系。本论文主要研究公共年金制度。

日本的公共年金制度具有社会保险的性质，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国民年金（基础年金）。国民年金具有强制全民加入的特点。第二层次为厚生年金或共济年金，与加入者的收入相关。以下对这两个层次进行具体阐述。

1、国民年金。它是以全部的国民为对象的年金制度。具备参保资格的人分为三类：①第一号被保险者即个体工商户或学生；②第二号被保险者即厚生年金或共济年金制度的加入者；③第三号被保险者即第二号被保险者的配偶（20岁以上且未满60岁）。这三类被保险者缴纳的保险费都不同。第一号被保险者缴纳的费用与个人收入无关，每月是定额的。对第二号被保险者，有关部门定期从其工资中每月扣除相应费用来缴纳保险费。而第三号被保险者无需缴纳保险费。

其发放标准为：79万7000日元*z（缴费月数+半免保险费的月数*2/3+全免保险费的月数*1/3）/480个月{

2004年改革后，将国民年金的国库负担比例提高到了1/2。

2、厚生年金。它与个人的收入成正比。原则上正式员工在5人以上的企业事业单位都必须加入厚生年金，缴费方式为劳使折半。

应缴纳的保险费为：标准月工资额*保险费率（逐年增加，到2017年固定为18.3%）

发放额为定额部分、报酬比例部分与加给年金额部分的总和。

3、共济年金。它以国家公务员、教员等特定职业的人员为对象。2015年10月开始，厚生年金将与共济年金统合在一起。

二、日本的公共年金制度在少子高龄化背景下存在的问题

随着少子高龄化程度的加深，日本公共年金制度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将影响到公共年金制度的存续。总结来看，日本公共年金制度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年金财政恶化问题。根据2003年6月发表的资料显示，此前一直处于盈余状态的厚生年金在2001年出现了约7000亿日元的赤字。并且，2001年以后，连续三年都出现了赤字。根据野口悠纪雄（2013）的测算，厚生年金将在2030年前后破产。这是由于日本的年金制度采用的是现收现付制，即现在的劳动年龄人口缴纳的保险费用于发放给现阶段领取养老金的人群的方式，而伴随少子高龄化程度的加深，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逐渐增多，但缴费人群逐渐减少，政府不得不采取降低养老金发放标准并提高缴费额的政策。

厚生年金赤字问题已经产生，并且今后会将长时间持续下去。政府需要正面去面对此问题，并向国民说明情况，实施危机管理。

2、国民对年金制度的不信任问题。总结来看，国民对年金制度的不信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不确定保险费将增加到多高，因此而感到不安。

②与自己交的保险费相对应，不确定自己将来能得到多少养老金，因此而感到不安。

③代际之间缴纳的保险费与得到的养老金相差悬殊，因此而感到不满。

对于保险费上升的不安，归根结底来自于少子高龄化的现实，少子高龄化的压力应由年金的缴费方和领取方共同承担。此外，关于现阶段的劳动年龄人口今后能领到多少养老金的不安，这是由于现行制度的缺陷引起的。日本的年金制度中，每人缴纳的保险费与他们领取的养老金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联系。从上一节的论述中可以发现，养老金发放额的算式中并没有把缴纳的保险费纳入考虑，即使由于保险费率上升而导致缴纳的保险费增多，也不会使最终的领取额增多。结果，有时甚至会发生缴纳的保险费甚至比领取的养老金还多的情况，这确实是不公平的。关于此问题的改革，需要参照瑞典的模式，之后加以分析。

3、代际之间的不公平问题。日本公共年金制度的一大特征是代际间抚养方式，在这种方式下，保险费率取决于领取年金的人数和在职加入年金制度的人数之比例。伴随着少子高龄化的加深，势必会产生代际间的不平等问题。

根据日本劳动省2010年的测算，在厚生年金方面，70岁的人群一生中需要缴纳的保险费为900万日元，可以领取5600万日元的养老金，是缴费额的6.5倍；45岁的人群可以领取到自己缴费额2.7倍的养老金；30岁以下人群领取到的养老金是自己缴费额的2.3倍。在国民年金方面，70岁人群可以领取到缴费额4.5倍的养老金；而35岁以下人群只能领取到1.5倍。代际之间的不公平问题可见一斑，也由此引发了国民对年金制度的不满。

4、年金空洞化问题。国民年金方面，2002年第一号被保险者中有近四成没有缴纳保险费，如果再加上学生、保险费免除者的话实际上有近半数的人都没有缴纳保险费。而厚生年金方面，空洞化现象更加明显。企业的经营者为了压缩人力费、逃避为员工缴纳保险费，而大量雇佣派遣工等的非正式员工，而非正式员工由于不能加入厚生年金，而被纳入国民年金制度，又因保险费过高而逃避缴纳保险费，这种现象非常普遍。

三、日本年金制度改革的方向

在少子高龄化问题日益严峻的今天，如何改革日本的年金制度，使其能够持续下去，是一个重大课题。经过大量的研究发现，将瑞典模式与日本模式相结合，是一个可以探索的方向。

在瑞典，无论是公司职员还是个体工商户，都加入的是报酬比例年金。保险费率是固定的18.5%，其中有16%采取现收现付制，剩下的2.5%采取基金积累制。这种制度下，如果缴纳的保险费少，领取的养老金也会较低。因此，政府为了保护一定生活水准以下的人群，设立了最低保证年金，其财源来自于税收。

瑞典模式的一大特征是在现收现付制之下实现了缴费额与领取额关系的明确化。这对于消除日本国民对年金制度的不信任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瑞典模式也有其弊端，即忽略了年金制度的社会收入再分配原则。在瑞典模式下，年轻时如果收入高，缴纳保险费高，随之年老之后得到的养老金也高。而如果年轻时收入低，则年老后也不会得到太多的养老金。

将日本模式与瑞典模式相结合，可以解决现在日本存在的年金财政问题、国民对年金制度的不信任问题、代际之间的不公平问题及年金空洞化问题，但具体细节需要更加深入的探讨。

四、给中国的启示

中国现今少子高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在研究了日本的经验教训后，为了避免重复犯日本的错误，中国应积极改革养老保险制度，逐渐完善“全民皆保”的政策，建立基本养老保险，推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一体化改革。适当、适度地提高退休年龄，缓解养老保险压力。使养老保险制度健康持续下去。（作者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

参考文献：

[1]杜军，任景波 日本的年金制度及其改革[J] 现代日本经济 2004，（6）

篇4

人口结构是指一国或地区在一定年度内的人口构成状况，一般可以按照年龄、性别、种族、收入阶层等方面进行划分。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一国或地区劳动力市场、消费、储蓄、经济规模等都会产生较大影响。由于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数量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年龄变化趋势会对经济产生较大影响。因此，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尤为明显。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变化主要表现为老龄化。按照国际通行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的社会就是老龄化社会，这一比重达到14%的社会就是深度老龄化社会，这一比重达到20%的社会就是超级老龄化社会。2001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0.9062亿，占我国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1%，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此后，我国老龄化社会进程加速发展。到2012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1.94亿，占我国总人口比重达到14.3%，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了深度老龄化社会。《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预测，2013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突破2亿，达到2.0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4.8%。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数据显示，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将不断加深，到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30.8%左右。届时我国老龄化程度会逐年超过美国、英国，并接近法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与老龄化相伴随，使老龄化不断加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少子化，这也是我国人口结构的另一个主要特征。少子化是指由于出生率下降而造成的0-14岁低年龄人口比例不断减少的现象。计划生育政策持续实施是少子化最主要因素，当然，人们生育观念的改变、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活压力增大也客观上对少子化产生了一定影响。数据显示，自1982年开始，我国0-14岁年龄段的人口比例一直呈下降趋势。《世界人口展望2010》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5.21%，到2010年该比重下降为19.19%。与其他一些发到国家相比，我国少子化的进程发展较快。2000年我国0-14岁人口比重在美、英、德等七国最高，到2050年我国0-14岁人口比重下降至12.51%，该比重仅高于七国中的日本。一般而言，少子化会推动人口结构发生两种变化：人口减少和人口老龄化。因此，少子化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长远影响。

2、人口结构变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一）劳动力供给水平降低，经济增长面临趋缓压力如前所述，我国人口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老龄化和少子化的结构当中，而劳动年龄人口正处于不断下降的过程当中。我国人口结构在短期内的不可调整性，使得我国老年抚养比到2050年将超过50%，而少年抚养比的下降也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到2050年不到全社会人口的60%。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年龄人口老化，按照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的规定，把劳动年龄人口中45岁及以上的劳动力视为老年劳动力人口。2011到2050年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随着老龄化的加深呈现不断老化的趋势。其中，15-2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呈现出了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2011年15-2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约为33.4%，到2050年该比例下降为24.1%。30-4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7年到2028年有个较小幅度的提升外，也一直处于下降趋势。2011年30-4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约为33.6%，2017年下降为30.7%，而后略有增长，到2028年该比例约为32.8%，之后一直呈下降趋势，到2050年该比例约下降为28.4%。45-64岁的劳动力老年人口则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11年4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约为32.9%，2050年上升为47.5%。可以看出，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劳动力也呈现出了老化的特征，而且老化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随着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加深，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数也在不断下降。2011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数约为9.77亿，如果人口政策等未发生变化，到2050年预计这一总数约为7.90亿。根据Y＝F（N，K），总产出是劳动力的函数，在劳动力过剩阶段，因为有足够劳动力剩余存在，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不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太大冲击。当前，我国劳动力供给正在迎来刘易斯拐点（蔡，2013）。刘易斯拐点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的进一步减少将对经济发展产生明显的制约作用。劳动力老化对社会劳动力产出率有抑制作用，进而会抑制经济增长。劳动产出率都会随着劳动力老化而有所下降。而劳动产出率的下降，势必会带来社会产出的下降。综合考虑这些因素，老龄化的加速将会降低我国劳动产出率，进而减少我国社会产出总量。

（二）消费水平下降，内需拉动力量有减弱趋势劳动人口的减少和老年人口的增加，会对全社会消费产生重大影响。根据生命周期假说，消费者是理性的，并且会以合理的方式使用自己的收入进行消费，以达到效用最大化。因此，老龄化和少子化会对个人的消费和储蓄产生影响。一般而言，年轻人消费水平较高，而老年人的消费水平会随年龄的增加而有所减少。人口老龄化与消费率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因此老龄人口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国消费整体水平下降。加之我国老年人有储蓄养老等传统观念，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现行拉动内需的政策效果。由表2可以看出，消费率和少儿抚养比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少儿抚养比越高，则消费率越高。随着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居民的消费水平会降低。消费率和老年抚养比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老年抚养比越高，消费率也越低。人口老龄化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即无论是从少子化角度，还是从老龄化角度来看，我国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都会导致社会消费水平的下降。特别是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我国老年人预期寿命普遍提高。根据生命周期假说（LifeCycleHypothesis，简称LCH），消费率与预期寿命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寿命越长，就要将有限收入放在更长时间里来消费，这样每一个时期消费量就呈下降趋势。图4也完全支持上述观点，从图4中可以看出，35岁之后，人们或者是为了子女教育、或者为了自己养老方面考虑，在消费上的支出总体较低。特别是70岁以上的年龄段老人的消费水平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因此，当一个社会中7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时，会严重制约全社会消费水平的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因此会受到影响，经济下行压力会进一步增大。

（三）养老问题更加凸显，养老金支出压力增大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主要会从赡养比方面影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赡养比主要是指缴纳社保基金人口与领取社保基金人口之比，这一比率对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收支会产生重要影响。当该比率较低时，说明该制度下缴费者多于领取者，从而形成收入大于支出的情况；当该比率较高时，表明领取者多于缴费者，会逐步形成收入少于支出的情况。根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的《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的有关数据，2011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9.7%，而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当时总人口的比例约为30.8%。2011年我国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71.5%，而2050年该比例约为56.7%。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未来40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赡养比会不断下降，且有可能下降为2:1以下，即两个在职职工就要供养一个领取养老金者。老龄化加深带来的赡养比下降意味着依靠在职职工不到20%的工资收入所积累的养老基金收入会远不足以支付约占领取养老金者工资收入60%的养老基金支出。近年来，很多国内外学者和研究机构对我国未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进行了各种测算。世界银行和财政部合作的测算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债务的课题的数据显示，以1997年为基准，从2001年到2075年，我国养老金的隐性负债规模约为13万亿元。国务院《中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课题研究显示，以1997年为评估时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整体债务最低约为1.8万亿元，最高约为11.9万亿元。考虑到我国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将会迅速扩大。老龄化带来的农村养老压力也不容忽视。自2009年开始，我国进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到2011年底参保人数已达到3.26亿人。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新农保制度实施时，已年满60周岁、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不用缴费，可以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55元。此外，我国还有对80岁以上老人给予高龄津贴的政策，根据郑功成主编的《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对农村社会保障政府财政责任按照两种方案进行预测，第一种方案预测农村高龄津贴自2010年至2030年平均为18.3亿元，第二种方案预测农村高龄津贴自2010年到2030年平均为32.3亿元。我国老龄化到了2030年之后会迅速加深，因此这一财政津贴的数额会继续增加。由此，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也会增加我国政府在农村养老支出方面的责任。

3、我国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建议老龄化社会趋势不可改变，要做的是设法使其进程放缓

（一）持续调整人口政策，保证我国劳动人口维持一定规模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大国特点之一是人口多。在一定意义上来讲，保持一定人口规模是保持大国地位的必要条件。人口太多，超出自然资源承受能力范围，肯定是负担，但人口太少，也会有诸多方面的负面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劳动力短缺。劳动力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没有适当规模的劳动力投入，就不会有大的社会总产出，也会危及经济大国地位。特别是在全球人口增长不很乐观的情况下，未来各国之间的人才竞争可能不再仅仅限于今天所谓的高层次人才的竞争，有可能演变为对年轻人的竞争。据日本《每日新闻》消息，为缓解劳动力不足，日本文部科学省拟对以亚洲为中心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实施毕业“包分配”制度。目前这一计划已经进入细节探讨阶段，将被写入文部科学省2014年的预算中。日本的这一行动或许就是全球年轻劳动力争夺的序幕。再加上人口的调整涉及因素很多，调整人口结构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现在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即使人们还愿意生育，要“长成”劳动年龄人口也需要15年或者更久。因此，目前就需要认真研究在坚持基本国策的前提下，逐步完善和调整人口政策。2014年之后，我国将陆续放开“单独二胎”政策，这势必会延缓我国老龄化的发展速度。但是我们还应该根据各地区发展水平与人口结构的不同，持续调整人口政策，以达到优化劳动人口结构、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目的。

（二）改善我国劳动就业政策，着力提高就业率提高就业率（就业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可以有效缓解我国养老金支出负担。据国家统计局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亿，占总人口的69.2%，比2010年年末下降0.60个百分点，是该比例30年来首次出现下降。根据《世界人口展望2010》的数据预测，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我国少子老龄化的人口结构的影响下，将在2018年达到峰值9.93亿之后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050年该年龄段人口将下降至约7.90亿。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劳动力的减少将会通过就业率（就业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增加我国养老金支出负担。因此，我国应该从长远角度、通过长期规划来促使就业率提高。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解决劳动力人口减少问题极其重要的途径。老年人口在体力上无疑会处在日趋不利的阶段,但其智力、经验和社会资本等却并不一定会同步衰减。鼓励身体健康、有意愿的老年人退休后再就业、鼓励和扶持年轻人创业、通过设立专门就业服务机构来缩短失业人员再就业的等待时间、增加就业培训等多种方式来提高我国就业率，以最大限度缓解我国养老金支出压力。

篇5

【关键词】日本；幼儿园教师；幼儿间的纠纷；社会性培养；访谈

【中图分类号】G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2）07/08-0088-04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年轻女性的学历不断提高，就业率不断上升，不过伴随而来的晚婚晚育现象也日益严重，〔1，2〕从而加剧了日本社会的少子化现象，家庭中兄弟姐妹的数量和近邻中同龄孩子的数量逐渐减少。〔3〕也许与少子化原因有关，许多家长容易过度干涉、保护自己的孩子，导致日本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有所下降。众所周知，通过解决自由玩耍中产生的同伴纠纷，幼儿会逐渐懂得别人的想法与自己的不同，不断提高忍让程度，从而与同伴继续友好相处。〔4-8〕正因为如此，在幼儿园的集体生活中，引导幼儿通过自由的同伴交往促进其社会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幼儿园教师对幼儿的社会性培养负有重要的责任。〔9〕本研究通过调查日本幼儿园教师对幼儿纠纷的看法，包括如何看待纠纷的意义、如何选择介入纠纷的方法等，深入分析日本幼儿园教师是如何通过处理幼儿纠纷来培养幼儿的社会性的。

一、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

本研究以日本4所公办幼儿园的10名骨干教师为调查对象，分别进行半结构式的个别访谈。访谈程序如下。

第一步，就幼儿间发生纠纷的意义进行访谈。提问：“幼儿间发生的纠纷对幼儿的成长有帮助吗？如果有，那么对幼儿成长的哪些方面有帮助？”

第二步，请教师观看幼儿间发生纠纷的录像。本研究采用的是研究者在幼儿园3岁班拍摄的录像片段，反映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幼儿之间发生的纠纷。这一题为《发卡》的录像符合研究的需要：幼儿围绕玩的东西发生了纠纷，很清楚谁是当事人，很清楚纠纷产生的原因和责任所在，纠纷发生时有其他幼儿在旁边观看。教师观看从幼儿间发生纠纷到教师介入纠纷前的录像片段。观看结束后，研究者问教师会如何介入幼儿的纠纷：“如果你遇到录像中的场面，你会怎样介入？”

第三步，请教师观看录像中教师介入纠纷的片段，然后对教师进行访谈。“你认为录像中教师的介入怎么样？”

研究者对访谈内容进行文字转录，然后进行归类分析。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1.教师对幼儿纠纷意义的看法

受访教师普遍认为幼儿间发生的纠纷对幼儿的成长有帮助。说到对幼儿成长的哪些方面有帮助，教师的回答如表1所示。

教师A：非常有帮助。正是因为发生了纠纷，幼儿才会努力了解对方的心情和感受，同时也会想办法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幼儿在处理纠纷时，有时候需要忍耐，有时候需要调整自己的心情。幼儿就是这样逐渐学会如何与别人打交道的。

教师B：幼儿间的纠纷对幼儿的成长有好处。幼儿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认为，幼儿只有发现了不可能所有事情都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他才会知道原来别人的想法和自己的想法是不一样的。通过解决纠纷，幼儿可以掌握与别人打交道的本领。

从访谈结果看，教师们普遍认为幼儿间发生的纠纷可以帮助幼儿学会如何与他人打交道。所有受访教师都提到幼儿间发生的纠纷“可以让幼儿了解别人的感受，提高协调性”。幼儿要解决同伴间的纠纷，“有时候需要忍耐，有时候需要调整自己的心情”。幼儿正是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学习与他人打交道的方法的。

2.教师对介入幼儿纠纷方法的看法

录像片段如下。

A女孩与B女孩分别戴着不同的发卡①。一起玩的时候，A女孩想要B女孩头上的发卡。她什么话都没说，直接伸手去B女孩的头上取发卡，拽了几下没拽下来，却把发卡拽坏了。两人发生了纠纷。B女孩拿着被拽坏的发卡去找教师了。

对于“如果你遇到录像中的场面，你会怎样介入”的问题，教师的回答如表2所示。

从表2看，在介入幼儿纠纷时，受访教师几乎都是先了解幼儿的感受并表示理解，然后再采用一些重视和满足幼儿心理需求的方法去介入的，如给幼儿准备相同的物品，或引导幼儿承诺明天把玩具借给对方玩，或引导幼儿遵循按拿到东西的先后顺序玩的规则等。

教师C：先让两个孩子知道对方的心情和感受，然后和孩子们一起想想该怎么办。如果A女孩还是觉得B女孩的那个发卡好，那么让她想一想并说一说为什么觉得那个发卡好。如果那个发卡对A女孩来说是很具有吸引力的，那么就试着让两个女孩交换着玩，或者试着帮她们找到相同的发卡玩。

教师D：我可能会先对发生纠纷的两个孩子的感受表示理解，然后再找一个相同的发卡给她们玩。我会对孩子说：“这样可以吗？”不过我想，如果找不到相同的发卡，A女孩还是想要B女孩的那个发卡，那怎么办？我也许会让先拿到发卡的B女孩先玩一会儿，然后引导她和A女孩交换着玩，或者是对B女孩说：“今天你用这个发卡,明天借给A女孩，行吗？”就算A女孩说“我想要B女孩的发卡”，我想我也不会马上让B女孩把发卡借给A女孩。

从对教师的访谈中可以看出，教师在介入幼儿纠纷时几乎都会先对当事幼儿的感受表示理解，等幼儿的情绪平稳后再采用一些方法解决问题。教师会和幼儿商量，一起想办法，最终用让双方都满意的方法去解决纠纷。也就是说，教师认为双方各有各的想法，正是因为双方的想法有分歧,才会产生纠纷。

3.教师对录像中教师介入幼儿纠纷的看法

篇6

[关键词] 客家；亲属称谓；文化

亲属称谓语是亲属制度在语言上的反映，同时它也是使用频率高、稳定性强的基本词汇。从语义上说，亲属称谓是建立在家庭及亲属关系基础上的亲属之间相互称呼的名称和叫法，是表示亲属观念和亲属关系的语言符号。考察贺州地区客家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语，不仅可以了解这种方言的特点，也可以了解贺州的社会文化特点。

一、贺州客家亲属称谓分类

根据亲属关系的产生方式，可以将亲属分为宗亲、外亲和姻亲。

宗亲是指与自己有血缘关系并且同姓的亲属，其中又包括直系宗亲和旁系宗亲。直系宗亲有：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子女、孙子女等。旁系宗亲包括：伯父、叔父、姑母、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侄子女等。外亲是指与自己虽有血缘关系，但是不同姓氏的亲属。姻亲指的是没有血缘关系而有婚姻关系的亲戚，包括自己的配偶及其父母兄弟姐妹、自己兄弟姐妹的配偶、父母兄弟姐妹的配偶、堂兄弟姐妹的配偶、表兄弟姐妹的配偶等。

二、亲属称谓的构词特点

贺州客家方言的亲属称谓语属于描写型，即父系、母系、旁系、辈份及同辈的长幼排列非常明确。其构词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

1、附加式

客方言亲属称谓很大一部分是由词根加附加成分构成的，附加成分主要包括前缀和后缀。

（1）前加“阿”。贺州客家方言亲属称谓中，“阿”的构词能力很强，构成的词数量众多，从辈分上的祖辈、父辈、平辈，大部分都称谓加“阿”。如：阿公、阿爸、阿哥。而在子辈、孙辈、曾孙辈上用“阿”的就比较少，一般称呼其名。

（2）前加“老”。“老”通过附加式构词的数量也比较多。从辈分上来看，主要是用于同辈之间合称称谓的，如：老妹、老弟。

（3）后加“仔”。客方言亲属称谓中，“仔”通过附加式构词也不在少数，在辈分上看，主要是用于父辈、孙辈和曾孙辈，如：叔仔、舅仔、孙仔等。

2、复合式

（1）称谓前加“家”。“家”是谦词，对别人称比自己辈分高或年纪大的亲属。贺州客家方言亲属称谓中父辈称谓的“公公”、“婆婆”的构词方式出现了在核心称谓前加“家”，称家公、家婆。

（2）称谓前加“外”。客家方言亲属称谓中有一些称谓前加“外”区分宗亲和外亲，出现比较多的如：外公（外祖父）、外婆（外祖母）、外孙、外孙女、外甥等。

（3）用“满”和“细”表示排行最小。《客方言，释亲属》：“俗谓少子为满子”。客家方言亲属称谓中，“满”作为排行最小者的标志用于祖辈、父辈和子辈，如：满公、满姨、满子。同样的，“细”也表示排行最小，一般用于父辈，如细叔、细舅。

三、亲属称谓的文化体现

语言与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语言的词汇真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称谓是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社会行为，亲属称谓词是表示称谓人际亲疏、尊卑、长幼关系的词语，它不仅能反映一个人在亲属关系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还能反映出人的社会属性、人际关系和价值观念，与整个社会文化、政治背景、传统习惯密切相关。

1、长幼有序

中国是礼仪之邦，这体现在亲属称谓语上就是辈分分明，辈分不同，称呼也不同。贺州客家方言的亲属称谓语遵行辈分有别。长辈可以对晚辈直呼其名，反之则不被允许。在从他亲属称谓语中，具体的称谓形式可以变，但古老相传的长幼尊卑观念不能改。比如，儿媳妇既可以用从夫称谓叫自己的公公为“爸”，也可以用从子女称谓称为“孩子他爷爷”等；在称谓形式上辈分有了变化，但实际的长幼尊卑关系却没有变，也没有违反基本原则――媳妇绝对不能称呼公公的名字。

2、内外有别

在汉族人的传统观念里，亲属是被内、外二分的。“内”指宗亲“外”指非宗亲，包括母系亲和妻系亲，以及姑系亲和姐妹出嫁以后的那一系亲属。传统的内亲、外亲分类法不是从血缘关系的角度考虑的，而是儒家思想、宗法观念在语言中的反映。从纯粹的血缘关系的角度考虑，从己身到母系亲属的距离和到父系亲属的距离是完全相等的。汉语亲属称谓的内外二分、重内轻外性是一种文化现象。

3、宗法制度的体现

汉语血缘亲属称谓明确区分辈分长幼、性别、父系和母系亲属关系，这样一个复杂的语言现象反映着中华民族宗族制度和父系社会的长期影响。宗法是中国古代社会构成的重要方式。宗法制度强调血缘纽带，尊卑有序、长幼有序、尊一长特权、男尊女卑。因为只有儿子才可以继承家产，家业，家族的荣誉，所以必须严格区分父系母系；因为男尊女卑，所以必须严格区分各种亲属的性别；因为年长程度决定权威，所以也必须严格区分不同辈分，在同一辈分中按年龄再区别长幼次序。正是因为这一宗法等级制度的复杂性才决定了最初汉语血缘亲属关系称谓的复杂性。

语言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产物，是民族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关键，不同民族的语言反映和记录了不同民族特定的文化风貌。贺州客家亲属称谓在表情达意上有其独特的功用及情感色彩，简单的称谓语展现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李如龙，张双庆.客赣方言调查报告[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2]郭锦桴.汉语与中国传统文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篇7

但问题在于，今天的中国家庭和过去是否还一样？是否也需要“找回”中国的家庭？

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在“减轻国家负担，增加家庭和个人责任”的号召下，中国社会转型的不少成本被抛入家庭中消化，家庭在重新变得重要的同时，也开始面目模糊。

尤其近30年来，深刻的社会经济变迁持续影响着中国人口发展态势，相关人口和家庭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更形成家庭变迁的巨大推力。

家庭结构不断趋于简化

从最新公布的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来看，中国的家庭在统计上至少体现出以下突出特征。

首先，数量持续增长。2010年中国家庭数量已超过4亿户，比2000年增加了6144万户，增长近两成，其增幅显著高于人口增幅。据测算，这一增长趋势可能持续到2045～2050年，届时中国家庭数量将超过5亿户。

其次是规模继续缩减。2010年中国家庭平均人数为3.09人，比2000年减少0.37人，更比1982年减少1.34人，减幅逾三成，而这一阶段的家庭数量增幅则超过八成。自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以来，中国家庭规模变动的总趋势是1～3人户的比重持续上升，2010年已接近三分之二，而4人及以上的家庭比重持续下降。

造成这一景况的原因至少有三个：一是生育率迅速下降和人口流动的加剧；二是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的改变，尤其在两性关系和财产方面；三是居住条件的改善。此外还必须指出，家庭户规模的缩减趋势在城市和农村是趋同的，曾经在农村常见的大家庭正在迅速消失。

再次，家庭结构趋于简化，但家庭网络化也同步凸显。

2010年，一代和二代户家庭占中国家庭总数的比重超过八成。一代户以单人家庭和夫妇核心家庭为主，前者占全部家庭户的比重在2010年已达到10%，比2000年增加近2个百分点，而后者的比重超过20%，高出2000年近8个百分点。三代及以上的扩展家庭户比重长期稳定在18%～20%左右，保持了典型的亚洲特征。

可见，中国家庭结构不断趋于简化，已呈现出“核心家庭为主、扩展家庭和单人家庭为辅”的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统计上核心家庭已成为中国家庭结构的主要形式---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核心家庭的总比例分别为70%、73%、68%和62%以上，不少学者也由此提出“中国家庭核心化”的论断，但从微观来看，在社会保障仍相对缺位的背景下，中国家庭很多功能的完成必需依赖亲属网络，尤其是父母。

2007年的《中国社会蓝皮书》中曾列举了14种在人们碰到生活困难时可能去寻求并获得帮助的渠道，调查结果显示“家庭”和“家族、宗族”名列第一和第二，核心家庭仍不得不从其亲属网络中获取源源不断的支持。

城市老年人空巢比例接近半数

从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看，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家庭老龄化、空巢化趋势明显。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推进，有老年人的家庭数量不断增多。2010年，中国有近1.23亿个家庭有老人（60岁及以上），占总户数的30%以上。有多个老人的家庭数量增速明显快于只有一个老人的家庭，其中近120万户家庭中有3个或3个以上的老年人，而“纯老家庭”更早已超过3000万户。家庭中有多个老年人、高龄低龄老年人共存、老年空巢等现象，将日趋显著。

空巢化尤其值得注意。2010年老年家庭的空巢比例已达到30%。不仅如此，城市中老年人空巢的比例接近半数，在大中城市更已过半，对城市中即将进入老年的48～59岁群体的研究还表明，其家庭空巢比例也已超过20%。

此外我们还发现，家庭类型多样化的趋势显著。非传统类型的家庭大量出现，特别是丁克家庭、“纯老家庭”、单亲家庭，以及人口流动所导致的留守家庭、隔代家庭、分居家庭和单身家庭。

有研究指出，对于已婚流动人口，举家搬迁已逐渐成为最主要的流出方式，流动人口的家庭迁移趋势日趋显著。

家庭在变小，却不一定变得更“核心”

变迁中的中国家庭，与人口和社会的变迁相互影响，且相互作用。

中国经历的是人口与家庭的双重变迁。快速而激烈的人口转变直接压缩了家庭户变迁的进程，稳定的超低生育水平、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剧烈的人口迁移、不断提升的城市化水平，都在冲击着家庭。

当代中国家庭规模与结构的变动，是在“少子化”或“独子化”现象相对普遍的情景下展开的，再加上人口迁移与流动所导致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地域分隔，家庭成员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可资利用的资源正在减少。虽然这并不必然导致家庭成员间经济关系的急剧减弱，但代际之间的生活互助会受到制约，并趋于弱化。

同时，家庭变迁又内嵌于中国的社会转型之中。社会变迁重塑了家庭关系与家庭功能，亲子和夫妻之间的权利格局不断变化，代际之间对文化和传统价值观的传递趋于减弱。在抚育后代、赡养老人以及家务劳作等职能面前，小家庭逐渐变得独力难支。

家庭在变小，却不一定变得更“核心”。尤其随着单位制的解体，个体已由过去的“组织的人”变成现在“家庭的人”，社会将很大一部分保障负担转移给了家庭，家庭成员间的传统互助模式成为应对外部风险的前提，家庭网络化现象涌现。

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家庭的凝聚力，却也使家庭在成员互助出现问题时面临极大的脆弱性。

与西方国家不同，家庭在中国不只是生产与再生产的经济单元，而且还是秩序单元、教化单元和福利单元，并负有社会化和保护其成员的责任。

尽管“家本位”、“家国同构”等传统文化使中国家庭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竭力为家庭成员提供保障，并帮助其抵御风险、适应变迁，但却越来越不足以应对人口、家庭、社会多重变迁所带来的冲击。家庭政策的完善与改革由此被提上日程。

建立专司家庭事务的职能机构

眼下我们并未遭遇西方发达国家高福利所带来的沉重财政压力，老龄化的严重程度也与发达国家相去较远。因此，家庭政策体系的完善与改革，应以提高家庭福利水平和扩大福利覆盖面为主要目标，而绝非继续“减轻国家或企业的社会负担”。

在人口和社会经济变迁的大背景下，家庭政策完善的过程中有一些不可回避的主题。

比如，可建立专司家庭事务的常态权威职能机构。

中国家庭正遭遇前所未有的风险，它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为社会成员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会保护责任，政府和社会也开始越来越重视和依赖家庭。但有趣的是，我们的家庭很少得到政府和社会的支持，甚至一个社会成员只要拥有家庭便意味着得不到政府或社会的直接支持，这种政策取向实际上是对家庭承担社会责任的惩罚。

不仅如此，在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下，目前以部门为主导而形成的家庭相关政策均呈碎片化，不同政府部门往往专注于各自的功能和职能定位，家庭发展在发展序列中的排序以及家庭政策优先对象的确定都要取决于相关部门对家庭事务的理解，相关部门之间职责交叉但界限不明确的情况时有出现，更遑论政策之间的制约乃至冲突，这都使推行家庭政策成了一个“老大难”问题。

但“老大难”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只要有了老大，什么都不难。所以，家庭政策的完善与改革，应首先寻求在行政管理体制上的突破，要找一个“老大”，建立一个专司家庭事务的常态的、权威的职能机构。

应推行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福利政策

同时，应把家庭政策的完善与人口政策的调整协调起来。

家庭政策本就具有调节家庭规模与家庭结构的潜在目的，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往往在本国生育率出现明显下降趋势时，出于对生育率下降的担忧而向家庭支付某种形式的津贴以鼓励生育，如德、法、意等国针对育儿家庭推出的税收减免和现金补助等。

不仅如此，在老龄化背景下，一方面，如果生育率一直过低，那么任何社会保障体系都将很难持续，这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保制度的隐患；另一方面，在传统文化作用下，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越来越多的家庭需要去抚养老人，而并不只是政府的责任，但“独子化”和“少子化”又使得这些家庭不堪重负。

最近国家宣布放开“单独二孩”政策无疑是一个利好，但如何进一步过渡到全面放开二胎，并由此设计更为完善的家庭政策与之匹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另外，应推行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福利政策。

考虑到实际情况和目前已涌现的家庭发展困境，推行以家庭整体为福利对象的社会政策势在必行，但必须找准切入点。

例如，可尝试以家庭为单位的税收政策以及税收优惠措施，尤其要将有养老需求的家庭的经济成本考虑在内。或尝试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保险及医疗保险制度，允许保险在家庭成员之间转移，并向老年夫妇倾斜；也可以将家庭成员所承担的某些长期家庭服务（如老年人的长期护理等）纳入社会保险范畴的可行性。

以发展家庭能力为目标进行社会投资

对于那些正承担着养老责任的家庭来说，为缺少经济来源或不能自立的老年家庭成员提供支持是一件需要动用很多资源的事情，这些资源的短缺是影响家庭发挥功能的重要因素，但相关部门和社会却并未从政策上对这一资源需求予以明确承认。因此，政府应直接对承担养老责任家庭进行援助。

我们还应以发展家庭能力为目标进行社会投资。

中国政府曾在“十二五”规划别指出“人的全面发展”对于“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意义，然而目前相应的政策安排却仍存在缺位。

例如，对于那些处于贫困边缘的家庭来说，由于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极其薄弱，任何微小的经济冲击甚至家庭生活事件都有可能使其陷入贫困境地，造成这一境况的根本原因是他们获取收入的能力受到剥夺。增进对这些家庭的教育投资、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含量，是发展家庭能力的必由之路。

篇8

关键词：福岛；南相马；核泄漏；灾区；重建；调查

2011年3月11日，当地时间14时46分（北京时间13时46分），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里氏9.0级地震，这是日本有地震记录以来发生的最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15时35分，地震引起高达十米的海啸袭击岩手县、宫城县和福岛县。地震和海啸导致位于福岛县南相马市附近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供电中断，继而引发设备损毁、堆芯融毁和辐射泄漏等事故，成为自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以来最严重的核子事件。

此次灾难中，福岛县南相马市共死亡1083人，其中海啸导致的死亡人数为636人，地震关联死447人。市内超过53.6%建筑物被完全或部分损毁，农地受灾面积达到2700公顷。由于核泄漏的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半径二十公里内的居民全部被迫迁出避难，半径二十公里至三十公里区域内居民在家中避难。至此南相马市经济崩溃，交通网断裂，数万群众被迫住进临时避难的简易房屋。

作为遭遇地震、海啸、核泄漏事件三重灾难的南相马市，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各国大力发展核能产业的背景下，对这一案例的研究可作为灾难防控及灾后重建的重要参考。3・11关东大地震三周年之际，作者随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研究团队亲赴南相马市进行实地调研，考察当地灾后重建状况。文章将对灾区目前的现状及问题进行分析，并试图对我国提供启示及借鉴。

1 核泄漏重灾区调查概要

1.1 南相马市概况

南相马市位于日本东北部，是福岛县滨通北部的中心，东边面向太平洋，面积为398.50平方公里，2014年3月20日统计市内常住人口为51，905人。该市设立于2006年1月1日，由鹿岛区、小高区和原町区三个区组成。灾前该市主要产业为农业、林业和渔业。由于距离发生核泄漏事故的福岛第一核电站距离最近，南相马市成为经历地震、海啸和核污染三重灾害的城市。

1.2 核污染控制现状：污染程度逐渐减低

核泄漏事件发生后，控制和去除核污染成为了南相马市灾后重建的首要任务。南相马市政府在2011年7月制定了《南相马市放射性物质的除污染方针》，设立南相马市除染推进委员会。应对核污染的对策主要分为三个部分：（1）辐射量监测。由于核辐射对未成年人的危害远大于成年人，为了让儿童和青少年有健康安心的生活环境，南相马市把监控和除污的重点放在学校、通学路和公园等地，并对幼儿园、中小学的午餐进行严格的检测，以保证安全性。除此以外，在市区内的公共场所及自来水厂设置辐射检测仪器，以实时监控空间辐射指标。（2）去除核污染。除污的区域分为生活区和农地，采用表土去除、填埋、洗净等方法进行作业。在核辐射超标的区域根据工程进度及最新辐射监控数据来进行具体操作。（3）有关辐射的健康教育。市民团体定期组织学习会和沟通会，让市民对辐射有正确认识，并具备基本自我保护能力。同时，政府组织一年两次的人体内辐射值免费检测。

经过三年的努力，南相马市的核污染已经得到了较好的控制。预计在2014年12月底，放射性物质可以达到比2011年9月减少60%的目的。同时，在医院定期进行的人体内辐射值监测中，成人体内核物质检出率平均为2%，未成年人检出率平均为0.2%，但检出人群中的核物质量均未超过安全值。

1.3 灾区人口现状：劳动力流出严重

南相马市2010年11月23日登记居民人口为71，561人，2014年3月20日市内居住人口数为51，905人（其中包含从其他灾区移居到本市的4，988人）。目前受灾居民被分为几种类型：市外避难居民，市内避难居民，市内居住居民和户籍已转出者。核泄漏事件发生后，福岛第一核电站半径二十公里以内的居民全部被强制迁出，安排在市内及市外临时集体住宅避难。三年来临时住宅的艰苦条件并无改善，康乐设施的缺乏导致一些集中避难的群众出现心理问题，自杀率显著上升。但由于资金缺乏和选址难题，永久性安居房的建设目前仍没有提上议程。

由于担心核辐射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大批有子女的青年家庭迁出该市，其中有子女的20岁至39岁居民家庭到市外避难的比例占到44%，中小学校的学生人数与灾前相比减少约54%，保育园和幼儿园的幼儿人数比灾前减少40%。年轻及有子女一代的流出，使灾区老龄少子化现象更加严重，劳动力的减少也使灾后重建速度放慢。

在市外避难居民的回归意向调查中显示，约有43%的居民愿意重回南相马，但有四个前提条件：（1）灾情缓解；（2）辐射值保持在安全水平；（3）获得足够的赔偿；（4）社会福利及医疗设施重新开放。21%的居民表示“不想回”或“肯定不回”，另外34%的居民还在“犹豫中”及“观望中”。

1.4 市内就业状况：隐形及结构性失业上升

受核污染的影响，灾后南相马市大片耕地被限制耕种，目前这种状态仍未解除。如在原有的6820公顷水田中，只有122公顷目前作为试验田在进行试耕栽培，其他的土地全部转为农地保护或荒废抑制地。由于耕地减少及核污染导致的农作物滞销，大量农民处于隐形失业及半失业状态。当地有部分农户尝试水耕种植，试图做到零辐射农业，但仍不能挽回颓势。在对小高区进行的问卷调查中显示，仅有25%的农民还愿意继续务农，46.3%的农民不再想从事农业生产，27.4%和1.3%的农民还在犹豫中和无法作出回答。

原辐射警戒区以外的鹿岛区和原町区企业数量和从业人数减少16%。位于旧辐射警戒区内的小高区由于受核辐射影响更大，目前因企业关闭而导致的失业人数达到3000人，与此同时，由于青壮年人口的大量流出，灾后重建所需的劳动力得不到及时补充。如灾前南相马市的有效招聘率为0.54倍，2013年4月达到1.92倍。失业问题和用工短缺同时存在，显示出区域性的结构性失业问题。

灾后南相马市有两所医院被关闭，与灾前相比，2014年3月医院护理人员和病床总数分别减少了24.6%和60.6%。灾区的医疗资源没有得到及时的支援和补充。

虽然福岛核电站半径三十公里以内的居民获得政府医疗费用全免的待遇，但当地却没有充足的资源来提供灾后医疗服务。根据南相马市长寿福祉课2013年5月的调查显示，需要住院治疗的病患由灾前的2，761人上升到3，380人，但医护环境却由于灾后人手不足而持续恶化，导致许多病患无法顺利入院治疗，这一状况在较长时间内难以改善。同时，医疗资源的减少也使许多在市外避难的灾民不愿意再回归灾区生活，对灾后重建造成不利影响。

2 核泄漏重灾区现状分析

在市政府的努力下，南相马市的核污染状况得到了较好控制，目前的监测数据显示核污染事件暂时未对当地居民构成生理上的实质伤害。但对核污染的恐惧有时比核污染本身危害更大。这也使福岛县和其他同时受灾但未受核泄漏影响的宫城县、岩手县相比，灾后重建进程明显落后。时至今日，南相马市的居民仍然没有恢复到正常生活状态，灾区生产停滞，经济崩溃，大量土地抛荒，和三年前相比，重建成效甚微。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2.1 灾前未建成弹性社区

弹性社区是指具有以最小的社会损失应对灾难及灾后迅速恢复到原有状态之能力的社区。一般认为，自然资源依赖型的社区具有较小的弹性。南相马市灾前产业结构单一，主要产业为农业和渔业，严重依赖当地自然资源。在土壤和海域被核污染后，大片土地不适宜再耕种，渔民也无法从事以前的行业。但区域内并无其它产业作为替代，导致大批灾民无法顺利恢复生产。此外，灾前南相马市就存在高龄少子化问题，劳动力人口持续下降，灾后又有大批青壮年劳动力流出。人力资源的短缺使灾区缺乏活力，社区应有的学习和适应能力下降，使灾区重建进程放缓。

2.2 三重灾难灾情复杂

应对核污染经验的缺乏使灾后重建举步维艰。相比其他在3・11大地震中受灾的宫城县和岩手县而言，福岛县的灾情更为复杂。除了美国三哩岛及前苏联切尔诺贝利事件外，人类历史上并无其他处理核泄漏危机的案例，而且要在受核污染的地区进行重建更是史无前例。对核物质的监控和除染是灾区重建的核心任务，但核辐射的许多相关问题在科学上并无定论。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灾区的许多工作只能采取走一步看一步，再慢慢修正的方式来进行。同时，被污染地区的重建及相关问题的解决需要大量各种领域的专业人员来提供支持，但对核辐射的恐惧使许多外部组织对进入该地区长期从事援助工作望而却步。

2.3 缺乏统一行动的战略

灾区重建需要宏观层面的统一规划及部署，但时至今日南相马市仍未对灾后重建的总体方案达成一致意见。在市民团体和市政府的组织下，南相马市举办了多次由政府、NPO、市民团体、专家学者、市民代表参与的灾后重建协商会议，试图商讨统一行动纲要，但目前暂时未能实现。这一民主协商过程值得肯定，但各个市民团体利益诉求不一致使每次协商会议的收效甚微，各方难以在短时间内达成统一意见。统一行动纲要的缺乏使南相马在灾后重建上难以形成合力，此外也没有强有力的组织来推动重建工作进行，这对本来就缺乏人力物力的灾区更是雪上加霜。

2.4 损害赔偿存在问题

灾后损害赔偿不能弥补灾民实际损失，使灾民回归意愿下降。灾后南相马市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是东京电力公司旗下产业，以下简称东电）都成立了损害赔偿委员会，专门处理核污染造成的市民生命和财产损失赔偿问题。灾后初期，损害赔偿委员会对所有迁出核电站半径三十公里内的居民财产设立了一个赔偿标准。三年后，一部分强制迁出地区开始准备解除居住限制，原来避难的灾民可以回归原地居住，但此区域内的房屋由于三年来无人看管而呈现野生化状态，原有的公共设施也基本荒废，灾民拿到的补偿不够支付重新迁入所需成本。并有当地居民称，由于东电的赔偿政策过于复杂，只有不到一半的灾民申请到了赔偿。

篇9

【关键词】亚洲国家；　福利制度；　发展趋势

众所周知。要将亚洲视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是十分困难的事，因为亚洲不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而且各国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影响社会福利制度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等均有很大差异。如日本早已是公认的发达国家．其不仅稳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近半个世纪，而且福利制度伴随经济发展而日臻完善；韩国等亦在上世纪80年代即进入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国民福利亦得到了较快发展；其他多数国家还属于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然而，亚洲多数国家毕竟有着相似的文化传统与价值取向．并且大多处于快速工业化进程之中，我们依然可以从宏观上加以考察，并获得一些基本的结论。

通过对亚洲一些国家福利制度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一些现象：

1．普遍奉行经济增长优先与低福利政策的取向。与欧洲发达国家社会福利水平通常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同步提高的规律相比较，亚洲除日本外，大多数国家并未遵循这一规律。例如。战后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作为率先工业化的亚洲“四小龙”，就一直追求高经济增长而忽略社会福利的改善，长期将发展经济视为重中之重，注重储蓄与发展，以小规模的社会福利公共开支作为其发展经济的优势。后来进入快速发展轨道的中国大陆地区、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家，亦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经济增长优先的低福利政策取向。在增长优先战略的指导下，人们将社会福利看成经济增长的负担，认为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会降低劳动生产率、削弱国际竞争力，甚至将福利与养懒汉等同起来，并将相对忽略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保持低福利政策视为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看到的现象，便是在最近几十年间，亚洲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都在持续快速增长，而社会福利制度却进展缓慢，国民福利依然处于低水平状态。据亚洲开发银行在2008年5月14日的一份对亚洲各国政府社会福利开支的比较研究报告《社会保护指数》显示，亚洲各国用于社会福利的平均开支低于GDP的5％，给予失业人口、老人、穷人和残疾人的财政资助平均水平仅达到联合国规定的35％。可见，增长优先与低福利政策取向的直接后果，即是社会福利支出严重偏低，对国民福利保障严重不足。

2．社会保障覆盖率低。普惠性弱，不公平性突出。除日本、韩国等极少数国家外，亚洲多数国家的社会保障覆盖率都很低。以中国为例，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只占应参加养老保险人数的20％，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亦在同龄人口中只占20％左右；即使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亦仅有5％左右的人口直接受益；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步伐虽然在加快，但还有3亿左右的城乡人口缺乏医疗保障，而在农村参加了合作医疗的乡村居民实际得到的医疗保障待遇不足其医疗支出的1／3。在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蒙古等国家，均可以发现类似的情形。与覆盖率低并存的另一现象，是亚洲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公平性非常突出。各国的公务员普遍享有较高水平的福利保障，但普通劳动者享受的福利保障却非常有限，高水平福利保障、低水平福利保障与缺乏福利保障的群体现象．在同一个亚洲国家往往并存，其体现的往往是强者优先、弱者居后的顺序。折射出来的同样是增长优先战略。

3．与就业、收入密切关联而与公民权的关系并不紧密。尽管欧洲国家早期的社会保障是与就业、收入密切关联的制度安排，但战后却日益与就业、收入有了距离，而与公民权直接相关。基于公民权的福利制度安排，必然是普惠的、公平的制度安排。然而，亚洲国家的社会保障普遍以社会保险为中心。以劳动者甚至只以公职人员为核心，国民获得社会保障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就业或者其收入不足以维持基本生存条件，而且往往是正规就业才较易获得相应的社会保障，这样的制度安排其实同样是基于增长优先、效率优先的发展取向，从而很自然地难以实现社会公平。

4．福利制度的多样性特征非常明显。与欧洲国家相比，亚洲各国的福利制度其实有很大的差异。日本是一种亚洲型的福利国家，新加坡选择了独特的公积金模式．中国正在形成自己的混合型福利制度，其他国家在福利制度安排方面亦有很大差异。这一方面表明了亚洲国家在建设自己的福利制度时没有盲从发达国家，另一方面也表明不同的国情对福利制度的客观制约作用很大。

5．家庭保障和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传统影响深远。尽管在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全球化思潮对亚洲人的影响非常大，但家庭保障作为亚洲共同的文化传统，依然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成员的行为，进而影响着福利制度安排及其政策取向。在中国，占总人口60％以上的乡村人口就主要依靠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保障，无论自愿与否和是否具备保障能力，家庭都必须承担起保障家庭成员的责任，在其他多数亚洲国家也是如此。这种传统文化的积极影响是可以进一步发挥家庭内部的保障功能并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亲情关系，但它也直接制约着福利制度的社会化与普惠化。并通常构成亚洲一些国家延缓建立正式社会保障制度的最好理由。而在缺乏正式社会保障制度或者正式社会保障制度覆盖率低、保障极为有限的条件下，人们不得不将家庭作为最主要的保障资源，并且完全可能因为维护一个家庭成员的生存与发展而损害另一个家庭成员的正常权益．从而从另一个侧面造成对社会公正的损害。

6．人口老龄化与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扩大化．构成了亚洲国家福利制度的新挑战。尽管亚洲总体上属于年轻型，但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正在步日本后尘而进入老年型社会，中国于2000年进入老年社会，少子高龄化现象正在由日本等少数国家向更多的亚洲国家蔓延，同时乡村的老龄化明显快于城市老龄化，这是亚洲国家工业化进程加快的必然结果。以中国为例，以亿计的乡村年轻人离开农村而迁入城镇，老年人口在农村居民中的比重急剧上升；类似的现象在泰国、蒙古、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同样在大规模出现，并必然向更多的亚洲国家蔓延。然而，这些亚洲国家还未能够为老年社会的到来做好相应的财政与服务体系的准备。而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的增长，亚洲多数国家的城乡差距与贫富差距在持续扩大。中国的情形就十分明显，正在快速发展中的其他亚洲国家也是如此。这些都是亚洲国家必须应对的挑战。

那么，当人类进入21世纪以后，亚洲国家的福利制度何去何从?是仿效欧洲国家，还是向美国靠拢，抑或是走出自己的新路来?合理的答案，只能是在遵循福利制度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福利发展之路。

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21世纪被称为亚洲的世纪。在亚洲各国经济都在向前发展的大背景下，亚洲国家福利制度的未来发展亦必然表现出一些共同的趋势。笔者认为，有五个趋势将不可逆转：

1．调整发展理念，将经济发展成果转化为国民福利，并将人民带入福利社会的趋势不可逆转。日本早已是一个具有较高水平的福利社会。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也正在将国民福利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列为国家发展的追求目标。中国则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近几年中国执政党与中央政府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高度重视，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进入了快车道。多个东盟国家亦在扩大自己的福利支出。所有这些，都表明亚洲国家正在向欧洲健全的能够体现民主和公民权益的福利制度靠拢。新自由主义取向的发展理念正在亚洲许多国家遭到挫折。这一方面是因为人民的要求总是持续向上、向好的，民生问题升级的主要标志就是对社会安全网的要求不断攀升；另一方面也是亚洲国家长期奉行的增长优先与低福利政策取向虽然在经济发展初期具有必要性，但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引发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不同社会阶层与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等，这些问题必然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经济社会的协调和谐发展。

2．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大幅度扩大社会福利开支．努力提高全民生活质量的趋势不可逆转。基于多数亚洲国家过去长期采取低福利政策并导致保障不足的现实格局，人民对生活质量持续提升的强烈要求与愿望，以及人口老龄化加速行进与家庭保障功能的持续弱化，再加上各国对公民权的日益认同、民主化进程加快和国家财力的增强，可以肯定亚洲国家未来必定大幅度扩大社会福利开支，并通过建设健全的福利制度来达到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发展目标。保障水平低下、覆盖率低、不公平性等局面将会逐渐得到改变。

3．遵循公平、正义、共享的新价值观，将大量被排斥在外的非正式部门就业人口和乡村人口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不可逆转。从亚洲大多数国家的实践可以看到，在非正式部门就业的人口和乡村人口往往被排斥在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之外，这种排斥不仅进一步放大了贫富差距与城乡差距．而且严重违背了社会公平，并最终会损害效率，因此．公平、正义、共享将成为新世纪亚洲国家共同追求的核心价值．而统筹正式部门就业人口与非正式部门就业人口的福利制度，统筹城乡的福利制度，即是消除社会不公和实现公平、正义、共享核心价值的必由之路。因此，尽管将非正式部门就业人口和乡村人口纳入正式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着诸多困难甚至障碍，但其趋势已经不可逆转。

4．理性选择福利制度．努力实现可持续福利社会的趋势不可逆转。从亚洲各国对待福利制度异常小心谨慎来看．并不完全是排斥福利的结果，而是包含了理性选择福利制度的成分在内．因为福利的刚性增长规律和欧洲部分国家因福利水平过高而造成的一些并不完全正面的影响，客观上告诫亚洲国家在设计自己的福利制度时需要理性。中国走渐进改革的道路，强调尊重国情，其实也有着理性的考虑因素。因此，简单模仿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理性寻求可持续的福利社会发展道路的时代已经到来。

篇10

纵观全球服务业发展历程，有三个国家的服务业发展值得探讨：一是观察先进国家如美国，从工业转变为服务业的过程中，便可验证传统的产业发展理论，即当国民所得愈高，对于生活水准的要求亦相对提高，因此，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更是重要，尤其是生产性、分配性及专业业在整体产业发展上常有决定性的影响力，甚至在国际出口市场上也能够占有一席之地。二是检视制造业大国如日本的服务业核心发展策略，主要是与制造相互串结，共构成经济发展双引擎，亦即藉由本身雄厚的制造业实力，在讲求效率、专业分工以及提升附加价值的需求下，带动国内相关服务业发展，乃至于提升国民生活水准。三是剖析受限于先天地理环境条件，导致内需市场过小的新加坡，却能借力使力，积极发展流通服务业、支援服务业等，以满足客户需求，成为国际供应链上所不可或缺的要角。

因此，本文将简述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发展服务业的相关政策，探究政策的精髓所在，以启发我国服务业发展政策的新思维。

美国：政府扮演领头羊角色

由于美国政府的努力，使得美国企业在全球服务贸易市场表现极为亮眼，其服务贸易一直维持顺差，且不断成长中，亦填补美国商品贸易长期以来所存在的巨额逆差，大幅改善美国整体贸易赤字状况，因此，发展服务业出口对于美国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早在1960年，美国服务业附加价值占GDP之比重即超过60%，产业发展结构便已转型为以服务业主的经济体系。然而，随着经济知识化、分工专业化，美国服务业除提供个人服务需求，以满足国民生活水准的要求外，更重要的是，为生产者提供中间投入的生产业（Producer Services），诸如银行、保险、金融、不动产、科技研发与咨询、会计服务、法律服务、建筑与工程服务等专业。若以2003年为例，金融中介业、不动产业、租赁业及其他商业服务等生产业占美国整体服务业之比重已达41.4%之多，显见生产业在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以及其所带来的庞大经济效益。

美国服务业发展政策在于通过拟定服务贸易法规、强化国内基础建设等方式，建立完善的服务业发展环境，藉此提升整体服务业效率与竞争优势，以因应全球运筹管理的经营模式。因此，对内系以拟定“贸易法”、“综合贸易和竞争法”、“出口促进法”等出口贸易法规，藉此协助（或保护）其国内企业在世界市场的发展性；对外则是遵循WTO规范之下，凭借其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实力，积极促成双边、多边和区域服务业贸易自由化，以开放外国服务业市场，并拉拢发展中国家进入其多边贸易全系，以实现服务业贸易自由化的目标，并为美国服务业出口提供动力和保障。以美加两国所签署的“美加自由贸易协定”为例，1987年美国对加拿大的服务业出口额仅有77.45亿美元，在1989年正式签署双边协定之后，美国服务业的比较利益优势随即显现，当年度对加拿大的服务业出口额即大幅增加至131.95亿美元，成长70.37%。

综观美国服务业发展过程，其实最重要的还是通过美国各部门的职能力量，加强提供对服务业的必要援助，以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协助服务业出口发展，诸如商务部国际贸易管理局执行服务业出口计划；财政部协助其国内金融保险业在开拓海外市场时不遭受到歧视待遇，并能获得与当地企业同等竞争的机会；运输部推运远洋航运和航空计划，以及协助国内服务业与国外签定双边协定；国家旅游管理局协助观光旅游服务业，吸引国外观光客来到美国旅行游玩等。

在1994年公布的“国家出口策略报告”中便明白指出：美国政府将集中力量支持国内服务业的发展。通过商务部、进出口银行等公私部门的密切合作，在主要出口市场上设立多功能服务机构（如商会、商务中心、办事处等），为各服务业出口企业提供有关当地市场环境、政府政策与法令规章、经营风险、社会文化等市场讯息，以及相关咨询与建议，并为中小型企业提供信贷、担保和保险等融资管道与相关金融服务。同时，亦肩负起协调企业与进口国、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贸易纠纷解决非政治性的贸易争端，减少双方的贸易摩擦。此外，美国贸易开发署设立专案基金，以资助企业参与国外技术性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与工程方案设计，希望借此推动美国技术服务业进入当地市场与发展契机，达到拓展商品与劳务输出管道的最终目的。

该报告中，美国政府对于具有极大商品贸易成长潜力，但现阶段无法有效打进该市场而言，希望先藉助服务性质的合作，建立良好的贸易伙伴关系，再随着双方商业往来程度的加深，带动商品贸易和其他劳务贸易的出口发展与商机，促进美国出口贸易的成长，因此订定“服务先行”的出口发展策略，优先针对环保、资讯、能源、交通运输、卫生保健及金融等专业知识性的服务业进行重点扶持，以增强这些服务业的竞争力。在市场开拓上，除了继续维持欧日等主要服务业出口市场，以维持对该市场的服务业出口顺差外，亦积极在新兴国家中开拓新的服务业贸易机会（如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韩国、波兰和南非等国），以求创造更多的服务业出口契机。

日本：服务与制造双引擎策略

日本服务业发展方式主要是以扩大消费者需求与产业需求为主轴，亦即先藉由消费市场的牵引，带动相关制造业的投资与产业；再藉各种制造业对于专业型态的需求日渐增加，进而发展支援业，以提供各产业之需。

日本历经10年经济泡沫时期，使其国内经济长期处于萎蘼不振之势，迫使日本政府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力求于产业政策上兴利除弊，因此，除维持制造业既有的竞争优势外，亦寄望能以知识服务业作为未来另一个主导经济成长的产业，藉以加强日本经济复苏力道。

以往日本面对快速变化的服务业发展趋势，以调整其典章制度应对。从早期的产业政策法到1988年的产业结构调整法，乃至于1995年的商业投资法等，逐步松绑相关法规、简化行政程序，符合服务业发展特性。以零售业限制松绑为例，1973年的“大规模零售店的零售事业活动调整法”，即对通路有极不利的规范，难以让低成本营运、大量贩卖的批发仓储型店铺或大型量贩店进入竞争激烈的零售市场中，亦难以满足消费者“大量购买、一次购足、低价商品、休闲消费”的消费特质。因此，为因应多元消费型态，在2000年正式实施“大规模零售店立地法”，以简化、放宽政府行政管制措施，不仅减轻中央政府行政负担，更可促使大型零售商业协助地区整体发展的需求。

然而，近年来，日本社会逐渐面临“高龄化”与“少子化”双重压力，将严重影响未来经济的发展动能，因此，日本政府从中长期角度思索未来产业发展政策的走向，规划出“新经济成长策略”。该策略指导方针在于推动“国际产业策略”（即国际化）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策略”（即本土化）两手策略，进行区域经济的整合与贸易协定，以及发展日本区域内之经济力量，同时，辅以人力、物力、金融、技术与经营力等5个领域的创新策略，强化日本经济体质与发展实力。

在此策略性产业规划下，是将服务业与制造业视为经济成长的重点产业，期望藉由双引擎的强力带动下，引领日本经济永续发展。因此，根据少子高龄化的社会趋势，以及制造业活动服务产业化现象，并从需求创造与扩大、生产效能提升为考量角度，日本政府规划影像技术的数字内容产业、流通产业、人力派遣、健康福利、育儿支援和观光等6大服务产业部门，做为重点领域产业。

在服务业发展的环境建设方面，日本有感于未来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发展将对其国内社经环境带来相当剧烈的冲击，因此，积极发展ICT相关计划，希望通过无所不在的网络社会，以建构日本成为知识型社会，让国人均可享受信息科技所带来的便利性。同时，亦可藉助网络特性（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使用网络）支援许多社会经济活动，进而带动日本经济发展，尤其对于创造服务业创新研发契机、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以满足中间客户与终端消费者需求，更是提供坚实的支援后盾。正因为如此，IT政策成为日本近年来最重要的推动政策，如“e-Japan”、“u-Japan”计划。人才培育方面，日本政府以“人才立国”为目标。在高等教育体系内，提供一种结合经济学等社会学科，以及理工学识等自然学科的跨领域知识教育型态，以培育跨领域人才，提供日本发展服务产业所需的人力资源。此外，通过产学合作机制，强化工业高中、高等专门学校、专门职业研究所的实务教育，建构完整的服务业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同时，设置“亚洲人才资金”，以引进亚洲优秀人才进入日本国内服务。

新加坡：善用地缘优势，造就服务业竞争优势

新加坡虽国土狭小，但位居马六甲海峡主要交通枢纽，早期即以转口贸易、航运等服务业范围为发展主轴。时至今日，新加坡已成为重要的亚洲商业中心、金融中心及航运中心，其发展关键因素便在于稳定的政治情势、完善的基础设施、高效率的服务水准，充分利用了地缘优势，造就了面向国际的服务业竞争优势。

新加坡的发展主要建立在自由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因此营造有利于服务业的发展环境极为重要，相对而言，官方管制措施亦较为宽松，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同时，也提供相关租税优惠与奖励措施，以促进产业发展，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以下简述各服务业的政策作为：

在物流业方面，1969年实施自由贸易区制度，允许货主免缴相关租税及规费，即可将货品在该区内重新包装及再出口。1983年推动提升出口竞争力计划，宣示全力建造新加坡成为国际贸易中心，提振货物及服务输出，并加强发展船运及后勤中心，以提升竞争优势。继而，1989年成功开发贸易网络，正式启用全世界第一套跨国电子资料交换系统后，贸易资料往返时间由3天缩减至数分钟，更是提升物流竞争力。此外，新加坡充分运用各项工业仓储用地，以提供业者仓储转运之用；同时，加强物流园区基础建设，积极强引转口货源，并推动单一柜台服务中心（One stop shipping center），意即船舶一次停靠，相关服务一次解决（诸如船舶补给、融资、货物通磁、港埠服务等），藉此再大幅节省航商滞港成本，充分增进物流效率。

在零售批发业方面，则通过修改相关规章制度，达到改善产业发展环境目标，如新加坡政府藉由税收激励措施，刺激业者创新产品与经营模式，以跳脱单一价格竞争的思维，同时鼓励业者整修升级其基础设施，美化购物环境，吸引消费者入内消费。此外，为协助业者拓展国际市场，除提供他国相关法规制度与市场行情外，亦鼓励业者进行同业或异业的结盟（或合并），或是结合国际企业，争取进入国际市场，并促进新加坡本土品牌全球化推展进程。

餐饮业方面，虽然发展规模小（2004年酒店与餐饮业占GDP比重仅为3.12%），却是新加坡成为区域金融与商业中心、发展旅游业、吸引商务旅游人士、提升生活品质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之一，也因此新加坡政府成立餐饮业管理相关机构，协助业者提升服务水准与经营理念、开拓海外市场。

至于观光旅游业部分，则是提供减免10%的租税优惠方案，以鼓励业者举办世界级观光旅游活动，并利用投资抵减和租税优惠措施，鼓励零售业、餐饮业和休闲娱乐业等相关业者投资旗舰概念计划，以强化新加坡旅游品质与内容。

然而，为因应各种商业活动需求，不仅零售批发业、物流业等相关业者早已投资ICT技术之研发与应用，以强化供应链管理效率，新加坡政府对于投资ICT基础建设更是以前瞻性眼光推动相关计划，其中，以“Infocomm21”最为关键，通过网络天涯若比邻的力量，协助产业提升竞争力，并成为主要经济成长来源；同时，亦希望藉由信息及通讯的发展，提升新加坡国家竞争力及国民生活品质。

在人才培训方面，新加坡除在学校教育体系内培充多元化人才，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更是希望能将新加坡发展成亚洲区域教育中心，吸引更多优秀的国外学子就读，甚至留在当地服务，以提供新加坡企业更多的优质人力。至于在职训练方面，新加坡政府也建立终身学习制度与相关训练机构，鼓励新加坡人民不断学习职场新知，如设置零售业研究院，提供中高层管理人才相关专业能力的培训课程，以及协助培训适合厂商需求的人力资源。

给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启发

观察以上各国服务发展的主要政策后，大至而言，为因应日趋多元化且业态复杂的服务业发展模式，许多国家无不在法规调整、ICT应用环境建置或人才培育等策略上多有着墨。

基本上，由于服务业发展弹性变化大，且容易衍生新兴的经营型态，因此，使市场机能充分发挥、降低服务业发展弹性的障碍，各国均藉由放宽相关法令限制、减少行政程序，以构筑健全的服务业发展环境做为因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