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状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流动人口状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非均衡的城市化给大城市带来大量流动人口及压力我国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改革深化和快速发展，使得人口的流动和迁移日趋活跃与更加频繁。近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在大城市聚居、定居的倾向日益明显。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已达2.21亿人，占全国人口总量的16.5％。并且，全国65%左右的流动人口都聚集在包括北京市在内的13个大城市内。北京市总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流动人口的快速增长。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北京作为首都有个方面的独特优势从而能够吸纳更多的高级人才；二是城市发展带动了劳动力的需求；三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以及农村产业升级，农村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成为普遍现象。

2、流动人口居住现状不容乐观城市化过程中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意味着城市住房消费的增加，从而给城市化进程中带来严峻的住房问题。“安居才能乐业”，有一处稳定、舒适的住所是流动人口最迫切、最想解决的问题。流动人口为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自身生存、生活的基本居住空间的问题却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引发的高房价使得大多数流动人口买不起商品房,另一方面,城市的经济适用房购买的门槛依然很高，对于很多流动人口来说在流入地拥有自己的住房还是显得望尘莫及。所以,流动人口大多只好以租赁的形式自行解决住房问题。

二、流动人口住房对策分析

1、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及逐步改变城乡户籍制度随着农民进城,城市内的农民工与城市户籍人口之间互动的机会逐渐增加。但是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不仅体现了社会利益分配的不平等,同时也阻碍了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步伐。最近几年，我国对这个问题的愈发重视从而多次对户籍制度进行修改。但是并未从根本上松动户籍制度的本质。只要户籍制度没有彻底进行改革，衣服在户籍制度上城市人口的保障就无法被流动人口所享有，从而影响其在城市“留”住的迫切愿望。

2、积极探索农民工住房保障制度，构建流动人口城镇住房体制住建部等相关部门应尽可能快速的制定出惠及流动人口住房的政策来，这样既可以帮助那些有稳定收入的流动人口群体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城市拥有自己的住房，这样至少能够满足其基本需求。也可以改善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低收入群体的住房环境。

3、加快流动人口住房保障的立法流动人口作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由于社会地位低，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导致其不能利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如农民工群体，他们大多数时候不能同雇佣方讨价还价，对于住房的需求也仅仅停留在“住”而已。此时，“住房”的需求如何解决的问题就需要政府出面,通过国家和地方立法来保障和维护他们的住房权益。

三、结语

篇2

目前，全国流动人口已逾2.4亿，其中女性流动人口已超过总流动人口的1/3。由于她们的年龄普遍偏小，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主要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工作，居住与工作环境较差，承受的压力比较大，致使健康问题呈现多样化的趋势［1］，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

通过对广东省中山市10个区女性流动人口的教育、经济、环境、医疗保险、健康意识等健康影响状况调查，系统分析了影响女性流动人口健康的主要因素，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与对策。

临床资料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1年在广东省中山市10个区进行的关于女性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女性流动人口的教育、经济、环境、医疗保险、健康意识等。考虑到女性流动人口众多，流动性大，职业分布广泛，居住情况复杂等因素，采取的是多阶段抽样调查的方法，并在调查过程中运用了访谈技巧，用数理统计方法进行了数据分析。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489份，回收率为97.80%，有效问卷475份。

结 果

教育和经济：在475份有效问卷中，女性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呈两头小、中间大的特点，即流动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以及本科及大专以上文化者比例比较低，分别占7.37%和6.00%，而小学文化者占20.84%，初中文化者占44.42%，高中及中专者占14.95%，本科、大专及以上者占11.79%。在调查的人群中，有308人月收入1000～2000元，占64.84%。而在工资收入中，有多少用于医疗健康支出这个问题上，大于收入的50%者23人(4.84%)；大于收入的30%者70人(14.74%)；大于10%者185人(38.95%)；小于收入的10%者166人(34.95%)。

环境：①工作环境：女性流动人口对其所处的工作环境的满意程度：感觉“一般”者占40.42%，感觉“满意”者占18.74%，感觉“很满意”者为5.47%。工作环境经常遭受高温(32.2%)、多灰尘(25.3%)、高噪音(18.5%)、多辐射物质(9.6%)等有害因素的影响，每天平均工作时间约为10～12小时，这些因素均易导致职业病及工伤的发生。②居住环境：女性流动人口的居住方式多为租房(39.16%)和单位提供的宿舍(20.84%)，其他的居住方式有与她人合租、买房、自己搭房以及住工棚等等。居住面积统计显示，人均居住面积为5～10m2、10～15m2、15～20m2的分别占27.7%、19.9%、21.7%。显然，过于狭小、简单的居住方式和居住场所对女性健康，尤其是生殖健康极其不利。

医疗保障：单位向女性员工提供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只占55.58%，其他险种比例更低，失业保险占26.32%，医疗保险占18.11%，工伤保险占16.00%。员工自己购买保险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调查显示只有93人(19.58%)。

健康意识：①政府的健康意识：在475份有效问卷中，89人(18.74%)在过去的1个月里未接受过诸如预防保健、妇科知识、合理膳食等健康教育的宣传；290人(61.05%)接受过1次健康教育宣传；80人(16.84%)接受过2～3次健康教育宣传；10人(2.10%)接受过4～5次健康教育宣传。②自我健康意识：在调查的500名流动女性人口中，一般不会主动去医院检查身体，绝大多数人选择“不舒服时再检查”,共214人(45.05%)；只有少部分人每年进行一次身体检查，共84人(17.68%)。绝大部分女性在感觉身体不好(包括生病、受伤、精神紧张、情绪低落及不稳定)时会去药店买药治病，共335人(70.53%)；少部分会去医院就医，共92人(19.37%)。说明女性流动人口对自身健康的关注度有所提高，但仅仅限于买药治病，就医率依然很低。

影响女性流动人口健康的主要因素

教育和经济与女性流动人口健康：流动女性的教育程度与经济状况基本呈正比，受教育程度越高，经济状况越好，而良好的经济基础又是健康的重要前提。随着经济收入的提高，生活工作条件、卫生状况、保健水平也会显著改善。调查显示，女性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工资收入不高，因此卫生状况、保健水平并不乐观。

环境与女性流动人口健康：工作环境对女性流动人口的健康至关重要。流动女性主要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噪声大、人员拥挤、通风除尘条件差、有害气体超标、且工作强度较大，给长期在此环境下工作的流动女性健康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居住环境对流动女性的健康影响也不容忽视。调查显示，外来女性不论是居住方式还是基本生活设施，都比较差。居住方式主要以集体宿舍、合租房、单位提供的工棚等为主，人均居住面积狭小；居住地多为城市卫生保健较为薄弱的郊区、郊县或城乡结合部，基本生活设施十分有限，卫生机构人员与卫生保健服务需求的矛盾十分突出。居住环境的恶劣给其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也给其身心健康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卫生事业的发展与女性流动人口健康：医疗保健被列入社会保障体系，卫生事业的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但是，女性流动人口没有得到应用的重视，一方面，由于多数的流动女性缺乏自我维权和自我保护的意识，在寻找用工单位时并没有考虑到很多原则性的问题，只要用工单位按时发工资、提供食宿就满足了，而不会在意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动合同包括什么；用工单位为追求低廉的成本和更高的利润也并不会主动向没有签订合同的女员工提供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这就造成了职业病和工伤的逐渐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城市化水平低、居民收入差距大、再加上流动人口的流动特殊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在女性流动人口中没有得到较好落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女性流动人口中没有全面普及，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在女性流动人口中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健康意识与女性流动人口健康：①社会和政府对女性流动人口健康疏于管理：由于女性流动人口流动性大，职业分布广泛，居住复杂，社会和政府很难对这一部分人进行系统有力的健康宣传，使许多有关促进流动女性健康的宣传或活动没有达到普及健康知识的目的。②女性流动人口的自我健康意识普遍不高［2］：预防疾病比治疗疾病更重要这一常理，由于女性流动人口文化程度的限制，致使许多流动女性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她们自我保健意识薄弱，对卫生保健的重要作用缺乏认识，卫生保健需求低下。很多人认为，只要没病就是健康，从而导致了疾病预防与治疗的延误。③获得健康知识的途径过于狭窄：由于流动女性的交际圈局限，社会关系网络狭小，很难与城市居民建立平等的融洽的人际关系，边缘化现象严重。高负荷、长时间的工作使许多女性对日常信息传播渠道的需求不高，流动女性对于一些常见病(如妇科病)的预防和自我健康的维护缺乏了解的途径。

提高女性流动人口健康状况的对策

把促进女性流动人口健康纳入国家宏观调控：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都应体现女性发展的主要目标，倡导男女平等，让流动女性有同等接受教育的机会；倡导同工同酬，给女性流动人口创造一个公平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改善流动人口的经济状况和经济地位。

健全相关政策法规，建立保障机制，提高女性流动人口的法律意识：国家要制定关于流动人口卫生保健方面的法律、法规，建立流动人口社会保障机制，建立流动人口卫生管理法规，把流动人口的卫生保健和医疗服务纳入法制轨道［2］。进一步落实女性流动职工的劳动保护政策，提供必要的工作和劳动条件，以解决她们因生理特点造成的特殊困难。政府应倡导用人单位把特殊劳动保护条款纳入劳动合同，健全和完善特殊劳动保护措施。同时要加强特殊劳动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教育及培训，提高用人单位的法制意识和安全生产意识，提高女职工的自我保护意识。

改变现行卫生保健模式，合理配备卫生资源，扩大医疗保险覆盖率：充分认识流动人口对城市经济、社会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影响，把流动人口的医疗卫生保健问题纳入城市卫生事业发展、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合理配置卫生资源，调整卫生人力资源的结构分布，为流动女性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设立流动人口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基金，将女性流动人口纳入社会医疗保障体系，扩大医疗保险覆盖率［3］。建立流动人口卫生保健信息网络，及时、准确、长期连续地掌握流动人口健康状况和卫生保健，及时掌握服务信息，制订解决办法和应急措施。

加强健康教育，树立正确的健康观，提高健康意识：健康教育要适应女性流动人口的文化水平和接受能力，结合流动人口卫生保健、疾病和健康的突出问题，根据她们的保健需要进行针对性的宣传，帮助她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普及健康知识。倡导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身体素质。充分利用现有体育设施以及在女性流动人口聚居地兴建公共健身场所，鼓励参与全民健身运动。

参考文献

1 胡连鑫,陈燕燕.我国流动人口的公共卫生现状［J］.现代预防医学,2007,34(1):9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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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R 179 R 153.2 R 339.3+5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7)05－0461－01

【关键词】 生长和发育；营养状况；学生

随着经济的发展，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北京，为首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但由于受经济等条件的制约，大部分流动学龄儿童就读流动人员子女学校。为了解流动儿童的生长发育和营养状况，以便采取有效干预措施，笔者对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房山区流动人口子弟学校小学生生长发育和营养状况进行了调查。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取随机整群抽样法，抽取北京市房山区流动人口子弟学校2所2003-2004学年的在校小学生599名（男生339名，女生260名）为调查对象。

1.2 测试方法 由北京市房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体检人员，按《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查工作手册》[1]和《中国卫生监督统计报表学校卫生年报表技术规范》[2]要求，对受检学生逐个进行身高、体重测量。测量器材统一，测试人员队伍稳定，测试前进行统一培训，并对身高、体重进行复测，达到质控指标。

1.2 评价方法 身高、体重的评价根据1985年《全国7～22岁城市男女身高体重百分位数表》，采用百分位数法，以P90以上为上等，以P10～P90为中等，以10以下为下等；营养状况的评价根据1985年《全国7～22岁城市男女身高标准体重值》和《中国卫生监督统计报表学校卫生情况年报表技术规范》进行评价。采用北京市卫生局和北京君昌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学生体质与健康评价软件》进行统计。

2 结果

2.1 生长发育状况 流动人口子弟学校小学生上等身高占9.68%，中等身高占75.63%，下等身高占14.69%；上等体重占15.19%，中等身高占75.79%，下等身高占9.02%。见表1。

2.2 营养状况 流动人口子弟学校小学生营养不良率为16.36%，超重率为9.52%，肥胖率为3.34%，见表2。

3 讨论

调查显示，北京市房山区流动人口子弟学校小学生矮瘦身材者较多，营养不良检出率较高(16.36%)，超出北京市学校卫生防病工作规划(2006-2010年)的控制目标(10%)。虽然遗传因素对流动人口子弟学校小学生身体形态有一定影响，但生活环境相对不稳定、生活水平相对较低已直接影响到学生的身体发育和营养状况，应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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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儿童”的提法已不适用

《望东方周刊》：2013年，全国妇联了由你参与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关于这个课题有最新的研究进展吗？

段成荣：目前我们主要在“新生代的流动人口状况”、“异地高考”等专题性领域方面完成了一些研究。

我们发现，“流动儿童”的概念已经不适用。传统的理解，通常假定他们都是“在老家出生，再到城市里来”。这些年我们观察到，城里生、城里长的孩子在增多。这一轮调查发现，这样的“城里娃”占到16岁以下流动儿童的52%～53%。

从严格意义上说，他们就是“城里娃”。这种特点决定了我们对于流动儿童问题在制度上的一些安排，与今后的现实有很大偏差。

之前的一切设计，包括各种教育政策，都没有来得及做让他们长期扎根的准备，在出发点上就有偏差，今后这个矛盾会更突出。

分级分担流动儿童教育经费

《望东方周刊》：你曾提出流动人口受益者的结构问题，在流动儿童方面，是否也存在相应的受益和责任结构？

段成荣：流动人口带来了劳动力，带动了经济发展，所以首先国家要承担责任，流入地的地方政府也要承担责任。

流动人口的主要动因是务工经商，儿童更多的是伴随性的。儿童的融入，最核心的就是教育问题。

今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战略，在“市民化”部分对流动儿童的问题有特别好的提法。原来的城镇化战略中，讲到子女教育问题，位置一般靠后，而这次放在第一位，这显示了政府承担责任的决心。

《望东方周刊》：省内和跨省流动的差异是否会影响到孩子的城市融入？

段成荣：目前针对“义务教育”以及“义务教育后”――也就是大龄儿童的教育，各省对于省内流动的孩子已经作出种种安排，但在跨省这块缺口仍然很大。下一步跨省的工作肯定是重点。

我们有个流动儿童教育的分级建议：跨省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经费，由国家财政统一支付；各省承担省内跨市的流动儿童教育经费；再由各市把市内跨县的部分管起来，逐级分担。

一些大城市对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态度一直不明朗，甚至明显在推卸责任，这跟财政负担有一定的关系。

东部吸力仍大，中西部整体规划须有预见性

《望东方周刊》：2013年的调查显示，部分中西部省市流动儿童的流入也出现增长，今后流动的地区分布，是否可能向中西部转移？

段成荣：“向东流”这个整体趋势还没有明显变化，发展机会比较多的沿海城市仍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但是部分中西部城市，如成都、重庆，有异军突起的现象，需要尽早准备。

无锡、重庆等地，十几年前就提出把流动儿童纳入到当地教育发展的整体规划。目前许多大城市做得不够好，不愿意承认有这么多流动人口，所以也不太愿意做教育资源安排，总是强调教育资源不足。

一个城市的整体规划，对人口的流入要有预见性。我们在2013年的报告中就提出，要建立健全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为学生学籍转接提供便捷服务。

对流动儿童要有长远安排

《望东方周刊》：除了义务教育，这些孩子还有哪些“城市融入”的需要？

段成荣：除了义务教育，流动人口子女“两头”就学难题突出，接受学前和高中教育比例偏低，延迟义务教育现象普遍。

各级政府一定要做好全面承认、接受这些“城里娃”的准备。

之所以叫做“城里娃”，是强调两点：第一，他们不愿意走，城里就是他们的家；第二，他们也不可能走。

人们习惯认为流动人口居无定所，但事实上，无论是流动人口整体，还是近年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生代流动人口，绝大多数人的居住都相对稳定。

近期我们对全国新生代流动人口的调查显示，70.3% 的人只流动到过1个城市，更换过3个及以上城市的人仅占3.77%。

这些人不会来回跑，因此必须对流动儿童有长远的安排。

2013年是我国“异地高考破冰之年”，12个省份首次接收符合条件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但你知道一共多少人参加了异地高考吗？414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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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基层社区；传染病控制

1加强社区宣传教育仍是急性传染病控制有效的首选措施

目前大部分新发传染病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和疫苗，预防显得尤为重要。疫情从来没有固定模式，开展健康教育是实现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保护易感人群的普适性措施，是对人群应急控制策略上的主要手段。教育要包括医务人员和普通民众两个层次。对医务人员进行专业技术培训，提高医务人员对新发传染病的认识以及处理新发传染病的能力，并提高医务工作者的个人防护意识。对普通民众进行宣传教育，目的是提高其文明素养和健康素养，是让其了解急性传染病的形势，提高“预防为主”的健康意识，掌握自我保健、预防疾病的知识和技能，同时增强面对各种突发疫情的心理承受能力。对高危人群进行特定目标健康教育，也是控制和预防新发传染病的重要武器。

从实践层面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宣传是基层百姓防病知识可信可及的首要来源。针对民众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如广播、宜传栏、咨询台、宜传画等，是喜闻乐见的。通过文字、图片、语言等方式将传染病防控信息传递给广大居民，使之掌握相关的知识，形成科学的防范观，有助于其自觉行动并配合卫生机构搞好各项防控措施的落实。通过社区提高民众对新发传染病的认识，奠定疾病预防社会基础。

2及时控制传染源是社区传染性疾病控制的关键性措施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是健康保护的前哨站，它应当承担起在第一时间发现传染病人、管理传染源、报告疫情、开展健康教育的职责。针对传染病的流行，最紧要地是掌握第一手准确及时的资料，及时发现一切可疑的传染源。对病人要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只有做到“五早”才能控制传染源，防止疾病在人群中传播蔓延。疑似病例必须在指定场所隔离观察、治疗，尽早作出诊断。对确诊患者，需要进行隔离治疗，如有必要，可以采取强制隔离措施。当前社区仍需硬件投入，也需加强软件管理，建立上传下达、通畅无阻的专用信息系统，将保证第一线的传染病信息在第一时间得到传递。及时发现、控制和转移传染源是社区控制传染性疾病和减少二代病例的关键性措施，这种能力有待加强。社区全科医师为传染病早期诊断和控制的最佳执行者，当前要格外重视其配备和培训，使之人能留，心能安，业能专。

3加强信息共享与风险沟通是实现区域疫情控制前提条件

促进急性传染病信息的共享，包括疫情暴况、病原体检测方法、疾病预防控制措施等多方面内容，为的是提高区域内传染病防控主体的主动控制能力。有准备之仗好打，无准备之仗必然是效率低下，顾此失彼。2003年国内“非典”的实际控制过程及成功经验表明，有效的风险沟通可以增进公众信任，让利益相关者自觉参与到疫情控制中来，利于减轻心理恐慌，降低暴发疫情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社区内外加强信息共享与风险沟通是实现区域疫情控制的前提条件。

4改善环境卫生控制传播媒介是社区机构发挥领导力的具体领域

导致急性传染病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常是环境改变，因此环境治理不仅有助于控制已有疾病，还可以减少新的疾病发生。环境治理包括环境改造、环境处理和改变人的卫生习惯以及改善居住条件，如整顿环境，清理卫生死角，及时清除生活和建筑垃圾，铲除杂草、不乱堆杂物等。清理杂物垃圾、保持环境卫生、减少积水死水、消灭老鼠和蚊虫栖息场所，是针对目标疾病常见的卫生措施。经验表明，辖区环境的保持和改造是控制肠道和虫媒传染病的有效措施，其具体内容随新发传染性疾病的出现而变化，针对区域特点应保证主辅分明、重点突出。改善环境卫生控制传播媒介，在辖区疾病控制工作中社区机构可发挥出最大领导作用。

5把握流动人口因素成为完善疾病监测信息管理系统的当务之急

自市场经济改革以来，人口流动日益呈现全国性、大范围多数量现象随着区域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将涌现更多的流动人口，其管理对传染病防控尤显重要。

流行期对人群进行鉴别分类，据有关法律、法规实施不同的管理，是社区传染病防控工作的常态。流动人口住址频变，是常规卫生管理难行的主要因素，但管理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目前，多数流动人口未被纳入疾病监测信息管理系统。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建立社区基础卫生服务管理信息系统时，需要及时、准确了解辖区人口状况，定期收集公共卫生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在大的疫情到来之际，及时将有限的公共卫生资源进行有效的动员、分配、调整，保证社区公共卫生工作健康有序进行。

流动人口信息作为传染病防治的基础，如果掌握不完整，则会导致管理上的“断链”。为解决这一问题，应运用计算机网络，实行数字化、电子化管理，建立以公安为核心的全国统一的流动人口信息管理系统，逐渐把对常驻的流动人口户籍管理纳入到居住地日常户籍管理中，实行流出地与流入地的协同管理。系统掌握流动人口的真实数据，实现各部门流动人口信息共享，需要改革现行的《暂住证》管理制度，使《暂住证》成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一个身份证明，保证社区疾病控制能涵盖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所有服务和管理对象。这样的疾病监测信息登记管理体系是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徐建国.新发传染病的现状与对策〔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3，24(5): 340-341.

[2]文华，权正良.对我国当前社会因素与传染病防制对策的再认识〔J〕.疾病控制杂志， 2007，11(6): 574-578

[3]李星明，黄建始.我国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首都医科大学学报， 2009， 30(4): 309-412

[4]曾光.中国公共卫生与健康新思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9-255

[5]宋蒙胜，杨振海，杨智国.社区全科医师与疾病早期诊断〔J〕.中国医药卫生杂志， 2004， 1(3):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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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门，被大规模地吸纳进蓝领职业以及服务性行业，其中有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农村流动妇女。工业经济时代的农村女性由于参加社会生产活动，从事有偿报酬，在经济上不再像以前一样依赖于男性。通过在家庭以外自己赚钱得到应有的地位为途径，她们获得了一定权力，有助于在家庭里摆脱受压迫的地位。据新近的女性主义分析，这是公共父权制削弱了私人父权制对妇女生活的控制，是工业化的经济动力与现存与家庭和国家中的父权制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现代中国，流动妇女从私人父权制的坚固堡垒——农村家庭中走向国家和经济生活领域的公共父权制，会面临怎样的境地？流动人口中，就业的性别隔离状况如何？莱斯金(Reskin,1988)认为，不论是妇女在政策上取得了什么样的胜利成果，男性精英都会重塑资源分配的规则，使妇女相对来说总是处于失利的一方。[1](P325)流动人口的性别收入差异如何？是否如莱斯金所说，整体上流动妇女的工薪工作的收入补偿要少于男性？

本文主要对厦门市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影响因素进行多元回归研究。研究的结果显示：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农村流动人口工资差异可以用性别、原工资收入、受教育年数以及目前工作上的年数等因素来解释，年龄、婚姻状况和从事非农工作年数对其工资没有显著影响。分析表明，决定农村流动人口收入的显著因素是性别和原工资收入状况。

二、样本特征简介

样本来自近几年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的流动人口系列抽样调查(2002年厦门市流动儿童健康和教育状况抽样调查和2003年厦门市流动人口婚姻家庭状况抽样调查)。前一次调查采取分层随机等距的抽样方法，对被抽取的样本进行问卷调查，有效问卷共940份。后一次流动人口婚姻家庭状况也采取入户问卷调查形式，调查范围包括厦门市私营企业、学校、工地、饭店等各行各业的外来人口，总共有491个样本，有效问卷为487份。厦门市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城市，经济较发达，大体可以反映我国东部沿海城市的流动人口状况。

本文分析利用的是那些拥有工资收入的人，两次调查中，总共有1130个符合本文研究要求的样本。其中流动妇女有效样本个数为672个，占59.5％；流动男性人口样本个数为458个，占40.5％。表1给出了这些农村流动人口总体样本的基本特征，下面我们逐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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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流动人口的人口特征

在这次调查的样本中，他们年龄在14-79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0岁，男性平均年龄为31岁，女性为30岁。流动人口不论男性还是女性主要年龄段均为20-35岁，分别为各自总人数的77.3％和84.3％。这与全国各地流动人口的年龄段相吻合，如据珠海市、广州市的抽样调查，流动人口也主要为年龄在16-35岁和18-35岁之间的青壮年。(见图1)

性别结构对流动人口的构成有一定的影响。不同行业对性别不同的劳动力要求也有所不同。据广东省公安厅1996年统计，在1101万流动人口中，男女比例分别为569万和532万，男性高于女性，而据1998年上半年的统计，男女分别上升为575.3万和578.5万，女性高于男性，总体上两性差别不大。但实际上有的地方因行业和工种的不同，使用性别不同的劳动力却有着诸多差别。这次调查中，59.5％为女性，40.5％为男性，性别比同广东省及全国大部分流入地区情况相差不大。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谭深认为，从外出类型上看，未婚者与已婚者的差别是很大的：未婚男女的外出基本上属于个人的自主性流动，而一旦结婚成家，男外女内、男主女辅的性别分工就立刻鲜明起来，结婚成家带来的责任感鼓励了男性的外出，但却是女性外出的制约因素。即使夫妻同出，往往是丈夫先出，然后回来接妻子，形成妻子的从属性流动。婚姻状况是否会加剧性别对工资收入的影响，与工资收入存在某种相关性呢？

2.流动人口的文化特征

文化素质、受教育程度是构成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文化层次的高低是衡量不同群体类型流动人口素质的主要标志之一。样本中有研究生学历，也有文盲，主要为小学和初中、高中文化程度，所占比重依次为25％、44.2％和20.4％，而大学以上学历和高中分别占4.2％、6.2％。这说明调查对象绝大部分属于中低层次文化程度。调查中文盲、半文盲人数较少，这也与我国农村的教育普及程度相一致。

3.流动人口的工作经验

样本中流动人口在外打工时间最长为26年，平均在外打工时间7年以上。在厦门滞留时间即表中“厦门年数”有些长达24年，平均滞留时间近6年。流动人口中有个别原工作工资收入(即前期工资)高达4000元。打工时间、厦门滞留时间可以作为反映工作经验的变量，前期工资可以反映出流动人员的工作经验。

当然，实际生活中影响个人工资高低的因素很多，如行业、劳动熟练程度、职务以及国家随机增资政策等。但由于本次调查农村流动人口多从事建筑业、加工业、环卫一些“脏、重、累”等工资低的行业，因此这里未将工种作为一个独立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厦门市近几年的流动人口的月平均工资收入为500-800元，工资最高的为5000元，而最低的才300元，如此之大的收入差距是如何产生的呢？从表1中可看出工资高的人所受的教育年数要远远高于工资低的人，从事工作的年数也长于工资低的人。虽然我国长期实行的男女平等的社会政策，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特别是决策者形成了“社会发展自然带来妇女发展”的思维定势，会不会忽视发展可能带来的扩大差别、剥夺脆弱群体发展机会的负面作用？如果这样，在提高妇女地位的同时将不可避免会形成新的“性别盲点”。那么是否性别会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产生影响？影响有多大？在后面的两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多元计量分析来具体解释这个问题。

三、流动人口工资的决定因素

我们下面建立一个多元回归模型来看看流动人口现期工资收入与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打工时间、在厦门滞留时间、原工资收入等变量间的关系。回归的因变量是流动人口现期工资；自变量分成人口特征、文化特征和工作经验等三组。人口特征包括年龄、性别(男性=1，女性=0)和婚姻状况(结婚=1，单身=0)。文化特征为受教育程度(文盲、半文盲=0，小学文化程度=1，初中文化程度=2，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3，大学文化程度=4)。工作经验包括在外打工年数、在厦门滞留年数和原工资收入。

我们共进行了两次回归。第一次是用Backward对全部因变量回归，结果见表2。第二次是对性别、受教育程度、在厦门滞留时间和原工资收入几个显著性因素进行回归，结果见表3。

在对全部因素的回归中，有几个有意义的结果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中的“原工资收入、在厦年数”高度显著，说明所受教育程度与工作经验都可以增加流动人口的工资水平。这就说明流动人口虽然大部分从事体力工作或简单脑力工作，但其工作收入仍要求有一定文化水平，与工资收入成正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流动人口知识水平要求必然还将继续提高。

其次，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人口特征中，只有“性别”对流动人口的工资会产生影响，而“年龄、婚姻状况”与流动人口的工资的相关关系不强。因此可以认为，虽然随着流动人口的年龄增长，体力会逐渐减退，但工作经验、生活阅历的增长可以弥补其影响。另外人们也许会认为婚姻有助于个人的成长与发展，但模型显示它并不能给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带来显著变化。

第三，出乎意外的是，“打工时间”的长短对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影响不大，反而是在流入地滞留时间的长短与工资收入有明显的相关性。不过打工时间不能影响流动人口的工资水平，同“年龄”不能影响工资水平倒似乎保持了一致。对于流动人口来说，与其辍学外出打工赚钱，不如多读些书，提高受教育水平。模型回归结果表明靠延长打工时间获得的工作经验的想法是错误的。

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性别与农村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相关性很强。同等程度下，男性比女性的平均工资要高一个档次，近400元。排除男女体力上的差异，如此大的差距似乎说明劳动力市场还没有完全达到性别平等。关于性别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影响，我们将在下一部分详细阐述。

第二，教育水平与现期工资相关程度也很强。平均而言，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层次，工资水平就上升200多元，也就是说，同等条件下，小学文化程度的流动人员工资收入要比文盲、半文盲的流动人员工资收入要高200多元；而初中文化程度的流动人员工资收入又比小学文化程度的流动人员工资收入要高200多元，其它依次类推。随着社会的进步，对教育程度的要求应越来越高。因此，农村流动人口要获得更高的工资报酬，就应不断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重视子女的教育。

第三，原工资收入与现期工资正相关。虽然原工资收入不能直接决定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可能的解释是，它可以传达一个人的工作能力方面的信息。一般来说，流动人员若原工资收入高，工作能力必然较强，现期工资收入也不会低。

第四，在厦门滞留时间也与工资收入成正比。在厦门多滞留1年，可以增加流动人口工资23元左右。在劳动力输入地滞留时间越长，越有助于流动人口提高在当地的适应能力，获得语言优势，更加融入当地社会，人际关系也会处于相对优越的地位。

农村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存在显著差异，其差异可以由性别、受教育程度、原工资收入以及在厦滞留时间所解释。决定农村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主要因素是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尤其是性别对农村流动人口工资的影响巨大。相比之下，除了性别外，受教育程度最重要，其次是工作能力，最后是在流入地的滞留时间。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以弥补由于工作能力方面缺陷带来的工资损失。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多接受2、3年教育的工资可以相当于在厦门多滞留10年的工资。而年龄、婚姻状况则对农村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影响不大。

这些结论说明，农村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状况明显有利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男子。工资收入与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相关这一结论表明，流入地看重流动人口的知识和能力积累。流动人口之所以被当地接纳，在于其经济价值，流入地也应按市场经济运作，给予他们相应的工资报酬。

四、工资收入中的性别差异

我们将结合多元回归的结果，从教育程度、工作能力和流入地滞留时间三方面来具体分析流动人口工资收入中的性别差异。

首先来看看流动人口的教育程度方面的性别差异。表4显示，文盲、半文盲的女性流动人口占女性流动人口总数的8.5％，而男性接近2.8％；女性中受教育水平为小学、初中占绝大多数为女性流动人口总数的73.5％，男性中绝大部分人受教育水平为初中、高中，占男性流动人口总数的73.6％；由于59.5％的样本为女性，所以大学文化程度的女性绝对数量比男性多1个，但从百分比的相对数来看，女性比男性少近两个百分点。因此，总体上来说女性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要比男性流动人口低于一个层次。

表4不同性别流动人口教育程度状况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不同性别流动人口的原工资收入状况。从表5中可以看到，少于500元工资收入的女性流动人口不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数都远远多于男性流动人口，达到57.3％。男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相对较分散，虽然低于500元的也占男性流动人口总数的42.4％，但工资收入为500-800元、800-1100元之间的有23.1％和18.3％，比女性流动人口要多。中、高工资段的流动人口，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普遍偏少，这可以从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素质培养等条件限制中得到解释。

表5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原工资收入状况下来看看在厦门市滞留时间长短会对男、女性流动人口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很显然，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在流入地滞留时间方面的性别差异不大。(见表6)不过在滞留10年以上的时间段里，男性流动人口的百分比要大于女性。我们可以理解为，流动人口多以夫妻共同流动以家庭的状态待在流入地，而且这种状况与滞留时间成正比。从这里看，滞留时间对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差异的解释力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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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表5与表7进行对比，就能发现流动人口从流动中是获益的。工资收入不论男性还是女性均有大幅度的改善，尤其是男性流动人口少于500元的百分比由42.4％飞速下降至9％。相比之下，女性流动人口少于500元的百分比下降幅度仅为11.6％。而且男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上涨幅度远远大于女性流动人口，男性流动人口工资收入500-800元段的百分比变化不明显，800-1100元段的百分比上涨尤其突出，由18.3％变为30.6％，其它各工资段男性流动人口百分比均有小幅度上升。女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状况相形见绌，大部分工资收入上涨集中于500-800元段，虽然其它工资段百分比也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但增长幅度均小于男性流动人口。总体上说，女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集中于800元以下，占其总数的76.8％，而男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则位于500-1400之间，比例为66.2％。这样看来，流动能使女性流动人口获利，但不是最大获益者。比较而言，她们的整体状况相对下降。因此女性流动人口处于贫困状况的概率要远远高于男性流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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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让我们对将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纳入性别因素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与未纳入性别因素的回归结果进行比较，即表8。很明显，有性别解释变量的拟合优度更好。性别对工资收入的影响相当于教育程度提高两个层次，也就是说，如果一名文盲、半文盲男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一般情况下与一名初中文化程度女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相当，而一名初中文化程度的男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会达到一名大学文化程度的女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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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性别差异是两性不平等在工作报酬上的反映。目前，两性不平等状况在我国甚至全球普遍存在。如我们前面分析的流动人口男女两性受教育程度不同，就与两性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密不可分。前者是果，后者就是因。男性工资水平明显高于女性工资水平。虽然我国在工资分配上实行“同工同酬”，不同的工作的确也存在不同的性别要求，而且流动人口大多从事体力活，男性流动人口具有先天的生理优势，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挑选性歧视”。受教育机会的两性不平等加剧了这种工作机会上的两性不平等，从而带来一定的工作报酬不平等。在已经制度化的职业分层上，流动妇女同其他女性一样处于不利的位置上。正如莱斯金(Reskin,1988)所预言的，不论是妇女在政策上取得了什么样的胜利成果，男性精英都会重塑资源分配的规则，使妇女相对来说总是处于失利的一方。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婚姻家庭关系的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流动人口的流动也慢慢在农村扩散开。现代爱情婚姻模式已经被人们认可，家庭轴心在向夫妻平等的生活模式转变，家庭规模变小，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有时间和精力从事社会生产活动。然而经济上刚刚获得独立的流动妇女，在职业进入、工作性质、工资收入和工作评价等方面遇到明显性别差别和性别等级化。这些将给她们带来社会资源利用的不平等，使她们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而且还有可能出现经济发展而女性社会地位下降的局面。如上一部分我们就说到改换工作，反而使流动妇女整体状况变坏的情形。这些不平等状况会对流动妇女的整体发展起着负面作用，鼓励她们从经济上更加依赖男性，从思想上更加接受女性的从属地位，最终促使她们接受采用其他手段来获取社会资源的倾向，带来不良的社会影响。

篇7

媒体披露，今年国土资源部将暂停对外全国住房用地供应计划，改由各省自行公布。

其实全国具体的住房用地规划早该停止了。鉴于地少人多、资源薄弱的现实，中国需要国土使用的顶层规划，维持耕地面积，保障粮食安全，至于具体的供地指标，应由各地自行决定。每个城市的经济、人口状况各不相同，并且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处于疾速变化的过程中，一些大型成为吸纳人口的海绵，甚至常住人口超过了户籍人口，而另一些城市盲目扩张沦为鬼城，常住人口在不断流失。目前，各个地方之间的竞争，已经具体化到招商引资、人口财富等各方面的竞争，土地使用只有跟随人口、企业、资金而动，才能获得最高效的配置，行政之手强行推进、阻挡，只能使土地利用率下降，阻碍中国市场化的城镇化进程。

转引一组数据，以绍兴为例，2002 年首次推出购房入户政策，要求人均面积15 平方米以上或购房价格在15 万元以上的可以落户。2009 年政策调整，取消了购房面积的限制。绍兴的房屋峻工面积是上海的两倍，人口只有上海的五分之一。

再以三亚为例，三亚市统计局公布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市常住总人口为68.54 万人，同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共增加20.31 人，增长42.11%。这一数据显然低估了候鸟式的三亚常住人口，去年8 月9 日，《新华每日电讯》披露，因两地医保对接，哈尔滨市医保部门曾有统计：在三亚生活的黑龙江籍流动人口有30 万之多，仅哈尔滨人就达13 万，而三亚本地常住人口也就68 万。如果以2012 年年底57 万的户籍人口规划用地，显然无法满足三亚所需。事实上，三亚作为中国惟一一个热带城市，已经成功地成为旅游地产、养老地产所在地，其规划只能按照富裕群体对三亚的实际购买力实施，而不是强行赶走养老与度假群体。

中国的一线城市户籍门槛极高，却并未阻挡住北漂、沪漂们急匆匆的进入步伐，与其立下军令状，限期赶走外地人口，还不如学习首尔、东京等城市，建立大型城市圈，以卫星城承受庞大的人口。用地减少，耕地得到保护，城镇化大步推进，每平方公里的经济产出上升，何乐而不为？

各个地方政府推出土地，最重要的激励机制是土地价格。因此出现用地年年规划、年年未用满的现象。

2010 年4 月中旬，国土部首次公布全国住房用地供地计划，总量高达18.47 万公顷，是上一年实际住房用地供应量的1.35 倍。当年实际完成12.54万公顷，最终完成率不足七成。此后三年情况基本类似，全国住宅用地供应计划至此已连续四年未能完成。2011 年计划供应21.8 万公顷，实际完成13.59 万公顷。2012 年住宅用地供应计划17.26万公顷，因市况不佳而下调至15.93 万公顷，实际完成住房用地11.08 万公顷，比2011 年减少了11.5%。2013 年全国住房用地实际供应13.82 万公顷，相当于前5 年平均实际供应量的143%，为历年最高，但仍未完成15.08 万公顷的年度供应计划。

篇8

【作者简介】 段成荣，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杨舸、张斐、卢雪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生。北京：100872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是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庞大的流动人口的产生和存在，不仅作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还引发了最为深刻的社会变迁，劳动力的行业和职业构成、人口的城乡分布、社会的阶层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都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此，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非常有必要对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化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总结其变化规律。这样的梳理和总结，不仅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历史，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见我国流动人口的未来。

本文旨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主要趋势。我们高兴地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十分注重对人口状况及其变动相关信息的收集（这一点，本身也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它为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2年，我国就成功地组织了高水平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此后，又定期地开展了一系列的全国人口普查和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这些调查所提供的宝贵人口资料，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数据来源及流动人口口径的界定

本文研究使用的数据资料主要有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三普）、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简称87年1%抽样调查）、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简称四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简称五普）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简称05年1%抽样调查）的相关数据。

根据历次全国人口普查（调查）的项目特点，本文以调查项目“户口登记状况”为界定流动人口的标识。流动人口是指改变了经常性居住地而未改变户口登记地的人。由于历年人口普查（调查）的调查项目略有不同，依据各次普查（调查）得到的流动人口在口径上有一定差异，具体如下：

在三普中，流动人口指户口登记状况（调查项目六）为“常住本地一年以上，户口在外地①”，以及“人住本地不满一年，离开户口登记地一年以上”两款人；在87年1％抽样调查中，流动人口指户口登记状况（调查项目六）为“户口在外地”的人；在四普中，流动人口指户口登记状况（调查项目六）“常住

本县、市一年以上，户口在外县、市”及“人住本县、市不满一年，离开户口登记地一年以上”两款人；在五普中，流动人口指户口登记状况（调查项目R6）“居住本乡镇街道半年以上，户口在外乡镇街道”以

及“在本乡镇街道居住不满半年，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两款人，并剔除其中的市内人户分离人口；根据05年1%抽样调查项目，流动人口是指“调查时点居住地”（调查项目R7）在本调查小区，但“户口登记地情况”（调查项目R6）为本乡（镇、街道）以外的人口，同时剔除了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在五普和05年1%抽样调查数据中所剔除的市内人户分离人口，是指在同一城市的市区范围内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相分离的人口，其具体界定比较复杂，详细内容可参看段成荣和孙玉晶论文（2006）“我国流动人口统计口径的历史变动”，此处不赘述。

上述各年流动人口口径之间并不完全一致，那么，依据这些数据得到的各年流动人口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呢？这是本文研究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对此我们作了专门研究，结论是，可比性较强。这些可比性分析的结果，我们将另文专门讨论，限于篇幅，本文不赘述。以下就两个主要的问题做出简要说明。

首先，研究表明，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和流动人口在很多结构性指标上存在较大差异（段成荣、孙玉晶，2006）。在2000年和2005年数据中，我们将市内人户分离人口从流动人口中剔除出来，而2000年之前的历次普查和抽样调查都无法将市内人户分离人口从流动人口中分离出来。那么，对市内人户分离人口的这种不同处理方式，是否会影响本文的对比呢？我们认为，基本没有影响，原因在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很少。

其次，各次普查和调查对于流动人口离开户口登记地的时间长短和距离远近的界定有所差异，主要表现在时间上是否包括离开户口所在地一年以内的人和空间上是否包括县内跨乡镇流动的人。这些差异会对本文研究产生什么影响呢？利用05年1％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分别比较了流动时间为“一年以内”与 “一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县内跨乡镇与跨县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教育、婚姻构成、流动原因等结构特征指标，结果发现，本文前述有差异的流动人口口径之间仍然具有较好的可比性。

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

第一，流动人口的普遍化

（1）流动人口规模在短短20多年时间内增长了21倍

20世纪5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由于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管理，加上严格的户籍管理，全国流动人口为数很少。截止1980年代初，全国离开户口所在地外出流动的流动人口数量不过几百万人。根据三普数据估算，1982年我国流动人口的数量仅为657万人（注：由于历年流动人口口径不一致，根据人口普查（调查）数据资料直接计算所得到的流动人口数的可比性会受到影响。为了使各年份的流动人口规模有更强的可比性，我们对1982年、1987年和1990年的流动人口数量进行了调整。调整的依据是：从五普和2005年1%抽样调查数据可知，2000年和2005年的“一年以内”流动人口在当年全部流动人口当中所占比例分别是22.61%和21.40%。我们取这两个比例的平均数（22％）为时间调整系数；县内跨乡镇流动人口在当年全部流动人口当中所占比例分别是30.2%和24.3%。我们取这两个比例的平均数（27％）为空间调整系数。然后用这两个调整系数对1982、1987和1990年直接计算得到的流动人口数进行调整，其中，1987年不需要进行时间调整。调整的计算公式为：

调整后的流动人口数=直接计算得到的流动人口数/（（1-时间调整系数）×（1-空间调整系数））调整后1982年、1987年和1990年的流动人口数分别为1154万人，2479万人和3750万人。）（见图1），只占全国总人口的0.66%。

19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流动人口经历了一个迅速增长的过程。1984年，以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为标志，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农村人口进入中小城镇的控制，并由此带来对整个人口流动控制的松动，随之，流动人口在规模上迅速增长。1987年，全国的流动人口就猛增到1810万人。

此后，流动人口的增长更是势不可挡，人口流动的目的地也逐渐突破小城镇而大量进入大中城市。根据四普数据估算，1990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213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89%。而仅仅五年之后，1995年全国流动人口的数量几乎翻了两番，达到7073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进一步提高到5.86%。

2000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超过1亿。进入新世纪以后，流动人口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2005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14735万人。

资料来源：根据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本文以下图表，如无特别说明，数据来源同此。

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内，全国流动人口规模从仅仅660万人增加到近1.5亿人，增长了21.4倍（注：如果按照调整后的流动人口规模进行计算，则增长速度慢于此速度，但改革开放以来流动人口快速增长的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今天我们面临的形形的流动人口问题，都直接源于流动人口的巨大规模及其快速增长。

（2）流动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大幅度提高

1982年，流动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只有0.66％，那个时候，人们基本上感觉不到流动人口的存在。1990年，流动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提高到1.89％，当时，部分城市中流动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也提高到10％以上，人们对于流动人口的存在已有了很明显的感觉，整个社会对于流动人口的关注也逐渐显露出来。进入新世纪以后，流动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已达到10％以上（2000年为7.9%，2005年为11.27％），而在部分城市，这个比例已高达20％，甚至30％以上。

近年来，流动人口问题的突显，显然也是与其在总人口中比例的大幅度上升密切相关的。（3）流动人口随处可见

流动人口流向四面八方。依据05年1％抽样调查资料，14735万流动人口分布在全国所有的省（市、区），几乎找不到没有流动人口的地方。在各个省（市、区）中，河南省是流入人口占当地总人口中比例最低的地区，尽管如此，流动人口在河南省常住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也达到2.52％。

在部分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集中了大部分流动人口。上海、广东、北京、浙江、福建等省（市）接收的流动人口占当地常住总人口比例分别高达34％、26％、23％、20％和19％。在这些省（市），平均每五个人甚至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流动人口。

（4）流动人口来自五湖四海

流动人口来自全国的每一个角落。以跨省流动人口为例，虽然四川、广东、安徽、河南、湖北、江苏、广西、湖南、江西等地输出了全国多数的跨省流动人口，但全国的每一个省，都有在外流动的流动人口。

可以说，在今天的中国，已找不到一个没有受到流动人口影响的城市街道或农村村庄。第二，流动原因的经济化

依据流动原因，可以将流动人口划分为经济型流动人口和社会型流动人口两类。经济型流动人口包括因工作调动、分配录用、务工经商、学习培训等原因而流动的人；社会型流动人口包括因婚姻迁入、随迁家属、投亲靠友和退休退职等原因而流动的人。

最初的流动人口以社会型流动人口为主体。1987（注：1982年三普资料中不含流动原因信息。)年，社会型流动人口在全部流动人口中占56.3％，而务工经商等经济型流动人口则居于从属地位。1987年1％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在全部流动人口当中，因婚姻迁入而流动的人所占比例高达21.04％，同样，因投亲靠友、随迁家属等原因流动的人分别占18.7％和15.1％。因务工经商而流动的人却只占26.58％，因学习培训、工作调动等经济型原因而流动的比例更低。

但是，追求经济目标毕竟是人们迁移流动的根本原因。经济型流动人口很快成为流动人口的主要部分。四普数据表明：到1990年，务工经商者占全部流动人口的比例迅速提高到50.16％，各类经济型原因合计所占比例更是提高到60.2％。相反，社会型流动人口所占份额则降到1/3 左右。无论是婚迁、随迁还是投靠型流动人口的份额都明显下降。

进入21世纪之后，流动人口中务工经商者的比例维持在50%～55％的较高水平上。

第三，流动时间的长期化

表2展示了1987年、2000年和2005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的时间长短构成信息（注：其他年份无此信息。）。从表2数据中我们看到的是，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不足一年者所占比例从1987年的18.35％提高到2005年的21.4％，而长期居住者（5年以上）所占比例则由40.08％下降到31.34％。这似乎表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住时间在缩短，而不是延长。其实不然，原因是，1987年以后特别是1990年以后，我国流动人口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年均增长率超过10％。在如此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每年都有大量“新增”流动人口加入到流动人口队伍中来，从而导致短时间（如1年以内）流动人口的比例提高，而长时间（如5年以上）流动人口的比例下降。

注：其中1987年和2000年是指“在本地居住时间”，2005年是指“离开户口登记地时间”。当我们考察长时间（在流入地居住5年以上）流动人口的规模时，我们发现在流入地居住5年以上流动人口的数量从1987年的700万增长到2000年的3400万人，2005年进一步增长到4600万人（图2）。

另据中国人民大学的“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资料，2006年，北京市流动人口中“来京时间”5～9年者占25.3％，10～14年者占9.4％，15年以上者占4.1％（翟振武，段成荣、毕秋灵，2007）。

综合这些信息，我们认为，流动人口有在流入地居住时间长期化的明显趋势。

第四，流入地分布的沿海集中化

30年来，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分布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最突出的特点表现为：流动人口越来越集中地流入到沿海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

（1）在流动人口大规模出现的初期，传统人口流动活跃的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一些资源丰富的地区吸引了相对较多的流动人口。

20世纪80年代，传统人口流动活跃的地区吸引了相对较多的流动人口。三普数据显示：当时黑龙江省吸收的流动人口最多，全国流动人口的8.60％集中在该省；其次是河南、山东、江苏和安徽，这四个省吸引的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的百分比分别是6.31％、5.39％、5.06％和4.85％。同期，辽宁、吉林也吸收了较多的流动人口，分别占全国流动人口的4.37％和3.83％。

上述7个传统人口流动活跃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合计吸收了全国流动人口的38.4％，东北三省合计吸收了全国16.8％的流动人口。

新疆、内蒙、山西是资源省份，它们在1980年代也吸引了较多流动人口。1987年，这三省的流动人口在全国流动人口中的比例仅次于广东，总和达到18.46％。

（2）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沿海发达地区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大幅度上升，而东北老工业基地及传统人口流动活跃地区、资源省份的优势大幅度下降。

1990年以后，不论是老工业基地，还是资源省份，其吸收的流动人口在全国流动人口中所占比重都在下降。从1982年到2000年，东北三省的流动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从16.8％下降到了7.6％；而新疆、内蒙和山西三省合计的相应比重从12.0％下降到了5.03％。

与此同时，沿海地区则快速地集中了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在沿海地区中，珠三角和长三角在集中吸引流动人口方面尤为突出。从1982年到2005年，广东省流动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从5.23％上升到了22.37％，而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江苏、浙江的流动人口比例总和从11.27％上升到了20.58％。

流动人口流入地分布的这种变动趋势，从根本上讲，是由经济发展以及由此形成的就业机会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先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这些地区越来越集中地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流动人口，是理所当然的。

第五，年龄构成的成年化

（1）年龄结构金字塔的成年化

图3展示了1982年以来我国流动人口性别年龄结构金字塔。观察这些金字塔，不难发现，一方面，各年龄流动人口的年龄构成都符合相当标准的迁移流动人口的年龄构成特点，成年人突出地多，青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则明显偏少；另一方面，1990年以后，我国流动人口的年龄分布更突出地表现出向成年人口集中的趋势，成年化现象很明显。

（2）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断上升，少年儿童及老年人口比重下降，平均年龄不断上升

更精确的统计指标上看，流动人口年龄构成成年化趋势也很清晰。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在流动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82年的不到60%提高到2005年的84%以上。与此同时，我国流动人口中的少年儿童（0～14岁）和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比例不断下降。

综合起来看，全国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和年龄中位数不断上升，年龄中位数由1982年的23岁上升到2005年的29岁，平均年龄由1982年的28.22岁上升到2005年的30.36岁（见表4）。

（3）新增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不断提高

我们选择了来本地时间不到一年的流动人口作为新增流动人口，分别计算了1987年、2000年和2005年的新增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结果表明（表4），1987年新增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25岁，到2000年提高到26岁，提高了一岁，2005年则进一步提高到26.7岁。流动人口成年化趋势再次得到印证。

第六，性别构成的均衡化

很多人认为，流动人口往往是青壮年劳动力，而且以男性为主，而妇女则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和老人。然而，从历年的流动人口性别比变化趋势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的性别构成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均衡化过程。

（1）我国流动人口性别构成的均衡化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流动人口以婚迁、随迁、投亲靠友等社会型流动人口为主，而此类流动人口更多是女性。因此，在80年代初，全国流动人口的性别比明显较低，1982年仅为84，到1987年，流动人口性别比虽有所上升，但仍低于100（图4）。在1980年代的我国流动人口中，女性在数量上占据了多数。

这种流动人口女性占主导地位的现象在1990年流动人口规模开始急剧膨胀时，发生了根本变化。1990年，全国流动人口性别比达到历史高点，为125。当时，流动人口更多地集中在年轻力壮的男性上。

进入21世纪后，我国流动人口的性别比开始逐步下降，2000年下降到107.25；2005年更是降到了101.17，流动人口中男女两性在数量上基本达到了平衡。进入新世纪之后，女性流动人口迅速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越来越多的妇女加入到流动劳动力大军之中；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更多的流动人口为了实现家庭团聚而以举家流动的方式出现。

（2）流动人口中育龄妇女的比重不断升高，城市计生服务和管理任务日益加重

在流动人口性别构成不断均衡化的同时，我们注意到，育龄妇女在流动人口中所占比重在逐年提高。1982年，育龄妇女在流动人口中的比重仅为28.47％，1990年的这一比重上升到32.47％，到2005年，这一比重进一步上升到了38.39％。一方面，流动人口规模在迅速扩大；另一方面，育龄妇女在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在不断提高，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使人口和计生工作的直接对象――流动育龄妇女的规模大幅度增加。流动育龄妇女数量的增多(见图5)对城市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城市计划生育服务提出了更多需求。

第七，女性人口流动的自主化

20世纪80年代，女性人口流动的原因主要体现为从属性流动。从表6可知，1982年，女性人口流动主要表现为社会型流动，因婚姻迁入、投亲靠友、随迁家属而流动者在全部女性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分别达到36.97％、19.7％和17.34%。这三种流动加在一起，占了全部女性流动人口的72.13％。这一比例，比男性流动人口的对应比例高35.97个百分点。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时女性人口因经济原因而流动的比例仅仅为20.69%，尤其是“务工经商”的比例只有14.5%，比男性流动人口的对应比例低26个百分点。女性人口作为一种“附属”而流动的特点十分鲜明。

女性作为“附属”而流动的状况到1990年仍在持续，但已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1990年，女性流动人口中的务工经商者上升到33.5％，婚姻迁入、投亲靠友、随迁家属的比重总和下降到了52％。

注：历年普查（调查）的流动原因项目略有变化，五普的流动原因中以“拆迁搬家”取代了四普的“退休退职”， 05年1％抽样调查项目中的流动原因又增加了“寄挂户口”、“出差”两项。

对于流动原因的调查始于87年1％人口抽样调查。由于1987年、1990年和2000年普查（调查）的流动原因是指普查前五年内发生过迁移行为的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为了便于比较，2005年数据中的流动原因只选取那些在普查前五年内发生过迁移行为的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

进入新世纪之后，女性人口的流动原因构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2000年，社会型流动人口在全部女性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降到37.08%，而经济型流动人口的比例则首次超过一半，达到58.08%。尤为突出的是，2000年，48.92%的女性因为“务工经商”而流动，该比例只比男性流动人口的对应比例低1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因为学习培训而流动的女性也明显地有所增加。至此，女性作为独立的主体而参与人口流动的地位得以确立。

第八，流动方式的家庭化

近年来，人们普遍注意到了流动人口家庭化的趋势。尽管如何科学地测量家庭化仍有待进一步探讨，但我们认为，以下现象直接反映了这种趋势。

（1）流动人口中的女性比例和规模均逐年升高

在1980年代初期，流动人口中女性的比例比较高，其原因上文已经详细说明。我们从流动人口真正大规模出现的1990年开始观察，发现从1990年到2005年，流动人口中女性的比例由44.45％上升到了49.71％。女性流动人口的规模也从1982年的357万增长到了2005年的7000万。流动人口中的女性比例和规模均逐年升高正是流动人口家庭化的一个佐证。

（2）流动人口的已婚比例不断提高

在1990年之前，流动人口还没有大规模出现，流动人口的已婚比例比较高。1982年，已婚人口比例达到63.45%；1987年，该比例达到最高点，占到68.37%。

1990年，当“民工潮”开始涌现的时候，流动人口中的已婚人口比例下降到59.73%，到2000年，已婚人口比例又开始爬升，上升到64.84％，2005年则达到68.41%。与此相反，流动人口中未婚者的比例由1990年的36.1%下降到了29.1%（见表8）。

（3）流动人口举家迁移的比例不断提高

四普数据表明, 1990年, 流动人口中只有7.44%是生活在纯粹由外来人口构成的家庭户（简称纯外户）中,而有近60%的人是迁入到常住户中,其余34%的流动人口则是迁入到集体户中。这表明，在19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尽管当时人口流动的强度与规模比改革开放之初有了明显的加强,但流动人口仍然以个体流动为主,他们中的多数以住集体户或借助当地居民房屋为主，举家迁移的规模并不是很大。

但在2000年, 迁入到纯外户中的流动人口的比例徒然上升到了46.06%,几乎提高了5倍（见表9）,举家迁移成为流动人口的首要选择（周皓,2003）。

人口迁移的历史经验表明，人口迁移流动的先锋者往往是年龄较轻、身体较强、经济活动能力较高的人，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庭，单枪匹马闯世界。但是随着时间变化、物质生活资料的积累以及人们对家庭生活的需要,便会开始大量出现投亲靠友的迁移流动。许多分离的夫妇与子女再度在迁入地团圆,因而出现合家同时迁移现象。我国人口流动的家庭化现象，正是这一规律的反映。

注：“纯外户”是指户主与配偶均为流动人口的家庭户；“常住户”是指户主或配偶为当地人的家庭户。

资料来源：周皓，2006。

第九，学业构成的“知识化”

（1）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构成不断升级

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迅速提高，呈现出明显的不断知识化的特点。具体表现在，1982年，流动人口主要以小学学历为主（比例达到39.30%），初中学历的比例只有22.69%。而文盲的比例却高达28.56%。接受过高中或高等教育者极少，分别只占8.41%和1.04%。

到1987年，流动人口的学历构成以小学为主的特点仍未改变。但一个突出的变化是，文盲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初中和高中的比例都有明显上升。

从1990年开始，流动人口的学历构成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1990年~2005年，流动人口中初中毕业生的比例上升到第一位，而且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同时，文盲的比例进一步下降，2005年，流动人口中文盲人口的比例已降到5%以下。

（2）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

全国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5.58年增加到2005年的8.89年，即从1982年的平均不足小学毕业水平上升到2005年的接近初中毕业水平。23年内，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了3.31年。

（3）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且提高速度快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表10可知，历年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都高于全国人口的平均水平，这也侧面反映了流动人口并非人们经常想当然地认为的“低素质”的群体。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我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且提高速度快于全国水平，从1982年到2005年，全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年提高0.12年，流动人口则平均每年提高0.14年。

（4）较高受教育水平的流动人口不断增多

全国流动人口大专及以上的比率在不断上升。在1982年，大专及以上比率仅为1.04%，到了2005年，大专及以上的比率已大幅上升到7.24%。2000年和2005年普查（调查）可以提供更细致的分类数据，2000年的流动人口中有1.20％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甚至还有0.07％拥有研究生学历。五年之后，这两个指标都升高了，2005年的流动人口中有2.21％拥有大学本科学历， 0.12％拥有研究生学历。这些高学历的流动人口说明流动人口知识水平越来越高，而且也越来越多元化。

3 结论和讨论

3.1 研究结论

流动人口的大规模出现，是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重要社会现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流动人口急剧增长。大量流动人口的产生和存在，对30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也引起了政府、科研机构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然而，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流动人口才只有短暂的30年历史，人们对于这一群体的认识虽然在不断深化，但仍然严重不足。目前，我们对流动人口的认识总体来讲是底数不清、情况不明。对于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的变动情况及其规律性，更是很少有研究涉及，流动人口变化趋势领域，基本还是空白。

我们感到，不深入研究过去30年的流动人口变动趋势，就不能很好地认识和把握当前的流动人口，更无法科学地预见流动人口的未来变化，从而也就不能有效地解决与流动人口有关的各种问题。这正是引发本文研究的根本原因。

本文通过深入挖掘1982年以来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资料，回顾和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历史趋势。研究发现，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突出地表现在流动人口的普遍化、流动原因的经济化、流动时间的长期化、流入地分布的沿海集中化、年龄结构的成年化、性别构成的均衡化、女性人口流动的自主化、流动方式的家庭化、学业构成的“知识化”等九个方面。

本文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所发现的各种趋势，仍有待更深入的研究来发展和完善。但我们相信，所发现的上述趋势，对于更好地认识我国流动人口是有所助益的，我们更希望，本文能引发针对我国流动人口变动规律的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3.2 讨论

探讨既往趋势的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认识现在和未来。

通过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趋势的总结和梳理，我们认为，以下问题是我们在今后重新认识我国人口城市化问题和流动人口问题时需要加以注意的。

3.2.1 重新认识我国的人口城市化道路问题，把流动人口问题纳入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战略高度加以认识

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成功的现代化过程与人口城市化过程是有机统一的。没有现代化的城市化是不可能的，没有城市化的现代化也是做不到的。

欧洲国家在城市化初期，采用了一条“羊吃人”的道路，通过剥夺农民土地使农民彻底丧失在农村生存的根本从而大举进入城市。这是欧洲国家城市化的“经典”道路。在我国，我们没有也不可能选择这样一条道路。但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问题，却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为寻找这条道路。我国已上下求索50多年。曾经长期实行的严格控制城市发展的道路显然是行不通的。20世纪80年代初，先生在深入调查研究之后提出“离土离乡”的小城镇道路，曾经迸发过巨大的活力，但当小城镇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这条道路也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甚至难以逾越的屏障。

我们高兴地看到，改革开放30年来，虽然不具备高深的理论知识，但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却用他们的双脚十分质朴地趟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之路，即以流动的形式来阶段性地实现他们的城市化，同时也实现整个国家的城市化。用人口流动的方式来实现城市化，这是不同于西方“经典”城市化道路的中国独特的城市化之路。显然它并不彻底，但在现实条件下却很有成效。对于这样一条城市化道路，迄今我们还缺乏深入的、系统的研究。我们需要这样的研究。

认识到这条独特的道路，是十分重要的，它要求我们，再也不能简单地把流动人口问题作为单纯的流动人口问题来看待，而要把它作为现代化、城市化战略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如此，在流动人口问题上任何局部利益、短期利益的诉求（很多时候，局部利益、短期利益非常强大，甚至可以否定全局性、长期性的战略利益）都应该为全局性、长期性的战略利益让位！

3.2.2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我们要以改革的思想为指导，进一步改革我们对于流动人口的认识，这是真正有效解决我国流动人口问题的基本前提

应该说，30年来，我们对流动人口的认识是在不断改革的过程中逐步走向成熟的。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对流动人口的称谓。在流动人口出现的初期，方方面面都称流动人口为“盲流”。他们真的是盲流吗？显然不是。本文总结的流动人口九大变化趋势，都完全符合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是人口迁移规律的体现，而不是盲流！近些年来，极少有人再用盲流来称呼流动人口，这本身就是观念变革的成果，是很大的进步。

然而，对流动人口和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认识，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改革。比如，流动人口是积极因素还是消极因素？应不应该像对待城市市民一样平等地对待流动人口？要不要保障流动人口的权利？保护流动人口的哪些权利？中国的流动人口是不是独一无二的？国外解决移民问题的经验和办法可不可以借鉴和推广到我国来？等等问题迄今，都没有明确、合理、统一的认识。我们要以改革的精神、开放的思路来更好地认识这些问题，更好地推动我国流动人口问题的解决。这也是我们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应有之意。

3.2.3 流动人口将长期扎根在城市，流动人口问题将是一个长期性问题。这是认识人口流动现象、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多年来，很多人一直寄希望于流动人口会像他们的名称一样，只是暂时地在城市工作、生活，他们会很快地回到农村去。迄今，我们的许多与流动人口有关的政策设计，也是基于这一假设的。但事实绝非如此！本文研究的结果表明，一方面，流动人口在城市居住已经表现出明显的长期化趋势。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样的趋势会继续下去；另一方面，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趋势、男女两性的均衡化趋势、女性流动人口的自主化趋势、年龄构成的成年化趋势、流动原因的经济化趋势等，都预示着流动人口将有更加强烈的长期化趋势，他们将长期扎根城市。各国人口迁移经验表明，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选择方面，妇女和儿童更强烈地倾向于选择留在流入地。那么，家庭化趋势、性别构成均衡化趋势、女性流动人口的自主化趋势共同作用，无疑将促使业已存在的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更多地选择留在城市，而不是回到农村。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的结果也强烈地反映了这一点，在北京市的流动人口中，选择长期留在北京的人在数量上是选择回流老家的人的3倍多（翟振武、段成荣、毕秋灵，2007）。

充分认识流动时间的长期化趋势，就要求我们在对流动人口的认识上，在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政策思路上，彻底革除那些有悖于长期化趋势的认识和措施。

3.2.4 要认识到我国流动人口仍有较大幅度增长的可能性

对于已经达到1.5亿庞大规模的流动人口的数量变动趋势，目前存在截然不同的判断。有人认为它已经增长到顶点了，以后不会再有大的增长；也有人认为流动人口还将有比较大幅度的增长。不同的判断，并不仅仅是简单的认识问题，它将直接影响我们对于流动人口问题的决策。

从过去30年的变动趋势来看，我国流动人口自大规模出现以来，一直处于单方向快速增长的进程之中。我们认为，它将继续保持增长的趋势，有进一步大幅度增长的可能。原因是：30年来促使流动人口产生的条件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巨大的城乡和地区收入差异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有些条件如城乡和地区收入差异甚至比改革开放前有所强化。在这样的背景下，30年来人口从农村到城市大规模流动的趋势无疑将得以延续。

3.2.5 要及早重视来自城镇的流动人口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端”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不仅仅是来自农村的人口。事实上，30年来，城镇人口在流动人口中一直占着比较大的一个比例（大致稳定在25%~30％）。如果地区收入差异得不到缩小，可以预料，会有越来越多的城镇人口加入到流动人口中来，从而推动流动人口规模的增大。

从前面分析中我们看到，在流动人口中，一场静悄悄的变革已经发生。改革开放初期的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很低。但进入新世纪之后，在流动人口中，已经活跃着一大批接受过本科甚至研究生教育的高等教育毕业生。如果以绝对规模看，目前，全国流动人口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人已经超过15万人，拥有本科学历的人更是高达300多万人。如何应对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如何应对越来越多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端”流动人口，已经成为一个需要重视的重要问题。

3.2.6 加大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和管理的投入

前述分析表明，流动育龄妇女规模在不断增长，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任务日趋繁重。而目前流动人口集中的地区，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备、经费的投入等都远远不能适应庞大的管理服务对象人群的需求。非常有必要及早加大这方面的投入。

3.2.7 要为更多儿童和老年人口作为流动人口的到来做好必要的准备

流动人口的发展大致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流动人口利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以短距离流动为主，大多数流动人口单身外出，农忙季节依然回家，没有脱离家庭生活；第二阶段，随着流动范围扩大，跨省跨区域流动成为主体，流动人口基本脱离农业生产，不少家庭中夫妻双方均外出务工经商，子女留给家里的祖父母或其他亲属照顾；第三阶段，流动人口在外地站稳脚跟后，并且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安排子女随迁，在流入地生活、就学；第四阶段，核心家庭在流入地稳定下来之后，青壮年流动人口进一步将父母列入随迁的考虑范围。

我们认为，当前，我国人口流动正处于第二阶段末期、并向第三阶段转变的阶段。在这样一个时期，不仅流动人口总规模会继续增大，更重要的是，青少年流动人口以及老年流动人口将开始加速增加。作为流入地的城市，需要及早为这些孩子和老人的到来做好必要的准备。

3.2.8 要加强对于流动人口调查研究方法的研究

人口流动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已经引发了高度的关注和大量的研究。但是，我们看到，有关流动人口的调查研究方法的探讨却相对不足。建议加强对于这一领域调查研究方法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段成荣，孙玉晶.我国流动人口统计口径的历史变动.人口研究，2006；4

2 国家统计局.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中国人口统计出版社，1985

3 国家统计局.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中国人口统计出版社,1987

4 国家统计局.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中国人口统计出版社,1993

5 国家统计局.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中国人口统计出版社,2002

6 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中国人口统计出版社,2007

7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05中国人口.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8 翟振武,段成荣.农民工问题现状和发展趋势.载于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9 翟振武，段成荣，毕秋灵.北京市流动人口的最新状况和分析.人口研究，2007；2

10 郭志刚.北京市家庭户的变化及外来人口影响.北京社会科学，2004；3

11 周皓.中国人口迁移的家庭化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人口研究，2004；6

12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人口研究，2007；1

13 段成荣.省际人口迁移迁入地选择的影响分析.人口研究，2001；1

14 段成荣.影响我国省际人口迁移的个人特征分析――兼论“时间”因素在人口迁移研究中的重要性.人口研究，2000；4

篇9

三十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累积效应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技术进步与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使得中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逐步由第二阶段( 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 过渡到了第三阶段( 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这种变化是经济社会变化在人口领域的反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变,我们可以从人口结构的变化中窥探出经济社会结构的状况。而经济社会发展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要素的保险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经济社会发展是保险发展的基础,保险发展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在寿险领域,人口结构变化和寿险发展更是具有直接联系。所以,人口结构变化对保险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保险发展如何应对人口结构转变的现实与趋势,不仅关涉到保险发展的前景,也涉及到保险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用的实现。基于此,厘清人口结构与保险发展的关系,分析中国人口结构转变现实与趋势,为我国保险发展建言献策,无疑对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但是,作为概念而言,无论是人口结构还是保险发展,不同的划分标准,内涵不同。另外,不同的具体人口结构对保险发展的影响也不一样。所以,对相关概念进行范围界定十分必要。人口结构又称人口构成,是指将人口以不同的标准划分而得到的一定地区、一定时点人口总体内部各种不同质的规定性的数量比例关系。通常按人口生物学、人口社会学特征和人口居住地域状况将人口结构划分为人口自然结构、人口社会结构和人口地域结构。人口自然结构包括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 人口社会结构包括阶级结构、民族结构、文化结构、语言结构、宗教结构、婚姻家庭结构、职业结构、部门结构等; 人口地域结构主要有人口的自然地理结构、人口的行政区域结构和人口城乡结构。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和对保险发展的影响来看,语言结构、宗教结构等的作用非常微小,没有必要对之进行研究,职业结构、部门结构等虽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但是仅从职业、部门等结构中仍然难以全面了解人们的经济状况,难以直接地从这些结构中分析出其对保险发展的影响。所以,这里主要分析对保险发展有重要影响的相关人口结构,包括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文化教育结构、婚姻家庭结构、行政区域结构、城乡结构。为便于说明,仍按原分类进行归类分析。根据提供保险的目的不同,保险可以分为商业保险和政策性保险。商业保险是以赢利为目的,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保险双方自愿建立经济契约关系,通过市场实施,当发生保险事故时给予被保险人补偿的一种保险制度,包括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政策性保险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政策性保险包括社会政策保险和经济政策保险两大类型,狭义的政策性保险指经济政策保险,包括出口信用保险、农业保险、存款保险等,经济政策保险属于财产保险范畴。社会政策保险不按商业模式操作,不受《保险法》的调整和约束①,其发展情况不受现行保险经营和监管的影响,因而对保险的研究无实质影响和实际意义。经济政策保险虽然有财政上的补助,且不以赢利为目的,但是操作模式与商业保险区别不大,且保险公司符合条件的仍可以经营经济政策保险。因而本文的保险包含商业保险和经济政策保险,主要是商业保险。

二、人口结构对保险发展的影响

我们知道,保险的主要作用在于分散风险和经济补偿。人们对保险的需求源于风险的存在,风险存在的领域及其广度,决定了保险市场的领域与广度。分析人口结构对保险发展的影响,主要就是分析不同人口结构面临风险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保险的需求差异,这种差异,影响不同保险产品的市场规模,同时,催生新的保险产品诞生。下面,我们按通常的人口结构分类对其进行分析。

1. 人口自然结构对保险发展的影响

根据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在得益条件下,男性比女性偏好风险; 在损失条件下,女性比男性偏好风险。女性为了避免损失更愿意冒风险,男性为了获得确定利益更愿意冒风险( 何贵兵等,2002) 。保险主要功能是对损失的弥补而非利益的获取,从这个意义上,女性对保险的需求强于男性。在现实中,女性平均寿命和预期寿命都比男性高,但是女性退休早,且有生育耽误,导致社会整体上出现就业的男性偏好,使得平均而言女性经济状况弱于男性,导致女性对未来的不安感高于男性,客观上也使得保险需求上女性强于男性。另外,根据《中国人寿保险业经验生命表( 2000 ~ 2003) 》②显示,女性在各年龄段的死亡率都小于男性,女性患重大疾病的概率也小于男性,女性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所面临的健康风险低于男性。男女生理差异和生活习惯差异会导致患特定重大疾病机率的差异,自然影响到特定的重大疾病保险的费率和投保率的差异。寿命差异使得不同的寿险品种和商业养老保险预期回报率也出现男女差异,直接影响到寿险多个险种和商业养老保险的费率和销售。根据大数定理,如果性别差异明显,那么潜在的保险需求差异将凸显出来。从年龄结构看,不同的年龄结构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不同效果。如果人口年龄结构中 间大两头小,这样的结构被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称为“人口红利”( UNFPA,1998) 。“人口红利”从理论上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机会,如果利用得当,将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反之,如果人口年龄结构中间比重偏小,两头比重偏大,表明社会的抚养负担增大,劳动年龄人口减少③,经济发展后续力量不足,将导致经济发展趋缓。如前所说,经济发展是保险发展的基础。保险发展必须关注人口年龄结构可能带来的经济发展变化。另外,如果老年人口比例过高,则老龄化④问题严重,老龄化不仅迟滞经济发展,还通过影响国民收入分配比例而对保险发展产生作用( 孙秀清,2004) 。在商业养老保险和人寿保险方面,人口年龄状况更是具有明显的直接影响。如果老年抚养比高,对储蓄类保险产品需求增加,对纯粹死亡类保险产品的需求将会更少( 郭金龙等,2005) 。另外,根据研究显示,人口老龄化率与人身保险密度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对人身保险市场发展存在着明显的促进作用( 张连增等,2011) 。

2. 人口社会结构对保险发展的影响

从理性上分析的人们的保险需求和现实中实现的保险需求并不一致,就是说人们有保险需求,但是人们不一定购买保险,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对保险的认识并非完全理性。很多人对保险产品的排斥不在于其不需要保险产品,而在于其对自身需求和对相关保险产品的非科学性的判断和认识。文化教育水平高低无疑影响着人们对自身保险需求和相关保险产品的认识,文化教育素质的提高有助于人们把理性分析的保险需求转变成现实的保险需求,从而助推保险业的发展。在经济状况方面,事实证明人们的收入水平和文化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关系,而收入水平又是影响人们保险需求的重要因素,所以,文化教育水平的提升无疑还会提升人们对保险的需求。在提升文化教育本身方面,提升文化教育无疑延长了自身被抚养的时间,增加了家庭对死亡保险的需求,而且由于自身人力资本的增加,提高了未来收入预期,会促进本人对储蓄类保险产品的需求( 郭金龙等,2005) 。另外,在一个教育普及化的时代,各种教育机构层出不穷,教育风险增大,教育本身也成为保险的对象,为教育保险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婚姻家庭结构方面,现阶段,我国保险需求更多的还是靠城市家庭推动,城市家庭的数量和状况将影响到保险市场的规模和保险产品的种类。就风险承受力而言,不同类型的家庭对风险的承受力不同,大家庭优于小型家庭,小型家庭优于单身家庭。如果家庭趋于小型化,由于个体家庭遭遇风险的因素加大,将扩大家庭的保险需求,社会整体保险需求将随家庭小型化趋势而扩大。对于单身家庭而言,相对的个体封闭会使得其具有某些相对特殊的保险需求,单身家庭的增多将影响家庭保险产品的种类发生变化,刺激新的保险产品的开发。家庭的稳定状况也将影响相关保险产品的市场,人们对婚姻稳定性的渴望将促使相关的婚姻保险产品的需求。另外,由于现代社会风险的增加,独生子女的安全和抚养已成家庭的重要问题,一般的家庭在抚养和照顾孩子方面皆愿意做出最大的付出,与孩子有关的保险产品市场前景可观。可以说,家庭变化的方方面面都对保险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3. 人口地域结构对保险发展的影响

在中国甚至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行政区划和经济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很多经济发展政策是以行政区划为界,不同的行政区域有着不同的资源禀赋,不同的具体政策,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种现实和常态。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自然导致不同的保险发展水平,这是其一。其二,不同区域的政策不同,特别是对保险发展的政策差异也是影响区域保险发展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人口分布的不均衡性是现实与常态,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人口状况,人口状况的差异对潜在的保险市场规模,特别是寿险市场规模有着直接的影响。人口城乡结构对保险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城乡人口对保险的观念差异; 二是人口聚集程度对保险网点布局的影响; 三是人口流动带来的风险转移和风险增加导致的保险整体需求上升。这里无意贬低农村人口的素质,但是,从对保险的认识上看,整体上城市人口对保险的认识远远强于农村人口,这不仅和城市人口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相关,也与城市生活环境风险系数高于农村相关。无疑,城市人口的多少影响着保险市场的规模。另外,农村人口居住地常常处于分散状况,而保险网点通常布局在一定的人口聚集区,人口太过分散,布局保险网点的成本将提高,而保险网点的布局情况又直接和当地保险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只有布局相应的保险网点,才便于把当地理性分析的保险需要变成现实的保险业绩。城乡结构的另一影响在于,城市化的趋势不可避免,城市化带来的人口流动将成为常态,而人口流动自然带来风险转移和风险增加,同时,人口流动也会让流动人口的保险意识增强。所以,从人口生活于农村的静态看和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动态看,保险需求差异巨大。

三、中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现状与趋势

如前所说,计划生育政策的累积效应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中国人口结构的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多个方面。下面我们按类别进行分析。

1. 人口自然结构

表 1 显示,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0 ~19 岁人口中男性远远高于女性,而 65 岁以上人口中性别比开始逐步下降,特别是 70 岁以上人口,随着年龄的提高,女性比例越来越大。表 2 反映了我国人口总抚养比一直呈下降趋势,表明我国正处于“人口红利”时期。同时,少儿人口所占比例逐年下降,老年人口所占比例逐年上升,表明未来我国将面临劳动年龄人口不足①和老龄化严重的问题。根据学者的预测( 图 1,王金营等,2011) ,未来三十多年,我国少儿人口变化不大,但是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变化呈明显的相反趋势。从上面的资料可以得出: 尽管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出现减少趋势,但是从抚养负担的角度,未来二十年我国的总体抚养负担还属于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抚养负担,之后,人口负担的压力逐步增大。从性别比来看,我国未来的婚姻挤压现象将更加严重。“在今后二十年里,比例会明显提高,很可能会从现在的 1. 05 增加到1. 1,偏远地区可能比例更高。青壮年劳动力二十年里将从现在的 42. 6% 下降到 31. 3% 左右 ( 高圣国,2011) 。”性别失衡( 出生性别男多女少和老年性别女多男少) 、老龄化、婚姻挤压、劳动年龄人口短缺,将成为我国未来人口自然结构变动的趋势。基于这种趋势,未来家庭模式、经济结构和消费方式也必将发生一定变化,这种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保险市场的发展。

2. 人口社会结构

一方面,如前所说,人口性别失衡客观上将造成婚姻挤压现象,大量单身男性无法找到伴侣,同时,对婚姻观念的认识差异和理想与现实的反差也使得一部分人,特别是“三高女性”( 高学历、高收入、高年龄) 主观上难以步入婚姻殿堂,社会上单身家庭增多。另一方面,由于价值观、经济状况的变化和人们交往面的扩大,婚姻风险增加,“闪婚闪离”已成司空见惯。据婚姻登记部门统计,2009 年全国共有 230. 5 万对夫妻办理离婚手续,北京有 25 872 对夫妻办理离婚登记,其中五分之一的婚姻维持不到 3 年,三分之一婚姻维持不到 5年( 博文,2010) 。婚姻问题必将成为中国未来的一大社会问题。另外,家庭小型化和独生子女现象也不容忽视。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家庭户均人口呈下降趋势,2000 年“五普”显示为3.44 人,2005 年人口抽样数据显示为 3.13 人,2010 年“六普”数据显示为 3.10 人。户均人口逐年下降反映了家庭小型化的趋势。如前所说,小型家庭与大家庭对风险的承受力完全不同,整体保险需求将随家庭继续小型化而增加。独生子女家庭增多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带给家庭的最大变化,在城市,大多数“80后”人口都是独生子女。在计划生育政策还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中国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家庭还将处于独生子女和少子女状况,如前所说,这种状况将为与孩子相关保险产品的开发与销售提供广阔市场。文化教育方面,中国的发展十分明显,图 2①显示了五年来中国中等以上教育的发展现状,表 3 显示了十年来中国整体教育 发展情况。图 2、表 3 显示: 近年来中国各级学校的招生人数数量庞大,特别是高等教育,招生人数逐年上升,表明中国的中、高等教育已经向普及化方向迈进。从每十万人中的受教育情况来看,十年来,文盲率下降了2. 64个百分点,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数明显增加。这种趋势还将持续,未来中国人口教育结构将逐步趋向优化。文化教育素质提升必将为经济发展提供优质人力资源,同时提升人们对保险的认识,保险发展的大环境将趋于优化。

3. 人口地域结构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各地在人口和经济发展方面出现了巨大差异。以 2010 年的数据为例①,广东、山东等地的人口是、宁夏等地人口的几十倍,广东、山东、河南、四川、江苏、河北 6 省常住人口就占了全国总人口的33.25%。人均 GDP 方面,上海、北京、天津超过7 万元,江苏、浙江超过5 万元,而贵州、甘肃、云南、等地才1 万多元,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十分明显。各地的人口年龄结构等也不一样,等地的人口年龄结构年轻,老龄化比例不高,而四川、北京、上海等地则老龄化比例偏高。人口数量和经济状况特别是人均经济状况是决定一个地区保险市场容量的重要参数,各地人口结构状况是各地不同保险需求的重要影响因素。人口行政区域结构在短时期内还不可能出现明显变化,保险发展必须考虑地区的经济和人口差异。人口地域结构另一变化是中国城市化率的持续提高( 图 3,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数据绘制) 。城市化过程是产业结构优化、要素配置优化、集聚发展的过程。以 2008 年数据为基准预测点,可以估算出城市化率每提高 1 个百分点,带动最终消费新增加 2 160 亿元。到 2015 年,全国人口的 54% 将居住在城市( 陈玉和等,2010) 。可以预计,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带动的消费将持续增加,保险需求和购买能力将增加。同时,中国产业结构将逐步优化,产业风险将发生改变,保险市场必须应对这样的变化。另外,与城市化同步发生的是人口流动现象。根据“六普”资料,大陆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中,同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116 995 327人,增长 81. 03%( “六普”公报,2010) 。人口流动将成常态,人口流动带来保险风险的增加和保险意识的增强,保险需求将扩大。

四、中国人口结构转变下的保险发展对策

不同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保险发展的影响虽然有区别,但是也有联系,有些影响是具体的、个别性的,有些影响是共同的、综合性的、甚至交叉的。因而除了根据三类人口结构变化情况提出对策外,也从综合的角度提出了几点建议。

1. 应对人口自然结构转变的对策

从性别比失衡来讲,单身家庭增多不可避免,由于一切靠自己,单身人士对自身的健康问题和将来的养老问题具有本能的关注。性别比失衡原因之一是“养儿防老”观念,在“养儿防老”观念还难根除的现实下,女孩家庭父母对自己的健康和养老问题同样具有本能的担忧。从老龄化的影响来讲,未来抚养负担的加重将让现在的年轻人担心未来自己的生活状况,同样对自己的健康和养老问题有所担忧。而社会保险提供的更多是一种基本保障,难以满足人们期望老年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所以,商业保险具有潜在的巨大市场。作为社会保险重要补充功能的商业保险,成为了转嫁老龄风险的第三个有效途径( 张连增等,2011) 。各保险公司应从长远谋划的角度,分析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趋势,分析单身人士、女孩家庭父母和一般年轻人不同的担忧,推出适应不同人士需要的商业健康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应对市场所需。从老龄化的现实来看,由于老年人具有特殊的需求,如何应对未来老年人特殊需求这个广阔市场,需要各保险公司针对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推出相应的老年关爱型保险产品,这方面目前还比较薄弱。从男女预期寿命来看,平均寿命差异对寿险市场有重要影响。一是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会降低对纯粹死亡保险的需求,但是另一方面,正是因为男女寿命差异,女性对生存保险的潜在需强于男性,男性对死亡保险的潜在需求强于女性。老年人中女性比例明显偏高,生存保险市场前景光明。目前生存保险囿于道德因素等,主要集中于一些消费型的重疾险和意外残疾型,保险公司可以尝试开发新的产品。

2. 应对人口社会结构转变的对策

婚姻家庭关系的不稳定为“爱情保险”提供了广阔市场,“爱情保险”产品曾陆续出现,比如“红玫瑰”、“世纪同祥”、“百年好合”、“爱家之约”等产品。这里的“爱情保险”并不一定能保障爱情,但是由于通常是男方给女方购买,受益人为女性,保障了离婚后女方能获取一定的利益。在“闪婚闪离”常见的今天,“爱情保险”不仅对婚姻寄予了一种美好期待,同时可以让女方心理感觉一丝温暖。保险公司应抓住新时代青年人追求浪漫同时冀望稳定的心态,做大“爱情保险”这一市场。对于家庭内部来说,独生子女和少子女时代,孩子是家庭的重心。虽然学校有各种保险,但是重大疾病和教育仍然是家庭担忧的问题,所以针对小孩的重大疾病保险和教育保险仍有广阔的市场。另外,小型家庭和大家庭对风险的承受力和面临风险的种类等也不同,保险公司应该重点研究家庭小型化带来的保险需求变化,从而制定出对策,开发相应的产品。针对教育结构而言,教育文化素养的提高为保险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各保险公司应采取主动出击,利用教育结构改变的有利条件完成人们保险意识的提升和发掘人们的保险需求,适时推出教育培训风险保障、教育期意外保障等有关保险产品。在提升保险意识方面,教育从娃娃抓起,保险至少要从大学生抓起。可以定期到各高校进行保险宣传,一来提升未来社会主力人群的保险意识,二来培养潜在的保险人才。同时,保险进社区也是今后保险宣传的方向,把普通百姓潜在的保险需求激发出来,变成现实的保险需求。

3. 应对人口地域结构转变的对策

保险的发展离不开各地的人口和经济状况,从数据上看,以四川为例,2010 年人身保险保费收入占整个保险业保费收入的 74. 99%,在财产保险中,车险业务占比 75. 31%,①而机动车辆的车主以中年人居多,而购车能力显然和当地人口的经济收入相关,可以看出,人口和经济状况对保险发展的影响极为明显。保险公司应分析各地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状况,分析各地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人均经济状况,测度出各地大致保险需求总量,确定不同地区差异化的保险发展战略,配备相应的保险资源,避免重点地区资源不足,非重点地区资源浪费。在这个过程中,和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密切沟通,获取地方政府对保险发展的支持十分重要。为顺应城市化的发展,保险网点应迅速覆盖新的人口聚集地区。银行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固然和银行本身功能有关,但是商业银行网点相对分布较广也是重要原因 ,目前保险公司和银行在网点布局上不可同日而语。结果是常见普通百姓主动上银行的门,而罕见普通百姓主动上保险公司的门,人们对保险和银行的认识也差之千里。既然保险从功能上讲应该为普通百姓所需,为什么保险公司不可以学习银行网点的布局经验,让客户由被动变主动呢?城市化的另一现象是人口流动。流动人口工作强度大、风险高,对意外伤害保障需求强烈,其生存现状决定了对医疗保证需求也很迫切。同时,养老保障方面,流动人口整体保障水平也较低。尽管如此,70% 的流动人口不愿意为未来生活和未知风险购买保险保障,其中和商业保险机构主动提供配套服务意识不强,用工单位对用工风险存在侥幸心理等不无关系( 杨济时等,2010) 。如何把庞大的流动人口的潜在保险需求变现,无疑需要各保险公司认真思考。变被动为主动,和政府沟通,和企业联系,让企业明白为员工提供一份他们所需的商业保险,价钱不多,但是体现了企业对员工的关爱,同时可以增强员工对企业的爱心,从长远看,对企业发展利大于弊。保险人员不仅仅需要一定的推销技巧,更需要一定的讲解能力。把政府说通,把企业说通,和企业与政府合作,定期进企业,主动出击,必将为保险公司带来丰厚回报。另外,与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相伴随的乡村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安全,外出之后家庭财产的安全,庄稼的安全等也是广大外出农民工的心病,“人口流动时代”农村家庭财产保险和农业保险无论是风险概率、保险需求,还是保险产品类别都发生了一定变化,很多保险公司不愿意涉足这块业务,认为风险大,效益低。但是这毕竟是一块巨大的市场,如果保险公司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做出努力,必将实现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双丰收。

4. 综合应对措施建议

篇10

“大事，小事，只要能为群众办事，再苦再累也值得！”

邓良义1962年7月出生，1978年12月入伍，服役期间历任战士、文书、学员、技师、干事、教导员等职，曾参加对越防御作战荣立三等功。1987年12月转业安置在原安康县公安局党办任协理员。

19年从警生涯，他从县局机关到基层，从派出所指导员到社区民警，几易岗位，多次周折，可他为党工作、服务群众初衷未改，始终在平凡岗位上，勤奋耕耘，默默奉献。

2000年4月，邓良义调到骆家庄社区当了一名社区民警。

当时，骆家庄社区，虽然逐渐成了商贾云集、楼房林立的繁华地段，同时也滋生了盗抢案件的多发地带，吸贩、流氓地痞常在此活动，是一个典型的治安重灾区。

上任的第一天，邓良义穿着警服找群众了解情况，可群众见了警察就躲，说话群众不理，他感到很奇怪。又一想，可能是白天群众很忙，顾及不上。到了晚上，他又去了。群众见警察就关门，敲门又不开，再喊不出来。一连几天，天天如此。

虽然刚开始心里打起了“退堂鼓”，但面对领导的嘱托和肩负的责任，他白天走街串巷，熟悉环境；夜晚，巡逻防守，从未间断……群众看到这位民警不简单。

一个月过去了，群众对他的看法改变了。从此，他就融入了社区，成为群众的“朋友”。

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多年的艰辛和付出，换来了社区今天的底子清、情况明、信息灵。邓良义登记整理出的各类资料摞起来就有一米多高。

“真心，诚心，做到以心换心，再难的问题也能解决！”

骆家庄社区地处安康市城区繁华地段，流动人口不好管理。

第二年春节刚过，邓良义就对公私房出租进行造册登记，掌握流动人口状况。一些群众害怕影响个人利益，对此有看法，工作开展难度大。他想，让群众接受肯定有一个过程。只要真心诚心相待，与群众以心换心，再难的问题也能够解决。

于是，一有空隙，他就和老人拉家常、与商贩聊市场、与青年人套近乎，很快赢得了多数群众的共识。有时也不免面对冷言冷语，但长久坚持，用真情和热情渐渐融化了群众心中的冰层，觉得邓良义诚实守信，是一个可靠的民警。

邓良义把群众当成亲戚走，心里时刻牵挂着社区每个家庭。刘家嫁女他去道喜，赵家娶妻他去祝贺，钱家老人生病住院他去看望，李家失去亲人他去安慰守灵……

在邓良义的电话薄上，记录着社区2000多户群众的电话。不管是夫妻吵架、婆媳伴嘴，还是邻里不和、家中失窃，只要一个电话，邓良义马上就到。

群众家中有了红白喜事，都要把邓良义请到，被奉为座上宾。这种比亲情还亲的情，是社区群众对他最高的尊重与褒奖。

“治安，创安，确保社区一方平安，是大家共同心愿！”

自从当了社区民警后，邓良义深知，只有确保社区一方平安，才是大家共同的心愿。他走到哪、讲到哪、谝到哪、干到哪，在家长里短的讲谝中，获取大量有用的治安信息。

在与社区一些老同志聊天时得知，退休后老同志的社交范围狭窄，想为社会再做点事情，却不知从哪里入手。邓良义茅塞顿开。他把这些热情的老头、老太太组织起来，让他们利用空闲时间，在社区巡逻。不久，就有了20多名不拿报酬的巡逻队员，在社区开展义务巡逻，更激发了邓良义搞好社区治安的信心和决心。

与别的社区民警一样，邓良义在社区要管要办的事很多，他并没有分身术。但他深知“警力有限，民力无穷”的道理，动员巡逻队员轮流担任警务室值班员，一天24小时不间断，保证任何人任何时间来找，都有人负责接待。

2003年6月23日，在汉滨分局的支持下，邓良义成立了骆家庄社区义务治安联防队。队员遍布社区各个角落，并登记造册，家庭住址、联系方式一目了然。现在，联防队员已经发展到86名，年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56岁。治安联防信息员比这个数字还要多两倍。于是他把联防队员编成3个大组，戴上红袖章常年在社区巡逻，协助看楼护院，维护社区治安。

与此同时，邓良义特别重视在社区推行人防、物防、技防和点、线、面相结合的群防群治防控网络。在他的策划与宣传动员下，辖区7个大型商场、5家银行安装了电视监控系统，邻街84户店铺安装了报警器，21个单位配有专职保卫专干69人，11家商场聘请保安126人，在骆家庄和马坎巷成立了2个护院队。

联防队的发展和群众的积极参与，使社区治安防控如虎添翼。个别害群之马被绳之以法，骆家庄社区警务室被安康市公安局汉滨分局命名为“良义警务室”，一个和谐平安的骆家庄社区已经形成。

“亲民，爱民，始终一心为民，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

当前社会正处在转型期，人口流动、利益调整和人际关系交往中所表现出来的诸多问题，看起来事小，引发出的种种治安问题给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很大。

调处各种矛盾纠纷是社区警务工作的头等大事。哪里出现了矛盾纠纷邓良义就冲向那里，迅速及时平息事态，避免出现更大治安问题。尤其是近年来医患纠纷增多，发生在辖区医院的医患之间纠纷耗费了邓良义不少时间和精力。

“金碑，银碑，不如群众口碑，奉献社会就是最大丰碑！”

这是发自邓良义内心的肺腑之言，也是他的“座右铭”。

邓良义任派出所指导员期间，手下一名民警因刑讯副供被判入狱，他也因此受到组织处理被免职。偏偏在他的人生处于低谷之时，与他结婚多年的妻子也背离了他……

面对事业和家庭的双重打击，他没有消沉和颓废，而是把全部精力和伤痛都用到工作学习上，以低谷为起点，在哪里摔下去，就从哪里爬起来，在社区警务工作中开辟了属于自己的一片晴空。

6年来，在社区与他搭挡来了一茬又一茬，可他依然固守在社区民警岗位上日夜操劳，赤诚为民。苦得很，也累得很。不论是白天、黑夜，酷暑、严冬，还是节假日、休息时间，他每月坚持在社区蹲点20个工作日以上。

邓良义没有血染衣襟的英雄壮举，没有缉枪缉毒的叱咤风云，没有雪域高原的艰苦砥砺……而他却以扎根社区、服务人民群众的至情至爱，赢得了众人的“口碑”；用奉献社会、构建平安家园的至善至美，在人们心目中矗起了座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