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背景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背景，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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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高职衔接模式;动车组专业;一体化;课程体系构建

一、引言

当前，国家对现代职业教育进行了重大调整和部署，国内将有1600～1700多所学校转向以职业技术教育为核心，在培养模式上，这些高校将淡化学科，强化专业，按照企业的需要和岗位来对接，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在高职教育改革新形势下，我国现有的高职院校将迎来机遇和挑战，如何取得新突破、新发展，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高速铁路国家的行列，我国铁路运营里程已达到12万km，其中时速为200～350km的客运专线及城际铁路达1.3万km，投入运营的先进动车组、大功率交流传动机车分别达到800组和7900台。我国在高速动车组、高速铁路基础设施建造技术和既有线提速技术等方面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我国高铁行业迅猛的发展趋势为动车组专业的职业教育提供了巨大的就业市场和发展机会。

二、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中动车组专业“中高本”衔接的主要模式

目前，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进入了快车道，构建完全意义上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搞好中职、高职和本科之间的衔接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本文中的“中高本”是指中职、高职和本科的缩写。

中职与高职的衔接、高职与本科的衔接以及“中高本”的衔接是我国动车组专业课程体系衔接的三种基本类型。

（一）中职与高职的衔接模式

1.中职与高职五年一贯（贯通）制，是从中职开始读，一直读五年，最后获得高职大专文凭;

2.“3+3”分段制高职，是“三年中职+三年高职”，开始于中职，参加分段考试。

（二）高职与本科衔接模式

1.五年一贯（贯通）制本科，从高职开始读，一直读五年，最后获得（应用型）本科文凭;

2.“3+2”分段制本科，是“三年高职+两年本科”，开始于高职大专，参加分段考试。

（三）“中高本”衔接模式

1.七年一贯（贯通）制本科，是从中职开始读，一直读七年，最后获得（应用型）本科文凭;

2.“5+2”分段制本科，是“五年一贯（贯通）制高职+二年本科”，开始于中职，参加分段考试;

3.“3+3+2”分段制本科，是“三年中职+三年高职+二年本科”，开始于中职，参加分段考试。

基于目前我国教育体系中的中职、高职及本科阶段的层次界限非常分明的现状，通过分析，作者认为表1中的“3+3+2”分段制动车组专业“中高本”衔接模式更加符合目前的教育现状，应该作为动车组专业“中高本”衔接的主要模式进行研究。对此“中高本”衔接模式，我们应该构建基于动车组专业“双向无缝衔接”的一体化课程体系。

这里的“一体化”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把中职、高职、本科相互衔接起来;其二，动车组驾驶专业和动车检修专业等相关专业融合为动车组技术专业。

三、构建“3+3+2中高本”衔接模式的动车组专业一体化课程体系的意义

“3+3+2中高本”衔接模式的动车组专业一体化课程体系，是一种在课程内容、课程设置等方面上有着整体性与递进性的新型课程体系。其重要意义如下：

1.符合我国职教改革新形势发展和我国轨道交通类职教品牌建设的需要，能够有效提升我国铁路类院校动车组专业的办学水平和竞争力;

2.推动我国铁路类职业院校“中高本”衔接办学道路的探索和研究，促进我国职业院校“中高本”衔接工作的深化与发展;

3.顺应我国高职动车组驾驶专业、动车组检修专业融合需求的趋势。

根据以上所述，很有必要开展构建基于动车组专业的“3+3+2中高本”衔接的办学模式及基于“3+3+2中高本”衔接模式的动车组专业一体化课程体系的研究工作。

四、结束语

实际上，随着我国职业教育和我国高速铁路事业的不断发展，为了满足铁路行业对动车组技术人才的需求，我们应该积极开展动车组专业“双向无缝衔接”（中职-高职-本科）教育体系的研究和建设工作。若从满足学生可持续发展和提升人才的岗位适应性的角度出发，积极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无论是理论层面上还是实践层面上讲，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刘鸿滨.中高职衔接课程设计策略研究[J].中国培训，2016（14）：12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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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城乡非平衡竞争； 机会不均等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2）08-0017-02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河北省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日益严重，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背景下，考察河北省城乡收入差距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对统筹河北城乡发展，构建和谐河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河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

通常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反映城乡居民收入，根据最新统计数据，做出河北省城乡收入比的变化轨迹，如图1所示。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河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如下特征：

（一）从总体趋势看，城乡收入差距偏大。从总体情况看，1978年以来河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不断扩大趋势。在绝对收入差距方面，城乡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162元增加到2010年的10305元。2010年河北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263元，而同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却只有5958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比城镇居民的收入少了将近2/3。在相对收入差距方面，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从1978年的2.42扩大到2010年的2.73。

（二）城乡收入差距交替波动，且低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从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变化情况来看，呈现缩小-扩大-再缩小-再扩大的交替波动发展态势；从波动状况来看，波幅较大，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的时期大于逐步缩小的时期，且每次波动的波谷都高于上次波谷，波峰高于上次波峰，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扩大。但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相比，河北省城乡收入差距又相对较低，从等分时段数据来看（见表2），河北省城乡收入差距（比值）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逐期扩大，从1981～1985年的0.14扩大到2006～2010年的0.54。此外，从河北省城乡收入差距交替波动的发展阶段来看（见表3），也支持了这一结论。

（三）从农民纯收入的来源看，工资性收入占比逐年增加。工资性收入反映农村住户成员受雇于单位或个人，靠出卖劳动而获得的收入。从统计数据来看，河北省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略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此外，工资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逐年增长且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2010年工资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为44.54%，高于全国41.07%的同期平均水平。工资性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说明，在当前的户籍制度下，进城农民工虽然实现了职业转变，却没有完全实现空间迁移和身份认同，因此仍被划为农村人口统计，也反映出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河北省的城市化进程。

二、河北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分析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竞争性市场具有自动趋同功能，因此，城乡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应伴随市场化体制改革的推进和要素流动性的加强而趋于缩小，然而，上述分析表明，河北省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经验事实恰恰相反。我们注意到，一方面，城市部门和农村部门出现了不同的市场化水平和竞争程度，生产要素在城乡部门具有不同的产出效率，城乡发展不平衡；另一方面，农村人口比重较大，农业比重偏高，农民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城乡居民之间面临不同的发展机会。

（一）城乡非平衡竞争。市场作为生产要素配置的基础性力量，是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但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重城市、轻农村”的非均衡性，河北省二元结构特征尤为突出，城乡经济存在着巨大差异。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河北省产业结构水平偏低，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工业内部以重化工业为主，且近年来重化工业呈加速发展趋势，2010年河北省三次产业产值比重为12.6∶52.5∶34.9，产业结构明显偏重。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轻、重工业产值比重分别为19.9%和80.1%，重工业比重比2000年提高了5.3个百分点。农村人口比重较大，城市化率明显偏低，2011年，河北省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6%，城市化率达44%，但低于全国49.95%的水平。

（二）机会不均等。由于历史、体制、政策等原因，河北省城乡之间机会不均等现象较为严重，农村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以教育为例，教育就增加人的知识和技术存量来说是人力资本投入的主要方面，然而，城乡分别采取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城乡办学条件存在明显差距，农村初中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和公用经费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刘山，2010）。城市中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几乎完全是由国家财政投入的；而农村中的教育和文化设施，国家的投入则相当有限，有相当一部分要由农村自己来负担。不仅如此，由于经济上的限制和文化素质上的制约，城乡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也存在较大差距，农村的公共文化设施几乎没有，文化资源相当匮乏。

三、促进河北省城乡收入差距收敛的对策

（一）加快和完善市场建设，推动市场化改革。衡量市场化程度的高低，不仅要看产品和要素是否通过市场来分配，还要看竞争规则是否透明、城乡之间是否平衡竞争，因此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建立起城乡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当前尤为重要的是尽快建立和健全包括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在内的城乡统一的市场体系，逐步破除劳动力流动的各种制度，鼓励生产要素流入农村。同时，公共财政投入要重点向农村倾斜，不断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这样，合法、合理的差距会进一步刺激和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非法、不符合市场规则的收入差距会随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而逐渐消除。

（二）推动城市化进程，大力发展城市经济。作为农业大省，河北省农村人口比重较大，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极大地影响着河北省人均收入的总体增长，同时，城市化率较低，城市化进程滞后，在11个设区城市中，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亦较小，因此，加快推动城市化进程，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三）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钱纳里等人的多国模型表明，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工业就业的增加，远远低于农业就业的减少，因此，劳动力的转移主要发生在农业和服务业之间”（张家俊，2010）。因此，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对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意义重大。充分考虑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优势，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第三产业应作为城市产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选择。

（四）推动机会均等。以提升人力资本为出发点，使市场主体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这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为城乡居民创造机会均等的发展环境。对于“人力资本成长的机会链条”，当前最重要的是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等三个方面，国家应提供均等的受教育的权力和机会，尽可能实现劳动者自身素质初始条件均等化。

参考文献：

[1] 韩文秀.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综述[J].经济研究参考，2003，83.

[2] 何炼成.发展经济学：中国经验[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3] 于丽敏.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初步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02，9.

[4] 刘世锦.从改善民生到机会均等[N].中国经济时报，201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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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房地产管理司（98）局房地司字第23号《关于中央国家机关机构改革中涉及土地使用者名称变更问题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中央国家机关机构改革中涉及土地使用者名称变更问题的通知》

                     （98）局房地司字第23号  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办公厅（行政司、计财司、服务局或服务中心）：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中央国家机关机构变动部门和单位经费物资房地产等资产处置意见的通知》（〔1998〕4号），保证中央国家机关在机构改革中使用土地调查登记工作的连续性，经与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协商，就土地调查登记工作中土地使用者名称变更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现通知如下：

一、机构改革前，原部门已领取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由机构改革后新组建部门接管，并向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具函备暂不办理名称变更手续。

二、机构改革前，原部门已办完国有土地使用证申报材料的，机构改革后由新组建部门继续办理，便需向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具函予以说明，并将该说明函复印件附在每宗地国有土地使用证申报材料中，由新组建部门直接领取国有土地使用证。

三、对于机构改革前还未办完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申报材料，机构改革后由新组建部门作为现土地使用者直接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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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化的进程加快了中小城市房地产的发展，大的房地产公司向中小城市发展对地方经济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与其他产业经济不同的是，房地产周期波动现象受着一定的外部宏观政策和内部行业经济的影响，如何理解中小城市的房地产经济周期是值得广大房地产商、群众、政府等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中小城市；房地产；经济周期；分析

中国社科院的2006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指出：房地产是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重要的产业，是城市最基本的生活条件环境，也是城市发展的基本载体条件和重要投资环境。可见房地产业与城市竞争力关系的密切性，分析房地产业与城市竞争力之间的关系也是当下的一个热点和焦点话题。

一、中小城市房地产

从1978年到2003年，中国城市数量增长了4.1倍，城市面积扩展了4倍。中国城市数量近700座，城市化率达到了36.9%。城市的扩张直接受益者就是房地产行业，中小城市房地产落后局面，蕴藏着难以预知的商机和利润。

（一）房地产公司到中小城市发展的原因

大的房地产公司在大城市寻找新开发区域很难，国家对土地政策的调整，使得大城市的土地变成了稀缺产品；中小城市确实需要一些大城市的开发公司给他们带去新的住宅理念和小区物业管理的模式，大的房地产公司在中小城市具有不可竞争的优势；大的房地产公司为了更好的开疆拓地，有意识的将品牌向全国性拓展。

城市化的进程加快了中小城市房地产的发展，由于大城市房地产发展的空间越来越窄，房地产界将目光开始向不发达、可开发潜力大的中小城市转移。中小城市多样性、复杂性大，发展规划难度大，想要到中小城市发展的房地产商要充分考虑异地发展的困难和风险。

（二）中小城市发展房地产的问题

大房地产商在中小城市进行一些新设计的项目投资，为中小城市的房地产起到示范作用，这是一个方向。不仅对地方经济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且能帮助中小城市走出落后的局面，改变中小城市民众的居住环境。但是，目前中国的中小城市房地产发展基本不理想，住宅小区的规模都很小，合理规划和正规物业管理的小区概念没有形成。中小城市目前房地产的滞后导致了城市无特色和极大的资源浪费。中小城市不仅需要好的房产项目来支撑城市形象，改变居住环境，最关键的就是政府的合理规划。

二、城市房地产经济周期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段经济总量的增长率有时快有时慢，有时高有时低，这样经济总量在时间序列上总会呈现波浪式上升或下降的波动现象。这种具有不同表现特征的经济波动便会构成所谓的经济周期。这种呈周期性的经济波动现象会直接影响到各种产业经济的发展，会使其出现同样的周期性波动现象。房地产业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就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周期波动现象。但与其他产业经济不同的是，房地产周期波动现象受着一定的外部宏观政策和内部行业经济的影响，给其波动赋予了一定历史意义和经济意义。

城市房地产规模与城市竞争力的各个表现指标都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房地产业规模大的城市，其竞争力也较强，房地产市场发展速度与城市竞争力的相关性是不确定的。房地产业的高速增长会导致城市经济较快地增长。但是，若房地产业发展速度过快，超过了有效需求，就会降低经济运行效率，而城市经济的低效率，也会影响房地产业的发展速度。从房地产周期的成因看，我国两次房地产周期波动均有国家重大经济政策或房地产制度改革背景，因此，我国的房地产周期其实是典型的“政策性周期”，它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房地产周期具有显著差异。

我国房地产业既处于产业恢复期，又处于宏观经济高速成长期。在多数时段，波动并不是因为供求关系变化形成，而是由于在需求拉动之下，房地产市场不稳定，引起宏观经济失调，政府采取宏观调控措施的结果。

三、如何理解中小城市的房地产经济周期

我国重点城市房地产市场基本实现市场化，但离完全市场化还有很大差距。东南沿海城市房地产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中西部市场化程度相对较弱。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江浙、广东等地区的城市的房地产业市场化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一）加快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促进良性发展

2006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的具体衡量指标中，政府分配、黑市活动、垄断程度等指标表现相对较好。从各指标纵向来看，11项指数得分中，政府分配、黑市活动、垄断程度这几个指标我国35个大中城市的得分较高，也就是70%的市场化程度以上。在公有制经济、市场健全度、诉讼保障方面，35个大中城市整体表现中规中矩，大多数城市得分达到了6分，基本上达到了市场化的要求；在市场秩序、政府服务、价格管制、审批管制整体表现相对较差。指数显示虽然体现出一定的进步，但与国际上的先进城市相比仍然较为落后，这意味着这几个方面将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二）掌握规模、找准定位发展，促进良性发展

投资中小城市房地产无论是对地方经济和民众的居住理念都有好处，但是不建议大规模的建设。单位分房、私建房占据了中小城市居民住房市场的主流，另一方面房地产公司的进入中小城市多为异地投资。异地投资的风险大，但是利润的诱惑吸引着房地产商们蜂拥而至。

入驻中小城市一定要找准定位，房地产公司要有三只眼睛，一只眼睛盯着管理，一只眼睛盯着市场，一只眼睛盯着政策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的土地政策。我国目前土地政策已经落入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恶性循环。宏观调控的三个不准——2004年12月份前不准批地、不准立新项目等等，都是违背市场经济原则的。眼下我国的土地政策急需改革，要从税制上、机制上解决土地管理问题，特别是大的房地产商到异地投资，常常受土地政策的影响。

（三）抑制炒房和空置现象，促进良性发展

大规模开发的背后，中小城市出现炒房和空置两种现象。现在的炒资已经对中小城市渗透过深。炒房和空置率的出现，其结果必然会是炒房的血本无归，空置的继续空置，最终贱卖。虽然在有规模的一二线城市里面，投资房屋其实是不错的一种赢利模式，且回报丰厚而稳固，但是在小城市尤其是经济极不发达的小城市里面就恰恰相反。中国的经济欠发达中小城市，眼下几乎全部依靠内需来拉动消费增长和经济发展，没有非常大的外资流动和吸纳能力。

从欠发达中小城市的房地产开发规模、空置率和房价涨幅情况来看，持续近两年的房地产调控在这些城市里显然没有起到任何效应，绝大多数城市依然我行我素。宏观调控政策对此无济于事，无法进行行之有效的约束，这个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

随着我国税制的改革，一些房地产商压在手里的空房实施缴税制度。这样可能会抑制房屋空置不受限制、无偿空置等的现象。

（四）建立完善的房地产市场体系，促进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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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对策

一、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态势

1. 中部地区空间结构“离心”与“向心”并存发展

一方面，六省的共性和落后使得它们把发展的目光聚焦到沿海发达地区，获取先进技术和经验，轻视区内省际间的经济联系，在中部崛起战略方面就出现了“离心”趋向；另一方面，六省的共性和优势，使得它们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优化组合和发挥优势的愿望，并已经和正在形成战略合力，推进中部地区崛起，从而在中部地区的崛起方面出现了“向心”趋向。中部地区经济呈现区内与区外两个协调发展的互动。

2. 城市经济圈形成和发展带动城市化加速

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四大城市群作已经成为中部崛起的重要支点，中部地区城市经济圈建设呈现加速发展态势。从中部地区的发展现状和发展条件来看，中部四大城市群已经成为吸纳产业和人口的强聚集体，太原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正在发育和完善，城市经济圈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进一步集聚经济、人口的巨大空间和潜力。

3. 产业结构趋于优化升级

中部地区正在加强能源基地、原材料基地建设，加强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建设，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三次产业结构2003年为16.89∶46.75∶36.36，2004年为17.82∶47.67∶34.51，2005年为16.67：46.77：36.56，2006年为15.3：48.5：36.2。虽然产业比例有波动现象，但总体上，第一产业呈逐渐减少，第三产业呈逐渐增加的趋势。而且，为了实现产业升级，区域内产业正在走向开放，正在区域市场竞争的基础上进行广泛的经济合作，以获取区域内产业发展的规模经济，在产业分工的基础上提高经济效率和增长潜力。

4. “三个基地、一个枢纽”建设正在全面启动

中部地区正在按照国家的战略要求和六省的建设规划，积极推进建立全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从中着手解决本地区现代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新农村建设问题；正积极推进建立全国能源原材料基地，发挥中部地区资源优势，拉长产业链条，为全国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正积极推进建立现代装备制造业及高新技术产业基地，调动改造和发挥中部地区老工业基地和发展高附加值产业的积极性，着力挖掘中部地区发展潜力，增强其崛起的后劲；正积极推进建立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建设中部地区实现崛起的载体，构造中部地区与区外及国外联系、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的动脉网络，实现全国乃至世界生产要素、信息流、资金流汇集中部地区，助推中部崛起。

5. 中部地区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轨道

随着“促进中部崛起”战略的稳步推进，中部地区经济社会正逐渐步入又好又快发展的轨道。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区域崛起吸引人才“回流”。例如，湖南全省2007年“回流型”企业达到3.3万多个，吸纳了近120万农村劳动力，“劳务湘军”回乡创业已成气候。（2）试验探索造就新的经济发展引擎。2007年末，国务院正式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作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探索在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加大的趋势下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为中部经济崛起打造新的引擎。（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见实效。中部地区六省着力促进经济发展由投资拉动为主向投资与消费、出口拉动并重转变，由工业推动为主向三次产业协调推动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二、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1.战略观念淡薄

由于传统发展观念影响，加之地处内陆相对封闭和良好的农耕资源条件，中部地区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小富即安、害怕风险等陈旧观念比较浓厚，战略整体意识淡薄，致使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体制改革和合作机制发育滞后，战略合力形成缓慢，区域协调发展效益不甚理想。

2.发展环境严峻

中部地区现在处于东西南北四面快速发展的夹击之中，虽然国家把中部崛起已经提到国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的总体战略高度上，并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但是，这些政策尚未完全到位，政策效应也没有充分显现。中部六省市场经济发展不如东部，要素分配弱于西部，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中部地区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不利于改变 “中部塌陷”状况。

3.“三农”问题突出

中部六省除山西外均是农业大省和粮食主产区，支撑经济发展的县域经济普遍存在着“粮食大县，经济小县”的特征。2006年中部人口占全国人口的近30%，农业人口比重占62%。过多的农业人口和大量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导致中部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缓慢，导致中部地方县(市)财政脆弱，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投资能力缺乏，整体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导致中部地区农村现代化、农业产业化的进程迟缓。

4.城市化滞后

中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既明显滞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也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人口及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较慢，中部地区缺乏具有很强综合实力、辐射能力的经济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龙头城市与边缘城市之间对接能力不协调，阻碍都市圈内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各都市圈内部产业同化严重，城市间缺乏合理分工与合作关系，整体协作较差，重复建设比较严重。

5.产业结构不太合理

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仍显缓慢。2006年中部地区三次产业结构为15.3：48.5：36.2，而2006年全国的三次产业结构为11.7：48.9：39.3，同期比较，中部地区一产在四大区域中所占比重最高，比全国高近4个百分点，二产业比全国低0.4个百分点，三产业更是比全国低3.3个百分点。

中部地区较低层次的产业结构使其二元结构矛盾比东部及全国平均水平更加突出，农民与农村剩余劳动力无论绝对量还是相对比例中部都是全国最大的，农民收入中，家庭经营土地的收入大约在60% ~80%之间，农民收入增长难度很大。所有这些均直接导致了中部区域资源集聚能力较弱、产业集聚化程度不高、区域间产业关联度较低，从而弱化了中部产业的竞争力。

6.工业企业效益不佳

中部地区大中型企业数量少，效益低，人均产值小。2006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大中型企业总产值分别占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总产值的65.6%、13.5%、12.2%、8.7%。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比较，大中型工业企业总体数量少，大中型工业企业效益低，以占全国15.6%的大中型企业却只创造了13.5%的总产值。2006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大中型企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万人)分别占全国的59.4%、18.1%、14.0%、8.6%，这意味着中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大中型企业人均产值小，特别是缺少一批在国内外影响大、对行业发展起骨干带动作用的大型工业企业或企业群。这不仅制约了中部地区大中型企业效益的提高，而且在当前国内外企业激烈竞争形势下，这种状况难以适应经济发展和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客观要求。

三、实现中部地区崛起的对策

第一，强化中部战略意识，确立区域协调发展理念。中部六省尚未形成完整的经济区域根本原因在于六省局限于各自的局部利益，没有深刻理解“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重大意义，区域战略意识淡薄。实施中部地区崛起战略，首先要把各省发展的思路统一到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上来，从转变观念、重新规划、创新制度和机制上解决问题，确立区域协调理念，为形成战略合力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二，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中部六省人民是“中部崛起”的主体。以人为本，就是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城市与乡村、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是国民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必要保障。在中部地区崛起的过程中，必须改变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把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第三，着力调整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大力调整农业结构，改变重粮为主的发展局面，根据劳动力资源优势和农产品供给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及其加工业，走特色农业现代化的道路。提高工业发展质量，特别是科技含量，走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道路，调整轻重工业结构，改变重工业比较重，轻工业比较轻的格局。突出和培育现代服务业的主导产业地位,优先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充分发挥现代服务业所具有的高端、高效、高辐射力的作用，转变先发展工业和实现工业人后再发展服务业的传统理念及思路。大力培育优势产业群带。大力调整所有制经济结构，改变国有经济偏重，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第四，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优先发展教育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基础，也是提高科技水平和培养人才的基础。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要坚持立足现有基础，从区情省情出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自力更生，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中部地区六省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关键，是在于尽快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一是要根据构建“三个基地、一个枢纽”的要求，着力建立科技创新的平台，集中精力研究其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和原创技术；二是要把企业建成科技创新的主体；三是要加快培养一批科技创新型领军人物；四是要加大资金投入，确保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和原创技术的研发经费。

第五，深化体制改革，创新中部崛起战略机制。中部地区崛起必须以深化体制改革为突破点，创新实施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体制和机制：其一，改革政府经济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着力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其二，加快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和公司制改革的步伐，健全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其三，加快生产要素市场化进程，重点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为传统工业企业的改制改组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其四，关注民生，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平稳推进就业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其五，进一步完善所有制结构，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发展,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其六，加大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力度，促进中部与国内其他地区，尤其是国外市场的对接，实现两个双赢。

第六，加强宏观调控，提高区域发展战略管理水平。国家应该加强宏观调控，为区域经济合作创造宽松的市场环境。首先，要通过制定区域经济政策，防止市场经济的自发作用导致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通过必要的投资和政策倾斜，加强扶植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通过宏观调控措施，达到各个经济区域协调发展的目的。其次，要提高区域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着力解决一些中部地区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实行区域政策与功能性政策有效结合是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和动力。诸如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发展问题，革命老区的基础设施落后和自然环境改善等问题，都需要制定有针对性的特殊政策，以提高不同地区的发展后劲，弥补按区域确定一般政策的不足。

作者单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

[2]陆大道.2000中国区域发展报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45-149.

[3]王梦奎.中国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社,2000：63-68.

篇6

关键词：农村经济；乡镇企业；发展

当前为了提高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根据我国当前农村发展的现状，找到适合农村经济发展并且与我国的各项政策相适应的发展模式。农民生产实践过程中，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其所创造出的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有效形式，同时也是现阶段农村经济与农业发展的最终选择，农业产业化经营对战略性调整农业结构，实现农业增产增收极具重要价值。乡镇企业是在农村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市场环境的影响，政府根据市场的动态的变化，不断的调整相关乡镇企业经济发展的政策，促进了我国乡镇企业发展的环境的改变。

1.农村经济发展的整体特点

在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的大环境下，农村经济发展一直相对平稳。农村经济在多年的发展中有如下特点：

1.1趋向多元化的经济主体

农户逐渐掌握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在手里，一定的生产经营权逐渐开始被一些农户掌握了，农户的身份开始发生了变化---以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出现，手里开始拥有独立财产权和经营权；过去存在于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即主要由集体控制并拥有生产资料和产品的集体企业，这种企业的经营筹备和生产经营活动主要由集体来做出决策，而现在国家对它的掌管力度变得越来越弱；此外，“三资”企业和私人企业在农村大量出现了，为了实现它们单独的经济利益，对商品生产经营者的要求有很高。

1.2逐渐转向多元和复合的农村经济成份与产业结构

在不断的改革下的经济体制，农村经济由过去的原有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渐转变为现代社会的商品经济，农村经济原有的单一的经济形式已经逐渐被多种经济形式所取代，一体化经营的复合经济结构也取代了单一的经济结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共同繁荣的新经济局面逐渐形成。

1.3开始走向市场的农村经济关系

随着社会车轮滚滚向前，原来计划经济下的指令性特点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逐渐消失，农村里面的生产与经营活动已经逐步走向市场化，完全根据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来进行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自由调节，农业各种资源完全放手由市场去优化和配置。

2.企业集群对区域发展的推动作用

所谓企业集群，就是地方企业集聚在相邻区域内彼此联系。企业集群可以说是介于纯层级组织和纯市场间的一种中间体组织，同时也是彼此关联、彼此独立的一组企业，这些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彼此配套，甚至同种类型。

2.1企业集群有利于区域经济快速增长

中小企业的发展通常都会聚集在一起，这是区域经济的发展对中小企业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企业之间的竞争性提高了企业管理人员的危机意识，提高了对企业的管理，在这种环境下，就会推动当前的企业的经济发展。企业集群可以实现区域内的经济的快速的发展，其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企业集群具有外部经济效应。企业集群达到一定规模后，就会出现规模效应，这样企业集群中的任一企业都可以任意获取相关生产要素，以此使外部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得以实现。并且企业集群可以实现企业发展的成本的降低，因为产业集群在发展的过程中较为集中，这样对于企业来说就可以就近选择其所需要的基本的生产材料，节约了运输的成本、节约库存，并且可以保证产品的生产厂家的供应服务。

2.2企业集群对区域城市化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企业集群在发展的过程中，其在经济区域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且同时其也在为该区域的发展不断的注入新鲜的活力。当前对乡镇企业的乡村往城市发展的规划而言，企业集群的创建可以扩大城镇的规模，为城镇的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的机会，实现小城镇的建设。当乡镇企业的资金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可以实现当地的各种基础设备、设施的完善，实现了城镇规模和环境的优化，促进了农村的城镇化进程。

2.3实现农业产业化，推动乡镇企业的不断发展

从根本上说，创新我国，仅仅是创新农地产权体制，属于变革经营方式的一种，并未将土地集体所有的根基触动，而且在运行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将农民放在大市场与小生产矛盾体系中，造成农民短期化经营行为。所以，农业经营体制还应该基于家庭联产承包制下不断创新。农业的产业化作为当前我国农业经营发展的一种模式，实现我国的农业自己现有的一种新型的现代化特征的发展机制，同时这种农业经营的创新机制实现了农业生产加工范围的扩大，实现了农业和工业的协同发展，将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实现了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促进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建立了农业发展的新的模式，促进了农民增收。

3.农村经济发展中乡镇企业的重要作用

当前社会发展的快速的新的时期内，应该将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的工作作为当前工作的重要内容，重点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乡镇企业是连接农村和城市发展的纽带，在我国当前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现代化阶段，全面实现农业的增收、农民的富裕是当前乡镇企业发展中重点的内容，其也为推动当前的农村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1有利于农民增收与就业，创建和谐农村社会

农民的增收可以促进当前农业的和谐发展，实现了乡镇企业和农业的共同发展。很多的企业家都是在农民中产生的，所以，应该积极的对农民进行知识培训，为农民的增收建立一个良好的知识平台，实现农民文化素质的提升，改变农村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农村和城市经济差距的缩减。

3.2有利于工业反哺农业

就某方面来说，乡镇企业是从农业中演变而来的，同时又承载着反哺农业的责任。我国十一五期间，在资金支持方面，国内乡镇企业向农村补助与支农补农的相关社会性支出达到800亿元，平均每年大约有160亿元。此外，产业支持方面，对农产品加工业进行大力发展，积极开展农业产业经营，实现了农业生产逐渐向标准化、规模化、优质化以及专业化方向转变与发展。3.3对农村城镇化具有促进作用乡镇企业的发展可以实现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集中，一方面将大量产业支撑提供给城镇建设，另一方面对转移农村非农业人口至城镇具有带动作用，缓解了当前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打工，带给城市的人口压力。

4.总结

既然农村目前不能再自动地走上工业化的路，就应该由国家来采取政策和措施重新鼓励和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比如让城市企业向农村地区渗透，既让农村地区有机会接受城市工业的辐射所具有的好处，又让城市工业在农村继续取得可观的效益。国家和政府在制定有利于农村地区发展的政策的同时，应该动用政府掌控下和能够动员的资源，让农村中这些新的乡镇企业得到优先发展的机会。

参考文献

[1]茆晓颖，成涛林.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与农民收入的实证分析——基于全口径财政支农支出2010～2012年江苏省13个市面板数据[J].财政研究，2014年12期

[2]安乔治，王艳红.日本城市化发展中对“三农”的保护[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04期

[3]王双燕，任大鹏.村民自治背景下的扶贫资源分配[J]，河北农业科学.2010年02期

篇7

    城乡一体化是党的十七大确定的我国在21世纪的重大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破解“三农”问题、实现城乡均衡发展的根本性举措。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村金融在推进农村发展、实现城乡互促共荣等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和功能。而农村金融能否有效发挥其作用又取决于农村的金融生态状况。

    金融生态是个仿生概念。2004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最早将生态学概念系统地引申到金融领域,并强调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考察金融发展问题[1]。2005年10月19日上海证券报独家首发了《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随后,有关金融生态研究蓬勃发展起来。

    关于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问题,主要的研究成果如下。王松奇(2005)[2]等人认为,金融生态就是指影响金融市场运行的内外环境和基础条件。邢勃(2008)[3]认为,金融生态环境是指影响或决定着金融主体生存状态及变化趋势的经济及社会环境。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2009)[4]认为,中国的金融风险不仅源于金融业自身,而且更广泛地源于金融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环境,并对2008-2009年度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进行了评价。傅江湲、江发元(2010)[5]认为,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赋予农村集体资产完整的权能,增加农村金融主体贷款的保障性要求等是促进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周妮笛(2010)[6]以湖南省为例,采用14个地级市的调查数据与截面数据,运用AHP-DEA模型分析了区域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指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农村信用环境、农村法律环境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是造成这一区域差异的关键因素。安强身(2009)[7]认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是实现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并从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农村经济金融发展等方面,对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研究。柳成、张翠宁(2010)[8]运用系统论构建了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的理论模型和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体系,并对金融生态环境组织实施的相关问题提出了建议。杨福明(2008)[9]运用金融生态理论,从金融生态环境角度分析了非正规金融存在的经济基础、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法制环境以及金融生态的自我调节机制,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以上研究成果对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内涵、存在问题、对策、评价体系以及非正规金融等其他相关领域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这对改善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以及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都具有很大意义。但是,这些研究成果都没有从城乡一体化这一基本背景下,研究我国农村金融生态建设问题,本文则力图研究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问题。

    二、城乡一体化与农村金融发展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城乡关系经历了四种形态:乡育城市、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融合。推进城乡一体化就是实现城乡关系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必经过程和环节。从本质看,城乡一体化就是城乡在平等基础上的互动发展,即城带乡、乡促城,并最终实现城乡的和谐发展。

    “城乡一体化”可以用三个标准来衡量,即:城乡二元制度的消除与农村平等发展权利的获得;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的有效互动;社会福利实现城乡居民共享。而要达到这三个标准,农村金融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在现代经济中,金融虽然是经济的核心要素之一,但经济始终是金融的基础。一方面,经济发展必然引起金融市场的扩张和对金融需求的增加,进而推动金融发展;另一方面,金融发展状况也对经济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作用,有效的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会推动经济发展,相反则会制约经济的发展[10]。众所周知,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化发展模式不但造成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远远滞后于城市的发展水平,而且还存在比较明显的制度歧视,如城乡在教育、社会保障、金融等方面存在不对等的发展政策和环境。城乡一体化就是要破除城乡不平等的发展制度、环境和政策,以快速推进农村的发展。这对农村金融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城乡一体化为农村金融发展创造了新需求、新机遇,提供了广阔空间。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农村金融机构必将获得更好的制度平台和市场空间,在金融市场中更具竞争性和发展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必将吸引大量的金融资金流转在农村领域,这无疑有助于农村金融机构的长足发展。其次,城乡一体化的实现也需要高质量的农村金融服务。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而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等都需要大量的金融资金的支持和快速、便捷的金融服务。

    现实地看,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状态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农村资金大量流向城市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善;农村金融服务能力相对滞后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善;农村建设资金缺口巨大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善;农村金融发展环境的不良状况没有根本改善。然而,如果深入地探讨,我们可以看见,这四个“没有根本改善”与不理想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因此,推进农村金融生态建设、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便成为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当务之急。

    三、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现状

    借鉴相关研究成果,本文认为金融生态就是指影响金融发展、运行的各种环境和条件,包括政策体制环境、社会信用和法律环境、金融市场主体环境。研究金融生态环境,既要有静态视角,也要有动态视角,即既要考虑金融生态环境的现状平衡,也要考虑金融生态的动态发展平衡。

    农村金融是由农村金融的供给方和需求方构成的,因此,农村金融生态建设也应该从这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农村金融供给的不足抑制了农村金融生态建设空间

    我国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是以政府为主导的金融供给的改革。这种改革也就成为直接影响农村金融生态建设的关键。

    1.政府主导式的农村金融改革使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建设失去了基础

    与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相适应,也形成了我国城乡二元化金融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虽然开始对此进行改革和完善,但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始终以农村金融机构的自我完善为目标,以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为主线。随着农业银行基本退出农村金融市场,农业发展银行也因政策性功能所限开始寻求新的发展出路,邮政储蓄银行又因规模问题显得力不从心,这样,支撑农村金融市场的基本力量就只剩下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社基本上成为农村唯一的“常驻”金融机构。但农信社一方面受其自身资金不足的限制不能提供多样化金融产品和金融业务,如保险、咨询、、结算等金融服务,造成农村金融机构和业务的单一化,另一方面又因农村信用社“一家独大”,在大多数地区事实上成了垄断(特别是贷款市场上)经营,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农村金融主体缺乏业务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农村金融服务与产品开发不足。传统的借贷服务仍是当前农村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适应新农村建设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一些新的金融产品并没有开发起来,如商业保险、证券投资、信托、租赁、理财、网上银行、银行卡等业务。这种状况既制约了农村金融供给的有效性,也不能满足农村经济主体对金融的多样化要求。而比较活跃的民间信贷,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准入渠道,处于灰色状态,不能合理合法地提供农村经济发展所需资金。可以说,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偏离了制度目标,没有形成有效的金融供给,使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建设失去了基础。

    2.行政命令式金融监管使农村金融生态不能形成良性循环

    金融监管是影响金融生态的内部结构及其功能效率的重要因素。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在于纠正金融市场失灵,并最大限度地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和稳定性。长期以来,我国农村金融监管更多地是一种权力监管,即行政命令式监管。这种比较传统、较为粗糙的监管方式通常表现为金融监管当局不仅直接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进行监管,而且对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存贷款利率确定等具体的业务经营进行限定,忽视了监管的技术合理性或内在规定性。就金融机构的进入、退出的管理来说也不科学:过高的准入门槛,既加剧了金融供给不足,又导致非正规金融的地下运行,极大地削弱了竞争机制的强化和创新推动效应;退出机制的缺失与政府救助措施催化了金融机构的冒险性投资,增加了道德风险,使农村金融市场失去了优胜劣汰的自我净化功能,从而使农村金融生态不能形成良性循环[11]。

    3.金融产权模糊使农村金融生态建设缺少内在基础

    产权清晰是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率的基本前提。产权关系明晰是构建权利与责任对等、收益与成本相符的科学有效治理结构的前提。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虽然在明晰产权上做了很多工作,但由于多种原因,产权模糊的情况仍然比较突出。这表现在有的农村信用社的产权改革是按照以公有制为绝对主体的制度安排设置的,导致了产权虚置;有的农村信用社虽已实行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改造,但有的产权实际上仍然是模糊的:它们名为股份制,实则是内部人控制,股东作用弱化,理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这种产权模糊的状况必然导致金融机构权责利的失衡,使农村金融生态建设缺少了内在基础。

    (二)农村金融需求主体的弱势性导致农村金融生态根基不牢

    按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供给虽然影响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需求,但只有满足需求的供给才是有效供给。农村金融需求主体的弱势性使农村金融供给失去了根基,从而也使农村金融生态建设失去了根基。

篇8

关键词：竞争力；核心竞争力；城市经济圈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一、核心竞争力

（一）核心竞争力概念

“核心竞争力”这一术语首次出现是在1990年，原来是由一些企业战略研究专家提出来的，他们根据其对六十年代以来企业界实行多元化发展利弊得失的研究，对众多企业兴衰案例的分析认为，核心竞争力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应以此作为企业战略决策的一种主要依据，目的是想从根本上解释企业生存和消亡的原因。后来，这一理论被移植（迁移）到其他领域、行业，成为一个企业（行业、事业部门）制定战略的重要依据。

1990年，著名战略管理专家C.K.普拉哈拉德（C.K.Prahlad）和加里•哈默尔（Gary Hamel）在他们所著的《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中对“核心竞争力”这么定义：核心竞争力又称核心能力，是建立在企业核心资源的基础之上，企业的智力、技术、产品、管理、文化的综合优势在市场上的反映。在普拉哈拉德和哈默看来，核心竞争力首先应该能为企业提供进入不同市场的潜力。其次，核心竞争力对最终产品的顾客价值贡献巨大。最后，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应该是难以被竞争对手所模仿和复制的。在他们看来，核心竞争力包括两类能力：洞察力、预见力。这些能力有助于企业发现并掌握能够形成先行一步优势的事实或模式。这些能力的来源是：能够触发一系列发明的技术和科学知识，如佳能公司的光学知识和缩微能力；专有数据，如花旗银行的行为和信用评分知识；在交易中拥有高端交易的最大份额，从而获取的信息；能不断发明成功产品的创造力，如迪斯尼公司在动画业务领域就有这样的能力；卓越的分析和推断能力。

核心竞争力之所以广受关注，是因为它有广泛的迁移性。一个企业如此，一个地区也是如此，湖北要想在中部崛起的背景下处于领先地位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中部崛起意味着一种赶超，这种赶超需要强有力的内生机制作支撑。中部崛起，就是要在全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竞争中取胜，因此，竞争力是中部崛起内生机制的主要内容。竞争力包括核心竞争力、基础竞争力和环境竞争力，具有三位一体的结构。核心竞争力是中部崛起内生机制的核心内容。核心竞争力包括经济实力、企业管理竞争力和科学技术竞争力。经济实力是创造增加值和国民财富的能力，是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投资、储蓄、最终需求、产业运营、生活成本和潜在发展的经济运行能力。企业管理和科学技术两大要素，是对经济实力要素的直接支持，体现深层的竞争实力、创新基础和发展动力。

（二）培育湖北核心竞争力

就湖北来说，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就要重点培育大型骨干企业，全力支持武钢、东汽、华新、宜化等企业的发展，并通过重组、联合、兼并等途径，引导一般的中小企业向其靠拢，帮助它们做大做强。提升产业竞争力，还要分析和发挥湖北蕴藏的巨大潜力。比如，“三线”建设期间，国家在这里建立了一批大型工厂，虽然这些企业目前大多比较困难，但拥有大批技术工人和成熟的生产经营管理经验，在技术方面具有一定的竞争力；湖北还具有较好的农业基础，比较完善的科技服务体系和较高的水利灌溉工程基础，在农产品生产加工方面具有一定的竞争力；湖北地处祖国腹地，在这里建厂办企业，运输半径短，成本相对较低，在开拓市场方面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因此，加快发展首先要认清本地的比较优势，包括资源优势、区位优势、科技优势等，把这些优势发挥出来了，就能形成竞争力，就能保持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地发展。

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还要从湖北的产业特色和竞争优势出发，加快优势产业的资产重组和资源整合，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工业化水平和市场竞争力。湖北是老工业基地，最近几年，通过下大力气推进国企改革攻坚，盘活了经济存量，优化了经济增量。钢铁、汽车、化工、水泥、烟草等优势产业经过大规模的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原有的优势得到了加强，效益与质量明显提高；通过引进、消化与吸收，一批世界知名的企业落户湖北，以汽车业、光电子和制药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得到长足发展。

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产品和企业，产业有没有竞争力，关键在企业。湖北国有大企业、老企业比较多，国有经济存量很大。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仍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也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基础性工作。我们将积极探索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大力发展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经济，积极鼓励、引导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使一批大型国有企业改制为混合所有制企业，一批国有企业转制为民营企业，一批民营企业成为湖北经济发展的排头兵；进一步加快推进国有大企业的战略性、开放性重组，全力支持东汽、武钢等大型企业分离社会职能；进一步加快国有中小企业转制步伐；进一步加大省属企业改革力度，努力尽快完成改制重组任务。只要有利于企业发展，有利于扩大就业，什么改革形式都可以探索和采用。

二、发展核心竞争力，给湖北带来机遇

中部崛起是国家落实区域经济发展序列的重要战略步骤之一，是东南沿海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重大战略决策的延伸。在 “中部崛起”的背景下，发展湖北省的核心竞争力将给湖北带来五大机遇：

（一）有利于发挥区位交通优势，巩固提升交通枢纽功能

武汉占据中部“天元”地位，综合区位竞争力在全国排名第一。在沿海、沿江、沿京广等三条国家一级经济发展带中有两条交会于武汉，这一战略地位只有上海、北京、广州、武汉四个城市具备。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曾菊新院长分析，为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国家将加速建设京广快速客运专线，沪汉蓉沿江快速铁路、京珠沪蓉高速公路以及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一批大型基础设施。湖北可以利用国家对中部的基础设施和资源能源建设的支持，进一步拓展对外交流通道，完善市场流通体系，巩固和加强交通枢纽地位，延伸经济腹地，成为中国经济向西梯度推进的首选“桥头堡”。

（二）有利于发挥产业基础和科教优势，形成国家未来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

武汉拥有高等院校52所，各类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452家，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1个，两院院士48名，专业技术人员45万。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有利于武汉加速将科教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奠定在中部地区的技术创新中心地位。

（三）有利于发挥大市场大流通优势，增强城市辐射带动能力

武汉是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的商品和信息集散中心，有年销售总额超亿元的武商等10大商场，上市商业企业4个，商品交易市场总数已近700个，成交额超过500亿元。中央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将推进中部统一大市场建设，这有利于武汉完善市场体系和流通基础设施，增强流通功能和市场辐射能力，促进中部各地的商品和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

（四）有利于深化改革，消除发展的体制

武汉作为国有企业比较集中的老工业基地，有可能成为国家在中部实行老工业基地改造的试点城市，有利于武汉申报民营经济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促进民营经济大发展。

（五）有利于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国家支持中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将创造更加有利于外商投资武汉的政策环境，同时将促进湖北加快航空、公路、铁路等一类口岸和保税产业园区建设，推动武汉加强与周边省市的交流与合作，使武汉发挥中部地区联结国际国内市场的纽带和桥梁作用。

（六）发展核心竞争力，可以更好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以信息科技和生命科技为代表的现代科技日新月异，以知识和人才为基础的新经济突飞猛进，各个地区和领域改革创新的浪潮风起云涌，国家间、地区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竞争日趋激烈。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经济建设，都迫切需要一大批人才。国内人才的争夺战愈演愈烈。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孔雀东南飞”，到现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地的“人才高地”战略，国内人才的争夺战愈演愈烈；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纷纷拆除人为设置的门槛，开通人才引进的“直通车”，围绕人才竞争制定了一系列超常政策和措施。随着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也将逐步形成“后发优势”。面对东部和沿海地区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面对西部大开发吸引人才的倾斜政策，地处中原的湖北面临着“东西夹击”的严峻态势。这要求我们既要尽快打破人才的单位和部门所有的障碍，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 ，盘活和用好现有人才资源，又要加大政策创新的力度，大力引进各类高层次高素质人才。

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一次次被实践所印证。只有重视人才、积聚人才，湖北才能实现向经济大省的迈进；也只有经济发展了，湖北才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真正成为人才强省。发展核心竞争力，促进湖北经济的发展，从而留在并吸引更多的人才来到湖北，为湖北的今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提升湖北核心竞争力，建设武汉城市经济圈

武汉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吴之凌的观点更加简洁鲜明：武汉要成为最适宜创业的城市，要想巩固我国中部中心城市的地位，就必须加快建设“一个基地，三个中心”，即现代制造业基地和金融商业中心、科教文化中心、交通物流中心。其中，制造业是“基本产业”，是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强调现代制造业，是因为制造业的“链式反应”，以及制造业对城市的“创造就业”、“创造价值”、“社会稳定”、“经济稳定”等作用。

强调三个服务业中心，主要是考虑到武汉作为省会城市、城市圈核心城市和现代化大都市，要想做实中部地区、武汉城市圈两层经济发展腹地，需要提升城市服务功能，发挥武汉的辐射作用和对中部的带动效应。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武汉对于湖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武汉100公里半径内，集中了黄石、黄冈、鄂州、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八个中小城市，形成了湖北乃至长江中游最大的城市群。2002年6月，湖北省委、省政府提出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建设“武汉城市经济圈”，即以武汉为核心，和周边100公里内八个城市统筹发展，逐步将其发展成内陆地区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之一。武汉城市圈虽然难以和长三角、珠三角媲美，也难以和环渤海经济圈城市群相提并论。但是以武汉为中心划一个1000公里的半径，全国主要的城市都在其中。在武汉坐飞机两个小时之内，大部分城市都可以到达。许多学者称，武汉其实就是中国地理意义上的中心，其对内地的巨大辐射作用难以替代。“武汉城市圈”一提出，就有人惊呼：这一城市圈有望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

武汉通过“一个基地，三个中心”的辐射作用，首先建立与周边的鄂州、仙桃、孝感等8个城市形成紧密的武汉城市圈，并向中部地区延伸，与郑州、长沙、合肥、南昌、太原等中部城市的战略合作和资源市场分配，让武汉真正成为中部中心城市，发挥引领中部崛起的作用。

同时各城市还可以以武汉以及武汉城市圈为平台，加强与上海、广州、北京等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的经济发达城市的协作，成为它们的协作伙伴和加工基地，并利用它们快速进入国际市场，加强与重庆、成都、西安等西部城市和地区的协作，利用比较低廉的能源价格和劳动力成本，形成区域发展的合纵连横，结成广泛的产业协作链和人才流动网，图谋中部地区的经济腾飞。

参考文献

[1]费洪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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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金融；农村经济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2-0124-02

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便是金融，经济金融化趋势的加快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随着我国城市经济不断发展，城市金融体系日趋完善，但是农业经济发展的资金要求往往无法得到满足，而且金融行业存在的问题在农村地区依然存在。因此，本文基于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现状分析，从而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期完善农村金融、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

一、 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发展现状

（一） 农村经济发展现状

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具有不同发展特征，主要体现在农村每一个行业中经济所占的比重不同。在农村经济发展初级阶段，还没有工业，大部分经济活动仅停留在农业活动，手工业在农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到了农村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传统农业活动所占比重越来越小，农村服务业这类第三产业的比重越来越大。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农业化程度加深，农业经济活动相对减少，仅占农村经济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可以说，当前农村经济的主体主要是第三产业与农村工业。而从我国目前的经济情况来看，农村地区的文化工业水平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虽然农业结构在政策方面得到了一定的支持，在不断地优化与整合，例如：渔业、林业、畜牧业占第一产业的比重也得到了快速提升。改革开放前只有不足10%，如今已经超过了50%。2004年国家提出的三农政策，连续11年锁定农业问题，全面推进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对农业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农业生产力得到了提升，农民才会有更多的收入，而农业生产条件才能不断完善，但是农业经济发展还存在一定问题，尤其是与城市经济发展相比，无论是投资力度、居民收入方面还存在不小差距。

（二） 农村金融发展现状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相对滞后，以政策性质为主的金融手段占据了主要地位，形成了以正规金融机构为主导，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体的农村金融体系。中国农业银行在正规农村金融中占据主导地位，农村信用社是以合作性金融机构形式存在，农业发展银行为国家政策性银行。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第一，农村金融服务网点覆盖面不足。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商业银行对发展战略进行了调整，逐渐削弱了对农村金融的投入力度，部分农村地区的信用社被逐步撤销。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的存在，在农民融资等方面给予了很大的便利，但是目前我国农村偏远地区金融机构极度缺失，随着金融服务网点或者试用网点的退出，更是加剧了这种情况的严重性。第二，农村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以往农村信用社一枝独秀，可以说占据了农村金融的半壁江山，但是垄断局面之下必然是较低的效率，目前很多农村信用社已经无法真正承担金融领头羊的角色。第三，农村资金大量外流。目前我国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寻求发展，中西部地区劳动力逐渐流向东部发达地区，他们的收入也随之通过金融机构流向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这样就导致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农业生产得不到有效的资金支持。

二、 农村金融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 大力推进农村金融机构改革

第一，分类推进金融机构改革，培育符合标准的市场主体，进一步发挥支农主力军作用。在农村地区建立农村商业银行，同时根据地方实际情况研究银行改革实施的总体方案，目的是对政策性职能进行最大限度的强化。让更多的商业银行能够主动参与农村经济建设中，然后根据农村经济的实际需求，对目前的金融战略进行调整。例如，战略调整应该坚持以“三农”发展为基本目标，通过金融手段不断强化对“三农”支持力度，建立“三农金融事业部”，从而探索出符合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金融服务模式。第二，从农村地区经济实际情况入手，不断优化金融服务主体，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根据当地农民经济状况适当降低金融准入门槛，让更多的民间金融机构能够参与进来。政府应根据农村经济发展实际情况适度引进民间资本，从而建立新型金融机构。例如，村镇银行可以放宽对发起人的限制，允许民营资本作为村镇银行的发起人，参与运营农村信贷公司。第三，积极拓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融资渠道。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资金来源方面受到各方面因素的限制，要解决融资难问题，就必须积极拓宽融资渠道。由于目前农民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还比较陌生，应不断加强品牌建设，政府更应利用自身平台优势，做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宣传工作，让更多农民真正了解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服务宗旨，充分利用“口碑效应”让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服务优势在农村地区积极流传开来，进一步提高农民群众在村镇银行存钱的积极性。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要广泛收集存款信息，重视把握储户的实际情况，要有针对性地提供金融服务，降低信息不对称性，适当为储户提供更加优惠的贷款政策，真正做到不脱农，多惠农。

（二）建立农地抵押制度

虽然我国农村金融经过多次改革，但是农村资金剥离现象依然严重，主要就是农民的基本金融需求与目前金融服务存在“错位”现象，因此，应积极发展农村内生性金融从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内生机制的作用过程体现着一个国家或者地区金融发展与本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唯有深化地区金融服务才能真正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农民贷款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抵押品，这样的金融风险也会更高，而且会影响到金融渠道的流通。农村经济发展依赖的基本资源便是土地，但是土地资源必然受到现实因素、历史因素的制约，解决农村金融问题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需要引入农地金融模式，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与支持下，让农民将农地当做抵押品，建立更加灵活的金融C制，需要注意的是农地抵押制度要以农地使用权流转制度为前提，如果农民出现无法偿还贷款的情况，金融机构必须能够收回本金，降低风险的手段就是变卖抵押品。但是，农地抵押制度并没有得到全面实施，这是农地金融模式需要克服的第一个障碍，唯有建立农地抵押制度，才能真正解决农村金融配给方面的问题，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稳定发展。

（三） 大力l展乡镇企业

第一，积极鼓励与支持乡镇企业发展。农村金融结构指标对农村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所谓金融结构指标也就是用乡镇企业贷款余额比上农村地区贷款余额，从而相互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与研究之后进行衡量的。重视乡镇企业发展，才能更好地做活县域地区经济，从基层经济一步一步向上发展，逐步完善整个地区的产业结构，从而为当地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与渠道，才能保障劳动力不会持续外流，不仅能够增加农民收入，还能保障资金在农村地区更加稳定地凝聚起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要发展乡镇企业，资金固然关键，技术创新也非常重要。传统的粗放型发展道路已经无法满足目前发展的需求，在强大的资金支持下，积极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增强技术开发的应用能力，努力打造一批技术含量高、质量高、经济效益好的优质产品，向集约化发展目标一步一步靠近。第二，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农村经济结构存在的主要矛盾，包括产业结构方面的矛盾、农产品结构的矛盾，而要彻底解决这些矛盾，必须要建立流通的市场，才能真正将城乡之间的壁垒冲破。因此，需要加强小城镇建设，从而带动非农产业的发展与进步。农村地区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一旦形成规模，就能增加非农业就业人数，同时促进农村经济生态环境不断优化，真正促进农民增收。

[参考文献]

[1]田杰，刘勇，刘蓉. 信息通信技术、金融包容与农村经济增长[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2）：112-118.

[2]张丽娜，王静. 农村金融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53-59.

[3]赵洪丹. 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D].吉林大学，2016.

[4]赵洪丹，朱显平. 农村金融、财政支农与农村经济发展[J]. 当代经济科学，2015（5）：96-108，1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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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镇化；产业集聚；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F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0-00-02

一、前言

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主要是由区域城镇化及产业水平的发展程度决定的。要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不能不研究城镇化与产业集聚问题。因为，产业的逐渐聚集，进行形成自己的优势产业，这给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但产业的发展、人口的城镇化，都将对城镇化带来环境上的压力，因此，不能脱离可持续发展来谈城镇化，尤其在产业集聚水平比较低，生态环境日益脆弱的西部地区，更应该以可持续的城镇化为目标，即既要保护好生态环境，又要通过产业集聚提高群众的收入水平。基于此，本章从成都产业发展及集聚的实践出发，归纳、分析出西部地区实现城镇化、产业集聚与可持续发展之间良性互动所面临的困难、障碍以及影响因素。

二、成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现状及制约因素

成都是四川省省会，中西部重要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之一。今天的成都，总面积12121平方公里，全市辖10区、6县、4市，全市常住人口为1404万人，已经成为我国西南地区的科技、商贸、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据相关资料显示，1949年全国城镇人口5765万人，占总人口的10.64%，远远低于当时世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28%的比例。其时，成都市总人口501.3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01.7万人，城市化率20.28%，约为全国城镇化水平的2倍。

（一）成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现状

2003年以来，成都市致力于城乡统筹的地方创新加速了全市城镇化进程，全市城镇化率从2003年57.52%提升到2010年的65.51%，年均增加1.14个百分点，截至2010年底，全市常住人口1404.76万人，其中城镇人口920.26万人。因此，成都市城镇化水平已经处于城镇化中期的末端，正加快向城镇化后期迈进，城镇化发展将逐步过渡为平稳增长。这一阶段的重点是妥善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深层次的问题，城乡对立发展的局面将得到有效转变，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态势将进一步显现。

1.由注重数量规模扩张向注重质量与功能提升转变

“十二五”时期，随着成都市城镇化进程由中后期向后期过渡以及城镇人口聚集水平进一步提高，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将由过去单纯追求城镇化数量规模的扩张转向注重发展质量与功能的提升完善，即由过去注重追求城镇数量、规模、空间扩张向提升城镇的文化、公共服务、低碳生活、生态环境保护等质量内涵方面转变。

2.由工业化一元推进向多元化的动力机制转变

城镇化的进程受到三大力量的推动：农业发展给城镇化提供基础和原始动力，工业化是城镇化的核心动力，第三产业发展给城镇化以后续动力，并且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入，这三种力量依次处于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依托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成都市城镇化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而随着全市经济发展逐步实现由工业化中后期向后期转变，支撑城镇化的动力机制由一元推进向多元化发生转变。

3.由中心城市集中主导型向均衡集聚型城镇化转变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成都市城镇化模式都以自上而下型为主，以五大城区为核心的中心城市是全市城镇化的主体，主导着全市城镇化的进程。随着资源环境压力的加大，成都未来城镇化发展将以集聚、均衡、统筹为目标的城乡互动模式，实现由中心城市主导的集中型城镇化向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中小城市以及重点中心镇统筹发展的均衡集聚式发展道路转变。

（二）成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制约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成都城镇化进程经过快速、稳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近10年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战略的实施，进一步拓展了城镇化进程的广度和深度。但与此同时，城市化的推进也还面临着一系列不制约因素，如果这些因素处理不好，将会给成都的城镇化进程带来不利影响。

1.与东中部同类城市相比，城市化水平尚有较大差距

据统计，2006年成都市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为61.5%，比上海低27.2个百分点，比北京低22.8百分点，比东部同为副省级城市的广州、南京分别低17、14.9个百分点，比同为西部中心城区的西安低7.3个百分点。

2.工业化带动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当前成都市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转变阶段，从近几年成都市投产企业行业分布情况看，呈现出传统产业企业居多、高技术企业偏少的局面，长期来看，影响着全市工业产业结构的优化。服务业方面，成都服务业内部结构仍呈现出以传统服务业为主的基本格局，现代服务业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有限。2010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三大传统服务业占据了整个服务业的35.3%，处于绝对优势地位，金融、商务服务、科技服务有所发展，但辐射带动能力不强，业务还主要局限于省内。

3.“单中心”空间结构弊病凸显

2008年，成都中心城五个城区每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密度接近1万人，是市域平均人口密度的16倍。人口的过度密集给中心城的发展造成沉重压力，交通阻塞不断，基础设施负荷加重，保留绿地和开放空间不断被蚕食，热岛效应加剧。

4.资源要素刚性制约日益突出

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除天府新区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外，成都市可利用的建设用地总规模是380万亩。目前，全市建设用地总规模已达到约335.5万亩，即2020年，全市仅余约44.5万亩建设用地可以使用，其中已征未用地约24.5万亩、未征地约20万亩，年均可供用地不足4亩，这导致城镇空间拓展与有限的土地供给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5.加速的城镇化进程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

成都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岷江、沱江两大水系纵贯市域，特别是以都江堰为源头的由西北向东南的扇形水系及农业灌渠网络构成了成都平原特有的生态基质本底，这使得成都市发展面临更加严格的生态环境约束。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成都市的生态环境容量已趋近饱和。据测算，成都市的人均生态足迹为1.54507gha，人均生态承载力为0.36207gha，人均生态足迹已超过人均生态承载力，两者之差即人均生态赤字为1.183gha，属于较严重生态赤字区。

三、从产业集聚到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成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路径设计

为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城镇化的目标，成都在不断缓解环境压力的基础上，以产业集聚为核心，努力实现产业集聚、城镇化及可持续发展良性互动，为推进新型城镇化进行了新的探索，积累许多宝贵的经验。

（一）以产业功能区模式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

2010年，成都制定出台了《成都市产业功能区规划》，在充分保护和尊重生态本底的基础上，将市域划分为两带生态及旅游发展区、优化型发展区、提升型发展区、扩展型发展区4大总体功能区。在总体功能分区的基础上，确定战略性产业功能的空间载体，即13个市管产业功能区和一批区（市）县管产业功能区两类。在该规划中，成都市对跨行政区整合资源、创新功能区运作模式等提出了创新性的构想。这些功能区为产业集聚搭建了良好的平台，为推进新型城镇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采用“一区一主业”产业集聚模式，充分发挥产业集聚效应

成都市为充分利用这些产业积聚规律，改变原来“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工业发展模式。按照集约集群的发展要求，确立了“一区一主业”产业定位，将原有凌乱的116个开发区整合为21个工业集中发展区和9个重点镇工业点，重点打造电子信息制造和软件、汽车、生物制药、食品、冶金建材、石化、航空航天以及鞋业、家具业等9大产业集群。

总之，成都坚持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互动发展，坚持产城一体、功能复合，将城市生产功能布局与城市交通、游憩、生活等其他服务与管理功能有机结合，强化城市产业支撑，完善城市功能，促进城乡建设的集约化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四、西部地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政策选择

成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其着力点在于实现人的城镇化，为此，成都利用产业转移的趋势，通过不同产业的集聚，充分发挥产业集聚效应，最终达到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借鉴成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经验，将视野扩大到整个西部地区，我们发现，要实现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提升西部的城镇化质量，既要利用产业转移的大趋势，选准主导产业，充分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又要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不断改善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实现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

（一）彻底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劳动力等要素自由流动。

一直以来，城乡二元体制和政策是影响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中最根本因素。越是欠发达的地区城乡二元体制和政策缺陷表现得越明显、越突出，对城镇化的阻碍作用越大。为此，要实现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必须以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制度为基础，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利用产业转移红利，发挥自身产业优势，实现产业集聚与城镇化的互动发展。

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经验表明，正是工业化的不断深入推动着这些国家向城镇化方向发展。伴随着东部地区人力、资源等成本的不断攀升，处于这些地区的企业必将需求到成本相对较低地区去发展。而西部地区在资源、人口等方面优势明显，因此，西部地区应顺势而为，通过近期和长期规划，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实现产业集聚与城镇化的互动发展，实现城市经济系统的现代化。

（三）增加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减少城镇化交易成本。

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是改善落后地区投资环境，吸引投资的最佳措施之一。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天然气、石油、有色金属等矿产资源，其资源优势明显。通过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城镇发展的外部环境，可以实现西部地区丰富的资源向全国自由流动，从而将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资本优势。为此，西部地区可以采用政府主导，公私合营等多种方式，加大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特别是优先考虑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这必将为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打下后续发展的物质基础。

（四）提高生态保护水平，实现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

在我国西部地区，其日益脆弱的生态环境和粗放式的工业化发展方式，致使西部地区的环境问题尤为突出。以重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使西部各市污染问题严重，特别是西北省会城市如兰州、西宁、乌鲁木齐等城市的大气污染指数长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随着全球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国际市场对环保要求的提高，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日渐明显，这倒逼西部地区要不断提高生态保护水平，在城镇化过程中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实现城镇化、产业集聚与可持续良性联动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娟.西部地区加快城镇化体制和政策研究――以成都统筹城乡改革试验为例.宏观经济研究，2011（2）.

[2]丁任重，侯荔，顾文军.成都市城市化的进程与方向研究.经济体制改革，2001（5）.

[3]戴宾.改革开放30年成都城市化进程的回顾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