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的含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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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人口家庭化过程中子女随迁的阻碍因素分析 浅议流动人口的社区化管理 流动人口对县域经济的影响分析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困境分析 流动人口犯罪现象分析 西部流动人口现象分析 关注流动人口家庭发展刻不容缓 流动人口子女家庭教育状况差异性分析 流动人口家庭教育问题分析与建议 谈谈流动人口子女的家庭教育 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的文化资本现状调查及建议 关于流动人口家庭教育问题的调研报告 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流动人口子女家庭教育的问题与策略 浅析流动人口家庭的子女教育问题 浅谈流动人口家庭的子女教育现状及习惯培养 探讨流动人口子女的家庭教育有效途径 边缘与隔离：农村流动人口市民化困境分析 城市化难点在于流动人口 城市流动人口均衡化服务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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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cognition， intention and behavior of pre-pregnancy health examination among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so as to provide basis for promoting more floating popul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e-pregnancy health examination. Methods 3 project sites were chosen from North， Middle and South of Jiangsu. A total of 600 floating people were asked to complete a questionnaire and 18 family planning cadres were in-depth interviewed. Results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ended to be younger （under 30 years of age accounted for 70.7%） and had highe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became stable employer. They tend to be long-term residents with improved economic conditions. The awareness and demand of the knowledge of pre-pregnancy health was increased among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However， knowledge acquisition was based on non-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uch as television， internet， etc. There were 51.8% people known pre-pregnancy health examination is free， but only 46.7% participated. Conclusion To grasp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enhance the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of the publicity of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to the urban society and to enjoy the equal public services； to promote couples of child-bearing age to act together and integrate resource allocation， can promote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e-pregnancy health examination actively.

[Key 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 Pre-pregnancy health； Knowledge； Desire； Behavior

当前国家计划生育工作已从过去控制人口增长转到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目标任务上来[1]。提高人口出生素质，优生优育是关键；实现优生优育，流动人口是重点和难点。到2014年末我国流动人口已达2.53亿人。由于流动人口是相对边缘化的弱势群体，生殖健康和出生缺陷问题突出[2-4]，需要有针对性增强流动人口对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政策的知晓率和参与度，有效将预防出生缺陷关口前移[5]。本研究对江苏省部分城市流动人口孕前优生健康知识认知程度、态度意愿以及行为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为推动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惠及更多流动人口，实现有效覆盖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5年1～6月在苏南、苏中、苏北三地，各选取流动人口集中聚居较多的镇江、如皋、涟水市（县）作为调查点。需方：调查对象具备要素包括流动人口；已婚人群；男18～45岁，女18～40岁；男女各半。每个调查点以随机抽样方式各抽取200名，共600名。供方：抽取各项目点县或乡（镇）6名计生服务部门专业工作人员，共18人。

1.2 方法

采用定量与定性调查相结合的方式。通过自填问卷方式对600名流动人口进行调查资料收集。根据研究目的在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6-7]，设计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并经过预调查和专家对问卷内容和结构效度的评价，总体专家内容效度（CVI）大于80%。问卷包括人口学特征，对优生优育知识认知、态度行为、服务利用情况等内容。由研究者对调查员统一培训，确保调查的科学可靠性。调查回收问卷600份，与发放数相一致。

2 结果

2.1 江苏流动人口人群特征变化趋势

2.1.1 年龄分布 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27.6岁，30岁以下424人，占70.7%，30～45岁176人，占29.3%。提示江苏流动人口年龄结构正呈现年轻化趋势，90后逐渐成为江苏流动人口的主流。从全国总体上来讲，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虽然呈“不断上升”的迹象[8]，但由于江苏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当前流入仍以年轻人群为主，年轻化趋势仍会延续相当一段时期。90后年龄层正处在迈向婚姻和生育旺盛的高峰年龄段，随着社会发展、技术进步，这些年轻人在思维观念、知识技能和利益需求方面不同于以往年轻人[9]。

2.1.2 文化程度分布 调查显示，调查对象文化程度依次为初中[35.2%（211/600）]、高中[29.5%（177/600）]、大专[19.2%（115/600）]、大学[10.2%（61/600）]、小学[4.8%（29/600）]、研究生[1.2%（7/600）]。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流动人口的30.5%（183/600），高于《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的全国大专及以上学历流动人口占12.1%（2014年）的水平[10]。文化程度增高趋势与流动人口年轻化趋势同步，这与以往调查认为流动人口“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的状况和观念不完全一致[2，10]。这种趋势为提高流动人口优生优育意愿和内在需求提供了有效动能和空间。但流动人口不同来源地的地区间，这种年龄与文化程度的关系还是有差别的。统计也显示，高中及以下学历者仍占了流动人口近七成，与以往研究相一致[11]，需要将视野和关注更多投入到那些能力不足的边缘、弱势人群身上。

2.1.3 职业分布 调查对象在居住地从事职业依次为工人[46.5%（279/600）]、打零工[16.8%（101/600）]、公司职员[16.7%（100/600）]、个体经营[7.8%（47/600）]、农民[3.2%（19/600）]、其他[4.7%（28/600）]等。从事工人、公司职员较为稳定职业的合计占63.2%（379/600），明显高于打零工、个体经营、农民等短期、不稳定的职业群体，显示发达地区流动人口以工厂、公司职员为主成为稳定职业者正逐渐形成主流。

2.1.4 居住时间 调查对象在流入地居住5年以上（21.0%）及2～5年（32.3%）的有53.3%（320/600），居住低于1年的只有24.0%（144/600），其余居住1～

2.1.5 经济状况 调查对象月收入3000元以上（50.0%）和月收入2000～3000元（33.7%）者占流动人口的83.7%（502/600），高于2014年底江苏省调整的最低工资数（一类地区1630元）水平，显示流动人口的经济状况在经济发达地区有所改善和增长。

2.2 流动人口优生优育知识状况及来源途径

2.2.1 流动人口对优生优育、孕前健康检查的概念知晓度和需求 随着流动人口特征、代际结构的变迁和教育学历提高，多数流动人口能基本认知了解“孕前健康”的概念及含义，对“孕前健康保健”的知晓率较高，同时经济条件的改善，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对优生优育、预防出生缺陷有着较大意愿和需求。调查中，能正确回答“生育健康宝宝，预防出生缺陷”从“孕前（怀孕前6个月）开始”的有75.3%；认为“怀孕前很有必要”做健康保健准备的达87.5%。见表1。访谈的专业人士也反映，80后、90后的优生优育意识和需求比70后强。

2.2.2 流动人口对优生优育和孕前健康知识掌握知晓程度 调查统计，在两道优生优育基础知识多选题回答上，多数人回答不全，能全部回答“导致出生缺陷的因素有哪些”的只有24.3%，全部答对“怀孕前在自我保健上应该做哪些准备”的有32.2%（表1）。受访的计生专业人员也认为，流动人口对优生优育知识掌握得一般化，知道一些浅显的优生优育知识。

2.2.3 流动人口优生优育知识来源 调查显示，流动人口优生优育知识来源的主要途径以电视广播（16.5%）、网络（16.4%）、报刊杂志图书（14.2%）、广告或宣传栏（12.9%）等非人际传播为主（大众传播），其次才是乡镇计生服务人员（12.4%）、亲戚朋友（10.2%）、医生护士（8.4%）、培训讲座群体活动（6.4%）、热线电话（2.7%）等人际传播（小众传播）。优生优育知识更多来源于非正式渠道，这与生育的私密性特点有关。在非正式渠道传播中，现代通讯传媒技术，尤其是以网络、手机等为标志代表的非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对当代人的影响日益密切重要，这是与以往以人际传播为主不同的一个显著特点。

2.3 流动人口参加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行为态度情况

2.3.1 流动人口参加优生优育宣传教育咨询，了解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免费政策情况 调查显示，调查对象中计划怀孕前参加过优生优育宣传教育咨询的有47.2%，没有参加过的有52.8%。进一步调查显示，在对孕前健康检查实行免费政策的知晓上，知道孕前健康咨询检查是免费的只有51.8%，不知道的有48.2%。表明流动人口参加孕前健康教育的普及率、对免费政策的知晓率仍有待提高。见表2。

2.3.2 流动人口参加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参检率情况 调查显示，流动人口参加过“孕前健康检查”的有46.7%，没有参加的有53.3%（表2），流动人口“孕前健康检查”的参检率相对偏低。这一结果与其他同期研究结论一致[12]。

2.3.3 育龄夫妇（男女）双方对孕前健康咨询检查的意愿需求 育龄夫妇（男女）双方对孕前健康咨询检查的意愿需求都很高，但男方在实际行为重视程度上有待加强。影响生育结局的因素不仅来自女性，男性孕前的生育健康因素也不容忽视[13]。在回答计划怀孕前，男方应做什么时，认为男方需要“掌握优生优育知识”的只有53.7%（322/600）。进一步调查显示，参加过优生优育宣教咨询的，夫妇一起去的有84.4%（239/283）；女方去、男方不去为15.2%（43/283）；男方去、女方不去的只有0.4%（1/283），表明男方对孕前保健方面的重视配合程度有待加强。见表2。

3 讨论

3.1 调查掌握流动人口时代变化趋势、地域特征，提高孕前健康宣传教育和服务利用的精准性

国家推动孕前免费健康检查政策项目实施已有5年多[14-15]，江苏省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达90%[16]。流动人口对孕前健康检查免费政策知晓度和参检率不理想，成为制约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全覆盖目标实现的关键性“短板”因素。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的人口学特征变化人群对优生优育、出生缺陷预知识的需求较过去发生变化[17]。及时跟进调查研究具有时代特点和地域特点的流动人口特征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实施针对性的分类管理，是有效提升流动人口主动参与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重要途径。

3.2 加强融合，促进流动人口和谐稳定融入城镇社会

流动人口居留稳定性日趋增强，居住长期化倾向愈加明显，为流动人口有机融入当地社会、为其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提供了有力的社会基础[18]。要因势利导，在推动流动人口融入融合上做好文章，增强流动人口的归属感，有效提升流动人口参与孕前健康检查的内需动力和主动性。

3.3 推动育龄夫妇共同行动、共同参与

孕前保健的本质目标是一种全人群策略，是针对所有育龄夫妇的公共卫生项目[19]。目前在推动流动人口参与孕前保健上，更多的是集中在对育龄妇女身上，对男方的作用重视不够，也未能从育龄夫妇双方及家庭的角度加以探讨，单一性较大[20]。有必要重视男方，尤其是家庭在孕前保健中的因素作用，推动育龄夫妇共同行动、共同参与，有效提升孕前健康检查的覆盖率。

3.4 强化整体综合意识，合理整合资源配置

在生殖健康中将优生优育、计划生育包融进去，在优生优育中将生殖健康、优生优育拓展延伸进来，形成整体综合和“全科医生”功能，建立起以生殖健康为中心的生殖健康、优生优育、计划生育等方面的综合服务模式，确保服务的完整有效，提高服务的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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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半城市化；社会整合；嵌入；社会认同；系统

否允许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经商、是否走城市化道路这样一些问题，曾经困扰了中国几十年，进入21世纪后，似乎已经不再是问题了。

然而，现在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如何让进城的农村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最近几年，社会各界都在为农民工问题而呼吁，政府也出台了一些旨在改善进城农村流动人口状况的政策，比如要求让他们的子女在城市与其他孩子享受同等的教育待遇，要求将他们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等等。这些政策以及一些相应的研究主要针对如何改善他们在城市的"暂居状态"，很少考虑到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融合。然而现实中却出现了超出"暂居状态"，长期留居城市的变化趋势。因此需要从更远、更广的视野去研究和看待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生存现状。

一、研究视角和问题

经历2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当前的中国社会却深陷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提出但没能解决的整合困境，即劳动分工导致的利益分化和冲突如何可以成为规范整合（normative integration）的基础（参见Gough Olofsson，1999）？这在进城的农村流动人口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已经加入城市的劳动分工，承担着城市专业分工的一些重要功能，但是并没有自然地整合到城市社会中去。"分工绝对不会造成社会的肢解和崩溃，它的各个部分的功能都彼此充分地联系在一起，倾向于形成一种平衡，形成一种自我调节机制"（涂尔干，2005：193）.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找到了工作，也有钱可赚，但是，最近几年以来，他们的权益受损问题、子女得不到公平教育、受到社会歧视等等社会整合问题却越来越突出。

劳动分工，并不必然产生平衡机制，并不意味着达成社会整合。实际上涂尔干也意识到这一点，而卡尔。博兰尼（Karl Polanyi）在其大转变理论中提出的嵌入（embedding ）观点对此更具解释力。他说，人类历史经历的两大转变——即从传统社会（traditional society）向纯市场社会（pure market society ）转变，再从纯市场社会向受规制的市场社会（regulatedmarket society）转变——中，纯市场社会经历了脱离嵌入（disembedding）和嵌入（embedding）两个过程，而真正脱离嵌入的时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很短暂的。在他看来，在大部分的历史时间中"不是经济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就是社会关系嵌入在经济系统中".纯市场的独立存在，势必会对社会系统乃至文化系统造成一定的破坏，损害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Polanyi，1957）.也就是说，仅凭市场，不但解决不了社会整合问题，反而不利于社会整合。

从博兰尼的理论来看，改革开放使中国经历了从计划体制下分离和引入市场的"脱离嵌入"大转变，大大地加快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转变过程中，出现了部分市场处于长时间的"脱离嵌入"状态，没有与社会、制度乃至文化系统实现很好的衔接（或重新嵌入），从而带来许多社会整合问题。用这一观点来反观农村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的关系，就会发现：农村流动人口虽然进入城市社会，但他们主要还是在不太成熟的市场层面与城市发生联系，即使在市场层面，他们也只能在城市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难以进入城市主流劳动力市场（李强，2005）.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20多年时间里，农村人口进城，一直被当作纯粹的就业者和劳动者，被局限在次级的劳动力市场，大多从事非正规就业，有限地参与城市的劳动分工，并没有与城市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系统实现有效的衔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我们将这种现象概括为"半城市化".

当然"，半城市化"是相对于"城市化"而言的。从整合理论看，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在城市的一种社会融合，按博兰尼的看法，是经济活动与社会、制度和文化的相互嵌入。也就是说，城市化包含三层涵义：一是系统层面的整合，即经济系统、社会系统、文化系统及制度系统四者相互衔接，而不是脱节的，农村流动人口仅仅从经济系统上被接纳，在其他系统中却受到排斥，不能说是实现了城市化；二是社会层面的整合，即农村流动人口在行动、生活方式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不存在明显区隔；三是从心理上认同于城市社会，对城市有着归属感。由此观之"，半城市化"并没有在三个层面上实现完全的"嵌入"：农村流动人口虽然进入城市，也找到了工作，但是没有融入城市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系统，在城市的生活、行动得不到有效的支持，在心理上产生一种疏远乃至不认同的感受，处在"半城市化"状态。①「我对"半城市化"的使用，深受美国学者P.H.廖塔、詹姆斯。米斯克尔的启发，他们指出，"半城市化的各种背井离乡的人口也有可能形成其他一些黑暗地带。现在有数千万的难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苏丹以及非洲大湖地区的半永久性的营地里。这些人口密集的名副其实的贫民窟（那里的生活没有机会，没有希望）会自行演变成类国家，成为动荡的沃土"（廖塔、米斯克尔，2004）.他们所说的"半城市化"包含这样三层意思：第一，流入城市的是那些难民，他们根本没有生活机会和希望；第二，他们会在城市中长期生活下去；第三，他们生活在城市贫民窟，那里成了社会动荡的沃土和类国家（即暴力滥用）.但是，本文使用的"半城市化"是基于社会整合理论，在含义上与此有很大的不同。

以往在讨论城市化的时候，往往缺少对"城市化不彻底"的概括和分析。"半城市化"概念的提出，从社会整合层面上弥补了城市化研究的不足。具体地说，这个概念有三层涵义：第一层涵义是系统之间的不整合，即城市各个系统之间相互不衔接和不整合，在中国主要表现为市场系统与社会、体制和文化之间的不整合；第二层涵义是社会不融合，表现为不同城市人群在生活、行动等实践层面之间相互不融洽、隔绝和排斥等；第三层涵义表现在心理上的排斥、歧视和不认同。这三层涵义是紧密相关、相互作用的，系统间的不整合导致社会的不融合和心理的不认同，而后两者反过来也会成为系统不整合的根据或借口，从而强化系统的不整合问题。由此可见，"半城市化"这一概念也就是指农村流动人口处在系统整合与社会融合和社会认同之间一种负面的双向互动关系的状态，即系统的不整合对社会融合和社会认同的负面影响以及后两者对前者的强化。

与城市化相比，"半城市化"的关键就在"半"上，形象地看，犹如一个人一只脚已经跨进门槛，另一只脚还在门外一样，是一种分离的现象。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就在于，他们虽然进入了城市，在城市找到了工作，也生活在城市，但是，问题在于，城市只把他们当作经济活动者，仅仅将他们限制在边缘的经济领域中，没有把他们当作具有市民或公民身份的主体，从体制上没有赋予其他基本的权益，在生活和社会行动层面将其排斥在城市的主流生活、交往圈和文化活动之外，在社会认同上对他们进行有意无意的贬损甚至妖魔化。按博兰尼的整合理论，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就体现在体制、社会生活行动和社会心理三个层面上的不整合。

二、农村流动人口"半城市化"的社会具象

从上述三个层面进一步透视和分析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具象，可以看出：在系统层面上，由于没有社会系统、制度系统和文化系统的配套改革，导致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会不能享受完整的市民权利，他们不能与城市居民"同工同酬、同工同时、同工同权"（陆学艺，2005），权利配置错位且不完整。在经济活动上，农村流动人口只能从事非正规就业，并且没有被赋予组织权、社会保障权、发展权（比如受培训、受教育等）等，他们的发展能力以及向上流动的机会也就受到了限制，甚至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地弱化和减少。在城市的社会生活行动层面，他们不能进入城市主流社会，只能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与城市居民形成了明显的隔离，难以建立交往纽带。由于缺乏与城市居民的交往和理解，享受不到基本的市民权，于是，他们在城市社会中失去了话语权，经常遭到城市社会的歧视和妖魔化，成为城市社会问题的替罪羊和首选的排斥对象。在社会心理层面，由于不被城市居民所接纳和认可，反过来也导致了他们对城市社会的复杂情结，逐渐地转向对内群体的认同，寻找内群体的情感支持和社会支持。下面从三个方面揭示这种"半城市化"的社会具象。

（一）非正规就业和发展能力的弱化

就业非正规化是系统不整合的综合体现。按国际劳工局的定义，就业非正规化是指所从事的劳动"得不到公共当局的承认、记载、保护或管理"，因此经常被剥夺了七种基本保障：劳动力市场保障、就业保障、工作保障、生产保障、技能更新保障、收入保障和代表性保障（国际劳工组织，1972）.虽然在政策文件和法律中也有保障农村流动人口的基本就业权利的规定，但是在实践层面，他们的就业权利很不令人乐观，因为城市各个系统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错位。

农村流动人口是当今中国城市社会中最大的非正规就业群体。有统计表明，在中国城市，2000年有112251亿非正规就业人员，其中11134亿是从农村劳动力转移过来的。从城乡分布来看，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占多数，达7046万，其中农村转移劳动力达6135万（转引自王萍，2004）.与其他非正规就业者相比，农村流动人口有如下特点：得不到法律和制度的有效保护，经常受到市政管理部门的清理和追赶；报酬低，是城市社会的"工作中的贫穷者"；工作环境恶劣，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得不到正常的休息保证，更享受不到法定的节假日休息权利；就业不稳定，缺乏职业经历累计和晋升的保证机制。

非正规就业将农村流动人口锁定在单纯的劳动力上，没有给予同等的其他权益和发展机会，比如教育和培训机会、晋升机会、社会保障权益等。机会的欠缺和不公正，显然不利于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处在被市场和再分配权力双重弱化的处境：一方面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随着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越来越弱势化；另一方面由于受利益结构刚性化的影响，再加上农村流动人口缺少发言权和影响力，因此，再分配体系难以出现向农村流动人口倾斜的调整和改革，使得他们缺少公共服务和社会支撑系统的保障。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教育系统。

一个公正的教育体制是让所有人享有均等的机会，在这样的体制中农村流动人口的后代可能获得比他们自己更强的发展能力，而不是相反。尽管最近几年政府试图改变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的不平等状态，但是效果很不理想。比如各地政府不再允许公立学校向外来人口子女收取赞助费，但各种变相的收费仍然层出不穷；在公立学校上学的成本（包括生活成本）太高，使得农村流动人口难以承受；还有不少学校拒绝接纳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入学；公立学校对农村来的孩子存在严重的歧视；他们中的不少人不能持续而稳定地在城市上学，到了上初中的时候，因为受升学的学籍限制，父母不得不把他们送回农村上学，断断续续的教育不利于他们学习成绩的提高，等等。所有这些因素严重地损害了农村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权益和机会，他们中的不少人对学习失去了兴趣，甚至产生厌学情绪；老师也对他们失去了信心和耐心，甚至表现出非常歧视的态度。

一些进入公办学校的孩子已经因为忍受不了歧视而离开。北京一家媒体记录了这样一个女孩8岁时离开公立学校的故事："课间操的时候，我头晕，就回到教室，他们（本地孩子）回来就说丢了一支笔。非说是我偷的。我特别难受。跟谁都没说，压在心里。我就让爸爸把我调到这个打工子弟学校来了。"

曼曼现在在附近的公立燕子矶小学上学，学校给免了赞助费，赞助费本来要交1000块。她只上了两个月学前班就上一年级了，老师问她懂不懂，她就点头。"在家里，我们都说'会不会'.她不知道'懂'的意思呢。"母亲说。曼曼的两个眼圈总是黑的。她每天晚上做作业最早要做到9点钟，最晚要熬到12点。因为父母只读过一年级，基本不怎么认字。没人教她，她一个人蹲在那琢磨半天。"作业做不完，老师要凶的".有两回，曼曼都湿着裤子回家，"作业做不出紧张得尿身上了。"母亲发现几次曼曼放学带回来的都是冷饭，问她怎么回事？她说："老师说做不完作业不准吃饭，我老做不完，就只好把饭盒放在书包里。""我和另外一个孩子是班上最笨的孩子。第一次考试只考了4分。"曼曼说："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都有父母教呢？"①「以上两则故事都摘自2004年12月2日《南方周末》有关"民工第二代"的报道。这两则故事很能说明相当多的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的受教育状况。

显然，在城市，农村流动人口本身就是弱势人群，他们的子女在教育机会上没有享受平等的待遇，加上社会的歧视和家庭教育的缺失，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并没有因为教育而改变其父母带给他们的弱势地位，相反，父母的弱势地位反而通过各种机制传递给他们，使他们不能增强在城市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二）居住边缘化和生活"孤岛化"

只允许农村人口进城工作，而没有从其他体制上接纳他们，或者说没有让就业体制嵌入到其他体制中去，其结果是，农村流动人口不能获得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来源，没有能力租住或购买体面的住房，导致居住的边缘化和生活的"孤岛化".

居住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个人及家庭的社会地位，中国许多城市放开户籍吸纳外来人口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固定的居住条件。国际上对城市移民居住条件的比较研究表明，农村向城市移民，在居住上经历了逐步融入的过程：第一步并不是直接拥有自己的房子，而是先租房子住，一般租住在城市中心贫民区，然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离开贫民区，在城市边缘地带修建简陋棚户，逐渐将其改造为更加坚固的房屋。①「参见John F.C.Turner 的研究，转引自吴维平、王汉生，2002.

目前中国城市的农村流动人口大多停留在租房子阶段，他们在城市基本上采用三种居住形式，即租简易房子，自搭棚屋，住在雇主提供的房子。从区域上看，他们大多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虽说现在还不能用"贫民窟"来描述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居住条件，但至少可以说他们的居住条件是非常"边缘化"的，表现为两方面：第一，他们是城市低租金、非正式的房屋租赁市场的最大主顾；第二，居住在城市最简陋、环境最恶劣、区位最差的房子里。

受收入低的限制，农村流动人口能承受的房屋租金大多在500元以下，有不少人集体租房子住，每个房间月租金100多元。他们中只有少数人能承受得起一个人居住或一家人居住的房租负担，但租金也不会很高。由于就业和生活不稳定，他们不讲究在城市的居住条件，只要能避风躲雨就可以了，不会奢望有空调或取暖设备、洗澡设施，也不计较室内有没有卫生设施等。城中村的房子最适合农村流动人口的需要，也有利于他们的社会交往。据深圳市有关部门估计，深圳当前950万外来人口，大约有700万居住在城中村。一个只有400户、2000多原村民的城中村，吸纳了8万多外来人口，是原村民的40倍之多。深圳布吉镇本地人口只有715万，外来人口多达100万，后者是前者的1313倍，其中大多居住在城中村。①「2004年笔者对深圳的调查。成都市作为西部地区的一个省城，也有不少城中村，其中大部分集聚了比本地人口多很多的外来人口。成都市有关部门介绍说，成都市包括成华区青龙厂、站北路、五块石、洞之口、肖家村等15个辖区，现在已经成为外来人口居住区。有不少地区外来人口超过本地人口，有的地区几乎每家每户修房屋出租，成为当地一大产业。②「2003年6月，笔者对成都某派出所的调查。

还有不少农村流动人口住在单位提供的厂房或工棚里，条件大多比自己租的房子还差，十多人乃至几十个人拥挤在有限的空间里，过着"集中营"式的生活。特别是在一些建筑工地，农民工住在临时搭建的棚屋，冬冷夏热，没有厕所，没有可供洗澡的地方，工人就在露天下沐浴，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洗澡成为大问题，一些农民工反映说，他们根本不敢洗澡。到了夏天，屋内温度比屋外更高，晚上，他们宁可坐在屋外乘凉，也不愿回到屋内忍受高温煎熬。居住条件更糟糕的是一些进城捡垃圾的农村流动人口，他们根本不去租房子，而是在城郊空旷地带，或者在某个树林里，用捡来的塑料布、破旧的门板、塑料泡沫、纸板箱搭个棚屋，到公共自来水龙头那里挑水喝。笔者在深圳调查时，曾看到来自河南、安徽等地50多户拾荒者居住在一片废弃的荒地上，污水横流，蚊子苍蝇满天飞舞，这是居住在深圳这个现代化大都市的人所无法想象得到的。

居住在与城市隔离的"孤岛"之中。使农村流动人口的生活状况表现为非正常化、隔离化和村落化三个方面。

所谓非正常化，是指他们的生活不稳定、不完整，他们中的不少人过着单身生活，生活在同性别的人群中，接触不到异性朋友。已婚者没办法过上家庭生活，性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有的是与子女长期分离，子女在农村靠老人照看，缺乏父母的正常呵护和监督，从而产生各种社会化问题。

所谓隔离化，是指农村流动人口只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圈子中和有限的空间里，在生活和社会交往上与城市居民和城市社会没有联系，更不能分享日趋丰富的城市公共生活。

对我来说，交通费很少，因为我很少出去。超市我从来也没进去过，买不起，进去干什么？？农村人在大城市不可能长期呆得住的，房租高、收入低，孩子上学、赡养老人都是问题，在农村要是实在过不下，去了大队和乡里乡亲的，总会接济补助些，不会让我们饿死也不管，在这里生活可没人管我们的死活。北京人对外地人"干什么都不一样"，租房子要看外地人老实不老实，要是在这一带呆时间长了，人家熟悉你，还好些。要是刚来的生人，北京人总是怀疑小心提防。在背后打听情况，打听清楚了才肯把房子租给咱。（笔者2003年6月做的访谈，访谈对象来自河南农村，在北京摆早点摊）

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的隔离化还表现为缺少公共生活空间，他们或者没有时间享受公共空间，或者没有能力去享受，或者没有胆量去享受。我们在北京接触到一些农村流动人口，他们说自己没有去过故宫、颐和园、圆明园和长城等风景点。大多是由于没有经济条件，买不起门票（或者舍不得买），有的是担心跑到公共场所会被警察抓走，乃至收容遣送回家（2004年国家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他们就少了这方面的担心）.一个在北京工作了6年的农民工没有去过天安门，他告诉我们说，他怕到一些有名的公共场所惹麻烦。他们很少去电影院看电影，因为电影票太贵了，看一场电影少则20元，不少农村流动人口一天的工资收入也就20元。

由于与城市社会相隔离，只生活在自己的群体当中，农村流动人口过着与其在家乡村庄相似的"村落化"的生活。表现为：第一，他们的交往圈局限于自己的内群体，缺少与外群体的交往。第二，他们居住在一起，形成农村流动人口聚落。

他们的内群体不仅仅指他们的家人、同乡，还包括跟他们一样的所有农村流动人口。他们的交往圈基本上是根据这样的逻辑展开的：亲人（血缘和姻缘）——朋友（情缘）——村里人（地缘和业缘）——同一个乡镇（地缘和业缘）——同一个县（地缘和业缘）——同一个地区（地缘和业缘）——同一个省（地缘和业缘）——农村流动人口（身份和业缘）.最大的边界是农村流动人口。左右他们交往的原则是血缘、地缘、业缘和社会身份，这为他们构建了在城市生存的社会支撑体系。如北京的"河南村"、"浙江村"、"新疆村"，深圳的湖南平江村，广州的新疆村等。

2003年我们根据深圳一个管理着15000多外来人口聚落的管理处的名册，做抽样分析，发现这个村落集聚的外来人口主要来自江西省新余、茶樟等县和广东省粤东一带农村（分别占33133%和32194%），超过当地流动人口的一半。

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聚居，表现出以地域为范围的村落生活模式。生活的"村落化"，一方面说明城市社会对他们的排挤，另一方面也使他们能够化解由于城市的排挤带给他们的各种困难，由此形成了与城市社会很不相同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文化氛围。

（三）社会认同的"内卷化"

城市社会的"妖魔化"贬损，从社会心理层面将农村流动人口推向从内部寻找支持，我们称之为社会认同的"内卷化".社会舆论的"妖魔化"和社会认同的"内卷化"，使得农村流动人口在感情上与城市社会产生距离，从而影响他们与城市居民的交往，产生各种各样的紧张、矛盾和冲突，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他们与城市的不融合。

农村流动人口之所以难以进入城市居民的生活圈子，除了与他们的居住边缘化和经济收入低密切相关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社会对他们的"妖魔化"的社会排斥。比如"盲流"、"打工仔"、"打工妹".歧视性的称呼折射出城市对农村流动人口的排斥心态，最初是绝对排斥，现在则陷入了二难困境：一方面城市已经离不开农村流动人口的工作和劳动，另一方面又不希望他们长期待在城市，仍然以居高临下至鄙视的目光看待他们，甚至将他们妖魔化，从而为排斥他们寻找合理的借口。近年，深圳的一位专家竟然对媒体说，"是外来人口尤其是素质低的农民工延缓了深圳的现代化进程"（转引自艾君，2004）.当然这一观点遭到很多人的批判，连这个专家本人也出面说媒体曲解了他的意思，但是却不可因此而误以为只有个别人歧视外来人口，不少人口头上并未显示对外来人口的歧视，但在心里、在日常生活的具体行动中仍然会表露出对农村流动人口的污名化、妖魔化倾向。

"妖魔化"的社会排斥和与城市隔绝的生活状态显然会影响农村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的看法。一方面城市的繁荣和更多的赚钱机会，吸引着农村流动人口，他们逐渐失去了对乡土社会的认同；另一方面城市的排斥也使他们没能生发出对城市的归属感。因此，他们中的不少人开始转向本群体内部寻找认同，我称之为认同的内卷化。内卷化最早是由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提出来的，后来另一个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Geertze ）在研究印度尼西亚农业变迁时引用这个概念来解释他遇到的情形。尽管不同学者对内卷化有不尽相同的解读，但是基本上还是保留着这个概念的核心含义：即在外部扩张和变化被锁定和约束的情况下转向内部的精细化发展过程（转引自刘世定、邱泽奇，2004）.本文借用内卷化的一个基本含义：在不能向外部转变和扩张的情况下只能转向内部的变动。

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内卷化包含这样几层含义：第一，对城市社会不认可，或者不被城市社会所认可。更多的情况是他们不被城市认可。第二，对农村社会逐渐失去了认可或者不被认可。在这一点上，更多的是他们不认可农村社会。第三，逐渐转向对自己群体的认可，或被自己群体所认可，在这点上认可与被认可同时存在。当然，这里只是说，随着在城市的时间越来越长，随着更多年轻人的加入，农村流动人口在社会认同上已经呈现出内卷化的趋势，但是还没有定型，这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过程。

城市的社会排斥是造成农村流动人口不能认同城市社会的主要原因。社会歧视、制度限制、就业非正规化、居住边缘化等等，都构成了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排斥，使他们难以认可城市社会。

马某某来自江苏农村，比其他农村流动人口幸运的是她嫁给了北京人，老公在某出版社工作，有稳定的收入，婆婆和公公也没有歧视她，但是她碰到的问题是，周围的人特别是丈夫的北京亲戚却看不起她，她说：我是打工妹中处境最好的，但也深受城市居民的歧视和侮辱。我所在的单位老板经常说我们是民工，没有资格和条件跟他们拿一样多的工资，我们似乎理所当然处于低等的社会地位。在家里，婆婆和公公对我很好，没有什么抱怨和看不起，但我的小姑子、我丈夫的表叔甚至一些朋友都看不起我，在他们看来，我嫁给北京丈夫，好像好处很多，似乎占了天大的便宜。（笔者2003年6月访谈）

按道理说，马某某从经济、生活方面已经融入城市社会了，但是仍因为来自农村、没有稳定的职业，被城市社会所排斥。

来自城市社会的排斥，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孩子们的影响比大人更甚，使他们对城市社会有许多不适、不满和不认可。许多农村流动人口的孩子面临着与城市孩子无法整合的困难，他们不能形成相互的认可，正如北京一位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对我们所说的："外来打工子弟与城市孩子不好整合，他们的经济条件、生活习惯、学习基础、语言以及地域情结等都不一样，正如水与油一样，不相容。外来子弟在公办学校，就有被歧视的感觉，心理比较脆弱，或者自卑，或者逆反，心理障碍导致他们不适应公办学校"（笔者对北京市海淀区某民工子弟学校访谈，2003年5月）.前几年的研究表明，只有813%的农村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有"家"的感觉，其他则或是没有"家"的感觉、或说不清楚，或没有答案（王春光，2001）。

对农村的许多方面的不喜欢、不认可，也是目前农村流动人口社会认同内卷化的另一个驱动因素。不少年轻的农村流动人口对农村社会也逐渐地疏远，逐渐地不喜欢农村社会。一位年轻的农村流动人口对我们说，他很不喜欢回家过年，在家乡根本没办法待下去。为什么呢？

他说，村里到处都很脏，上个厕所也不方便，更主要的是，没有朋友可玩，也没有电视可看。所以，有一年他在农历年三十回乡，过了正月初三，就迫不及待地回到北京（笔者2004年5月在北京丰台区访谈）.当然，有这样想法的人还是少数，但是，有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并不把回到农村作为自己的未来选择（王春光，2001）.

在对农村社会的认同减弱、而对城市社会还没有形成认同的情况下，农村流动人口出现了内部认同的趋势：他们寻求对自己内群体的认同，表现为对内群体的身份认同、情感认同和生活认同。

在身份上，他们中有一些人既不认为自己是农民，又不认为自己与城市居民相同，也有一些人觉得自己既是农民又是城市居民，带有双重身份，当然还有人认为自己就是农民而不是城市居民。我们的调查发现，第一和第二种情况在增加，而第三种情况在减少。第一和第二种情况都表明对乡村的认同在弱化而对城市缺少认同实际状况。拿第二种情况来说，他们很想成为城市居民，但又面临着许多困难，这是一种对现实无奈的理性认识，渐渐地他们也会失去了对城市和农村的认同，去寻找内群体的认同。

内群体认同的另一个功能就是寻找情感上的安慰和交流。农村人口进城务工，基本上生活在自己的圈子内，靠内群体人员之间的交流来驱散在城市社会的孤寂，也确立了彼此之间的认同。深圳的一个调查对象对我们这样说：

到了深圳，有失也有得。像我这样大龄未婚、来自农村的女青年很多，我认识的就不少。这就是代价。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现在谈恋爱，太实际了，不注重感情，我接受不了。我不想去婚姻介绍所，那里更注重实际，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不想将就结婚。现在我交往的圈子很小，不是老乡就是同事之间，晚上基本上躲在家里看电视，从头到尾看到睡觉。（深圳，2003年4月）

农村流动人口在异地他乡，最重要的生活内容就是跟老乡交往，在与城市居民隔离状态下形成的内群体认同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支撑。

他们并不认可这种漂泊的生活，但是也没有办法改变这种生活。他们也并不是很悲观。在拾荒者集聚区，一位安徽来深圳的农村流动人口对我们说："苦一点没事，有钱赚就可以了。我们捡垃圾的，住在一起，彼此关系很好，没有为捡垃圾争吵过、打架，经常互相帮忙"（深圳访谈，2003年4月）.虽然在城市捡垃圾是最差的职业，一天的收入非常低（每天赚40到50元），住得很差，吃得很差，但是他们的精神状态很不错，很乐观，也很愿意跟我们谈，而且个个显得很友善。他们不会为蝇头小利而争，对自己的内部生活有着很强的认可，特别是相互之间的帮助，更是他们在城市生活的基础所在。

三、进一步的讨论

显然"，半城市化"问题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涉及到社会、经济、体制、社会认同等多个层面。"半城市化"实际上就是一种结构性问题，是农村人口向非农、城市化转变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现象。现在的问题是，如此众多的农村流动人口生活、工作在城市，与城市社会难以实现融合，为什么还没有出现像斯科尔所说的那样"会自行演变成类国家，成为动荡的沃土"呢？是否在将来会出现呢？

半城市化会不会成为一个难以化解的问题呢？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认真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看，几乎在所有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或多或少都曾出现过"半城市化"现象，主要是因为农村流动人口不论在劳动技能及相关的收入上，还是在生活方式和习惯上，都不能马上与城市社会相适应、相融合。从这个意义上说"，半城市化"几乎是普遍的现象。纵观发达国家的历史，会发现，虽然不少刚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不论在就业还是在居住、生活、社会认同上都会碰到当前中国农村流动人口所碰到的问题，但是，他们却没有遇到像中国这样的体制隔离问题。相反，发达国家不断出台一些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政策，旨在帮助这些处于"半城市化"的人口早日融入城市社会。如在日本，上世纪60年代政府出台廉租房政策，就是要解决这些"半城市化"人口的居住问题。经过第一代农村移民的"半城市化"，他们的子女由于享受到与城市其他居民孩子的同等待遇，所以很快就融入城市社会，从而消解了第一代的"半城市化"问题，使得"半城市化"问题没有在第二代身上延续。

从这里可以看出，发达国家的"半城市化"主要发生在社会生活、行动和认同层面，而在体制层面基本上不存在障碍和不整合。相比而言，正如上面指出过的，目前中国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不仅体现在社会生活、行动和认同层面，而且更明显地体现在体制层面，是后者的不整合导致前者的不整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半城市化"问题更严重。

但是，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目前存在一些相对有利条件：经济保持快速发展，农村仍具有一定的土地保障条件，与过去相比具有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这都使得"半城市化"问题没有像在发展中国家那么"激化"的表现。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内，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农村人口向非农和城市流动提供了大量机会，使他们得到比在农村务农高得多的收入，特别是进城务工经商者，不仅获得较高的收入，还能享受到城市的进步和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他们的职业地位和经济地位，表现出一定向上流动的可能。与此同时，他们在农村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农地作为生活的最基本保障，降低了向非农、城市流动带来的生活风险。同时，由于城市快速发展而不断占地，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农村流动人口不断地被驱散，不断地在流动，难以在城市某些地区长期聚集，没有形成像发展中国家那样的"类国家"社区。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有利条件正在不断消失，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动中获得的结构性比较优势也在不断流失。首先，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和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在壮大，逐渐地取代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相比，他们对社会越来越不认同，既不愿返回农村，又难以融入城市；他们对不公平现状有更多的感受和意识，对他们的边缘化地位越来越敏感，他们的相对剥夺感在增加，在行动上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对抗性和报复性。其次，失地、无地农民大量涌现，加入到农村流动人口行列，农村的土地保障对他们来说没有了意义，这使得他们失去了多种选择。

当然，最大的问题是制度改革满足不了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整合之要求。长期性的制度不整合，将会使"半城市化"成为一种坚固的结构性现象，而且会"不断复制".最近几年，国家试图从制度和政策上进行改革和调整，消除对农村流动人口的歧视性和不公平对待，但是，由于牵涉到地方利益、群体利益的调整，因此遭遇重重阻碍，连酝酿近10年的全国性户籍制度改革也遭遇挫折，迟迟不能出台，一些省市在短暂地取消暂住证后又恢复了这项制度。制度和系统层面如此长期的不整合（system disintegration ），透过社会行动和心理认识，使得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在许多方面表现出趋于结构化、长期化和永久化的特征，不少农村流动人口失去了完全融入城市社会的能力。比如，在长时间的非正规就业状态中，农村流动人口享受不到城市社会保障，致使他们难以在城市长期生活下去；由于享受不到晋升的权利，他们在工作技能上得不到快速提高，从而限制了他们适应城市产业结构的变迁等；他们的子女不能享受到与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权利，从而损害到他们今后参与高考竞争的能力，更损害到他们实现向上流动的能力，等等。反过来，农村流动人口在社会行动和心理认识层面上的这种结构性的"半城市化"，又在强化着城市的制度性调整和系统性整合。由此可见，有越来越多的因素综合地阻碍着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向城市化转变。这是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当然，中国对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定的结构转型性优势：中国还处在社会转型之中，社会结构还有一定的弹性，按博兰尼的观点，中国经历了市场化的"脱离嵌入"这个大转变，接下去应该是迈向市场"重新嵌入"其他社会系统的另一个大转变。因此，现在到了全面调整城乡关系、迈向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和系统重构与整合阶段。只有在这样的大背景中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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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夯实社会管理基础，解决影响社会治安的根本问题

如前所述，社会治安问题根源在社会矛盾，源头在社会管理漏洞。因此，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必须以夯实社会管理基础为前提。当前，各地流动人口成为违法犯罪的“主力军”，如广州市在2001年至2004年期间，流动人口刑事犯罪的比例达80%以上，浙江省近年来流动人口违法犯罪居高不下，流动人口作案已占全部刑事作案人员的60%以上，有的地方甚至高达90%以上［2］。因此，应当重点加强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第一，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增强基层组织的社会管控能力。针对很多地区外来流动人口多、社区人口比例倒挂严重的特点，应当尽可能吸纳外来人口参与基层社会管理。比如，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吸收在当地居住3年以上、在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中都有良好口碑并经公安派出所政审通过的流动人口，和当地村“两委”成员、村民队组长组成“共建共享促进会”领导班子，共同管理当地有关事务，促进新老村民的融合［3］。应当说，这种实践模式是一种更有效率的流动人口管理组织方式，不仅能更加细腻地关照到流动人口社区自身文化特征和需求，而且对于维系社区内人员的联系和稳定性、增强外来人口对流入地的家园感、归属感都有很好的作用，从而有利于减少流动人口的违法犯罪。第二，支持、引导、规范社会组织发展，发挥社会组织的社会管理功能。社会组织作为特定含义的用语首次提出是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主要是指政党、政府之外的各类民间性的社会组织，主要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部分中介组织以及社区活动团体。长期以来，党和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载体，一直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处于核心主导地位。但是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利益格局的分化和市民社会的发展，社会组织开始加入到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来，很多社会事务已由社会组织运用其社会资源与社会权力来治理。从社会治安防控的角度来看，为解决外来流动人口这一影响社会治安的源头性问题，应当大力引导、规范外来人口同乡会、农民工协会、行业自治组织等社会组织的发展，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对这些组织进行支持资助，要求它们对各自联系的外来人口群体进行约束、规制和教育，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治安防控中的作用。第三，严格出租屋和流动人口管理，切实加强对实有人口和实有房屋的登记核查，落实出租房主的治安管理责任，进一步加大对违法出租屋业主的行政处罚力度，实现以罚促管的目的。推广普及“物业式”、“旅业式”、“院区围合式”、“单位自管式”、“散居包片式”、“公司运作式”、“统租统管式”等小区管理模式，通过加强日常管理预防流动人口违法犯罪。

推行治安防控参与奖励机制，破解群防群治工作难题

社会治安防控必须走专群结合的路子。大力加强群防群治工作，不仅能够缓解专门防控力量不足等方面的压力，而且能够真正落实“以防为主”的理念，在治安防控工作上取得更好的效益和效果。但很多地方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传统的组织动员、精神激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难以保证群众参与的深入性、持久性和连续性;另一方面外来流动人口家园感、归属感不强，缺乏维护社会安全的主动性。如何拓展群众参与治安防控工作的途径，充分调动和发挥群众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积极性，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建议推行治安防控参与奖励机制，破解群防群治工作难题。必须认识到，针对犯罪预防计划的设计要把群众定位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理性经济人，其行为的做出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群防群治工作既要考虑群众参与防范中的收益，即安全风险的控制、损失的减少等，也要考虑群众参与过程中要付出的代价，包括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如进行某种防范设置所需要的费用、举报违法可能招致的报复等。因此，需要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参与犯罪预防保护激励机制［4］。具体来说，应当建立社会治安防控参与奖励专项基金，由财政拨付专款，纳入财政专户管理，并可以接受社会捐助。同时，明确群众参与治安防控奖励机制的基本内容:在参与事项上，可以包括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可疑情况和违法犯罪线索，参与治安巡逻和看楼护院活动，协助保护案事件现场，积极制止不法侵害，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等;在参与方式上，群众可通过直接参加、投寄书信、电话联系、发送邮件、网上发帖、投诉举报等方式参与治安防控工作;关于受奖励人员范围，除国家公职人员、政府聘用的专职治安辅助力量外，不论是否户籍人口，凡积极参与治安防控工作的群众，符合奖励条件的，均可获得奖励;关于奖励的内容，可以现金、实物为主，同时设置若干荣誉称号。如果受奖人员是外来人口，可以将参与治安防控的实效和荣誉称号的获得适当与申办城市户籍联系起来。在治安防控参与奖励机制的具体实施上，可以采用积分形式，针对不同的治安防控参与事项赋予不同分值，设计积分换算物质奖励或评选荣誉称号的标准。通过推行治安防控奖励机制，有利于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安防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助于破解很多地方警力相对不足、治安防范难度大的困境。

篇5

居住证拟从“A、B”到“长、短”

早在2007年1月 19日召开的深圳市政法工作会上，相关领导强调要抓紧落实推行居住证的各项准备工作，进一步完善《居住证暂行办法草案》，确保2007年上半年在盐田区开始试点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向全市推广。深圳市公安局负责人介绍说，《居住证条例草案》已经多次修改，最新一稿规定，居住证分A、B两类。其中A类是由来深人员自愿办理。该证“含金量”高，持证者可以在深圳享受一系列待遇和服务，对该证设置的功用涉及劳动就业、上学、就医、租房等，将来还会延伸到工商、税务、银行等方方面面。如果没有A证，办理以上事项会被拒。B类为在深圳短期逗留人员办理，居住期达到30天就需要办理，有效期为半年，到期可以延续。此证功能单一，只是记录来深人员的信息，不可享受A证所享受的待遇和服务。

“现在不能讲叫什么A、B证，而叫长、短期证，因为叫A、B证有歧视之嫌，”深圳市公安局一警官向《小康》记者透露：“原计划4月份深圳居住证进行试点，看来恐怕要在5月左右进行了”。

他解释说，居住证牵扯到社保、医疗、公交等，科技含量高，工程巨大。将来，居住证，属于万能证，租房可以用，上地铁上公交还可以刷卡，为了解决相关问题，春节前，由市政府牵头，把相关部门集中起来进行协商了。但是，实施的时间表，始终没有出来。

究竟哪些人可以办到长期证，长期证可以享受哪些待遇？该工作人员回答说，在深圳务工、投资、自主创业、有合法住所、有海外人才居住证者等6类人，才可以办理长期证。

常年在深圳摆摊卖菜的农民，不可以办理长期证，必须具有营业执照的才能办理，同时务工人员是指常年在工厂里工作的。拿到长期证后，孩子可以在深圳上学，但也不可能和有户口的深圳居民的孩子绝对平等。这位工作人员补充。

户籍和流动人口比例倒挂难题

“深圳是世界上暂住人口最多的城市，”一位不愿暴露姓名的深圳市公安局警官向记者透露：“深圳的暂住人口已经超过千万，这还是警方可以掌握的数字！”

据调查，深圳市的户籍人口，只有近200万，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处于“严重倒挂”状态。

这也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极大关注。深圳市政协委员裘一民指出，深圳面临三大问题：即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比例严重倒挂，环境逐步恶化，人口素质偏低。

按照深圳警方的说法，巨大的流动人口流量，还给深圳治安带来巨大压力。早在1984年深圳就采用了暂住证制度，对非户籍人口实施管理。而随着人口流动和人户分离现象的日益普遍，暂住证制度的实施阻力越来越大。特别是2003年孙志刚事件发生后，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暂住证制度的强制性失去了法律依托，办证率直线降至50%以下，暂住证作为社会统计、规划和管理之人口学依据的功能已丧失殆尽。

2006年8月，深圳出台了旨在控制人口的“1＋5”文件。但遗憾的是，“1+5”文件仍然沿袭了暂住证制度的老路。它并没有对暂住证制度本身的合理性进行全面的反思，而是将人口管理的失控归因于该制度贯彻得不够彻底。

以居住证代替暂住证，是深圳对于外来人口管理的最新对策。

换汤不换药？

自从深圳实行居住证的说法出台，就引起强烈反响。

持有深圳户口的李先生说：“如果没有暂住证，也没有居住证，政府用什么方法掌握人口动态进行管理呢！”

“居住证啊，听说要办理了，可是俺只能得到B证（长短证的最新提法，他还不知道），有啥用啊”，江西井冈山的赵师傅在深圳罗湖区某学校附近，边卖水果边讲述了他的故事：“7年前我来深圳时花了300块钱办暂住证，马上又要办居住证。”年近50的赵师傅，在深圳漂泊了5年，却没有找到一份相对固定的工作，摆小摊每月的收入在2000左右，自然买不起房子也办不了A证或者长证。

“认为大量流动人口的涌入，给深圳城市管理和服务带来了严重的挑战，他希望靠一纸居住证，就解决深圳的社会治安问题。而居住证直接排挤出门的就是最弱势的民工，显然这是把民工当作了假想敌人。”山东临沂籍的深圳某广告公司职员李小姐认为：“深圳居住证制度与此前的暂住证制度，还有一字之差，其实换汤不换药，而且加重了流动人口经济负担，有歧视流动人口的嫌疑，依然还是‘我的地盘我做主’”。

在深圳工作5年的广告公司员工李先生认为：“这项制度，还是没有惠及深圳的最下层民众，他们的养老、医保等待遇依然无法解决”。他还说：“2001是中国户口改革年，但之后，改革的步伐就像个小女人踯躅不前，无论是实行暂住证制度还是实行居住证制度，字里行间的核心就是一个管字，透出的是一种浓厚的对外来人口的歧视气息，却找不到外来人口应该享有的权利以及充分的尊重。居住证唯一的作用就是用来区别延续城市户口与农村人口的出身性歧视制度”。

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才亮认为，为搞好治安实行某种有针对性的制度，这本身就是“有罪推定”理念的产物，更是本位主义和本位利益主义的体现。假如实施，这就是一种隔离政策，歧视政策。平等权也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政府政策不能差别化对待公民，否则必定有违公平公正与社会正义。

“居住证背后，掩藏的差别才是问题的实质。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宪法以最高权威的形式确认了公民的普遍平等权，但因为A、B证（长、短证）造成人与人的差别的标签化，显然与宪法的要旨相悖”，深圳的法律工作者胡先生在罗湖区某律师事务所告诉记者。

户籍改革是根本出路

长期从事中国农村问题及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研究的学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忠法认为：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与方向，是消除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户口管理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统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户口”。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都阳说，改革的配套性如何，决定了改革的成效。由于户籍制度改革需要以其他配套措施的改革为前提，因此，简单地从户籍制度本身入手，采取城乡一体化的办法并不能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是消除户籍的含金量，通过配套改革剥离户口的福利含义，消除迁移过程中的非常规动机，将其还原于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

他认为，西方有些发达国家的社会安全号码制度，很值得研究借鉴――每个公民，都有一个终生不变的社会安全号码。这个号码动态记载个人的身份资料、教育阅历、供职变更、家庭情况、财产情况、纳税报告、信用记录、违规违章违法记录等，好像是一个活的个人档案资料库，然后全国联网，在社会生活的各种场合发挥作用。由于这个号码是不能伪造的，记载的内容是不可抹掉的，因此，人们通常会非常谨慎地对待有可能违规的问题，不愿留下不良记录。在美国，不仅本国常住人口，其他居住相当一段时间的外国暂住人口，也要办理社会安全号码，很快纳入到整个国家的管理体系当中。这样，任何人都不可能对政府部门以及银行、保险等机构隐瞒自己的真实情况。

篇6

十提出了新型城市化道路的新目标，也提出了如何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新任务。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来认识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形势、格局和挑战可能是重要的现实，我们统辖我们理解教育发展中的个别问题。

城市化进程已经持续了二三十年，现在将要启动的新一轮的城市化充满了争论，包括在这次的三中全会上究竟能不能成文还是一个疑问。但无论如何，城市化的进程，这样一个大趋势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基本需求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借鉴前三十年，尤其是前十年城镇化进程当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可以对面向未来的城镇化发展和教育公平的问题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我想基本的变化，基本的格局就是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造成了今天中国教育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有人说中国在传统的二元结构之外实现了一种新的三元结构，就是维持众多的流动人口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阶层。这个流动人口的总数按去年的统计是2.56亿，而且这个数量还在不断地增加。他们是一群离开了农村，又没有能够真正进入城市的人群。由此产生了两个新的教育边缘化的群体，这就是维持在6000万左右的农村留守儿童和2000万左右的城市流动儿童。也就是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出现了两个新的群体。关于教育公平的定义可以说得很复杂，也可以说得很简单，那就是首先关注这个社会上处境最不利的这部分人，首先帮助和改善这些人。这就是社会公平或者是教育公平最基本的含义。在当前，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新的边缘化群体就是庞大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他们分布在城市和农村这两个不同的区域。所以对城市和农村都提出了不同的挑战。

城市如何保障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和接纳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成为这个城市的新市民。这个价值和概念，中央和国家的文件里已经写得很明确，就是建立在城乡一体化的概念下构建面向所有公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但是这个概念要落实是非常困难的。在前些年，大城市，省会城市对于这些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做了非常突出的成绩，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这里面有一批省会城市，像成都、武汉、宁波都是做的非常好的，包括特大城市上海，从2008年开始连续进行了3年的流动儿童的三年行动计划，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自从去年国家出台启动了异地高考的改革方案，把异地高考和在城市学习的学籍挂钩这个政策以后，在上海、北京和一些大城市流动儿童的教育出现了新的障碍，也就是原来是来者不拒，都能够接受教育，甚至简化手续，现在重新改成五证、六证。如果不限定门槛，他小学一年级就到城市来上学，高中毕业以后就能获得异地高考的机会，城镇的人们就会感觉到他们的教育受到了挤压。由于启动了异地高考，所以对流动儿童的机会保障开始出现了倒退，包括在上海。或者说出现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是不是应该对流动儿童实行全纳的教育，无条件的保障流动儿童进行义务教育这已经是一个问号，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围绕异地高考的议题，激发了城市的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之间教育利益的冲突。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必须要有一个大局观，要有一个整体观，不能每个城市都各自为战，都高出门槛，阻挡外来人口进入，国家的政策是要进一步城市化，每年一个百分点。城市都尽可能的自我保护，所以这个邻避政策，把他们挡在外面。这个政策可能是一个好糟糕的政策，需要去破解，需要去化解。

第一、就是要建立中央省、地、县多级财政分担的机制。现在流动儿童最集中的往往是大城市的几个区，像北京的朝阳区，海淀区。把流动儿童的财政压力全部转移到直接面向流动儿童的几个区，显然是不太合理的。上海已经建立了一个两级财政分担的机制，市级财政和区级财政共同分担的机制。很多人呼吁国家也应该设立一定程度的转移支付。因为流动人口的义务教育，公共产品的属性已经超越了狭义的区域内的义务教育，所以国家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同时，最近这几年无论北京、上海，又面临着新的义务教育人口的小高峰，又出现新的人口上涨，所以义务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忽然出现。前两年集中在幼儿园阶段，现在进入了小学阶段。在这种情况下，解决流动儿童的教育，除了建立多级的财政分担的机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要扩大办学的自，也就是要开放中小学的办学，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允许政府举办的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和民办教育，要扩大办学主体的多样化。这是中小学体制改革的大趋势，改变现在由政府包办的格局，不仅是为了弥补教育资源的不足，更深的层面也是为了促进教育品质的改善，增加教育的丰富性、选择性。包括解决大城市的择校竞争。因为你只有一个轨道，就是一个应试教育，家长没有选择性，那就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出国。显然这不是一种好的方式。所以我们国家近三十年的改革就是简政放权，学校的公办属性不变，办学主体是多样化的。

这是城市面临的新问题，在农村这个问题更复杂。

在农村，有三个大规模，学龄人口的下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大规模地撤并农村学校。这就造成了农村教育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相当多的农村已经把农村教育连根拔起，现在很多农村学校的校长都有着今天不知道明天还存不存在的境遇。以至于农村教育的现代化究竟是不是取消农村教育的问题也已经提到了面前。实际上在这一轮的大规模撤点并校造成的够过是非常严重的，伤筋动骨，把几千年农村的文脉破坏了、中断了。所以去年九月国务院发文，强烈的、紧急的叫停的进行了十年的农村撤点并校政策。所以，当前农村教育的问题第一位的问题是处理好撤点并校造成的突出问题，就是农村学生的上学远、上学贵等等，大班额这些问题。

第二、是在农村特别关注的是两类学校，一类是大规模的农村寄宿制学校，在这里集中了最多的农村留守儿童。但是相当多的寄宿制学校生活设施严重不足，而且教师编制不足等等。所以今年春季开学的时候在湖北的一个农村寄宿制小学因为早上上学踩踏死了四个学生。每天为了洗脸这件事情就是有高风险的。所以农村寄宿制学校生活条件的改善要达到起码的标准，标准入学，食宿还要花很大的努力。现在大多数寄宿制学校是不合格的。至于它的文化内涵就更不用说了，为了能够高度集中，条件非常简陋的寄宿制学校，为了避免学校出问题，往往采取的方法是全封闭，严厉的应试教育，把你所有的时间都填满，全部的时间都在做作业，这样的教育就离教育的本意相去甚远。这样对孩子的培养，人格的养成都会形成大的问题。所以农村寄宿制学校的改善，从硬件和软件这两个方面都是非常严重的，非常紧迫的。但是也没有很好的办法，需要大家去面对，去破解。

第三、农村的小规模学校，这种村小的教学点。在这一轮农村撤点并校的过程当中，撤并最严重的是小规模。我们在这一轮学校进程的浪潮当中，我们把小规模学校视为是落后的，没有质量的。实际上我们环顾历史，在美国、日本、韩国等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上都曾出现过这样的循环，就是从撤并学校到改善和恢复小规模学校。因为大家意识到由于自然地理的条件，在山区、牧区，小规模学校是不可避免的。在最发达的国家，在美国和瑞士都有这种学校。解决的方案不是撤销它，而是想办法改善它。小规模学校也不一定没有质量，小班小校可能是今后农村学校的一个基本趋势，随着农村学生的不断减少，小班小校是我们要面对的。在台湾100人以下的农村学校占2/3以上。你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当然留在农村的就是我们最需要的弱势群体，我们的教育公平是要关注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群，沉淀在农村底层的这些寄宿制学生。如果你把这些学校撤销了，他们就辍学了。所以在这一轮大规模的撤点并校当中，导致农村学生的辍学率上升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去年做了大规模的研究，有人说这个数据不准确，今年4月国家审计署了审计公报，对1185个县撤点并校的统计，结论同样。他认为学生的辍学比2005年增长了1倍，他的评价比我们的评价强烈得多，后来教育部也没说什么。实际上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只要稍微深入农村，就了解这些情况。所以我们设想现在出现了两个边缘化的群体，还有还要加一个流浪儿童，大家知道毕节县流浪儿童的死亡事件就可以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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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 身份认同 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C92文献标识码：A

Summary on the Identity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LIU Fang, LI Haiyi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034)

Abstract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have become the mainstay of migrant workers. The problems of ident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workers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Their identity is a predominant influence in social melting. This paper analyzes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 clear and definite the concept of the new generation workers and identity. This is review on recent research about personal identity of Cenozoic migrant workers. This paper is aimed at laying the groundwork for thorough study.

Key words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dentity; summary

1 相关概念的界定

1.1 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流动人口”这一概念是王春光在2001年提出的。他认为“新生代流动人口”是上世纪90年代外出经商和务工的，年龄在25岁以下，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明显不同点的那部分农村流动人口。而彭远春通过调查分析，却认为仅通过年龄来划分一、二代农民工是不科学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并不直接受到年龄的影响。赵芳也认为外出务工人员的身份认同和各项指标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并不单纯的受年龄及外出务工的时代的影响。另有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们受教育程度、对职业的期望和精神需求都比第一代农民工高，外出打工的目标是为了融入城市的那部分外出打工青年。本文定义新生代农民工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为特征的，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农村青年。

1.2 身份认同

“认同”一词最早是由威廉・詹姆斯和弗洛伊德・西格蒙德提出来的。这个概念包括一致、同类和赞同三层含义。本文采用社会心理学者关于身份认同（identity）的定义。即个体对于自己所属的特定群体的认识，这种群体成员资格对个体有情感和价值的意义。也就是说，身份认同是在作为一种特定群体中的一员的自我概念。而这里所谓的群体可以是大的阶级团体，也可以是小的团体。在身份认同的概念中，个体要把自己归到某一群体中，在成为群体成员的基础上对自己形成的一种认同。身份认同关心“我是谁？”和“谁和我是一样的？”这两个问题。

2 国内关于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的研究

2.1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现状

目前的研究结论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基于制度认同、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三方面进行探讨的；另一个类从身份分类、目前与未来身份归属矛盾方面进行归纳。总结起来，可以归为三个方面。

（1）新生代农民工对制度身份认同感较低，但是对身份分类存在矛盾。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制度规定的身份的认同程度远低于一代农民工。他们中大部分人并不认可户籍规定的农民身份，而更倾向于按照职业和生活的领域来认定自己的身份。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制度身份涵义的理解加入了社会因素，他们认为户籍制度不能成为划分农与非农的唯一标准，各种经济社会因素也应该是主要的划分标准。农民工常在农民的制度身份、工人的职业身份和市民的地区身份中徘徊，对于自己身份的分类存在矛盾。

（2）缺乏社会认同。新生代农民工在于市民的交往中，经常交往且关系融洽的仅占很小的比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很少参加社区活动。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但是在某些城市居民眼中仍然是“农村人”，他们仍然不能与市民平等，他们之间的存在着社会距离。

（3）对目前身份和未来身份归属不明确且存在矛盾。当前大部分新生代农民中超过一半的人对自我身份认同模糊。当面对依旧在乡下生活的同龄人，新生代农民工更能够认定自己是“城里人”，但是在面对城市居民时，他们这种认同急剧下降。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没有明确的身份定位，一方面他们希望彻底摆脱农民身份，但另一方面却无法真正融入社会。

2.2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因素

（1）制度政策性的因素。由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局限以及限制性的户籍政策，导致农民无论是否在城市工作生活都不能真正成为城市人。与户籍制度相关的政策也不能做到完全平等。所以导致他们对于身份认同的困惑。

（2）自身因素。一代农民工绝大部分有务农的经历，外出打工仅仅为了增加收入。他们对农村有比较深厚的感情。而新生代农民工多没有务农的经历，外出动机更多是要改变生活状态，寻求更好的发展，而且也不再把农村作为最后的归宿，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易对农民身份产生不认同感。新生代农民工职业与经济期望与现实的差距使得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对自身的身份认同产生矛盾。

（3）社会认同因素。新生代农民工中大部分人在与市民交往的过程中感受到被歧视感和地位不平等感，形成了交往的心理屏障。无法与城市居民有良好的互动关系，得不到别人的认同，社会认同感缺失。

3 结语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和分析，普遍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双重边缘人”的境地，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比较模糊。由于政策及制度等因素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程度逐渐弱化，所以目前针对此问题的研究多立足于分析原因其他相关的因素，比如说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进城动机等。在身份认同问题研究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仍有一些不足。研究多关注外部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忽略了新生代农民工本身的能动性。同时，目前的研究集中于身份认同问题的影响因素，却忽略了由于身份认同而导致的其他方面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为选择[J].浙江社会科学,2003（1）.

[2]彭远春.论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J].人口研究,2007（2）.

[3]赵芳.“新生代”，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J].社会学研究,2003（6）.

[4]魏晨.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的研究――以徐州地区为例[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12）.

[5]刘开明.边缘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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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发展的需要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我国的城市也在经历着重大的变化，一方面，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各种高层建筑在城市里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在这种趋势下，我国城市空间也向着立体化、复合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城市交通系统已变得多元化，高速公路、城市立交桥、高架桥建设成一个多层次的复杂体系。那么，城市导向设计为丰富多彩的城市导向起着重大指引作用，选择最快捷的方式到达理想中的城市空间。

2.城市流动人口的需要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城市出现大量人口流动，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外出工作、学习的人口大量增加，同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出行、度假、娱乐等活动不断增加。城市流动人口对城市服务系统提出更高要求。所以城市导向设计既要考虑区域中信息的完整性，又要考虑不同人群的爱好和文化倾向。城市流动人口的增加需要更加完善、合理的导向设计，以全方位做好导向服务。

3.体现社会价值的需要

城市导向设计为人们提供了城市空间信息，引导和规范着人们行动的区域、方向，避免人们在陌生空间中产生迷失感，增强了城市的亲和感。人们从进入城市借助导向设计能够顺利到达目的地，完整无误的交通信息引导能准确人们的判断，一定程度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城市导向设计不仅体现人们生活的方便，更体现了人文关怀，体现了以人为本，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城市导向设计的功能

导向设计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指示目标的方向和位置；指引前行的方向；辨别不同的场所；警示危险；了解公用设施的功能、属性等。这些都和人们每天的生活息息相关，对于维护正常的公共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只有符合人们的行为特征，具备完整使用功能的导向设计才能发挥其实用价值，否则不仅造成资源的浪费甚至会起到误导作用。导向设计的功能主要从指示性、指向性和指意性几个方面来体现。指示功能指的是用视觉传达手段强制性指导，通过明确简洁的符号直接传达指定的意思。指向是指通过箭头告知特定环境的区域及特征。它包含了明确的指示标志和隐性空间导向，隐性空间导向是通过建筑和周围空间的设计给人以建议和连续性的有意识的方向感等等。指意性导向是指有特定意义的设计，如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或公共景点等等，体现了该地区的地方特色，展示了城市的品位。

三、城市导向设计存在的问题

1.缺乏个性和地方性文化

中国城市的导向设计形式也往往是“正规”，这和中国人“严格”、“保守”、“谦虚”等等有关，城市导向设计字体都是“严肃的”黑体字体，所以很容易引起观众的视觉疲劳，削弱了导向作用。在中国城市，餐厅的导向标识主要是刀和叉的图形组合，缘于与国际文化的接轨。然而，中国饮食习惯不使用刀和叉，而是中国传统的筷子。如果我能在与国际文化接轨的情况下，适当加入中国元素的图形，将更加符合我国居民使用的要求，也会使外国朋友通过系统系统在中国了解中国文化。

2.色彩的识别性不强

目前，据调查中国公路导向系统常用的颜色是白色，蓝色，红色，黄色，绿色，颜色相对单一，单一的颜色主要是考虑更多的颜色会影响司机正常的开车注意力，经常与周围的环境混为一个整体，不容易识别。在一些特殊环境下，给予相关导向色彩的颜色进行相对变化，可以确保指导的效果。

3.没有足够的重视

有些地方设置了无障碍设计的一部分被各种各样的东西破坏，如盲道，失去了原有的使用价值；或大量的引导标志被遮荫，无人打理，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在许多城市，有许多色彩导向系统由于长时间脱落，或因为材料老化变形，导致误导。一些建设无障碍卫生间的大小不明显，轮椅通道是非常困难的，这不仅未能帮助、方便残疾人，反而给他们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这是由于有关部门和设计师的设计不够关注的结果。

四、城市导向设计的未来

1.形成导向设计的学科

设计业内人士分析，传统设计学科将更加丰富，设计产业的发展将导致更多元化的设计学科，包括设计更边缘的设计学科、交叉学科和其他新的设计学科，随着社会发展逐步兴起。设计分工形成多元化设计学科广告、动画、产品设计、环境艺术、展示设计等专业逐渐独立于原来的实用美术范畴，形成特殊的、独立的学科，同样城市导向设计也是一个特殊的学科，它与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有密切的关系，当人们意识到城市导向设计对社会文明的贡献，它也将成为一个独立的设计学科，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2.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导向设计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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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无限供应时代结束

“民工荒”从珠三角蔓延到中西部地区，意味着经济发展过程中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中国劳动力供给将不再是无限的。我们做了调查，从城市化因素考虑，预计从2010年开始全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停止提高，稳定若干年后则呈现降低的趋势，伴随着人口扶养比的增高，预计到2013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转变为人口负债。作为城市劳动力的补充，农村劳动力已经开始出现短缺。而从农村劳动力的配置格局来看，在2005年农村4.85亿劳动力资源中，约2亿通过就地或外出实现了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目前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约1亿，其中39岁以下的只有一半左右。也就是说，按照目前的激励机制和激励力度，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的规模不足以满足经济高速增长的需要，从而形成民工荒现象。

21世纪以来，农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特别快，也就是说劳动力剩余的减少特别快。估计在现有条件下，农村只有几千万现成的劳动力还可以转移。这几千万之所以还留在农村，是因为他们相对来说转移能力比较低。因为可以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减少，我们的城镇化速度有所降低。

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学术界，在发展经济学里，从来没有统一认识，也没有任何人能提出大家普遍接受的计算方案，所以我强调的只是一个变化，即可供转移的越来越少，但不是说没有可转移的了。

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或者说不习惯想到中国的农业劳动力可能会变得不再剩余。现在要破除这个神话，我们过去高估了农业中实际就业人数，低估了农村中非农产业中的实际就业人数，也低估了农业劳动力实际已经转移的人数，甚至把那些进了乡镇企业但没有进城的劳动力，也部分地算作是剩余。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农村劳动力不再是无穷无尽。

劳动力短缺对中国经济的特殊含义

劳动力短缺不光是一个人口问题，对于中国经济具有特殊含义。迄今为止，中国有一个劳动年龄人口高速增长、占总人口比重较大的过程。这带来了两个好处：一是劳动力供给充足，从而使得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拥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二是使得中国的人口扶养比低，与之相伴的是极高的储蓄率，从而获得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人均GDP增长中，有26.8％来自于人口扶养比的下降。研究表明，人口扶养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人均GDP相应增长0.115个百分点。但由于中国的人口红利是罕见的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变化以及特殊的人口生育政策造成的，因此来得快，去得也快。

一旦农村剩余劳动力池子被淘干，就标志着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开始转变，原来单纯靠投入劳动力和资本来维持经济高增长的局面必须改变，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急迫的需求。因此说，刘易斯转折点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更加实际的要求。简而言之，就是在这个转折点之前不论有多少新增就业，工资都不会涨，这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在这一点之后劳动供给不再是无限的，工资开始上涨，人均收入开始实质性地增长，这意味着步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

毋庸讳言，在改革开放初期及其以后较长时间内，企业高速发展、无限壮大和超常规扩张，除资本和市场的运作外，―个重要的支撑面，就是廉价的、取之不竭的劳动力资源。很显然，达到了“刘易斯转折点”，那么也意味着以前依靠城乡差距所产生“中国制造”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将渐渐失去。中国经济增长，最终会进入一个高工资、高生产率的发展时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从现在开始，农村劳动力没有可以转移的潜力，而仅仅说明，如果没有工资水平的提高或其它等值的激励手段的加强，非农产业就不再能够像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那样，轻而易举地得到所需的劳动力供给。

随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的结束，不再是用低工资就可以促使农民进行转移。所以，我们到了这么一个转折点，如果还要保持快速的城市化，就意味着要改善农民工的待遇，要在制度上清除流动障碍。这也是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转折点，要从过去的偏资本的政策倾向转向偏劳动。

应对新情况的政策要点

揭示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远比想象的少得多这样一个事实，并不意味着“三农”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或者可以在政策措施及其力度上有丝毫的放松。相反，这些变化对“三农”问题的解决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针的实施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实际上，“刘易斯转折点”走近的时期，正是产生大量制度需求，提出更加紧迫改革任务的时候，“三农”政策面临新的挑战。

改革的核心是清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即主要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为那些尚未实现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和务农劳动力创造更好的流动条件，为那些已经转移到城镇的流动人口创造一个稳定的生活、就业和享受公共服务的政策环境，同时构建农村保障体系，保持农村的繁荣与稳定。归根结底，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是户籍身份所附着的福利含义。因此，改革的突破口在于创造城乡统筹的就业环境和保障体系。城乡统筹就业和社会保障，需要加快步伐，作为近期“三农”政策的重点。

第一是通过创造更好的劳动力转移和流动环境，降低转移过程中需要克服的各种门槛，使那些年龄偏大、受教育水平偏低以及在其它方面处于劣势的农村劳动力，也具备一定的转移条件和转移意愿，扩大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供给。由于目前处于剩余状态的农村劳动力，以及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待转移的务农劳动力，在年龄和人力资本禀赋方面具有―定的劣势，吸引和鼓励他们继续转移，需要有更强的激励手段，也就是要进步一步解除对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并逐渐创造平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

第二是通过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一步释放农业中的劳动力。顺应农业技术变迁的节约劳动倾向，农业科学技术研究需要更加具有针对性，由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及其相对价格信号来诱致进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劳动力受到城市更高打工收入的吸引而大规模跨地区流动，农业中劳动力数量减少，因此劳动节约型技术的需求增大。从农业机械总动力的迅速增加，以及拖拉机配套农具数量的更快增加，我们可以看到，农业技术变迁已经越来越以劳动节约为取向。在农业生产总量以更快的速度提高的情况下，意味着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在迅速提高。因此，我们需要改变农业技术变迁不是以节约劳动力为方向的认识，并以此制订农业科技发展战略和方案，从而使农业劳动力得以继续转移到非农产业中来。

第三是通过创造更多更平等的就业机会、平等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定居条件，使目前处于不断流动状态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能够逐步稳定下来。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最终主要不是通过再分配政策实现的，而是由于劳动力就业转移和人口区域迁移，形成收入分配两极之间的中间层次，并通过扩大和稳定这个转移的群体规模，达到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和福利差距缩小的结果。

篇10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5‰人口变动、劳动力和“平安”群众安全感抽样调查，是国务院、省、市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为及时了解和掌握人口变动、劳动力就业、社会治安等方面情况而部署的三个专项性调查，对于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共享生活品质之城，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为此，各街道（镇）要充分认识“三项调查”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切实做好年的“三项调查”工作。

二、加强领导，保障有力

5‰人口变动等三项抽样调查，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要求高，需要各级政府大力支持、需要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为此，各街道（镇）要将5‰人口变动等三项抽样调查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落实好专门人员，具体负责本街道（镇）的调查工作。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和工作责任制，抓好各项工作落实，积极组织街道（镇）和社区（村）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切实解除调查对象的思想顾虑，如实申报调查数据，确保调查工作的顺利实施。同时，各街道（镇）要积极争取当地政府的支持，密切与财政、计生、公安、民政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切实加强对整个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密切协作。

三、明确要求，做好工作

一是选好调查员和调查指导员。各街道（镇）按要求选配和培训必要数量和质量的调查员和调查指导员；要明确调查内容、指标含义、调查技巧与调查纪律；要加强对调查员和调查指导员工作的检查、指导与日常管理，确保调查表登记质量和调查数据真实可信。

二是抓好各阶段工作落实。高度重视调查小区示意图绘制、调查摸底、入户登记、质量复查、调查表编码等工作。要严格执行全省统一调查方案的各项规定，严格控制调查各阶段的工作质量；要在认真完成调查小区示意图绘制、在调查摸底工作的基础上组织调查员进行入户登记。调查员入户登记任务完成后，调查指导员要组织调查员进行调查表登记质量的自查、互查、议查；如发现质量问题，要及时查询、核实、更正，真正做到“区不漏户、户不漏人、人不漏项、项不错填”；要认真做好调查表的编码工作。

三是建立数据质量负责制。各街道（镇）要对本区域的调查质量负责，加强对基层调查工作的业务指导，对基层上报的调查表登记质量要进行全面检查、审核与验收；调查指导员和调查员要对本调查小区的调查质量负责。各级调查人员在调查过程中如遇不明问题，必须逐级请示汇报，不得擅作处理。

四是严格按照时间调查。年度5‰人口变动和群众安全感抽样调查的标准时点为1日零时；入户调查时间为1日至10日，清查摸底时间为22日至27日。各地要严格按照调查的标准时点和调查时间进行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