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研究范文
时间：2023-12-27 17:53:41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治社会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研究社会管理创新与法治政府建设之间关系的意义
政府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出于公共管理的需要，必须赋予政府一定的公权力。但由于人性自身的弱点，权力欲会恶性膨胀。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导致社会严重的不公，从而大大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有必要对权力进行一定的约束。我们知道，法律是规范和限制权力的，保障的是公民的权利。因此，有必要将社会管理纳入到法制之下，而这正是法治政府建设所要求的。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之间的诉求、社会的主要矛盾会随着社会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管理社会的模式自然不可能一成不变。
诸如三聚氰胺奶粉事件、苏丹红事件等食品安全事件，地震、雪灾等突发性自然事件，还有种种体现社会不安定因素的社会暴力事件，都给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随着依法行政和建设法治政府的提出，对社会管理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而社会管理创新必然会对法治政府建设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理清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但有理论上的意义，更有现实的需求。
二、法治政府建设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保障
1、给社会管理创新以合法性
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是政府实施公共管理行为，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因此，在法治政府下的社会管理创新必然有其合法性。法治要求社会管理在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内创新，唯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创新的目的、社会管理的目标。否则，所谓的"创新"很可能成为一些"利益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同时，法治政府建设要求检察机关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能，司法机关担负起公正审判的重担，从而保证各级政府真正做到依法执政，使政府公共管理行为既符合程序法，又符合实体法。
2、提供社会管理创新权威性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来说的，人治条件下，个人代表着权威，而法治自然是法律标示着权威。法治政府的社会管理创新必然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进行，有其合法性。法律是社会管理的坚强后盾，赋予了社会管理创新以权威性。因此，法治政府建设要求社会管理创新依法进行，这样社会管理有了权威性，可以更好地避免或解决争议。
3、使社会管理创新具有合理性
法治政府建设要求社会管理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目的是更好地实施公共管理，给社会一个稳定、和谐的秩序，给人们一个安稳、幸福的生活。否则，不在阳光下运作的创新管理只会滋生更多地腐败，使创新管理成为管理主体通过暗箱操作中饱私囊的温床。
4、法治政府下的社会管理创新具有可操作性
法治政府建设促使社会管理创新行为在法制下进行，法律有着较强的规范性，必然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因此，在法治政府下的创新管理是规范的管理、科学的管理，有利于稳定的、正常的社会秩序。
三、社会管理创新对于法治政府建设的推动
法治政府建设给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保障，但法律的滞后性往往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管理的需要。社会管理的创新在法制原则下具备更多的灵活性，为了实现高效的社会公共管理，必要的社会管理创新可以弥补法制滞后性的不足。同时，创新管理行为推动法制构建，为法治政府建设的完善提供动力。
1、突发性事件导致的社会管理创新促使法治的完善
近几年，我国自然性、社会性突发事件频发，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据统计，我国目前已经制定涉及突发事件应对的法律35件、行政法规37件、部门规章55件，有关文件111件。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制定了有关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的应急预案，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初步建立，应急管理机构和应急保障能力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
2、政府职能转换中的社会管理创新需要法治的支持
民间组织的兴起，维权运动冲击着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由政府主导的"单向管制"单一权力模式正在瓦解，而"双向合作"的权力与权利的多元互动制约体系逐步建立。将分权理念注入到法治政府建设的实践中，推动法治化进程。同时，法治环境有利于保障民间组织的合法权利，抵制政府权力的侵蚀。"双向合作"体系不但有利于政府管理工作运作的高效，还能减少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的和谐。
3、社会管理的完善有利于降低风险，强化法制的公信度，使法治化进程更加顺利
政府作为社会公共管理者，其公信度对法治政府建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权力只有在阳光下才不会腐败，政务公开的创新理念有助于重塑政府公信力，应推动进行相关立法工作。
4、信息化带来的社会管理创新，需要法治的支撑
信息产业无疑是当今世界发展最为迅速的产业之一，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加快了信息的流通，给社会创新管理带来了契机。同时，信息化能够更好地实现政务公开，给予民众知情权，并且有助于民众的政治参与，强化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机制。
四、实现法治政府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的共通途径
法治政府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都离不开政府和民众的参与，而且两者的目的在某些方面具有同一性，比如为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人们的公共生活有序进行。因此，两者在实现途径上必然有共通的地方。
1、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法律的原则是要公开、公平、公正，因为法律是保护权利制约权力的。法律只有公开才能促使民意参与，才能代表民意，才能指导政府与民众行为；只有公平、公正才能不会激化社会矛盾，保证社会秩序稳定。
2、提高管理主体的素质，培养主体的法律素养
法治政府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主体是权力的持有者，他们的素质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因此，建立有效的培训制度，培养管理主体的法律素养，提高主体的道德素质，对于法治政府的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创新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3、培养全体公民的公民意识，促使民众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维护自身权利
受到西方思想的冲击，我国的公民意识逐渐觉醒，民主思想深入人心。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不利于法治政府的建设，更是在社会管理中造成了很多矛盾。我们必须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增强广大群众知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引导公民理性表达诉求，依法维护权益。积极推进基层民主法治建设，不断提高基层法治化管理水平。
4、建立良好的监督体系，保障法治政府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的有序进行
权力总是有被滥用的倾向，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权力是不可能真正服务于广大民众的。法治政府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要想真正做到符合"三个代表"思想，完善的监督体系是必须的。第一，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要积极履行其监督职责；第二，重视舆论监督能力，尤其是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给了舆论监督强有力的工具；第三，深入挖掘多渠道的民意监督方式，给民意充分的诉求机会，让民众得以维护自身权利。
参考文献：
[1]王立民.法治与社会管理创新[J].企业经济，2010，（7）.
[2]陈用龙.深化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思考[J].岭南学刊，2011，（1）.
篇2
一、一个前瞻性认识:企业社会责任社会性的提出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与人们对企业社会性之认识的逐步加深是密切相关的，而人们对企业性质的认识则是与企业存在发展的历史进程同步的。企业发展史告诉我们:现代企业已发展成为一个融经济性与社会性为一体的组织。也就是说，其不仅是一个经济组织，而且还是一个社会组织;不仅要追求个体利益，还要关注社会利益;不仅要为股东、雇员等内部利益相关者负责，还要为消费者、供应商、社会成员和政府等外部利益相关者负责。
最能充分证明企业社会性的理论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的“受托人”理论、中期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后期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①其中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则成为了企业社会性的最强有力证明，但这也同时反映了受企业社会性特征之影响而诞生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从一开始就具有了社会性内涵。
最早在理论上倡导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多德教授。他认为，“企业财产的运用是深受公共利益影响的，除股东利益外，法律和舆论在一定程度上正迫使商事企业同时承认和尊重其他人的利益，企业管理者应因此树立起对雇员、消费者和广大公众的社会责任观。”［1］47由此可见，最初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主要还是一种观念、理念，或者说主要还是属于道德层面的认识，这与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越来越强调法律责任则有所不同。对此，我国学者主要是从社会利益、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来界定企业社会责任的，但对其到底是道德责任还是法律责任却没有明确区分，而且基本上是强调道德责任多，法律责任少。②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国就有学者指出:“在我国，公司社会责任①到底是道德责任还是法律责任长期也是模糊不清的，但是基本上还是道德层面。”［2］对这种认识我们不能苟同。
这是因为，一方面，将企业社会责任界定为法律责任有其法理依据。如前所述，在立法未对企业社会责任作出明确规定的时候，公司社会责任还停留在道德责任层面。关于道德义务，作为美国现代最重要的法学家之一的富勒在其《法律的道德性》中曾把道德区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其中“义务的道德”主要是指体现社会生存的最基本的要求，是社会生活本身要求人们必须履行的义务。②
“义务的道德”一般来讲是禁止性的，而“愿望的道德”是肯定性的。富勒认为只有“愿望的道德”才是法律规范的对象。由于企业的社会性特征决定了企业行为必然涉及到众多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侵犯他人权利必然会导致法律责任，因此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自然不可能属于“愿望的道德”，而只能是“义务的道德”。“‘义务’在逻辑上先于其他道德概念，其他道德概念以‘义务’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并且只有参照它才能得以理解”。［3］“义务是根本性的道德概念表明了在道德中义务性规则是基础性规则，道德美德、修养也只有尽了道德的义务之后方能实现，……。因此，义务构成了立法者将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即道德法律化的内在性基础。”［4］而且，在道德中义务性规则也是道德中的最低限度的标准，这种道德的义务规则完全可以加以普遍化，因为只有加以普遍化才有可能将这种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的可能性。所以企业社会责任完全具有上升为法律责任的法理基础。
另一方面，将企业社会责任界定为法律责任有其现实依据。我国2005年新修订的《公司法》第5条明确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提出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尽管该条款只是一个宣示性的作用，但是表明我国法律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观念是持肯定态度的。之后又在2006年新修订的《合伙企业法》第7条中明确规定:“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承担社会责任。”再加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环境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以及《税法》等基本法律也不同程度的涉及了公司社会责任的内容。虽然这些规定对企业运行中司法责任的落实没有明确规定，比如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承担形式、归责原则、构成要件等方面都没有具体涉及。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在我国将企业社会责任界定为法律责任是具有理论和现实依据的。只是因为我国现行立法缺乏强有力的企业社会责任之追究机制，而使得本属于法律责任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被部分学者“误读”为道德责任之范畴罢了。
一般来说，法律责任范畴内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主体对其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具有强制力的法律后果，这种法律后果是通过具体的责任形式或制裁方式来实现的，其体现的不仅是违法企业对某一个体的法律责任，主要还是违法企业对社会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也是考虑到现代企业之社会性决定了其违法行为不仅会给社会个体造成损害，更重要的是它有可能会在更大范围内给社会中的不特定群体造成损害，严重危害社会整体利益。所以企业社会责任重在强调违法行为主体对社会应承担的责任，而非仅对某一个体的责任。
那么，应当适用什么样的责任形式去追究企业的社会责任呢?从我国现行立法确立的责任追究机制上看，违法企业侵害某一个体利益的法律责任追究主要依赖于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等传统责任方式去实现，比如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拘役、徒刑、罚款、吊销企业营业执照，等等;而对于违法企业侵害社会整体利益的法律责任追究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尚缺乏独立、系统、科学的救济方式，对于应当通过何种责任形式去追究企业社会责任也缺乏系统化、类型化的分析研究，这种责任追究机制的缺失使得企业社会责任之实现丧失了应有的理论依据或法律依据，给司法实践中合理、合法追究企业的社会责任带来了诸多理论或法律障碍。
实际上，我国立法与实践中并不是没有追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形式，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双倍赔偿”、《食品安全法》中的“十倍赔偿”等惩罚性赔偿就是司法实践中普遍采用的不同传统法律责任形式的能够有效弥补社会整体利益损失的责任形式，还有理论或实践中出现的资格减免、信用减等、颁发禁止令等责任形式也是针对企业违法行为损害社会整体利益时可资采用的责任形式。关键是企业社会责任适用这些责任形式的法理基础是什么?为什么追究企业社会责任可以采用这些责任形式?司法实践中具体应如何适用等问题都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我们认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是要“突破性”的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性特征，这也是本文提出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特征的基本目的，这种认识或将成为进一步开展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的逻辑前提。
结合以上的分析，本文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就是指企业社会责任的责任形式设置、体系构建以及制度创设等基于社会公共性考虑，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核心，以实现社会实质公平为目的，兼容社会法部门之多种原则、方式、制度而体现的一种全局性、公共性与整合性特征。其重在强调法律责任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
依据这种认识，企业社会责任之实现只能也必须依赖于能够体现其社会性特征或者能够有效弥补社会整体利益损失的责任形式了。以上提到的惩罚性赔偿、资格减免、信用减等、颁发禁止令等均是在理论与实践中发掘出来的具有社会性等典型特征的责任形式，这些责任形式也是以经济法为代表的现代法部门在发展中逐步归纳、抽象、提炼出来并普遍适用于司法实践的。因此，建立独立、系统、科学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就应以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特征为导向，既要借鉴民事、刑事、行政等传统法律责任形式，还要重点关注包含经济法责任在内的一切富有“社会性”特征的责任形式的利用和发掘，以探寻适合追究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法律救济方式。
二、一个学理性解释:企业社会责任社会性的法理基础
通过考察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我们发现，基于对企业社会性特征之认识而兴起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与经济法现象的出现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因此，要深入探究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性特征，还离不开经济法理论的支持，或者说，经济法的真实存在成为了解释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特征的重要法理基础。
第一，经济法的产生发展轨迹，昭示出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特征的正当性基础。一般来说，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发端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以托拉斯为代表的巨型企业通过降低产品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产生了“规模经济”效应，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就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出现了大量的垄断行为和限制竞争行为，而经济法现象也出现于资本主义世界社会经济矛盾日益突出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规制企业托拉斯为核心的美国《谢尔曼法》的颁布成为了现代经济法产生的标志，之后经济法则不断加强从法律层面对企业危害社会秩序的垄断行为、限制竞争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等方面的规制。对企业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的规制表现在责任方式上就是若干具有“社会性”特征的责任形式成为追究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法律救济方式。
第二，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为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特征的论证提供了理论依据。从本质上讲，企业社会责任就是对企业自由的限制与约束。企业社会责任暗含着一个理论假设，即:国家应当适度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以解决市场在保护非股东利益相关者利益上的失灵。倡导企业社会责任，就意味着要对市场进行必要的调控，从而使市场既充分释放其作为资源配置基本手段的功用，又尽可能地为企业社会责任提供适宜的生存空间，以此达成市场与企业社会责任在最大化其各自作用基础上的和谐与均衡。［1］138
由此可见，企业社会责任必须置于一个有着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环境之中。国家公权力介入企业经营活动，乃是导致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直接原因。“经济法的理念是经济社会化条件下的实质公平正义，其核心内容是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5］。这种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反映到企业社会责任之追究机制上就必然体现为若干旨在平衡与兼顾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法律责任形式的普遍适用，如上文提到的信用减等、资格减免等等。在以往的责任理论研究中，这些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基本目的且主要由企业市场主体承担的责任形式已逐渐被抽象、提炼、归纳，通过类型化分析和典型性分析等方法，成为了以经济法为代表的现代法部门的独特责任形式了。国家干预理论体现在责任追究机制上，就是要求企业市场主体适用的责任形式在具体设计上除了能保障投资者(即股东)的利益以外，更要最大限度的维护和实现股东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即社会利益)。由此可见，国家干预理论进一步说明了提出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特征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第三，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理念，决定了企业社会责任应具有的社会性特征。上述分析说明，经济法就是建立在承认社会利益客观存在的基础之上的法律现象，其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己任，通过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以达到维护自由竞争之市场秩序的目的。但也正是经济法的这种社会本位理念，为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兴起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甚至可以说，从企业社会责任一词的提出到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全面形成，均是在契合经济法社会本位理念的过程中实现的，这就使得企业社会责任天然的具有社会性特征。所以说，经济法以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为其终极目标，成为了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产生的理论先导，同时也是解释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特征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
三、一个关联性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社会性的具体体现
由于已经把企业社会责任界定为法律责任范畴，因此法律责任理论自然会对其产生很大影响，其中尤以经济法责任理论的影响最甚。可以肯定的是，把已经相对成熟的经济法责任理论与正在建构中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进行关联性分析，将有助于解决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在制度设计与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诸多盲点和难点。之所以能够开展经济法责任理论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关联性分析，主要是基于三方面理由:
其一，从经济法学理论上讲，企业社会责任可以被视为经济法的独特责任形式之一。对此，有学者指出，经济法的独特责任形式就包括“如拆分企业、惩罚性赔偿、缺陷产品召回、资格减免、信用减等、企业社会责任”［6］。可见，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类型的责任形式与其他经济法的独特责任形式共同归属于经济法责任理论，这也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必然会受到其他经济法独特责任形式的影响，对两者进行关联性分析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另外，由于以上提到的这些经济法独特责任形式主要也是由国家干预受体(市场主体)来承担的，而以组织形式出现的企业就是最重要的市场主体。这也说明，经济法之独特责任形式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企业市场主体承担的，这就为通过借用经济法之独特责任形式追究企业社会责任提供了直接理论依据。其二，现代法律责任制度发展趋势表明，各种类型的法律责任之间具有一定的流动性是完全合理的。
“法律责任的外在界限和内在界限都取决于社会关系的自身性质。应当说，在法律责任与非法律责任之间，在各种类型的法律责任之间经常会有一个较模糊的区间，这使得责任之间会有一定的流动性，责任的具体形态也呈现出更丰富的多样性。”［7］
面对现代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既有民事、刑事和行政的传统法律责任形式的综合适用，又有经济法领域特有的责任形式，这使得其呈现出一种以“传统﹢独特”内涵为主要特色的法律责任体系。与这种相对成熟的经济法责任理论相比，目前的责任理论中还没有关于追究企业社会责任之独特责任形式的系统研究，这就使得借用经济法之独特责任形式去追究企业社会责任具有现实上的必要性。
其三，经济法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都具有社会性特征这个最显著也是最重要的共性。也可以说，社会性特征这个共性是连接经济法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中介和桥梁。“在经济法领域，对于法律责任的设定，在很多方面都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之考虑，经济法的宗旨就在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而从社会利益的角度来规制经济法主体的法律责任，是经济法不同于其他法律部门的一个重要特征，强调经济法责任不只是对个别当事人与国家的责任，当然还应包括对社会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看，可能这还是最为重要的方面。”［8］
简单来说，经济法责任的社会性是由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理念决定的，其体现在责任形式上就是更多的重在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法律责任形式的大量挖掘和适用。在这一点上，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法责任一样，同样具有社会性特征，因而经济法责任形式与企业社会责任形式之间可以、也必定存在有一定的流动，两者之间完全可以相互借鉴对方的责任形式。可以说，两者共具的社会性特征是我们开展经济法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之关联性分析的最重要原因。
上述分析说明，开展经济法责任理论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关联性分析不仅是可行的，而且还是必要的。因此，需要把经济法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联性分析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按照这种分析框架设计的研究思路，追究企业社会责任时，完全可依据其社会性特征合理选择经济法的独特责任形式作为其法律救济方式。
作为新兴的法律现象，经济法部门发掘出了若干富有特色的责任形式，像国家赔偿、超额赔偿、实际履行、引咎辞职、经济责任、资格减免、信用减等、颁发禁止令等等，都已被经济法论者相当一致的认为属于经济法部门所特有的责任形式。通过分析这些责任形式，我们发现以超额赔偿、资格减免、信用减等、颁发禁止令等责任方式最能体现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特征，同样也是最适合追究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法律救济方式。以下对这几种责任形式略做说明:
首先，这里的超额赔偿实际上也是惩罚性赔偿，其主要由国家干预受体(市场主体)来承担。比较典型的采用惩罚性赔偿的例证有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双倍赔偿”规定，美国《谢尔曼法》关于三倍赔偿的规定等，都是为了追求惩罚的目的。其实，这里的惩罚性赔偿并非什么新鲜事物，民事责任中早就有补偿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之分。以合同违约责任中的支付违约金为例，民法学者普遍认同，从促使债务人积极履行的角度考虑，在立法上确定违约金为补偿性的同时，要明确违约金的数额应当包括可得利益的损失，纠正司法实践中不保护可得利益的倾向。这样，补偿性违约金可以得到类似于惩罚性违约金的效力;另外，在确定违约金的基本性质为补偿性的同时，也不排除当事人在公平、诚实信用原则的指导下，约定使用惩罚性的违约金。传统私法使用惩罚性赔偿的情形还是比较少见的，主要还是以补偿性赔偿为主，而经济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则有扩大适用的趋势，如2009年6月1日起施行的《食品安全法》第96条中就有“十倍赔偿”的新规定。由此可见，超额赔偿并不以补偿损失为原则，而是带有惩罚性，适用这种责任形式不仅有利于保护消费者这一弱势群体的利益，又能通过法律强制力促使企业等市场主体认真履行社会责任。
其次，资格减免和信用减等从本质上讲属于“惩罚性责任”。任何一个违反经济法的行为都有可能“同时对经济整体及处于整体中的个体造成损害，又同时损害了社会整体利益与某一个体的经济利益”［9］。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也不例外。因此在要求违法企业弥补社会个体损失的同时，再对其施以“惩罚性责任”，以尽可能补偿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失。除了罚款、罚金和自由罚等传统的“惩罚性责任”形式以外，像资格罚、能力罚和声誉罚等更会让违法者付出惨重代价，使其震慑于法律的惩罚。这里的资格减免和信用减等就是关于资格、能力、声誉等方面的惩罚，这些惩罚性措施均与传统法律责任形式有所不同。在这方面，有一些现象或制度很值得关注和研究，如信誉评估制度、纳税信息公告制度、上市公司的PT制度、黑名单制度，等等，其中就可能涉及到信用减等问题。①理论上有一种可称为“专业不名誉责任或制裁”②的责任形式已初见端倪。
这种责任或制裁具有经国家认可的行业责任或社会性制裁的性质，其实质是国家或者行业协会对企业的市场主体资格的取消或限制。此种责任形式在专业性较强的行业中已较为普遍地采用。如银行同业协会公告，对长期欠债不还的客户予以制裁，限制其贷款资格与信用能力等。③同时，立法上也有一定体现，像这些制裁措施就涉及到资格减免问题。④
再次，颁发禁止令是司法当局依职权或依被害人申请而采取的制止违法行为发生和防止损害扩大的一项救济措施。禁止令一方面可以对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起到制止的作用，还可以对没有实施但即将实施的违法行为起到预防作用。如美国《谢尔曼法》规定，违反谢尔曼法，司法部或者受违反谢尔曼法的行为所损害的私人或企业可以要求禁令救济。在经济法中适用禁止令责任形式时，原则上并不以存在损害事实为必要条件。例如: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没有按照国家强制性标准生产产品或销售产品的，在未投放市场前，国家就可以颁发禁止令，禁止生产或销售违反国家强制性标准的产品。最后，理论与实践中还有产品召回、拆分企业等制裁措施也被视为经济法特有的责任形式并被规定于有关经济法律规范之中。⑤
从企业社会责任社会性特征的角度来看，这些责任形式同样可以作为追究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法律救济方式。当然，这些新型责任形式在责任主体、责任对象、适用条件等方面还有进行系统化分析和类型化研究的空间。
篇3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立法；立法模式
一、企业社会责任概述
企业社会责任的说法最早起源于西方国家，国外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研究较早，最具权威性的就是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企业有且只有一种社会责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合理利用其资源来增加它的利润”我国相关人士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经济效益，寻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还应当维护和促进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主要包括：通过法律进行规制的法律责任，通过道德约束的道德责任，以及介于二者之间协调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现实的软法责任。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内容的厘定，不难发现企业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包括获取利润，即具有了经济责任的属性；同时法律对企业经营活动进行的规范要求企业必须遵守使得企业社会责任具有了法律责任的属性；再者道德对企业的约束使得企业需要履行社会公众对其的普遍性要求，即具有了道德责任的性质。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立法现状
我国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立法起步较晚，相关立法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中，首次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规制是在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的第五条：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规章，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当然，除了公司法和商法典外，其他强行性规范也同样间接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了规定，如自然资源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中的相关强行性规范。
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的第五条对公司从事经营活动的过程中需要遵守社会公德进行规定，这是我国首次在法律中确立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主体地位，意味着对传统企业的角色或目标定位的突破，无疑是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法制化建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成果。但是第五条只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其在法律后果方面并没有形成完备的规制，对在内容、性质等方面并没有明确的解释。
三、企业社会责任立法的域外探究
（一）美国社会责任立法考究
企业社会责任最早由美国提出，其企业社会责任的立法主要是针对于企业形式之一的公司，所以在美国称之为“公司社会责任”。美国的公司社会责任立法主要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公司法法律体系，如：《公司法典》、《商业公司法》；第二部分是保护利益相关者的法律体系，如《反歧视公约》、《同工同酬公约》、《最恶劣形势的童工公约》；第三部分是社会保障体系，如《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公司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等。
美国企业社会责任立法较为完善，但是因为美国是普通法系国家，其实际上整个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立法并非是统一的，所以制定的一些内容对每个州的操作意义并不是很大。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也是有限的。
（二）德国社会责任立法考究
在德国，联邦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中央部门主管机构。该部从对内对外的角度负责企业社会责任在德国和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德国于2009年率先将企业社会责任上升为国家战略高度，立法层面和政策层面都给与了高度重视。
通过考究不难发现，域外代表性国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比较早也比较系统，立法水平比较高，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规制具有时效性和前瞻性。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始于20世纪90年代，经济发展的不充分导致研究不足，使得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立法理论体系储备缺位。企业社会责任立法理论的发展依赖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实践，而以往我国理论界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关注着墨颇多的是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合理性的证成，而对于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体系理论仍较为缺乏。美国法学家霍姆斯曾说过：“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我国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顺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注重实例分析，才能在对企业社会责任立法理论研究中上升新高度。
四、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立法路径的选择
目前世界上主要存在的立法模式有三种―一元立法、多元立法、综合立法。一元立法是指将所有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定都集中在一部企业社会责任法法典之中，将企业社会责任法列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多元立法是指把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规定分散到各个相关的法典之中，如对职工的责任可以归入公司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等法律部门之中，对环境资源的责任则可以归入环境保护法系之中，对消费者的责任则归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安全生产法等法律部门之中，而不再制定一部统一的企业社会责任法典。综合立法是指既进行专门的企业社会责任立法，又不排斥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规范散见于其他单行法之中。
笔者认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立法应当选择综合立法模式，加大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学理研究，并加快相关立法进程。制定一部统一的《企业社会责任法》为纲，又在其他有关法律中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补充，以实现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的全面保护。结合前文中所认定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在制定的《企业社会责任法》中应当包含以下内容：职工权益保护、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债权人权益保护。而特定的社会公益事业则可以由一些提倡性规范、政策等来调整。一般意义上的慈善事业则属于道德责任的范畴，需要加大宣传力度，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提升企业自觉履行的意识。（作者单位：1.辽宁大学法学院；2.沈阳工业大学文法学院）
项目：本论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及其法治化研究》结题成果（项目编号L14BFX02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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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殷格非.关于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立法的思考[J].WTO经济导刊.2015（01）
[3] 赵钧.郭军：企业社会责任立法要遵循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J].WTO经济导刊.2015（03）
篇4
关键词：社会保障权；救济机制；民事程序；行政程序
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1)03-0156-05
社会保障权是公民在生存和发展面临困难和风险时，依据宪法和法律从国家或社会获得社会保障利益，以满足其基本生存或进一步发展的权利。作为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人权，其蕴涵着人的生存和人的尊严的基本需要，它经历了从自然权利到法定权利再到实然权利的演化过程。社会保障权不是单一的权利概念，而是一个权力束，包括社会救助权、社会保险权、社会福利权以及社会优抚权等实体权项。从程序上讲，社会保障权包括具体社会保障利益申请权、社会保障利益受领权、社会保障利益支配权和社会保障利益救济权等内容。社会保障权的法律确认和保护是一个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当权利被侵害或被忽略时，权利人有权请求国家机关予以保护，这是国家应尽的法定义务。“人们有权利获得社会保护和实现相应的利益，当他们这样的权利和利益受到侵犯时，应当具有向国家提出保护这种权利和获得这种利益的请求权。这种请求权可能涉及到对政府服务机构的选择，刑事责任的追究和其他。”(杨燕绥，2001)社会保障权救济就是通过“救济纠正、矫正或改正业已造成伤害、危害、损失或损害的不当行为(沃克，1998)”，使权利最终得以实现。
一、社会保障权的法律内涵
社会保障权司法救济原则的确立和救济机制的选择，依赖于社会保障权的法律内涵。首先社会保障权是社会权。社会权是19世纪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而形成的权利。它不同于传统民法上的私权利，也不同于公法上的公权力，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兼有公私性质的权利。社会权以社会利益的实现为目标，体现社会实质公正的价值理念。其次，社会保障权也是现代公民的宪法权利。众多国家宪法都把社会保障权加以确认和保护，有的国家宪法规定了具体权利内容，并建立了专门的来保障社会保障权的实现，保障权益人可把它作为主观法权利进行主张；有的国家宪法规定了原则性和概念性的内容，需要普通法律的具体化。再次+社会保障权是公民基本的人权。人权内容十分广泛，包括自由权、社会经济权以及政治权，等等，但“最核心的内容是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郑功成，2000)。社会保障权实现的最低标准是能够保证和满足人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在此基础上逐步满足人更高层次的发展需要。社会保障权的法律内涵决定了其具有以下特征；其一，社会保障权内容具有法律强制性。在社会保障权的法律关系中，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都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当事人之间并不能进行自由协商，如社会保险费的征缴的范围、基准以及社会保险金的支付标准等；其二，社会保障法律关系的权利和义务主体具有多元性以及保障法律关系具有复合性。社会保障法律关系包含多个权利和义务主体。公民是普遍的权利主体，义务主体包含国家、社会保障经办管理机构、社会保障服务机构、法人、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等。主体的多元性决定了主体间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复合性，如国家、公民和法人与社会保障经办机构间的资金筹集关系；经办机构与服务机构间的委托服务关系；经办机构与公民间的行政给付关系；法人与公民间的缴纳保险费和请求缴纳保险费的关系以及公民与服务机构间的保障金兑付关系等。这种复合性的关系即不是平等主体间的民事关系，也不是单纯的行政关系，而涉及到三方或多方主体间的复合性关系。根本上表现为国家与公民间的行政给付和接受给付关系；其三，社会保障权具有公益性。个体的社会保障权状况往往影响到其他权利人权利的实现程度，对个体权利的侵害或忽视也是对大多数人的权利和社会利益的侵害和忽视．比如社会保障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也必然超越微观个体的范畴，势必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其四，社会保障权具有可诉性。“可诉性一般可以理解为权利应受到法院或准司法机构审查的能力。当法官能够在具体情况下考虑权利并且这种考虑能产生对选一权利的进一步判决，那么就可以说权利就是可诉的(Arambulo，2003)”。基于分权理论、立法措辞的模糊性、资源有限理论及公共政策选择等理由，有的学者反对社会保障权具有可诉讼性。笔者认为社会保障权可诉讼性就是运用法律原则和技术给予权利保护和实现的属性．任何权利受到侵害时，权利人都可向司法机关请求司法确认和保护，这是权利的本质决定的。国际和国内司法实践已经证明社会保障权具有可诉讼性的正当性和可行性。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各国法院日益乐于使用和执行经社文权利，并且这类权利已日益深入其他人权机构的决策过程，这已逐渐变得清楚，过去那种无法进行司法裁决的神话正慢慢被揭穿(艾德，2004)。”
二、现行“双轨制”的社会保障权救济模式
司法救济是社会保障权实现的最后一道防线，具有救济范围广泛性、程序法定性、结果权威性和效力终局性。我国社会保障权司法救济主要通过“双轨制”来实现的，即其一是围绕私权利展开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程序，统称为民事程序；其二是围绕公权力展开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统称为行政程序(董保华，2005)。
(一)民事程序。当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因为社会保障权利和义务发生争议时，可按照劳动仲裁和民事程序进行处理。《劳动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肖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社会保险法》第八十三条规定：“个人与所在用人单位发生社会保险争议的，可以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提讼。”《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适用本法：……(四)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工伤保险条例》第52条规定：“职工与用人单位发生工伤待遇方面的争议，按照处理劳动争议的有关规定处理。”《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还规定劳动争议的处理原
则、机构和程序，一般称为“一调一裁两审判”。《劳动法》、《社会保险法》和《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均规定了调解处理社会保障权争议的程序。《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劳动社会保障权争议的调解主体更加全面，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和在乡镇、街道设立的具有劳动争议调解职能的组织都具有调解劳动争议的职能。调解具有方便、快捷、高效和成本低等优点，但不具有法律执行力。仲裁由第i方仲裁机构参与，且仲裁机构是隶属于行政部门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能及时处理劳动争议。除劳动法以下两项规定外，仲裁原则上是诉讼的必经程序：(1)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赔偿金，不超过当地最低工资标准12个月金额的争议。(2)因应执行国家的劳动标准在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方面发生的争议。当事人还可就裁决提讼，即对裁决不服的，在收到裁决书15日内向人们法院，人民法院依据民事程序处理。
(二)行政程序。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与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生争议时，按照复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来解决。《社会保险法》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或个人认为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的行为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第八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或个人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并不依法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核定社会保险费、支付社会保险待遇、办理社会保险转移接续手续或侵害其他社会保险权益的行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社会保险行政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属于前款第(二)、(五)、(六)、(七)项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直接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先向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经办机构申请复查，对复查决定不服，再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当然也可直接复议，复查不是必经程序。《社会保险行政争议处理办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申请人与经办机构之间发生的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申请人也可以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可见除了法院可直接受理的争议外，社会保障权的行政争议采用“一复议两审判”的机制。
三、社会保障权司法救济机制存在问题
(一)专门性救济程序缺失导致主体选择程序的困难。社会保障权救济主要通过以上两种模式进行，但两种模式的设置存在一些问题。对于民事程序而言，调解是自愿的选择，可仲裁是诉讼的必经程序。仲裁作为由第三方参与解决纠纷的制度，有其快捷和便利的优点。但我国社会保障权争议的仲裁机构还是隶属劳动行政部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裁决机构。其人员的组成和仲裁规则的选择还明显带有行政倾向和色彩，仲裁人员的组成还没有社会化．仲裁规则也没有像商事仲裁那样科学公正，仲裁结果可能与当事人意思自治精神相违背。前置程序的存在，不利于当事人诉权的行使，因为仲裁时效仅为60天，少于诉讼时效，如果一旦出现在60天内未进行仲裁，可能意味着权益人也无法再行使诉权。所以，前置程序存在的合理性需要进一步考量，至少要加强仲裁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另外，通过民事程序审理社会保障权争议的期限一般在三个月到一年零六个月不等，通过行政程序审理社会保障权争议的期限一般为三个月到五个月，不同的审理期限使社会保障权的救济陷于无序状态，与社会保障权的及时救济原则不符合。行政复议和诉讼程序同样面临专业性和公正性的问题。另外、行政诉讼法也规定了当事人是多数且所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性质同类的话可以共同审理。但行政复议一般是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可行政复议法没有规定共同复议的内容，在权利救济的程序衔接上出现不协调的地方，现实中大量的拖欠社会保险费或挪用社会保险金的案件。行政救济手段显得力不从心。再一点，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方式解决社会保障权益纠纷时，行政机关或法院更多关注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忽视权益人的具体权益的实现程度，即使权益得到保障也只是行政机关或法官附带性的行为。由于社会保障权利和义务关系主体具有多元性和保障关系具有复合性的特点，社会保障权法律关系不是平等的民事主体间在意思自治的基础建立起来的民事关系，也不是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之间基于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关系，这两种救济独特的个性很难适应主体关系具有复杂性的社会保障权益纠纷，造成主体程序选择上的困惑和尴尬。以社会保险费的缴纳为例，其涉及到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社会保障经办机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劳动者是社会保险权关系的受益人，也是缴纳部分保险费的义务人。用人单位也是缴纳保险费的义务人，社会保障经办机构是征缴社会保险费的权利人和支付保险金的义务人。三方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民事或行政关系，当用人单位不缴纳保险费时。其侵害了劳动者的利益，劳动者可选择民事程序解决，但行政保障部门却有法定义务追缴的权力，当用人单位不缴纳社会保险费时，行政部门也可采用行政救济程序。当然。法官不管选择哪种程序解决争议都可以追加第三方参与诉讼，但毕竟给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负担。从社会保障权法律关系主体、程序选择、审理期限和时效等方面看，传统双轨制救济模式难以彻底地解决好涉及到多方的社会保障权纠纷，有必要构建独立的社会保障权救济程序。
(二)专门救济机构和专业人员的缺乏影响到案件的审理质量。我国社会保障权法律救济机构缺乏独立性和专业性，没有独立的社会保障行政复议机构、社会保障仲裁机构也是行政机关的“保姆”，更没有专门的社会保障法院或法庭。法院民事庭和行政庭只是大锅饭式的审判部门，受案范围包含合同、知识产权、人身伤害和劳动社会保障等争议，法官常适用民事或行政的程序和原则来审理社会保障权争议，因缺乏对社会保障法律知识的完整掌握，往往导致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的混乱。另外、社会保障权的救济涉及到养老、医疗、工伤认定等专业知识，所以要求参与权利救济的人员具有专业知识和审判技能。可我国复议、仲裁和审判机构人员的素质层次不齐，缺乏社会保障复议、仲裁和诉讼的专业知识．而审理社会保障权争议的法官不仅需要具备一般的法律知识和审判经验，还应该熟悉社会保障法律和法规，专业法官的缺乏极大地制约了社会保障权争议的公正审判。特别我国审判为了体现民主原则，吸收了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专业性很强的社会保障案件，人民陪审员大多不具备专业法律和社会保障方面的知识，但他们与法官具有同等的表决权，案件的审判质量不能得到保证。
(三)现行模式权利救济范围和申请或主体过于狭窄。就民事程序而言，所救济的主体对象和主体资格均受到限制。一方面，传统社会保障关系是基于劳动关系而建立起来的，保障对象仅限于劳动者，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劳动力大规模地流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也要适应经
济发展的潮流。现在社会保障制度正在从“国家一单位”型保障到“国家一社会”型保障转化，社会保障权主体的范围在逐步扩大到全社会的每个公民，基于劳动合同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关系的权利和义务范围过窄。另一方面，在主体资格上，现行的程序法要求侵害结果和受害人之间有直接利害关系，如果没直接利害关系，受害人就不具有民事诉讼原告主体资格，也无法提讼。就行政复议和行政程序来看，首先，直接向法院提讼的案件屈指可数，大多数还要经过行政复议程序。《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人民法院直接受案的范围仅限于行政机关依法没有发费抚恤金的行为，把其他行政给付行为挡在直接诉讼之外，违背了公民程序选择自由。此外在《社会保险争议处理办法》中，社会保障权行政争议范围仅限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九种情况，而不涉及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一旦发生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侵害行为，权益人很难得到救济。其次，与民事诉讼一样，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前提条件是要求复议申请人和行政诉讼的原告要与侵害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否则就不能申请或，同样也限制了申请或主体范围。
(四)现行模式增加保障权益人的维权成本。权利救济是需要成本的，“只有在纠纷者预期法院裁决会明显界定权利，从而不会再产生权利界定的费用时，他们才会提讼”(巴泽尔，1997)，以民事程序或行政程序解决社会保障争议对保障权益人来说是不经济的。社会保障权受益主体与用人单位和行政保障部门之间处于一种实质上不平等的地位。一旦发生社会保障权益纠纷，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力量不均衡，要想通过现行模式救济自己权利，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和时间。对于有劳动关系的社会保障权争议，由于保障权受益主体和用人单位具有劳动合同关系，当权利被侵害时，是否提讼还要考虑自己未来职业稳定性。即使通过法律程序赢得官司，用人单位可能在合同到期或者不到期时找各种理由把劳动者辞掉，在现代职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劳动者通过法律维权的成本会更大。此外，现行的调解、仲裁和诉讼程序比较繁琐，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而社会保障权权益人的权利救济需要及时和充分的实现，否则危害着其基本的生存需要。
(五)公益诉讼的缺失导致权利救济不力。社会保障权益属于公益性的权利，其不仅仅侵害个体的利益，而且侵害社会利益，公益诉讼缺失导致社会保障权公益损害的救济能力不足。社会保障权的权益主体具有大多数不特定的人特点，而且多数主体是社会弱势群体，其社会保障权亦称为“易腐权利”，当权利受到侵害时，涉及到的人数和后果具有广泛性和弥散性。比如用人单位拒绝或少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行为和社保经办机构拒绝支付或调低保险金的行为，单个或少数人因为维权成本过高就会放弃权利主张，而权力受侵害之外的人因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资格的限制，也无法。虽然，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共同诉讼或代表人诉讼制度，但法院的判决具有既判力和扩散性，个案的判决结果效力会对未参加诉讼的人产生拘束力，一些保障权益人基于经济的考虑，就不会主动，“搭便车”的现象就会出现。行政诉讼法也规定了当事人是多数且所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性质同类的话可以共同审理，但行政复议一般是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可行政复议法没有规定共同复议的内容，在权利救济的程序衔接上出现不协调的地方，现实中大量的拖欠社会保险费或挪用社会保险金的案件，行政救济手段显得力不从心。对法官来说，由于各地在保障人资格的认定、保障费用的缴纳或保障金支付等标准上的不一致，考虑到个案判决可能对同质性的案件具有参照性以及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等因素，使法官在判决时也左右为难。因此。社会保障权公益诉讼的缺失与保障权益人接近实质正义的要求相差甚远，也会纵容或助长社会保障行政机关或经办机构以及用人单位肆意地侵害保障权益人的权利。
(六)相关司法制度的不完善导致权利救济不利。民事诉讼要缴纳案件受理费，支付律师费，而这些权利请求人往往是社会弱势群体，在经济上处于贫困阶段，让一个等待保障金吃饭的人去打一场马拉松式的诉讼官司似乎忽略了社会弱势群体的最迫切需要，既不人道也不是符合法律正义要求。法律虽规定了费用缓交、减免等制度，然而适用的范围过窄，法律援助制度也没有真正发挥援助弱势群体的作用。在举证责任方面，根据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定，即“谁主张谁举证”，如果社会保障权争议也坚持同样的举证责任规则，形式上是平等的但实质上是不平等的程序不正义。因为，在社会保障权的救济中，社会保障行政机关、社会保障经办机构以及用人单位处在强势地位，他们拥有充分的物质和技术资源。在证据的收集和举证方面更有优势。保障权益人可能因举证不能或不力，败诉的风险加大。在责任体系的方面，责任的定性不明确、制裁措施缺乏、制裁力度不够等情况也影响到社会保障权的实现，有待进一步完善。
四、完善我国社会保障权司法救济机制的构想
(一)加强行政复议程序和仲裁程序的作用。由于社会保障权的实现是以行政权力的行使做支撑的，所以争议一方的当事人往往是社会保障行政机关或社保经办机构，而且行政不作为或积极行政违法行为侵害社会保障权的情况在实际争议中占有多数，这就决定行政救济对社会保障权的救济意义重大。国外一些国家建立了比较成熟的行政复议制度，比如德国的社会保险复议机构，德国把复议程序规定为诉讼的前置程序，当事人对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决定不服的，可先向复议机构提出复议申请，如果对复议结果还不服，才可在一个月内向社会法院(程延园，2005)。法国也规定了调解程序并且是诉讼的必经程序，只能是对社会保障机构的调解不服的，才可向社会事务法庭提讼。德国和法国的诉讼前的复议和调解程序相当于我国社会保障权争议的行政复议程序，复议程序可以大量过滤争议案件。最后通过诉讼解决的案件数量大大减少。行政复议程序花费的时间往往比诉讼时间短，而且成本很低，当事人很乐意选择复议来解决争议。我国也应该加强行政复议的作用，提升行政复议的专业性和公正性。我们可以采取美国设立相对独立的复议委员会的经验，赋予成员更多的独立裁决权，在程序上建立复议听证制度、当事人辩论制度和告知权利制度(董保华，2005)。另一方面，对现行劳动争议仲裁程序进行必要的改造，把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改为劳动和社会保障仲裁委员会，在委员会成员的组成上，除了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行政人员以外，要吸纳具有专业知识的工伤鉴定、医疗鉴定等方面的专家，使裁决更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在裁判的范围上，可以把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和经办机构与保障主体间的有关保障资格、待遇发放等争议以及公民与用人单位和国家间有关社会保险费的征缴方面的争议纳入仲裁的范围。同
时要完善相应的仲裁规则，真正发挥仲裁在保障公民权益方面低成本和高效的优势。加强行政复议程序和完善劳动仲裁制度只是在现有法律环境下务实可行的选择，当条件成熟时，我国应该根据社会保障实体法制定独立的社会保障程序法，规定具体的救济原则、资格、受案范围和审理程序等。
(二)建立专门的社会保障法庭。社会保障权因为具有社会权的属性，有关社会保障权的争议案件不同于传统的民事程序和行政程序，具有专业性和特殊性。所以有些国家建立了专门的社会法院和社会保障法庭。比如：德国法院分为普通法院、劳动法院、财税法院、行政法院、社会法院五大法院体系。其中行政法院受理以行政机关为被告的社会福利和救济方面的案件。根据《社会法院法》规定，社会法院是从行政法院分离出来并且专门审理社会保障争议的特殊行政法院。社会法院共分为三级：基层社会法院、州和联邦社会法院。社会法院负责裁判社会保险、农民老年保障、子女津贴法、战争受害者供养等发生的公法争议(周贤奇，1998)英国法院包括社会保障产业法庭和劳工上诉法庭。产业法庭是处理个人权利争议的专业法庭，劳工上诉法庭由大法官指定的高等法院法官、上诉法院法官和女王指定的法官组成，只允许对产业法庭的判决因法律上而不是事实上的争议提起上诉，如果对劳工上诉法庭的判决不服，可以向上诉法院或上议院继续上诉，最终可上诉到欧洲法院(英，2001a)。法国的社会保障诉讼分为一般诉讼和特殊诉讼。一般诉讼范围主要包括分摊金的计算与征收的争议和给付的争议，社会保障事务法庭负责处理，对其判决不服的可上诉到社会上诉法院。特别诉讼主要包括医疗专家鉴定程序、无劳动能力的诉讼、确定劳动事故方面的分摊金的技术诉讼和技术监督诉讼(迪贝卢等，2002)。我国目前建立专门的社会保障法院不太现实，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在现有的法院审判体制内建立专门的社会保障法庭，在审判人员的组成上，要体现多元化和社会化的特点。在德国．德国社会法院审判庭成员可以由职业法官和非职业法官共同行使审判权。非职业法官实行聘任制，提名名单由工会、雇主协会、医疗保险机构医生联合会、残疾人保险协会等根据非职业法官所从事的审判业务领域来确定。非职业法官与职业法官具有相同的表决权、询问权和知情权等(英。2001b)。我国可以选择社会保障部门人员、工会人员、劳动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学者等参与争议案件的审理，以专家参审制取代人民陪审员制度，发挥他们专业知识和特长，充分保障公民社会保障权的实现。
篇5
1.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
一个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能够为一个组织的建设发展提供正确的活动方向和指南，也能够提供权威的、必要的政策性保护。但目前针对公民组织的法律法规，只有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等，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法律效应的关于公民组织的法律尚没有产生。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公民组织在组织构建、具体运营等环节没有比较权威的法律作为指导和依托，在遇到相互冲突的时刻无法有效的向相关法律寻求帮助，更无法在实际开展活动中运用已有的法律来维护。
2.公民组织运行机制不完善
一个组织必须有独立、健全的运行机制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承担其社会责任，完成组织的预期目标。而就当前中国公民组织来看，如共青团、妇联等发展规模较大，影响较为广泛的组织团体通常是政府自上而下建立的社会团体。完整意义上的公民组织，尤其是草根组织，因其在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的限制往往依托于更为大型的公民组织。具体来说，当前中国公民组织的活动权力和范围一部分来自于政府职能的分化，一部分来自于社会公众的集体诉求，在与之相适应的一种由行政机制和自治机制双重调控的管理运行机制下，其运行资源同时依赖于体制内及体制外的双重来源，其运行资源的获得仍需通过官方和民间双重途径，其机制运行结果也必须满足来自于政府和社会的双重需求。因此可以说，当前中国的民间组织的运行机制还存在着很多的不完善。
3.缺乏专业的公民组织管理人才
很多公民组织都是在建立者个人的兴趣、公共服务理念、社会责任感等主观意识催动下而成立并发展起来的，其不稳定性不言而喻。另外，组织者或建立者往往是某一领域的优秀人才，但缺乏管理经验。其成员很多本身对于其所从事的工作的专业知识和技巧又比较的薄弱，没有专业的方法和理论来引导和支撑起项目的开展，同时，由于资金的紧张，也无法聘请专业的人才来有效的开展活动。在具体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即使有数量，却难以保证质量和效果。无法真正达到原有公共服务的目标。
4.公民组织间缺乏沟通和合作
目前，中国公民组织的发展基本上处于“政府统一行政管理，组织自身独立发展”的模式。换言之，现有的大部分公民组织都是处于相互之间封闭的状态，自我组织，自我筹措资金，自我对外宣传，甚至是自我开展公共务，而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广泛的沟通和合作，也就造成了缺乏强有力的统一管理，信息沟通不畅，而致使很多工作得不到有效的开展，资源得不到有效的调配的情况。
二、公民组织的发展对策：培植参与型公民组织
1.国家提供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
具体来说，需要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来规范引导保障公民组织的成立、募捐、活动、公共事务参与、财务审计、透明度、资金使用等过程。这个法律应该遵守的基本思想是：登记简单化，募捐规范化，活动与组织成立初衷相关化、公共事务参与在公益范围内自由自主化、财务审计严格化、人员招聘专业并公开化、资金使用公开公益化等原则。这个法律应该让公民组织可以在自由的法律及社会环境下运行，保证公民组织在非营利领域的活动形式自由，保障公民组织在以法律为武器维护社会管理秩序时的法人身份，保护公民组织在法律范围下的正常活动不受公权力的干扰，保障捐赠人的合法权利。
2.扩大公民组织发展空间，增强参与能力
在协同参与模型中，公民组织被赋予了极大的发展空间，不仅简化了登记注册的程序，还在法律上为公民组织开展符合自身组织价值观的活动提供了保障。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系列机制和角色的设计，让公民组织可以真正的有机会参与到社会管理中去，在参与社会管理过程中，可以不断的宣传自己的价值观，争取更多民众的认同。通过这种认同感的激发，吸引优秀的人才到本组织，提高了组织整体的管理水平和专业素质；招募更多的志愿者，参与更大规模的社会事务管理；吸引更多募捐资金，保证组织的独立性，维持组织的持续运转；不断参与与组织宗旨相吻合的社会事务，在成为行业专家的同时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更好地实现组织价值观。
3.提升社会资源利用效率，缓解社会压力
在公民组织参与社会事务后，公民组织有一个快速发展过程，组织的膨胀带来的是就业的机会，这位缓解就业压力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政府本身具有低效率性，当公民组织对其形成冲击后，其本身会提高必要领域的行政效率，而将可以让渡出的社会事务交由效率更高的市场或公民组织进行管理，从而提升社会管理的整体水平，节约社会资源，让空闲的资源分配到更合理的地方。同时，偶用公民组织的非营利性和公益性，社会底层得到关注，贫富差距逐渐缩小，整个社会群体的关爱指数上升，从而促进了社会稳定。
三、结语
篇6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立法；法律规制
1 企业社会责任概述
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除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之外，所承担的维护国家、社会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责任。主要包括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对劳动者权益的维护、对资源环境的维护和治理以及促进社会福利事业和公共事业的顺利实施等责任。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是经济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因子，决定了企业并不是孤立生存和发展的个体，而是与周围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紧密联系的有机体，因此在整个经济活动运作的环节中都需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企业作为市场经济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强化社会责任的履行，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有着重要意义。
2 企业应履行的社会责任
企业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不仅能够维护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良好运行，同时也会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使企业走向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履行社会责任可以帮助企业树立形象，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增强知名度，从而带来强大的竞争力。因此，充分考虑企业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和承担能力的前提下，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包括：保证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为广大的消费者提供能够放心使用的合格产品，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使其得到应有的福利，促进社会的稳定；积极参加社会公益事业，关爱弱势群体，支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企业自身形象，维护市场的良性竞争和健康运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在国际市场建立中国企业的良好形象，提高国际竞争力；保护环境，节约资源，贯彻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等。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市场和技术给予了企业更多的机遇和挑战，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是企业应该为社会完成的职责，也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有力武器。
3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现状
由于许多企业在经济活动中为最求利益最大化，只注重眼前的经济利益，导致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现状缺失，主要表现为：假冒产品充斥市场，劣质产品造成消费者财产和人身权利受损的事件频繁发生；只顾短期利益，消费者得不到应有的售后服务和产品保障；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影响周围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事业的进行等。
基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现状，我们应该认清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正视企业社会责任严重缺失的事实，加大力度改变这一情况。
4 企业社会责任立法现状
由于企业的最大目标是实现利益最大化，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不能使企业立刻得到物质上的回报，甚至存在短期内与企业最求营利的目标相矛盾的表象，使得企业很难积极主动的履行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需要从法律层面上加以规制。
我国《公司法》第五条中设有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的规定，但只是一带而过，过于抽象的概念原则，很难被实际应用，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在《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等单行法中，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法律条文都零散而模糊，尚未形成系统的企业社会责任法律体系，并且缺乏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激励机制。公司法中所规定的企业社会责任属于法律责任，可以依靠法律的强制力强制履行，而一些道德层面上的社会责任，例如积极参加公益事业、在国际市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等，只能寄望企业自愿的履行，这就需要政策和法律通过激励来改善。
5 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
5.1 完善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责任体系。《公司法》中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规定，仅仅是企业的法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将《公司法》第五条的规定发展为具体的、详细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条款，并通过与其他部门法相结合，使其在社会实践中得以落实，具有实践价值和效率性，是目前企业社会责任立法要解决的首要问题。首先要对现行法律体系中与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规制问题有关的条文进行归纳、总结和梳理，以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目的为指导，从立法、司法、执法等多个层面建立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行机制和监督机制，将散见与个法律法规中的企业社会责任相关规则，应用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理论重新整合，从不同的视角全方位的建立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法律机制。
5.2 建立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激励机制。企业社会责任中法律责任的部分可以利用强制力保证实施，而针对道德责任的部分，则需要采取政府引导、法律保障、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与企业自身规范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地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和鼓励企业自觉自愿的履行道德层面的社会责任。例如从市场准入、财政税收、市场管理、科技引导等方面，对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实行产业政策优惠等。
5.3 建立企业社会责任监督机制。鼓励企业建立和完善企业文化，将企业社会责任渗透到企业文化中，使企业在经济活动中不断完善治理结构，实现内部自觉的监督。同时依靠国家政策，强化政府各职能部门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监督，对监管不力的政府机构，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建立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公开监督制度，依靠社会和舆论监督。
参考文献：
[1]王卫国，李东方.经济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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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牢固树立司法为民观念。
组织干警认真学习本院党委及上级领导下发的各项学习文件，自觉从维护社会稳定大局，践行司法为民宗旨的政治高度出发，提高对加强民事诉讼调解工作重要性和调解功能的认识。一定要清楚认识到，加强民事诉讼调解，一是可以减少诉讼程序的对抗性，有利于在解决民事纠纷时维护双方当事人的长远利益和友好关系；二是可以最大限度地优化纠纷解决程序的效益，快速、简便、经济地解决纠纷，缓解当事人的讼累，降低诉讼成本，达到办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三是有利于当事人充分行使处分权，发挥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作用，实现当事人主义的私法功能；四是调解协议以合意为基础，更易为当事人实际履行，可避免执行中的困难，实现调解与执行的有机统一；五是在实体法律规范不健全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通过调解中的协商和妥协，以探索双赢的审理结果。
2、坚持自愿、合法原则，规范民事调解工作。
要正确理解和严格执行民事诉讼法，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坚持自愿、合法的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注意防止把调解作为偏袒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损害另一方当事人利益的手段，防止片面、机械的理解和执行调解制度，把调解工作简单化。坚决杜绝违法调解、强行调解等损害当事人利益的情况，确保司法公正。
3、将调解贯穿于审判全过程和各个不同的诉讼阶段。
在民事审判中，经办人注意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把调解工作贯穿于整个审理程序，充分把握调解时机，适时灵活运用调解方式，促进了调解率的提高。如：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双方争议不大的案件，收案后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即以打电话等简便灵活的方法通知当事人到庭，在双方当事人同意且被告自愿放弃答辩期的前提下进行调解；在被告向法院送达答辩状时，根据原告的事实及被告的答辩意见，给被告做调解工作；如被告同意，便及时通知原告立即到庭进行调解等。
4、突出重点，加强对六类案件的调解工作。
认真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对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劳务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合伙协议纠纷、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等六类民事案件，注意在开庭审理时认真做好先行调解工作，这将取得明显的效果。
5、找准个案特点，弄清争议背后的核心原因。
在调解过程中，注意选准调解的突破口，采取面对面与背靠背相结合的方式，找出双方争议的焦点，因案制宜，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开展调解，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6、加强业务学习，努力提高法官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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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延边州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现状的调查分析，提出了创新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应用型专业化”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建立现代培训管理模式和优化社会体育指导员结构等发展对策，以期为延边州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的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提供参考。
关键词：
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管理；延边州
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是我国社会体育专业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群众体育工作人员的主体，是社会体育活动的直接组织者、管理者和指导者，是实现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不可或缺的重要体育人力资源。本文通过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现状的调查，旨在找出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为延边州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的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提供参考。
一、延边州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现状
1.社会体育指导员一般情况
（1）民族结构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我国朝鲜族最大的聚居地区，朝鲜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6.8%。调查结果显示，培养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中汉族占69%，朝鲜族占24%，其他民族占7%，朝鲜族社会体育指导员比例较少，社会体育指导员民族结构不合理，这已成为影响朝鲜族群众参与体育健身的重要阻碍因素。
（2）性别结构
培养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中男性占35%、女性占65%，男女比例约为1：2，女性所占比例较高。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培养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来自街道社区比重较大，占44.49%，而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又以女性居多；二是在延边州各晨晚练点参与体育健身的女性比男性多。为了带动男性群体参与体育健身，促进延边州社会体育的协调发展，今后要增加男性指导员的培养比例，吸引更多的男同胞加入到全民健身的队伍中来。
（3）年龄结构
社会体育指导员实践证明，合理的年龄结构可以发挥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整体水平的最大效能。通过调查统计，培养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中年龄最大的71岁，最小的20岁，平均年龄为43.8岁，中青年社会体育指导员占绝大多数，老中青年龄结构搭配合理。青年人热情奔放、富有活力，但持久性差；老年人执着认真、持之以恒，但固执保守，不易接受新知识；中年人兼有青年人和老年人的优点，这有利于我州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进一步优化，可以发展成为延边州较为稳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骨干队伍。
（4）学历结构
学历从客观上反映了一个人占有知识的总量，代表个体受教育的程度。延边州培养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以高中学历为主，占48.4%，本科占15.8%，专科占20%，初中及以下占15.8%。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整体文化程度低、体育专业人员少，势必会影响我州全民健身活动的组织开展和科学健身的指导与服务质量。
（5）职业结构
从职业分布情况来看，延边州社会体育指导员主要集中在街道社区和乡镇文化站的工作人员，占55.1%，他们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是街道社区和乡镇文化站开展群众体育工作的重要人力资源，是群众体育工作的生力军。但指导员过于集中在街道社区和乡镇文化站人员，不利于企事业单位等其它群体开展群众体育活动。特别应引起注意的是，在农村一线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很少，这对我州农村群体活动的开展极为不利，希望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2.开展社会体育指导工作情况
社会体育指导员主要分为组织管理型和技能指导型。调查结果显示,培养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中组织管理型的占72.4%，技能指导型的占27.6%。组织管理型所占比例太大，且她们大多数人的运动技能还“不过关”，以她们的运动技能还不能够吸引身边的群众投入到群众健身中来。指导的项目主要集中在太极类、健身舞、秧歌舞等操舞类项目。
3.培训师资队伍结构
延边州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工作主要由延边体育运动学校培训课负责。培养社会体育指导员师资队伍是关键，为了保证培养质量，学校选聘具有丰富社会体育专业理论和运动技能的延边体育运动学校和延边大学体育学院教师以及各体育协会骨干组成师资队伍。
（1）师资队伍年龄结构
延边州社会体育指导员师资队伍以中青年教师为主，老中青结合，年龄结构比较合理。
（2）师资队伍学历结构
学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师资队伍的基本理论和技能水平。延边州社会体育指导员师资队伍以研究生学历为主，本科学历为辅，学历层次高，学历梯队结构比较合理。
（3）师资队伍职称和等级结构
延边州社会体育指导员师资队伍以高级讲师和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为主，讲师和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为辅。但缺乏来自于晨晚练点、具有指导工作实践经验、对群众体育感性认识丰富的师资。从整体来看，虽然师资队伍的年龄、学历、职称和指导员等级结构比较科学、合理，但师资队伍来源单一，没有充分利用、整合体育协会和晨晚练点的人才资源；师资队伍的聘用没有进行公开的选聘，这些都将制约师资队伍的优化组合。
4.培训内容与考核
（1）培训内容
延边州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课程设置主要以理论教学为主，占69.2%，运动技能学习和技能实践各占15.4%。近年来，虽然培训增加了运动技能学习和技能实践的课时量，提高了学员对体育健身的感性认识，但还远远不够，指导员的运动技能实践应用能力还比较低，难以胜任群众对指导员运动技能指导的要求。
（2）培训考核
培训采用同批同时闭卷考试方式进行考核，并严格出勤签到制，对缺课超过培训课时10％的学员不予颁发社会体育指导员等级证书。通过访谈，绝大多数的学员对闭卷考试持反对意见，认为闭卷考试意义不大，流于形式。因此，培训考核应以考察理论应用、运动技能传授等综合实际应用能力为主。
二、社会体育指导员发展对策
1.创新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才培养模式
建立科学、规范、系统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才培养模式，是做好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工作的前提。因此，必须创新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以健身理论为基础、健身应用为导向、运动技能“专业化”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模式。
2.构建“应用型专业化”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现有的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内容单调、培训方式呆板，培训内容除教材规定的内容外，自主创新的内容太少，培训时间规定得过死。培训应根据延边州的实际，构建理论教学、运动技能和实践教学并重的三大课程体系。
3.建立现代培养管理模式
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才培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精心策划和组织。因此，要树立“全员参与人才培养，人人关心学员成长”的管理理念。“应用型专业化”人才培养管理模式的具体做法是：组建由延边大学体育学院、吉林体育学院和体育协会专家、学者组成的培养专家咨询委员会；组建由延边州体育局、县市文体局官员和健身场馆、晨晚练点负责人组成的培训教学督导委员会，以保证“应用型专业化”人才培养模式的落到。
4.优化社会体育指导员结构
充分整合、利用吉林省体育院校、体育协会的师资队伍，聚多方资源和力量培养“应用型专业化”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才；在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结构上，特别是民族结构、性别结构和城乡比例上要均衡、全面、协调，为延边州的全民健身活动深入开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作者：杨帆 武传澍 单位：延边体育运动学校
参考文献：
[1]舒为平.我国社会体育专业建设与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4,(1)．
[2]孙天明.江苏省社会体育指导员现状与对策研究[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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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相对年轻的经济法而言,合理确定经济法的法律本位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经过学界的不断探索与努力,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观念得以逐步确立,并日益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所谓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简而言之,就是指经济法要以维护社会利益为己任。经济法社会本位观念的确立,有助于其与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的民法、以国家利益为本位的行政法区别开来。但是经济法社会本位观念的确立也并非十全十美,因为社会具有高度抽象性,“也许是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的东西”;同时,经济法的社会本位也易混淆经济法和社会法之间的界限,可能会使经济法再次坠入与社会法进行长期争论的泥淖之中。因而有的学者进一步提出,应该将社会公共利益确立为经济法的本位[3](P107-119)。笔者也赞同将社会公共利益确立为经济法本位的观点,因为这不仅有利于理清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以及社会法等其他相关部门法之间的界限,而且符合经济法的根本性质。经济法社会公共利益本位观念的确立不是主观臆造,而是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的,是为经济法的客观发展史所证明的。
二、“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社会公共利益本位确立的依据
通过对经济法发展史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从“重商主义理论”、“重农学派”、“历史学派”、“凯恩斯主义”、“供应学派”再到“新制度学派”,从“战争统制经济法”到“危机管制经济法”,通篇经济法的发展史都是国家与市场互动互抑的关系史,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法关注的焦点问题[4](P23-27)。
(一)市场失灵: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悖离
所谓市场失灵,是相对于完美的市场机制理论而言的,一般认为,是指市场发挥作用的条件不具备或者不完全而造成的市场机制不能自我调节的情形,是指由于一定的因素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呈现低效率运行的一种非理想状态[5](P70)。市场失灵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市场的外部性问题。
斯蒂格里茨认为,外部性是指“个人或厂商没有承担其行为的全部成本或没有享有全部利益时所出现的一种现象”。外部性的实质在于:一个当事人对其他当事人的福利产生影响且这种影响并没有从市场交易中反映出来[6](P73)。外部性可分为积极的外部性(外部经济、外部正效应)和消极的外部性(外部不经济、外部负效应)。前者是指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是指有利于他人的行为,如发明创造、植树造林等;后者则是指私人收益大于社会收益,是指有损于他人利益的行为,最明显的是环境污染问题和使自然资源损失过快的问题。外部正效应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彰示和维护,外部负效应则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贬抑和损害。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市场主体的趋利性,市场主体只关注其自身利益,而通常不会顾及给其它主体、给社会造成损害。因而,在单纯市场机制下,损人利己、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情常有发生,外部负效应是经济运行中的常态。二是公共产品供应的问题。所谓公共产品,是指不把任何人排斥在享受之外的产品,或者是指那些在消费中不具有排他性的物品。公共产品具有两个特征:一是非竞争性,即可以为每个人消费,任何人对这些物品的消费都不会减少其他人所能得到的消费水平,如社会治安、道路等;二是非排他性,即不可能排除那些没有支付价格的人,一些人不付费也可消费,如国防、防洪工程[7](P47-68)。在市场机制下,市场主体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都希望有别人来提供公共产品而自己免费使用,公共产品的非排除性为“搭便车”的行为提供了可能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市场失灵实际上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悖离。这种悖离可能表现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漠视,可能表现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消极损害,也可能表现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直接侵害。克服市场失灵实质上就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重新彰示,我们要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必然要依据社会公共利益原则。
(二)社会公共利益原则:克服“政府失灵”的法宝
如何纠正市场带来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如何克服市场失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国家介入市场是解决市场失灵的最佳途径。国家具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力,只有国家才有能力改变因市场失灵而带来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同时,经济管理是国家的重要职能,因而介入市场、管理经济是国家的应有职责。
国家管理经济,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协调、调节和管理主要是通过政府进行的。“纠正社会和经济的弊病是政府的职责”。传统的政府干预经济理论中存在着一种观点认为,市场不能做或做不好的,政府就应去介入,并且政府的介入也一定能解决问题。这种理论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之上的,其假设主要包括:政府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政府所作的决策更周全、更明智;政府的运作效率是高效率低成本的,等等[8](P136-139)。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加之政府本身的行政偏好,政府在克服市场失灵的活动中也会出现失灵,而且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具有毁灭性。政府失灵不仅表现在政府部门普遍效率低下,从而阻碍政府在克服市场失灵活动中应有功能的发挥;还表现在政府干预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悖离。由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普遍存在,政府及其官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经济人”一旦具备条件,会最大限度地为自己谋取私利。要克服政府失灵,就必须在赋予政府干预市场权力的同时,对政府的行为加以约束。包括来自执政党的约束、来自社会舆论的约束、来自法律的约束、来自政府内部的约束等等,其中来自法律(经济法是最为恰当的法律形式)的约束是最为重要的。对政府进行约束最根本的原则就是社会公共利益原则,因为政府失灵实质上也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悖离,只有依照社会公共利益原则对政府介入市场的行为进行干预,才能保障政府行为的合理性。
以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为己任的经济法,如何去实现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目标?作为一种正确的思路,我们必须要确立经济法的社会公共利益本位。首先,这是经济法顺利实现克服市场失灵目标的必要条件。从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市场失灵实际上就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悖离,市场失灵的克服就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重新彰示,因而在克服市场失灵的过程中必须要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原则。而作为克服市场失灵之法的经济法,当然要确立社会公共利益的本位。其次,这有利于经济法实现有效克服政府失灵的目标。政府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执行者,本身也存在着失灵现象,这种政府失灵同样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悖离。因而,克服政府失灵就需要以社会公共利益原则去规范政府的行为,将社会公共利益原则作为评判政府行为是否适当的标准。
另外,将社会公共利益本位确立为经济法的法律本位,突出经济法的社会公共利益优先性,不仅可以形成经济法区别于民法和其他部门法的特质,而且可以使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处于同等地位,进而实现两种利益在我国整体法律体系中的和谐与共容[9](P213)。
三、经济法社会公共利益本位的实现
将社会公共利益确立为经济法的法律本位,就是要保证经济法的立法、执法和司法要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从而有效克服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将社会公共利益原则贯彻到具体的经济立法、经济执法和经济司法的过程,就可以称之为经济法社会公共利益本位的实现。
(一)社会公共利益本位实现的先决条件
1.社会公共利益内容的确定
社会公共利益是人类群体生活所追求的一个主要目标,如何给其下一个规范性的定义,是我们在研究社会公共利益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而对于将社会公共利益确立为法律本位的经济法而言,尤为迫切。马克思认为,“利益是社会化的需要,是人们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需要”[10](P376)。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经济法研究下的社会公共利益是指社会公众通过国家介入市场的经济关系所表现出来的需要。联系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国情,笔者认为经济法研究视野下的社会公共利益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①经济秩序。经济秩序是社会公共经济利益的基本内容,是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基本的要求,因而是经济法社会公共利益本位的最重要内容;②宏观调控。作为国家从经济运行全局出发、运用各种手段对国民经济总体的供求关系进行的一种调节和控制,宏观调控不仅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体现,而且是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保障;③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使经济、社会、科技、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协调、持续不断的发展思路,是社会公共利益更高层次上的内容;④社会分配和社会保障。社会分配是指国民收入在全社会的分配,社会保障是以国民收入的分配方式对特定社会成员提供物质帮助,社会分配与社会保障构成了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的最后制度保障。
2.社会公共利益主体的确定
“利益主体是利益的首要基本要素,作为需要主体与需要对象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任何利益都是一定的需要主体与需要对象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利益是相对于一定的利益主体而言的,不属于任何主体或者没有主体的利益是不存在的”。并且“利益主体作为社会化了的需要主体,是多种多样的,在现实社会中,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某种群体或者组织(包括家庭、集体、民族、国家等)。”[11](P48-51)那么,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何在?在我们确立了经济法的社会公共利益本位之后,这是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正如上面我们对社会公共利益所作的定义那样,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是社会公众,并且只能是社会公众,而在我国则是指广大人民群众。
需要说明的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与其代表主体是两个不同概念。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是社会公众,但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主体却有很多。首先,国家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主体之一。作为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我国,国家当然是社会公众的代表主体,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国家的职责所在。其次,社会团体也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主体之一,在现实生活中,形形的社会团体在特定领域、特定地区发挥着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积极作用,如消费者协会等。再次,其他特定机构也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主体,如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英美自律监管体制下的证券监管机构,这些机构介于政府机构和社会团体之间,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主体的特点不仅在于其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在于社会公共利益的最终实现是通过其不同代表主体之间以及与其他主体博奕实现的。因为,在现实中,每个代表主体都很难保证独立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就国家而言,国家不仅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而且是国家利益的主体,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两个不同范畴,有时会发生冲突,有可能导致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就社会团体而言,在特定领域、特定区域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但其自身也有其狭隘的团体利益,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就很难保证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由此看来,只有通过社会公共利益的所有代表主体,并通过它们之间的博奕,才能真正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
(二)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
经济法社会公共利益本位的实现,就是要将社会公共利益原则贯彻到经济立法、经济执法和经济司法的具体活动中去,而其中最为主要的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指导去构建经济法律体系。将社会公共利益作为构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依据,将有助于解决经济法律体系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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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社会体育专业；医体结合；课程；开发；设置；研究
社会体育专业是目前我国高校在体育专业中常设专业之一。自1989年，成都体育学院最早进行“医体结合、体医渗透”的体育医学改革以来，目前的高校的社会体育专业中，“医体结合”课程逐渐成为现代高校社会体育专业普遍重视的课程。所谓医体结合课程，就是在社会体育专业中，设立的体育学和医学相结合的课程。这是现代体育专业培养全新人才的课程设置的需要。通过这一课程的设置，把体育运动与医疗保健相结合，主要探讨在群众性的社会体育活动中如何做好运动损伤的医疗康复和保养问题。对医体结合人才的培养，是国家对体育专业的毕业生提出的全新的要求。尤其是在全民健身运动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前提下，需要相关体育专业人士的参与和指导，培养医体结合专业的毕业生已经成为各高校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的共识。设置合理的医体结合课程，是发展现代社会体育学的必然要求。因此，探究在新时期，如何在高校社会体育专业开设“医体结合”课程，对“医体结合”课程进行创新和开发，是摆在每一所高校面前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学术界近些年对此提出了很多中肯的建议，为我国高校社会体育专业做好“医体结合”课程的设置与开发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但是，我国目前高校还是以竞技体育专业的毕业生培养为主，对社会体育专业的重视度不够，现有“医体结合”课程已经不能够适应高校社会体育发展的需要。如果这种现状不加以及时的改变，那么不利于高校社会体育专业长远的发展，也不利于全面健身国家战略的实现。
一、高等院校社会体育专业“医体结合”课程设置的状况
1989年，成都体育学院在自己的体育专业课程设置中，首次提出“医体结合”理念，并最早设置了医体结合课程。此后，这种课程逐渐为其他高校体育教学所采纳。目前，我国高校社会体育专业中， “医体结合”课程的设置已经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一些学校的社会体育专业的“医体结合”课程已经创出了自己的特色，如上海体育学院、山东体育学院依托自己学校特色，把“医体结合”课程的开发上升到校级层次，开发出了一些符合本校特色的“医体结合”课程。观察各个高校开始的“医体结合”课程，主要有人体解剖学、人体生理学、体育保健学、体育养生学、体育健身学、社会体育运动医疗护理学等。这些“医体结合”课程的设立，有效地实现了体育运动与医疗保健的结合，为社会体育专业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课程设置思路，也为国家开展全面健身运动培养了大量的体育应用型指导人才。总体上看，各个高等院校在社会体育专业设置的“医体结合”课程为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二、高等院校社会体育专业“医体结合”课程设置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医体结合”课程开发力度不够，创新速度慢
现有高校社会体育专业中的“医体结合”课程在开发中力度不够，集中表现在课程内容传统陈旧，缺乏必要的创新意识。以体育保健学为例，大多数学校只是探究如何做好体育运动中的防护和紧急运动损伤的维护问题，没有进行更深入体育学与医疗学结合的内容的阐述。简言之，就是现有医体结合课程大多是教授给学生是什么，但是很少引领学生探究原因。课程资源的不足，是造成课程开发力度不够的重要因素。同时，各个高校也没有结合本校特点，开发自己学校特色的医体结合的校本课程。总体上看，现有高校医体结合课程虽有变动，但是创新力度不大。在全民体育成为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现有社会体育专业“医体结合”课程设置与开发中的短板，在今天的弊端已经逐渐显现。它一定程度上已经滞后于国家全民体育战略的发展需要。
（二）“医体结合”课程缺乏必要专业人士的参与
医体结合课程的开发需要具有雄厚专业知识的人才的参与，现有高校片面重视竞技体育项目的做法，致使在社会体育人才的培养中出现明显滞后现象。在医体结合课程的研发中，人才的短缺更是突出的问题。很多高校的社会体育专业中“医体结合”课程的设置于开发由于缺乏专业人士的参与，还是沿用以往传统教材，传统的上课模式。各个高校不能及时高效地开发出适合自己学校社会体育专业发展的具有极强可操作性的医体结合的校本课程。一些高校也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进行了相关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但是总体上还是落后于现代高校社会体育专业“医体结合”课程的需要。总之，人力资源的短缺，是影响我国高校在社会体育专业进行“医体结合”课程开发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三）“医体结合”课程在实际的教学实践中，可操作性较差
正是由于上述医体结合课程开发创新的力度不够，相关人才的短缺等现实的问题，致使我国高校在社会体育专业的“医体结合”课程的教学实践中，总是出现可操作性差的问题，教学效果十分不理想。以山东体育学院的社会体育专业为例，虽然也开设了相关“医体结合”课程，但是内容的陈旧，教学手段的传统性，致使很多学生对这一课程不感兴趣。笔者曾将调查在这些课程中学生的参与学习情况，几乎90%以上的W生认为这些医体结合课程不适应现代高校体育发展的需要。受访的学生学习这些课程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相应的学分。也许在社会体育专业其他课程中同样存在上述问题，但应当没有在医体结合课程这么突出。一些体育专业的教师在谈到医体结合课程的时候，也是不明所以。很多师生对“医体结合”课程只是简单地理解为就是要学会在体育锻炼中如何做好自我防护，以及出现运动损伤后如何进行简单的自救等。
三、开发全新的社会体育专业“医体结合”课程的有效策略
（一）立足国家全民体育的战略背景，大胆进行“医体结合”课程开发与创新
2014年9月份，全面健身、全民体育已经被确定为国家战略，并要求在全社会大力推行。这就为我国高校社会体育专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高校在社会体育专业的建设中，要充分立足全民体育的国家战略，及时对以往社会体育专业的课程进行大力的改革。在“医体结合”课程中，也要结合这一时代背景，根据自己学校的特色，大胆地进行相关课程的研发。学校要创设条件，鼓励社会体育专业的教师进行“医体结合”课程的校本化研究。对待在医体结合校本课程研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进行大力的表彰，必要时可以给予其丰厚的物质奖励。学校体育院系也要从宏观上树立“医体结合”校本研发的理念，把这项工作放到体育院系发展的重点工作范畴之中。在具体的医体结合课程的开发与创新中，笔者建议可以借助于现代网络信息手段，及时了解国内外高校在医体结合课程中最新的做法，吸收他们有益的经验，进而形成自己学校的特色。
（二）大力引进和培养专业人才，为课程的开发提供强大的人力资源保障
高校要想做好体育专业“医体结合”课程的开发与创新工作，离不开大量高素质人才的参与。因此，高校要注重对相关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在人才引进上，要拓宽人才引入范围，不要单独看对方是否具备高学历，更要看其是否具备课程开发的能力。如果高校具备较强的实力，可以把人才的引进范围扩展到国外，吸引国外相关专业人士参与进高校社会体育专业“医体结合”课程的开发中来。在对高校现有专业人才的培养中，也不要忽视。通过选拔优秀的体育专业毕业生，并对其进行必要的培训，提高他们课程开发的理念和实践创新的能力。引进与培养相结合，就会在较短时期内为高校社会体育专业中的“医体结合”课程的开发打造一支优秀的团队。强大的人力资源的储备，是未来高校做好社会体育专业“医体结合”课程开发最大的助力。
（三）加强对“医体结合”课程的教学实践，提高教学实效
再好的“医体教学”课程，最终是为了能够服务于高校社会体育专业教学实践的需要。因此，实践环节是高校做好社会体育专业医体结合课程教学最终的目的和动力。通过教学实践，一是可以验证相关校本课程开发是否具备极强的可操作性，二是可以在实践中发现课程存在的问题，为下一步课程进一步的改革与创新提供现实数据的支持。要引领学生积极参与“医体结合”课程的教学活动，真正从内心认识到这一课程的重要性，转变那种只是片面的为了学分而学习的理念。
四、结语
高校社会体育专业在“医体结合”课程的设置与开发中，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了课程的改革和创新。高校要遵循国民体育的国家战略，积极从事社会体育专业的“医体结合”课程的开发工作，为国家社会体育事业的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的应用型体育人才。
【⒖嘉南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