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想的特点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治思想的特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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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90后 思想行为 思想政治教育 人文精神

2008年各高职院校迎来了第一批90后的大学生，笔者经过四年的分析与探索，总结出90后高职学生具有以下方面的个性特征。

一、高职学生思想及行为特征具有一定共性，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态度导致思维能力的局限性

90后的高职生，他们的认知通常是以自我为中心，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思维能力是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现象上，因此大多数学生比较自私，不会换位思考或是从不同角度考虑问题，从而不能较理性的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因此当事情所出现的结果不能如愿的时候学生常常是将问题归结到别的人或者别的原因上，而不能正确、客观的从自身去找问题的根源，导致归因错误，因此自我成长速度比较缓慢。

案例1：

在端午节放假前一天查课，某班以班长为首有近一半的学生未经请假擅自离校。当时辅导员就与班长联系，班长仍旧遮掩自己逃课的事实。事后辅导员对班长进行责罚，班长觉得事情不至如此，因此感到很受伤、很委屈。理由是：平常他从不违纪，而这一次纯属自己点子低。

案例分析：（1）学生没从自身找原因，因为他认为在大学逃课属普遍现象，自己偶尔为之不算为过，倒是辅导员过于较真；（2）身为班长责任意识不够强；（3）由于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态度学生根本没有意识到自身错误，所以当辅导员与之联系的时候，学生都没有做出补救行动。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高职生的处事能力比较灵活，有较强的变通能力。

2、原始的情感体验难以上升至高尚的道德情操

高职学生情感比较丰富，注重同学情谊，注重同辈感情的交流，以及懂得父母对自己无私的爱以及该以什么样的行动去回报父母的爱和付出。

案例2：2012年3月至4月间，在各班开展了以感恩为主题的班会。从各班的活动内容来看，学生谈得最多的就是能感受到父母的爱。本次活动辅导员是有意识让学生自主组织与开展，但是结果差强人意。因为学生对爱的感知与对爱的理解还比较局限，他们只感受到与之最为亲近的人或事上，而没有从这种本能的感受上升到一个更高的体验境界，从而构造出一个家、集体、国家、人类的理想世界。

3、目标不明导致意志力不够坚定

通过调查，95%以上的高职学生对于读高职就是为了就业这个目标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对于将来如何就业以及从事什么工作这个具体目标80%学生是不够清晰的。

案例3：学生敏，在大一上学期表现积极，在第一届班委选举中，她表现积极，成功当选为组织委员。在该学期，学生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在工作中都是积极主动的。可是到了大一下学期开学的时候，学生竟然提出辞职。在做学生思想工作时，学生起初说之所以辞职是因自己能力不及，但通过深入了解后，学生才道出是自己比较迷茫。她说，大一之所以那么积极主要是学姐告诉她在大学要这么去做，其实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后来她发现大多数同学过得很轻松时，她心理很不平衡，所以提出辞职。

案例分析：在进大学之前大多数学生都是怀揣着一个不属于自己的愿望，因此当真实的大学生活、学习与自己想象大相径庭的时候，他们就会陷入迷茫中。人一旦没有目标，做任何事情就没有动力，而敏在我们的学生中不是一个个例。

4、基于以上因素的形成及影响，再综合高职学生面对在校期间的主要任务所持有的行动能力进行分析，90后高职生在个各方面的能力呈现出以下特征：

（1）学习能力：高职生的学习能力仍旧停留在高中时期的应试学习，而主动学习、自学能力不够强。只学习学校所开设的相关课程，而相关学科知识结构比较简单，因此大多数学生根本没有形成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而对于社会、人文等等能够提升自身综合素养的知识，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不够。

（2）专业能力：80%的学生对于自身所学专业比较感兴趣，但是由于后期学习的枯燥性及不能及时与实践相结合，所以专业能力只能是懂皮毛。

（3）责任能力：责任意识不够强，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差。对于学生身份的认同感不够强烈。当自身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学生的选择是有利于自己的。高职学生的思想境界不够高，缺乏奉献精神。对于我们大力提倡的核心价值观他们具有一定的批判精神。

（4）行为能力和实践能力：高职生的行为能力不够强，他们一般是想得多，做得少。作为高职生他们知道就业是摆在他们面前的首要问题和任务，关于就业问题他们也考虑得比较多，但是如何将就业问题解决好，怎么去解决，借鉴什么方法等等，他们则缺乏行动力。但对于培养实践动手能力，他们却能做到积极主动，通过调查有80%以上的高职学生在大学期间从事过兼职。这对于他们尽早了解社会、适应社会有很大的帮助与提高。

（5）性格态度：

由于高职学生的认知大多数情况下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此决定了他们的性格态度是，对于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他们表现出积极的态度，相反则表现出消极甚至是对抗的态度。

二、90后高职学生思想及个性形成的主要原因

1、社会原因

社会舆论导向、以及互联网极大开放，各种思潮，各种亚文化的泛乱，势必使正值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发展成熟期的青年学生在这个集大成的社会环境下受到冲击和影响。尤其对事件的负面言论，往往会将这些错误观点作为主流思想接纳，这就给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2、家庭原因

90后的高职生几乎都是独生子女，就算家庭经济不够宽裕的家庭，但是大多数父母在经济上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满足孩子的需要，家长的要求就是孩子能用心的读书，对于其它事情则不让孩子操心，因此导致学生从小就有一个错觉，就是除了读书，他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因此大多数学生还没有建立起深切的家庭、社会责任以及道德意识。

3、学校原因

学校教育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从教学计划、任务乃至大纲、教学目的出发，因此很难做到完全适应与满足学生的个性及心理发展需求。教育与受教育之间出现失衡状态因此导致学生对学校的不信任及不满。

4、学生自身的原因

由于社会、家庭以及学校多年的模塑使得90后的高职学生养成一种不太独立的个性，自身欠缺开拓以及自我实现的愿望比较小，因此学生对自身的要求也不是很高。

三、针对90后高职生所表现出的思想及行为特征思考思政教育的有效途径

（一）以大学人文精神濡养学生的性情

大学的人文精神应该是以人为本的，它所包涵的意义深远，真诚、尊重、理解、包容、笃学。在这种精神的潜移默化下，学生的性格、习惯、能力将会得到逐步升华。因此全院的教职员工要从自身做起，努力营造平等、民主、积极、进取的氛围，让我们广大学生置身其中耳濡目染，自发形成校园文化育人、校园环境影响人的良好局面。

而作为一名从事学生工作的辅导员更应该在这种精神指导下如实做到以下几点：

1、辅导员主动、真诚与每一个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一次谈心，让自己成为学生大学里第一个领路人。

谈心的内容可以围绕对大学的期待、高中生活的分享和新环境的困扰展开，这样不仅可以及时了解到学生的需求，还能了解到学生的生活学习背景，对一些心理问题有预警性。

在谈心方式上可以集体与个体相结合。集体谈心以宿舍或班级为单位，这样不仅能让学生彼此之间迅速熟悉起来，还为班级建设和宿舍文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个体谈心主要针对有特殊表现的学生，如有明显自卑感或在组织活动中表现积极的学生，对于前者以鼓励为主，并且获得其信任，建立沟通途径，对于后者则注重引导，为培养学生干部做准备。

2、辅导员的工作事务繁杂，而且往往都是各项工作交织在一起，因此我们要学会梳理，可以通过流程编写规范管理工作，让辅导员工作更加有条理，还能够让学生清楚了解学生管理工作，实行“开放式”管理。这样，不仅让学生得到了获取知情权的满足，还能获得学生更多的信任。

3、及时了解社会动态，提高敏感度

在互联网极大开放的时代，言论自由，因此各种非主流文化甚至不良思想会影响到正值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发展成熟的学生。因此辅导员要及时了解社会动态，提高敏感度，把握方向，及时引导年轻学生从大局、正面去看待各种舆论事件，从而影响学生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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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想政治课教学“生活化”的内涵

在现代教育视野中，教学一般是指教师和学生以课堂为主渠道进行交往的过程，是人类特有的人才培养活动。通过这种活动，教师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引导、帮助、促进学生积极自觉地学习科学文化基础知识，掌握基本技能，全面提高素质。而生活，一般指的是生物为生存、发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对人而言，它包括满足基本生理需要的物质生活和具有更高价值意义的精神生活。作为有意识的独特存在体的人，更多追求和享受的是具有丰富内涵的精神生活。至于“化”，本义为转变，可引申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基于此，所谓思想政治课教学“生活化”应指政治教师充分挖掘政治学科知识的生活内涵，捕捉生活中的政治学科知识，从学生的生活世界出发，联系贴近学生的现实生活，引导学生寻找可能生活，不断改善生存状态，提升生活质量的教学状态。

思想政治课教学“生活化”的基本思想是以生活为中心，将抽象的形式化的教学建立在学生丰富而生动的生活背景之上，引导学生通过多种学习方式理解基本原理，通过系统掌握知识体系、思维方法以及做人的道理，培养学生学以致用、创造性地解决生活中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是一个动态的育人过程，借助这个过程，师生在生动的政治课教学活动中感知多彩生活，丰富情感体验，锻造多样技能，最大化育人效果。

二、思想政治课教学“生活化”的特点

1　立足现实生活：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源泉和载体，鲜活的现实生活是思想政治课的生命之源、生存之本和发展之基。一方面，现实生活是思想政治课的“活教材”。赋予课程时代内容。思想政治课程的理论体系只有融入广泛嬗变的现实生活中才能有血有肉、有气有力，才能充分展示其生命力和学科价值。另一方面。现实生活是学生接受教育的最好的“催化剂”，也是学生改善生活、走向未来生活的基础。只有做到日常生活课堂化、现实生活学生化，思想政治课才能引起学生学习和接纳知识的积极性、自主性，才能实现新课程的价值目标。

2　着眼可能生活：思想政治课教学的目的和归宿。脱离学生的现实生活的“理想化”极端以及简单沉溺于学生的现实生活的“庸俗化”极端都是当前思想政治课教学应该力避的错误倾向。“教学生活化”的最终目的是引导学生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感知和体验来发展其在未来生活中的能力，培养其改造现实生活、适应未来生活的正确价值观。因此，教学生活化必定要在学生的现实生活中树立起一个价值标杆，即对学生的现实生活进行提炼和超越，使学生为了未来的理想生活做好准备。

3　凸显学生主体：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模式和手段。从众多关于教学“生活化”的研究与实践中看出，“主体间性”应当成为现代教学的思维模式，“教师中心”难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学生的主体性应在教学中得以凸显。因此，教学“生活化”应始终坚持“双主体观”，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同样作为教学的主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提高。教学中，教师要树立正确的主体意识，以生为本，勇敢“退出去”，适时“站进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其在民主平等开放的双主体互动中学会生存、学会做人。

三、思想政治课“生活化”课程资源的开发

1　本本相接，构建“双轨制”教材体系。新课标提出，教材的编写要“从学生的兴趣、能力和需要出发，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遵循学生的生理、心理及认知发展规律”，“既要贴近学生生活，又要反映当代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的新成果；既要有利于教师进行创造性教学，又要有利于促进学生发挥各自的潜能”，“适应不同层次和类型学生的发展需求”，“倡导联系生活实际、活泼生动的呈现方式”。这些要求决定了思想政治新课程在教材体系的建设上要将学科的理论知识与学生的生活世界有机融合，在体现出学科独立的理论体系基础上建立一套科学的应变机制，即建立包含学科知识精髓的“硬教材”和反映时代变化、从生活中精选的热点问题的“软教材”共行的“双轨制”教材体系。

选择思想政治课教学大纲要求中最基础的内容，或者说经典性的内容，形成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常规教材、基本教材，不妨称为“硬教材”。其内容包括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法律规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常识等。这一教材的内容一经确定，可在相对长的时间内保持不变。与此相适应，选择新课标要求中与现实生活最为接近的部分，如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完善的现实方针、政策等内容，加上时事政治内容等，形成活页式的思想政治课的补充教材、现实教材，称为“软教材”。“软教材”可根据情况变化，反映最新理论和政策要求及国内外大事，每学期或每学年变换一次。

建立这种“双轨制”教材体系应把握和处理好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要保持基本常识、核心价值观的稳定性，确立相对稳定的价值参照系，从而提高课程的信度和效度，确立学生坚定的政治道德信念和稳固积极的人生价值体系。二是要根据社会及政治、经济变革的新情况和新精神，让学生了解社会变革的“窗外事”，避免成为象牙塔中的“隐士”，从而促进学生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大业。“双轨制”的优势在于，一是使思想政治课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最新发展结合起来，体现思想政治课的现实性和时代性特点；二是使学生对时事政治的关心及学习常规化和制度化，力避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现象。

2　多管齐下，采掘丰富的课程资源。思想政治课教学要适应不同学生的学习需要，就需要丰富的多层次的课程资源。新课标在“教学建议”部分专门对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出了建议。但从目前来看，不少教师对于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尚未形成清楚的认识，开发和利用的能力也较欠缺。实现思想政治课教学生活化迫切需要教师课程资源观的彻底转变。

一是广辟路径，牢固树立“教师是最重要的资源，但

不是唯一资源”的理念，把学科、学生、学校、社会等作为政治课课程资源开发的基本途径和来源，广泛搜集生活化的课程资料。教学资源的开发、选择和利用是一项复杂的思维创造活动，一方面，教师应该富有想象地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各类人士，他们能使学生感兴趣，有助于学生学习，他们可以解答学生关心的问题，可以请他们给学生现身说法。另一方面，也可以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物，如书报、杂志、广播、影视、互联网、各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社会调查等学习资源。此外，围绕教学目标，依据教育需要、学生特点和教学原则，筛选可利用的课程资源，建立相应的课程资源筛选机制；共同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建立资源共享机制；利用网络资源，整合网络信息，构建网络课程等等也显得十分必要。

二是因时因地，善于捕捉课堂教学中“生成性”的教学资源。所谓生成性教学资源，不是教师预先准备好的静态的备用资源，而是通过课堂教学中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学生与文本对话等活动在课堂上即时产生，有时甚至是在教师预想之外动态生成的教学资源。这种教学资源是学生真实体验的一种反映，是一种转瞬即逝的非常宝贵的教学资源。教师首先要构建互动平台促进课堂生成性资源生成，做到适时而启、适时而发、适时而导；其次要敏锐捕捉，防止生成性资源的流失，在捕捉这些生成性资源时应懂得取舍，用教育机智捕捉它，用教学水平和教学艺术来整合它；最后要注重对课堂生成性资源的引导与升华，对于生成性资源中富有个性与特色的部分应立足课堂，引导学生从本地实际、本人生活出发，突出本地、本校的人文资源优势，把地区区域的人文与社会资源价值上升为整个课改所需的人文与社会学习领域的特有价值。从利用课堂生成性资源来教学生，上升为利用课堂生成性资源来发展学生。只有这样因时、因地开发课程资源，才能有效彰显思想政治课堂的个性化，丰富和拓展学生的视野，有助于学生终身发展。

效率就是生命。对思想政治课教学有效性的追问，促成了相对于“科学世界”的“生活世界”这一话语向思想政治课堂的快速渗透与融合。审视当前的思想政治课教学，理应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课教学过程，教师和学生都并不“幸福”。因此，关注思想政治课的教学生活化问题，这不仅是理论上的合理探求，更是实践的客观需要。思想政治课与生活世界的进一步契合，“生活大课堂，课堂小生活”理念的进一步落实，生活化课程资源的广泛开发和有效利用，成为当下思想政治课教学生活化走出现实困境的可能之路。

参考文献

[1]李松林，论回归生活世界的教学论变革，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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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1.1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来立法,也只有按照新兴地主阶级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称为“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与贵族平等的思想。

1.2“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①”韩非进一步把“好利恶害”的人性发展为自私自利的“自为心”②。

1.3“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相应变化,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固步自封。

1.4“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1.5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

按照法家说法,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在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法律的作用,即法律作为治国方略的形式意义。法家强调法具有一种普遍的制约作用,它要约束的不仅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其强调法律的成文化,使法律运作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认为这样有利于防止徇私。这些都表明了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法家主张“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但其“法”、“术”、“势”没有任何终极价值内涵,只是治理国家的手段而已。其始终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这些都充分说明法家对以“法”治国的推崇。

2、法家思想的正面积极影响

法家的阶级基础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形成而后产生的,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它对我国奴隶制的转化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法治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2.1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

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2.2法家强调法的强制性

法家非常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违法的后果,便是国家施予刑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令着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2.3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

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2.4法家注重法的权威性

法家思想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管子》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

2.5法家强调法的普遍性

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法家认为,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且应严格地贯彻执行,其运作应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不应被官员恣意运用。

从上面论述的法家思想传统的正面价值中可以看出法家是极其重视法律的。他们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倡导法应公布、清晰、易明,从而主张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强调法的操作的可预见性,主张“信赏必罚”;重视法的强制性,力主“法”和“刑”相结合;注重法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公平、正直的客观准则;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反对法律频频变更等等,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尤其是都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但从实质上看,法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是不同的,现代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所以,在我国,要建立现代法治,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3、法家思想的负面消极影响

法家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是最重视法律的,对法律的研究也颇有成效。当代美国学者皮文睿高度概括了“形式的、浅度的”法治概念,即统治者的权力不是任意运用的、而是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的,其对立面是人治。基于本文第二部份的分析,我们应该可以说,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上述这种“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即法家重视法律规则,强调法律应在政治和社会中高度规范化的运行,注重以“法”治理国家。但是,现代法治必然要求是“实质的、深度的”法治,它是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人权概念相辅相成的。可见,法家的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3.1现代法治讲求法律至上,而法家则强调君权至上

法律至上,即为“任何个人与法律相比,法律都具有更高的权威。”①法律至上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理应置于首要位置。所有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符合宪法精神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允许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与个人。法家君权至上的思想与法律至上的理念是不可调和的。权力至上与法律至上是两种不同的理念和制度,前者以个人权力为权威,赋予最高权力以最高和最终的支配力;而后者则以法为最高权威,一切权力都要受法律支配。二者无论在价值取向或实际选择上都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绝无调和的可能。

3.2现代法治讲求权利平等,而法家思想则无权利平等观念

权利平等是指全社会范围内人们的权利是平等的,就是承认所有社会成员法律地位平等。只有人人平等,排除个别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才能实现法律至上与法的统治。法家思想中,最容易被认为有平等色彩的是其关于“刑无等级”、“法不阿贵”的主张。我们不能因此过高地评价它的平等意义。首先,这种主张没有把君主包括在法律可制裁的范围内。其次,从法家人物的有关言论看,其主张的真实含义,是贵族犯法和庶民一样给以刑罚处罚。

3.3现代法治讲求权力制约,而法家则倡导极端的君主专制

权力制约是指所有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公共权力(主要是国家机构的权力),在其运行的同时,必须受到其他公共权力的制约。而法家倡导的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与现代法治的权力制约理论是不能相容的。民主与专制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制度,真正的法治从来都是与民主连在一起的。而专制制度从根本上讲,是反法治的。法家理论是一套以维护君权为核心,为君主谋富国强兵、长治久安之道的政治理论,其最大特点在于肯定君主的绝对权力。这种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很难适应现代法治的要求。

3.4现代法治讲求权利本位,而法家的“法治”是以义务为本位的

权利本位是指,在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的关系中人民权利是决定性的,根本的;在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之间,权利是决定性的,起主导作用的。权利本位文化的实质,是个人权力的实定化和义务的相对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自主关系。而法家之所以强调法律普及是为了使“民莫敢为非”①。也就是说,法家讲法律普及目的在于使民众“配合”君主的专制统治,即韩非所言“以法教心”②。法家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中的法治是刑法,其从来不为民众设定任何权利,民众从来只有服从的义务。这些都是与现代法治所追求的权利本位相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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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发展观念对法治文化内涵的引领

文化是一个宽泛、模糊的概念，文化的现实存在及其基于人类的自觉审视所形成的文化理论贡献告诉我们，文化是多层次多维度的总体性存在[2]。而文化所具有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则决定人们既不能抛弃民族文化也不能僵守民族文化，既不能排斥外来民族文化也不能简单地拥抱外来民族文化，应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中、在当代国内和世界发展趋势的潮流中，以扬弃的方式通过与优质文化的融合，保证文化的先进性。这就决定了我国对当代法治文化的态度：按照文化的认知标准对待法治文化，即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观念必然形成对法治文化内涵的引领，形成多层次多维度的法治文化发展观。近年来，人们对法治文化产生了不同解释，但多数是单维度甚至宽泛的解释，难以形成对法治文化的全面把握，如有的学者认为法治文化是指融注在人们心底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意识、法治原则、法治精神及价值追求，是一个法治国度的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法律设施所具有的文化内涵，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涉及法治的行为方式，是人们的法律语言、法治文学艺术作品和法律文书中所反映和体现的法治内涵及精神[3]。也有学者认为法治文化是实现了法治的国家和社会所具有或应有的文化，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法治为核心、以民主为实质的社会文化体系[4]。有的学者认为法治文化是蕴涵着法治的观念意识、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其中观念意识与价值取向是法治文化的内核，而生活方式是法治文化的外层[5]。按照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观念认知逻辑，可以在法治文化众多的理解中梳理出对法治文化认知的共识：按照文化的认知标准，法治文化包括整体论及社会学的维度、本体维度、结构维度三个维度的内涵。从法治文化的整体论及社会学的维度考察，法治文化是人类长期以来以法治为生活方式或生存方式及社会以法治为运行方式的历史积淀，是以法治为对象所形成的物质和精神成果。不同地域、民族在长期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凝聚成该地域或民族所特有的法治文化系统，从而形成带有民族性的、多元的法治文化。同时，在历史的发展以及不同法治文化的相互交流过程中，体现出法治文化的变动不居、吸收异质的发展规律。从法治文化的本体维度考察，法治文化表现为以法治为重要因素的生存方式或社会运行方式，是内在于人的一切法律活动中，影响人、制约人的法律行为方式的深层的、机理性的东西。它为法律人格的塑造提供标准、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指引。像对文化的理解一样，对法治文化的本体维度的理解可以引申出对其功能维度的理解，即法治文化是法治的根源，是法治建设的内在驱动力，人们所具有的关于法治的心态、意识、观念、认同标准影响着法治的建设。有什么样的法治文化，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法治状态。从法治文化的结构维度考察，法治文化可分为内隐的和外显的两种不同层次，有学者称之为隐性法治文化和显性法治文化。其中，隐性法治文化包括基本概念、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法治精神、法治原则和价值追求。显性法治文化包括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法律行为和法律设施[6]。体现为意识、观念、精神、价值的内隐的，作为一种无形的、深层的、稳定的法治文化，其处于核心地位并对人和社会产生显著、久远的影响。关于法治文化的具体分析有利于人们对法治文化内涵形成共识，更重要的是为我国法治文化建设拨开迷雾：不能只着眼于西化的法治理论，应通过多维度的考察确定法治文化建设的方向。

二、当代中国法治文化建设的支撑：法治文化观念的养成

当代中国法治文化建设，关键在于形成恰当的法治文化观念，以此指引法治文化建设的行为。当前，我国法治建设陷入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凸显我国法治观念的偏差，缺乏对法治的整体认识。因此，应通过对法治的正确、理性认识，形成恰当的法治文化，特别是通过对内隐的法治文化的正确培育，进而影响外显的法治文化。因此，需要解决以下问题：如何理解法治？是否坚持西方的法治？什么是真正意义的法治？

（一）法治的检讨

当前，我国部分人仍然坚持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观点，秉持西方的法治文化立场，其在对待法治的问题上，总是以西方关于法治的认识标准来检验我国的法治建设，这样自然得出我国的法治建设不理想甚至还没有法治的结论。特别是对西方法治的肯定是建立在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否定的基础上，而我国传统文化深层次的东西并没有因为被否定而消失，尤其是强势的“官本位”因素并未被消除，这导致西方法治在我国出现困境。因此，检讨对法治的认识显得尤为重要。从以往对法治认识的经验来看，观察者多是以法治为立足点，通过法治看法治，根据与西方达成共识的法律至上、权力制约、保障人权、民主等法治要素观察法治，符合法治要素的就是法治国家。事实上，以上做法限制了对法治的认识视野。在魏德士看来，观察者从一个立足点出发，观察周边事物，通常唯独没有看到该立足点——因为他自己正是立足在这一点上。只有改变立足点，才能观察到原来的立足点并从新的角度来看待原有的观察结果[7]。所以，应该突破法治的藩篱，寻找恰当的立足点来看待法治。而人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及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动力，问题又回到人身上，一切活动围绕人来展开，法治也不例外。当把视角转到人本身时，可发现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到精神生活的丰富再到心灵获得慰藉。站在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来看，法治只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已经推向全世界并且被冠之以普适的方式，但这只是一种强势输出的结果，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式，更不是最佳的方式和唯一的方式。首先，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世界不可能只存在一种法治文明。一个民族或区域由于历史传统的不同，其对人的全面发展方式的选择也不可能相同。任何一个民族或区域都可以结合自身的传统形成其人的全面发展方式，而不是简单化一，否则就违背了文化多元性的特质，与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相背离。其次，西方对法治的选择不是建立在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上的，或者说不是建立在人的自身修养提升的基础上，而是在社会动荡、战争、征伐、掠夺过程中的选择，所以不能理解为是最佳的选择。这种选择以一种纯理性的方式维持了一种社会秩序，但由于忽略人自身修养的提升，因而缺乏稳定的基础。对于这种状况，昂格尔一针见血地揭示：法治就像生命保险和自由主义本身一样，只是在恶劣环境中作出最佳选择的尝试[8]。法治是对社会秩序衰落的一种反应，它把人变为机械规则的附属，用冰冷的权利义务关系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与和谐，它忽略社会的丰富多彩和个体的不同，把所有的一切都整齐划一，而且，最危险的是，它可以成为统治集团以社会的名义追求某种政策目标的工具[9]。再次，就法治本身而言，也是不确定的。对此，夏勇先生在《不能遗忘的文明》中提出了质疑：一是法治究竟指什么？是哲学王之治、神袛和理智之治？还是法律主导、法律面前平等之治？等等。二是用以为治的“法”是什么？国家的实在法、自然法、天法还是神法？三是法律权威的观念到了什么时候、什么程度才能被看做一种合格的“法治思想”[10]？如果理解为良法之治，那么何为良法？其标准是什么？是否法达到了良法的程度？法律价值之间的冲突、不同法律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如何实现良法之治？如何确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了法治？按照发展的观点，法治也在不断发展、完善中，这意味着法治不存在完美的程度，又如何判断某一国家或地区不是法治呢？以上问题值得深思。最后，法治并未实现其内在要求。法治的共识是以良法至上的方式保障人权、制约公权，法治应实现理想的社会状态。但是，所谓法治国家并没有实现保障人权、制约公权，特别是在国际范围内，人权常常被蹂躏，法治也没有实现理想的社会状态，当代社会所存在的动荡、罢工、恐怖活动可以说明这一点。人们在承认西方法治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社会巨大发展的同时，也不能否认西方法治所带来的现代性的贫困：对于自然的理性把握和技术征服，并未完全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确证人的本质力量并把人带入完善完满的自由王国和人间乐园，相反，它在一定条件下导致了生态的恶化和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官僚政治等异化力量对人的束缚和统治[11]。综上所述，我们不能对法治盲目崇拜，应将其看做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方式。由于只是作为一种方式，就不能孤芳自赏，而应理性地对待其他方式，不能带着傲慢或偏见对其他方式横加指责。同时，这种方式应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同样有完善的需要，而不能只强调现代西方的法治标准。

（二）当代中国法治文化观念的形成

当我们把法治看做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方式时，我们应对法治形成怎样的看法？从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考虑，应结合人的全面发展的三个维度来判断，即结合法治是否能实现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心灵慰藉来判断。由于上述法治的非至善性，而人们又选择法治之路时，就需要对法治作出更宽容的解释。如此，对法治形成这样的认识：法治以道德或宗教对人的自身修养提升为基础，以多元为特征，以法律为社会秩序的主要规范手段，通过人善性的提升与法律的结合实现公权的合理规范和私权的合理保障，并通过解决多种社会冲突的途径维持社会的和谐，进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一种方式。

第一，法治因素中包含着道德或宗教。姑且不论法治具有道德基础或宗教基础，也不论及法治对道德和宗教的确认。单从法治的实践讲，法治是单纯地依靠法律调节社会的观点是片面的，因为践行法治的显著表征在于遵守法律，人之所以遵守法律不仅仅是因为法律自身的强制性，还取决于人自身的内在约束：人具有遵守法律的内心确认。而这又是道德或宗教对人不断的自我塑造和自我改造之使然。不否认道德和宗教所具有的对人类发展的阻碍性，应肯定道德和宗教所具有的对人类发展的驱动力。西方的宗教传统不但催生了自然法中核心的正义、权利等观念，更重要的是，其所体现的以大爱为核心的基本伦理对心性的提升促使人性向善，并在法律符合宗教的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形成法律的信仰。我国所具有的道德传统更是重视对人性向善的改造，但由于狭隘的法治观念认为我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法治存在冲突，特别是在“五四”前后中西方截然不同的社会状况，导致我国急于效仿西方而批判我国传统文化。该选择使国人只是追求市场而淡化了自我心性的提升，从而造成了人性的冷漠，也难以实现对法律的遵守。这表明，法治并不能只理解为法律之治，而是以法律为核心的治理。法治也应当包含道德或宗教等要素，法治的实现需要宗教或道德的支撑。以宗教或道德特别是道德实现人性的向善、人格的完善，以善性推进法律的良性和法律的遵守。可见，民主法治所表现出来的文明与宽大，既有赖于制度，又得力于人性的善良。事实证明，民主法治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都必须以政府官员、人民大众的相当的道德水准和政治品性为前提[12]。

第二，法治具有多元性，法治并不只是西化的法治。法治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法治的多元性，这说明法治建设甚至是西方法治不可能整齐划一。事实亦如此，承继古希腊罗马思想的西方现代法治在英国历经几百年方始确立，随后辗转存在于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这些国家的法治发展体现着分殊与异同，都是在保持着法治内在精神或底线——法律至上、保障人权、制约公权——的基础上根据各国的国情走着截然不同的法治之路，彰显着法治的多元性。因此，西方法治的推广是西方文化作为强势文化强加的结果，并不是必然的选择。即使推行西方的法治，仍然存在选择何种西方法治的问题。各国都可以在坚持法治内在精神或底线的基础上，践行适合本国国情（包括传统文化的扬弃）的法治。法治形态的多元化促使各国可以实施多形态的法治。此外，法治内容的多元化还包括以下方面：一是现代人们都趋向于“法治是民主”的观点，法治建设必须实行民主。但民主并不存在单一的理解，于是人们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多种模式的民主。二是保障人权是法治的核心。但“人权”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不能说达到了某个标准就是实现了人权，就是践行了法治。三是对于制约公权来讲，它应当是在国家和社会分离状况下的产物，即在国家和社会分离的状况下，对人民理论下本属于人民（公民）的公权掌握在国家手中，若与公民脱离，极易造成对公民的侵害，因此应通过法治的形式给予制约。但在国家、社会、市民三位一体的社会状况下，权力的掌有者也是一体的。在这种情况下，谈制约意味着自己对自己制约，是一种逻辑的悖论，此时就不应当强调制约公权，而应是合理规范公权。

第三，法治意味着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并存。法治强调的是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一种方式，目的在于实现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心灵的慰藉。所以，对符合达成以上目的的能解决纠纷的方式，就应该是可取的。这就意味着，法治并不只是依赖法律、法院来解决冲突，因为在只依赖法律和法院来解决的狭隘法制观念下，容易形成依赖一种程序性的操作及理性的法律达成一种结果，并不意味着社会冲突真正得到解决，这在我国尤为甚。当前有一些国家谋求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社会冲突，这不仅解决了法院诉累的问题，而且为探寻彻底解决社会冲突提供新思路。人的全面发展目的的实现除了以法律、法院解决社会冲突，更应强调“应天理、顺人情”，即法治应考虑伦理社会的现实性、大众的正义观和情感。基于此，实施法治意味着可以通过自行和解、调解、仲裁等途径来解决社会冲突，可以在法律之外凭借道德、人情解决社会冲突，但此做法应要弱化人际关系的负效应。要知道，这样的认识并不是削弱法律，法律仍然是核心，只是不能一味依赖法律而已。上述体现了法治的宽容，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对狭隘的法治观的一种突破。依上述观念所形成的法治文化，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考虑，是恰当的。进行这种法治文化的建设，有利于实现法治建设的进化，突破当代法治的困境，朝着人的理想境界迈进。

三、建设当代中国法治文化的进路

通过破解法治的困境而形成的法治文化观，在顺应文化理论的语境下，就为当代我国法治文化的建设提供了指引：不能只认同西方的法治，不能只依据法律来实施法治。而应在中西方法治文化的互动过程中进行我国的当代法治文化建设。即通过对中西方文化的扬弃，传承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良法治因素，吸收西方法治文化中的先进文化，以此建设我国的法治文化，推进法治建设迈上新台阶。

（一）传承我国传统文化精髓

钱穆先生说：“只有凭仗中国民族，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只有凭仗中国历史，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只有凭仗中国文化，才能解决中国问题。”[13]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民族性，决定了其生生不息的延续与光扬。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历史积淀而成的中华民族的生存模式，自然蕴涵着影响力和文化力。我们不可能在的背景下就一国的法治进行建设，这个建设的过程必然地与传统及现代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4]。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既不能因某些腐败而全盘批判，也不能因西方文化的压力而对其加以否定。我国传统文化应该在内在创造性的转化中实现超越与进化，完成与现代性的契合，为当代我国法治文化的建设提供支持。而当代我国法治文化的建设应通过传承我国传统文化，并结合现代性的因素来进行。传承是指采取一种扬弃的态度把能够成为法治构成要素的因子——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合理采用，成为现代法治的构成部分。对于过时、陈旧的传统文化理当对其进行批判或废除，而对于那些体现现代思想的传统文化则应该合理采用，并让它继续发挥作用，成为法治的组成部分。而按照人的全面发展的宗旨要求，人的发展必须“内外兼修”。对内而言，就是通过心性的修炼达到人性向善；对外而言，就是通过外在的约束规范人、促进人的发展。心性的修炼就是道德的培育，因此，我国传统文化中优良法治因素传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道德的关注。我国“法治三老”之一的郭道辉先生认为，道德是“良心”与“德行”的统一，是必然要表现于外的社会行为，必然要影响社会并受社会制约[15]。重视道德，加强道德修养，提升人的善性，并以此善性的社会影响力，才能保证良法的实现和对法律的遵守。如果没有人的内心向善，在人性恶的状况下制定出良法仅是一种理想，而仅靠法律本身的强制力来约束人们守法也是不现实的。事实上，道德与法律具有天然的契合，现代法治所依托的自然法思想实质上是道德的法律表达，法律之初是具有道德基础的。道德的属性及重要性决定了法治文化不能把道德排除在外，我国也有学者提出法治文化应是法律和道德的二元文化[16]。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天然的道德基础，或者说，我国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道德氛围。一直以来，我国都重视道德，强调通过道德修身自省，这凸显了德治的社会发展特色，以期通过人心灵的纯化促进人的发展。法国哲学家霍尔巴赫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道德结合的国家”，“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白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依赖道德”[17]。尽管道德教化所倡导的等级秩序、君权思想、“官本位”思想已不可取，但道德所期望的以身作则、集体主义、舍生取义等当然有着积极的因素。所以，应当通过我国传统道德文化的传承，汲取其中的积极因素，构建我国的法治文化系统。而如何实现我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积极因素的传承，则有赖于儒家思想的回归和弘扬。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以“仁”为逻辑起点，具体体现为德治和民本思想[18]。所以，儒家思想的回归和弘扬就是道德教化的实现。应当说，传统儒学与道德是具有同一性的，与现代法治理念也具有相融性。儒家思想中的“仁政”、“礼法结合”等内容，一是表达了对德的追求，强调每个人都修行仁德，以便实现德这种发自内心的规范，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二是体现了法治所要求的人本思想，具有与法治的理性的一致性：就价值取向来说，都应当是爱人、肯定人、尊重人，保护人的权利。儒家思想具有与现代法治暗合的诸多因素，并在世界上产生深远的影响，仅就西方而言，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是17-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通过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新思想的结合，形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新的思想和理论，即孔子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民主观、平等观、自由观、博爱观，在西方被视为“天赐的礼物”，成为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和依据[19]。基于现代法治所依据的思想和理论来源于儒学，那么，我国在建设法治文化的过程中更应传承和弘扬儒家文化思想。传承儒家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弘扬道德精神，同时结合我国伦理社会的特点及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文明的要求，构建我国的法治文化是当前法治文化建设的必然。

（二）吸收他国先进法治文化

当代我国法治文化的建设除了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时应考虑对他国（主要是西方）先进的法治文化的吸收。在穗积陈重看来，一国文化乃数千年来继承他国之宗教、文学、技艺及其他一切文物制度而成一复合现象者也。至于不与他国他民族之文化相接触，唯有其固有原素而能达至高级之文化者，在今日实为罕有之事也[20]。因此，我国传统文化在进入现代社会之际，需与西方法治文化中之先进文化相融构，排除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现代法治建设的阻碍和危害，促使先进法治文化的形成。吸收并不是全盘接受。西方现代法治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现代国家的一种选择，其形成过程历经几百年。最初彰显的是限制王权的特质，并最终历经启蒙思想的洗礼，形成了现代西方法治文化。总体而言，现代西方法治文化表现为自由、平等、正义、契约精神。包含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民族主义在内的民主意识、反映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的一系列的法律制度设计等诸多方面。但西方现代法治文化是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下形成的，是历经古希腊、古罗马的道德观、自然观及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观，并在基于工业文明所产生的对神治的理性批判过程中所培育的，是西方特有的地理、民族等要素的长期积淀而形成的。所以，西方现代法治文化是西方的，虽然可为其他文化所借鉴，但不能代表其具有普适性甚至唯一性而为我国全盘吸收。目前，很多人把西方法治文化看做一种强势文化，甚至主张单维进化论，这是不可取的。他们之所以认为西方法治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并依此主张一种单维的进化论，这实质上既是西方国家殖民扩张的结果，也是落后国家对西方国家强盛的一种盲从表现，更是落后国家基于本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因素所带来的消极效应所造成的。导致以上结果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把多元存在的文化，特别是东西方文化看成是完全对立，充满矛盾和冲突的两个体系。殊不知，作为文化，必然有其文明的成果，有着文化沿袭的积极因素，或是真正的传统理念精神，而不同文化之间也必然存在着对话和交融。所以，把西方法治文化作为一种单维文化是不现实的。尽管西方法治文化所包含的现代因素因迎合了现代社会的需要并得到西方社会的认可，甚至实现了在全球的强势推广，但这未必是一种合理、成功的选择。基于“泛西方化”的选择给非西方社会（拉丁美洲地区，西亚、北非及南部非洲地区）带来的社会动荡、秩序混乱乃至多发的法治实践给予了充分的证明[21]。就西方法治文化本身而言，同样有着不能全盘西化的因素。首先，西方国家对法治内涵的理解是不同的。在西方法治化的过程中，出现了立宪主义和议会主义，出现了不同的民主模式和权力制衡模式，导致了英国、美国、德国等不同的法治实践。其次，西方法治文化中呈现出一种理性对道德的沦丧[22]。西方现代法治实现之初，是道德与理性合力的结果，是通过用理性标识道德、以理性涵盖道德、凭理性提升道德得以实现的。但法治实现以后，或许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利益或金钱的一种追求使然，其抛弃了作为法律基础的道德，不再强调法律的正义性，只强调法律的实证主义，以冰冷的法律来维持社会秩序，维护国家权威，并因而给世界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最后，西方法治文化是一种发展的文化，是变动不居的。从西方最初对法治的认识到现在对法治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完善、成熟的过程，这也给全盘西化带来了困难。基于此，西方法治文化作为一种对现代社会适应的结果，总体上是一种先进的文化，但不是唯一的文化。基于西方的土壤所形成的西方法治文化是不可能带有普适性的。对于西方先进法治文化，我们当然可以学习、效仿，但不能盲目接受。对西方法治文化的理性吸收，应主要是接受适应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包括权利保障、权力制约等在内的法治精神及体现这些法治精神的人权、民主等观念，至于如何弘扬法治精神和落实人权、民主等观念及如何设计相关的制度，则依赖于我们对法治的全新的诠释及前文提及的传承我国传统文化中积极因素、我国伦理社会的特点及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文明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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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治素养 高中政治 教学探讨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7）04B-0037-02

法治素养培育是全面提升中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中学生良好的法律意识、法律观念是法律常识教育的重要内容，我国当前正在全力推进依法治国，在此背景下，更加有必要加强公民尤其是高中生的法治教育，所以将法治教育贯穿于整个高中政治教学中，是为了更好地建设思想政治课学科，也符合依法治国的时代要求。

一、培育高中生法治素养的必要性

（一）法治素养对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

高中学生马上要步入成年，走入社会，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其法治素养高不高，法律观念强不强，是不是具备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些都影响到我国依法治国的实现，关系到社会和谐和社会文明程度。因此，通过高中政治教学培育高中生的法治素养，加强高中生的法律意识，引导学生尊法守法，形成科学完善的法治思维，对于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二）法治素养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学生综合素质不能缺少法治素养，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培养学生的法治素养。建设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国家，实现依法治国，和当代中学生法律意识、法治观念的强弱密切相关。所以，切实提高和增强高中生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是非常重要的。作为高校法治教育的重要阵地、开展法治教育的重要平台，高中思想政治课所要担负的重任不言而喻。培养出知法守法、懂得运用法律的学生，是作为一名高中政治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课程标准明确要求开展中学生法治教育

在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新课标明确指出思想品德和思想政治课程是对中学生进行系统的公民道德教育和理论教育的初级课程。高一阶段主要任务是引导学生了解中国的经济制度，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国策、改革开放等基础理论，然后就是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观念、法律观念。高二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引导学生学习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了解我国的外交原则和依法治国的理念，然后结合政治生活的道德标准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观念、法律意识。高三阶段主要任务是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人类社会，正确认识世界，引导学生形成科学的人生观，培养学生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二、基于法治素养培育的高中政治教学策略

笔者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在高中政治教学中总结出如下几点教学策略。

（一）联系生活提炼法治教育内容

教师应该在新课程标准的框架内，深入挖掘和提炼教材中的法治教育内容，将教材中分散的法治教育内容集中化、系统化。如教师在讲解“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利”这节课时，可以将劳动者的权利这块内容拆分成若干个环环相扣、逻辑相关的问题向学生提问：我国劳动者权利包括哪些？为什么劳动者权利应该受到保护？如何更好地保护劳动者权利？然后教师在讲解这三个问题的时候，自然地引入劳动法中的相关法律知识，通过对劳动法的讲解和讨论，使学生更深入地认识劳动者权益保护方面的知识，树立劳动者权利应受法律保护的观念。除此之外，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将知识横向联系、纵向延伸，引导学生联系身边的生活例子，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高中政治教材中有关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法律知识很少，大部分是有关成年人权利义务、法律保护的法律知识。针对这个情况，教师更应该根据教学内容，多联系实际生活中的未成年人法律案例，选择与学生生活联系紧密的法律法规，在课堂上引入一些与学生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使学生感受到法律在生活中的作用，从而将法治理念融入学生生活。

（二）创设情境，引导学生运用法律思考

教师要根据学生的认知特点在教学中创设符合教学内容的情境，善于加工处理涉及的法律素材，将抽象的法律素材具体化，从而引导学生在层层深入、由表及里的理性思考中正确地认识法律，鼓励学生积极探讨、勤于思辨，引导他们提出自己关于法律问题的看法，提高学生在实际生活中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对不法观念的抵抗力，使学生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将法治教育与育人有机融合。比如教师在教授“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的基本义务”这节课时，教师可以给学生创设一个生活中常见的情境：“我和朋友们在商场购物，我的朋友选中了一件裙子，付款时，服装店老板提出‘如果你们不需要开发票，那我可以给你八折，如果要开发票就不能打折’，假如你是我这位朋友，你会怎么办，发票开不开？”提出问题，让学生讨论，根据实际生活经验，大部分学生会明白购买商品或服务时应该索要发票，而少数学生会认为可以不开发票，还能享受优惠。这时教师可以将与依法纳税相关的法律知识引入进来，让学生明白索要发票合理合法，一方面可以保障自身权益，一方面是在帮助国家增加税收，使他们认识到依法纳税是公民的基本义务，作为守法公民在依法纳税的同时还要自觉监督其他公民的纳税行为。通过生活案例教学，进一步加强学生的法律监督意识。

此外，创设情境时问题的设计应该符合法律严谨、科学的特点。法律内容比较抽象，概括性强，比较难理解。这就需要教师要深入分析教材，根据教材中的重点难点，明确教学目标，创设符合学生学习特点、认识水平的情境问题，比如，教师在讲解“公司的经营”这节内容时，先问学生：“你们的理想是什么？”通过学生回答，教师了解到部分学生的理想是自己创业，非常喜欢看各种创业故事，但是对于企业的创建、经营、管理以及股权等概念并不了解。因此，教师可以针对这个情况，挑选一个大学生自主创业，最初成功，最后由于法律意识淡薄，在经营过程中违反法律，最终导致创业失败，自己也锒铛入狱的故事，并根据此故事提出问题：“这个大学生为什么创业会失败？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做？”学生热情高涨，经过一番激烈讨论得出结论：在自主创业的过程中，经营者一定要合法经营、合法管理、依法行使权利。通过这个例子引导学生思考，在交流讨论中领悟“法”的意义，加深了对法治意义的理解。

（三）课外延伸课堂内容，课内课外有机结合

教师可在课外开发与高中思想政治课相关的课程，通过拓展、整合、构建，将学生所学的相关法律知识有机串联起来，拓展学生法治思维的广度和能力。可以在课外进行法治主题教育，如刑法、劳动法、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消费者权益法等法律知识讲座，将课堂内容与生活中的法律案例进行有机结合；还可通过举办法律知识竞赛、模拟法庭、法治故事表演、法治社会实践等多种形式，课外拓展法治教育与课堂教学相互配合，进一步提高法治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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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anfeizi is distinguished political thinker in Warring States periods of China, his political thought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china.The synthesis of hanfeizi'political thought include fa,shu and shi. His political thought include positive elements and negative elements.

关键词:韩非子 法治 势治 术治 积极因素 消极因素

Key words:Han Fei the rule of law potential treatment surgery treatment positive factors negative factors

韩非子是战国时期韩国人,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政治思想在我国的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韩非子》较全面地反映了韩非子的思想。

一、韩非子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韩非子对前期法家思想进行了吸收,他吸收了商鞅的法治理论、慎到的势治理论、申不害的术治理论,并对这些思想进行了融合,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完整的法家思想,成为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的政治思想也包括法治、势治、术治这三部分,并且还强调了这三部分之间的联系。

第一,韩非子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韩非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包括法治、势治、术治三个重要部分,他认为法、势、术是统治者不可缺少的统治手段,君主要治理好国家就要运用好这三个手段。韩非子在《有度》中强调治国要用法治,法治影响到国家的强弱,法治严格的国家往往强盛,而法治松散的国家往往贫弱。韩非子将法的作用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巧匠目意中绳,然必先以规矩为度;上智捷举中事,必以先王之法为此。故绳直而枉木 ,准咦而高科削,权衡具而重益轻,斗石设而多益少。” 韩非子用比喻说明了法律就像社会中的准绳一样,人们的行为以法律为准,法律规范了人们的行为,可以有效地制止社会动乱。韩非子在提倡法治的同时也强调术治。韩非子认为君主身边的大臣、显贵等等往往会给君主带来威胁。因此,君主为了防止来自身边大臣的威胁,必然要用术来统治官员。术是君主对付官员的方法,因此术只能由君主一人掌握。君主使用术治对付大臣就要将自己在大臣面前表现的神秘莫测,君主不能随意的表现出自己的喜好,以免臣下投其所好,被臣下所蒙蔽。君主将事情交给臣下去做,自己对事情不随意评论,这样既能保证自己不会发错,同时又可以看出臣下的过错。君主还要注意不能让一些能臣与群众之间的联系过于紧密,一旦一些能臣在群众中形成了较大的威望或者超过了君主的威望,则会为君主带来危险。君主通过以上的术治就可以控制官员,保证自己的统治地位不会被自己身边的官员所夺取。韩非子还强调了势治,他将势作为了统治者统治的资格或条件。他认为一个人是统治者的原因是因为他具有了势,“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 。因此,君主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必须要保持自己的势,有了势,君主的命令才可能有效。韩非子还论述了君主势治的一些措施,如君主要控制大臣的实力,不能让大臣的经济、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太大,更不能让大臣结党营私,否则君主的地位就会受到动摇。通过以上的措施,绝对保持君主在国家中强大的势力,以保证君主的地位。

第二,法治、势治、术治之间的关系。韩非子强调君主治国要法、术、势三种手段并用,这样才能维护好自己的统治地位。韩非子在自己的作品中论述过法、术、势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势是法和术的前提条件,君主只有拥有了势,成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才有资格谈到用术的问题。因为术只有君主才能用,是君主驾驭官员的手段。同时有了势也在有资格和条件制定一个国家的法律,并且有资格和条件去实施法律。法和术是保证君主势的两种必要手段。一方面君主为了维持自己的势,必然要依法治国。君主在治国的时候,势与法结合,就会治理好国家,反之势与法相互分离,国家就会动乱。另一方面君主为了维护自己的势,必然要用术,将势与术结合起来,治国就会轻松。而势与术分离,治理虽劳累,但是也会出现国家的混乱。总之,成功的君王必须在治国的时候兼用法、势、术。

二、韩非子政治思想的积极因素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对我国的政治影响很大,秦国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最终实现了天下的统一。韩非子的政治思想蕴含了一些积极的因素,这些积极的因素主要体现在法治思想中。第一,韩非子强调以法治国,这一点具有历史进步意义。韩非子主要是通过人性的角度来论述以法治国的原因,他认为人性是恶的、好利的。人性的好利性常常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导致社会的混乱。要制止这种混乱,必然要靠法律。因此韩非子主要主张用法律来规范和调整社会关系。韩非子反对儒家学派主张的以人治国的主张,他认为即使是贤人,没有法律也不能治理好国家。韩非子法治的思想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它不仅帮助秦国成为实力最强的国家,最终一统天下,而且对后世的影响也巨大。韩非子对人性的认识是深刻的,并且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提倡法治可以弥补人性的弱点,防止犯罪。韩非子强调统治者在定制法律后,要将法律公布,让人们自觉规范行为,这种做法有利于培养人的法律意识,减少社会犯罪。韩非子的以法治国的思想在今天也具有积极意义,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离不开依法治国。依法治国首先就要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开展法制宣传、做好普法工作。只有全民族树立了法律至上的观念,提高法律意识,才会自觉的遵守法律,稳定社会。

韩非子法治思想中的一些法治原则也具有积极的一面,我国现代的法律建设也值得继承和借鉴。韩非子在法治原则中强调“法不阿贵”,“法之所加,知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韩非子强调的实际上是法律公平的问题。法律就像一把公正的尺子来裁定人们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范。无论是官员还是普通的百姓都要遵守法律,一旦违反法律都要受到惩罚。法律的公平可以带来很多积极的社会影响,比如维护法律的尊严,使人们都尊重法律,肯定法律的有效性。官员和百姓都要遵守法律,也可以缓和社会阶级矛盾,稳定社会。韩非子“法不阿贵”的思想与今天我国提倡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对我国法治建设有着积极的作用。我国当今的法治建设是建立在民主社会中的法治,我国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因而在公民权利和义务方面具有平等性,公民地位的平等也体现在法律上的平等。因此“法不阿贵”思想也适合民主社会中的政治、法治建设。同时我国目前在经济方面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平等性。参与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在地位上应该是平等的,在交换中也应该是平等地交换。这样才能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从法律的平等性维护经济参加主体的平等性,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韩非子的“法不阿贵”的法治原则在历史上、甚至在现在的法制建设中都具有极大积极影响。

三、韩非子政治思想的消极因素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虽然具有一些积极的意义,但是也不能否认其中的消极因素。韩非子政治思想中的消极因素体现在他的法治、势治、术治思想中。韩非子在提倡法治的时候,主张的是严刑峻法,用严酷的刑罚惩罚百姓,甚至提倡轻罪重罚。韩非子轻罪重罚的思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百姓畏惧法律而不敢违反法律,但是一旦严刑峻法超过了百姓承受的度,国家就会面临动荡。秦国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取得了天下的统一,但是后期秦国将法家思想用到了极端,严刑峻法也走向了极端,最终导致秦国的灭亡。韩非子的严刑峻法思想反映了韩非子政治思想的出发点是维护君主的利益而不是百姓的利益,法律强调的是百姓的义务,没有保障百姓的权利。韩非子将百姓置于被统治的地位,韩非子的法律实际上是君主维护对百姓统治的有力手段。这样的法律出发点与现代民主社会中的法律观念背道而驰,现代的法律主要是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社会秩序,从而使每一个社会成员更好的享受自己的权利,其出发点是维护社会公民的利益。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中的势治与术治思想是君主维护自身统治的必要手段,虽然这体现出韩非子对君主治国技能的研究,但是这两种统治手段反映出了君主专制下的统治方式。势治和术治反映出封建时代中政治社会中政治生活的黑暗,君主与官员之间的不信任,介入政治生活中的君主和官员之间的勾心斗角。因此这种势治以及术治手段只能是封建时代君王统治的特殊手段。这些政治技能与现代社会中的政治生活截然不同,现代政治社会强调的是民主、自由、公平等等价值观念。公民通过宪法的规定都获得了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人。当今政治生活中的政府除了统治职能外,也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为公民提供更多的现代化服务。因此韩非子的势治、术治不可能在成为现代政治社会中的必要政治技能了。

篇7

法治乃国之根本，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国民知法、尊法、守法才是国家强盛的根本原因。而学生是国家的希望、未来的栋梁，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是所有高校的义务与责任。高校在科普法制教育，建设校园法治文化过程中，可以通过从茶学思想入手来进行，茶学思想作为我国的一种传统思想，其不仅具有喝茶之道，还是一种悠然自得的精神文化。将茶学中以和为贵的思想与高校的法制教育合二为一让传统与现代互相结合，以此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法律素养。

关键词：

茶学思想；高校法制教育；校园法治文化

学生是国家未来发展的支柱，同样是社会最需要提升法律意识的群体。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在每一个校园都应该树立良好的法制教育风气，只有在学生时期就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将来在走上社会之后才能够明白孰可为、孰不可为。因此，每一所高校都应当有一个正确的法制教育思路与健全的法治文化体系。茶学思想是一种集以和为贵、互帮互助、成熟稳重为一体的传统理念，在这样的茶学思想下进行法制教育，能够减少高校学生冲动的个性，让学生变得更加成熟，具有责任心，对于校园法治文化建设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1茶学思想融入到高校法制教育中的意义

1.1茶学思想下的高校法制教育的必然性

高校学生是即将踏入社会的群体，培养其法律素养中一方面可以锻炼自身能力、增长社会见识、培养社会责任感，对学生毕业后在社会上的发展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能对社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帮助社会上许多有着难处的人群。高校在法制教育中融入茶学思想，让学生通过学习茶学思想中平和、沉稳的理念以此来更加深入地对法律知识、法制教育进行钻研，深刻认识法律的重要性。高校学生的年龄段十分适合茶文化与法制教育互相融合，因为高校学生有了一定的法律知识与专业素养，一方面能够设身处地地从多个角度看待法律问题，另一方面也有着成年人的执行力，有钻研、刻苦的精神，因此，在高校中推广茶学思想下的法制教育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1.2茶学思想下的高校法制教育的重要性

高校学生是国家最重要的储备力量，培养高校学生的法律意识是国家、社会应该尽到的义务。近年来，校园学生的犯罪数量有着逐渐增长的趋势，犯罪年龄也越来越低龄化，如何保证这些祖国未来的花朵健康成长，减少高校学生犯罪事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茶学思想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处于非常独特的地位，其凝聚了中国数千年的道德品性传承，其中平和淡然的思想对于抑制犯罪几率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茶学思想下的法制平台是一个十分方便沟通交流的平台，同时也能够将茶学、与学校、社会、司法这些领域结合起来，高校学生在通过茶学思想来提升法律素养的同时也可以尽到自己的一份责任，茶学法制平台为高校学生提供机遇，高校学生则将更多地回报社会，依靠这样的关系，高校学生就可以凭借准法律人的身份在学校、社区宣传法制活动，帮助青年学生争取合法权利，深入了解青年学生的司法保护工作，在实践与探索中找出一条能够切实有效的校园法治文化建设途径。

1.3茶学思想下的高校法制教育的可行性

从目前国内对于高校学生的法制教育力度来讲，无论是法律服务还是志愿服务都有了许多的媒介，有着各式各样的活动帮助高校学生参与到未成年人法制教育活动中，其中通过茶学思想法制平台来开展实践是一种崭新的手段，具有较高的发展潜力。我国的高校学生积极参与法制教育，建立完善的校园法治文化，不仅仅是学校教育、公益心、责任感培养的一部分，同时也有着法律的支持，我国现在的《刑法》中对于青年学生犯罪缺乏有效的保护，对有特殊情况的案件，应当拟定特定的法律法规来保护青年学生。正是因为法律方面的遗缺，让我国高校的法制教育工作并不完善，法治文化建设的工作进展缓慢，难以实现突破，高校学生以茶学思想为辅助，积极参与校园法治文化建设当中，深入研究高校法制教育途径，探索青年学生权益维护方式，在提高法律意识、知识的同时也提高社会责任心。

2以茶学思想为视角的高校法制教育途径研究

2.1走入校园进行法治宣传

传统的法律教学过于死板，学生只能够死记硬背相关的法律条文却不能够熟练的运用到实实在在发生的事件中，这样的教育效率十分低下。而茶学思想的法律教育通过让高校学生走入社会实践去学习法治观念，培养法律思考意识。教学特点鲜明具有很高的实际意义，茶学思想下的法制教育特点是“取之于社会，服务于社会”，借助茶学以和为贵为理念，以法律援助为手段，影响范围能延伸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社区、校园等地。茶学思想进入高校学生中，帮助在校学生能更好的理解法律知识。茶学思想讲究心平气和，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学生才能更客观地去看待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高校教师通过生动的授课方式向学生宣传基本的茶学思想与法律知识，让茶学思想走入校园法制中并开展各式各样的活动，例如开展法律相关的游戏、模拟法庭、模拟事件等方式能够让未成年人更好地吸收茶学法律知识，在茶文化实践活动之后及时的收集评估意见，找出不足、不当之处，对活动整体或者高校学生自身进行改进，记录下活动的体会、心得，争取在下一次的宣传活动中做得更好。茶学法律知识的宣传、普及应该是一个双向的活动，而不是单方面的传输，是一种知识的交流，互动性的茶学法律宣传可以更好地让学生理解法律知识，也让其父母、老师明白高校学生茶学法制教育的重要性。茶学法制教育活动并不仅仅依靠现场宣传，在网络发达的现在，高校不仅可以通过茶学法制平台对茶学思想与法制教育进行宣传，还可以让学生在法制教育宣传活动之后，通过互相添加QQ、微信、微博等方式持续的保持沟通交流，将这样的茶学法制教育延伸到课堂之外，事实证明通过网络信息、邮件等方式来帮助高校学生十分有效，长期的沟通交流比现场偶尔一次的活动对于高校学生的法制教育具更有意义，是一个崭新的法制教育途径。

2.2高校司法保护实践

高校开展的法制教育活动主要是以成年学生犯罪防控为核心进行法治宣传，当成年学生涉案之后保护成年学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也具有极高的法制教育意义。借助青年法律诊所可以很好地帮助学生认识到茶学法制教育，通过各种类型的涉案成年学生犯罪事件作为案例，以茶学思想来引导，帮助学生更加全面地认识法律。此外，依靠团队的力量，保护犯罪学生权益是一种对高校学生与犯罪学生都具有好处的援助方式。高校可以组织成立法律咨询援助社团，对犯罪学生进行羁押措施风险评估，对其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服务，帮助其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茶学思想是一种服务大众的思想，茶学思想下的法律援助是一种独特的司法救济制度与青年法制教育结合在一起的援助模式。

2.3问卷调查实践活动

在每次高校法制教育宣传活动结束之后都应当进行问卷调查活动，一方面的详细的了解法治宣传起到的具体作用与效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研究茶学知识的学生更好地准备接下来的实践活动。因此，这些问卷调查内容需要具有针对性，一般的问卷调查内容都会涉及到高校学生成长环境或者与父母沟通之间的问题，在法制宣传后的问卷调查还应当加入一些法律宣传知识，让高校学生更好的记住这些法律知识，在即使没有外人帮助的情况下，也能通过法律来武装自己、保护自己。对于家长的问卷调查主要是询问孩子教育、生活环境的方方面面，以及家长的一些建议，以茶学思想下淡然、平和、无斗争的理念来寻找更好的法制教育途径。

3结束语

关于高校法制教育与校园法治文化建设有着许多的难点、疑点，我们可以借助茶学思想来引导学生解决，通过实践来对这些难点、疑点进行解答，大部分高校学生的犯罪都是被冲动的情绪所控制，因此，运用茶学思想让冲动的情绪得到淡化，减少高校学生犯罪几率具有极高可行性。高校学生在深入的研究茶学思想与法律知识同时也能够将这些知识带给社会群众，增强社会整体的实践能力、社会责任心、公益心，也使得法律知识更加普及。现在我国的高校学生涉案频率越来越高，通过学习茶学思想让高校学生的心态得到转变，在成熟、平和的传统思维下让高校法制教育具备更高的社会意义。

作者：布音克西克 单位：新疆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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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万斌.高校文化艺术素质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方略初探[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61-68.

篇8

摘 要：当代社会，学生可以从很多渠道获取道德与法治知识，老师填鸭式的教育往往会让学生失去学习的兴趣。尤其是当学生处在初一的时候，填鸭式的教育很有可能让学生对道德与法治这门课程失去探究学习的兴趣，导致学生只会死记硬背课本上的内容。而开放式的教学模式，不仅能让学生学会自己探究道德与法治的知识，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和谐的师生关系。

关键词：道德与法治；互动；开放教学

一、初一道德与法治开放式教学概述

初一道德与法治是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的基础，同时它也是一门兼具思想和教育的课程。它是法律知识和道德水平的基础，它能引导学生学习法律与道德，让学生有一个良好的思想水平，所以是一门极其重要的课程。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学习，教师需要让学生对它的内容感兴趣，让他们有兴趣了解它，探究它。而传统的教育就是老师“填鸭式”的教育，这往往会让学生觉得这门课程枯燥无味，从而渐渐地对这门课程失去兴趣，导致不会主动去探究它，只会死记硬背课本里的东西，甚至对于不理解的地方，也不会主动去弄懂它。但是开放式教育就不一样了，这种教育方式弥补了传统教育方法的不足，它将传统填鸭式的教育改变为学生与老师进行讨论互动的学习方法。在课堂上，老师将书本上的内容讲述给学生听，然后进行讨论，其间学生可以就书本上的内容做出自己的理解，并将自己的理解分享给全班同学，与此同时，教师要根据学生自己的理解，点评学生理解的内容是否正确。正确的话，就对学生进行鼓励，给予肯定。如果学生的理解是错的，那么老师就要指正出来，帮助学生找出错在哪里，及时改正。通过这种开放式的教学，让老师与学生成为亦师亦友的伙伴，增进了师生情谊，也活跃了课堂气氛，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对道德与法治的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而学会去探究、了解它。

二、在课堂实施道德与法治开放式教学的方法

1.列举案例法

列举案例法是根据教科书的内容，找到生活中对应的例子列举出来，比如说，老师这节课教的内容是“对社会负责”，就可以用詹天佑举例子，通过他为国不计名与利，在当时国内无资本、无技术、无人才的艰难局面面前，因为拥有忘我的吃苦精神、积极的爱国精神，他走遍了北京至张家口之间的山山岭岭，用远远比外国人计划少的钱、少的时间修完了京张铁路。这种为国家、为社会奉献的精神就可以让学生在课堂上讨论探究。在这种开放式的授课方式中，老师与学生进行互动沟通，教师成为学生亦师亦友的伙伴，共同探讨。老师引导学生进行探究，让学生脱离了死记硬背教学模式下的学习，而是通过探究获取知识，这样获取知识的方式让学生不仅能在快乐中学习，而且对学到的知识记忆牢固，理解透彻。

2.辩论法

老师根据学生掌握的知识和教科书上的内容，列举现实生活中的例子，提出关于道德与法治的问题，让学生结合生活中的实际例子，用自己学到的道德与法治的知识发表自己的看法。在这种利用生活实际例子来授课的方法，使抽象的理论知识实质化，让学生能更好地学习、理解道德与法治的知识。同时，老师在教授不同的知识点的时候，可以引用不同的例子，让学生进行辩论，老师在评价学生辩论的内容时，要指出学生错误的观点，并找出错误的原因；肯定正确的观点，让学生感受到自信，使学生从实际例子中学到的知识更加深刻，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更加透彻。

3.模拟教学方法

老师在授课的时候，尤其是在复习知识的时候，可以根据生活中的实际例子，例如法律咨询的事例，让学生扮演事例中的每一个角色，例如受害者、法律咨询师、承担责任者，以及事件的见证者，让学生说出事件中涉及的有关道德与法治的知识点。同时，老师针对学生事件中没有考虑到的道德与法治知识进行解析。这样不仅活跃了课堂的教学气氛，还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让学生对学到的道德与法治知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三、开放式教W的注意点

所谓的开放式教学并不是单单让学生自己去学习、去探究，还需要老师在一旁指导。因为学生的理解能力不够，尤其是初一的学生，所以有时候会对一些问题及知识的理解不足或出现偏差，这时候就需要老师给学生做讲解，让学生学得正确，学得明明白白。但是老师不是开放式的主角而是引导者，例如当一些知识点在教科书上的解释很不清晰，让学生很难理解的时候，老师要引导学生联系实际，让学生慢慢地将整个知识点理解透彻。如果是传统教育，当学生遇到问题，老师一般都是直接给学生诠释知识点的含义。这样做只能让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而开放式的教学中，老师引导学生去探究问题，这不仅能让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更加深刻，而且还能激发学生探究问题的兴趣，让学生学到更多的知识。

四、总结

开放式的道德与法治教学，能够使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知识。相比传统教学模式下的学生被动接受老师传授的知识，开放式教学更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同时，开放式的教育能让课堂气氛更加和谐，老师与学生能够就课堂上的问题进行交流、讨论。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能够对道德与法治知识进行探究，进而激发学习热情，更好地巩固知识，同时能让学生与老师的关系更加和谐。所以开放式的道德与法治教学是符合初一阶段特点的教学方法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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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入手，在分析文化的基础上区分了不同的法治类型，并且总结出二者的区别，目的在于将思想提升到一定的高度，进而为我国的法治提供一种横向上的借鉴。

【关键词】

法律文化；法治；差异

随着中国国力的日渐增强，国人更加希望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找到自己独一无二的价值归属。当我们演绎西方法律体系和法律文化的发展路径的时候，越发感到单纯的移植西方的制度并不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因此，我们要想很好的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与理念，在整合多元法律文化的过程中做到有条不紊，有的放矢。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有句名言：“法典背后有强大的思想运动”，这个思想运动或者说是价值问题是任何时代的文化必然具备的一个核心问题。武树臣先生将法律文化概括为“法统”、“法体”、“法相”和“法态”，他认为“法统”是法律文化的内核，“法体”则是法律文化的外壳，“法相”是法律文化横截面，“法态”是法律文化的运行状态①。“法统”是贯穿于法律文化体系的核心概念，其所关涉的是法文化的价值核心问题，衡量法律文化的不同类型主要就是依据“法统”的差异而做出的一种界定。根据这种划分我们从不同角度来简要分析中西法律文化和法治的差异。

1.西方法律文化与西方法治

纵观西方的文明发展史，它的轴心时代就是古希腊和古罗马。在当时存在两种精神，一个是努斯精神，另一个是逻各斯精神。努斯精神是一种自由的精神，是灵魂的自由，它可以说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传统。另一个逻各斯精神是一种理性和秩序的精神，所以在西方又存在一种理性主义的传统。在西方还存在着一次大的变迁即启蒙时代，是一个充分张扬人的个性的人类自我解放方式，人真正作为一个个体在理论上摆脱了政府的压制，摆脱了强者的奴役，而真正地获得了理论上的解放。启蒙时代洛克的自由思想，孟德斯鸠的分权思想等等都在美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其实第一个提出法治国家概念的是伟大的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他说道：摆脱不成熟的状态而真正进入成熟状态的标志就在于“人”。所以启蒙时代的精神对于西方法治的塑造是一种奠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中国法治

2.1儒家人治中国是熟人社会，在农耕文化的基础上，人们生活在土质松软气候宜人的中原大地上，孕育了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宗法家族秩序和行为规范，这也就是礼。孔子讲名分，名不正则言不顺，人要按名分行事，名分的不同也是一种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是合理的，如果所有的人都不讲地位，不守礼节就会出现狂妄自大的情况。孔子在回答如何治理国家时都会谈到为政者首先要做到以礼服人，并且要以身作则，他认为国家的安定与否根本取决于统治者是否能够礼贤下士，把自己放到老百姓的位置去替他们着想。所以孔子的人治主要体现在对统治者思想上的崇高要求，他没有过多提及律法在国家中的作用，崇尚“德治”、“人治”而不是“刑治”。

2.2法家的法治到了春秋时期，新的社会关系的产生推动了社会的变革，韩非子的观点是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要遵守法律。法治是最符合当下的，强调“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重罚”，这种思想也是法治优先，希望国家制定的严刑峻法能遏制人们犯法的可能，通过重刑对人们产生一种心理上的鞭策，让臣民都能听话。

3.中西法律文化比较之下法治的差异

我们说西方的文化和法治是以个人和自由为基础的一种法治和文化，而我们中国的法治和文化实际上是家族本位，以家族为核心的一种文化和法治的运行方式，那么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也是不同的法治类型。

3.1依附性和独立性的差异人的主体自我意识是人对于自身的价值的认可和独立人格的高扬，我们先来看马克思在对人类历史进行划分的时候从人的角度对历史阶段的划分，“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隘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②在第一个阶段，人没有主体性始终处于依附性状态，没有任何个性可言。第二阶段，是独立性阶段，人的独立性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人却深深的陷进了对物的依赖性当中。第三个阶段，人的自由得到全面发展的阶段，人摆脱了依赖性完全走向了自由的全面发展的道路。在传统的中国如果按照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模式就属于第一个阶段，在中国传统中儿子依附于父亲、臣下依附于君王，在这个社会中人的独立价值难以得到培育和发展。而在西方，从它立国的基础，立宪的基础和法治的基础都可以看到那种独立和自由，人的尊严至高无上性。所以我们的法治要走向独立，体现对人的尊重。我们的目标是实现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3.2权力运行机制的差异“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由此见得，在启蒙圣贤眼中的权力是一个相当可怕的东西。相对于传统中国君主专制统治的特点来说,西方社会更强调权力分立的运行模式。立法、行政、司法分属不同的部门，法律的产生是有权主体通过法定程序制定，因此不会出现像传统中国那样法自权出、朝令夕改的情况。我们传统的时代是一种依附的关系，但是今天，从近代开始尤其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不断地追求一种现代性的法治，在不断的追求一种民主性的法治，在这个路径当中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必须摆脱一系列的对我们的真正的法治国家的建立有阻碍的因素，然后让我们国家的法治真正的得以建立。只有法治才能够保障每一个个体的尊严。而法治就必然让权力有所制约，成为一种良好的运行机制，这是一个根本的切入点。

3.3价值本位的差异性西方的文化它实际上是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前提的，它的法治价值前提就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我国的文化价值的前提家族本位，家族本位有优越性，家庭会很稳定，很协调，但是它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会忽略对于社会的关怀，我们会忽略对于国家的关怀，家庭本位实际上使得我们缺乏一种真正的国家责任感，缺乏一种真正的公民意识。我们今天的中国，应该构建的法治文化的价值本位或者说价值的前提应该是个人和国家的统一，寻求一种辩证的统一，这种辩证法必然既反对个人主义的法文化价值观，也反对国家主义的法文化价值观，而主张寻求一种良好的统一。

4.中西法律文化对我国法治的精神导向

按照马克思对人类历史阶段的划分，我们的目标是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第三阶段。从中国传统的第一个阶段发展到第三个阶段是一个自由不断获得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精神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精神缺失，在遇到困难时就没有导向，无法引导我们去进行更高的追求，无法从事法治的活动。而只有通过这样的一种法治活动，才能真正的去促进我们国家法治的实现。现代性法治在西方依然是一个未尽的事业，真正的要求还是要我们去实践，法治是一种行动，如果我们只是旁观法治的过程，而不参与到这个流动的过程当中，那就很难建成法治。而当你真正参与到法治的行动过程中就必须要有精神的在场，用现代性的理念的价值和精神去改造我们的现实，真正建成一个法治的国家。西方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明固然重要，同时也需要我们逐本溯源，探究文化和法治的深层关系，以求两者的融合和发展。但我们没有必要完全改变我们的民族性格，这是没可能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做法。因为很难说中西方孰优孰劣，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已经不可以一味遵循古法，在自己的游戏架构下自欺欺人。我们需要全球的视野，与全球法治接轨、同步。我们既要继承本民族的优良传统，也要放眼世界，吸收西方先进的法治文明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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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商鞅；人性；以法治国；以德治国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0-0237-03

一、理论基础：人性论

《韩非子·八经》：“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商鞅作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深谙此理。“人君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1]人的本性是什么呢？商鞅认为，“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 [2] “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 [3]也就是说人们的每一行为都是为追逐名利，名利在哪里，老百姓就会趋向哪里。商鞅认为，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原始动力就是对利锲而不舍的追求。“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 [4]即使那些隐居深山的隐士，“衣不暖肤，食不满肠，苦其志意，劳其四肢，伤其五脏。”[5] 实际上恰恰是在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博取名利。人们追求名利的欲望，只有生命结束才会停止，“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6]揭示了人趋利避害的自然属性，有其现实合理性。正因为“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 [7]，政治家的责任不是要改造人的本性，人的本性也不可能改造，而是顺应人的本性，发挥利益杠杆来利用和引导人的本性，使人们追逐名利的活动汇成一股合力，为君主所用。

二、商鞅的以法治国的思想

（一）对法制的本质的认识

据《商君书·更法》和《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在秦国变法前夕曾同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就要不要变法、更礼的问题展开过一场辩论。商鞅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法律和制度都应该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既不能复古，也不能保守，要法宜其时。

《商君书》深刻地认识到了法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实行法制的必要性。“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为治而去法令，犹欲无饥而去食也，欲无寒而去衣也，欲东而西行也。”[8]商鞅认为，处于兼并的时代，人民的朴实品质已经丧失，要想使其行为纳入正轨，只能依靠法律的约束。他说：“今世之所谓义者，将立民之所好，而废其所恶。此其所谓不义者，将立民之所恶，而废其所乐也。二者名贸实易，不可不察也。” 在商鞅看来，以仁义治民，反而使民追求不义。以刑罚治民，不废民之所恶，表面上似乎是不仁不义，实际上正是爱护人民，使其归于正义。他评论法制的优越性说：“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

（二）推行刑无等级的原则

商鞅总结了以往法制遭破坏的历史教训，一针见血地指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因此，法家不但要求各级大臣守法，也要求君主“慎法制”。至于一般老百姓只能“服法死制”，不许犯法，也不许议论。商鞅打击的目标还指向那些敢于坏法的贵族、大臣。他明确提出“壹刑”的主张：“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他还强调“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后来韩非子也提出：“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关系到法令能否贯彻和实行的一个关键。商鞅一反过去的“刑不上大夫”的传统，坚决主张刑上大夫，并雷厉风行，太子犯法也“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尽管君主被排除在法之外，但沉重打击了旧贵族势力，为贯彻富国强兵的法令扫清了道路，树立了法制的权威，大大强化了君主集权专制，为后来秦王朝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先进行了排练。

（三）颁布成文法，开展普法运动

为了使法令成为判断功过、行使赏罚的标准和全体臣民都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商鞅继承了以往法家的传统，颁布了成文法，认为法令必须“明白易知”，一方面使“万民皆知所避就”，另一方面“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特别是为了保证法令的准确性，宣布“有敢（削）定法令，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商鞅还在秦国开展大规模的普法运动，力求做到家喻户晓，而且颇有成效，使得秦国境内妇女儿童都知道商君之法。

（四）奉行“重刑主义”的原则

商鞅深知人的本性是好利恶害的，趋乐避苦的。如果轻罪轻罚或者重罪轻罚，表面上看似乎很仁慈，但是对于犯罪者而言，由于犯罪成本低，而轻视法律，容易诱发犯罪者重复犯罪或者犯重罪，国家的法律形同摆设，这样势必会导致犯罪率上升，治安恶化，危及社会的稳定。因此，商鞅奉行“乱世用重典”，实行重刑主义的原则，并且阐释了重刑主义的合理性。“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于其乱也。故重轻，则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 对轻罪施以重罚，本来犯罪程度轻，社会危害小，但加大违法的成本，犯罪者付出的代价却十分巨大，使人人心存畏惧，使人人自律，不敢为非作歹，不敢以身试法，更不敢去犯重罪了。在秦国，在路上倒灰这样的小过，也要处以极刑。这样达到“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的目的。重刑不仅只针对老百姓，对官吏一视同仁。为了让人们都知法守法，还实行严酷的连坐制，一人犯法，邻居和家族都要受牵连。在这样严酷的法律面前，老百姓和官吏为了不犯法，只得去认真学习法律，严格守法，邻居和家族之间相互监督，这样也可以减少犯罪的发生。

三、现代意义

乱世用重典，以法治重整社会秩序。特别是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旧有的各种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建立新的法律法规和各种规章制度有着更为迫切的意义。《商君书》切中了时代的脉搏，顺应了时代潮流，在秦国大力推行法治。《史记·商君列传》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秦始皇灭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大帝国，商鞅以法治国的思想功不可磨。任何事物是一把双刃剑，商鞅过于强调法治，而忽视德治，秦朝的短命而亡，也与商鞅的严刑竣法分不开的。

商鞅认识到人性恶的一面，这是其合理的地方。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人性是非常复杂的。人性历来是哲学家研究的一个哲学问题。有的认为人性本善，如孔子、孟子等。也有人认为人性本恶，如荀子、韩非子、商鞅等。从哲学的角度来讲，世界的存在是立体的，人的人性也是立体的，人性也是发展变化的。一个人在此处是善的，在彼处就可能是恶的；一个人在贫贱时可能是善良的，在富贵以后可能变成邪恶的人。基于对人性不同的认识，认为人性本善的，当然注重道德教化；认为人性本恶的，当然注重管制和惩戒。无论古今中外，在社会管理上都是制度与教化并行。

在中国历史上，法治和德治，一直是治理国家的两种根本手段，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对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历史告诉我们，凡是只用德治或只用法治的王朝，都走向了衰落、灭亡。战国时期的鲁国和齐国单纯用“德治”，很快被吞并；秦国“专任刑罚”，则二世而亡。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能长期延续与发展，原因很多，但与中国社会“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不无关系。孔子在《论语·为政》“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德主刑辅”思想，突出强调实施德政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实行德治，重礼义教化，方能统一天下。既“隆礼”又重法的荀子，主张先礼后法，先教后刑。到汉代，董仲舒用阴阳学说阐释“德主刑辅”思想。至此，“德主刑辅”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的指导思想，已转化为统治者的治国方略。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法治，而且也需要德治，使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忽视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达到使我们的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但是，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对法治的重要性看得比较清楚，而对德治的重要性却认识得不够，结果法治也没能收到预期的效果。特别在建设市场经济过程中，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既造就了财富，也孕育很多社会问题。法律只能强行规范市场行为，但不能完全化解市场经济带来的种种消极因素和不良影响，如拜金主义、精神空虚、理想信念缺失、道德沦丧等；市场经济带来的激烈竞争和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紧张，如见利忘义、尔虞我诈等种种不和谐的现象，必须靠道德来缓冲，必须靠道德教育来消除各种社会不良影响。

2000年6月，《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阐述了法律和道德在国家管理中的作用。他指出：“法律与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互相联系、互相补充。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互相结合，统一发挥作用。”2001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在“七一”讲话中，再次强调：“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为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础。”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正确处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提供了根本指针，为中国的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

道德和法律具有不同功能。法律的特点是强调强制和他律。道德的特点是强调教育和自律。法律是一种硬约束，是一种“他律”。法律通过运用强制手段约束人的行为，法律着重要求的是人的外部行为的合法性。德治是一种软约束，是一种内心“自律”，道德通过运用教育的手段约束人的思想。而道德所要求的不仅仅是人的外部行为，它还要求人们行为动机的高尚、善良。对人们行为的内在影响，是道德发挥作用的特殊机制。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刑罚是治标的，而道德才是治本的。也就是说，通过道德教育影响人们的思想，进而去支配人们的行动，才能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的稳定。

法律和道德在实施中相互支持，相互补充，不可分割。道德的实施主要依靠社会舆论的力量，法律的实施则主要依靠国家强制力，但两者殊途同归，目标都是促进民族素质的提高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一个民族素质的提高，单靠国家强权推动和单靠社会力量推动都是不够的，只有两者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才最为有效。法律与道德各有其巨大作用，也各有其显著缺陷。把“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统一起来，能发挥更大作用。

四、结束语

商鞅以法治国的成效明显，有些法治思想对我们建设法制社会有启示。但其忽视德治，也是导致秦朝短命而亡的原因之一，这是我们应当吸取的教训。乱世用重典，盛世倡民德。以法治重整社会秩序，以德治维护社会秩序。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是人类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是现实社会的需要。在中国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的实践中，应当自觉地把“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联系起来，才能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 商君书·错法[M].高亨，注译.北京：中华书局，1974.

[2] 商君书·算地[M].高亨，注译.北京：中华书局，1974.

[3] 商君书·赏刑[M].高亨，注译.北京：中华书局，1974.

[4] 商君书·定分[M].高亨，注译.北京：中华书局，1974.

[5] 商君书·开塞[M].高亨，注译.北京：中华书局，1974.

[6] 史记·商君列传[G]//司马迁.北京：中华书局，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