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种普遍的“弱势心理”正在社会上蔓延，很多中产、官员群体也在集体“喊弱”、“哭穷”。在一项最近的问卷调查中，45.1%的党政干部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

而另一方面，据媒体报道，湛江市司法局普法办副主任叶君保，从事普法工作25年，痴心不改，自嘲“教出了一堆‘刁民’”，并直言不讳地宣称懂法的“刁民”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

官员的“弱势”与刁民的“给力”，这两个群体的不同表现，恰恰暗合了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治国者必先受治于法”，建设法治政府，根本还是要限制政府及其官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过大的权力。而从中国的具体国情来看，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务公开，鼓励公众参与及严格问责。这也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几个节点。无论是官员对权力的敬畏，还是他们对政绩的压力，其实都是法治社会对政府官员的基本要求，也符合民众对官员群体的整体期望。而作为社会成员的“刁民”，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感的不断汇聚，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推动法治建设的强大合力和深化改革的动力。

部分官员感到“弱势”的原因，一方面是来自纪检部门、新闻媒体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越来越多，尤其是有关部门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问责规定，让官员问责之潮流在近几年风生水起，这使得官员们虽然“高居庙堂”却不得不时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另一方面是官员既要完成相关政绩考核“对上负责”，又要多做让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对下负责”，一肩挑两头，责任重大，各方面的压力着实不轻。

如果那45.1%的官员觉得自己属于“弱势群体”，虽然是官员们的自我认知，但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无疑是我们百姓之福，只有官员能“俯首甘为孺子牛”，才能实心踏地地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才能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和满意。我们期待这样的“弱势官员”越来越多，当“遵纪守法、廉洁高效”在官员群体中蔚然成风，那么，我们实现建立法治社会的目标就不会太遥远。

“刁民”这一称谓的含义是众所周知的，这是部分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对治下的喜欢维权讲理、不盲目服从和百般顺从的那部分公民的称呼。何以成为“刁民”了呢？我们完全有必要对这一群体进行准确的定位和解读，相信我们不会忘记那些在孙志刚案中奔走呼吁的媒体记者和众多网友，他们的努力直接推动了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张先著提起“乙肝歧视第一案”，他的胜诉促进了国家公务员体检录用标准的统一……正是这些“刁民”，他们对法治的追求令我们尊敬，他们对法治的信念令我们感动，他们对法治的渴望令我们激动。

篇2

[关键词]回应型政府 回应 合作共治 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7-0066-05

回应(response)，即回答、答应或响应，是所有社会形态及其政府运作模式下，政府管理公共事务、解决公共问题、谋求政府与社会间稳定、和谐关系的基本方式。无论何种政府，作为公民的政府、社会的政府，都应程度不同地回应社会。当代社会，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对政府治理模式、治理过程、治理效果提出了新要求。着眼于改善政府治理，提高政府的回应性与回应效能，有必要研究和把握回应型政府的理论基础、内涵和特征。

一、理论基础

“回应型”一词最早出现于当代西方法学理论中。对回应型政府问题的研究，发端于20世纪后期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公共治理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美国学者罗西瑙(J.N.Rosenau)在其代表作《没有政府的治理》和《21世纪的治理》等著述中，把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他强调，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无须依靠国家强制力来实现，其主体也未必是政府。之后，有关治理的论述不一而足，大多论述了相似的思想。虽然治理理论还不很成熟，其基本概念也还比较模糊，但它十分清晰地赋予了治理(govemanee)与统治(government)的不同涵义。如果说传统政府理论认为政府是社会管理的主体，自上而下的统治是政府管理社会的主要方式的话，那么，公共治理理论的主要发展则是强调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在治理过程中，政府与社会、政府机构与非政府组织、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间具有合作的可能性及其双向互动、相互影响的必要性。治理更多地是一个社会作用日益明显、社会力量自下而上影响政府，不再像过去那样单向度地依靠自上而下的政府安排，而主要通过政府与社会间的合作、协商，共同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这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政府权力运行向度，凸显了社会在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总之，从根本上说，公共治理理论，其实就是研究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政府如何与社会合作，共同治理或共同解决公共问题，以达到治理的良好状态，即“善治”。善治，是公共治理的目标。 “回应性越大，善治的程度也就越高”。回应，是善治的基本要素。没有对政府回应性问题的研究，就难以研究善治问题；研究回应型政府建设问题，才能从理论上阐明，如何在不断提高并确保政府回应社会的自觉性、稳定性、有效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实现政府的善治。因此，回应型政府问题，理应成为公共治理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同样，公共治理理论也为回应型政府问题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是回应型政府的重要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新公共管理运动以来，尤其是近10多年来，在有关政府回应社会的问题上，无论是新公共管理理论，还是新公共服务理论，虽然具体观点不尽一致，但就通过改革，建设全方位服务或回应社会的责任政府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如美国学者奥斯本等人提出新公共管理理论时概括的政府再造的十个方面，其中一条就是，要建设“顾客驱使的政府(customer-driven govemment)――满足顾客而不是官僚制度的需要”。虽然其中的企业化政府改革原则有其局限并受到了批评，但其“顾客驱使的政府”的理念，蕴含了对政府正确、及时回应社会的要求。。引新公共服务理论则更进一步：相对于政府而言，“公民不只是顾客，他们是‘所有者或主人”’，政府显然更须无条件地回应公民或社会。新公共服务理论倡导以结果、以竞争为导向，使政府的每一项资源投入、人员活动、公共服务的提供等，都能真正符合社会需要，使社会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得到“无缝隙”服务，形成真正体现以民为本、“服务，而不是掌舵”的“无缝隙政府”，建立起政府与社会间信任、合作共治的关系，以确保政府的回应性。在这里，新公共服务理论把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政府服务范畴，由“顾客”扩展到了“公民”，更强调政府回应社会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总之，比之于传统的政府理论，无论是新公共管理理论，还是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公共治理理论都有一个重要共识：政府不应是权力的惟一所有者，而应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创造机会或条件，将公民个体利益，整合成社会公共利益，并完整地加以回应。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同样是研究回应型政府问题的理论指导。

还应强调，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本质上也要求，政府必须具有对于社会的回应性，政府应不断提高其回应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制度属性，在更高的层面上要求建设以人为本、以社会为本，能够全方位回应社会的责任政府，在尽可能满足社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需求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利益、政府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无疑，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回应型政府问题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

二、基本内涵

迄今为止，在中国学术界，尚无对回应型政府内涵的权威界定，专门的研究文献较少。尽管有学者提出了“回应型政府”的概念，甚至还进行了公共治理视角下政府回应问题的分析，但还存在明显不足。首先，已经提出的“回应型政府”的概念不系统、不明确，过于笼统；其次，近年来，包括从政府公共决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的角度，对回应型政府问题所进行的研究，尚未从体制建构的角度来阐述体现对政府自觉、稳定、有效、可持续回应社会要求的回应型政府的内涵，有着明显的视角局限。认真梳理中外学者对政府回应和政府回应性等概念的研究成果，对准确把握回应型政府的内涵是必要的。

关于政府回应和回应性问题的研究，散见于中外学者有关政府改革和公共行政理论的研究中。这些研究，为科学界定回应型政府的内涵打下了基础。尤其是中国学者俞可平在介绍、研究治理和善治理论的过程中，在强调政府的回应性作为善治的基本要素的同时，阐明了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必须对公民的要求作出及时、负责的反应，不得无故拖延或没有下文，在必要时还应定期、主动地向公民征询意见、解释政策和回答问题，促进了回应型政府内涵的明晰化。回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责任性的延伸”。回应型政府，首先是责任型政府，表现为政府的一种责任性(accountabmty)，强调政府公务员及管理机构由于其承担的职务，必须履行一定的职能和义务。没有或不适当地履行其应当履行的职能和义务，就是失职，或者说缺乏责任性，也就无所谓回应型政府。

可见，回应型政府的内涵要素至少应包括：回应型政府的价值理念；回应型政府的基本责任；回应

型政府体制或机制的特点；回应型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等。可以认为，所谓回应型政府，就是以公共治理为理念，以解决公共问题、社会问题为责任，具有自觉、稳定、可持续的回应性和回应机制，以及有效回应社会所需的回应力，政府与社会平等合作的治理模式。显然，与作为过程的“政府回应”和作为特征的“政府回应性”不同， “回应型政府”实质上是一种治理模式――政府用怎样的运行模式来行使其对于公共事务或社会事务的治理职能，是确保政府回应性稳定有效、政府回应力可持续提高的体制性安排，是对传统政府管制体制下政府对社会集权式管理的革命。

应该指出，政府回应是政府对于社会的回答、答应或响应，更多地是反映政府对于社会诉求的倾向性态度；政府服务，更多地是指政府为满足社会诉求而采取的措施或行动。回应型政府是有别于服务型政府的概念。前者是政府与社会平等合作、共同治理的模式；后者是政府作为单一主体前提下的政府对于社会的管理模式。当然，这种区别毫不影响两者之间紧密的、难以分割的联系，它们在价值归属上是一致的，都着眼于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与质量的提升。回应型政府治理理念的确立，可以为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更好的价值导向、目标体系和基本条件；回应型政府治理模式和运行机制的建立，可以使政府更好地实现其服务性职能，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基础。准确把握回应型政府的科学内涵，对于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是有益的。

三、基本特征

研究回应型政府的基本特征，实际上是在回应型政府的理论基础之上，对其内涵的进一步解读。回应型政府要体现公共治理的理念，具有稳定、自觉、可持续发展的回应性和回应机制，以及回应社会所需的回应能力，并有效履行解决公共问题、社会问题的职责，就应体现以民为本、服务导向、合作共治、及时反应、依法治理的特征或属性。

(一)以民为本

政府回应的本质，就是回应公众利益，处理公共事务，解决公共问题，这也是回应型政府的主要要求之一。“(P64)在传统政治学者看来，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关系，主要通过选举投票和多数决定的民主原则来实现。但在实践中，由于长期形成的官僚体系对于社会的支配地位，在很大程度上，社会和公众不得不依赖这样的政府官僚体系。所以，官僚体系对社会需求反应的时效与质量，直接决定了在政府回应社会的过程中，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优劣。这一关系的优劣，是政府体现其回应性、回应能力、回应的稳定性或可持续性的晴雨表。显然，以民为本的政府，才能建立起优良的政府与社会间的关系。罗伯特・B・登哈特指出，公共行政的核心问题是，“一方面，政府机构要求在进行服务时要保持最高的效率：另一方面，公共组织是为公共利益而运作，必须反映服务对象的需求及期望”。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迪马克(M，Dimock)等公共行政学者就建议， “顾客满意标准在政府运作中的运用应当与企业中的运用一样广泛开展”。这实际上可视为政府须“以民为本”的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初步表达。然而，对这一观点的广泛认同和支持是在20世纪80年代，一批新公共管理理论学者强调，“受顾客驱使的政府”应满足顾客的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这是对传统政府体制缺乏回应性的批评，也是对回应型政府须以民为本的又一重要提示。

新公共服务理论在批评和发展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政府应服务于公民而不只是顾客的观点。登哈特夫妇在《改革政府》中关于政府应该“掌舵而不是划桨”的建议后指出，当我们急于掌舵时，也许我们正在淡忘谁拥有这条船。登哈特夫妇转述了金和斯蒂弗斯(King and Stivers)《政府属于我们》中的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政府是属于其公民的，应将公民置于首位，政府强调的重点不应放在为政府这艘航船掌舵或是划桨上，而应放在建立明显具有完整性和回应性的公共机构上。这就十分清晰地阐明：既然政府本来就是属于公民的，就必须无条件地回应社会诉求，就理应成为以民为本的回应型政府，向公民提供满意的公共产品。总之，以民为本是回应型政府最基本的价值观和动力源泉，从而也是回应型政府的首要特征。

(二)服务导向

以民为本的逻辑结果，是对回应型政府须以服务为导向的要求。持续至今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实质上是从官僚制向后官僚制的转型运动，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模式，体现的就是一种公共服务精神。新公共服务理论在对将政府服务对象看成顾客提出批评的同时，十分强调的就是服务。对此，登哈特夫妇在转述格伦・科普的观点时进行了详尽的论述，认为为顾客服务的驱动力是利润动机：只有顾客得到了满足，他们才会以指定的价格去购买这种产品或服务；为公民服务的驱动力是责任约束：鉴于政府所提供的公民所需的产品或服务的购买，因其常常是通过税收付费而不具有自愿性，所以“这就给政府造成了一种特殊的责任，即它不仅要使其直接的顾客满意，并以一种高效率的方式运作，而且还要提供其公民所需要的服务”；为作为主人的公民服务的驱动力则是利害关系：对政府而言，“顾客正在等着见我们”有别于“主人正在等着见我们”。在第一种情况下，政府可能会按照他们出现的顺序，以尽可能礼貌的、最有效率的方式，来对每一个人的需求或偏好作出回应，在结束这笔交易时，也就结束了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政府所服务的是主人，每一个主人都对政府的所作所为有利害关系。政府不仅要关注、服务每一个人的自身利益，而且必须服务于更大的公共利益，并为公共利益的实现与社会进行持续的对话。

总之，无论是新公共管理理论下“顾客驱使的政府”对公民顾客身份的界定，还是新公共服务理论下“公民导向的政府”或“主人的政府”对公民主人身份的认可，都从不同角度表明，政府必须像企业对于顾客、仆人对于主人，以服务为导向，全面回应“顾客”或“主人”的需要。这说明，对政府以服务为导向的要求，有着广泛的理论基础。以服务为导向的政府，才能体现以民为本的要求，更为负责、有效地协调各类社会利益主体的关系，解决各类公共问题和社会问题，实现公共利益，才能成为回应型政府。

(三)合作共治

公共治理理论深刻揭示了政府与社会间的合作对善治的重要性。俞可平在总结善治问题时强调，“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善治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有效的管理”就是“两者的合作过程”。一方面，政府须积极扶植和支持社会组织的自主管理，努力为社会力量的发育创造条件，促进社会治理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各类社会组织要积极与政府配合，及时向政府反映社会成员的意见、要求，及时提出合理建议，在与政府合作过程中，积极帮助政府，使政府的回应性和回应力得到稳定、有效、持续的强化和提高。善治离不开政府与社会间的合作共治。

新公共服务理论在扬弃新公共管理理论、特别是其中的企业家政府理论的基础上，揭示了当代社会所要求的政府与社会间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也强调了政府与社会间合作的重要性。它强调，“诸如公

正、公平、回应性、尊重、授权和承诺这样的理想，不是否定而常常是超过了那种把效率作为政府工作惟一标准的价值观”，政府对社会的回应方式应进行彻底变革。传统的政府是通过说“是的，我们能够提供那种服务”，或者说“不，我们不能提供那种服务”，来回应社会、公众的种种需求。而新公共服务理论则要求，经过选举产生的官员和公共管理者，应该不只通过说“是”或者“否”来回应公民的需求，而应该说诸如“我们先来一起想想该怎么办，然后再来付诸实施”。在具有积极公民权的社会里，公务员不仅将日益扮演一种调解、中介、申说、裁判的角色，而且将以促进、当经纪人、协商以及解决冲突的技巧，取代管理控制的方法。

公众、社会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平等主体，在融入政府治理过程中，实现合作共治，一方面，可以在克服政府垄断对公共事务的管理的基础上，形成政府与社会间“回应一参与”的良性互动，从根本上防止政府误读、甚至挪占公共利益，提高和确保政府回应社会的自觉性、稳定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可以以公共治理主体、而不是被动接受者的身份，于事前、事中、事后参与公共利益的实现过程，推动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实现善治的过程中挖掘政府回应的最大潜能；同时，可以更好地集中民智。改善公共决策，提高政府回应能力。总之，政府与社会间的合作共治，有利于促进以民为本、服务导向的政府回应机制的建立，是形成回应型政府体制的重要基础，是回应型政府的核心要求和主要的运行特征。

当然，强调政府与社会间的合作共治，强调政府对社会主体力量的尊重和发挥，不能忽视或否定政府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能将西方学术界对“没有政府的治理”模式的探讨，㈣与现实“有政府的治理”实践等价齐观。一方面，罗西瑙等人的“没有政府的治理”的设想，主要是就国际政治而言的，他本人却是无政府主义的坚决反对者；另一方面，真正意义上的“没有政府的治理”，是所论证的国家消亡后的理想状态，还是一个遥远的未来。即使是在国家消亡的理想状态下，社会也仍然需要“非国家机构的政府”的治理。可以认为，回应型政府职能实现的过程，是伴随国家权力向社会逐渐回归的过程，一方面。离不开政府和社会两个合作主体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政府对公共治理秩序的持续、有效供给，政府仍然是回应型政府治理模式的主导方面。

(四)及时反应

顾名思义，回应型政府要求政府对于社会诉求，不能不(回)应，也不可久拖不(回)应，而必须及时、有效地予以回应，否则，就是失职，就不能称之为回应型政府。政府及时反应社会诉求，强调的是政府对于社会的回应必须快速，否则，就难以及时；必须有效，否则就“不到位”。“快速”，是指在回应社会的有效期内，政府要以尽可能短的时间，对社会提出的、需要政府予以解决的问题，给予积极响应，并在与社会积极合作的基础上解决问题。“有效”，是指政府回应社会的方向有效――政府帮助社会解决问题的基本方向符合公共利益的实现方向；内容有效――政府具体解决问题的内容符合而不偏离社会基本或主要的价值或需求；时间有效――政府在解决问题所要求的时段内解决准确反应社会诉求的问题。当然，就时间的有效性而言，不是说解决问题的速度一定是越快越好，而应该是“正当其时”。总之，快速、有效地回应社会需求。是对回应型政府的基本要求。及时反应是回应型政府主要特征之

(五)依法治理

回应型政府要求建立一个与威权和绝对统治相对的政府，即负责、有限的政府，而法治则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佳手段。 “法治”(rule of law)是19世纪末英国宪法学家戴雪在其代表作《英宪精义》中提出的，现已成为普遍原则：政府和公民或社会在法律上负有相同的义务和责任，尤其是政府不能享有不必要的特权，政府和公民或社会都必须守法。所谓依法治理，指政府与社会间的合作共治必须依法进行，否则，政府对于社会的回应，就难以有体制和机制的保证。首先，政府必须守法，即政府参与治理的过程只有依法进行，才能使以民为本、服务导向的基本理念、与社会合作的治理方式、对社会需求予以及时反应的基本要求，具有法制保障和刚性约束。其次，公民或社会必须守法，即公民或社会参与治理的过程必须依法进行，才能确保其在有序参与的基础上，向政府表达正当、合理的利益诉求，使得政府能够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予以及时反应。总之，“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求，没有健全的法制，没有对法律的充分尊重，没有建立在法律之上的社会秩序，就没有善治”。依法治理是治理和善治的基本要求，也是使政府回应制度化、体制化的基本保证，因而是回应型政府的又一重要特征。

总之，以民为本、服务导向、合作共治、及时反应、依法治理，既是回应型政府的内在属性和基本特征，又是形成和保证政府的回应性，回应的体制、制度，回应的目标、速度，回应的数量、质量等方面不可缺少的因素。把握这些特征，对于更好地理解回应型政府的理论脉络、基本内涵，厘清建设回应型政府的基本思路，其启示一定是有益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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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拉塞尔・M・林登，无缝隙政府：公共部门再造指南[M]，汪大海，吴群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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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传军，管理主义的终结――服务型政府兴起的历史与逻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篇3

【关键词】社会主义荣辱观；和谐社会

二零零六年三月四日，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思想，其要求广大的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要充分的树立起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价值思想。其社会主义荣辱观，充分的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表达了社会主义下的价值观的取向，从而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具备了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构建和谐社会内涵

总书记在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总结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其以八荣八耻为主要的内容，其充分的体现了社会主义下的价值观的民族性、时代性以及实践性，其具备着十分深刻的思想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时代前行的精神进行了有机的结合，使二者之间互为补充，更好的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引导下的道德规范的前行方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党追求的最终理想，根据原理和我国实际的充分结合，在参考时展的趋势，我国已经于二零零五年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主体思想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相吻合的。第一，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的主要特征和荣辱观当中“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表述意思都是要加强我国的民主法治的建设进程；第二，和谐社会当中“诚信友爱”的基本特征又和荣辱观当中的“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团结友爱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这两点不谋而合，主要是体现在和谐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持一种诚信相处的关系，在最大的程度上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便于更好的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第三，和谐社会理论当中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本特征主要讲的是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不能断子孙路，这在社会主义荣辱观当中也有充分的体现。所以，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说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的基本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荣辱观所要求的，正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必须要达到的。

二、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保障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几代人甚至是几十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够达成，在整体的建设过程当中，就需要有一定的理论去指导，需要有一定的理论去保障和谐社会在建设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顺利的实行。十六届六中全会十分明确的指出了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提出了在二零二零年我们所需要达到的目标，这就需要全党、全社会都具备一个良好的道德风气。所以，在这种形式下推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整合社会风气，形成一个良好的道德风尚，促进全社会的共同进步，就可以有效的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引导下的经济、文化、政治以及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当中的科学发展和资源环境之间存在较大矛盾的重要问题给出一个良好的解决方案。同时，对于社会保障、共同富裕以及社会管理等多方面也具备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可以说，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当中广泛的普及，对于进一步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使上层建筑和经济发展之间和谐有序的提高，以及进一步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都具备着一个不可估量的意义。从实际的角度来说，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整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道德水平，在更高的层次上决定了生产力和生产关机之间的必然联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现展的过程当中就是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主要的价值取向，对于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决定着他们是否能够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当中更好的贡献自己的力量。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其重要保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当中的主要特征，在社会主义荣辱观当中都有一定的体现，而且社会主义容易管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引领方向，其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是一个重要的保障。

参考文献：

[1]夏东民，陆扬.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误区的澄清——兼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J].河南社会科学；2011（02）.

[2]李宇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化的鲜明要义[J].甘肃社会科学；2008（03）.

[3]徐东.建立和巩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认同机制[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6）.

篇4

学习社会主义法制理论是为了更好的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依法治国就是把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从而保障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确立和实现以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的最具权威价值的取向，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确立法律是人们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的观念，严格依法办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依法治省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我省的具体实践。建设法治社会，必须不断推进依法治省，把依法治国的理念体现在各个方面、贯穿于各个环节、落实到各项工作。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执法为民。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这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在法治上的体现。要确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来自于人民的理念，把实现、维护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立法、执法、司法的各个环节上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做到为人民执法、靠人民执法，保证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要求落到实处。版权所有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在建设法治社会的实践中，要把公平正义作为制定法律和进行制度安排的重要依据，从源头上防止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出现与扩大，并在执法、司法活动中坚持合理合法、及时高效、程序公正的原则，建立保障公平正义的防线；把公平正义作为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把公平正义贯穿于权利与义务的辩证统一之中，坚持权利与义务的对称，保证广大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所有权利的享有都建立在履行义务的基础之上，使遵纪守法成为公民的自觉行为，使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篇5

关键词：和谐矿区；存在问题；建议

中图分类号：F27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3-0132-01

1 正确认识和谐社会的内涵与特征

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当前来讲，就是要努力形成全体公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人民生活更殷实。

（1）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必须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同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的统一。

（2）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的社会。民主法治是社会有序运转的重要保证，也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石。法治社会中最重要的规则是法律规则。法律是所有社会规范中最具有明确性、确定性和国家强制性的规范。依照法律规则来治理社会，人们就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社会就有了和谐的基础。因此，也可以说和谐社会本质上是民主法治社会。民主法治社会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得以建立的手段和途径。

（3）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公平正义的社会。追求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进步的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的重要前提和基本特征。公平不单是指经济公平，而是具有多方面的含义。在社会学意义上，公平指的是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消费水平比较接近而不过分悬殊；在法学意义上，公平指的是权利与义务对称，人们的获得应该与他们所承担的责任以及所作出的贡献相一致；在伦理学意义上，公平指的是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生存、发展的权利和机会。追求公平正义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前提，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和谐。

（4）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诚信友爱的社会。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而且也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和普遍价值。一个社会要和谐发展，仅仅依靠法律和制度规范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借助道德的力量。人与人之间的互信互爱还可以构筑良好的人际关系，使人们彼此信任，相互帮助，平等相处，合作共事，增加社会的凝聚力。

（5）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充满活力的社会。充满活力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创造活力是社会活力的集中体现和显著标志。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使全社会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创业活动蓬勃开展。因此，只有形成全体公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我们才能最终创造出一个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 煤炭企业构建和谐矿区存在的问题

（1）发展需求与结构调整之间矛盾的问题。近几年，我们煤炭企业通过采取结构调整、改革改制、资产重组等措施，企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阵痛”，在寻求煤炭资源、发展第三产业等方面作出了较大牺牲，遗留问题较多。

（2）企业对高水平人才的渴求和员工整体素质偏低矛盾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人才短缺特别是高水平的专业人才严重匮乏，已成为煤炭企业普遍存在的现象。就我们煤电公司也同样存在这一问题。在社会高度发展、竞争日趋激烈、人才日益成为企业成功的重要砝码的今天，这个矛盾尤为突出。

（3）党群干群关系之间矛盾的问题。当前正值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成分、分配方式和利益主体日益多样化，在矿区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碰撞磨合的过程中必然产生一些矛盾。

3 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

（1）坚持以人为本，从人力资源开发上为构建和谐矿区提供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和谐矿区贵在“人和”。而“以人为本”既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也是实现人和的基本保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企业员工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员工多方面的需求，实现员工的全面发展。对于企业来说，员工既是企业的主体、和谐的创造者，同时也是生产要素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如何启动员工的兴奋点，使员工的一切行为变被动为主动，是摆在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2）坚持以发展为根基，从物质需求保障上为构造和谐矿区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矿区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发展的协调性。企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构建和谐矿区，必须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用发展的观点、发展的思想、发展的理念不断调整企业的发展思路，做到以发展促进和谐，以和谐促进发展。特别是要注重处理速度与结构、质量与效益、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围绕增盈提效，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经营水平，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为和谐矿区建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3）坚持以学习为手段，从队伍素质的提高上为构建和谐矿区注入创新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通过“建设学习型企业，争做知识型职工”来提高职工队伍的素质，也就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必然要求，成为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促进企业和谐发展的内在动力。在实现学习型企业的进程中，要积极引导职工学习成才，更好应对市场竞争的挑战。要逐步完善岗位成才激励机制，引导职工钻研实用技术和操作技能。

（4）坚持以文化为导向，从团队精神的凝聚上为构建和谐矿区塑造精神支柱。要以文化为导向，建设独具矿区特色的企业文化，在企业内部形成良好的精神氛围，树立企业与员工的共同愿景，培养“心相通，情相融，力相合”的团队精神，为构建和谐矿区提供精神支撑。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品牌效应的无形资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扩张力。优秀的企业文化能使企业的各种生产要素得到最佳组合，从而创造最佳效益，推动企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真正起到育企业之“本”、铸企业之“魂”、谋企业之“道”、塑企业之“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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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法；和谐社会；作用；路径

中图分类号：D91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4-0-01

一、前言

“和谐社会”概念最早提出是在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后经过系列研讨，和谐社会内涵逐步得到丰富，并逐步形成六大基本特征，其中民主法治就是其中之一。实现和谐社会，离不开法治，通过发挥法治，能够更为高效的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塑造和谐的基本环境。经济法是发挥法治的重要环节，也是推动社会和谐的重要法治构成，因此探求经济法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关系十分必要，有利于更好的理清经济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价值，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二、经济法在和谐社会构建的关系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质正在深化改革中，各类市场失灵问题经常发生，在一定程度上给经济发展造成了影响，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构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失灵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为了规范市场行为，促进其良性发展，国家市场经济发展就需要经济法作为保障，降低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滞后性等问题，弥补市场和政府互动性差的问题。而我国经济法发展历程相对较短，仍然需要依托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进行补充和完善，因此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既是促进经济法更好服务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经济法不断完善自己的过程，两者具有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关系。

三、经济法在和谐社会构建的过程中的作用

（一）通过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促进企业规范发展

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市场行为规范不规范直接影响市场的稳定。目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处于初级阶段，企业市场发展不和谐因素经常发生，这与市场监管和调节不到位具有直接的关系。市场监管和调节离不开经济法，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现代经济法着眼于通过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来实现企业权责明晰、规范发展。例如，经济法主体的《个人独资企业法》、《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都明确规定了市场中各类企业的设立以及应有的权责，这就使得企业在市场中有法可依、有法可循，能够促进企业间建立互信合作的关系，形成规范化自由的市场竞争平台。

（二）协调“经济人”与“社会人”的关系

市场竞争的主体往往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因此在市场环境中，市场竞争主体以“经纪人”角色在市场实现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往往会牺牲他人或者整个行业的整体利益。这种经济人行为以往仅依靠“民法”来维护，但民法无法实现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和谐发展。经济法通过主体法律能够规范“经济人”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行为，同时促进其参与社会公共政策的参与，实现创造就业机会、增加社会救济、加强环境保护等社会行为，进而实现实现个体利益同整体利益的协调发展。

（三）规范市场秩序，促进市场和谐

我国市场经济越来越注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但是我国市场制机制尚不完善，市场垄断行为、不正当竞争、产品质量差等问题严重侵害消费者利益。因此，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加大对市场经营主体监管，严厉打击不正当竞争，制裁非法收入势在必行。这一系列问题集中在一点就是要规范市场秩序。经济法通过完善市场法规，能够有效连接政府行政手段与市场手段，避免单一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调节所造成的弊端。例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是市场竞争法的主体，能够限制市场主体一己之私，使其能够遵循诚信原则，提高市场道德约束，按市场制度进行经营。

四、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法建设路径

（一）注重维护市场自由与秩序建设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正在逐步放宽政府的围观行政干预，给予市场相对自由的环境来实现资源配置。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仍旧不彻底、不完善，充分维护好市场自由，使市场能够在良好的秩序下运行是和谐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因此，政府在完善经济法建设时，应多注重市场自由和秩序的建设，一方面要严格经济法执行力，严禁个别政府机构不作为、乱作为，，非法干预市场调节机制；另一方面要重视调研市场运行机制，深入把握市场先行运行机制缺陷，并依据市场现状力促经济法主体的完善。其中完善市场利益均衡机制是维护市场秩序的关键，既要注重为企业提供盈利的秩序环境，又要把握利益均衡，实现企业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双发展。

（二）注重维护市场效率与公平建设

要充分利用经济法主体引导调节机制，解决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效率低、公平性差等问题。公平与效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仍旧面临城乡差异、区域差异、阶层差异等矛盾问题，使得在经济结构、人民利益分配等方面不和谐因素突出。因此，经济法建设要将建设市场效率与公平作为重要职责，重点解决目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失业、环保、社保等问题，逐步引导和调节社会利益体，营造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的基本保障平台，以实现市场经营效率最大化。

（三）注重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建设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注重整体性。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往往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建立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我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目标。因此本着构建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经济法建设要重点关注经济发展同社会发展、人的发展、自然的发展相协调，既要关注当前发展的利益，又要考虑到长远的经济发展利益，既抓局部利益，又着眼于整体利益。

参考文献：

[1]吴志攀，肖江平.和谐社会建设与经济法创新[J].中国法学，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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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方政府 公共服务 治理 绩效评估

引言

地方政府承担着大量地方性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产品供给职能，如交通、公共安全、消防、教育、公共卫生、医疗保健、供水、供电等。地方政府的职能定位在本质上要求地方政府治理应加强公共服务职能、建立多中心的治理结构、提高地方治理的效率等。可以说，地方政府治理绩效不仅影响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和质量，同时影响地方公众的生活质量、地方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谐社会建设与社会稳定。因此，加强地方政府治理绩效的评估对于提高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改善公共服务质量，提高地方政府治理绩效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到目前为止，我国在公共部门的绩效评估方面，主要集中政府目标、政府网站及一些职能部门工作绩效与公共服务的评价，对于地方政府治理绩效评估的研究还比较少。倪星（2007）指出在我国绩效评估中存在地方治理过程与绩效评估脱节、对绩效评估的整体设计和系统过程考察不够、多种方法的应用尚欠整合、缺乏原创性研究等问题。

地方政府治理的内涵与基本特征

（一）地方政府治理的内涵

自从1989年世界银行正式使用“治理危机”以来，治理一词频繁出现在行政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学科领域，但是对于治理内涵的界定目前还是模糊且不统一的。例如，Kooiman（2003）认为治理旨在解释社会问题或创造社会机会，建立一套社会规则，为管理活动建立一套标准。我国学者毛寿龙（1998）认为治理是指政府对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不直接介入，掌舵而不是划桨。俞可平（2001）认为治理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尚虎平（2009）把政府治理界定为：“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政府与市场、第三部门、公民社会实现合作、协调，以达到合理分配资源、适当处置各种利益、圆满处理各种关系，从而满足公众需要的一种新型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第三部门、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多重伙伴关系”。杨雪冬（2008）指出治理关注的是权力如何行使，并指出从全球到国家，再到地方以及社区都可以发生治理现象，涉及国家、私人部门以及公民社会等众多主体。民主、法治、透明、责任、服务、公平、效率、有竞争力等被认为是治理的基本准则。

对于地方治理，郑志龙（2009）指出地方治理意味着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互动更为频繁，治理关系也更为复杂。英国学者Bovaird和Loeffler（2007）对把地方治理的定义为：“为了影响公共政策的结果，地方利益相关者相互作用的方式”。地方治理已不仅仅是政府自己的事情，而是更多的征求相关利益者的意见基础上形成的协商管理地方公共事务的民主过程。正如Bovarid（2004）所指出的地方政府治理不再仅在政府内部寻找好的管理模式，而是追求外部利益相关者认可价值的管理模式。鉴于此，本文认为地方治理是地方政府在充分尊重公众及其它利益相关者意见的基础上，进行地方性决策、实施地方事务管理、提供地方公共服务的过程。

（二）地方政府治理的基本特征

1.地方政府治理的主体具有多元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复杂的地方公共事务仅凭借公共机构难以解决，需要借助非政治的力量。因此，地方政府治理的主体具有多元性，除地方政府外，还包括社会公共机构、公众、企业、第三组织等。

2.地方政府治理的内容具有复杂性。凡是与地方政府有关的事务都在其治理范围之内，如地方公共服务供给、经济增长、地区稳定、相邻地区协调等。并且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地方政府治理的内容可能具有一些差异。

3.地方政府治理要求具有回应性。地方政府治理要达到共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在客观上要求应具有回应性，及时了解、回应公众多样化的需求。一个具有回应性的政府，应具有透明性、责任性、效率性和公平性等基本特征。

4.地方政府治理的保障是法治。治理下的地方政府是法治政府，这就要求任何地方政府依法行事，其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履行公共服务职责，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

地方政府治理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构建―以公共服务为例

地方政府治理绩效是指各级地方政府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和效益。地方政府治理绩效评估，就是根据治理的目标、采用科学的方法，对各级地方政府治理的绩效进行测量、考核，反映其工作的实际效果，从而奖优罚劣，促进政府改进工作，提升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倪星，2007）。

对于地方政府治理的绩效评价，目前文献不多，并且不同的文献从不同角度进行评价，例如透明国际的腐败指数，世界银行的责任与行政执行能力指标，英国国际发展部从人事和民主方面评估治理绩效。对于公众而言，最关心的问题在于地方政府是否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以及是否克守透明、公平的治理规则。英国学者Bovaird（2006）以英国康沃尔（Cornwall）市Carrick区议会公共住房服务为例，从公众生活改善与治理规则的执行两个方面对地方政府治理的质量进行了评估，这对于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绩效评估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借鉴Bovaird的评价方法，本文从结果评估和过程评估两个维度设计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一）地方政府治理绩效―结果评估

从结果角度评估政府治理，是对政府治理实施一段时间后效果的评价。近年来兴起的政策科学评估，即是从结果纬度评估公众对于政策执行结果的满意度，进而判断政策是否合理。地方政府治理绩效的结果评估，主要从公众对公共服务与生活质量的满意程度方面来评价。表1给出了地方政府治理结果评估的纬度及内容解释。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本文建立的地方政府治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公共服务为例，但是地方政府治理并不仅停留在公共服务提供层面，而是通过公共服务提供达到所想要的治理效果，如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等。因此，在指标衡量时，都是从公众感知角度，评价公众是否对公共服务满意，而不是对公共服务本身的质量进行评价。如健康和社会福利项中，应从公众感知角度衡量目前的健康和福利服务是否达到满意，而不是从健康和福利服务本身去衡量。在具体指标设计方面，可以进一步细化，如在健康与社会福利方面，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主观评价：目前的状况与以前相比是否有所改善？对目前的状况是否满意？同时，还可以用客观性指标，如目前健康与社会福利标准是否低于国际标准或经济发展水平相似国家标准？

（二）地方政府治理绩效―过程评估

对地方政府治理绩效从结果纬度进行评估，可以监督地方政府在治理过程中是否把地方公共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但怎样才能保证良好的治理效果，则需要评估者关心在地方政府治理过程是否遵守了治理的基本准则和基本程序，因此过程纬度的评估可以通过对治理准则和程序的遵守情况的评价促进治理结果的公共利益趋向，具体评估指标及其内容解释如表2所示。

结论与应用前景分析

地方治理在我国的发展与创新在客观要求在理清地方治理的基本内涵、准则与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对地方治理的绩效进行评价，以达到总结经验、监督治理过程、激励治理创新的目的。在我国，改革和创新地方政府治理过程，是提高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改善地方政府治理绩效，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因此，对于地方政府治理绩效的评价对于完成地方政府的政治与管理任务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虽然本文提出评估地方政府治理绩效的基本构想，试图从结果与过程两个纬度来界定治理存在的领域以并评价治理绩效，但众所周知，一个好的评估指标体系需要客观公正的评估主体采用科学的评价方法，才能达到客观公正评价的目的。在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价虽已引入非政府主体，但是企业、公众、第三组织等参与的程度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因此，应鼓励支持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政府治理过程及其评估活动。在评估主体合理、评估指标体系科学、评估方法有效、评估信息获取成本可控等条件下，地方政府治理绩效评估将成为改善地方政府治理绩效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倪星.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绩效评估研究的发展方向[J].政治学研究，2007（4）

2.尚虎平.从治理到政府治理绩效：数据挖掘视域下的政府治理绩效评估[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9（3）

3.毛寿龙.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4.俞可平主编.全球化：全球治理[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5.杨雪冬.近30年来中国地方政府的改革与变化：治理的视角[J].社会科学，2008（12）

6.郑志龙.走向地方治理后的政府绩效评估[J].中国行政管理，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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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以“新公共管理”为旗帜的政府再造运动使公共管理的概念得到了广泛传播。但是张康之教授提出的“公共管理”模式的概念与前者有着本质的不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公共管理运动是“在政府实施干预市场失灵的政策却又出现政府失灵时寻求的新出路”。它在研究方法上存在许多观点、技术、理论的“生硬拼凑”，在思维方式又陷入了“政府——市场”两极思维的陷阱，[1]在价值上更多是效率取向的；在技术手段上则是广泛的市场化。然而“当我们逐渐加强政府活动的民营化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在增加腐败和不道德行为的倾向”。“政府企业化（市场化）运作的改革让我们付出了相当大的道德代价。”[2]（P156，158）可见新公共管理运动忽视了公共价值这一“公共行政”的灵魂。片面强调了社会关系的权力和法律向度而忽视了伦理向度，因此可以说它仍是囿于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的建构。

张康之教授所提出的公共管理模式是对“后工业社会治理模式”的全新建构。总体而言,可将“公共管理”理解为后工业社会会中的多元管理主体对以伦理关系为核心的公共管理社会关系的治理，是基于社会道德制度的德治模式；它倡导服务精神以及“合作型”的信任关系，是一种服务型的治理模式；同时又是一种基于合作理性的合作治理。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本质是德治。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式：

首先，管理主体多元化。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公共物品只能由公共部门（政府）来提供。[3]（P23）也就是说政府是公共事务管理的唯一主体，其对公共物品的供给是垄断性的。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市民社会日益壮大，社会自治的程度愈来愈高，打破了原来的行政主体一元化和公共物品供给的垄断性。许多社会自治组织和非营利组织也承担起了公共物品的供给职能，政府的许多管理职能转移给社会，可以从繁杂的日常公共事务管理中解脱出来更多的负责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以及监督。随着公共组织的迅速膨胀，“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竞争伙伴关系中，原先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开始重新走上了一体化的进程。”[4]（P36）国家权力日益回归社会，政府逐渐成为一种与众多其它公共组织平等竞争的权威，整个社会在公共管理方面形成了多中心的局面，管理主体呈现多元化。

其次，客体中心主义。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是“主体中心主义”的。因为传统行政的组织体制是官僚制，权力的配置呈金字塔型，权力的运行是自上而下的支配过程。这决定了管理主体必然处于中心地位，而管理客体被置于边缘性的和受支配的地位。公共管理的社会关系基础是开放、平等的伦理关系，是服务导向的，其组织形式是网络化的任务型组织。公共管理治理模式下公共政策的制定源于社会成员的服务需求，即以社会成员的满意为目标。公共管理的服务模式不是把社会和公共管理客体的服务期望当作压力，而是动力。客体的服务期望越强，越能强化伦理关系，推动管理的改善。

第三，服务型的治理模式。后工业社会公共权力日益社会化，众多的非政府公共管理组织都成为公共权力的主体。这实际上也意味“管理”的服务化，即公共管理已成为一种为公众服务的活动。因此“服务”是公共管理的核心价值，公共管理的体系已经不再是以权力为中心，而是以服务为中心。“在公共管理中，控制关系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日益生成的服务关系，管理主体是服务者，而管理客体是服务的接受者。所以，这是一种完全新型的管理关系，在这种管理关系的基础上，必然造就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即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第四，注重伦理向度的治理模式。完整的社会关系应该是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的统一体。然而在农业社会中权力关系处于主导地位。进入工业社会后，法律关系又成为社会关系的中心。后工业社会中的公共管理模式的核心意向是服务与合作，它通过治理主体的自我约束、自我限制来保证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在这种意向支配下的社会关系首先必然是伦理关系。伦理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核心，这决定了一切治理形式手段都要围绕“伦理”这一主题来构建。公共管理模式就是伦理关系的制度化，其目标是实现德制，是德治与法制相统一的治理模式。由于公共管理模式具有对工业社会治理模式批判继承的一面，所以公共管理模式下的公共管理者具有较高的管理素质，因此新的治理模式更重视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能力而非管理能力。后工业时代人们之间是高度的合作型信任关系，德治是公共管理模式的本质特征。

张康之教授用一系列规范化的术语为我们界定了一种全新的“公共管理”治理模式。它使“公共管理”这一全球性的运动有了新的诠释，这一概念的界定，是从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的，也是革命性的。它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切关于社会治理问题的思考，都会在不远的将来归宗于张康之教授对公共管理这一概念的界定。[5]

二、公共管理模式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公共管理模式的出现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张康之教授运用历史现实主义的方法，从社会形态演进的角度给我们阐述了公共管理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公共管理伦理学》所描绘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演进及其相关因素的变化可以用下面的图表予以简单的概括。

社会治理模式及其相关因素的历史变迁比较

社会形态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

治理制度权制法制德制

治理模式权治

（统治型模式）法治

（管理型模式）德治

（服务型模式）

社会角色身份契约合作

社会关系权力关系为中心法律关系为中心伦理关系为中心

社会领域一体化（同质性）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生活领域总体性

信任关系习俗型信任

（感性）契约型信任

（工具理性）合作型信任

（实质性）

>核心价值秩序效率、公平服务

权威类型权力权威法律权威道德权威

主导精神权力意志法律精神、科学精神服务精神

总体上看，人类社会的治理模式经历了一个从“权治”到“法治”再到“德治”的历史演进过程。权治是农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即用权力去治理社会，属于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该模式下法治和德制处于边缘地位。就人们的社会角色而言，此时人们之间是身份关系；“法治”是工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即人们用法律治理社会，属于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该模式也有权治的内容，然而德治是受到排斥的，此时人们的角色是由契约关系决定的；到了后工业社会社会治理模式发展到了“德治”，即人们用道德治理。这是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是德治与法治的统一，当然也有着权治的内容，但是权治已经被边缘化了，此时人们之间是实质性的合作关系。

社会治理模式从“权治”到“法治”再“德治”的变革，是一个客观的逻辑序列和历史进程，公共管理模式的出现具有历史和逻辑的必然性。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方式，是德治与法治的统一，其本质是德治的，并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伦理精神、理念和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

三、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实现途径：德制

1.公共管理模式下制度设计的基石：人的道德存在

面对人类面临的向前的时代，托夫勒坚信：第三次浪潮“将凭借着我们理性的帮助，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次具有真正人性的文明。”[6]（P3）这也意味着“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式要实现人性的全面发展。那么人都包括哪些方面呢？纵观人类的思想史，人们大都徘徊在从人的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这种二元分立和同构的立场上来认识人。而张康之教授认为：人不仅是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的同构体，而且人还具有道德存在，即人是物理存在（自然方面）、精神存在（心理和精神方面，如思想、意志、情感）和道德存在的三位一体。人的三个存在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缺一不可。道德存在是人的道德潜能通过直觉的方式与社会理性、群体理性或职业理性的契合。道德存在是人的社会性本质所在，它是人的最深层和最本质的存在，道德存在决定了人的道德行为。

人的存在或本质是决定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重要依据。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人们基于人的物理存在和精神存在所设计的“权制”和“法治”被历史证明是不完善的，无法实现人的自由而充分的发展。根据历史的发展逻辑，后工业社会，人们将从人的道德存在出发进行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因此，对人的道德存在的认识和把握就构成了全部社会生活和活动的基础。

2.“德治”实现的关键：德制

德治思想古已有之，例如孔子有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位而众星拱之。但在统治型和管理型的治理模式中德治只能作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德治绝不可能是一种单单通过道德教化的途径来实现的社会治理方式。历史上所有的建立在个人道德修养基础上的所谓“德治”都最终都只能是“虚幻的德治”。德治的实现最终是人们道德存在的自觉。人的道德存在是客观的，是不可以教的，只能通过道德潜能与社会理性、群体理性或职业理性的相契合而觉醒。德治的实现不是靠公共管理主体的道德修养的提升，而是根源于管理客体的服务需求的刺激和约束。德治是通过认识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并在伦理关系的基础上而做出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结果。[4]（P108）因此，德治首要的、直接的目标是建立起道德化了的制度。这一制度框架能够对人起到激励和惩治作用，从而给人们以客观的约束，人们会得到一种客观化的必然的教育。由于有了道德化的制度，人的行为都会在潜移默化中具有道德的特征。只有制度和体制的道德才是广泛的，才具有稳定的引导功能的行为规范，在这一点上，是任何个体道德都无法达到的。[7]（P210）“以制度为师“而非道德说教才是德治实现的根本途径。只有谋求制度的道德化才能建立稳定的德治。

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式是服务导向的，其核心价值是服务。德制建设是公共管理服务精神的物化过程[4]（P8），服务精神催生了德制，反之，公共管理的道德制度也要保证公共管理者忠诚的去贯彻服务精神，为服务精神的实现提供保障。

公共管理模式是德治与法治的统一体，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下，德治与法治实现了真正的统一，二者不仅仅作为社会治理的手段而存在，不再从属于工具理性，而成为人的本质的一部分。因此，德制既是法律的道德化也是道德的法律化。

据此德制的建设应该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原则：其一，在制度安排中有着道德化的合理规范，包含着道德实现的保障机制；并且已经确立的制度应当是有利于道德因素生成和成长的；[7]（P212）其二，德制要有成为服务精神贯彻实施的保障；其三，德制应该是同时在德治与法治两种理念指导之下进行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

德制的确立是实现德治的前提，而不是终极目标。德治的确立遵循一个循序渐进的逻辑过程。其起点是的道德的制度化。然后通过治理者及其行为的道德化影响整个治理体系中的全体成员，实现一切人的道德化。德制作为整个进程的起点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是整个社会治理体系道德化能够稳定持续发展的保障。

第三次浪潮的冲击，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历史又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变革。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都有一次的宏大的启蒙运动与之相伴随。后工业时代变革呼唤一场建构性的启蒙，如果说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确立了法的精神的话，那么它将确立起一种伦理精神；如果说工业社会确立了分工—协作的社会体系的话，那么它将根据合作理念去进行社会建构。[8]《公共管理伦理学》一书描述了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和本质，并在服务理念下提出制度设计的构想。《公共管理伦理学》本身就是一本关于第三次浪潮的启蒙性著作，其所蕴含的思想对社会的成功转型以及新时代治理模式的构建有着的重大启蒙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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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论题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国内广泛的关注。实践界与理论界纷纷就和谐社会评价体系的构建提出了独到见解，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一）实践界的研究成果国家统计局（2006）以同志关于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为依据，建立起了一套和谐社会监测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以社会和谐指数为总目标，向下分解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6个二级指标。在定性分析和谐社会内涵、特征的基础之上，将二级指标进一步细化分解为25个三级指标，根据可行性的原则，最终保留了社会安全指数、基尼系数、城乡居民收入比、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系数、慈善捐款占GDP比重、人口流动率等18项可测的三级指标。中国社科院（2006）根据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建立起了一套社会经济和谐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以经济社会和谐为总目标，向下分解为经济效益指数、人口素质指数、生活质量指数、社会秩序指数、社会结构指数、社会稳定指数6个二级指标，结合代表性和可行性原则，将二级指标进一步细化为38个具体指标，如社会结构指数中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经济效益指数中的人均财政收入、生活质量指数中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等。北京市统计局（2006）以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为依据，运用社会学的现代冲突理论，建立起了一套和谐社会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分为社会主体主观诉求、社会冲突的客观现状、社会冲突的协调机制三大类。其中，社会主体主观诉求为主观指标，向下可细分为对和谐社会的认同度、幸福感、人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社区归属感相对剥夺感、底层市民自我认同度等6个具体指标，主要由问卷调查的形式获得；社会冲突的客观现状和社会冲突的协调机制则为客观指标，向下继续细分为万人拥有专职社区工作者、食品安全检测抽检合格率等20个具体指标。深圳市社科院（2006）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共进”思想的指导下，设计出了一套和谐深圳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分为客观监测指标体系和主观满意度评价两个部分。其中，客观监测指标体系包括社会安全、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社会关爱、社会发展、生态文明6个一级指标，并进一步细分为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十万人批准登记数民间组织数、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政府民主决策率、每万人拥有医生数、每万人拥有律师数等35个二级指标，并且每个指标都注明了专门的责任部门，如由司法局负责的人民调节案件数、知识产权局负责的每万人年度专利申请量，保证了数据采集的可及性；主观满意度评价则通过设计的《社会和谐量表》和《个人幸福量表》，实地调查获得。

（二）学界的研究成果张德存（2005）根据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和谐社会的科学表述，建立了一套和谐社会评价体系。该指标体系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5个一级指标，进一步细化为29个二级指标，如民主法治指标下的村民自治情况、法律法规建设，公平正义指标下的东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充满活力指标下的全社会创造力、公众生活质量水平，安定有序指标下的利益关系协调情况、诚信评价体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指标下的大气净化能力、空气改善情况等。在权重处理上则采用了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朱孔来、曹圆圆（2006）在科学界定和谐社会内涵和特征的基础上，以和谐社会为总目标，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政治文明为一级指标，以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统筹发展能力、宏观经济效益、公平正义不、法律法规、发展活力、创新力、居民发展质量、民主、文化建设、道德规范、诚信友爱、文明典型、社会事业发达、社会秩序、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环境保护、生态建设为19个二级指标，并进一步细化为50个三级可测指标。在权重处理上则同样采用了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吴诣民（2007）根据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九大目标，从制度建设、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活力、政治文明建设5个方面组建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收入分配、文化建设、政府社会组织建设、社会创造力17个二级指标，并具体细分为恩格尔系数、人口流动率、大学生毛入学率等45个三级指标。该体系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指标分为超前指标、同步指标、滞后指标。陈钰芬、苏为华（2007）以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论述为依据，结合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建立起了一套省域和谐社会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以省域社会和谐为目标，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社会公平、社会稳定、资源环境为5个一级指标，将经济发展细化为农村居民纯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等4个二级指标，将社会进步细化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新农合医疗覆盖率等6个二级指标，将社会公平细分为城镇基尼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等5个二级指标，将社会稳定细分为城镇失业率、每万人立案数等5个二级指标，将资源环境细分为人均水资源量、人均耕地面积等5个二级指标。齐心、梅松（2007）根据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九大目标，建立起了一套适用于大城市的和谐社会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以和谐社会为总目标，以社会治理、社会意识、社会公平、人与自然、社会稳定、社会活力为6个一级指标，选取了社区归属感、人际友爱度、生产总值能耗等25个二级指标。其中公共安全感、社会参与指数等9个二级指标为主观指标，主要通过电话抽样调查获得，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则采用了阈值法。胡继连、戎丽丽（2007）以问卷调查的数据为依据，通过计算分析山东省农村社会的和谐程度，得出了“总体和谐、某些方面不和谐”的研究结论。并根据和谐与不和谐的事项构成情况，提出了加强农民职业培训、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坚持国家的惠农政策、改善教育收费秩序、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服务条件、加强民主管理与民主决策、改善农村环境、卫生状况和社会治安等对策建议。杨涛、吴国清（2007）以城市社区为研究载体，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有关城市社区的研究，从社区自治组织与管理、社区认同与参与、服务完善、文明祥和、治安良好、环境优美6个方面建构城市社区和谐社会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居民自治、社区满意度、健康卫生服务等17个二级指标，并进一步细分为党员参加社区的比例、社区管理和服务的网络化、社区人均健身器材数量、车辆定位停放率等73个三级指标。潘剑（2012）以农村社区为研究载体，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关于农村社区的研究，从人自身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4个方面组建农村社区和谐社会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包容心与幸福感、当地文化与社会风尚、绿色社区建设、社区需要与公共服务等20个二级指标，并进一步细化为112个具体指标。

二、相关研究论点综述

（一）定性研究的导向作用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在借鉴国外社会发展指标的基础上，围绕着和谐社会的内涵、特征、历史沿革展开，并且一般都采用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提法，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国家统计局和谐社会监测的评价研究。在这类文献中，往往以建设和谐社会为总目标，通过目标层导向分解为下一级指标，，定性研究的导向明显。但也有一种类型，研究目标不侧重于预警与监测，而在于如何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这类文献以北京市统计局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强调社会组织在化解社会矛盾过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杨涛、吴国清则从城市社区的角度理解社会和谐。他们认为和谐社区的基本特征应包括：社区自治组织与管理、社区认同与参与、服务完善、文明祥和、治安良好、环境优美。构建城市和谐社区也就要严格按照这些基本特征导出次级指标。潘剑则选取农村社区为切入点，他认为农村社区和谐社会的基本含义应包括：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就要正确对待这些关系，指标体系的构建也要围绕着这些定性的研究展开。可见不同角度的研究决定了不同的指标体系，构建一个相对科学、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就必须准确界定相关概念的内涵、特征、历史沿革、理论依据，并在构建指标的过程中坚持定性研究的导向作用。

（二）具体指标选取的差异性不同的文献基于不同的指标构建原则，在指标的选取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齐心、梅松提出了指标应体现其贡献度的见解。这一组建原则对其指标选取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他们认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之间并非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经济发达而社会冲突的例子可谓屡见不鲜，因此社会和谐指标体系应不涉及经济发展方面，而主要从社会治理、社会意识、社会公平、人与自然、社会稳定、社会活力6个方面进行展开。与此相反，朱孔来、曹圆圆则从指标构建的系统性出发，以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宏观经济效益、统筹发展能力等19个二级指标展开研究。

（三）主客观指标相结合的特点鲍尔教授把社会发展指标分为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两种，开创了社会发展评价的先河。这种分类方法在国内文献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深圳市社科院就将指标体系分为客观监测指标体系和主观满意度评价两个部分。主观指标通过设计的《社会和谐量表》和《个人幸福量表》，经实地调查获得。北京市统计局也将和谐社会指标体系分为社会主体主观诉求、社会冲突的客观现状、社会冲突的协调机制。其中社会主体主观诉求就是主观指标。可见主观指标的加入为冰冷的数据加入了人文色彩，也使得“以人为本的理念”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落实，也实现了知识精英阶层与民间大众的互动，增加了广大群众对于评价体系的认同。笔者预测，随着民主化进程中参与意识的增强，主观指标的比重还会增大。

（四）经典指标的入选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人均GDP等经典指标的入选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国家统计局在测度公平正义时，选取了基尼系数、城乡居民收入比、城区经济发展差异系数、高中阶段毕业生性别比4个指标。陈钰芬，苏为华在测度社会公平时，选取了城镇基尼系数、农村基尼系数、城乡人均收入比、高中以上人口城乡比、高中以上文凭人口性别比4个指标。吴诣民、陈涛在测度收入分配时，选取了城镇基尼系数、农村基尼系数、城乡居民收入差异3个指标。中国社科院课题组在测度生活质量指数时，选取了恩格尔系数、居民消费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住地面积等9个指标。深圳市社科院在测度社会发展指标时，选取了恩格尔系数、人均可支配收入、全社会教育占GDP比重等7个指标。朱孔来、曹圆圆在测度居民发展质量时，选取了恩格尔系数、居民消费水平2个指标。当然也有例外情况，如北京市统计局在测度贫富差距时，就选择了国民经济各行业平均工资的标准差、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城市高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比3个指标。齐心、梅松在测度社会公平时，选取了高等教育入学率、登记失业率、城乡消费水平比等5个指标。

三、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一）评价主体的问题不同的评价主体，因其视角不同，会导致对同一对象在评价结果上出现偏差，从而影响指标体系的科学性。现阶段，中国和谐社会评价研究的组织者和研究者主要包括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一般注重实用性，经常选取一些现有的统计指标，因此指标体系的理论支撑显得不足，但由于责任分解到位、协同作业能力强，也保证了数据获取的效率；高等院校一般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具有较强的理论性，所建构的指标体系也相对完善，但由于过于追求完美，具体指标数目过多。如潘剑有关农村社区和谐社会评价研究中，就涉及具体指标多达112个，这对数据采集工作必然会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也不利于评价体系在实践应用中的推广。因此，加强评价主体间的协同创新、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是接下来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评价对象的问题目前，我国和谐社会评价研究对象主要涉及2个层面，一是国家层面，如国家统计局课题组对和谐社会进行分析，确定了一个总目标，6个二级指标，18个可测三级指标；二是地方层面，如北京市统计局结合北京市发展的实际情况，构建了一套北京市和谐监测指标体系，陈钰芬，苏为华提出了浙江省和谐评价指标体系，深圳市也颁布了深圳市和谐评价体系。作为社会结构的基石，有关和谐社会区的评价研究也在迅速展开。杨涛、吴国清组建了一套城市社区和谐评价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6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73个三级指标。潘剑则以农村社区为载体，组建了一套适用于农村社区的和谐社会评价体系。可以看出，和谐社会理论探索逐步深化，目前的研究已经涵盖国家、省、市、社区等不同层面，但我们也发现，涉及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和谐测度研究仍然较为缺乏。（本文来自于《甘肃理论学刊》杂志。《甘肃理论学刊》杂志简介详见）

（三）指标构建的问题在指标体系的构建方面，从现有文献研究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以同志关于和谐社会的表述为理论依据，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6个方面组建指标体系，此类文献以齐心、梅松的研究为代表；二是在界定和谐社会概念、特征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社会发展指标或者小康社会指标等，构建评价体系，此类文献以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为代表；三是在问卷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调查公众的最终评判设计指标，以胡继连；戎丽丽的《科学发展观与农村和谐社会建设—山东省农村和谐社会建设问题问卷调查》为代表。可以说，目前和谐社会概念的内涵、特征一般都由政府部门、知识精英界定，公众参与程度不高，处于相对失语状态。尽管社会精英的观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发展的状态，但曲高和寡，闭门造车的研究最终会脱离实际，变成纸上谈兵。因此，政府部门和知识精英今后的研究，都应该做到充分尊重民意、广泛征求民意，实现政府部门和知识精英与广大民众的互动。这也与我国目前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一脉相通。

（四）研究方法的问题在评价体系数学模型的构建中，一般具有3个步骤：一是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通常采用阈值法和Z－score；二是进行指标权重的设定，一般有平均赋权、主观赋权、专家咨询、层次分析等方法；三是对社会和谐度进行综合评价，主要有常规综合分析、模糊分析、因子分析等。国家统计局课题组运用6个一级指标，18个可测二级指标，利用综合评价的方法度量社会和谐程度。深圳市社科院通过6个一级指标，35个二级指标，利用专家赋权进行综合评价。张德存在研究中，通过5个一级指标，29个二级指标，以专家咨询与AHP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模糊评价。相比较主观赋权的常规综合评价，专家赋权与AHP相结合的模糊综合评价更能减少人为主观因素，将是今后研究中借助的主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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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期我承担六年级《道德与法治》学科的教学工作任务，为了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追求，增强职业道德，掌握教育规律，拓展学科知识，强化专业技能和提高教育教学水平的过程。根据学生实际情况，结合教育教学实际，制定本学期工作计划如下：

一、指导思想以《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为指导，使道德存在于儿童的内心，使法治原则为更多儿童所了解和遵守，引导儿童热爱生活、学习做人，懂法守法，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和社会规则，培养具有良好品德和行为习惯、乐于探究、热爱生活的儿童。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本学期将一如既往地扎实落实思品学科的各项常规工作，提高教学效率，同时加大学科科研力度，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学科建设。

二、常规教学

㈠教学目标本册教材围绕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的生活主题，以法律和宪法精神为主线，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基本制度、国家机构等内容贯穿起来，使之成为一个整体。

1.通过第一单元《我们的守护者》的教学，感受到法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懂得生活中法律是不可或缺的。只有懂法、守法生活才会和谐美好，让学生体认宪法的核心价值，初步理解宪法精神

2.通过第二单元《我们是公民》的教学，着重讲宪法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并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本单元的教学重难点是了解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依法行使权力，依法履行义务。

3.通过第三单元《我们的国家机构》的教学，识记国家机构的含义、组织体系、设置。着重讲宪法规定国家制度，宪法将国家权力赋予国家机构并规范国家权力的运行，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4.通过第四单元《法律保护我们健康成长》的教学，体会自己受到的法律特殊保护，增强运用法律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了解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的专门法律，知道未成年人受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的基本内容，及其在青少年成长中的地位。

㈡教学资源分析《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性质是以儿童的生活为基础，以培养品德良好、乐于探究、热爱生活的儿童为目标的生活型综合课程。具有以下基本特征（1）生活性；（2）开放性；（3）活动性。材力求体现思想性原则、科学性原则、现实性原则、综合性原则和活动性原则。

根据《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要求和本套《道德与法治》教材的编写指导思想，教材将以主题单元形式展开，并重点突出以下特征：

1. 从儿童真实生活出发实现学科内容的整合 教材不是从传统德育的规范体系或德目体系展开学习内容，而是着眼于儿童现实生活的整体性，从学生生活原型出发，重新融入儿童生活之中，有机整合为学习主题。

2. 强化教材的生活指导职能教材试图“以适应儿童现实生活为起点，帮助儿童实现高质量的幸福生活”作为一以贯之的编写线索和基调，围绕“如何发展儿童判断、选择、适应、超越的能力，以争取个人幸福、社会有用性和更广泛的人类福祉”的生活教育主题，突出教材的生活指导意识，发展儿童对幸福生活的感受能力和创造能力。一方面通过现实情景的捕捉和再创造，让儿童感受生活的美好和快乐，激发热爱生活的情感；另一方面通过引入儿童生活中的典型问题，鼓励儿童自己在探寻问题解决方案过程中，参与生活、创造生活，展示儿童多样化的个性和丰富的智慧，培养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

3. 以活动型教学为主要特征的过程导向设计为切实地引导活动型教学的开展，教材设计将改变传统教材编写中以教师的“教”组织教学过程的设计思路，消解以“预成的学习结果”为核心的教材组织模式下课文加练习的刻板结构，将活动型教学中学生的活动过程作为设计的主要依据。因此，教材试图从学生的学习行为出发组织主题单元，促进自主活动，在学习活动的渐次展开中，引导教师重点关注学生学习过程里呈未分化状态的整体学习状态和学习需要，使学生能在活动的不断演进过程中实现原来被课程目标割裂的“情感态度、行为习惯、知识技能、过程方法”目标的自然统整。

4. 让教师和学生走进教材，保持教材的弹性和广泛适用性各主题单元均选择具有通用性的、可供师生具体真实地参与的活动题材，使教材成为师生开展活动的指导，从而将各地具体而微的自然、人文资源和经济、文化背景，以及师生的经验和兴趣等等都纳入课程资源体系，为师生在活动中进行二次开发留有空间。

㈢学生基本情况分析

六年级学生共有44人。孩子经过一年的学习后基本懂得了学校生活规则，初步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多数学生文明有礼貌，能遵守课堂学习规定，能积极学习，能安全健康地学习生活。还有少数学生比较顽皮，自我控制能力差，在课堂上、集体活动中不能很好地约束自己，甚至个别孩子有模仿社会上不良言行的现象。在教学中要根据学生的现有情况调整教学，用不同的方法开展教学，激励所有孩子努力学习。

㈣教学方法设计

1.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寓道德概念和行为要求于生动、活泼的具体形象之中。

2. 利用插图，图文对照，边看边说边想，帮助学生理解。

3. 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堂教学活动。以孩子们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为抓手，以实际生活案例为依托，突出正面引导，让孩子们在学习中体会到法治让生活更美好。

4.结合大队部的各项活动进行教育。

5.充分利用教学用书中的儿歌及小故事穿插于课堂教学中。

6.领略大自然的美，了解社会的繁荣，培养学生的环境素养。

7.根据小学生心理发展水平和认知特点，联系学生的生活经验，采取由浅入深、由近及远、循环往复、螺旋上升、形式多样等方式，引导孩子们通过学习，从不同角度、侧面感悟和践行核心价值观。

8.课程中积极发挥绘本生动活泼、有趣有启发性的作用，引导孩子们通过自主阅读、小组讲述或者表演等形式，自然而然地懂得其中蕴含的规则、法理等，使教学从课堂延伸到学生更广阔的生活领域，做到实实在在的知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