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想的定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治思想的定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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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里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高校思政课的任务即在于使尚未步入社会的青年学生能够“明德”、“知至”。具体而言，“明德”就是要让学生知道社会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及道德伦理标准是什么，并使其接受这种价值观和道德标准；“知止”就是要让学生知道法律禁止哪些行为、允许哪些行为，即在法治社会中行为标准如何界定。由于高校思政课是大学入学新生最先接触的课程之一，该课程对学生的大学学习方式的初步感知具有重要影响。法制教育是高校思政课的重要内容，它担负着教育学生“知止”的重要任务，本文主要从高校思政课法制教育定位的角度，来谈一谈有关该课程法制教育的完善建议。

1高校思政课法制教育的定位

高校思政课是一种德育课程、理论课程、公共必修课程。准确界定高校思政课法制教育的定位，必须以高校思政课的具体功能为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高校思政课具有如下功能：第一，整合功能。思政课是一种直接以马克思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为内容的学科课程，在所有思想政治教育渠道中，具有把其他类型、性质的教育渠道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因素进行整合的功能，使其在其他教育渠道和形式下所形成的感性认识或零星的观点和思维在理论上得到提升，形成整体的思想政治素质的功能。第二，导向功能。一方面它可以引导或带动各种类型和形态的教育活动，为其他形式的教育活动提供了一个客观的标尺。另一方面，对学生个体有良好的导向功能。理论教育的实施过程，实质上是把社会主导的价值观念转化为学生个体思想政治观念的过程。第三，发展功能。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具有促进个体思想道德的社会化，形成社会所需要的思想道德素质的功能，而且增进了学生个体的发展，具有发展性的功能。第四，享用功能。通过德育形成了个体的一定的思想道德素质。这种凝聚于个体自身的思想道德，一方面具有它的工具价值，它使个体与他人、群体、社会的这种关系能得到协调发展。另一方面，这种个体的思想道德素质还具有一种本体的价值，也就是说各种德性本身就是具有满足个体需要之价值。高校思政课的这四项功能，决定了该课程法制教育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和任务：

（1）整合学生通过各种渠道所获取的零星法律知识，使其较为系统、全面地了解我国的法律体系，将学生对于各种法律现象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的层面。当代社会是信息社会，各种信息来源呈现多元化趋势。在上高校思政课以前，学生会从不同的信息渠道了解到各种法律知识，这些法律通常具有以下特点：①非体系性。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信息来源，学生会了解到各种涉及法律知识的信息，但这些法律知识通常是零星的、琐碎的，而不具有完整的体系性。②感性认知性。由于不是通过正规课程学习到的法律知识，学生缺乏运用理性认知的角度和正确的法律思维方法来认知自己所接触到的法律现象，其对各种法律现象的理解认知只能停留在感性认知层面。③未区分部门法。由于未进行体系性学习，学生对接触到的各种法律知识通过并不清楚它涉及的是民法、刑法还是行政法的范畴，而只是笼统地知道其与法律有关。④激发学习兴趣。由于接触过一些零星法律知识，学生通常因此具有进一步了解和学习法律的兴趣，法制教育也成为思政课中学生学习兴趣最高的组成部分。由于学生接触的法律知识具有上述特点，思政课因此具有将学生已了解和未了解的法律知识进行整合并将其体系化的任务，使学生④能够大致了解我国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成，能够清晰地区分不同部门法的范畴，能够初步了解正确的法律思维方法。

（2）使学生准确了解法律的价值理念和立法导向，初步了解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罪与非罪的区分标准，建立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恰当的行为标准。由于思政课具有公共课性质以及学时的限制，该课程不可能使普通学生受到法学专业学生那样全面、细致的专业教育。这决定了思政课应当在有限的课堂教学中完成最基本的法制教育导向任务。一方面，应当使学生在宏观上准确了解法律的各项价值理念，例如民法上的平等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刑法上的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行政法上的三公原则等。这些基本价值理念是贯穿于各部门法的灵魂和精髓，它指明了法律的基本立法导向，准确理解了这些价值理念，即使不清楚具体法律规范，也可以对各种法律现象得出大致正确的判断。另一方面，完成对学生的个体导向功能，即在学生了解法律基本价值理念的基础上，建立以该价值理念为指导的行为模式和行为标准。学生应当初步了解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罪与非罪的区分标准，并了解实施违法行为、犯罪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在个体上建立良好的守法观念及恰当的行为模式。

（3）使学生了解正确的法律思维方式，具备作为一个合格公民所应具备的基本法律素养，为其将来进入社会获得良好发展打下坚实的素质基础。在现代社会，大学毕业生所面临的择业竞争是全面素质的竞争，这种竞争既包括专业素养和实践经验的竞争，也包括法律素养、生活经验等各种非专业素养的竞争，还包括智商和情商等综合素养的竞争。思政课法制教育有利于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有利于提高学生获得良好发展的综合竞争力。①法制教育有助于提高学生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蕴藏着各种不法侵害的风险，当在校或毕业学生受到不法侵害时，应当知道如何应对、如何寻求法律救济。②具备良好的法律素养，能够提高毕业生的择业综合竞争力。良好的法律素养，不仅指熟知相关法律知识，还包括能够娴熟地运用法律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一个具备良好法律素养的学生，必然会在其言谈举止、待人接物等细小方面体现出来，而比其他竞争者具有更为突出的竞争力。③具备良好的法律素养，可以使毕业生在工作过程中获得意想不到的发展机会。杜拉拉升职记里的台词说：“所谓的二八原则，即80%的产出来自20%最至关重要的行动。”一个循规蹈矩员工的升职机会，远小于在一些重要事件中有突出表现的员工的升职机会。试想一下，一个从事非法律事务的员工如果发现了合同中不明显但潜藏巨大风险的漏洞，而该漏洞却被本公司专职法律顾问忽略了，该员工会给老板留下何等深刻的印象。④对有志于从事法律职业的非法学专业学生，法制教育发挥了重要的引导、激励作用。现实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事例，一些非法学专业学生通过学习思政课的法律基础知识，激发了他们进一步学习法律的兴趣和欲望，通过辅修双学位或完全通过自学，最终通过了司法考试而从事了专职法律工作。对于这些具有强烈学习兴趣并有志于将来从事法律职业的学生，教师应当特别予以引导、激励。

（4）使学生充分体会和享受学习法律的乐趣，初步具备运用所学法律知识分析各类社会现象的能力。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学习的目的，应该是通过学习提升自身的修养并享受学习本身的乐趣，而不应该是以所学知识向人炫耀。法律是与人打交道的学问，是人与人之间建立和谐关系的基本行为准则，现代法律蕴含了人类数千年历史发展的文明成果。通过学习法律，青年学生可以体会到他们学习专业知识完全不同的乐趣。思政课法制教育，在教授学生常用法律知识的同时，应当着重培养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各类社会现象的能力，只有具备这样的能力，青年学生在将来走向社会时，才能够理性地看待各类社会现象并了解是哪些法律因素和非法律因素导致了这些现象的发生。

2高校思政课法制教育的建议

2.1关于教学内容的取舍

受到学时限制，思政课法律基础部分不可能在课堂教学环节完整地讲授各部门法的知识，因此必须解决教学内容的取舍问题。如何从内容繁杂、性质各异的法律知识中选取恰当的素材作为课堂教学的内容，是困扰很多思政课教师的一个问题。本文认为，对于教学内容的取舍，应当遵循以下几个原则：（1）应选取能够体现基本法律理念、立法导向的内容，不宜选取纯技术性法律规范的内容。例如宪法部分里国体、政体，民法的基本原则，犯罪的基本构成等，是各部门法中最核心的内容，体现了各部门法独特的价值理念和根本准则，应当选取。而具体的有名合同、具体的罪名构成等，则不宜作为针对非法学专业学生的教学内容。（2）应选取贴近生活实际的内容，不宜选取理论性过强的内容。例如民法部分有关合同成立、结婚的条件、善意取得等内容，刑法中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内容，都与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容易使学生理解并激发其学习兴趣。（3）应选取与社会热点问题联系紧密的内容，不宜选取适用范围偏狭窄的内容。青年学生一般对社会热点问题较为关注，联系热点问题讲授相关法律知识，极易引起学生的共鸣并引导其进一步了解法律的欲望。例如运用物权法知识分析小产权房现象、用劳动法知识分析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合法途径等。

2.2关于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

现在各高校已普遍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来辅助教学，但在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事实上，多媒体教学手段是一柄双刃剑，运用得好可提高教学效率、活跃课堂气氛，运用得不恰当也会产生一些弊端。对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应当遵循以下几个原则：（1）必要性。即仅在有必要的前提下才使用放映视频、电影的手段。为分析案例、介绍案情而放映视频，是可以的，但经常性地放映整部电影，则有越俎代庖、混课时之嫌。（2）辅。放映视频、电影只能作为课堂教学的辅助手段，而不能直接代替课堂教学。在放映了视频或电影片段之后，教师应当就其涉及的法律问题给予点评和分析。（3）多元性。多媒体的使用不应当排斥传统教学手段，如课堂提问、课堂讨论等。将各种不同的教学形式有效的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而且，多媒体的使用形式也应当是多样的，包括PPT课件、播放视频、图表分析等，而不应当仅限于对课件的使用。

2.3关于教学案例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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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民法律意识；理性阶段的公民法律意识；法治

Abstract：“Building a socialistic country by law”has become an essential strategy of our country's policies. However，administrating a country by law is a gradual process and is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among which citizen's legal consciousness is essential and also difficult to handle，to which people，today，still don’t have a unanimous consciousnes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in this period，citizen’s legal consciousness is “rational citizen’s legal consciousness”. Taking ethical value as a base and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as main content，this legal consciousness accords with objective law and becomes one of the basic goals in the rule of law.

Key words：citizen’s legal consciousness；citizen’s legal consciousness at rational stage；the rule of law

一、 法治的含义

法治是什么?古今中外的法哲学家、思想家莫衷一是。《牛津法律大辞典》是这样表述“法治”的：“一个无比重要的，但未被定义，也不是随便就能定义的概念，它意指所有的权威机构、立法、行政、司法及其他机构都要服从于某些原则。”[1]概括地讲法治问题包括三个层次，法律意义的法治，价值意义的法治，社会意义的法治[2]。

笔者认为，法治不可定义，但无疑其含义不仅仅是法律规则、国家的命令，还应当包含法律的目的，法律的价值，这也是历史给我们的启示。1935年9月，在希特勒和其“司法部”、“内务部”各部官员的讨论中，德意志帝国国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由此血腥、残忍的种族歧视、种族灭绝被纳粹通过“合法”途径披上了法律的外衣，每一项“判决”都是与“法”有据，有“法”可依。可是每一部种族立法每一项判决又都是那样无视正义、人权、自由、民主、平等、理性等人类至高价值准则，都是践踏人类尊严的典型例证。

二、 公民法律意识的作用

价值意义的法治必定是法治概念不可缺少的一个层面。而对于价值的法治来说，公民法律意识有如下作用：

(一) 公民法律意识有助于法治价值的构建

价值元素有很多：真、善、美、公平、正义、秩序、效率、利益、自由等等，不同的社会制度将由人们确定不同的价值追求，而不同的价值追求又将确定不同的法律制度。在法治化进程中，由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社会意识，多元化的生产关系决定了多元化的价值理念，善与恶、道德与非道德、权利与权力、平等与等级……非理性的法律意识是人们对法律现象错误的、混乱的、麻木的认知与评价，将导致人们选择恶的、非正义的价值观。而理性阶段的法律意识作为一种理性的主观认知和评价，不仅仅是一种对制定法的正确认识，它还包括心理活动的全部基本功能，包括意志、情感、想象力，以及人的一切文化的和经济的心理技能，是一种具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积极状态，是人们追求善的法律的内心动因和巨大精神力量，从而指引人们确定法律应有的基本价值：公平、正义、自由、秩序、效率。而在这种良法的统治下才有法治。

(二) 公民法律意识是法制运行的驱动力

人们的行为是以自己的思想意识为指引的，是思想意识的外化和物化。公民的法律行为的合法性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支配它的法律意识的健全与发达程度。只有当公民树立起崇尚法律权威的意识时，才可能自觉地接受、服从法律的治理。“如果一个规则体系要用暴力强加于什么人，那就必须有足够的成员自愿接受它；没有他们的自愿合作，这种创制的权威，法律和政府的强制权力就不能建立起来。”[3]

三、理性阶段的公民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是指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对现行法律和法律现象的心理体验、价值评价等各种意识现象的总称。它包括人们对法的本质和功能的看法、对现行法律的要求和态度、对法律适用的评价、对各种法律行为的理解、对自己权利义务的认识等等，是法律观点和法律观念的合称[4]。它作为人们对法律及法律现象的认知，可以分为感性和理性阶段。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理性阶段公民法律意识概念的认识尚未统一，有人称之为“法观念”，认为“法观念是人们认识法现象的理性阶段，表现为法律思想、观点和理论，是人们对法现象由片面的表象的感觉和印象，经过大脑的加工而上升为全面的、深刻的、反映法现象内部联系的、科学的法律思想理论体系。”[5]也有人称之“法律理念”，是指“公民对法律的理性认识基础上对法律产生的理性心理体验，是法律情感和法律认知的理性升华，是以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追求为皈依的法律思想和信仰。”[6]还有人称之为“理性化的法律意识，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阶段。”[7]

笔者基于法治社会构建的目标将此阶段的公民法律意识界定为“理性公民法律意识”，指以伦理性价值为根基，以主体性意识为主要内容的对法和法律现象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是法治的基本目标之一。其内涵主要有如下四层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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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亚里士多德；法治；民主

中图分类号：B502.233，D0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3 ― 0042 ― 03

亚里士多德断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并以追求至善为目标。为实现至善的城邦，他通过对柏拉图理想国家模型的扬弃提出了自己的城邦治理理念。城邦是古希腊典型的国家形态，因而对城邦的治理也即对国家的治理。

一、整体主义价值上的民利

亚里士多德在承认个体差别的基础上对公民的本质进行分析，并捍卫了其民利。

（一）承认差别的整体主义理解

亚里士多德整体主义的理解源于其对柏拉图共产公妻制的批判。

1.公有妻子和子女违背人的自然本性

现实中，当所有人对同一人声称“我的妻子（或儿女）”时不免发生冲突。除却发生在声称具有所有权的人们之间的冲突，这种公妻公子理论还可能对于公有人造成实际的伤害。“一件事物为越多的人共有，人们对它的关心就会越少。人们最关心自己的事物，对公共事物则很少顾及。……若是人们认为某一事物已有他人来管理，便会更多地忽略这一事情。”〔1〕假如每个公民拥有两千个儿子，而这些儿子既不是任何个体公民的儿子，同时又是任何同等公民的儿子，按照亚里士多德公有物的悲剧逻辑，每个儿子都可能被他们的公父所忽略。因此做唯一一个公民的儿子比作柏拉图式的儿子要好得多。同时，妻子与儿女公有将产生人情的冷漠和伦理悲剧。当人们之间不能获知准确的血缘关系时，一方面对于真正的自己亲属所遭受的伤害和将视若罔闻，另一方面，具有血缘关系的成年人之间的爱恋和亲昵将是不体面的。

2.财产共有不必然产生幸福

在柏拉图设计的公民共同拥有财产制度下，如果不能因其辛劳平等地分享收获，必然会产生纠纷。为此，亚里士多德提出通过立法确立财产私有而公用的办法。当各自利益不同时，为同一利益的争吵将会减少；人们在关心各自利益的过程中公共的利益也会获得提高。同时，在具备财产私有的前提下，公民通过节制（克制对他人之妻的爱）和慈善行为节制过度的自私能够获得高尚德行的快乐。但这种快乐因财产的过度一致性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将不复存在。

缘于其内含成员数量的广大，城邦原本就应是富于多样性的。但柏拉图式城邦因对一致性的要求使其过多地扮演家庭的角色，甚至将城邦导向对个人的追求，直至城邦的毁灭。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城邦起源理论，城邦是自我长成的。不同种类的社会成员因能提供不同服务满足彼此需要才结合在一起组成了由低到高的共同体，城邦就是这个成长过程的最高阶段。城邦正是因其内在不同元素遵循等价交换原则才能够健康存续。因而，过度一致的城邦设计违背其自然本性，而承认其个体差异性和多样性才有利于公民幸福的实现以及公民本质的探讨。

（二）享有民利是公民的本质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要探讨政体就要首先掌握城邦的本质，而城邦又是由公民组成的，所以探讨公民的本质成为了解城邦本质的必需。

1.公民本质的界定

公民这一概念产生于城邦政治时期，“公民是城邦国家的主人是古希腊人普遍持有的概念。”〔2〕公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公民本质的第一层界定。关于公民的定义要排除几个偶然性因素：一是公民与其居住地无关，因为公民可能是和侨民、奴隶混居的；二是特许入籍而拥有公民称号的人应被排除在公民之外；三是年龄的限制，未成年人和超龄老人除外；四是仅仅有在法庭上进行诉讼和被诉讼权利的人除外，因为侨民也有这个权利。

在排除偶然性因素干扰之后，亚里士多德指出严格意义上的公民可以这样定义，即“凡是参加司法事务和行政管理的人”〔3〕有人可能q称他们的任期是非连续的，亚里士多德反驳到，“其他的人没有时间限制，例如公众法庭的审判员和公民大会的成员，虽然可能有人辩称他们不享有官职，但如果把掌握城邦权力的人排除在行政统治之外的话，那就是荒唐可笑的事情了。”〔4〕从以上这些话语中我们可以推断凡是参加陪审法庭、行政管理机构和公民大会的人都可以被称为公民。换句话说，亚里士多德是按照国家的议事、审判和行政管理三种职能来定义公民的，也就是能够享有民利的人即为公民。

2.公民资格的获得

城邦时代的公民与现代的公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其民主的权利并非普及全城邦之人。

首先，公民资格的获得具有出身的限制。“为了实用的目的，人们通常将公民定义为父母双方都是公民的人。只有父亲一方或者母亲一方是公民的人不算是公民。”〔5〕参照古希腊时期妇女没有公民权的实际情况，亚里士多德眼中的公民应理解为父亲是公民母亲是自由民的成年男子。如果把这一条件向上几辈追溯，只要他们符合前文对于公民享有民利的要求那就算是公民了，但这个条件对于城邦的初创者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其次，公民资格和政体具有相关性，因为“一个人在民主政体下是一个公民，但在寡头政体之下往往就不是一个公民。”〔6〕因此，亚里士多德对于通过政体变更而成的公民持有怀疑态度――特别是那些不再按照公共利益执政政体下的公民。同时，良好公民应具备既能做统治者也能做被统治者的品德，并且公民与善人的品德只有在理想政体下才具有同一性。再者，按照公民的品德要求，在贵族政体下工匠是不能成为公民的。但在寡头政体下，富裕的工匠却因其财力成为了公民。

公民资格的探讨启发了亚里士多德对于公民与政体关系的研究，并由此引出了理想政体及其治理的问题。

二、政体分析基础上的法治选择

理想政体是由政体分类思想引出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体的探讨可以转化为城邦治理问题，而且法治应成为最佳的选择。

（一）政体问题实际是城邦治理问题

亚里士多德把政体定义为“对城邦中的各类官职，尤其是对拥有最高权力的官职的组织和安排。”〔7〕 他依据此定义并结合城邦目的和统治方式对政体进行了划分。同时，亚里士多德指出政体的探讨简单讲就是法治还是人治的问题。

1.政体分类

如前文所述，城邦的目的就是实现共同的优良生活，它必应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但现实中却存在两种统治方式：一种是兼顾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的利益，一种是只顾及统治者利益。亚里士多德把遵循前一种统治方式的政体称作正宗政体，而把遵循后一种统治方式的政体称作变态政体。同时，根据一个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掌权，可以把正宗政体分成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三个类型，同样把变态政体分成僭主制、寡头制和平民制三个类型。

亚里士多德指出政体的统治基础其实并不在于人数，而真正在于因财富状况划分的社会等级，但现实状况是富人总是少数，而穷人总是多数。所以，以掌权者人数为标准对政体的划分仍不失其合理性。

2.政体的治理问题转化

除却社会基础之外，真正的政体区别还在于其政体原则，它集中体现在城邦的统治权如何分配的公正观念之上。亚里士多德指出公正的分配应遵循一定价值的事物授予与此价值相应的人。根据这一原则他探讨了政体、公正与法律的关系：首先，因个人无法摆脱情感的影响，无论把最高权力寄托在少数富人、多数平民还是一个最优秀的公民身上都有失公正，所以最好是把权力寄托给法律。其次，因多数人的集体智慧高于少数贤良的智慧，多数平民的掌权是可取的。即便如此，最终的裁决权应取决于正式的法律，并且法律是否公正取决于其所依托的政体。再次，贡献与所得成比例即为政治的善，一个至善的城邦在选择者的时候应依次考虑德行、门第、财富状况等因素。最后，贡献的构成因素有德性、门第、财富、和多数的优势，平民政体下多数的优势是个重要因素，但更要考虑平民政体会以防止僭主制出现为由对德行才能优异者进行放逐。

对上段最后一个问题的探讨引出亚里士多德对五种君主制的比较，特别是对全权君主制他提出两个重要问题：一是终身任职的统帅对城邦是否有利；二是一人独揽大权对城邦是否有利。亚里士多将前一个疑问归入法律问题进行搁置。对第二个疑问“我们的研究‘从最优秀的一个人和最良好的法律相比，哪一个进行统治更为有利？’这一问题着手。”〔8〕简单地讲就是城邦治理应采取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

（二）法治选择及其要求

“毕达哥拉斯认为，人治不如法治。”〔9〕柏拉图也在其“第二等好的理想国”中以法律能够超越人性之不足为由提出了法治主张。亚里士多德也以人无法克服情感因素为据主张法治。

1.法治的必然选择

对于法治的选择，亚里士多德是从城邦治理的法律规定之常规事务和法律所不及的紧急事务两个方面分析的。首先，对于常规事务，法律应制定一些普遍的规则，而这些规则是应该存在统治者的头脑之中的。统治者按照排除情感因素的法律去处理常规事务要比受情感支配的统治者的统治要强得多。因为亚里士多德断定人带有兽性的欲望，这使得即便是最优秀的人也会发生执政的偏差。其次，对于所未涉及的事务，法律可能因不能做出裁决或不能做出正确的裁决而失去效用，这就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解决问题。由此，我们又回到了前面的讨论――这个主观能动性是交给公民大会还是交给一个最优秀的人。亚里士多德指出，按照城邦制度，应把这个权力交给公民大会，让他们充分行使审议的权力并对特殊事务作出裁决。再次，如果把特殊事务的裁决权交给一个人，就是要回到君主制政体上去。而君主政体会从三个方面堕落：第一，君主制中德才出众者增多会增加他们争夺公共权力的欲望，并以夺取的公共权力去侵占公共产，由此使君主制堕落为最坏的僭主制。第二，君主无法保证其候选的继任者中必然存在一位德行才能最优秀的人，但由于人的本性，王位仍会传于其子孙。第三，为了保障君主统治往往会为君主安排一队侍卫，他可以依据侍卫势力维护法律统治，但他同样可以依据侍卫势力清除异己从而堕落为僭主。因此，“依法为治比个人为治更为可取……即使由个人统治更好，这些统治者也应该成为法律的捍卫者和监护人。”〔10〕除此之外，亚里士多德提出重视法律精神的作用。某种情况下，法律虽然不能对具体事例作出判决，但是好的法律会教导掌权者严格遵照法律的精神去处理法律未加规定的事务。同时，法律还允许公民根据执政的经验去修补现行法规的不足并使其臻于完善。因此，法律被看作排除了绝望的神与理智之声。

2.法治要求

在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念中包含了对法律及最优政体寄托。

首先，作为法治前提的法律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符合正义；二是正式公布且获得大家的认可。第一个条件要求法律必须是符合正义的良法。法的基础是正义，正义基础上的法是保障人们过优良生活的根本。城邦正义对法律的要求包含法律必须是为公共利益而不是某一人或某一等级所定、法律必须保证公民的自由、法律必须促进公民优良生活的实现。第二个条件要求法律必须具有权威，因为法律只有获得所有人的服从才能实行法治。

其次，法治还与政体相关。亚里士多德主张政治学不仅要研究理想政体，更要研究现实中最适合城邦的一般可行的最优政体，而法律要与这种政体相适应。亚里士多德通过理想与现实的比照得出最优政体是一种改进型的共和政体，一方面因为在他看来由于无法摆脱传位于子孙的私心以及无法保证子孙才德这两个方面使得最理想的君主政体成为虚幻；另一方面，次之理想的贵族政体因无法调和贫富两方的利益而使其自身限于无尽的动荡。作为亚里士多德式的最优政体，改进型共和政体应具备以下几个要素：第一，体现正义的权力分配制度；第二，中产阶级执政调和贫富两极对立，实现和谐的阶级关系；第三，秉持法治的治理精神，贯彻中庸之道的治理原则；第四，产业私有而财物共用的的财产制度；第五，充分实现灵魂诸善、身体诸善与外物诸善的幸福公民生活；第六，依照法治精神实施公民教育。

依据上文，亚里士多德在承认公民个体差异的基础上捍卫了公民的民利，在政体比较的探讨中推延出法治的城邦治理理念。除却其城邦时代的局限性，亚里士多德开启了西方公民权以及法治思想的源流。

〔参 考 文 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44.

〔2〕李龙海.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40.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89.

〔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89―90.

〔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92.

〔6〕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90.

〔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05.

〔8〕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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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观念　宗法　权利本位　义务

中国传统法观念的形成有其特有的制度性和思想性基础，它是伴随着中国所特有的制度结构和思想观念而逐渐形成的。观念一经形成就会长久地支配人们的行为，只要整个国家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固有的法观念将始终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因此，有人给中国的传统法观念作出了一个定义：“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形成的，具有独特体系的，占统治地位从而对整个法律实践活动具有指导作用的一种观念”。

1中国传统法观念形成的制度性基础

1．1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自然经济

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封建社会一直是农耕社会，以自然经济为经济基础。自然经济有其特点：首先，农业生产活动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在很大程度上它依赖的是对天时节气的准确把握，并且这种对时令的摸索、耕作技术的总结等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传递过程。其次，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很强，生产本身的特点要求人们在极短的时间把所有劳动人口都集中起来，统一支配。第三，农业生产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很大。最后，农业社会的生产力低下，粮食就成为最重要的财富，积蓄粮食就是积累财富。这一切决定了自然经济的内在、封闭的特性。

1．2宗法家族的社会组织结构

传统社会的组织结构是宗法社会。“宗法”，即以血缘为纽带调整家族内部关系，维护家长、族长的统治地位和世袭特权的行为规范。这样在整个社会上就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的树状枝权的宗法式的社会图景。与宗法制紧密相连的分封制也是按宗法关系进行的。“宗法血缘纽带已获得空前的社会价值，它是划分统治与被统治阶级，在统治阶级内部实行权力再分配的标准”。这种宗法社会组织结构一直贯穿于整个封建时间，并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角色与权利分配。

1．3封建君主专制政体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最好诠释。自秦以来，中国就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秦统一六国奠定了中国封建时期大一统的格局，也奠定了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有学者将君主专制政体的内涵概括为：(1)君主的终身制和世袭制；(2)君主地位至高无上；(3)君主独揽国家权力。前两项非君主专制政体所独有，而真正体现出君主专制政体的就在于君权不受法律制约，不对任何机构负责，不受任何机构和权力的合法反对与制约监督。

自然经济、宗法社会和专制政体作为中国传统法观念产生的制度基础，三者是相辅相成具有内在的联系。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自然经济自然会产生宗法的社会结构，而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又必然导致专制政体的出现。所有行之有效的行政行为、法律制度、道德教化等等，都从不同方向将个人固定在土地上，束缚在家族中，把个人融化在农业生产过程里，并把个人镶嵌在宗法血缘的网络间。在这样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中国传统法观念必然是压抑人、束缚人的，必然是义务多余权利，必然是集体本位高于个人本位，官本位大于权利本位的。

2中国传统法观念形成的思想性基础

与自然经济、宗法组织结构、专制政体制度性基础相对的是传统法观念的思想性基础。这种思想性基础是对制度性基础的总结、抽象，从而形成了影响人们的法的看法的思想系统。如儒教思想、法家的法治思想等，这些思想在传统上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深深的影响着人们的法观念。

2．1儒教意识形态与蔑视法的思想

儒教思想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时期一直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儒家思想涉及的方面很多，但主要是围绕着宗法社会的组织结构来进行展开的，由于他重视道德的教化作用，主张贤人治国，因此产生了重人治轻法治的思想。《礼记·中庸》记载：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认为国家的治乱，全系于当权者是否贤明，而不在于法律制度的好坏和有无。并且，孔子所说的“为政在人”的“人”，并不是指一般的人。他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显然，孔子的心目中能够为政的人是那些具有贤能的统治者，而不是一般的无知的“小人”，他们只能作为被统治者。他还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政令和刑罚这种强制手段来治民，只能使人民暂时免于犯罪，却不能使人民感到犯罪可耻；只有以礼德为治，才能使人民有羞耻之心，而从内心归服。这说明虽然儒家思想并没有完全忽视法律的作用，但法律与道德教化相比只不过是次要的手段。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孔子不仅把当权者个人置于“法”之上，而且也把礼德置于“法”之上。

在孔子之后，随着社会生活和学术思想的变化，儒家法律传统也发生某些局部的修正和总体的完善。孟子是孔子学术的继承人，此外他还提出了“人性善”的理论，这则进一步为实施教化提供了依据。苟子虽然也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但他的思想已经跨出了儒家思想的原有领域。他的主要贡献是提出儒法合流、礼法统一的理论，并且在“人治”理论方面别有建树。董仲舒是研究公羊学的大儒，他继承了儒法合流的苟子的学说，并采纳了阴阳五刑的神秘理论，缔造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基础。朱熹是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贡献是在董仲舒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吸收了佛教、道教的某些思想因素，完成了儒家法律思想的哲理化。

在儒教的思想体系中，孔子和孟子是排斥“以法治国”的“法治”，强调统治者个人素质的优劣和道德教化的重要作用。苟子以及董仲舒、朱熹虽然都坚持“法治”，但他们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坚持法家的“法治”，而只是坚持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同时主张用法律和刑罚来维护“德治”、“礼治”。因此从整体上看，儒家对法律的态度是蔑视的，法律这种工具性的作用远远比不上道德教化的精神追求上的意义。

2．2“法治”：法观念的初醒

春秋战国时期，以商鞅、申不害、韩非所代表的法家思想在西北的晋国初露端倪，并最终在秦国付诸实践。法家的代表人物从新兴地主阶级利益出发，针对“为国以礼”的“礼治”，要求用后天的人为功利代替先天的血缘身份，并主张将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制订为“法”，以“法”作为治国和统一天下的主要方法，所谓“以法治国”、“垂法而治”。“法治”的提出，实质就在于用地主阶级的新“法”取代贵族的旧“礼”，剥夺旧贵族的特权，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以适应封建制度的需要。

篇5

关键词 司法透明 平民化 贵族化

作者简介：杨鹏，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研究方向：民事诉讼法。

一、司法透明不是防腐剂

2005年12月5日至8日，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四川成都市联合主办司法透明国际研讨会。中外法学专家、学者和我国有关法院的法官围绕什么是司法透明、为什么要司法透明、司法透明的内容以及司法应向谁透明等问题进行了认真深入的探讨。

但就我国目前司法现状来看，司法透明是否就能实现法治呢。其实不然，我国目前司法最欠缺的并不是透明。而是权力本位思想，司法缺乏权威性，就做不到司法独立。众多的法律，更让民众很难全盘了解。简单才能被更多人所接受。曲高和寡是中国法制当前最显著的特色。

法治这一概念，是近代才出现的。对权力加以制衡是当代司法最根本的目的。早年孟德斯鸠曾经对司法下过一个定义，认为司法是处以刑罚裁决民事争诉的活动。以这一定义而论，司法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审判。

目前各国都在极力健全司法机制。四川成都司法透明国际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对“司法透明是现代司法活动的基本理念”达成共识。但是，中国司法却有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司法这一概念本身被刻意模糊了。中国的法律体系，从条文上规定了司法独立和司法透明。但却回避了什么是司法这一根本问题。

这使的究竟什么是司法在中国成了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名不正则言不顺，现代法治理念，通常认为制衡公权力是司法活动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为了防止权力滥用带来的腐败。因此，司法尤其要公正。但司法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使的权力制衡产生缺位。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似乎司法透明自然就可以防止司法专横和司法腐败。却忽略了一个常识：阳光中起杀菌作用的，正是看不见的紫外线。司法透明本身并不能达到防止司法专横和司法腐败的作用。司法透明只是过程。司法制度本身完善的基础上，通过司法透明，有助于增强司法公信力，增强法律的监督、评价、保障、宣传功能。但前提是法制本身具有权威性。制衡的最终结果实际就是对违法行为加以制裁。这种制裁，不能附带任何条件，甚至可能不近人情。司法独立和司法透明最直接、最醒目的标志就是不受任何外来干扰的绝对制裁。但事实上，我国目前司法状况却达不到这样的高度。审判透明，没有司法独立和权力本位共同构件，司法体现缺乏坚实的基础。法制的缺位、司法权力的局限性，造成法律强制力的瑕疵。多方制肘的结果，做不到绝对制裁，反形成一种中国式的相对制裁。这种相对制裁，因司法透明的要求公之于众，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

“法律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此类法谚对现代人来说早已耳熟能详。司法公信力，是法律存在的生命。失去了这一点，那么任何所谓法治都只能一纸空文。法律本身是道德的最低标准，如果这一底限被打破。将直接引起道德体现的崩溃，人性的沦陷。

就我国目前司法的现状，审判透明并不是当务之急，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才是司法活动的致命之处。将审判透明作为法治建设的基础，刻意忽略司法独立作为法制建设的前提，颇有本末倒置的嫌疑。

司法所依赖的是国家强制力。那就迫切需要权力本位。但实际上，中国的司法部门特别是审判部门却始终游离于权力之外，使的审判这一最根本的司法行为缺乏权力保障。造成相对制裁这一中国司法的独特现象，不能不说是法制缺位引起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法治和西方法治永远无法等同。这本身是一种文化的差异。我不想抗着西方法学家的言论来评价中国法治。毕竟任何一种外来思想，想要在中国传播，都是件不容易的事。即使是宗教这种在思想方面有很大优势的特殊存在传入中国也举步唯艰。赫赫有名的佛教，无论是大乘佛教，还是小乘佛教，初入中国时，都遭遇了这样的窘况。直到结合中国本土文化发展出禅宗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善。为什么？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动荡的社会使科技发展滞后。但五千年的文明积淀之下，思想的发展永远和西方文明有着巨大的差异。有一点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统治下，中国人其实已经习惯了人治。从人治到法治的改变，决不是一朝一夕。

在这里，又不能不提到商鞅的南门立木。如果当时不能兑现那五十金的奖励，那商鞅南门立木的行为就只能得到反效果。中国的司法审判目前也面临这样一个状况。一方面，要将审判活动透明化。另一方面，其中又有很多不足为外人道的政策。

当然，有一点是要承认的。审判透明是现代法治建设所不可或缺的。但这种法治建设，同样不可以跳跃地前进。

中国的立法机构多元化，多层级。当然，此处的法包括了所有具有公众约束力的规则。规则多了，难免就显得混乱。有人统计了一下，仅有关民法的各类解释、地方规章、各种答复等等就超过了四百多种。而造成这样的结果，除了法制不健全外，还有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中国法权缺乏自由裁量权。

曾经有个律师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法官的权力真是太大了，给了十五天的举证期间，我第十六天送来证据法官说不采纳就不采纳了。其实，在我看来，这正是因为中国法官的权力太小的缘故。为什么？法律条文在那里，虽然在诉讼法中也相应规定了例外的情况。但那条件太苛刻，法官如果采用当事人逾期举出的证据，要承担很大风险。这就使的法官只能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从而做出一种似乎不近人情的处理方式。

法律程序和实体脱节。司法公正是相对于秘密审判而言。审判过程是看的见摸的着的，容易被感知。但法本身太繁杂了，中国的法律、规章、司法解释……就算是最专业的法律人士也很难全盘了解，更不要说普通的群众。偏偏这些规则有时又与当地民俗相悖。审判透明了，程序、结果都公之于众。但法本身却没有为民众所充分了解。因此在人们眼中，似乎是判决有失公允。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这种误解一天天积淀，一天天侵蚀着法律的基石。当法律的权威被侵蚀的再也无法承担“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的重负，法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审判缺乏独立性。为了保证审判公正，我国对审判活动制定了多层监督。但实际上，监督的程序、方式却极不规范。这种监督本身是权力制衡的体现。特别是我国独特的“媒体审判”现象，更使审判活动限于被动。司法权和新闻媒体自由同为现代民主社会的重要基石。在媒体监督司法权的同时，谁又来监督媒体。

司法权和媒体称之为民主社会的重要基石，因为这两者一者代表了国家权力、一者代表了民意。这两点，目前我国都不够完善。司法缺乏权威、媒体脱离民意，这本身就是当前我国民主制度最大的诟病。

二、贵族和平民

造成我国司法尴尬现状，纠其原因，主要是：

（一）法制贵族化

中国的法条真是太多了。而各地法官，特别是基层法官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要遵守的规则就更多了。过到几乎完全抹杀了法官的自由裁量。

中国的法制有一个特点，就是以线而不是以面来构成法网。但却忽略了一点，当这种司法的线越密集，那中间的孔就越多。想要避免司法的千疮百孔，最好的方法就是用面来代替现在的线。增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强化道德的规范约束作用。

法制定出来，除了要司法机关来执行，还需要老百姓来遵守。那就必须让法制深入百姓。

繁杂的法律，必然会会影响民众对法律的认知。

佛教传入中国的大乘佛教有7宗。但老百姓最了解的却是达摩首创的禅宗。其实说到最出名的和尚，那应当首推吴承恩笔下的唐僧。唐僧是哪一宗的？法相宗。知道唐僧的人不少，但知道法相宗的人恐怕就屈指可数了。这是为什么？法相宗的经典太多，唐僧这类高僧的文化层次太高。动辄引经据点，要是大家都有那么高的学问也就罢了。偏偏大多百姓是没什么学问的。曲高和寡就是这个原因。而禅宗的理念就简单多了。“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连经文都不要了，自然就容易被人接受。而顿悟更是符合了大多人的侥幸心理。其实不可否认，人的本性里还是有很多坏因子的。所以这种侥幸，迎合了民众，自然也就容易传播。

任何东西，想要普及，首先就得从简单开始。所以解放后要推行简化字。就是位让更多人掌握文化。

（二）司法平民化

和中国法制的贵族相对应的是中国司法的平民化。中国司法缺乏一种权力本位思想。司法的掌握者，缺乏司法权。

中国的传统是司法权和行政权和一。所以封建时代只有苛政猛于虎这一说。以前倒是没听见过执行难。

为什么执行难？说到底还是缺乏权力本位的思想。不同于法制，司法不需要普及。法律依赖的就是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司法如果象法制一样平民化，自然也就难不到国家强制力。那司法又凭什么来“司”法。

三、错位需要矫枉

法制的贵族化和司法的平民化，是一种法治的错位。两者本应当颠倒一下位置的。目前，我国法治急需的决不是单纯的司法理念。而是从法制本身入手。

对现有的各种法律、规章、制度、条例等进行一下整和。为当前的法制“瘦瘦身”。法制只有简化到能被民众知悉，才有可能实行法治的可能。毕竟，法治离不开法制。

然后即使权力本位的问题。法制简化不可避免有一些法条空白。这就需要用法官的自由裁量来补充。

法制的补充决不能依靠各种规章或是司法解释来补充。这样不但会造成法制冗长，而且越补充就会发现漏洞越多。法制就一步步走向贵族化的误区。

赋予法官充分的自由裁量权，不但有助树立权力本位的理念。同时也为法制的平民化创造了条件。

审判透明，作为法治建设的一个环节。不应该无限夸大“透明”的作用。似乎只要司法透明了，法治就实现了。殊不知，透明本意是好的。但若看到的和理想的憧憬不同，那种希望崩坏才更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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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法律传统；法律起源；法律思想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同时也是我国现代法律要求研究的对象。对我国传统法律思想尤其是儒、法、道三家思想进行重新梳理和解释这无疑也是对我国现实的法律实践面向法制现代化转型有着重要的价值启示。

一、中国传统法律起源概述

(一)中国传统法律源于何时

一是认为起源于五帝时代。如《管子·任法》有：“皇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皇帝之治也，置法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

二是认为起源于夏代。这种观点是基于公共权力的设立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学说。这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利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

三是认为起源于商代。我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学者根据考古发掘的殷墟甲骨资料推定，汉字出现于商代，因此中国传统法律也应当源于殷商时期。例如，陈顾远认为，“《中国法制史》之始页，惟有断自殷代”。

四是认为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现代法律被定义为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探讨我国传统法律起源的时候，从国家的起源作为探索点。我国古代法，早在黄帝时期就已见端倪，《皇帝李法》作为法的胚胎已孕育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母体之中。

(二)中国传统法律何以产生

关于中国法律何以产生，目前学术界还存在比较多的观点，但占主导地位的是“刑起于兵”和“源于祭祀”这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刑起于兵。在原始社会末期，战争使军纪、号令成为规范；战争促进了最早的审判制度；战争促进了惩罚手段的诞生。二是认为源于祭祀。久而久之便成为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逐渐制度化，进而固定为一整套行为规范体系。

二、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洞悉

在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以儒、法、道三家思想占主导地位，儒、法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以后对以后的历朝历代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在中国传统法律特点这篇文章中有必要对这三家思想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一)儒家法律思想

“先秦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以人的道德发展为基点，论证了因人的道德成就而形成的道德等级的合理性，设计了“圣、贤、民”的道德等级秩序，并说明礼教是实现这种等级秩序的主要途径。当然，这种等级秩序是以服从于道德成就最高的‘圣人王’为归宿点的”，强调王要修德，以德市民众归顺。他论证了君主权威的合法性以及等级制度的合理性，在“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在汉代法律儒家化过程中也起到巨大作用。并且为后世“纳礼入律”奠定基础。

(二)法家法律思想

法家学派创始人是管仲。在战国时期，法家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主张“依法治国”。法家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来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成文法运动，在成文法运动中，法家学派的首要思想是经济，并且全面否定西周的立法、反对原先的政治结构。

在法家学派观点中：人性本恶。所以在法家法律思想中非常重视预防犯罪，主张统治者应当通过赏罚安把人民纳入法治轨道。商鞅说：“民之性，饱而求实，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利之法；求名，失性之常。悉以论自然也?今夫盗贼上犯君之所禁，而不失臣民之礼，故名辱而身危；犹不止者，利也。”第二，法家提倡依法治国。所谓“依法治国”，最早有管子提出，他认为“事断于法，是国之大道”。韩非子进一步提出了“依法治国“的主张。第三，以刑去刑。商鞅说：“故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

(三)道家法律思想

道家代表人物老子是东周时的史官，出身贵族，提出了“道法自然”的观点，这也是道家思想的核心和精髓理念。道家提倡的“无为”和“自然”，对君主的绝对权威和国家强制力提出了挑战，具有朴素的反专制和反对法律一元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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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法治；传承

有太多的法学家试图对法这个字进行全面的定义，可惜“法”力无边，至今还不能完美的阐释这个奥妙无穷的“法”字。“法”虽未曾完美阐释，我们却可以切身的感受到它无处不在的身影，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法”只是一个我们抽象出来的概念，但由“法”出发，落实于法治却是现代社会发展中实实在在的目标。法治的概念无论从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认为是社会的完美状态，但随之而来伴随着一丝困惑：中国的法治，究竟该怎么走，它会采取何种方式去发展？

一、法治学说

法治该怎么走，现在有诸多观点，笔者认为主流上应当为三种：第一种是权利本位说；第二种是部门法论者的法条主义；第三种是法律文化论和本土资源论。

第一种权利本位说。权利本位是一个西方背景下的理想，权利这个名词对于国人来说本身是一个舶来品，对权利的定义用中文语境来说很难与西方概念完全一致，比如权利的范围究竟有多大，权利的限制有哪些，以及在不同文化上权利是否有所不同？从理想主义角度来看，权利本位是完美的，可完美的是理念是不现实的，因为中国与西方的社会环境不同，很多可能知道法治，但对权利究竟是什么却非常陌生。举个例子，每个人有独立平等且自由的权利，但实际上父母和孩子权利天然是不可能对等的，父母有更多的义务，孩子更多的是权利。在笔者看来权利本位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我们应尽量在实践中贯彻权利，但是不能迷信权利，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注意培养深厚的法治土壤，而不是去树立概念上的空中楼阁。

第二种是法条本位，这个可能跟九十代的法律万能论有一定关系，但是根据任何一本现有的法理学教材来说，法律不是万能的。法治如果光靠法条去实现，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法条主义是法治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

那第三种是法律文化论和本土资源论说，法律文化论和本土资源论基本上是立足于我国的现状，这一学说注意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惯性以及中国本身发展法治所存有的社会基础。这一学说仍然存在一定问题，就是该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我国乡土社会和商业社会交叉的复杂状态有所忽略，简单的说：乡土社会的文化浸入到了城市，但是城市的文化是商业的，所以城市里有它各种文化混合的一面，不能一概论之。

综上三种观点，笔者认为法治应该是在传承中进化的。有人或许会有反驳，中国法律的框架以及诸多的概念不都是移植的么？甚至连法治这个词本身都是西方过来的，怎么在传承中进化？是的，我们现在所应用的法律概念、框架基本上都是舶来品，可我们应当注意到中华法系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其历史的惯性却一直影响我们到现在。

二、法治的本土化原因

法治正如同我比喻中所说的橘子一样，它一方面要考虑自己吸收的是什么，另一方面它要考虑自己立足的土壤是什么？前者衡量法律移植的优势，后者比较传统的影响。

笔者将进行分块论证我国法治需要在传承中进化的原因，分别是思维模式、风俗习惯、人性。

（一）思维模式

思维模式，是人们考虑问题的角度及其方法，中国人的思维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大都是以经验式为基础的，我们喜欢于历史中寻求经验，一般不进行逻辑或者创新思维。按照普通思维，我举一例，比如法官断案是按照逻辑三段论进行推理的，而逻辑三段论是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三段构成，一般来说有严格的顺序编排，但是现实往往不是按照这个逻辑来的。我国的法官总是先从小前提入手，即所谓的事实，先事实审再法律审。不管大前提设置的多么完美，如果小前提没办法解决的话，逻辑是成立不了的。实践操作中，为了让事实确立，我国法官往往会先导入经验在进行逻辑上的配套，小前提才可能成立，所以在中国从事法律，有点类似于英美法系，逻辑是要为经验服务的。另外一种经验告诉我们，从事法律，需要拥有本土的经验，当这片土壤上有着它独特的文化厚度，逻辑虽然可以拿来用，但很多事情都不是光靠逻辑可以成功的，所以本土经验往往占有巨大的市场。

（二）风俗习惯

乡土中国是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整个乡土都是熟人，所有的生产方式都是经验，几乎一个人存于世上的一切都是经验式的。中国有这种文化在里面，它不好的一面需要吸收优秀的制度去逐渐改进，它好的一面却需要加以传承。我国由于是成文法国家，法律界曾经有些忽视自己最为宝贵的习惯法，不过近来逐渐引起了重视，学界也产生了一批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进一步探索风俗习惯的问题，国家的权力很大，但也有其延伸不及的地方，这个欠缺地带在乡村中非常明显，但是乡村仍然需要治理，怎么治，村干部来治。村干部是来自于本土的，他处于本土这个熟人社会，在利益的衡量中，他会偏向于熟人社会，因为他没有升迁的希望，而且他必须生活在乡土中。经验告诉他，怎样处理本土产生的纠纷，才能更大程度的维持本土的秩序与平衡，所以在乡村中，一个深得人心的村干部是公正的化身。苏力教授曾说在涉及乡村的案子，聪明的法律人就会去寻求村干部的帮助，并做出在法律范围内的让步，这样即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又尊重了乡土的习惯。

（三）人性

人的天性是向往自由的，但自由是受限制的。这种限制最为重要的一面即是法律，人性有雷同，法律却不同，为什么？关键在于两者出发点或者基础是不相同的。

西方关注的是神的世界，所以他们的思想充满了神性，如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几乎是信仰上帝中西方人的共识，如若没有这种神性基础，笔者认为人人平等是不可能存在于人性的。神性化的理念，往往存在于最完美的理想化中，没有神性的渊源就没有平等的概念，这个渊源来源于人们深刻的信仰。相对于西方，国人更为关注的是人的世界，所以我们的思想充满了伦理，而伦理的出发点是伦理纲常，而不是人人平等。伦理纲常因为有群臣父子的理念也就无法包涵人人平等，它更多关注与人人的和谐相处，讲究秩序的稳定，随着历史的发展，我国发展出了一整套伦理观念，并让这一套理念与法律水融，影响直至现在。当然西方也有伦理，这种伦理同样贯彻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但是他们的伦理没有发展出更为完整的与法律融合的模式，纵观西方法律历史，西方法律有一定的伦理观念掺杂其中，却不是以伦理观念作为法律的哲学基础。

三、法治本土化反思

分析了法律本土化的原因，就可以看出我国的法律价值和西方的有相同的地方，有相同却侧重点不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笔者不反对西方法律的引入，但反对整套西方法律价值体系的引入，我国的法律理想不是西方的法律理想，两者背景不同，基础不同，若强要模仿，总是会产生水土不服，其花费的成本较为巨大。

如若引进西方的法律，还要注意的是，这是一种被吸收了的理念，是积淀在我国本土法之上的，法律制度引入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要进行本土化的改造。我们就必须要排除法律工具化的思想，工具可以采取拿来主义，而法律则不行，法律在性质上就决定了它不可能是工具。很多人会误解我们拿西方的法律制度来用，法律可以被移植，就是一种工具，工具化的法律是危险的，因为它不被信仰嘛，而法律是要被信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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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正义法治法治保障

一、正义的基本内容

(一)古代中国的传统学说中的正义界定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古代的众多经史子集中，从未出现过正义这个名词，从而该词无论从中国哲学史还是伦理学史中都未获得过某个定义式的范畴。但是笔者认为，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无论从国家统治还是学术领域内都被儒家思想所占据，那么应该说有关正义的思想可以从仁与礼这组概念中获取。

先秦儒家实行以仁和礼为基石的狭义正义观念。因为从儒家的视角看来，君臣之间，父子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具有一定的身份上的差异化格式型伦理关系，也就是所谓的“贵贱有序，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在仁、礼和正义这三者关系中，也呈现出一种倒等腰三角形的样式。礼作为一种外在约束规范，旨在为正义提供制度保证；而仁作为一个人的道德准则，其在内心起到激励作用。

我们认为，中国古代社会中传统意义上的正义观，可以解释为:在不平等的起点下，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的平等权利与普遍自由不予认可，只有部分人才能获取所有职位的可能。

总之，在的语境下，正义这一价值判断无论以基本模式或者道德标准来说都是历史下的产物、生活中灵动。如果不考虑经济基础、具体风俗、文化、地域，那么就不正当、不客观了；我们需要“理解万岁”。

(二)西方视野下的正义内容

1.美德意义下的正义观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对师徒对于正义理论的阐述对后世包括近现代西方政治体制产生了不可估计的影响。

柏拉图对在他的《理想国》中对正义下了这么一个定义:“正义就是做应当做的事。”在这里，正义被理解成为了个人行为符合道德的要求。每一个人都需要按照道德所指示的，诚实地完成社会所赋予其的角色定位，以及完成社会所交付的任务。

亚里士多德在《尼科马克伦理学》中首次提出了“校正正义”与“分配正义”。他认为，关乎于正义，实际上就是分配正义，涉及物品的分配方式。他的这一观点直至今日，还在被法哲学、法理学学界所关心与讨论。

2.新自由主义视角下的正义观

二战后新自由主义的旗帜性人物，约翰·罗尔斯的不朽著作《正义论》是现代语境下对正义理论的最佳的一个注脚。在其中，在无知之幕下的两大正义原则是其著作中最大的亮点: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虽然对于无知之幕还有诸多争议，但是其把自由、平等等价值要素加入正义理念中综合考虑，已经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根据其展开的逻辑顺延下去，正义就是社会的制度安排与权利、义务和权力、责任等实现契合式的吻合，达到一种每一个人都希翼的合理状态。

二、实现社会正义的途径

实现社会正义，通过法律这一外在规范主要有两个要素需要重视:立法正义和司法正义。在这里，立法正义是司法正义的基础，司法正义是立法正义的逻辑结果。

(一)立法正义

实现社会正义第一要素就是在法秩序中体现正义价值。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法治应当包括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

1.立法的客观基础

法律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中的一部分，不可能仅是公民主观上的自源自发的，而需要在经济发展中找寻依据。法律的正义，立法的正当性，合理性理所应当要从物质生产状况、客观条件中解释。由此，我们可以产生出需求理论。只有当法律的形式和内容符合人们的需要，对于现实有了符合人民期待的回应时，法律才具有了正义价值。无论从中国古代所提出的法律应当顺应自然、符合人伦，还是耶林所谓的“法与当时一个民族所达到的文明程序相适应”，抑或是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所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都体现出人民之间不同需求间的融合是法的正义价值的追求。

2.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法律在社会的运行过程中，由于价值标准的不断变化，法律也应当有相应的调适，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有两组关系就容易发生矛盾、对立和冲突。法律是需要给与公民以稳定的预期；但是社会的不断发展，不断变化中，法律的样式、理念、规则的变动成为一种必然，那么这两者的存在使得正义价值的实现成为了一句空谈。此时，我们应当使得两者相互统一起来。

法律的绝对温度容易导致社会制约度的下降，从而失去法规范本身所应具备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在制定法律方面，我们认为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的视野，以一种动态的、关系化的思维来面对问题，在立法维度上，一种具体和妥协式的方式就能体现出法的刚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那么这样的立法才是完美的，也体现出正义价值，正如科恩所说“生活需要法律具有两种适相矛盾的本质，即稳定性或确定性和灵活性；需要前者，以使人的事业不致被疑虑和不确定所损害；需要后者，以免生活受过去的束缚。”

(二)司法正义

法律的正义价值并不仅仅形式上的被体现于立法中，展现在法条路径展开论述，不一而足；毕竟方式途径的选择仅是工具，其目的仅就为了实质之实现——社会正义之实现，公民权利之保障。

三、我国的法治理念

(一)现代西方法治的基本内涵

1.在强制权力所及的范围内，一切物和行为必须依法而为。将此准则限制在行政行为中，那就是政府必须在立法所授权的范围内从事立法者所规定的行为。

2.政府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必须有限制的，非自由裁量权的规则或标准。在此制度下，法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客观的、非政治化的，其标明了一种立场，无论包括何种核心内容，其标准也是必须被不偏不倚地被执行。

3.行政以外的他种制衡要素对于关系政府行为合法性或合宪性的准立法行为进行裁决。在英美或大陆法系中，出于社会均衡的考虑下，对于政府之恶的判决是所有国家必须在立法中明确规定的，因为政府的单方独大可能是对整个社会、所有公民的一种欺凌。

4.法律的平等性对待所有主体。由于政府的权力强大于所有公民之集合，在适用法律中不免会有特权的可能，那么保持平等性的主体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我国对现代西方法治思想的理解

1.凸显个人权利观

法治化的进展，不仅需要良法的存在，而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法理念的人文关怀和权利导向。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要是城邦订立了平民法制，而公民却缺乏平民情绪，这终究是不行的。”这也就是说，政府的积极倡导下，需要公民意识，更准确地说是公民对于法律，法治，等基础性范畴的内在支持，并且在行为中予以体现。

2.主体参与意识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宗法等级色彩不仅在个人之间，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内部也不免带有了一丝印记。公民本性中的个人欲望的发展才使得社会因素的发展。个体生命自由无视，身份差序格局的存在，地位的不平等诸如此类的因素导致了国家本位思维的强化，公民内心对于参与国家管理意识的诉求的惨淡。

3.多重意义下的综合观念

法治主要包括诸多下位子价值: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社会生活中所涉及的基本要素和主流环节君在法律的规范调整中，法律的根基在于对民主、人权的保护，使其能够对于社会、经济与公民共同有机统一的进展。国家权力不超越法律，反而在法律下位中规范地运行，国民利益或社会整体利益被非法剥夺，能够得到及时、充分的赔偿与补偿。

四、社会正义的实现之于我国法治保障的作用

社会正义的实现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实质核心，没有了正义，也就谈不上我国的国家性质了。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人类的社会一定要公正，没有了公正，不仅秩序破坏，这也是最大的恶。

(一)社会正义乃是法治国家的本质需求

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的向往与追求往往体现在公正的实现。“如果没有公平，就不会有效率，也不会有稳定。一个既无效率，又不稳定的社会，定然是一个不依法治国的。”正如《礼记·礼运》中描述的大同社会实质上就是一个正义实现的场景。提出的社会蓝图不正是我们现在所追求的目标远景:务使天下共享，有天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

(二)社会正义是法治保障的基本价值要求

我国在改革开放的三十余年间诞生了从未有过的奇迹，这是属于我国全体人民的，不过这当中也孕育了不少突出的危机，收入分配过大等矛盾已经有影响我国继续经济发展的趋势了，那么实施法治不仅有利于在法律的界限内解决矛盾，使其稳定地消散于无形之中；而且从宏观意义上说，法治是实现社会正义的主要载体，也是社会规范中最要重要的机制。wWw.gWyoO

综上所述，实现社会正义对于我国法治保障的作用不仅涉及理论，而且对于我国实践也有着莫大的作用。学界关于此类的研究探讨不胜枚举，但是如果能在提出可行性建议的同时，对于具体措施的可操作性再深入一步，那么将会有着更为显著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德]拉德布鲁赫.法哲学.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2]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郭道辉.法理学精义.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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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5日，省委省政府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全面部署法治建设，动员全省人民认真贯彻《法治建设纲要》，加快推进依法治省，全面建设法治。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的依法治省进程进入了全面深入推进的新阶段。为贯彻落实好省委的这一重大战略决策部署，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研究新形势下建设法治的各项工作，今天，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这里召开各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会议，就是专题研究部署推进法治建设工作。下面，我讲几点意见一、建设法治，依法治省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去年11月17日，李书记在全省立法工作会议上代表省委提出，要通过健全立法、公正司法、依法行政、依法监督、纠正违法、普法教育等各项任务的实施，逐步实现我省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法治化，努力建设一个人人知法守法、各个方面都严格依法办事的法治。这是我省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全面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统筹协调三个文明全面发展、实现“两个率先”的重大战略举措，标志着我省推进依法治省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今年以来，围绕制定出台《法治建设纲要》，省委加快了推进依法治省进程。省委提出建设法治的目标和要求后，在依法治省领导小组直接领导下，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司法厅抽调人员，12月初迅速成立《法治建设纲要》起草小组。由于我省提出建设法治省份的目标，在全国还没有先例。为此，起草小组首先认真学习了党的十六大报告、十六届一、二、三中全会文件和省十届六次全会有关法治建设的论述，加深理解，提高认识，做好起草的各项案头工作。先后召开了法学家座谈会、省级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会、各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研讨会，就建设“法治”的内涵定义、目标体系、具体内容及实施措施等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在此基础上，拿出了《纲要》的“草拟稿”。几经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分送各省辖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省级机关有关部门和部分法学专家教授征求意见。在吸收了各方意见后形成“送审稿”，又于2月20日召开了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会议讨论修改。3月19日，省委书记李源潮主持召开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召开第四次全体成员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纲要》(送审稿)和《省2004年依法治省工作要点》，对《纲要》提出了进一步修改完善的意见。5月，省委十届七次全会又将法治作为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写进了决议。根据省委意见，我们又邀请了省政协委员和部分法学专家进行了研讨，吸收大家意见形成了“省委常委会讨论稿”。6月22日，省委常委会讨论并原则同意《纲要(讨论稿)》，常委会纪要认为“《纲要》十易其稿，广集民意，既具有创新性、科学性，也具有可行性，体现了特色，可以作为推进依法治省、建设法治的基本纲领”。此后，省委书记李源潮亲自主持政协民主协商会征求意见，并在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法治高层论坛上，进一步听取了专家学者的意见。在吸收各界意见的基础上，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了最后推敲、研究和完善后报省委印发。

根据《纲要》，今明两年是我省建设法治的启动准备阶段，从现在起到今年年底，省各部门和各市要抓紧提出贯彻意见方案，为明年全省完成动员部署创造条件。第一，要大力抓好法治的宣传。要把建设法治宣传作为“四五”普法宣传的重点内容，结合全省动员部署建设法治电视电话会议和《纲要》的传达、学习，加大法治的宣传力度。要以《纲要》为基本依据，重点宣传省委这一战略决策的重大意义，宣传法治的本质内涵、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工作要求，宣传各地各部门推进法治建设的重大举措和典型经验。一是要抓好媒体宣传，要在报刊、电视、广播、网络上开辟专栏、专版和网站，进行集中宣传；二是要抓好各级党委中心组学习，通过组织法制讲座、提交领导干部学习笔记、论文、体会文章等形式，把领导干部的思想统一到省委的决策上来；三是要积极组织成立各类宣讲团，尤其是面向广大基层群众和青少年学生的宣讲团。省厅将及时印发《法治建设宣传提纲》供各地宣讲用。四是各级要采取丰富多彩的，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如板报、橱窗、知识竞赛、宣传一条街、法制广场、法制文艺等等，不断提高宣传的吸引力和效果，营造广场、法制文艺等等，不断提高宣传的吸引力和效果，营造建设法治的浓烈氛围。第二，要认真组织制订贯彻落实《纲要》的实施意见。一是要有一个贯彻《纲要》的纲领性文件。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将于近期制定《关于扎实做好法治建设工作的意见》。各地要从本地实际出发，层层制定出台面向2020年的贯彻《纲要》的实施意见，确保《纲要》在全省得到全面贯彻落实；二是要抓紧制定动员部署建设法治工作的方案，报当地党委批准实施；三是要着手规划2006—2010年本地贯彻《法治建设纲要》的工作规划，并通过年度工作计划予以落实。各地起草贯彻《纲要》的实施意见，首先要深刻领会和把握省里《纲要》的精神实质，吃透情况，同时也要实事求是，结合本地的具体实际，确定不同阶段的工作重点，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确保《纲要》的事事有法可依、人人知法守法、各方依法办事的精神贯穿始终。要根据省辖市的特点，科学、合理地规划意见的内容，努力发掘各地的典型经验，使方案凸显当地特色。各地各部门传达贯彻7月15日电视电话会议情况请于8月底前报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年底将制定出台贯彻《法治建设纲要》的实施意见报依法治省领导小组。第三，要建立健全充实完善领导机构和组织网络，确保法治建设落到实处。建设法治是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战略性系统社会工程，必须发挥党委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领导作用。只有在省委的统一领导下，才能真正使法治有利于维护“两个率先”的发展大局、有利于维护人民的实际利益、有利于巩固党对社会政治生活的领导。一是完善市、县委领导，依法治理领导小组组织实施，市、县委书记负总责，分管市、县委领导同志专门抓的领导责任制。地方党委要专门召开会议，听取汇报、部署任务，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二是各部门也要成立相应的由主要负责同志负总责的工作机构，明确专门处室承担具体工作任务，确定信息联络员，从而形成上下左右沟通连贯、运转有序的组织网络。三是要抓好业务干部培训和骨干培训，加强队伍建设。要定期组织专门从事法治建设工作的业务干部进行轮训和培训，通过交流、学习、表彰，不断提高他们的专门知识水平和业务工作能力。同时抓好骨干的培训，通过他们联系社会各界，通过宣传，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到法治实践中来。各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要认清形势，紧紧抓住法治建设的重要机遇，高度重视、乘势而上，建立健全和完善领导机构和组织网络，切实肩负起推动各市法治建设的重任。

各级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振奋精神，迎难而上，积极当好党委、政府的参谋和助手。法治的提出标志着我省加快推进依法治省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也是进一步推进依法治省工作的一次重要发展机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纲要》的起草历时七个月，从一无所有到基本成熟、正式印发，凝聚了司法行政干警的智慧和辛劳，虽然司法厅承担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压力很大，尤其是起草站的角度高，对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的法治建设提出工作要求，有“小马拉大车”之感。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办公室设在司法厅，并将《纲要》的起草重任交给我们，是省委、省政府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各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要站在市委的高度，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奋发有为。“作为决定地位，作用决定权威”，困难再大、压力再大、任务再艰巨，也要迎难而上，克服困难，竭尽全力完成好这项重任，不辜负省委、省政府对我们的信任。

要以改革创新精神，不断提高工作水平。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充分认识到法治建设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充分认识法治建设的要求，把握好工作的着力点。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针对各地实际需要，站在党委角度，深刻认识和分析法治建设的工作目标，不断探索、总结成功经验，创新载体，推进我省民主法治建设。充分发挥依法治市办公室综合协调、上传下达的职能作用，掌握情况、培育典型，典型引路，以点带面，不断开创依法治省工作的新局面。建设法治要积极主动地善于发现和挖掘典型，还要花大力气培育引导和总结提炼，以及适时适度地舆论造势。我们必须在典型的总结推广和宣传弘扬上下大功夫，宏观造势，彰显先进，推动和促进面上的工作。第四，研究制定建设法治推进机制。建设法治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立足长远，契而不舍地狠抓落实，必须从工作机制入手，进一步明确建设法治的推进机制、推进措施。在6月22日省委常委会上。李源潮书记也明确要求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纲要》确定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研究提出落实《纲要》的配套措施。目前办公室正在拟定相应的配套措施，初步设想是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责任机制，即按照《纲要》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要求，将工作任务分解落实到人大、政府、政协、两院等，明确工作分工。第二部分是工作机制，包括四个方面，即领导责任制、工作体系、调研检查制度和考评办法，着重强调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人大监督、“一府两院”实施，全社会齐抓共管、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以及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工作职责要求，推进法治建设的工作思路、工作方法要求、调研检查措施和制定法治建设的考核指标评价体系(含奖励、表彰、惩罚措施)等。第三部分是保障机制，在这部分设想争取几条硬性的措施。要求各地进一步加强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建设，设立专门的工作班子(常设机构)，配备专门人员(定员定编)，落实专门经费(财政保障)，添置必要的设备，确保工作正常开展。希望各地在起草实施意见时，结合当地实际，也要研究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

此外，当前还要抓好命名省级基层民主法治示范“两个创建”工作，根据去年全省基层依法治理工作经验交流会的部署和《省2004年依法治省工作要点》及与省民政厅商议的方案，以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名义命名首批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民主法治示范社区”。今年全省将首次命名100个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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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治；良法；城邦；现代化建设

一、城邦治理的必然选择―法治

柏拉图在早期的著作《理想国》中详细地描述了他关于“哲学王”治国的理念，然而现实的残酷还是打翻了柏拉图心中那个理想之梦，他明白了，一个城邦的理想治理仅仅依靠那些所谓的美德治国是完全不够的，还必须要辅之以法治。在柏拉图晚期的著作《法律篇》中，柏拉图说到：“……我们就判断出快乐和痛苦的是非曲直，当它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公共决策来表述时，它就获得“法律”的名称。”[1]这是柏拉图对于法律所下的定义，他认为法律是一个国家的公共决策。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追求美好德性、实现善的优良团体。[2]德性就是：“即幸福的生活在于无忧无虑的德性，而德性又在于中庸，那么中庸的生活必然就是最优良的生活-人人都有可能达到的这种中庸。”[3]对于城邦的治理，他认为需要进行良法之治。西塞罗受到了斯多葛自然法思想的影响。他弘扬并继承了斯多葛哲学的自然法思想，将自然法贯穿到对国家、政体以及实在法的论述之中。

二、法治的前提条件―良法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三个人都已经意识到并不是随意的颁布法律就可以达到良好的治理城邦的效果，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详细地解说良法的人，但是我并不认为他是第一个倡导良法的人，因为，从柏拉图的法治观点来看，他也已经认识到了制定法律的程序及目的等各个方面并且注意颁布正确的法律，只是柏拉图没有明确地贯上良法的名字。

柏拉图认为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时候要考虑到全面的美德和全面的利益即人的利益和神的利益，在法律制定的内容方面，应该包括国家体制、刑法、婚姻法、司法、经济生活以及教育等方面。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良法之治的概念：因此优良法制的一层含义是公民恪守业已颁订的法律，另一层含义是公民们所遵守的法律是制定得优良得体的法律，因为人们也可能情愿遵从坏的法律。[4]在此，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除了要被人们普遍服从外还必须保证人们服从的法律是良好的法律。西塞罗把法律看作是判断正义与否的尺度，他认为并不是所有的法律都是好的法律，法律是否制定得良好并不是看是否是元老院的决议抑或是人民大会通过的决议，可以看出，三人都意识到法治的前提条件，那就是良法。

三、良法的判断标准

（一）法律制定的目的是善

柏拉图认为每个立法者制定每项法律的最大目的是善，这个善与战争无关，而是人们之间的和平与善意，无论是多数人统治还是少数人统治，都要遵循这个观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使国家和平，使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的开篇便说到：“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城邦都是共同体，所有的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5]从中也可以看出来亚里士多德同意法律制定的目的必须要是善才能够称得上是良法。西塞罗认为法律制定的目的必须是为了正义，避免一些邪恶的企图，使人民过上平等安逸的生活。

（二）法律的制定应该与好的政体相适应

这个标准主要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制定的好坏的标准应该看它是在哪种政体下制定出来的，凡是正宗政体下制定出来的法律则是良法是民主之法，凡是变态政体下制定的法律则是恶法。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在共和性质的城邦下制定出来的法律才可以称得上是良法。

（三）理性是良法的基础

柏拉图是这样表达理性的：“我的好朋友（我们应该说），如果天体和天体里的一切东西的整个运行过程和运动，反映着理性的运动、旋转和计算，并且以相应的方式来动作，那么我们必须清楚地承认，它是最好的一种灵魂，这一灵魂照管着整个宇宙并且指导宇宙沿着最好的路径进行。”[6]柏拉图认为灵魂是一切物体运动的本源，灵魂也即自身的运动，最好的灵魂反映着理性的运动，他强调立法者按照理性的方式立法，才是一个国家的最好的方式。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的理性观，他认为法律应当是不受欲望所影响的理性的体现，理性的法律要求不带有任何个人的情感因素。西塞罗则是在法律的起源上引出了理性，他说到：“法（jus）的始端应导源于法律，因为法律乃是自然之力量，是明理之士的智慧和理性，是合法和不合法的尺度。”[7]西塞罗认为法律应是来源于自然的理性。

四、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一）健全立法

我国目前存在着立法比例失衡的现象，经济类立法比较全面，比较详细，但是比较之下牵涉到意识形态的、政治、管理类立法就比较缺希。我们现在要在立法工作中考虑全面，在各个方面的立法上注意比例协调，不能够偏重于一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造成了立法瘸腿的现象，另外，我们要在立法中进一步保证人民的参与，保证立法的中立态度，凡是能够不交给部委起草的法律都应该交给人大，或者一个与本部门的利益没有关系的部门机构去起草，否则的话，立法不容易摆脱部门利益的干扰，甚至还有部门利益之争。

（二）重视法律的正义、公平

在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应该更加重视法律的正义、公平问题。柏拉图认为正义就是至高的善，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将正义分为“矫正正义”和“分配正义”，西塞罗在自然法思想下强调理性。我国现在在立法、执法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缺陷，主要表现为立法监督方面不健全，尤其是人民监督这方面选出的代表不具有普遍性，不能够代表全体人民的意思，在执法方面，主要是表现在行政执法方面的缺陷，尤其是如何规范城管执法的问题。

（三）及时修改法律以适应当前的社会现状

法律要与当前的社会经济状况相一致，在现代的社会中，就要协调好制定新法和修改旧法的关系，要及时对一些脱离现在社会经济状况的法律条文进行修改，但是，我国目前的法律修改并不及时，造成这样的原因有：第一，立法上不够重视，我国法律对“法律修改”的规定极少且不系统，我国宪法和法律不仅未对“法律修改”加以定义，而且对法律修改涉及的原则、程序、制度和形式等的规定都极少，且不系统，从而造成操作性不强甚至无法操作的问题。第二，实践中，我国的法律修改极少与法规清理和废止相联系，法律的修改往往涉及到与其他法律法规的平衡与衔接问题，因此，要特别注意防止冲突的发生。（作者单位：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 [古希腊]柏拉图著.法律篇.张智仁，何勤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 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2，1.

[3] [古罗马]西塞罗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4] 盛红杰.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法律思想解读.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3（6）.

[5] [古希腊]柏拉图著.法律篇.张智仁，何勤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8.

[6] 盛红杰.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法律思想解读.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3（6）.

[7] 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2，1：137.

[8] 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2，1：1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