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社会的定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老龄化社会的定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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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健康老龄化;全民健身计划;养老保险制度;健康服务体系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1-0119-02

引言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总人口约占全世界总人口的19%，人口老龄化的基数大，联合国的人口数据曾预测，到2030年，我国将成为全球范围内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使得我国消费机构、人口结构、产业结构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发生了很多变化，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如何能够尽快实现健康老龄化已经是现在很多国家将面临的一大社会问题。健康老龄化这一观点的提出不仅对我国全民健康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对社会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一、相关概念

（一）健康老龄化

健康老龄化指的是老年人能够尽可能保留原有的智力、体能、身体，拥有良好的心理状态和社会适应能力，使得社会在继续发展的过程中不会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最主要的特征是认知、情感状态、躯体健康程度，健康老龄化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生活方式、社会的经济发展，社会服务、退休制度以及养老金等等。老年人的整个生命过程中社会生活的完善在健康老龄化实现的过程中拥有重要的意义。

（二）人口老龄化

从科学定义来说，其实人口老龄化可以看作是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概念，指的是总人口中年轻人数量的减少或年长人口数量的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也同时增长的动态过程，并不仅仅是个体的老化，主要强调的是人群的老化。联合国定义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是否进入老龄化，主要是依据60岁以上（包括60岁）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了10%或者是65岁以上（包括65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

二、理论支撑

（一）去标签化理论

在生活中，人们常常会给一个人贴上一“标签”，这里的标签是指一个人被周围环境中的社会成员对其行为进行了定义。在现在的社会当中，一提到老年人，大家就会给老年人一个标签，就是弱势群体，觉得老年人在很多方面的能力已经不如年轻人了，对社会的贡献会越来越少。这种贴标签的行为，会对老年人本身造成一些伤害，会让老人否定自身的价值，觉得自己已经老朽、无用，在生活中是如同累赘一样的存在。

（二）老年次文化理论

老年次文化理论认为，因为老年人身体的衰退，社交功能的减退等等，所以适应环境的能力相对于年轻人来说是很困难的。结合老年人参与老年次文化需要凭借社会参与程度和老年人对老化抵制的因素来定。在遵循老年群体的价值标准以及行为规范的前提下和老人进行交流与互动，在接触的过程中应该尽量避免强迫接受其他老年人群体的文化。在制定老年社会工作类的项目中要以老年人次文化的内容和特点为基础来衡量。

（三）社会损害理论和社会重建理论

社会损害理论中主要讲的是，他人将老年人的一些行为当作是不正常的行为后，使得老年人的自我认知发生了改变。就比如说，在生活中样样替老年人做决定。这会形成一种潜意识，使老人有了依赖性。这一行为使得老人在日后的生活中逐渐失去了自己原有的自主能力。社会工作者意识到，有时候老年人的一些观念和行为是受到了自己暗示的影响，并不一定是老年人自己没有能力。在帮助这些老年人的时候，社会工作者应该协助老年人增强自信心和提高自身的能力。

社会重建理论中主要讲述了如何改变老年人现存的客观环境，从而帮助老年人重建自己的自信心。社会工作者首先应该让老年人本身了解到这个社会上所存在的一些错误观念以及对老年人的错误偏见。其次是通过政府资源来改变老年人的住房、医疗、贫困等客观环境所造成的问题。最后是激励老年人拥有自己决定的权利和提升老年人通过自己的能力来解决问题。

三、推动实现健康老龄化的各国政策措施

每个国家为了实现健康老龄化都依据自己本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以及特点而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和措施，在这些不同的养老模式中有很多的闪亮点，是可以结合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的实际情况借鉴过来的。

（一）日本

日本是众所周知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之一，日本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便很重视本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为了实现健康的老龄化打下了基础，在1978年，日本首次推出一个计划主要是针对健康老龄化，这个计划就是国民健康运动计划，主要是为了提高人们对健康的理解，普及人们重视健康知识的重要性。在1999年又制定了黄金计划21，主要为了延长本国国民的健康寿命。在2000年推出《护理保险制度》，在日后的年间不断改善和修改，改善了政府的财政压力，主要针对老年人的居家服务和在养老院居住的老年人服务。于2002年制定了《健康增进法》，为推动国民健康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2013年修改了《老年人就业稳定法》中的退休员工的年龄标准，将原来的60岁改为了65岁，但也并不是硬性规定，而是依据个人的意愿而执行的。

（二）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也是极其迅速的，在这样的背景下。2001年澳大利亚联邦卫生部公开了《老龄化澳大利亚的国家战略》，这一战略中将老年人视为有长期经验的老年人和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而不是看作是一种负担。同时还提出完善已经运行已久的养老和退休制度。2003年联邦卫生与老龄部和卫生与福利研究所联合了《澳大利亚老龄化研究议程框架》，这一框架确定了老龄化应该优先研究的六大领域。

（三）美国

美国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开端是从20世纪40年代初，相对其他国家来说，美国的人口老龄化相对发展得缓慢。最早出台的相关政策是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但并不是完全针对老年人的，真正对健康老龄化有所推进的是1965年出台的《美国老年法》，这一法律的颁布使得美国老龄行政机构有了法律的支持。之后为了完善老年政策法规，又出台了《医疗保障方法》和《健康照顾计划》两部法律。至此，美国为了迎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做了全面的准备。1973年公布了《老年营养项目》，此项目为老年人提供了家庭服务。2000年开启了《国家家庭照料者支持项目》，这一项目由老龄署向各地州以及地方提出拨款支持，鼓励家庭照料者帮助老人实现居家养老，并只针对70岁以上的老年人家庭。

四、我国老龄化的特点和人口老龄化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

首先，从老龄化发展的速度飞快来说，其实我国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并不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发展最严重的国家，但是我国却是人口老龄化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其次，我国老龄人口的规模很庞大，我国目前以65岁为老年人的标准来计算，老年人口已经达到9 000万，并且这一数字在不断上升。再次，我国同时也属于未富先老的国家之一。像日本、法国等很多国家都是国家的经济先富裕起来才步入老龄化社会。这也导致我国需要在一个经济相对来说并不发达的背景下来面对老龄化这一问题。最后，我国老龄化的发展有明显的地区差异，经济发展相对快的地区老龄化发展得更迅速，例如，城市先于农村、东部沿海地区老龄化快于内陆地区等。这一老龄化的趋势是极端的不平衡，拿西部的新疆来说，现在人口结构还是青年型人口结构。这样的地区差异也使得实现健康老龄化面临了多重挑战。

五、我国如何实现健康老龄化

（一）建立合理的全民健身计划

全民健身是实现健康老龄化的最佳路径，虽然现在很多人的健身意识相比以前要强了很多，但是从整体来看健身意识还不够强。政府在这一计划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可以建立一些社会组合和地方单位的体育健身活动，完善现有的社会服务。要想实现健康老龄化，我们所指定的全面健康计划必定要长期执行下去才能达到效果，最终使得全民的素质都得到提高。要想建立全民健身计划，同时也需要我们的体育设施建设、体育保险体系、社会体育组织的发展也要相互呼应、相互支持，有了这种呼应和支持，这一计划才有了保障。

（二）健全养老保险制度

健全养老保险制度是实现老龄化目标的制度保障之一。首先，在健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已经行之有效的养老保险模式，毕竟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比发达国家要晚，因此这些国家在解决人口老龄化实现健康老龄化问题方面拥有更多的经验，许多政策和措施的建立更早。其次，要确定养老保障基金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再次，是实行多种形式的养老保障制度，一方面是国家主导的立法支持，一方面是企业的养老保险金由企业内部决定，最后是个人的养老保险遵从自愿的原则。这三种形式的养老保险基金的缴纳模式对于我国来说是很合理的。

（三）将家庭照顾和机构照顾相结合

在中国，大部分老年人的生活起居都是家人来相互照顾的，但是，这种照顾毕竟还是缺乏一些专业性的。一方面机构可以提供一些免费的培训和指导，主要针对家庭照顾这一方面。对一些家庭比较困难的用户能够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增加老年人在家中的照顾时间。另外一方面，从社区的角度来看，要不断完善社区的服务体系和加大社区建设的力度，合理运用现有的卫生资源，不断推动资源配置的进一步改进。

（四）完善老年人健康服务体系

现在我国的基础卫生建设随着时间的推进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还是应该进一步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建立更多的存储及卫生保健服务，大的方面以社区为单位，小的方面以家庭为单位。为老年人的根本保障做出更多的改变，例如在护理、医疗、康复以及临终关怀等方面。同时也可以通过一些医院以及社区卫生机构来宣传，使得老年人从自身方面增强自我保健的意识和对一些疾病的预防知识。这些都是可以促进我国实现健康老龄化的因素。

六、结语

实现我国的健康老龄化要结合我国的国情以及人口老龄化的现状，来制定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及措施。培养社区体育组织管理人才是很关键的一点，有了更多的这样的管理者，才能更好地完善社会体育体制，充实老年人社区体育活动，使大众体育的普及率开展得更为顺利。同时还要健全养老保险制度、将家庭照顾和机构照顾相结合、完善老年人健康服务体系等方面着手，使得老年人的生活从根本上有所改善，最终实现健康老龄化。

参考文献：

[1]汤哲.老龄化社会的医学模式转变对卫生保健服务的影响[J].世界医学杂志，2003（1）.

[2]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R].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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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当今社会老龄化问题严重.这种社会结构性问题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特别是中国的社会现状更加值得我们重点研完老龄化社会为社会带来的诸多问题，其中，在产品设计领域中，如何运用和把握适用于老年人的产品设计原则就尤为重要，本文从产品的设计中分析探讨适合老年人的设计特点，力图利用产品设计给老龄化社会提供一种解决方法，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导言:在21世纪的今日，特别是我国的社会人口分布中老年人所占有的数额越来越大.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人的有效工作年限在逐渐增加更多的老年人不再受到自身年龄和身体情况的限制而继续参加到创造财富的社会大军中，以这样的形式实现着自身的特有价值。再者因社会人口和年龄结构的特点我国越来越偏向于青年人口数量减少和老年人口数量增加的趋势，老年群体在社会经验和工作经验上往往比青年人占有更大的优势而且他们也更愿意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参与社会生活追求自我实现的更高标准所以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要有专门针对老年人群体而做出的设计来迎合这种社会的总体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工业设计领域中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特殊条件和心理条件而专门设计出的产品则尤为重要，因为人类最终生存在自己制造的人为自然中.日常生活几乎都是和人造的产品环境接触的大到城市的规划与建筑小到家用产品所以在了解老年人的生活和心理特点的基础上做出一系列适合他们这一群体特征的产品设计也表现了设计对于老年人生活的一种关怀和引领特征。

但另一方面，也值得我们注意当今的设计领域尤其是产品设计诸多行业中真正针对老年人的特点而开发的设计并不是非常常见，现在更多的设计师把关注的目光都投入到了时尚的表层只是针对年轻人的审美特点而设计一些外观时尚的产品而并没有把各种人群需要的功能设计放在设计工作的首位，从而也会忽略老年人对于产品的功能特点的诉求。另外整体的社会商业环境也要受到老龄化趋势的影响而逐渐发生经营重点的改变。这是一个和设计领域互动而发生效果的过程，而且只有设计师集团在突破了现有的设计倾向以后，真正把重点放在老年人的人群特点上去考虑设计的形式才有可能在市场上引导商家的经营重点，从而引领社会的关注角度以便真正做到在老龄化社会到来之际做到全体社会的积极准备。

一、对于劳动能力的判定—一种老年人的现代概念

现代社会由于高度组织化与专业分工化所以把人的作用更多地导向于其对于社会的贡献或自身的工作能力这种价值判断的倾向在学术界是有原因的。自从启蒙运动之后的近代思想普及以来传统意义上的学术视野已经过多地偏向于和中世纪愚昧相对的理性与科学这一价值标杆之上了r在思想领域中完全排斥非理性的神秘主义因素已经使得现代意义下的’‘理性‘’走向了其价值判断的反面，因为过多的理性主宰社会领域中的一切标准从而人的价值开始发生了异化科学至上和工具理性的偏向不仅发生在生产技术领域中同样发生在人性的判断中。在理性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已经出现了其对于人类社会消极的一面在传统社会中文字的驾驭能力是一种判定人能力的标准而随着现代社会教育的普及文字的判断已经转向了工作劳动能力的判断当一个社会个体因其年龄的原因而不能在适合做某些工作的时候社会就判定他失去了“劳动能力“.这样老年人的现代概念就产生了。但进入21世纪工作的劳动能力已经从传统的体能指标转化为媒体时代的信息驾驭指标脑力成为判定一个人是否失去工作能力或者是否可以继续进行良好的工作的主要因素同时由于科技的发达以及辅助工具的功能性增加为“老年人“在进入传统意义上的老龄化之后，仍然可以在社会上创造商业价值.虽然该价值的实现并没有完全将年龄的差异界限去除但仍然与传统意义的年龄界限相比模糊了很多。这使得传统意义上的老年人定义发生转变与之相对应的就是该群体在社会上的地位变化这种地位变化直接导致了其在消费领域的能力和实际需求从而在客观上使得该群体在消费领域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总的说来在这样的工具转化的前提下老年人的定义又随之发生了动摇所以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大多数老年人在年龄达到退休标准以后还有继续工作而追求实现自我的目标。产品设计的优势就在于帮助这些所谓的“老年人“继续“劳动”，从而在基础概念上彻底动摇这个现代的概念。

二、和产品设计相关的老年人群体的生理和心理特点

老年人因为其身体年龄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导致其生理和心理双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其中多是因生理的机能性变化而引起的心理变化这在产品设计的初期就应该使设计师掌握大量的有关方面的知识和信息以便在设计的过程中因地制宜地使产品的特点符合老年人的心理特点和操作习惯.贴近他们的生活，从而改善和帮助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产品设计对于生活的引领作用。

在生理方面.老年人操作产品上最大的特点就是由年龄原因引起的知觉能力减退。特别是视力和听力的减退尤为明显这就需要产品设计师们在进行产品开发的过程中不能一味地把产品的特点诉诸于形式的新颖，而应该从功能的改进上重点探讨适合老年人操作的人机界面等，帮助他们解决知觉能力的减退这种自然的现象。如界面的清晰度、字体的大小以及各种按钮的位置安排和旋转或按压的设计都应该贴近老年人的特点。

其次.在大多数老年人群体中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记忆力减退的现象。这一现象和产品设计也是有极大关联的因为在信息社会中大量的操作和工作环境都是在虚拟的人机界面中完成的，这已经是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而现代大多数老年人不适应这种飞速发展的虚拟界面操作一旦操作程序设计比较复杂，而且有多项子界面交叉的情况存在就会阻碍老年人的操作成功从而使得他们具有心理上的挫败感而放弃产品的使用。针对这种情况，界面程序的设计应该尽量使用一键导航或单线流程以及一键返回等设计形式，避免老年人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学习记忆而使他们在操作过程中能够更加简单地驾驭产品的各项功能。

在人体工学方面，要充分考虑人机工程学在老年产品开发设计中的运用因为老年人的身体机能有所下降设计师在收集分析老年人的基本人体尺寸、健康状况、人格特征、消费心理、使用特点、生活偏好、活动时间分配、家庭空间运用等，应建立起相应的资料库。把综合的要素考虑在产品设计中。

如:产品与老年人人体尺寸、形体及用力是否配合产品是否方便老年人的使用;操作系统是否安全;能否产生意外伤害各功能界面是否实用各组件在安置上能否准确无误、易于老年人的识别。在一些机械操作为主的产品设计中，应该尽量考虑老年人的这种行动不便的特点减少操作空间的阻碍物，注重座椅或操作台面的高度减轻操作过程中的疲劳程度多增加机械自动化的设计标准使得老年人在操作的过程中能够集中精力专注于一到两项具体的操作行动避免一项产品功能的实现占用过多的操作行动。

此外在一些交通用品的设计上应注意在普通人的标准上更加大减少疲劳操作的可能性从驾驶台的操作器械中精简不必要的机械成分增加半自动的设计模式使得老年人也可以轻松完成驾驶的任务。

老年人的心理特点多数偏向于安静沉稳的特点这就需要设计师在产品设计的各个方面避免过多的刺激比如屏幕的亮度，外观的色彩鲜艳的程度各种警示音的音量设计等等，都要考虑到老年人的心理特点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现在设计中往往忽略的触觉感在一些操作中应用柔和平滑的表面机理可以增加使用者的心理舒适程度，这正贴近老年人的心理预期应该在设计过程中加大应用范围。

总之在产品设计的领域中如果充分考虑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就可以逐渐积累设计经验.把针对老年人的产品设计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一方面满足了现代老龄化社会的用户需要.适应了市场另一方面也使得设计师队伍在现有的设计学科中不断地从实践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开拓设计的专项任务形式，在社会上加大引领生活的层面和范围。

三、结语

当今社会老年人已经逐渐摆脱了传统的身份定义而努力实现着自我的价值这样.在社会上很自然的形成了一种力量他们不再是社会的次要消费群体其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再是辅的，这种社会作用的变化与将其定义为需要受特殊照顾的群体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同时决定了老年人已经开始进入发言主体的范围。产品的销售也将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老年人的直接或者间接消费而实现。消费的数量与其群体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成一定的比例关系而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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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社区养老 养老现状 政策研讨

中图分类号：D6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3-0047-02

目前，世界各国面临一个共同的课题：人口老龄化。所谓人口老龄化，国际上公认的定义是指社会中≥60岁人口超过总人口的10%，或≥65岁人口超过总人口的7%。人口老龄化的急剧增长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最重要、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老人的养老问题。

一、什么是“社区养老”

当今社会的养老形式主要有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社区养老三种。家庭养老指的是我们熟知的老人居家养老；社会养老一般是指老人入住养老院、福利院、敬老院等，从而得到系统的医疗和照护；社区养老则是中间形式，是指老人白天享受社区养老机构提供的日托、家政、送餐等服务，晚上住在家庭里继续得到家人照顾。这种模式的特点在于：让老人在居家得到家人照顾的同时，又有社区的有关服务机构为老人提供上门服务或托老服务。

二、老龄化背景下社区养老的现状――以南京市为例

（一）南京市主要的养老服务站现状

1.南京市主要的养老服务站及其分布

据了解，南京市中1000多个社区的1202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已经全面建成，并就近向社区老人提供服务，全市313家各类养老机构也正在加速“破墙行动”，有的已经实现开门办院，市民政等部门今年起对养老机构开始评级，其中4A级以上养老机构必须就近提供居家养老服务。

2.社区养老的产生符合当今社会需求

在我国，家庭一直是赡养老人的中坚力量，赡养老人被认为是家庭和子女的传统美德和责任，因此家庭养老是中华民族赡养老人的传统方式。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迫于工作和养老的双重压力，选择把老人送入养老院、福利院等社会养老机构，于是社会养老便迅速发展了起来。我们对南京各社区以及养老院的老人进行了问卷调查，根据数据显示，希望与子女同住养老的占55.49%，希望住敬老院养老机构养老的占35.17%，由保姆照顾的占8.33%，其他养老方式占1.01%。然而，根据实地访问发现，选择后三项的老人内心实际偏向与子女同住的不在少数，他们往往是迫于生活压力、婆媳问题等，而自愿离家，希望自己的离开，能给子女带来更好的生活。

然而，老人在养老机构的生活并不如想象中的美好。当今养老机构存在许多问题，关于养老院护工欺压老人的新闻层出不穷，在此背景下，社区养老便横空出世。但是，社区养老刚刚步入轨道，仍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二）社区养老存在的问题

1.服务专业化程度低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专业化是一种道德实践活动，提供的服务要满足老人生活上、心理上、精神上的需求。如今的社区养老与老年的需求之间仍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社区养老仍存在着发展的空间。

2.资金缺乏或单一

如今的社区养老的来源：国家的财政拨款及补助、社会的财政捐赠、社区的有偿收入。从这里看出我国的社区养老资源主要靠的是国家的财政拨款和补助，资金的来源单一。

3.上门服务机制不完善

我国社区养老的上门服务机制仍需要完善，主要包括为老年人购买社区日间照料、老年康复文体活动等服务；为“三无”老人、低收入老人、经济困难的失能半失能老人购买机构供养、护理服务。

（三）完善养老社区应当采取的建议

1.培养专业人才，提高服务专业化程度

应当建立养老社区服务认证的资格标准，这就要求我们有鲜明的专业化道德，有过硬的专业化技能，有良好的专业化形象，有专业化的评价机制。

2.加大我国社区养老的资金来源

一方面加大国家的财政拨款和辅助，另一方面加大资金的民间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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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草率定义“老年人”

人们在用“年龄”指标去定义“老年人”时，应该注意其“年龄指标”的含义。“老年人”的真实含义应该是由于其年代年龄的增加而导致生理心理机能和活动能力的衰退，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可以被认定为“老年人”。因此，判断一个人年老与否，最关键的标准应该是看其生理心理机能和活动能力的衰退程度。现代社会中，人们按照年长人口群体的平均衰老程度，用一个统一的年代年龄来标定老年人标准（如60岁或65岁），这种做法忽略了年长者群体中的个体差异，本身就不具合理性。

之所以要确定一个统一的“老年人”年龄标准，主要是为了实施一些统一的制度和政策，如强制性退休制度、养老金制度，以及一些为“老年人”提供福利优待的制度和政策等。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思维怪圈：一方面是“由于60岁的人属于老年人了，因此强制性退休年龄应该定为60岁”，另一方面是“由于60岁达到退休年龄了，他们应该属于老年人”。很显然，由于一些制度和政策的需要而人为地建构了一个统一的“老年人”年龄标准，而按照这个标准而落入“老年人”圈子的人就强制性地“被退休”、“被保障”、“被优待”了。

目前人们所谈论的“人口老龄化”主要是由于人均寿命延长所致。由于人均寿命延长，处于60岁或65岁以上的人口比重越来越大，由此就被称为“人口老龄化”。但在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人们同样忽略了一个事实：在人口的平均寿命延长的同时，人口的平均衰老程度也在推后。

导致人口平均衰老程度推后的原因：一是由于营养和保健的大幅改善，使得中老年人的生理健康程度大大提高；二是由于经济和社会活动方式的变化，使得人们经济和社会活动能力的衰退大大推迟。在体力劳动为主的时代，年长者的就业能力较早地衰退了；但在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时代，年长者平均就业能力的衰退则大大延后。因此，即使是有必要确定一个老年人起点的年龄标准，也应该根据人口平均衰老程度的推后而不断进行调整。在我国包括年长者在内的总人口的实际健康和能力水平都大大提高的情况下，仍然固守数十年前的“老年人标准”，并依照这一年龄标准去固化我们的退休制度等制度和政策，既不科学也不合理。

进入“老龄社会”为时尚早

由于人为地维持着一个不合理的“老年人”年龄标准，并以此来计算总人口中“老年人”所占的比例，自然就会得出“中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的虚假结论。之所以称之为“虚假结论”，是因为它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在这些“老年人”中，有大量的人事实上还处于年富力强的状态，正是由于将他们也纳入“老年人”的范畴，导致了老年人比例的虚高。

进一步看，联合国制定的“老龄社会”的标准也不够科学，因为即使能够证明应该将65岁以上者认定为老年人，那也无法说明为什么他们占到7%就会使整个社会进入“老龄社会”。7%是一个相对较小的比例，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较小的老年人比例去将整个社会都界定为“老龄社会”呢？中国14岁以下的儿童占到总人口的16%以上，比“老年人”的比例高很多，为什么不把中国社会称为“少龄社会”？

因此，目前我们所采用的“老年人”标准和所谈论的“老龄社会”，都是由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和观念建构的，而这种社会建构又反过来强化着不合理的制度和政策，并给全社会带来“老龄社会焦虑”。

这种认知偏误正在给我们未来的社会政策和人力资源政策带来负面影响。一方面，对老年人划界的偏误，将使我们无法准确地把握真实的老年人规模和他们的实际需求，进而使得我们很难准确地测算未来养老需求的资源，并且很难科学地制定相关的制度、政策和规划。另一方面，目前这种现象将许多年富力强的劳动者划入“老年人”行列，然后再去挖掘他们的“老年人力资源”，促使他们“再就业”的做法是一种效率低下、效果较差的做法，还不如从一开始就不将他们硬划到“老年人”之中。

“老龄社会”何需焦虑

还应该指出的是，导致目前“老龄社会焦虑”的原因还来自于我们社会中对未来养老负担的过度焦虑。难道我们的社会真的会负担不起7%或更高比例的老年人口了吗？事实上，即使老年人都是社会的负担，这个7%或更高一些比例对现代社会来说，总体上也不会负担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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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公共政策；人口老龄化；生命周期；社会参与；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3－0107－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发展型家庭政策在中国养老制度安排中的作用机制研究”（11CRK008）；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发展型福利模式下的中国养老制度安排”（20100480546）和特别资助项目“养老福利安排的多系统耦合模型及其ABM仿真”（201104229）；复旦大学985工程专项基金“中国人口管理模式创新与政策调整的研究”（07FCZD033）

〔作者简介〕胡 湛，复旦大学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博士后研究人员；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

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将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1〕它不仅是人口再生产模式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老龄化首先表现为一种人口现象，却不断和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各个领域相互作用，并对它们的发展产生愈来愈深远的影响。派弗曾断言，老龄化继续发展下去所产生的冲击将不亚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伟大的经济与社会运动；〔2〕吉登斯则进一步指出，老龄化与全球化的叠加，将在本世纪很长的时间里重塑人们的生活。〔3〕

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老龄化所导致的人口构成变动必然影响现有社会结构的稳定性，〔4〕亟须社会与制度的变迁以与新的人口年龄结构重新适应。而在目前的社会经济制度安排下，中国社会仍然对老龄化缺乏必要和及时的反应、适应和调整，学界的研究也集中在应对养老压力及针对老年群体的各种支助措施上。它们经常忽视与之密切相关的其他问题或同一问题的其他方面，难以反映老龄化问题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不足以全面应对其诸多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挑战并不完全来自老龄化本身，更源于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与现有社会结构不匹配所产生的矛盾，即目前的制度安排无法满足老龄社会的发展需求，无疑使得公共政策调节成为应对老龄化的必要手段之一。

①国际上通常将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或者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7%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

②根据本文预设的四种政策情境，不同情境下中国老年人口比例到2050年相差约20-34个百分点。

本文以公共政策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试图为推动老龄社会的公共政策转变构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以使中国社会在老龄化的前提下继续健康、文明地向前发展。

二、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

在人口寿命普遍延长与生育率迅速下降的双重作用下，中国人口的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社会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①。这场空前的人口革命具有以下特征：

1.老龄化现象的普遍性

人口的老龄化现象是一种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能例外，差别只在于出现之早晚与进程之快慢。目前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7%的国家有76个，而到2050年则可能超过150个。〔5〕中国已于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已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11），在大陆31个省市区中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的比重已达到887%，其中有26个省市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超过7%；若按户籍人口计算，老龄化程度最高的上海已经达到16%以上。〔6〕

2.老龄化进程的持久性

人口老龄化绝不是一种短期现象。据相关预测，在整个21世纪之内，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将持续存在。

3.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

相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其人口老龄化速度明显过快。据有关测算，2050年的中国老年人口和高龄人口将分别是现有数字的3倍和5倍。〔7〕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人口老龄化过快的趋势在大体上是难以逆转的。

不难看出，中国已经处于人口老龄化成为常态的社会情境之中，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与实施都将在这一前提之下进行。〔8〕以经济发展为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得到人口结构的有力保障，人口转变所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开启了收获“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9〕这使人口结构因素在我国过去30年人均GDP增长中的贡献率超过1/4，人口结构已经成为一个比人口数量更为重要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10〕而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推进，能否在人口结构优势趋于减弱的前提下延缓机会窗口关闭的时间、保持劳动力成本低廉和储蓄率高的发展优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协调发展的关键之一。中国社会的组织和运行在相当漫长的岁月里都以青年型或成年型的人口结构为基础，而今天却不得不考虑到老龄社会的发展需求。

三、老龄社会中公共政策转变的必要性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出现与政府推行的严厉生育政策密切相关。这项政策在促成中国经济奇迹的同时，也使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由成年型转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时间。〔11〕亦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希望寄托于生育政策的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大大加快了我国生育水平的下降，其继续实施对人口结构的负面影响正在不断积累，亟须根据现有人口态势适时调整并加以完善。但人口老龄化毕竟是人类寿命延长与生育水平下降共同作用的结果，并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不同方面和层面的影响，其进程可能因生育政策的调整而得到延缓，却不会发生根本性逆转。即便由现在起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也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②（如图1所示）。显然，人口老龄化已不是一种孤立的人口态势，仅仅依靠调节人口政策不足以全面应对。〔12〕虽然它首先是一个人口问题，却正与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文化问题连接在一起，并在同它们的交互作用中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

从本质上讲，一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是其社会结构中最基本的结构形式之一，也是其他各类社会结构形成的基础。〔13〕当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重大改变时，必然要求对社会架构及相关政策做相应调整。由于人们的观念转变和社会形态的演变都需要过程，导致这种调整往往滞后于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14〕，从而使人口老龄化在今天更多地被视为是一种挑战。

①图1呈现了四种不同生育政策方案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变化趋势（2010-2050年）。其中，“单独二孩”是指由2011年开始允许有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妻生育二孩；“普遍二孩”是指由2011年开始允许所有夫妻生育二孩；“由单独二孩向普遍二孩过渡”是指由2011年开始允许有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妻生育二孩，并在2016-2025年10年间按区域逐步允许所有夫妻生育二孩。预测所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2008和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全国及各个省份的总人口、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出生率、死亡率等数据。本文其他预测所采用的数据及假设与此相同。

图1 不同生育政策方案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变化趋势（2010-2050年）①

1.老龄化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现有就业体制将老年人口排斥在正规就业市场之外，人口老龄化的推进无疑将对这一制度安排形成冲击。据测算，在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的情况下，中国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将自2025年后迅速萎缩，从2030到2080的50年间更是每10年便减少1亿〔15〕，推迟劳动力退休年龄、为老年人口提供继续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将成为必然的政策选择。不仅如此，本已短缺的劳动适龄人口自身的老化也十分严重，55-64岁的劳动力占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将由2000年的1011%迅速攀升至2020、2050及2080年的1711%、2617%和2716 %〔16〕，这会对就业岗位的生产与配置、就业关系的形态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影响阶层结构、消费结构，乃至产业结构。

2.老龄化对阶层结构的影响

伴随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2000年以来的社会阶层日益分化，中产阶层的崛起使中国阶层结构向现代化的“橄榄形”变动，而富裕阶层与社会底层的同时扩大又从某种程度上抵消了这一趋势，因而亟须壮大中产阶层、缩小中下阶层以防止阶层分化下的利益失衡。然而，过快的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净增率的负增长却势必会对未来社会中产阶层的规模具有一定的负面解构作用。〔17〕与此同时，当前老年人口的人均人力资本含量仍然偏低，约占总量70%的农村老年人面临着低收入、无社保的窘境〔18〕，庞大的老年人口正在贫困化、边缘化，这无疑给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

3.老龄化对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

收入分配涉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经济资源的占有比例和获得途径的结构性平等问题。〔19〕由于现行法定退休年龄仍在延续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制度设计，致使老年人口在一次分配中受到天然的限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老年人口得益于发展的权利，这一矛盾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而凸显。与此同时，老龄化所带来的养老压力还将与二次分配之间产生结构性张力。不同生育政策方案下的测算显示，我国未来40年的总抚养比均呈先短暂下降然后长期上升趋势（如图2所示）。从总抚养比的构成看，现在开始到2015年的总抚养比下降主要是由少儿人口减少导致少儿抚养比下降所致，而此后总抚养比的上升将主要来自于老年人口增加和老年抚养比提高。从2035年左右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抚养的重点将从少儿人口转向老年人口。这无疑会使中国“现收现付”为主的养老金制度面临极大压力，而且对现有养老服务体系的完善、公共医疗卫生资源的供给都将是严峻的考验，处理不当甚至会引发代际或阶层间的矛盾。〔20〕

图2 人口总抚养比的变化趋势（2010-2050年）

4.老龄化对政治结构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会对国家职能、政党制度、政治环境等政治结构因素产生影响。〔21〕老年人口的激增必然形成一个重要的压力群体，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不同年龄群体间的政治力量格局与社会关系变化。〔22〕政府完全可能为了维护庞大的老年人口群体的利益，而不得不以牺牲其他人口群体的利益、甚至未来世代的发展潜力为代价求得政治上的稳定，这无疑给未来社会政治结构的稳定伏下隐患。

以上我们仅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对社会结构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这些影响已经逐渐波及社会结构中的各个领域和不同层面，如家庭结构、消费结构、组织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等。人口老龄化正是通过影响这些社会结构而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全方位的冲击。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社会结构都是制度的产物〔23〕，它是制度体系运行的结果。因此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所谓冲击并不完全来自于老年人或者老龄化本身，更缘于现有的制度安排阻碍了我们采取及时有效的行动来应对其所带来的问题，从而无法满足老龄社会的发展需求。〔24〕

一般而言，制度是对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及其中人类关系与行为的规定，它总随着“环境的变化和人类自身理性程度的提高”而变迁。〔25〕现在，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已急剧变化并将持续发展，人口老龄化不仅会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须面对的前提之一，我们将不得不以更加理性的姿态使相关的制度安排尽快对此作出反应，从而营造积极应对老龄化的良好环境。尽管并非所有的制度变迁都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尤其非正式制度的改变更是漫长的过程〔26〕，但制度由政策所维护，政府在应对老龄化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无以替代的功能。政府通过重构公共政策体系推动相关制度变迁，使我们的社会针对老龄化而进行必要和及时的反应、适应和调整，已经势在必行，这无疑使公共政策的转变成为制度变迁的核心。

公共政策是政府对社会公共需求的应对，它不仅体现了政府的执政理念和社会的主流价值，还总是依赖于当前的社会现实与社会条件。如有研究指出，中国老年人目前面临的收入困境和养老保障困境都不是“未富先老”所致，而是源于社会收入分配政策和社会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合理，以中国现在的国力完全可以使老年人生活得更好。〔27〕这种人口年龄结构与现有公共政策安排之间的矛盾必须得到重视。过去我们的公共政策大多以青年型或成年型社会为中心，而现在，我们必须考虑到老龄社会。因为在不久的将来，这个社会1/3的人都将超过60岁。

四、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公共政策？

尽管相当多的研究将人口老龄化视为一种沉重的负担，但那些曾被描绘出的可怕景象并不注定是我们的未来。如果我们能因此而对社会的组织和运行进行再设计，并制定更为巧妙的公共政策，一个老龄化的世界仍然蕴藏着不可忽略的机遇与活力。就这一政策问题的性质界定而言，人口老龄化在宏观上是社会与经济如何继续“科学发展”的问题，在微观上则牵涉到“以人为本”原则的具体落实问题。然而，实际的政策设计却经常出现错位，即偏离或忽视了“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这一政策制定的重要前提，而依然坚持着“非常态”或者“非老龄社会”的假设。其后果是：其一，政府过于注意对经济发展有影响的硬指标，而忽略了老年人群体的特殊性；其二，对当前老年人行为与认知新特征的研究资料极为匮乏，政府无从发现和掌握经济与社会变迁对老年人的影响以及随之产生的问题；其三，将老龄社会简单地等同于老年人的社会，忽略了人口问题的全民性与动态性。所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公共政策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而且包含着价值的判断与战略的选择。

（一）寻求行政管理体制的突破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等执政理念与发展目标都将在这一前提下实施。政府有必要在长期发展和社会整合的基础上统筹考虑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规划，通过相关公共政策的改革与完善而使中国社会尽快适应这种人口态势，以贯彻执政理念及实现发展目标。然而，在中国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下，目前以部门为主导而形成的各种与老龄化有关的公共政策不断呈现“碎片化”的趋势〔28〕，不同的政府部门往往专注于各自的功能和职能定位，相关部门之间职责交叉但界限不明确的情况时有发生，政策之间相互制约乃至冲突的现象时有出现，老龄政策在部门发展序列中的排位以及政策优先对象的确定都要取决于相关部门对老龄事务的理解，这会使老龄社会中公共政策转变的许多基础性工作难以开展，源头性问题难以解决。

因此，政府在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应首先寻求行政管理体制上的突破，这是推进公共政策转变的首要保障。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只有建立一个权威的常态统筹机构，从体制上强势整合人口计生、民政、卫生、人保等部门的相关职能与资源，在提供体制、组织和资金保障的同时，对政策进行统一的规划、管理、调控与实施，才能有效推进公共政策体系在老龄化背景下实现积极的转变。〔29〕

在有体制保证的前提下，本文的余下部分将从三个层面分析老龄化社会中公共政策的调整需求及转变方向，尝试为政策转变构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其中，微观是指从个体层面出发所进行的个体及个体间分析；中观是指群体层面，包括老年人群体的整体分析、老年人群体与其他年龄群体的群体间分析；宏观则是指国家层面。

（二）微观：从以老年人为基础到以“生命周期”为基础

老龄化问题常常被视为只是老年人的问题，即如何为老年人提供经济赡养和公共服务的问题。如果人们能够认识到老龄化将成为未来社会的常态，是一种正常的社会形式，便不难理解仅仅关注针对老年人的公共政策无法应对老龄化社会的诸多挑战。

WHO曾于1990年将“健康老龄化”作为应对老龄社会的战略性目标提出；联合国也于1992年通过《世界老龄问题宣言》呼吁全球共同开展健康老龄化运动。近二十年来，与该理念相关的研究与实践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得到高度重视。根据WHO对健康的定义：“健康不仅为疾病、羸弱之消除，而是指一种体格、精神和社会活动能力上的完满状态。”如果人们想以这种状态进入老年，则不仅需要个人的毕生努力，还需要能让这种努力予以成功的制度环境。愈来愈多的研究表明，很多慢性疾病（如心脏病、糖尿病等）的初始危险，在孩童甚至婴幼儿时期即已出现；长寿的生活方式，及其身体、知识和情绪基础，也多是在青年和孩童时期建立的。“健康老龄化”其实是一个生命全程的主题，在年轻时种下健康的种子，才能在晚年收获健康的果实。2002年，WHO继“健康老龄化”之后又向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提交了“积极老龄化”的书面建议书。“健康老龄化”侧重于个体发展的延续性，强调晚年生活能力取决于早年生活的积累；“积极老龄化”则重视参与，它使我们认识到自己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始终能够发挥潜能，并按照自己的权利、需求与能力参与社会发展。从“健康”到“积极”的升级，使老龄化的议题不再局限于老年人，而成为全民参与的主题。

事实上，“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的目标都无法通过仅仅专注以老年人为基础的公共政策来实现，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和医疗保健支出问题往往可以通过对年轻人进行健康投资转变其生活和行为方式来改善；老年人的养老金问题也可以通过年轻人劳动生产率和老年人经济参与率的提高来缓解。人生的不同年龄阶段是一个相互关联、彼此重叠的整体，只有将个体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和人口结构的各个层次联系起来考虑，才能够夯实老龄化政策设计的基础。

此外，建立一个健康、积极的老龄社会不单要有足以改变个体发展条件的具体政策，还要能创造出支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环境。〔30〕随着老龄化的加速，中国政府已经着手对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公共养老金制度、社会服务以及传统的支助系统进行调整。除此之外，笔者认为政府的另一更重要任务是主导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伦理，改变当前社会对老龄化的成见与歧视，并避免人们到达某一年龄以后被置于一种无足轻重的消极地位。只有这样，老年人在寿命普遍延长的同时，才能感到晚年仍可有所作为、生活依然充满意义，这无疑也关系所有人的未来。 （三）中观：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

对于老年人群体而言，提高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参与率本就是以生命周期为基础的公共政策目标之一。〔31〕在“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的基础上，联合国把建立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作为“国际老年人年”的主题，并随后将其作为应对全球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性目标提出。“共享”表明了社会的包容和平等，它蕴含着让老年人有机会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的目标，使老龄发展战略的能动性增强。这一扩容不只是理论的升华，更为公共政策的设计及实施提供了思路。

个体的老化是一种渐进并因人而异的过程。尽管老年人的劳动能力会随着年龄的进一步增大而急剧减弱，但却不会因为60或65岁的到来而立即消失。不仅如此，人的各项能力在其毕生发展的过程中是不平衡的，不同年龄阶段的个体有着不同的潜在可塑性，不同年龄的群体在生存和发展中应当通过不断选择和相互补偿来推进社会的现实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年老只是个体生命及事业的自然延续，老年人的需求、能力与潜力在整个生命周期都一直存在。而随着老龄社会的来临，如果仍旧只把老人视为被抚养的对象，实行消极养老，将难以使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事实上，老年人口中蕴含庞大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他们是一种尚未被人们充分察觉的重要资源，具有相当的社会与经济潜能。而现有就业制度却将老年人排斥出正规就业市场，现行法定退休年龄也仍在继续半个多世纪前的制度设计，这些政策安排人为地加重了社会应对老龄化的成本。根据测算，在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的情况下，55-64岁的劳动力占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将由2010年起逐年攀升，在2050年将超过26%；而与此同时，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却逐年递减，至2050年降至60%左右。在这样的背景下，推迟退休年龄、提高老年人口（尤其是年轻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便呈现出越来越重要的现实意义。

①上海市于2010年10月1日起尝试执行企业人才“柔性”退休政策，即允许具有专业特长的人群在到达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后，可以在个人意愿和企业需要的基础上由双方协商决定是否推迟（男性至65岁、女性至60岁）申领基本养老金。

一些西方国家的经验业已证明，老年人继续就业并不意味着减少年轻人就业的机会，通过抑制老年人就业来增加年轻人就业的政策从来就没有产生过显著效果。〔32〕联系中国的国情，尽管短期内刚性地推迟退休年龄的条件尚不成熟，但以政策的形式针对特定人群进行柔性调节无疑成为一种现实可行的路径，并已在部分城市尝试实行①。不仅如此，笔者认为还应该扩大公共政策中关于老年人“就业”的内涵，即将老年人可以从事的某些社会服务也考虑进来。据统计，在很多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团体中，老年人的比例一直很高，而且相当活跃，他们已经成为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力。

帮助老年人更好地参与社会发展，也能使他们更好地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成果。尽管社会参与不单包括就业，但就业无疑是提高老年人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参与率的最佳途径之一。老年人绝不全是被供养的对象，他们不但是消费者，而且是生产者，更是历史的创造者。

（四）宏观：从应急补缺到可持续发展

中国社会目前形成的一个共识是希望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33〕然而，传统社会保障的实质只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尽管它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性问题，但其本身并不直接创造财富；不仅如此，中国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更经常表现为一种针对弱势群体或问题人群的应急补缺策略〔34〕，缺乏中长期战略的视野，难以在老龄化已成为常态的社会情境中承载应有的制度抱负。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是我们进行公共政策模式选择的前提。虽然发展不是纯粹的经济现象，但经济发展无疑是整个发展过程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使中国社会在老龄化的前提下继续良性发展的有力保障，这无疑需要相关的公共政策着力实现从应急模式向发展模式的转变。

据测算，无论在何种生育政策方案下，中国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均将持续下降，且不同方案下的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差别很小，而与此同时的老年人口比例却逐年递增。劳动力绝对数量减少对未来老龄社会的负面影响只能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平衡，这使投资人力资本成为重要的政策安排之一。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为例，目前较多的研究专注于筹资模式转轨的可行性（现收现付制、基金积累制、混合制等），从实物经济的角度来看，养老保险从本质上讲永远是一种靠后代养老的计划，筹资模式的不同仅仅表现于未来老年人口向年轻人口索取物质产品方式的差别。〔35〕不同筹资模式下养老金增长的物质基础完全一样，即下一代就业人口的增长及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36〕，而依赖中国未来就业人口增长来维持养老金水平已不啻为一种幻想，下一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成为唯一的选项。尤其在当前，中国经济还处在能够收获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开启时期，如果当代人仅仅享用人口红利却让未来几代人承担人口负债，将是一种严重的代际不公。笔者认为，代际公平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则，也是涉老政策体系的设计中必须坚持的关键理念之一。不少研究者已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抚养比的长期上升趋势忧心忡忡，甚至担心由此大幅增加年轻人口的负担而剥夺未来几代人的利益，招致严重的代际冲突。然而，传统的老年人口抚养比等人口学指标只涉及劳动力的数量与比例，将劳动者的能力平均化、无差别化，在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红利时却应当考虑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抚养能力的提升。因此，政府应通过公共政策着力推动善用人口红利，将其更多地投资于教育、卫生和家庭福利等直接关乎未来劳动生产率的部门，通过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来“以质量换数量”，使未来相对较少的劳动人口创造出足以满足老龄社会发展需求的社会财富。〔37〕

此外，为了应对老龄社会以及自然资源收入下降对社保制度的挑战，不少国家都利用过多的外汇储备建立养老基金以缓解财务支付压力，并力求在代际间更公平地分配财富，进而实现不同世代人口的代际和谐。尤其是近年来，许多经济体都开始将其庞大的官方外汇储备从央行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出来用于建立养老基金，如挪威、俄罗斯等。中国目前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顺应这一应对老龄化的国际惯例，不仅可以实现官方储备的投资多元化以实现风险最小化的目标，又可以最大限度地破除由财富基金在西方所引发的“中国”〔38〕，进一步为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五、结语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须面对的前提之一，它所带来的挑战并不完全在于老年人或老龄化本身，更在于我们的社会对这种前所未有的人口学变化缺乏必要和及时的反应、适应和调整。历史一次次地证明，机遇往往与挑战共存。目前的当务之急并不是过分担忧现代社会的养老成本，而是使社会各阶层行动起来，对老年人口的能力和潜力从观念上进行重新认识，并以此作为公共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各级政府应当进一步加大投入，在关注民生的前提下着力解决目前老年人口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首先，政府在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应寻求行政管理体制上的突破，这是推进公共政策转变的首要保障。在此基础上，就个体的微观层次而言，老龄化政策应将个体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和人口结构的各个层次联系起来，并致力于创造出支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环境。其次，就群体的中观层次而言，老龄化政策应增强能动性，使老龄化问题成为全民参与的主题，帮助老年人群体更好地参与社会发展过程、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再次，就国家的宏观层次而言，老龄化政策应支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国社会在老龄化前提下继续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

无论年轻还是年老，每个人都是老龄社会的组成部分，每个人都应当健康长寿并终身贡献。如果人们能够认识到这些，我们必将进入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新时代，在这里，老年人不再被看作是领取退休金的人，而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主体和受益人。肯尼迪（J. F. Kennedy）曾经说过：“对于一个伟大的国家而言，仅仅给生命以岁月是不够的，还应该给岁月以生命。”这是一个老龄社会所应有的政策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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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人口 老龄化 经济 发展影响

一、人口老龄化的内涵及我国人口老龄化特征分析

（一）人口老龄化的内涵。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因人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而使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上升和人口年龄构成老化的社会发展过程。国际社会通常把年满60岁及以上的人口定义为老龄人口，把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7%以上的国家或地区称为“老年型国家”或“老年型地区”。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特征分析

（1）老龄人口绝对值为世界之最。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加上20多年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目前已接近1.41亿，我国成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总数的1/5，占亚洲老年人口的1/2。

（2）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底部老龄化与顶部老龄化同时“夹击”，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发展很快，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与发达国家相比，速度十分惊人。法国完成这一过程用了115年，瑞典用了85年，美国用了60年，英国用了45年，最短的日本也用了25年。

（3）人口未富先老，对经济压力很大。发达国家的人口是先富后老，我国是未富先老。我国在2000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达856美元，属于刚刚迈过最低收入门槛的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妇女的平均生育率已由1949年的6.1变为2002年的1.8，其中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婴儿出生率甚至已经降到了1.0；而人口预期寿命则由1949年的41岁延长到了70岁，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的低收入国家之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压力很大。

（4）老年人口在区域分布上不均衡。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如上海市老年人口2000年已达238万，占总人口的18.5%，到2025年将达到最高峰468.8万，占总人口的32.7%；北京2000年老年人口为188万，占总人口的14.6%，到2025年将会猛增到416万，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30%，大大超过现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而在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低于东部。

（5）老龄人口高龄化趋势十分明显。我国高龄老年人口以每年5.4%的速度增长，高龄人口已从1990年的800万增长到2000年的1100万，到2020年将达到2780万。高龄人口丧偶和患病的机率高，高龄女性多于男性，高龄老人生活自理能力差。因此他们不仅需要经济上的供养，而且需要生活上的照料。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阻碍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

（1）老龄化导致了劳动力供给的下降。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多，根据供求关系原理，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将导致劳动力支付的报酬提高，劳动成本相应增加。

（2）人口老龄化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劳动密集型产业更注重从业人员的耐受力和适应性，劳动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也会随着退化，体力，脑力都处于衰退状态，不仅不能胜任现有的工作，而且年长的劳动者在企业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时，也不能尽快地接受新的技术，学会操作新的设备。这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劳动生产率，直接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二）人口老龄化对投资、储蓄和消费都带来相关影响。

1、我国人口老龄化与投资

（1）从政府的角度分析。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对养老金、退休金、医疗保障的需求自然会扩大，引起老年退休金、养老金、医疗卫生支出、老年福利设施和老年服务等国家支出上升。这也就意味着政府消费基金的增加。就这样，老龄化降低了国家对生产和其他设施的投资规模，不利于扩大再生产和经济的发展。

（2）从企业的角度分析。事实上，企业也要负担一部分离退休金，医疗费用和社会养老基金，这方面的支出增加了，用于生产的资金就减少了，不利于企业的投资。

2、我国人口老龄化与储蓄。在劳动年龄时期，为了给以后的消费提供保障，人们选择了为养老而储蓄，一旦进入老年，由于退出生产领域，收入降低，同时，还要动用过去的储蓄来支付养老、医疗、护理等方面的费用。人口老龄化中老年人口比例不断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会相应下降。一边，劳动者的高储蓄得不到维持。另一边，老年人口增多的过程中还会加大消费，这样，导致了社会总储蓄的下降。

3、推动消费结构及产业结构转变。在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现代社会，老年人在满足了物质消费的前提下，也会追求家庭服务、心理咨询、休闲旅游等非物质消费。这些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消费正作用于现存的消费结构，促使其发生改变。

（三）人口老龄化使政府用于老人的财政支出增加，财政负担加重。

人口老龄化使政府用于老人的财政支出增加内容包括：赡养支出、医疗保障费用和其他安保体系的支出。养老保险基金源于人们的工薪收入，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的富匮与否，决定了基金筹集的可能规模。由于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不断发展，财政中用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的支出不断增加。据统计，从1985年至1997年12年间，我国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从327亿元增加到3043亿元，增长近10倍，其中用于支付离退休职工的各种费用从149亿元增加到2068亿元，增长了12倍以上，高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近几年来，由于完成“两个确保”的任务，全国各地区普遍调整了财政预算结构，为确保“两金”发放，实行财政兜底，使各地的财政负担十分沉重。

老龄化对经济社会正带来巨大的冲击和深刻的影响，老年人是社会成员中的弱势群体，应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关心和关爱。经过党委、政府、社会、家庭、居民的有机协同，实现我国和谐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潘斌斌．广西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10年04月；

[2]李雪．人口老龄化趋势下的中国养老保障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2004年04月；

篇7

自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物质条件的提升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世界各国纷纷开始将老龄化问题列为关注的焦点。按照国际划分，把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一个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这一比重已经高达到8.9%，而我国的老龄人口还具有基数大、比例高、增速快，未富先老这些特点。

本文从理论模型入手，分析了三种筹资模式的对应的运行机制及对经济福利方面的影响，提出现收现付制会挤出个人生命周期的储蓄，但完全积累制却对个人储蓄无影响。从国情出发，现收现付制筹资模式不能适应我国老龄化快速发展的要求，同时考虑中国当前国情，尚不具备向完全积累制转变的条件，提出了在我国目前具有可行性的新的名义账户制模式。

（一）现收现付制

是指在同一个时期内，让在职工作者缴费用来支付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费用的养老保险制度。主要特征为：政府以支定收，本期征收当期使用，不为以后准备。实质是财富的代际转移，在实行初期由于支出规模小所以负担较轻，但之后通常会出现因老龄化人口增多和人均寿命延长而负担较重。

（二）完全积累制

是指根据长期收支平衡的原则去确定收费率，企业和个人按工资的一定比例定期向政府和专门机构缴纳养老保险税，并且记入个人帐户，退休后可以使用个人帐户内的累计额加上这段时期投资的收益支付养老费用的一种养老保险制度。实质上是强制储蓄，有助于形成基金积累。

（三）部分积累制

它是介于中间的一种模式。根据分阶段收支平衡的原则，它的前提是满足一定时期支出需要，留出一定的储备基金，具体的比例因人而异，并据此确定收费率以保证养老费用支付的一种养老保险制度。

二、理论模型

由Samuelson（1958）提出，并经Diamond（1975）拓展的世代交叠模型引入个人生命周期效用函数，从而使我们的宏观分析具备了微观基础。

（一）模型假设

假设经济由个人和企业构成，社会人口是不断新老更替的，每个人只能生存两期：年轻期和老年期，同代人之间都是同质的。每个人在年轻期工作，并获得工资收入Wt，同时选择将所得收入如何用于消费C和储蓄S；在老年期不工作，只消费青年期所留下的储蓄和利息收入。厂商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雇佣资本和劳动进行生产，是新古典静态企业，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不变。

t时期的年轻人的储蓄，即t时期的资本存量与t+1时期的年轻人的劳动相结合，生产出t+1时期的产出。定义时间为离散而非连续的，即 t =0，1，2… 假设人口是增长的，Lt =（1+n）Lt-1 =（1 + n）t Lo Lt为每期新出生人口数，人口增长的速度为n，且Lo为给定的。在世代交叠模型的条件下，就能引进现收现付制和完全积累制，进而能够对各种筹资模式的对储蓄和经济增长效应进行比较分析研究。

（二）模型推导

1.个人

假设所有人的效用函数都相同：

2.企业部门

假设企业是新古典静态企业，生产函数为F（K，L）满足：（Fk，L>0；（规模报酬不变；（满足稻田条件。

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

3.市场均衡

投资等于储蓄时，资本市场均衡：

4.不同养老保险筹资模式的储蓄效应

（1）现收现付制模式

设mt是t时期年轻人缴付的养老保险费，nt是老年人在 t 时期所领到的养老金。在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筹资模式下，政府部门会把年轻人的当期贡献的“收益率”直接支付给当前的老年人，因此， nt =（1+n） mt其中n为收益率。

在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筹资模式下，约束条件为：

由于缴付的养老保险费直接支付给了老年人，不进行投资，因此个人储蓄Stn是投资的唯一来源，同时，商品市场的均衡条件：（1+n）kt+1=Stn

由t时期年轻人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若工资和利率保持不变，则在现收现付制养老模式稳态状况下mt+1=mt对上式微分可得： Stmt< 0 表明了现收现付制养老筹资模式对储蓄的影响，即养老保险mt减少了私人储蓄，存在所谓的“挤出效应”。当n>Rt+1时，|Stmt|>1； 当n

（2）完全积累制

在完全积累制养老保险筹资模式下，年轻人缴付的养老保险费可以作为投资，在退休期领取的养老金 nt =（1+μt） mt-1 μt为养老保险费的收益率。

在完全积累制养老保险筹资模式下，约束条件为：

如果完全积累制养老保险筹资模式和私人储蓄有相同的贡献率μt只要缴付的养老保险费 mt< （1+n）kt+1，不管谁来储蓄都没关系，这表明消费者能够通过减少个人储蓄来抵消完全积累制下作出的储蓄。

（三）模型结论

研究世代交叠模型可以得出，当政府强制性地收取一笔养老保险费时，基金积累制下行为人的追求最优的行为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也不会使社会的总储蓄量发生任何变化；相反情况下，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制度下，行为人的追求最优的行为将会受到影响，并且会使社会的总储蓄量出现减少。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总的来说，从上述模型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趋严重的背景下，现收现付制模式不能缓解养老金收支缺口逐渐扩大的趋势，而且我国的经济基础和制度保障还不具备向完全积累制跨越的条件。新的名义帐户制是当前我国改革筹资模式切实可行的首选模式，它不仅可以避免出现巨大的转轨成本，适应当前资本市场的运行要求。在名义帐户制模式中引入个人基金账户不仅可以刺激资本市场不断成熟，而且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会产生积极影响。应逐步加大名义账户中积累制的因素，相应的降低个人账户的比例，为我国将来养老保险筹资模式向完全积累制转型做好准备。同时要积极贯彻实施政府针对社会养老保障的配套政策，使老年人老有所依，促进社会的公平。（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 柯樟勇、陈巍.两种养老保险模式运作的内在机制探析[J].浙江社会科学，2004（1）

[2] 张松、王怡.论我国养老保险的筹资模式[J].人口学刊：2004（3）

[3] 刘昌平，孙静.再分配效应、经济增长效应与风险性――现收现付制与基金之养老金制度的比较[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2（4）

篇8

【关键词】 老龄化 老年人权益保障 问题与对策

一、引言

据民政部的《200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称，截至2009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6714亿，比上年增长了4.53%，占总人口的12.5%，比上年上升了0.5个百分点。全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1309亿，比上年增长了3.22%，占全国总人口的8.5%，比上年上升了0.2个百分点。根据联合国《人口学词典》对老龄化的定义，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并已超过老龄化国际标准7%的水平。与其他国家人口老龄化不同的是，我国农村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高龄人口多，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随着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青壮年人口大规模流向城市，农村的老龄化程度将进一步加强，农村老龄化带来的压力将更大。但相对于城镇而言，农村生产力水平发展较低、经济基础较弱，在此背景下，农村老年人的权益保障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和紧迫。

二、农村老年人权益保障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1、“未富先老”，农村老年人贫困问题严重

根据老龄委提供的相关数据，我国城乡老年人口人均收入比例为4.7：1，高于一般城乡居民收入的比例（3.22：1）。目前，我国城乡贫困老年人约有1010万人，其中城镇150万，农村860万，城镇老年人贫困发展率为2.5%，农村约为8.5%，农村老年人贫困发生率相当于城镇的3倍以上。没有经济权，就没有发言权，农村老年人缺乏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位，在许多应得利益面前被“边缘化”。在农村，有经济来源的老人子女争着赡养，无经济来源的老人却无人问津的现象屡见不鲜。贫贱家庭百事衰，农村老年人贫困是引起家庭财产纠纷、赡养纠纷等致使其合法权益遭受侵犯的主要原因之一。

2、子女对赡养义务缺乏正确认识

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这种义务是基于亲权关系而产生的，一般情况不能解除。按说子女赡养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仍有为人之子女却以各种借口不尽赡养义务、失去劳动能力又缺乏养老保障的老人得不到子女赡养甚至遭受暴力的情形。有的子女以分家不公为由不赡养；有的子女以不继承财产为由不赡养；有的以不帮子女照看晚辈为由不赡养；有的以父母再婚为由不赡养，致使老人生活无着，困苦不堪。在大部分农村家庭，所谓赡养老人也仅限于经济上的供养，认为给老人生活费就算尽了赡养义务，而忽视了老人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

3、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所谓家庭养老，即以家庭为单位，由家庭成员主要是年轻子女或孙子女赡养年老家庭成员的养老方式。目前，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表现出弱化的趋势，导致这种趋势的主要原因有：一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农村家庭规模日趋小型化、核心化。“421结构家庭”呈增多趋势，这种倒金字塔式的家庭模式，使处在塔尖的子女不堪重负。二是青壮年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向城市，农村“空巢”老人日益增多。农村老人长期与子女分居，使得家庭和亲属网络可以为老年人提供的资源减少，导致农村老年人经济来源不稳定、精神生活困乏及医疗保障问题难于解决。三是传统尊老敬老爱老观念淡化，重幼轻老、重葬轻养、儿媳重父母轻公婆现象突出。现在竞争异常剧烈，青年夫妇往往把精力和财力向子女倾斜，难于顾及老人。代际之间不和谐，以少欺老、恃强凌弱的现象也并不鲜见。

4、农村老年人的财产权和婚姻权经常受到侵犯

农村老人早出晚归，辛苦一辈子积攒下来的钱经常以分家、继承等形式被子女侵占。有的子女见利忘义、自私自利，根本不尊重老年人的财产自由处分权。有的老人将全部积蓄用于子女婚嫁，却遭儿媳白眼相待。此外，老年人也有自己的感情需要，比年青人更需要伴侣之间的情感交流，相互支持。尽管我国新《婚姻法》规定，子女应当尊重父母的婚姻权利，不得干涉父母再婚以及婚后的生活。然而在现实中，老年人再婚除了承受世俗观念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以外，更多的是遭受子女的反对和压制，甚至有的子女以老人再婚为由不尽赡养义务。许多老年人怕再婚引起家庭不和谐而忍受煎熬。

5、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农村老年人权益保障维权意识淡薄

现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与其他国家实施的相关法律相比，其内容比较单一，涉及领域较窄，不能涵盖老年人全部权益，且没有与《计划生育法》、《婚姻法》及《继承法》等相关法律形成多层次、多方位相结合的老年人合法权益保障立法体系，可操作性较弱，其内容多为原则性规定，失于空泛，难于衡量条款内容实施效果。各地区制定的大部分保障老年人权益的相关政策，在广大农村地区也缺乏有效实施，流于形式。农村老年人身为弱势群体，或孤苦无依，或知识匮乏，或行动不便，或怕家丑外扬，面对侵权行为，大多数只会选择忍辱负重，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

6、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完善

建立集医疗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老年人救济制度等为一体的生活保障体系是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根本对策。但在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特征仍然明显，城乡发展差距较大，绝大部分农村尚未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的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滞后，保障项目少、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这样的保障体系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需求，不能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

三、保障农村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思考和建议

1、发展农村经济，为保障农村老年人权益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经济建设是推动社会建设和解决包括老龄化在内的一切社会问题的经济性活动。农村经济是构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乐”的友好型老龄社会的物质基础。针对目前农村实际，发展农村经济主要要提高农业经营效用和比较效用水平，提高闲置农田的利用率，激活农村土地的保障能力。由于我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因此发展农村经济要因地制宜，不拘一格，应积极探索适应各地区农村特色的发展模式。只有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增加物质财富积累，才能在农村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实现国家建设、人民生活水平及老年人生活水平提高的统筹兼顾，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2、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和制度，为保障老年人权益提供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持

一是要修改完善现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与《婚姻法》、《继承法》等相关法律形成完整的体系，注重其目标的明确性、内容的可操作性、结果的可衡量性。并加强执法力度，加强司法保护和法律服务工作，依法惩处侵害老年人权益的违法行为。二是进一步完善老年人优待政策和老年人法律援助等制度，并提高老年人对现有政策制度的认知程度，简化可以享受的所有待遇的申领程序，鼓励他们积极申领他们应享受的待遇。三是进一步加强相关法律制度的宣传力度，增强敬老爱老助老的法制观念。

3、大力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营造尊老敬老助老及代际和谐的良好社会氛围

一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开展敬老助老养老宣传教育，增强社会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树立尊重、关心、帮助老年人的社会风尚。二是要在广大农村开展“文明户”、“五好家庭”等评选活动，创建敬老文明镇、村活动，表彰尊老敬老先进典型，用榜样力量影响激励。通过评选“敬老孝星”，张贴“赡养红榜”，设立“孝敬父母奖”等形式来推动敬老助老养老风气的形成。三是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曝光、警示不养老的反面典型。四是在农村提倡和推广签订“赡养协议书”，并将精神慰藉的内容明文列入，增强人们家庭养老的责任感，督促人们全面履行家庭养老的义务。

4、充分发挥社会公益组织和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各种社会组织也开始关注老人，在保障老年人权益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各级政府可以组织志愿者、支教队等到农村开展知识讲座加强赡养老人道德教育，增强子女的孝心。支持各种社会组织开展各种有益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此外，农村老年协会作为老年人基层组织，其作用不容忽视，政府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将老年人组织起来形成老年人权益维护队，走街入户，开展老年人维权活动；并从资金、政策上大力支持协会开展各种文体活动，让老年人发挥余热，帮助老年人锻炼身体愉悦心情，减少疾病，增强自我养老的能力。

5、建立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基于现实国情，从实际出发，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应是多向度、多层次的。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要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先急后缓，分级推进，建立起灵活务实的多元化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对于发展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农村，要在满足老年人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政府要加大对老龄事业的投资力度，加强社区建设，加快老年服务设施和服务网络建设，努力建设设备齐全、功能完善、管理规范的农村老年人服务体系。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兴办多层次、多样化、多档次的老年人福利院、护理院、疗养院、老年公寓等，为农村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护理、健身等多方面的服务，满足老年人更高层次的需求。而对于发展相对欠佳的中西部广大农村，政府要根据地区经济状况、物价水平、消费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制定相关政策，确保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有保障，保障其公平、公正地享有受养权、就医权、参与权等基本权益。切忌盲目攀比，急于求成。

【参考文献】

[1] 晓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赡养义务的有关问题详解(一)(二)[J].山西老年，2007（7、8）.

[2] 杨冠明：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研究[EB/OL].http：//省略/ReadNews.asp?NewsID=348.

[3] 曾庆敏：《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应予以修正[J].法学杂志，2004（5）.

[4] 张向阳、张志芳：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J].乡音，2007（11）.

[5] 丁金胜：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思考[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2）.

[6] 绍兴华：农村人口老龄化若干问题研究[J].河南农业，2007（5）.

篇9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社区；服务体系

家庭养老是我国千百年来传统的养老方式。社会机构养老无论多么健全,家庭是作为老年人感情和心理需要的最基本单位,是养老最理想的场所,也是其他任何机构所不能替代的。但是由于老龄化带来的传统家庭结构的变化及其功能的减弱,家庭对老年人的照料减少,影响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甚至出现了空巢老年人,空巢老年人的患病问题、无人照料问题、精神慰藉问题使家庭养老面临困境。而与老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社区在养老方面具有其独特的地域、物资和人力优势,因此可以建立起居家养老社区提供服务体系来满足老人们不同的需求以及缓解家庭的压力。

1 贵阳人口老龄化现状

老龄人口通常指60周岁及以上或65周岁及以上人口。这两种老年人口的划分标准均为最常见的指标。目前,联合国和许多研究部门都采用这两种划分老年人的标准。现在世界各国也各自实行特定的标准。发达国家一般采用65周岁及以上人口为老年人口,而发展中国家一般采用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划分老年人口的标准。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条规定：老年人是指60周岁以上的公民。人口老龄化(population aging)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人口老龄化的具体标准是国际上通常把60周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周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是否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现代社会的人口现象,是随着死亡水平和生育水平下降而必然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趋势。截至2009年10月26日,从贵阳市老龄工作办公室获悉,目前,贵阳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已达47.9万余人,占全市总人口数的13.3%；65周岁以上老年人数为33.35万人,占全市总人口数的9%；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数为21.55万人,占全市总人口数的6%；80周岁以上老年人数为5.3万人,占全市总人口数的1.4%；90周岁以上老年人数为4000人,占全市总人口数的0.18%；10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83人,占全市总人口数的十万分之二点三,其中以花溪区党武乡下坝村的黄魏氏(女)109周岁为最高年龄。预计今后贵阳的老年人口总数每年将以3%左右的速度递增。统计结果显示,贵阳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原因在于一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加快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步伐,人们的生活和医疗水平不断提高,人口寿命普遍延长,健康长寿的老人越来越多。可以说,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既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另一方面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控制过高的人口增长率。贵阳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严格控制人口增长。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贵阳人口的生育水平一直处于更替水平以下,呈现持续下降趋势。目前,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进入结婚成家阶段,出现祖孙二代“4-2-1”的结构,独生子女将面对十分艰巨的养老任务,使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面临严峻的挑战。

2 传统家庭养老模式面临挑战

2.1 传统家庭结构的变迁

老年人的需求既有物质方面的,又有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的。以血缘和亲缘关系作为纽带的家庭,不仅是老年人生活的主要场所,更是他们情感的主要寄托。中国社会历来是一个讲究孝道的社会,所谓“百行孝为先”,中华民族有敬老、爱老、养老的传统美德。在我们这样一个注重亲情、孝道的国度里,家庭养老显然具有其他组织所不可替代的功能。然而进入21世纪,我国的家庭结构发生了急剧转变。以前的四世同堂、五代同堂的大家庭逐渐解体,伴随而来的是小家庭与核心家庭的出现。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使独生子女家庭增多。当这些子女结婚成家后纷纷离开父母在外居住,家庭小型化的出现,导致家庭养老功能开始弱化。其中城市地区尤为明显。同时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社会竞争压力的加大,年轻人不得不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工作和学习上,势必会影响他们对老年

人的照顾。这些因素对我国家庭养老方式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

2.2 “空巢”情况有加剧的趋势

空巢家庭的定义是,子女不在身边和无子女的老年人家庭。第一代独生子女逐渐离家求学、就业和结婚,“空巢”家庭也呈现快速增加的趋势。空巢家庭中要么是老年夫妻一起居住,要么是独居老人。由于老年人无法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致使许多老年人精神抑郁。而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那一批青年日前已经进入结婚生育年龄,但是他们有较前卫的观念,特别是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改变,他们开始向往没有孩子拖累的无拘无束的生活,于是丁克家庭开始在我国出现。所谓丁克家庭是指没有子女的家庭,这种家庭的出现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同时也给我国养老提出了新的难题。

2.3 经济压力凸显

退休意味着收入来源减少,收入水平降低,由此带来生活质量和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下降。加之我国目前社会保障体制尚不完善,子女的“啃老” 现象,导致一大部分退休老人陷入了经济困境。在农村,随着农民的大量外出务工,越来越多的老人留守在家中,其经济及精神上的压力更为突出。

3 老龄化背景下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的建立

构建社区养老服务平台是发展老年服务产业,夯实社会养老基础的重要渠道。目前全国有不少社区在这方面已开始实践并创造了一定经验。然而往往只是针对具体问题的一些独立对策,尚未形成解决人口老龄化这一社会问题的系统对策。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一个涉及面广、影响因素众多的综合性社会问题,对该问题的解决非一方能力所能及,必须在政府的引导下融入社区和家庭的力量建立起老龄人口的管理和服务体系方能系统解决该问题,具体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3.1 拓宽社区养老的资金来源

社区管理资金来源有限,有限的资金是制约居家社区养老的重要因素。目前,街道一级的社区所需资金来源有街道自筹、政府拨款、社会援助。这种渠道以自筹为主、政府财政拨款和社会援助仅仅是辅助。政府财政主要负担特别贫困老人以及特困家庭老人社区养老的资金支出。福利彩票也是募集资金的一个途径。我国实行的社区老年服务星光计划,所募集到的资金主要是用于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社会福利事业。丰富资金来源,多渠道筹集资金,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政策保障,使个人、家庭、社区、政府企业等都成为资金来源。在今后的社区养老服务中,政府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中加大对社区服务的财政支持力度。为兴建老年服务设施以及提供老人所需要的服务作坚强的财政后盾。不断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而以福利资金救助为手段、政府投入、社会力量参与,积极筹措基金，积极吸纳社会捐赠，慈善捐赠也是社区养老的一项重要资金来源。我国民间社会孕育着强大的社会资本。充分发掘他们的力量,鼓励他们参与为老服务,可以达到补充资金的目的。要大力加强宣传,通过向社会呼吁、积极争取社会仁人志士的财政支持。3.2 完善社区基础设施的建设

目前贵阳市社区基础设施主要由社会福利彩票公益金支助建设,但是其项目、规模远远满足不了现代老年人的需要,每天早上很多老年人是排队等候使用器械锻炼身体。从老年人对社区的需要程度看,大多数老年人对社区有需求,期望从社区服务中满足自己的需要。但是,由于社区建设的滞后,社区服务项目很不齐全,难以满足社区老年人的需要。因此,一方面应该将社区内的企业、学校、机关的基础设施利用起来,如每天某一时间段专对老年人开放。另一方面社区应该加大建设各种娱乐设施和服务机构,积极利用社区内的场地设施闲置。

3.3 加强居家养老社区服务的人力资源建设

尽管现有的工作人员有多年的工作经验或是社会工作专业毕业,但是作为社会特殊群体的老年人有着不同于其他人群的特点,同时,由于每个老年人在年龄、文化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其对社区服务的需求也各有不同。甚至很多老年人可能本身没有意识到自己对社区服务的需求,因此,社区工作人员要针对如何与老人的沟通,如何准确把握老人们的生活状况和个人需求,如何设置多样性的服务而进行必要的岗前培训,以便于更好地为老年人提高服务及丰富自身的知识及技能。

3.4 建立社区养老服务专业机构

(1)日托中心。日托中心由各级民政部门指导社区兴办,内设活动室、休息室、餐厅及老年课堂等设施,老人白天集中活动,中午供应饭食,晚上各自回家。一方面老人得到了很好的照料,另一方面又满足了老人们的居家需求。设日托中心的意图是为老人提供一个白天安身、娱乐可以得到保护和情感支持的地方。中心的工作取决于老人的需要,帮助老人在自己的生活圈里较好地生活。这一服务使家庭能从连轴转照顾老人中缓解一下,同时防止老年人因为退休无法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致使精神抑郁,通过日托中心的活动让老人无论在身体上还是情绪

上都尽可能保持良好状态。

(2)居家服务。这是对居住在自己家庭中,有部分生活能力,但又不能完全自理的老年人提供的一种服务。具体包括上门送饭、做饭、打扫居家衣物、洗澡、理发、购物、陪同上医院等项目。从事居家服务的工作人员有志愿服务者和政府雇员,这些服务或免费或收费低廉,一般收费由地方政府决定。

(3)家庭照顾。这是对生活不能自理、卧病在床的老年人,采取在家庭接受亲属全方位照顾的形式。政府发给老年人与住院同样的津贴,这样使家庭照顾老年人有了一定的经济保证。

(4)医护、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由医学专业、护理专业、社会工作专业、心理学专业等志愿者组成的服务中心,定期为社区内老年人开展服务。

(5)暂托所。是因家庭临时外出或度假,无人照顾的老年人,时间可以是几小时、几天,一般为2周,最长不超过一个月。

参考文献：

［1］钟仁耀.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篇10

从人口老龄化来讲，有两个标准，一个标准是65岁以上的人占到总人口的7％，另一个标准是当社会上已经变成两个劳动者就要养一个老人的时候，就说明不仅是人口老龄化，这个社会也老了。如果深度老龄化之前国家没有做好准备，真的就是一种危机。

中国老龄人口什么时候达到最高的点呢?2037年左右，也就是还有25年的时间，到时候老龄人口是2.48亿，劳动人口降到8.04亿。劳动人口指的是15-64岁的人，这个年龄段的人都能供养65岁以上的人吗?我们做了一个实际赡养比的研究，研究者把四种人减掉――在校生、失业的人、低收入的人和提前退休的人，那就不到两个人养一个老人，事实上可能比这个还严重。

中国实行计划生育20多年，少生了4亿到5亿人口，它又留下了一个问题，就是人口结构的问题。到老龄化最严重的时候，一个年轻人养两个老人，还得背两个孩子，年轻人怎么活?从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政策变成真正有计划的生育，而不是一个家庭就只生一个孩子，国家根据它的人口发展战略，有计划地生孩子，这才是新一轮的计划生育。接下来如果还是这么低收入的话，人们没办法为自己存养老金，只能解决自己吃饭的问题，到中年人老了以后，那时候年轻人的收入还是很低，他还得养孩子，他能养老人吗?所以现在国民的低收入也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提前退休的问题，要找适合的时点，逐渐提高退休年龄，这不是政府想不想做，这是很客观的问题。如果这三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到了老龄化峰值点上会面临四面楚歌。

根据世界银行的人口统计，美国的问题不严重，英法德和一些发达国家老年赡养负担会越来越重，高峰在2035-2037年出现。到2037年左右，世界进入深度老龄化时代。这些国家在老龄化的过程中做好了三个准备：养老金、老年服务产业、老年社会文化。比如说日本，日本1/3都是老年人了。他们把钱放到信托银行。信托银行做什么呢?它帮人们存养老金，帮他们投资、保值。信托银行还帮老年人花养老金，这就形成了养老服务的团购。这些国家在老龄化的过程中，养老金的准备、老年服务的产业化、老年社会的文化都逐渐形成了。中国社会飞速老龄化，但从上到下没有做好准备。

老有所养需关注四种风险

关于老年社会文化建设，清华的养老金工作室现在主要是从这么三个方面进行研究：第一，劳动人口红利消失了，你就得开发老年人口红利，这种红利不是统计出来的，是公共政策打造出来的。老年人红利要从多个方面培养，第一个要让老年人有消费能力。老年人消费了，企业就有订单。第二个是纳税，美国实行存养老金不征税，等到退休以后，个人的养老金拿得特别高，达到纳税起征点就得纳税。可以让个人养老金存得非常多，等到他们老年以后再纳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现在靠养老金纳税也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在美国，老年人用养老金纳税占到整个社会保障税收入的2％，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上升，老年人有纳税能力，养活了自己，还给年轻人减轻了负担，就不怕老龄化了。第三个是投资，养老金投到哪里，就推动哪里创新，老年人也可以相互照顾，还有一些就业能力。从这几个角度看，老年人也是贡献的，把这个贡献算出来，就是老年人口红利。

第二，老年社会的文化建设就是养老服务产业，这是企业行为，而且也不是单独的，它必须是系列化的，产业化的。因为老年人没有办法一个个核实这些养老院如何，所以必须有人帮他把握这些问题，必须团购。老年服务要做到产业化，并且要有信誉。

第三，要有尊老扶老的社会风气。这个社会风气除了提倡以外，也确实需要有一些法律的制约。

人们养老到底需要什么，而且应看看它的成本和风险。

我们把老有所养分成四个需求，首先是日常支出的养老金，不要放大养老金的作用，养老金就是保障日常开支的现金流，但是从理论上说，它至少是我们退休前收入的60％到80％，还得跟物价指数挂钩，这样才能保证日常开支。

然后是老年人需要的保健和医疗服务。医疗费用的增长，用卫生部的数据看，前几年都是7％以上，所以卫生部长承诺，“十二五”期间，医疗卫生费用增长控制在5％以下，这也是很高的，跟通货膨胀差不多了。所以我们需要有相关的医疗保险，包括社会保险，加上辅助的商业保险，要让它们分担80％以上。

接下来是居住和房产管理问题，很多人在退休前买了一套房子，这样他可能会住在这个房子里，但是一系列的服务不可能都送到这个房间里，所以他有可能要住在公共设施里。住到公共设施里了，他的房子怎么办?这需要社会有一个公平定价、信托，以及最后的购买方式，它需要很多公共政策的支持。自住和残值管理都是作为老年服务的一部分。

最后是日常生活和医疗的护理。护理的人工费至少是以10％在上升，一方面是它的专业性，一方面是整体的物价都在上涨，还有一方面就是劳动力在减少。

每个部分都有风险，所以国人要避免货币幻觉，要关心经济和金融的问题。要找专业人士帮助理财，不能想着有点养老金就行。还要避免政府依赖，认为政府什么都能解决。政府有能力解决很多问题，起码要解决老人的吃饭问题，但是如果公共服务不到位，到时候再想办法就晚了。

结构调整要造两驾马车

中国人的养老金准备好了吗?从全球的养老金市场来看，到2010年底全球的养老金是31.1万亿美元，美国有18.89万亿美元，占全球的63％，而美国进入老龄化是1960年，但是它到达老龄化高峰要到2055年，中国2001年进入老龄化，2037年就到峰值，所以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和结构性的矛盾比美国快2.7倍，但是中国的养老金在哪里?

我们把社保理事会的1万亿元人民币都说成养老金，企业年金是3000亿元人民币，总共1.3万亿元人民币，仅仅相当于美国18.89万亿美元的2.6％。

中国养老金政策的概念是混淆的，养老金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克服贫困，不管国家老龄化到什么程度，政府的责任就是得让老年人吃饭、穿衣、住房。第二部分是要自己存点钱去改善自己的生活。这一块要有个人账户，要有市场融资，这是两个结构。

养老金的结构调整要做的是两驾马车。第一驾马车是中央统筹国民化，就是人们吃饭的最基本的养老金走向中央统筹，中央统筹了以后，就不存在异地迁徙、转移携带，走到哪儿就发到哪儿，都按当地消费支出的一定比例来发。政府如果做不了’可以让银行做。第二是个人账户全民化，所有人都要存养老金，他买房子的时候你不要让他存养老金，这是违背生命周期的，等他买完房子以后让他好好存养老金，存了养老金以后就要保值增值。中国就得把养老金的投资搞好，不能让养老金都跑到市场上买股票。很多国家都在发展社会环境保护、发展基金，把好的项目拿来让养老的人买，把这些收益都让给养老的人。

中国需要整合各种各样的养老补贴，整合各式各样的账户，中国需要打造一个四六开的养老金市场。让全国社保理事会占40％，由它去做，而且它可以做公共项目，但是它的保值率必须是市场的标杆，增值率应该要跑赢通货膨胀。剩下的60％让商业机构用业绩来竞争，谁的成本低、收益稳定、波动最小就让谁来做。公务员养老金不能逃避，要引领养老金改革，不能立法说公务员养老金国务院另行规定。

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缴费的越来越少了，公共部门却越来越大了养老金全靠政府补贴，这是给不起的，公务员必须实行养老金改革，必须要参与进去，引领国家养老金结构调整。怎么引呢?公务员要尽陕建立职业年金个人账户，让这个养老金发一个点，退休金降一个点，用20多年时间实行财务缓冲，公共部门的退休金就跟职工的退休金对接了，这时候职业年金个人账户在中国就健康发展起来了。

当然，发放基础养老金还有建立养老金税的问题，这也绝对比企业20％的费率要低得多，从来不会超过GDP的3％到4％。所以当这部分健全以后，就按照消费支出的百分比，走到哪儿发到哪儿，按当地的水平来发，这才是公共服务均等化，但是剩下那部分要建立个人账户，中国要实现的目标是这样的。政府得有一个社会老龄化的概念，延期征税，别着急现在征税。养老金是延期收入，不是当期收入，怎么能现在收所得税呢?

我们怎么培育和管理养老资产?我给养老资产一个定义，它是保障老年生活的基本安全的公民权益和物质财富。这个财产不能光数钞票、数房子，还得把权益加进来，就是分享经济进步的成果，GDP增长多少，这个成功的地方要有效地向养老金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