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市值管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区块链市值管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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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科技领域里，技术的更迭可能随时会让一个巨头倒下。曾经手机领域的霸主诺基亚因为没有跟上智能手机系统的潮流，从巅峰时期的 2000 亿欧元市值到最后落得被微软以 72 亿欧元收购。颠覆者 Apple 也不负众望，市值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成为全球最值钱的公司。

近些年来区块链技术的出现有望重新构建人类的信任网络，并像互联网一样彻底改变人类社会活动的形态。虽然目前区块链领域的战火还未全面燃起，以 BAT 为代表的国内互联网巨头们也都加紧在版权、溯源、金融、硬件、底层技术等方面进行战略布局，以应对区块链技术带来的冲击。

（图片来源：星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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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全方位发力

在 BAT 当中百度势微已是不争的事实，截止 9 月 18 日百度市值仅为 762.04 亿美元，而其竞争对手阿里巴巴为 4086.54 亿美元，腾讯为 4319 亿美元。实际上百度已经掉出了第一梯队，甚至有被京东、网易赶超的可能。

为此，作为百度的掌舵人李彦宏，大幅进行改革创新。除了 all in 人工智能，开发 PaddlePaddle、DuerOS 和 Apollo 等 AI 平台以及百度的自动驾驶，还对区块链领域进行了深度探索。

近日百度旗下北京鼎鹿中原科技公司注资 5000 万元成立了度链网络科技（海南）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网络包括区块链技术研发、技术转让及技术应用服务、网络游戏研发及运营、电子竞技游戏软件开发、咨询及销售等。

「度链落地，百度似有大力发展区块链业务之意，以转型为高科技公司来脱离现有搜素引擎——广告的传统营收模式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其实早在 2016 年，百度就开始低调布局区块链领域的应用。

（图片来源：区块链研习社）

布局区块链金融平台，是百度重要的战略之一。2017 年 5 月，百度金融同佰仟租赁、华能信托联合发行场外区块链技术支持的 ABS 项目。8 月 17 日，「百度-长安新生-天风 2017 年第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获得上交所批准通过，成为国内首家公募机构发行的 ABS。

ABS 全称是资产支持证券化，以项目所拥有的资产为基础，以项目资产可以带来的预期收益为保证，通过在资本市场发行债券来募集资金的一种项目融资方式。

利用区块链技术保证金融资产的透明性，成为 ABS 市场的创新趋势。区块链与 ABS 的相结，有效保障了底层资产质量真实性，有助于解决交易各方的信任问题。

此外，百度也推出了自己的区块链开放平台 BaaS（BlockChain as a Service）。用户可依据企业实际业务场景，对区块链各项目属性、模板和机制进行定制及灵活配置。成功应用于信贷、资产证券化、资产交易所等业务，实现资产的透明性和可溯源性。

在 C 端场景方面，百度此前推出了一款名为区块链宠物狗「莱茨狗。该项目是百度在区块链应用领域的全新尝试，利用区块链技术，能够保证每只莱茨狗的唯一性。莱次狗并不具备现金交易功能，未来用户可通过使用百度内部产品获得微积分。此外，用户必须通过百度钱包进行实名认证，这将增加用户与百度各线产品的粘性。

虽然如今百度全力布局区块链，已经拥有了云计算、智能合约、版权、底层网络、游戏 5 个方向的区块链产品，但对于想要依靠区块链技术翻身的百度来说还是不够的，需要有真正具有颠覆性的产品出现，就如同苹果手机一样真正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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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专注区块链+生活

作为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的马云非常看好区块链技术。马云表示，区块链不是泡沫，但比特币是。区块链技术不是用来炒作的，而是一个解决方案，解决数据和隐私安全的解决方案，为社会创造价值。

全球影响力的知识产权产业媒体 IPRdaily 联合 incoPat 创新指数研究中心了「2017 全球区块链企业专利排行榜（前 100 名）。报告显示，中国在区块链专利的增速远超过美国，领先全球。前 100 名中，中国入榜的企业占比 49%，其次为美国占比 33%；阿里巴巴以 49 件的总量排名第一。

阿里在区块链领域的布局，主要还是聚焦在区块链+生活领域。2016 年 7 月，蚂蚁金服将区块链技术首先应用于支付宝的爱心捐赠平台。利用区块链技术的可溯源性，有助于解决社会公益领域透明度和信任度的问题，让每一笔款项的具体去向都记录在区块链上。

此后的两年时间，阿里数次，先后与普华永道合作，打造可追溯的跨境食品供应链，与江苏常州市合作开发基于医疗场景的区块链应用「医疗+区块链试点项目。通过菜鸟物流与天猫国际，宣布启用区块链技术跟踪、上传、查证进口商品的物流全链路信息。

此外，阿里早已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在跨国转账业务上。2018 年 6 月 25 日下午，蚂蚁金服宣布，港版支付宝 AlipayHK，联合菲律宾电子钱包运营商 GCash，从即日起运用区块链技术提供中国香港与菲律宾之间的实时汇款服务。

蚂蚁金服在现场请来了一位来自菲律宾马尼拉的香港家政服务人员 Grace。她使用区块链技术完成了第一笔跨境汇款，耗时仅 3 秒，而在以前则需要 10 分钟到几天不等。

与 btc 、Ripple 这样加密货币区块链跨国转账形式不同，港版支付宝通与渣打银行进行安全合作，通过银行进行结算，再利用联盟链技术参与区块链记录，确保关键信息的安全性。同时，不需要任何代币，保证了资金的安全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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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专注区块链+金融

在今年两会上，腾讯董事局主席马化腾表示区块链技术可以应用在很多领域，尤其是在数字化认证实物的唯一性方面。就像现实中的一个文件、一个票据等等，可以用区块链技术来保证它们不可被复制、不可被篡改。相比过去的传统 IT 技术，区块链在真正模拟现实社会中的单据、收据的唯一性上，是有划时代意义的。

目前腾讯的区块链团队归属腾讯金融科技事业线。腾讯在区块链方面的动作也主要集中在供应链金融领域，今年 8 月份，深圳基于腾讯区块链技术，在深圳国贸旋转餐厅开出全国首张区块链发票。这「宣告着深圳成为全国区块链电子发票的第一个试点城市，也意味着纳税服务正式开启区块链时代。

通过线上支付完成一笔交易后，该交易的数据信息就成为一张「发票。再利用区块链分布式存储技术，将个人、商户、公司、税务局统一联系起来。这样每个环节都是可追溯、信息不可篡改、数据不会丢失的。再通过微信自助申请开票、一键报销，发票信息将实时同步至企业和税局，并在线上拿到报销款，报销状态实时可查。

「区块链电子发票打通了发票申领、开票、报销、报税全流程。给消费者和商户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和好处，也优化了企业的发票报销流程，大大节省了时间和人力成本。

此外，2016 年 5 月 31 日，腾讯就参与建立金融区块链合作联盟（深圳），2016 年 9 月底，微众银行与上海华瑞银行宣布共同开发了国内首个基于联盟型区块链技术的银行间联合贷款清算平台并上线试运行。

2017 年春节，开始内测的黄金红包已经开始应用区块链技术进行数字资产的并行记账。2017 年 6 月，中国银行与腾讯共同成立了「中国银行——腾讯金融科技联合实验室。腾讯加入加拿大区块链研究所。

在 2017 年的腾讯全球合作伙伴大会上，腾讯云正式 BaaS。并表示这套解决方案，会结合腾讯在大数据、征信、身份认证、AI 和第三方支付等方面的能力，在智能合约、供应链金融与供应链管理、跨境支付/清算/审计等场景下提供区块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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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消息，《南华早报》（SCMP）撰文指出，中国的互联网生态圈模式正越来越多地被全球各地复制。该国的互联网公司不断扩张在线平台和打造涵盖各类服务的超级应用的做法，正被海外的互联网公司所效仿，“从中国复制”日益流行。

以下是文章主要内容：

当总部位于新加坡的电子商务初创企业ShopBack决定改变自己的商业战略时，联合创始人Joel Leong把目光投向中国来获得方向指引和启发，而不是投放硅谷。

“当ShopBack最初上线的时候时，我们主要专注于桌面端的电子商务。”Joel Leong说，“但我们后来意识到，中国企业非常关注移动端应用。”

这促使该公司采取了“移动优先”战略，推出了自己的ShopBack应用。该举引导用户从包括Lazada、Booking.com和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和全球速卖通在内的合作伙伴的移动应用购买产品和服务。ShopBack从每一个订单中赚取佣金，并以现金回扣的形式与用户分享。

Joel Leong表示，“与美国和欧洲等更为发达的市场相比，东南亚与中国的手机使用率要更高。”

《南华早报》、科技新闻网站Abacus和旧金山风险投资公司500 Startups联合撰写的《中国互联网报告》(China Internet Report)显示，中国拥有14亿人口，拥有7.72亿互联网用户，是世界上最大的网络社区。

中国的庞大规模意味着，尽管中国约一半的人口没有上网，但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智能手机用户数量仍然达到美国的3倍，移动支付用户数量更是达到美国的11倍。

如此巨大的市场，也让三大互联网巨头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这三家被统称为BAT的公司已经从最初的细分业务扩展到为用户提供一系列产品和服务的大型在线平台。它们的市值如今合计超过1万亿美元。

规模在互联网领域至关重要，原因是所谓的网络效应，即用户的增加可提升所消费的产品或服务的价值。

许多即将进行的IPO（首次公开招股），应该会让中国上市互联网公司的队伍进一步壮大起来。除了刚刚在香港上市的小米以外，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腾讯音乐和腾讯投资的美团点评等公司也打算上市。

中国相对封闭的互联网涌现了大量的应用和服务，其中有很多应用和服务所取得的规模比美国的同类产品要大。

中国的十大互联网公司

就全球在线搜索市场份额而言，谷歌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但在中国，百度则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在该国不断增长的在线零售领域，拥有淘宝和天猫平台的阿里巴巴主要是与京东展开竞争。

腾讯运营着中国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微信，同时它也是全球营收最高的视频游戏公司。微信目前拥有超过10亿活跃用户。

“从中国复制”

BAT的迅速发展表明，中国互联网公司已经实现大幅扩张，且在本土市场引领创新，展现出巨大的影响力，就像过去几年硅谷吸引了大批的模仿者那样。

中国内地的企业家和初创企业过去常常采取“复制到中国”（Copy-to-China）的做法，即克隆在其他地方发展起来的成功商业创意，并相应进行本土化。随着BAT和其他中国公司取得长足的进步，“从中国复制”（Copy-from-China）的模式开始在全球互联网领域被广泛采用。

风险投资公司GGV capital的管理合伙人Hans Tung表示，源自中国的独特商业模式，比如共享单车，在西方和新兴市场也已经流行开来。GGV capital是美国自行车和电动滑板车共享平台Lime的投资者。

“在美国，共享单车并不像电动滑板车共享那么受欢迎。滑板车可以覆盖更长的距离，也更容易操控。”Hans Tung说道，“交通出行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但其背后的原理与(中国的共享单车模式)非常相似，包括锁住和解锁设备的功能机制。”

超级应用和生态圈模式

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也纷纷在搭建能够承载多种服务的平台，以为消费者提供更大的便利。

“在中国，你可以看到的一个核心趋势是平台变得大得多了。”前行业分析师、新加坡游戏与电商公司Sea首席战略官阿兰·赫拉威尔(Alan Hellawell)表示，“中国的大型(在线)平台，比如腾讯和阿里巴巴的平台，如今在很大程度上是它们过去10至15年所做事情的一个超级集合。”

例如，根据《中国互联网报告》，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在将社交网络元素融入到它们的平台运营，以此来提高用户参与度。该报告以总部位于上海的拼 多多作为例子，该社交商务平台借助微信的社交关系网络促使人们拼团购买商品。

拼 多多于2015年上线，去年7月超越唯品会成为中国第三大的电子商务服务平台。

数据显示，在截至3月31日的12个月里，拼 多多录得1987亿元人民币(约合298亿美元)的GMV（商品交易总额），较此前12个月的209亿元人民币大幅增长。

作为对比，京东花了10年时间才突破1000亿元人民币的GMV，唯品会和淘宝也花了8年左右。

腾讯旗下的微信支付和蚂蚁金服旗下的支付宝都属于功能全面的移动支付平台，驱动着电子商务交易和大量线上到线下（O2O）的服务，从订购外卖和购买演唱会门票到预订机票和酒店。

BAT和中国其他的大型互联网公司也有自己的风险投资部门或创新部门，意在发现并投资能够接入其平台的下一个重大项目。

中国不断扩张的在线平台模式正在东南亚等地区找到了立足之地。东南亚地区有11个国家和大约6.55亿人口，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年轻人和手机不离手的消费者。

举例来说，总部位于新加坡的Grab公司一开始只是一家出租车预订应用运营商，后来将“Taxi”从公司名字移除，示意它还要在出租车领域以外进行业务拓展。由两位哈佛MBA同学陈炳耀(Anthony Tan)和陈慧玲(Tan Hooi Ling)共同创立的Grab正在扩大其服务范围，涉足包括食品杂货配送在内的多个领域。这是该公司为消费者打造“日常生活应用”，补充其在交通出行领域的核心优势的目标的一部分。

Grab的印尼竞争对手Go-Jek目前提供的服务比Grab多，但那些服务覆盖的国家比较少。赫拉威尔表示，游戏和电子商务提供商Sea目前正进军金融服务领域。腾讯是Sea的股东之一。

Grab和Go-Jek各自拥有一位来自中国的投资者：滴滴出行和美团点评。

“超级应用和生态圈(商业模式)毫无疑问是中国带动起来的一个趋势。”Hans Tung说，“你将会看到更多的互联网公司拥有涵盖各种服务的超级应用，变得像美团或者滴滴那样。”Hans Tung的公司投资了Grab。

短视频应用

短视频应用是又一个明显来自于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出口产品。今日头条旗下的抖音应用的海外版本Tik Tok是今年年初下载量最多的一款iPhone应用。

尽管通讯仍是手机上的一项重要活动，但去年用户在线观看短视频的时间增加了两倍多。《中国互联网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短视频应用的月活跃用户数量翻了一番，从年初的2.03亿增至年底的4.14亿。

按照消费者支出排名，今年苹果App Store应用商店前10大应用中，有5款是由中国公司运营的。应用研究公司App Annie 7月2日的一份报告显示，其中腾讯视频排名最前，仅次于美国流媒体视频应用Netflix。在中国最赚钱的应用榜单上，爱奇艺、快手、优酷土豆和QQ分列二至五位。

该报告还特别指出了互联网对中国农村人口的影响。去年，中国农村网民数量达到2.09亿，超过了俄罗斯和意大利的人口总和。即便如此，中国农村人口中只有35%是联网的——这意味着，中国约三分之二的农村居民仍未触网。

尽管如此，中国互联网产业为农村地区创造了就业机会，同时也改善了它们的教育和医疗保健事业。收入的增长已使得中国的这一消费者群体日益受到追逐新市场的企业的重视，尽管按发达经济体的标准来衡量，该国的平均收入仍然偏低。

到2020年，中国政府定义的贫困村落将有一半具备电子商务能力，这些地区的商户因而能够向传统地理范围之外的市场销售商品。报告称，中国有2100多个村落，其中至少有10%的家庭在网上销售商品，去年的年销售额至少达到160万美元。报告还指出，它们共有49万家活跃在线商店，年销售额190亿美元，创造了130万个新就业岗位。

在教育领域，中国农村地区有5500万学生可通过在线直播课程触及。地方政府要至少将8%的年度预算用于教育数字化。

农村居民也是短视频应用大受欢迎背后的一股推动力量。在他们的助力下，腾讯投资的快手成为了一个创造和消费娱乐内容的热门平台。

保守对待加密货币

然而，在一个领域上，中国选择了一种保守的态度，它就是加密货币。

去年9月，中国下令关闭所有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并宣布所有的ICO（首次代币发行）都是非法的，这标志着政府官方开始打击数字货币。这促使大量的比特币交易商转投到其它的国家。ICO在其他国家也受到密切的关注，包括美国和英国。

今年，中国央行要求金融机构停止为任何与加密货币相关的活动提供资金。该国还屏蔽了与加密货币交易和ICO相关的海外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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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享受信息技术带来变动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更深刻地认识信息技术革命给社会带来的颠覆性影响，分析其对当下生产形态、分配形态和消费形态以及人们生活方式产生影响的基本逻辑，由此，我们才能认识到其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定义时代主题的基础性意义。

互联网发展的三个阶段

从信息技术的视野出发，人类的技术，无非就是两类，一类是信息技术，一类是其他技术。广义的信息技术，是人类传播信息的手段、技艺和方法，包括文字、印刷、广播、电视等传统手段，当然也包括当下渗透人们生活之中的互联网。信息技术在人类的发展过程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使我们将今天称之为“互联网时代”，但实际上依然低估了互联网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在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热刚兴起之时，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整体上仍处于工业社会的框架之下，其主要作用是优化提升工业生产，但并不会对工业时代的模式体系产生根本影响。

当时人们可以预见到的是：互联网会让工厂生产与商场管理更有效率；但是，当人们在想象互联网会让消费者在诸如沃尔玛这样的大型商场购物更方便之时，却怎么也想象不到，在不到20年后，沃尔玛模式会被淘宝模式颠覆掉。

实际上，直到三、五年前，互联网界人士才真正意识到，思考互联网革命可能要从百年大计的视野重新理解，要将它作为一个世纪性命题加以思考。

互联网革命的意义，可能并不亚于两百多年前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由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的工业化进程，重塑了人类社会，塑造了影响人类社会两百多年的学科划分、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而在今天，在互联网革命的影响下，工业时代以来产生的基本社会结构和政治形态，都可能被重塑。

今天的互联网革命，带来的不仅仅是工业体系内单一技术的升级，而是推动了技术创新的浪潮，催生了一系列技术群——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无人驾驶、区块链、比特币等等。

这些技术大都是基于互联网而发挥作用的，但它们会对人本身的存在方式产生影响——不论是物质生活还是观念理想层面。在这样强大的力量推动之下，原有的构成工业社会的一些基本概念，比如公司、比如知识产权等等，它们所指向的内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它们能否继续以传统定义的形式存在下去，在今天已经是必须认真直面的问题。

从互联网自身的发展逻辑来观察，互联网发展大致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基础技术的创新，如基站的建设，门户网站、手机逐渐普及等等，在中国这个阶段大概发生在2000年前后；

第二个阶段，是基于互联网的商业创新，在中国的标志性现象是淘宝、支付宝的出现，随之涌现出一大批崭新的商业模式和崭新的企业。现在中国市值最大的两个公司腾讯和阿里巴巴，就是这种商业模式创新的标杆。

到今天，互联网开始进入基于互联网的社会创新的第三阶段。

这个第三阶段的重要标志就是“互联网+”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互联网行业所涌现出来的很多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突破了互联网行业这一范围，全面向社会各个领域扩展，逐步具有全社会的普遍性意义，并开始深度改变人类的社会形态。

互联网革命重塑生产结构与社会结构

在思想方法层面，互联网革命也给予我们一种重新认识人类社会的视角。如果我们从一个极其简化的模型来看待人类社会，可以发现它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节点，一个是连接。

所谓节点，包括人、组织、村庄、工厂、国家这些实体，而联结这种节点的各种各样的交往方式，包括聊天、访客、旅行、交易，也包括现在的打电话、上网、微信等等，都可以视为是连接。

回顾人类社会的演化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技术的演化过程中，一段时期内的突破重点会集中在节点上：比如电影的出现，印刷术的发明，计算机的出现等等。之后，随着节点本身的进化，会促进连接的升级，比如教育体系的出现、互联网的出现等等，都是建立在新节点的普遍运用之上。

而连接方式的升级，反过来又会促进节点的进化：比如当前在互联网影响下出现的云计算、人工智能、超能电池等新事物。

从这个角度观察，过去六十年，人类先在节点上获得突破，如计算机的产生，而大概在三十年前进入了连接技术的突破阶段，如互联网的扩展；那么未来三十年，我们很有可能会在节点上实现更大的突破。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深度连接方式的互联网技术会反过来推动节点性技术的突破。

因而，今天，我们为了充分认识互联网革命对人类物质生活的深刻影响，必须关注其对生产结构、社会结构的重新塑造：互联网革命的一个主要特征，在于重新定义了基础设施、生产要素和协作(分工)结构。

首先，互联网革命催生了新基础设施。原来的基础设施，是人们所熟知的、产生于工业时代的铁路、公路、机场这样的交通设施、公用设施。

今天的基础设施，其内涵进一步扩展和演变，云网端、云计算、互联网智能终端以及人手一个的智能手机，都成为新的基础设施。

其次，互联网革命催生了新的生产要素。原来我们讲生产要素主要是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等。而今天，数据正逐步成长为一个新的、而且至关重要的生产要素。

现在很多互联网公司之所以能获得巨额估值，主要价值依据就是其掌握的巨量数据。数据有可能超越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等，成为最有价值的生产要素。

最后，互联网革命催生出新的协作结构。我们社会原来的协作(分工)结构，产生于大工业时代的产业链分工体系和市场体系。但是，产业链体系和市场体系都存在着自身的巨大限制，如资源、制造基地和市场在时间、空间层面的隔离与不平衡，会产生高额成本，也会受到规模限制。

而互联网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可以推动大规模协同与共享，或者叫大规模协作与共享。这种协作方式，远远超过传统的分工与合作结构。

比如淘宝上每天的访客人数接近两个亿，每天产生的交易数量超过两千万，商品规模超过十亿件——仅2016年“双十一”一天就产生了一千多亿的交易额。在有淘宝之前，全世界最大的市场是义乌小商品市场——即使全世界最大，也就只有7万个店铺，它天然受到实体空间的限制。而今天仅在淘宝平台之上，就何止有700万个店铺？

要突破实体空间的天然限制，需要的是线上与线下的对接与协同。而数量超过亿计的超大规模的协作，必然引发生产、交易、消费结构的质变。此种大规模协作、协同的模式，突破了工业化时代以来的传统分工结构、市场结构，影响极其深远。这些影响，在今天也还只是初露端倪，在未来还会逐步显现其摧枯拉朽的威力。

上述三个新要素，是我们理解当下经济和社会形态的关键。以2017年的爆发性成长的共享单车为例，如果没有新的基础设施——即没有基于大数据的数据挖掘、数据分析能力，没有大规模协作的基础，这种新事物是不可能出现的。滴滴打车也是如此。

我们把此种新的经济形态称为共享或者分享经济，说明它的经济形态已经超出了以所有权、使用权为基本概念的经济学内容。

分享经济有三个重要的特质：第一，它是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包括滴滴打车、共享单车都依附于互联网平台。第二，它需要大规模参与，参与的主体数量都是数以千万计、数以亿计。第三，它要依靠数据的智能匹配。

为什么五年前不可能出现共享单车？因为那时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智能终端(智能手机)，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移动互联网，没有现在这么便利的移动支付。现在，听说有投资人想要在菲律宾推出共享单车，但是，菲律宾连基础的移动网路都不完善，也没有网上支付这些先决条件，怎么推共享经济？

因而，我们看到新生事物、新生商业模式的出现，也要看到这些新生事物所附着的基本条件，没有新基础设施、新生产要素和新协作结构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生商业模式是很难成长壮大的。

新基础设施、新生产要素和新协作结构，正在对现在的经济结构产生深刻影响，某种意义上正在重新定义我们对一二三产业的传统划分方式。传统意义上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是一个横向分工的概念。

人们按照生产环节进行产业划分。种麦子可以称之为第一产业，把麦子磨成面粉则称为第二产业，而把它制作成包子出售则属于第三产业。

但是，到了现在，这种横向划分显然出现了无法归类的问题。比如，按照传统归类方式，理发属于第三产业，移动网络运营商也是属于第三产业——天差地别的两种行业却属于同一产业。

而如果我们继续以归类方式来作为我们经济统计、政策制定的依据，一定会遮蔽我们对现实巨变的认识和理解。传统的一、二、三产业的划分已经开始失效，它已经很难刻画出当下的产业结构特征。

要正确描绘当下的生产结构形态，我们就不能固守横向分工的旧视角，而是必须关注随着互联网革命而来的纵向结构。

什么叫纵向结构？我们现在要观察和定义一个企业，不能像过去那样分析它处于何种生产环节之中，而是应该分析它处于什么样的生产层面之上：

处于最底层，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可以称之为基础设施行业，中国移动就是新时代的基础设施行业代表，其提供的是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处于中间层面的，是平台行业，平台掌握数据，非常关键，淘宝、天猫、滴滴都是此种意义上的平台；最上层，可以称之为自由连接体，它是可以随时连接、随时自主形成的各种商业实体与社会实体。

自由连接体可以直接面对市场，响应市场发展，它可能是小微企业，也可能就是个体。随着社会的发展，无论是在供给端，还是在需求端，越来越多个体从原有的组织、体制、体系中脱离出来，成为半游离状态，他们彼此之间可以进行自由联结、组合，产生出无数种可能性。

未来也许超过一半以上的年轻人，都不会加入任何一个固定的组织，而是成为这样的自由连接体的终端。最近，在一个高校所做的关于大学生就业意向的调查中显示，95后的大学生有百分之五十以上选择毕业以后不就业——不考公务员，不到公司做职员，而是以自由连接体的方式在家工作。

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人也可以同时是作家/出版人/学者等等多重身份，他可以以多重身份自由连接——以后这些人的人生就可以说是“斜杠人生”了。现在，此种自由就业状态的人越来越多，这必然要求我们重新认识就业问题。

这一切都说明，技术变革引发商业模式变化，商业模式变化引发市场生态变化，市场生态变化引发组织变化，组织变化又会带来对人的能力的需求的变化。互联网革命带动的社会变化在这个意义上，是全方位的。

互联网革命重塑知识体系与治理体系

为了应对变局，引领变局，我们必须改造自身的知识结构，重塑我们的治理能力。

在农业时代，人类知识积累的速度非常缓慢，慢于人类年龄增长的速度，这意味着年长者的经验对于年幼者是有效的，年长者天然拥有知识上的权威。

而当我们进入工业时代，知识增长加快，年轻人拥有的知识未必比年长者少，家长经验和知识权威的有效性，面临学校体系竞争，也受到教育层次较高者的挑战，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一代反对老一辈人知识权威的现象时有发生。

在今天，互联网时代是个信息大爆炸时代，知识的代谢和更替非常迅猛，年轻人相对于年长者反而更容易接受和掌握新知识。信息时代的新知识掌握程度的不平衡正在影响家庭结构中的父母权威。

比如，面对一个智能设备，现在的一个儿童几乎不用看说明书，稍加摸索就能熟练运用，而家长却还是按部就班地依赖说明书指导，并且未必能掌握——这是他们自身成长过程中的经验带来的限制。

当此类的挫败不断出现时，家长的权威就会出现问题。学校教育也是如此。由于信息传播速率问题，学校教材往往刚出版就已经落伍。老师们的竞争对手，也不是其他老师，而是以整个互联网为背景的海量信息。

更进一步，此种趋势影响到的不仅仅是学校和教育体系，还影响到传统的知识分布方式、知识体系、知识结构和意识形态架构。

近代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东方国家就已经面临过类似的冲击，产生于农业文明时代的本土知识体系被以工业化为基础的西方知识体系颠覆和替换。而到了今天，这种知识体系的颠覆和替换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冲击、观念冲击、伦理冲击可能更为剧烈。

面对由此而来的观念混乱和意识形态危机，我们的可能出路不是回到过去，重新拥抱农业文明的知识经验，而是面向未来，直面挑战，在互联网时代重建自身的知识体系。

与此同时，互联网革命给新时代的治理带来了新的难题。面对生产结构的变化、人类和信息流动性的剧增、社会复杂性的几何级数增长，我们无法延续传统等级化、科层制、管制式的治理模式，而是必须探索网络化条件下新的治理形态。

我们在今天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互联网的条件下，多元主体的平等价值诉求不断高涨，而且日渐难以靠压制和无视的方式加以应对。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互联网时代的治理可以视为是一种网络化的治理形态：不是像过去一般依靠一个中心来进行控制，不是依靠一个政治精英团体、依靠一个霸权国家来维持秩序，甚至也不是一个中心来分层地进行控制，不是所谓的联邦式治理。

当然，在我们看到互联网革命给社会治理带来冲击的时候，也要看到，互联网自身内在的一些技术特性，也为这样的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