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保险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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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保险业发展 经济贡献 文献综述

一、引言

伴随着迅猛发展的国民经济，我国的保险业自1980年恢复经营以来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截至2012年底，我国的原保险保费收入已经达到1.54879万亿元。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保险业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基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又增加了对保险的需求，进一步促进了保险业的发展。

我国保险业的市场化不断加深，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高，竞争愈发激烈。市场化的加深意味着保险业的经济影响将更加明显，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将更加复杂。

二、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分析

（一）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理论分析

保险业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可以分为自身活动的直接影响和通过其他行业的间接作用两部分。保险业对宏观经济的间接影响主要是通过其作为风险分散和损失补偿服务的提供者而发挥作用的，比如保险业对大额但几率很小的风险进行承保，有利于其他行业的技术创新（黄英君等，2012）。

其直接影响则是通过科学地管理风险和转化储蓄增加国民经济中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货币需求分为交易性需求、谨慎性需求和投机性需求，保险业的直接作用主要表现为增加消费者/投资者的信心，改变他们的预期，减少谨慎性的储蓄，扩大消费性和投资性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保险业也为资本市场提供长期资金，进而扩大并深化资本市场的作用（中国保险业发展报告，2012）。此外，保险消费也是宏观经济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业的发展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内需。

表面上来看，保险业发展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应当是相当明显的。然而，国内的大多数实证研究都倾向于这样一个观点：经济增长对保险业发展具有非常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影响不显著。张风科（2011）指出，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不同部分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也就是说虽然保险业发展促进了消费和投资增长，但是却没有在包括范围更大、影响因素更多的经济增长上显露出其促进作用。

（二）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综述

保险业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究竟是通过怎样一种机制传导的，国内文献大多还是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模型解释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只是修正和检验有一些不同，不过还是得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结论。

首先，对于研究区域的划分，邵全权（2012）的做法是按照影响保险业增长效应的变量作为划分保险业影响经济增长不同模式区域的标准，不再严格区分中东西部，而是大致地将全国划分为发达区和不发达区。邵全权认为，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是通过经济波动的差异加以影响的。利用面板数据门槛效应模型分析经济波动与保险业的非线性增长效应，得出结论：如果保险业发展与实体经济相匹配会促进经济增长，而二者如果不匹配则会阻碍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一味地追求保险深度不仅不利于经济发展反而会起阻碍作用。邵全权（2012）利用多方程系统估计方法进行计量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寿险业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在财险业影响经济增长的关系中，采用不同方法会得到具有一定差异的结果，结果并不稳健。出现这种情况与我国保险业发展不均衡的现状是相对应的，寿险业相对于财险业发展质量更高、速度更快，因此与经济增长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而财险业发展相对较为落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目前尚不明朗，在一定范围内有可能出现阻碍经济增长的现象。

展凯（2008）通过建立一个自回归分布滞后的时间序列模型来对数据进行拟合，得出时间序列函数，结果表明GDP增长的大约百分之一将用于保险消费，也就是说总保费增长对于GDP增长的敏感度为百分之一左右，但是有一到两期的滞后。张颖等（2010）在检验两序列模型平稳性并修正之后又进行了几次冲击反应分析，发现GDP增长率对保费收入增长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敏感反应，但是这种反应具有一期的滞后，并呈现不断趋缓收敛的迹象。这些结果说明我国的保险业发展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更多地体现在短期内，长期十分微弱，而这与我国保险业粗放的经营模式、追求短期利益的经营行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吻合；且经济增长对保险业增长的影响也很弱，实际GDP的增长所形成的保险交易需求并不强烈，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消费的风险意识不强。

三、相关建议

保险业的发展是内生于经济增长及其对应的经济结构的，应当充分考虑当前、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合理配置保险资源，才能实现两者的良性发展。对于一些经济规模不大的地区，不应盲目发展保险业，否则反而阻碍经济发展。针对我国产寿险业发展的不均衡问题，政策上可以引导寿险业开展有序竞争，并鼓励财险业的创新、发展，给予一定政策上的优惠。通过税收政策鼓励保险消费，提高全民的保险意识。国家可以为一些特定险种的购买者免税，一方面可以促进保险业的发展，提高消费水平，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优化资本的配置。保险公司应当改变只重视短期效益的粗放的经营方式，提高服务质量。监管机构也可以改变定位，积极协助保险公司用长远的眼光管理企业，这样才能增加保险业对宏观经济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使保险业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张风科.中国保险业发展与消费增长的关系研究[J].保险研究，2011，（12）.

[2]展凯.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内在关系的实证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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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保险　农村社会福利政策　保险公司

    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是一个国际性难题，它并非单纯的保险业问题，而是涉及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农业政策、农业与其他部门或产业的关系甚至各级政府责任划分等，这些因素如果协调得好，就能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一个比较有利的环境和前提条件。因此，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实质上是一个通过立法手段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复杂利益关系进行综合协调的过程。我们必须进行多重因素的考量，形成不同的类型。任何一种或几种模式的选择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发展中的所有问题，这需要立法的不断推进。

一、农业保险法定模式选择的考量因素

纵观中外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变迁史，我们发现，农业保险法定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农业保险自身特点

    农业保险具有风险的可保性差、交易费用高、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等鲜明特点，这些特点对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会产生重要影响。农业风险的可保性差使保险组织与投保农户在农业保险市场上难以自发成交，从而决定了农业保险不能全盘照搬一般商业保险的模式。由经营技术难度高、逆选择与道德风险特别严重等多种因素引起的农业保险产品的交易费用过高，决定了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应以是否有利于成本控制为一项重要标准，并以组织制度和运行制度的创新为基本原则之一。此外，农业保险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使政府对农业保险市场的干预成为必要，这决定了政府主导或支持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应是各国农业保险模式的理想选择。

    (二)宏观社会经济政策

    一方面，宏观社会福利政策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会产生重要影响。发达国家将农业保险作为农村社会福利政策的一部分，因而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很强;发展中国家视农业保险为农业自然灾害损失补偿政策的一部分，故农业保险的政策性显得相对较弱。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政策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也会产生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的影响、农业产业政策的影响和外贸政策的影响。如在外贸政策的影响方面，根据WTO规则，政府不可以依黄箱政策对农产品进行直接补贴，但可以依绿箱政策对农业保险实施补贴，并向农业生产者提供与产量无关的收入补贴以支持农业。现在，许多WTO成员国正在充分利用这一绿箱政策，在国内以立法形式建立或完善以财税扶持为核心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通过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农业保险中的政府扶持作用凸显。

    (三)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体现为该国或该地区政府财政收人和国民人均收人状况，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府财政收人就越好，国民人均收入就越高，反之，则相反。由于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其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扶持，尤其是农业保险补贴支持，同时农户也须采取“选择性进人”的方式，即只有付费才能享受相应服务，而不同农业保险模式对政府支持能力和农户付费能力及保障程度的要求有别，因而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国际比较角度看，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特别是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实力差距大，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也就千差万别。而在一国内部，亦可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选择多样化的农业保险法定模式。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均衡，是此类混合式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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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有效保险监管，监管理念，监管实践

有效的保险监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和机制，是解决保险市场失灵的手段，它既体现了法制化和程序化的监管理念，又是适度的、经济可行的、技术先进的监管实践活动，随着宏观经济环境、金融市场和保险监管理念的变化而及时调整和演进。

一、有效保险监管理念

(一)有效的保险监管是动态监管

目前，发达国家保险市场的保险监管趋势更多采取动态监管，即对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等方面进行监管。随着保险公司外在经营环境以及公司自身的保险技术、管理水平、业务发展以及公司资产负债匹配状况不断变化，公司经营过程中面临的各类风险也会不断变化，有效的保险监管也应该是动态的保险监管，即不断发展的监管理念、不断完善的监管体系、不断改进的监管手段和不断创新的监管方法，以有效防范化解保险市场出现的风险，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稳定和高效率。

(二)有效的保险监管理念体现了依法监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保险业进行监管必须依法监管。为了保险业和被保险人的整体利益，必须保持监管的权威性、严肃性、强制性和一贯性，以实现保险监管的有效性。保险监管以法律为依据，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和强制性，并保持依法监管的持续性和一贯性。同时，有效的保险监管工作应严格遵照工作程序进行，既体现在监管机构内部进行程序化，也体现在对监管对象进行外部监管工作的程序化。

(三)有效的保险监管体现更高的监管实践要求

有效的保险监管是适度的、经济可行的、技术先进、保证市场公平的监管实践活动。有效的保险监管，既追求市场效率又兼顾市场公平。从追求市场效率讲，有效的保险监管必须是适度的，过度监管会导致监管成本提高，影响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积极性，束缚保险业发展，影响保险市场效率提高；监管不到位会导致行业系统性风险积聚，造成保险市场的无序和混乱。因此，有效的保险监管必须是适度的、经济可行的，即使保险市场的收益与成本差额实现最大，使保险市场效率达到最优。从兼顾市场公平讲，有效的保险监管必须能实现保险市场的公平竞争，实现保险监管“公平、竞争、稳定、高效率”的监管目标。

二、影响保险监管有效性若干因素分析

我国的保险监管在结合保险业发展实际基础上，充分吸纳和借鉴了ICP原则，并在监管实践中不断进行完善。但有效保险监管理念和实践却仍与预期目标存在距离。

(一)有效保险监管前提条件不充分

根据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的核心监管原则(ICP)阐述：有效的保险监管，依赖于国家良好的经济金融政策、恪尽职守的监管机构和符合行业发展实际的一系列健全完善的金融法律框架。首先，在良好的金融政策和制度环境及法律框架条件下，监管机构可以行使其职责，保证监管质量和有效性。其次，经济发展、法律规范和适应行业发展的外部市场环境为保险业发展提供了起支持作用的市场条件。第三，保险监管权威性和可信性，需要在保险市场的参与者心目中树立。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保险监管的独立性：保险监管者的权威和强制力需要政府的支持和严格的法律保护，应该具有超脱政府和其他政治力量的强制性权威，在进行保险监管工作中具有较为独立的职能和实施权利，并在法律中有明确界定；保险监管者必须有足够的监管资源，包括人员、信息技术、财政经费；保险监管必须依赖于一个稳定的金融体系，而这些前提条件在目前条件下都是不完全具备的，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保险监管有效性的实现。

(二)影响保险监管实施有效性的若干因素

有效保险监管，除了要具备上述前提条件外，若取得良好实施效果还需要更多基础条件。在我国实施有效保险监管的基础条件尚不充分，还有许多制约因素。

1.有效保险监管理念不成熟

我国引入有效保险监管时间不长，有效保险监管所体现的依法监管、动态监管、适度监管等先进监管理念尚不成熟，体现为：一是保险法律体系不完善，部分法律条款内容缺乏合理性，监管机构内部工作职责的界定不清晰，个别部门工作职责存在交叉，协调不够；二是受监管经验、监管技术与监管人员等多方面因素限制，保险监管偏重静态监管，监管机构和保险机构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现金流测试和资本充足性等先进的动态偿付能力监管方法应用少，对保险公司的风险识别、评估和管理等方面监管力度不足，容易导致行业风险积聚。三是监管不到位和过度监管。首先，由于中国保监会承担引领行业发展和加强监管、防范化解风险的双重职责，在监管实践中，监管机构无法准确把握和正确处理二者之间关系，造成监管低效；其次，其他外部监管部门对保险公司某一内容重复检查现象时有发生，造成重复监管问题，多年来形成了“九龙治水”的局面，既无形提高了监管成本，又一定程度上影响保险公司正常经营；第三，由于保险监管是一种外部监管和行政行为，保险监管部门作为行政主管部门和监管机构，二者职能错位，一旦保险公司出现问题，监管当局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容易导致将合规性监管变为对保险公司经营活动的微观直接干预。

2.保险市场约束作用不明显

市场约束是市场内生性监督机制，能对保险机构予以全方位的监督约束。我国目前保险监管实践中存在：一是信息披露的有效性不强。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和透明性关系市场各方利益，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取决于投保人的信息的真实性，而由投保人的道德风险所形成的信息虚假则是行业普遍现象。二是披露信息利用度不高。市场参与者，特别是投保人对保险公司披露信息的理解程度、反映态度，影响信息披露的效果。由于保险知识缺乏、市场不成熟等原因，具有良好信息披露的保险公司并未获得实质性受益。三是信用环境软约束。由于监管不到位，某些提供虚假信息或者违法违规现象既逃脱监管处罚，也不受市场惩戒，市场参与者逆选择行为会获取最大利益，保险公司高管人员违规成本低，存在违规“冲动”。

3.市场退出机制未有效建立

是否具备适当的市场退出机制，是衡量市场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保证保险监管有效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条件。目前，我国保险业已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截至2007年底，全国共有保险公司110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9家，但没有一家保险公司因经营困难、管理混乱、偿付能力严重不足而退出市场，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为维护稳定，不愿也不能让保险公司退出市场，面对违规行为，监管机构进行行政处罚时，考虑诸多矛盾、利益等因素，犹豫不决，监管低效。没有市场退出机制，就会形成政府对保险公司的隐性担保，实施市场退出则须动用公共资源，以尽可能让问题公司继续经营，导致社会资源配置低效，风险进一步加剧，不断增加处置成本，最终损害保险消费者的切身利益。

4.监管人员工作能力尚需进一步提高

IAIS对监管人员有具体要求：监管人员应具有足够的技能和经验，要受到有关利益冲突规定的约束。我国保险监管工作人员工作能力与有效保险监管原则要求有一定差距，体现在：一是宏观经济政治分析能力不强，影响监管政策制定和监管工作效果。宏观经济政治环境直接决定着监管政策取向和监管实践选择，也影响某段时期监管工作重点，部分监管人员总是困惑于宏观经济政治形势对保险业和保险监管的影响，缺乏对宏观经济和保险业的准确分析，没有及时监控宏观经济走势及行业潜在的系统性风险，风险识别、监控和评估工作滞后，预警风险能力弱。二是监管创新能力不足，监管滞后于行业发展。虽然许多保险监管人员监管实践经验丰富，但吸收信息渠道不畅，知识更新缓慢，尤其缺乏具有保险精算知识、保险业务知识和熟练驾驭计算机能力的复合型监管人才，在应对不断创新的保险业发展，无法准确度量创新保险产品的风险和合规性，监管创新显得力不从心。

5.监管体系设置不尽合理

我国金融监管实行“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模式，信息交流和工作沟通主要依赖监管联席会议，这就造成监管制度安排的缺陷——监管权力分散、联系会议形式松散、缺乏刚性约束，监管工作沟通和信息交流难以取得实质性效果。银行、证券、保险每个行业的性质、规律和发展阶段都不相同，工作职责和目标各异，在监管实践中难免发生目标冲突；对金融控股集团缺乏监管经验，较难对其总体经营风险识别、评估和监控；分割的监管模式下，监管机构设置的广度和层级不够，造成一定监管死角，特别是对保险公司基层分支机构的监管。在保险监管多层次体系中，保险公司、保险消费者、行业协会、独立第三方(如注册会计师、审计师、律师等组织)的专业监管力量和新闻媒体的多方面监管效力还没有充分发挥，没有形成强大的保险市场监督力量。

三、提高保险监管有效性的若干举措

提高保险监管有效性是保险监管部门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不仅要在监管理念上不断创新和发展，在监管实践上也要随着保险业发展形势变化而不断调整。

1.形成有效保险监管文化，转变监管理念

保险监管不仅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文化、一种理念。监管文化是监管理念和价值观在监管实践中的体现，具有道德规范作用。作为系统性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根植于监管人员的内心，体现在监管工作的每一个细微环节。形成有效保险监管文化，一是要正确处理引领发展和加强监管、防范化解风险二者关系；二是要将依法监管、适度监管和动态监管的监管理念融入监管文化，形成监管人员潜意识；三是转变保险监管人员理念和意识中的计划经济和封闭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行政干预的落后理念，树立市场经济理念，杜绝对保险公司微观经营的行政干预。

2.强化保险市场约束机制

有效的保险监管，需要进一步强化保险市场约束机制——保险市场信息披露。一是加快信息披露的法规建设，尽量减少市场信息不对称，让保险消费者充分了解和掌握市场信息，提高市场监督能力；二是提高社会公众保险知识和消费意识，监管部门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普及保险知识，加强宣传，要求保险公司和行业自律组织对保险知识教育工作重视，只有社会公众的保险知识不断提高，才会最终形成有效保险市场监督；三是适度强调保险公司的社会责任，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结合。

3.建立有效的保险市场退出机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险公司破产、被兼并是不可避免的，是市场自我协调、优胜劣汰的结果，是保险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结果。保险监管部门要促进保险公司市场退出的法规建设，建立系统性保护制度(保险保障基金制)，减少公共资源浪费，但同时也要防范经营者诱发道德风险，大量拓展高风险的保险业务。

4.建立科学的监管人事制度，提高监管人员综合素质

保险监管人员综合素质是实施有效保险监管的关键。由于保险监管历史较短，对市场经济和开放经济条件下保险监管理念、技术和手段的了解、认识和掌握比较有限。提高监管人员综合素质，应当健全保险监管机构的教育培训体系，有针对性地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种方式的专业培训，对监管人员进行教育，提高其素质：一是保险监管和保险业务知识素质，包括监管历史、国内外监管理念与实践发展方向与趋势，熟练掌握动态的、适度的监管技术和手段；二是法律法规素质，熟悉保险法律法规，以及与保险业务相关的民商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提高监管的深度和广度；三是宏观经济分析与把握能力，保险监管不是“闭门造车”，主动培养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变动分析能力，以防范化解宏观经济政策变动所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四是科技信息网络技术知识，保险监管人员如果没有必备的科技和信息网络知识，则风险预测和风险识别、管控能力就会无法适应保险产品创新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五是综合素质，分析判断、调查研究、语言表达是保险监管人员必备的基本能力，特别是组织和协调能力的培养。提高监管人员综合素质，还要转变用人观念，拓宽选人视野，完善用人机制，充实一批业务精、政策性强的专业人才，提高监管水平。

5.推进有效保险监管创新

有效保险监管创新应当是与保险业务创新紧密相联的。首先，完善监管流程，从市场准入、现场检查、非现场监管和市场退出等方面入手，对保险监管资源进行整合，体现监管的主动性和前瞻性，尽量与保险公司的业务流程相匹配，通过梳理保险公司的业务线和产品线，实施业务监控和风险追踪。二是推动保险监管方式和手段创新，尤其是提高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的技术手段，引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适时实施动态偿付能力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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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稳定；评价体系；实证研究

一、我国金融稳定的现状和影响因素分析

1.我国金融稳定总体现状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维护金融稳定的框架，我国政府自中央银行成立以来就非常关注金融稳定问题，并且将金融机构的监管权分到了银监会，从而形成了我国金融业分业监管的格局。中央银行也建立了预警体系和危机处理机制，这对中央银行在事前和事后金融稳定缺失的情况进行了有效弥补，并且也进一步加强了金融风险的化解和金融稳定的维护。

金融体系功能的优化有着非常大的作用，主要包括：第一，有利于金融监管子系统各个部门进行专业化的分工；第二，有利于金融监管效率的提高；第三，有利于增强中央银行对金融系统的监管和职能转变；第四，有利于金融系统信息来源渠道的进一步扩展；第五，有利于中央银行各个子系统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合作，从而为金融稳定奠定一定的制度基础。

2.影响我国金融稳定的主要因素

金融稳定是由多方面因素导致的，总体来说可以从宏观经济、制度、结构等方面分析影响金融稳定的基本要素。首先，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是金融稳定的前提条件。其次，金融系统的完善是金融稳定的基本条件，金融系统实现完善稳健的目标，就要求具备稳健经营的金融主体、健全的金融信用习题、较强的金融监管能力、有效的市场约束体制等方面。最后从金融结构的角度来分析，金融结构对金融体系的内在稳定有着决定作用。金融结构对金融稳定的根本性影响作用表现在：金融产业结构不合理对导致金融风险相对集中、金融市场结构不合理会造成市场稳定性差。

二、金融稳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简要分析

1.金融稳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

为了在衡量金融机构稳定性方面做到客观全面，就需要一套比较灵活高效的金融稳定评价指标体系，而这一体系在设计中遵循的原则主要包括：第一，全面性和代表性相结合的原则。全面就是要将所选范围扩大到最宽，能够从广义金融的角度方面来设定指标，而代表性原则就是因为金融风险因素比较多，那是在设计评价体系时只能选择那些有代表性的指标来衡量整个金融形势的变化。第二，科学性和准确性相结合的原则。科学就是要以现代统计理论为基础，保证评价体系能够客观反映金融稳定的实际情况，而准确性原则就是指在处理数据时要做到准确无误，并且符合实际，数据来源比较真实。

2.金融稳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目前金融稳定检测指标体系建设方面还没有相应的依据可以参照，但是在体系建设时应该有一些考虑，比如要深刻理解金融稳定的内涵，金融稳定是动态发展的，所以指标的选择也应该是动态的；其次要考虑金融风险的主要源头来自银行内部风险，这样就要求评价系统建设时更注重对流动性的检测分析。

从具体金融稳定指标的筛选方面来分析，应该选择那种能够反映我国金融体系稳定程度的指标，这就要求金融稳定指标体系选择要从宏观经济指标和微观综合审慎指标方面来分析，前者是衡量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稳定情况的指标，而后者是反映目前金融机构运行状况的指标。

三、我国金融稳定评价的实证研究

1.2014年我国金融稳定评价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2014年我国金融稳定指数综合评价分值的分析，可以得出对整个金融体系的评价，主要包括：第一，从宏观经济方面来看，我国在2014年宏观经济稳定指数相对较低，这就说明我国宏观经济稳定保持在安全区域，这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态势很好有很大关系。第二，从微观层面来分析，我国银行业还处于一般稳定水平，国家对银行业的控制水平比较高。随着我国多家银行逐渐商事，银行金融机构会注重对其经营效益的控制，但是证券业和保险业却一直处于非稳定状态。第三，从总体综合角度来分析，我国金融在2014年处于非稳定态势，金融体系处于稳定阶段，这就说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比较好，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减其中的不稳定因素，但是我国在维持金融稳定方面还有很多可以改善的空间。

2.增强我国金融稳定的相关政策

首先，可以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框架来维持金融稳定，这是将各种维护金融稳定和防范危机的各种措施纳入到规范化轨道的重要途径，比如加强金融市场中各个经济主体的相互配合就是其中很好的措施。

其次，需要密切关注经济金融的运行情况，金融系统比较容易受到各种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并且这些因素一旦产生，对整个系统的运行就会造成很大影响，所以就需要根据我国国情来不断完善金融稳定评价体系。

最后，需要建立合理有效的存款保险制度，这是为金融稳定提供安全网，防止存款者对金融机构失去信心，从而维护金融稳定。

参考文献：

[1]杜希庆. 关于我国金融不稳定指标体系的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13.

[2]沈蕾. 金融创新背景下中国金融稳定性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12.

[3]曾得利. 金融稳定性评估模型及其应用研究[D].湖南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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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保险全球化进程

    (一)概要保险全球化是指保险业务的国际化和保险机构的国际化。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保险业国际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强,20世纪80年代末,北美和欧洲一直是世界最主要的保险市场。英美两国在寿险业务领域一直是最先进的国家,这两大保险市场所发生的任何变革,都对世界保险业产生重大的影响。然而到了80、90年代,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寿险发展以及新经营者进入保险领域,为世界人寿保险业带来新的生机。随着传统保险市场的成熟,人寿保险开始在日本以及其他亚洲国家蓬勃发展起来。此外,拉美和东欧地区也涌现出许多新的保险市场。市场重心的转移迫使传统市场中的人寿保险公司出于在全球范围内扩大经营的考虑,开始将目光投向新兴市场,购买这些国家的保险公司或是与他们开展联营,人寿保险业逐步成为全球统一的行业,并得到了迅速发展。80年代以前,很少有人寿保险公司购并事件。80年代以来,涌现出许多国内寿险公司之间的兼并与收购活动,以及涉及其他国家保险公司的跨境联盟、收购、合营。另外,许多寿险公司还购买银行、证券经纪公司以及财产保险公司。欧洲保险公司是世界国际化经营的领导者。英国保险公司早在19世纪初就涉足海外寿险市场,但直到19世纪后期,才开始大规模开发海外寿险市场,1922年海外业务占其寿险保险费收入的10%。目前,许多大型的欧洲保险公司都拥有大量的国际业务,许多保险公司的海外保费收入远远超过国内保费收入。以法国的安盛(AXA)和巴黎联合(UAP)为例,在1996年两者合并之前,他们的年度新增保费收入中的60%以上来自国外市场。随着1995年欧洲联盟进程的加快,欧洲主要国家已经同意创建一个涉及商品与服务的单一市场,其中包括寿险服务。依据欧洲联盟法律,在域内任何一国依法注册设立的寿险公司,都有权在欧洲联盟的其他国家销售寿险。然而,各国在一些领域中所存在的法规差异使得有关欧洲联盟国家认为,来自其他欧盟成员的保险公司拥有不公平的优势。这些领域包括注册资本要求、保险险种类型、寿险征税、社会保障体系等。在过去十年间,东南亚国家联盟(包括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是全球最具活力的保险市场之一。东盟各国经济和寿险业的发展处于不同的阶段,新加坡是其中最发达的国家。由于这些国家的人寿保险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者。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当地寿险业在1998年陷入低速状态,当年的个人新保单减少了21.8%,保费也比1997年少了一半,直到1999年才扭转局势。投资连结产品、定期存款、年金等是带动寿险业保险费回弹的主要因素,并预计会持续为寿险业的增长作出贡献。新加坡主要保险公司2001年上半年新保费收入的增长较快。银行保险业(bancassurance)是一个新崛起的分销渠道,并得到新加坡金融机构的重视。当地的华侨保险与大东方人寿合并后,将专门与华侨银行发展银行保险业务。该地区所具有的巨大的发展潜力吸引了来自美国、欧洲、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地区)为数众多的外国保险公司。新的竞争者带来了不同的经营方式,包括销售、险种设计、管理风格以及承保技术,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展望保险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可以预见:随着对外贸易壁垒的消除,全天候世界资本市场的形成,各国保险业将更多地通过兼并收购和利用战略联盟等外部方式进行重组,保险业的合并将会继续进行下去。

    (二)成功的范例——德国安联的全球化战略及其启示安联保险集团成立于1890年,1998年集团拥有的资产为3380亿美元,1999年保险费收入523亿美元,是德国第一大保险集团,资产排名世界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安联一直在追随着海外的德国顾客,并于1950年在巴黎建立了第一个海外分公司。安联向全球扩展的行动直到70年代才展开。今天,安联的目标是将所有业务都拓展至世界,在亚洲,安联已经着手实施合资和收购。位居财富500强的企业中有47%都是安联的顾客。在全世界范围内,安联是为数不多的能够为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工业公司提供真正的全球化、全方位服务的保险公司之一。安联在1998年1276项国际业务计划中,有400项在保险业居领导地位。安联中央协调与分部自治之间的平衡,体现了安联超越疆界的经营理念。据2001年4月2日消息:德国保险业巨人安联集团收购德国第三大银行德累斯顿银行。购并前,安联集团已拥有德累斯顿银行20%的股份,这次购并,安联集团将支付216亿美元,以每股47.81美元的代价购买德累斯顿银行其余80%的股份。安联计划在今后几年将德累斯顿的投资银行部在股市上市。安联完成购并德累斯顿后,将拥有2000万顾客和超过900亿美元的市场价值,成为世界第四大金融集团。安联集团正在向实施统领世界市场的目标迈进。安联全球化的成功经验表明,在实施全球化战略时,应充分注意以下几点:(1)充分发挥被收购企业的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安联已在世界六大洲的68个国家设立了分部、合资企业以及办事处。在其国际扩张中,安联十分注重充分发挥被收购企业的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注重发挥原有企业和品牌的良好效应,一般对被收购企业原来的高级管理人员不作大的调整,从各方面保证并入公司发挥自身优势。(2)资产管理全球化与保险业务的全球化并重安联在进行保险机构和保险业务的全球化和扩张中,也将资产管理扩张到世界范围。据1999年11月的新闻报道,安联有意将资产管理定为核心业务之一,同意以33亿美元的价格购买加利福尼亚的Plmco顾问股份公司70%的股份,这笔交易使安联掌握6500亿美元的业务,成为世界第六大资产管理公司。安联资产管理的经营策略是在集中投资量和开发核心产品时,将整个世界看作一个“投资整体”;在分析形势和设计产品时,视世界没有地理疆域界限之隔,只有不同工业的划分,认为真正的附加价值在于能够凌驾于地区界限之上,对不同的公司进行比较,在收集全世界范围的信息的基础上,安联资产管理产品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谨慎而有序的过程,即使有些分支成员改变责任范围,也不会影响到整体的连贯性。在良好的管理之下,集体往往比个人更有效率。安联把适用于全世界的产品比喻为汽车制造的“平台”,为适应不同的市场而装配不同的部件。(3)保证国内市场在创新中发展保证国内市场在创新中发展是实行国际化的基础和保证。在国内,应根据市场发展情况,积极拓展业务。安联针对人口老龄化给德国社会带来的压力,积极拓展寿险、健康险业务。寿险和年金产品作为德国寻求国家退休金的附加产品,受到人们的欢迎。同时、安联也涉足于企业出资的退休金产品,除了向享有公司补贴的雇员直接销售产品外,也提供等同于自筹资金的公司退休金计划的再保险的寿险保单。(4)建立全球化的银行保险联盟安联现有地位的获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同银行建立战略性的伙伴关系。安联注重通过合作形式建立和加强银行保险业务,即作为入股合作方。这方面的举措包括在德国I阳银行持股将近2096,与意大利银行Unlcre6jto共同在控制波兰Pekao银行的一家财团持股2%。安联还参与了法国银行保险合作伙伴CreditLyonnais的私有化进程,并与AGF联手共同掌握这家银行中最大的股份(约6%)。(5)运用多种方式转移经营风险安联除利用传统的再保险外,还通过创新方法进行风险管理,例如1999年年初发行的总数为1.5亿美元的巨灾债券。 

篇6

关键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related literatures,this paper sums up 10 affective factors of household financial assets allocation.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this paper analyzes affective factors in the portfolio choice of bank products,securities and insurance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methods of factorial analysis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Some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on the basis of the result of positive analysis and have actual application value.

Key Words:household portfolio choice,influencing factors,empirical research

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9)10-0025-05

家庭金融资产是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的重要依据。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庭金融资产在整个金融资产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在宏观经济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为实现“保增长、扩内需”的宏观经济目标,鼓励家庭进行合理的金融资产投资,引导家庭金融资产流向,对于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债券、股票、基金、保险等金融产品的不断发展,家庭金融资产的投资选择行为也变得日益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内外文献综述及述评

在2006年美国金融年会上,Campbell提出将家庭金融(Household Finance)作为与资产定价、公司金融等传统的金融研究方向并立的一个独立的新研究方向,指出家庭金融是研究家庭如何选择金融工具去实现差别化财富目标的问题。目前关于家庭金融的研究已成为金融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前沿领域。

现有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研究经济特征、生命周期、人口特征等因素对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二是对“有限参与”之谜的解释。Heaton和Lucas(2000a)在研究中引入工资机制,分析发现家庭的工资收入与股票收益之间高度相关,具有高背景风险(Background Risk)的家庭对风险资产的投资很少。Guiso等(1996)使用意大利的数据发现较高的工资收入风险与较低的风险资产持有相关。Yoo(1994)使用SCF(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的三个独立年份的截面数据分析资产配置中的年龄效应,发现家庭投资股票的比例在职业生涯中增长,在退休后下降,形成驼峰形状。Iwaisako(2003)对日本家庭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Heaton和Lucas(2000a)的研究却发现年龄曲线通常是下降的。Agnew(2003)、Iwaisako(2003)、Shum和Faig (2006)在研究中考虑到了人口统计特征,认为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都会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对于家庭在不同金融资产尤其是风险金融资产的“有限参与”状况,主要是从投资偏好、投资情绪、交易成本等方面给出相关解释。Gusio和Paiella(2005)通过实证发现投资于风险资产的比例随着风险厌恶程度的增加而减少,并且风险厌恶人群投资风险资产的比例要低于风险偏好的人群。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4)研究发现对外界社会、金融机构等信任度高的家庭更情愿投资风险资产。Hong、Kubik和Stein(2004)考虑了社会互动,认为家庭会受身边所交往朋友和其他群体的影响,进而做出类似的资产配置。Cocco等(2005)指出持有风险资本是有参与成本的,包括风险资产交易时对资金的最低门槛要求,交易的固定成本,对风险投资品的评估所需要花费的时间、精力等。

国内由于缺少类似SCF、FRS(英国金融资产调查)等专业调查数据,家庭金融的研究发展缓慢。早期基本是利用宏观经济统计数据进行相关金融资产总量与结构方面的研究(谢平,1998;龙志和、周浩明,2000;臧旭恒、刘大可,2003)。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通过宏观数据采用一定的统计方法推算家庭金融资产的总量和结构数据进而展开相关研究(李建军、田光宁,2001;袁志刚、冯俊,2005;骆祚炎,2007)。然而估算所得数据与现实存在巨大偏差,在家庭金融研究方面使用宏观数据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所得结论不断受到挑战。史代敏、宋艳(2005)较早注意到微观数据的重要性,利用2002年的调查数据展开了相关研究,但他们并未注意到不同类型家庭资产选择行为的差异。邹红、喻开志(2009)通过问卷调查数据,用统计描述的方法研究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特征,统计分析的最大不足是没有控制住其他变量的影响。王宇、周丽(2009)通过问卷数据分析了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影响因素,但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相对落后,可供选择的金融产品较少,加上农村居民对不同金融工具的认识程度不高,除储蓄存款外,其他金融产品的参与度非常有限,所得结论的适用范围有限。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1)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进行实证分析的文献在国内还相当匮乏,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发展。(2)目前众多研究将研究主体定位在个人投资者,对于家庭的金融投资分析却很少涉及。(3)随着收入的增加,保险等保障支出作为一种新的金融消费需求日益受到家庭的重视。Li(2008)指出对于家庭来说,购买保险与大部分资产科目的选择是直接相关的,Lin和Grace(2005)利用美国SCF统计数据发现不同的生命阶段对保险有不同的需求,保险的保障功能在家庭资产选择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现有国内相关家庭金融投资的文献却很少涉及保险投资。本文以家庭作为研究主体,在借鉴行为金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风险偏好、信任度、投资者预期、投资者情绪等行为变量考虑到家庭的投资决策中,分析家庭的金融资产选择行为。考虑到城镇家庭的金融资产选择更加多样,其金融资产选择行为更具代表性,因此研究将调查样本限于城镇家庭,以江苏南京的抽样调查结果作为实证数据来源。本文将家庭金融资产按照风险――收益大小进行归类,遵照王广谦(2002)的划分标准,分别从货币类产品投资、证券类产品投资、保障类产品投资三个方面展开,分析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

二、数据的收集与检验

本文研究中所涉及的各变量数据是通过在江苏南京的专门问卷调查收集的。调查的概念量表在设计时参考了“北京奥尔多投资咨询中心的投资者行为调查”、李心丹等“个体投资者问卷调查”等已使用的成熟量表,以及江苏省统计公报,于蓉(2006),王冀宁、李心丹(2003)等的研究结论。问卷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家庭结构的调查,主要收集家庭投资决策者的人口统计特征以及家庭人口等基本信息。第二部分是关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状况的调查。第三部分是关于家庭经济状况以及投资者行为的调查,同时为了有效发现实际调查中随意填写等情况,还专门加入了“验证题”和“测谎题”来帮助剔除无效问卷①。

(一)问卷的实施与回收

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样本主要集中在各区人口比较集中的证券公司、银行、保险公司及商贸区,时间是从2008年12月―2009年1月,2009年2月―2009年3月完成数据的清洗工作和编码录入。清洗工作主要是删除异常值以及利用问卷中的“验证题”和“测谎题”来剔除明显乱填的无效问卷。对部分问卷中缺失值的处理方式是:第二部分缺失的直接归为无效问卷,其他部分缺失涉及研究变量在5项以内的用众数填充法补充,超过5项的归为无效问卷。最后经汇总统计,共发放问卷520份,回收334份,回收率64.2%,最终共获取有效样本290个,回收有效率为86.8%。有效样本的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

从表1的样本特征可以看出,样本中家庭投资决策者多为男性,并且年龄主要介于31―40岁之间。受教育程度大多在大专以上,大专以上学历的超过50%。另外,被调查的家庭多是三口之家,并且有35.17%的家庭月收入在3000―5000元之间。总体来说,样本的抽样结果基本服从正态分布的特征,抽样结构是合理的。

问卷中每个观察值对应一个家庭。对家庭的理解遵循于蓉(2006)的定义,认为家庭包括一个经济上独立的个人或者夫妻以及经济上依赖于个人或夫妻的其他成员,并且假定被调查者对整个家庭的投资状况是了解的,对家庭投资决策者的基本特征是熟悉的。此外,认为未婚的个人投资者是家庭人口为1的特殊家庭投资决策者,忽略其中的个人与家庭的差异性,认为其个人的金融资产选择行为与家庭的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具有一致性。

(二)调查的信度分析

选用克朗巴哈(Cronbach)系数测量条款的内部一致性来评价数据的可信度,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 为量表中题项的总数,为第题得分的题内方差,为全部题项总得分的方差。由于该系数主要适用于观点、态度等问卷式的信度分析,一般认为信度系数不能低于0.5,如果信度系数达到0.8,说明调查结果是非常可靠的。本文主要使用信度系数来测度调查问卷中家庭经济状况、投资决策者的信任度、投资者预期等调查结果的可靠性,通过SPSS17.0分析得出克朗巴哈 信度系数为0.634,说明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变量的测量结果是可信的,能够满足后续研究的需要。

三、实证研究

(一)变量的选择和模型的构建

本文研究目的是对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因素的作用程度和显著性进行实证检验,分别从货币类产品投资、证券类产品投资、保障类产品投资三个方面展开,界定投资为“1”,不投资为“0”。在借鉴同类文献结论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假设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结果是家庭投资决策者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投资的风险偏好、信任度、投资者预期、投资者情绪及家庭月收入、年结余等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即,其中表示居民的投资选择行为,是影响居民投资选择行为的因素, 为随机干扰项,具体变量的选择见表2。在实务中当遇到因变量是虚拟变量等非连续变量时,使用传统的回归分析会产生严重的误差,无法进行合理的假设检验,此时可用Logistic回归来进行分析。在本研究中以P表示家庭选择某类金融资产的概率,取值在0―1之间。(1-P)为不选择的概率,将P作Logistic变换,即可构建Logistic判定模型:

其中 (n=1,2,3)分别指家庭在货币类产品投资(Monetary)、证券类产品投资(Securities)和保障类产品投资(Insurance)三个方面选择的概率。通过极大似然估计(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可以找到家庭资产选择与各个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

(二) 实证分析

由于Logistic判定模型对于多重共线性非常敏感,当变量相关程度较高时,样本的较小变化将会带来系数估计的较大变化。为了消除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影响,文章实证部分首先使用因子分析法将变量按照相关性进行分类,提取公因子作为相关变量的替代变量。在计算因子得分的基础上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家庭金融资产在货币类产品、证券类产品、保障类产品三个方面选择的影响因素。

1. 因子分析。使用SPSS对10个影响因素进行KMO检验和Bartlett球度检验,结果显示解释变量之间的KMO检验值达到了0.582,Bartlett球度检验值为563.414,显著性概率为0,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根据因子分析的结果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条件提取因子,最终选择了4个公因子,此时累计贡献率达到64.267%。由公因子方差比可知,除了信任度(Trust)共性方差接近0.5外,其他每个因素的共性方差都在0.5以上且大多超过了0.7,说明这4个因子能够较好地反映原各指标变量的大部分信息。经过因子旋转得到各个变量与公共因子的相关系数,见表3。

从因子载荷矩阵的结果看,因子1支配的因素有Age、Marriage、Education,反映的是家庭投资决策者的人口统计特征,命名为家庭结构因子(Factor1);因子2支配的因素有Income、Surplus,主要反映家庭的经济状态,命名为经济特征因子(Factor2);因子3支配的因素主要是Expectation、Sentiment,主要反映的是家庭投资者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感知状况及反应程度,命名为状态感知因子(Factor3);因子4支配的因素主要有Sex、Risk attitude、Trust,主要体现的是家庭投资者的行为特征,命名为行为特征因子(Factor4)。需要说明的是因子分析结果将性别(Sex)与风险偏好(Risk attitude)、信任度(Trust)等投资行为特征归为一类,表明了性别与风险偏好等投资者投资行为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性别影响投资行为,这在Agnew(2003)、Shum和Faig (2006)等文献中已经得到了证明。

根据提取的4个公共因子,通过SPSS可以计算各因子得分。在得出因子得分的基础上,再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此时的模型变为:

其中分别指家庭在货币类投资(Monetary)、证券类投资(Securities)和保障类投资(Insurance)三个方面选择的概率。

2. Logistic回归分析。根据因子分析结果,选取4个因子为自变量,分别从货币类投资(Monetary)、证券类投资(Securities)和保障类投资(Insurance)三方面进行Logistic回归,通过290个样本的分析,实证结果显示三个模型的统计值在0.05的水平下显著,并且模型的正确识别率最低的一个(模型3,Insurance)也达到了64.5%,显示各模型能很好地拟合总体样本数据,自变量对因变量能够进行较好的解释,回归结果整理如表4。

3. Logistic回归结果的说明。从模型1看出,对于货币类产品的投资,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经济特征因子(Factor2)和状态感知因子(Factor3)影响显著,而家庭结构因子(Factor1)与行为特征因子(Factor4)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家庭对理财产品、债券等货币类产品投资时,受家庭结构和投资者行为特征影响较小,而更多的是受家庭的经济状况和对宏观经济的预期影响。从回归系数可以看出,经济特征因子对货币类产品投资的影响为正,说明家庭的经济状况越好,投资于货币类产品的可能就越大;状态感知因子对货币类产品投资的影响为负,即当家庭对宏观经济预期越好时投资货币类产品的概率越小,而对宏观经济预期越差,反而越有可能增加对货币类金融产品的投资。这也与投资现实一致,当家庭对整个宏观经济持悲观态度时,他们就会收缩风险资产的投资,更倾向于投资债券等风险较少而收益固定的金融产品。

从模型2可以看出,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对于证券类产品的投资除了状态感知因子(Factor3)外,其他各因子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状态感知因子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目前家庭在进行相关证券投资时,对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预期不是决定其是否投资的主要因素,他们在投资时更多地考虑到家庭的基本特征、经济状况,受家庭投资决策者行为特征的影响显著。从回归系数可以看出,首先,家庭结构因子(Factor1)对证券类产品的投资影响为负,即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证券类产品的投资概率反而下降。年龄的影响效果得出与理财规划师建议相一致的结论: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庭应该减少风险资产的投资比例,而增加保障性资产的投资比例。这一结论与Heaton和Lucas(2000a)的研究结果一致,但由于研究模型的限制,没有发现Iwaisako(2003)等提出的家庭参与投资与年龄之间的驼峰关系;对于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效应,实证得出了与李涛(2006)相一致的结论,一个合理的解释正如李涛(2006)指出的那样,鉴于中国股市的不完善性,教育程度高的投资者更容易了解有关股票的市场信息和会计信息的虚假成份,对股票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有较清楚的认识,反而对证券的投资概率降低。其次,经济特征因子(Factor2)和行为特征因子(Factor4)对证券类产品的投资影响为正,表明月收入和年结余等经济收入状况是家庭证券类产品投资的基础,家庭的经济状况越好越有可能增加其投资证券类产品的概率。此外,股票等证券类金融产品的风险相对较高,家庭投资决策者的风险偏好水平以及对金融机构等的信任度将影响其投资风险资产的积极性,风险偏好水平越高,信任度越高其投资证券类产品的概率也就越大。

从模型3的结果可以看出,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对于保障类产品的投资,家庭结构因子(Factor1)和经济特征因子(Factor2)影响显著,而状态感知因子(Factor3)和行为特征因子(Factor4)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家庭在进行保险投资时,主要是受家庭结构和家庭的经济状况的影响。从回归系数来看,家庭结构因子(Factor1)和经济特征因子(Factor2)对保障类产品的投资影响都为正。分析其原因,首先,对于家庭结构因子中的年龄效应,再次得出了与理财规划师建议相一致的结论,即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庭会增加保障性资产的投资比例。对于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由于中国的保险市场目前还不发达,家庭对保险的接受程度是存在差异的,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其对保险作用的认识会更加深刻,其接受的可能性也提高,因此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投资保障类产品的概率也越大。其次,经济特征对保障类产品投资的影响效应与货币类产品、证券类产品的投资是相同的,因为经济状况是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基础,家庭的经济收入状况将直接决定家庭的整个可供分配的金融资产数量。家庭的经济状况好,其投资保障类产品的概率自然就会增加。

综合以上三个模型的实证结论我们可以发现,在众多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因素中,家庭结构特征因素是直接因素,其对家庭在证券类产品和保障类产品的投资选择方面有着重要影响;家庭的经济收入状况是基础因素,无论是货币类产品投资、证券类产品投资还是保障类产品投资都受到家庭经济状况的制约,并且家庭的经济状况越好,其在每一类产品的投资概率都会增加;家庭对宏观经济的感知和家庭投资决策者的行为特征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它们对整个家庭的金融资产选择行为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结论

本文基于微观调查数据对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进行Logistic回归,克服了已有研究中将年龄、受教育水平、经济状态等众多因素直接纳入模型无法控制自变量之间多重共线性的不足;研究结论丰富了国内关于家庭金融的研究成果,所得结论对于相关政策制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文章还有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地方:Logistic分析仅能得出相关因素是否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产生影响,对于详细的金融资产投资比例分配问题有待进一步分析。此外,一个模型只能对一项金融资产选择状况的影响因素作出判断,对于不同金融资产选择行为之间的交叉效应无法体现。相关问题将在后续研究中不断完善。

注:

①限于篇幅,对于问卷的具体内容在此不作介绍,若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参考文献:

[1]Agnew,Balduzzi&Sunden,“Portfolio Choice and Trading in large 401(k)pla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3,93:193-215.

[2]Campbell,J.Y.& J. Cocco,“Household risk management and optimal mortgage choice”,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3,118(4):1449-1494.

[3]Campbell,J. Y.,“Household finance”,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6,61(4):1553-1640.

[4]Cocco,J.,“Portfolio choice in the presence of housing”,Review of Financials Studies,2004,18(2):535-567.

[5]邹红,喻开志.家庭金融资产选择: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9).

[6]史代敏,宋艳.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05,(10).

篇7

关键词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审计监督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宏观调控，审计监督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

我国的市场经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是以国家宏观调控为前提的。由于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弱点和消极，特别是目前经济体制改革正在进一步深入，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市场发育不成熟，竞争规则不健全，财经法规不完备，人们对市场经济还缺乏全面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宏观调控和管理，不仅利用市场经济“无形的手”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同时利用“有形的手”加强宏观调控，以保证供求总量的平衡、经济结构的合理和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

宏观经济调控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它包括两大部分：调节和监督。执行调节职能的主要是计划、金融、税务和财政。他们通过国家计划、信贷、货币投放、税收政策以及财政支持等手段进行调节，保证国民经济协调地发展。上述部门在调节的同时，还通过其业务履行监督的职能。

目前，对市场经济运行进行监督的部门主要有：工商、财税、物价、统计以及各专业管理部门，以上多数是属于专业性监督。通过各自的专业对经济活动的某一方面或某一行业依法进行监督，所监督的仅限于分管的专业活动，还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审计进行再监督。审计在监督范围和关系上不同于其他经济监督，是具有独立性的综合监督。审计监督以其特有的方式在宏观调控体系中居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在我国经济监督体系中，审计不但同其他专业经济监督部门一样负有对企事业单位实施监督的责任，而且还要对各专业经济监督部门实行经济再监督，并为宏观调控提供审计信息，提出审计意见，供宏观决策参考。因此，审计监督是国家和各级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必不可少的手段，是宏观管理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通过加强审计监督维护经济秩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序经济，是法制经济，绝不是完全自由经济，也不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它需要完备的法律来规范和保障。首先是立法，制定或修订适合市场经济的法规制度，然后有关部门和单位贯彻落实这些法律制度。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项法规制度的贯彻，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是不可能得到切实贯彻的，法律也成了纸上谈兵流于形式。因此，必须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关进行监督，对执行好的予以肯定，对执行不好或违反的予以处罚和纠正，保证法规制度的正确贯彻。依法审计是审计部门的神圣职责，审计又是综合性的经济监督，对保证法规的贯彻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审计，可以检查法规的贯彻执行情况，保证法规的落实；可以把贯彻的情况和问题反馈给立法机关和管理部门，以改进立法工作和改善宏观调控。

审计是综合性经济监督，与其他专业监督比较，它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范围宽。监督的范围主要包括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他部门、国有金融机构和企事业组织等，覆盖的面很宽。二是层次高。不仅对经济管理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进行审计，而且对财政预算执行的情况和决算，国有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和损益，国有资产及国家建设项目进行审计监督。三是内容实。经济组织的财务收支，全面反映了它的经济活动和成果。这些特点充分说明了审计在各类监督中的重要性，是其他监督无法替代的。

审计的任务是监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审计的任务也将不断扩大，服务、咨询、公证的任务也将不断增加，审计对推进廉政勤政，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和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将发挥重要作用。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强化国家审计，并为宏观经济管理服务

我国的审计组织是由国家审计、内部审计和社会审计三部分组成。各审计组织在市场经济中担负着不同的职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对经济活动要从直接管理转到宏观调控上来。国家审计的主要职能转变到宏观经济监督上来。

国家审计监督为宏观经济管理服务，就是要将审计重点转向审计执法部门，对使用国家资金较多的综合管理部门和单位，通过审计监督维护国家财经法纪和经济秩序，促使合理的使用资金，讲求效益，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监督宏观调控措施的执行，并反映执行中的问题。监督政府部门贯彻勤俭节约的原则，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加强廉政建设。

国家审计监督在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培育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要突出抓好三个方面的审计。一是在促进加强宏观经济管理方面，应着重抓好财政、税务和金融机构等经济管理部门的审计，这些部门是执行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部门，通过预算、税收、信贷、利率等经济手段调节经济和市场。审计监督的任务就是规范他们的业务行为，使其按照国家的经济政策、经济法规、市场规则组织财务收支，以维护国家利益，保证政令畅通和国家资金的有效运用。对掌握国家资金较多的政府部门，以及有权收费、罚款和预算外收入较多的企事业组织作为必审单位，检查资金管理、分配、使用和效益情况，监督其遵守财经纪律，节约支出，加强廉政建设;对重点建设项目及技改项目投资进行审计，检查资金流向的合理性，防止资金流失，提高使用效益。对国际援款、贷款项目的审计，重点是监督各方面履行合同，督促资金及时到位和配套资金的落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二是在促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面，要深化企业审计，转向对企业的真实性审计。审计的重点放在对国民经济全局影响较大的国家财政给予补贴、上缴较多的以及在股份制企业国有资产所占控股地位的企业资产负债及损益。其他企业实行委托社会审计组织查证或内部审计机构审签的方法。对政府综合经济部门责任人、厂长(经理)要实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指导企业监事会开展监督管理工作。三是在促进建立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方面，要积极协助纪检、监察、财政、税务等部门对侵吞公有财产和采取偷税、抗税、行贿受贿、贪赃枉法等非法手段牟取收入者进行审计监督;要积极开展养老、待业保险基金审计，监督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和管理。

4大力发展社会审计是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社会审计是随着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第三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保护所有者的经济权益不受损失，市场经济秩序稳定、正常运转，客观地要求处于这种经济关系之外的客观公正的而又具有权威的独立组织，对其参与市场经济的各种经济活动予以证明，这个组织即是社会审计组织。它们的产生和发展，市场经济是必备的条件。市场经济的建立为社会审计发展提供了营养及其丰富的土壤，而社会审计为市场经济主动的积极服务关系，又起到了推动和促进其不断正常发育，维护其良好秩序的作用。社会审计业务活动范围十分广泛，不受地域、单位、所有制形式的局限，可接受政府、国家机关以及其他各种经济组织的委托，承办财务收支审计查证、经济案件鉴证、注册资本的验证和年检，提供会计、财务、税务与经济管理等各项咨询服务。

建立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商品市场、要素市场，而且还包括社会审计在内的咨询服务市场。只有社会审计组织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管理部门和监督部门才能将微观经济管理权限分离出去，实现职能的转变，企业才能在市场中得到必要的服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审计通过转变职能，弱化微观管理，工作重点转向宏观调控，过去由政府部门直接承担的大部分管理业务将逐步由社会审计组织代替。比如，对企业年度财务报表的审查，将由社会审计来查证和鉴证，逐步成为国家管理经济的一项法定程序。

建立并大力发展社会审计，标志着市场建设走向正规化。社会审计在市场经济中将起不可低估的作用：一是促进市场体系的发育和健康成长。在市场经济活动趋于频繁，市场事务急剧增多，社会审计能分担很大一部分市场中介、执行市场法规和市场监督工作，活跃和规范市场，从而成为市场体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二是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媒介。社会审计组织能够把触角伸及市场的方方面面，灵敏而准确地反映市场变化和趋势，把市场信号反馈给政府部门，有助于实现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三是增强各种经济实体的市场经济意识。社会审计立足于市场之中，各种经济实体易于接受他们的影响，从而逐渐增强统一开放、公平竞争、依法经营等现代市场经济意识。四是为经济组织之间相互信任提供保证。我国经济组织成千上万个，如何使他们在市场经济中顺利运行，信用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市场经济也可以说是信用经济。对涉及信用的一些问题，如企业的资产负债、财务收支是否真实，是否依法经营、依法纳税，是否信守合同、契约等等，需要有社会审计等中介机构为之服务，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并对企业提高经济效益提供咨询服务，社会审计可以大显身手。

5内部审计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供监督服务

内部审计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审计监督制度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对本部门、本企业、本单位的财务活动和经济管理制度进行审查、考核和评价，审查各项经济业务活动和会计资料、统计资料是否真实、正确、合规、合法并提出建议，帮助建立和完善各项财经制度，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和各项工作的开展，实行最有效的管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建设更加完善的经济，离不开国家宏观调控的指导，否则，市场经济将会出现一种无序状态，也不可能正确健康地发展。内审工作是国家对企业实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离开了内审工作，国家宏观调控的措施就难以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政府转换职能、简政放权，赋予企业更多的活力，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者。要达到这一目的，从企业本身来讲，首先要有一个好的内部环境。这一内部环境除了资金、技术、设备、劳动力资源等要素外，关键就在于要有一套科学的以自我控制为中心的内部管理。而内审工作正是实现自我约束的一个重要手段。没有内部审计，就无法实现自我约束。因此，市场经济越发展，内审工作就越重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内审监督是企事业单位中一种较高层次的监督活动。它既要对本单位中的生产、资金、成本、效益等诸方面进行监督，同时，又要为本单位争取市场、发展市场、提高经济效益服务。因此，监督和服务是内审工作的基本职能，在二者关系中，监督是手段，服务是目的，服务通过监督表现出来，二者相辅相承，密不可分。当前企业面临着转换经营机制的改革，使企业尽快走向市场，内审工作要根据企业面临的发展形势，根据市场变化，扩大内审功能，强化内部约束和内控力度，优化企业内部环境，促进内审工作与市场连接，企业与市场连接，保证企业能够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使生产经营行为合理化、科学化、现代化，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发挥内审的建设性作用。

总之，审计监督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通过加强审计监督，可以保证国家有关市场体系建设方面的政策、法规得以认真贯彻落实。可以打击违反市场规则和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从而保证经济活动公平竞争，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吴月文，黄秋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J］．经济纵横，2002（12）

2赵国栋．改进和提高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的思考［J］．财会研究，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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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复初教授长期从事财务会计与国有资产管理的理论研究，在科研上取得重要成果。郭复初教授在其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了国家财务理论（1986年）、财务机制理论（1986年）、大财务论（1983年）、本金投入产出论（1993年）和本金基金分流论（1997年）等具有创新性的理论。国家财务论，明确界定了国有资本与国家财政资金的性质区别，提出由财政统管国有资本的危害，主张设立独立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管理国有资本，这一原创性理论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有促进作用，为实际部门所采纳，并为后来学术界的“宏观财务论”和“财务分层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财务机制论，首次将财务的功能拓展到对微观与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为后来学术界的“财务中心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本金基金分流论提供了通过资金的分流控制规范政府各部门职能的政策建议，对推行公共财政和促使政府部门职能转变有重要作用。

郭复初教授的财务理论体系是由三大理论构成的，一是基本财务理论，二是国家财务理论，三是财务机制与财务调控理论。

基本财务理论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财务范畴本金之上。所谓本金是直接为商品生产和流通活动而垫支的货币资金，具有循环周转和增值性的特点。本金是资金中处于物质生产流通领域之中的部分，而处在物质生产流通领域之外的财政资金、保险资金只是货币资金而非本金。从本金这个范畴出发，郭复初教授把财务的本质描述为本金的投入与收益活动及其所形成的特定的经济关系。由于本金投入与收益活动的主体不同，国有经济财务包括国家财务、企业财务和个人财务等层次，前者为宏观财务，后者为微观财务。本金的投入与收益决定了财务的职能是筹资、调节、分配和监督。财务的本质和职能决定了财务管理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和本金扩大化。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和本金扩大化的理财目标，财务管理必须遵循计划性、真实性、责任性、权益性等管理原则，并运用一系列现代财务管理方法，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基本财务理论框架。

国家财务理论由五个具体理论构成：（1）国家财务独立论，包括国家财务存在的客观性、国家财务与财政的关系、国家财务管理体制的独立构建等内容。其中，国家财务和国家财政关系的合理区分是国家财务独立论的核心。（2）国家财务筹资论，包括国家财务筹资的主体、目标、渠道、方式和风险等内容。（3）国家财务投资论，包括国家财务投资的主体、范围、结构优化、项目评估、投资资金的使用效益以及投资风险的控制和考核。（4）国家财务分配论，包括国家财务分配的目的、内容、特点以及收益分配的结构和模式选择。（5）国家财务控制论，包括国家财务控制在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中的地位、调控的方式、重要经济参数的运用等。在这“五论”中，最重要的是国家财务独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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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市场;资本市场

货币政策在我国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央银行确立货币政策的目标、选择货币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中介指标,只是具备了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静态条件。它们之间以及与其他经济变量动态的相互制约和影响,即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问题,对货币政策的最终效果,同样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要使货币政策有效发挥作用,就必然要研究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问题。

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涵义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中央银行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直接或间接调节各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和金融市场的融资条件,进而控制全社会的货币供应量及信用总量,使企业、居民不断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达到国民经济新的均衡的过程。

二、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展

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是由货币政策变化引起的,并最终将这些变化渗透到宏观经济变量中去的连锁反应。20世纪80年代,传统的计划经济居于主导地位,政府主要通过控制现金投放和信贷规模来调节经济,是银行信贷渠道在起重要作用。进入90年代,中央银行根据变化的实际,适时出台相应的货币政策。从1993年开始,我国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有效地治理了通货膨胀,实现了国民经济软着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有效防止出现通货紧缩的趋势。从2003年开始,我国的经济又开始热起来,物价开始上涨,人民银行(2004)分析,我国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央行不断出台紧缩性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2005年,仍面临着潜在的通货紧缩和投资增长速度反弹的双重压力,因此,继续以稳健的货币政策为主。200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超越了日本,为缓解外汇储备过高的压力,央行采取加息等紧缩的货币政策。实践证明,货币政策导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种种客观因素的限制,货币政策尚未达到预期效果。因此,在目前美国次贷危机席卷全球的情况下,根据经济形势发展变化,深入探讨货币政策有效性,把握好宏观调控力度和重点,对于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因素

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能否顺利实现,传导过程能否畅通,除了中央银行要选择好政策工具、操作工具,以及准确地把握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时机和力度外,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一)经济形势大环境

货币政策是由宏观经济大环境决定的,为宏观经济形势服务。当经济活动旺盛时,货币政策传导速度也大大加快;当经济偏冷时,如出现市场疲软时,货币政策传导速度也大大降低。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大环境对经济主体的决策和投资选择影响较大,进而会影响到各类经济主体对货币流的态度,影响到货币政策传导的速度。

(二)金融市场体系

金融市场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媒介,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传导的基础。从货币政策工具到最终货币政策目标的这一作用过程中,都离不开金融市场的传递和衔接。可以说,没有健全发育的金融市场体系,就不会有完善有效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三)其他政策的协调与配合

各种经济政策有着各自不同的优、缺点,相对而言,货币政策着重于总量的调节和稳定物价水平,而财政政策则更多地表现在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方面。由于现实经济运行中经常出现的是多方面的失衡问题,因此,货币政策必须与其他经济政策有效地协调和配合,才能保证货币政策传导的畅通和有效。

(四)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权威

任何政策的传导和实施效果都与政策制订者和实施者的权威有很大的关系。中央银行是代表国家政府管理金融的机构,既是国家货币政策的制订者,又是执行者,同时还有对金融业实施监督和管理的职能。如果不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相当的权威,没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宏观调控体系,要想保持货币政策传导的畅通恐怕是很难做到。

(五)商业银行的结构

商业银行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对象和载体,它处于货币政策措施与国民收入、物价水平等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中间位置,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首先作用于商业银行,传导给企业和居民,进而影响国民收入和物价水平等经济变量。商业银行能否受中央银行的影响,调整信贷政策和货币供给量,对于货币政策是否顺利传导至关重要,而这与整个市场中的商业银行布局结构及各个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有很大关系。

四、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滞后使传导机制阻滞

在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及货币中介指标的运用,主要是通过国有商业银行的信用渠道来传导的,而在货币政策从商业银行总行向分支机构传导的过程中,由于市场化运作程度不强,导致货币政策信号被误解、扭曲和削弱,从而直接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近年来,随着金融监管力度的加强,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约束开始加强,但是,由于我国商业银行体制改革滞后,各商业银行仍然把存款业务作为主要工作,甚至为此搞不正当竞争;相反,对贷款营销重视不足,出现了“惜贷”的现象,使货币政策作用的力度减弱。

(二)利率管制阻碍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

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率水平应当由资金的供求关系决定。在发达国家,利率是市场化的,银行可以自行根据自身的实力、信誉和服务质量以及针对不同信用水平的客户确定不同的存贷款利率。而我国事实上实行的是利率“双轨制”:一方面,我国存在着由货币当局管理的官方利率,主要是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和央行利率;另一方面,我国还存在着主要由金融市场上资金供求决定的市场利率。我国对利率变化实行严格管制,利率变动不能真实反映资金供求变动情况,几乎起不到调节经济的杠杆作用。

(三)金融市场不发达,使货币政策的传导受到阻滞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必须依赖发达的金融市场为媒介。而我国金融市场很不发达,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与传导缺乏市场基础。

首先,国债市场和同业拆借市场不发达,造成利率信号失真。

其次,票据市场的滞后发展,主要是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汇票和本票比较少,票据市场的业务量非常有限,影响了再贴现的政策效应。

再次,资本市场发育不成熟,结构不合理,对利率变化不敏感,从而使货币政策通过资本市场的传导渠道被堵塞。

最后,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低,“先资本市场,后货币市场”的金融政策,使货币市场发展相对滞后,也使中央银行希望通过调控货币市场的基础货币投放来影响资本市场的愿望落空。

(四)微观基础理性化的欠缺制约了货币政策的正向传导和长久功效

政府部门、企业和个人等微观经济主体是货币政策传导的最终环节,其对货币政策信号的反应迟钝和配合不力,使我国货币政策的正向传导和长久功效都缺乏承载和依托,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企业体制方面。目前,很大一部分国企改制有问题,产权不明晰,盈利能力不大,偿债能力不高,造成了商业银行大量的不良贷款,加大了金融风险;另一方面,我国中小企业数量现有3000多万户,对GDP的贡献已达50%以上,提供了75%的城镇就业机会,对税收的贡献也占到40%多。在市场体制健全的社会中,市场这一“无形的手”应该将银行资金等资源按中小企业对社会所作贡献的比例合理配置给中小企业,但现实并非如此,中小企业由于资本不厚,财务制度的规范性不高,缺少贷款抵押和担保,从而使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基本被切断,传导效果无以承载。

第二,消费者个人方面。一方面,由于居民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和支出的预期性不断增加,因此不得不降低消费力度,抑制消费欲望,从而导致消费信贷发展不畅,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体系尚不完备,因此,面对正在到来的老年型社会,社会保障资金存在的巨大缺口,又会导致向中央银行持续性的变相透支,从而让货币政策的执行大打折扣。

(五)宏观经济环境欠佳,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已经开始好转,但是,整个经济尚没走出供大于求的困境,有效需求不足、市场饱和的症状,“消费无热点,投资无对象”的问题等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企业的负债率普遍过高,资信状况较差,商业银行不敢轻易放贷。

五、完善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对策

根据有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理论,结合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实际,对完善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出以下建议:

(一)继续积极推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提高其对货币政策变动的敏感性,实现商业银行的市场化运作

首先,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变单一产权为多元产权,建立起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的同时,大力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促进银行业的竞争。

其次,完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可考虑通过债转股、资产证券化和发行金融债券的方式增强银行的流动性和安全性。

再次,建立科学的信用评级制度,开拓银行贷款的业务范围,区别对待客户,既要争取高端客户,也要帮助成长中的企业。

(二)推进利率市场化,充分发挥利率渠道调控作用

利率是市场经济体制中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渠道。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商业银行对存贷款利率的定价权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核心问题,应逐步扩大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浮动范围,直至形成完全市场化的市场利率确定机制;建立合理的利率结构,合理的利率结构包括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间的资金利率结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利率结构;加强对利率市场化带来的货币运行状况的监管,建立有效的风险监测体系,增强金融政策的透明度。

(三)进一步加大引导,促进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共同发展,充分发挥金融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

1、在发展货币市场方面,首先要扩大货币市场的参与主体,尽快把众多的中小金融机构纳入货币市场交易范围,进行金融创新。其次要大力发展票据市场,充分发挥中央银行再贴现工具规范引导票据市场的作用,促使其健康发展。

2、健全资本市场体系。首先改革企业上市的准入条件,拓宽融资渠道。政府应减少对股市的干预,使股市价格能真正体现投资者对企业的发展预期起到投资导向使用。继续发展机构投资者,抑制资本市场上的过度投机,规范资本市场运作,引导理性投资,使资本市场信号作为国民经济晴雨表的作用可以充分发挥出来。

(四)完善金融宏观调控的市场主体,提高货币政策的效能

企业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最终对象,在我国,获得全社会信贷资金90%以上的国有企业,经过20多年的改革,风险意识虽然增强了,但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尚未建立,对宏观金融的调控信号,利率的变动仍然缺乏灵敏反应。因此,必须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实行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改革,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理性的市场竞争主体,提高对货币政策变动的敏感性。

参考文献:

1、曾宪久.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论[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2、孙明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实证分析[J].财经研究,2004(3).

3、何伟刚.西方货币政策传导理论的借鉴和启示[J].南方金融,2005(3).

4、谭祖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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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利率风险；利差损风险；风险价值

改革开发30多年来，中国的寿险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保费年收人不断增加，保费年收入从1980年的4.6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4927.3亿元，与此同时，寿险公司的数量也明显增加。从一家综合性保险公司增加到2005年底的93家(其中保险集团和控股公司6家，财产保险公司35家，人身保险公司42家，资产管理公司5家，再保险公司5家；中资保险公司42家，外资保险公司40家)。寿险业已经成为当今中国金融行业的一大亮点。但由于外部经营环境的改变，特别是金融市场与经济因素的连动反应使寿险公司、消费者的行为发生了改变，使我国寿险业存在巨大的潜在风险。寿险公司是经营风险的企业。寿险公司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着许多风险，包括实际死亡率超过期望死亡率，投资资产的质量可能恶化使实际收益率低于期望收益率。实际费用率超过期望费用率，其他公司可能发明出更为有效的经营方法，市场利率的变化导致的损失，等等。按北美精算师学会(SOA)的分类，寿险公司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资产风险(指因寿险公司的债务人不能按期偿债或保险公司投资资产市价的下降而引起的资产贬值带来的风险)、定价风险(指定价不足以弥补死亡率或伤残率恶化等带来的风险)、利率风险(是指由于利率变化的不确定性导致现金流量的不确定性，从而影响公司经营的稳定性，最终影响偿付能力)和经营风险(指公司经营过程中遇到的一般商业性风险，包括社会、法律、政治、技术等方面)。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利率风险，传统的精算定价理论假设：利率是确定的，即精算师在定价过程中采用确定的保单预定利率，但事实上利率具有随机性，从而会引发寿险定价利率风险。而利率风险中寿险定价利率风险更是长期困扰我国寿险公司的问题。

寿险定价利率风险是指寿险资金实际收益率与保单预定利率之不利偏差引起的亏损的可能性。寿险定价利率风险是威胁着寿险公司盈利能力和寿险经营稳定性的一大风险，其发生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利差损．即通常所说的保单利差损风险。利差损是指寿险公司实际投资收益率低于人寿保险产品的定价利率而产生的亏损。由于人寿保险业务一般都是长期性的，因此，寿险公司从在保单中承诺了保证最低投资收益率的那一刻起，利率风险就如影相随了。寿险产品是应付不确定性而产生的，本质上属于金融类产品，利率始终是其定价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之一。设计保单时的精算考虑，在技术允许的条件下已经极大地量化了，比如，生命表中的不确定因素，通货膨胀率，以及根据大数法则得到的各种保险风险的出险率。只有预期保险基金投资收益率这一项由于未来市场利率风险千变万化。精算假设所采用的利率，不管是监管部门统一确定的定价利率，还是根据银行存款利率、通货膨胀率、投资收益率的历史情况，兼顾未来经济发展水平确定的利率，都只是一种假设性的利率。由于寿险产品的长期性，这种假设性利率就不可避免地会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受到市场利率上下波动的影响(在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这一现象将是明显的)。寿险公司未来现金流量自然极大地受利率变化的影响，因而利率风险在寿险公司未来经营中的影响绝不可等闲视之，需大力加强管理寿险产品的定价机制。

保险的实质是依据大数法则集合风险、分摊损失。通过订立合同的形式，保险人一方面从多数投保人处收缴保险费，作为未来给付保险金的准备金而留存在保险公司内；保险费率是保险人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收取的每单位保险金额的保险费，也就是保险的价格。一般人寿保险单的毛保费(也叫总营业保费)由纯保费和附加保费两部分构成。纯保费用于保险合同规定的特定责任损失的补偿和给付，按我国的方法，还包含保险公司承担风险责任的一定报酬(即为保险公司的利润)。纯保费依据预定利率和源于生命表的预定死亡率来计算。附加保费用作弥补保险公司经营服务所耗费的各项费用(包括管理费、佣金手续费等)以及风险安全加成。其中，安全加成用以补偿死亡率及市场等的风险。保险精算原则是保证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任意时点上，保险公司的所有收入与其所有支出的价值的期望值相等(因为所有收入与所有支出均是随机变量)。计算贴现过程中所使用的贴现率就是预定利率。可见，预定利率是决定保单价格的重要因素，可以说，预定利率是寿险公司对在签单时一次收取或分次收取的保费负有的保障的最低收益率。如果其他因素不变，预定利率越高，保费越低，保险成本越高；反之，预定利率越低，保费越高，保险成本越低。按精算等价原则(在合同成立时)：

纯保费的计算公式：纯保费精算现值：保额精算现值

毛保费的计算公式：毛保费精算现值=(1+附加费率)x纯保费精算现值=保额精算现值+附加费用精算现值

可见，单位保额有效保单的毛保费称为保险费率／不同的投保年龄的保险费率一般不同，单位保额一般定为l(xx)元，并且是随预定利率而定的，而预定利率大小是由保险资金的投资收益率决定的，而投资收益率又是随市场利率而定的。并与寿险公司投资的范围及投资结构有关(对非传统保单，例如，投资连结产品，没有限定预定利率，所以其保险费率是不定的)。因为人寿保险契约的长期性，从安全性出发，有必要将预定的长期投资收益率定得比较保守。避免中途因资金运用收益下降而对已生效保单提高保险费。一般选择在长期内即使一般利率标准下降也经受得住的标准线作为预定收益率，即保单的预定利率或称保单信用利率。长期寿险产品的保险期限太长，要对未来这么长时间内资金运用收益进行准确预测几乎不可能，一旦利率发生较大波动时，则固定预定利率保单的预定利率的“不恰当”可能给寿险公司带来预定利率风险。“预定利率风险”是指由于预定利率设定不当。致使寿险公司的投资收益率可能低于保单预定利率，而使寿险公司发生损失的可能性。在分红保单和万能保单等投资类保险产品中因规定有最低保证利率，如果最低保证利率设定过高也会存在预定利率风险。人寿保险责任准备金是保险人为将来发生的债务而提存的金额，是保险公司的负债。作为责任准备金保存起来的储蓄保险费在进行资产投资使用时，会产生利息分红等收入。其中，大部分作为以预定利率为基础的利息转入责任准备金，从其金额中减去进一步进行资产运用所需的费用，剩余部分就是利差益(若不足，则产生利差损)。

利差益(损)：(资金实际收益率一预定利率)×责任准备金总额=实际利息收入和红利一按预定利率应收的预定利息

资金实际收益率-2×利息及分红收入／(期初资产+期末资产-利息及分红收入)

保险公司会计核算利差的计算公式是：

利差益(损)=本年度利息收入-[预定利率×(年初责任准备金+纯保费-满期给付-死残给付)／2]-本年度提存的差益返还金

由上述公式可见，利差是由于保险资金投资收益率和预订利率之间的差异造成的。利差一定时，在保单有效期内，随着责任准备金(寿险公司的负债)提取的积累，利差也同时增加。当寿险公司业务达到一定规模，较大的利差损可能会严重影响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甚至导致其破产。寿险实务中，寿险公司要通过运用保险基金投资来保证公司的偿付能力。在费率精算厘定中，精算等价原则本来就考虑到了准备金的积累增值，且保险市场激烈竞争导致的费率降低(预定利率升高)，因此，承保业务亏损更要求保险投资来弥补。对利差准确的把握应为寿险资金实际收益率或寿险公司内部收益率与保单预定利率(保单信用利率)之差。这是因为：

1直接决定寿险经营利润大小的是资金实际收益率而非市场利率。

2从数值上说，虽然寿险资金实际收益率与市场利率有很大的关联性，但二者却不尽相等。寿险资金实际收益率不仅受市场利率高低的影响，对寿险公司而言，实际收益率的大小还受本公司资金运用方式、投资组合方式以及宏观法律调控对寿险资金运用的限制等各因素的影响。如果寿险公司对其资金通过了良好的运作，其投资回报率会高于市场利率。

3市场利率是保险人确定保单预定利率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目前我国寿险市场来说，由于寿险资金运用渠道和中国利率市场化的限制，我国寿险保单预定利率与银行存贷款利率的相关性很强。本文中提及的利率风险并非通常所说的市场利率风险，是指寿险公司实际投资收益率风险。寿险定价中的利率也是指寿险公司的实际投资收益率。

我国定价利率风险的形成既有宏观经济形势变动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寿险企业内部经营方面的问题。寿险定价利率风险形成的客观原因指的是引发其形成的社会经济环境方面的原因。宏观经济形势起伏不定，银行存款利率下调，寿险业务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宏观经济的大环境，我国寿险产品定时，对于保单预定利率的假定，主要以银行存款利率为参考对象。银行存款利率的下调成为引起我国寿险定价利率风险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寿险定价利率风险形成的主观原因指的是寿险公司内部经营及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

(1)根本原因：盲目追求业务规模；

(2)直接原因：寿险产品定价利率设定不当；

(3)间接原因：经营体制存在弊端；

(4)政策原因：监管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