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时间:2023-12-27 17:4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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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幼儿;中华文化;感恩意识;培养
中图分类号:G65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5-0083-03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绵延五千年而不绝。在五千年灿烂的文化中有既有中华民族坚强不屈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有勤劳智慧开拓创新的品质。尤其是在辉煌灿烂的文化中流传下来的感恩意识,更具有时代价值。因为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家长对家中的“独苗”宠爱有加,导致众多幼儿感恩意识缺失。正如哲学家荣格所说“幼儿有两张门神的面孔,一张面向着人类的过去,一张面向着人类的将来”。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也曾经说过:“良好的情感是在童年时期形成的,如果童年蹉跎,失去的将无法弥补。”而这种童年时期感恩的缺失也将给幼儿未来一生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一、中华文化有利于幼儿感恩家庭意识的培养
古语云“孔怀兄弟,同气连枝”,家庭关系中同辈关系要求兄弟之间要相互关心,彼此气息相通,如同树枝相连。家庭是这个社会大系统中最小的一个单位集合。家庭的安定和谐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今天的幼儿是明天国家的主人,幼儿现在的成长直接影响着未来社会成员的精神状态和面貌。
正所谓百善孝为先,在众多中华文化所提倡的感恩美德之中,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所倡导的最基本的感恩美德。《诗经・小雅》里曾经这样提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孝的源泉是爱。是子女给予父母的爱,这是人类最朴素最自然的情感。“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意”“忠孝两全”“上书救父”“哭竹生笋”……在中华文化之中有着众多关于感恩的故事。难以设想一个对父母都不心怀感恩的人会在发达之后回报社会贡献国家。
中华文化感恩故事的背后是告诉幼儿要尊重、孝敬父母。兄弟姐妹之间要相互关爱谦让,目的只是给幼儿以正确具体的认识,帮助幼儿理解感恩,使幼儿产生良好的情感,并非是让幼儿学习传统文化故事中具体人物的行为。在中华文化的感恩美德中,传达给幼儿的正是这种对父母天生的感激意识,在意识到恩情难忘的同时增强自我完善的意识,并且让处于学前期的幼儿逐渐接受好的熏陶,养成良好的感恩美德。
1.有利于幼儿感恩父母养育意识的培养。我国古代圣贤的典籍之中有诸多此类的记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这句句诗行里蕴含的是浓浓的母爱深情,父母是幼儿的第一任老师,是幼儿来到这个世上最先接触到的人。中华文化中感恩美德有着许许多多关于孝敬父母、赡养父母的感人故事,中华文化中孝道的理念一直是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唱和歌颂的。
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专门的比较和论述中认为:较之于西方文化,中华文化更加重视的是关于孝的文化。一个人只有爱自己的父母才有可能去爱周围更多的人,进而去热爱自己的祖国。想激起幼儿感恩父母的行为,首先要做的就是培养感恩父母的意识,中华文化中诸多感恩的题材与内容正切合了这一要求。
2.有利于幼儿感恩回报父母意识的培养。“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古文典籍中记载东汉人黄香,九岁的时候就知道孝敬父母,冬天用自己的体温替父亲暖被窝,这是一种自小的习惯陶冶。父母授予我们生命,予我们以教养,在中华文化中有许多具体的内容是教给幼儿如何孝敬父母知恩图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正是由于有了父母的结合才有了下一代的一切,对父母的感恩是人性之始。故曰:百善孝为先。所有家庭成员都以孩子为中心固然不可取,但感恩也并不是要让孩子对家长只有遵从。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历经传承经久弥新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变迁会衍生出更多常读常新的内容,这才是中华文化的魅力。
感恩孝敬父母乃是做人的良心和准则。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是一回事,意识到之后能够知道回报父母是另一件事。中华文化为幼儿感恩美德心智的发展、感恩美德自我的完善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中华文化的感恩美德内在伦理规范决定了这一点。
3.有利于幼儿完善自我感恩意识的培养。中华文化中把“孝悌”放在了完善自我之前。《三字经》中表述:“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识某文”,这其中所要传达的是孝悌父母,友爱兄弟是做人的基本道理,能文会算是做人的本领,德才兼备的人是这两点都能做到的感恩之人。
幼儿最初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年龄较小的幼儿往往以自我为中心的,幼儿最初的评价也源自于外界对自己的评价。中华文化中诸多有利于幼儿感恩意识的故事,幼儿可以从中汲取养分充实自己。儿童教育家蒙台梭利认为儿童在人生的初期阶段有着特定的吸收性心智,幼儿特有的吸收性心智,不断从周围吸收知识和经验,以达到自我完善的目的。幼儿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幼儿素质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中华文化感恩意识所传达给幼儿的内容有利于幼儿的感恩美德完善,有利于幼儿提高自我的感恩能力。
二、中华文化有利于幼儿感恩师长意识的培养
在中华文化蒙学典籍《弟子规》中常有尊敬师长、内外孝悌的教诲。良好的生活教育要从小培养,“称尊师,勿呼名,对师长,勿能见”,对师长的尊重在中华文化中细化到生活中小的细节。孟子曾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孔子也曾经对他的弟子说过“弟子入则孝,出则悌”,尊师重道一直是中华文化中所提倡和倡导的感恩美德之一。不论结草与衔环都是一种投桃报李的感恩态度。
1.有利于幼儿对知识尊重意识的培养。“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是中华文化感恩师长思想的具体表述。师长所传递给幼儿的多是做人的知识与道理,感恩师长则尊重师长所传递的知识,使幼儿在成长的早期阶段就有一个感恩人际关系的概念。教者,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对教师的重要支撑是对知识的尊重,中华文化本身就是正在传承中的知识。
对教师的尊重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人类智慧和文化的尊重。因为教师是人类智慧和知识的传承者。正是在师长的引导之下才开始了对人类知识、人类文化的系统的学习,幼儿感恩师长、尊重师长反映了幼儿对尊长背后知识的尊重。知识是人类文化和智慧的结晶,人类的生活经验大部分来自于间接的经验,而这种间接的经验则是人类知识的结晶。对知识的尊重同时也是对人类本身的尊重。
2.有利于幼儿对知识的正确理解。要培养幼儿创新意识和创造精神,就要对知识感恩。程门立雪、孟母三迁,中华文化里有着许多感恩佳话。知识之所以能成为知识,是因为在历史发展中作为知识的任务,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对知识进行正确的理解,不是对先人智慧和经验的否定,而是对中华文化更好的传承。
曾有人根据孔子教诲而编写成了一本关于人们生活规范的幼儿读物,在其中具体罗列论述了弟子在家出门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该恪守的守则与规范。其中有诸多关于尊师重道的感恩规定,充分发挥感恩意识,发扬中华文化中感恩美德,以助于幼儿感恩意识的养成。
3.有利于幼儿良好人际关系的建构。只要一个人还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他就必然要投身于各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之中。人际关系是处于这个社会当中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投身其中的。中华文化有着许多的为人之基、处事之要,这些为人处事的、机要的感恩功能,就是促成良好人际关系的要素。人,除了是自然万物中的一员的身份之外,还是一个社会人,在自己的背后有一个庞大的社会关系网,在作为一个自然人的同时,还充当着不同的社会角色。
幼儿只有在正确把握好为人处世机要的感恩基础之上,才会更好处理人际关系,幼儿期是处于人际关系形成的关键时期,进行良好的感恩教育,对幼儿终生的发展意义重大。中华文化中认为人要感恩的观点,诸多典籍中记载的关于为人处世的道理,都将影响幼儿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三、中华文化有利于幼儿感恩自然意识的培养
在古代蒙学典籍《千字文》的开篇就说到: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在如今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上,人类正面临各种严峻的考验与威胁,各种各样的污染随处可见。在漫长的物种进化史上,人从自然界中脱颖而出,成为当之无愧的“万物之灵”。但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人来源于自然又依存于自然,人永远是自然的组成部分,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以及人自身的在生产都是以自然界存在和发展为前提条件的。对自然的感恩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品德,更是一种意识。中华文化有利于幼儿对自然生命有一个更好的理解和认识,可以让幼儿对生养人类的自然产生更深的感恩。
1.有利于幼儿对自然生命规律感恩理解和认识。在这样一个不断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似乎必然伴随自然资源的损耗。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爱弥儿》的开篇这样说的:“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都变坏了。”自然生命本身有着客观的规律,一旦破坏这种规律对自然本身以及人类世界都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
其实早在几千年前的中国古人就这样论述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感恩规律:“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我们的先人早在千年之前就认识到了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提出了许多诸如“取物不尽物”“取物顺时”的生态伦理感恩观念。中华文化中有着遵从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感恩伦理,这种感恩伦理在今天看来对人类更好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2.有利于幼儿感恩自然意识的养成。自然孕育人类,只有在热爱自然的感恩前提下,其他一切保护自然珍惜资源的意识才会落到实处。在中华文化中有着许许多多热爱自然讴歌河山的感恩内容,历代文人墨客也都乐于欣赏并且讴歌祖国的感恩自然美景。对于这些传统文化精髓的学习,对于处于年龄阶段较小的幼儿来说,对其感恩自然意识的培养尤为重要。
人类的生命源于自然,生命的发生发展与自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感恩自然就应该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对自然融入点点滴滴的感恩之情。时值当下流行的“低碳”生活,已经成为人们倡导和提倡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的背后就是对自然的一种深沉的感恩。生命源于自然,自然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生命感恩的教育。
3.有利于幼儿珍惜生命意识的养成。“盖此身发,四大五常,恭维鞠养,岂敢毁伤。”在传统文化中就连人的身体头发皮肤都被认为关系着世间万物自然的规律,不能毁坏损伤它们,生命很显然就被提到一个更高的感恩地位。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均把对生命的感恩提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这是古人给我们饱含深意的教诲。中华文化中教给我们的是一点一滴,从小事做起的感恩态度。珍惜自己的身体,珍惜自己的生命,不到最后时刻决不放弃自己的生命,生命是珍贵的,同时生命也是脆弱的,一旦失去,永不复生。每个人都要热爱自己的生命,感恩自己的生命,把更多的爱给更多的人。
当代社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关于生命与尊严、生命与价值问题也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由车祸、溺水、跌落、烧烫伤、中毒、窒息、自杀、他杀等意外伤害造成的非正常死亡已成为危及儿童的首要原因。据调查:全国每年约有1.6万名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相当于每天消失一个班。在这样一个“生命教育”被提到一个很高高度的时期,幼儿阶段对珍惜生命意识培养更显得尤为重要。珍惜生命,这也是中华文化所传达给幼儿的感恩意识。
大教育家罗素曾经说过,教育当一个人把所有知识都忘却之后,心底能有所触动,教育也就成功了。中华文化传承至今,至于其中的感恩成分并不是教给幼儿学习古人“卧冰求鲤,事必亲躬”,而是给幼儿一种精神的启发,理念的传达胜于形式的输导。当幼儿在获得别人的帮助之时能有所感激、感动、感恩,这样中华文化才能成为幼儿感恩意识培养的源泉。
参考文献:
[1]王立山.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北京:中国文艺出版社,1994.
[2]张锡生.中国德育思想史[M].长春:吉林出版社,1993.
[3]吴春明.关于“感恩”与“孝亲”的思考[J].中国德育,2006.
[4]黄人颂.学前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5]刘金花.儿童发展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篇2
关键词:香港 高中语文 文言文 中华文化
一、研究背景
一九九零年香港中学中国语文科教学目标重订,中国传统文化受到重视,新的中国语文科课程纲要,教学目标提及要“籍着本科的教学,启发学生的思想,培养学生的品德,增进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并加强学生对社会的责任感”。1二零零一年,香港课程发展议会推出中国语文新课程,将“中华文化”定为九大学习范畴之一。时至今天,三年制新高中的《中国语文课程评估及指引》(后面皆简称《指引》)仍然延续了这九大范畴,“中华文化”的学习目标和层面等基本理念和指引并没有多少改变。但是考虑到无论是教材、学习方式、考试模式等却有了种种改变,那么最近三届的新高中学制毕业学生,他们的中华文化学习成效如何;特别是从文言篇章学习中能够获得多少等等,这些应当是我们需要掌握和讨论的。评估文化学习成效可以以《指引》中华文化范畴的学习目标为准则,包括“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对中华文化进行反思”、“认同优秀的中华文化”、“在生活中体现优秀的中华文化”。本文将针对调查的第一手资料结合上述提到的“认识”、“反思”、“认同”、“体现”四项目标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形成调查报告。
二、研究方法及样本情况
本次研究的对象是2012-2014年度期间的三届香港新高中毕业生,研究采用了问卷调查法。填答问卷的对象为分布在内地及香港不同类型学校的在读大学生、大专生及在职青年。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90份,回收有效问卷82份,回收率91.1%。调查数据的统计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一位。
三、调查结果统计
我们通过几种表格得出下面的结论。
1.认为学习文言文的重要程度的结果是:14.6% 非常重要;41.5% 重要;29.3% 比较重要;11% 不重要;3.7% 非常不重要。
2.认为通过学习文言文,能培养你了解中华文化的兴趣的结果是:9.8% 非常重要; 56.1% 重要;12.2% 比较重要;18.3% 不重要;3.7% 非常不重要。
3.认为通过学习文言文,开阔了眼界,看到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优秀民族文化的结果是:11% 非常重要;52.4% 重要;18.3% 比较重要;12.2% 不重要;6.1% 非常不重要。
4.认为通过学习文言文,体会其中所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形成一定的文化底蕴的结果是:11% 非常重要;56.1% 重要;9.8% 比较重要;17.1% 不重要;6.1% 非常不重要。
5.认为通过学习文言文,对于文言作品中的中华文化,你能敢于发现的结果是: 6.1% 非常重要;47.6% 重要;30.5% 比较重要;14.6% 不重要;3.7% 非常不重要。你能敢于承认的结果是:6.1%非常重要;47.6% 重要;26.9% ;比较重要 18.3%;不重要 2.4%;你能敢于反思的结果是:7.3% 非常重要;50% 重要;26.8% 比较重要;15.9% 不重要;3.7% 非常不重要。
6.通过学习文言文,了解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令你有一种民族自豪感的结果是:9.8% 非常重要;52.4% 重要;14.6% 比较重要;18.3% 不重要;4.9% 非常不重要。
7.通过学习文言文,增强了对民族文化的认同的结果是:7.3% 非常重要;67.1% 重要 7.3% 比较重要;12.2% 不重要;6.1% 非常不重要。
8.通过学习文言文,能够身体力行,继承和发扬传统美德,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结果是:6.1% 非常重要;46.3% 重要;19.5% 比较重要;23.2% 不重要;4.9% 非常不重要。
四、现状及原因分析
《指引》指出“认识是认同和反思的先决条件。学生学习中华文化,宜首先丰富对中华文化的认识,然后培养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反思。”2这样有了多方面、多层次的掌握,学生才能正确把所学习的内容在生活中体现及运用。
(一)认识
调查显示,(调查结果1)超过85%的学生认同学习文言文很重要,(调查结果2)认为通过学习文言文能培养你了解中华文化兴趣,选择同意类选项的(包括同意和极同意)共有65%。可见学生认为对重要性的肯定和兴趣是学习的关键,也对文言文和中华文化之间的紧密关系是有认识的。“认识”是最基础的,文言文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其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是作为由古代传递中华文化至今天的重要载体。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畅广元提倡“文学文化学”,他从广义文学的文化观念和人文视野出发来探讨文学:“文学既是一种复杂的人文现象和文化现象,又是独特的艺术现象和审美现象;它既植根于广泛的文化结构中,关联着人类的文化精神、文化心理和文化人格,有着普遍的文化品格和文化属性,又依存于特定的语言形态和美感形式,关联着人类的情感、心智和形象,有特殊的审美品格和属性。”3显而易见的是,文言文并非简单的由一堆文字符号砌成,而是可以通过学习它使学生认识其中承载的中国数千年辉煌灿烂的文明和文化。
(调查结果3)通过学习文言文,开阔了眼界,看到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优秀民族文化,选择同意类选项的学生共占63.4%和(调查结果4)体会其中所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形成一定的文化底蕴基础,选择同意类选项的学生共占67.1%,可见学生对于“认识”这一层面还是给出肯定的答复的。文言文是从古代流传下来文学作品材料,也是作为一种文化信息高度密集的文化产品,当中包含的中华文化的价值是最古老,也是最深厚的。《指引》对中华文化的学习内容给出的指示是“文化素材俯拾即是,例如生活习惯、语言文字、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至日常生活见闻和体验等,都可以是文化学习的材料。”4而引论到学习文言篇章,我们在发挥其语文教育工具性的同时,也应该积极挖掘当中蕴含的文化属性,如传统风俗、哲学、社会、宗教等属性。文言文是古人用简洁的文字,概括出对人文、哲理、社会、自然等的感知,表现了作者和时代鲜明的价值观、审美观和世界观等等。语文教育需要引导学生解析它所蕴涵的文化信息,探讨其中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对认识中华文化,对民族认同有着极重要的作用。
(二)反思
《指引》在反思层面给出的阐释是:“文化反思,指的是对中华文化进行反省和思考,体察中华文化的优秀面和不足之处,从而产生荣辱与共的民族感情。透过反思,可以让学生更深入认识中华文化,更乐于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优秀传统;至于传统文化中的不足之处,也敢于承认,勇于改进。在反思的过程中,同时也要让学生了解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比较异同,取长补短。”5也就是说反思是通过思考中华文化中的正、负面材料在今天仍否适合、应否遵循和其存在价值等等,也就是要思考如何“取其精华,去除糟粕”,通过反思有助学生深入学习和了解文化。(调查结果5)通过学习文言文,对于文言作品中的中华文化,你能敢于发现、承认、反思,学生选择同意类选项的分别占53.7%、53.7%和57.3%,可是选择未能确定却有不少,分别占有30.5%、26.7%和26.7%,从这样结果可以看出学生在反思层面并不是做的很好。究其原因,香港文凭试考试报告对此给出了答案。在2012年文凭试报告中提到:“读书如交友,经典和名家的作品乃是良师益友,和古人神交,令我们可跳出时代的限制,了解不同文化思想的源流和得失,才可以提升个人评鉴和论述的能力。读书读得通,没有捷径,只有靠平日积累。除了多看,还要多想。古人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意即深入思考,有不明白的地方,再看一遍,直到把表里内外也弄清才罢休,如是者日复日、年复年,自可累积一定的文化知识,再慢慢锻炼思维能力,育成个人见解。”6也就是说对于文化反思,学生要抱着时时学、处处学的心态,学习古今经典名篇及诗文佳作,沉浸x郁,含英咀华,以巩固语文基础。综合来说,学生需要加强阅读经典名篇,当中文言篇章就是一种很好的范本,学生可以以此作为学习的切入点,掌握其中的文化内容和内涵,探讨当中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解析它所蕴涵的文化信息,而且不停留于认识层面,尝试深入探究这些文化内容背后的价值和形成原因,经过思考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把握文化精髓,正确把所学知识应用于不同的生活范畴里。
(三)认同和体现
在“认同”层面,《指引》给出的阐释是:“文化认同,指的是对优秀的中华文化产生欣赏和思慕之情,例如欣赏国家的风俗习惯、传统美德、河山风貌、科技成就,为古今文明而感到自豪。”7。(调查结果6)通过学习文言文,了解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令你有一种民族自豪感,选择同意类选项的共占有62.2%。(调查结果7)通过学习文言文,增强了对民族文化的认同,选择同意类选项的共占有74.4%,可见大多数学生认为他们能够从文言篇章的学习中,认同当中体现的优秀民族文化,产生归属的意识,从而对民族文化感到自豪。文言篇章是古人思想的精辟体现,其中的中华文化内蕴十分丰富。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它广泛的内涵包括具有智慧的哲学宗教思想和道德伦理体系、也有闻名世界的文学和艺术形式,还有流传至今的节日庆典和生活方式等诸方面。语文本身就是文化的重要一环,承担着传承文化的角色责任,语文教材中文言篇章内容则是中华传统文化内容的复合体。这些传统文化与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严格来说就是我们民族生活的“根”,需要自觉地去认同和体现优秀的民族文化。同时,我们对文化的认同并不是盲目地认同,要经过认识和反思,去其糟粕,只有正面的部分才会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
在“体现”方面,《指引》在中华文化范畴的教学原则中要求学生在生活中学习并体现优秀的中华文化,比如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传统美德。8(调查结果8)你能够身体力行,继承和发扬传统美德,弘扬优秀民族文化,选择同意类选项的共占52.4%,而未能确定的则占19.5%。要思考的是只有大约一半学生认为他们现在能够身体力行身体力行来传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而选择未能确定的学生却占了五分之一。在这里,以分析朗文版香港高中语文教材的结论为例来探析一部分原因,朗文版中的10项文化教材都有“认识”的作用,但是其他层次的学习意义就少得可怜。有“认同”成分的3项,具“反思”成分的只有2项,“体现”成分则一项也没有。9也许,现行的语文教育对于促使学生能否进一步承担民族文化的承传责任这方面做得并不足够,而教材及教学对于文化认识的层面仍然停留过多,在“质”和“量”上均欠缺深入的反思和认同层面的设计,并且忽略文言篇章作为民族文化重要载体这样一个角色的存在。而另一方面,即使有了认同,也不一定就能够体现出来。无论是教材还是学校教学,在对于文言作品的学习应当有合适的引导和切实可行的实行设计考虑,联系现实生活条件,正确指引和帮助学生能够身体力行实践和运用。
五、建议
结合以上调查及分析的结果,笔者对香港中国语文课程从文言篇章中学习中华文化范畴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需要更明确中华文化的学习目标。香港中国语文课程本身以范文教学为主,目标模糊,划一的语文课程没有顾及学生的学习差异,直接影响教与学的效率。中华文化是语文教育的核心,为了培养学生对文化的认识与反思,以及对中华文化产生认同感,课程应着重培养学生以客观的态度学习中华文化,且结合香港的特殊背景,学生须懂得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并对世界各国文化持开放与接纳的态度。为此,应该注意落实学习目标,并与语文课程规划、学校教学与教材选编等方面紧密配合。
第二,增加文言文文化学习的广度。中国语文课程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教育,经典文言篇章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而被选作传教材,更应利用此优势,充分结合与其他范畴的共同学习,以收一材多用之效。然而现行教材往往忽略文言篇章作为文化学习的优势,忽略引导学生思考篇章的深层意思和文化意涵。对此,无论教材还是教学,应该加强利用文化学习的广度,且考虑内容与当今社会的密切程度,联系学生的实际生活,发挥有效学习的作用。
第三,加强文言文文化学习的深度,特别是对“反思”及“体现”的学习层面。教材方面,配合课程标准选取以富有道德内涵和情感素质的内容为主,篇目需文质兼备,能够提升学生人文情怀和审美能力,包括不同主题、作者、文类、朝代等作品,能照顾不同能力、兴趣的学生。教学要能连系学生生活经验,深入认识中华文化的价值,使之成为终身受用的有用知识。课程不仅抓紧课内,反思文化观念及传统价值在今日社会的意义,“功夫在诗外”,也要注重于课外,如设计让学生可以在生活中实践所学的活动,同时兼顾语文学习的思想感情和文化意识,丰富学生的人生经验,发展个性和才能,达到文化学习的目标和意义。
六、结语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这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着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来推进。”10中国语文课程盛载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文化,并具备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和责任。笔者希望能够透过此次研究,深入了解学生对从文言篇章学习中华文化范畴的看法,以此作为切入点为语文教育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中国语文教育一直是我国包括港澳台地区不断进行改善的必修课程,在时代信息迅速发展的今天,除了引导学生认识中华文化,也要加强“认同”、“反思”及“体现”,在细细品味文言文中感受民族文化,结合课程目标和规划,提高学生学习中华文化的能力以及成效。
注释:
1.课程发展议会(1990):《中国语文科中一至中五课程纲要》,香港:政府印务局,1990年版第9页。
2.课程发展议会与香港考试及评核局(2007):《中国语文课程及评估指引(中四至中六)》,香港:政府物流服务署,2014年版第17页。
3.畅广元:《文学文化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4.课程发展议会与香港考试及评核局(2007):《中国语文课程及评估指引(中四至中六)》,香港:政府物流服务署,2014年版第16页。
5.课程发展议会与香港考试及评核局(2007):《中国语文课程及评估指引(中四至中六)》,香港:政府物流服务署,2014年版第17页。
6.香港考试及评核局(2012):2012年香港中学文凭试中国语文科考试报告及试题专辑,2012年版第136页。
7.课程发展议会与香港考试及评核局(2007):《中国语文课程及评估指引(中四至中六)》,香港:政府物流服务署,2014年版第17页。
8.课程发展议会与香港考试及评核局(2007):《中国语文课程及评估指引(中四至中六)》,香港:政府物流服务署,2014年版第18页。
9.第二届全国教育教材语言专题学术研讨会:邓城峰:《香港高中语文教材的文化学习分析》,《第二届全国教育教材语言专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8年版第24页。
10.罗常培:《中国人与中国文.语言与文化》,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篇3
关键词:文化生活;整体性设计;思考
2016年12月26日,江苏省常州市中小学秦春华名师工作室第二次教研活动在江苏省武进高级中学举行,笔者作为工作室的成员抛砖引玉,首先上了一节公开研讨课。由于本人执教的高三文科班《文化生活》一本书刚复习完,而我们的研究主题又是基于核心素养的整体性教学设计,于是笔者将这一节复习课的主题定为《文化生活整体性设计》。
三维目标的整体性设计
这一节课的设计思路包括四个环节:视频导入;走近高考;思维导图展示;学以致用。笔者在整体性教学理念的引领下,通过视频、案例、设问,给学生创造生又惫鄣慕萄情景,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组织学生在课堂上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探究相关问题,生生互动、师生互助,共同营造和谐、宽松、民主的气氛。整堂课在三维目标的实现、教学内容的整合、课堂提问的设计和教学情境的选择等都较好体现了整体性教学设计的理念。
2001年6月7日国家教育部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当中的三维目标不仅关注了学生知识与技能的发展,而且关注了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学生学习过程和学习方法,更重要的是关注了更深远、更本质的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发展。要实现整体的教学目标,教育者必须考虑到三个维度的教学目标。本节课中,笔者通过学生自主梳理知识框架,形成思维导图,培养了学生概括、整理和提炼知识的能力,通过24节气申遗成功宣传片让学生感悟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增强了民族自豪感,树立起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最后在学以致用环节,讲到“最美”精神可以替换为我们当地的武进精神、阳湖精神等时,通过武进近几年来获得的各个重量级的荣誉称号的图片展示,让学生感受到家乡的美,润物细无声地将身边的地方资源整合进教学内容的同时促进了学生情感的升华。
教学内容和课堂提问整体设计
《文化生活》共四个单元,第一单元“文化与生活”从社会与个人的角度看文化的影响,基本形成正确的文化观,为整个教材的展开论述奠定基础;第二单元“文化继承与创新”从传播、继承与创新三个方面,横向与纵向两个角度了解文化发展的一般过程;第三单元“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两个方面把握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第四单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从如何认识先进文化与如何建设先进文化两个方面展开,最后落脚到把握先进文化的方向,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总的来说,四个单元可以划分为两大板块:关于文化的一般知识与中华文化,从一般到特殊。课前笔者安排学生根据教材结构自主构建知识框架,上课时让学生分别上台展示思维导图或框架结构成果。
提问作为课堂教学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启发式教学的基础,已经成为联系师生双边活动的重要纽带。高中政治课堂提问的艺术,不但可以让学生更好地记住教材的知识点,而且通过启发思考可以培养学生综合、概括、归纳、分析问题的能力。在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能否根据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水平以及课文的具体内容,恰如其分地设置问题,有理有据的解决问题,直接影响到高中生文化水平提高和思维能力的培养。笔者在课堂上出示“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材料后没有直接提出问题,而是让学生从《文化生活》角度,设置一个问题,并给出答案。遵循问题设计的整体性原则,除了老师向学生提问外,还要让学生自己根据老师提供的材料编问题并给出答案,重视培养学生的提出问题的能力,学生的问题意识才会增强。
情景选择的整体性设计
教学情境是在教学过程中,教育者根据教学的需要创设一种与教学内容相适应的具体材料或场景,其目的就是要引起学生的情感体验,激发学生兴趣,帮助学生正确理解教材知识,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情境的选择要重视整体性原则,《文化生活整体性设计》这节课首先实现了教学资源多样化,具体包括教师提供的24节气申遗、江苏高考真题、武进精神、孝道文化等地方资源;还将教师提供教学资源与学生提供学习资源相结合,课堂上,学生不仅将自己设计的思维导图上台展示,还将小组讨论设计的问题和答案进行展示,为整节课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笔者非常珍惜这次上课、评课的机会,评议会上工作室的每位成员都积极发言,提出自己对本节课的独到看法,时时激起思维碰撞的火花,并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参考文献
[1]赵浩岭;新课程背景下高中政治教学的基本要素[J];基础教育参考,20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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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有没有古文本?学术界似乎没有争议,一般都认同今天我们所习见的《周易》文本,相传就是传自汉代费直的古文本《周易》。对此,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陈居渊教授在《周易文本的早期形态:古文本周易复原》一文中指出,今本《周易》与费氏《易》固然有传承的渊源,事实上并无确凿的证据证明费氏《易》就是古文本《周易》。同时指出,费氏《易》虽不是古文本,但是不等于说没有古文本的《周易》。而作者也尝试在研究先贤研究成果和出土文献的基础上复原出一部完整的古文本《周易》。长期以来学术界存在两个共识:一个是哲学产生于宗教,另一个是《易经》为卜筮之书,属于迷信,而《易传》才是义理之书,属于哲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郭沂教授在考察《周易》经传思想演变的结果后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在其《从自然易到道德易而形上易———试论三代文化与〈周易〉的成书》一文中认为,除宗教外,哲学更有其理性的源头。进而指出,不管是见于《易传》的孔子形上易,还是见于八卦的伏羲自然易、见于《易经》的文王道德易,尽管各部分都有卜筮的作用,但皆属义理之学。山东大学法学院武树臣教授在《从古灋字的形成过程窥测〈易经〉的成书年代》一文中则试图从古“灋”字的形成过程窥测《易经》的成书年代。文章指出,箕子的“眀夷”被西周人所吸收,而“有亡荒阅”的“周文王之法”是一种殷商所无的新法,需要加以固定和推行,于是就产生了“灋”字,进而推测《易》成书当在西周初期。另《周易·系辞传》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对此,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李锐先生在《〈周易〉与周文王关系补论》一文中通过论证指出,《系辞》此处使用“乎”,应当不是表疑问语气,而是肯定语气,这段话只是在正面陈述《易》之兴在殷末、周初的中古时期。故而,《易传》并没有怀疑《易》与周文王之间有关的意思,只不过是后人对“乎”字的理解有误而已。
二、《周易》的文本结构与言说方式
准确解构《周易》文本,解读《周易》的言说方式,不仅是准确解读《周易》的需要,更是当下挖掘和阐释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一个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需要。来自香港教育学院的郑吉雄教授在《〈周易〉诠释方法再检讨》一文中,首先略述欧洲诠释学传统的特性,指出荣格《周易》诠解的论点的限制。接着藉由“诠释之环”的概念,说明经典诠释的一种通性现象在于“经典”与“诠释者”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环”,我们若能承认此“环”的存在,即不能否定《易传》解经的有效性。该文说明了《易传》体例的精严与多元,并藉由《易传》对“象”的解释,从“具象”与“抽象”两方面讲述“象”的两个向度,进而反思《周易》卦爻辞的阅读方法。文章认为,应该放弃“故事”式的理解,时常透过离析卦爻辞不同的部分来了解它对于具象意义与抽象意义的引申与诠释。这样阅读,一方面可以对经文原文原旨有较为准确的掌握,另一方面也可以充分了解引申义中具有创造性的新价值所在。总之,要阅读《周易》经文,就要用正确的态度,适当地参考《易传》之说。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周易研究中心主任周山在《〈周易〉的文本结构及其言说方式》一文中谈到,《周易》是一部帮助人们决疑解难的思维工具书,而卦象爻象、卦名卦辞爻辞是这个类比推理系统的核心部件,同时也阐述了解读爻辞的基本原则。文章指出,《周易》卦象爻象是以具有阴、阳类属性的爻画构建而成的“符号集”,因而具有“以象尽意”的特点,以具有象意特点的自然语言构成的卦辞爻辞,其演说方式也禀承了汉文字的特点与语言表达方式,选择譬喻,完成其“明象”使命,而这种以譬喻为主要特点的言说方式训练、规范着炎黄子孙的思维实践,逐渐形成了注重类比的思维定势。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刁生虎在《先秦象喻言说及其生成机制———以〈周易〉〈诗经〉及诸子着作为中心》一文中分别从《周易》为代表的象征传统、《诗经》为代表的比兴传统、先秦诸子为代表的寓言传统等诸多传统中证实象喻的创制与实践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先秦文化的鲜明特征和突出现象。不仅如此,文章还进一步论述了先秦象喻言说的生成机制,指出先秦象喻言说形成的内在思维是“象”思维,而“象”思维作为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思维方式,来自于中华民族特定的生存条件和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基本文化观念、思考和行动的基本程式和方法。具体说来,天人合一、言道悖论与汉字基因是形成先秦象喻言说的文化渊源。台湾高雄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黄忠天教授在《〈易经〉〈诗经〉象征义涵与两书互动关系比较研究———以动物为观察对象》一文中则对二书中的动物象征义涵进行会通互动的比较,不仅欲了解其象征义涵并比较其异同,更尝试藉由会通以逆溯二书字里行间的原始奥义,希冀开拓易学与诗经学研究的新途。64卦的卦名是《易经》的中心内容之一,自《象传》《彖卦》《说卦》《序卦》,直到当代学者,从卦象、卦德、卦位、卦义方面的研究者不绝。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杨端志先生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杨贺女士的《六十四卦名考释》一文则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词汇学、语义学角度,对64卦名进行考释。文章指出,《易经》的卦名虽不像《墨子》《荀子》中的篇名,但是具有篇题的性质,当是对卦象、卦爻辞、义理等理解的关节点。需卦是比较特殊的一卦。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副教授李尚信先生在《〈周易〉古经需卦卦爻辞新解(初稿)———兼谈卦象分析的方法》一文中讲到,我们之所以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完全读懂这一卦,恐怕主要原因就在于还没有弄懂它的复杂取象。文章指出,需卦是以据险而居的所在作为场景,以涉险涉渡和守险守渡为双方,自外而内来展开对需待之道的解释。卦辞总说涉险涉渡本身,初、二、三爻讲待涉待渡的问题,四爻讲待守的问题,五爻讲饮食以待作的问题,上爻讲待客的问题。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蓝甲云教授《论〈咸〉卦与古代巫医及针疗》一文对《咸》卦爻辞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咸卦之名来源于巫咸,咸既是古代的砭石或砭针或箴,同时含有阴阳感应之意,并且咸也指古代的十大巫师巫咸。文章对《咸》卦卦爻辞做出新的解释,根据大量的古代文献,从文字起源发展角度和巫术巫医文化背景、卦象角度进行了分析说明和论证。最后得出结论:《咸》卦具有三重意蕴,历代易学家对此卦的解释只是阐明了一种意蕴而忽略了其余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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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国际汉语教师;跨文化能力;文化间性
中图分类号:G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5-0140-05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给人类发展带来巨大契机的“全球化”就一直被学界视为一个核心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全球化格局在初露端倪之时就与各种不平等挂钩。在21世纪的当今,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互相依存、互相关联。倘若彼此之间无法建立和谐的、互惠性的跨文化关系,弱势文化将难以生存和发展。人们面临的文化危机,并不仅仅是文化权力的博弈,更是交流的深刻无奈,是刻板印象的加剧。是对外来强势文化的追捧和对己文化的不自信。而文化自主“走出去”。体现的不光是一种文化自信心,更是一种积极且理性的文化态度,是全球化时代对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一、以人为核心:文化走出去之关键
中国的文化版图每一天都在发生变化。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和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受到了史元前例的挑战。当人们意识到这种变化在全球化时代成为常态之时。文化危机感也与日俱增。如今我们率先向国际社会传播的是一种纯粹的中华民族文化,它既包括传统文化之精髓,也有现代社会和谐治理的主张。但倘若把握不好传播这种纯粹性文化主张的分寸和方法,便会遭遇他者的抵制――我们眼睁睁地看见他者对我们这种带有善良愿望的文化传播活动进行”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解读,却束手无策。
国内学界对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意义多从“软实力”的角度来进行论述,这意味着进入21世纪之后,国际关系和权力的博弈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人们征服世界的切入口从硬实力转向了以文化为武器的软实力。日本学者青木保先生虽然十分看重文化软实力理论,却对当今愈演愈烈的“文化政治化”趋势提出了自己的担忧。他认为,现代国家、社会和人类应该以“异文化的理解”为基础。充分意识到“多元主义”的重要性,并沿着“协调”和“友善的说服”的路线前行。让文化充分发挥“第二自然”的作用。若想对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均衡与协调。则需要以一种“摈弃了意识形态对立的思维模式来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并在某种程度上“遵守或必须达到”文化传播的“世界模式”。
虽然学界―致认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需要通过双向的交流和对话来完成,而非单主体、单向度、单声道的“三单式”自我宣传。可问题是,这种“双向”的传播模式到底该如何从理论落实到实践中去呢?互联网时代造就了新的全球传播格局,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和关系建构的方式。学界对大众传播渠道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却逐渐忽视了恰是不容被忽视的人类传播活动之核心的人际传播。从传播效果和影响力来看。以交往和对话为基础的人际传播更加注重文化主体间的互动过程以及意义的创新与重构,是影响最为直接且经得住考验的一种传播方式。也就是说,愈是回归到“人”的层面,愈能落实从单向宣传到双向交流的转向。这种以人为交流主体的文化传播也因其真实性和互动性而更具说服力。
以英国、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几乎都将其语言文化传播机构视为本土文化国际传播与交流的重要载体,中国的孔子学院也在这股国际潮流的影响下应运而生。然而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其关键还是要立足于人。文化的对外传播。远非向他者描述异域文化的某种代表性之物或是讲述异域文化的一个新奇故事那么简单,除了意义的“给予”之外,还强调意义的“获得”,更强调意义“表征”的方式。如果说语言作为一种文化,总是最先走出去的,那么自全球第一家孔子学院成立之日起,汉语国际推广就担负着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使命。而完成这一使命的国际汉语教师,作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传播主体,应该是最优秀的当代中国人之代表,并在这个传播活动中处于最核心的地位。
以人为核心的跨文化传播,需要传播主体良好地构筑个人的文化魅力和跨文化能力。需要以一种基于个人跨文化认知的多元视角以及基于个人跨文化能力的行为方式。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关系建构的过程中起到一个桥梁作用。从广义的视角来看,这里的“人”既包括中国人也包括外国人,既包括局内人也包括局外人。既包括既有的传播者也包括潜在的传播者,比如传播内容的受众。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受众往往兼具兴趣导向和理性导向,特别对于那些将汉语作为一种理性学习的外国人来说。虽然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并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其母文化根基,但他们对中华文化持有的兴趣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并且,其日渐增多的文化认知和交流体验很有可能使他们在今后成为中华文化的言说者和传播者。因此,主客分离的思维方式显然是不利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充分考虑和正视我们和他者之间互为主体的关系,才是更长远的战略眼光。而国际汉语教师。作为承担和实施这一重要使命的核心主体。首先需要成为一个真正具有文化魅力和跨文化能力的人。然后才能在教学活动与交流活动中去感染他者、对他者实施影响。双方主体在此基础上共同创造出来的具有融合视角的文化意义。正是我们所期待的文化传播内容;而当这些文化的他者也变成了中华文化的言说者和传播者。并在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构建和谐关系、达成互惠性理解的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之时,以孔子学院为载体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传播模式即达到效果的最大化。
二、国际汉语教师的文化观对文化走出去的影响
国际汉语教师在世界各地进行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活动,被置于一个非常典型的多元文化教育情境之中。―般来说,学生的文化背景越丰富、差异越大,该课堂的多元化程度就越高。反之亦然。对文化传播效果产生影响的文化因素,既包括宏观层面上的任教国社会文化和制度文化,也包括学生个体的文化和次文化认同。另外,教师的多元社会文化身份及其在任教国完成跨文化适应的情况。也对传播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班克斯将多元文化情境中的跨文化教师分成了四种类型:“内部-局内人”、“内部-局外人”、“外部-局内人”和“外部-局外人”。具体到本研究,由中国外派至世界各地的国际汉语教师均来自任教国社会的“外部”(即中国),这种以地理和法定身份为依据的划分一般是固定不变的;“局内”和“局外”则是基于文化视野和文化价值观的划分,“局内人”持有本土(任教国)文化视野,“局外人”持有外部(即中国)文化视野。据此,从中国远赴世界各地的国际汉语教师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外部-局内人”(outgide-insider)和“外部-局外人”(outside-outsider)。前者了解、接受甚至推崇任教国的文化价值观、信仰和行为方式等。后者则基本上和中国主流的文化价值观、信仰和行为方式保持一致。
需要注意的是。影响语言和文化国际传播有效性的因素除了教师自身持有的文化价值观之外。更重要的是教师所持有的跨文化视野、态度和能力。具体来说,多元文化教育情境中的跨文化教师来自于该地区的“内部”还是“外部”(地理上的划分),持有“本土文化观”还是“外部文化观”(文化观念上的划分),都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真正重要的是他们所持有的文化观是“缺陷观”还是“差异观”。持有“文化缺陷观”的教师往往认为文化国际传播的有效性受学生的文化背景、教育背景、家庭背景等外在因素的影响非常大。而教师或学校对其影响则比较有限;持有“文化差异观”的教师往往将学生的文化多元性视为课堂资源,而教师需要做的则是帮助学生们发挥自身的文化优势。将这些丰富资源运用到教学和交流活动中去⑦。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文化缺陷观”和“文化差异观”在这里指的是教师所持有的跨文化态度,一个具有本土文化视野的中国籍汉语教师(“外部-局内人”)或本土汉语教师(“内部-局内人”),都有可能以“文化缺陷观”去对待学生;而一个具有外部文化视野的中同籍汉语教师(“外部-局外人”)。却有可能在教学过程和交际过程中持有“文化差异观”。那么区分“局内人”和“局外人”的意义在哪里呢?班克斯的研究告诉我们,“局外人”往往对学生的多元文化背景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分析,倘若教师本人又缺乏足够的跨文化敏觉力,那么他在对教学内容的选取(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化)、教学方法的设计以及行为方式的决断上,就很难结合学生自身的价值观和文化视野,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文化冲突和丈化偏见,从而大大影响跨文化语言教学和文化走出去的有效性。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无法在“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划一条清晰的界线,我们无法去判断一个教师到底被一种外来文化影响到何种程度才能被称为“局内人”。事实上,那些轻易被一种外来文化同化了的教师也很难成为一个多元文化人。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反倒会在两种或多种不同的文化中陷入“边缘人”(the marginalman)的认同困境。中华文化走出去。指的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走出国门,更是要真正地走进他者的心灵。我们的目标从来都不是为了同化他者。我们所追求的融合文化观也并不是在提倡被他者同化。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在我们和他者之间达成互惠性的跨文化理解,建构和谐的跨文化关系。既然如此,我们所提倡的也决然不会是一种绝对的文化观。而是动态的、交融的、具有间性视角的观点和态渡。
从文化间性的视角来看,一个熟谙中国文化的国际汉语教师,无论他的社会化是在中国完成的,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被异文化同化,一旦他身处跨文化的教育情境和传播环境,其全球化心态、跨文化敏觉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都立即上升到了一个极其重要且必要的位置。只有对学生的文化背景、文化认同、不同的信仰和文化价值观进行足够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在“局内”和“局外”出入自由,国际汉语教师才能使中华文化真正地走出去。
三、国际汉语教师的文化身份和跨文化能力的重要性
以孤立呈现自我文化价值的方式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华文化,可能会导致文化身份的认知焦虑,甚至遭遇他者的反感和抵触。并将这种纯粹性的、带有良善愿望的文化传播活动进行政治化解读。特别是在多元文化教育情境之中。教师的社会文化身份、价值观、个人经历等会对文化传播的效果以及跨文化关系的建构产生直接的影响,甚至持续地、动态地影响主体双方的认知框架。因而,探讨如何“以人为核心”来提升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有效性,十分有必要结合教师的“社会文化身份”来审视这种跨文化能力对文化传播活动的开展到底具有怎样的重要性。
首先,从国际汉语教师的任务和目标来看,他们兼具了“汉语言教学者”和“中华文化传播者”这两个重要角色。外国人走进孔子学院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全球化格局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契机;其二是东方文化和中华文明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他们。持有前一种动机的学生在今后可能会以汉语为工具走向与之相关的工作岗位。掌握基本的汉语技能、储备一定的文化知识、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都有助于他们今后的职业发展。对于持有后一种动机的学生而言,其关注点和兴奋点从一开始就放在了中国的社会文化上面,而走进孔子学院,很有可能是他们通过交往实践去了解和探索中国所迈出的重要一步。正因为如此,随着孔子学院在世界范围内的迅猛发展,学界和教学界对将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策略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孔子学院的建设任务将会主要集中在内涵建设上”,语言加文化式的“博雅教育”(Iiberal education)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因为“单纯的语言教育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了。
从文化间性的视角来看,无论是语言的推广还是文化的传播,都发生在典型的多元文化情境之中,因而教师和学生、教师和任教国社会成员之间必然是一个互为主体的跨文化关系。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教师都理应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起到一个良好的文化示范作用,这也对教师的跨文化能力提出了一个较高的要求。除了做一个优秀的示范者之外,他们也应该是一个良好的倾听者。倾听他者的文化认同和跨文化感知是对话得以持续的基础,否则无论课上课下,对中华文化的任何言说都将变成独语式的广播。总的来说,国际汉语教师必须将“成为一个优秀的跨文化交际者”视为自己的努力目标,并在跨文化教学、交往及对话的过程中兼顾“文化示范者”、“文化倾听者”和“文化引导者”等多重角色。
此外,旅居他乡的国际汉语教师不仅需要处理在课堂上和学生之间的跨文化适应问题。还需要面对旅居生活中遇到的各种跨文化挑战。课堂上和生活中的双重文化冲击往往会加剧他们的焦虑感,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所担负的跨文化教学以及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双重重任,甚至都无法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应对其每天都会遇到的跨文化适应的难题。“旅居者”的身份给国际汉语教师带来了严峻的跨文化挑战。但基于文化间性的交流、协商和对话。却又给他们带来了跨文化关系建构的希望――只有将注意力从消除差异(同化)转向尊重差异,从单纯的适应转向和谐共存,从文化分离转向共同协商,才能在高效完成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重任的同时。感受到跨文化交流与交往过程中的乐趣,这就涉及到一个传播主体自身跨文化能力和跨文化素养的问题。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和“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在西方学界被视为两个可以互换的概念。在国内被使用较多的是后者,它在外语教学领域被译为“跨文化交际能力”,在传播学领域被译为“跨文化传播能力”。究其原因,此概念涉及到诸多学科,而不同的学科对“communication”的关注有着不同的焦点。从其动词形式communicate的词根构成来看,“com-”即“共同”、“一起”。“mumi-”即“人”、“大众”,加上具有使动功能的动词后缀“-ate”。合起来便是“使人们在一起”――而使人们在一起的方法,即对话和交流。汉语中并没有与communication对应的词,它在人际传播层面被译为“交际”或“沟通”。在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层面被译为“传播”。前者局限于语言和非语言交际能力,后者则缺乏双向互动的涵义。
笔者在这里使用的是intercultural competence这个概念,即“跨文化能力”。国际汉语教师应该具有的跨文化能力不仅包括人际交流层面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跨文化适应能力”、“移情能力”,也包括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所必须具备的“跨文化传播能力”等等,这种整合在一起的跨文化能力是对国际汉语教师提出的一个高标准要求,其目标既指向一种终极的交流和沟通,也指向教师和学生之间、教师和任教国社会成员之间、中国和国际社会之间和谐的多元文化关系的建构。
四、国际汉语教师的跨文化能力框架的构建
跨文化能力通常有“有效性”(effectiveness)和“恰当性”(appropriateness)这两个层面上的需求。具体到以国际汉语教师为流动载体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有效性”指的是教师能够在多元文化情境中。运用一定的技能和技巧去高效完成语言与文化的教学任务,实现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特定目标:“恰当性”指的是教师能够在多元文化情境中充分认识到不同社会文化的规则体系。在符合跨文化伦理的前提下。满足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及任教国其他社会成员对中国社会文化的认知需求和交流需求。这是一个直接的、双向的、充满挑战却又充满希望的人际传播路径。为了使这种人际传播的效果达到最大化,教师自身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和发展就非常必要。具体来说,要想让“中华文化走出去”在人际传播层面上同时满足“有效性”和“恰当性”的需求,国际汉语教师应从认知、情感和行为这三个层面去全面发展自己的跨文化能力。
认知层面的跨文化能力体现在“认识自我”和“认识他人”这两个方面。对自我的认识包括认识自身的文化构成、情感态度、交际风格、对他文化的容忍力等;对他人的认识是移情发生的基础,作为文化传播主体的国际汉语教师既要了解他文化的广义文化知识,也要了解其深层文化结构,因而需要在认知层面全面提高自己的跨文化理解力,习得广博的文化知识和跨文化知识。并通过对特定文化图景的描绘来呈现自己对己文化和他文化的理解。需要注意的是,刻板印象是认知层面的最大阻力,虽然我们无法避免刻板印象,但可以对之加以纠偏和修正。否则,一旦让刻板印象发展为偏见,其造成的负面影响就不易消除了。
在情感层面,持有正确且积极的态度是打开他者心灵的钥匙。礼貌、热情、友好、乐观、耐心、宽容、持久。都是在跨文化教学、交际和传播过程中能起到积极作用的态度因素。其它重要的跨文化态度,还包括非我族主义态度,尊重他文化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尽量做到无偏见的判断等。尽管大多数国际汉语教师都是具有一定跨文化敏觉力的教学者和交际者,但在教学和交际实践中,他们的情绪却时刻处于起伏和变化之中。只有当教师清楚地意识到提高自身跨文化敏觉力的重要性,将成为“多重文化人”作为自己的目标,努力尝试将自身文化和他者文化进行整合,才能在多元文化情境中有效完成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的双重任务。另外,文化移情能力是国际汉语教师必须具备的最重要的跨文化素质和技能之一。“移情”意味着感情的移入,是能够对他人的想法、情感和观念进行分享的一种品质,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是将自己投射到他人的文化背景之中去思考和看待问题。将自己置身于他人的社会文化情境之中去体会对方的情感和情绪。传播主体文化移情能力的缺失往往会成为提高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有效性的绊脚石。因为这样的教师无法摆脱固有文化习俗的约束,更容易陷入自我中心主义,也无法纠正对他者的刻板印象或偏见。即便他们努力地去传授知识、讲解文化,但以这种单向的阐释方式和传播方式却无法触及他者的心灵。
最后,教师跨文化能力要想得到全面的提高,仅仅停留在知识储备和态度转变的层面上是不够的,教师还应该掌握足够的行为技巧,比如培养跨文化倾听能力,把握行为弹性,采取描述性立场,正确选择退避、和解、折中,合作等处理冲突的技巧等。在跨文化能力的行为层面,除了发展语言和非语言交际能力之外,教师还应该把重点放在掌握必要的跨文化交际策略和身份认同策略上面,前者指向人际交流层面所具有的灵活性和合作意识,后者则要求教师全面发展自身多样的社会文化身份,并参与到与之相关的文化交流实践中去。另外,在文化交流和传播过程中维护对方的认同也是一种必要的策略,维护并不代表妥协,而是辩证地去认识和尊重他者的价值观,有的时候它甚至比维护自己的认同更为重要。因为维护对方的认同有利于拉近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心灵距离。从而也更有助于建立和谐跨文化关系。
总的来说,要想在多元文化情境中提高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的有效性。国际汉语教师必须全面整合自己在认知、情感和行为这三个层面上的跨文化能力。没有认知,就谈不上理解或是不理解,更谈不上跨越或超越文化藩篱的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认知层面跨文化能力的提高即文化符号的储存和积累过程。这些丰富的文化符号资源在教师的跨文化旅居过程中得到持续的修正和补充,从而形成一个不断扩展的文化脉络。跨文化认知同然重要,但各种文化因素都在我们的心智中各就其位,不会主宰我们的交际行为,真正起到主宰作用的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和文化修行。因为无论是异质文化的“病毒”还是多尤文化的“神灵”。都无法阻止生动的“多元文化心智”(multieultuml mind)的形成和发展。这就是情感层面的跨文化能力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然而,仅仅依赖基本的文化认知能力和自由的意志与心智,还不足以提高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有效性。教师还需要正确、熟练地操作手中的文化“工具箱”和各种“文化开关”,用自由的心智去驾驭我们手中的文化符号及资源,这就涉及到跨文化能力的行为层面。
文化的力量需要通过“内化”于人的过程才能发挥作用。无论是何种传播媒介,都需要发现一种特定文化“可利用的价值并真诚地加以利用”,并“将其转化为自我解放与自我超越的力量”。否则无沦这种文化多么伟大,对文化之间的交流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目前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虽然在数量上呈现出可观的增长趋势,但相比两方发达国家的语言文化传播机构而言,其国际影响力和传播效果还非常有限。孔子学院数量的迅猛增长直接导致了优秀师资的缺乏。倘若不加强对每一个国际汉语教师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孔子学院将难以收获理想的跨文化教学效果,也难以有效完成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使命。然而。跨文化能力所具有的复杂性、开放性和经验性。决定了这种综合而全面的能力并非能通过短期的培训得以提高。那么,作为传播主体的国际汉语教师,究竟该如何在提高自身跨文化能力的基础上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呢?
我们知道文化是后天习得的,它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变化性却是永恒的。如果文化仅仅被当作一种既定知识或事实来进行传播,那么我们所传播的仅仅只是文化的某个稳定的瞬间,从而忽略了对文化本质的理解。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任对国际汉语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一种重要的人际传播渠道。教师需要在超越自身文化的基础上,提高自己与他者之间形成互动、建构关联的能力。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教师不仅要同时顾及中国文化的知识性和动态性。更要考虑到中国文化和学习者自身文化之间的间性问题。
文化间性的视角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获取。国际汉语教师首先需要持续习得中外文化知识并进行基本的异同比较,这种途径习得的文化是静态的;与此同时,我们一方面要将知识置于交往和传播实践中进行检验。另一方面要将过去的历史文化和当今的社会实际进行对比。从动态的角度去加深对文化的认识。此外,通过和学生之间的对话、讨论与协商去积极寻找文化间的关联。对于中华文化走出去也至关重要。它表现为一种动态的文化生成和意义的创新,是单向宣传模式朝双向交流模式转变的关键落脚点。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持续地了解学习者自身的文化习俗和跨文化态度。在此基础上不断重构自己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认知框架,反思和调整自己的交流方式和传播模式,在这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其跨文化能力也得以提高。
五、结语
篇6
关键词:文化生活;智慧课堂;教学课例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132(2016)10-0245-186
DOI:10.16657/ki.issn1673-9132.2016.10.073
一、文化生活课程开设意义
《文化生活》是高中政治中专门讲授文化建设,讲授我国文化进程中的节点要点,通过该门课程的开设,让学生能够了解当前生活中的种种文化现象,并获取参与各种文化活动的基本知识和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化赏析能力和文化素养。同时让学生了解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认识到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意义,形成对文化规律的正确认知;正确正视传统文化的作用,正确面对外来文化的影响,增强文化创新的意识。将智慧课堂引入到文化生活课程板块中,可利用网络信息化带来的教学优势,极大提高文化生活课程板块教学效率。
二、智慧课堂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鼓励学生利用信息手段主动学习、自主学习,增强运用信息技术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1)较之知识课堂而提出的智慧课堂,是以教师知识为首要立足点,发挥教师个人主观上对课堂独特的课堂认知特点,在教学过程中辅以信息化的教学内容以及教学工具,将教学更加智能化的过程。在智慧课堂中,教师要做到教学理念的转变,利用信息化的优势,将课堂智能化的转变。智慧课堂本质是一种追求创造性与智慧性的教学。(2)在具体教学过程中要做到:教学目的要以促进学生的智慧提升为核心要素,注重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情感交流与互动的教学程序,教学的重点是注重学生的个人智能发展的过程。同时要求教师要善于利用信息化设备辅助教学,提升课堂教学氛围,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三、文化生活智慧课堂具体教学案例
(一)“体味文化”智慧课堂案例
在体味文化教学案例中,是智慧课堂应用于《文化生活》板块中的一个良好案例,首先课堂开始前,教师要对于课堂内容导入,通过智慧课堂,利用教室中的无线网络投影设备,可以将网络资源整合到课堂中去,可以在课前给予学生文化讲解片段如江苏卫视《看文化》等视频,通过让学生观看,省去传统课堂中教师面对面的教学导入环节,给予教师更多的时间讲解课上知识重点。同时,有了智慧课堂的条件,教师可以根据课堂要求,通过无线控制设备播放相关曲目和相关生活中的动态实图,设定具体的情景设定环节,生活中的京剧,乐场中的音乐,城区的建筑,影院中的电影,呈现多元化的文化,让学生感觉到文化就在身边,为学生创设良好的文化感知情境。在“体味文化”的文化众评环节中,可以通过智慧课堂,在线链接相关文化点评论坛,让学生能够了解到文化在普通人眼中的定位,同时教师也可以将学生个人对文化现象的观点发表到相关论坛和讨论群组中,学生在课下也可以及时更新个人观点以及同教师及他人交流,同时也可以布置学生在课下的个人探寻文化的环节,让学生向身边的文化老人拜访,探寻老人手中的中华文化,可以用相机等录制。在课堂上教师给予学生个人探寻结果展示的机会,让体味文化课延伸到课下,让体味文化在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常在。
(二)“我们的民族精神”智慧课堂案例分析
在“我们的民族精神”教学设计过程中,在课前,教师可以在网上寻找我国传统的民族精神特例以及相关主题的教育视频发给学生观看,同时可以在线小问卷调查,让学生个人思考能想到的和民族精神有关联的史实和人物,明确“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关系”这一教学目标。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在进行课程导入环节过程中,可以开篇以国家形象宣传片《人物篇》案例视频开场,通过视频中多位行业代表人物展现他们身上所显现出的优良品质,展示他们所代表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精神。导入环节完成后,教师可以根据视频中的具体人物Leading-Edge Chinese Agriculture杂交水稻创始人袁隆平、优秀篮球运动员姚明等,设定问题,让学生开始课堂思考,在学生简短论述完成后,教师可以在课件中预先准备好的答案呈现,同时做概要性综述,并以此为根据做发散性的课堂内容扩展,开展本节课的内容教学,进而引出民族精神的重要性教学环节,对本课中中华民族精神内容进行讲解概述,同时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涵进行多媒体展示,其渊源、历程,通过具体案例一一展现,本模块讲解完成后,进行民族精神重要性讲解时,可以播放浙大教授郑强的民族精神报告现场视频和对于郑教授的一些个人对于民族精神的观点引导大家去讨论,积极争辩,让学生发表个人对民族文化内涵重要性方面的看法,促进课堂气氛活跃,在轻松愉悦的课堂气氛中完成教学目标。
(三)文化的传播及其教学案例分析
通过创新实验室的应用,学生能够有机会看到所学习知识内容的产生过程,让实验室成为时光机,让学生有更好的课堂体验。在“文化传播及其影响”教学案例中,通过创新实验室的应用,教师可以将政治课堂搬进实验室中进行,通过以我国文化传播流程为特例,以时间轴的方式,让学生通过在实验室中观察到文化传播的模拟过程,实际体验文化传播的过程和其对世界的影响,学生能够对所学到的内容有更直观地理解,对所学内容了解更加透彻,辅以教师及时提问及问题发散,学生能够及时对所学内容有系统化的理解,学习积极性增加,课堂效率大大提高。这也是智慧课堂应用给教学带来的帮助所在。
智慧课堂的发展是教育的进步。政治教学离不开文化生活所带来的传承价值。而智慧课堂是政治教学的创新,在这种模式下,给学生带来不一样的体验,能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增加对学习的乐趣。为了学生有更好的明天,为了优化教学质量,每一位教育者都应当更新教学理念,跟上时代的步伐,更应该注重新时代下的互联网产物在教育中的应用。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Z].2010-07-29.
[2] 吴晓静,傅岩.智慧课堂教学的基本理念[J].教育探索,2009(9).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Case of “Cultural life and Intelligent Class”
ZHANG Ying
(Yucai High School, Keqiao District, Shaoxing Zhejiang, 312000,China)
篇7
关键词: 对外汉语教学文化导入内容原则方法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随着“汉语热”、“文化热”的浪潮兴起后,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界围绕着对外汉语教学中关于文化教学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持久、集中的探讨和研究,文化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上个世纪90年代初,对外汉语教学界就在文化教学辅助语言教学的方面达成共识: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密不可分。在语言教学中,文化的导入已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导入什么文化内容,文化导入的方法和原则,是学界众多学者关于文化导入问题探讨的重点和热点。从笔者收集的三十多篇关于文化导入与对外汉语教学的期刊论文来看,除了个别文章具有特别对象的针对性外,几乎都是围绕着上述问题进行的。下面笔者就文化导入的内容、文化导入的方法和原则两个方面展开述评。
1.文化导入的内容
关于文化导入的内容,可谓众说纷纭。
(1)以语言系统中的单位项目中的文化内涵导入的观点。张占一(1990)首先把文化内容分为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两大类。陈光磊(1992)将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内容概括为三种:①语构文化;②语义文化;③语用文化。沈履伟(1994)的提法与陈光磊相似,将其语构文化在这里称为结构文化。贾少宁,张瑞华(1995)提出:①结合词汇教学导入文化;②结合句子中历史典故导入文化;③结合语篇结构导入文化。叶青(2007)认为,语言文化和非语言文化应该导入文化教学,侧重于日常生活用语和基本书面用语的准确得体。赵淑梅、缴维(2009)将文化导入的内容分为语构文化、语义文化、背景文化、语用文化。这可以看作是在陈光磊提出文化导入内容上对背景文化的重视。
对于语言系统中的单位项目文化内涵的研究,其中有不少是单独从汉语词汇项目出发的观点,束定芳(1996)把文化导入的内容划分为词语文化、话语文化两大类。田桂民(1997)认为语言的词汇,既可以鲜明地表现出一定的时代性和社会性,又可以生动自然地反映出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历史传说、社会心理、使用习惯等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外延,因此,汉语词汇所具有的文化内涵最先受到重视。王苹(1999)认为,应该特别重视特殊语词的“文化附加义”和一些动、植物名称词语。最后看成语、俗语、惯用语等,这些词语也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积淀,它们反映出一个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风土习俗、价值观念、思维习惯等文化因素。
(2)以汉民族精神层面为导入的观点。魏春木、卞觉非(1992)把文化导入的内容分为行为项目和文化心理项目。仁玉(1995)提到了导入富于描绘性、形象性、感受性的文字以了解汉民族文化的形象思维规律;通过汉外语言对比以了解汉民族的思维方式;通过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让学生了解汉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民族心理及文化价值观等内容。雷淑娟(1999)同仁玉的想法类似,也提倡把汉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哲学思想等民族文化精神贯彻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林宝卿(2002)提出了在学习一些词语结构、词义引申、特殊句子时,应导入中华文化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方式来体会其中的文化内涵,他特别强调汉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导入的重要性。常大群(2008)从尊敬和自谦的角度谈汉语的文化基础,将其看作是汉语文化基础中的精华要素,希望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能充分重视中国文化赋予汉语的丰富内容。
(3)单独从背景知识导入方面的观点。崔淑慧(2004)将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知识的传授贯穿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始终。邓嵘(2004)认为,文化导入的重点是导入有关词汇的文化因素和有关课文内容的文化背景知识,而新型文化导入模式具有的特点是新模式应以文化意识的培养为中心。
(4)还有学者,如李北辰(2007)从开设文化课的文化导入谈到了生活文化、制度文化、国粹文化、习俗文化、观念文化。
(5)综合各方面因素进行划分的观点,李善邦(《文语兼顾,育教并重――浅谈汉语课教学中的文化引导》,《华侨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从华语教育的角度,提到汉语课文化教学的基本内容,字词句中的文化、情境中的文化、思想内容中的文化和专门介绍的文化点这四个方面,具体说,它涉及语用文化、生活文化、制度文化、国粹文化、习俗文化观念文化、历史、自然、中国国情等。
综观以上的文化导入内容,可以把它们放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内容中去思考,文化导入的内容就是我们进行对外汉语教学所要研究的文化教学的内容,因此文化教学内容集中在语言系统中的文化内涵;文化背景知识,或指教材中涉及的文化背景知识,或指基本国情知识;专门性文化知识三个方面,可见文化导入的内容与文化教学的内容是相互照应的。其中第一个小类,以语言系统中的单位项目中的文化内涵导入的观点,就是在语言系统内部所涵有的文化;第二小类单独从背景知识导入方面的观点,就是文化背景知识,或指教材中涉及的文化背景知识,或指基本国情知识;第三小类从开设文化课进行文化导入的观点,就是专门性文化知识。当然文化导入内容的第二小类,以汉民族精神层面为导入的观点,可以看作是专门性文化知识中的深层民族精神文化知识,包括中国哲学思想、思维方式、民族心理模式等。
通过上述两者的比较可以看出,对外汉语教学界的前辈在探讨研究文化导入内容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导入文化的覆盖面和层次性较为科学合理,符合学生跨文化交际的需要及进一步深造的文化知识需要,此外还有学者也注意到非语言文化导入的重要性和内容(如李恕仁(《寓文化教学于对外汉语教学之中》,《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1998年第4期)。当然,还应注意到,文化导入内容在每一个小类中的划分尚存在争议,例如李善邦在专门介绍的文化点介绍中所列出的六个文化类别,而其中的语用文化、生活文化在李北辰的论文中,就将二者合并为了生活文化。这种微观文化导入内容的范围和内涵需要学界的专家们继续探讨研究,以期达成一致,只有这样,涉及微观的文化导入内容才能在编写教材、制定大纲和教学实践中落实彻底。
2.文化导入的原则、方法
关于文化导入的原则研究,学者们结合教学实践经验从不同角度、层次研究。贾少宁、张瑞华(1995)认为文化导入的原则包括循序渐进性、趣味性、相关性、实用性、系统性。胡清国(2004)提出:①突出交际实用的原则;②有机结合的原则;③介绍适度的原则;④体现层次的原则。李北辰(2007)对文化导入原则提出以下看法:①语言学习与文化学习双向促进,相辅相成;②对象不同与语言目标的首要性决定了文化学习内容重点、学习方式的差异;③外国学生的学习要求、学习期限、结业去向的多样化,决定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学习应以满足其交际需要为主。还有一些学者也是从文化导入要适度适量,根据学生的情况和需求,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结合起来,以及导入的文化要符合学生真实的交际需求等方面,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关于文化导入的方法研究,宏观论述和微观切入的研究都有所涉及。
(1)有的学者从学习者习得的所有阶段进行宏观论述,如仁玉(1995)认为,不同阶段应该有不同的导入侧重点,初级阶段的文化教学内容应该导入背景文化知识。中级阶段文化教学的内容应放在背景文化知识和习俗文化知识的重点介绍上,可以结合有关语言教学内容介绍思维文化、心态文化、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也可以结合课文中出现的文化差异内容进行文化比较。高级阶段文化教学的容量应大大增加,从与语言有关的知识文化进一步拓展到哲学、历史、文学等各个文化领域。另外,赵淑梅,缴维(2009)在文化导入的方法方面谈到:①充分利用不同阶段的教材循序渐进地渗透文化因素;②加强文化对比分析;③指导学生的阅读和拓展学生的阅读面;④注重语言实践培养训练;⑤利用现代教学手段渗透文化背景知识。
(2)有的学者从学习者习得的某一阶段进行针对论述,如孙欣欣(1997)以初级汉语课本为例,探讨对外汉语教学基础阶段文化导入的方法:序列展示法、系统归纳法、中外比较法、今昔对比法、因材施教法。
(3)有的学者就某个教学策略进行论述,如俞燕(2008)就“渗透式文化教学”提出一些教学策略:一是增强学生对汉民族文化心理的了解;二是注重交际,在交际中进行文化渗透;三是重视对比,在对比教学中进行文化渗透;四是注意把握文化渗透的尺度;五是循序渐进原则与逐个击破原则相结合;六是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进行文化渗透。
(4)有的学者谈到宏观和微观具体的文化导入手段和方法。如贾少宁、张瑞华(1995)从大范围讲,可以收集一批相关的物品和图片,让学生了解我国艺术、历史和风土人情,运用中文电影、电视、幻灯、录像等多媒体资料给学生直观的感受,使学生对汉语的实际使用耳濡目染,向学生推荐阅读体现中华文化的简易读本,以增加对中华文化的了解。还可以在校园内播放中文歌曲,展演中国传统节日,组织汉语角、汉语表演晚会,开设中文阅读室等,创设形式多样的语言环境,加深学生对汉文化知识的实际运用。从小范围讲,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创设如下教学情境,把文化背景知识化整为零地融入到教学活动的各个环节中去。①词墙;②泛听:a.听小说联播或章节朗读,b.听、唱中文歌曲,填写歌词;③讲演;④阅读角。
此外,还有针对具体文化圈的学生文化导入的方法研究,如郭红焱(1995)提到针对美国留学生汉语教育过程先导入表层物质文化,后导入深层精神文化的过程。杨怡(1996)提到,对于华裔学生要侧重于导入深层民族文化,对于欧美学生要侧重导入物质文化,根据其具体情况适量地导入深层民族文化。黎小力(2003)谈到,对留学生的个别教学,教学内容必须紧密切合学生的交际需要,针对性和灵活性强,但语言知识的传授不够充分。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应当本着“学生所需”为主的教学思想,考虑学生的实际需要,在教学中由点到面地进行文化内涵的导入,不能混淆语言和语言所蕴涵的文化在个别教学中的位置,更不能颠倒两者的位置。
综观以上关于文化导入的原则和方法,我们可以看出,学界的各位前辈结合多年教学经验在不断的探索研究中总结出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出发契合教学实际的文化导入原则和方法。
关于文化导入的原则,学者们在实用性原则、循序渐进的原则、适度性原则等文化教学原则的共识上紧密联系文化导入实践过程提出了一些具有共性的原则。这些原则都符合对外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要满际需要的最终目的,并且做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规划,根据学生的需要和学生的情况进行文化导入。当然,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文化导入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应该总结出更多的具体原则,可以称作这些宏观指导性原则的下位原则,甚至是针对语言系统内部文化导入、背景知识文化导入、深层民族文化导入和专门文化课的文化导入研究出一些切实的指导原则,将现在这些宏观原则中的交际实用性、循序渐进性、实用性和趣味性等在具体的下位原则中得到生动明确的体现,使之有效地在文化导入的每一个环节中发挥其原则作用。
关于文化导入的方法,学者们提出的观点也是来自不同的角度。我们发现,就宏观方面的观点居多,研究针对性强的导入方法和手段的论述较少,针对具体情况的教学对象的文化导入研究也较少。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实践要求,必然是要从宏观概说走向微观详解,因此,针对不同文化圈,不同水平层次的教学对象,针对不同课时的对外汉语文化教学,都要有针对性强的文化导入方法研究,这才是学界要下功夫完成的任务。
3.个人观点小结
文化导入与对外汉语教学,是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重点,可以说,导入什么文化,怎么导入,将关系着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甚至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成效。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汉语更是沉淀着厚重的文化,在人们的交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作为以交际需要为旨归的对外汉语教学,只有将该导入的文化恰如其分地导入到教学中,才能切实地帮助教学对象达成顺利交际的目的。
关于文化导入内容的研究,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从语言系统内部单位项目文化导入,到背景文化知识导入,到专门文化课的文化内容导入,到深层民族文化导入。可谓将文化导入的范围定位广泛,从表层到深层,不断深入。然而,我们也看到,对于专门文化课导入中的细则文化类别,它们包含哪些内容,范围是否明确,是否形成系统,等等,这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将其在汉外文化对比中存在显著差异的文化重点分层分析,由浅入深,最终形成全面且富有层次性的专门文化课文化知识体系。
关于文化导入的原则的研究,学者们已在共识的基础上结合实践总结出一些可以称之为宏观概说的大原则,如前所述,我们所认为的,教学实践的发展和文化导入的深入,对于教学中具体情形应该有能够针对指导的下位原则,关于这些下位原则的研究,我们可以参考外语教学等其他文化导入问题做得较为成熟的领域,从他们的研究成果中找出启发性的指导。
关于文化导入方法的研究,学者们所切入的角度是丰富的,然而,我们发现,宏观层面的勾勒性描述较多,而解决具体文化导入问题的细节性论述较少。作为一种具有很强实践性的方法研究,能够直接指导解决问题的才是我们所期待的;对于深入到细节层次的微观文化导入方法研究,更要深入到教学对象中就针对性的问题大量调研,获取真实可靠的信息,从而才有针对性解决的途径和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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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1.1“劲力美”的互孕性
劲力是武术的一个显著特征,武术要求力要顺,不能用僵力,要顺应规律和自然,会借力、巧用力。就如最基本的冲拳动作,它要求力从脚开始,发于大腿,自下而上过腰部,由腰到臂,最后从拳出力,这就体现出武术用力的顺达。太极“内刚外柔”、“抽丝发力”的要诀实际就是要求的巧力,太极拳是以快制慢、以柔克刚,因此,学打太极拳要借力、要巧用力,一些看似柔弱简单的推手动作,如:按、捋、棚等往往能在关键时刻出奇制胜,使敌人防不胜防,就是这个道理。劲力表现在书法中就是“笔力”。笔力具体表现在用墨的粗细、浓淡以及笔势的快慢,这些因素的综合体现就是书法的劲道、骨力,表现的就是书法的劲力感、力度感。有史记载,大书法家王羲之在木板上写祭文,因用力太大,木匠在雕刻的时候墨迹在木板上已侵透至深,因此便有了“入木三分”的成语,用来赞美书法家笔力的劲道。古往今来在书法上卓有成就的大师,虽然他们风格迥异,各有千秋,但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笔力的劲道。武术与书法都注重力的美感,不仅要求力的,更强调力的顺达与灵活、巧妙。
1.2“结构美”的互孕性
“结构美”在武术中体现在整体动作套路的创作与编排上,武术的结构美正是由这繁多的武术动作套路来体现。中华武术经过几千年的积淀、传承,逐渐发展壮大,它不断的从生活中、自然界中吸取素材与养分,日益丰盈。如杨氏太极的“五锤”技击套路,五锤就是:肘底锤、撇身锤、指裆锤、搬拦锤、搂膝截锤,在习练“五锤”套路时,要求圆活自然、气沉丹田,这体现了武术的结构之美。“结构美”是书法艺术美的重要构成要素,书法的结构美体现在“结体和章法”上,所谓结体是指书法的结构间架,不同的人他的用笔方式相差千里,书法家们就是运用这些不同的点,不同的划,并将这些点画形态组建构成字体,这便是不同的结体。书法艺术的结构美体现在这些风格迥异的字体中,要求方与圆、虚与实、轻与中的和谐一致,气脉相连。所谓章法是指书法的整体篇幅布局,与武术套路动作一样,书法也讲求虚实相间、轻重相随、主宾和谐,一幅好的书法对怎样开头、怎样结尾,怎么架构整体框架极为讲究,作书法可以随心所欲,但不能漫无边际,可以兴即而起,但不可散乱无章,可以有所侧重,但不能偏于一偶。在书法换行的时,气脉连贯极为重要,要一气呵成切不可从中折断。气脉连贯是书法结构艺术美的重要体现,要做到首尾相应、似断实连、笔随意转。
1.3“势态美”的互孕性
“势态美”在武术中指的就是武术动作招式的造型美,习武之人要求动作招式标准、流畅、协调,讲求步稳、身正、招圆、式正,拳理中要求“形备神似”,如太极拳中的“白鹤亮翅”、“手挥琵琶”、“揽雀尾”等动作,生动形象的展示了武术的势态美。武术的势态美有静态与动态两种,前面说的“白鹤亮翅”属于势态美的静态动作,而像“燕子抄水”之类的则属于势态美的动态状态。“势态美”体现在书法中,就是“势”,“势”即是笔势,书法的笔势是书法垫点画成行的总汇。中国历史上对书法笔势的研究、探讨不绝如缕、此起彼伏,关于笔势的著述也数不胜数。如汉代蔡邕的《九势》、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笔势论十二章》等,而在卫夫人的《笔阵图》中,对笔势、笔划的论述全在“势”字上,笔势的沉重她说“高峰坠石”,笔势的的劲锐她说“万钩弩发”,笔势的绵远她说“千里阵云”等,清末大学者康有为总结为“古人论书,笔势为先”,之八个字足以说明古人对书法势态的穷尽。
1.4“节奏美”的互孕性
武术的节奏体现在习武之人招式套路演练的分寸把握中,如:刚与柔、轻与重、高与低、快与慢、动与静、起与落等,正是动作与动作的相互衬托、相互协调构成武术的节奏之美。武术十二造型的相互变换也体现了它的节奏律动,如:站如松、转如轮、动如涛等等。书法的节奏美即是笔划、笔势对比交替的有序和谐,也被称为“韵”。“韵”在书法中的体现音乐的形式化,和谐的韵律节奏有效不免了书法创造的疲劳,艺术欣赏的疲劳。书法的笔势运作有:方与圆的转换、疏与密的相间、浓与淡的辉映、藏与露的协调、枯与润的交错、曲与直的对比等等。正是在这种笔势运转、气息变换中,将书法节奏的美展现的酣畅淋淋。
1.5“意境美”的互孕性
“意境”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王昌龄提出的,在美学理论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物境”、“情境”、“意境”并列为文学艺术的三种境界,其中“意境”是最高级的境界,艺术境界也可以简单的概括为“物”(外在的)与“意”(内在的)的结合。在武术中,“物”就是外在的招式套路,“意”就是内在的精神气概,习武之人讲求情随神移,物我两忘的境界。要求练武之人不能只停留在招式动作的表象上,而要深入它的精神层面,要形似神到,形神合一。要达到既藏而不露,又舒展豪迈,要快如滔滔大浪奔腾,慢似潺潺涓流润泽的境界。无“神”无“意”的武术,不能称其为武术,而只是灵魂空洞的招式。书法是书法家所创造的一种表象,也被称为“象外之象”,它是美学、哲学、艺术、文化、个体的综合。一幅好的书法既能体现时代的特色,有表达出书法家个体的情趣与个性。书法的艺术价值不是它字体书写的好与坏,而在与它所传达的意境能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它的情感能不能打动人们,一幅书法如果没有意境,那它只能称为是一幅字,不能称为书法。书法的欣赏是无言语的交流,是内心的情感的交流,它的笔法平与俏、结构快与慢都是作者传达思想的载体。总的说来,武术与书法的意境修成,既要具备扎实稳健的基本功,勤学苦练,又要注重人性的发展、创新、求活,达到一定的境界。
2武术与书法修身养性的互孕性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支流,武术与书法都注重休养生息,古往今来的那些武术家和书法家都深谙养生之道。更因为武术和书法的一脉相承、相互包孕,很多武术家都写得一笔极好的书法,很多书法家也挥得一手好的剑术。武术和书法一动一静,它们是动中有静、静中含动,是动与静的结合。武术注重德行修养,在武术界有“习武先习德”的不成文规定,习武之人要意志坚定“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要尊师重道,要见义勇为、匡扶正义。书法注重德性修养,正所谓“见字如见人”从一个人的字里可以窥见他的品质、个性、修养、德行。武术套路一如书法的笔法走势,招招都是在炼心,笔笔都是在养性,武术与书法它们的本质都是锻炼身体、修身养性。
3结语
篇9
关键词 意象油画 语言形式 本土化
文章编号 1008-5807(2011)03-093-02
中国油画它既是西方画种,又是在中国的思想体系中成长的。中国油画不能单纯学习西方的表现手法,无论是古典的写实主义还是现代的印象、表现,抽象、立体、波普等,都是纯粹西方的,对中国油画的影响是显然的。但中国油画应吸取本土的传统文化,让油画民族化。所谓“油画中国风”是油画家董希文在《从中国绘画的表现方法谈到中国油画风》文中谈到的。他认为:“油画中国风从绘画风格方面讲,应该是我们油画家的最高目标。要使我们的油画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在世界艺术舞台上发出光辉,决不是仅仅把我们油画画得跟西洋画一模一样。即使将来我们的油画形式、技法能够达到欧洲一样的水平,我们也不能以此为满足。我们有我们民族自己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画家应该有中国画家的气质,自己对生活的想法、看法和表现法。”由此可见,老一辈画家们早已意识到中国油画家必须走中国特色的道路,中国传统绘画具有表现意味和写意性,这方面又和西方表现主义艺术产生了共鸣。写意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的美学因素,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丰富的文化资源。
中国写意油画的进一步构建对于中国写意油画理论和创作主要有两种表现:其一,认为只要掌握了西方油画技巧,中国人画的油画就必然有自己的特点,在绘画实践中往往是被动模仿西方传统油画技巧,有意无意忽略了绘画所承载的民族气魄和文化精神。其二,认为油画中国化、写意油画是嫁接后的折中风格,产生不出“中国版本”的油画。笔者认为对第一种倾向需要我们在油画创作实践中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的观点加以反思,而第二种观点则根本就是错误的,因为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总有其同质“基因”的激发,这正是文化更新发展的内在根源。同样,在中国传统绘画写意性观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中国写意油画,是中国意象美学观在现代油画中的体现,它既站在传统文化的高起点上,有着广泛的民族基础,又具有一定的世界性,是中国油画昭著于世的必然趋势。所以,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自信把中国写意油画进一步构建好。为此,作者作了如下思考:
一、民族文化艺术审美对西方油画的扬弃
西方油画在几百年的发展演变中,它的形体、色彩、材质的丰富表现性对视觉产生的强烈冲击力,特别是油画创作所承载的人文精神和独特的审美趣味,是油画语言独特魅力和其艺术生命力所在。所以,中国写意油画的发展及民族化不能脱离对西方油画发展中优秀成分的继承和学习。在研究和掌握西方油画技法与创作规律的基础上,只有从外在形式到艺术精神上真切的把握到油画创作的真谛,才能在写意油画中自如地驾驭油画语言,体现人文精神,使中国油画最终为本民族及世界认同。当然,诸如西方的文化霸权、惟西方独尊之类的东西,以及艺术上一味对西方油画技巧的片面追求,都应该在文化大融合的大背景下得以扬弃。正如吴冠中所指出的“学习和借鉴西方长处则应别具慧眼”,那样亦步亦趋地仿效或“翻版”西方油画,既无必要也无出路,因为好的油画作品既有它与生俱来的优秀品质又有在此基础上创造而体现出的独特审美趣味。
二、民族文化艺术审美的拓展与超越
在民族化写意油画中对传统“元素”(样式、 风格、 方法、材质)不能只是效仿、利用或仅用油画材质表现传统文化元素的“表层化”,油画的民族化应该是中国文化精神、民族审美心理和地域特征对外来油画艺术内核的转换,也并非是油彩的中国画。写意油画应从中国艺术特殊的思维和表现方式这一原点出发,取得与中国艺术精神的正面链接,经过一个当代视角的过滤、改造、转移和超越,从而发现并获取新的创造元素或“基因”,才能使它们重新“复活”在当代艺术的躯体上,并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中国油画艺术中加以延伸和发展,实现中国油画对民族文化艺术审美的拓展与超越。否则简单地“翻版”的传统,就不能超越自身而进入当代艺术的新视野。
三、文化自觉与时代精神
面对当前文化全球化趋势和 “西方文化霸主” 的压制,一方面中国油画家必须出于民族自信和建造先进文化的文化自觉,从弘扬中华文化和艺术精神的立场出发,在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的碰撞中,通过对外来文化的扬弃,寻找发掘写意油画的内在活力,使中国油画在汲取外来文化的积极因素中求得新的发展,使这门艺术成为表现民族思想、情感和审美的文化载体;另一方面,还必须使油画艺术具有充足的时代精神,这就要深入时代生活、扎根于生活的土壤、切实感受生活从中获得具有时代特色的创造激情。只有在充满激情和社会责任感的精神力量支配下,使油画家们自觉地投入现实生活和社会潮流,才能真正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具有强烈影响力的艺术作品,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民族气魄的中国写意油画。只有如此,才能构建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和东方审美意识并富有创造性的油画艺术“版本”,在世界油画之林中真正地赢得一席之地,并融入其中,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综上所述,油画艺术在中国的发展缘于中华文化之写意性。具有西方文化“基因”的油画要存活于东方文化的“母体”并得到发展,“中西融合”的民族化是历史必然。
中国写意油画在不断构建中实现超越并融入世界是中国油画发展的历史必然。其中,融古今以生新风、合中西而成新体、溶生活而确立新意是中国油画超越自己和西方传统, 实现当代油画复兴的必由之路。在西方强势文化渐次式微、中国文化初领的今日,中国人以博大的胸怀吸纳世界优秀文化元素以走向未来,具有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中国写意油画,也将是世界油画艺术的一大财富。求得人的心灵与精神上的共鸣和满足为依据,以笔墨造化为最高价值。表现主义是西方艺术的现展,它抛弃了再现因素,显性的形式美因素和技艺因素,而寻求摆脱了物象模拟之后的纯粹化的视觉体验和精神体现。这就让两者有了接近和对话的可能,也让中国油画家们寻找到了两者之间桥梁与纽带。将“意象”转接到油画创作中,势必推进中国油画的深入发展和本土化的演进,也是中国绘画传统的基本理念向现代转化的一个重要生长点。意象油画将是中国油画的发展方向。意象油画是中国文化精神、民族审美心理和地域特征对于异质艺术内核的“我化”与“转换”。它不是舶来品,更不是中西绘画艺术混交的产物,而是油画艺术在中国本土所体现的、最具民族特质的时代绘画艺术。
四、结论
西方是油画发展的根源,对中国油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意象的探求成了中国人艺术审美和艺术鉴赏的显著特征。我们要想攀登艺术高峰,就必须在吸收大师们营养的同时,应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结合我们本土的,使西方油画和中国传统艺术融会贯通,走出自己的路来,真正发展自己的意象油画,让其成为民族的,世界的,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意象油画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篇10
关键词:民族传统文化美德教育
1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的基本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能够反映民族特征的传统观念和思想意识,是具有民族特征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前赴后继,英勇顽强形成的精神支柱,是指导人们实践活动的基本精神。得到普遍认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包含
以下几方面。
1.1崇尚伦理道德
所谓“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要求形成民族的传统美德和高尚道德价值体系,作为个人必须要有做人的底线。每个人都有相适应的个人的地位、责任、义务和权利。说自己该说的话,做自己该做的事。
1.2注重人文理性
传统文化重视人的实体存在,重视人的精神存在,注重对人进行礼乐的教化。中国传统文化坚持以人为本,人被看作天地间一切事物的根本。天地之间人为先、人为贵,重视人生、重视人的权利和义务,这就构成了以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为核心的人文精神。
1.3强调和谐观念
即一种天人关系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与过无不及的行事原则。而这当中尤为突出的就是“天人合一”。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观,是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事物的方法论。例如《黄帝内经》论述问题的一大特色就是把天、地、人三者结合起来统一考察。它无形中让人形成了从联系中和整体中看待问题、强调整体、强调和谐的思维方式。
1.4倡导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人们在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驱使下,面对现实的状况所产生的一种理性思考,是以沉毅的思想面对显示社会和人生的一种理智富于远见的精神状态,是充满了辨证思维和中和思维的理性精神,是一种生存的智慧。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建设,就是一个民族灵魂的建设、精神世界的建设。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所宣扬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慎言敏行、严于律己、改过迁善等道德规范,几千年来就铸就了中国人民的精神灵魂,形成中华民族的性格,培育了全民族追求和谐、谦和好礼、诚信克己、与人为善、勤俭廉正、刻苦耐劳和精忠爱国的优良素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形成,高尚道德价值体系的建立,是与传统文化的长期孕育分不开的。
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经过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历代流传下来的宝贵的道德文化遗产,它包含了优秀的民族品质、优良的民族精神、崇高的民族气节、高尚的民族情感、良好的民族礼仪等方面。它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形”与“魂”。
加强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的宗旨就是为了在新的形势下,继承、弘扬、提高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把我国的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集中起来,并与革命传统相结合,赋予新时代内容,容纳新的代精神,达到承前启后,与时俱进,古为今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准则。总书记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传统美德同时代相结合的产物。在今天的中国,需要用传统美德来教育学生,鼓舞学生,在教育中不断培养和强化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
义的意识,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
2当前社会如何对青少年学生进行传统文化和美德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结构、心理特征、伦理道德等等都有深深的影响。其积极的层面都为历代的仁人志士所继承和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长期发展的巨大力量。
当今中国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正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集中体现,与社会文明的发展有紧密关系。而社会文明的发展,无论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还是精神文明的发展,又都以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发展为基础、为依据,并且都以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发展为目标、为归宿。
加强中华传统美德教育,首先要优化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的内容,中华民族具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至今仍然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积极的现实作用,其精华能够绵延数千年而不衰,成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所在。我们现在所提倡的热爱祖国、勤奋节俭、尊师重教、团结友爱、尊老爱幼、礼貌待人、诚实守信、见义勇为、严已宽人、先人后已、勤学不倦等优良传统美德,和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都可以从我国浩如烟海的思想宝库中找到其渊源。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在不断发展,新时期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形成具有新时代特色的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准则。要把传统美德教育中的知识传授、情操陶冶和培养良好的美德行为习惯有机结合起来,提高教育效果,不断优化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的途径,并以此来教育、熏陶青年一代,使他们形成中华民族的道德人格,担当起历史重任。
对青少年进行传统美德教育,教育者首先要“为人师表”。传统美德教育是个系统工程,人格的养成和情操的陶冶需要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全力参与,共同营造浓厚的人文氛围,使受教育者感受到亲切永恒的人文关怀。
传统美德教育的主阵地是学校,传统美德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的核心内容,是学生成长、学校校风建设和学风建设的重要保证,可以用不断发展的德育教育形式,结合时代特征,与时俱进的开展多样的教育活动,巩固德育成果,发扬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要把传统美德教育与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相结合,把传统美德教育的部分内容由学校延伸至家庭和社区,同时,发动家长,通过他们的配合和支持以提高教育的实效性。
对学生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目的是继承民族灿烂文化,弘扬民族伦理道德规范,培养具有高素质的跨世纪人才,充分发掘传统美德这一德育资源,创造出具有时代气息的、学生乐于接受的新颖方式,使传统美德为当代教育服务。
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历来崇尚“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追求“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倡导好善乐施、扶危济困,把人的生命和尊严,把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作为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越是危难之际,这些传统越是得到发扬。如九八抗洪时,抗非典时;今年初南方冰雪灾难,四川5·12特大地震灾难面前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举国上下及时伸出了无私援助之手。这些传统美德以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构筑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对青少年学生的人格修养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传统是现代的根基,青少年特别是当代的大学生,掌握着先进的知识文化,是未来的主人,应当加强传统文化与传统美德的学习,努力完善自身的人格,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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