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态势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全球经济态势，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货币供给过剩；资本过剩；流动性变动；实体经济；经济行为；周期态势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84-0150-02

在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由于美国长期的国际收支逆差，使得美元对全球供给过剩，而对美国有国际收支顺差的国家持有美元，用本国货币购买企业的美元，产生本国货币供给过剩；对美国国际收支的非顺差国，为了保持本国货币的对外价值的一致性，也要增加货币发行，从而导致整个世界的货币供给过剩。这种状况改变了经济周期运行态势。

1　全球货币供给及信用过剩成为经济的基础

在布雷顿森林解体以来，进入到牙买加国际货币体系或无体系时期。这个时期实际上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时期，其主要特点：一是美元作为主要的国际清偿手段，起着计价、支付、结算、储备货币的作用，其他货币如英镑、日元、瑞士法郎以及本世纪开始出现的国家集团货币欧元，起着辅助作用；二是各国实行浮动汇率，实际上是保持与美元一定比率的汇率，也是政府干预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三是美元这种国家货币成为其他国家货币定值的标准，但美元本身的价值由美国实体经济量、美元发行量以及美国国际收支决定，最主要的由美联储的货币发行量决定。也就是说，美元价值决定的人为因素超过了经济因素。如果美国经济是封闭经济，则对世界经济来说，无论美联储发行货币量多少，都与其他国家无关。’但情形恰好不是这样。在美国所倡导的开放经济条件下，美元作为世界的关键货币或中心货币，其发行量影响着整个世界经济的运转。美国经济运行良好，其他国家会受益，因为美国以它占约世界经济总量1／3的经济量形成一个大的市场；美国经济运行恶化，就会使世界经济陷入困境，甚至演变成一场灾难，使其他国家深受其害。

长期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布雷顿森林解体以来，美国经济经历如下变化：(1)70年代到80年代初的滞胀；(2)1985、1986年快速增长，1985年成为最大的债务国，以及美元对日元、马克的大幅度贬值；(3)克林顿时代的较快增长以及国内赤字的消除，国际收支逆差的大幅度下降；(4)911事件以后的伊拉克战争产生大量支出和经济缓慢增长，出现大量的国内和国际双重赤字；(5)长期以来，美国保持高消费、低储蓄，保持长期的国际收支逆差；(6)与欧洲和日本相比美国经济增长过低，虽然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处于经济长期萧条，但此前的经济增长超过美国；(7)美国加工制造业人工成本超过欧洲、日本，但全要素生产率低于欧洲与日本；(8)美国工业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代表实体经济的一、二产业收缩到占经济总量的40％左右，而三次产业特别是金融业过快膨胀，使得经济空洞化、虚拟化。上述变化使得美元总体上不断贬值。

但为什么不断贬值的美元能够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关键货币体系呢?是因为，第一，美国经济仍然是第一大经济体；第二，包括经济在内的综合国力仍然没有其他国家能够超越，尽管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但它并不是统一的国家，仅仅是国家的联合，内部还有各种利益关系需要协调；第三，美国与欧盟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意识形态上的相互依存和利益的一致性，两方虽有摩擦，但在重大的国际事务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才得以维持。美国通过这一体系，通过增加货币发行，通过货币贬值，使得对外债务价值流相对缩减，来攫取他国财富。2001年至2007年，美国的广义货币供给量环比增长11％，远远超过经济增长速度。这样，美国保持长期的国际收支逆差，对他国欠下巨额债务；又迫使债权国美元回流，同时又增加货币发行，使得美元对全球供给过剩。而对美国的债权国所持有的美元，作为官方储备资产，是用本国货币购买企业拥有美元，这会增加本国货币发行，于是本国货币供给过剩；而那些对美国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或非顺差国，在美元不断贬值条件下，为了保持本国货币的对外价值的一致性，或者说为了本国货币不至于升值过多造成对出口的不利压力，也要增加货币发行。由此导致整个世界的货币供给过剩。世界各国的货币供给过剩，会改变整个世界经济运行的基础。

2　货币供给过剩导致资本过剩

货币供给过剩导致资本过剩，首先通过信用放大传递到资本市场，使得资本过剩。当货币当局用本国货币向居民、企业购买美元时，增加了货币的发行。货币供给的增加通过银行及非银行金融体系存款货币的多倍创造，银行信用不断扩张，居民、企业易于得到贷款，流动性充裕，传递到资本市场，作为资本价格的利息下降，促使股票、债券、金融产品及其衍生产品价格上涨；在贷款易于获取的情况下，过剩的资本又会涌入房地产市场，造成房地产价格上涨；不仅如此，在货币供给过剩的情况下，还会引起一般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

资本过剩的后果，是利率的下降和企业利润率的下降。利率下降不过是企业利润率下降的反映。因为利息是利润的一个部分。按理讲，物价的普遍上涨增加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企业会增加贷款从而扩大生产。贷款需求的增加会提高利率。但是，在持续的货币供给和信用供给过剩的条件下，资本的供给过剩也是持续性的。资本供给过剩，会导致利率下降。利率下降，生产扩大，一般商品供给过剩，但在货币过度供给条件下，物价水平依然上涨。这就造成一般商品过剩，产生销售困难，库存增加，利润率下降。而利润率的下降，又迫使利率的下降。

仅仅就21世纪开始以来，全球的利率水平都是下降的。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低利率时代，长期保持在1％以下，自1999年就进入零利率时代，2月份同业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为0.15％，3月份下调至0.04％，2000年8月又上调至0.25％，从去年以来，已经降至0.1％；欧洲同期利率水平比日本高得多，但长期中仍然维持较低的利率水平。欧元区利率水平从21世纪开始以来，利率维持在4.25％的水平，但从2008年10月欧洲央行宣布从4.25％下调至1.5％，2009年6月降至1％到今天为止。美国从2001年初经13次降低利率至2003年的1％，达过去46年来的最低水平。2004年6月至2005年6月经13次调高利率，从1％调至4.25％，2006年8月至5.25％，一直到2007年还是维持这样高的水平。次贷危机大规模爆发以后下调至

3％，2008年3月又下调至2.25％，9月下调至2％，12月下调至1％，2009年进一步下调75个基点，短期利率调至0～0.25％水平。东南亚、南亚地带保持比欧洲还要高的利率水平。在1997年发生金融风暴之前，这一地带的利率水平由于较高，经济增长加快，因而利率水平保持在8％左右，金融风暴发生以后，为了避免资本流失，仍然保持较高的利率水平。中国利率水平，为了支持国有企业和经济的发展，存款利率较低，贷款利率较高，存贷差大，总体上的升降幅度不大。2008年9月开始，从提高利率转变为降低利率，通过5次降息，一年期存款利率累计下调1.89个百分点至2.25％，贷款利率累计下调2.16个百分点至5.31％。所以，现在的利率水平是高于欧、美、日的。这是因为我国经受经济危机的打击没有它们大。

利率和加工制造业利润率的下降，在货币和资本都过剩的情况下，大量资本会从实体经济中抽出涌入虚拟经济领域，金融产品及其衍生产品交易过度膨胀，呈20倍于实体经济量的交易量，极大地刺激了金融、资本市场的扩张，从而推动资本价格上升，投资活动逐步演变成投机活动。这样。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变得日益火爆，最终经济被吹大，变成经济泡沫。

3　资本过剩改变经济周期运行态势

(1)局部性(个别国家或地区)经济危机之后是长期性萧条，繁荣上升阶段变得很短。典型的例子如日本。其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由资产价格和房地产价格上涨推动的较快增长，但这种增长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以虚拟经济的快速膨胀为主导的增长，是一种经济泡沫被吹大的表面繁荣，它不过是实体经济收缩的表征(任何泡沫经济都是虚假繁荣的表征)。当1990年日本经济达到高点而反转而泡沫破裂时，经济开始急剧下降，不到半年就进入长达十几年的萧条。2003～2006年有所好转，但增长也只在1％左右徘徊，达不到2％的水平。美国经济危机传递到日本，结果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了连续3个季度的负增长。日本经济约19年长期衰退过程，究其原因，第一，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始终是日本经济的致命伤，由于缺乏资源，要获得发展与增长，只有依靠外部资源通过贸易增长来实现，而贸易扩大需要建立在超过其他国家的技术水平之上。一旦外部市场份额由于其他国家产品替代优势作用而缩减、被挤压时，其大大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难以得到释放，势必缩减产能。经济出现收缩，第二，一般加工制造业人工成本高于新兴经济体同类产品而产生的替代性；第三，较长时期的货币升值；第四，原材料进口成本上升。东南亚及包括四小龙在内，在1997年金融风波后，虽然没有陷入长期萧条，但经济增长率已远不如从前。保持这样的状态，得益于相互贸易以及与中国大陆贸易的增长。

(2)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也是长期性萧条。这一点还没有得到证明，但某些迹象已经表明，过去那种经历上升之后而下降，下降之后而上升的周期性被彻底打乱。与局部、个别国家的上升阶段缩短、快速下降后继起长期萧条、回升乏力是同样过程。导致这种状态的原因，一是在货币供给过剩条件下，能源、原材料价格上升过快，石油价格今后要回到30～40美元1桶几乎不可能，铁矿砂价格一两年间翻一倍，钢铁价格因而急速上升；而能源、原材料的替代品开发，其技术进步速度赶不上不可再生能源、资源价格上升的速度；二是在货币供给过剩条件下，不可再生资源价格变得越来越贵，勘探、采掘速度越来越快，加剧了能源、原材料供给不足；三是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增长的欲望被激发，随着加工制造业按技术水平、人工成本由高至低地不断转移，也会加剧能源、原材料供给不足，这一点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瓶颈；四是农业、工业的生产环境变得越来越差、制造成本越来越高。加工制造业的不断扩大与之支付的治理污染成本之间互为推动，使得单位产品成本越来越高，导致普遍性价格上升；五是农产品生产随着自然环境恶化产量变动不定，供给时而趋紧时而舒缓。当趋紧时会发生粮价的大幅度上升，去年发生在东南亚、南亚一带的粮价上涨就是证明。实际上非洲也是如此；六是货币供给过剩造成的资本过剩，游资充斥，到处逐角，遍及世界各地快速流动，在一个国家时而流入时而流出，使其经济运转不稳。因为游资主要投资于金融证券等资本市场，近十多年来又涌入房地产市场。游资的目的是短期获利，目的达到或者对自己不利时即刻逃跑。所以，整个世界经济环境已经恶化，出现世界性普遍繁荣的可能性不大。即使出现，时间也较短，之后就是长期萧条。

篇2

[关键词]经济增速发达经济体债务货币政策效应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13）01-0048-04

从2012年全球经济形势的基本走势看，复苏之路布满了阴霾，增速下行风险大于复苏动力，以发达经济体债务与财政为主要特征的危机层出不穷，导致全球经济前景更加具有不确定性和危险性。 一、2012年全球经济增速呈下行态势 2012年全球经济的风险和负面因素主要有：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增速明显乏力，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停滞日渐明显，从而使全球经济增速下行风险扩大；发达经济体债务与财政危机继续深化和蔓延，不仅欧债危机依然困扰着欧洲和影响着全球经济的稳定，而且美国“财政悬崖”的浮出水面使全球经济平添了一层风险；全球经济又一次面临着衰退的可能性，充满了风险与不确定性。

基于上述风险因素，有关国际金融机构一方面纷纷下调对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一方面不断发出全球经济增速下行的预警。依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2011年12月的早期预测，2012年全球经济将有2.6%的增长率，但事与愿违，经历一年的坎坷后，受欧债危机加剧和各经济体增速减缓影响，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为此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不断下调了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2012年6月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的《2012年中期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将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下调至2.5%，尔后9月的《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又下调至2_3%，既低于2010年全球经济开始复苏的4%，也低于2011年的2.8%。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最新的《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显示：从美国经济基本面分析，虽然预计201 2年美国经济增长率有望达到1.3%，但与其期望值相差甚远，如果一旦坠入“财政悬崖”，恐怕2013年的经济增速还不及2012年，甚至如果经济形势出现进一步恶化， “滞胀”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从欧元区经济和债务危机的现实状况看，深陷债务危机的欧元区依旧徘徊在衰退的边缘，估计2012年的经济将萎缩1.6%，欧元区仍是全球经济面对的最大风险，未来一段时期一旦欧元债务危机进一步深化或出现新的变故，极有可能引发新一轮以债务与财政为形式的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将在所难免。由于日本经济复苏重现疲软态势，估计2012年日本经济增速也只有2.2%，与前期期望值的2.4%有一定的距离。另外，虽然看似在灾后重建和量化宽松政策的刺激下目前日本经济有所修复，但受发达经济体经济普遍低迷的影响，日本经济则难以独善其身，甚至今后也有可能随着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一同陷入经济“滞胀”。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受内外因素的拖累和影响，2012年经济增速也相应减缓，并出现了下滑惯性的迹象。在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和内部经济增长动力减弱的情况下，2012年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平均经济增速将放缓至3。6%，远远低于201 1年的6.1%。因此，各经济体增速的集体下滑，自然导致了2012年全球经济整体增速下行态势的形成，使全球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更加突出。

当然，目前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对2012年全球经济的预测还不算是最终的结论。最终数据有可能会被不断修正和改写，但无论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往上调还是下调，2012年全球经济增速下行态势已经形成。发达经济体的债务风险

到2012年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已攀升至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不仅阻碍着发达经济体经济的复苏，成为危及全球经济的头等风险要素，也是2012年世界各国和国际金融机构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

IMF近期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目前欧元区的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爱尔兰等国，以及美国和日本的公共债务水平均已超过GDP的100%。因此，发达经济体公共债务危机已成为当前全球经济首当其冲的风险，随时有可能成为引爆全球性新一轮金融危机或经济衰退的导火索，尤其是欧、美、日债务与财政危机的进一步加剧，导致2012年市场恐慌情绪持续升温。

2012年以来，欧债危机非但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反而继续深度恶化，依然是阻碍全球经济复苏的障碍和困惑欧盟的难点问题。在欧债危机不断蔓延和深化的情况下，虽然IMF多次表示要“随时准备为欧元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并呼吁各国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欧盟也为挽救欧债危机达成了意向上的共识。但是，由于目前IMF和欧盟拥有的资源和潜在的资金并不充足，一旦前期援助资金消耗殆尽，恐怕再难以拿出更多的资金来进行后续的救助。在欧债危机不利因素的渲染和恐慌氛围的烘托下，2012年不仅欧元区的经济与金融形势岌岌可危，而且国际金融市场动荡进一步加剧。

此外，欧债危机发生后欧元区之外英国的债务与财政状况也是风险有加。近年来为应对经济衰退，英国政府不断大量发行国债，在财政上入不敷出，随着债务的日积月累和财政赤字的不断增加，英国债务与财政危机随时有可能浮出。据智库――英国政策研究中心（CPS）2012年4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2月底英国国家实际债务总额达到3.6万亿英镑（约合5.93万亿美元）。另据有关机构预测，到2013年英国公共债务总额与GDP比率将上升到56%，英国的财政和债务状况与欧元区的希腊等国相比虽无近忧但有远虑，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也曾对英国的债券评级敲响了警钟。

从美国的债务与财政状况看，2012年“财政悬崖”（fiscal cliff）不仅再次把美国逼到了债务违约的边缘上，而且即刻成为威胁世界经济的又一突出风险因素，其负面影响甚至不会亚于欧债危机。“财政悬崖”问题的解除不等于美国债务违约风险的解除，美国真正需要小心的是脚下陡峭的“债务悬崖”，一旦坠入其深渊，对美国和全球都将是一场难以想象的危机，或许比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和当前的欧债危机影响更为广泛，冲击力更大。虽然，2012年年底，美国最终避免了坠入“财政悬崖”，但美国国会两党围绕财政和债务问题的博弈远远没有结束。从“财政悬崖”与债务违约的相互关系看，到2013年初，美国国债将再次突破2011年国会批准的16.39万亿美元法定上限，届时如果国会不能再度提高国债上限，债务违约将取代“财政悬崖”成为美国经济的最大风险。因此，目前美国离债务违约已为时不多，解决其问题的紧迫感与危机感已然逼近。

另外，在发达经济体中，日本潜在的债务与财政危机也不可小视。近年来，在税收大降及老龄化所致福利成本激增等背景下，政府试图通过大量举债摆脱经济萧条，从而债务规模与日俱增。据2012年10月IMF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日本的公共债务总额将升至日本GDP的237%的水平，成为发达经济体债务水平最高的国家。对此，IMF对日本不断增多的债务和财政问题提出警告，称其债务和财政恶化程度和脆弱性“相当高”。同时，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和标普也发出警告，称日本信用评级将因政府债务激增而受到威胁，可能进一步下调日本政府债券评级。

欧洲以至美国、日本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加剧，预示着全球面临着巨大的债务风险，如果进一步加剧和扩散，有可能蔓延至抵御风险脆弱的地区和国家，导致国际金融形势再度恶化。

三、全球宽松货币政策效应减弱

为应对经济增长下行和刺激经济增长，2012年上半年世界各国纷纷出台宽松货币政策，到了下半年，世界各国宽松货币政策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尤其是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力度加大的趋势明显，导致全球范围货币政策集体全面放宽。然而，2012年全球宽松货币政策集体行动的效应，却远不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宽松货币政策，不仅没有对刺激经济增长和活跃国家金融市场带来明显作用，而且导致各国货币竞相贬值的博弈愈演愈烈。

全球宽松货币政策对刺激经济增长效应的明显减弱或失灵，一方面反映出宽松货币政策并非是刺激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另一方面，反映出宽松货币政策过度的使用也会渐渐失去它的作用，甚至是适得其反，加大国际货币市场汇率的频繁大幅波动和货币贬值的竞相比拼，增大新一轮全球通胀的风险。

2012年下半年在失去利率空间的情况下，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并与其他发达经济体在货币政策保持一致，启动了新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Q3）。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频繁使用，说明美国目前经济增长和金融运行已找不到更有效的牵引力。QE3给市场带来的刺激作用并未像市场预期的那样强烈，与前两轮量化宽松的刺激作用形成了鲜明的比对，由此表明美联储量化宽松对市场的刺激作用在渐渐减弱。

美联储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推出，美元在市场流动性的增强，对亚洲地区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将产生多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亚洲地区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货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压力骤然增大，从而导致亚洲地区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对外出口严重受阻，并进一步影响经济的稳定增长；二是在经济增速减弱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也开始向宽松货币政策倾斜，新兴经济体国内自身通胀和输入性通胀双重压力自然上升，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胀平衡宏观调节的难度进而增大。另外，2012年以来发达经济体央行的集体量化宽松政策，既加剧了主要货币之间汇率的动荡，也加剧了短期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全球主要经济体既有陷入所谓“汇率战”的风险，也面临着“贸易战”的威胁。

因此，在经济增速下行回天乏术的情形下，发达经济体恐怕只能背着沉重的债务包袱无奈地继续选择刺激经济的量化宽松政策。姑且不论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的刺激作用是否有效，但无疑会在全球范围催生新的资产泡沫，使未来全球经济复苏与通胀矛盾进一步加剧，甚至有可能在2013年引发新一轮金融动荡或全球性通胀。

四、2013年全球经济形势展望

全球经济在发达经济体债务和财政危机以及普遍增长下滑的阴霾下，欧元区能否从债务泥潭中拔出？发达经济体经济颓势是否能扭转？全球经济走势又将如何？这些难题2012年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悬念留给了2013年。

依据联合国以及有关国际机构对2013年全球经济前景的预判和评估，无论是对发达经济体来说还是对新兴经济体来说，2013年仍将是黯淡的一年，全球经济下行惯性已显现端倪。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2013年极有可能走上一条经济“滞胀”和债务危机继续恶化的不归之路；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尽管经济下滑惯性还未形成，但同样存在着经济增速减缓的迹象。由此，2012年12月联合国的《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前景》下调了2013年和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分别由2.7%和3.9%下调至2.4%和3.2%，虽然略高于2012年，但仍远远低于2010年全球开始复苏的水平，也不及2011年的水平，这或许意味着全球经济增长下行惯性已经形成。

从基本面看，全球经济能否从增速下行的阴影中摆脱出来，需要进一步观察。但可以确定的是。未来一段时期，全球经济复苏的脆弱性和风险依然，主要体现在：由于目前全球经济并未全面走出危机，也没有恢复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仍旧面临着下行风险。特别是美、欧、日不仅经济经济增速下行难以逆转，而且均处在高额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台高筑的状态，这种财政不断恶化和高负债的复苏，必然导致发达经济体向外不断释放风险，从而使全球经济风险大增。事实也是如此，至今不仅欧盟和IMF还没有找到更多的办法使欧元区摆脱债务危机，而且危机仍在深度深化，发达经济体也没能拿出更有效措施来保证其经济会有一个良好的表现，而且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2013年发达国家恐怕只能无奈地继续选择实行刺激经济的量化宽松政策，这无疑会在全球范围将催生新的资产泡沫，带来新的资产泡沫和通胀风险，使2013年全球经济的复苏大打折扣，甚至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经济或金融危机。

当然，联合国以及有关国际机构对2013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还会不断调整和修定，目前只是初步的预测，可信度并不高。从近年联合国以及有关国际机构对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的规律来看，初期的预测总要高于后期的调整和修定，似乎初期的预测带有一定的“水分”，尔后便是不断下调增长预测，这几乎已成为预测全球经济前景的定式。因此2013年全球经济能否实现高于2012年的增长，还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篇3

2015年全球经济回顾

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的第八个年头，世界经济仍然处于消化危机前累积的泡沫和风险的萧条阶段，整体上呈现出复苏乏力和增长疲弱的态势。如图1所示，世界经济正处于新旧动力转换、新旧规则交替、新旧力量调整的关键时期，整体上全球经济将进入L型探底企稳和增速换挡的“新常态”时期，然而，随着各项宏观经济指标陆续公布，未来全球经济跌入停滞的风险加大。2015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四次下调了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由年初的3.8%下调至3.1%，比2014年低0.3个百分点，为六年来新低。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增长不平衡，格局分化加剧。相比去年，发达经济体复苏略有加快，增速为2.0%，上升0.2个百分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速放缓的势头未能有效遏止，已经连续第五年出现下滑，增速4.0%，降至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最低点。美国、欧元区和日本是拉动发达经济体复苏的主要力量。2015年，美国GDP增长2.6%，欧元区增长1.5%，日本增长0.6%。与此同时，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俄罗斯、巴西等国的经济陷入负增长。但总体而言，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全球的经济比重由2014年的29.3%上升为2015年的30.3%，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52.9%。其中，印度和越南则继续保持其增长势头。中国、印尼和马来西亚等新兴亚洲经济体虽出现了0.3%-0.5%的增速下滑，但仍属于能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的少数国家。

就其他主要经济指标来说，多数指标低于普遍预期，不确定因素增多。据国际劳工组织报告，2015年，全球失业人数为1.97亿，比危机发生前增加了2700万，失业率保持在5.8%左右的水平。国际就业形势日趋分化，发达经济体失业率下降到6.7%。然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巴西和俄罗斯失业率上升至8%以上；南非失业率维持在25%的高危水平；中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4.5%以内。

2015年全球贸易增速持续放缓，呈现贸易流动减少、需求萎缩和量价齐跌的态势。根据世界银行报告，2015年世界进口总量增速为1.7%，低于去年3%的水平。

经济增长格局持续分化的原因

2015年世界经济发展突出特点之一是主要经济体之间增长形势持续分化，地区增长不平衡加剧。发达经济体呈现缓慢复苏态势，其中美国经济基本走出困境，迎来持续增长的曙光，成为全球经济亮点；欧元区经济复苏企稳，但面临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同时发展中的致命弱点依然存在；日本经济年中出现较大波动，复苏过程举步维艰。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除印度之外，经济增速出现普遍下行；资源出口型国家经济遭受重创，陷入滞胀泥潭；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投资需求和经济增长放缓。深入分析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态势出现差距、各经济体内部持续分化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推出与退出的溢出效应

2008年，以雷曼兄弟银行倒闭为导火索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为了稳定市场，美联储同年推出了以购买机构债和抵押支持债券为方式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随后，美国接连推出了规模更大的共计四轮量化宽松政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出及时挽救了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和企业，避免了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的进一步发生。通过释放流动性，引导市场利率长期下降，刺激了美国国内投资和消费，对美国实体经济稳步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自2012年开始，美国经济增长率稳定在2.2%以上，高于同期其他主要发达国家。2015年美国经济复苏明显，居民消费、制造业、房地产市场和就业市场持续向好，美元加息预期升高。在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引导下，欧盟、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效仿，引发全球流动性过剩，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国际资本大量涌入新兴经济体，这些国家的金融稳定性面临挑战，资产价格泡沫和输入性通胀风险加剧。随着美国宣告全面退出货币宽松政策和美元加息预期抬头，国际资本从新兴市场快速回流，新兴市场国家出现资产价格波动、外币债务高企和经常账户赤字等风险冲击。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的影响下，国际金融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和外汇市场出现大幅波动，而其中尤以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打击为甚：中国、印度、菲律宾、泰国、印尼等国家股票市场出现骤跌；巴西、俄罗斯、阿根廷、土耳其等国货币大幅贬值；资源出口型国家经济陷入衰退。

2.科技创新驱动发达国家经济复苏

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得益于新技术的产生，在科技创新驱动下，新产业、新模式逐渐兴起，经济发展培育起新的增长点。美国页岩气革命的产生，增强了美国实现能源独立的可能性，在世界各国为解决资源环境瓶颈寻求开采非常规化石能源背景下，带动了相关技术和设备的出口，引导高端制造业回流，促进了美国“再工业化”进程，加速了美国实体经济的复苏。与此同时，美国页岩气革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能源格局，OPEC和俄罗斯的影响力受到威胁。在欧盟，德国政府推出了工业4.0高科技战略计划，其概念包含了由集中控制向分散式增强控制的基本模式转变，目标是通过制造业的数字化和虚拟化，将“制造业”推向“智造业”。在这种模式中，传统行业界限将消失，产业链、价值链将被重组，德国作为全球制造业领先的国家之一，无疑将得到竞争力的根本性提升。除此之外，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分享型经济等创新科技方兴未艾，为发达经济体复苏注入强劲活力。

3.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普遍遭受内部结构调整滞后的困扰

2015年，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家遭受经济下行风险，除了外部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外，国家内部经济体制改革不畅、结构性调整滞后增加了自身脆弱性，降低了抵抗外部风险的能力。作为赶超型经济，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家采用的是增加劳动力投入、加快资本形成和扩张、粗放式使用自然资源的“要素驱动型”发展模式，随着这些国家传统比较优势的衰减和自然生态环境的约束，这种发展模式面临创新转型的问题。另外，市场经济体制薄弱、基础建设落后、金融市场脆弱、新增长点缺失、财政和货币政策缺乏透明度等问题，也使得新兴经济体国家易受外部环境变动，全球经济失衡状况进一步加剧，一些依靠资源出口的国家由于改革滞后经济濒临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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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据世界银行1月22日最新的《大宗商品前景》报告，能源、金属矿产和农业原材料三项大宗商品价格指标在2011年初至2014年底经历几乎相同的下滑，所有产品一致下跌的局面在史上并不多见。

展望2015年，鉴于全球需求疲软、供应充足、美元升值态势仍将持续，笔者判断，今年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仍将保持熊市，寒冬才刚开始。 需求疲软拖累

表现最明显的是需求疲软，供给充足的经济基本面将决定今年大宗商品价格的疲态。从历史角度来看，供需变化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十分显著。20世纪70年代，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多与供给驱动有关，如持续不断的石油价格冲击。

进入90年代，伴随着新兴经济体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宗商品需求增长迅速并引发价格大幅上涨的出现。

然而，2008年下半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影响，全球经济，特别是一度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大宗商品价格应声下降，CRB现货指数在2008年7月2日至11月25日短短四个半月时间下降了34%，直至美国第一轮量化放松出台，形势才有所逆转。 考虑到大宗商品价格之间存在联动效应，即原油价格的不断下跌能够一定程度上带动煤炭、天然气等能源产品价格回落。

从需求端分析着手，今年全球经济走势十分不乐观，将对大宗商品需求造成负面影响。不难发现，相比于危机之前（2006年-2007年）全球经济5.5%以上的增速水平，当前经济虽然已经有所好转，但比危机前增长仍下降约2个百分点左右，呈弱增长的格局。

实际上，IMF在1月20日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再次将2015年-2016年全球增长预期较去年10月时双双下调0.3个百分点，分别至3.5%及3.7%，原因在于其对中国、俄罗斯、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前景的重新评估，以及一些其他主要产油国的经济活动将因油价大跌而减弱。

与IMF等国际机构类似，笔者对今年全球经济的判断同样保持谨慎。其中，发达国家方面，美国经济复苏确实是一个重大利好因素。可以看到，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与就业市场的恢复，美国劳动力市场与消费之间似乎已进入了一个相对良性的循环。

但是，与稳健的美国经济复苏态势相比，欧洲与日本面临更大挑战，其中，欧洲问题更为严峻，面临的不仅是经济问题，其内部政治因素更存在较大风险，一旦陷入长期通缩，恐将比日本更难走出困境。

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速放缓对大宗商品需求的影响将体现的更为直接，不难看到，当前新兴市场整体增速已比危机前8%以上的增速明显放缓，预计今年增速回落至原增速的一半将是大概率事件。

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的走势也将进一步分化，中国步入新常态阶段，面临国内经济结构转型的诸多挑战，增速将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但相比之下，仍然是全球经济的领头羊。 大宗商品或延续跌势

而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回落，进口国印度表现抢眼，去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速为5.3%。相反，危机之后一度表现卓越的俄罗斯与巴西经济如今着实令人担忧，能源出口拖累经济增长，两国均已经陷入衰退。

而从供给端分析来看，当前也未看到有可能出现供给收缩的灰天鹅事件。特别是原油作为大宗商品之王，美国加大页岩油的开发，且欧佩克宣布不减产，均将使得今年石油供给保持充裕。

一方面，美国页岩气和页岩油的快速发展导致美国天然气和原油产量快速增长，美国能源署（EIA）数据显示，当前美国原油日产量已增至900余万桶，创1983年1月以来新高，预计今年将增加1000万桶，这也导致了美国对原油和天然气进口的持续下降。另一方面，主要石油输出国沙特宣布不减产也将保持石油供给相对充足。 标题

当然，除了经济基本面的影响以外，美元走势与大宗商品价格的联系同样紧密。由于美元是大部分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定价和结算货币，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美元币值变动会直接影响到国际大宗商品标价变动。

不难发现，自美国量化放松以来，美元呈现了长期的弱势走势，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而根据最新数据分析，本轮美元走强与大宗商品走弱也高度相关。回归分析显示，2014年6月美元上涨至今，美元指数与WTI原油价格指数的相关系数高达-0.98，而美元指数与CRB综合指数相关系数高达-0.99，意味着本轮美元上涨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几乎是实时的。

从这一角度来看，未来美元走势可以作为预判大宗商品走势的重要参考。在笔者看来，鉴于当前美国经济复苏态势明显，且美国退出QE以后，全球避险资金加速回流美国，导致美元呈现走强态势，预计今年美元将呈现持续走强趋势，而在此基础上，大宗商品价格有望继续下跌。

实际上，从近一个阶段美元与大宗商品价格走势来看，这一趋势已然发生。

总之，考虑到全球需求疲软，非常规的原油产量增长、OPEC拒绝减产、美元走强等原因，今年石油价格仍将保持下降态势，而上述供需基本面与美元态势的分析对于其他大宗商品价格走势都有类似影响。

另外，考虑到大宗商品价格之间存在联动效应，即原油价格的不断下跌能够一定程度上带动煤炭、天然气等能源产品价格回落，且石油等化石能源价格相对低位运行会降低以农产品为原料的生物能源的需求，继而压低农产品价格，并对金属等商品价格走势产生负面冲击，因此，今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仍将延续去年同步下滑的趋势，再创新低。

更进一步，笔者认为，今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对于中国的影响可能是双向的，但整体利大于弊。以原油为例，由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全球油价下跌或将直接减少商品的购进成本与降低运输成本，并对非食品价格的下滑、企业利润和居民消费都会带来一定好处。

与此同时，原油价格走低也为扩充这一商品的战略性物资储备提供了绝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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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预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国际贸易形势的观点，国际贸易规模曾被预测会在2011至2013年间实现6%的年均增长，较前几十年的年均增速高出1个百分点。但到目前为止这一预期未能实现。近18个月以来，国际贸易的增长态势疲软，年化增速仅为约2%。

当前全球经济处于一个非常时期：全球贸易增长率低于全球产出增长率。由此导致全球经济复苏不可或缺的一股助推力量缺失。事实上，经济低迷正在通过全球贸易传播开来。

欧元区是这一动态过程的核心。虽然全球经济联动效应已不像金融危机期间那样明显，但这种效应确实存在。欧洲经济体属于贸易密集度最高的经济体。鉴于它们已经陷入了“昏迷”状态，欧洲国家互相之间的进口规模急剧萎缩。

但由于欧洲的经济规模非常庞大，其进口大幅下降还在国际范围内激起了巨大的溢出效应。与欧洲存在紧密贸易联系的亚洲现已直接感受到了这种影响。随着亚洲经济增长放缓，其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也趋于下降，并将更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拉入了下行通道。

全球市场需求疲软又进而加剧了新兴市场国家内部的经济运转失调。它们曾因在经济危机最严重阶段所表现出的经济弹性受到赞誉。就在6个月之前，IMF的《世界经济展望》仍将新兴经济体看作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但缺少了全球市场需求的缓冲作用，新兴经济体由来已久的经济结构问题再次浮现出来。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土耳其货币的大幅贬值就是一记警钟。

现在人们再次把希望寄托在了发达经济体上。但如今已经没有能够拉动全球经济的火车头。美国经济的持续复苏需要有消费者需求推动的经济繁荣作为支撑，而正是这种消费繁荣引发了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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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的《国际航运市场分析报告2014年第三季度回顾与第四季度展望》显示，国际集装箱运输市场方面，第三季度，全球集运市场旺季效应得到延续，直到9月中旬开始增长动力有所减弱，太平洋、南美和澳新等远洋航线运输需求上涨尤为明显。第三季度班轮联盟效应扩散化，不仅表现在第一、第二梯队的大公司在亚欧、泛太等主干航线上的联合，区域内班轮公司的合作和联营趋势也不断加剧。第三季度CCFI均值1102.86，同比增长0.43%，环比上升1.50%。

国际干散货运输市场方面，第三季度初，国际干散货运输市场运价延续第二季度走跌态势，运价整体处于低位，中期在巴矿推动下实现大幅反弹，反弹位置回到千点常态，但由于缺乏持续强劲需求支撑，动力不足，后续上升空间明显受到抑制。截至2014年9月30日，BDI指数报收于1063点，第三季度均值为950点，同比（季度）大幅下降26.5%，环比（季度）小幅下降3.3%。。

国际油轮运输市场方面，第三季度受经济回暖带动原油进口需求，原油海运需求相应有所增加。同时，全球成品油需求也小幅上升，成品油海运需求回暖。运价方面，BDTI呈现强势回升，季度后期一路下挫；受美国自驾出游季节和夏季车空调用油增加，BCTI有所上涨。

展望

报告预计，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处于疲软的不均衡的复苏路径上。美国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欧元区复苏全面放缓，预期仍然主要是受到低通胀和高失业率的影响，另外也受到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影响，主要核心国家经济增长失速，欧元区经济不容乐观；新兴经济体面临的经济结构性矛盾并没有根本缓解，未来的增长在外部环境无重大改善和内部矛盾无根本解决的情况下，面临的风险进一步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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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全球经济，美国经济，次贷危机，美元贬值，金融风险，房地产市场

作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美国经济正面临着次贷危机蔓延、经济增速放缓、美元持续贬值、石油价格突破120美元并连创新高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困扰，而目前美国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及其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在不断地被人们评估和判断。作者认为，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风险在2008年下半年较为充分地得到释放，美元也将改变2006年以来持续贬值的态势。而金融和房地产市场的逐渐稳定，将使美国有望在2009年下半年迎来经济复苏的曙光。

一、次贷风险下半年将充分释放

对次贷危机充分释放的时间判断，首先是基于次级贷以及相关衍生产品的特殊结构的安排。次级贷违约出现主要是利率的提升，次贷利率一般有一个两年后浮动的安排，次贷利率上升会加大违约率。

次贷以及相关的衍生产品发展已十年有余。今年3月22日美国众院银行委员会针对“抵押贷款危机原因和结果”议题举行的听证会，暂停美国第二大房贷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的交易业务，在174亿美元坏账的压力下，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如果以此为次级贷危机爆发蔓延开始，2007年新的次级贷及其衍生品应该已经减少或停止，存量的次级贷及其衍生品应该主要是2006年发出的。特别是美国房地产价格2006年二季度已经开始调整，2006年以后的次贷产品的增量应该比较有限。如果按照两年后次贷的利率浮动安排会引发违约风险判断，2008年中期或第三季度，比较大规模的次贷风险就会基本显现。

其次， 次贷危机在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爆发，稳定房地产和金融市场是最基本的危机应对措施。 美国政府关于房地产贷款利率维持不变的相关规定，美联储连续大幅降息的行动，可能有助于次贷市场较快地稳定。特别是美联储联手全球五大银行2000亿美元的90天而不是隔夜的注资行动， 允许银行用与次贷相关的衍生产品作为抵押从中央银行贷款，使许多金融机构避免陷于大规模流动性风险，为严重亏损的机构融资自救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和市场流动的资金，对迅速稳定债券市场和证券市场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资本市场总会超前反应，华尔街说不定会更快地反应次贷危机充分释放的信息。

不过，次贷危机的衍生产品链太长， 同时已经影响到信用卡市场和其他信贷类市场，包括债券保险公司。如果这些更深层次的影响，不能在次贷风险释放过程中和政策拯救性行动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那么，次贷危机风险本身的释放还不足以稳定整个信贷市场。

二、美元贬值下半年出现拐点

美元态势的分析主要有四点依据：

第一，美元从2006年持续贬值以来，美国贸易逆差已从2005年占GDP7%的水平下降到5%以下。今年第一季度，美元贬值幅度达到5%，到今年下半年贸易赤字可能有进一步下降，导致美国经济失衡的两大赤字有了很大的改善，有利于美元走强。

第二，如果下半年次贷危机得到比较充分的释放，美国政府的各项政策达到稳定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目的，降息预期下降，华尔街的投资功能逐渐恢复，美元以及美元资产的价值逐渐恢复吸引力，资本会流入美国和华尔街。特别是华尔街一定是超前反映的，我们估计华尔街可能要提前半年吸收经济复苏的信息。

第三，欧元和英镑相对美元升值幅度过大，影响整体欧洲的经济。英国，特别是德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到历史的低点，英国的房地产泡沫非常危险。所有指标显示，欧洲经济可能不会支持欧元对美元的更大的升值。

第四， 亚洲部分货币开始出现对美元贬值的态势。韩元、泰铢、卢比、比索在连续多年升值之后， 2008年开始分别对美元贬值6.04%、5.58%、1.55%、1.89%。这种请况有别于过去亚洲货币对美元整体升值的情况。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元贬值、石油价格上升，这些国家的贸易逆差明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一轮新兴市场资本流入以证券资本为主，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引发风险资产在这些国家的变现抛售。特别是当国际资本发现这些国家经济基本面出现问题，贸易出现逆差，靠资本流入来平衡国际收支时，就会从这个国家撤出。比如韩国最近就有300多亿美元的流出。

综合以上情况，我们判断， 美元可能随着次贷风险的相对充分释放和金融市场的稳定而改变贬值的态势。

三、经济恢复有望明年见到曙光

对美国经济复苏时间的判断是基于实证研究的结论。当年“新经济”的硬着陆，通过纳斯达克的大跌显示了经济严重衰退的迹象。在美联储20余次降息之后，美国经济2003年开始复苏，这经过了两年的时间。次贷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可能比“新经济”的调整更严重。美国经济要重新恢复，恐怕也不会短于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

这一轮经济危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由于经济周期调整引发的危机，而是一次典型的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引发的危机。过度的“创新”把两大资产市场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并迅速蔓延到全球市场。许多权威判断认为这是二次大战后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由于金融和房地产这美国经济的两大支柱产业同时深陷危机，而且美国人的消费支出是与房地产价值的上升和金融市场的投资收益密切相连的，所以这次危机不仅直接影响美国经济，美国人的消费需求也受到严重影响。所以谈美国经济恢复，不论是从这次危机爆发的始作俑者的角度，还是与消费需求从对经济举足轻重的角度，都要看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和恢复。

根据历史数据分析，美国房地产市场调整一般需要3－5年的时间。这一轮美国房地产的上涨，不论从涨幅还是时间，都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所以其出现调整也不可能是短期能够完成的。事实上，美国房地产的调整从2006年第一季度达到这一轮上涨的顶峰后就已经开始。如果这一轮调整像上一轮房地产市场50%的调整幅度一样，如果以2006年第二季度美国房地产调整的速度为基准， 2009年第三季度、第四季度，美国房地产可能调整到位。当然美国政府联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行政规定三管齐下，可能有助于现在经济的稳定，也有利于缩短房地产市场的恢复时间。所以，我们认为，到2009年下半年，有希望看到美国经济恢复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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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普遍认为。对今年上半年的股市而言，最大的利空来自两方面，首先是于2009年带领全球走出衰退泥潭的中国开始调控过热的经济，其次是发端于希腊的欧洲债务危机。

美国虽然仍处于经济复苏之中，但高企的失业率及疲弱的住房市场，加上对欧债危机的担忧，令投资者也谨慎起来。4月底，美股加入了全球股市下跌的行列，道指目前已再次跌穿万点大关。

有分析师认为，欧洲债务问题、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放缓及美国经济增长缓慢这3种因素叠加在一起造成了股市的不景气。

“二次探底”成焦点

虽然很多市场的跌幅已深，但对未来经济增长的担忧之声四起，令投资人信心难以恢复。目前市场最关心的是全球经济会否“二次探底”。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近日撰文宣称，现在就处于第三次大萧条的早期阶段，这主要归咎于政策的失败。各国政府都沉迷于抗击通货膨胀，而通货紧缩才是真正的威胁。各国政府都在号召财政紧缩，而真正的问题却是开支不足。

目前来看，持这种悲观看法的人士仍属少数，大多数人相信全球经济会维持复苏态势，出现“双底衰退”的机会不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卡恩表示，据IMF专家做出的最乐观预测，全球经济将以持续但不稳定的方式复苏，但不会出现二次衰退。他表示，全球经济复苏肯定会面对一些下行风险，多重因素都可能引发经济反转下滑，但IMF的基本看法是经济复苏将是可持续的。

贝莱德公司表示，出现“双底衰退”的机会不大。只要能避免经济紧缩的出现。股价将随时间上升。

亚洲股市受关注

在上半年的股市成绩单上，亚洲新兴市场表现抢眼，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的涨幅居前，上涨了8％-14％不等。

篇9

2013年，世界经济继续处于政策刺激下的脆弱复苏阶段，维持着“弱增长”格局。IMF预计，2013年世界经济将仅增长2.9%，为金融危机后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推动经济复苏势头从新兴经济体转向发达经济体。其中，美国经济复苏势头较为稳固，截至2013年三季度，美国经济已连续十个季度保持增长；欧元区经济触底回升，逐步走出衰退，金融市场趋于稳定。但发达国家“低增长、高失业率、高赤字、高负债”并存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善，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增速仍低于潜在水平。

与此同时，2013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继续放缓。IMF预计，2013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增速预计为4.5%，低于上年0.4个百分点。新旧交替之际，2014年全球经济整体的增长态势如何？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给新兴经济体带来何种风险，全球经济复苏是否具有重要的助推力量？2013年11月19日，在《财经》“2014：预测与战略”年会上，美国金融学会原主席、美联储顾问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Diamond），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黄益平与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等就此展开了探讨。

他们形成的一个共识是，2014年全球经济不会出现强劲复苏，美国不论何时退出量化宽松政策，都会对新兴市场产生影响，但各经济体受影响的程度，则视各自具体情况而定。对于像中国这样外汇储备巨大但资本账户未全面开放的国家来说，影响可能会较小一些。

全球经济弱复苏

2014年的全球经济增长，在诸多中外学者看来，仍然会延续2013年弱复苏的格局。在全球发达经济体的复苏中，美国形势最好。余永定在2013年11月上旬结束了对美国为期一个月的考察，期间他与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官员等人士进行了广泛交流。他认为，美国经济从2011年开始微弱复苏，2013年继续此前持续微弱复苏的趋势。

2013年12月底出笼的宏观数据，增加了美国经济向好的乐观：11月份个人消费支出和耐用品订单数据均环比大增；截至12月21日，当周初次申领失业金人数降幅创逾一年最大；房地产市场继续维持复苏态势。鉴于经济整体向好，美联储在12月份例会结束后，把2013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原来的2%至2.3%上调至2.2%至2.3%，明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则扩大至2.8%至3.2%。

尽管如此，余永定认为，与2012年的数字相较，美国的经济复苏仍然较弱，是一种疲软的，而非强劲的复苏。美国历次经济衰退之后的复苏都比这次强劲得多。余永定认为最好的一个数字，是失业率在不断下降，现在已经降到7%左右。从经济危机之后，只有失业率这条线是在逐渐下降的，而失业率是美国政府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目标。如果是和欧洲、日本相比，就更能够看出美国表现最好。但是，不能排除在2014年美国经济依然会出现问题的风险，较大的一个风险就是美联储如何退出。2013年6月，当伯南克吹风美联储将要退出量化宽松时，市场出现了一些动荡。因此余永定判断，美联储不会急急忙忙退出，因为美国经济的复苏是不稳定的。

外界也注意到，美联储在2013年12月宣布，从2014年1月开始，其每月购买债券的规模将从850亿美元削减至750亿美元。虽然美联储只是对其量化宽松（QE）规模做了“微小”调整，但这意味着牵动市场神经的QE退出计划“靴子”落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在降低。

彭文生判断，全球经济将会同步复苏。从2013年二季度、三季度的数据来看，已经体现为主要的发达经济体美国、欧洲、日本同时出现正的增长，这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第一次三大主要发达经济体同时出现正的增长。彭文生据此认为，这一态势可能会延续到2014年。导致全球经济同步增长的两大推动因素，一是财政方面，过去两年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财政紧缩，是抑制总需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2014年财政紧缩的力度会比过去两年明显降低，这是对经济的一个支持。另外一个是美国经济复苏的好态势，对其他经济体造成出口拉动。

与余永定一致，彭文生认为即便全球经济同步复苏，其总体的增长力度还是比较疲弱。美国经济有两个问题并没有变化。第一是大幅的货币扩张没有带来通胀，只会促进资产价格上升。第二是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导致中产阶级消费不足。美国现在促进经济复苏的主要政策是货币扩张，货币扩张最主要的传导渠道是通过资产价格上升，资产价格上升则持有财产的人得益，所以美国的货币政策加大了贫富差距，又抑制了总体的消费力度。而这反过来加大了货币宽松的力度，最后靠货币宽松来促进经济的复苏。

道格拉斯·戴蒙德则认为，全球复苏的动能，包括美国、欧洲跟日本还没有完全出现。因此，最大的问号是世界的复苏是不是继续使得欧洲的金融体系变得更好？会不会使得破产的银行更少？他的判断是不一定，欧洲银行系统在资本化的方面还有一些长期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同时美国的“迎头风”量化宽松政策，放弃量化宽松也会带来一些风险和不确定性，需要对它进行清理才可以使量化宽松的退出比较顺畅。

在他看来，QE的主要影响体现在购买长期债券，影响了人们对于长期资产证券未来的预期。量化宽松本身不重要，但是它发出了一个信号，这个信号表明了美联储零利率的政策会维持多久的预期。量化宽松的信号效应是巨大的。

因此，退出量化宽松不是很紧要的，如果人们认为利率还会长期保持低位的话。问题在于，在未来如果美联储再想把短期利率提升，在巨大的资产负债表和储备金面前，可能会带来问题。因此，最大的危机、风险是把长期债券卖出并提升利率的时候。一旦提升利率，必然会带来经济上的不稳定。而对于短期经济复苏，他则较为乐观。 跨境资本流动风险

当美国经济继续好转，而美联储真正开始退出时，世界经济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是否会面临比较严峻的考验？余永定的看法非常肯定，他认为，当美联储开始着手退出，或者仅仅当它表现出比较明确的退出意识，美国国库券价格就会下跌，也就是国库券收益率会上升，美国整个经济体的利息率也就会上升，这种上升将会对全球造成重要冲击。

许多发展中国家需要经济增长，但提高利息率，就对新兴国家的经济造成增长上的不利影响。如果该国的经济增长也不行，资金会大量外流，国家货币会大量贬值。唯一手段就是资本管制，但资本管制也有它自身的问题。在美国退出量化宽松的阴影下，发展中国家再开放市场就会面临极大的风险，如果不把内功做好，也将会面临严重的挑战。

黄益平也认为，2014年可能进入一个跨境资本流动的活跃期。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要开放资本市场和开放资本项目管制。但目前中国放开资本项目管制，对于资本流动或许并非是一件幸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段时间做过一个分析，说如果中国开放资本项目，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将是一个什么概念？结论是在开放期间中国会出现净资本流出，总量相当于中国GDP的4%-8%。

感受到非常大压力的新兴市场，主要是印尼、印度和巴西等国。学者们认为，它们有一些共同特点：第一，财政赤字比较大；第二，通胀压力比较高；第三，经常项目逆差比较明显；第四，外汇储备比较少；第五，国内的宏观经济相对不稳定，比如通胀压力比较高；最后一个，大部分国家都是资本项目开放程度比较高。

相对而言，学者们认为中国的情况可能要好一些。他们建议中国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个方面是采取一些预防性的措施，比如汇率的灵活度要提高；第二个方面是尽量消除国内已经存在的一些风险和一些失衡。最需要做的是改变地方政府的融资行为。地方性的债务，最后会转化成金融的风险。

彭文生亦认为，2014年货币环境的波动性可能会大幅度增加。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影子银行的大幅扩张，而影子银行大幅扩张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提前错配，依靠的是短期负债和短期融资。

彭文生建议，控制影子银行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审慎监管，控制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和房地产泡沫；二是从货币政策来讲，市场的利率不能长期平稳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导致人们预期短期的融资成本总是在一个很低的地方。这本身就是造成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因此，中国现在应对的利率周期策略应该与美国相反，要控制金融风险，利率要高一点，提前释放风险。

道格拉斯·戴蒙德认为，一些新兴经济体的投资者意识到，在其他经济体投这么多钱并不是太安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他们看到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短期债务的危险性所在。现在投资者对短期融资可能更加谨慎，跨境资本流动也会更谨慎了。在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和美国的资本流动是不一样的。有一点他感到比较乐观，就是新兴市场资本的流动在过去的三年到五年，并没有出现较大的波动。 资本项自由化需谨慎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金融对内对外双向开放的未来目标，但在2014年存在上述跨境资本流动的风险条件下，与会学者对资本项目自由化持论谨慎。

余永定表示，“我看不出来中国有什么必要特别提出加快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步伐。”他赞成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方向，而且认为，从1990年到现在，中国一直在推行渐进式的资本项目自由化，策略和方法步骤都基本上是成功的。三中全会公报中提出加快资本项目自由化，他的理解是，我们要根据我们现在的情况和国际形势，特别是要结合我们国家内部的金融形势，资本项目自由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过程采取渐进的方式，要因地制宜，不要教条主义，既不要左的教条，也不要右的教条，而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出发。

余永定强调，他在美国调研时问了美联储主席和副主席们一个问题，美国通过实行量化宽松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复苏，现在也没有通货膨胀，为什么还要谈复苏的问题呢？余永定发现，其实所有人的答案依然是害怕通货膨胀。还有一个是美国资本市场的业界人士认为， 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对市场的扭曲，过低的利率造成了各种各样的泡沫，最后体现为资产泡沫上涨。美国的房地产价格又在回升，这时候中国应该警惕，应该在有一道金融长城的保护之下加速我们的开放，然后条件成熟时再打开，才能将开放带来的冲击降低到最小。

篇10

在世界经济复苏放缓、国内经济减速、北京市经济运行惯性下行等多因素综合作用下，上半年，北京市经济运行延续上年回落调整态势，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2%，创下近20年来的同期新低。综合警情显示宏观经济运行已下行至趋稳的绿灯区域底部。下半年，尽管欧债危机的演变和美面临的财政调整压力给全球经济复苏蒙上阴影，但在国内稳增长政策力度加大的作用下，北京市宏观经济增长有望短周期见底，但长周期放缓趋势仍将继续。初步预测，2012年全市GDP增长在7.8%左右。

上半年总体延续回落态势

上半年，北京市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趋缓态势，呈现出“需求增长放缓，产业增长减速，物价涨幅持续回落、宏微观效益不佳”等特点。

需求增长放缓，拉动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上半年，北京市三大需求增长放缓，其中，房地产投资增速走低、消费增长缺乏热点支撑，出口持续低迷，减弱了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1-6月，尽管基础设施投资增速较快、保障房建设加快，但受商品房市场销售不旺的影响，占比五成的房地产投资仅增长4.7%，对投资新增额的贡献回落至22.5%，成为下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力量；依靠汽车、中西药品、通讯器材等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实现13%的增长，但缺乏新热点支撑，加之物价涨幅回落，仍未恢复到楼市、车市限购前水平；受外需不足、贸易保护加剧、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出口需求仍然低迷，同比增长3.8%，仍处近年低位。

产业减速超预期，下拉经济走低

在潜在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今年以来，二、三次产业增长总体延续上年回落态势。上半年，三次产业同比增速分别为9.8%、6.1%、7.5%，其中二产、三产下行至近十年来的次低点，下拉GDP增长出现近二十年来的同期低点。汽车、装备制造业持续处于下降通道，下拉第二产业增速走低。批发零售业、信息服务业增幅下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走低，下拉第三产业增长现近十年同期低位。

物价指数持续回落，通胀压力略有减轻

今年以来，在输入性通胀压力减弱、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流动性充裕度下降、翘尾因素减弱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北京市物价指数持续回落。虽不乏涌现“蒜你狠”、“火箭蛋”等新涨热点，但猪肉价格持续回落、蔬菜季节性供应加大等促使CPI涨幅明显回落，上半年CPI同比上涨3.5%，涨幅较上年最高点回落2.4个百分点。PPI、PMI涨幅均持续下滑，5月份以来更是出现同比下降。截止6月，二者同比分别下降0.3%和上涨0.8%，剪刀差持续缩小，上下游产品价格传导压力部分疏解。

宏微观效益不佳

上半年，受经济形势持续回落影响，政府、企业效益明显下滑。全市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同比仅增长5.3%，远低于2000年以来（除2009年外）20%左右的增速；1-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11.4%，下滑至近两年来的低点；第三产业利润增长8.8%，其中，批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大幅下滑至近年新低。

四大问题需要关注

资金供需紧张影响地方调节经济运行的能力

受土地收入锐减、地方投融资平台融资难度加大、企业利润大幅下滑等影响，资金来源趋紧。与此同时，重大基础设施、保障房建设推进等加大了资金需求。上半年地方一般预算财政支出同比保持23.4%的较快增长。未来数月内，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压力仍旧较大，加之稳增长系列政策实施、结构性减税力度加大等影响，地方政府可支配资金的供需紧张可能持续加剧，一定程度上将影响其调节经济运行的能力。

房地产市场虽有改善，但新开工面积继续下降值得关注

在限购政策持续作用下，资金流向商业地产带来商业地产土地购置、开发建设、市场交易等均好于住宅市场，有利于缓解限购政策对我市经济带来的影响，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同时，近期出现全市商品住宅交易回暖势头，成交量及价格均有上扬，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房地产领域的向好态势。但是，上半年新开工面积降幅有所加大，将会影响投资的后续增长，需引起关注。

市场需求不旺，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在希腊、西班牙等欧元区债务危机持续扩散以及贸易保护加剧的影响下，东盟、欧盟等主出口区需求走弱，带动机电、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增长乏力。同时，PPI、MPI快速下降至2009年末以来的低点，反映出实体经济需求疲软。电力消费量、铁路货运量、银行放贷额等反映经济活力的指标也呈低速增长。此外，部分企业原材料库存大增，也显示出需求的下降。

服务业增速放缓值得关注

2008年以来，服务业增速逐年回落，今年上半年更是放缓至7.5%，创下2000年以来的同期新低。短期看，服务业放缓是受国内外经济放缓影响。但长期看，其回落与自身结构密切相关，是服务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自我调整的结果。在土地等要素价格不断上升、产业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服务业外延式发展空间日益收窄，在向产业深度融合和机制创新驱动并重的内涵发展阶段转变中，其增速放缓将会影响我市经济增长速度，需要引起各方关注。

下半年经济运行环境分析

全球经济复苏不确定性加大

综合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发展以及先行指标走势看，下半年，全球经济复苏不确定性加大。尽管美复苏动能尚存，经济有望保持温和复苏，但欧元区债务阴云仍将笼罩全球。虽然近期欧盟25个成员国签署财政契约，但效果仍待检验。同时，多数国家采购经理人指数下滑、OECD六个月变化的先行合成指数走势分化，也预示着全球复苏的不乐观。IMF在4月份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2012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5%，低于2011年的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