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的主要表现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通货膨胀的主要表现，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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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通货膨胀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如果不能够正确的认知以及处理这一问题，将会严重的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本文通过研究国内通货膨胀的现状以及原因，期待为这一问题提供有价值的研究。

【关键词】

通货膨胀；CPI；大宗商品

一、引言

通货膨胀问题是世界经济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并且是一个困扰世界各国专家学者的世界性难题，这主要是因为其关系着本国的经济、社会以及民生各方面的问题。对一个国家来说，如果其爆发通货膨胀，那么就会导致该国的生产建设方面的中断，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甚至会导致社会动乱，危及政权。尽管长久以来，通货膨胀这一问题一直得到各国专家学者的重视，在经济学理论当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但是就目前的现状来说，各国的经济学界对于通货膨胀这一理论的认识还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的境界，主要是因为该概念是目前的经济生活当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

二、通货膨胀概述

要想对通货膨胀现象有一个准确而清醒的认识，首先要知道通货膨胀这一问题的准确内涵及定义，目前，西方的经济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对于这一概念的研究历史较为久远，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其对通货膨胀的定义可以概括为两大类：一类是物价派，一类是货币派。物价派主要是由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组成，他们认为物价水平的直接上涨是通货膨胀问题最为直接的表现形式，所以他们从价格水平的变动来定义通货膨胀的定义，将其定义为一般物价水平或者总体价格水平持续、普遍的上涨过程；货币学派则主要从货币的发行量角度来定义通货膨胀这一概念，该观点大部分是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组成的，他们认为通过膨胀的起因是国内的货币发行数量超过了整体社会的产出增长率。根据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的观点，作者将通货膨胀定义为：通货膨胀是指流通中的货币供给量远远大于市场的货币需求量，从而引起货币贬值、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涨。

现实当中的通货膨胀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所引起的通货膨胀问题的原因也有很多，尤其是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对于我国来说，只有准确的知道引起国内通货膨胀的原因及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政府相关部门才能够准确、及时的财务相关的经济政策，从而使得国内的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否则，如果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将会阻碍国内经济的正常发展。

三、我国通货膨胀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我国通货膨胀的现状分析

自2010年以来，由于受国内经济投资过热、人们对未来通货膨胀预期的重视度的逐渐提高、生产资料、物价水平及劳动价格的大幅上涨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其实，如果仅仅从相关的数据来看，2008年的通货膨胀问题远远超过目前的通货膨胀，但是国内的居民却对目前的压力感到额外明显，通过相关的分析，得知，尽管2008年的通货膨胀问题程度更大，但是由于当时的物价上涨仅仅集中在少数的几个产品，例如石油、猪肉等，但是2012年以来的这次通货膨胀却体现在全面的物价水平，小到蔬菜水果，大到燃料、房子，几乎所有的物品的价格都在全面上涨。

2010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我国当时所采取的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所造成的局限性体现的也是越来越明显，通货膨胀问题开始逐步凸显，近几年来，国内的CPI同比增幅都在4%以上，这次通货膨胀在强度以及压力上都大大高于1988年以及1995年的两次国内通货膨胀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本次通货膨胀的表现形式与前两次有很大的不同，尽管前两次的通货膨胀强度大，爆发强，涨幅在25%以上，但是来得快也去得快，持续的时间较短，也就仅仅一年左右的时间。而本论通货膨胀由于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表现得比较温和，属于温和类型的通货膨胀，这就使得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压力宣泄较慢，至少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够释放这种通货膨胀的压力。

（二）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分析

1.货币的超量投放

过量供给货币会造成通货膨胀，目前国内的通货膨胀也主要是因为货币的超量供给造成的，2008年下半年，我国出台了4万亿计划，开动了一大批的项目建设，尽管对防止国内的经济衰退，稳定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同时，由于实体经济大量的信贷涌入，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推高国内的物价水平。

2.房地产价格的上涨

事实上，目前的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才是我国通货膨胀众多原因当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房价的上涨会导致房租的上涨，进而增加商家的成本，从而造成了物价的上涨，以此类推，事实上，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会带动各类用工成本的上涨。

3.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目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度反弹也是国内通货膨胀主要原因中的一个，其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传递到我国的：一是初级产品的进口渠道，推动了国内工业产品的成本；二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反弹推动了国内农产品以及大宗商品的价格，从而使得国内的商品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

四、结论

综合来说，目前我国的同伙膨胀是综合型的通货膨胀，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彻底解决我国的同伙膨胀问题，本文仅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给予治理我国通货膨胀方面一些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沈志宏.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及对策[J].商业现代化，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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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增加，处理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对于控制国内通货膨胀也有重要意义。从投资区域来看，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用于亚洲的资金占到总资金的78%，其中用于香港的投资占到总投资的69%，因为从距离上而言，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投资比邻的区域。从信息对称程度而言，中国对于这些区域掌握的信息相对更充分，法律法规方面的限制也相应较少。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非洲居于第二，这主要是基于政治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考虑。所以综合而言，在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时以上方面因素的考虑会强于通货膨胀率的考虑。实证结果根据之前建立的VAR模型和数据，利用Eviews6．0得出结果：CPI的变动受到前两期滞后的影响，前一期的影响为正，前两期的影响为负。这主要表明物价的变动在一期内存在惯性，惯性系数为0．646377，因为物价上涨可能在一期内产生物价上涨预期，从而推动物价继续上涨。但前两期的物价上涨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这种预期，这种抵消系数为－0．273023，说明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形成受到近期的影响大于远期。所以，要控制通货膨胀预期就必须采取强硬措施防止物价短期内过快上涨。前一期FDI上升1%会引起本期物价上升0．123%。前两期FDI上升1%会引起本期物价上升0．014%。这两个系数反映了输入性通货膨胀的作用强度。2009年FDI总额为900．3亿美元，占GDP不到2%，对比而言，来自外商投资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强度相当大，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由于FDI流入了资本市场，产生了巨大的杠杆作用，引起了通货膨胀的改变。所以，控制好FDI的流向，对于治理通货膨胀具有重要意义。对外直接投资与通货膨胀存在负相关关系。前一期对外直接投资上升1%，通货膨胀下降0．014%，前两期对外直接投资上升1%，通货膨胀下降0．011%。从规模上而言，2008年的OFDI占GDP仍不足2%，量的控制相对容易。但是，在OFDI达到一定规模时，它产生的投资收益可能对国内通货膨胀起到加剧作用。所以，在注重量的扩张的同时，应该把握好质的提升。

第二列可知，一期内通过膨胀的上升可能导致FDI的下降，通货膨胀上升1%，FDI将下降0．9%。前二期通货膨胀上升1%，引起本期FDI上升0．28%。综合而言，较高的通货膨胀降低了实际利率，不利于引进外资。FDI也存在滞后性，前一期滞后系数为0．901153，前二期滞后为－0．261963。根据第一列的分析，在国内出现通货膨胀时，应该对于FDI进行控制，防止FDI与CPI同时产生滞后影响加剧通胀，引起危机。对外直接投资于外商投资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产生这种情况并非由于两者存在相互替代作用，而是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可能是由于境外投资收益率上涨，按照资本趋利性，相应流入境内的资本就会下降。由表3第三列可知，前一期通货膨胀上升1%，对外直接投资增长2．72%。前两期通货膨胀上涨1%，对外直接投资下降2．97%。综合而言，两期内，通货膨胀的上升会引起对外直接投资的下降，因为通货膨胀上升可能引起国内名义利率上升，以保证实际利率为正，所以造成对外直接投资的机会成本上升。前一期FDI上升1%，对外直接投资上升0．7%，前两期FDI上升1%，对外直接投资下降1．7%。总的而言，两期内，FDI与OFDI存在负相关性，这也是由资本的趋利性和国内外投资环境变化导致。与之前不同的是，OFDI存在两期负的滞后性，滞后系数分别为－0．579859和－0．261057。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起步阶段，受到投资行业、投资地域等政策的限制。另外，也存在一些国家担心垄断和贸易侵略而采取相应贸易保护的手段。

7至9期影响为正，之后趋于0。再次证明近期通货膨胀对于形成通胀预期具有重要作用，并加剧通货膨胀的影响。第2图表示FDI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前3期为正，并逐渐上升，3至5期也为正，但影响减弱，6至8期几乎无影响，8至10期出现小幅正向影响。FDI对通货膨胀前3期正的影响可以理解为FDI的流入导致了国内流动性过剩从而出现通货膨胀。8至10期出现的小幅正向影响可能是由于FDI产生了投资溢出效应。第3图表示对外直接投资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前5期一直为负，并呈现小U型，在第3期时负的影响达到最大。由此可以验证，通过增加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可以控制通货膨胀，并且这种效果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第4图表示通货膨胀对FDI的影响前3期为正，3至5期为负，呈现小U型;5至8期为正，先增加再减小，之后趋于0。前3期正的影响可能是由于通货膨胀带来了通货膨胀预期，引起实际利率下降，从而刺激了投资。第5图表示FDI的滞后影响前4期内为正，之后为正，并接近0。说明FDI的变动具有惯性。第7图表示通货膨胀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前2期为正，第3期为负，并且负的影响大于正的影响，之后趋于0。第8图表示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滞后影响，前2期为负，并逐渐下降，3至6期为正，正的影响先上升后下降，之后趋于0。出现以上情况的原因是通货膨胀使得货币贬值，境内资本出于保值需求会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同时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到一定规模后会受到相应的限制。

FDI与通货膨胀经检验发现FDI变动是通货膨胀变动的Granger原因，因为FDI的增加会增加国内的流动性，同时政府也会增加与FDI的配套投资，形成财政赤字。为了弥补赤字，只有增加货币发行量。这两方面都加剧了通货膨胀。模型结果表明，前一期FDI上升1%会引起本期物价上升0．123%。中国目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FDI的流入会导致货币发行量的增加，但FDI相对于GDP和货币存量而言规模很小，这些由FDI引起的货币增发量并不足以产生0．123的效果，并且还存在投资的溢出效应，使得产出增加，对通货膨胀起到抑制作用。所以，引起通货膨胀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这些FDI并没有直接流入生产领域，而是通过不同的手段流入资本市场，参与投机活动，从而推高了国内通货膨胀率。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FDI对国内经济特别是对货币发行量的影响存在直接作用，但实际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对FDI的影响并不明显，FDI中存在较大一部分投机性资本。而这些资本对推高通货膨胀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要抑制通货膨胀，就应该对FDI的流向进行严格监测，保证尽可能地流入实体经济领域。同时，控制政府对FDI的配套投资的规模，减少财政支出。OFDI与通货膨胀理论上OFDI增加，短期内国际收支中资本项目顺差下降，国内通货膨胀下降，长期而言，投资收益增加，国际收支资本项目顺差上升，通货膨胀上升。但实证检验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与通货膨胀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原因可能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较小，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并不显著。模型结果表明，前一期对外直接投资上升1%，通货膨胀下降0．014%;前两期对外直接投资上升1%，通货膨胀下降0．011%。所以，要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才能降低通货膨胀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得出，对外直接投资对通货膨胀在10期以内都没有表现出正的滞后影响，主要原因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投资收益相对较少，有的甚至出现亏损，有盈利的也用于了再投资。所以，对于国内通货膨胀的正影响还没有表现出来。当然，对外投资收益与国内通胀并不存在完全的取舍，我们可以考虑直接投资国内稀缺的或者存在劣势的产业，最终收益不光以货币的形式还要以产品和技术形式回流，降低国内通货膨胀压力的同时，带来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作者：赵妍 黄巍巍 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10级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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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

中图分类号：F82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1-0133-03

我国近几年通货膨胀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发生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以全球经济危机为背景，伴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和大规模资本的流动，与发达国家在经历了短暂的通胀后开始转向通货紧缩形成了对比，呈现出由初级产品价格带动的结构性上涨的特征，并且显现出向全面通胀发展的趋势。

一、国内外各学派相关研究

（一）国外输入型通货膨胀相关研究

西方经济学对输入型通货膨胀国际传递的研究，大体上有4种情况：输入型通货膨胀的货币分析、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凯恩斯派分析、社会成本推进分析和小国开放模型（陈岱孙，厉以宁，1991）[1]。

1.输入型通货膨胀货币论

约翰逊（H.G.Johnson，1972）提出了货币主义学派的输入性通货膨胀模型，他认为，国际性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一货币现象，它源于世界货币增长率大于世界产量（收入）增长率；在国内信贷不变的情况下，国际收支顺差带来的国际储备增加将增加国内的名义货币供应量，从而引发国内通货膨胀，这种由国际收支顺差引起的通货膨胀即是输入性通货膨胀，并建议采取紧缩的国内信贷政策来抵消国际储备上升带来的货币扩张效应，从而有效抑制输入性通货膨胀 [2]。

2.输入型通货膨胀凯恩斯学派

凯恩斯主义框架下分析通货膨胀及其传导的主要工具是菲利普斯曲线。Branson（1975）将菲利普斯曲线和贸易方面结合起来，将贸易收支与收入相联系，随后又将本国价格与世界价格相联系[3]。Branson和 Marston（1989）则提供了带来本国价格上升的更详细的检验，指出净出口将提高收入，且本国收入的增加将直接带来进口需求、更多的消费或储蓄;投资的增加将带来更多的产出和就业，从而推高价格;如果需求的增加发挥了作用并溢出到不同的经济部门，那么价格总水平将上升[4]。但Choi （1980）指出，进口价格包含在价格预期中（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因而较难追踪通货膨胀的传导过程[5]。

3.输入型通货膨胀开放小国模型

1970 年，挪威经济学家奥克鲁斯特（Odd Auk rust，1970）首次提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考察结构型通货膨胀，提出了著名的“小国开放经济通货膨胀模型”。该模型认为，通货膨胀由国际价格推动，主要通过开放经济部门、劳动力市场以及进口价格传导至国内。根据这一模型的论述，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是：世界价格上涨带动开放经济部门的物价上涨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应地，该部门的工资水平随之上涨；随后，前者的波动又传导至非开放经济部门，其工资开始增长。但是非开放部门的生产率低于开放部门的，因此推动了物价上涨。模型表明，假定开放型小国国内商品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供给是均衡的，该国的通货膨胀率可能会高于世界通胀水平，前提是其不影响世界产品价格。

4.输入型通货膨胀结构论

结构主义学者把通货膨胀过程描述为：对进口产品需求的增长带来对增量资金的需求，增量资金在外汇短缺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对银行信贷扩张而得到满足，从而迫使央行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因此，在对外资流入和中间产品的高度需求在外汇储备短缺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给国际收支平衡表经常账户施加压力，导致本国的名义汇率下降，由此引发的进口价格上涨触动了本国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和使通货膨胀过程得以不断自我加强的工资――价格螺旋，工资价格螺旋上升通过货币存量自发增长而得以维持（林玉红，2008）[6]。

在此过程中，结构主义理论考虑供给层面的通货膨胀原因，强调发展中国家外汇的短缺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决定因素（Taylor，1983；Yeklan，1993）[7]。

（二）国内输入型通货膨胀相关研究

现有国内文献中，卢锋（2008）较为全面地归纳了两种意义上的输入型通胀含义，一种体现货币学派通胀理论展开运用的国际分析视角，考察经济全球化环境下不同国家总需求和货币过量扩张如何通过贸易、投资和汇率进行跨国传导；另一种体现非货币通胀认识视角，强调外部冲击推动进口价格上升，并通过成本推动机制向特定经济体引入通胀。卢锋（2008）认为，这两重意义输入型通胀论建立在不同理论假设基础上，且带来了差异的政策取向：前者与各国通过需求管理政策主动遏止、抗击国际性通胀压力政策立场相互兼容；后者则认为特定国家需求管理政策对这类通胀无能为力，或认为需求管理政策会“伤害经济增长”而不具有合意性（Cagan，1980）。卢锋 （2008）分析认为，中国事实上并不符合国际经济学标准理论中“小国模型”、“价格接受者”等的假定。张哲人等（2007）认为，输入性通货膨胀是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市场的价格变动通过国际贸易、资本流动等途径，导致一国国内经济产生通胀压力的现象。

在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途径上，余珊萍（2002）将其概括为4种，即价格传导、需求传导、清偿性或流动性传导、预示和示范效应传导，并且考察了不同汇率制度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陈全功、程蹊（2004）主要考察了国际贸易中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途径，认为主要通过总供求传递、货币供应量传递和价格传递三条渠道输入通胀，影响一国物价水平。

资本项目渠道下的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更具有隐蔽性。郑超愚（1996）着重考察了外资流入变动所引起货币供应量随之变化的现状，经分析后发现汇率政策的制定与现状存在一定偏差。李稻葵 （2008）提出了两类输入型通货膨胀，其一为国际游资逃离发达经济体而转向新兴市场国家形成“热钱”涌入，从而形成我国外部输入的总需求膨胀；其二为“国际市场上以原油、铁矿石等为代表的原材料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不断上升”使我国总供给遭受冲击。韩剑（2009）在理论上考察了全球化对国内通货变动的影响渠道，包括贸易渠道、金融渠道、政策渠道以及心理预期渠道等。

二、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路径分析

（一）国际贸易传导机制

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机制表现为国外市场价格变化―进口商品价格变化―国内开放经济部门的成本和价格变化―国内非开放经济部门的成本和价格变化―国内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化。这种传导机制过程可用斯堪的纳维亚通货膨胀模型来说明。我国学者在阐述这一问题时，主要是对进口量、进口品价格和国内通货膨胀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以此说明国外因素通过国际贸易途径对我国的物价水平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陈全功、程蹊 （2004）认为，在国际贸易往来基础上，一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可以通过价格传递路径、货币供应量传递路径、总供给―总需求路径三条途径来影响他国的物价水平。研究发现贸易收支在实体经济方面对国内通胀水平的影响有限，而在货币经济方面，贸易收支顺差所形成的外汇储备对国内货币的供给影响则较大。赵振全和刘柏（2005）通过实证月度数据得到，1998―2005上半年我国通货膨胀由国际收支状况引导的外汇占款从而货币渠道的影响较为重要。

21世纪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了大幅波动，表现最为明显且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国际原油价格和国际粮食价格的波动。左小蕾（2008）在考察2008年我国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因素时，即强调了外部成本推动的作用，主张刺激内需的应对政策。唐安宝、赵丹华（2011）认为，国际市场价格上升引致本国相关产品出口增加、对外贸易出现顺差，贸易顺差又会使外汇储备增加，构成外汇占款，导致国内基础货币增加，最终引起通货膨胀。

（二）国际资本流动传导机制

在国际资本流动方面，通货膨胀主要通过世界货币供应量、利息率、汇率和资本流入等途径影响国内通货膨胀水平，其中资本流入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最受关注。按照流入资金的性质，将资本账户下资金划分为外商直接投资和热钱。外商直接投资涉足实际生产交换，是资本相对稳定的长期资本；热钱是追逐风险利润，是投机性较强的短期资本，存在较强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这两种形式的资本流入，都会导致中央银行买入外汇，形成外汇占款，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引起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对价格水平的上涨带来一定压力。其中FDI的流入会增加基础货币和银行信贷，这样将增加国内货币供应量，并相应地转化为通货膨胀压力。

最具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孙婉洁、藏旭恒（1995）从外资流入对通货膨胀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入手，考察了外资流入对我国 1993―1994 年通货膨胀所起的作用，结果表明，外资流入对此阶段的通货膨胀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而且间接效应远大于直接效应，因而，国内对外资的消化能力，如资金、技术、物资、人力资源等是决定外资流入能否对国内产生通货膨胀压力的关键因素。

王健超（2005）通过构造FDI与物价指数、货币供给的方程，发现FDI与两者都有正向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稳定货币政策、疏导投资过热的政策建议。王健、黄健（2008）认为我国通货膨胀高企的重要原因是国际游资所为，应以国际视野来看待我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并且认为通过汇率政策的调整可以有效地疏通国际游资撤离我国，降低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

（三）汇率传导机制

从传导机制上来分析，虽然汇率变动在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的过程中非独立存在，但汇率预期对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传导机制中影响较大。我国现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即本国汇率的调整方向和程度受到限制，且汇率变动更无法抵消不平衡，甚至可能加剧；若本国汇率贬值，则反映加剧国内外相对价格水平差异，从而贸易渠道的通货膨胀传导将更为明显，但资本渠道的作用程度还受汇率预期升值或贬值因素的影响。

自汇改后人民币步入缓慢上行的通道，国内学者开始将重心逐步放到从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的视角来研究经常项目下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邓永亮（2010）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降低进口产品的价格，进口商品无论直接进入销售渠道还是作为中间产品再生产，都能通过降低价格来抑制通货膨胀。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有利于降低国际投资资本流入我国，因而抑制通货膨胀；我国存在一定的输入型通货膨胀。汇率变动的支出转换效应在中国并不显著，因此，用人民币升值来抑制通货膨胀的效果有限。

深究汇率传递效应递减的原因，不同学者也做出不同的解释。Amit Ghosh（2008）经过研究发现，最终产品在不同产地产出，生产成本会因为贸易时的汇率变动方向进行一定程度的抵消，从而降低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的影响。中间产品的因市定价的程度越高，所传导给最终商品的通胀会越低。

三、文献述评

研究输入型通货膨胀意在为寻找出其传导机制，切断或抑制其传导途径，从而减少输入型通货膨胀对我国的影响。尽管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机制的讨论在于国外因素如何影响本国的通货膨胀水平，但在其中实际上涉及两个具体过程：其一是国外因素如何直接影响本国经济变量，这一过程中是否涉及价格变量均可；其二是这些受到国外直接影响的变量如何通过本国各部门之间的传导作用于国内价格水平。从前文综述的理论可以看到，各学派关注的视角与阐述的内容在这两个具体过程中均有所差别，而前一过程也部分决定了后一过程的表现。从国际收支角度切入的理论中，凯恩斯开放经济宏观经济模型倾向于总量层面短期传导渠道机制的分析和归纳；以货币数量论为基础的货币主义学派则强调世界货币与本国货币的传导影响，关注长期存量均衡。开放小国经济模型侧重本国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之间的结构性特征以及两部门商品价格之间的传导关联，突出供给层面的价格影响来源，也为发展中国家输入型通货膨胀的结构主义理论提供了借鉴；拉美结构主义学派则提供了对短缺经济体在开放条件下通货膨胀现象的启发。相对而言，综合视角的研究对于分析具体国家具体发展阶段的输入型通货膨胀问题更有借鉴意义。

处于转型与开放并存时期的中国是一个特殊的经济体，加之面临的世界格局已与上世纪末完全不同，中国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传导也将体现出与其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特点。尽管现有国内研究从不同角度讨论了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产生、传导与对策等问题，但丰富的文献中仍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对输入型通货膨胀涵义界定不明确，从而在研究我国开放变量与国内通货膨胀关系时无法分辨国外因素还是本国因素主导。如对资本流入引发通货膨胀的研究中即没有深究是什么因素引起了资本流入。

第二，大多只从关注进口价格或资本流入等单一渠道或机制讨论外部因素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忽略了各传导机制同时发生作用的分析，并未构建讨论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的研究体系。

第三，应对政策的讨论倾向于定性说明，且大多关注货币政策，缺乏对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以及其他政策制度的系统性综合考虑。

参考文献：

[1]陈岱孙，厉以宁.国际金融学说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445-492.

[2]H.Johnson，Balance of payments in the monetarist theory research methods MIT Press，1972.

[3]Branson，W.H.Monetarist and Keynesian Models of the Transmission of Inflation[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5，65（2）：

115-119.

[4]Branson，W.H.，R.C.Marston.Price and Output Adjustment in Japanese Manufacturing[Z].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Mass.，USA.1989.

[5]Choi，J.J.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ransmission of Inflation in a General Equilibrium Framework[D].1980.

[6]林玉红.输入性通货膨胀传导机制的理论和实证分析[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08.

[7]Taylor，J.B.，"Low inflation，Pass through，and the pricing power of firms”，European Economic Review，Vo1.44：1389-1408.

Review on the input type inflation

LIU Ying-di

（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Harbin 150028，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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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业自然灾害；“三角”模型；通货膨胀

中图分类号：F82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2)02-0002-06

一、引 言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频发的国家，水灾和旱灾等农业自然灾害尤为突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每年因农业自然灾害造成的物资损失呈现整体上升趋势。2011年，农业自然灾害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农作物受灾面积3247.1万公顷，其中绝收289.2万公顷，直接经济损失3096.4亿元，农业自然灾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平稳发展的重要因素。农业自然灾害的频发对我国农业生产、农民增收乃至居民消费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谭本艳等（2009）通过对CPI分类指数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食品既是我国CPI波动的短期驱动力，也是CPI波动的长期驱动力［1］，由此，无论从供给面还是从需求面看，农业自然灾害都会通过引发食品价格变动进而引发CPI的变动。

自然灾害对经济造成的冲击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灾害造成社会资本存量受损，引起社会总体消费和投资下降，进而造成产出水平下降；二是自然灾害造成的产出下降，通过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影响物价水平。现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在自然灾害对产出影响方面：从短期、中期和长期的产出影响来分析自然灾害的宏观经济影响。短期和中期主要考察自然灾害对产出造成的正、负效应［2-7］，长期主要考察自然灾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8-11］。然而，自然灾害对物价水平影响方面的研究较为缺乏，已有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实证分析层面相对较少。Pantin（1997）构建了自然灾害影响经济的11个指标，通过对比自然灾害发生前后三年的数据，发现灾前平均通胀率为8%，灾后通胀率在6.5%~9%之间波动，自然灾害影响物价水平变动方向并不明确［12］ 。Rasmussen（2004）从长期影响考察了自然灾害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他认为灾害重建的努力会挤出有效投资，推高利率并减少投资，有可能引发通货膨胀［13］。Popp（2006）在分析自然灾害对经济的长期影响时，将通货膨胀的产生归结为债务负担和市场投机［14］。 Baum（2011）运用AD-AS模型分析了自然灾害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他们假定自然灾害在短期内不影响总需求，然而潜在产出因资本存量受损而下降，自然灾害会带来临时性通胀压力［15］，美国2008年的卡特琳娜飓风和2010年昆士兰洪水造成的食物和农产品价格上涨验证了他们的推断。

上述的文献更多将自然灾害视为供给冲击，结论偏向于自然灾害会推高物价水平，然而，自然灾害并不单纯表现为供给冲击，也会带来需求冲击，物价水平变动的方向取决于自然灾害引发的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两者的力量对比。因此，从理论层面上我们很难得出自然灾害对通货膨胀的具体影响。本文尝试在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就农业自然灾害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力图弄清农业自然灾害同通货膨胀之间的数量关系。

二、农业自然灾害影响通货膨胀的理论基础

农业自然灾害发生以后，微观经济主体将遭受自然灾害引致的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引发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相对变动，进而推动物价水平的持续波动。就供给方面而言，农业自然灾害倾向于推高物价水平：农户物资资本受损（农田、耕地受灾），粮食产量下降，推高粮食价格；粮食产量的下降和粮价上涨会增加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成本，推高农副产品的价格。就需求方面而言，农业自然灾害在几个方面表现出抑制物价：（1）粮食产量是农户创收的必备条件，粮食产量的下降减少了农户的收入，农户因此改变自己的收入分配决策，减少消费和农业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需求；（2）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成本上升，推高农副产品的价格，相应地会减少企业产品的销售，进而减少其收入，从而抑制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3）当农业自然灾害的规模、强度、持续时间达到一定的程度时，其影响必然会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传导，家庭和企业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受到抑制。下面借鉴郑超愚(2004)［18］的总需求、总供给动态调整模型，加入农业自然灾害所引起的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因素，

并假定价格调整是瓦尔拉斯均衡的，则有：

S(P/PE,Yd－Dshock)－D(M/P)=Dshock－Sshock （1）

假定原有Yd和Ys是均衡的，并且不随时间变化；价格预期是适应性的；货币供给在短期内不变。对式（1）左右两边进行时间求导，可以求得价格的动态调整过程，如式（2）所示。根据价格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数量关系，可知式（2）的分母为正。

dPdt=dDshockdt－dSshockdtS(P/PE)1PE+

S(Yd－Dshock)(Yd－Dshock)P+D(M/P)MP2（2）

由式（2）可知，物价变动主要由价格预期、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等因素决定。由于农业自然灾害引起的供给冲击为负，而需求冲击难以确定，需分三种情况来说明：（1）当需求冲击为正时（dDshock/dt>0），由于供给冲击为负（dSshock/dt＜0，即有dDshock/dt－dSshock/dt＞0，表现为物价上涨；（2）当需求冲击为负时（dDshock/dt＜0），如果需求冲击的下降幅度大于供给的下降幅度，即有dDshock/dt－dSshock/dt＜0，表现为物价下降；（3）当需求冲击为负时（dDshock/dt＜0），如果需求冲击的下降幅度小于供给冲击的下降幅度，即有dDshock/dt－dSshock/dt＞0，表现为物价上涨。根据适应性预期理论，价格预期可以由上期价格替代，表现为价格惯性；而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都是由自然灾害等外部因素引发。Gordon（1996）提出了三角菲利普斯曲线，认为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可以归结为需求拉动、成本推动和通胀惯性三类［17］；由以上的理论分析，农业自然灾害和通货膨胀率、社会总需求以及社会总供给这三者密切联系，本文将采用Gordon提出的“三角”模型，即一种菲利普斯曲线的扩展模型，以研究农业自然灾害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

πt=C+a(L)πt－1+b(L)Dt+c(L)zt+et （3）

其中，因变量πt是指通货膨胀率，C表示常数项；通货膨胀率的滞后项πt-1表示通货膨胀惯性；Dt指超额需求；zt表示外部冲击（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et为误差项；a(L)、b(L)、c(L)分别表示各变量的滞后系数。

三、变量选取、数据说明和模型设定

（一）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采用定基CPIt来代表通货膨胀，并用定基CPIt的滞后一期代表通货膨胀惯性。根据Gordon的“三角模型”，式（3）中的变量Dt可以用产出比率的对数Rt=ln(Yt/YtN)代替（YtN为潜在产出），并将Rt-1作为前定变量①。由于潜在产出不可直接观测，不能采用常规的估计方法，一般解决的办法有两种：趋势分解法（通过线性时间趋势、HP滤波将产出分解为长期趋势和周期性成分）、结构分解法（通过向量回归、卡尼曼滤波将产出分解为结构效应和周期效应）。借鉴Ravn & Uhlig（2002）［18］所采用的HP滤波法来估计31个省的产出缺口，平滑参数取6.25，并将农业自然灾害作为外部冲击变量zt引入模型。由于我国统计数据的可得性限制，考虑到不能收集到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的相关数据，因而只能选取间接衡量自然灾害冲击的变量。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农业成灾面积AANDt的相关解释：成灾面积是指在遭受自然灾害的受灾面积中，农作物实际收获量较常年产量减少3成以上的播种面积，成灾面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自然灾害的强度以及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基于以上的考虑，选用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大的成灾面积来衡量农业自然灾害的强度，用变量SIZEt=ln(AANDt)来表示。

选用的数据为1997~2010年我国（除港、澳、台）31个省市自治区的年度面板数据，所有数据均来源于1997~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地区统计年鉴。CPI作了定基化处理（1997年为100）。

（二）模型设定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明显，为了能够更好地估计自然灾害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本文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将我国（除港、澳、台）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②。依照Gordon提出的“三角模型”，建立涵盖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动态面板模型如下：

CPIi,t=α+β1CPIi,t－1+β2Ri,t+

β3Ri,t－1+β4SIZEi,t+vi+ui,t （4）

其中，i=0，1，2，3，分别表示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t=1，2，3，…，T表示样本年度；νi表示截面个体差异；μi,t为随机扰动项。

对式（4）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的困难之处在于：方程的右边包含有因变量的滞后值，导致解释变量和随机扰动项相关，而且式（4）本身存在横截面相依性。如果直接运用传统处理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或是随机效应方法，会导致参数估计的非一致性，产生动态面板偏差，影响模型估计的准确性和适用性。Blundell & Bond(1998)则将差分GMM与水平GMM合并，将差分方程与水平方程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进行GMM估计，这种改进的估计方法称为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 GMM）［19］。考虑到系统广义矩估计是一种更有效的估计，将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对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20］。

在系统广义矩估计中，方程（4）经过一阶差分并结合水平方程进行变换：

ΔCPIi,t=(β1－1)CPIi,t－1+β2Ri,t+

β3Ri,t－1+β4SIZEi,t+vi+ui,t （5）

在此基础上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并产生矩条件方程。在式（6）中，需满足：β1≠1；当t＜s时，解释变量Ri,t、SIZEi,t和随机扰动项ui,s是无关的；随机扰动项ui,s不存在自相关；E(CPIi,1,εi,t)=0(t=2,3,…,T)，E(ΔCPIi,2,εi,3)=0。在此基础上设定矩条件为：

E(CPIi,t-sΔεi,t)=0(s≥2;t=3,…,T)

E(Xi,t-sΔεi,t)=0(s≥2;t=3,…,T)

E(ΔCPIi,t-1εi,t)=0(t=4,5,…,T)（6）

其中，εi,t=ui,t+vi，Xi,t=［Ri,t,SIZEi,t］。设Zi为所选取的工具变量矩阵。

通过GMM估计，可以得到估计参数：

α＾GMM=∑Ni=1ΔCPI'i,－1ΔX'iZi・

WN∑Ni=1Z'iΔCPItΔXi－1・

∑Ni=1ΔCPI'i,－1ΔX'iZiWN∑Ni=1Z'iΔCPIi（7）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实证结果

动态面板数据估计的前提是数据要具有平稳性，否则会出现估计的“伪回归”问题。因此，在对模型进行估计之前，首先对模型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为了保证检验结论的可靠性，选用了四种单位根检验方法：LLC检验、IPS检验、Hadri的最大似然检验以及Breitung检验。LLC检验、IPS检验和Breitung检验的原假设是“存在单位根，变量是不平稳”，Hadri检验的原假设是“不存在单位根，变量是平稳的”。从表1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所有的变量至少在两种检验之下通过平稳性检验，这说明面板数据具有平稳性，模型估计的结果不存在伪回归问题。

表2列出了系统GMM估计的结果。无论是全国、东部、中部还是西部，Wald检验值在5%的显著水平下均拒绝了“方程拟合度较差”的原假设，表明方程拟合较好。其次，Sargan检验是判断方程所选的工具变量是否有效的一个重要检验，原假设是“方程所选工具变量是有效的”，从表2中所反映的结果看，Sargan检验的P值都大于0.05，四个方程在5%的显著水平下接受了原假设，表明所选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另外，AR检验的原假设是“扰动项无自相关”，表2中的AR(2)的P值均大于0.05，在5%的显著水平下接受原假设，表明所选的系统GMM估计方法是适用的。另外，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通货膨胀惯性（CPIt－1）和超额需求（Rt）系数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系数为零”的原假设，表明通货膨胀惯性、超额需求对当期通货膨胀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而农业自然灾害（SIZEt）系数只有全国和中部地区通过了t检验，东部和西部地区均没有通过t检验，这表明全国和中部地区的农业自然灾害对通货膨胀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二）实证分析

在通货膨胀惯性方面，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均表明通货膨胀惯性对当期通货膨胀产生较大的正向推动作用，上一期通货膨胀每上升1%会推动当期通货膨胀上涨大约1%，这跟传统的通货膨胀预期理论相符，说明稳定通货膨胀预期对于稳定通货膨胀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货币当局在进行货币调控时总是强调稳定通胀预期的原因所在。在超额需求方面，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数据都反映了超额需求和通货膨胀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在全国范围内，当期的超额需求每增加1%会推动当期通货膨胀上涨0.04%，这表明超额需求因素并不是推动我国通货膨胀上涨的最主要因素，原因可能是我国家庭最大的消费支出是住房支出，而住房价格并没有包含在CPI当中，因此，超额需求难以推动通胀的上涨。

在农业自然灾害方面，各地区的通货膨胀对农业自然灾害的反应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主要是由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所致。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农业自然灾害对通货膨胀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而在全国和中部地区表现较为显著。就全国或中部地区而言，农业自然灾害在当期就会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原因是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主要集中在第二和第三产业，受农业自然灾害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中部地区是我国粮食的主产区，在我国农业现代化程度不高的现实情况下，农业仍易遭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因而参数估计较显著。西部地区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物价传导效率较低；另一方面粮食生产在农业中的占比相对中部地区较低，受农业自然灾害的影响相对较小，因而参数估计不显著。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农业自然灾害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并不是正向的，农业自然灾害会对通货膨胀率产生下行压力。全国和中部地区的数据显示，农业自然灾害和通货膨胀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就全国而言，农业自然灾害强度每增加1%会推动当期通货膨胀下降大约0.11%；就中部地区而言，农业自然灾害强度每增加1%会推动当期通货膨胀下降大约0.71%。这证实了自然灾害影响物价变动的第二种情况，即自然灾害造成的需求冲击为负时，如果需求冲击的下降幅度大于供给的下降幅度，物价将趋于下降，这说明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的需求面负面冲击大于供给面负向冲击。之所以如此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消费结构所致。我国城镇家庭消费结构中住房消费占据很大的比重，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对非住房商品的需求，农业自然灾害等外部冲击造成的收入减少更容易表现为需求的下降；另外，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中耐用消费品占较大的比重，而这些商品需求弹性较大，农业自然灾害造成的收入下降会引起农村居民消费更大幅度地下降。二是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农业自然灾害造成当期粮食产量下降，从而降低农民收入，并从需求上抑制农民的消费和投资行为，而粮食价格更多由粮食收购和储备体系决定，当期粮食产量下降不一定会对国家整体的粮食储备造成较大冲击，进而引发粮食价格的上涨。三是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农村居民收入当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受到了抑制。当出现农业自然灾害冲击引发粮食生产波动时，农民的收入将变得更加不确定，农村居民的消费和投资需求更容易受到负面的影响。

五、结论

以上将农业自然灾害变量引入“三角”模型中，首次尝试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分析农业自然灾害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为了区分我国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分别对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进行实证。结果表明：在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中，通货膨胀惯性对当期通货膨胀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上期通货膨胀每上涨1%会推动当期通货膨胀上涨大约1%；超额需求虽然对当期通货膨胀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小于通货膨胀惯性，当期超额需求每增加1%会推动当期通货膨胀上涨0.04%；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农业自然灾害对该地区的通货膨胀影响不显著，全国和东部地区的农业自然灾害对该地区的通货膨胀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就全国和中部地区而言，农业自然灾害对当期通货膨胀有显著的负向冲击，表现为农业自然灾害强度每增加1%，当期通货膨胀分别下降0.11%和0.71%，农业自然灾害会降低当期的通货膨胀水平；若单独考虑外部冲击因素，农业自然灾害引发的通胀变动表现为负，但是综合考虑通货膨胀惯性、产出缺口和外部冲击三大因素的共同影响，通货膨胀变动表现为正。传统观点倾向于认为农业自然灾害引发通货膨胀正向变动，在于仅考虑了三大因素的综合影响。本文从综合影响中分离出了农业自然灾害这一个外部冲击因素，得出的结论不同于传统观点。

由此可见，相比起供给面的紧缩作用，农业自然灾害对我国需求面的紧缩作用更大，表现为农业自然灾害降低当期的通货膨胀水平。因此，政府部门应高度重视农业自然灾害造成的负面影响，充分重视突发性冲击对消费需求的抑制作用。首先，应根据各地区农业生产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尤其是中部地区的产粮大省，政府要加大对农业抗灾的投入，减少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其次，要加大应对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的补贴力度，财政部应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增加对农民的转移支付，保障农户收入的稳定性；再次，建立自然灾害救济和保险机制，当农业自然灾害发生后，政府和社会提供多方面的救济，保险公司为农民提供自然灾害保险。最后，要不断调整和优化各地区的农业结构，改变农村居民收入过多依赖农业，尤其是粮食作物的局面，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注释：

①Gordon（1996）在“三角”模型中，将超额需求滞后一期Dt-1和通货膨胀滞后一期πt作为前定变量，考虑到πt-1在动态面板中已作为工具变量，不宜在动态模型中再将此变量作为前定变量，因此，本文的动态面板模型仅将Rt-1作为前定变量。

②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和海南，共12个地区；中部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共9个地区；西部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共10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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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Natural Disasters on Inflation: Based on Dynamic Panel Model

TANG Wen-jin,XU Gui-hua,XU Xiao-wei

（Finance Shool,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430073,China)

篇5

关键词： 中国；通货膨胀；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8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4）11-0018-03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4.11.04

通货膨胀不仅仅是物价水平的上升，而且具有普遍性和持续性，这也就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影响广度与深度。各国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关注着物价水平的波动，以便及时采取措施抑制通货膨胀的产生。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国际地位的提升，影响国内通货膨胀的因素也逐渐扩大到国外，世界主要大国的商品价格波动以及欧美货币政策的实施等都会通过不同的渠道传输至国内，加大国内预防、抑制通货膨胀的压力。

一、通货膨胀的度量

通货膨胀的度量大致可分为传统的通货膨胀与核心通货膨胀两类。传统的通货膨胀度量，即用物价水平CPI或GDP缩减指数表示，CPI运用最早且较为简便，目前仍是学者们运用最广泛的评价指标，而GDP缩减指数的运用广度则稍次之。从通货膨胀的定义知通货膨胀具有普遍性，包含不同的领域，而CPI仅涵盖消费品和服务领域，以此来代表通货膨胀的程度明显存在不足。GDP缩减指数虽然涵盖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的所有货物和服务，但存在替代误差、产品质量变化误差、新产品偏误等[1]，也不能准确反映通货膨胀水平。核心通货膨胀由Eckstein于1981年首次提出，以传统CPI指数为基础，剔除食品和能源消费品价格的上涨，没有统一的测度方法，如两阶段估计法、动态因子指数（DFI）模型、持续性加权核心通货膨胀指数等。李金昌（2014）从金融的视角对30%比率截尾法、SVAR法、持续性加权法、方差加权指数法和HP滤波法进行对比分析，认为方差修削法更适合测算我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2]。虽然核心通货膨胀率的使用是对通货膨胀测度方法的一种创新且颇受学者的青睐，但也存在着质疑声。谭本艳（2014）认为食品价格既是中国整体CPI的短期主导力，又是长期主导力，扣除食品比重的核心通货膨胀违背了核心通货膨胀的本质内涵[3]。

国外也对通货膨胀的测度进行了创新，如澳大利亚编制最终购买价格指数（Domestic Final Purchase Index）、英国使用最终支出价格指数等，但这些指标仍然存在着不足之处。目前，关于通货膨胀率的测算仍无一精确的通用标准。

二、通货膨胀的成因

最初，西方经济学把通货膨胀分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结构型通货膨胀等，国内学者也对我国不同时期的通货膨胀原因进行了验证。但通货膨胀的成因是错综复杂的，而非单一因素的结果，有些成因无法归结到某一类中，对通货膨胀成因进行分类界定的意义并不大，因此学者们的研究方向逐渐转向具体的诱发因素。根据通货膨胀成因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两类，并绘成图1。

（一）内在诱导

通货膨胀的内在诱导因素指通货膨胀惯性（周期）、通货膨胀预期以及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等，通货膨胀预期则基于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和惯性，因此对膨胀预期的研究居多。通货膨胀预期既有前瞻性又有后顾性，受产出、消费、投资和资产价格波动的影响[4]，同时货币政策也会增加市场中的中短期通货膨胀预期，但对长期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不大。央行行长讲话也会加大通货膨胀预期的波动[5]，从而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我国通货膨胀主要受前瞻性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6]。尤其是在市场化经济比较发达且总需求过盛的省份[7]，向后看的适应性预期也起到一定的作用[8]。在影响当期通货膨胀水平方面，认为通货膨胀惯性比通货膨胀预期效果更明显[9]，但通货膨胀惯性随着通货膨胀运行的不同阶段和货币政策的变化会发生内生结构的变化，总体呈下降趋势，在通货膨胀的下降期和紧缩期惯性较大[10]。因此，可以通过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引导与控制来预防或平抑通货膨胀，李颖（2010）等指出通货膨胀预期存在门限值，当预期低于2.8%时，减少M1具有显著的抑制通货膨胀作用；当预期处于2.8%-3.9%之间时，两种货币政策工具对通货膨胀均有显著的调控作用；当预期高于3.9%时，利率是抑制未来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11]。

（二）外在因素

通货膨胀的外在因素是指通货膨胀自身以外的因素，根据来源不同，又可分为国内因素和国外因素。从总的经济发展角度来看，李腊生（2010）、陈朝旭（2011）等均指出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且经济增长对通货膨胀具有明显滞后一期的负面影响[12-14]，由此存在着一个两难冲突的困境，合理的通货膨胀水平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当通货膨胀超过某一临界值时，就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彭方平（2013）基于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表明，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临界值为3.8%，且两种机制间的转换非常快[15]。具体到经济增长的不同层面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金融相关领域，黄金价格与储备、货币政策、人民币汇率、金融创新等都会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其中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颇具争议。宋健（2010）、何启志（2011）等一致认为货币供应量是长期内诱导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甚至吴剑飞（2010）等认为短期内亦如此[16-18]。对此，陈彦斌（2009）等则持反对意见，他指出M0、M1、M2对通货膨胀没有影响，超额的货币供应量并不是影响我国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19]，李宝仁（2013）等运用线性协整模型检验表明，仅M0的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有关[20]。也有部分学者从房地产价格、产出缺口、人口老龄化、土地供给等角度对通货膨胀的成因进行剖析。

国外因素也即输入型通货膨胀，包括国际食品价格、国际原油价格、国际利率、全球化、美元贬值等，通货膨胀的全球联动效应和区域联动效应能解释各国通货膨胀率波动的36%和18%[21]。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对通货膨胀的形成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且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进口消费的提升，这种促进作用会进一步加强[22]。另外，美元贬值、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等会从成本推动、资金输入以及货币扩张等方面推动国内通货膨胀水平的提升[23]。

三、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

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个临界值，Monaheng Seleteng（2013）认为当通货膨胀率小于18.9%时，通货膨胀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则弊大于利，也即通货膨胀存在福利成本，具体表现在通货膨胀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阻碍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的升级等方面[24]。福利成本的测算最初是由美国学者Bailey于1956年完成的，他从消费者剩余的角度，基于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构建“福利三角形”来测算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25]。国内关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测算较晚，2002年谢赤基于金融创新的角度对我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测算进行了探究，随后，学者们采用货币搜寻模型、广义矩方法、MIU模型等方法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了测度，不同方法测算的结果不尽相同，甚至相差很大。陈刚（2013）以通货膨胀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间接性地测算了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大小，研究表明我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高于欧美国家，通货膨胀率上升一个百分点，将会使国民幸福感降低1.13%左右，这需要GDP增长率上升2个百分点来弥补[26]。王珂英和张鸿武（2012）测算表明我国10%的通货膨胀率造成的福利成本约为收入的1.2%[27]。

由表2可知，关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核算的方法在不断创新与完善，从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从货币效用到交易成本的节约等，但仍然存在不足之处。一方面，货币效用因人而异、市场并非处于完全竞争状态；另一方面，金融领域的不断创新会增加货币市场的复杂性，不易定量分析的因素增多，主观性因素加强。

四、总结与评价

由如上分析可知，对我国通货膨胀的研究已不再囿于通货膨胀类型的界定、经济周期的划分等，逐渐从宏观结构式分析转向微观针对性研究，研究的方法也在不

断创新。通货膨胀的衡量是后续深入研究通货膨胀的基础，而目前使用的通货膨胀衡量指标（CPI、GDP缩减指数等）均存在一定的误差，建立一套精确的指标评价体系尤为重要。即使采用同一指标体系，在研究中样本选取的不同、分析方法的差异等也会造成结果的不一致性。精确的评价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缩小误差、提高结果的可比性，但如何精确测度通货膨胀水平只是通货膨胀研究的一个方面，对其成因的挖掘以及影响的分析则是研究的重中之重，因成因决定着采取措施的种类，影响大小则决定着政策实施的强度。由图1可知，关于通货膨胀成因的分析已相当全面，而对通货膨胀影响大小即福利成本的测算则仍在进一步的探索、优化中，不同的国情决定着其测度方法的特殊性及复杂性。■

参考文献

[1]徐强.GDP缩减指数是测度通货膨胀的可靠指标吗[J].统计研究，2006（5）：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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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熊海芳，王志强.货币政策意外、利率期限结构与通货膨胀预期管理[J].世界经济，2012（6）：30-55.

篇6

一、第一阶段：IT理论的初步形成

在这一阶段，实行IT的国家有新西兰、智利、加拿大、以色列、英国、瑞典、澳大利亚、芬兰、西班牙等9个。由于在实践上IT刚刚兴起，因此理论上对它的研究并不是很多，总的说来，在这一阶段，IT的理论包括基本的概念和技术都不成熟，甚至对通货膨胀目标(inflationtarget)和通货膨胀定标(inflationtargeting)这两个最基本的概念都不加区分。

1.《1989新西兰储备银行法》和《政策目标协议(PTA)1990—03》无疑是IT最重要的文献，两者基本奠定了IT的总体结构框架。

(1)《1989新西兰储备银行法》第8—15条、49条、53条对中央银行目标、独立、责任、透明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第16—24条规定了新西兰储备银行在汇率政策上的处置权限。该法成为其他国家在修订中央银行法时认真研究和借鉴的主要文献。

(2)根据《1989新西兰储备银行法》，财政部长和储备银行行长签订的关于货币政策目标的合同也被称为政策目标协议(简称PTA)。1990年3月的PTA又简称PTA(1990-03)。PTA(1990一03)规定价格稳定的具体目标是到1992年底，通货膨胀率达到0-2％。在货币政策的历史上，PTA(1990-03)是一个具有划时代的协议，标志着IT这一货币政策框架的诞生。

2.由于IT在9个国家相继得以实施，因此理论界出现了介绍这些国家实施IT情况的文献，这些文献集中反映在由Leiderman和Svensson(1995)编著的《通货膨胀目标》和Haldane(1995)编著的《钉住通货膨胀》这两本书中。尤其是后者，实际上是1995年英格兰银行举办的有关IT理论研讨会的综述与总结。有关内容包括：IT的目标和信息以及IT的技术问题等。

由于IT实施的时间不长，这一阶段很少有学者对IT的效果进行实证评估。Ammner和Freeman(1995)与Freeman和willis(1995)最先用VAR模型对IT的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发现：在新西兰、加拿大和英国，通货膨胀下降得比预计的要显著，表明IT是有效的，但IT的反通货膨胀成本比较模糊；IT增加了货币政策的可信度(长期利率下降)，但这种效应似乎并不长久。

二、第二阶段：IT理论基本定型

在这一阶段，IT的实践得到了新的发展，从1997年到2000年相继有捷克、韩国、波兰、墨西哥、哥伦比亚、南非、泰国等8个发展中国家宣布实行IT。实践大大推动了IT理论的进步。

在这个阶段，IT理论文献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IT的定义。

(1)框架性定义，也称实践性定义：IT就是货币当局在公开宣布对一个数值化(点或区间)的通货膨胀率承诺的基础上，货币政策决策行为和公开解释，包括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责任性的透明度等方面内容，是“有约束的相机抉择(constraineddiscretion)。”IT并不是像有的学者和倡导者所主张的那样代表一种坚不可摧的规则，相反，IT最好被理解成一个框架，其主要优点是增加了政策的透明度和连贯性，相机抉择有所限制，但仍有相当的灵活性(Bernanke和Mishkin，1997)。

(2)最简单的IT规则性定义是：货币当局明确宣布一个通货膨胀率作为未来一定时期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中央银行对未来的通货膨胀作出预测，如果预测值大于目标值，则提高利率，如果预测值小于目标值，则降低利率，如果预测值与目标值大致相等，货币政策保持不变。Svensson(1997)首次明确提出了预测通货膨胀定标(inflationforecasttargeting)这一概念：“IT隐含的就是预测通货膨胀定标，预测的通货膨胀变成了中间目标。这样有助于货币政策的实施和监督。”预测的通货膨胀率比最终目标有更强的可控性和可测性；它有良好的透明度，更容易与公众交流，更容易被公众理解。

这里所说的规则是目标规则(targetrule)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工具规则(instrumentrule)。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目标规则是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工具设定在预测通货膨胀率和目标相等的条件下，这是一个内生的反应函数；而工具规则是后顾性的，政策工具是在反应函数中直接根据当前的信息设定的。

2.IT的假设和前提。IT的假设实际上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实行IT这个问题；IT的前提条件大多与IT能否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有关。

(1)IT的假设与货币政策目标理论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当承认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价格稳定时，这一问题的大部分实际上已经得到解决。

Debelle(1997)认为IT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通货膨胀率成为货币政策压倒一切的目标，其主要理由是：近年来重新强调价格稳定是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对通货膨胀目标的承诺有助于消除货币政策中的通货膨胀偏向；货币政策工具与通货膨胀的联系比以往通过中间目标的联系更加稳定。

Masson，Savastano和Sharma(1997)认为实行IT的最简单的理由是为了保持一个“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率”，而这又依赖于五个假设：从中长期来看，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是中性的；通货膨胀都是有成本的；货币在短期内是非中性的；货币政策影响有不确定的时滞；相机抉择有“动态不一致”性，需要“承诺技术”。

(2)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实行IT的大多是工业化国家，有的学者据此认为IT只能在工业化国家实施，而发展中国家要成功实行IT，则需要满足相应的条件，否则难以实行IT。

Masson，Savastano和Sharma(1997)，Debelle等(1998)首先提出了IT的前提问题，认为这些前提包括：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必须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虽不必有目标独立性，但至少应该有工具独立性；货币当局没有对其他名义变量(工资、名义汇率)水平和路径的承诺。

由于IT需要相当严格的技术条件和制度保障，这些都不是发展中国家所能具备的。因此他们认为至少在近期内还不可能通过实行IT来改善货币政策。

3.IT的模型。由于标准的总需求一总供给模型主要涉及产出和价格水平，而不是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因此这种范式不能解释IT。此外作为一个货币政策框架，IT也很难完全用模型来加以描述，因为IT的一些特征如透明度和责任制难以模型化，较常见的模型主要是反映IT的反馈规则。IT反馈规则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前瞻性，强调通货膨胀预期的作用。

(1)Haldane(1997a，1997b)提出了一个比较简单的IT前瞻性政策规则理论模型：

It=γ(Etπt+j-πT)

上式中，it表示t期的名义利率，Et是以t期和更早的时期的信息为条件的期望算子，πt+j是t+j期的通货膨胀率，j就是定标的时间跨度(targetinghorizon)，具体由货币政策传导时滞决定，γ(＞1)是反馈系数。公式是对IT的最简单的理解：当中央银行在t期预计未来t+j期的通货膨胀将高于目标值时，应该提高利率，反之则应降低利率。

(2)Svensson是目标规则论的主要倡导者，Svensson(1997a)模型是最优化模型的代表。学术界应用得较多的这个模型，如Pierre-RichardAgenor(2000)中所讨论的模型等。Svensson(1997a)模型可以简单地用以下几个公式来表示：

πt+1=πt+α11yt+α2xt+εt+1

yt+1=β1yt-β2(it-πt)+β3xt+ηt+1

xt+1=γxt+θt+1

其中，πt=pt-pt-1,pt是价格水平的对数，πt表示通货膨胀率，yt是产出缺口的对数，长期自然产出正规化为零，xt是外生变量，ηt、εt、θt是白噪声，it是名义利率，α1，β2＞0，其它系数是非负的，且β1，γ＜1。

再假定货币政策由一个目标通胀为π*的中央银行来实施，中央银行在t期选择名义利率{it}τ=t∞t∞。以最小化损失函数L：

4.IT的设计技术。在符合基本前提的条件下，如何具体实施IT?Haldane(1995a，1997b)把这个问题称为设计技术(designtechnique)。IT设计技术可大体概括为目标技术、分析预测技术和决策治理技术这三种。但设计技术问题并不是一个IT所特有的，事实上任何一种货币政策都有设计技术问题。

(1)目标技术：Haldane(1997a，1997b)认为应该考虑价格指数的选择(choiceofpriceindex)，点(point)目标与区间(band或range)目标及时间跨度(horizon)的确定，汇率和货币条件指数(MCImonetaryconditionsindex)等问题。

(2)预测技术：IT要求中央银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来预测通货膨胀，因此对IT的成功实施的主要挑战是预测技术。值得一提的是扇形图技术，这也是英格兰银行对货币政策分析的主要贡献，这种方法不是点预测而是概率分布(probabilitydistribution)预测。

(3)决策治理技术：主要是指中央银行治理中关于货币政策委员会(MPC)的组成和决策规则，英格兰银行的MPC是个成功的典范。

①MPC的组成：MPC应该由专家组成，成员中最好没有政府、行业、部门的代表；MPC的专家应该有不同的专业特长，因为专业结构类同的MPC往往不能发现他们能力所及范围以外意想不到的威胁。

②决策规则：MPC的决策应该由MPC集体投票决定，由行长个人决定比较罕见(以色列、新西兰)。其中集体决定又有投票表决和一致通过两种，大多数是采用投票表决的形式。

4.IT的宏观效果。IT的宏观效果主要是指实行这一框架后对通货膨胀、利率、产出等宏观变量的影响，宏观效果有“相关论”和“无关论”之争。

(1)极大部分支持IT的学者持“相关论”思想，他们认为，由于实行了IT这一货币政策框架，中央银行的可信度大大增加，在实现价格稳定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Neumann和Hagen，2002)。

(2)“无关论”者认为，如果单独考察IT国家，可以发现IT国家的表现确实改善了很多。但这并不只是发生在IT国家，非IT国家的表现同样得到了改善。虽然IT国家的改进比非IT国家要大，但正如矮个子人的子女比他父辈长得稍高一样，这是一种自然“回归”现象。因为1990年代早期，IT国家的经济表现普遍比非IT国家较差些。一旦控制这方面的因素，IT与非IT的表现差别就会消失(Ball和Sheridarl，2003)。

但一个比较保守的结论是IT至少有锁定已取得的利益的作用，不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危害，而且未来可能对提高经济运行状况有一定的作用。

三、第三阶段：IT理论日趋完善

在这个阶段，相继又有挪威、冰岛、匈牙利、秘鲁、菲律宾等5个国家实行IT。

这个阶段IT理论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IT的数理模型大量出现。数理模型实际上在IT理论的第二阶段已经出现，但进入第三阶段后IT理论所运用的数学工具日趋复杂和高级。这也是IT理论日益融入主流宏观经济理论的标志和结果。

(1)最优规则的理论：Woodford和Svensson(1999，2003)主要论述了通过预测的通货膨胀来实施最优政策的；Svensson(2002)认为IT应该公布中央银行的损失函数以提高透明度，消除对“通货膨胀目标痴迷者”的误解；Svensson(2005)对目标规则和工具规则进行了深入研究。

(2)IT的独立性、透明度、责任制度：IT增加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利于增加货币政策的稳定性，IT确定了中央银行表现的衡量标准，责任和稳定的交替依赖于透明度，也就是对中央银行表现的监督能力。实行较长的中央银行行长任期对责任制度产生了威胁，但解雇规则有助于增强中央银行的责任walsh(2002)。

2.国别比较研究：由于IT实施已经有了较长的时间，而且实施的国家较多，因此比较研究的可靠性也大大增强。按照Kuttner(2004)的说法，IT已进入了“青春期”，虽然没有完全定型，但也显示了比较明显的实践特征。从全球范围的广泛视角对IT进行比较的文献也随之大量出现。

这些文献主要比较了IT实践的特征、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动态模拟、通货膨胀报告、货币政策委员会决策规则等。

Mishkin和Schmidt-Hebbel(2001)认为IT已被证明是一个成功的货币政策框架；IT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透明度和责任制是相互加强的；IT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率，也有助于降低损失率和产出波动性；IT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预期，从而有利于更好地应对供给冲击，IT已经受过逆向冲击的考验；IT也考虑了实际经济的因素，并不是“通货膨胀痴迷者”。

3.发展中国家的IT理论有了新的突破。由于已有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IT，因此对于能否在发展中国家推行IT已不再是个问题，研究的重点自然转向如何更好地在发展中国家实行IT这个问题上。

Mishkin(2004)等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实行IT需要一定的前提，但也不是说非要等到这些条件都成熟时才能实行IT；发展中国家更加应该重视IT的制度框架问题，其中法定的价格稳定目标和工具独立尤其重要；应该同样重视目标的上限和下限；政府参与设定通货膨胀目标有利于减轻经济目标之间的冲突；中央银行可以对汇率实行“平滑”，但不能使汇率离开市场所决定的水平；IT并不是发展中国家“万能药”，它可能适合于某些国家，但对另外一些国家可能并不合适。

IMF在2005年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把IT的前提概括为4个方面21个指标：

(1)机构独立：中央银行必须自治或免受财政和政治势力的干预。主要有明示的(或隐含的)财政义务，操作独立性(工具独立性），法定目标，行长任期安全(能否被随意免职)，财政平衡状况，公共债务/GDP，中央银行的总体独立性等7项指标。

(2)技术设施：中央银行应该有一定的经济预测能力。主要包括中央银行数据能力、建模能力和预测通货膨胀的能力3项指标。

(3)经济结构：经济应该有一个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取消价格管制，经济对原材料价格和汇率不是太敏感，美元化程度很低。主要有汇率的渗入、对原材料的敏感性、美元化、贸易的开放度等4项指标。

(4)健康的金融体系：应该有一个稳健的银行体系、较为发达的资本市场，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冲突较小。主要有银行资本充足率、股票融资量／GDP、债券融资量／GDP、股票市场成交量、(银行)货币错配、(公开市场)主要债券成熟期等6项指标。

定量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在完全具备这些前提的条件下才开始实行IT的。

有的学者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实行IT应该重视资本流入的“突然停止”问题(Caballero和Krishnamurthy，2005)。由于这些国家的金融部门比较脆弱，而且日益融入全球化，货币政策有可能成为问题的来源而不是补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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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姜波克，朱云高.论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下货币政策制度的选择.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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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通货膨胀；企业投资管理；影响；对策

通货膨胀普遍存在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其在不同国家或者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都有着不同的影响，温和的通货膨胀对企业投资管理的不利影响较小，甚至从某个角度来讲其有利于企业的投资管理；而恶性的通货膨胀则对企业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使得物价水平持续上涨，货币实际购买力持续下降，严重制约了企业的投资管理，企业一旦无法应对这种恶性的通货膨胀，企业利益就会受到极大折损，甚至会有面临倒闭的风险。因此，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企业进行投资决策的时候，必须重点考虑通货膨胀这个因素，使决策者在做出投资决策时有科学的理论和现实依据作为支撑，促进企业在通货膨胀影响下正常发展。

一、通货膨胀概述

（一）通货膨胀的定义

对于通货膨胀而言，被普遍认可的定义就是实际流通的货币数量过多，远大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量，进而引发货币贬值以及物价水平全面持续上涨的经济现象[1]。简而言之，就是在一定时间内，物价总水平持续不断上涨，致使货币购买力持续不断的下降。通货膨胀的本质就是货币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

（二）当前通货膨胀的情况

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中，通货膨胀普遍存在于每个国家和地区，对其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现如今通货膨胀对于任何国家或地区而言都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其已经成为整个世界都要积极应对的一种经济现象。工业发达程度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受到的通货膨胀的程度也不同。表现比较温和的通货膨胀说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通货膨胀程度不高，表现比较剧烈的通货膨胀说明其通货膨胀程度相对较高。不仅如此，一个国家处在不同时期的通货膨胀程度也是不尽相同的。例如，我国在1987～1988年正处于经济扩张的阶段，物价指数因此不断走高，成为自改革开放以来首个历史高点，最终也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在1993年上半年，金融业产生混乱，通胀压力增大，国家为了满足国内巨大的投资需求，超长增发货币，导致通货膨胀爆发。另外，2003年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原材料需求过盛，物价总水平全面上涨，通货膨胀也随之而来。因此，在市场经济中，流通中货币数量远大于实际需求，就会导致物价持续上涨，爆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动荡社会经济和政治，不仅对个人，也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造成一定的影响。

二、企业投资管理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

国家或地区工业发展程度不同，其面临的通货膨胀程度也不同[2]。但是每个国家或地区都会经历温和的通货膨胀，这对企业的投资管理所造成的影响实际上并不一定有多大，而且企业在温和的通货膨胀影响下可以强化企业对未知风险的适应能力，进而加强投资管理，促进企业发展。在企业投资管理中，企业做出的投资决策受到通货膨胀率高低的影响。如果通货膨胀率比贷款利率高，企业就算处于负债的状态，也会坚持自己经营，这是由于在此情况下借款投资收益率相较而言高一些，发行债券或借贷是企业扩张的主要方式。一旦企业的投资项目回报率比黑市的利率高，即使借高利也依旧可以获得利润，企业就会贷款进行扩张。由于在此时通货膨胀率比黑市利率高，企业的正常经营收益低于借高利所得到的收益，便坚持贷款，进而就会出现“乱集资”的现象。企业的流动资金也会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在企业的投资过程中其所得税也受到影响，所以通货膨胀因素对于实际的资金净流量有很大影响。投资项目不同，通货膨胀对其的影响程度也不一样。企业一旦对不同通货膨胀的预期没有进行正确的估值，投资必要报酬率的预算就会因此出现错误。在现金流量的估算中不考虑通货膨胀造成的影响，就会出现对现金流量估算过高或者过低的情况发生，进而做出严重的错误决策，给企业造成损失。因此，在投资过程中，企业必须重视通货膨胀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否则就可能在一项无利可图的投资项目上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或者财力，平白造成很大的损失，或者与原本可以获得较高回报的投资项目失之交臂。

三、减少通货膨胀带来的不利影响的对策

（一）企业对外投资

企业要想在通货膨胀的不利影响下，做出正确的对外投资决策，首先就要加强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关注和分析。这就要求企业必须要对国家出台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有充分的了解和分析，密切关注货币供应量的动态变化，抓住股市中的投资机遇。同时，对一些成本控制力相对较强的行业以及公司的股票加强关注，特别是那些对劳动力成本控制比较好的公司。在此也要注意规避那些生产非必需消费品的企业中定价能力较弱的消费品企业的股票市场。除此之外，企业还要对整体物价水平的动态变化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分析上市公司生产成本受到商品价格变化所带来的影响，这样就可以有效掌握股票价格的变化趋势。其次，要想减少通货膨胀对企业投资管理的不利影响，进而做出恰当的投资选择，企业自身就要抓住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投资机遇。在宏观经济环境下，企业要做好两项工作：第一、要做好不同通货膨胀阶段的预期分析工作。在通货膨胀起始阶段，投资者对于通货膨胀在未来的发展状况没有做好正确的预期，导致股价上涨空间过大，对于企业投资来说是个不利因素。因此，随着通货膨胀程度的不断加深，企业要不断调整、修正预期，使股价上涨的空间逐渐缩小，减少投资的成本。第二、对于通货膨胀的性质，企业要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如果通货膨胀表现比较温和，企业的盈利也会有所增加，股价随之上涨；但如果是恶性的通货膨胀，货币的购买力就会持续下降，股市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最后，投资产品选择正确也会对减少通货膨胀给企业投资管理造成的不利影响有积极的意义[3]。企业可以选择以下四类投资产品：①公关交通以及水电煤气等公共事业类股票；②以粮食为带动的相关板块；③初加工产品原料以及处于垄断地位的股票；④日用商品流通零售类板块。

（二）企业长期投资

在企业的长期投资中，减少通货膨胀对其造成的不利影响，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就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出发：首先，要对名义贴现率进行合理、正确的调整。名义贴现率如果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之下不进行及时、合理的调整，投资项目的现金净流量就无法得到科学的反映[4]。换个角度来讲，就是必须将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作为企业确定贴现率的一个重要分析因素。其次，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企业应该重新对长期的投资项目进行评估。如果通货膨胀率相较而言不是太高，就可以在评估中适当增加一些不可预见的费用；而如果通货膨胀率相对较高，则需要在增加不可预见费用的基础上，追加一项考虑通货膨胀影响的价差预备费。最后，对固定资产采取加速折旧的办法来减少通货膨胀的不利影响。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这种加速折旧产生的折旧额要从两方面考虑：第一就是通货膨胀的补偿部分；第二就是以传统的年数总和法或双倍余额递减法产生的折旧额部分。

（三）企业短期投资

减少企业在短期投资中受到的通货膨胀带来的不利影响，可以采取合理增加库存量、加快账款回收、恰当调整持有现金的数量这三个措施，保证企业的投资管理。企业应该根据局势调整现有的经济模型，不能一成不变，要有灵活性。当企业处在通货膨胀时期的时候，应该增加企业的订购批量，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增加库存量，以这种新的经济模型来替代通常情况下以经济订货量为主的传统模型，企业可以赚取储备货物涨价以后形成的差额利润。通常情况下，企业的账款回收速度较慢，容易产生坏账，增加企业损失。在通货膨胀时期，为保证企业的利益损失没有进一步扩大，企业就要加快相关账款的回转速度，严格信用标准，减少信用期，委派专门开展账款回收工作，尽量快速收回货款。企业为了避免由于通货膨胀导致市场不确定因素增多而带来的风险，就要对目前持有的现金数量进行合理调整。这就要求企业要保证在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企业有足够的置存资金进行应对[5]。与此同时，也要考虑采取何种方式来尽可能的减少通货膨胀影响下货币的持续贬值所带来的损失。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通货膨胀普遍存在于现代社会市场经济中，任何国家、任何地区都无法避免通货膨胀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影响。企业只有适应通货膨胀之后，才能减少通货膨胀给企业投资管理造成的不利影响，避免发生倒闭的风险，并且保证企业在今后得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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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通货膨胀压力；P-Star；产出缺口；菲利普斯曲线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8CJY00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7JC790055)；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晨光计划项目(2007CG71)；上海市教委高水平特色发展项目“金融信用知识创新体系”资助。作者简介：贾德奎(1978－)，男，宁夏同心人，管理学博士，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中国立信风险管理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i006-1096(2009)04-0021-03　收稿日期：2009-05-04

通货膨胀压力IP(Inflation Pressure)是指未来某个给定时期的价格总水平相比较上一期的可能上升程度。通货膨胀压力测度即通过数量方法对物价总水平的变动趋势进行度量，其主要目的在于帮助货币当局准确把握宏观经济形势，并进而提高货币政策的决策效率及调控效果。近年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这要求货币当局有准确判断未来通货膨胀发展趋势的能力。正基于此，对通货膨胀压力的研究成为学者们所关注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一、相关文献述评

在已有文献中，有学者运用产出缺口同价格变化率之间的关系来估计通货膨胀压力，也有学者运用货币流通速度与其趋势值之间的偏移率来测算通货膨胀压力。除此之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上得到广泛应用的P－Star模型，也是测度通货膨胀压力的一种较好的尝试。

基于货币流通速度偏移率的通货膨胀压力测度，假定当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货币需求量出现变化时，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能与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货币需求增长速度保持一致，在此条件下，价格总水平将保持不变，此时的货币流通速度可定义为均衡货币流通速度。根据费雪的现金交易方程式YP＝MV可以得出，当实际货币流通速度与均衡货币流通速度出现偏离时，价格水平将存在着调整压力。其中，如果实际货币流通速度低于均衡流通速度，则意味着未来价格水平存在着向上的调整压力，即可能会发生通货膨胀。余根钱(1993)利用上述通货膨胀压力测度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年(1979～1992)的通货膨胀压力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基于货币流通速度偏移率而建立的方程是一种预测物价总水平的理想模型。Miquel Faig和Bel6n Jerez(2005)利用美国的经济数据(1892～2003)，通过研究货币流通速度偏移状况来间接度量通货膨胀压力，并最终得出公众持有货币的动机变化会改变货币流通速度并引致通货膨胀。Lars RisbJerg(2006)利用货币流通速度偏移率对丹麦的通货膨胀压力进行测度，并通过考察通货膨胀压力的周期性变化，来验证货币量增长、通货膨胀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内在联系。

基于产出缺口的通货膨胀压力测度，其理论基础为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价格水平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正是利用实际GDP增长率对其潜在值(或均衡值)的偏离来间接度量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压力。新西兰储备银行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以产出缺口作为经济中通货膨胀压力的重要衡量指标，并进而为货币当局的政策决策和操作提供依据。Stefan Gerlach等(2006)利用不同方法对中国i982年~2003年间的产出缺口进行估计，并研究了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当考虑了价格管制放松、贸易自由化及汇率制度改革等不可观测变量后，产出缺口变化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国多年以来的通货膨胀变动趋势。国内许多学者也进行了类似研究。刘树成(1997)通过研究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的“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发现，我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市场机制开始发挥作用，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呈现出基本菲利普斯曲线所表明的同向变动关系。范从来(2000)通过研究中国的“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的形状，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和价格水平之间存在着基本的菲利普斯曲线所表明的同向变动关系，并据此提出反通货紧缩应该成为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石柱鲜、黄红梅、石庆华(2004)通过对中国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率关系的分析，表明中国的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这种相关关系比较稳定。刘金全、金春雨、郑挺国(2006)以菲利普斯曲线和“奥肯定律”为理论依据，通过采用具有区制转移的状态空间模型，对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并不存在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直接关系，但存在着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下经济增长波动性与通货膨胀波动性之间的紧密联系。

基于货币需求理论中的费雪现金交易方程式，美联储的Hallman Jeffrey等三位研究人员(1989)提出了一种估计通货膨胀压力的模型，即所谓的P－Star模型。国内外许多学者利用P－Star模型对相应国家或地区的通货膨胀压力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表明该模型能够应用于大多数经济体的通货膨胀压力测度。Peter Hoeller和Pierre Poret(1991)通过实证研究以评估P－Star模型的有效性。结果表明，P－Star模型在解释过去的通货膨胀变化轨迹时，要比单一依赖产出缺口的模型更为出色；不仅如此，在对样本中大多数国家的研究中发现，在长期通货膨胀压力的预测方面，P―Star模型也优于基于金融市场变量的其他模型。但令人遗憾的是，在预测短期通货膨胀压力方面，P-Star模型表现出相应的不足。其主要原因在于，P-Star模型既无法有效识别出事先的货币流通速度和潜在产出水平的暂时性冲击因素，也无法识别出类似的永久性冲击因素。杨运杰、张永军(2007)估计了P－Star模型的经验方程，并且研究表明运用P-Star方程来估算通货膨胀压力的变化，可以为国家价格总水平的调控提供参考。

在许多标准模型中，产出缺口是解释通货膨胀的主要变量，而在P－Star模型中，货币流通速度对均衡趋势的偏离也是决定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因素。P-Star模型基于传统的古典货币数量论，即就长期而言，价格水平取决于货币供应量。P-Star模型的货币政策含义在于货币当局在短期或长期内影响货币供应量的能力。

不同的通货膨胀压力测度方法既可以互为补充，又能够彼此验证，因此各具借鉴意义。但在具体研究中，测度方法

的选择应该基于现实的经济特征。基于此，考虑到中国过去所经历的通货膨胀上涨的主要引致原因，即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过快下的需求驱动特征，下面将利用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产出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式，通过估计产出缺口，以对中国宏观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压力进行测度。

二、产出缺口估计及模型建立

利用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产出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对通货膨胀压力进行测度，首先需要准确地估计产出缺口，然后通过建立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回归方程式进行计量分析，最后对通货膨胀压力进行测度。

(一)产出缺口估计

在已有的学术文献中，从理论上估算产出缺口的方法有结构性方法与非结构性方法两大类。结构性方法的代表是生产函数方法，但通过生产函数法估算潜在产出时必须使用失业率、企业开工率、固定资产使用率等指标，而在中国没有企业开工率、固定资产使用率的正式统计，对失业率的统计只有城市登记失业率一项，该指标对农村失业及城市中下岗等情况没有进行统计，因此在中国直接使用生产函数法计算潜在产出有比较大的困难。

非结构性方法也称为统计方法，是直接根据实际产出估计潜在产出，不需要其他统计指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HP滤波方法。即如果Y是包含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的经济时间序列，Y是其中含有的趋势成分，Y：是其中含有的波动成分，则利用liP滤波可以将经济变量序列中长期增长趋势和短期经济波动成分T分离出来。下面采用HP滤波法估算潜在产出时，因使用的是年度数据，故采用了OECD的建议，取r=25。估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二)模型建立

基于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产出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可建立下述计量模型。

上式中为时期的通货膨胀率，Gap，为时期的产出缺口，真为扰动项。上式的经济学含义为，当期的通货膨胀水平受过去的通货膨胀水平及产出缺口的影响，即产出缺口是影响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因素。其中，在正的产出缺口下，通货膨胀有上升的压力；在负的产出缺口下，通货膨胀则有下降的压力。下面将利用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通过上述模型，对中国近期的通货膨胀压力进行测度。

三、实证及结果分析

计量分析所用的CPI及产出缺口数据均为年度数据。CPI数据来源为GCER中国经济研究服务中心的宏观经济数据库，产出缺口采用上面利用HP滤波方法的估计值。方程中的CPI和产出缺口分别取一阶滞后项，最后使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回归结果看，各变量系数的‘统计量都比较显著，DW值为1.32，为67.1％，调整后的及R为62％，计量结果比较理想。

根据上述回归方程，参考张晓晶(2008)关于稳态通货膨胀率的解释，可以计算出不同稳态通货膨胀率水平下的GDP增长率。如果仍然假定社会可承受的通货膨胀率水平在5％以下，则相对应的GDP增长率为9.41％；并且从下表可以看出，通货膨胀率为0时，GDP增长率为7.39％。由此根据下表可以得出，稳态通货膨胀率上升1个百分点与GDP增速提高0.4个百分点是相对应的；并且可以看出，中国如果出现9％以上的GDP增长率，则经济将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四、简要结论

笔者利用HP滤波方法估计中国近年(1992―2007)的产出缺口状况，并建立描述中国宏观经济中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方程式，最后采用计量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发展过快是中国近年来出现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不仅如此，中国2007年前后曾出现的通货膨胀上涨也主要由经济增长偏快所引致。通过考察不同稳态通货膨胀率水平所对应的GDP增长率可以发现，中国的稳态通货膨胀率上升1个百分点与GDP增速提高0.4个百分点是相对应的。由此可以得出，中国如果持续出现9％以上的GDP增长率，则宏观经济将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这一结论也为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实践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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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币供应量的概念、指标及影响货币供应量(也称货币存量)，是指全社会的货币存量，是全社会在某一时点承担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货币总现阶段我国的货币供应框架体系中，货币供应量主要有以下几个指标： M0 = 流通中现金 M1（狭义货币） = M0 + 非金融性

公司的活期存款 M2 （广义货币） = M1 + 非金融性公司的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其他存款通常所说的货币供应量，主要是指 M2 [3]。

通常来讲，衡量货币供应是否均衡的主要标志是物价水平的基本稳定。物价总指数变动较大，则说明货币供求不均衡，反之则说明供求正常。

二、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研究

从货币分析法的一个公式：Md= P

L ( R ， Y )我们可以得出，货币总需求

（M）与价格（P）、利率（R）和产出水平（国民收入-Y）有关。在利率

（R）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要保持物价的稳定就要保证货币的供给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过分地增大货币总量的供给就会造成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和货币供给是正相关关系[4]。

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是不同的经济范畴，但两者又有一定的联系，通货膨胀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物价上涨。因此，消费者物价指数CPI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

一般当CPI增幅>3%时称为通货膨胀（ INFLATION）；当 CPI增幅 >5%，称为严重的通货膨胀（SERIES INFLATION）

货币大量投放发生1994年之前。在 1993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 ）的增长率高达40%。1995-1996年，我国曾面临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尤其是1994年，全国零售商品物价指数和居民消费品价格上升超过20%。1995年，CPI指数也高达17.1%。由此可见，过量的资金是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5]。

而从1997年底（10月）起到2003年底我国零售物价总指数（RPI）连续下降， CPI从1998年3月起持续下降22个月。依据经济学一般定义，可判定我国经济曾经出现通货紧缩现象。

2007年，CPI达到4.8%，依据经济学一般定义，经济已经进入通货膨胀阶段。2008年2月，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跃至8.7%，创下了十二年来昀高点 [6]。

三、货币供应量与房地产价格之间的关系研究

M2增长率及CPI增长呈现较大的相关性，但在 2004年出现了反常现象，原因是2004年，我国政府为了抑制投资过热，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重点针对土地市场开展整顿，严格控制土地供给[7]。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房地产价格将不断上涨的心理预期，导致大量闲散资金出于投机目的流向房地产市场，进一步增大了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从而造成房地产市场价格进一步上涨。而另一方面， 2004年的货币供应量却较大下降，因而导致图2出现的2004年的特殊情况。但从总体来看，我国房地产价格与货币供应量是呈正相关关系的。

房地产价格变动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1）财富效应，房地产价格的上升意味着人们名义财富的增加，货币需求相应增加。（2）交易效应，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往往伴随着交易量的扩张。成交量越大，需要用来完成媒介作用的货币就越多，相应地，对货币的需求就越大。（3）替代效应，如房地产价格上涨，会使得人们调整自己的资产结构，多持有房地产，少持有货币，货币在人们资产组合的比重下降，会降低货币需求。房地产价格变动对货币需求的影响由这三方面的效应共同决定，财富效应和交易效应增大了货币需求，而替代效应减少了货币需求 [8]。

货币供应量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导致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从而导致货币贬值，从而房地产价格上升。

四、通过货币供应量分析通货膨胀与房地产价格之间的关系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货币供应量与房地产价格和通货膨胀之间均分别呈现正相关关系。从图3同样可以看出，1998-2007年来我国房地产价格与通货膨胀呈现较高的相关性。

这是由于当货币供应量增加时，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可能会超过经济运行所需的货币数量而引起货币贬值和价格水平全面、持续上涨，将导致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而导致通货膨胀现象。另一方面，当货币供应量增加时，将导致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使货币贬值，而货币贬值又会使得房地产价格上升。而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或下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减少。

在一定区间范围内，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有利于刺激房地产市场发展，房地产企业可获得更多资金易于导致房地产市场繁荣。由于房地产市场的巨大带动作用将有利于经济形势向正方发展，必然导致CPI的增长。

但如果货币供应量过多，首先易直接导致通货膨胀。同时，房价过度上涨造成经济主体的预防性动机增加过大，使储蓄增长幅度过大(这对应着消费大幅缩减)，就有可能对产出、通胀形成负面的影响，引发通货紧缩；反之，如果房价上涨刺激消费增长(减少储蓄)，或者虽然使储蓄增长，但增长幅度低于投资的增长幅度，则可能对产出起正向作用，进而对物价水平产生向上的压力[9]。

一致的相关性，两条折线段的变化趋势有很大相似性，图表为这种相关性分析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但各变量之间复杂的经济关系还需要于更严密计量方法的检验。

五、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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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供应联动性、E—G协整、通货膨胀

一、引言

进入2008年一场由美国引发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美联储为刺激和促进美国经济奉行了宽松货币政策，到2009年3月又在零利率下限约束下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与金融自由化的深入发展，外国货币政策对一国经济的国际传导愈加明显，特别是其对一国通货膨胀的传导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因此，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他国家造成了冲击。

辰英（2011）认为，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奉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在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出现的情况下，使其难以寻觅到更好的增值获利渠道，就通过抬高国际市场以粮食和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成为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的重要推手。然而，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并未使本国出现通货膨胀，相反发展中国家则几乎都处于高通胀状况，金晓平（2011）认为虽然美联储向其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但这些新增的货币并没有及时转化为贷款，以刺激消费和投资来拉动实体经济，而是由于金融机构惜贷，被大量滞留在各银行的超额准备金账户中，出现“基础货币供给显著增加，但货币供应量未同步增加”的困境。因而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在短期内不会引发通货膨胀。李永刚（2011）则通过分析美国宽松货币传导机制，认为该政策将会降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债券收益率，促进其货币升值，加大发展中经济体流动性过剩压力和通货膨胀压力。

美国实施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在向市场注入的大量流动性到底会对其他国家的货币供应量产生怎样的影响？又会对其通货膨胀产生怎样的作用？如果美国宽松政策具有溢出效应，那么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普遍高于发达国家，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得出发展中国家发生通胀的原因具有较强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因此，本文将首先选取“金砖国家”以及G6（六大工业国）分别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代表，将美国与它们的货币供应量进行协整检验，来分析它们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经济体通货膨胀差异的原因。

二、货币供应国际联动的实证检验

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货币政策可能紧紧追随他国货币政策，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可能通过对其他国家货币供应的直接影响而间接作用于通货膨胀。其造成的美元贬值可能迫使其他国家货币当局通过向本国系统注入流动性以应对本国产出的减少，来回应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

为了得出美国次贷危机后奉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对世界主要国家货币政策联动性更加客观、准确地评价，本文首先选取的发展中经济体代表为“金砖国家”（BRICS）即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以及将G6（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作为发达国家的代表。对它们之间的货币供应量数据进行E—G两步法协整检验，看看他们与美国货币供应量之间是否具有联动性即长期均衡关系。

协整研究发现，“金砖国家”都受美国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且拥有长期均衡关系。美国以货币供应量表示的货币政策执行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确定的联动关系，即当美国采用宽松货币政策来刺激其经济增长时，必然引起发展中国家货币供应量的相应调整。而发达国家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除了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三国的货币供给量水平值平稳外，英国、日本和加拿大与美国的M2一阶平稳，满足协整分析的条件，可以对这三国的广义货币量做协整分析来判断他们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E—G两步法协整检验结果显示，他们与美国货币供应量之间都不具有联动性。

三、次贷危机期间世界通货膨胀的表现和原因

2008年，在“金砖国家”中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为14.1%，南非和印度的通胀率也在10%以上远远高于主要的一些发达国家的通胀率（见图1）。因此，如果说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了全球流动性的泛滥，那为什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通货膨胀会产生这么大的差别呢？而由以上实证结果显示，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于发达国家，是否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就是受到美国巨大洪流的影响，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成为发展中国家通胀的重要推手。

数据来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September 2011

最具说服力的理论就是用“货币数量论”解释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的原因，其强调了流动性过剩对于通胀的重要性。认为通货膨胀最终是一种货币现象，过多流动性的积累必然会成为未来通胀的隐患。换句话说，货币增长在决定通货膨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在市场价格总水平下美国宽松政策创造出的货币量也将导致通货膨胀。为了检验这个结论，本文选择了20个发展中国家计算这些国家2000—2010年的货币供应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这两者的均值来进行计量分析。

使用EViews6.0软件分别对CPI和M2增长率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CPI和M2增长率的水平变量序列不平稳，而一阶差分序列DCPI、DM2为平稳序列，使用E—G两步法对两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建立回归方程：

模型估计的残差为：

通过EViews6.0对残差序列 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1%的显著水平下，残差序列 是平稳序列，这说明原时间序列CPI、M存在协整关系。对二者进行相关性检验，CPI与M2具有负相关性。而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经验也对流动性与通胀总是正向显著的关系提出了质疑。因此，“货币数量论”不能为发展中国家发生的通货膨胀原因提供有益指导。

为了观察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高于发达国家的原因，我们需要看下2008年以前他们通货膨胀的表现情况。为此，本文分别选取了20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2000—2010年的通胀数据（见图2）。

上图显示，2008年世界的通货膨胀率普遍偏高，而且2008年世界各国遭受美国宽松货币政策的第一次冲击，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通胀差距达到最大。但从中也可以看出，2000年开始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率就早已遥遥领先于发达国家。

因此，2008年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率高于发达国家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发展中国家本身普遍偏高的通胀率。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本来就存在很高的通货膨胀。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只是扩大了原来的通货膨胀，而不是制造了通货膨胀。而发达国家原来的通货膨胀率较低，因此受到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影响后的通胀率仍可能较低。

参考文献：

1、王彬. 中美货币政策协调性的理论与实证研究[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0（4）

2、辰英. 当前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原因及影响[J]. 当代世界，2011.6

3、金晓平、应政.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运行效果分析[J]. 生产力研究，2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