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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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体制及乡镇企业成功迈出五大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始于农村：

1978-1984年主要是普及联产承包责任制。1985-1990年主要是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和农村非农产业体制。1991-1995年农村改革基本停滞，乡镇企业处于治理整顿状态。1996-2003年我国开展了农村税费体制改革，乡镇企业发展再掀新。2003年至今主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30年经济体制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其成就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1．机制建设与制度创新取得显著成效。

2．市场主体培育成效明显。

3．人本主义理念、人力资本经营理念及培养机制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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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头，对其他领域改革具有牵引作用”，“加强工作协调，使各项改革协同配套，使改革与宏观经济运行和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突出问题协同推进”。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与各领域改革的辩证关系，为狠抓改革落实提供了行动指南。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就必须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不动摇。回顾30多年改革开放历程，正是因为我们始终咬定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重点，才得以不断推进改革事业。从现实国情来看，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GDP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0%左右，这清楚表明了发展仍是破解一切问题的总钥匙，经济体制改革任重道远。

两会会场内外，代表委员热议、广大群众关切的教育、医疗、住房、环境等问题，寻根究底，大都与经济体制不完善、转型发展不到位密切相关。改革的主战场和关键点，依然集中在经济领域。一子落而满盘活，经济体制是社会各种体制的“连接点”和基础。只有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才能传导改革正能量，带动其他领域改革，使各方面改革协同推进、形成合力。向深化改革要动力，首先就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强大牵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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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水利；经济体制；现状；改革对策

我国对于水利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晚，虽然借鉴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但考虑到国情问题，实施的水利经济体制与应用的经济核算方式有很大差异。因此，我国水利工作人员应加大对水利经济的研究力度，建立与我国国情相符合的水利经济体制。

1水利经济体制现状

1.1投资力度不足

我国水利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经常会存在技术落后、经费不足或工程设施老化的现象。此外，水利部门具有公益性，其获得的收益是十分有限的，某些时候都不能保证员工的薪资，这导致企业职工队伍不断缩小，长期下去影响到水利工作的正常开展。

1.2思想观念落后

与其他行业相比，水利经济体制改革难度较大，主要表现在水利工作人员并未彻底转变思想观念，过分担心水利行业属于某些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从而很难进入市场进行有效的竞争，更担心改革不成功对“国计民生”产生影响。我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的中小型水利工程主要依靠民工投工投劳建成，被人们错误的认为属于群众共同所有，因而并未征收水费；一些中型工程也很少征收税费，给工程正常运行管理带来诸多难度，因此很难进入市场。可见，我国仍然普遍存在水利吃国家“大锅饭”，社会喝水利“大锅水”的问题。

1.3缺乏专业性管理人才

水利行业的管理者多数属于水利系统技术人员，在水利工程建设方面具有诸多学识与经验。但我国进入市场经济后并不适应新的管理模式，甚至对其比较陌生，因而很难进入到角色中。与此同时，我国大多数水利企业对以往的“计划水”到现在的“商品水”的认识不足，很难改变管理模式，因此管理水平并不高，对水利行业的发展前景并无远瞻性。

2水利经济体制改革对策

2.1认真贯彻相关政策，促进水利经济市场化建设

应认真贯彻我国水利产业的相关政策，保证水利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发展高度融合，以当地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做好水利工作，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同时，按照甲乙类水利项目的性质差异理顺投资主体，积极引进竞争机制，不断规范公司化改造，保证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相符合。

2.2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水利产业的发展与运转离不开资金的支持，政府应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让其紧跟时代步伐及时更新并引用高水平技术与设备，并解决在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

2.3坚持“三个有利于”原则

要想实现水利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目标，还应坚持“三个有利于”原则，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这就需要水利工作人员在改革过程中严格遵循以上三个原则，通过水利经济体制改革提高职工的生活水平，促进我国水利事业可持续发展。

2.4积极改革水利产业体制

国家应该对水利产业进行体制改革，明确该行业的职责，保证工作分配的合理性以及司法过程的统一性，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提高人们对我国水利产业的满意度，进而为实现水利经济体制改革奠定良好的基础。

2.5建立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的投入体系

建设水利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与资金，因此需要动员多方力量，实施多元化的投入主体。政府部门、水利产业经营单位、农民个人、社会各方面都应明确自身职权，做好协调配合工作，积极承担应该承担的投资责任。在机制上应积极改革“大锅水”投资、无效益投资等现象，严格按照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等价交换等要求形成主动投入的新机制。在投资来源方面应增加渠道，如银行贷款、财政拨款、社会集资等。严格遵循“谁建设、谁管理、谁收益”的原则，积极打破各方面限制，如行业、地域、体制等界限，积极鼓励外商、单位以及个人严格按照产业规划要求合资、独资与合作经营水利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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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经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发展趋势

近年来，我国各个方面的实力都在不断增强，中国已经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农村社会也急需通过改革，改变经济落后的现状。只有改革才能促使农村摆脱贫穷和落后，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目前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存在一定的问题，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针对这一现实情况，有必要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与探究，以此切实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进而全面提高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

（一）农村经济产业化程度低，集约性差。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与过去相比，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鼓舞了农民，但是，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还是以传统人力生产作业的方式为主，农业生产中对现代化机械设备的使用不足，同时，农业生产方式上，仍然以粗放型生产为主，农业生产集约性差。除此以外，农业结构也不合理，种植业所占比例过高，农民单一的从事农产品种植，鲜少涉及农产品的二次加工和销售，我国农村尚未形成农产品的产销链，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二）农村市场体系有待完善。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还包括农村市场的不健全因素，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有以下三点：1、农民观念陈旧，缺乏进组市场的意识，同时，大多数农民参与市场当中都是以个体的形式，没有形成一定的组织，此外，产品的销售，主要是卖给政府，或者是其他个人，无法切实保证农民的利益；2、现阶段我国农村农产品的交易方式较为落后，现代化水平低，农民从农产品中获得利益主要依靠对农产品的生产，而农民无法获得加工和销售带来的经济效益；3、农村经济落后，也导致了农村市场基础设施的缺乏和落后，无法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例如，一些农村地区的道路崎岖，阻碍了农产品进去市场，导致农产品无法进行流通。（三）农村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不健全。现阶段，政府财政有限，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也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导致我国大部分农村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进而影响了农村的既得利益，最终影响了农村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自古以来，农民就被成为靠天吃饭的人，这是因为农业生产受自然因素的影响较大，同时，农业生产也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若是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则会影响农产品产量，进而影响农民收入，还有病虫害都会对农民收入产生影响。

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

（一）政府要加大对“三农”问题的支持力度。自古以来，我国就是农业大国，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国家提出了“三农”的概念，可以说三农问题直接影响国民的综合素质，对国家经济发展，以及国家社会的和谐稳定，有着重要影响，甚至直接影响着中国民族的兴衰。因此，在农村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政府要充分认识到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意义，贯彻落实国家的“三农政策”，加大对政策的支持力度，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帮助农村尽快完善基础设施，重要要解决农村的水利问题，以及农村交通问题，帮助农民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特别是减少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更为重要的是，要对农村市场的秩序进行规范，建立健全市场制度和准则，以此方可保证农村经济朝着规模化、产业化方向发展，进而增加农民收益。除上述措施外，政府还应该发挥政府智能，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让有需要的农民能够顺利融资，用于农业生产或是扩大农业生产规模，购买先进的农机设备等等。与此同时，政府还应该加强对农民的教育，通过培训、讲座、标语宣传等方式，丰富和更新农民的农业知识和农业发展理念，让农民充分认识和理解现代农业的相关内容与内涵，帮助农民从传统型农民过渡到具有专业农业知识和生产技能的现代型农民，加快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二）农村要积极落实政府的政策,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经济。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是农业与生产力两者之间存在矛盾，想要解决这一现实矛盾，政府就要引导农民发展合作经济，改变农民个体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同时，还要改善农村资源配置，促使农业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首先，农民要转变意识，与其他农户之间进行合作生产合作经营，也就是发展农民合作经济。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要鼓励农民合作经济，让农民以农民组织的形式进入市场，发挥团结就是力量的精神，让农民在市场中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与此同时，农民自身还应该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加强学习，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学习和培训，提高及自己农业素养，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用科学、先进的生产技能进行农业生产，以便自己更好的适应现代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增加农民收入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这是由于城乡之间长期的分离，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想要促进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政府就应该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促使城市中先进的生产要素能够流入农村，提高农村、农民的地位，完善城乡公共服务设施。首先，政府好做好城乡一体化的规划工作，构建促进城乡一体化的机制，促使城乡之间实现商品、人才、资源的顺利流通。此外，政府还应该扩宽农民的经济来源渠道，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例如，对于创业的农民要给予一定的帮助和引导，在税收和政策方面给予扶持。

综上所述，实现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是可以在朝夕之间完成的，需要农民以及政府的长期坚持和努力，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政府充分自身的职能，加大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贯彻落实国家的三农政策。

作者:周敏 单位:湖南省常德市安乡县农业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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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55（2012）03―0―01

也许是历史的原因，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文明的起源地，总是在行动上与这片土地的天然气质带着一丝牵连，怀柔而含蓄。

说到中国的改革，势必会立刻联想到当下谈的最热的词――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倘若要对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法律的解释，一定会有人站出来说，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就是在走政策之治的道路，上升不到法律的高度。也有人会说，中国改革走到目前这种状况，是“先体制外后体制内”，从最脆弱最易突破的地方开始，从传统政权势力最不关心的地方和领域开始，最后接触到中国改革最核心问题。

不论采取的是什么途径，要想取得改革的实质性成功，最终必将触碰到维持社会发展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那就是法律。倘若把现阶段放入历史中来考量，中国正在走的是从“政策之治到法律之治”的道路，把政策推动作为最终实现法治的必经阶段。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一步步成就的取得，逐渐引起了世界范围的普遍关注，他们纷纷探究中国这种如同“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如何能够给中国带来越来越大的利益。经济学家们将中国这种改革模式称为――渐进式改革。

这不同于前苏联休克式疗法，搞一夜之间的大巨变这种暴风骤雨般的革命。这种“渐进式”是有好处的。通过分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三十年历程，虽然改革的过程跌宕起伏，但是改革的路线却相当清晰，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改革的目标也愈加彰显。改革从微观入手，慢慢延伸到宏观领域，这在逻辑上具有不可逆性。以往我们改革措施和强度都是针对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和社会承受能力来确定的。也许正是这种怀柔含蓄式的改革正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种改革的方式，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的市场经济也会以这种方式步入法治经济。

我们的市场经济现阶段来讲发展并不完善，其原因是缺少与其相适应的市场经济基石，比如缺少商业传统、公民民主与公平意识，政治体制传统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服务市场的法律的缺失或法律体系的失衡。在产权方面，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13条明确规定了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虽然法条上有明确体现，但宪法司法化的途径在哪里？又如国家的一种无形产权，如国旗、国徽、“中国”字号等，商誉就意味钱，这也属于国有资产。因而不应只将国有企业限于国有资产，它还包括国企外很多内容。在市场准入、交易与退出上面，很多法律只是政策性宣言而并没有太大的可操作性，如刚颁布不久的《反垄断法》，与美国的《反托拉斯法》相比，如何来保护或者说培育竞争文化，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法律有效调控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前提是社会主体对法律的忠诚和信仰。我们可以说《反垄断法》是很先进与科学的一部法，但它能否解决现实问题才是优法与恶法的关键。倘若国家制定和颁布的许多经济法律、法规被高高挂起、虚置一旁，很难实现其调控和规范市场经济的功能和价值。还有，法律对一些特殊主体保护过宽，如“三资”企业法应给国民、外国人统一的待遇，统一标准、规格，使中国企业与外资企业处于同一起跑线，展开公平竞争。此外，还有作为法治经济精神基石的诚信的缺失。

这些问题，都是需要从制度层面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因而制度的改革是势在必行的。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创新的过程，而且只要我们承认人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上掌握程度上的不对等性，那么改革是必然不可能提前设计的非常好且一夜之间就发生彻底的变化的。任何制度的变革与创新都有相对稳定性和历史承继性。中国的现行法律体系不能完全适应经济转型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也就是说，确认和保障市场经济的主体及其权利义务的法律需要变，确认和保障市场交易规则和竞争规则的法律需要变，为避免市场经济的盲目性滞后性而对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法律需要变，在国际经济交往和国际经济活动中调整对外经济关系的法律需要变。因为这种历史的变化符合法治化要求。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就是向着法治化要求的改革，这种改革是渐进式的且只能是渐进式的，它不是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政策之治，而是由广泛的利益相关者这一微观主体发动的自下而上的“革命”。只不过，这场革命不像以往暴风骤雨那般。

参考文献：

1.林毅夫、蔡肪、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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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企业会计管理体制 改革思路 理想模式

    会计管理体制,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界定会计管理组织形式、划分会计管理职责权限、设置会计管理机构、实施会计人员管理的组织制度,它取决于经济管理体制,并属于经济管理体制的一部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会计管理体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实施会计管理的机构和组织;二是规范企业会计行为的有关法律、准则和制度等规范体系。目前,国际上主要有以下几种会计管理体制类型。

    一是集中与立法管理型。所谓集中与立法管理,是指政府积极参与会计活动的管理,这种管理主要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来进行,而会计职业团体在会计活动的管理中不占主导地位,只起着协助政府管理会计活动的作用。法国和日本是集中与管理型国家。

    二是自我管理型。所谓自我管理,是指政府对会计活动的干预较少,除某些必要的立法外,对会计活动的管理完全交给会计职业团体自行管理。英国、美国是自我管理型的国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企业现行会计管理体制存在的缺陷日益暴露出来,不仅不利于会计工作自身的发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因此,我国国有企业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一、我国企业现行会计管理体制的概况及主要缺陷

    世界各国的会计管理体制因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而具有不同的特点。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占主体,会计工作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有其特殊的作用。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对会计人员的管理基本上采用由国家和企业双重领导、双重管理的体制。各单位(特别是国有企业)均是国家行政部门的附属物,而不是独立的经济实体,经济关系比较简单,会计人员双重身份的矛盾,以及会计造假问题并不突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化,企业与国家的经济利益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遇到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国有企业缺乏活力。企业体制陈旧,政企不分,产权不清,这是窒息国有企业活力的根本因素,这也导致企业会计主体错位。企业管理不善,使得企业不能有效营运。在企业管理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会计人员进行的理财管理已成为企业管理的中心,强化会计管理已是国有企业发展的大势所趋,在这种新形势下,现行会计管理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出来。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企业会计管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大量存在。我国先后颁布了《会计法》、《公司法》、《注册会计师法》等法律规范,但由于相关人员法律观念淡薄,仍然有许多会计违法案件,导致会计管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大量存在,在利益与法律冲突面前,会计人员出现摇摆不一的情况。

    2.对国有企业会计工作的管理有着一定影响等行政性管理、相关经济法规“政出多门”且彼此之间多有矛盾。财政部门、审计机关、税务机关、金融机关等国家机构都或多或少承担了一定的对企业会计和注册会计师监督和管理的职责,这种“政出多门”、互相推诿、事无巨细的“全方位”行政性管理已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3.国有企业会计内部控制建设不完善,会计监督机制不健全。由于企业内部会计监督人员的人事、工资等关系个人切身利益的权益掌握在企业管理者手中,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往往“印在纸上,挂在墙上”,以应付有关部门的检查,失去了它应有的刚性和严肃性,导致内部控制建设严重失控,滋生大量贪污、腐败等现象。

    4.企业会计基础工作薄弱、监督职能弱化、财经秩序混乱。会计管理力量薄弱,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加之外部监督不力,致使企业财会违法违纪、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严重,严重干扰了我国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二、对我国会计管理体制改革几种主张的主要评述

    关于目前我国国有企业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理论界主要有以下几种主张。

    第一种思路是实行会计委派制,即把国有企业会计人员从企业中独立出来,由政府向国有企业委派,强化会计监督。第二种思路是实行适度控制,政府对国有企业会计人员人事管理进行干预,国有企业会计人员的变更必须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适度强化会计监督。第三种思路是实行间接控制,即会计回归企业,强化会计管理,政府通过完善相关法规,对企业会计实行间接指导、控制。我国国有企业会计应采用何种管理体制,我认为,应从会计本质出发,结合我国国情来进行选择。

    三、关于我国国有企业会计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与理想模式的选择

    会计管理体制属于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根据经济体制的整体要求,对一定范围内的会计事务进行组织管理的方式、方法所做出的具体制度安排”。经济体制的整体要求,作为会计管理体制形成、发展和创新的内因,决定了会计管理体制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相符合,否则就会影响甚至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这就意味着,只有把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置于特定的会计环境中来加以研究,才能更好地衡量会计管理体制的先进性和效益性,才能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我认为,关于我国国有企业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我们应把握的基本思路是吸收其他国家会计管理体制和我国关于会计管理体制改革几种主张中的优秀成分和思想,结合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建立适应经济、政治、法律等会计环境的会计管理体制,由政府主管全国的会计工作,并充分发挥民间会计组织的作用,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具体来讲,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合理把握政府对国有企业会计管理的主导地位。首先,要强化会计法制建设,把会计管理引导到法制道路上来。会计行为合法与否是以会计法律制度规范作为判断标准的,因此,必须完善我国的企业会计法制体系,使对会计违法行为的制裁真正有法可依。其次,就是要维护政府在企业会计管理中的“主管”地位,使全国的企业会计工作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服务国家宏观调控的大方向。

    2.健全会计监督体系,真正建立起企业内部监督、社会监督和政府监督三位一体的会计监督体系,从而有效加强对会计人员和企业行为的监督和宏观管理。首先,企业自身要加强内部监督,注重经济事项的事前和事中监督,设立内部结算中心和内部审计机制,加大内部监督的力度。

    3.探索会计人事制度的模式,重新定义企业会计人员的“双重身份”,有效保障企业会计人员的合法权益。这是会计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目前国有企业会计管理体制改革的难点。现阶段,可以尝试着分单位性质进行会计人员管理改革。

    4.鼓励民间会计职业自律组织和会计职业市场的建设和完善。除现有的注册会计师、会计协会外,还应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建立自律组织,如从事企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工作人员也应该建立一个自律组织,当然这些自律组织应当保持其独立性,不能被某些利益主体所驱使。

    5.强化对国有企业会计人员和民间会计行业自律组织的间接管理。政府相关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企业会计人员的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培养会计人员的自律意识,使其树立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奉公守法的良好风尚,积极主动地维护财经纪律,充分发挥其反映和监督的作用。对待会计行业自律组织,要鼓励其从职业的需要和事业的发展出发,制定一系列职业管理方针和标准,保证行业自律、公平竞争。政府要参与注册会计师等执业标准的制定,强化其职业道德观念和法制意识,规范会计行业自律组织的建设、完善和发展。

    综上所述,关于我国国有企业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我们应把握建立适应经济、政治、法律等会计环境的政府型会计管理体制的基本思路,由政府主管全国的会计工作,并充分发挥民间会计组织的作用,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只要使我国企业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适应经济、政治、法律等会计环境的要求,我们的改革理论就会真正产生指导意义,就一定能够为我国企业会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提供可操作性的理论支持,我国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必将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参考文献:

    [1]李端生.财会审问题综述.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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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股权投资；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

引言

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和中心环节。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国有企业的改革与转型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据了解，在十三五规划中，全国大多数的国有企业面临着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而灵活性较高、收益与风险分担的股权投资的引入，为国企改革注入了新鲜血液，创新了改革的思路和方向。

1股权投资

1.1股权投资的内涵

股权投资是指通过投资手段来取得被投资单位的股份，通常是采用个人或企业购买其他准备上市或者未上市企业的股票这一方式或者是利用无形的资产、货币资金或实物资产直接地投资其他企业单位，通过风险分担的方式获得较大的经济利益或者利润分取、股利获取与风险相适应的经济利益。股权投资要承担投资失利的风险，也能获得被投资单位的利益[1]。例如，被投资单位的经营状况陷入僵局或者是直接进入破产清算环节时，投资者将会承担投资失败的后果和损失；相反地如果被投资企业或单位的经营状况良好、市场反响好、其所经营的产品的市场价格波动空间较大，投资者通过股权控制被投资单位，从而从价格波动和产品销售前景中获得经济利益。

1.2股权投资的分类

股权投资可以分为共同控制、控制、重大影响、无控制无共同控制且无重大影响四大类。其中，共同控制是指按照合同的约定对某种经济活动所享有的共有类型的控制；控制是指获得股权并取得整个企业的控制权，能够独立地做出企业运行的决策和财务经营决策，并能从中获得经济利益的一种方式；重大影响的股权投资，顾名思义，仅是对企业的经营和财务上因有参与权而产生重大影响但没有决策权。这几种类型的股权投资，其风险程度和所获利益都各有不同，控制类型的没有风险分担体，风险较大，但是相应的经济利益可以达到最大化；共同控制次之；重大影响类型的风险可以分担，独自承受的投资风险相对较小，但是所获利益也相应减少。

1.3股权投资的结构及发展现状

股权投资由成本、收益、风险、权益、减值等因素构成[2]，其中成本和收益的核算是最为关键的环节，权益是受益的保障。自从20世纪初期我国提出了经济改革，许多人开始“下海”，股市一直风靡至今。目前，我国的股权投资经历了长期的市场经济的调节和洗礼，已经进入深入发展的阶段）。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私募性质的股权投资金额较小，还是严重受到国有企业的经济体制的影响。这是因为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国有经济仍然占了大部分比例，并且其经济体制严重制约了市场和股权的发展。

2国有经济体制的发展现状和问题

2.1国有经济体制的内涵

我国的国有企业经营模式是对苏联的经济模式进行全盘照搬过来的，强调了国家集体利益在全民所有制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进化成了现在的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形成的国有经济体制。其具有独立的决策能力、鲜明的行政色彩、国有资本化程度颇高等特征。目前，国有企业仍实行的是以管理资产为主的经济体制，这对于迎接新的经济挑战和经济改革有着诸多的限制和阻碍。

2.2国有经济体制的发展现状

国有企业的经济体制由最初的苏联式经济模式，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国有企业权力下放、让利的过程和80年代以后的承包经营责任制，让企业逐渐地拥有了发展的相对自由权的过程。到了21世纪初期至今，为适用股份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和创新，但由于行政色彩厚重，极大地影响了改革的进程和效果[3]。

3股权投资在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应用

3.1股权投资在国有企业改制中的作用

3.1.1扩大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是对资本营运的重要手段和表现形式，国有企业通过对不同企业的股权投资或引入战略投资方，不仅可以建立与国有企业主业相关的经营性联系，还可以扩展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范围和产业链，达到资本利用率最大化的目标；还能够建立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产业联系，拓宽经营范畴，增加利润和回报，进而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和市场适应能力。例如鞍钢股份有限公司是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管委实际控制的鞍钢集团公司改制而来的，其原有的经营范围主要包括钢压延加工、黑金属冶炼、焦化化工等23种产品和业务，但是自从2002年开始实施改制后，其增加了家电、汽车使用的镀锌钢板的生产，创造出年生产能力达到40万t的奇迹；经过2006年股权投资的扩大，其主营业务的净利润增长率高达229.24%，推进了其在全国同行中的净利润增长排名。

3.1.2提高规避风险能力

现代企业的运营发展主要是依靠多元化经营的方式，而国有企业的股权投资正是这一方式的具体体现。长期的股权投资，不仅能够弥补单一的业务经营的劣势，形成多元化经营的格局和生产模式；还能进一步地加强和丰富经营内容，分担风险的同时还能扩大收益的渠道，进而降低企业对现有业务的依赖性，减少单一业务所带来的风险。

3.1.3有效实现战略转移

运用马克思资本论的原理和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风险等理论进行分析，可以看到目前不管是哪种类型的企业，它所拥有的主营业务或关键性业务都是有一定的周期性的，并且其业务的延续能力与生存能力是有限的[4]。因此，国有企业作为主营业务急速衰退的企业，在经济侧结构调整的时代背景下进行改制，能够有条不紊地与新的主营业务进行接轨，同时从企业的竞争实力上来看，具有更高的经营活力和较强的竞争能力。例如，总部设在广州省惠州市的由国家控股的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其自成立以来不断通过股权投资的形式吸收较多的资本和附加业务，保持了利润连续20年的稳健增长的步伐，在深化改革的今天已经逐渐形成了多元化业务经营的格局，其主营的电子产品（手机、彩电等）和开关插座在国内市场上具有领先的竞争优势，在体制改革的当下有极高的生存能力，并且有希望踏入世界竞争的行列。

3.1.4有效地盘活资金

国有企业的体制一般是以管理资产为主，但是股权投资是以资本管理为主，如果加大力度引进民间资本对国有企业的股权投资或加大国有企业对不同企业间的股权投资，将会弥补资产沉淀却不能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把资本盘活，真正地做到“钱生钱”。

3.2股权投资在改制中的运作

股权投资方式是通过投资决策、投资运营管理、投资清算等环节实现投资资本所获利益最大化的。其中投资清算和决策的运作具有阶段性和专属性的特点，而投资运营的管理具有持续性和经常性的特征。其通过投资实施、决策、持股比例调整、营运控制、投资收益账务等关键环节的实施，能够有效地把股权投资方式完美地契合到国有企业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去，达到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和目标。

4结语

随着经济结构的侧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的改制已经箭在弦上了。尝试着把股权投资的资本运作方式融入国有企业改制活动中去，不仅可以扩大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进行风险分担，减少利润损失，增加企业的利润来源，还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在残酷的竞争中的生存几率，进一步促进经济建设的稳健发展。

参考文献

[1]绍秉仁.创建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2]冯华，任少飞.有效政府与有效市场：改革历程中的政企关系回顾与前瞻[J].山东财政学院报,2006(6):13.

[3]王波.对新经济下企业组织结构的研究[J].煤炭研究,2004(5):18.

篇8

中国改革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每迈出一步都要经历无数曲折。目前的中国改革已经从“摸着石头过河”到了改革的深水区，即改革的攻坚克难阶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显着急。

新征程：改革大幕已经拉开

Q：中国改革开放肇始于1978年底，此后每逢双数届的三中全会都是以改革为主题做出决定。如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同上述三次相比较，有哪些重要特点呢？

A：在我看来，至少有四个特点：

第一，范围不同。以往三次都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内容涉及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建立或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而这次《决定》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改革范围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需要从主要推进经济改革扩展到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体制的改革，唯如此我们才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五位一体或六位一体改革（即加上党建制度改革）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我们看到，十以来，由于严格实行八项规定、反对、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等政治体制和党建制度改革，政府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等各个领域的改革，逐步使全面深化改革成为一股滚滚洪流、势不可当。

第二，紧贴现实紧迫的经济问题，亮点纷呈。虽然2003年中央已做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但是由于此后落实情况不是很好，加上几年的大干快上以及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反应有点过度，实行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使国民经济原本已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加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转型，显得更加刻不容缓，而这又主要靠深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长期积累的难题。《决定》针对当前经济生活中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明确提出，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为此，《决定》提出许多大胆而又必要的市场化改革主张和举措，在经济领域就有：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主要以管资本为主、明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探索实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加快建设自由贸易区、进一步放开现代服务业和一般制造业等等，可谓亮点纷呈。

第三，改革举措具体明确，更加注重各个领域改革举措的落实。这次《决定》从起草文件一开始就要求按照改革总目标要求，滚动统计提出了多少个改革举措以及这些改革举措的落实单位和时间表，最后形成16个方面、60项改革和360个改革举措，并且强调抓紧落实。《决定》从2013年4月起草开始，中央一直大力宣传十精神，广泛凝聚改革共识。《决定》起草过程中政府就在抓改革举措的落实，如国务院从2013年4月起分4次取消和下放约400个审批事项，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试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进利率市场化，大力推进反腐败斗争等等。《决定》通过后，改革更是全面提速和密集出台。有人粗略统计，从《决定》通过到2014年3月初两会召开，仅仅3个多月时间，60项改革已启动实施的已过半数。这种情况，同十前10年改革处于半停滞状态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四，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为强有力推进改革的最高层次的组织保障。《决定》提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这是《决定》的一个最大亮点，是落实《决定》的最根本的保证。回想2005年和2006年，曾经有专家向中央建议，为避免改革方案受到既得利益群体的左右，克服既得利益群体对改革的阻挠和反抗，需要恢复改革初期建立的体改委或体改办，或在国务院成立改革的领导和协调机构。这些建议当时未被采纳。而现在成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大大超出了当年专家的建议和期望，是层次更高、更加权威的机构。

不仅如此，我们还欣喜地看到，在《决定》做出后两个月，2014年1月2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就成立并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亲自担任组长，会议审议和通过了领导小组和6个专项小组以及中央改革办的工作规则和工作细则等，进一步吹响了改革的号角。接着，2014年2月28日，又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4年工作要点》、《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立法工作方面要求和任务的研究意见》、《关于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重大改革的汇报》等。看来，人们期待的改革大幕已经拉开了。

忆改革头25年峥嵘岁月

Q：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5年历史，我们看到，头25年各方面改革蓬勃开展，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启到2002年，有几次突破性的改革令人印象深刻？

A：在此我择其重点，简要谈一下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几次重大改革举措：

第一，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由于实行“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农民开始有了生产经营自，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加上1979年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5%多），刺激农产品迅速增长、农民收入迅速增加，改革收到立竿见影的成效。按可比价格计算，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985年比1978年增长61.6%，年均增速达7.1%，大大高于一般年均2%～3%的增速。

第二，20世纪80年代放开农副产品、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价格。其结果是，放到哪里活到哪里，只要放开哪种商品的价格，哪种商品就会像泉水般涌流出来，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都看见了市场的“魔力”。市场机制的流程一般是：放开价格―价格上涨―刺激增产―增加供给―价格稳定甚至下跌―供给稳定或减少―价格上涨，如此循环往复，促进市场繁荣发展。价格改革使困扰中国人民几十年的商品供应短缺紧张、凭票排队购买、生活十分不便的局面很快得到根本性改变。到20世纪末，中国已实现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历史性转变，市场林立，各种商品丰富多彩，琳琅满目。

第三，20世纪80年代起，公有制一统天下局面被打破，个体私营经济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1992年以后发展迅速，这一在原有体制外的增量改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完善起着重要的作用。现在，个体私营等非公经济对GDP（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已超过60%，对国家税收的贡献已超过70%，对就业岗位的贡献已超过80%，对促进经济增长、活跃经济生活、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要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四，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市场化改革在经济各领域大步推进。下面五点突破尤其值得重点强调。一是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1993～1995年，私营经济户数增幅均高达50%以上，1996～2002年年增幅也达15%以上。二是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再沿用落后的承包制，国有大中型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迅速展开。三是用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分税制代替原来的地方财政包干制，使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稳定地提高到占50%以上，从而增强了中央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四是市场逐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到2000年底，中国绝大多数产品和服务价格已放开由市场调节，生产要素价格已走上市场化改革进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已初步建立，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一般估计已达70%多，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五是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已从直接管理转变为以间接管理为主。通过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中国政府已做到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实施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健康运行。

第五，1998年起国有企业三年脱困，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走上公司制股份制道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大量国有企业由于机制缺陷，不能适应市场而陷入困境。1997年提出帮助国有企业脱困的任务，其目标是：1998年起，用3年左右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20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2000年底，这一目标已基本实现。1997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为16874户，其中亏损的为6599户，占39.1%；到2000年，亏损户减为1800户，减少近3/4。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三年脱困，用去银行呆坏账准备金1 500亿元以上，技改贴息200亿元，债转股金额4050亿元。政府在帮助国有大中型企业脱困的同时，进行了现代企业制度试点，逐步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努力使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改革使国有企业逐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1997年，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为800亿元，而到2003年国资委成立时，已达4852亿元。与此同时，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也取得进展。1998年，国有工商企业有23.8万户，而到2003年，已减少到14.6万户。

第六，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重大举动，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加入世贸组织，表明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做出这一决策，是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最耀眼的历史功绩。在入世谈判过程中，许多人忧心忡忡，认为入世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许多产业包括金融业、商业、农业、信息业等会受到很大冲击，弊大于利，至少短期弊大于利。但中国入世后的实践证明，入世对中国利大于弊，原来的许多担心都没有出现。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入世提高了中国的收益率。入世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外汇储备等的增速在一段时间内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快。而且，开放促进了改革，入世使中国一大批同市场经济一般规则相抵触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得以废止和修改。许多产业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市场竞争力。从此，同国际接轨已不再是贬义词，对外开放逐渐深入人心。

改革放缓，踟蹰10年待突破

Q：盘点了改革开放头25年的重大突破性举措后，我们也要看到，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改革同头25年相比有所放慢，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12年。改革放缓累积了大量的问题，亟待解决。那么，为什么2003年以来近10年会出现改革进展缓慢的现象呢？

A：在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一次经济论坛上，有的国外学者如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认为这几年中国“无改革”。我是他发言的评论人，我说：一方面上述论断并不是很全面准确的，因为2003年以来中国还是在继续推进改革且取得了一定成效，如2005年以来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整体上市、取消农业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05年起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增值税转型、企业和个人所得税改革、资源税费改革、房地产税改革试点、文化体制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以全覆盖为目标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另一方面，也要承认，这几年的确没有特别重要和关键的环节以带动全局的改革。我认为原因有四个：

第一，上上下下专注于发展而顾不上改革。这段时间可以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和干部的精力都是专注于发展而顾不上改革。由于经济增速很高，2007年高达14.2%，各级政府部门都几乎用全力解决经济高速增长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如煤电油运的紧张问题，使改革难以摆上议事日程。所以有一些学者将当时的政府称为发展主义政府或增长主义政府。地方政府更是全力以赴抓短期GDP增速最大化，以显示自己的政绩，政府官员也因此可以获得升迁。有的地级市市委书记说，我只抓项目，别的不管，人称“项目书记”。抓投资、抓项目成为地方政府各部门主要工作。在方针原则上，人们常说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靠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这个说法值得进一步研究。我们要做大“蛋糕”，但做大“蛋糕”后分“蛋糕”中出现的分配不公、差距过大等问题，光靠进一步做大“蛋糕”是很难解决的。从经济学原理说，生产、流通、分配、消费都是相对独立的环节和过程。分配环节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光靠发展生产是难以解决的。在实践上，有的专家认为中国现在就是要靠发展，通过加快发展增加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以改善民生，保社会稳定，而改革要冒较大风险，不能期望有多少举动，以免危及社会稳定。这有一定道理，但不是长久之计，还会不断积累矛盾，或使已有矛盾往后推，甚至积重难返。还是要靠改革来逐步理顺体制和各方面关系，实现长治久安，让老百姓过上稳定的好日子。这才是根本之策。

第二，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这主要体现在垄断行业积重难返，改革难度较大。现实的问题是，垄断行业改革很难推进，新的厂商很难进入垄断行业中非自然垄断环节，竞争机制很难引入，国务院两个“36”条很难落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改革受到垄断行业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政府改革的难度也很大。强势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对政府官员有莫大好处，这个权力极难割舍，这也是审批制改革进展缓慢的原因。政府直接支配资源过多、介入经济过深，必然会阻碍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或决定性作用。政府改革已经成为深化各项改革的关键环节或突破口，但这一改革因为会使相当一部分官员利益受损而阻力重重，难有进展。

第三，学界有人怀疑市场化改革产生的争议影响改革的顺利推进。如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对国有经济中垄断行业和垄断企业需要进行改革是个伪命题；有的文章主张就是要实行“国进民退”；有人认为当前主张民富优先是奇谈怪论，是挑拨人民群众同政府的关系；有的文章把当前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归咎于民营经济发展过快，动摇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等等。上述观点的提出，引起学界的争论，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改革的顺利推进。

第四，缺少改革专门机构的统筹协调与强力推进。200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把原国家体改办同国家计委合并，组建国家发改委，这样就不再有专司改革的机构了。当时主张把体改办与国家计委合并的一个重要根据是，那几年由国家计委提出的民航、电信等垄断行业分拆改组的改革方案，由于能把改革和发展较好地结合起来，在发展中推进改革，比较现实可行，因而在实践中被采纳并初见成效。与此不同，那时体改办等提出的方案却未被采纳。这在当时是有说服力的，也把当时参加机构改革方案起草的成员说服了。但是从2003年以后的实践看，那次机构改革后国家发改委并没有更好地推进改革包括垄断行业改革，反而是改革进展缓慢，究其原因，是国家发改委那几年几乎是全力以赴地处理经济高速增长中碰到的各种紧迫问题，无力顾及改革，或者抽不出更多精力来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这样，原来以为把体改办并入国家发改委有利于更好地推进包括垄断行业改革的如意算盘落空了。2011年，原国家体改办主任陈锦华在《国家体改委志在改革》一文中也说：“国家体改委机构撤销，人员没有留住，有些重要改革也没有继续深化下去。体改委消亡有点儿过早了，中国还不到这一步。”

转方式、促转型，迫切要求重启改革议程。2012年十在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的同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其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做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共16部分、60项改革、336个改革举措，并明确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这表明中国改革已重新出发并进入新阶段，即进入啃硬骨头的攻坚阶段。

十以后，中国的改革征程再度出发。可以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再次吹响了改革的号角。《决定》勾勒的改革蓝图宏大而全面，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仅经济领域就满是亮点。经济领域的改革又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特色。

全面深化改革的“封喉之剑”

Q：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为什么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

A：根据《决定》精神，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国今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打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今后无论是全面建成惠及全国14亿人口的小康社会、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还是到建国100周年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基本上实现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都要求我们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因此，需要着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破除各种各样体制障碍，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各种社会活力和企业活力，使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能够更好地持续下去。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经济虽然经过35年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增长，但至今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而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GDP仍然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银行统计，2011年，全世界人均GDP为10040美元，中国为5445美元，只相当于美国的1/9）。按照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扶贫标准计算，2013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仍有8249万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任务还很重。我们要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首要目标，就是实现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等。这就要求我们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对此不应有任何动摇。经济是基础，物质财富的增加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首先要使经济再上一个台阶，物质财富有大幅度的增长，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转型。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逐渐显露出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长期粗放扩张带来的资源和环境瓶颈制约越来越突出，面临转型，即从追求数量扩张规模到追求质量、讲求效率转变的迫切任务，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方式，核心是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管理创新的转变。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是一项困难重重的过程，靠理论宣传、完善政策法律法规等效果不大，主要要靠深化改革，形成激励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这里包括：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主要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资源和生产要素价格要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和生态损害成本，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各个市场主体竞相通过创新驱动增强活力竞争力，发展成果由人民公平共享等。一句话，必须积极稳妥地从广度上和深度上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力争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还体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改革的牵引作用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要求市场经济的法治化，从而带动民主法治等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方兴未艾。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直接带动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健康等领域改革的深化，并要求进一步推进科技、教育改革与之相适应，要求建立健全的生态文明体制。

篇9

“路径依赖”是制度经济学中关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的分析方法。在制度变迁中，由于存在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即在制度选择过程中，初始选择对制度变迁的轨迹具有相当强的影响力和制约力，人们一旦确定了一种选择，就会对这种选择产生依赖性，这种选择本身也具有发展的惯性，具有自我积累放大效应，从而不断强化这种初始选泽。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这一基本理论出发，来探讨我国地方税制改革的路径依赖的惯性特征。

地方税制改革的路径依赖分析

地方税制是在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框架中明确提出的。财政管理体制作为划分各级政府之间财权和财力的根本制度，它受到国家治理结构的制约。在国家的治理结构中，一般来说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政府构成的，由于国情的差异，各个国家的治理结构呈现出多样性。在中国国家治理结构中，中央政府是治理国家的主导，而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人。尽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逐步相应的扩大，利益的独立性获得提高，但这一格局并未获得实质性的改变。作为人，地方政府要受到中央政府的约束，这种约束体现在，第一，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中央政府的整体性安排的约束，即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到财政管理体制的约束；第二，地方政府筹措收入的制度受中央政府约束，地方收入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制度选择集组成的，地方政府基本上无权制定新的制度规则。在这些既定的约束下，地方税制改革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路径依赖特征：

（一）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特征对地方税制改革的决定性影响。选择财政制度改革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这是由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内在决定的。然而，在改革的初期，向何种制度改革，即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对于治国者来说，可能是不确定的。为了维护改革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治国者选择“试错法”，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在实践中摸索出未来制度框架。因而，就决定了治国者从它最为熟悉的地方开始，这就是治国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积累的调动微观经济主体积极性的经验——通过权力下放来调动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这一改革构成了中国20年财政体制改革的主导。从财政管理体制来看，主要表现为通过不断调整地方的收入基数和上缴的比例来调动地方政府理财的积极性，并由中央政府把握最后的决定权。无论是1980年的以承包制度为核心的“分灶吃饭”体制，还是1994年的分税制框架，都体现出中央政府对收支的决定权和调整权。这种决定权和调整权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可以通过收入的分成比例和税种的调整而获得在财政收入分配份额中的绝对优势，也就是说，在于不确定性、技术因素等作用下，当中央政府在收入的份额下降的时候，它可以通过调整而重新获得这种优势。这是因为中央政府作为改革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在整个杜会经济的转型还没有完成之前，通过对地方收入和支出基数或增收的上缴比例的调整，保障中央政府对收入的整体控制，是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平稳顺利推道和经济发展的整体性要求的根本保证。从改革后财政收入的实际情况来看，自从放权让利的改革推行以来，中央本级组织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中央收入严重依赖于地方上解，而财政承包制所体现出的累退性，使得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提高中央政府的财力，通过1994年的改革，使中央财政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获得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从1996年起地方组织的财政收入的增长比例大于中央政府收入的比例，已经出现地方财政收入比例大于中央财政收入比例，如果照此势头发展下去，中央本级的财力下降，而影响到改革的进一步推行时，新一轮的调整就势在必行，这种调整包括对地方税种的调整和地方收入的基数或者增收的比例的调整。因此，在经济转型完成之前，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集权和分权，没有随着经济形式的发展而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的情形下，中央政府的最后决定权将会加强和强化。由于地方税制是中央政府授予地方政府使用的筹集地方财政收入的制度安排，因此，地方税制改革必然要反映出中央政府的这种路径依赖特征，从而使得具有收入最大化动机的地方政府，就有着隐瞒收入的真实水平，并倾向于将财力和物力集中在地方政府可以支配和控制的强烈动机。

（二）地方税制改革作为中国财政制度改革的一个内在环节，它也表现出中国财政制度追求收入的路径依赖持征。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必然要反映到财政支出的不断扩大上来。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特征，决定了国家投资所创造出来的效益和财政收入不断萎缩，从而使得财政收入的增长不能满足曰益扩大的财政支出要求。财政收支之间的缺口，有着曰益扩大的趋势，当国家不能有效的履行社会契约所赋予的职能时，其义理性水平就会下降。为了提高或者维持其义理性水平，就迫使国家对既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做出自我调整，因而，财政压力是中国经济体制的直接原因(张宇燕、何帆，1998)。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计划和财政将社会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这种调整主要是表现在逐步放松对资源的管制，以及国家不断退出原有的特权领域，概括的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通过对产权规则的调整而达到国民收入增长的新的制度安排过程。在这一改革过程中，由于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变迁，必然要求国家筹措岁入的制度做出相应的变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主要是通过将社会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而能够直接控制着社会剩余，那么，在放松对社会资源的管制后，社会资源配置将是由分散化和多元化的微观主体来完成的，国家不再完全直接控制社会资源的配置，这就意味着，国家筹措岁入的制度安排也必须适应这种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作为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一方面，财政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通过对财政制度的改革来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另一方面则又是通过对国家筹措岁入制度的重构而构成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然而，在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由于财政支出的刚性，另一方面对放松管制后新增的社会财富，由于岁入筹措机制的不完善而不能及时筹集足额的收入以满足国家的需要，财政压力未能得到完全有效的缓解，同时，国家一旦推行改革，维护改革的稳定性和合法性则是国家义理性支持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改革的过程是一个利益相互冲突的过程，为了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而不至于反对改革或阻挠改革，国家就会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平衡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者，这又进一步增加了财政支出的压力。尽管从长期来看，通过改革会形成经济和财政之间的良性循环，但是，在改革的过渡期内，财政压力则表现得更直接、更明显。现实的财政压力也迫使国家倚重于强调收入的税制。因而，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将会选择那些能筹集收入最大化的税收制度安排，而如果某一种税制安排能为国家带来收入的最大化，那么，在随后的改革中，这种制度安排就会得到强化。地方税制作为中央政府授予地方筹措收入的制度安排，是在国家强调收入的制度安排背景下，因而它内含有强调收入功能的惯性特征。

（三）在放权让利格局下形成的地方收入机制也有着强化的趋势。从地方税制来看，它仅仅是获得中央政府制定的税种的使用权、管理权、征收权，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由于既定的取得收入的形式——即税种的确立、税收制度的决定权在中央政府，当地方政府面对发展的需要而筹集一定的收入的时候，面对“菜单”选择却没有“菜”可选。由于不能创造新的制度和方式，对于地方政府而已，则将既定的和旧体制内所创立的规则在特殊情形下多样化，并且拓展这些规则的边界。这个旧体制内的规则就是预算外的收费制度，地方政府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各种收费、集资、摊派等多种形式的地方收入机制。对于地方政府的这种行径，中央政府一方面是财力拮据而不能完全满足地方政府的财力要求，而只给予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资源和制度知识信息资源(只给政策、不出钱)，允许地方政府或者基层组织在制度创新中留有一定的活动余地；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依赖于地方政府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杜会的稳定发展，从而将改革的风险分散化，来达到风险最小化的目标。只要地方政府在一定的制度和政策空间内，既维护体制改革的稳定和顺利进行，同时地方经济又取得相当的发展，中央政府就会容忍和默认地方政府所从事的制度创新活动。

然而，收费制度一经在地方政府的运用，并经过上级政府的默认，它就有一种自我强化的倾向，这种自我强化的倾向是由地方政府的性质决定的。地方政府作为人，其目标函数与作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是不同的，中央政府是由中央治国者所控制的，其目标函数是维持其治理国家的长期性和稳定性，而由地方官员控制的地方政府，其目标函数是地方官员的晋级、名誉、声望以及其他的私人利益。这样，地方官员的个人利益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可能一致或者相容，也可能不一致。地方官员通过发展地方经济而获得上级的提拔，这是相一致的地方，而发展地方经济就要求有强大的收入来支持；地方官员通过预算支出追求个人的其他私利，如津贴、住房、豪华的办公用品等，这是不一致的地方。无论是一致，还是不一致，都有着追求收入的动机。

此外，随着中央政府将财权和相应的事权下放给地方政府的同时，而地方政府的职能并未获得实质性的调整，这样地方政府实质上就相当于一个范围缩小的权力中心，它在职能和职责上与中央政府是重构的。由于收费制度比较简便和运作成本低，能及时为地方政府筹集发展某些项目的经费需要，最为根本的在于收费可以不受中央政府上缴收入的约束，从而保持收入在地方政府的控制之中。一旦一个地方政府或一个部门使用了收费制度，它就会很快被其他的地方政府或部门迅速学习和模仿，而很快推演开来。同时，收费制度在部门利益和地方官员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就会逐步成为他们“寻租”的最为合法化的渠道。这也会推动收费制度的进一步强化。

上述分析的路径依赖特征，给地方税制改革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负面影响。1．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资源而获得社会剩余的方式，转向通过国家政治权力向微观经济主体征收税负，即通过税收制度来重构国家岁入的转型过程中，强调收入的功能是其内在的要求。然而，由于现实的财政压力使得一旦走上强调收入的制度路径，就有着强化的趋势，从而使得税收制度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社会公平、以及国家对社会经济运行的间接调控缺乏应有的功能和作用。2．中央政府对税种和收入的决定权的强化，一方面，忽视地方政府在国家岁入制度重构中的内在作用。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它同样是收入制度需求者，而且，由于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对制度创新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它是有能力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创造出新的有效的税收制度；另一方面，则导致地方政府的短期化行为，首先，在税制存续的有效期内，为了收入最大化，而可能将某一税种推至极端，而不顾该税种对地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其次，当地方政府预期到中央政府的调整时，可能会通过收取过头税等形式虚增收入来扩大收入的基数；最后，将财源和财力转移至非税收部门，从而为非规范的收入制度提供温床。3．在既定的体制约束下，对收费制度的路径依赖，使得地方政府也就越来越依重收费制度，以至于发展到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的境地，这反过来，则严重扰乱了国家岁入制度重构的进程。同时，各种形式的收费又加重了微观经济主体的负担，扰乱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加剧了社会不公平因素，从而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

对地方税制改革路径依赖的思考

上还分析表明，以放权让利为基本特征的第一阶段的财政税收制度改革的适应性效率已经递减，这是由于制度收益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所决定的。因此，新一轮的制度创新工作就迫在眉睫，作为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财政税收制度的制度创新工作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实现的根本性的制度创新问题。值此中央政府提出构建公共财政框架之际，为中国财政税收制度创新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在新一轮的制度创新过程中，要强调地方政府在国家岁入制度创新中的作用，要赋予地方政府有一定的创造新的制度规则的自。因为，首先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结构的组成部分，它同样是新岁入制度的要求者，其次，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参与者、支持者、协调者、联结者，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起到的制度创新作用(杨瑞龙，1998；张杰，1998；黄少安，1999)。地方政府同各级微观主体之间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因而有着更广泛的制度创新信息，从而使得地方政府制订的收入制度规则有着直接的现实性和针对性。从中国制度创新活动的主体来看，它是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因而，地方政府对国家岁入制度的创新活动同样应该构成中国制度创新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而予以确认。

当然，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收入制度创新自，必须以地方政府提供服务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来确定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为前提。更进一步，是要根据各级政府提供服务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来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在此基础上来确定各级政府的财权，并将各级政府的这种基本关系通过法律框架规范起来，这样，一方面，形成对各级政府的外在约束，而不至于产生单纯追求收入而不顾经济发展的效率等问题，另一方面，有助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各种权责关系，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打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强化调整与反调整的路径依赖关系，从而也有利于各级政府发挥各自的职能。不仅如此，通过对各级政府事权的范围来确定财权，同样也有利于打破现行各级政府因职能不分而产生的对收入制度的路径依赖，从而使得在国家岁入的重构过程中，发挥出税收制度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以调节社会公平、调控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等功能。

主要参考文献：

1．盛洪张宇燕主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2．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我《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

3．黄少安《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及其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解释》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篇10

一、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六大以来，根据我国已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进一步发展和改革面临一系列新矛盾、新任务的形势，我们党及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指导方针，标志着改革开放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党的十七大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坚持改革开放有机地融为一体，为新时期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深刻认识“新时期”，正确把握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我国发展与改革关系的一系列新特征，是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提，也为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这些体制机制障碍既有体制转轨不彻底，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基础原因，但新的矛盾又并不完全由于“市场取向”不够这一原因，产生了复杂的表现形式。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日趋突出，我国经济在迈上新台阶后，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充分考虑上述问题对体制机制的要求，拓宽改革攻坚的层面，着力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二是改革开放推动人民生活总体上进入小康水平，成就伟大，但同时收入分配差距出现拉大趋势，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在减少的同时仍有相当数量，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城市发展迅猛、农村相对发展滞后，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任务艰巨；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统筹兼顾效率与公平，统筹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显然，深化改革要更加重视民生领域的制度创新，重视各种利益关系的统筹兼顾和利益关系调整的制度建设。

三是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协调配套的诸多新课题，医疗、教育、文化、以及各类社会组织和社会运行体制存在大量的改革任务。

我国进入新时期所呈现出的新问题，是在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基础上的新矛盾，是生产力和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历史台阶后的新挑战。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在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经济体制改革所依据的客观情势在总体上已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作为30年改革所集中针对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不复存在，但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又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很多配套性、协调性制度，不可能在以“转轨”任务最集中的改革进程中得到同步解决。因此，转轨取得初步成功后，解决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的一系列配套性协调性问题，就必然成为改革中更加重要的内容，成为新时期改革向纵深推进的方向。

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以建立科学发展观体制保障为重要内容，也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方针的改革。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次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标志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本来就是改革开放实践所呼唤的。党的十七大全面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把改革开放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机统一，实际上明确了新时期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基本方向，为我们解决进入新时期面临的深层矛盾，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与继续深化市场取向改革这两个方面，统一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入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经历从初步建立到逐步完善的转折。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标志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性转折。完善体制是继续完成“市场取向”为基础的“完善”，也包括更广泛和深刻的新内涵。既要“更大程度地”、也要“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实现市场配置资源，已经成为深化改革的重心所在。解决“更好”的问题，就是“完善”的问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必然包括更好地解决宏观调控与市场基础的互动问题，更好地解决城乡、区域之间改革发展协调性问题，更好地解决经济发展动力与重视民生的配套性问题；更好地在体制上解决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市场机制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我国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还带有很大的初兴特点，市场机制本身也不可避免带有自发性和盲目性，通过“完善”体制，可以有效抑制其自发性和盲目性，更好解决过度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和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更好解决经济社会协调、城乡协调、区域协调问题，更好地解决一系列制度建设问题。从根本上说，实现新时期又好又快发展，还是要靠改革开放为动力。

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与连续进行的市场取向的改革是互动的关系，并不是也不能代替市场取向的系列改革。市场取向，体现经济体制改革继往开来的连续性。坚持改革开放方向，决不能离开市场配置资源这一贯通改革开放过程的体制性基础。建立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要着力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有利于实现协调统筹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和注重民生为重点的多方面制度创新。这些向纵深领域推进的改革是在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上进行的，与市场取向的改革是协调进行的。仅靠市场机制，固然不可能自发实现科学发展，还要解决一系列制度建设，但离开了市场配置资

源的基础性作用，也就不可能有任何的科学发展。经过30年不懈努力，我国虽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这一基础性领域的改革并没有完成，一些重要环节仍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一些重点领域的改革仍然需要以更大的决心来推进。已经实现市场机制的部位，进一步完善的任务也十分艰巨。例如健全和改善宏观调控、完善各类微观主体现代产权制度、加快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深化生产要素市场的培育、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打破市场封锁等等。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的推进，必须与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相协调，而不能离开这一取向。这就体现了新时期改革向深度广度拓展的时代特征，体现了经济体制改革历程是承继的、连续的，又是适应发展新时期向深度广度的拓展。

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的推进，在市场取向改革基础上拓展和强调的新内容很丰富，其中，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系最密切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要更加重视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二是形成推进新型工业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三是建立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四是形成以自律协调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机制。以下对四个层面分别做一些简要分析。

二、更加重视市场基础上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

新时期深化改革要着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保障，体现以人为本的出发点，体现发展观、市场观与价值观的统一。这一问题，是在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上提出的，也要在市场取向改革基础上得到解决。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具有活力、动力与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势，形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是，市场机制自身也是有缺陷的，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带有利益即期性，如果不能驾驭其“自发作用”，将会对社会效益与公平正义价值产生冲击，这在市场经济形成初期和工业化加速期相交汇的阶段，可能助推经济、社会各种矛盾问题的产生积累。为此，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必须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基础上，高度重视弥补市场缺陷的制度建设，重视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既要保障效率，又要重视公平，当前需要更加注重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建设。最重要的是重视分配、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制度建设，重视公共服务行业社会效益的制度建设，更加注重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协调。

围绕“重民生”为重点深化改革，是经济体制与社会体制相交汇的改革，也是新时期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之义。民生领域的体制都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紧密关联的，不可能离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来解决民生问题。解决民生问题要靠发展，但在特定条件下，发展并不一定能自动解决民生问题。从根本说，解决民生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实现公平正义，要靠继续深化改革。在这方面的改革，不仅仅是以提高效率，加快发展作为改革的直接目的，而是要把公平公正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深化改革中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就业制度创新、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医疗卫生改革、教育文化体制创新、安居工程建设、直到加强各方面的公共服务等方面，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是新时期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着力点。

要重视初次分配也要有公平观，综合处理好再次分配调节与初次分配制度的关系。再次分配是收入调节的主要领域，是以公平性调节为原则的，当然调节的深度以不损害效益机制为限，我国目前仍有进一步加大调节力度的余地。在我国现阶段，完全依赖再次分配调节是难以覆盖社会各方面的，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与完善，是伴随整个工业化进程的一个艰巨任务，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全国城乡范围到位的保障调节。在这个历史阶段，分配体制的改革必须重视初次分配领域的调节。实际上，群众对分配意见的直接感受也主要来自于初次分配领域。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提高劳动在社会收入中的比重，这一论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初次分配领域还是要确保效率优先，这很重要，只有可以促进劳动效率的体制，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体制。但初次分配也必须注重公平，要以制度形式规范收入差距。提高劳动在社会收入中的比重，实际上就是要正确处理好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和按劳分配的协调，要考虑分类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包括农民工最低工资制度。增加农民收入始终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关注点，要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与农业、农民补贴，同时，适时研究农产品价格调控体制，稳定农资产品价格，合理调控农产品价格。

要高度重视就业制度创新。就业既是经济层面的事，也是社会层面、人文层面的事，体现社会的价值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工程。从我国当前劳动力巨大压力的实际考虑，如果就业问题解决不好，仅靠扩大社会保障制度和再分配调节就难以支撑社会和谐与公平。在我国现阶段，发展既应当是可持续的发展，也应当是有利于带动就业的发展。就业问题既是长期压力，也是经济发展的当前现实压力，决不能因其长期性而忽视当前。我国现阶段的就业问题，是工业化、城镇化阶段经济社会转型的特定问题，不能仅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宏观调控指标，而应当有发展战略选择和更有效的制度安排。要大力支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支持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要作为我国现阶段的重要发展战略之一，真正解决不利于中小企业、非公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这是带动就业增长的主要领域。促进就业还要研究新思路。对产业工人、包括进城务工者，要严格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双休日，加强劳动保护；对某些产业，包括内外资，可否根据产业特征给予劳动力数量的适当外在调控。该破产、该下岗、该裁员的当然还要进行，这是市场经济规律，但国家应当扶持对下岗失业人员进行职业培训教育、转业培训。就内外需就业结构看，我国在就业压力下，农民工的超低工资支持了超常规的低价格出口的持续增长，维持了扩大农民工队伍就业状态，但这部分就业的过低收入水平不能形成为相当的国内需求，制约了与经济增长相应的国内需求增长，反过来也会制约内需性就业增长，这是需要与扩大内需一并深入研究的。

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新时期改革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对社会保障制度重视不够，突出体现在政府性资金直接投资项目数额偏大，而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缺口又很大。今后确实要进一步提高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转移支付和财政支持。另一种倾向是脱离现阶段实际，对社会保障寄予脱离现阶段可能的期望，提出一些不可能在现阶段实现的口号，这同样是有害的。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几个核心问题是，一是尽可能扩大覆盖面。特别要更加重视城市低收入和低就业家庭，更加关注农村社保体系的启动建设。二是对养老医疗保障加大统筹体系建设。首先要提高统筹层次，养老统筹到省，医疗至少到市。其次要加快探索人口迁移所必需的社保转移，中央政府要在社保转移方面加强协调支持和监督力度。三要逐步增加财政投入。这里的投入并不能对应产出，而是政府的公共责

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基础。

三、形成推进新型工业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从总体上摆脱贫困、解决温饱，步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面向未来，深化改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已经从推进生存型发展的需要为主转变为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加速发展为主的新阶段。其中，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加快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实现这一历史任务，必须在体制上解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关键问题。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形成，推动了中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的发展，但实现可持续发展仍然面临很多矛盾。不解决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我国在人口多、资源不足情况下，就不能顺利地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进程。进一步深化改革，要着力于解决自主创新、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主体功能区建设等方面存在的体制问题。对此，我国已经启动了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建设，出台了促进自主创新的系列政策，并正在加快解决涉及主体功能区建设的体制机制问题。我国的工业化、信息化是在政府引导、市场驱动下发展的，也是在完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展的，大量体制性机制性问题需要靠深化改革来解决，这是我国发展阶段的基础特征决定的。

党的十七大提出，新时期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要着力解决两个关键性问题，即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两个关键问题在新时期是一体互动的。一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目标，要着力实现二者的统一；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虽然有其自身特定的内容，但关键问题还是要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实现。如果仅仅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采取一些权宜管理措施，那很容易走上行政手段主导的老路，从长远看反而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要建立在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上。重点是要重视市场的约束机制建设。市场本身具有两个方面的机制：激励导向机制、约束限制机制。两个机制都健全，才能构成完整的市场机制，才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我们不能把市场机制仅理解为激励机制，很重要的方面在于市场约束机制的建设，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宏观调控要起作用，没有市场约束机制就起不了作用，除非只用行政手段，那还有什么宏观调控?过去我们花费了很多的行政力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仍然不理想，问题在于体制、机制的角度研究不够。要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使经济管理与市场机制相适应。例如资源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未形成、投资管理体制不完善、财税体制不健全等重要问题，要成为新时期深化改革的重要方面。要加强市场主体自身的各项改革，强化市场主体内在约束机制。市场本身就有约束机制，但还要通过市场主体的内在约束机制的健全才可以实现。还要规范市场主体的外部约束，加强市场秩序与市场监管、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加强市场信息体系建设，正确发挥市场机制的约束作用。

政府“经济调节”也要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力求形成具有制度属性的经济调节机制。增长方式粗放，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制约日趋突出等，这些问题确实不能够完全由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自动解决，这在健全的市场经济中也是做不到的，必须健全符合需要的经济调节制度。实际中，对部分高耗能行业投资过热、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等方面的调控办法更多地采用了行政手段，这也是基于当前制度不健全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但我们应当努力建立基于市场调节，又不放任市场的经济调节机制。所谓带有制度属性的经济调节，即直接利用市场机制作用，对某些重要环节按产业导向意图设置制度性调节机制。一要探讨建立资源产权制度。解决资源浪费无节制问题，税费的办法、处罚的办法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事倍功半。根本的基础还是要建立资源产权制度，使资源形成产权约束。我国的矿产资源、城市土地资源归国家所有，这是我们能够建立资源产权约束的制度基础。二是要尽可能在市场基础上设置经济调节的制度性节点。减排要探讨设立排污费用制度，排污必须列入企业成本，探讨建立排污权交易；节能也可以设置相应的制度，例如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要建立有效的价格分摊制度等等；促进节约利用土地，仅靠计划、项目、处罚也是不行的，关键是要规范土地市场，特别是对农村土地要建立与市场经济接轨的使用和流转办法。

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

我国目前城镇化进程，是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方面，工业化已经推动并形成强大的城镇化趋势，另一方面，由于二元经济经济结构体制没有相应转变，城镇化又大大落后于工业化。根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公布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56157万，占总人口的42.99％，其中包括进城务工农民，如果减去1.5亿经常性进城务工农民，城镇非农业人口比重变为30％。这一数据距离我国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总产值已达到88.3％的工业化参照数据相差甚远。可以说，我国工业化进程已经极大地开拓了城镇化空间，但城镇化的潜力并没有顺畅地释放出来，我们已经到了必须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阶段。二元经济结构是―个生产力发展阶段问题，也是―个体制问题。进一步深化改革，要在发展中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快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历史进程。

进入新时期以后，统筹城乡发展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环节，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在改革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城乡关系已经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农民进城务工已形成巨大的规模，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城乡关系已经到了发生巨大变革的前夜，很多问题亟待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把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放在改革向纵深推进的重要位置。

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必然要求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而城乡二元结构也只能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逐步消除，这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辩证关系。也就是说，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和延续，是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发展阶段的产物，它首先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不可能通过某项体制变革来即刻改变。但是，目前的问题在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而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步伐已经滞后，在部分地区的农村，已经与城市经济密切交融，但在土地、落户等重要体制上，已经制约了进一步发展。从人口构成看，如果只看三次产业产值，我国第一产业早已在GDP的15％以下，似乎已经实现了工业化。而我国就业人口大部分仍是农业人口，城市的工业产值在相当程度上是农民工创造的，但这部分工业对城镇化作用较小。这种情况给我们带来城乡统筹发展的复杂局

面。在工业化进程中，城乡二元分治的体制会抵消我们提高农民收入的种种愿望和努力，阻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逐步缩小。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现金收入之比逐年扩大，1985年为1.8倍，2007年扩大到3.32倍。近年我国一直着力于提高农民收入，但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未能改变。这些说明，改变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的进程必须逐步展开。既要反对不顾生产发展条件，把改变二元结构和城乡关系理想化，也要看到，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已经到了经济发展和体制创新互动的阶段。有的体制已经具备了先行先试、局部展开的要求和条件。只有深化改革，适时出台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政策措施，城乡协调、工业化城镇化协调才能步入良性轨道。

要稳定和完善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包括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村发展要融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也必须得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要通过改革建立农村集体经济适应城乡一体化、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探索适应市场要求的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当然，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涉及面很广，必须在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前提下进行探索，把握好稳定和改革的关系。

农村生产方式也已经蕴含深刻变革。有条件的地方正在促进适度土地规模化经营。没有适度的土地规模经营，就不可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不可能解放已经离土的农民，也就不可能解决我国城镇化进程滞后的很多矛盾。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从“有条件的地方”起步。目前看，“有条件的地方”最主要是大城市周边城乡结合部。在推进土地规模经营过程中，需要解决农民的权利保障、农民离土的权利置换、并逐步改变农村生产生活方式，这就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奠定了重要基础。

已经到了必须高度重视完善农村土地制度的阶段。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的大背景下，农村土地制度已经难以孤立运行于农村经济社会形态了，这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核心问题之一，已到了非重视制度创新不可的时候。包括农民承包土地流转、农户宅基地确权与农民进城后的流转问题、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如何流转问题。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确实要保护耕地总量、保护农民利益，同时也要在逐步破解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相衔接方面积极探索，促进城镇化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

要实现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转化身份的制度建设。基本内容是建立城乡能够对接的身份转化制度。只有让进城务工农民逐步转为真正意义的市民，与原有土地关系脱钩，才能实质性地缓解农村人地紧张关系、提高耕种效益，改善在乡农民生产条件，实现城乡共赢。转化身份的制度不可能一步到位，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实施。农民工问题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将长期存在，但身份转化的工作也应当逐步推进。

要有一个统筹协调的城市化、城镇化管理机制。目前部门之间协调性较差，多元目标之间缺少统筹。例如空间布局问题，应当统筹我国主导各类空间布局的规划和法律体系的研究，是否可以规划生产力布局的主体功能区设计为主导，加入城镇化布局的考虑，统筹协调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规划、城乡建设规划之间的关系。新农村建设也要在农村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基础上，注重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道路的模式统筹考虑，与我国城市化道路的制度安排予以统筹协调。

五、形成以自律协调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机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要把社会自律、基层自治机制的形成放到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位置。这一任务在改革开放30年中已经触及，但并未提高到战略性、全局性改革任务的位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的新形势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必要把自律协调的社会运行机制的改革创新放到重要战略位置。

力求形成社会自律协调、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这既是社会体制，也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乃至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从经济体制看，如果不能有效形成社会自律协调、基层群众自治的机制，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就必然会过多地依靠行政力量。依靠行政手段，最终也就难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公民，在市场经济充满活力的运行中，也必然存在大量需要依靠一定机制及时解决化解的矛盾，各种利益群体产生后，也必然要求有序及时的利益协调机制，在法制的基础上由社会自身调节矛盾利益。可以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一定阶段后，发展社会自律协调机制、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就是必然的选择。

形成以自律协调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机制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基础。我们已经初步完成了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体制转轨，进一步完善这个体制，当然需要政府改革的配套，宏观调控的配套等等，但这并不够，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社会自律协调机制的形成。可以说，没有社会自律协调机制，就不能顺畅实现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使很多本应在市场基础上由社会自律协调解决的问题维系于政府的干预，也必然不能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这一重要改革领域，可能是比政府行政体制更具有基础性的改革。不要以为社会自律协调机制只存在于社会领域，它的基础实际上在经济领域，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应有之义。比如现在推出的政府行政体制改革要实现“四个分开”，“四个分开”显然是必要的，但实际操作在政府和中介组织的关系上缺少更为基础的前提，就是把社会自律协调机制摆上更前置的位置。从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角度来说，政府要把应该由社会中介组织协调解决的事项移交给中介组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还在于市场中介组织的建设是否已经具备条件，需要实现政事分开的中介组织目前是什么性质。可以说，社会自律协调机制没有改革到位，行政体制改革是不可能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