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经济发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亚洲经济发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欧元债务危机产生的背景原因

欧元区的债务危机发生的导火线是在2009年12月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标普和惠誉纷纷决定下调希腊信用评级，使其陷入财政危机，欧元兑美元大幅下跌，进而扩展到整个欧盟，发展成为欧元区的债务危机。首先，从希腊国家的福利政策来看。据希腊政府报告数据，社会福利支出占到GDP比重在2008年占18.8%，2009年占20.6%。过高的社会福利支出为政府的财政增加了沉重的压力，导致希腊政府的财政赤字逐年增加。2009年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12.7%，再加上希腊政府的消费支出也很高，这就导致政府债务大增。据希腊政府数据显示，2009年政府外债高达3000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攀升到了120%，创下历史新高。过高的债务率影响到了政府消减财政赤字的能力，使得国家的偿债能力也下降，所以导致希腊债务信用下降。其次，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角度。欧盟实现了货币的一体化制度，但是货币一体化所带来的却是独立货币政策的缺失。像希腊这样的中东欧国家与欧盟内成熟的经济大国相比，经济周期、经济抗风险能力均不相同，在加入欧元区后独立的货币政策消失，欧洲中央银行难以兼顾各个成员国的不同货币政策需求，这就使得在面对债务危机时时政策的灵活性不足。另外在财政政策方面欧元区内部缺乏迅速、严厉、有效的财政政策纪律，2009年底希腊爆发债务危机，但因欧盟体制“不救助”条约，欧盟态度不明确和德国极力反对救助希腊，导致希腊的债务危机不断蔓延至成为南欧乃至欧盟的债务危机。

二、欧元区债务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的发展，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国家政策以来，积极鼓励大力发展对外经济，实行走出去战略。欧元区发生债务危机以后，在当今开放经济的大环境下，我国经济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一）欧元债务危机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欧盟一直以来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作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占到总出口量的20%。欧元区债务危机发生以后，欧盟各国为了减轻政府财政债务负担，普遍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造成欧洲市场的萎缩，出口形势进一步恶化。人民币与美元和欧元的汇率相对比较稳定，欧元兑美元贬值以后，相当于人民币就升值了。汇率变化让国内出口企业的成本上升，利润下降。据市场调查数据表明，中小企业出口商的利润在10%左右，最近几个月欧元已变相贬值14%-15%，基本抵消了这些企业的利润。此外，欧元区国家为了偿还国家债务采取了削减财政赤字，减少社会福利支出，这种情况下，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就会下降。企业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欧元贬值比较厉害，一些出口企业计划采取推迟交货时间策略来赌欧元能够在未来时间升值。其中一部分规模较大、议价能力相对较强的出口企业还采取议价的方式来应对汇率波动问题。当然，这种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来弥补汇率波动的方式往往也要面临着订单流失的风险。导致有些企业只能选择不接单或者只接小单、短单来规避汇率风险。

（二）欧元债务危机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希腊债务危机引起的欧元区债务危机发生后，导致全球投资者的规避风险的情绪加重，投资资金纷纷回流美元。此外，欧洲原本在全球各地的资金有回流欧洲救急的需要。双重因素下，一些资金会加速流出中国。所以，受到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拖累，欧元不断升值、欧洲市场流动性紧缩和市场需求疲软的不利条件下，欧盟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就会减低，这对于我国利用外资总体形势将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

（三）国际性热钱流入，扰乱货币政策目前，人民币面临新一轮升值压力，可能引发热钱大规模流入，而对热钱流入的担心又不允许人民币形成稳定的升值预期。巨大的贸易顺差和热钱使中国身陷两难：收紧政策可能阻断经济复苏，放任自流又可能纵容通货膨胀。

篇2

此外，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东盟各国在面临这次危机及重建的考验中，分别加强了危机管理和紧急避难的政策措施，同时对经济、财政政策的选择范围也有相当的扩大。进而，以往各国都不太积极参与的签署贸易区所带来的关系密切化和货币、国际金融方面的协调也趋于活跃。

一、货币危机后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及东盟各国、各地区的政策实施

东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适应了70-80年代的石油危机及发展中国家累积债务危机等环境变化，至90年代前半期顺利地取得了经济增长。在此期间不仅致力于出口振兴、产业的扶植和升级、投资环境的改善并取得了成果，而且在财政收支及抑制通货膨胀等方面也维持着良好的状态。但是，到了90年代后半期，在持续高增长、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过程中，发生了急速的金融市场自由化、经济过热和泡沫发生、及企业部门债务的迅速增多，这些都对本国经济产生了影响，而针对这种影响的“有效的风险管理体制”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改善。特别是韩国、泰国、印尼对货币、金融危机所采取的对策迟缓（泰国、韩国）、优先处理国内的利害关系等问题致使改革半途而废（印尼）等，因此失去了市场的信任，陷入了深刻的危机。政府的危机管理、领导能力方面也存在着许多问题。

表1　亚洲各国、各地区的实际GDP增长

附图

注：1.实际GDP增长率（与前一年比）、2002年系瑞穗综合研究所预测值。

2.平均值系以各国、各地区的名义GDP额为基准的加权平均值。

资料来源：根据各国政府资料编制。

表2　香港、新加坡的产业高度化政策

附图

资料来源：高木雅一：“将21世纪寄托于信息技术和研究与开发的新加坡”，国际金融，1079期；“新加坡事业环境的变化与产业、企业的重组动向”，日本贸易振兴会，2001年3月；“香港的产业政策与华南的产业动向”日本贸易振兴会，2001年3月。

货币危机后，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东盟各国及各地区在克服危机的过程中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改革。就后来基于这些经验所实施的政策来看，与货币危机前相比，以下6个领域出现了政策的深化和新展开的征兆。前面的a-d四项是有助于加强亚洲各国、各地区经济体质的改革，后面的e-f两项将会给今后的整个亚洲地区的政治、经济的结构和动向产生影响。

a.宏观经济、金融政策

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东盟各国及各地区鉴于危机的经验，重视货币和利率的稳定性，注视各指标的健全性（经常收支、财政收支、外汇准备额、官方及民间短期债务水平等），同时谋求经济基础的稳定。货币危机前一直摆脱不了通货膨胀的韩国比亚洲各国、各地区早一步采取了通货膨胀对策，中央银行设定了长期通货膨胀率的目标范围(1.5%-3.5%)，实施了金融政策。而且各国和各地区为了稳定经济增长，除了以往对经济增长起到牵引作用的出口之外，支持国内需求、尤其是“个人消费”活跃化的对策开始得到实行。韩国和泰国在2001年经济衰退时，除了出动财政之外，还采取了具体的个人消费刺激措施。此外，马来西亚制定了表明重视国内需求的2003年预算，以备出口停滞和经济恶化。

b.企业部门的改革

以往取得急速扩大和增长的亚洲企业（各国、各地区的财阀及华人企业等）通过危机接受了裁员、事业重组等改革及外资的大规模参与等洗礼。在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东盟各国及各地区，破产的企业和外资收购的企业等全面引进外资企业的经营概念和资本，而受害较轻的企业等则自行进行同样的改革。韩国（三星、LG等）、泰国（暹罗水泥等）的资力雄厚的企业和财阀均自行实施了改革，试图通过向经营资源的核心商业集中、加强具有竞争力的领域、大幅度削减负债等去求得生存。可以说，通过一系列的改革，股东重视、法人支配、企业决算公开等方面也有一定程度的加强。

c.金融体系及基础设施的完善

关于金融机构的经营和监管，各国和各地区鉴于货币危机的教训，不断适应国际基准（不良债权的分类和管理、破产法、存款保险制度的完善等）。尤其（虽然因国而异）为了极力避免不良债权处理的半途而废而进行整顿，并对经营恶化的金融机构进行合并、撤消或国有化等重组，结果现在金融体系危机没有复发。但因危机而变弱的金融中介机能的重建则未必顺利。致力于减轻对间接金融的依赖程度、改善资本市场、加强对新兴资本市场（香港的GEM、韩国的KOSDAQ等）的扶植等也迎合了世界性投资者回避风险的意向。

d.努力解决结构问题

各国在长期高增长期间积累的经济、社会问题正在成为“结构问题”。亚洲货币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各国提出的“结构调整方案”未必是符合各国国情的确切的措施，但却成为了各国解决现存问题的契机。而且各国已正式开始建立安全网络（社会保障和保险、失业对策等福利政策）来加以对付。

e.货币稳定化

由于这次危机，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采取的实质上的“美元联动”的货币制度的成本和风险已经表面化。但是，对转而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各国、各地区来说，并非问题已经解决，货币的稳定仍然是重要的课题。关于对本国货币及汇率产生影响的经济、金融政策的制定，各国、各地区都特别慎重地应付，但全球化的市场对象的选择（介入等）是有限的，对货币、汇率体制的整顿及关于亚洲区域内合作的探讨日趋热烈。首先从构筑亚洲区域内流动性的SAFETY  NET的观点来看，在2000年5月的清迈会议上，东盟＋日、韩、中之间签署了紧急时外汇互惠信贷协议（货币互换协议）。

f.国际协调政策

针对世界经济全球化、中国的存在感增强这样一种大潮流，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东盟和日本、中国等亚洲各国及各地区的协调、合作的动态在贸易、投资、货币等领域有了空前的高涨。其背景有以下这些。

在这次危机中，一国无法控制的巨额资金流出并流入市场，通过投资者等实行的过剩的避免风险行动，发生了“负面的连锁反应”。对此，即使各国单独采取了对策，也无法应付，从而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面对共同货币欧元的出现（1999年），在各国都坚持健全的国民经济基本条件的欧盟，成功地对抗了投机势力并避免了货币危机。

随着中国的存在感的极大增强，有必要与中国建立共存合作、互惠互利的新关系。

在“多国间交涉”中，像西雅图的世贸组织大会所见到的那样，调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害对立还需要时间，而且对发展中国家强制实行全球标准（会计、劳动服务等领域）的风险也很大。

现在，与新加坡等世界各国的自由贸易区的缔结、东盟与中国间的自由贸易区协议等贸易、投资方面的地区或两国间合作的动态趋于活跃。

二、对新的产业高级化的摸索

在直接投资和海外生产移动仅集中于中国的倾向越来越明显的过程中，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东盟各国及各地区都在摸索产业的升级和新的发展。在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针对产业升级、高附加价值化及向知识密集型经济转移，实施了政府主导的（尤其是新加坡、香港）计划（表2）。

在实施这些计划时，信息技术、生物工程、超精密技术等的研究与开发及大学等的网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如果没有国外企业和大学是行不通的。可以认为，比起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东盟还拥有作为制造业基地的许多比较优势，但其对中国的劣势领域今后将会进一步扩大，能够单独进行对抗的领域将越来越窄。为此，可以做出如下预测：①致力于进一步提高作为东盟经济圈的一体化程度等；②加速与中国生产基地的分工和共存（东盟向中国提供主要零件等）。对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东盟来说，如何一边与中国共存，一边确保并加强与世界经济的接轨？如何一边利用外资，一边发展当地企业？这些都是其今后的课题。

表3　新加坡的经济增长率与增长贡献因素的相关

附图

注：不包括贡献度小乃至呈负数的动力因素。

资料来源：新加坡贸易产业部。

政府对成长性强、有发展可能的产业领域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改善基础设施、引进外资、扩大就业机会及出口和投资、进而追求产业升级，这种情况看起来与亚洲各国是相同的，其中走在前面的是新加坡。新加坡在独立（1965年）以后已经具有了作为世界有名的转口贸易港的贸易、服务部门的优势，而且在不断努力振兴制造业。首先利用近邻腹地的石油资源，引进欧美石油资本，发展了以炼油为中心的装置型产业。在70年代的石油危机以后，在出口产业方面，将重点放在电子设备、特别是计算机相关产业，积极地引进日、欧、美企业。就该国经济来看，贸易额对GDP比超过了100%，①外部经济（东盟两国〈马来西亚、印尼〉、日本、美国）的影响力很大，②该国成为生产基地的全球化产业的需求动向变化与该国的成长性密切相关（表3）。

2000年至2001年信息技术产业的不景气带来了负增长等，对新加坡经济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但作为避免对信息技术产业过度依赖风险的步骤，已于1999年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即把①电子设备、②化学、③生命科学（生物科学）、④工程技术作为4个重点制造业行业。

表4　新加坡对经济发展所采取的对策  

A.基于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重视制造业”的传统

从60年代开始就迅速地引进石油资本，使石油相关产业发达起来，成功地进行了近邻炼油等石油商业。接着在出口主导政策下，促进了日、美、

欧企业的当地生产，这些电子设备及半导体产业对出口扩大和产业升级做出了贡献。进而在90年代后半期，化学产业的扶植出现了效果，其占出口

的比重达到了10%。

B.主要引进具有比较优势的资力雄厚的跨国企业

在制造业部门，不采取本国产业保护政策，而采取了引进具有比较优势的资力雄厚的外资。原则上与其重视自由竞争的环境，扶植当地企业，不

如提供富有魅力的“场所”（基础设施、地区统辖基地等）。

C.重视精通“地价社会、经济”的网络及合作伙伴

由于同属英语地区，因此利用与欧美的商业、研究机构的密切的人际关系，引进大学和企业的研究室，并对外国专家、研究人员的就业实行奖励。

而且在本国的大学充实了作为目前最重点领域的生物科学产业等课程。

D.在扶植生物科学产业方面，政府设置了由相关部长负责的“生命科学部长委员会”，为了反映海外专家的意见，还设置了由欧美跨国企业、研究

所组成的“国际顾问协商会”，加强了这一方面的体制。此外，新加坡一直通过国营企业自行进行直接投资和贷款，致力于政府的技术积累。

现在，化学产业已经占全部制造业生产量的约10%。但是，特别是在“生命科学”等知识密集型领域，美国已经确立了绝对的优势，关于这个领域的产业扶植、创业、企业振兴在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在新加坡，①注重亚洲特有的疾病，力图建成亚洲地区的新药研制及临床中心；②为此，引进世界水平的制药、生物企业等，设定了2005年之前实现产量120亿新元的战略。

篇3

［关键词］亚投行；一带一路；金融支撑；沿线国家；投融资；人民币结算

［中图分类号］F114.4［文献标识码］Adoi：10.13654/ki.naf.2016.02.006［文章编号］1003-7411（2016）02-0058-（9）

“一带一路”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抓手，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持续深化，全球宏观经济环境进入“全球化4.0时代”，“一带一路”的发展对于推动地区经济贸易和投资的交流与合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等起到重要作用。“一带一路”的发展需要更大力度的政府合作，政策支持以及金融机构和资本的支持，而亚投行的成立能够对“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提供可靠地资金支持，能有效发挥其对“一带一路”的金融扶持作用［1］。随着亚洲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比重和作用越来越大，其广阔的经济发展潜力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作为经济发展载体来推动泛亚欧地区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虽然目前亚洲地区的金融的多边合作、互助、开发、援助体系及机制众多，但亚洲地区的金融对多边经济合作，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设等支持的火力仍未全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挥金融引领作用，是切实破题、趋利避害的关键所在。“一带一路”的发展同亚投行密切相连，二者的科学对接不仅推动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保障了其发展的资金需求，更是促进亚洲地区经济的繁荣。中国也期望在“一带一路”发展进程中深化发展亚投行的金融作用，以互惠，共商，共赢的平等方式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实现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共同繁荣。

一、亚投行成立的背景

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经济发展进入增速放缓，结构不断调整的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2013年，由中国主导的以亚洲国家参与为主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简称亚投行），对于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科技文化的互动交流，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保持外需适度增长，应对日渐变化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也能够支持和配合“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助力“一带一路”的发展［2］。而亚投行成立的时代背景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亚投行的成立是为了推动亚洲经济发展。亚投行主要是以新兴经济体为主导的、为亚洲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而服务的区域性开发银行，亚投行的成立对于亚洲国家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亚投行的成立能够有效弥补其他区域性金融机构组织的功能缺失，缓解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短缺现状，推动亚洲地区间的互惠共赢。通过成立亚投行，将在更大范围内以及更深层次的交流合作项目上同亚洲开发银行一起支持亚洲地区经济建设，形成合力，为亚洲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服务和资金支持，从而推进亚洲地区工程和项目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而且，亚投行其宗旨是为了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而服务，所以必然会掀起亚洲国家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热，推动亚洲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带动亚洲乃至全球经济长期稳定增长。这也为中国进行产业产能转移，需求国际项目工程的合作以及外部投资渠道提供了契机，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以及提升其国际影响力。其次，经济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基础设施是公共物品，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支持。但其投资回报周期长，风险大，融资难度较高，私营部门和企业并不愿意从事和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和工程的建设工作，大部分基础设施项目工程均由政府部门牵头进行支持。而且，由于基础设施投资资金过于巨大，仅仅依靠沿线国家的力量还是难以支持，需要金融机构等外部力量的参与共建。但就目前的外部金融而言并不能提供充足的金融服务和支持。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功能和定位要求不能紧跟经济形势变化；受意识形态和思维惯性的制约；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外汇储备较为丰富，并不缺少资金，而是缺少一个具有统筹资金，运作资金的区域性组织机构或平台。而且世界银行以及亚洲开发银行不能提供足够规模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领域，不能满足亚洲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经济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所以，需要构建一个以亚洲国家新兴经济体为主导的，其业务范围和资金运营主要是为亚洲国家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而服务的多边开发合作银行，为亚洲地区经济建设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服务。最后，亚投行为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相关产业走向国际提供了投融资渠道。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拥有资金和技术的优势。一方面，就资金来讲，中国外汇储备丰富，居民储蓄率较高，有大量的闲置资金来支援基础设施建设和进行大型跨国跨地区项目和工程的投资。另一方面，就技术层面来讲，中国的铁路建设，机场建设，公路建设以及航天工程等实力强，能够满足发展中国家对于机场、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需求。但是，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剧，产能过剩超出市场负荷，必须进行产能转出，寻求新的渠道，创造新的价值，从而继续推进经济持续发展。通过对外基础设施投资以及项目工程建设，推动人才、技术、资本、产能“走出去”，实现产业产能的战略转移，破除自身经济发展的瓶颈，不断优化外部投资结构，进而推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在这些背景下，亚投行的成立则成为必然趋势［3］。

二、“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的互动关系分析

“一带一路”同亚投行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支持，二者有效合理对接能够促进和带动亚洲经济进一步发展，既深化亚洲国家地区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也有助于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区域投资能力，支持沿线国家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满足亚洲国家地区经济建设的资金需要。二者互补互惠，关系密切［4］。

（一）“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亚投行的资金支撑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也就需要许多具有实力的金融机构的支持，其中就包括亚投行。通过亚投行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项目资金扶持，解决“一带一路”建设的资金需求，实现“一带一路”同亚投行的共赢，进而推动亚洲地区经济发展。“一带一路”是伟大的战略目标，其发展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而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组织由于业务以及其他因素影响不能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扶持，所以，需要亚投行的资金支撑来缓解亚洲地区经济建设的资金短缺问题。而且，通过“一带一路”项目同亚投行的资金扶持的对接，深化了“一带一路”同亚投行的密切关系。主要表现在：一是亚投行作为“一带一路”的投融资平台，可以解决亚洲区域的资源错配问题，实现其储蓄和投资的有效配置，并在全球进行融资和投资，支持亚洲和世界其他区域的基础设施发展，这也将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环境。二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有海量项目，大多数靠自己无法完成，需要引进外部资金。而亚投行的资金需要寻找项目，因而可以优先在“一带一路”的项目中按照市场需求筛选。“一带一路”已经启动了一批重大合作项目，例如：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项目的投资建设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同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三是中国民营企业将成为未来“一带一路”对外投资建设中的主力军，这些企业在对外建设和投资以及承接项目工程等领域将发挥巨大的推力，既能提升企业的国际形象和背景，又能响应国家号召，积极“走出去”，为其他国家经济建设做出贡献。国家也从政策层面予以大力支持，特别是依托亚投行和丝路资金的资金扶持，解决企业的后顾之忧。合理进行产业转移，推动具有区域多边功能的大型产业链和产业园区建设，进一步提升中国民营企业的形象和实力。

（二）亚投行推动“一带一路”更快更好发展

亚投行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支持亚洲国家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亚洲国家地区经济发展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亚投行在基础设施方面的金融投融资，实现中国产业和产能同国外的合作，推动产业产能的战略转移；有效规避和防范“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金融风险；催生新的国际贸易产业链等，推动了“一带一路”更快更好发展。首先，通过亚投行发挥其投融资作用，有助于中国的产业产能同国际接轨，实现中国产业产能的战略转移。一方面，有利于引导中国民间资本国家资本等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承接和工程建设投资，有助于人才技术的输出，另一方面，通过亚投行吸引国外资本进行投资建设，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机遇。其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受其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投资风险高，投资回报率低。而且部分投资项目不利于环境保护，可能会被叫停。而且由于历史原因，地区冲突，东道国的政权更替以及文化差异都可能影响“一带一路”沿线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项目投资。通过亚投行的有效对接，缓解和降低企业投资风险，缓解其资金短缺，实现多边银行合作以及利益共享，进一步助力“一带一路”的发展。最后，通过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的合理对接，创新经济发展方式和模式，创造更多的对外投资渠道以及工程项目，实现资源的合理转移和配置，借助沿线枢纽及国家地区的经济优势、资源优势以及地缘优势等诸多优势进一步打造具有特色和规模的产业、贸易、金融集聚区，创造新的国际贸易产业链。在这个产业链中，中国的对外贸易投资产业可以划分三层。第一，是制造业产业链，主要有中巴经济走廊以及东亚东南亚制造业产业链，进一步促进中国同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推进中国制造“走出去”。第二，能源产业链，主要是俄罗斯、中国以及中亚五国之间的能源产业链，推动能源产业合理配置，缓解中国能源压力，实现能源产业的有效对接。第三，服务贸易产业链，主要是中国和欧洲国家形成的技术和金融贸易为主的产业链。在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强大合力的带动下，推动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全面经贸合作，提升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市场竞争力，通过产业转移，项目建设等形成新的产业链，创造更多的国际物流商贸需求，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新国际贸易产业经济带。

三、亚投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广阔前景分析

“一带一路”战略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以推动沿线国家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为目的，实现亚洲经济繁荣，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而亚投行能充分发挥其金融支撑作用，有效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在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5］。主要体现在：

（一）亚投行助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

依据“一带一路”的宗旨及发展要求，基础设施建设是其核心，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带一路”发展的战略目标。而且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深化，未来沿线各国家和地区对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需求会大大增加，亚投行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作用将会更有助于“一带一路”建设。而且，亚投行目前的国际影响力以及对亚洲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亚投行，其在金融领域的影响力逐渐提升，也缓解了世界银行以及亚洲开发银行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资金投入不足压力。“一带一路”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沿线各国家和地区的繁荣发展联系到了一起，推动整体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能源革命、推动产业革命，使基础设施建设全方位立体发展，从海、陆、空建设到信息、金融领域的建设，加强了中国与沿线各国家地区的政策间的沟通、道路间的联通、货币间的流通，更加突显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对金融领域的广阔需求，亚投行的金融支撑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二）亚投行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联系

首先，通过亚投行发挥其金融支撑作用，极大推进了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为地区经贸合作以及市场交流打下了基础，区域间的经济、贸易、市场的合作交流也将受益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合作，优势互补，促进地区经贸合作的多边共赢，扩大和加强了沿线国家地区的市场联系。其次，在构建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交通物流平台，促进沿线国家地区之间能源、材料、技术、人才、资金的流通，带动信息，金融等领域的深度合作方面，亚投行的金融支持作用也将得到更大的发挥。最后，通过亚投行作用的发挥，沿线国家、地区之间金融市场，经济市场以及技术市场等联系愈加紧密，国际经贸往来频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自贸区将会以更加包容，积极，协作的理念助力沿线国家地区的市场经济合作，推动亚洲地区经济繁荣和地区一体化发展。此外，我国经济增速正在逐步放缓，由高速进入中高速发展的“新常态”，“新常态”要求我国加深与国际市场的融合，“一带一路”战略更是为推动我国同国际市场接轨提供了契机，特别是在亚投行的引导下，更加有利于“一带一路”发展，缓解了我国对外贸易过程中的一些障碍，加快我国同国际市场合作交流的步伐。在亚投行金融引导下，为中国广泛开展自贸区提供更大、更开放的平台。

（三）“一带一路”加快了资本输出，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多为基础设施、工业设施不完善的新型市场国家。我国可以通过亚投行加大对沿线国家地区的项目投资和工程承建，继续加大资本输出，扩大外需，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通过资本输出，也可以帮助沿线国家进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有助于打造中国同沿线国家地区之间的资本流通平台。一方面，通过资本输出进一步提高我国对外投资能力，降低我国外汇储备风险，另一方面，也为民营资本的输出提供了渠道，亚投行将推动我国国有企业以及民营企业积极“走出去”，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四）亚投行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梯度转移，实现区域经济转型

一方面，亚投行在项目投资引进、基础设施建设及配套产业投资中具有金融引导作用，能够有助于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可以将部分中低端产业，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逐步实现产业的更新换代，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助力欠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进步。另一方面，有序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内部产业梯度转移，也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区域内产业链的提升以及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巩固亚洲制造业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地位。而且亚投行也为我国产业的战略转移提供资金支持，且在产业转移进程中，对资金、投融资模式和渠道等方面的需求等都将有更高的标准。

（五）发挥扩大金融开放作用，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亚投行的建立加速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人民币的功能和作用逐渐增强，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经济发展以及世界经济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首先，人民币跨境结算已在周边国家，例如新加坡、越南等国，逐渐为人所接受。而随着亚投行的建立，人民币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率先成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实现区域内人民币的自由流通，更加方便区域内的经济贸易合作，在旅游购物等领域也将更加开放，进一步推进了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其次，我国与周边国家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以及货币互换协议等协定的签署，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人民币作为其外汇储备资源之一，进而满足不同国家地区的金融需求，提供更加优质的投融资项目，推动国家地区经济发展［6］。

（六）亚投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将会有更大的金融话语权

作为新兴的区域开放性组织以及具有金融性质的新机构，亚投行既可以为其他多边开发银行查漏补缺，通过改革创新提高工作效率，发挥作为新组织的优势，也能够随着其不断发展完善，促进我国融入全球金融治理，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建立公平正义合理和谐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特别是亚投行是由我国主导建立的推动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区域性金融组织，其在金融领域的话语权将随着“一带一路”进程的加快而提高，尤其是对“一带一路”中铁路、公路、港口、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支持力度加大，对“一带一路”的金融支持引导作用以及在世界金融体系组织中的话语权将越来越高，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加充足的资金需求，满足地区经济建设需要。

四、“一带一路”建设中亚投行所面临的挑战

尽管亚投行对于“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经济建设提供金融支持，对于推动我国和亚洲地区国家经济合作交流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环境，文化差异，思维方式等不尽相同，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进程中，亚投行作用的发挥将面临诸多困境和挑战。

（一）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平衡，基础设施建设不能互联互通，影响了“一带一路”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和交流，降低了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而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一个国家或地区受其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所能获得的投资或者吸引资金人才技术的能力也有所不同，这也一定程度影响其在区域内资源配置比例以及经济话语权，特别是随着亚投行作用的不断深化，其项目引进的质量以及投融资的方式都与经济发展水平挂钩。比如，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较好，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好，而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造成其经济增长缓慢，对外经济合作空间和机遇狭小。而在人才技术投入方面，新加坡等国家地区人才技术等资本投资较多，对于促进国家建设和地区经济发展作用巨大，这也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要素，也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亚投行作用能否高效发挥的挑战。

（二）区域内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差异化

亚投行的成立对于构建新的区域性金融秩序，完善地区金融体系，形成新的地区金融格局具有战略意义。但是，由于区域内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不同，导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在亚洲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程度差异较大，因而区域内金融市场开发程度不一，国与国的差距也逐渐加大，更加容易产生金融风险，不利于金融市场开放。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地区之间金融不能开放，金融贸易自由度低，对外贸易陷入瓶颈，“一带一路”建设将不能合理、高效、有序开展，项目引进投资以及国际贸易很难保质保量，亚投行的金融支撑作用也将很难发挥。

（三）区域内存在摩擦和分歧

亚洲地区较为复杂的政治格局、地区冲突、领土矛盾等一直是影响地区经济合作发展的外部因素。首先，“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地区由于，民族冲突等问题导致其国家政局不稳定，缺乏经济稳定和谐发展的大环境，不利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其次，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威胁”论的产生使得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以中国为主导的亚投行的建立产生怀疑和担忧。不利于亚投行的金融运作，不利于中国正面积极形象的建立，阻碍了“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开展以及人才、能源、技术、资本以及基础设施等资源的合理转移和配置，进而制约了地区经济发展，是“一带一路”建设能否顺利推进和亚投行金融领域作用有效发挥的挑战［7］。

（四）大国博弈的压力

“一带一路”的发展开启了经济“全球化的4.0”时代，中国将在这一阶段更多地利用其外汇储备优势、投资和贸易优势发挥其大国作用，不断提高其国际形象。但是，在上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刺激下，美国一直处于世界金融中心位置，美国和美元是“全球化3.0”的标识，主导着世界政治、经济、金融等领域。而以中国为主导的亚投行的成立将更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的话语权，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也将进一步挑战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经济发展，提高中国国际影响力。同时，亚投行的成立将会分割亚洲开发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经济业务，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日本在亚洲地区经济话语权。对此，亚投行的成立能否切实有效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地区经济一体化，重构亚太经济格局，这些都可能会受到美日等大国的压力［8］。

五、发挥亚投行金融支撑作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思路

（一）以新结构主义思维指导中国建设国际多边发展机构的思想

在“一带一路”建设同亚投行在金融领域的合作中，亚投行将更多地发挥其在项目建设、项目引进、资金投融资等方面的金融作用。通过亚投行构建亚洲区域的新金融体系，从而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和潜在的经济利益。保持“一带一路”发展的活性，以健康、精干、绿色的发展理念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以亚投行为代表的中国建设国际多边发展机构需要新的指导思想。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主义思想则能作为中国建设国际多边发展机构的指导思想，发挥其理论指导意义。该理论引入了新的禀赋--基础设施。他认为一个经济体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其经济结构和禀赋是变化的，每个特定的产业结构都要求要有与之相符的基础设施。具体包括：能源，通信，交通等硬性的基础设施和金融，教育，社会等软性的基础设施。他认为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需要政府和市场的合力来优化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如果缺少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干预，那么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等将面临短缺，并会影响其他要素禀赋的作用发挥，从而阻碍经济体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强市场和强政府的共同作用，将给“一带一路”同亚投行在金融领域的合作提供新的助力。亚投行要想在区域间的经贸合作中发挥更大的金融支撑作用也需要沿线国家地区政府的引导以及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发挥，这样才能保证亚投行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引进投资等领域发挥其金融引导和支撑作用，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经济建设。

（二）亚投行应更积极地拓宽投融资渠道、提高投融资有效性

亚投行应该更加积极的拓宽融资渠道，提高融资有效性。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需要依托亚投行等金融组织的大力扶持，通过亚投行股票发行，债券发行以及设立各种金融融资工具等，积极推进PPP模式，引导民间资本参与亚投行项目投融资等，有效缓解“一带一路”建设中融资难的问题。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核心是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项目和工程，因而，如何高效并且保障项目投融资效益是重点，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融资和资金使用模式，发挥资本等要素在推动亚太地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作用。更加积极地进行项目投融资活动，特别是在和基础设施建设相匹配的配套设施方面进行投融资，根据情况合理引进，提高投融资有效性以及拓宽亚投行在“一带一路”中的投融资渠道。

（三）明确亚投行在现阶段国际格局中的平衡与补充地位

就目前格局来看，亚投行在“一带一路”中的经济作用更大，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是重点，大宗项目引进投资交易以及大量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等都需要资金支持，而亚投行的成立是为了缓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经济发展资金短缺，融资难，支援其基础设施建设而服务的、其参与国家大多是亚洲国家，作为南南合作平台的本质不变，与其他新兴的区域性多边合作机构一样，这些机构提供融资的能力以及推进国际发展议程的实际影响力都很有限，只能对现阶段国际格局的发展起到平衡和补充作用，难以发挥出决定性作用，所以，明确亚投行的地位是发挥亚投行金融支撑作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中之重。

（四）构建新型的亚投行与多边发展机构的合作关系

“一带一路”需要亚投行提供基础设施领域的资金投入，推进沿线国家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构建新型的亚投行与多边发展机构的合作关系能够更好地发挥亚投行在其业务领域的作用，服务和支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经济发展。一方面，构建新型的亚投行与多边发展机构的合作关系，需要亚投行更加积极地发挥其金融支撑作用，参与地区经济建设，而且目前的多边发展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历史悠久，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国际合作网络比较广泛，人才使用和管理机制比较完善，并且项目资源相对优质，亚投行与现有机构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有利于充分利用其经营管理和项目开发的资源和经验，实现资源的优势互补。另一方面，亚投行与其他多边发展机构的合作能够有效弥补其他机构在项目合作和资金投融资业务方面的不足，补充和完善区域金融体系。通过新型合作关系的构建，可以加强新设多边机构和现有机构的联系和沟通，促进国际金融秩序的发展和完善。此外，新机构的设立，不可避免地会冲击旧机构的秩序。新旧机构必然存在一种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所以，要想构建亚投行与多边发展机构的良好合作关系，就要正确处理好新旧机构之间的这种竞争合作关系。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和发展理念参与多边发展机构的合作交流，推动“一带一路”更快更好的发展。

六、结语

“一带一路”这种新型的区域合作模式的建立和发展，需要亚投发挥其金融支撑作用。亚投行的建立可以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亚投行助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又可以带动出口行业的发展，刺激相关金融需求的增长；亚投行的建立，可以为未来人民币全球性结算、融资、储备和贸易提供了便利和条件，扩大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之间的经贸合作和交流；同时，亚投行的建立，对于推动国家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起到促进作用，弥补了这些金融机构在支援亚洲地区基础设施领域的金融作用及功能。“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亚投行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金融支撑，亚投行也有助于推进“一带一路”发展，通过发挥亚投行的金融支撑作用，实现亚投行同“一带一路”之间的金融互动，促进亚洲地区经济繁荣。

参考文献

［1］王敏，柴青山，王勇，刘瑞娜，周巧云，贾钰哲，张莉莉“.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与国际金融支持战略构想［J］.国际贸易，2015（04）：35-44.

［2］王达.亚投行的中国考量与世界意义［J］.东北亚论坛，2015（03）：48-64，127.

［3］卢锋，李昕，李双双，姜志霄，张杰平，杨业伟.为什么是中国？——“一带一路”的经济逻辑［J］.国际经济评论，2015（03）：9-34，4.

［4］刘翔峰.亚投行与“一带一路”战略［J］.中国金融，2015（09）：41-42.

［5］张晓兰.亚投行的多重作用［J］.中国金融，2015（09）：43-44.

［6］刘洋，刘谦.国际货币的经验及“一带一路”、亚投行的设立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J］.湖北社会科学，2015（05）：95-99.

［7］张文木“.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政治意义［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04）：204-224.

篇4

亚洲四小龙（The Four Asian Dragons），是指自1960年代末至1990年代期间，亚洲四个发展迅速的经济体：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

亚洲四小龙在1970年代之前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导，1970至1990年代经济发展高速。它们利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吸引外国大量的资金和技术，利用本地廉价而良好的劳动力优势，适时调整经济发展策略而发展迅速，成为亚洲继日本后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其成功的经济发展过程和经验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典型例子。

（来源：文章屋网 ）

篇5

一、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的现有理论述评

研究东亚经济现代化的西方学者对于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的相关性大体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是原西方化和原市场化的结果，东亚经济发展没有模式价值，只有政策价值，即没有现代化的多种模式和多元现代性（新古典派及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认为只有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同），现代化是单线发展的。基于工业主义的逻辑，所有走上工业化之路的社会，无论起点如何不同，最后必然出现政治、经济、文化全套性的越来越相似。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到塔尔科特帕森斯（T. Parsons）再到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西方学者一般肯定西方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的一整套关联性和不可分割性，因而现代化和现代性实质上即西方化和西方性，而且具有普世价值，要想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必须也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命定地西方化”。经典现代化理论或现代化理论的“去文化论”就持这种观点，T. Parsons（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 N.J.：Prentice-Hall，1971）的社会变迁理论和Clark Kerrt（Indust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的现代化的“汇流论”（theory of convergence）是为代表。发展理论中的经典发展学派，如增长和发展经济学派，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派，如新古典学派（Patrick and Rosovsky， Balassa， Wolf， Chen， Bhagwati etc.），政府（修正）学派（Johnson， Pack and Westphal， Amsden， White， Wade etc.），新古典综合派和亲市场学派（如世界银行关于东亚奇迹的发展报告），东亚整体增长机制论（如雁形模式论或产业周期理论，喷泉模式论或多发经济增长源理论，齿轮模式论或经济整体咬合联动理论，环形模式论或美国主导环太发展论，航母模式论或中国主导环太发展论等）等基本上持这种非文化因素的东亚经济发展论。第一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往往有一种这样的学术系谱，在西方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亚洲千年停滞论（亚洲早熟论）——亚洲命定殖民地论——亚洲发展幻象论（亚洲崩溃论）——亚洲模式不存在或终结论——历史终结论（全盘西方论）。这种学术系谱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承继着东方学的传统，对亚洲的发展不是积极地鼓励和引导，而是有着某种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对自身则有一种说不出的优越感和命定感。这种系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极为有益的警示和鞭策，也提出了很多富有价值和普世意义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对策。

第二种观点认为研究东亚经济增长的动因除了对经济自变量考察，也不应忽视对东亚地区特殊的文化因素的考察。东亚经济与东亚文化之间有一种明显的互动关系。他们追问“为什么恰恰是东亚继西方而起，并且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东亚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有一种精神动力的巨大支持。东亚的社会、经济、市场、制度、甚至政策，都弥漫和渗透着东亚文化的无孔不入的影响。尤其是作为东亚经济或市场的行为体的东亚人，在市场的游戏规则和运行环境方面，主要体现为制度规范性和文化规范性两方面，深刻地受到东亚地区文化因素的制约。作为传统的文化已经成为东亚人民深层的精神构造（李泽厚认为儒学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深层精神构造），自发和无意地或有意而自觉地对经济增长发挥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不同的文化与经济或市场的亲和力是明显不同的，任何经济或市场都有其内在的人文气象。发展伦理学之所以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就缘于对文化因素的考量。文化因素论并非文化决定论，也非因果链条的单因素论，他们并不否认经济因素自身的作用，但认为也不应该否认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与生产力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就与文化传统有关联，经济学家的目光应该看得更远。现代化理论中的修正学派或新现代化学派或现代化理论的“文化论”或现代性的多元论者，发展理论中的新发展理论（又称真正发展理论或全面发展理论）学派，如发展哲学和发展伦理学派，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文化学派、历史学派、伦理学派和心理学派等，经济学中的重视非理性因素的学派，西方所谓的现代化的“怀疑论者”和“反现代化论者”，经济哲学中的新发展哲学，历史学中的现代化学派、社会学中新发展社会学派和未来学派等，在不同的程度上持有这种观点。代表人物有《德川宗教》（1957）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Robert Bellah，《亚洲大趋势》（1996）的作者、美国未来学家John Naisbitt，《日本资本主义精神》（1980）的作者山本七平，被誉为“把日本经济学提高到国际水平的最大贡献者”、《透视日本》（1982/1999）一书的作者森岛通夫，《新加坡的挑战》（1989）和《现代精神和儒家传统》（1996）的作者杜维明，提出亚洲资本主义理论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John Gray，《亚洲的崛起》（Asia Rising ，1995）一书的作者Jim Rohwer，《东亚之锋》（The Eastasia Edge Roy ，1982）的作者 Hofheinz ，Jr. and Kent E. Calder，《东亚发展模式》的作者Peter Berger，以及塞缪尔亨廷顿、艾森斯塔德、赫尔曼卡恩、麦克法夸尔、克利福德纪尔兹、哈罗德卡恩、哥尔德夏米德、罗纳德多尔、拉尔夫林顿、丹尼斯古莱特、本迪克斯、麦克莱兰、哈根、摩尔、英克尔斯、巴洛齐齐、金日坤等。第二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也有一种学术系谱，即在西方危机论（虚构的亚洲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黄祸论——亚洲崛起论——亚洲挑战论——亚洲——西方危机论（西方衰弱论）。这种系谱缘于西方对自身的反省和批判，尤其是对自身衰弱的忧虑，对亚洲崛起的害怕和恐慌，是西方学者居安思危的危机感的集中体现，当然在不同的程度和层次上也回应和反映了亚洲的发展和实际，热情地鼓励和乐观地前瞻了亚洲的未来发展，但对亚洲的高度恐惧心理溢于言表。“文明冲突论”也好，“历史终结论”也好，最担心的就是亚洲文明，尤其是东亚文明在经济高速发展（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下的自我申张。“和平崛起”和“负责任的大国”战略是中国政府对这种深刻忧虑的积极回应。

当代中国学者包括港台学者大多在一定程度上体认和支持后一种观点，这与我们身处东亚，对东亚文化有切身体会，以及我国政府倡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有关。中国学者如经济学的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2003）、林毅夫（《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见《战略与管理》2003.1）、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1999和《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2002）、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2000、《探求变化中的世界》2002）、陈岩（《东亚再崛起》1999）等，历史学的罗荣渠（《现代化新论》1993和《现代化新论续篇》1997）、盛邦和（《中日文化论》1988、《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1995、《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2003）、章开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试析》1988、《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1988）、、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1994）、孙福生（《20世纪东南亚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含义与影响》，见《北大亚太研究》1998.4）等，社会学的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1966和《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85）、萧新煌（《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讨》1988）、陆晓光（《中国特殊论》，见《战略与管理》2003.4）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认同文化因素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贡献。美国《知识分子》季刊1984年推出的“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专号，香港中文大学1985年编辑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1989年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出版了杜念中等主编的《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94年在国家教委支持下由北大历史系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由罗荣渠、董正华编的1997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以上学术文集或研讨会专门就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讨。

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认识，并作了重新估价，但还存在严重的不足之处和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如下：

第一，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理论论证，即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尚不足以形成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亟需解决。

第二，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变量还没有进行严格和科学的分梳，需要进行专门研究。

第三，只关注儒家伦理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对其他宗教伦理和非宗教伦理的文化要素漠不关心。

篇6

由主席倡导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是我国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关系的重大举措；是继承中华民族睦邻友好的历史传统，弘扬互通有无、合作共赢精神的集中体现。

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是指从中国内地向西通向欧洲和中东地区，向西南通向南亚、东南亚地区，沿陆路通道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带。就部分交通设施来看，未来至少有10条通道可能在沿线逐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带。包括从黑龙江的绥芬河、内蒙古的满洲里和阿尔连浩特，通过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到达莫斯科以及欧洲的铁路大通道。这些通道有些已经存在，有些需要新建，有些需要改建或者扩建，建设这些陆路通道，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将根据条件成熟的程度逐步进行，需要多代人完成。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是必然趋势。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指从中国沿海各个港口城市，通向东南亚、南亚、中东、欧洲、非洲各国的海上运输通道。这个通道沿着明代郑和下西洋的航线，重振远洋运输业和贸易事业。从历史上看，中国强盛时是对外贸易发展最好的时期，也是亚洲和平稳定的时期；中国衰落时，也是亚洲战乱频繁时期。中国现在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已经具备大规模对外贸易和投资的能力。中国通过重振丝绸之路，与周边国家和沿线国家扩大经济合作，能使各国利用中国巨大的市场和不断增加的对外投资加快经济发展，走共同繁荣的道路，为亚洲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同时，也能为中国的持续发展提供支持。韩国作为中国的近邻，中国“一路一带”建设，必然为中韩经济合作带来机遇。

第一大机遇，亚欧大陆桥开通，为韩国商品输入提供便捷通道。韩国输入的商品从北线和中线两条欧亚大陆桥通过，比海上运输缩短一周时间。最近我国重庆市开通了直达欧洲的渝新欧专列，不仅节省了运输时间，还节省了运输成本。韩国的货运专列直接运往欧洲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既使是从我国的连云港登陆直接运往欧洲，在时间和成本上比海运也有竞争力。即使是海运，将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也有新的机遇。最近泰国政府提出要加快克拉地峡大运河建设，如果各国联合起来把克拉地峡大运河开凿工程尽快实施并且完成，将为中国、日本、韩国的海上运输节省大量成本。现在马六甲海峡的通货量已经饱和，而新的货轮运输需要在不断增长，开凿克拉地峡大运河是必然趋势。中韩与泰国联合起来推进这一世纪工程，可以大大节省运输成本，运输距离可以减少1200公里，一年节省的运输成本可以达到500亿美元。

第二大机遇，陆路通道沿线经济开发为韩国投资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相对于韩国经济、产业来说属于垂直分工状态，沿线的运输条件改善，有利于吸收韩国的工业品产能。沿线国家的农业条件优越，矿产资源丰富，投资开发可以增强其农产品和矿产品的出口能力，或者就地加工增值以后出口，实现互利双赢的效果。

第三大机遇，中韩企业联合开发可满足共同需要，并增强抗风险的能力，对一些能源资源的开发，中韩两国的企业应当联合起来共同投资，利益共享。事实证明两国的企业联合起来到欧亚国家投资，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有难共担，大大增强抗御风险的能力。前几年中韩两国企业联合在缅甸进行了天然气项目的建设，中国在缅甸有几个项目停下来了，但是合作项目进展顺利，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是中韩联合投资的项目，抗风险能力较强。

第四大机遇，“一路一带”建设的资金需求为中韩金融合作提供了机遇，亚洲大部分地区基础设施落后，实现区域间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量很大，近期可以选择经济效益好的项目先行建设。去年10月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亚太首脑会议上，主席提出要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得到了许多国家的热烈响应。韩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起到互利多赢的效果，基础设施建设将带动亚洲国家之间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各国经济的发展，扩大亚洲市场的容量，从而为韩国工业品的出口带来更多的商机。亚洲开发银行资金量很小，主要用于扶贫，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可以满足亚洲基础设施对资金的大量需求，满足亚洲各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

亚洲各国的国情差别比较大，但是这正是发展经济合作的潜力所在。21世纪应当是亚洲经济崛起的世纪，建立亚洲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对推动亚洲各国经济发展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韩国经济经历了腾飞阶段，现在是亚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和发展模式，对亚洲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作用。韩国同亚洲各国保持良好关系，扩大同亚洲各国的合作以及同欧洲各国的合作，不仅有利于韩国经济的有序发展，而且有利于亚洲各国和亚欧经济的共同发展。

韩国还是一个国际贸易发达的国家，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将为韩国扩大国际贸易和国际航运事业提供可利用的条件。目前中国货物通过轮船港中转的数量不少，随着中国对外贸易扩大，通过轮船港出口产品数量会进一步增加。中韩两国是近邻，韩国企业在中国有大量投资，近几年中国企业在韩国的投资也开始增加，中韩两国之间的贸易与两国各自对外贸易之间有很强关联性。中国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将带动中韩贸易额不断增长，因为不少的出口产品和零部件原材料来自韩国，或者来自设在中国的韩国企业。

篇7

【关键词】亚洲国家；福利制度；发展趋势

众所周知。要将亚洲视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是十分困难的事，因为亚洲不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而且各国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影响社会福利制度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等均有很大差异。如日本早已是公认的发达国家．其不仅稳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近半个世纪，而且福利制度伴随经济发展而日臻完善；韩国等亦在上世纪80年代即进入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国民福利亦得到了较快发展；其他多数国家还属于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然而，亚洲多数国家毕竟有着相似的文化传统与价值取向．并且大多处于快速工业化进程之中，我们依然可以从宏观上加以考察，并获得一些基本的结论。

通过对亚洲一些国家福利制度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一些现象：

1．普遍奉行经济增长优先与低福利政策的取向。与欧洲发达国家社会福利水平通常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同步提高的规律相比较，亚洲除日本外，大多数国家并未遵循这一规律。例如。战后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作为率先工业化的亚洲“四小龙”，就一直追求高经济增长而忽略社会福利的改善，长期将发展经济视为重中之重，注重储蓄与发展，以小规模的社会福利公共开支作为其发展经济的优势。后来进入快速发展轨道的中国大陆地区、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家，亦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经济增长优先的低福利政策取向。在增长优先战略的指导下，人们将社会福利看成经济增长的负担，认为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会降低劳动生产率、削弱国际竞争力，甚至将福利与养懒汉等同起来，并将相对忽略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保持低福利政策视为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看到的现象，便是在最近几十年间，亚洲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都在持续快速增长，而社会福利制度却进展缓慢，国民福利依然处于低水平状态。据亚洲开发银行在2008年5月14日的一份对亚洲各国政府社会福利开支的比较研究报告《社会保护指数》显示，亚洲各国用于社会福利的平均开支低于GDP的5％，给予失业人口、老人、穷人和残疾人的财政资助平均水平仅达到联合国规定的35％。可见，增长优先与低福利政策取向的直接后果，即是社会福利支出严重偏低，对国民福利保障严重不足。

2．社会保障覆盖率低。普惠性弱，不公平性突出。除日本、韩国等极少数国家外，亚洲多数国家的社会保障覆盖率都很低。以中国为例，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只占应参加养老保险人数的20％，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亦在同龄人口中只占20％左右；即使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亦仅有5％左右的人口直接受益；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步伐虽然在加快，但还有3亿左右的城乡人口缺乏医疗保障，而在农村参加了合作医疗的乡村居民实际得到的医疗保障待遇不足其医疗支出的1／3。在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蒙古等国家，均可以发现类似的情形。与覆盖率低并存的另一现象，是亚洲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公平性非常突出。各国的公务员普遍享有较高水平的福利保障，但普通劳动者享受的福利保障却非常有限，高水平福利保障、低水平福利保障与缺乏福利保障的群体现象．在同一个亚洲国家往往并存，其体现的往往是强者优先、弱者居后的顺序。折射出来的同样是增长优先战略。

3．与就业、收入密切关联而与公民权的关系并不紧密。尽管欧洲国家早期的社会保障是与就业、收入密切关联的制度安排，但战后却日益与就业、收入有了距离，而与公民权直接相关。基于公民权的福利制度安排，必然是普惠的、公平的制度安排。然而，亚洲国家的社会保障普遍以社会保险为中心。以劳动者甚至只以公职人员为核心，国民获得社会保障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就业或者其收入不足以维持基本生存条件，而且往往是正规就业才较易获得相应的社会保障，这样的制度安排其实同样是基于增长优先、效率优先的发展取向，从而很自然地难以实现社会公平。

4．福利制度的多样性特征非常明显。与欧洲国家相比，亚洲各国的福利制度其实有很大的差异。日本是一种亚洲型的福利国家，新加坡选择了独特的公积金模式．中国正在形成自己的混合型福利制度，其他国家在福利制度安排方面亦有很大差异。这一方面表明了亚洲国家在建设自己的福利制度时没有盲从发达国家，另一方面也表明不同的国情对福利制度的客观制约作用很大。

5．家庭保障和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传统影响深远。尽管在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全球化思潮对亚洲人的影响非常大，但家庭保障作为亚洲共同的文化传统，依然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成员的行为，进而影响着福利制度安排及其政策取向。在中国，占总人口60％以上的乡村人口就主要依靠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保障，无论自愿与否和是否具备保障能力，家庭都必须承担起保障家庭成员的责任，在其他多数亚洲国家也是如此。这种传统文化的积极影响是可以进一步发挥家庭内部的保障功能并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亲情关系，但它也直接制约着福利制度的社会化与普惠化。并通常构成亚洲一些国家延缓建立正式社会保障制度的最好理由。而在缺乏正式社会保障制度或者正式社会保障制度覆盖率低、保障极为有限的条件下，人们不得不将家庭作为最主要的保障资源，并且完全可能因为维护一个家庭成员的生存与发展而损害另一个家庭成员的正常权益．从而从另一个侧面造成对社会公正的损害。

6．人口老龄化与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扩大化．构成了亚洲国家福利制度的新挑战。尽管亚洲总体上属于年轻型，但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正在步日本后尘而进入老年型社会，中国于2000年进入老年社会，少子高龄化现象正在由日本等少数国家向更多的亚洲国家蔓延，同时乡村的老龄化明显快于城市老龄化，这是亚洲国家工业化进程加快的必然结果。以中国为例，以亿计的乡村年轻人离开农村而迁入城镇，老年人口在农村居民中的比重急剧上升；类似的现象在泰国、蒙古、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同样在大规模出现，并必然向更多的亚洲国家蔓延。然而，这些亚洲国家还未能够为老年社会的到来做好相应的财政与服务体系的准备。而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的增长，亚洲多数国家的城乡差距与贫富差距在持续扩大。中国的情形就十分明显，正在快速发展中的其他亚洲国家也是如此。这些都是亚洲国家必须应对的挑战。

那么，当人类进入21世纪以后，亚洲国家的福利制度何去何从?是仿效欧洲国家，还是向美国靠拢，抑或是走出自己的新路来?合理的答案，只能是在遵循福利制度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福利发展之路。

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21世纪被称为亚洲的世纪。在亚洲各国经济都在向前发展的大背景下，亚洲国家福利制度的未来发展亦必然表现出一些共同的趋势。笔者认为，有五个趋势将不可逆转：

1．调整发展理念，将经济发展成果转化为国民福利，并将人民带入福利社会的趋势不可逆转。日本早已是一个具有较高水平的福利社会。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也正在将国民福利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列为国家发展的追求目标。中国则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近几年中国执政党与中央政府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高度重视，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进入了快车道。多个东盟国家亦在扩大自己的福利支出。所有这些，都表明亚洲国家正在向欧洲健全的能够体现民主和公民权益的福利制度靠拢。新自由主义取向的发展理念正在亚洲许多国家遭到挫折。这一方面是因为人民的要求总是持续向上、向好的，民生问题升级的主要标志就是对社会安全网的要求不断攀升；另一方面也是亚洲国家长期奉行的增长优先与低福利政策取向虽然在经济发展初期具有必要性，但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引发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不同社会阶层与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等，这些问题必然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经济社会的协调和谐发展。

2．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大幅度扩大社会福利开支．努力提高全民生活质量的趋势不可逆转。基于多数亚洲国家过去长期采取低福利政策并导致保障不足的现实格局，人民对生活质量持续提升的强烈要求与愿望，以及人口老龄化加速行进与家庭保障功能的持续弱化，再加上各国对公民权的日益认同、民主化进程加快和国家财力的增强，可以肯定亚洲国家未来必定大幅度扩大社会福利开支，并通过建设健全的福利制度来达到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发展目标。保障水平低下、覆盖率低、不公平性等局面将会逐渐得到改变。

3．遵循公平、正义、共享的新价值观，将大量被排斥在外的非正式部门就业人口和乡村人口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不可逆转。从亚洲大多数国家的实践可以看到，在非正式部门就业的人口和乡村人口往往被排斥在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之外，这种排斥不仅进一步放大了贫富差距与城乡差距．而且严重违背了社会公平，并最终会损害效率，因此．公平、正义、共享将成为新世纪亚洲国家共同追求的核心价值．而统筹正式部门就业人口与非正式部门就业人口的福利制度，统筹城乡的福利制度，即是消除社会不公和实现公平、正义、共享核心价值的必由之路。因此，尽管将非正式部门就业人口和乡村人口纳入正式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着诸多困难甚至障碍，但其趋势已经不可逆转。

4．理性选择福利制度．努力实现可持续福利社会的趋势不可逆转。从亚洲各国对待福利制度异常小心谨慎来看．并不完全是排斥福利的结果，而是包含了理性选择福利制度的成分在内．因为福利的刚性增长规律和欧洲部分国家因福利水平过高而造成的一些并不完全正面的影响，客观上告诫亚洲国家在设计自己的福利制度时需要理性。中国走渐进改革的道路，强调尊重国情，其实也有着理性的考虑因素。因此，简单模仿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理性寻求可持续的福利社会发展道路的时代已经到来。

篇8

与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一样，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起步的。特别是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其工业化水平在50年代初期仍然很低，资本和外汇十分稀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00美元左右。但是，这些经济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持续、快速增长，并且随着资本、技术的积累，它们又逐步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进入或接近发达经济的行列。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些经济中，高速增长还伴随着收入分配的相对均等、经济结构的优化以及一系列社会福利指标的提高。

关于日本、东亚"四小龙"何以能够成功地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从而达到赶超发达经济的目标，学术界存在着种种不同的解释。有不少研究者的解释已经超出了经济范畴，以为这些经济的成功与经济因素无关。其中一种是从文化的角度进行解释。例如，有人观察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认为勤恳耐劳和奉行节俭的儒家文化是这些经济实现成功赶超的原因(例如金耀基，1987年)。如果事实真正如此，其他国家实现经济成功发展的机会就相当有限了，因为文化是不同的，而且难以在短期内发生变化。然而问题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长期以来就一直在儒家文化的濡染之下，但为什么它们并没有在16世纪、17世纪率先实现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此外，同样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许多其他国家并没有实现同样的经济成功，而许许多多与儒家文化无缘的国家却更早地实现了经济现代化?〖注：如果要说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应该执天下之牛耳。但是，近代中国经济落后的历史表明，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她的经济发展绩效并未得益于这种文化传统。相反，有着类似的思想方法的文化极端主义者，却知耻于落后挨打的民族地位，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可见，用儒家文化解释不了"李约瑟之谜"，也无法回答东亚奇迹产生之谜，正如这种解释本身就否定了用所谓"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著名的"韦伯之疑"(Weber,1991)所作解释的有效性一样。〗

第二种解释是由一些从政治地理的角度观察问题的学者做出的。他们认为，由于长期的东西方冷战，美国和西方国家向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提供了大量的投资和援助，以期减弱社会主义阵营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同时美国也更加乐于向这些国家和地区转移知识、技术和开放市场(例如Haggard,1988,p.265;Woo,1991,p.45)。然而，当年卷入冷战的国家远不止这些实现成功赶超的经济，为什么成功者寥寥?按照这个逻辑，亚洲的菲律宾和大量拉丁美洲国家都应该在这个成功者的名单上；而恰恰是这些国家成为经济发展不成功的典型事例。可见，由于冷战的需要而形成的政治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充其量可以视为促进成功的经济发展的辅因素，而远非决定性因素。

从经济学角度解释东亚成功原因，吸引了许多经济学家的兴趣，并提供了各种不同的假说。我们可以将这种种观点归纳为三类。提出第一种假说的学派以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为代表(参见WorldBank,1993;James,et.al,1987)。他们认为这些经济的成功是由于实行了自由市场经济，价格扭曲较少，资源配置得当且效率高。但这种解释过于理想化了，因而远远不能令严肃的观察者满意。因为人们同时很容易观察到，事实上，这些经济同样存在着明显的政府干预，竞争障碍乃至价格扭曲和贸易保护也是存在的。例如，台湾省、韩国和日本都曾经积极地采用了进口限额和许可证、信贷补贴、税收优惠、公共所有制等等手段，以培育和保护其幼稚产业。

与此恰好相反，以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AliceAmsden(1989)和英国经济学家RobertWade(1990)为代表的另一学派提供的解释是，这些经济的成功是由于政府有意识地扭曲价格、限制市场的作用、利用产业政策来扶持某些关键性的战略产业。诚然，这些干预的确存在，可是，许许多多存在着经济干预和扭曲价格的经济，却往往成为经济发展最不成功的例子。许多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就以其发展经验表明这种理论假说缺乏说服力。

第三种假说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的成功归结为这些国家实行了外向型发展政策。由于实行外向型发展战略需要介入国际竞争，所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必须具备竞争力，从而必须是有效率的(Krueger,1992)。因此，这种观点认为，国际贸易对于经济发展的成功是至为关键的。然而，需要质疑的是，经济的外向型究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还是导致经济发展的原因?如果是后者，完全可以不惜代价地人为推行出口鼓励型的发展政策，提高贸易在经济中的比重，以便达到经济发展的目标。实际上，那些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也经常把鼓励出口作为其赶超的一个手段。但由于采取的是扭曲价格和汇率以及直接补贴的办法鼓励出口，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源配置的失误，经济仍然陷入重重困境。最近一些经济研究也发现出口比重和一个经济总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显著的关系(Lawreace,etal.,1999)。

二、一种可供替代的发展战略

任何一种有效的理论，一方面需要在逻辑上具有内部的一致性，另一方面需要在经验检验中站得住脚。上述关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成功地实现经济赶超的解释，无疑都触及事物现象本身的某个方面，但都没有揭示事物的本质，因而相互之间是矛盾的，而且各自的解释力都在这种矛盾中彼此抵消了。因此，我们所要提出的理论解释应该是一种能够包容上述假说的。

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来看，它们的经济发展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一个与赶超战略截然不同的特点就是，它们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上，都能够发挥当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而不是脱离比较优势进行赶超。表1表明，这些经济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上，由于不同的比较优势，形成的主导产业也不一样。一个共同的规律是，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提高，资源禀赋结构得以提升，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逐渐转变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上面。

资料来源：Ito,Takatoshi,"JapaneseEconomicDevelopment:AreItsFeaturesIdiosyncraticorUniversal?",paperpresentedattheⅪthCongressofInternationalEconomicAssociationatTunis,December17-22，1995.无论是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没有明确地宣布过它们实行怎样的发展战略。毋宁说，除了香港之外，这些经济在发展的早期，都曾经尝试推行进口替代政策或者说作为次级进口替代阶段的重化工业优先发展政策。如果照那样的道路走下去，我们今天也许没有机会讨论所谓的"东亚奇迹"了。但是，这些经济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不同之处在于，由于这些经济感受到赶超战略的高成本和沉重代价，因而较早地放弃了与其比较优势相抵触的赶超战略，转而按照各自的资源禀赋条件，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增加了出口和经济的外向型程度，达到了比较优势的充分利用。虽然它们对这种发展战略从未明确表述，但是可以看出其特点是主导产业在发展过程的每一个阶?味甲裱司醚е兴档?nbsp;"比较优势原则"，因此，我们称之为比较优势战略。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什么能够不同于其他发展中经济，而在较早的阶段上放弃赶超战略呢?经济学家也尝试做出解释。而我们将这些经济与那些固守赶超战略的经济作比较时，会发现两者截然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人均自然资源占有水平很低，同时人口规模较小。赶超战略是一种效率很低、浪费很大的发展道路，一个经济能够在多久的时期持续推行赶超战略，通常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是人均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自然资源可供无偿开发的程度，决定了一个经济在低效率的发展战略下得以延续的时间长短。第二是人口的规模。人口规模的大小决定了对资源浪费的人均负担程度，相对小的人口规模就无法维持长期的资源浪费。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由于经济规模太小、人均拥有的自然资源太少，在发展的早期，政府每次想要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马上就遇到财政赤字增大、外贸收支不平衡、通货膨胀过高的难题，因而无法坚持下去，只好放弃政府的积极干预，而由企业自由选择。企业要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个目标，在选择技术和产业时，就必须以充分利用经济中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为出发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遵循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是在政府放弃了赶超战略后企业自发选择的结果。可见，它们都没有把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作为一种主动的政策选择。但是，既然它们成功的经验表明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可以快速地发展经济，作为后来者，就应该以此作为替代传统赶超战略的一种主动的战略选择。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赶超战略与比较优势战略之间的一个最重要的差别。无论是早期重商主义者、德国的历史学派经济学、以及"霍夫曼定律"，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传统发展经济学中五花八门的发展战略的倡导者，以及推行形形赶超战略的实践者〖注：80年代世界银行邀请那些曾经以某种发展理论和政策而著称一时的经济学家以及一些评论家，回顾了他们理论的实施效果，后来形成文集(迈耶等，1988年)。〗，都把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差异看做是发达经济与落后经济之间的根本差别。于是，发展经济学文献中的"大推进理论"或"中心-理论"，实践中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都把提升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视为经济发展和赶超发达经济的同义语〖注："发展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就是工业化"(普雷维什语，见伊特韦尔等，1992年，第1001页)，而"重工业的发展就是工业化的同义语"(尼赫鲁语，见孙培均主编，1991年，第51页)就是最典型的一些说法。〗。为了提升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这些国家或地区高度动员有限的资源，人为地扶持一两个资本密集型的产业。

问题在于，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升级，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生变量，即它们仅仅是发展的结果，或者说是一个经济中资源禀赋结构变化的结果。资源禀赋结构是指一个经济中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份额。自然资源通常是给定的；劳动力增加的速度取决于人口的增长率，国家之间并无巨大的差异，一般在1%-3%之间；所以，惟一可以有巨大的增长差异的资源是资本。有的国家可以达到年平均20%-30%的资本积累速度，而有的国家仅能达到10%甚至更低的年平均资本积累率。如果这种差异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譬如说一个世纪，将会产生巨大的不同。因此，当我们讨论资源禀赋结构的提升时，事实上是指资本相对丰裕程度的提高。

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或当今的发展中国家，资源结构的特征是资本的严重缺乏。在通过扭曲要素价格和其他经济管制人为推行重工业化的情况下，所能做到的也仅仅是把有限的资本倾斜地配置到几个产业上，与此同时必须压抑其他产业的发展。由此必然产生的几个问题是：

第一，以牺牲经济整体进步为代价的少数产业的赶超，不足以支持资源结构的升级或总体经济实力的提高。受保护产业没有竞争力，利润低，经济剩余少；受压抑产业没有资本，也难以形成有效的生产力，因此也提供不了足够的资本积累。在这种状况下，资源结构的升级最终只能落空。前苏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国家用强制性计划手段动员资源，使其军事工业和空间技术产业得到高度发展，在冷战期间堪与超级大国美国媲美，其工业产值与发达经济比较也不算低，但在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衡量的综合国力和资源结构水平上，前苏联与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差距并未缩小。更重要的是，前苏联在民生工业上极端落后，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第二，赶超战略所扶持的产业部门，由于不符合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只好完全依赖于扭曲价格和国家保护政策才得以生存。在缺乏竞争的条件下，它们固然可以成长起来，并在统计意义上改变国家的产业结构状况，但这些产业必然是缺乏效率的，毫无竞争能力可言。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特别是那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国有企业所面临的窘境就证明了这一点。第三，在赶超战略下，违背比较优势所形成的畸形产业结构与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结构形成矛盾。这种偏斜的产业结构大大抑制了对劳动力的吸收，形成资源利用的二元性质，使广大人民不能均等地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相当大规模的人口处于贫困之中。第四，赶超战略着眼于在前沿上赶超与发达经济之间的技术差距。然而，既然不能改变资源结构，某些产业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必然降低其他产业的资本密集程度，也就不能在整体上缩小与发达经济在资本和技术水平上的差距。

由此可见，经济发展的真实涵义不是几个重工业产业鹤立鸡群式的增长，而是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具体来说，对于一个处于落后地位的经济来说，所要寻求的发展应该是资源结构的提升或人均资本占有量的增加，产业结构的升级、技术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差距只是这个过程的自然结果。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由于人均自然资源和人口规模的制约，对这种牺牲大部分产业而集中扶持少数产业的做法所带来的巨大代价承受力较低，所以较早地放弃了赶超战略。企业从利用其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出发，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反而使资源禀赋结构的提升速度加快；作为其人均资本拥有水平提高的结果，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得以更快地升级(表1)，最终进入发达经济的行列。实际上，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原则，不仅适用于劳动力相对丰富的经济，对于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也同样适用〖注：以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发展绩效与拉丁美洲的阿根廷、乌拉圭等国相比较，是十分有说服力的。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同。由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随后的经济发展中充分利用了自然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并不高，但却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而不顾自身资源比较优势、推行赶超战略的阿根廷和乌拉圭却从当时的发达国家行列倒退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地位，虽然拥有更高的制造业比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大大低于前两个国家。〗。

三、比较优势战略与资源禀赋结构的提升

经济发展归根结底是要改变资源结构，即增加资本在资源禀赋中的相对丰富程度。资本来自于积累，而社会资本的积累水平取决于经济剩余的规模，后者又依赖于生产活动的绩效和特点。如果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能充分利用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那么这个经济的生产成本就会低，竞争能力就会强，创造的社会剩余也就会多，积累的量也就会大。我们可以把一个社会中的生产性活动分为社会生产性活动和私人生产性活动，社会生产性活动可以增加整个社会可用的产品或服务总量，而私人生产性活动虽能增加个人的收益，但有时未必能增加社会的产品和服务总量。寻租行为是造成私人的生产性活动与社会的生产性活动不一致的一个主要原因。例如，如果政府可以利用权力设定一项生产限额，就会使该产品的国内生产者获得更高的利润。因而，相关的生产者就会采取各种手段去说服政府官员设定和执行这个生产限额。这类寻租活动消耗社会资源增加个人收益，但并不增加社会产出，因而是有益于私人的活动而对社会有害。如果每个人的私人生产性活动同时也是社会生产性活动，社会产出就会较多，可供积累的剩余也会较多。我们将论证如果一个经济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私人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的生产活动将会取得一致。

除此之外，积累的水平还决定于储蓄倾向，在同样的经济剩余水平下，储蓄倾向越高，社会资本的增加就会越多，资源禀赋结构的升级也就越快。一个发展中经济若能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储蓄倾向也会较高。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也强调资本积累，甚至把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作用强调到决定一切的地步(Harrold,1939,p.1433;Domar,1946,pp.137-147;Solow,1988)。但是，最重要的增长理论没有提出的问题在于：怎样增加社会剩余总量及怎样才能使所有的生产活动从社会的角度看是生产性的、竞争性的，以及如何才能提高储蓄率。

从理论上看，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发挥其比较优势呢?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Ohlin，1968)，如果一个国家劳动资源相对丰裕，该国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这个国家遵循比较优势，发展轻工业即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由于生产过程使用较多的廉价的劳动力，减少使用昂贵的资本，其产品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低，因而具有竞争力，利润从而可以作为资本积累的量也就较大。

篇9

【第五章发展与合作】

1．目前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分布在除南极洲以外的各大洲。

2．从陆地面积看，的是俄罗斯，其次加拿大、美国，中国位居世界第四位。从人口来看，最多的是中国，印度居世界第二。

3．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主要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4．一些还没有获得独立的殖民地和属地，叫做“地区”。目前世界上有30多个地区。5．国界主要依据山脉、河湖、海洋、经纬线来划分。6．国界范围以内的领陆、领水和领空，总称领土。

7．目前，世界上有20多个发达国家，主要分布在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亚洲的日本也是发达国家

8．目前，世界上有150多个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是二战后新独立的国家，主要分布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9．在国际上，习惯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商谈称为“南北对话”；把发展中国家的互助合作称为“南南合作”。

“南”——发展中国家主要分布在南半球及北半球的南部。

“北”——发达国家主要分布在北半球，也有少数分布在南半球。

10．目前，世界上的国际组织是联合国，正式成立于1945年，总部设在美国纽约，其基本宗旨是“促进国家发展，维护世界和平”。1

【第六章亚洲】

1、亚洲的地理位置：地处东、北半球，东北方向以白令海峡与南美洲为界，西北以乌拉尔山脉、乌拉尔河、里海、大高加索山脉、黑海和土耳其海峡与欧洲为界，西南与苏伊士运河与非洲为界，南面隔海与大洋洲相望。

2、亚洲是世界第一大洲：面积，跨纬度最广，东西距离最长。

3、人们按地理方位把亚洲分为：东亚、南亚、西亚、北亚、中亚、东南亚；中国位于东亚，东亚的国家有：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蒙古。

4、分层设色地形图：（中部（深棕色——粉红色）海拔较高，四周颜色逐渐由浅黄色到浅绿的颜色——海拔逐渐变低）——亚洲地形的特点：中间高，四周低。

5、能在地图中找出下列地名，说出这些地理事物的表现形式：喜马拉雅山脉、珠穆朗玛峰（黑色小三角）、青藏高原（深褐色区域）、西西伯利亚平原（绿色区域）、里海、贝回尔湖、死海（封闭的浅蓝色）、阿拉伯半岛、马来群岛、华北平原、印度河平原、德干高原、帕米尔高原、伊朗高原。

6、河流分布特点：发源于中部，呈放射状流向四周。主要河流有：长江、黄河、湄公河、恒河、印度河、鄂毕河、叶尼塞河。

7、亚洲气候特点：气候类型复杂多样，季风气候著，大陆性气候分布较广。分析其它大洲气候特点的方法：气候类型的分布规律和那种气候类型分布最广。季风气候的特点：夏季高温，冬季低温，降水季节变化大，集中于夏秋季节，雨热同期。

8、按人口排序：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北美洲、大洋洲；按人口自然增长率排序：非洲、南美洲、亚洲、大洋洲、北美洲、欧洲。

10、国家的产业结构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越高的国家，经济越发达，第三产业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起低的国家，经济越落后，第一产业比重越大。

亚洲经济差异：东部沿海经注发达，西部内陆经济较落后，不同的海陆位置经济发展不同，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不同。

【第七章我们邻近的国家和地区】

1、地理位置：海陆位置（太平洋西北部）、大洲位置（亚洲东部）、纬度位置（经纬度跨度较广）23°N——46°N、122°E——148°E，日本南北国土狭长，并与经线斜交，使得日本的地理环境更为复杂多样，跨纬度最广，南北温差就大，跨经度广，东西地方时差就大。

2、地形特点：典型的岛国，以四大岛（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大岛）和3900多个小岛组成；国土面积37.7万平方千米；海岸线曲折，多优良港口（如神户、横滨），地形以山地为主、平原面积狭小、多火山、地震（日本地处太平洋板块与亚欧板块的交界处，地壳活动频繁，不稳定）

3、发达的加工贸易型经济：日本是世界经济强国，属加工型贸易型经济，对外依赖严重，要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

4、日本的主要工业区：京滨工业区、名古屋工业区、濑户内工业区、阪神工业区、北九州工业区；分布特点：日本工业高度集中，主要分布于濑户内海沿岸和太平洋沿岸地区。

5、东西方兼容的文化：传统色彩与现代气息并存，中日文化交流源流长。

6、日本投资措施：扩大海外投资，建立海外的生产和销售基地，主要向美国、西欧和东南亚地区；海外投资建厂给日本带来的好处：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降低工业生产的投入成本；加入国际经济技术的合作和国际市场的竞争；保护本国的自然资源，减缓资源消耗，保护本国环境，减少运输成本的投入。日本在海外投资建厂对其它国家的影响：日本把污染严重的企业移到海外，会使其它国家的环境受到污染，导致环境质量下降；日本从本国利益出发，保护本国资源的意识很强，但是大量进口木材或远洋超量捕捞，将导致世界其它地区或国家的资源严重破坏，进而导致全球生态环境失调。

篇10

关键词 职业培训；亚洲；发展现状；发展方向

中图分类号 G71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2）13-0084-06

20世纪80至90年代亚洲就成为了一个典型的市场（Park，Lee，Lee，Shin，Kwon & Cho，2009），但是直到进入新千年，亚洲还有2/3的人口仍处于贫困线以下。近年来，尽管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但中国和印度这些亚洲国家却依然稳健地保持大约6%的GDP增长率（Choi，Jung，Kim & Jang，2009）。这些辉煌的经济增长离不开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巨大贡献。特别是在某些高速发展的亚洲国家中，职业教育与培训培养的高技能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Park等，2009）。而且，职业教育与培训也适应了持续发展的工业社会对人力资源的需求。但是，亚洲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不均衡性，这种参差不齐的经济发展水平导致各国职业培训的类型和发展水平也各不相同。为了更好地促进亚洲各国和地区职业培训服务于本国和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必要详细分析当前亚洲各国和地区职业培训的最新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预测亚洲各国和地区职业培训的未来发展方向。

一、亚洲各国和地区职业培训的现状

（一）培训体系和结构

职业培训体系包括中央行政机构开展的公立培训和企业开展的私立培训。亚洲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职业培训体系见表1。由表1可知，亚洲多数国家① 的职业培训由公立组织和私营公司开展，但二者的管理结构不同。在日本，私立培训占主导地位，而在新加坡和中国，职业培训主要由公立机构实施（如新加坡的技术教育学院和技术学院）。老挝由于缺乏为工业技术开展职业培训的机构，因此职业培训的基础非常薄弱。

与职业教育体系相似，职业培训体系也可以根据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来划分，详见表2。发达国家和地区面向职业能力的终身发展而建立职业培训体系，并加强私营培训组织的参与。这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就业结构稳定，以及为了提高新员工和在职员工的能力和素质而重视职业培训的原因。日本于1985年整合《职业教育法》并制定了《职业能力开发促进法》，目的是建立职业能力终身发展的体制，该体制重视公司内实施公共培训辅助的“在职培训体系”（Lee等，1999）。韩国也取消并放松了对私立培训的限制，并鼓励营利性公司参与培训（Jang，2003），促进了私立培训机构数量的增长，从2005年的3121个发展到2008年的5105个。同样，中国台湾的公司正在建立职业培训中心以大力发展在职员工的培训，其目标是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以便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Kang，2003）。

发展中国家的职业培训体系主要是公立组织对新入职员工实施的职前培训，其对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分别管理。尽管发展中国家第一产业中的劳动力已经开始向第二产业转移，但是第一产业仍然是支柱产业，占据着超过30%的劳动力，因而这些国家重视对新入职员工的培训。比如，中国1994年《职业培训实体管理规定》（劳部发[1994]506号），委派技术学院和培训中心承担初级职业培训的任务，并建立高质量的技术学校来培训高水平的人力资源（Wang，2003）。中国还实施“劳务人才储备任务工作系统（2000）”，为即将毕业的学生提供1～3年的职前入职培训。

不发达国家则相反，他们的职业培训体系相当薄弱。由于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均集中在农业，难以促进职业培训的发展，而且这些国家也只能提供部分职业培训。例如，由于职业培训的基础设施匮乏，柬埔寨的职业培训被排除在教育体系外，由非政府组织或者其他一些职业培训机构来实施（Choi等，2007）。在老挝，职业培训是由劳动和社会福利部的分支部门来实施的，而且由于缺乏职业培训的基础设施，这些部门仅能提供一些短期培训（Jung等，2008）。

（二）管理体制和政策

通过考察亚洲各国和地区主管职业培训的中央行政管理机构、改革或重新规划的方向、支持政策及相关的法制体系，可以明确各国职业培训的管理体制和政策，详见表3。日本、韩国、中国和柬埔寨由劳动部管理职业培训，新加坡由职业与工业培训委员会管理职业培训，老挝由高等技术和职业教育部统管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马来西亚则由多个部门分别管理一部分职业培训工作。

（三）相关法律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