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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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对我国来说，新经济对于促进企业改革，推进制度建设，冲破教条和本本的束缚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网络的发达使得普通百姓获取信息的渠道变得难以想象的宽阔和通畅，而信息将会使人们的观念发生转变。网络经济使得企业间的竞争不仅仅由目前的局部地区扩大到全国，而且会扩大到整个世界。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普通百姓都一定会感觉到，对于以企业政府管理体制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说，不是想不想改的问题，而是必须改革的问题。 

 

 

0 引言 

 

过去2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经济已由原来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随着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得到不断加强，政府也在放权让利中逐步退出市场。资源配置是经济体理论制改革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 

 

1 我国发展新经济存在的现实问题 

 

中国发展新经济虽然有非常光明的前景，有自己独特的路径，但是也面临着一些非常现实的挑战，我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1 美国经济的影响 美国经济是发展新经济的主要推动力，在纳斯达克股灾发生以前，投资者和消费者对新经济有过分乐观的预期，这导致了投资的增加，资产价格的上升，股市的财富效应又进一步拉动了消费。但是在某一个时点上，生产能力开始过剩，投资的数量和投资的回报无法对应，消费者和市场开始质疑，泡沫开始破灭，新一轮的调整开始发生，美国经济减缓开始对其本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通过资本的流动、贸易需求的变化、人才的流动和预期几个方面影响到其它国家，对中国也产生了影响，目前各个方面都在关注美国经济什么时候，以何种形态复苏。 

1.2 发展新经济的要求与传统体制的冲突 新经济并不简单地对新技术的扩散和应用，政府的信息化并不意味着仅仅增加投资、微机和用网络把工作流程连接起来，实现无纸办公。它本质上是业务流、信息流的重整、体制结构的重整和激励机制的变化。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必然产生种种冲击，特别是对即得利益进行调整。它要求着产生一种新的、扁平的、互动式的结构，并对传统的纵向一体化和金字塔结构进行挑战。 

1.3 人力资本的局限性 中国的人力资本尽管相对丰富，有一个致命的弊端就是由于传统的教育体制，专业分割得非常厉害。工程师的知识集中在非常狭窄的科技领域，由于这种职业的偏好，使得他们更有兴趣做一些体现技术水平高的工程项目，而对主流经济存在的特点以及对主流经济进行体制改革的要求似乎不重视，也不理解，这就导致了技术与市场需要两层皮的现象。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非常需要产生一批具有亲和特征的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对市场理解，对技术也理解，把两者的行为可以对接起来，而企业家必须产生于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之上，目前我们的治理结构无论从理论、政策和实践来说，都处于初级的发展阶段。因此，人力资本的局限性和治理结构的不完善，是新经济发展的另外的一个重要制约。 

1.4 垄断的制约 新经济的本质是自由竞争、自由流动，但目前我们存在两种垄断，非常不利于新经济的发展。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正面临着新一轮的低水平重复建设。更令人担心的是，发展新经济的本意是通过发展新经济促进体制改革，但如果这种现象继续沿续，很可能产生一个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就是新经济的发展强化旧的体制。 

1.5 使创新活动没有出口，资本市场尚不发育 新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创新，创新的主体应该是中小企业，我们不能对传统的大型企业在新经济领域发展方面报以过大期望。但中小企业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方面依靠自身的积累，不足以形成规模，另一方面又不可能获得财政的支持。因此，只能通过资本市场的发育来获得发展的资金来源。因此，发展新经济意味着对中小企业的支持，而发展中小企业意味着对资本市场报以厚望，但是目前这方面进展的步伐仍然缓慢，存在着种种担忧。

1.6 基本的市场制度尚不键全 包括信用制度、知识保护产权制度、担保制度、中介机构的服务、公司治理结构等等各个方面，如果不全力创造一个有利于新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就不可能实现新经济的振兴。 

1.7 新经济和数字化差距或者数字化鸿沟 新经济确实存在着双刃剑的现象，一方面在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对公平问题提出了挑战。从整个世界的情况来看，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一种新的现象正在出现。未来五年到十年，中国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就业，而创造就业和直接发展新经济的目标并不总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研究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使得这部分人获得他们应该得到的发展机会。 

 

2 我国新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 

 

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市场作用不断增强，资源配置效率明显提高。 

2.1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 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政府通过“中央各主管部委——地方各主管厅局——行政性公司——国营工厂（商店）”这一管理链条对国有资产（企业）进行直接管理（干预），政府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管理者和经营者集多种职能于一身，企业毫无生产经营自主权。改革后建立了“国资委（局）——控股公司——企业”的管理体制框架，国有企业在现代公司化改组过程中正在形成相应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式的“法人治理结构”。国有资产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由原来的行政关系转变为市场化的“委托——”关系。 

2.2 计划体制的改革 计划体制改革以来，一方面，指令性计划已经或正在变为指导性计划和政策性计划（如产业政策等）。计划的行政色彩已大大减弱；另一方面，计划的比例大大减少，市场调节的范围不断扩大。绝大部分商品、劳务和生产要素的产销、供求等已基本放开，市场已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或主要作用。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是通过价格机制实现的。以前中国实行计划价格，它既不反映供求，也不符合价值；改革后，先后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和调整了工业消费品价格并采用“价格双轨制”。 

2.3 财税体制的改革 在国家与企业等纳税人之间的财务税收关系上，以前由国家实行统收统支，企业没有理财自主权。80年代后的两步“利改税”，规范了国家与企业之间分配关系，但存在税收不统一，税负不公平，税制过于复杂的问题。近几年分税制财政体制的确立和增值税作为主体税种的税收体制的运作成功，标志着新的财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形成。在新的财税体制下，财政收支体制的改革，各税种的调整和完善，预算外及体制外资金管理的规范，使政府在增加财力的同时，保证其职能能够完整地发挥，并改善了对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 

2.4 金融体制的改革 改革前，中国实行单一国家银行制度，中国人民银行既是中央银行，又是商业银行，还是政府机关，金融依附于财政，构成“大财政、小银行”体制。现在，中国已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金融体系，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从中央银行中独立出来后，政府改变了原来对商业银行的严格的直接控制，取消了贷款规模的管理，在贷款发放上给予银行自主决策的权利，并促进银行间的竞争，使银行间业务相互交叉、渗透的程度不断加强，各商业银行提高了运营效率，对经济的发展起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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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强镇 行政管理体制 分权 区域经济

党的十报告中重点提出新型城镇化后，立刻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热点。但是十报告仅仅是一个纲领性文件，仍然需要在总体方向明确的情况下继续探索具体的实施路径。在中国城镇化道路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大城市优先发展还是以小城镇承载城镇化重任的争论。但是随着中国大城市发展日益陷入城市病的问题，大城市的承载容量已经成为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大城市能否继续大规模扩张推动中国的城镇化显然是值得怀疑的。在此背景下，中小城市尤其是小城镇就成为中国未来城镇化的中坚力量，尤其是在与国外的比较中更可以发现我国的中小城市数量明显偏少，重点发展中小城市，提升中小城市的数量与质量，使其成为容纳农村人口转移的重点是十分必要的。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批具有庞大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的经济强镇，其中有些经济强镇经济实力已经超过了一些县级、地级市，但是由于其行政建制依然是镇，阻碍了其进一步扩大城镇规模，提升城镇建设质量。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探讨这些经济强镇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在动力与逻辑，分析改革的障碍与难题，推动改革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强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农村地区已经形成了一大批人口规模大、经济实力强的经济强镇，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区位、历史等原因，一些经济强镇无论是在人口规模还是经济实力上已经超越了很多县级市甚至是地级市。如2013年广东省镇级GDP排名最高的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其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803亿元，高于省内潮州（798亿元）、河源（720亿元）、汕尾（710亿元）和云浮（623亿元）四个地级市。虽然经济状况出现了极大改变，但是在在行政建制上，这些经济强镇依然处于行政序列的最底层级，导致其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能力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对其进一步成长与扩张产生了不利影响。

首先，镇政府的职能定位难以满足经济强镇的发展需求。20世纪80年代，我国全面废除了制度，建立了乡镇政府管理农村事务，乡镇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征收农业税、维护农村稳定、做好计划生育工作。但是随着一些农村地区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以及人口集聚，乡村地区的人口迅速转变为城镇人口，其职能也要求做出相应转变，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管理与社会服务、新农村建设等职能应当纳入经济强镇的职能，但是由于其行政建制依然面向乡村，导致了这些经济强镇无法顺利转换其职能，严重制约了小城镇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小城镇财权与事权不相称。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我国各级政府间的财权得到了较清晰的划分，各级政府拥有了自己独立的收入来源。但是与此同时，相应的事权并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导致收入层层上缴，事务层层下压，乡镇政府作为行政级别的最低层级，成为矛盾的焦点。一方面，镇没有独立财权，税收大部分被中央与省市县各级政府抽走，镇政府所得财政分成极少；另一方面，镇财政支出极大。具体来说，设在镇上的职能部门如工商、税务、公安、土地、城建、房管、教育、卫生、邮电、广电等部门均由县（市）职能部门直接领导，镇政府没有权力干预，收入亦难于用于当地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广播、农机、农电、农技、种子、林业、水利、文化、兽医站等缺乏收入但是需要支出的部门全部甩给乡镇政府。缺乏收入来源以及支出庞大导致很多乡镇无力承担基本公共建设与服务。经济强镇虽然收入更多，不至于出现很多基层政府“吃饭财政”的问题，但是与其经济发展需要的公共建设与服务支出要求相去甚远，远不能满足当地居民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的需求。而且有些经济并不是十分发达的县，经济强镇的税收已经成为县（市）政府所在地城市建设与社会管理资金的重要来源，直接导致了经济强镇与县（市）政府的矛盾加剧，如浙江苍南县与其下属的龙港镇、平阳县与其下属的鳌江镇之间。改革财权与事权的分配对这些经济强镇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缺乏经济与社会管理权与执行权。能力是政治体系能够动员资源并制定公共政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程度。权小能弱是我国乡镇政府面临的普遍问题。东部沿海很多经济强镇产业、人口高度集聚，相应提出了更高的经济社会管理要求，但是镇作为最低一级的政府机构，受制于行政建制，其公共资源投入受到了极大制约，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如一般乡镇往往受困于人员过多、人浮于事的问题，经济强镇却缺乏足够的人员参与管理。如临近狮山的容桂镇，2013年，其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达 1414 亿元，工商税收达到 55.41 亿元，常住人口超过了 50 万。但是由于其行政级别仍然是正科级，其公务员编制在扩权前一直不到80人[1]。乡镇政府名义上是一级政府，但是在实践中却往往被虚化，作为政府的行政许可权、处罚权以及强制权往往在上级政府，工商所、税务所、派出所、土地所等作为县级机构的派驻单位，其对上级部门负责而不对乡镇领导负责，进一步弱化了乡镇的实际权力。在近些年基层政府机构改革的大背景下，乡镇政府有被进一步虚化的趋势。对很多经济实力不强，以农业为主的乡镇来说，这种改革方向是正确的，精简了人员，降低了行政成本，但是对于经济强镇，这个问题则另当别论。缺乏足够的管理人员与管理权限，造成了经济强镇职能部门被分割、分离，呈现离散型状态，不利于经济强镇的发展。在经济强镇中普遍存在经济、社会管理混乱的问题。河北省高碑店市白沟镇作为北方的箱包名城，在20世纪90年代陷入“假冒伪劣”与“黄赌毒”问题中，与义乌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白沟仅是一个镇级单位，缺乏各种社会管理权限，对市场不能有效监管，义乌则是一个县级单位，拥有相对较高的管理权限[2]。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行制度框架下，行政等级的权力划分与区域经济发展要求的管理权限已经出现矛盾，阻碍经济强镇进一步合理配置资源，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与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阻碍了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新型城镇化的进一步实现。

二、经济强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展、内容与绩效

早在1986年，国务院即在批转《民政部关于调整设市标准和市领导县条件的报告》中明清提出了“镇改市”的设置标准“非农业人口6万以上，年国民生产总值2亿元以上，已经成为该地经济中心的镇可以设市。特殊情况的镇设市时可以低于这一标准。”2004年，发改委在《十一五时期我国城镇化战略》进一步指出：“作为城市扩张的一个重要环节，乡改镇、镇改市、县改市（区）的改制升格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3]但从实际执行情况来看，乡改镇与县改市（区）的进展较快，而镇改市则几乎停滞不前，1986年福建石狮成功镇改市之后，没有一个镇能够镇改市，直到2014年6月，根据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等11个部门在今年6月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的通知》，准备选择镇区人口10万以上的建制镇开展新型设市模式试点工作。但是此后也仅将浙江温州龙港镇与吉林延边二道白河镇列为试点单位，其中二道白河镇显然不属于经济强镇的范畴。

虽然在中央层面对镇改市落子谨慎，但在地方层面上，由于小城镇迅速发展，对区域经济影响重大，因此一些地区尤其是沿海小城镇发达的省份，纷纷开展了“强镇扩权”、“扩权强镇”的行动，将大量经济与社会管理权限下放给镇政府，其中尤以县域经济发达的浙江最为突出。

20世纪80年代，全国推行了“市管县”改革。但是在这场“市管县”体制改革运动中，浙江根据自己中心城市较弱的实际情况，将更多的权力保留给了县，其地级市的权力明显小于其它省份，随着县域经济的崛起，浙江实行几轮“强县扩权”，使县域经济保持了发展活力。在“强县扩权”的同时，浙江也注意到了非县城的经济强镇的崛起，1994年，浙江就确定了100个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推动小城镇的现代化建设。2000年，浙江在实施城镇化战略时选择了优先发展小城镇的战略，确定了136个中心镇，主要是推动小城镇的综合改革。2005年，浙江在绍兴县的杨汛桥镇、钱清镇等5个镇进行中心镇培育工程试点（即“强镇扩权”）。2007年5月，浙江将这一范围扩大到141个中心镇，并且实行了更大程度的放权[4]。浙江大规模的“强镇扩权”标志着浙江在经济强镇的行政体制改革中迈出了关键性的步伐。2010年2月，温州提出了经济强镇责大权小的问题，努力将乐清柳市镇、苍南龙港镇等5 个试点强镇建设成为镇级市。该年12月，浙江省提出赋予全省 27 个先行试点的镇与县级基本相同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浙江的经济强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走在了全国前列。除浙江以外，其它沿海地区也纷纷展开了试验。2009年，广东佛山顺德区试点放权强镇，将大部分事权向镇街下放，目前该市十个镇街均已获得县级管理权限；佛山南海区也同样启动了强镇扩权，将大部分市区的审批权限下放给镇。2010 年 9 月山东省宣布将启动镇级市试点，计划用 3―5年时间将省内 20 多个中心镇培育成小城市。

浙江“扩权强镇”的主要特点在于其并不是一次普遍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而仅是针对经济实力强、辐射力大的经济强镇所作出改革，其中心在于调整既有县镇关系，向经济强镇下放部分甚至是大部分县级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提高经济强镇的经济社会管理与服务能力。具体来看，其下放的权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财政分成与投资体制。按照财权与事权一致的原则，在财政收入分成比例上向经济强镇倾斜，使经济强镇可支配财力大大增加；加大投资体制改革力度，允许经济强镇设立城建投资公司，筹集资金投入城市建设；改革贷款融资体制，拓宽服务领域，增加经济强镇贷款的额度与便利性，解决经济强镇贷款难的问题；加强对经济强镇的投资，省里拨专项资金用于经济强镇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支出等，并对经济强镇的建设项目优先立项。第二，改革经济强镇的建设用地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户籍、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是小城镇建设用地的制约条件，为此，浙江加快了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使用改革，逐步探索合理的土地流转方式；省里在下达用地指标时，也专门留有经济强镇的用地指标，以缓解经济强镇由于镇区面积迅速扩张带来的用地紧张问题。随着土地由农业用地转化为城镇建设用地，大量丧失土地的农民以及流入城镇打工的农民的身份产生了巨大转换，原有的户籍制度已经无法反映居民的实际情况，对列入改革范围的经济强镇，只要居民在居住地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与合法固定住所，即可以办理当地城镇户口，得到与当地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权利。第三，扩大经济强镇的社会管理权限与执行权。将县级政府拥有的部分社会管理权限下放到经济强镇，使这些镇不必再前往县城审批事务。对派驻在镇上的县级派出机构，在人事任免与考核上，也纳入镇的考核体系，使镇真正成为一级具有社会管理权的政府。

浙江的改革取得了良好效果，随着财政分成比例的提高，经济强镇的财政收入得到明显提高，如浙江绍兴钱清镇 2006 年税收达到 4.97 亿元，但可支配财政收入只有 1 亿元。强镇扩权实施后，税收达到6.5元，其中增量部分全部归镇政府，仅此一项，即使可支配财力提高一倍以上，城市建设与社会保障经费得到极大充实[4]。通过各种方式向镇政府授权，镇政府可以直接行使的权力扩大，行政效率得到了提高，很多事项不必再前往县市政府审批，为企业提供优良的投资环境的能力得到了提高，很多已经准备将总部搬迁到大城市的企业放弃了搬迁打算，并且吸引了一些已经迁出企业将总部回迁。在服务能力提升的同时，其管理能力也得到了提升，环境污染、社会治安等以前难于管理的问题也取得了较大进展，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转，环境污染问题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治理。

三、经济强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仍需讨论的问题

经济强镇扩权已经成为经济发达地区的共识，并且一些省份已经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是在改革中仍然面临一系列的难题，其中首要的则是如何分权的问题。

按照《宪法》规定，省、市（县）、乡镇是三级政府组织，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已经演变成为了省、（地级）市、县（县级市）、乡镇四级政府模式，而且乡镇的权力被虚化。单一制国家政府间的权力划分存在两种模式：法律化的权力划分和行政化的权力划分。我国政府的权力安排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确立的，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依然停留在非制度化的层面上，政府间权力安排并没有依靠法律与制度固定下来，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往往依靠上级政府授权，镇政府的权力则来自县级政府的授权[5]。由于中国的分权依然是不稳定的，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首先依赖中央下放的权力，这就决定了越到底层权力越不稳定。

已有很多文献证实了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是中国转型期经济取得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6]，这也可以用于解释为何在此次“强镇扩权”的改革中，地级市政府是一个积极的推动者，通过下放县级政府权力给强镇，刺激强镇经济更快的发展，可以使地级市在市域范围内受益。然而县级政府无疑是此项改革的利益受损者，无论是财权还是事权的下放，都会使县级政府的直接利益受到极大损失，而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只能在很小程度上弥补县级政府的损失。这也是为何此项改革在各地的进展并不相同，甚至出现一些地方镇的权力被重新收回的问题。因此如何界县级政府下放的权力，以及如何部分弥补县级政府因财权、事权下放带来的损失也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中国的行政体制是一个“职责同构”的体系，从中央一直到乡镇的党政机构设置高度统一，造成了上级有什么样的机构，下级就有什么样的机构对应，这是中国地方政府人员膨胀，盛行的重要原因[7]。如果继续扩张镇的权力，那么结果必然是镇真正成为一级政府，其人员配置必然出现膨胀，使精简机构与人员的构想落空。而且在目前以GDP为首要考核指标的前提下，一旦镇成为一级政府，那么其必然更加追求高速的经济扩张，而放弃其它目标的实现，甚至助长已经在县域、市域经济中出现的地方保护主义，加剧地方经济的封闭性，由于镇域空间有限，封闭性必然带来更大的不利影响。而且镇域空间有限还会影响到进一步成长之后的扩展空间。

因此，经济强镇的行政体制改革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放权问题，在放权的同时有必要进行综合改革。至于此问题，由于篇幅所限，另文加以探讨。

参考文献：

[1]林小昭.“大脚不再穿小鞋” 广东巨型镇有望改市[N].第一财经日报，2014―9―16

[2]刘秉龙，杨桂花.白沟模式研究[D]. 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1）：236―238

[3]黄忠怀，周妙.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超级大镇”设市研究[N].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4）：10―13

[4]陈剩勇，张丙宣.强镇扩权：浙江省近年来小城镇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J]. 浙江学刊，2007（6）：215―221

[5]张志英.扩权强镇促进新型城市化探索[J]. 农村经济，2013（11）：85―87

[6]张军.分权与增长：中国的故事[J].经济学（季刊），2007（1）：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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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教学方法 存在的问题 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7）02（b）-0200-02

1 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必然性

在我国，政治经济学课程开设由来已久。但目前的教学方式仍然是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教学的不多，这显然不符合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和高校转型的需求，因此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的改革已经势在必行。

1.1 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自2014年7月提出“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以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绝不能照搬西方的经济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实践；在改革中，必须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动摇，以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增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自信，推动政治经济学的繁荣复兴。这就为高校教师讲授政治经济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目前西方经济学占比重比较大的情况下，怎么样让学生加强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兴趣就成为高校教师需重点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教师的教学方法要多样化，要大胆使用不同于传统式的教学方法，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深入人心。

1.2 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是高校转型的必然要求

2014年教育部在工作要点中指出，要引导一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类高校转型。财经院校也需要本着服务地方经济的目标而转向应用技术型。随着财经高校转型的不断深入，即不断地由研究型或教学型学校向应用技术型学校转变，在这个过程中，高校的培养方案和相关的课程体系也必须要进行转变，除了让学生接受理论知识外，更多地应让理论和实践进行结合，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政治经济学作为财经院校的专业基础课，它发挥着立德树人和为经济类、管理类等具有应用技术型特征的专业奠定理论基础的作用，因此政治经济学课程在人才培养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为了适应高校转型的要求和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师的教学方法必然要做出转变。

2 目前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存在的问题

目前高校的政治经济学教学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2.1 “老师讲学生听”的填鸭式教学依然盛行，不能适应高校转型的需要

在我国，教师教学大多数采取的是“老师讲学生听”的填鸭式的教学方法。教学方法的改革明显滞后于其他方面的改革，课堂上老师讲的多，大家仍然习惯于灌输式教学；学生讨论的内容和次数少、不深入，学生参与度不高。虽然在某些课程中引入了案例式、启发式等教学方法，但这些教学方法一直难以在课堂中真正推广，从总体上看并没有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模式，这显然不符合应用技术型高校的需求。

2.2 教学方法不能与教学内容相一致

在高校中，政治经济学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两部分内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前提，后者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前提，在内容上也有明显的差异。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可以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不能只局限于一种，授课教师要仔细研究教学内容，并辅以相适应的教学方法，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让理论能指导实践，消除理论是“空洞的、高高在上的、无用的”的误解，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3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弱

大学生从入学教育开始，一直接受“灌注”式的教学，这些教育经历已经决定了他们习惯或比较喜欢老师讲学生听的教法。教师采取启发式、讨论式等教学法，需要学生的积极参与和投入，但有相当数量学生不喜欢在学习中付出太多努力的思考，也不喜欢独立工作，学生不愿进行改变和不太配合的状况影响了教学方法改革的效果。

2.4 教师的教学方法改革责任意识和改革努力不够

教师进行教学改革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改革就意味着有成功也有失败，这就使得有些教师对教学方法的改革有畏难心态，不愿意进行改革。加上高校管理强调教学规范，忽视了教师的个性化探索，因此导致高校教师对教学改革的积极性不高，而不愿自觉开展教学方法的改革。

3 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对策建议

应用技术型财经高校的教学方法，是结合专业培养目标和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导向的老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的激发学生学习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它主要从以下三个层次展开。

3.1 教师要发挥主导作用

教师要适应经济发展和学校转型的需要，树立教学改革意识，主动进行教学改革。目前高校中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发生动摇，在教学实践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应对政治经济学面临的挑战，理论教育工作者都有着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我们要从自身做起，无论在教学内容的改革上还是在教学方法的改革上，都要有所担当，发挥主导作用。

3.2 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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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教养 制度 行政处罚 |

 

一、案情回放 

 

2007年8月6日，上海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做出劳动教养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2007年7月9日，侯某某为向他人索讨赌债，纠集徐某某、张某某、陈某某、胡某、刘某某、颜某等人，携带大砍刀、折叠刀至上海市江场路1400号附近时，被发现并当场查获。刘某某不服该劳动教养决定，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确认劳动教养决定书违法，并予以撤销并赔偿损失。 

对于原告诉上海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劳动教养行政处罚一案，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在劳动教养决定书中，仅对侯某某等七人的行为进行了概括性的认定，对刘某某实行了哪些寻衅滋事行为，则未做出具体的认定；被告做出的劳动教养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依法应予撤销。 

对于原告刘某某诉上海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劳动教养行政赔偿一案，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据此对原告采取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侵犯了原告的人身权，被告自2007年8月9日起至释放日止，按每天83.66元支付原告刘某某被限制人身自由的赔偿金。被告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给原告刘某某。 

一审宣判后，被告对二案均不服，上诉至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主张不予支持。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案件已经自动履行完毕，被告共赔偿原告限制人身自由的赔偿金19241.8元。 

本案的处理中涉及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适用，从案例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存在合法性不足、合理性令人质疑、审批权缺乏监督等诸多问题，这与当前我国依法治国和建设法制社会的治国方略是及不相称的，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对该项制度的反思。 

 

二、案情评析：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合法性不足 

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主要依据是：国务院1957年8月3日制定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和1979年11月29日制定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1982年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前两种属于国务院行政法规，后一种属于行政规章。这些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存在着很多相互矛盾的地方。 

（二）合理性令人质疑 

劳动教养作为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或作为一种治安行政处罚，其适用的对象主要是“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不够刑事处罚”的人。但这种处罚比适用犯罪人的管制和拘役这两种刑罚还要严厉，甚至严厉得多。 

（三）审批权缺乏监督 

目前，劳动教养工作的法定领导和管理机构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民政、公安、和劳动部门的负责人兼职组成，并未设置专职的负责人。它们主要的法定权限有两项：一是审查批准收容劳动教养人员；二是批准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和延长或减少劳动教养期限。实践中，这两项职权分别由公安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以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名义行使，可以不经检察院审查批准和法院开庭审理，缺乏公正合理的法定程序，缺乏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机制。司法行政部门的劳教机关也不仅对劳教人员提前解除劳教、延长或减少劳教期限拥有审批权，而且还授权劳教场所可以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名义行使对劳教人员减延三个月期限内（含本数）的审批权。 

 

三、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劳动教养制度曾经发挥过其积极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当前更应该正视其存在的不合理之处，尤其是在维护公民基本人权、保障公民人身自由权利方面的明显弊端。改革不是要彻底否定过去，而是为了面向未来。当前我国的治安状况并不乐观，把劳教制度完全取消是不切实际的。因此，根据依法行政的基本理念，对现行劳教制度进行合法、合理的改革，是当前真正有意义的选择。

（一）依法明确适用对象 

当前，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已经由最初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规定的四种扩大到现在20余种。随着治安形势的变化，地方性法规也在扩充其适用对象，从而使劳动教养适用对象增加过多过快，甚至在实践过程中被“灵活地”滥用，一些不应当被劳教的人员。因此，劳动教养立法时，必须使其适用对象法定化，避免对象上的泛化。具体而言，主要应适用于以下几类行为人：（1）多次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违法行为人；（2）有犯罪证据但没有必要予以刑事处罚的轻微犯罪行为人；（3）有严重潜在社会危害的违法者；（4）《刑法》规定的由政府收容教养的未成年人；（5）确有司法证据证明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人员；（6）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应予司法矫治处分的人员。 

（二）促进处分期限的合理化 

从现行立法规定来看，劳动教养的期限为一至三年，必要时可延长一年。与刑法中的管制和短期自由刑相比，在严厉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违背了罪（错）罚相当的原则，在实践中会导致种种反常现象。 

笔者认为对于矫治期限的设计，一是采用相对确定矫治期限的立法模式，也就是规定矫治的最低和最高期限，具体每个矫治对象适用的期限由法官根据人身危险的不同性质来决定，如戒毒型矫治人员的矫治期限一般应高于普通常习性违法者的矫治期限。二是应建立健全人格调查制度。人身危险性是根据矫治对象的成长过程、人格特点、精神状况、违法行为历史等一系列因素做出的判断，客观上要求建立人格调查制度。三是法官宣布的矫治期限并非不变期限，而是根据矫治对象的人身危险性的增减可以减期、提前解除或延长期限。矫治期限变更的决定应由执行机关决定，决定过程中应充分听取矫治对象的意见和建议，并进行人身危险性的科学评估，最大限度地防止裁量随意性以及自由裁量权力的滥用，不能单纯地以违法者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作为决定处分的定性因素。 

（三）完善程序，加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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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经济转轨 经济体制改革 宏观调控

一、引言

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尤其是在以1989年经济治理整顿为起点，经济从短缺经济向需求经济转轨开始，经济运行中一直存在着一个基本矛盾，即经济体制改革与宏观调控的矛盾。这个矛盾从改革开放开始，到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以及未来可预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和完善过程中，都将不可避免。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对于了解经济运行、宏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三者关系有深入的意义，从而增加掌控经济运行的能力与水平。

二、近年来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

经济转轨以来，中国已完成了六次大规模的宏观调控。前四次调控在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过程中，紧缩性政策总体呈现出较为显著的调控效果；后两次调控在应对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与局部经济过热、投资膨胀的过程中，扩张性和“有保有压”的政策调控总体体现出密度大、组合性强、力度大等特点，但调控的效果却大大低于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政策失灵的现象（庞明川，2008）。在2003年以来以抑制固定资产过快增长和产能过剩等为目标的宏观调控过程中，又出现了三个现象：一是无论是针对经济过热、投资增长过快还是对房地产行业的治理，所出台的政策收效甚微，迫使政府不得不连续出台了被称为“政如急雨”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而二是宏观调控中已经较少使用的行政手段在市场化进程已经取得明显进展的背景下又重新得到使用，甚至是“重用”；三是在这轮调控中出现了罕见的“多次调控”现象（高辉清等，2006）。在2007年底以来以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和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过程中，还出现了短期内的多次连续调控现象。

这些现象引发了理论界的激烈争论，其焦点在于：中国宏观调控的效果究竟如何？为什么宏观调控的效果背离决策者的初衷和预期？为什么会出现一轮调控周期中的“多次调控”和短期内的多次连续调控现象？

三、宏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矛盾

本文尝试从宏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矛盾角度来回答上述问题。宏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矛盾很容易被归入是经济总量问题还是经济结构问题的矛盾。但本文并不认同这个观点。

从1989年的经济转轨开始到1994年、1998年的宏观经济调控，为了稳定经济总量发展，宏观调控中不可避免的采取了许多人为的、非市场化措施。这些措施每一次也不可避免的对于整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或发展起到一定的限制，甚至是打压、破坏的作用。这在1989年的经济治理整顿中表现的最为明显。虽然理论上宏观经济调控与经济体制改革可以人为的统一起来，但在实际中却很难做到两方面都能有所收获，因此，把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人为的统一起来，是一种不尊重现实的、不切实际的说法。最有力的例证，就是为了应对1994年通货膨胀和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宏观调控措施，几乎使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资本金融市场无法进行任何前进的改革措施，甚至是一种向计划指令下的经济体制的倒退。

宏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矛盾产生于我国破除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的经济改革大背景下是一种必然的经济现象。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带来了经济总量发展的不平衡，对于经济总量发展不平衡采取的经济措施又限制了解决经济结构不合理、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前进。这就是这种矛盾关系的基本问题链条，表面上看是一种相互制约、相互对立的恶性循环关系，实际上还存在着一种新的相互协调和统一的关系。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一个综合、复杂、缓慢的过程。从市场因素的形成、市场关系的建立到市场规则的完善，市场力量是一个逐步从弱到强、从不稳定到趋于稳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时间。长期性的改革时间使得改革者要具备相当掌握经济发展的能力。只有经济运行在改革者可掌控的范围内发展，那么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才不会断链，经济体制改革的积累效益才能得以保证，经济才能得以发展。这里，经济运行的可掌控性不等同经济运行的确定性。

我国经济体制真正建设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从计划下的短缺经济结束开始算起，也就是二十年时间，中间经历过六次宏观经济调控过程。无论从经验还是理论上来说，我国的经济体制建设都处在一个初步建设的发展阶段，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发挥正是受到了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课题组（1999）认为，在市场化过程中，政策效应的发挥往往离不开体制上的相应变革，因为体制的不完善不仅会使任何一个政策操作产生正负两个方面的效应，而且有可能进一步放大负效应而抑制正效应。

综上所述，宏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矛盾关系表明，中国的宏观调控不应沿用和照搬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而应该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情况相适应、相符合。

四、经济体制改革初步建设阶段的宏观调控政策思路

理论上，宏观调控的目标包括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促进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从单纯的经济意义上说，这是没有任何错误的。但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经济体制改革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在与政治体制相互纠缠和对立统一的关系中，这是不能回避的。以前在政治意识形态下的计划与市场激烈之争，对于整个宏观调控措施的选择和经济运行都产生了直接重大的影响。政治意识控制经济运行是以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主要特色和矛盾。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这个影响还不可能消除。但是，减少政治意识对于整个经济运行的影响，逐步建立经济运行的独立性，是处理经济体制改革和宏观调控关系中最基础的一步。同时，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还需要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共同发展。现在再来看中国宏观调控的目标，在经济、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制约之下，它只能是一个为维护经济短期效益而存在的一个经济手段短期行为。这样，维护经济稳定看来就成了宏观调控的惟一目的。

从1989年的经济转轨开始，无论从政治意义上还是经济意义上，维护经济稳定都一直是宏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最主要的目标之一。但是，这个目标本身和中国经济体制破除和建立的过程本身却是相互对立的。既要破除旧体制、建立新体制，又要保持经济稳定性，这对于本身没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经验的中国经济改革者来说，可以说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

但是，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在一个失控的经济运行环境中前进。所以，适当降低保持经济稳定性的目标，改为加强对经济运行的可掌控性，允许经济在合理的范围内有序振幅，经济的动态平衡发展就是可能且可行的。这对宏观调控的理念和方法将会产生重大影响，宏观调控将从以前的直接堵、强力改，变为以疏导为主、以体制建立为先，改变以前宏观经济越想人为稳定却越不稳定的局面。同时，经济体制改革也会在更宽松的环境中前进。

参考文献：

[1]高辉清 胡少维 包 静:《目标方向逐步清晰 二次调控该如何出手》[N].《中国经营报》，2006年6月19日

[2]顾海波：《本次宏观调控成为“空调”》，省略 2006-05-11

[3]李义平：《宏观调控为何如此频繁》[J].《人民论坛》，2007年5月22日

[4]庞明川：《中国宏观调控的体制基础与政策绩效》[J].《世界经济》，2008年第7期

[5]张永生：《中国的高投资、消费率与宏观经济稳定》[R].国研报告，2007年1月24日

[6]朱方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M].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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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水利；经济体制；现状；改革对策

我国对于水利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晚，虽然借鉴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但考虑到国情问题，实施的水利经济体制与应用的经济核算方式有很大差异。因此，我国水利工作人员应加大对水利经济的研究力度，建立与我国国情相符合的水利经济体制。

1水利经济体制现状

1.1投资力度不足

我国水利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经常会存在技术落后、经费不足或工程设施老化的现象。此外，水利部门具有公益性，其获得的收益是十分有限的，某些时候都不能保证员工的薪资，这导致企业职工队伍不断缩小，长期下去影响到水利工作的正常开展。

1.2思想观念落后

与其他行业相比，水利经济体制改革难度较大，主要表现在水利工作人员并未彻底转变思想观念，过分担心水利行业属于某些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从而很难进入市场进行有效的竞争，更担心改革不成功对“国计民生”产生影响。我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的中小型水利工程主要依靠民工投工投劳建成，被人们错误的认为属于群众共同所有，因而并未征收水费；一些中型工程也很少征收税费，给工程正常运行管理带来诸多难度，因此很难进入市场。可见，我国仍然普遍存在水利吃国家“大锅饭”，社会喝水利“大锅水”的问题。

1.3缺乏专业性管理人才

水利行业的管理者多数属于水利系统技术人员，在水利工程建设方面具有诸多学识与经验。但我国进入市场经济后并不适应新的管理模式，甚至对其比较陌生，因而很难进入到角色中。与此同时，我国大多数水利企业对以往的“计划水”到现在的“商品水”的认识不足，很难改变管理模式，因此管理水平并不高，对水利行业的发展前景并无远瞻性。

2水利经济体制改革对策

2.1认真贯彻相关政策，促进水利经济市场化建设

应认真贯彻我国水利产业的相关政策，保证水利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发展高度融合，以当地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做好水利工作，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同时，按照甲乙类水利项目的性质差异理顺投资主体，积极引进竞争机制，不断规范公司化改造，保证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相符合。

2.2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水利产业的发展与运转离不开资金的支持，政府应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让其紧跟时代步伐及时更新并引用高水平技术与设备，并解决在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

2.3坚持“三个有利于”原则

要想实现水利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目标，还应坚持“三个有利于”原则，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这就需要水利工作人员在改革过程中严格遵循以上三个原则，通过水利经济体制改革提高职工的生活水平，促进我国水利事业可持续发展。

2.4积极改革水利产业体制

国家应该对水利产业进行体制改革，明确该行业的职责，保证工作分配的合理性以及司法过程的统一性，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提高人们对我国水利产业的满意度，进而为实现水利经济体制改革奠定良好的基础。

2.5建立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的投入体系

建设水利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与资金，因此需要动员多方力量，实施多元化的投入主体。政府部门、水利产业经营单位、农民个人、社会各方面都应明确自身职权，做好协调配合工作，积极承担应该承担的投资责任。在机制上应积极改革“大锅水”投资、无效益投资等现象，严格按照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等价交换等要求形成主动投入的新机制。在投资来源方面应增加渠道，如银行贷款、财政拨款、社会集资等。严格遵循“谁建设、谁管理、谁收益”的原则，积极打破各方面限制，如行业、地域、体制等界限，积极鼓励外商、单位以及个人严格按照产业规划要求合资、独资与合作经营水利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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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更可持续

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分析指出，全会在总结35年改革开放成功实践基础上，重申发展是第一要务，强调改革是发展的动力，给社会各界吃了一颗“定心丸”，告诉人们未来中国仍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将坚持改革开放。

过去35年，是我国全面实行改革开放的35年，也是我国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最快、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35年。

“回顾发展历程，没有农村改革，就没有农产品的极大丰富和农业基础的稳固；没有国企改革和非公经济发展，就没有今天工业大国的地位；没有恢复高考，就不会有今天那么多的建设人才。是改革，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祖新说，“实现蓝图靠发展，发展要靠改革。过去的经验是这样，未来也是这样。”

面向未来，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要实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硬指标”，还要完成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一系列重要指标；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社会正面临转型升级的巨大挑战。

新的历史起点上，靠什么突破体制机制障碍，顺利完成转型升级，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全会为我们指明了方向，那就是不仅要在经济领域充分发挥改革的牵引作用，而且要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聂高民看来，全会实际上为改革做好了“顶层设计”。比如，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重点，制订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的时间表，做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决定等，“中央进一步加强改革的统筹协调，必将推动发展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市场将在资源配置中起

“决定性”作用

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前的提法是‘基础性’作用。对市场作用提法的升级，凸显了中央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决心，打消了一些人对中国未来发展改革方面的疑虑，预计未来经济体制改革将有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王军说。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这是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中国改革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市场体系仍不完善、内生动力有待增强、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等突出问题，成为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要着重攻克的难关。

全会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其中包括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着力清除市场壁垒，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等。

聂高民认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初步建立，但仍然存在不少壁垒；商品价格虽然实现了主要由市场来决定，但要素价格市场化仍然滞后；城乡建设用地的二元分割，制约了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下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来解决。经济体制改革既要激活微观活力，又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全会在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同时，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不应当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立起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都应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平等参与竞争，在此基础上是可以实现融合的，股份制就是一种混合所有制。”聂高民强调。

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全会提出，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王军认为，在坚定推进市场化改革解决政府“越位”问题的同时，要解决好政府的“缺位”问题。在简政放权、减少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的同时，要加强市场监管，尤其是事中、事后的监管，维护好市场秩序；要增强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职能，大力发展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

发展成果将更多更公平惠及

全体人民

改善民生，是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全会提出，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满足人民需求。

全会指出，要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 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全面深化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正面回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意味着促进公平正义将进一步提速。”王军说。

改革开放35年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随着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以及区域差距的扩大，征地拆迁、公平竞争、收入分配、教育医疗等方面问题不断凸显，提速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愈加迫切。

“从以人为本到进一步强调促进公平正义，体现了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丁宁宁说，“公平正义不是拉平，而是要让大家在享受同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条件下，在同样的法治环境下平等竞争。与此同时，要让社会保障体制为人民群众提供最后的支持，让人民在遇到问题时仍然充满希望。”

迟福林认为，收入分配改革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全社会都非常期盼。预计下一步在财税体制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收入规范化等方面将会有更多政策出台。

全会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全会还指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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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Reform of Economic System

主管单位：

主办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四川省成都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6-012X

国内刊号：51-1027/F

邮发代号：62-169

发行范围：

创刊时间：1983

期刊收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联系方式

期刊简介

《经济体制改革》（双月刊）创刊于1983年，是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经济理论刊物。旨在探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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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的诸多矛盾更主要的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所谓的市场机制“缺陷”

就如何正确认识体制问题,本刊近日采访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博导、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

正确认识体制转轨期的问题

人民论坛：针对发展中存在和积累的矛盾，有部分人动辄把问题归咎于体制原因，对此如何认识？

高尚全：回顾中国28年来改革开放的历程，人们有充分理由为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社会进步而感到鼓舞，这是坚定继续深化改革信心的基础。同时“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这并不能构成否定改革成就和道路选择的依据，但却足以说明中国改革依然任重而道远。

人民论坛：如何正确认识体制转轨期的问题，以及由于改革进展的不平衡积累的深层次矛盾？

高尚全：如何通过改革的继续深化，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体制基础，是一个更为紧迫而艰巨的课题。28年来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经验证明，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始终是一个互动过程。

改革本质上是利益关系的调整，但是，这种调整不是人为地重建和固化一种新的利益格局，而在于形成一种公平、富有效率的利益调节机制。然而，在利益分化导致社会分层的过程中，由于传统体制某些重要环节改革的滞后，制约了公平、有效的利益调节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并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影响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体制性因素。

我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不是对社会主义的放弃。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28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充分证明了我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完全正确的。但由于改革进展的不平衡，目前社会的确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对此应予以高度重视，但这些矛盾不能构成否定市场经济选择的基本方向。“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也不可能是一马平川。我们必须看到，目前一些社会矛盾中，更为主要的还是源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

行政性垄断，是体制转轨期的特殊现象

人民论坛：下一步如何深化行政性垄断部门的改革？

高尚全：行政性垄断使权力直接介入市场，不仅难以通过市场力量来打破，而且往往构成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的主要障碍。我国供给“瓶颈”的周期性出现，重复建设以及垄断产品和服务质次价高，基本都与行政性垄断相联系。特别是在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中，行政性垄断企业行为已经有所变化，其追求利润和降低劳动成本的动机已经无异于私营企业，但却没有形成有效的内部资本约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性垄断只应存在非营利性公共产品和服务领域，其评价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社会。

行政性垄断，是体制转轨期的特殊现象。衡量行政性垄断企业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主要不是利润的多寡，而是投入和管理成本控制与接受产品服务的对象满意程度之间的比较。对于这类企业部门的改革，关键是形成完善、有效的政府、法律和社会监督机制。而行政性垄断，完全属于体制转轨期的特殊现象，应通过规范的企业改制、扩大民营成分的市场准入，形成公平的市场竞争。近年来，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扩大市场准入范围以及垄断部门决策引入听证程序等改革，对于打破行政性垄断已经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依然还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对行政垄断企业评价、监督和制约的有效机制仍有待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人民论坛：如何认识经济转型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系？

高尚全：总体而言，经济转型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远不像成熟市场经济体中那样基本“定型”，而是一个市场关系逐步发展与政府职能转变的互动过程。但是，只要走向市场经济，就必须确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地位，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在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这个历史背景下，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是必然的。现实中的诸多矛盾更主要的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所谓的市场机制“缺陷”。在转轨经济中，“权钱交易”和公共领域的“缺失”恰恰是市场经济不成熟的表现，是市场“边界”不清的结果，不能作为指责市场经济或市场机制的依据。应特别强调公民基本权利平等的社会价值观，妥善处理各种社会利益关系。

人民论坛：如何正确认识体制转轨期的社会利益关系？

高尚全：要建立以利益调节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机制。经济转轨必然引起社会利益结构和思想观念方面的分化和整合。与改革前那种以平均主义为基础的阶级斗争统摄社会的状况相比，这种分化和整合无疑是巨大进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形成合理和有效的利益调节机制，避免、抑制和化解社会利益关系方面的过度失衡和矛盾。当前，应特别强调公民基本权利平等的社会价值观，建立规范的利益表达、对话和协商机制，引导各个利益群体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妥善处理各种社会利益关系。进一步调整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扩大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发展和完善社区自治、民间救助和慈善团体，使公民在广泛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形成新的和谐关系。

体制转轨期的政治体制改革

人民论坛：改革28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但相对经济体制改革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进一步急迫了。如何理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下一步如何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有哪些？

高尚全：要在宪法框架内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或环节，这些部分或环节的不适应本身就包含了不稳定因素，影响甚至危及社会的长期稳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绝不是某些人理解或主张的政权更迭。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要有政府和公民的广泛参与才会逐渐取得成效。政治体制改革也不同于历史上的政治运动，而是应按照宪法精神和框架稳步、有序地进行。历史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携手并进，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真正取得实质性进展和成功。中国改革已经进入全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中后期，社会不同层面的政治诉求需要新的整合机制，社会要求新的基本价值观，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对政府权力与责任的有效监督、以个人产权保护为基础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切实保障，正在成为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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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城市规划理论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07-0020-02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of China's urban development based on planning, whose premise is developde unde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urrent reform of society, politics and economy. Only a deep understanding and mastering of the reform can make the planning for urban, and the urban planning need development with ideal. Although the ideal can not be realized completely, by the efforts of action can we reach to the place which is near the ideal. How near we are away with the ideal is depending on our action, and the goal is to promote it future close to the the ideal state.

Key words: economic system; political system; urban planning theory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任何城市规划制度或体系都是与一定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相关，因此。其发展是并不一致的，也是不尽平衡的。城市规划作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建制之一，直接是在社会、经济、政治体制运作所许可的范围内生存、发展和发挥作用的，因此，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索对城市规划具有先决定性。在讨论中国城市规划的未来发展时，也就必须从具体的社会背景开始，揭示城市规划理论在社会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能发挥的作用，用以指导中国城市规划的未来发展趋向。

1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带来城市规划的转变

1.1 经济体制改革与城市规划的作用

我国现阶段所实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在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施行过程之后，尽管起因于自下而上的努力但主要还是经过自上而下的倡导而推行起来的。

回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国家经济计划及其相关经济体制的重大改革基本上始于1978年，基本成型于1992年前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在这一时期逐步建立起来的。虽然至今为止，还不能说完全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但国家主要的经济体制框架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这种根本性的转变，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概括来说，进入改革时期以来，对中国城市规划体制制度创新影响比较大的相关经济制度、管理体制变化有：（1）计划经济及其相关投资、价格及市场体制等方面的重大变革；（2）土地有偿使用及其转让制度、管理制度的变革；（3）房地产开发、产权处置、房地产金融以及相关行政体制改革。但是中国城市规划体制制度改革，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运行体系中尚未出现根本的结构性变革。城市规划属性从过去偏重于作为经济发展的技术手段向构建和谐社会的公共政策的转型，是新时期城市规划改革最根本、最深刻的内涵，也是当前城市规划工作者转变观念和转换工作思路的基本指导思想。城市规划编制特别是法定规划的编制，是体现城市规划公共政策属性、履行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载体和基本依据。我们要明确新形势下城市规划的属性和职能定位，强化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意识，充分发挥规划编制咨询工作对城市规划公共政策和管理的技术支撑功能，体现城乡规划公平合理地配置公共资源的作用，促进城镇化和城镇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规划编制咨询机构和规划编制工作者要以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为轴心，以依法编制规划为支撑，以维护公共利益为主线，推进规划编制工作和编制咨询机构的改革和发展。城乡规划编制工作要切实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和宏观调控的要求，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注意城乡规划与其他相关规划的衔接和整体作用的发挥，强化和深化城乡就业、产业结构、人口转移、社会发展、节约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环境保护、区域与城乡统筹和协调发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内容，注意研究和合理解决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联度最大的人居环境改善、旧城拆迁改造、中低收入阶层住房保障、公共交通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热点问题，从而为实现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有效发挥规划的引导和调控作用提供坚实基础。

1.2 政治体制改革和城市规划的地位和相应变革

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是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从更为理想的角度讲，这应该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政治体制的改革也就不仅仅是政府职能的转换，而是一场社会总动员。从比较狭义的角度讲，政治体制改革所面临着的是对各类机构的再界定，以及各类规范的再定义。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项比较直接而显在的内容。在中国，城市规划管理权的转变是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而进行的。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财政权和政府管理权，使地方政府获得了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因此也推动了城市规划管理体制的转变。在城市时代即将来临之际，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将进一步深化，相应地，城市规划管理的权限也面临着新的变化：

(1)城市之间的合作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