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定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通货膨胀定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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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分四部分。开篇阐明对通货膨胀作出定义的必要性。第一部分通过引述 历史 上通货膨胀的定义和 分析 其缺陷，进一步阐明下定义的必要性；第二部分列举了历史上几个典型的通货膨胀的案例；第三部分通过对所列举案例的分析，得出通货膨胀的实质并非弗里德曼所讲的货币现象，而是一种 社会 经济 现象；第四部分以第三部分得出的结论为依据，提出一些解决通货膨胀 问题 的浅见，认为解决通货膨胀的根本 方法 在于分配结构的控制。

关键字：通货膨胀 定义 本质 治理

正文

60年代以后，绝大多数 工业 话国家出现了10%以上的严重通货膨胀，以及通货膨胀与衰退并发的滞胀。在严峻现实的迫切要求下，西方对通货膨胀的 研究 出现了一个。各种关于通货膨胀的 文献 汗牛充栋，五花八门。维也纳理工大学教授赫尔穆特•弗里希把这些 理论 整理出来，系统地加以研究。发现不论是传统的还是 现代 的通货膨胀理论，都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通货膨胀的定义。“通货膨胀的概念未经进一步说明就加以使用了。”

新

二、 历史 上几个典型的通货膨胀案例

许多人认为通货膨胀是纸币条件下的特有产物，在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不可能发生。这种看法是很不确切的。以下关于通货膨胀的案例中，有纸币条件下的更有金属货币条件下的。这要求我们更深刻地探求通货膨胀的本质。

（一）古罗马的通货膨胀：铸币成色下降的恶果

公元138-301年，古罗马军服的价格上涨了166倍，自2世纪中叶至3实际末，小麦价格——物价水平的主要标志——涨了200倍。这一次通货膨胀，无论如何也不能归罪于纸币，因为纸币要到其后1000年才出现。

古罗马实行的是金属货币制度，包括金、银、铜和青铜。政府财政基本上采用现金形式。帝国的皇帝们为了强化他们对资源的控制，相继削减铸币尺寸或在铸币中添加贱金属。同时却希望凭这自己的权威保持其价值不变——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这种违背 经济 规律 的行为在罗马帝国 时代 代代相传，最终导致的结果是铸币贬值，物价上涨。公元235-284年，古罗马 政治 陷入无政府状态，通货膨胀臻于极致，铸币急剧贬值。在公元253-268年之间，银币的含银量还不到5%。

（二）黑死病与价格行为

14世纪中叶,欧洲普遍出现了温和的通货膨胀。在3年的时间里，物价至少翻了一番。作为通货膨胀，这一时期并不引人注目，值得重视的是它的背景——黑死病。这是一种能致人猝死的病疫。在当时，此病夺取了2000万人的生命，是当时整个欧洲人口的1/3。在病疫流行期间，商品的价格出现了突然的、短暂的下降。原因很明显，人口锐减导致需求下降，而流通中的货币及商品存量却基本不变，但幸存者的需求却是有限的。而随着疫情的过去，物价又回升了。原因是储存消耗殆尽，同时由于人口减少，产量随之下降——因为生产者的生活条件恶劣，因而生产人员减少的数量远大于有稳定需求的富人。

（三）西班牙：白银与价格革命

16世纪，西班牙物价上涨4倍多，年上涨率1.5%，贵金属过剩是这次通货膨胀的根源。1501-1600年，由墨西哥和秘鲁神话般的矿山产出的1700万公斤纯银和18.1万公斤纯金涌入西班牙。除官方渠道，走私的数量估计相当于官方进口的10%，相对于已有的储存，来自新世界的金银可谓数额巨大。无论如何，贵金属的涌入掀起了一场价格革命。这次通货膨胀价格上涨缓慢，没有对西班牙的各个经济部门产生什么 影响 。想想年增长率1.5%，这在 目前 来说是经济 发展 过程中一个再合适莫过的数字了。它证明了这样一些观点：

1. 货币不等于财富；

2. 和缓的通货膨胀可以和经济增长兼容；

3. 白银减缓了制度变革的压力；

4. 以贵金属为保证的货币制度并不能预防通货膨胀；

5. 西班牙最终没有留住海外流入的金属；

6. 始于西班牙的通货膨胀扩散到其贸易对象；

7. 对经济规律的懵懂无知并不妨碍人们自行其事；

8. 货币幻觉尽管充满了神秘，但如果人们警惕周围的变化，其迷惑性必将大大降低。

（四）德国：经典的通货膨胀

1923年间德国的经济状况——恶性通货膨胀，迄今为止只有1946年的匈牙利和1949年的

四、通货膨胀治理的浅见

在此定义下，物价上涨并不等于通货膨胀，只是通货膨胀这个 社会 问题 的一部分。解决通货膨胀的思路在此定义下得以拓展。一方面考虑物价为什么变化，一方面考虑社会制度对其的 影响 ，例如信用制度、分配制度、工资制度等。关于物价为什么变化，一直以来是人们 研究 的重点，而社会制度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则需要进行开拓性的研究。

笔者认为， 目前 条件下，首先实现完全 电子 货币化是可以缓和货币问题的压力的。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可用下图表示：

l gnp

b i c0

c y s i

b－中央银行 l－银行贷款规模 c－现金发行总量 i－全社会投资规模

y－个人收入 c0－消费 s－储蓄 gnp－国民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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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通货膨胀　通胀预期　分析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不断加深，国内通胀预期甚为强烈。探讨通胀与通胀预期的关系，对于避免我国在国际金融危机条件下通胀预期真正转变为通货膨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通胀与通胀预期的金融学概念

(一)通胀

通货膨胀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自从纸币在世界范围内发行流通以后，通货膨胀现象便愈加频繁地出现，关于通货膨胀的内涵，中外各国经济学家有着不同的定义，其中：萨缪尔森把通货膨胀定义为“价格和成本的一般水平上升――面包、汽油、汽车的价格上升，工资、土地价格、资本物品的租金上升。”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就是物价的普遍上涨”。琼罗宾逊认为“通货膨胀是由于同样经济活动的经济回报率的收益增长而引起的物价变动”。目前我国学者对通货膨胀的定义为：“通货膨胀就是货币发行过多，货币发行量超过了货币需求量；通货膨胀就是货币购买力的下降，同量的货币现在的购买力小于过去通货膨胀就是物价总水平上涨或持续一段时间的上涨，物价的上升部分超过了物价的下降部分，或物价只有上升部分而没有下降部分”。通过比较不难发现，尽管至今还没有统一的通货膨胀定义，但中外学者已不约而同地把物价水平持续异常的变动作为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内涵来考察，即从现象的角度来定义通货膨胀。

(二)通胀预期

通胀预期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产生的概念，伴随着理性预期学派而出现，该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如果人们普遍预期一年后的价格将高于现在的价格，就会在出售和购买商品时将预期价格上涨的因素考虑进去，从而引起现行价格水平提高，直至其达到预期价格以上。这种在市场预期心理作用下发生的通货膨胀被称之为“预期的通货膨胀”。西方经济学家对通货膨胀预期如何形成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们在形成预期时是“向后看”的，即主要根据以往的经验来形成对未来的预期，这种观点被称之为“适应性预期假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们在形成预期时是“向前看”的，即主要根据各方面的信息，分析有关变量发展变化的可能，从中形成对未来的预期，这种观点被称之为“合理预期假说”。

(三)通胀与通胀预期的关系

近年来对于通胀与通胀预期，宏观经济学家最新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观点：资产价格和物价之间可能并没有一个很强的因果关系，两者可能都是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外部经济环境和财政货币政策的“果”。笔者非常赞同上述观点。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不一定等于有明确因果关系，而以往的相关性规律在不同的外部环境下可能会分崩瓦解，这次的金融危机带来的所有资产价格的共同下跌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更倾向于对每个特定环境下经济变量的关系进行符合逻辑和市场共识的推导。通胀预期就是我们认为现在值得重视的一个变量。可能导致通胀预期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除了物价本身的上涨以外，宽松政策没有及时回收，或者是汇率、黄金价格，甚至是资产价格上涨的正反馈都是重要原因。但是由于缺乏衡量的工具，对通胀预期的判断更多是依赖于日常生活的直观体验(比如媒体开始鼓吹通胀到来)。必须指出的是通胀和通胀预期是两回事，有了预期不等于一定会真的有通胀。通胀未必和资产价格互相影响，但是至少在短期内，通胀预期对资产价格的影响会是正面的。

二　国际金融危机条件下国内通胀预期的诱因及表现

(一)国内通胀预期的诱因

近年来我国出现通货膨胀现象之后，特别是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条件下，国内学者对其成因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造成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是综合性的，西方传统的通货膨胀成因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我国发生的通货膨胀现象。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有人认为，“我国出现的通货膨胀不能简单归为传统通货膨胀成因理论中的任意一种类型，我国发生的通货膨胀既有需求扩大导致供不应求的原因，也有成本价格上升引起的产品价格的上涨(如：能源价格上涨导致我国制造业产品价格上涨，饲料价格上涨导致肉类产品价格上涨等)，还包括经济结构变动的因素(如房地产、公共建设形象工程、基础建设等行业投资过热导致价格水平上涨)。”也有观点在分析我国近年的通货膨胀成因时得出三点结论：①货币供给量过剩是造成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②资源稀缺导致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③受国际市场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外汇储备增加、国际贸易顺差，这些都导致了中国式通货膨胀的发生。

(二)国内通胀预期的表现

总理在今年的多次讲话中提出信心比货币和白银更加重要，在经济学中信心所对应的便是“预期”。对于预期较早的研究是从凯恩斯开始的，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曾专门论述了预期对就业和资本的影响，此后预期成为经济学中常用的重要术语。经济学中的预期是指对同当前决策有关的经济变量的未来值的预测。我们知道，在经济理论中，资产价格取决于对未来的预期。预期影响着商品的供给和需求，从而直接影响着产品和资本的价格，所以无论对产品市场还是资本市场，预期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价格本身就容易产生泡沫的投机品，预期的作用更不容忽视。控制通货膨胀，稳定币值是稳定个人预期的关键环节，随着全球金融体系不稳定性的显著增加，如何有效控制资产价格剧烈波动，是未来经济学家和各国中央银行所需要面临的更严峻的问题。

变幻莫测的预期转变和投资者的“牛群跟风行为”，是金融体系不稳定的根本原因之一。许多经济学家喜欢用“非理性”来解释预期转变和“牛群跟风行为”，有关的论文和著作不胜枚举。无论理性还是非理性，金融市场的“牛群跟风行为”，都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个人预期的形成是难以判断的，理性预期学派的大师卢片斯把主观预期和现实的关联，描述为最复杂的哲学问题。1945～1970年，基于固定汇率体系的全球经济体系，热钱流动规模非常有限，个人预期相对稳定，保证了真实经济稳定增长，预期稳定让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保持稳定的联系。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紧接着两次石油危机触发全球流动性暴涨以及个人预期的剧烈变化使新古典综合模型失效，随后兴起的新凯恩斯经济学、行为宏观经济学、行为金融学、动态凯恩斯模型等，本质上都是要回答一个问题：个人预期的转变怎样导致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而他们的一个共同基本结论是：只有当个人预期稳定的时候，经济政策才有可能实现所希望的目标。

在我国，人们更加关注将来价格水平的走势。央行表示，从长期看，通货膨胀压力正在逐步积累。货币政策的目标也由保增长，逐步转变为保增长、控制通货膨胀预期上升的轨道上来。去年以来，

我国经济实现V型增长，经济增长的势头逐步增强。同时，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价格环比由降转升，同比降幅收窄。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作用的效果逐步显现，随着经济步入上升区问，通货膨胀预期也在上升。目前保增长的经济目标基本达到，防范通货膨胀预期转化为现实的通货膨胀，将是下一阶段又一任务。实际上，从2008年9月开始，央行开始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当调减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增加基础货币供应，不断下调法定准备金率，货币和信贷持续上升。随着经济转好和货币流通速度加快，物价水平将会进一步上升，通货膨胀预期和通货膨胀潜在的风险也在上升。

三　通胀预期的预测分析――理性看待国内通胀预期

(一)通胀是否会发生

通胀预期如此强烈，是否就意味着真实通胀已经离我们不远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当前美元汇率持续贬值，货币供应量激增，大宗商品价格迅速上涨，人们的通胀预期来自于对这些因素的正常担心，但这些因素所发生的变化只是全球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正常化过程的一部分。我们不否认这些因素会对通货膨胀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但在现阶段，经济复苏尚不明朗的背景下，这些因素还不太可能形成全球范围内的严重通货膨胀局面。

(二)理性应对国内通胀预期

尽管一些学者和市场人士对明年的通货膨胀持乐观态度，认为明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不会很高，但是笔者认为必须尽早对通货膨胀保持警惕，为将来经济稳定增长打好基础。从实证数据的研究来看，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都有一定的时滞，货币供应量对总产出的影响通常是一个月到两个月，而货币供应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却需要较长的时间，根据弗里德曼的测算，大约需要两年时问。尽管通货膨胀不会马上出现，但是笔者认为等到通货膨胀起来，再采取措施控制，可能更加困难。因此我们应该未雨绸缪，及早管理，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必须控制引发通货膨胀发生的源头。货币主义的大师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它是由于货币数量的增加速度高于产出的增加速度而产生”。目前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各国都采取刺激经济的政策，恢复经济增长和就业水平，总需求上升和货币扩张总是相辅相成的。笔者认为，从货币政策的调控角度来看，为了控制通货膨胀的预期，必须调控好货币和信贷的变动。

一是控制货币和信贷增加的节奏。在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消费和投资信心下降，信贷市场冻结，需要政府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大量注入流动性。一旦经济恢复，信贷市场活跃，货币流通速度加快，货币和信贷的扩张必将推动物价水平上扬，因此央行就要适时控制货币和信贷投放的节奏，防止物价水平的过快上升。

二是调整央行公开市场业务的调控力度。我国央行主要是用数量型工具控制基础货币的投放，进一步来控制货币和信贷的扩张。目前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各国都在考虑刺激经济的政策何时退出，充裕的资金如果不能够及时回收，终将会形成购买力。为了防止通货膨胀预期会转变为现实的通货膨胀，我国央行也要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公开市场业务调控的力度，回笼流动性，控制通货膨胀预期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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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use of a comprehensive theory， this article tries to find the real-time calculation indicators and measurement methods of the total value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residual value， namely perfection indicators of GDP. And give the guidance of the overall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under the guidance of value law. In addition， through the full value， it also founds the definition of inflation or deflation， "all goods" rate of inflation or deflation rate is calculated， through specific calculation of all the goods and the rate of inflation or deflation rate， you can restore the value of paper money itself time， notes play the function of the physical currency，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control of inflation， deflation and financial crisis.

关键词： 国内生产总值GDP；国民经济总价值TH；消费品物价指数CPI；通货膨胀；紧缩率i

Key word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the total value of the national economy（TH）；consumer price index （CPI）；inflation；the ratio of the deflator（i）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30-0168-02

1 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根据国内生产总值GDP定义，它是一个国家或社会一年当中新增消费品市场价格价值之和。

显然，它包含以下含义：

1.1 它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一年时间的社会福利总的增长指标，不能代表其他国民经济情况。

1.2 它是使用货币价格计量的价值，如果货币没有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它的价值就是货币价格，而如果纸币货币存在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则需要去掉纸币的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因素，才是真正的总的年社会福利增长价值。

1.3 如果除以人口数，则得到人均年社会福利增长的量化指标。因此，一个国家的GDP指标大，表明年社会福利增长快，体现的是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快，而如果没有考虑到资源的长期合理利用，如煤炭资源及石油资源的滥采滥挖形成的短期经济效应，带来长期中的资源短缺的经济负增长，形成所谓的社会经济的“周期性”，这就是以往世界各国以GDP为指路明灯带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大起大落。

由于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全部财富的总价值，是由全部商品的总价值构成的，而一个国家的全部商品，不但包括消费品总价值，而且也包括投资类商品的总价值，并且是对比某一年称为基期的为参照的，这样，GDP只是一个国家的一年新增消费品的市场价格的价值，既不是一个国家一年当中新增的“全部”财富的商品的总价值，也不是整个国民经济总价值所在。

2 消费品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

CPI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全部“消费品”一段时间的平均价格上升或下降的价格指数指标。来自于统计上的抽样调查的结果，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的一段时间的消费品的平均物价上升或下降的百分比，如果这个百分比大，则说明这个地区的这段时间的消费品价格上升得较快，反之，慢。

在应用上，要得到这一指标，需要进行抽样调查，则抽样的方法及合理性，就决定了CPI的正确性，而抽样往往难以做到科学合理，难免带有随意性。且不说，它的实际取得上的可操作性，单从内容上看，由于它不是一个国家全部商品的价格平均上升或下降的百分比指标，不符合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率定义，所以，不能作为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计算公式加以使用。而在当代世界各国的媒体上几乎天天看到CPI，并把它当成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的指标加以宣传，实际上误导社会公众对于纸币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率的判断。而对于纸币的价值判断失误，就等于对社会一切财富的商品的价格的价值的判断失误。另外，由于CPI不是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的指标，则使用CPI对GDP进行价格换算得到的所谓的“实际GDP”也是一个虚假的价值结果。这样，GDP不但从内容上不能代表国民经济综合实力，而且在计算结果的度量单位下仍然不能体现真正的价值。

这样，要真正得到一个国家的全部社会财富的总价值及年新增剩余价值，就要对GDP指标加以完善，包括计算内容全面化及度量单位的价值化。

同样，要得到全部商品的一段时间的价格平均上涨或下降的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也就要对“全部财富”的商品的价格指数进行计算。这样就形成了国民经济总价值、剩余价值及符合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定义的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而这个全面化的国民经济总价值及剩余价值，才是整个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的体现，也就是历来世界经济学家们一直想往找到的GDP的完善性指标。而作为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才是判断保险柜里的纸币本身的时间价值的唯一考量标准。

3 国民经济总价值TH

国民经济总价值，是一个国家的全部社会财富的全部价值之和，用TH表示。

由于一个国家的全部社会财富既包括消费品，也包括投资类商品，所以有：

国民经济总价值TH=全部消费品价值之和+全部投资类商品的价值之和。

这样，GDP就是国民经济总价值中一年新增加的消费品价值之和，即：

GDP？奂TH

当一个国家的年新增消费品价值GDP增速快，则能够带来国民经济总价值的快速增加，带来综合国力的增加，但它绝不是综合国力的实际指标，只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的象征性指标。

而国民经济总价值TH，才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直接体现的指标，因此，可以通过它建立世界各国的综合国力排名。这对于确立世界各国的国际地位及国家品牌建设具有直接的硬性指标的参考作用。

注意，作为国民经济总价值、剩余价值的结果的度量，如果使用货币单位来度量，必须使用“实物货币”下的价格单位来度量。因为实物货币本身的投入加效用的全面价值与其他任何商品的投入加效用的全面价值始终一比一的一一对应。这时的货币价格就是商品的全部价值结果。

如果使用纸币价格来计算的结果，应当扣除当时的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也就是使用一切商品的统一的独立的“价值单位”来度量，可以使用“黄金价值单位体系”来度量，计算方法是：TH货币数除以当日的1克黄金的本国价格数作为当日的价值结果。并用价值Tianhua表示，表示的是1克重量的黄金。如经计算某国某日的TH总量货币数为1200万亿元，当时本国1克黄金的价格为200元，则1200/200=2万亿Tianhua，即相当于2万亿克黄金。这样，1克黄金本国货币价格越贵，则说明政府超发纸币的数量越大，通货膨胀越严重，则同样数量的纸币数除以后的黄金数量越小，对应的实际价值越小。反之，如果黄金价格越低，则说明政府少发了纸币，则换算为价值单位后的价值数量越大。如某一天，政府多发行了货币，带来1克黄金400元的价格上升，这时，同样的1200万亿元的TH，换算为价值单位后的价值为1200/400=3亿万Tianhua=3万亿克黄金价值，这样，同样的货币数量由于政府多发了纸币，表面上还是1200万亿元，但对应的实际价值只有3万亿Tianhua，即3万亿克黄金，而如果少发了纸币，带来1克黄金100元价格，则1200万亿元/100=12万亿Tianhua=12万亿克黄金，这样，表面上还是1200万亿元货币，但由于政府少发了货币，对应的实际价值却是12万亿克黄金。或反过来，同样重量的黄金，使用的纸币数越多，带来的商品的价格越高，使用的纸币的数量越少，则商品的价格越低。同样12万亿克黄金，如果使用1克黄金=1元纸币，则纸币数是12万亿元，而如果使用1克黄金2元纸币表示价格，则纸币数是24万亿元，而如果使用0.5元1克黄金，则可以表示为24万亿元的总价格，这样同样的重量的价值的黄金，前后纸币数量不同，带来价格不同，前者就是所谓的通货膨胀现象，后者就是所谓的通货紧缩现象。

4 通货膨胀、紧缩率i

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是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具体量化的百分比结果。

根据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定义，它是一个国家或社会一段时间的“全部”所有商品价格平均上升或下降的指标，这样，就等于是计算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一段时间的全部商品的价格的平均上升或下降的指数，即把CPI计算范围扩大到全部商品的价格指数上，即：

通货膨胀、缩率=（全部商品的现期价格-全部商品的基期价格）/全部商品基期价格×100%

当公式计算结果为正数，为通货膨胀率，为负数时为通货紧缩率。

除此之外，还可以根据一国国民经济总价值及货币数之比计算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

计算公式为：

通货膨胀率t=[■-1]×100%

如果t>0为通货膨胀率，如果等t

当我们有了一个国家全部财富的商品的平均上涨或下降的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以后，整个国家的纸币就能够通过去掉通货膨胀率水份或通货紧缩率贴金还原为实物货币下的价值表示功能，从根本上消除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带来的纸币的价值贬值或增值现象，带来整个社会的金融健康，使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在真实的价值分析判断基础上，使传统的带有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的纸币价格下的理论分析可以还原为真实价值结果的理论分析，并且对于日常生活中，诸如商品的保值计算也就成为容易实现的事，而对于存款的保值利率也容易计算。从根本上杜绝在商品-货币-商品-货币……买卖中纸币带来的价格扭曲及价值判断失误的社会现象。

参考文献：

[1]周天华，周京，著.周天勇主审.第四代西方经济学新体系 高级经济学.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11第一版.

[2]周天华著.高等金融学.国际价值研究中心出版社.

[3]周天华著.国民经济全面价值统计原理.国际价值研究中心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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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通货膨胀；微观经济学；收入；消费

由于对通货膨胀的内涵认识不一，西方学者进行了不同的解释，货币学派大师弗里德曼指出：“通货膨胀总是而且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它仅能有货币量的增长超过产出的增长来产生”，而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指出：通货膨胀（或通货膨胀率）指一般物价水平的年增长百分比。综合西方学者的看法，就得到了现在的定义，通货膨胀是指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即现实购买力大于产出供给，导致货币贬值，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而普遍地上涨现象，其实质就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从定义上来看，通货膨胀是指物价水平持续上涨，是长期性的。在市场经济中，通货膨胀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就目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下，通货膨胀对我国经济和居民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现阶段我国通货膨胀

目前，我国衡量通货膨胀主要有三个指标：生产者物价指数（PPI）、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和GDP平减指数。从讨论通货膨胀对居民收入和消费影响的角度，对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研究更有益于理解。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是指衡量所选定的一篮子消费品购买价格的指数。它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

2011年，我国对CPI构成和各部分比重进行了调整，形成了如下图所示的CPI构成及比重。

尽管目前我国CPI指数的构成及所占比重存在一定的缺陷，从CPI的构成来讲，其包括的范围较为狭窄，国家消费、生产消费、进出口商品均不在其范围之内，从各项目所占的比重而言，食品比重较大，这使得CPI对食品价格的波动很敏感，由于居住在CPI体系中所占的比重较小，所以使得CPI指数不能准确地表示我国通货膨胀水平。但是因其构成体系相对固定，所以通过对CPI的研究仍然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我国当前通货膨胀的水平。

随着美联储连续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了全球性资源商品价格呈现出逐步上涨，加之在全球经济复苏的大环境下，对资源性产品的需求量进一步上升，面临原料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压力进一步加剧。就国内而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场需求旺盛，而短时间内可能利用的资源有限，导致了成本支出的加剧。再加上四万亿快速放贷的刺激，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成本相继上涨，我国的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受前两年四万亿投资的影响，使得流通中的货币量远远大于实际需要量，2011年物价涨幅居于高位，虽然国家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但是仍然与政府将CPI控制在4%及以下的期望相去甚远，从2011年前10个月份的CPI指数来看，除了4月和10月有所下降外，其他各月均呈现增长的趋势，7月的CPI达到最高，为6.5%。从数据上来看，我国面临着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如果考虑到我国目前CPI构成以及比重的缺陷，现阶段我国通货膨胀率还是值得重视的。

自2007年初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持续走高，通货膨胀的压力日趋加大，持续到2011年末，我国CPI指数才有了较大的回落，总之，中国经济的巨型航母已经启动，然而近几年来的通货膨胀已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要正确处理好防止通货膨胀与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关系。既要抑制通货膨胀，把它控制在各方能承受的范围内，又要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出现大的起落。（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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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经济衰退,各国政府都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关于通货膨胀的担心再次出现。但也有人说,当前并无通货膨胀迹象,因为价格还没有上涨。

这两类人都在谈论通货膨胀,谈论的却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对于通货膨胀,学术界一向有两种看法,普及程度大相径庭。

不那么流行的看法是:通货膨胀是一种纯粹的货币现象。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部分因此得名。一向持有这种看法,并将其贯彻到底的,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比如说哈耶克。

按照这种看法,所谓通货膨胀,就是货币太多了。由于当代各国都实行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的制度,因而也可以说,通货膨胀,就是中央银行发行了太多货币,经济体中流通的货币太多了。当然,“太多”究竟以什么为标准,涉及复杂问题,暂且不论。既然人人离不开货币,事事离不开货币,一旦货币太多,就必然导致严重而广泛的问题,其中一项便是货币贬值。这很容易理解:市场上一种东西太多,其价格必然会下降,货币同样如此。它的另一个名称是―价格上涨。

这恰恰是另一种通货膨胀观的核心概念。来看看风行数十年的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给通货膨胀所下的定义:“通货膨胀意味着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今天,我们用价格指数,也即成千上万产品的加权平均价格来计量通货膨胀。”也就是说,通货膨胀等于价格总水平的上涨。

今天,从政府官员到经济专家,再到一般民众,似乎更多地接受第二种通货膨胀观。它是否正确呢?通货膨胀的英文为inflation,字面含义就是充气、膨胀。最初将其用于经济学领域的人,恐怕就是用它来描述在一个经济体内,货币(早期很可能是黄金等)的增加像充了气一样在膨胀。仅从文字学的角度看,货币主义的通货膨胀观似乎更为准确――只要货币在某个时期内不正常地增多了,就发生了通货膨胀。

流行的通货膨胀观是把通货膨胀的一个后果当成了通货膨胀现象本身,未免有点不讲修辞学。

问题远不是修辞学那样轻巧。物价主义的通货膨胀观会产生很多严重的政策性后果。

信奉物价主义通货膨胀观的人会倾向于滥用通货膨胀概念。比如,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因为石油涨价,所以出现了通货膨胀;工人的工资上涨了,所以出现了通货膨胀。或者说,对某种商品(比如房屋)人们有过度需求,从而造成了通货膨胀;投资过热,造成了通货膨胀。在这样的认识下,一种奇怪的政策被催生出来:既然成本上涨可以形成通货膨胀,那么,解决通货膨胀的办法就是控制“物价”。前几年,有人曾建议政府要抑制劳工工资的提高。

有时候,信奉物价主义通货膨胀观的人因为没有看到物价的普遍上涨,会对已经存在的通货膨胀视而不见,忽视其严重后果。这可能正是眼下很多人士犯的错误。

货币多发已构成通货膨胀,但在某种情况下,在一定时间内,却未必导致物价总水平上涨。现在中国可能正是这种情形。从去年底开始,中央银行开动货币水泵,向经济体大量注入货币。结果就有了半年来中国股市的繁荣,也有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就这些领域而言,价格的上涨是明显的。但其它经济部门,尤其是制造业、一般服务业,依然处于不景气状态,价格依然表现为低迷。拿这一部分价格与资产价格加总计算,价格总水平确实没有上涨。很多人正是据此断言,中国没有通货膨胀之虞。

价格总水平没有上涨,并不等于经济体没有遭受通货膨胀之害。在奥地利学派看来,通货膨胀真正的危害不是价格总水平上涨,而是价格相对结构遭到扰乱。多发的货币导致不同行业、不同商品的价格以不同幅度上涨,而企业家将会得到错误的价格信号。比如,当前的资产价格上涨就诱导原来实业领域的企业家将大量资源投入到股市、房市中。这对整体经济恢复和繁荣是否有利?

篇6

关键词:财政主导型制度；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自主性货币政策；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

中图分类号：F015；F82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6-0008-06

一、引言

1995年3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法》的颁布和实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货币制度改革。其改革动力源于对中国通货膨胀周期的深刻反思和向国外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的学习。当时，研究中国通货膨胀和产出增长周期的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货币创造的变动是通货膨胀周期的直接原因，而货币创造的变动是源于弥补财政赤字的需要（Deng，1994;Leroy，1994;Shahid，1994;World bank,1995）。因此，根据上述理论逻辑，似乎必有如下政策建议：若要保持价格水平稳定，中国人民银行必须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我们认为，尽管理论逻辑没错，但是综观对制度变革前通货膨胀周期的经验研究，我们发现，他们并不是以一个充分体现该逻辑并有着丰富内涵的跨期理论框架――财政主导型制度为基础的。

二、经过修正的财政主导型制度及其检验框架

（一） Brandt等的基本逻辑及局限

Brandt等(2000)认为，非充分的经济分权和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就业增长的承诺之间的矛盾是导致通货膨胀周期的制度根源。他们的理由是：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允许非国有企业进入。但由于没有承诺的硬预算约束下的非国有企业相比有承诺的软预算约束下的国有企业有着明显的效率优势，因此，享有金融分权的国有银行就有激励把贷款贷给非国有企业，从而放大了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产出增长率缺口。这样，为了维持对国有企业就业增长的承诺，中央政府就必须给予国有企业转移支付。但是，由于财政分权导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下降，而金融分权又剥夺了中央政府分配信贷资金给国有企业的权力，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求助于货币创造。正是货币创造直接导致了通货膨胀的增加。另一方面，通货膨胀之所以下降而出现通货膨胀周期，是因为对货币创造存在最大值的考虑和出于对恶性通货膨胀的担忧，中央政府不得不重新收回控制信贷资金配置的权力。货币创造减少，通货膨胀下降。我们认为：这个解释框架的最大局限在于没有意识到中央政府发行国债也是弥补转移支付的一种有效方式，因而也就忽视了中央政府在国债、信贷、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货币创造之间进行跨期选择的可能以及这种选择对通货膨胀周期的含义。另一个不可忽略的局限在于，没有对引起货币创造的因素进行彻底的分析就不能充分地解释通货膨胀周期。因为，除了给国有企业的转移支付会导致财政赤字外，还存在其它导致财政赤字的因素，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导致货币创造。综合以上考虑，我们认为，政府跨期预算方程才是解释通货膨胀周期的最有效工具。

（二）经过修正的财政主导型制度及其检验框架

财政主导型制度首先由Sargent等(1981)提出，他们展示该制度的工具是政府跨期预算方程。经过简单推导，就有了如下有用的等式：政府上期期末的负债实际值等于基本盈余的现值和铸币税的现值之和。 其含义是，给定政府上期期末的负债实际值，跨期预算方程展示了如果基本盈余的现值减少，那么，铸币税的现值就必须增加以保证跨期预算方程成立。或者说，给定基本盈余的现值，如果货币当局试图降低今天的通货膨胀和铸币税，那么未来的通货膨胀和铸币税肯定要上升。但是，在解释中国通货膨胀周期时，为什么还需要对跨期预算方程进行修正呢？理由是前面所讨论的制度背景赋予了银行信贷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一种方式的合理性。经过变换，我们容易得出如下的经过修正的跨期预算方程：政府上期期末的负债实际值等于基本盈余加银行信贷的现值和铸币税的现值之和。 其含义是，给定政府上期期末的负债实际值，如果基本盈余和银行信贷的现值减少，那么，铸币税的现值就必须增加以保证跨期预算方程成立。或者说，给定基本盈余和银行信贷的现值，如果货币当局试图降低今天的通货膨胀和铸币税，那么未来的通货膨胀和铸币税肯定要上升。

从历史上看，通货膨胀是否是赤字的后果？既有文献专注于对赤字对货币增长的影响做经验估计。但是否存在财政主导性，正反两方面的证据都有（沃升，2004）。有一种反对此类实证文献的观点认为，将货币增长对赤字做简单回归，或者使用不加限制的VAR分析来评估格兰杰因果关系（即赤字是否含有对未来货币增长的预测信息），这都忽视了跨期预算平衡所蕴涵的关于税收、债务和铸币税长期行为的信息。跨期预算平衡表明，基本赤字和债务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赤字成分和债务存量之间的这种联系限制了开支、税收和铸币税的时间序列行为，而这表明对这些变量行为的实证建模应当采用向量误差纠正模型（VECM）。一个可借鉴的文献有Bohn(1991)。不过该文献考虑的是政府支出、政府收入（政府税收和铸币税之和）和上期期末实际债务之间而非赤字、铸币税和上期期末实际债务之间的协整关系，因此，就不能直接显示政府赤字和铸币税或通货膨胀的关系。考虑到实际需要，我们认为，只要构造经过银行信贷修正的赤字、铸币税和上期期末实际债务三变量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即VECM，并在此基础上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就可以检验经过修正的财政主导型制度对中国1981―1994年期间通货膨胀周期的解释力。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选择1981年作为考察期的始点，是因为这一年是中央政府恢复发行国债年。

三、FTPL的经验合意性、检验策略及其制度变革的方向

（一）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FTPL）及其相关概念界定

第一种：Leeper意义上的FTPL

Leeper（1991，1993）认为，通货膨胀永远只是一种货币现象只在特定的条件下才成立，这个条件就是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的组合（简称为AM/PF）。在近期，Davig等（2006a）对Leeper中的政策性质作出了如下具体的定义：积极型货币政策（active monetary policy）是指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系数超过1，否则是被动型货币政策（passive monetary policy）;[JP]积极型财政政策（active fiscal policy）是指税收对债务的反应力度不足以支付实际利息成本，否则为被动型财政政策（passive fiscal policy）。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定义取决于Leeper的模型结构，对于不同的模型，政策性质的具体定义将会有所区别。在上述组合下，财政政策只是起到平衡政府现值预算约束的作用，对价格水平的决定不起任何作用；但是若是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组合（简称为PM/AF），则通货膨胀不完全是一种货币现象。其中财政政策在价格水平的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而货币政策以非传统理论所预期的结果在起作用指紧缩性\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导致的未来高\低通货膨胀现象。这是一种传统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价格之迷”（Price Puzzle）（Davig ，et al，2006b）。，这就是Leeper意义上的FTPL。以上两个组合是在可使一个模型经济获得局部惟一理性预期稳定均衡的意义上定义的，又常被称为“政策诱导性均衡”（policyinduced equilibria）（Favero,et al，2005）。或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一定义比下面的第二定义更加适用于政策分析。值得一提的是，还存在一种更为激进的观点，Creel等（2006）认为即使货币政策是积极的，积极型财政政策依然影响着价格水平，只不过是以爆炸性的方式在起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获得一个经过扩展的Leeper意义上的FTPL：只要财政政策是积极的，它都将在价格水平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

第二种：基于政府现值预算约束的定义

若认为政府现值预算约束不是约束，而是均衡条件常被表示成政府债务或政府负债（政府债务加基础货币存量）期初的名义值与价格水平的比值等于政府实际基本盈余加铸币税的现值。，则该理论就是FTPL或被称为非李嘉图制度（Woodford，1995；Canzoneri,et al,2001）。需要指出的是，FTPL成立的一个隐含前提是货币政策必须是自主的。Woodford（1996）认为，所谓自主的货币政策就是不直接对财量作出反应，而是直接对非财量作出反应。否则，货币政策就从属于财政政策，这样，现值预算约束完全可以通过当前或未来的铸币税来平衡，这就意味着通货膨胀依旧是一种货币现象Sargent 等（1981）曾对此情形加以探讨。。因此，沃升（2004）依然把它归为李嘉图制度的范畴即上文中的财政主导型制度和下文中的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都属于李嘉图制度。。基于以上考虑，FTPL所探讨的正是自主性货币政策下的财政政策决定价格水平的机制（Woodford，1996， 2001）。当实际基本盈余外生变动时，政府现值预算约束得以实现的机制有三（Woodford,1996; Davig,et al,2006a）必须指出的是，他们仅在上述Leeper被动型货币政策的意义上给出FTPL的三个机制。我们给出的机制更具一般性。即也可在积极型货币政策意义上来探讨FTPL的三个机制。或许，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第二定义比第一定义更具一般性。更详细的比较参见Woodford (1995)的注脚12和30。：其一，货币政策内生变动货币存量―创造铸币税，以使货币供给等于货币需求尽管在自主性货币政策的隐含假定下，Woodford(1996)量化了每个机制的相对重要性，并发现了第一机制不重要的证据。然而，我们不应试图以比较三个机制的相对重要性来怀疑财政政策在价格水平决定中的重要性，因为第一机制只是内生于由财政扰动所影响的价格水平，而不是相反，这一点受启发于Woodford(1995,2001)。；其二，财政冲击导致的不可预期性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可以减少（或增加）未清偿的政府负债的实际值；其三，政府债务应付实际利息成本的变动。

若认为政府现值预算约束是个必须满足的约束，则价格水平由自主性货币政策决定，而财政政策只是被动地满足这个约束，这种情形常被称为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Woodford，1995；Canzoneri,et al,2001）。

若从Leeper(1991,1993)政策搭配的角度理解，则上述的FTPL或非李嘉图制度可由两类搭配构成，第一类是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第二类是积极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它们将分别实现惟一理性预期稳定均衡解和爆炸性理性预期均衡解。同样，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也可由两类搭配构成，第一类是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的搭配，第二类是被动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的搭配。它们将分别实现惟一理性预期稳定均衡解和不可决定性理性预期均衡解（Leeper，1991，1993）。

经验上，只要真实世界中出现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和积极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中的一种，则FTPL将被证实，否则被证伪，此时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将被证实。

（二）FTPL的经验合意性

之所以认为FTPL而不是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具有经验合意性，是基于如下事实的逻辑推理：第一，1995―2006年是中央银行实行自主性货币政策时期，而FTPL所探讨的正是自主性货币政策下的财政政策决定价格水平的机制。这是FTPL成立的基本前提（Woodford，1996）。第二，1995―2006年是中央银行执行被动型货币政策时期，而使具有惟一理性预期稳定均衡解的FTPL成立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中央银行执行被动型货币政策（Leeper,1993;Woodford,1996）。1995―2006年是中央银行执行被动型货币政策时期的正式依据为：谢平等（2002）和蔡辉明（2005）认为在1992―2001年间中央银行执行的是被动型货币政策；樊明太（2004）给出了1992―2003年间以三大利率工具（银行间拆借利率、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估计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为被动型货币政策。第三，张茵等（2005）通过1985―2000年真实工业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两变量的SVAR发现，总需求的一个正向冲击也生成了通货紧缩现象。这与Kim(2003)识别FTPL的条件完全一致。下面将给出Kim的识别条件。第四，与制度成熟的美国相比，用FTPL解释中国宏观经济现象风险最小。Woodford（2001）、Cochrane（2006）和Davig等（2006a）认为，美国1979年之前的不稳定性通货膨胀，可以不用太阳黑子均衡来解释，建议用FTPL来解释。因为在积极型财政政策和被动型货币政策搭配下，可以实现惟一理性预期均衡解，而不必通过太阳黑子均衡去获取一个自我实现性预期均衡。其中用太阳黑子均衡（被动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搭配的结果）解释那段历史的典型学者是Clarida等(2000)、Lubik等 (2004)。就中国而言，在主要以经济增长速度指标作为考核地方官员业绩的政治激励模式下，中国地方政府行为自然更多地表现为扩张冲动，进而倾向于选择积极型财政政策，而这正好满足Cochrane（2006）、Davig等（2006a）所期望FTPL成立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必要条件。再结合被动型货币政策，可以实现惟一理性预期均衡解，借以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宏观经济现象。但遗憾的是，中国学术界至今还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努力。

若以上基于事实的逻辑推理还不足以令人信服的话，下面基于正式检验策略所给出的正式经验证据，将强化我们的信念。

（三）检验策略与正式经验证据

方红生（2008b）认为局部制度模拟的视角是现有检验策略中最好的一种，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还有Sala(2004)和Kim(2003)。Sala（2004）的识别条件是，若在一个系统中一单位正向税收冲击造成了实际利率的显著正向反应，则该系统所依赖的政策搭配是积极型财政政策和被动型货币政策的搭配， FTPL从而被证实；若为显著负向反应或不显著反应，则该系统所依赖的的政策搭配是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的搭配，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从而被证实。他所采用的实证方法是五变量VAR，其变量分别是实际GDP、实际财政收入、实际政府支出、实际联邦基金利率和实际政府债务；所用样本为美国1960年第1季度―2003年第2季度的季度数据。实证发现FTPL在1960―1979年具有适用性，而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在1990―2003年具有适用性。Kim(2003)的识别条件是，若一单位总需求的正向冲击或一单位总供给的负向冲击造成通货膨胀的逆转现象（reversal）（指先高于稳态然后低于稳态的现象），即先为通货膨胀时期后为通货紧缩时期。则该系统所依赖的政策搭配是积极型财政政策和被动型货币政策的搭配， FTPL从而被证实，否则为以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搭配为基础的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他所采用的实证方法是两变量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其变量分别是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所用样本是美国1947年第1季度―2000年第4季度的季度数据。实证发现是，FTPL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最具有适用性，而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在1960―1982年和1983―2000年两个样本期间最具有适用性。虽然上述两位学者在他们共同的考察期内的发现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他们基本肯定了20世纪90年代是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最可能存在的时期。因此，同时采用以上两种方法是锁定制度类型所在时期最稳健的方法。

基于上述Sala（2004）的五变量VAR和Kim（2003）的两变量SVAR方法，方红生（2008a）发现了以下从不同角度支持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在中国适用的正式经验证据：（1）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实际利率对于一单位的实际税收正向冲击的反应为正；（2）不仅显著存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交替脉冲反应过程，而且还显著存在产出扩张和衰退的交替脉冲反应过程。由于数据限制，我们的考察期间仅为1996年1月至2006年10月。

（四）第二次制度变革的方向

基于以下三点理由，我们认为，中国第二次制度变革方向是基于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搭配的货币主导型李嘉图制度：第一，根据Kim(2003)的研究，在生成惟一理性预期稳定均衡解的政策搭配中，只有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才生成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并存的现象；第二，Woodford(2003)通过严密论证后发现，只有货币主导型李嘉图制度指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的搭配。才可实现价格水平稳定；第三，我们在经验上证实，中国现有的政策搭配模式是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认为，经过修正的财政主导型制度和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可以分别对1981―1994年和1995―2006年两个时期的通货膨胀史进行解释，其中前者源于对既有经济学文献的综合分析，后者源于以事实为基础的逻辑推理和最新正式经验研究。本文的一个重要现实政策含义是，要实现价格稳定和可持续经济增长，中国务必要进行第二次制度变革，其方向是以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搭配为基础的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

参考文献：

方红生. 2008a. 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检验［J］. 管理世界（3）：49-57.

方红生. 2008b. 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一个实证综述［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5)：146-154.

蔡辉明. 2005. 金融加速器与中国经济波动［M］//易纲. 预防通货紧缩和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研究.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32-51.

樊明太. 2004. 金融结构及其对货币传导机制的影响［J］. 经济研究(7)：27-37.

沃升. 2004. 货币理论与政策［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99-122.

谢平,罗雄. 2002. 泰勒规则及其在中国货币政策中的检验［J］. 经济研究(3)：3-12.

张茵,万广华. 2005. 中国的经济周期：一个AD-AS模型的视角［J］. 世界经济文汇(2)：25-41.

BOHN H. 1991. Budget balance through revenue or spending adjustments? some historical evidence for the United States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7(3):333-359.

BRANDT L,ZHU X. 2000. Redistribution in a decentralized economy: growth and inflation ［J］. Journal ofPolitical Economy,108(2):422-439.

CANZONERI M B,CUMBY R E, DIBAB T. 2001. Is the price level determined by the needs of fiscal solvenc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1221-1238.

CLARIDA R, GALí J, GERTLER M. 2000. Monetary policy rules and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evidence and some Theory ［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1):147-180.

COCHRANE J H. 2006. Identification and price determination with taylor rules: a critical review ［R］.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CREEL J, BIHAN H. 2006. Using structural balance data to test the fiscal theory of the price level: som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J］.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28(2):338-360.

DAVIG T,LEEPER E M. 2006a. Fluctuating macro policies and the fiscal theory ［R］. Manuscript , Indiana University.

DAVIG T,LEEPER E M,CHUNG H. 2006b.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switching ［R］. Manuscript , Indiana University.

DENG L P. 1994. Inflationary process in reformed socialism: the case of China ［D］. Ph.D. dissertation, Dalhousie Univ.

FAVERO C A,MONACELLI T. 2005. Fiscal policy rules and regime(In) stability: evidence from the U.S. ［R］. Manuscript, IGIER.

LEROY J. 1994.Monetary policy and the design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China,1978-1990 ［M］.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KIM S. 2003. Structural shocks and the fiscal theory of the price level in the sticky price model ［J］. Macroeconomic Dynamics,7:759-782.

LEEPER E M. 1991. Equilibria under “active”and “passive”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ies ［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7(1):129-147.

LEEPER E M. 1993.The policy tango: toward a holistic view of monetary and fiscal effects ［J］.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Atlanta Economic Review, 78(4):1-27.

LUBIK T A, SCHORFHEIDE F. 2004. Testing for indeterminacy :an application to U.S. monetary polic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190-217.

SALA L. 2004. The fiscal theory of the price level: identifying restric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R］. IGIER, Working Paper, NO.257.

SARGENT T J,WALLACE N. 1981. Some unpleasant monetarist arithmetic ［J］.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Quarterly Review, 5:1-17.

WOODFORD M. 1995. Price-level determinacywithout control of a monetary aggregate ［J］. Carneig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43:1-46.

WOODFORD M. 1996. Control of the public debt: a requirement for priced stability ［R］.NBER Working Paper, NO.5684.

WOODFORD M. 2001. Fiscal requirements for price stability ［J］.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33(3):669-728.

WOODFORD M. 2003. Interest and prices: foundations of a theory of monetary policy ［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ORLD BANK. 1995. China: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in a decentralized economy ［R］. Washington: World Bank.

SHAHID Y. 1994.China′s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management during transition ［J］. J. Econ. Perspectives ,8:71-92.

A Feasible Framework to Explain Inflation in China: 1981-2006

FANG Hongsheng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School,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

篇7

【关键词】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不确定性 GARCH模型

一、引言

通货膨胀是宏观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以及人民生活福利水平。严重的通货膨胀不仅阻碍经济的发展，在某些国家甚至还引起了社会政治危机。自从1976年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Milton.Friedman在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说中提出：“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将导致更大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以及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这一非正式观点以来，学术界涌现了大量针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Ball（1992）从博弈论观点出发，研究认为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意味着较低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而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意味着较高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简称Friedman-Ball假说）。针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一些学者采用货币政策方面的政治经济学模型进行了理论分析。例如：Cukierman和Meltzer采用Baaro-Gordon模型，针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理论研究，这一理论模型假定，政策制定者厌恶通货膨胀，但是非常重视通过惊人的通货膨胀率来实现较高的就业率。[1]在该理论模型中，货币供给过程中存在随机因素，普通消费者并不知道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函数，当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增加时，政策制定者为了获得产出收益会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从而导致更高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即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存在正面影响（简称Cukierman-Meltzer假说）。但是，Holland却基于货币当局偏好稳定的内在动机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理论观点，认为当存在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时，如果较高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损害了经济增长，那么货币当局将会有积极性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进而降低通货膨胀水平，[2]因此，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有负面影响（简称Holland假说）。

我国目前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问题的研究仍然停留在一个粗浅的阶段，尚未形成比较系统的研究。李拉亚（1995）提出黏性预期理论，指出黏性预期对通货膨胀不仅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还会阻碍通货膨胀的治理，他应用卢卡斯滤波分析了这种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预期的关系，指出中国信息不完备较不发达国家更为严重，经济行为主体形成正确预期的能力更弱，通货膨胀的变动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叶阿忠和李子奈（2000）从实证上说明了我国通货膨胀存在GARCH现象，并建立了一个GARCH（1，1）模型，将估计的GARRH（1，1）模型与回归模型比较，得出通货膨胀的GARCH（1，1）模型优于回归模型的结论。赵留彦等（2005）基于马尔可夫域变模型（Markov regimes switching model），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细分为未来通货膨胀冲击的不确定性和未来通货膨胀均值在不同域之间转变的不确定性，考察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水平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通货膨胀水平较高时段这两类不确定性都会增大，[3]也就是，通货膨胀水平较高时通货膨胀率围绕该水平值波动更剧烈，同时该水平值的本身也更加不稳定。

近年来，受次贷危机和要素价格波动的影响，使得全球许多国家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威胁，通货膨胀产生社会福利损失，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导致市场价格预期变化，降低全球经济活动的效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平均年通货膨胀率不到10%，较之其他发展中国家、独联体诸国和东欧国家，通货膨胀率不算高，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通货膨胀率变化很大，既经历过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0%以上的严重通货膨胀，也经历过轻微的通货紧缩，通货膨胀动态路径转换频繁，不确定性程度很强，对经济的危害并不低。当前我国决策层已把管理通胀预期与保增长、调结构一同纳入宏观调控范围的背景下，如何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进行量化与评估，如何降低通胀预期的不确定性，避免其向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方向发展，对于中国宏观政策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通胀不确定性测度的技术路线

本文将对通货膨胀进行预测时产生的偏差的发散性定义为通货膨胀预期不确定性，简称为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也可理解为经济人通货膨胀预期值的离散程度。目前大致有四种测度方法在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应用：

（一）以通货膨胀观测值的方差或标准差作为不确定性的测度

早期的实证研究往往简单地将通货膨胀观测值的方差或标准差作为不确定性的衡量方式。但是这种不确定性测度方式无法区分波动率中的可预测部分和不可预测部分，因为经济行为主体即使能用可得信息预测到部分波动率，预测到的部分也会在方差中反映出来。实际上，只有不可预测的波动率才是不确定性的有效衡量方式，因此通货膨胀方差或标准差不是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有效衡量方式。

（二）以通货膨胀预测调查的预测方差或标准差作为不确定性的测度

这种衡量方式主要用来研究美国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但是这种不确定性的衡量方式会受到个人预测者诸多主观因素的影响，并不可避免地会碰到预测者是否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同时该方法还存在另一个缺点：有可能所有受访者对未来都极不确定，但他们却给出了对通货膨胀相同的估计，使得预测结果的标准差很低。

（三）利用GARCH（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族测度不确定性

在给定的经济结构下，GARCH族模型能明确估计通货膨胀在不可预测冲击下时变的条件方差，而且条件方差是事前的方差而不是像移动标准差那样的事后方差，能够更好地反映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这一概念原本的定义，因此它比前面两种衡量方式更能准确地测度不确定性，也逐渐取代前面两种方式成为目前测度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标准模型。

（四）其他测度方式

除了上述三种测度方法外，计量模型中的各种创新也被不断地应用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测度。为了能够体现宏观经济中控制通货膨胀变化的内在“体制”的演变以及货币政策体制的转换，很多研究在GARCH模型的均值方程和方差方程中引入了“马尔可夫转换机制（Markov regime switching）”和“时变参数（Time-varying Parameters）”。但是这种测度方式也并非十全十美，因为它必须以计量模型能很好地拟合通货膨胀演变路径为基础，否则以计量经济模型产生的条件方差作为不确定性测度方式会产生很大的偏差，甚至得出不同的结论。

考虑到通货膨胀观测值的方差和基于调查的预期通货膨胀方差都不是理想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测度方式，各种不断应用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测度的创新计量模型还有待理论和实践层面的进一步检验，而GARCH模型族的条件方差反映了变量非预期冲击的变动，能较好反映不确定性，是目前测度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标准模型，所以作者遵循“中规中矩”的学术要求，在实证研究中采用了该类模型来进行中国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测度分析。

三、中国月度数据的计量分析

（一）样本数据说明

目前国内对通货膨胀率的衡量主要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和商品零售物价指数（RPI），由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计算剔除了第三产业的变化，而剔除了服务价格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不足以反映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化，另一方面，消费者价格指数包含了服务因素，从而能够全面反映中国物价变化的程度，并可以反映商品经过流通环节形成的最终价格。此外，考虑到消费者物价指数和GDP平减指数的可获取性和可靠性，本文选取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变化的百分比作为衡量通货膨胀率的指标。样本区间为1983年1月至2011年6月，共342个样本，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经济统计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局官方网站（）。

图1 中国通货膨胀率（左图）及其一阶差分序列（右图）（1983.1-2011.6）

从图1来看，中国通货膨胀动态过程的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多次通胀、紧缩以及两者的相互转换，通货膨胀过程在不同阶段的行为特征差别明显，其动态经历了高涨——温和膨胀——紧缩——再度温和膨胀的过程。从1983年1月至2011年6月期间，中国经济运行中曾出现了六次显著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分别在1985年底、1989年初、1994年底、2004年底以及2008年初达到峰值，目前正在经历第六次通货膨胀过程，2011年6月CPI同比上涨6.4%，创下35个月以来新高。其中1989年底以及1994年底形成了两次较为严重的高通货膨胀态势。此外中国经济自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以后，曾出现了轻微的通货紧缩情形，而价格紧缩态势直到2003年下半年才有所缓解，随后通货膨胀率变化又逐渐出现了攀升势头。自步入2007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石油价格的剧烈波动和美国次贷危机影响的急剧扩散，最终出现了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受本轮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也随之相应呈现出相对剧烈的波动态势。2010年下半年，美国第二次启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2），带来全球的流动性泛滥，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首当其冲，面临着美国持续量化宽松带来的通胀和资本流入难题，自2010年7月份以来，中国价格总水平逐月攀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表1 中国通货膨胀率序列的描述性统计量

图1（右图）是1983年1月至2011年6月中国通货膨胀率的一阶差分序列，可以从该图时间路径中直观地观察到在整个样本期间，中国通货膨胀的波动性很大。表1给出了描述性统计量。偏度统计量和峰度统计量结果说明，中国通货膨胀率序列具有明显的“尖峰厚尾”分布特征，同时Jarque-Bera统计量的结果说明，中国通货膨胀序列及其平方序列具有显著的序列相关性特征，而LM检验统计量则进一步证明中国通货膨胀率具有显著的ARCH效应。因此，本文基于GARCH（1，1）模型对中国通货膨胀序列的不确性进行分析与测度是可靠且必要的。

（二）测度模型的构建

本文使用GARCH模型的条件标准差来衡量通货膨胀不确定性。GARCH模型的思想如下：对于平稳的时间序列πi，建立ARMA（M，N）模型：

则称（a）、（b）与（c）为ARMA（M，N）-GARCH（p，q）模型，这里（a）与（b）也成为均值方程，（c）成为条件方差方程，从（c）式可以看出某一特定时期的随机误差的方程σ■■不仅取决于以前的误差，还取决于早期的方差（GARCH项）。

经过不断建模试验，最终建立了ARIMA（12，1，0）-GARCH（1，1）-M模型。表2是使用EViews6.0软件构建中国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最终测度模型，图2是利用该模型进行样本内静态预测后所描绘的历史值和预测值折线，最终测度模型的各项参数良好，模型整体预测精度很高。同时对测度模型的残差序列进行了LM检验，不能拒绝“残差中不存在条件异方差”的原假设，表明测度模型的残差中不存在条件异方差，于是完全可以使用测度模型残差的条件方差与条件标准差来反映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

图3和图4分别是通货膨胀与其条件方差及根据指数平滑方法计算的条件方差的趋势成分、通货膨胀与其条件标准差及根据指数平滑方法计算的条件标准差的趋势成分。从图3和图4中可以看到：首先1983年1月至2011年6月中国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趋势成分表现出持续下降的特点，其次1999年之前出现过三次较高的通货膨胀，而同期较高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也多次出现，而1999年之后出现过两次轻度的通货膨胀，较高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也只出现两次，最近的一次较高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出现在2009年。直观上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有正的相关性，但仍需要做出严格的统计学意义上的检验。

（三）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的关系检验

1.广义脉冲响应分析。为进一步研究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不确定之间的影响，本文利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GIRFs）具体分析通货膨胀率和通货膨胀率条件方差、条件标准差的动态响应。与传统脉冲响应函数相比，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具有两个优势，首先它允许多变量模型中的复合相关性，其次它可应用于非线性多变量模型中，因为它不考虑冲击的范围、符号和历史。图5和图6给出了具体的脉冲响应轨迹图，图中横坐标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间（月度），纵坐标表示冲击响应程度（百分数），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

由图5可知，对于本期1%的通货膨胀率条件方差（左图）、条件标准差（右图）的增长冲击，通货膨胀率当期迅速响应，并分别在第9期达到最大值14.44%、第10期达到最大值7.91%，之后几期分别有所下降，但并没有趋于收敛，而是分别保持在10%、7%的一种发散水平。由图6可以看出，对于本期1%的通货膨胀率增长冲击，通货膨胀率条件方差（左图）从第2期开始迅速响应，并于第3期达到2.13%的峰值，然后逐期下降，第5期开始演变为负向水平，第25期迫近于0值水平，最终趋于收敛。而对于本期1%的通货膨胀率增长冲击，通货膨胀率条件标准差（右图）在第2期达到-3.33%的最低值，然后逐期上升，第8期达到最大值2.43%以后期下降，第16期迫近于0值水平，最终趋于收敛。总体上讲，通货膨胀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冲击响应趋于发散，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的冲击响应趋于收敛。

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本文分别对通货膨胀率与其条件方差、通货膨胀率与其条件标准差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为确保检验的有效性，滞后阶数分别选取1至5。从表3的检验结果来看，对应原假设“通货膨胀率不是引起通货膨胀率条件方差变化的格兰杰原因”，概率值在1至5阶的情况下全部小于0.05，因此可以得出在Granger意义上，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在5个月之内将引起通货膨胀率条件方差的变化；对应原假设“通货膨胀率的条件方差不是通货膨胀率变化的格兰杰原因”，概率值在1至5阶的情况下全部大于0.10，说明在Granger意义上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不引起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对于通货膨胀率与通货膨胀率条件标准差的检验也得到大致相同的结论，唯一区别的滞后期是4个月而不是5个月。Granger检验的结果表明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在4-5个月的短期内引起较高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验证了Friedman-Ball的观点而不支持Cukieman-Meltzer的观点。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1983年1月至2011年6月的CPI月度数据，通过构建测度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ARIMA-GARCH-M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检验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水平的关系。由此产生的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有：

第一，中国的数据实证支持了Freidman-Ball假设，即通货膨胀是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原因，而不支持Cukierman-Meltzer假说，也不支持Holland假说。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的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呈现显著的动态单向的正相关关系，即在中国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引发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且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这意味着货币当局在通货膨胀水平较高时，应比处于低通货膨胀水平时更加注意通货膨胀水平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影响效果，在面对通货膨胀时应比面对通货紧缩时更加注重引导公众的预期。

第二，在现实的通货膨胀环境下，控制人们对通货膨胀预期的不确定性是至关重要的。当通货膨胀处于高位时，根据常识判断，政府都会采取措施将过高的通货膨胀率降低下来，但经济行为人很难判断政府控制通货膨胀措施的有效性和力度大小，结果造成通货膨胀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强。因此在当通货膨胀率尚处于低位时，政府和社会各界就应给予关注，防止其向高位发展，这是政策制定者最明智的反通货膨胀政策选择。

第三，宏观调控政策应保持平稳性和连续性。稳定的经济政策能够降低公众和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避免政策反复引起预期的偏差，减少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微观行为的影响。同时扩大政策透明度稳定市场供求，较高的政策透明度和较强的政策连续性，有助于消费者获取更多的信息，稳定通货膨胀预期，降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参考文献

[1]Cukierman，A. and A. Meltzer. A Theory of Ambiguity，Credibility，and Inflation under Discretion and Asymmetric Information [J]. Econometric，1986，（54）：1099-1128.

[2]Holland，S. Inflation and Uncertainty：Tests for Temporal Ordering[J]. Journal of Money，Credit，and Banking，1995，（27）：827-837.

[3]赵留彦，王一鸣.中国通胀水平与通胀不确定性：马尔可夫域变分析〔J〕.经济研究，2005，（8）：6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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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通货膨胀；福利本钱；述评

2007年我国居民CPI上涨4.8%，涨幅比上年进步了3.3个百分点；2008年1季度CPI上涨高达8%，涨幅比上年同期高5.3个百分点，创11年来的新高。通胀的袭来给全社会民众都带来了福利的损失，实际收进的降低和自有资产的缩水，尤其是对中低收进者带来了最直接的痛苦感受。面对通胀，政府不仅要控制物价的上涨，还要制定适当的政策缓解通货膨胀对社会公众造成的福利损失。对通货膨胀福利本钱的正确计量是政策制定的一个主要依据，是一项极具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

一、通货膨胀福利本钱研究述评

关于通货膨胀福利本钱的研究是货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它也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通货膨胀的本钱较为隐蔽，经济学家将其回纳为鞋跟本钱、菜单本钱、相对价格变动的加剧、税收负担的分歧意变动、混乱，以及任意的财富再分配等，这些本钱在理解上虽比较直观，但是在总量上如何衡量却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题目。那么，究竟什么意义上的本钱才可以被称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本钱?Sidrauski(1967)以为由于持有货币能够产生直接效用，而物价上涨会导致实际货币余额的下降，故通货膨胀必然会对个体造成福利损失，这种个体的福利损失就称之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本钱。Sidrauski对通货膨胀福利本钱的定义意味着，无论通货膨胀是预期还是未预期的，只要存在通货膨胀就一定存在福利本钱。当然，关键题目是公道地度量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从而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正确的依据。对于通货膨胀福利本钱的度量自Bailey(1956)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至今，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其展开了深进的理论探讨，回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基于消费者剩余理论估算通货膨胀的福利本钱；基于Sidrauski模型的补偿变量法(CompensationVariableApproach)以及基于McCallum-GoodfriendFrame-work的估计方法。

1.基于消费者剩余理论估算通货膨胀的福利本钱。弗里德曼的最优货币数目法则以为，在一个货币经济中，为保证完全竞争的均衡达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名义利率必须即是零，此时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扭曲最小。因此，最优通货膨胀率是使得名义利率即是零时的通胀水平。当经济中通胀率高于最优通胀水平，即名义利率大于零时，货币均衡配置不再是一个帕累托最优配置，此时社会福利下降从而产生福利本钱。Bailey(1956)以为通货膨胀就像是对货币征税，货币征税(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就是位于货币需求曲线下方，生产货币的社会本钱上方之间的面积。当生产货币的社会本钱为零时，通货膨胀的福利本钱就是逆货币需求曲线下方的面积，即名义利率从i减少到0时所能获得的“消费者剩余”，这一推论与Friedman的最优货币数目法则相符。

随后，很多学者在Bailey的基础上进行了深进研究，如Marty(1967)得出了在有产出增长和考虑货币流通速度的通货膨胀福利本钱计量结果。Barro(1972)以为通货膨胀进步了人们的交易本钱，人们会加快支付的频率，也会减少使用货币来进行交易。因此，他重建了货币需求曲线，重估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本钱。Craig和Rocheteau(2005)先利用Bailey(1956)的方法，通过log-log型货币需求函数和semi-log型货币需求函数计量了在传统方法下的通货膨胀福利本钱，指出Bailey(1956)的方法实际上是一个假设掉外部性、一般均衡效应(generalequilibriumeffects)和分配效应(distributionaleffects)的局部均衡模型，它一个重要的隐含假设是实物资产的报酬率与通货膨胀无关。

消费者剩余方法固然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本钱提供了一种简单、便捷的计算方法，并开了通货膨胀福利本钱研究的先河，但这一方法由于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因而无法对个体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行为进行研究和分析，也无法对形成宏观的加总的个体进行推测和判定。与此同时，这一方法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如一些学者以为即使通胀率为零，名义利率仍可能为正，这样持有实际货币余额仍然可能有正的机会本钱，无效率仍然存在。因此，以通货膨胀率为纵轴计算货币需求曲线下方位于零通胀率和另一通胀率之间面积的计算方法有可能低估实际的福利本钱。如Foster(1972)计算了完全预期为4%的通胀率相对于零通胀率的福利本钱小于产出的0.05%。Garfinkel(1989)得到4%的通胀率相对于零通胀率的福利本钱为国民收进的0.3%。这些估值远小于其他经济学家的估计。Laidler(1990)以为消费者剩余方法的条件条件是当名义利率改变时，货币需求曲线的位置不变，只是沿着货币需求曲线移动。这就需要假定实际余额的边际效用独立于其他商品的需求，而这一假设条件事实上限定了这种计算方法是一种局部均衡的方法。Gillman(1995)指出了这种错误的根源在于Bailey以为在稳定价格时的福利本钱就是为零，但是，这种以为的零福利本钱和真正的零福利本钱却有很大的不同，其差额有时竟可以高达50%。基于这一方法存在的缺陷，一般在对题目进行分析时，这一方法主要用来进行补充性说明。

2.基于Sidrauski模型的补偿变量法(CompensationVari-ableApproach)。这一方法在Sidrauski模型(1967)的基础上应用了福利经济学的补偿原则思想。Sidrauski模型将货币直接进进效用函数，由于这种内含货币效用函数方法答应我们根据一个符合经济人最优行为的货币需求模型来计算通货膨胀的本钱，从而使通货膨胀升高所引起的实际货币持有额下降直接表现为个人效用和福利的变化。福利经济学的补偿原则思想以为，市场价格的变动肯定会影响人们的福利状况，很可能使一些人受损，另一些人受益，多数情况下很难实现帕累托最优，此时关键是如何对受损者补偿，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改进。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补偿变量法以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本钱就是在某一通货膨胀水平下，应补偿给家庭多少额外的收进才能使家庭在给定利率的均衡状态所获得的效用水平与名义利率即是零时的效用水平相等。这一方法考察了通胀给社会中每个人所带来的获益或损失，从而增加了必要的微观基础，为我们从个体效用函数出发，分析在预算约束和资源约束下计算通货膨胀的稳态福利本钱提供了一个方便好用的框架。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方法得到了普及。

Lucas(2000)用收进补偿的思想，以Sidrauski(1967)的一般均衡模型为框架，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本钱给出了估计方程。Lucas定义在名义利率

i下的福利本钱w(i)是收进的百分比，即用使得家庭在名义利率为i和0时达到福利水平无差别的收进差额，估计通货膨胀的福利本钱。在实证方面，Lucas利用美国1900-1994年的数据，估计得到：对于美国经济，10%的通货膨胀率对于消费者的福利损失仅相当于消费者总消费水平的1.3%，即假如要保证在通货膨胀率10%和通货膨胀率为0时消费者的福利水平是一样的，那么必须增加消费者约1.3%的收进。

Jones、Asaftei和LianWang(2001)在Lucas(2000)研究的基础上，加进了货币总量理论(monetaryaggregationtheory)，从而建立了一个包含现金和利息的一般均衡模型，弥补了前人研究中将M1层次货币全部视为无息资产的缺陷。他们发现，由于个体持有现金(无息的)的份额与持有生息储蓄的份额相比是非常小的，并且在稳态下持有生息储蓄的份额是不随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从这个一般均衡模型中计量得出的通货膨胀福利本钱比前人的研究结论小得多。

固然补偿变量法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货币、尤其是没有实物资产支持的纸币会产生效用，但这一方法将货币直接进进效用函数，而且该模型具有的货币超级中性性质表面、效用函数的另一个变量——实际消费不随通货膨胀率变动而变动，从而使福利本钱计算得以简化。不过利用这种方法研究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时，在选择适当函数以及对模型中的参数进行赋值时，经常需要主观事先判定和利用经验来为参数设定不同的值，这势必会导致因参数赋值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测算结果。

3.基于McCallum-GoodfriendFrame-work估计通货膨胀的福利本钱。这种方法通过引进交易技术方程将货币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间接化。McCallum-Goodfriend(1987)建立了一个购买——时间(shopping-time)模型，这一模型假设时间和货币共同为购买消费品提供交易服务，并且时间和金钱在实现交易方面可以互相替换。交易服务技术决定了在既定的消费和货币持有水平下所必须花费在购买上的时间。购买时间模型从时间的角度来理解和度量通胀的福利本钱：在家庭持有货币数目一定的条件下，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导致货币贬值，降低了家庭的实际购买力，家庭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获取同样数目的消费品，从而减少了劳动时间或休闲时间，因此，造成了福利损失。SimonsenandCysne(2001)研究了在购买-时间模型中包括有息资产的情形，并从理论上给出了福利本钱的上下界。Cysne(2004)研究了连续时间下的购物时间模型，并得到了福利本钱的解析表达式，他还从理论上讨论了引进家庭异质性的通货膨胀福利本钱。

除了上述三个比较代表性的方法外，经济学家还提出了其他一些计量方法。如Fischer(1981)将货币和其他资产同等看待，把货币看作是资源跨期转移的载体，建立了一个禀赋经济的OLG(overlap—generation)模型。LagosandWright(2005)首次利用货币寻介理论，估计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本钱。Imrohoroglu(1992)刻画了在一个收进波动且没有保险经济环境里，经济个体为平滑自己的消费而持有货币的计量通货膨胀福利本钱模式。

二、对目前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本钱研究的启迪

反观国内，当前对通货膨胀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成因、对策等定性方面，而专门针对通货膨胀福利本钱的研究则很少，且大多是基于国外已有的研究，主要利用国外研究中已有的模型对中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本钱进行估算。如欧俊和李花(2006)利用Bailey(1956)研究方法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本钱进行了估算；陈彦斌、马莉莉(2007)分别使用消费者剩余方法、MIU模型和CIA模型计算了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本钱；谢赤(2002)则在购买-时间模型下讨论了金融创新对通货膨胀福利本钱理论上的影响；陈利平(2003)在一个引进消费攀比的Shopping-Time模型中讨论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本钱；龚六堂、邹恒甫和叶海云(2005)利用他们研究的框架，在Lucas模型基础上，应用Kruz(1968)和Zou的思想，把消费者的财富引进效用函数，给出了货币供给的改变对经济不确定影响的分析。

但题目是这种利用国外研究中已有的模型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本钱进行估算的方法存在较多的局限性，由于纵观通货膨胀福利本钱计量方法的发展，尽管不同经济学家的模型有所不同，但其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都是基于货币对于公众的有用性或者货币能提供给公众便利为出发点，进而考虑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如何影响公众的货币持有，并引起公众效用的变化，从而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本钱进行计量。由于公众效用本身的抽象性和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已有的关于通货膨胀福利本钱的计量方法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此外，国外既有的研究大多基于美国的经济背景，而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与美国有很多不同的特殊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本钱计量的正确性。

1.已有的研究所采用的模型大多是引进货币的效用函数模型框架，加上各种外部约束来推导货币需求，进而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本钱进行计量。但从各种模型的计量结果来看，各种模型间不仅存在不小的差距，而且其结论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2.已有的研究大都只限于在稳态下得出的比较结果，而当通货膨胀率剧烈波动或迅速上升(下降)时，实际的通货膨胀福利本钱会与稳态下的计量结果产生不同程度的差距。这使得已有模型的结果实在用性大打折扣。

3.很多模型都假设名义变量对真实变量不产生影响，即货币和通货膨胀是中性的。这与很多现存的研究结果相悖。尤其在中国，由于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仍然不高，货币冲击对经济实体的影响与货币主义的条件假设不符，货币中性依然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题目。

4.国外既有的研究大多基于美国的经济背景，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走出了一条相对独特的中国式发展之路。如中国至今还存在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城市和农村在使用活期存款时的便利性方面有很大不同、活期存款普遍是付息的，这意味着货币层次的选择上M0和M1都不正确。

5.已有的研究大都将名义利率作为通货膨胀福利本钱函数的自变量，从名义利率的角度来计量通货膨胀的福利本钱，其隐含假设为名义利率的水平和变化，可以反映出通货膨胀的水平和变化。但在中国，由于资本市场还不够成熟，利率市场化的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利率水平的反应比发达国家相对更迟缓，也更具有粘性。因此，根据名义利率计算通货膨胀福利本钱有时无法反映中国的真实情况。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对中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本钱进行研究时必须在把握主流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现实约束条件，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通货膨胀福利本钱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对我国采用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措施以来的各期通货膨胀福利本钱水平作出正确计量和评价，并对中国通货膨胀率的确定给出一个社会福利的考核标准。

参考文献：

Bailey，MartinJ.TheWelfareCostofInflationaryFi-

nanc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56，64(2)，93-110

Sidrauski，M.RationalChoiceandPatternsofGrowthinaMonetaryEconomy，AmericanEconomicReview，1967，57(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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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阶段：IT理论的初步形成

在这一阶段，实行IT的国家有新西兰、智利、加拿大、以色列、英国、瑞典、澳大利亚、芬兰、西班牙等9个。由于在实践上IT刚刚兴起，因此理论上对它的研究并不是很多，总的说来，在这一阶段，IT的理论包括基本的概念和技术都不成熟，甚至对通货膨胀目标(inflationtarget)和通货膨胀定标(inflationtargeting)这两个最基本的概念都不加区分。

1.《1989新西兰储备银行法》和《政策目标协议(PTA)1990—03》无疑是IT最重要的文献，两者基本奠定了IT的总体结构框架。

(1)《1989新西兰储备银行法》第8—15条、49条、53条对中央银行目标、独立、责任、透明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第16—24条规定了新西兰储备银行在汇率政策上的处置权限。该法成为其他国家在修订中央银行法时认真研究和借鉴的主要文献。

(2)根据《1989新西兰储备银行法》，财政部长和储备银行行长签订的关于货币政策目标的合同也被称为政策目标协议(简称PTA)。1990年3月的PTA又简称PTA(1990-03)。PTA(1990一03)规定价格稳定的具体目标是到1992年底，通货膨胀率达到0-2％。在货币政策的历史上，PTA(1990-03)是一个具有划时代的协议，标志着IT这一货币政策框架的诞生。

2.由于IT在9个国家相继得以实施，因此理论界出现了介绍这些国家实施IT情况的文献，这些文献集中反映在由Leiderman和Svensson(1995)编著的《通货膨胀目标》和Haldane(1995)编著的《钉住通货膨胀》这两本书中。尤其是后者，实际上是1995年英格兰银行举办的有关IT理论研讨会的综述与总结。有关内容包括：IT的目标和信息以及IT的技术问题等。

由于IT实施的时间不长，这一阶段很少有学者对IT的效果进行实证评估。Ammner和Freeman(1995)与Freeman和willis(1995)最先用VAR模型对IT的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发现：在新西兰、加拿大和英国，通货膨胀下降得比预计的要显著，表明IT是有效的，但IT的反通货膨胀成本比较模糊；IT增加了货币政策的可信度(长期利率下降)，但这种效应似乎并不长久。

二、第二阶段：IT理论基本定型

在这一阶段，IT的实践得到了新的发展，从1997年到2000年相继有捷克、韩国、波兰、墨西哥、哥伦比亚、南非、泰国等8个发展中国家宣布实行IT。实践大大推动了IT理论的进步。

在这个阶段，IT理论文献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IT的定义。

(1)框架性定义，也称实践性定义：IT就是货币当局在公开宣布对一个数值化(点或区间)的通货膨胀率承诺的基础上，货币政策决策行为和公开解释，包括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责任性的透明度等方面内容，是“有约束的相机抉择(constraineddiscretion)。”IT并不是像有的学者和倡导者所主张的那样代表一种坚不可摧的规则，相反，IT最好被理解成一个框架，其主要优点是增加了政策的透明度和连贯性，相机抉择有所限制，但仍有相当的灵活性(Bernanke和Mishkin，1997)。

(2)最简单的IT规则性定义是：货币当局明确宣布一个通货膨胀率作为未来一定时期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中央银行对未来的通货膨胀作出预测，如果预测值大于目标值，则提高利率，如果预测值小于目标值，则降低利率，如果预测值与目标值大致相等，货币政策保持不变。Svensson(1997)首次明确提出了预测通货膨胀定标(inflationforecasttargeting)这一概念：“IT隐含的就是预测通货膨胀定标，预测的通货膨胀变成了中间目标。这样有助于货币政策的实施和监督。”预测的通货膨胀率比最终目标有更强的可控性和可测性；它有良好的透明度，更容易与公众交流，更容易被公众理解。

这里所说的规则是目标规则(targetrule)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工具规则(instrumentrule)。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目标规则是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工具设定在预测通货膨胀率和目标相等的条件下，这是一个内生的反应函数；而工具规则是后顾性的，政策工具是在反应函数中直接根据当前的信息设定的。

2.IT的假设和前提。IT的假设实际上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实行IT这个问题；IT的前提条件大多与IT能否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有关。

(1)IT的假设与货币政策目标理论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当承认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价格稳定时，这一问题的大部分实际上已经得到解决。

Debelle(1997)认为IT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通货膨胀率成为货币政策压倒一切的目标，其主要理由是：近年来重新强调价格稳定是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对通货膨胀目标的承诺有助于消除货币政策中的通货膨胀偏向；货币政策工具与通货膨胀的联系比以往通过中间目标的联系更加稳定。

Masson，Savastano和Sharma(1997)认为实行IT的最简单的理由是为了保持一个“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率”，而这又依赖于五个假设：从中长期来看，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是中性的；通货膨胀都是有成本的；货币在短期内是非中性的；货币政策影响有不确定的时滞；相机抉择有“动态不一致”性，需要“承诺技术”。

(2)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实行IT的大多是工业化国家，有的学者据此认为IT只能在工业化国家实施，而发展中国家要成功实行IT，则需要满足相应的条件，否则难以实行IT。

Masson，Savastano和Sharma(1997)，Debelle等(1998)首先提出了IT的前提问题，认为这些前提包括：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必须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虽不必有目标独立性，但至少应该有工具独立性；货币当局没有对其他名义变量(工资、名义汇率)水平和路径的承诺。

由于IT需要相当严格的技术条件和制度保障，这些都不是发展中国家所能具备的。因此他们认为至少在近期内还不可能通过实行IT来改善货币政策。

3.IT的模型。由于标准的总需求一总供给模型主要涉及产出和价格水平，而不是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因此这种范式不能解释IT。此外作为一个货币政策框架，IT也很难完全用模型来加以描述，因为IT的一些特征如透明度和责任制难以模型化，较常见的模型主要是反映IT的反馈规则。IT反馈规则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前瞻性，强调通货膨胀预期的作用。

(1)Haldane(1997a，1997b)提出了一个比较简单的IT前瞻性政策规则理论模型：

It=γ(Etπt+j-πT)

上式中，it表示t期的名义利率，Et是以t期和更早的时期的信息为条件的期望算子，πt+j是t+j期的通货膨胀率，j就是定标的时间跨度(targetinghorizon)，具体由货币政策传导时滞决定，γ(＞1)是反馈系数。公式是对IT的最简单的理解：当中央银行在t期预计未来t+j期的通货膨胀将高于目标值时，应该提高利率，反之则应降低利率。

(2)Svensson是目标规则论的主要倡导者，Svensson(1997a)模型是最优化模型的代表。学术界应用得较多的这个模型，如Pierre-RichardAgenor(2000)中所讨论的模型等。Svensson(1997a)模型可以简单地用以下几个公式来表示：

πt+1=πt+α11yt+α2xt+εt+1

yt+1=β1yt-β2(it-πt)+β3xt+ηt+1

xt+1=γxt+θt+1

其中，πt=pt-pt-1,pt是价格水平的对数，πt表示通货膨胀率，yt是产出缺口的对数，长期自然产出正规化为零，xt是外生变量，ηt、εt、θt是白噪声，it是名义利率，α1，β2＞0，其它系数是非负的，且β1，γ＜1。

再假定货币政策由一个目标通胀为π*的中央银行来实施，中央银行在t期选择名义利率{it}τ=t∞t∞。以最小化损失函数L：

4.IT的设计技术。在符合基本前提的条件下，如何具体实施IT?Haldane(1995a，1997b)把这个问题称为设计技术(designtechnique)。IT设计技术可大体概括为目标技术、分析预测技术和决策治理技术这三种。但设计技术问题并不是一个IT所特有的，事实上任何一种货币政策都有设计技术问题。

(1)目标技术：Haldane(1997a，1997b)认为应该考虑价格指数的选择(choiceofpriceindex)，点(point)目标与区间(band或range)目标及时间跨度(horizon)的确定，汇率和货币条件指数(MCImonetaryconditionsindex)等问题。

(2)预测技术：IT要求中央银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来预测通货膨胀，因此对IT的成功实施的主要挑战是预测技术。值得一提的是扇形图技术，这也是英格兰银行对货币政策分析的主要贡献，这种方法不是点预测而是概率分布(probabilitydistribution)预测。

(3)决策治理技术：主要是指中央银行治理中关于货币政策委员会(MPC)的组成和决策规则，英格兰银行的MPC是个成功的典范。

①MPC的组成：MPC应该由专家组成，成员中最好没有政府、行业、部门的代表；MPC的专家应该有不同的专业特长，因为专业结构类同的MPC往往不能发现他们能力所及范围以外意想不到的威胁。

②决策规则：MPC的决策应该由MPC集体投票决定，由行长个人决定比较罕见(以色列、新西兰)。其中集体决定又有投票表决和一致通过两种，大多数是采用投票表决的形式。

4.IT的宏观效果。IT的宏观效果主要是指实行这一框架后对通货膨胀、利率、产出等宏观变量的影响，宏观效果有“相关论”和“无关论”之争。

(1)极大部分支持IT的学者持“相关论”思想，他们认为，由于实行了IT这一货币政策框架，中央银行的可信度大大增加，在实现价格稳定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Neumann和Hagen，2002)。

(2)“无关论”者认为，如果单独考察IT国家，可以发现IT国家的表现确实改善了很多。但这并不只是发生在IT国家，非IT国家的表现同样得到了改善。虽然IT国家的改进比非IT国家要大，但正如矮个子人的子女比他父辈长得稍高一样，这是一种自然“回归”现象。因为1990年代早期，IT国家的经济表现普遍比非IT国家较差些。一旦控制这方面的因素，IT与非IT的表现差别就会消失(Ball和Sheridarl，2003)。

但一个比较保守的结论是IT至少有锁定已取得的利益的作用，不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危害，而且未来可能对提高经济运行状况有一定的作用。

三、第三阶段：IT理论日趋完善

在这个阶段，相继又有挪威、冰岛、匈牙利、秘鲁、菲律宾等5个国家实行IT。

这个阶段IT理论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IT的数理模型大量出现。数理模型实际上在IT理论的第二阶段已经出现，但进入第三阶段后IT理论所运用的数学工具日趋复杂和高级。这也是IT理论日益融入主流宏观经济理论的标志和结果。

(1)最优规则的理论：Woodford和Svensson(1999，2003)主要论述了通过预测的通货膨胀来实施最优政策的；Svensson(2002)认为IT应该公布中央银行的损失函数以提高透明度，消除对“通货膨胀目标痴迷者”的误解；Svensson(2005)对目标规则和工具规则进行了深入研究。

(2)IT的独立性、透明度、责任制度：IT增加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利于增加货币政策的稳定性，IT确定了中央银行表现的衡量标准，责任和稳定的交替依赖于透明度，也就是对中央银行表现的监督能力。实行较长的中央银行行长任期对责任制度产生了威胁，但解雇规则有助于增强中央银行的责任walsh(2002)。

2.国别比较研究：由于IT实施已经有了较长的时间，而且实施的国家较多，因此比较研究的可靠性也大大增强。按照Kuttner(2004)的说法，IT已进入了“青春期”，虽然没有完全定型，但也显示了比较明显的实践特征。从全球范围的广泛视角对IT进行比较的文献也随之大量出现。

篇10

关键词：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汇率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8-00-01

一、通货膨胀原因总析

宏观看来，致使通货膨胀发生的原因有很多，通读国内外大量文献，不难发现，引发中国通货膨胀的表面原因不外乎以下六种：

（一）预期与通货膨胀

由于工资和价格存在刚性以及公众的通胀预期，往往会使上期通胀对当期通胀产生压力并导致“预期自致型通胀”的发生，因此通货膨胀的预期被认为是推动通胀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二）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

从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的角度看，经济增长间接导致了通货膨胀问题日益突显。实证研究分析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确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关性，它们是滞后相关关系，滞后的时期大约为一年，即经济增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滞后一段时期的通货膨胀。但是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不是有益的，高的通货膨胀并不能刺激经济较快增长。

（三）流动性过剩与通货膨胀

从目前文献来看，当前中国的流动性过剩诱发通胀主要原因有以下四种：第一，对外贸易顺差居高不下。导致中国外汇储备显著增加，并最终成为通货膨胀的诱发主因之一。第二，货币供应超长增加。按照弗里德曼的理论，这是导致通货膨胀发生的根本原因。第三，银行体系存差继续扩大。第四，资产价格迅速上涨。带动价格上涨趋势由上游产品传到下游产品，形成全面的通货膨胀。

（四）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与通货膨胀

国际大宗商品涨价，对于有大量能源、食品和原材料进口的国家，将会产生影响。以国际石油价格变动为例，我们发现国际石油价格的变动对中国的通货膨胀的影响有三种，即输入性通货膨胀、成本推动通货膨胀和价格全面上涨的通货膨胀。

（五）人民币汇率与通货膨胀

有些学者认为，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进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这既可以减少出口的数量，降低出口过度拉动总需求扩张的压力，同时，也可以降低进口产品的进口成本，降低输入性通胀压力，从而可以成为抑制通胀的常用工具。但有些学者则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以升值遏制通胀的观点不宜推广，加速升值的策略更需谨慎实施。综合以上两种观点的相互作用之后，效果到底怎样，升值能否抑制通货膨胀，这就需要结合实际进行实证分析了。

（六）资产价格与通货膨胀

近年来，股票和房地产是中国家庭和企业的两项重要的资产，其价格上涨往往给资产的拥有者产生财富效应，会促使他们扩大投资和消费，可能推高通货膨胀。相反在资产价格上涨的同时，也存在亏损者（或财富缩水者），这又反过来约束他们减少投资和消费，进而对通胀产生向下的压力。两者相互抵消后，其净影响到底是什么。资产价格的变化能否影响通货膨胀，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这也需要我们的实证分析。

二、通货膨胀的治理

至于治理通货膨胀，需要结合引发通胀的具体原因，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症下药。下面将从不同的视角讨论治理之药方。

（一）从货币供应量过多的角度看

弗里德曼认为，引发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印钞机的问题，即货币供应量过多。自然医治通货膨胀的根本方法就是政府要控制货币供应量，使之与经济增长相适应。因此，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增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同时提高汇率机制弹性以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定义一个确定最优货币供给量的公式，这将成为治理通货膨胀的根本途径，也是应对通货膨胀的第一道防线和最重要的一道防线。

（二）从通货膨胀预期的角度看

政府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是为公众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预期的环境。一方面，要加强媒体传播政策的公告效应。另一方面，还应充分发挥政策的示范效应，尤其是货币政策的示范效应。弗里德曼认为，治理通货膨胀时可以事先宣布一个逐步地、稳定地降低通货膨胀的政策，并坚持执行，使政策最终得到人们的信赖。进而使市场参与者形成理性的预期和采取恰当的行动。

（三）从所处国际环境的角度看

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需要浮动汇率制，即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共同建立这样一种汇率：它主要是由私人交易在公开市场上决定，与此同时，政府也要放弃对外汇交易的直接控制。结合中国国情，考虑到中国经济结构不断变动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既要对结售汇制度进行改造，抑制外汇储备过快增加；又要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调整，并稳定汇率预期；并且要改造利率形成机制，逐步放松对存贷款基准利率的管理。

（四）从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的角度看

经济过快增长，势必推动成本的上升，进而间接引发通胀。所以我们应当在总体上保证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相适应，避免经济的过快增长引发过高的通货膨胀。当然，我们必须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当经济保持较快增长时，要特别注重抑制通货膨胀；当经济增长乏力时，则要想方设法恢复经济增长的活力，而不是单纯的指望通过提高通货膨胀来促使经济增长。

三、小结

尽管以上选择性的运用了大师弗里德曼的主张，但是诚如弗里德曼所言，我们应该明白治理通货膨胀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会产生副作用，就如同酗酒成性的酒鬼选择戒酒就必须克服种种不良反应一样，暂时的副作用也是避免不了的。所以，要找准根本，及时医治，只要能逾越这个困难阶段，最后的结果就是称心如意的了。

参考文献：

[1]龙革生，曾令华，黄山.我国核心通货膨胀的实证比较研究.统计研究，2008，25（03）：20-26.

[2]李强.度量通货膨胀的指标研究.金融研究，1997（07）：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