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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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成绩非常突出

计划经济时期，在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低的情况下，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中国用占gdp百分之三左右的卫生投入，大体上满足了几乎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国民健康水平迅速提高，不少国民综合健康指标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成绩十分显著，被一些国际机构评价为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工作的典范。

（二）这一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经验

1、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布局与服务目标合理。以后的20多年里，通过政府的统一规划、组织和大力投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形成了包括医疗、预防、保健、康复、教学、科研等在内的比较完整的，布局合理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在层次布局上注重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和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的建设。在城市地区，形成了市、区两级医院和街道门诊部(所)组成的三级医疗服务及卫生防疫体系；在农村地区，形成了以县医院为龙头、以乡(镇)卫生院为枢纽、以村卫生室为基础的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络。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大幅度提高。

计划经济时期，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目标定位明确，即提高公众健康水平，不以营利为目的。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社会公益目标优先的定位，是由当时特定的组织与管理方式决定的。医疗服务体系的骨干部分是政府部门直接创办的国有机构，末端为隶属于城乡集体经济的集体所有制机构。政府通过计划手段进行管理，同时确保医疗卫生事业的资金投入。医疗卫生服务收入与机构和从业人员个人经济利益之间没有联系。

2、医疗卫生工作的干预重点选择合理。其一，突出“预防为主”，重视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在整个医疗卫生投入中，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一直处于优先地位。逐步建立了包括卫生防疫、妇幼保健、地方病控制、国境卫生检验检疫机构在内的、基本完整的公共卫生体系。公共卫生机构与医疗服务机构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协作关系。此外，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结果是：各种烈性传染病被完全消灭或基本消灭，法定报告的发病率迅速下降；多种地方病和寄生虫病得到有效控制，发病率大幅度降低。其二，基于医疗服务机构的公益目标定位，医疗领域的干预重点集中于成本低、效益好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治疗上；技术路线选择上注重适宜技术，强调中西医结合。政府对医疗服务标准的规范及其他相关制度安排，使医患双方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医疗卫生干预重点的合理选择，不仅实现了医疗卫生资源的低投入、高产出；而且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形成了更加公平的医疗卫生资源分配。

3、形成了广覆盖的医疗费用保障机制。一方面是医疗保障体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城镇地区，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基本上覆盖了所有的劳动者；按照当时的有关制度设计，多数职工家属在发生疾病时，也能够报销部分费用。在农村地区，合作医疗制度逐步普及，鼎盛时期覆盖了90%左右的农村人口。通过以上三项保障制度，全国绝大部分人口在发生疾病风险时都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费用保障。另一方面，公益性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本身，也具备很强的转移支付和医疗费用保障功能。由于各种医疗服务机构的人员工资、基础设施以及医疗设备投入主要来自政府和各经济集体，药品价格也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因此，医疗服务体系在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同时，也具有转移支付和医疗费用保障的功能。即使未参加任何形式医疗保障的居民，看病时就已经获得了政府公共投入的补贴。公益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这种转移支付功能，是各种保障制度特别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得以顺利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由上述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转移支付功能带来的费用保障机制，确保了全国绝大多数居民特别是经济困难群体能够看起病，从而大大提高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平性。

（三）这一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也存在问题

当时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总体投入和专业技术教育赶不上医疗服务体系的迅速扩张，致使医疗卫生服务的总体技术水平较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导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在医疗服务体系发展和医疗保障水平上依然存在很大差距；过分严格的政府计划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医疗服务机构及医疗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此外，城镇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一直存在着对患者约束不足以及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问题，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则存在互济功能不足的问题，如此等等。但总的来看，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在国际上是得到公认的。

（四）计划经济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是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在干预重点选择方面以及在费用保障机制发展方面取得突出成效，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决定性因素。医疗卫生的投入以政府为主，医疗卫生资源在不同卫生领域以及不同群体间的分配由政府统一规划，具体服务的组织与管理也由政府按照严格的计划实施。从而保证了全国绝大多数居民都能够得到最低限度的医疗卫生服务，确保了中国人民健康水平的迅速提高。这些成绩的取得，说明中国当时的选择符合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要求和规律。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但暴露的问题更为严重。从总体上讲，改革是不成功的。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

1、在医疗卫生服务体制方面：医疗卫生机构的所有制结构从单一公有制变为多种所有制并存；公立机构的组织与运行机制在扩大经营管理自的基础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同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之间的关系从分工协作走向全面竞争；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目标从追求公益目标为主转变为全面追求经济目标，不仅非公有制的医疗机构如此，公

立医疗服务机构乃至公共卫生服务机构也是如此。2、在医疗保障体制方面：随着80年代初期解体，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绝大部分地区迅速瓦解；由于该制度赖以生存的体制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试图恢复合作医疗制度的努力一直未见明显成效。城镇地区，随着国有企业以及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传统的劳保医疗制度和公费医疗制度也遇到了很大困难，经过多年的改革探索，目前确定了统一模式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企业职工医疗保障(保险)体制。

3、除此之外：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行政管理体制、药品生产与流通体制等等也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医疗卫生事业的行政管理及资金投入方面，中央政府的统一协调职能不断弱化，各种责任越来越多地由地方政府承担。药品生产与流通走向全面市场化。

4、医疗卫生体制变革的基本走向是商业化、市场化。在供给层面，基本形成了商业化、市场化的服务提供模式。各种资本都可以进入医疗服务领域，基本上不存在进入和退出限制，新建医疗机构的布局以及服务目标定位主要取决于市场需求状况。包括公立医疗机构乃至公共卫生机构在内的所有医疗服务机构，都已经成为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具有独立经营意识的利益主体。在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微观组织和管理方面，普遍转向企业化的管理模式。各种医疗服务机构之间则逐步走向全面竞争；医疗服务的价格形成机制也主要依靠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在需求层面，医疗卫生服务需求越来越多地演变为私人消费品。目前在城镇地区，医疗保障(保险)制度所覆盖的人群大约有1亿人左右，不足全部城镇从业人员的半数；在农村地区，则只有全部人口的10%右。另外，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的医疗保障体制本身都不具有强制性。改革开放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一直坚持自愿原则。城镇医疗保障(保险)制度虽然名义上具有强制性，但在实际操作中因过分追求小范围的收支平衡，也只有确保缴费才能享受相关待遇。对于绝大部分社会成员来说，医疗服务上的需求能否被满足以及被满足的程度，基本上取决于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力量。在公共卫生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二）医疗卫生体制变革的主要成效。

商业化、市场化走向的体制变革带来的成效主要表现为：通过竞争以及民间经济力量的广泛介入，医疗服务领域的供给能力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机构的数量、医生数量以及床位数量都比计划经济时期有了明显的增长，技术装备水平全面改善，医务人员的业务素质迅速提高，能够开展的诊疗项目不断增加。此外，所有制结构上的变动、管理体制方面的变革以及多层次的竞争，明显地提高了医疗服务机构及有关人员的积极性，内部运转效率有了普遍提高。

（三）体制变革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主要表现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

1、在公平性方面：不同社会成员医疗卫生需求的实际被满足程度，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严重地两极分化。富裕社会成员的医疗卫生需求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多数社会成员(包括相当多农村人口以及部分城市居民)的医疗卫生需求，出于经济原因很难得到满足，贫困阶层则连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都享受不到。在世界卫生组织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列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倒数第四。

2、在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方面：尽管全社会的卫生投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居民综合健康指标却没有明显的改善。，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已经增至5.42%，但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公共卫生领域，一些卫生、健康指标甚至恶化。改革开放前已被控制的部分传染病、地方病开始死灰复燃，新的卫生、健康问题也不断出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对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评估排序中，中国仅列144位，结果令人深思。

3、公平性和宏观效率的低下，导致了消极的社会与经济后果。它不仅影响到国民的健康，也带来了诸如贫困、公众不满情绪增加、群体间关系失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多数居民在医疗问题上的消极预期，已经成为导致宏观经济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因素。长此以往，不仅影响经济发展，而且危及社会的稳定以及公众对改革的支持程度。

（四）问题的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

1、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品性质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与一般消费品不同，大部分的医疗卫生服务具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性质。具有公共品性质的服务是营利性市场主体干不了、干不好或不愿干的。同时，也是个人力量所无法左右的。因此，必须而且只能由政府来发挥主导作用。否则就一定要出问题。sars所暴露的公共卫生危机以及其他诸多问题的出现已经充分显示出问题的严重性。

2、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医疗卫生的普遍服务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能够及时满足每一位患者的需要。因此，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本身必须是多层次的、布局合理的。商业化、市场化的服务方式不仅无法自发地实现这一目标，而且必然导致医疗服务资源在层次布局上向高端服务集中，在地域布局上向高购买力地区集中，从而使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大大降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城市的医院密集程度和拥有的高端服务设备数量已经达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广大农村地区则重新回到了缺医少药的状态。

3、医疗卫生服务的宏观目标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从全社会角度来讲，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合理目标应当是以尽可能低的医疗卫生投入实现尽可能好的全民健康结果。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只有选择成本低、健康效益好的医疗卫生干预重点及适宜的技术路线，才能实现上述目标。在商业化、市场化的服务体制下，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及医务人员出于对营利目标和自身经济效益的追求，其行为必然与上述目标发生矛盾。在医疗卫生干预重点的选择上，只要将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就必然出现轻预防、重治疗，轻常见病、多发病、重大病，轻适宜技术、重高新技术的倾向。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基于牟利动机提供大量的过度服务，甚至不惜损害患者的健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医疗服务价格以及全社会卫生总投入迅速攀升、但全民综合健康指标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其源盖出于此。

4、疾病风险与个人经济能力之间的矛盾。不同社会成员可能遇到的疾病风险以及相关的医疗服务需求是不同的，个人及家庭之间的经济能力也是不同的。如果将医疗服务需求视为私人消费品，主要依靠个人和家庭的经济能力来抵御疾病风险，则必然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医疗服务需求无法得到最低程度的满足，他们的基本健康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这不仅有失社会公平，也会带来其他一系列经济与社会后果。因此，在医疗保障体制的设计上，必须在广覆盖的前提下，建立风险分担和社会共济机制。中国城乡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的实际结果，就是将医疗服务需求逐步演变为私人消费品。其消极后果已经显现。商业化、市场化的道路不符合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规律和要求是一个早已被理论和各国实践充分证明了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问题是重新走了一遍已经被认定为错误的道路。这种倾向必须纠正。

（五）导致医疗卫生体制变革中出现偏差的主要原因

1、在于改革和发展模式选择中过分重视经济增长，包括医疗卫生事业在内的社会事业发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以后，由于体制基础的变动，传统的医疗卫生体制特别是医疗

保障体制受到了严重冲击，实际的保障范围迅速下降。面对这种现实，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没有形成明确的体制调整和事业发展思路，而是被动地修修补补、维持局面。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逐步提上议事日程后，在改革的目标设定上存在明显的偏差。更多地是服从于其他体制改革的需要，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视为一种工具性政策，忽视了其服务于保护公众基本健康权利目标的重要性。2、对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在服务体系改革和建设方面，简单将医疗服务机构视同于一般企业，选择了一条过度市场化的改革道路。集中计划体制解体以后，医疗服务机构从全部依靠政府拨款，转向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医疗服务收入，强化自身经济核算是正确的选择。但政府因此而放弃自己的责任，企图通过鼓励创收来实现医疗服务机构的自负盈亏，就偏离了医疗卫生服务于社会的大目标。医院与社会、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鼓励医疗卫生机构追求经济目标，必然损害社会和患者的利益。在医疗费用筹集与分配方面，忽视疾病风险与个人经济能力之间的矛盾，忽视风险分担与社会共济，也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此外，将医药生产流通企业视同一般的生产企业，放弃了必要的监督和规制，也是一个明显的失误。

3、其他方面的体制变动对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是财政体制的变动因素。80年代实行多种形式的财政分级包干体制以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责任特别是政府的投入责任主要由地方财政承担。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财政能力上存在很大差距，使得不少落后地区缺乏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能力，以至不得不采取一些错误的改革和发展方式。90年代税制改革以后，中央财力有了很大增强，但依然没有形成有效的转移支付制度。另外，医疗卫生事业管理体制上的条块分割，也导致了改革方向和目标上的不协调、不统一问题。

4、既得利益群体的影响。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在总体上陷入既不公平也缺乏效率境地的同时，自然会产生既得利益群体。在前一阶段医疗卫生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中，既得利益群体主要是部分医疗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以及部分享受较高医疗保障待遇的社会成员。由于信息不对称、谈判能力的差别，以及其他体制缺陷因素的存在，既得利益群体对改革方向的影响不容忽视。它是导致合理的改革措施难以推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逐步偏离合理方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当前的一些改革思路和做法，不少仍与医疗卫生事业基本规律和发展要求存在矛盾，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

（一）目前的不少改革思路与做法都值得商榷

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的问题及其严重后果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全面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同，各个领域的改革也都开始进一步推进。能够面对问题、正视现实，加快推进改革固然值得肯定，但改革能否获得预期的进展及良好的效果则是另一问题。从总体上看，目前正在推行的不少改革思路及做法都值得进一步商榷。

1、公共卫生领域的改革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非典”过后，强化公共卫生体制建设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目前的政策着眼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增加政府投入；二是强调应急体制建设。这种思路存在明显的问题。

政府投入不足的确是近年来公共卫生事业出现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除投入不足外，医疗服务体系与公共卫生体系的割裂问题、公共卫生组织体系之间的条块分割问题、公共卫生机构组织与管理上的体制缺陷，以及由此导致的行为偏离等问题都是非常严重的。没有综合性的配套改革，仅靠增加政府投入，解决不了以上这些矛盾。即使在投入问题上，也需要以体制完善为基础，尤其是要建立不同层级政府间规范的责任分担与资金筹集机制。否则即使增加了政府投入，也无法确保公共卫生事业的稳定发展。

强化公共卫生领域的应急体制建设固然是必要的，但应急体制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由各级疾病控制中心、防疫站和传染病专科医院组成的应急医疗系统。“非典”暴露的决不仅仅是应急医疗系统问题，而是整个医疗卫生体制，特别是常规医疗卫生体制的失效问题。离开了常规医疗卫生体制，只靠应急医疗系统，不仅解决不了传染性疾病的早期发现问题，也解决不了大量传染病患者的救治问题。此外，公共卫生不仅包括传染病防治，还包括地方病防治、职业病防治、健康教育、妇幼保健以及环境卫生控制等等。除传染病防治外，中国目前在上述领域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而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有效的常规医疗卫生体制。回避常规体制的失效问题，只因特定问题的出现而强化应急系统的思路和做法显然是不合理的。

2、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的商业化、市场化倾向依然十分严重；“抓大放小”难以保证“可及性”。尽管商业化、市场化的医疗卫生服务体制改革已经带来了极为严重的社会后果，但至今国内学术界对此不愿意进行认真的反思，商业化、市场化的舆论和呼声依旧很高。很多地方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实际推行的改革措施依然是进一步商业化、市场化。除鼓励竞争、放开价格，以及在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进一步引入企业管理模式外，不少地方还套用国有企业改革的做法，通过股份制改造、整体出售、授权经营等多种方式将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民营化。如果这种倾向得不到有效遏制，后果将不堪设想。

上述倾向来源于一个简单化的、有诱惑力的思路：通过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市场化竞争，可以提高机构自身的运行效率并降低服务价格；政府转而采取补贴需方或购买服务的方式来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保障，财务负担可以因此而大大减轻。这种思路貌似有理，其实是行不通的。只要医疗服务机构走向全面市场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布局及服务目标偏离问题就不可避免；竞争无法保证医疗服务价格降低，也早已被各国的实践所证明。在以上前提下，政府补贴需方和购买服务不仅无法保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健康发展，也减轻不了政府的财务负担，最后必然因医疗卫生的总体服务水平下降而招致公众激烈的批评。

中央政府有关部门虽然没有主张医疗卫生服务体制全面商业化、市场化，但是强调分类改革。其政策要点是将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分为两类，一类放开，定位为营利性机构，按照企业模式进行组织和管理；另一类为非营利机构，主要追求公益目标，政府继续给予经济上的支持。鉴于中国国情(国家投入能力)并考虑到国际上的普遍做法，对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进行分类改革，形成多元化的服务提供主体是合理的选择。但在抓什么、放什么的问题上，有关改革政策的基本导向是“抓大放小”。这种思路存在重大缺陷。在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方面，要想充分保证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要想真正提高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需要优先发展和政府确保的是初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而不是那些三级以上的大型综合医院。从这个意义讲，可能“抓小放大”比“抓大放小”更为合理。

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目前对包括医疗服务机构在内的事业单位改革思路中，非营利机构的组织管理模式备受推崇。但中国并没有发展非营利机构的传统和经验，相关法律、法规也几乎全部是空白。另外，非营利机构本身也有其固有弱点。由非营利机构来担当某一公共服务领域的主要责任，在国际上并非是普遍的做法。

3、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本身存在明显缺陷，发展前景不容乐观。在城镇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方面，目前尚没有新的改革计划。制度建设的重点是全面推进“统帐结合”的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问题在于，目前正在推进的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本身存在明显缺陷，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1）在医疗保险制度中引入积累制的个人账户，不符合医疗保险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其一，医疗保险所依据的基本原则是社会共

济，个人账户的设立显然降低了医疗保险的互济功能。其二，个人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是随机性的，不可能先积累后消费；引入积累制并不符合医疗需求规律。从国际经验看，除新加坡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医疗保险(保障)制度中引入个人账户。况且，新加坡的个人账户功能与中国制度设计中的功能也相去甚远。新加坡个人账户中积累的资金主要用于住院治疗中的个人自付部分；而在中国，却要求个人账户支付平时的门诊费用，实质上是要求个人自己来解决基本医疗服务问题。这种“大病统筹，小病自费”的制度设计，违背了“预防为主”的医学规律。（2）现行城镇医疗保险制度的目标人群只包括就业人员及符合条件的退休人员，将绝大部分少年儿童、相当一部分老人以及其他无法就业的人员排除在外。这样的制度设计必然导致如下结果：一是上述人群的医疗需求难以得到制度化的保障，个人及家庭面临的医疗风险难以化解，从而带来经济、社会方面的消极后果。二是在一部分人有医疗保障而另外一部分人没有医疗保障的情况下，无法避免体制外人员以各种方式侵蚀体制内医疗资源的问题。

（3）现行医疗保险制度设计及相关配套措施没有解决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行为约束问题，以至医疗服务费用仍无法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维持资金平衡就成为医疗保险自身的难题。在实际操作中，主要做法就是强调参保者享受的待遇与缴费紧密挂钩，不能缴费甚至不能及时缴费就无法享受相关保障待遇。长此以往，医疗保险事实上就演变成自愿参加的，且只有具备缴费能力才能参加的“富人俱乐部”。在无法控制服务提供者行为的情况下，有关制度转而将控制重点改为患者，通过起付线、封顶线、多种形式的个人付费规定，实施对患者的全面经济限制，以至于能够进入该体系的参保者也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

（4）另外，现行医疗保险设定的统筹层次过低，以至于无法在较大范围内实现风险共担。在参加医疗保险的不同类型人群中，也存在保障标准上的差异，影响到制度的公平性。

上述问题的存在，影响到城镇医疗保险制度自身的可持续性和实际效果，继续推行下去的难度很大。

4、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设计同样存在明显的缺陷。在农村医疗卫生状况急剧恶化、恢复传统合作医疗制度努力普遍失败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的有关部门于出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改革思路，明确提出了政府增加投入的责任。这一点值得充分肯定。问题在于制度设计原则上依然存在明显的缺陷，很难发挥保障广大农村居民基本医疗需求的作用。

（1）农村居民自愿参加并需要按年度缴纳费用。这事实上就设定了一个费用门槛，以至于最贫困的农村居民，通常也是最需要帮助的人，必然因为缺乏缴费能力而无法参加。这与社会(医疗)保障制度需要突出对经济弱势群体保护的一般性原则是明显矛盾的。另外，自愿参加的制度必然形成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群体区分，难以避免体制外人员对体制内资源的侵蚀问题。

（2）政府的补贴与自愿参加相结合。由于自愿参加必然形成对经济困难群体的排斥，能够参加的是农村中相对富裕的群体。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参保者的财政补贴，就变成了一种典型的逆向转移支付，加剧了农村医疗卫生领域的不平等，违背了社会保障制度应当对贫困者进行转移支付、以缓解社会不平等的基本原则。

（3）保障目标依然定位为保大病。事实上放弃了对大多数人基本医疗需求的保障责任，也不可能获得良好的投入绩效。在农村的现实生活中，真正影响农村居民整体健康水平的是常见病和多发病。许多农村居民的大病也是因为“小病无钱治而扛成大病”的。从医疗卫生投入的绩效看，对大病的干预所获得的健康效果远不如对常见病和多发病的及时干预。

（4）与城镇医疗保障制度设计一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设计，缺乏医疗服务体系改革的同步支撑，以至于不得不突出对患者的约束。制度设计中也引入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起付线、封顶线以及分段按比例报销等做法。这些做法对于维持资金平衡是有益的，但对患者过分严格的约束特别是过高的患者自负比例必然会导致参保积极性的下降。

（5）缺乏组织能力和管理成本上的分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确定以县为单位进行组织。实施费用发生后，以县为单位集中审核、报销。表面看来，统筹层次已经很低了。但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绝大部分县都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人口，且农村居民居住分散。合作医疗面对千家万户，县政府是否有足够的组织能力，管理成本有多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6）相关领域改革的一些做法也需要进一步商榷。近年来对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还涉及其它一些内容，部分做法和思路也值得质疑。一是医药体制改革问题。与一般消费品不同，消费者在药品消费方面缺乏足够的选择能力，无法摆脱对医生的依赖。要想保证合理用药和药品价格的合理性，规范医院和医生的行为是关键。从国际经验看，基本着眼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政府干预严格控制药品的生产许可、质量标准、使用范围和价格；二是切断医院、医生收入与药品销售收入之间的联系，实施医药分开。中国的医药体制改革却逆向而行。政府对药品生产许可、质量标准、使用范围及价格的管制日益放松，形成了药品产生和流通的过度竞争局面。与此同时，医院、医生收入与药品销售收入之间的联系却不断增强。其结果是：医院、医生与药商同流合污，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选择和使用药品，操纵药品市场，药品价格失控、低性价比药品驱逐高性价比药品、伪劣药品泛滥以及药品滥用等问题愈演愈烈。面对有关问题，近年来一个比较明确的改革措施是实施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试图以此切断医生和药商之间的交易关系。以此作为政策重点的问题在于，药品流通方式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单纯通过流通体制改革不可能全面解决药品使用与价格方面的混乱；更突出的问题在于，有关政策将招标采购的主体定位为医院。作为利益主体且作为医生个人利益的共同体，医院仍必然以其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选择，有关问题和矛盾不可能解决。改革实践已经证明了这种改革思路的问题。二是医疗救助制度建设问题。近年来，经济困难群体的医疗问题日益得到关注，一些部门开始探索建立针对经济困难群体的医疗救助制度。这种探索的出发点值得充分肯定。问题在于，针对经济困难群体的医疗救助制度必须与整个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同步推进。单独推进医疗救助体系很难达到良好的效果。原因之一是在大部分社会成员都享受不到制度化医疗保障的情况下，只针对部分经济困难群体提供医疗救助，医疗资源侵蚀问题难以避免。原因之二是无法回避的贫困陷阱及群体矛盾问题。对最贫困的群体实施医疗救助后，贴近贫困线的家庭和个人就有可能因为疾病问题而沦为最贫困者，而自然产生救助要求。因此，救助范围不得不逐步扩大，直至制度无法支撑。否则，就必然出现群体间的矛盾和冲突。

四、未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需要首先解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

（一）结合中国国情，明确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目标定位

在所有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无法回避的基本矛盾是：社会成员对医疗卫生的需求几乎是无止境的，而社会所能提供的医疗卫生资源则是有限的。从这一基本矛盾出发，一个必须回答的原则性问题是：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如何在社会成员之间，以及不同的医疗卫生需求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换句话说，必须首先解决保障谁和保什么的问题。上述问题的解决方式有三种选择：一是优先满足部分社会成员的所有或大部分的医疗卫生需求。二是对所有社会成员按照实际需求提供均等的、有限水平的服务保障。三是优先保障所有人的基本医疗需求，在此基础上，满足更多社会成员更多的医疗卫生需求。

第一种选择的优点在于便于操作，将医疗卫生需求作为私人消费品，购买与服务方式采取市场化的方式即可。这种选择的最大问题在于其会产生非常严重的不公平问题，整个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也会很低。中国近年来的改革实践及其后果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这种选择应当彻底放弃。第二种选择的优点是可以确保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平性，以及医疗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其主要的问题在于管理和操作上都非常困难，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中国的现实情况也不可能接受这种选择。相比之下，优先保障所有人的基本医疗需求，在此基础上，尽可

能满足更多社会成员更多的医疗卫生需求是较为合理的选择。尽管这种选择也有其不足，但毕竟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实现对全体公民健康权利的保护，大大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而且也便于操作。世界多数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大体上都属于这种类型。舍此选择，别无它路。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目标定位选择不仅关系到社会目标的实现，而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很大。一个不好的医疗卫生体制在影响社会目标实现的同时，必然制约经济增长。中国近年来的实践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与此相反，一个好的医疗卫生体制则会促进经济增长。如果中国能够尽快建立一套保证所有老百姓都能享受到基本医疗服务(广覆盖的)的医疗卫生保障体制，一是可以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社会环境的改善必然有利于经济增长；二是对国民基本健康的有效保护必然会降低疾病负担，减少疾病带来的经济损失，同时也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强化国家竞争力；三是可以大幅度提高居民的生活预期，刺激消费并带动宏观经济的增长。

（二）必须合理选择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和干预方式

基于医疗卫生资源有限性与公众医疗卫生需求无限性的矛盾，还有一个原则性问题必须解决：一定要合理地选择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和干预方式。这不仅直接关系到医疗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也关系到社会公平问题。选择的唯一标准是使有限的医疗卫生投入获得尽可能大的增进国民健康的效果。选择的基础则是在不同的医疗卫生干预目标、干预成本和效益(增进国民健康的效果)之间进行比较。不同的医疗卫生干预环节、对不同类型疾病的治疗、对同一类疾病不同人群的治疗、以及对同一种疾病不同治疗手段的选择，在成本和效益上都有很大甚至是巨大的差别。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干预重点和干预方式上的选择尤其重要。首先，应当突出公共卫生服务；第二，在疾病治疗方面，应将医疗资源集中于成本低、效益好的基本临床服务；第三，对于那些按照现有技术可以取得较好治疗效果，但成本非常高昂的临床服务，在现阶段不宜广泛提倡；第四，必须彻底放弃那些成本高、效益极差的临床医疗服务；第五，应注重选择更加适宜的医疗技术路线。

目前，中国无论是在城镇医疗保障制度设计还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设计上，都将“大病统筹”作为医疗保障的重点。这种办法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大病由于治疗费用高只能通过医疗保障制度来解决，小病则因治疗成本低可以由个人和家庭自行解决。这种思路看似合理，事实上却根本行不通。如果所有的大病问题都可以通过社会统筹来解决，则意味着公共筹资与个人筹资相结合的医疗保障制度可以解决所有人的所有医疗服务需求，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基本现实。按照这一思路进行制度设计，基本结果只能是以牺牲大部分人基本医疗需求来满足部分社会成员的大病保障需求，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平性无法实现。另外，医疗卫生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很多疾病特别是部分大病的发生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对很多大病的治疗和控制是成本很高而效益却很低的，将保障目标定位为大病，也不符合效益原则。将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集中于公共卫生以及成本低、效益好的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与控制是无可非议的选择。但有几个问题需要强调。第一，这种选择主要是针对政府责任而言。如果部分社会成员有特殊医疗需求，而且其个人和家庭力量抑或其他筹资方式(比如购买商业保险等)可以承担相关费用，这种需求应予以满足。第二，常见病、多发病与大病的界限不能简单以治疗费用的高低来区分，而是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第三，对于部分治疗成本很高、治疗效果很差甚至无法治愈的大病，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不可能放弃治疗，合理的治疗方案是采用低成本的维持性措施来尽可能减轻患者的痛苦，实施临终关怀。在医疗卫生干预重点选择问题上，除了要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确保选择的合理性外，应当对所有社会成员进行理性思维教育。不少疾病的发生、演化属于自然规律，是人类现阶段无法抗拒的。即使不存在资源约束，以高投入且很多情况下以增加患者痛苦方式来对抗自然规律是缺乏理性的。

从中国的情况看，尽管卫生资源与医疗需求之间的矛盾依然很大，但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整个国家的经济能力以及卫生投入能力均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如果能够很好地选择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充分发挥资源投入的健康效用，全民的健康状况比计划经济时期有更大幅度的改善是不成问题的。

（三）核心问题在于强化政府责任

基于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性，无论是基本保障目标选择还是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选择，靠市场都无法自发实现合理选择，出路只能是强化政府职能。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取得巨大成效的决定性因素也在于此。政府的责任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化政府的筹资和分配功能，二是全面干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1、在筹资方面，首先要确保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公共卫生事业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提供公共卫生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责。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除此之外，在一般医疗领域，基于个人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及个人经济能力的差异，政府也必须承担筹资与分配责任，这是实现社会互济和风险分担的前提，也是实现合理干预目标的基本条件之一。

在一般医疗领域如何发挥政府的筹资和分配职能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从国际经验看，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通过政府一般性税收筹资，为国民提供医疗保障；二是政府组织实施社会医疗保险计划，对国民提供医疗保障。两种筹资和保障方式各有利弊。考虑到中国国情，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二三产业尚不发达，工薪劳动者占全社会劳动者的比重较低，保险方式不是理想选择。相比之下，政府直接投入可能更加便于组织和管理。

2、在全面干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方面：一是要干预医疗卫生服务的地域布局，避免医疗卫生资源过分向城市及发达地区集中，以确保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二是要干预医疗卫生服务的层级结构，大力扶持公共卫生及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发展，避免医疗卫生资源过分向高端集中，这是实现合理干预重点选择的基本条件之一；三是要干预医疗卫生服务的服务目标，突出公益性，在此基础上，发挥医疗服务机构及医务工作者在医疗卫生干预重点选择方面的积极作用。四是要干预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和价格，确保公众能够得到优质服务。

如何更好地实现政府对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和发展的干预是另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首先，如果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以营利性机构为主体，无法保证社会公益目标的实现。其次，目前很多人崇尚的个别西方国家的非营利机构主导模式，受文化传统、法律和制度基础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中国也行不通。合理的选择可能还是由政府直接举办多数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特别是承担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责任的机构。当然，由政府直接举办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弱点，但这种组织方式在确保政府意志的实施、确保医疗卫生事业服务不脱离社会公益目标方面的优势是其他体制所不可比拟的。对于公立机构可能出现的效率低下问题，可以通过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给予改善。迄今为止，多数发达国家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仍以公立机构为主体。这一事实值得中国认真考虑。

五、对未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一个框架性设计

（一）打破城乡、所有制等各种界限，建立覆盖全民的、一体化的医疗卫生体制。建国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建设特别是医疗保障体制建设，一直是分别城乡、分别所有制乃至分别就业状态来组织实施的。这种制度建设方式已经落后于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在未来的改革中，必须打破城乡、所有制等界限，建立一个覆盖全民的、一体化的医疗卫生体制。这样不仅可以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保障全体公民的基本健康权益，也可以避免体制分割所造成的利益集团分化以及由此产生矛盾和冲突，还能够从根本上扫清传统医疗体制对劳动力流动、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等形成的障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城乡一体化的医疗卫生体制建设，可以真正增进对农民权益的保护。此外，过去只针对少数群体的保障体制所难以解决的体制外侵蚀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二）划分医疗卫生服务的层次和范围，实行不同的保障方式。为了合理的分配医疗资源，有必要将医疗卫生服务分为公共卫

生、基本医疗服务和非基本医疗服务三个层次。包括计划免疫、传染病控制、妇幼保健、职业卫生、环境卫生和健康教育等在内的公共卫生服务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应由政府向全体社会成员免费提供。在基本医疗方面，以政府投入为主，针对绝大部分的常见病、多发病，为全民提供所需药品和诊疗手段的基本医疗服务包，以满足全体公民的基本健康需要。具体实施方式是，政府确定可以保障公众基本健康的药品和诊疗项目目录，政府统一组织、采购并以尽可能低的统一价格提供给所有疾病患者。其间所发生的大部分成本由政府财政承担。为控制浪费，个人需少量付费。对于一些特殊困难群体，需自付部分可进行减免。对于基本医疗服务包以外的医疗卫生需求，政府不提供统一的保障，由居民自己承担经济责任。为了降低个人和家庭的风险，鼓励发展自愿性质的商业医疗保险，推动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保”。政府提供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在自愿和自主的基础上，为职工购买补充形式的商业医疗保险；也鼓励有条件的农村集体参加多种形式的商业医疗保险。对不同层次医疗服务的界限划定，尤其是基本医疗服务包范围(包括药品和诊疗项目)的确定，可以依据医疗服务领域对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经验，并结合政府和社会的保障能力来确定。制度建设初期，基本服务包的范围可控制得小一些，随着经济增长和政府投入能力的提高，再逐步扩充服务包的内容。（三）构建与目标体制相适应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既然在公共卫生问题上政府要承担全部责任，为了便于工作上的统一组织与协调，最好由政府直接组织的公共部门来提供相关的服务。从中国目前的情况出发，基本医疗服务也应主要由公立机构来提供。鉴于公共卫生事业和基本医疗服务之间的紧密联系，二者可以采取合一的体制。即建立同时承担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职能的公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这样做，可能更加符合医疗卫生自身的规律，突出预防为主，实现防治结合；同时也可以避免多元服务体系并存带来的资源浪费。非基本医疗需求属于私人消费品，至少在现阶段如此。因此，主要靠市场化的方式来提供服务，不需要政府来统一组织。在这一领域可以充分引入竞争机制，鼓励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发展。但是由于医疗服务的特殊性，不可能将全部非基本医疗服务都交给营利性机构去提供，还是需要保留一部分承担非基本医疗服务责任的高端公立医疗机构。其作用之一是在服务价格方面发挥导向作用，二是在技术路线选择方面发挥导向作用，三是仍需要承担一些相关的政府职能。例如诊疗新技术的推广、新标准的示范，以及特殊时期的应急医疗服务等。除此之外，也应借鉴国际经验，积极创造条件，发展非营利的医疗服务机构；与营利性医疗机构、公立医疗机构一起，共同为居民提供非基本医疗服务。

公立医疗机构由政府直接举办，其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服务以及部分非基本医疗服务。此类机构不得有营利目标和行为，收支要严格分开。对于只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机构，政府应确保投入。提供非基本医疗服务的公立医疗机构运转费用来源以服务收费和政府投入相结合，可以有盈余，但盈余应当进入国家预算收入并用于推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公立机构的医务人员为公职人员，但需通过合同聘任等方式引入激励与约束机制。公立医疗机构的布局由政府统一规划。其中，只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机构，可以参照政府行政机构的管理方式；承担非基本医疗服务责任的公立医疗机构，可以在确保政府基本意志得到贯彻的前提下，给机构以更大的独立性。营利机构完全按照企业方式运作。政府对医院和医务人员的资质条件、服务价格、服务质量等实行全面监管。非营利医疗服务机构按照一般非营利机构的模式运作。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盈余只能用于事业再发展。政府给予相关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同时进行全面监管。

（四）全面推进医药分开。按照以上制度设计，在基本医疗服务领域，前述医药不分、以药养医等问题应当可以彻底杜绝。政府工作的重点应主要集中于非基本医疗领域，特别是营利性医疗服务机构。主要的调控手段一是在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的基础上严格限定医院的收入比例，全面推行医药分开；二是辅之以严格的价格监管和相应的惩戒手段，最大限度地控制医药合谋问题。

（五）建立并逐步完善筹资与组织管理体制。基本政策框架、服务内容和标准由中央政府来确定。在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领域，保持全国大体上均等的水平。但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保障涉及千家万户，具体的组织实施责任还是要更多地依靠地方政府。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以县级政府作为组织实施的责任主体，应该是比较适宜的选择。

为了实现医疗卫生事业特别是公共卫生及基本医疗事业的均衡发展，实现服务的公平，筹资责任应以中央政府为主，各级政府合理分担。可以考虑由中央政府承担医务人员工资、基本药品和诊疗手段的采购费用，而诸如医疗设施的基本建设等费用，则主要靠地方政府来承担。地区间的财政能力差异问题，可以通过强化一般性的财政转移支付来逐级解决；为了尽可能做到财权与事权的统一，财政上需要做出相应的安排。例如，调整中央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医疗卫生支出；适当调整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收入比例；中央财政设置专项预算科目用于补贴落后地区的医疗卫生费用等。长期来看，则应在税制改革的基础上，调整中央、省、县级政府之间的收入比重；设置专项税收用于医疗卫生事业。同时根据按保障目标测算的人均费用标准和各地(县)的人口数量，核定各地(县)的基本医疗服务总费用，列入中央财政的年度预算，并按季度通过省级财政直接拨付给县级执行机构；为了确保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稳定，必须改进各级财政的预算制度，对公共预算中的医疗卫生科目实行分账管理，禁止任何形式的相互挤占和挪用。此外，可以在中央和省两级建立专门的医疗卫生基金，以应付各种不时之需。

（六）新旧体制的衔接方式。一是现有医疗保障体制与目标体制的衔接问题。关键是保证目前享有较高水平保障的社会成员的实际待遇水平不发生明显降低。出路是为他们提供补充保障。例如，对政府公职人员以及其他获得过医疗保障承诺的国有经济部门的中老年职工等，可采取由政府统一提供附加商业医疗保险的方式予以解决。对企业职工，则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参加商业性大病医疗保险。二是对现有医疗服务机构的分类改革问题。对现有医疗服务体系的改革只能是“抓小放大”，同时承担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责任的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主要应通过对现有各级公共卫生机构、二级以下的公立综合性医院、以农村乡镇卫生院和城市社区医院为主的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的改革、调整、合并形成。对目前三级以上的大型专业性或综合性医院，则应进行分类改革，部分改制为营利性机构，部分改制为非营利机构，还有一部分应继续保留其公立机构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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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播电视节目的传播特点来看，传播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有：制作、审查、广播（有线、无线传输）、接收。数字媒体技术为制作广播电视节目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互联网为审查广播电视节目内容增加了难度，高速移动宽带网络为广播电视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网络环境，而移动终端多样化为广播电视接收提供了优良条件。这些技术的发展，同样对广播电视管理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下面从法律法规、传播途径、内容监管等三个方面，提出改革广播电视管理体制的建议。

规范高速移动宽带网络下的广播电视传播途径

1.IPTV。IPTV是指通过宽带互联网络传播视频节目的服务形式。数字交互电视是集合了电视传输影视节目的传统优势和网络交互传播优势的新型电视媒体，它的发展给电视传播方式带来了革新。目前，由于电视节目内容的运营商多样化，因而对于管理部门来说，这种方式下应该严格审查，限制无许可证的运营商节目内容。

2.移动电视。目前，移动工具上安装电视设备，这些移动电视具备覆盖广、反应速度快、移动性强的特点，除了传统媒体的宣传和欣赏功能外，还具备城市应急信息的功能。这种情形，管理部门目前进行了很好的管理，但可以简化管理流程，下放管理权力，让移动电视内容更加多样化。

3.手机电视。随着高速移动宽带的覆盖（3G、4G无线网络），手机电视将会成为主流，用户可以随时获取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也可以随时获取网络电视视频节目等。今后，对于电视节目内容，主管部门可以采用现有的管理制度进行管理，对于网络电视节目，管理部门应积极制定运营准入制度，制定运营政策，让企业合法运营，保证广播电视传播途径的规范性。

修订广播电视法律法规，促进企业的良性竞争

随着高速移动宽带技术的发展以及三网融合的推进，参与新媒体、视频广播的运营商将会逐步增加。我国快速发展的动漫企业就是广播制作领域的典范，同样，广播电视、电影节目公司的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电视剧、电影的飞速发展。在“十二五”规划中，文化发展战略将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作为重点支持的发展战略新型产业之一，在这方面，国家政策、法律法规都鼓励优秀的广播节目制作，并且近年来得到了良性发展。

然而，随着近年来广播节目制作的增加，视频节目内容审查需要更多人力物力来支持，目前的管理制度无法适应今后广播电视节目发展的需要，因而可以下放部分审查权力，加快审查速度，当然在下放审查权力的同时，也需要加强审查责任意识，从而达到审查的效果。

目前，广播电视节目内容除了在电视上广播外，在互联网上用户可以方便地获取，从而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然而就目前情况来说，存在两方面隐患。一方面，我国在视频节目的传播、转载等方面缺乏严格的管理，导致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方的知识产权很难得到保护，不利于合法运营商的市场开拓，从而不利于市场的良性发展。为此，需要制定法律法规，引导各运营商尊重知识产权，合理经营，从而更好地促进广播电视的良性发展。另一方面，很多非法运营商在互联网上传播不良广播电视节目，这极大危害了人们的身心健康，特别是对未成年人。近年，尽管我国大力打击了互联网、手机的黄色内容，取缔了大量非法网站，起到了维护健康网络的作用，但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加大打击力度，让非法经营的运营商受到严厉制裁。

三网融合使得能够上网的设备均可获得广播电视服务，对于管理者来说，市场竞争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用户使用自己开发的广播电视节目，对电视来说是收视率，对网络来说就是点击率。为了使广播电视节目能够更好地让用户获取，管理者应当从多方面提供广播电视服务，采用现场直播、网络直播同时进行，使得各种用户都可以获得直播服务。采用线上、线下服务，使得用户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来获取服务。为了更好地提供这些服务，管理者需要制定科学的管理制度，使资源得到最好的利用，得到更多的市场份额。

利用新技术加强广播电视内容监管

尽管法律法规可以很好地监管非法广播电视节目内容的传播，然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一些运营商非法传播广播电视节目。目前互联网上传播的“黄赌毒”都是典型的非法内容。因而在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利用新技术，加强对广播电视节目的监管。

尽管高速移动宽带网络可以满足用户的视频获取需要，但主干网络需要使用带宽更大的技术，比如光纤网络来传输广播电视节目，此时可以利用视频过滤技术分析主干网的视频内容，减少非法视频内容的传播，在传播过程中尽量堵住非法内容。利用云技术的强大计算能力，使用多媒体搜索技术，对各运营商的内容进行分析，进而利用数据挖掘技术找出非法内容，从源头上发现内容。对于视频接收者来说，需要有专门的工具播放广播电视节目，国家可以规定在视频接收端工具中使用多媒体过滤技术，限制非法内容的传播，从而从使用者的角度堵住非法内容的传播。

注释：

①田慧爱：《深化对广播电视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的认识》[M]，《前进》， 2001年第10期

②沈艺奇：《德国广播电视管理体制和机制的考察启示》[M]，《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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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计算机网络 职业技能竞赛 实践教学

课 题：本文系2016年度广西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立项项目《以职业技能比赛为导向的计算机网络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与实践》（项目编号：GXZZJG2016B276）的研究成果之一。

我国正处于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施 “互联网+”战略的新时期，计算机网络技术早已渗透到社会各个行业。许多研究表明，中职生就业竞争力低的根本原因是实践技术水平低，很多中职计算机网络专业的毕业生仅仅掌握办公软件的简单使用，满足不了网络工程、W络安全技术、网络综合布线、无线网络技术等方面的工作要求。为解决此问题，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对以职业技能竞赛为导向的计算机网络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进行了近一年的尝试，总结了一些经验，现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职业技能竞赛对实践教学的促进作用

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就提出“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坚持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强化教学、学习、实训相融合的教育教学活动。……开展职业技能竞赛。”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的“网络搭建与应用”赛项规程也明确了竞赛内容，是“通过对计算机网络和集成企业进行调研和分析，根据行业企业业务背景进行网络业务需求分析、技术应用环境分析、理解实际的工程应用与业务架构分析。中职计算机网络专业毕业生主要从事系统集成、系统应用、网络工程、网络安全及售后技术支持等五个岗位，竞赛内容即岗位工作主要内容”。由此可见，计算机网络专业的学习内容就是中职毕业生今后要主要从事的工作，要和企业需求形成无缝对接。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无论是学生层面还是在教师层面，“网络搭建与应用”项目都是职业技能大赛中的常设项目。该项目不但能很好地检验学生的技能水平，也检验教师的技能水平及指导能力。

职业技能竞赛与日常实践教学结合，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也能帮助学校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提高技能教学质量，从而使“以赛促学、以赛促教”成为真正有效的教学手段。

二、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职业技能竞赛与实践教学能无缝结合是理想的状态，但笔者学校在计算机网络专业教学实施过程中发现，真正做到“将实践课程改革与技能竞赛相结合，汲取技能竞赛的内容和标准对实践课程进行及时更新、转化、提升”，是实践教学中的技术难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受益面小，难以惠及全体学生

参加“网络搭建与应用”项目技能竞赛的学生仅是几个人，他们拥有更多的训练机会。该项目的技术性较强，不容易学懂。赛前，指导教师都会对参加竞赛的学生进行一对一的辅导，在指导过程中参赛学生所遇到的无论是理论上还是技术上的问题是必须解决的，这也使得指导教师会比在教学上花更多的时间对学生进行指导。而对其他学生，任课教师所花费的时间将会少一些，也没那么多的精力去指导每一位学生，难以做到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很好地掌握所学技能。因此，真正受益的学生不多，绝大部分学生得到的实训机会也仅限于课程安排的实训。

2.实践教学难点渗透率低，易产生两极分化现象

大多数中职生有厌学情绪，存在“理论不重要，会操作就行”的认识误区。然而对于计算机网络专业而言，理论知识是实践操作的必要支持。由于专业知识较难理解，教师在实践教学中结合了技能竞赛的内容难点进行教学指导，不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仍然不强，觉得“听不懂”“看不懂”。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直接决定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

3.专业教师难以兼顾日常教学和竞赛指导

“网络搭建与应用”竞赛项目需要的是整体的相互配合，稍有错就很难进行下去。不少学校计算机网络专业的教师都是身兼日常教学和竞赛培训两项工作，在技能大赛的准备阶段，参赛选手通常都是选择在晚自习时间、周末双休日甚至是寒暑假备赛，这要求专业教师付出更多的业余时间来指导选手。而且竞赛内容常更新，要求指导教师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学习新的知识点，这也是很费时费力的工作。因此许多教师为了兼顾日常教学，常常回避参赛指导。

4.实践教学的教材不适用于日常教学

市面上的计算机网络专业教材和大纲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内容是相对不变的，这就容易与市场的反馈和企业的需求脱节。计算机网络专业知识和技术应用的更新是日新月异的，仅靠教材难以与时俱进。在实践体系改革尝试阶段，笔者学校先后采用了清华大学出版社《交换路由实用配置技术》与机械工业出版社《路由型与交换型互联网基础（第3版）》作为教材。前者理论部分较为详细，但实训部分是基于思科设备的，职业技能竞赛选用的设备却是神州数码的。笔者学校网络实验室主要的实训设备也是神州数码，因此教材不适用于设备。而后者虽然实训部分是基于神州数码设备的，但理论部分或过于晦涩，或过于简单，也不适用于日常教学。

三、经验总结

1.融合竞赛，设计适合学校自身特点的实践实训内容

要解决受惠面积小的问题，让非参赛学生也能受益于职业技能竞赛，以满足企业的需求，学生的实训任务就需要具有很强的工程实践性。这就要求在设计课程实训内容时，了解学生已掌握的专业基础知识，结合技能竞赛内容的关键知识点，参考企业对人才的知识需求，结合教学内容以及实训设备，设计相关实训任务。例如大赛中可变长的子网掩码（VLSM）的划分，这是一个即使在教师赛中都很容易出错的部分。目前很多中职网络课程教材并不提及VLSM，但其又是网络工程一个很基础的理论知识点。对于“子网规划”的实训内容，为使学生理解为何需要VLSM，教师们自己设计了典型案例，采用场景教学法，以一个实际的网络工程设计作为背景来说明为何要节约IP地址空间、减少路由表大小，让非参赛的学生也能系统地学习计算机网络的一些关键技术。

2.优化实践教学的教学评价模式

要避免学生两极分化，就要修改并优化评价系统，让评价系统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网络搭建与应用”项目是一个团体竞赛，将技能竞赛的评分标准引入到实践教学的考核环节，可以直接对学生的实践能力、表达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进行考核。具体考核学生网络部署、网络设备操作、服务器系统的管理等实际操作能力，合理设置其所占学生成绩比重，比如：学生评价=50%日常教学评价+50%期末考核评价。日常教学评价主要为课堂学习表现（如考勤、纪律、实训完成情况等）、阶段性考核、团队合作能力等。阶段性考核以通过实训课中增设的障碍性实验为主，考查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障碍性实验的设置，主要将技能竞赛的内容与教学内容相结合，设置故障类、实验系统延伸类、实验方案调整类题目，考查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期末考核以综合性题目为主，以考查学生的理论知识与工程实际综合运用水平。

通过考核方式向技能和综合素质部分的侧重，可向学生传达专业课程以实践为主、理论为辅的教学思想，提升学生勤于思考、善于动手的实践技能训练意识。

3.深化教师队伍的实践教学能力，调动教师教学的积极性

要激励教师主动承担竞赛指导的责任，就要健全机制，完善配套制度。教师产学研践习成效与教师评价考核挂钩，与学校职务评聘、福利待遇、年终奖金等挂钩，与职务晋升、聘任等评价考核指标体系挂钩，从而激发教师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通过指导学生参赛，能促进教师不断学习，积极深入企业积累实战经验，让自己的专业知识与生产发展同步，教出来的学生能与企业需求匹配。参加和指导技能比赛，教师不但可以了解和学习本专业前沿技术、发展趋势、实践技能的考核点，提升自己本专业的实践水平，还能提高自己的收益，w现自身价值，真正实现“以赛促教”的双师型教学。

4.深化校企合作，完善实践教学实训基地的建设

在学校的教学中难以实现的是实践教学。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采用校企合作的方法。对于很多学校而言，所选企业是否适合教学实践也同样存在着不少问题。那么依托于职业技能大赛，学校与大赛设备供应商就能采取“实训基地”“校企合作工作室”这样的双赢合作模式。大赛供应商大多是国内实力雄厚的高新技术企业，如与笔者学校合作的神州数码、西安开元、新大陆教育等企业，它们不但能解决学校技术变革相对闭塞的问题，使学校增加了符合行业标准的实训器材，对实训基地的总体布局、设备配置、环境布置等方面严格把关，科学设计流程，努力实现与企业实际工作环境的“零距离”对接;它们还能提供师资培训，及时为帮助计算机网络专业教师提高自身的技术技能。

四、小结

笔者学校基于“计算机网络搭建与应用”竞赛项目，从实践教学的硬件和软件方面着手，已初步实现“以职业技能比赛为平台，以增强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为基本导向，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增强就业竞争力为目标”的实践教学方式。但探索中待解决的问题仍有许多，还需积极研究和探索，以期为同类中职校学生职业技能培养途径和方法提供思维启发和经验借鉴，丰富中职校人才培养模式。

参考文献：

[1]翁敏峰.高职院校《计算机网络基础》课程教学研究[J].电脑知识与技术，2010（02Z）.

[2]李传之.计算机网络实验教学改革与实践[J].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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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改革试点；第三方评估；评估方法

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特点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是突破性的，更是探索性的。需要试点的先行和推进，从而对改革试点的评估提出了新的挑战。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的细节突破性要求评估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和科学性，促进改革有效突破已有的经济体制障碍。第二，经济体制改革的动态探索性需要基于流程和过程的动态评估，同时要求评估具有极强的公正性。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是有效推进中国经济全面发展的历史使命，而对于这一改革进程中试点的有效评估更是我国面临的重要课题。

同时，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推进具有强烈的探索性、动态性及过程性。首先，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是探索性的，需要改革试点的先行和推进，从而为改革政策的全面实施做好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加强重大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目前我国已建立了12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部署了若干重大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试点工作。经济体制改革试点是新时期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行之有效的重要方式，有利于探索路径、积累经验、防范风险、提供示范。其次，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是动态的，会面临各种复杂要素的关系和不确定。最后，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是过程的，要经历试点前的准备、试点中的管理及试点后的经验总结等环节的全过程。

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第三方评估的方法

1.基于互动过程的动态评估方法

由于改革试点的先行和推进是探索性的，历时发展的思维成为必然要求，时间因素必须考虑。“针对研究设计中的时间问题，研究者有两种主要的选择：截面研究和历时研究，截面研究（cross-sectional study）是对一个代表某一时间点的总体或现象的样本或截面的观察。历时研究（longitudinal study）是一种跨时段观察同一现象的研究方法。”（巴比，2009）不可断然认为经济体制改革试点评估要拒绝截面研究方法，但是，可以肯定其更侧重于历时研究方法，关注互动过程。

因此，本研究主张选用“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策略进行评估。质性研究“强调社会现实的建构性，强调研究者与他（她）所研究的对象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研究问题受情境的限制”。质性研究者“强调研究的价值承载性质”。而量化研究“强调变量间因果关系的测量和分析，而不是过程。”（邓津，林肯，2007）侧重于过程的探索性改革试点工作，质性研究策略是最适宜的。

（1）扎根研究

在质性研究层面，以理论构建著称的研究方法是最早由Glaser和Strauss（1967）提出的扎根研究方法，“提倡在基于数据的研究中发展理论，而不是从已有的理论中演绎可验证性的假设。”（Charmaz，2006）扎根理论的提出进一步奠定了质性研究的根基（Charmaz，2006）。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给予了第三方评估有效的启发，及评估需要扎根于改革试点的过程数据进行评估。

（2）案例研究

案例本身是活动、事件或问题的集合，通常是按时间序列对能够反映活动或问题的一系列现实事件的描述（Dooley，2002）。从而，案例研究强调一系列事件、条件及其之间的关系研究，关注历时性、动态性数据（Eisenhardt，1989），过程性地对现象与情境综合分析，通过对案例数据的挖掘与分析发现其存在的问题，解决“为什么？怎么样？”等之类的探索性研究。案例研究是一种社会研究方法，对某一个体/群体/组织/事件等进行描述性、探索性或解释性的分析，理解情境下的动态过程（Eisenhardt，1989）。“案例研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突出情境、展示过程和揭示关系。首先，案例研究对情境的关注有助于解答‘为什么’的问题，有助于研究者深入聚焦于管理现象，进而有助于理解并应用学术研究的成果。其次，案例研究对过程的展示突出了历史因素和时间因素的重要性，有助于实践者进行过程设计。此外，案例研究有助于揭示深藏于演化的、复杂的现象之后的各种关系，而截面式研究则难以挖掘这些关系。”（黄江明，李亮和王伟，2011，p.119， 引用Elsbach的观点）

改革试点的运行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案例，运用案例研究的思想对其进行评估能够有效发现试点过程中的问题、经验、创新及其影响。

2.基于政策仿真平台的改革试点评估研究

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给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宏观财政货币政策的制定带来了很大难度，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定量性对于提高我国决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第三方评估的核心内容之一即是模拟改革试点政策实施效果，但是现行的政策评估工具门类庞杂，不同的政策仿真工具基于不同的理论背景，具有不同的适用条件。通过资料收集，总结现行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仿真模型，归纳不同模型的适用条件及其应用领域，梳理不同政策仿真工具之间的关联关系，构建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第三方评估政策仿真平台。

（1）改革试点政策仿真平台。政策决策的科学性推动着以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为代表的政策仿真模型的快速发展以及在现实问题中的广泛应用。例如，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被广泛应用于财政改革政策分析，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被广泛应用于金融货币改革政策分析。传统宏观经济仿真模型具有成熟的经济学基础和丰富的国外应用案例，如何将现有的政策评价模型与中国经济本身具有的独特性相结合，实现现有政策仿真平台的本土化是政策仿真模型在评估第三方应用的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2）改革试点政策仿真情景设计。我国经济正在经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随着经济步入新常态，我国财政也进入了新常态。以财政政策为例，财政收入由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财政支出从建设型财政向服务型财政过渡，财税体制改革由局部试点向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第三方评估机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政策仿真情景设计如何全面反映中国经济固有特征以及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时代特征。要在归纳总结我国经济经济特征的基础上，重点论述政策仿真情景设计对于第三方评估机构得到的政策模拟效果的影响。

（3）改革试点政策仿真平台。政策仿真模型的应用是保证改革试点方案决策科学性的重要保障，第三方评估机构一方面要普及政策仿真平台的广泛应用，一方面要确保政策仿真平台的合理应用，确保最大限度发挥政策仿真平台相应的政策辅助功能。但是政策模拟过程采用了大量的研究假设以及情景设计，均会对模拟结果产生影响，如何在第三方评估过程中合理应用政策仿真结果，即为决策过程提供科学依据，又不盲从于模拟结果，是政策仿真平台在应用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本课题重点研究政策仿真平台模拟结果在第三方评估过程中合理运用问题，明确政策仿真结果对于第三方评估的重要意义以及局限性。

3.基于大数据理论与技术的试点实施效果评估研究

近几年来，评估理论与方法发展十分迅速。在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指标权重的确定方面，更加强调节能、环保、创新等价值导向功能；在信息融合和评估结果的应用方面，更加强调可信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面向证据不完全可靠、概率不完全可知条件下的证据推理规则等新方法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在互联网与大数据时代，随着移动智能终端、社会媒体、电子商务平台和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具有规模性、高速性、多样性和重要价值的大数据资源，这为基于大数据的评估理论与方法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源，也为提高各类评估的时效性、客观性和科学性提供了重要保障。大数据资源既可以作为传统评估数据的重要补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传统评估理论与方法，也可以作为独立的数据资源，推动建立新的评估理论与方法。

新一代的交互式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应用为第三方评估理论带来了巨大变革。大数据时代，数据已经渗透到当今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同样深刻影响着宏观经济体制的变革方案的实施过程。对还海量数据的挖掘和运用，预示着传统第三方评估理论及方法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求，需要新的评估理论及方法的产生。课题组在总结原有第三方评估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基于大数据时代背景创新原有评估理论和方法，为第三方评估机构适应时代变化提供参考。

因此，总结和分析国内外互联网技术在第三方评估应用方面已取得的进展，重点分析国内外网络技术在第三方评估领域应用存在的差异，分析差异的来源及提高国内第三方评估效用的途径，总结现有网络技术在第三方评估典型应用过程中存在的经验及教训，为我国基于大数据理论的第三方评估有效规避风险提供政策支持。重点研究在不同改革方案试点领域国内外基于大数据的第三方评估应用情况，结合国内外经验教训及国内实际情况，为我国全面、深入地推广互联网技术在第三方评估领域的应用提供建议。

三、结语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推进具有强烈的探索性、动态性及过程性，对第三方评估的方法提出了诉求。要求第三方评估需要采用基于互动过程的动态评估方法，并借用仿真平台和大数据技术进行有效的评估。

参考文献：

[1][美]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第十一版）[M].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2][美]诺曼・K・邓津，伊冯娜・S・林肯.定性研究：1-4卷[M].风笑天，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3]Glaser， B， Strauss， A.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M]. Chicago： Aldine， 1967.

[4]Charmaz， K.C.. Constructing grounded theory： A practical guide through qualitative analysi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6.

[5]Eisenhardt， K. M. 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9，14（4）：532-550.

[6]Dooley， L. M.. Case Study Research and Theory Building[J]. Advances in Developing Human Resources， 2002，4（3）：335-354.

篇5

2014湖南公考申论热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难点

北京金路公务员考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祖华

“十一五”期间，既是我国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为了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必须继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当前，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正确认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难点和切入点。当前我们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凸显，所以对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不能低估。

体制改革要想顺利推进，必须选准突破口，解决重点和难点问题。我们认为，难点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在发展的关键时期和改革的攻坚阶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为制约各项改革的突破口和瓶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各项改革的整体性和配套性更强了，难度也更大了。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健全，这就要求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越来越依赖于政治体制改革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配套，越来越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应该看到，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越位、错位和不到位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因素。由于政府不能很好地履行职责，政府对企业投资经营活动直接干预太多，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而政府应该管的事又没有管好，就影响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特别是在深化全面改革的过程中，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既关系到经济体制改革，又关系到政治体制改革，处于改革的中心环节，因此如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各项改革就很难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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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企业会计管理体制 改革思路 理想模式

    会计管理体制,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界定会计管理组织形式、划分会计管理职责权限、设置会计管理机构、实施会计人员管理的组织制度,它取决于经济管理体制,并属于经济管理体制的一部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会计管理体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实施会计管理的机构和组织;二是规范企业会计行为的有关法律、准则和制度等规范体系。目前,国际上主要有以下几种会计管理体制类型。

    一是集中与立法管理型。所谓集中与立法管理,是指政府积极参与会计活动的管理,这种管理主要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来进行,而会计职业团体在会计活动的管理中不占主导地位,只起着协助政府管理会计活动的作用。法国和日本是集中与管理型国家。

    二是自我管理型。所谓自我管理,是指政府对会计活动的干预较少,除某些必要的立法外,对会计活动的管理完全交给会计职业团体自行管理。英国、美国是自我管理型的国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企业现行会计管理体制存在的缺陷日益暴露出来,不仅不利于会计工作自身的发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因此,我国国有企业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一、我国企业现行会计管理体制的概况及主要缺陷

    世界各国的会计管理体制因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而具有不同的特点。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占主体,会计工作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有其特殊的作用。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对会计人员的管理基本上采用由国家和企业双重领导、双重管理的体制。各单位(特别是国有企业)均是国家行政部门的附属物,而不是独立的经济实体,经济关系比较简单,会计人员双重身份的矛盾,以及会计造假问题并不突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化,企业与国家的经济利益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遇到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国有企业缺乏活力。企业体制陈旧,政企不分,产权不清,这是窒息国有企业活力的根本因素,这也导致企业会计主体错位。企业管理不善,使得企业不能有效营运。在企业管理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会计人员进行的理财管理已成为企业管理的中心,强化会计管理已是国有企业发展的大势所趋,在这种新形势下,现行会计管理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出来。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企业会计管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大量存在。我国先后颁布了《会计法》、《公司法》、《注册会计师法》等法律规范,但由于相关人员法律观念淡薄,仍然有许多会计违法案件,导致会计管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大量存在,在利益与法律冲突面前,会计人员出现摇摆不一的情况。

    2.对国有企业会计工作的管理有着一定影响等行政性管理、相关经济法规“政出多门”且彼此之间多有矛盾。财政部门、审计机关、税务机关、金融机关等国家机构都或多或少承担了一定的对企业会计和注册会计师监督和管理的职责,这种“政出多门”、互相推诿、事无巨细的“全方位”行政性管理已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3.国有企业会计内部控制建设不完善,会计监督机制不健全。由于企业内部会计监督人员的人事、工资等关系个人切身利益的权益掌握在企业管理者手中,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往往“印在纸上,挂在墙上”,以应付有关部门的检查,失去了它应有的刚性和严肃性,导致内部控制建设严重失控,滋生大量贪污、腐败等现象。

    4.企业会计基础工作薄弱、监督职能弱化、财经秩序混乱。会计管理力量薄弱,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加之外部监督不力,致使企业财会违法违纪、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严重,严重干扰了我国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二、对我国会计管理体制改革几种主张的主要评述

    关于目前我国国有企业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理论界主要有以下几种主张。

    第一种思路是实行会计委派制,即把国有企业会计人员从企业中独立出来,由政府向国有企业委派,强化会计监督。第二种思路是实行适度控制,政府对国有企业会计人员人事管理进行干预,国有企业会计人员的变更必须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适度强化会计监督。第三种思路是实行间接控制,即会计回归企业,强化会计管理,政府通过完善相关法规,对企业会计实行间接指导、控制。我国国有企业会计应采用何种管理体制,我认为,应从会计本质出发,结合我国国情来进行选择。

    三、关于我国国有企业会计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与理想模式的选择

    会计管理体制属于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根据经济体制的整体要求,对一定范围内的会计事务进行组织管理的方式、方法所做出的具体制度安排”。经济体制的整体要求,作为会计管理体制形成、发展和创新的内因,决定了会计管理体制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相符合,否则就会影响甚至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这就意味着,只有把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置于特定的会计环境中来加以研究,才能更好地衡量会计管理体制的先进性和效益性,才能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我认为,关于我国国有企业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我们应把握的基本思路是吸收其他国家会计管理体制和我国关于会计管理体制改革几种主张中的优秀成分和思想,结合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建立适应经济、政治、法律等会计环境的会计管理体制,由政府主管全国的会计工作,并充分发挥民间会计组织的作用,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具体来讲,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合理把握政府对国有企业会计管理的主导地位。首先,要强化会计法制建设,把会计管理引导到法制道路上来。会计行为合法与否是以会计法律制度规范作为判断标准的,因此,必须完善我国的企业会计法制体系,使对会计违法行为的制裁真正有法可依。其次,就是要维护政府在企业会计管理中的“主管”地位,使全国的企业会计工作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服务国家宏观调控的大方向。

    2.健全会计监督体系,真正建立起企业内部监督、社会监督和政府监督三位一体的会计监督体系,从而有效加强对会计人员和企业行为的监督和宏观管理。首先,企业自身要加强内部监督,注重经济事项的事前和事中监督,设立内部结算中心和内部审计机制,加大内部监督的力度。

    3.探索会计人事制度的模式,重新定义企业会计人员的“双重身份”,有效保障企业会计人员的合法权益。这是会计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目前国有企业会计管理体制改革的难点。现阶段,可以尝试着分单位性质进行会计人员管理改革。

    4.鼓励民间会计职业自律组织和会计职业市场的建设和完善。除现有的注册会计师、会计协会外,还应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建立自律组织,如从事企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工作人员也应该建立一个自律组织,当然这些自律组织应当保持其独立性,不能被某些利益主体所驱使。

    5.强化对国有企业会计人员和民间会计行业自律组织的间接管理。政府相关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企业会计人员的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培养会计人员的自律意识,使其树立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奉公守法的良好风尚,积极主动地维护财经纪律,充分发挥其反映和监督的作用。对待会计行业自律组织,要鼓励其从职业的需要和事业的发展出发,制定一系列职业管理方针和标准,保证行业自律、公平竞争。政府要参与注册会计师等执业标准的制定,强化其职业道德观念和法制意识,规范会计行业自律组织的建设、完善和发展。

    综上所述,关于我国国有企业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我们应把握建立适应经济、政治、法律等会计环境的政府型会计管理体制的基本思路,由政府主管全国的会计工作,并充分发挥民间会计组织的作用,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只要使我国企业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适应经济、政治、法律等会计环境的要求,我们的改革理论就会真正产生指导意义,就一定能够为我国企业会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提供可操作性的理论支持,我国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必将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参考文献:

    [1]李端生.财会审问题综述.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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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会计国际化建设的原则

（1）国际化与国家化并存原则

会计作为一门管理科学，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一个有助于投资决策或解释、评价企业经营业绩或受托者受托责任的“商业语言”，而且受社会政治、经济、法律、传统习惯、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环境因素的制约，从而使各个国家在会计政策的制定和会计实务的处理方法上体现着经济利益的不同分配及其格局，因而从维护本国经济利益出发，各个国家的会计政策及其实务处理方法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使各国会计的现实态度又不同程度地体现为国际化与国家化的并存，而且这种并存将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基于此，国内有些学者对会计的中国特色问题提出质疑，认为中国会计的“特色”阻碍着国际化进程。我认为，具有一定的国家特色并不能影响或阻碍会计国际化进程，关键是看这种“特色”能否促进或有利于本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强调国际化与国家化并存，绝不是否定中国会计的国际化趋势。事实上，会计的国家特色不会影响其国际化进程。一定意义上讲，会计国际化无非是各国会计在世界范围内的延伸和发展，这一点可以从当代会计发展的历史中得到佐证。在一定时期内体现本国特色的会计思想或方法，在未来环境变化之时可能成为国际公认的会计思想或方法%从而步入国际化的坦途。因此，会计国际化从其内涵与时代性要求来说，具有双向运动的特征，对某些有益于经济发展的科学会计思想或方法，尽管目前还体现为国家特色，但在国际化热潮中也绝不能轻易地加以否定，这最终会阻碍会计科学的世界性发展。

（2）比较研究于我有利原则

会计国际化理当建立在各国会计共同性的基础之上，不能以某个国家的会计模式作为准绳而强行“国际化”。对中国会计国际化建设来说，绝不能全盘照搬，盲目引进，而应当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对发达国家的会计进行系统研究。通过研究比较其与我国会计的差异之所在，探究产生差异的原因、背景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而作出是否借鉴或在何种程度上借鉴的正确抉择。

强调会计国际化，无非是期望世界各国在会计政策的制定和会计实务的处理等方面遵行国际通行的做法或惯例，使会计信息在国际范围内具有可比性和可理解性，达到信息的国际共享。各国会计国际化的进程总是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会计国际化目标无一不是为发展本国经济，实现本国经济的国际化而提出的。因而可以说，“于我有利”才是推动会计国际化的根本动因。在中国会计的国际化建设中也应坚持这一原则。我国会计改革和会计准则的制定方面体现了“于我有利”的原则。如会计准则由政府制定并颁发，“两则”并存，采用国际通行的会计恒等式，按谨慎原则允许运用后进先出法、加速折旧法以及提取坏账准备，成本核算采用制造成本法，建立全新的财务报告体系等。这些改革和建设，尽管尚需完善，但却使中国会计向国际化方向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3）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原则

会计国际化是一个艰难而又复杂的过程，对中国会计来说，这一过程应当是在本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不断发展的双向运动中进行的，也应是在持续的借鉴与输出的交替更换中实现的。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会计国际化进程的一个较长时期内，学习和借鉴仍将占重要地位。为了把国际化建设的成本减少到最低限度，应当坚持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即把国际化建设的必然性目标有重点、分阶段地组织实施，力求实现国际会计惯例和我国实际比较完美地结合。

（4）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原则

会计国际化的改革既不能超前于经济体制的改革，也不能滞后，应当是同步。“超前”会使会计改革失去依托，缺乏明确的目标，“滞后”则会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甚至可能拖改革的后腿。所谓“同步”并不是同时，而是指会计国际化改革必须紧紧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做到相互配套，相互协调。近十多年来，我国会计改革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财政部颁发了《中外合资企业会计制度》以及《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第二阶段，为适应深化企业改革的需要，财政部和国家体改委联合颁发了《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第三阶段，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财政部颁发了《企业会计准则》及分行业的会计制度。改革实践证明，每一步会计改革无不受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制约和引导，同时，也说明中国会计的国际化不仅是会计自身发展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会计改革也有自身的规律性，不应该也不能完全被动地适应经济体制改革中所采取的措施。会计改革方案、措施和步骤应该自成体系，相互配套，不应该亦步亦趋地紧跟经济体制改革的每一措施。为了国家财力的需要，经济改革采取一些迂回措施是可能的，但是会计改革就不能盲目适应，否则，只会导致会计工作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所以，在保证会计提供经济体制改革所需信息的前提下，要保证会计改革的连续性和改革方案的配套。

（5）统一性与选择性并存原则国际化的一个主要标志，它要求各国会计事务的处理程序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但是考虑到各国会计差异的现实，对某些会计业务可以在要求的框架内制订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法供各国会计工作者选用。这样做可以加快会计国际化的进程，适当排除一些阻力。

二、我国会计国际化的进程与措施

我国会计国际化的进程，可以具体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分别采取不同的措施和做法。

（1）了解借鉴阶段

借鉴的前提是了解，借鉴必须建立在切实吃透、弄懂国外会计理论、方法的基础上，才能博采众长。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系统学习，深入了解国外会计的丰富内涵，吸取其精华，借鉴其合理内核。由于会计协调在这个阶段大都是自发进行的，因此自发性是该阶段的主要特征，学习借鉴国外会计中先进的合理的成分则是该阶段的工作重点。

在了解借鉴阶段，可以采取以下几种主要措施：

①加强与国际性或地区性的会计职业组织的联系与交流，积极参与国际会计协调活动，学习和了解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会计经验。

②中国会计学会、注册会计师协会、有条件的高等院校乃至政府会计主管机构，应该设立专门的外国会计、国际会计的研究机构，以搜集、整理和研究国外先进的会计信息资料，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③在制定和修订会计准则时，应充分参考借鉴国际会计组织的经验和内容，使我国新出台的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基本保持一致，避免出现“走回头路”、“朝令夕改”的现象。

④加强会计协调理论的超前性与务实性研究。超前性要求会计研究具有预见性，研究国内已经存在但不普遍、甚至还未出现的会计问题及其可能的解决办法，研究国际上已经出现的会计问题及其解决办法，探讨其在中国运用的可能性。务实性要求会计研究“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使会计理论研究成果能够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⑤深化改革会计教育，培养国际会计人才。在会计教育过程中，加强对会计人员的国际性教育，如开设西方会计、国际会计、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税收、经贸外语、会计电算化等课程，提高会计人员处理国际会计业务的水平。

（2）协调阶段目前，我国的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之间尚有一定的距离。针对这个现实情况，我们要充分利用会计的商业语言作用去沟通、发现、寻求与各国会计的共同之处，在此基础上，通过协商调整我国会计准则中的某些内容，以使其与国际会计准则保持基本一致，为第三个阶段的规范统一打下基础。

在协调阶段，应该采取以下几种主要措施：

①加强国际性的会计双向交流与合作。一方面，我国通过国际会计职业组织积极地、辩证地学习和吸纳西方各国会计理论与方法及国际会计准则中的有益成分；另一方面，又充分利用国际讲坛向国外介绍中国会计，使国际会计职业组织的决议中包含适应中国情况的内容，实现双向的交流与合作。这样，既有利于我国引进外资，又便于我国对外投资。

②针对我国会计准则中与国际会计准则中不一致的内容，与主要会计发达国家和国际会计职业组织共同协商解决，实现我国会计的国际化。

③建立健全政府或民间会计协调组织机构，具体领导和负责我国会计协调活动，以它们的强制性或权威性来引导会计协调活动走向新的阶段，取得更大的成就。

④加快我国审计的国际化进程，保证我国财务报告鉴证的广泛适用性。从1996年开始实施的第一批《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包括《独立审计准则序言》、《独立审计基本准则》等七个具体准则和一个实务公告，基本形成了独立审计准则体系的框架。它具有以下四个特征：一是基本符合国际惯例；二是反映了中国的国情；三是体现了与其他法律法规相一致的原则；四是现实性与超前性相结合。可以说，独立审计准则的颁布实施，是我国审计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重要成果，标志着我国注册会计师事业将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的轨道，同时对推动我国会计与国际会计接轨的进程也将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3）规范统一阶段

在协调阶段的基础上，各国会计之间的差异己日益减少或消除，这就为全球会计的规范和统一创造了条件。在这一阶段，各国会计都在自觉地缩小差异，趋于统一，因此自觉性是其主要特征，规范和统一各国的会计实务和会计准则是该阶段的工作重点。

在规范统一阶段，可以采取以下几种主要措施：

①以国际统一的会计准则作为本国会计实务处理的标准和依据，遵循国际统一的会计概念基本框架。

篇8

学的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反过来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又统一又斗争，构成了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在本章的前三节中，我们基本上就是在阐述这一对矛盾范畴在经济实践中的作用与反作用的运动过程。同时政治经济学还将同生产力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称为经济基础，将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等制度称为上层建筑，并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经典作家利用这一基本理论对上的所有社会现象进行剖析，最终建立起完整的理论体系。那么在这一理论构架中，经济法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它与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讲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在一些著作中，经济体制往往被归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这是不对的。所谓经济体制是指一国经济结构和组织管理经济活动的方式、组织形式、组织机构的总称。在我国主要包括所有制结构的形式、经济运行调节机制、价格体制、劳动工资体制、商业体制、体制等。 我们认为，根据前述理论，经济体制实际上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因为所谓的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过程中相互结成的社会关系。主要包括：（1）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2）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3）产品分配形式。 可见，所谓的经济体制实际上就是抽象意义上的生产关系，而一定历史阶段的经济体制的总和也就是所谓的经济基础。经济体制与经济法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讲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中，经济基础属于决定性因素，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与变革，上层建筑也必然或迟或早地随之变革，这一论断早已为长期的历史实践所证明。但是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常常为某些理论家所无限夸大，从而忽略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力量。实际上这一对矛盾范畴中，经济基础是抽象性因素，不具有直接的可操作性，它对于人类而言主要存在于认识论上的意义之中。我们的真正力量基本上体现在对上层建筑的改造上。对于这一点，经典作家也有所阐述，他们认为，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推动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经济体制与经济法的关系中，我们所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因素应该是后者。当历经多年的摸索终于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后，我们每天都在谈论着体制改革的话题，但是当我们要从纸上谈兵的理论层面进入细致现实的操作层面之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迷失了着力点，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所谓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可操作性意义上就是经济制度的改革，是经济法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前进的每一个步伐，都应该在制度与法律的备忘录中印刻下足迹，否则散漫的创新激情在稚嫩的市场肌体上的肆虐很可能只是倍增市场的无序与理性的紊乱，从而导致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实现不能。

二、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法之间关系的经济学解说

在讨论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时，人们往往将结论落脚在西方的十八世纪的革命，而工业革命的发端又是因为蒸汽机的发明，似乎一切的差距都起源于蒸汽机的发明这一偶然性因素。但是早在托勒密的埃及，人们就已经了解了水蒸汽的力量，但却仅仅被用于娱乐上。同样的蒸汽机，在市场经济的英国引起了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在农奴制度下的俄国却归于岑寂。进一步的告诉我们，工业革命不过是近代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在其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产权，以便对人的经济活动造成一种激励效应，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实现经济增长，是因为该社会没有为经济方面的创新活动提供激励，也就是说没有从制度方面去保证创新活动主体应该得到的最低限度的报偿。诺斯比较了西欧各国近代以来的经济增长经验后指出，十七世纪的荷兰尼德兰和英国英格兰最早进行了产权方面的变革，在要素和产品市场方面建立了一套更有效的私有权制度，从而从制度上激发和保护了经济领域内的创新活动，使这两个国家首先在西方世界兴起。他指出，“在两个成功的国家里，所建立的产权制度激励人们更有效地使用资源，并把资源投入发明和创新活动之中，而在其他国家里，税收的绝对量和取得财政收入的具体形式刺激个人做相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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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走过30年伟大历程，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1982年开始大致每隔5年进行一次，经历了六次大的改革。整体上看，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走的是一条循序渐进、逐步推进的螺旋式上升的道路，与林德布洛姆提出的渐进决策模式相一致。因此，运用渐进决策理论研究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对进一步深化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林德布洛姆的渐进决策理论概述

1.1　理性决策模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政策科学在西方学术界逐渐兴起，在政治和行政决策领域中产生最大影响的是理性决策理论。理性决策模型起源于传统经济学的理论，以“经济人”的假设为前提，“决策者知道所有与具体问题有关的目标、信息，能辨别并有意义地评估所有选择，继而从所有可行方案中挑选出最好的一种。”[1]

然而社会现实不等于理论假设，理性决策模型的假设条件遭遇到诸多障碍。它遭许多学者特别是查尔斯·林德布洛姆与赫伯特·西蒙的强烈批评。“林德布洛姆指出：决策者并不是面对一个既定问题，而只是首先必须找出和说明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认识与看法。比如物价迅速上涨，需要对通货膨胀问题做出反应。”[2]

1.2　渐进决策模型 本文由收集整理

为了跳出理性决策模式的框架，弥补其中的不足，美国政治学家和政策科学家林德布罗姆提出了渐进决策理论。林德布洛姆在1953年所著的《政治、经济及福利》中提出了“渐进主义”概念；在1959年发表与《公共行政评论》春季号的《“渐进调适”的科学》论文中，他又提出了“渐进调适的科学”的概念；1963年，林德布洛姆在《决策的策略》中讲其政策分析模型称为“断续渐进主义”；至此，林德布洛姆的渐进决策理论基本形成。

该模型的基本假定是，决策者的资源（时间、信息、金钱）有限、决策者能力有限、目标与手段的相对性、过去决策的正当性与当前决策的不可预测性、沉淀成本、政治上的可行性，所以，公共政策乃是过去政策的调整，按部就班原则、积小变大原则和稳中求变原则是渐进决策模型需要遵循的三个原则。

渐进模型有其自身的特点：渐进模型要求决策者必须保留对以往政策的承诺。政策制定要以现行政策为基础，不能重打鼓另开张；渐进模型注重研究现行政策的缺陷，并不强调有所创新，也不是无所作为，只是注重对现行政策的修改与补充，以弥补现行政策的缺陷；渐进模型强调目标与方案之间的相互调适，不是一劳永逸，要注意反馈调节，在试探和摸索中前进。

2.从渐进决策理论看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2.1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采取渐进式改革的必然性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选择的是渐进决策模式，首先取决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各地政府的行政水平发展极不平衡，行政观念差距大，因此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只能采取渐进模式，通过不断尝试来得到行政管理改革的最终成功。其次，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关键是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稳定的前提下积极推进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能选择渐进决策模式。再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渐进性决定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渐进性。每一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都以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进程为主要目的，适应发展市场经济需要的政府管理体制、管理职能、管理机构和管理方式，也只有经过不断探索、实践，才能逐步建立起来，这也决定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只能选择渐进决策模式。

2.2　渐进决策模型在我国改革中的运用解析

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迁，乃至人民的生活方式都在不断发生急剧变化，因而对政府结构与运行模式也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进而对我国行政机构的设置和管理方式也不断提出新的挑战。

（1）1982年政府机构改革，从“精兵简政”到“废除干部终身制”。这次改革主要是精简机构、裁减人员，最终提高机构的运行效率，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没有转变政府职能。

（2）1988年政府机构改革——从提出转变职能到开创“三定”局面。这次改革的历史性贡献是首次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这一命题。但是这种机构改革仍然是为了适应当时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这就决定了当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政府机构必须进一步改革。

（3）1993年政府机构改革——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到政企分开。中国政府首次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即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着重转变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并明确提出根本途径是政企分开。

（4）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从建设中国特色行政管理体制到大刀阔斧改革。1998年这次大刀阔斧的改革，国务院组成部门由40个减少为29个，政府机构和人员得到大幅度的精简，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3]

（5）2003年政府机构改革——从进一步转变职能到提高政府管理水平。这次改革主要在于抓住当时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突出问题，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另外以改革重点为突破口，完善政府机构设置也是这次改革重要内容。

（6）2008年政府机构改革——从大部制改革到注重民生的服务型政府角色的构建。改革中对渐进决策模式的运用，首先体现在政府机构改革方法步骤的选择方面。其次是在转变政府职能这一改革重点上，思路逐渐明朗化。

2.3　深化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1）整体上继续推进渐进式改革，注意改革的连续性，适当拉大改革的周期，同时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相衔接。以“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行程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理的行政管理体制”为指导，塑造公共服务型政府。

（2）坚定地以政府职能转变作为政府机构改革的基础，但要加强对转变政府职能工作和机构改革工作的分类、分层次指导。从以往的历史经验来看，机构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在于精简。[4]十七大提出的大部门制改革应该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需要注意的是，在论及转变政府职能的时候，要区分不同层次的政府，实事求是。

篇10

(一)中央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发展的上升期。主要表现在:一是我国居民消费结构逐步升级,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产业结构调整和城镇化进程加快。二是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力资本快速增加。三是从我国资本的来源看,我国国内国民储蓄率较高,这又为产业发展的投资积累了源泉。四是随着城市化、交通现代化和通讯数字信息化,我国城市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铁路和航空、港口和机场、信息网络等条件将不断改善。五是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局面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二)当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风险因素

主要表现为:一是社会公正问题凸显。二是就业问题任重道远。三是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尖锐,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四是重大安全事故层出不穷,腐败问题相当严重。五是公共卫生教育问题突出。

上述情况正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的背景。在此背景下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完善体制是实现科学发展的需要。第二,完善体制是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需要。第三,完善体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中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很多问题需要我们通过改革来解决。主要表现在:一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依然存在,制约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始终未能走出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导致农村人多地少,农民收入低,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制约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二是政府的职能转变还不到位,包括“越位、错位、缺位”现象仍很普遍。三是产权制度不完善,制约着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国有企业在现今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入情况下,已取得了产权制度改革的阶段性成效。但是,目前的国有企业,无论从产权体制上,还是从产权结构等方面,仍存在产权制度不完善的问题,制约着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四是资本市场的发育滞后,严重制约了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资本市场发育滞后突出表现在:资本市场结构单一。股票市场投资者以散户为主,机构投资者少。债券市场刚刚起步。与股票市场相比,债券市场发展滞后的问题更为突出。全国统一的资本市场尚未形成。这些严重制约了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五是贫困悬殊差距大,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发展。改革30多年,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影响了社会稳定。六是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领域的体制改革明显滞后,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领域的体制相关配套改革不到位,导致其改革明显滞后,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任务

(一)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推进行政管理体制和相关宏观体制改革

一是推进政府职能的转换,推进行政层次和行政机构改革。二是推进与行政管理相关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三是推进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紧密相关的社会管理和政治体制改革。

(二)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推进微观基础和市场体系等关键领域的改革

一是构造自我激励、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在继续推进竞争性行业领域企业改革的同时,重点向垄断性行业推进,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二是深化价格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

(三)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立全球化参与应对机制,推进外经贸体制改革

一是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二是加快外资管理体制改革。三是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实施互利双赢的开放战略。鉴于国际经济旧秩序依然存在,而且这种格局短期内也不可能完全改变,因此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面对严峻挑战,要学会把握国际规则的主动权,建立相应的应对机制,包括保护关键领域产业安全的应对方案以及应对贸易摩擦的机制等。通过以上机制,建立一种扩大对外开放与增进国家权益的平衡机制,以保证对外开放在更高的水平上推进。

(四)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一是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创建各种民生性体制保障,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是围绕自主创新和增长方式转变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三是围绕全面协调,特别是城乡协调着力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四是围绕可持续发展推进资源环境体制创新。现行环境管理体制难以有效解决跨界环境问题;难以从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对环境执法的干预;不利于落实环境保护责任;难以有效履行环保监管职能。改革的方向是逐步建立健全国家监察、地方监管、单位负责的环境监管体制。

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注意的问题

(一)改革需要缜密的思考、系统的法律和体制设计

改革需要防止由于各方面的干扰而被异化,不轻率地推出每一项改革措施。改革应通过法制的形式,通过大规模自上而下的立法方式推进。

(二)坚持科学的发展观,以人为本,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在改革的进程中,我们要坚持科学的发展观,以人为本,同时也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

(三)防止把政府转型简单化为机构精简

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之一,所以推进政府转型已迫在眉睫。在推进政府转型的过程中,必须防止把政府转型简单化的倾向,政府转型并不是简单的政府机构改革。政府转型实质上是政府的再造过程,包括职能、定位、机构等各方面的再造。

(四)注重把改革措施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