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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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苏深化改革面临的形势分析

十以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都对江苏提出了深化改革的迫切要求。

国际经济尤其是国际贸易之间的竞争，将倒逼江苏经济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江苏经济开放度大、国际化程度高，经济发展与全球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今后几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世界经济呈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显著特点：一是经济增长动力明显减弱，风险因素增多，经济增长处于低速徘徊状态；二是发达国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重新布局，积极抢占未来发展的制高点；三是在国际市场相对疲软的局势下，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磨擦和争端明显增多。江苏作为对外贸易大省，会受到更多的影响。这一方面与我们产业发展水平相关，另一方面也跟我们的经济体制尚不完全适应国际经济的竞争有很大关系，必须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有新的突破，在与国际经济接轨、按国际惯例办事上迈出更大步伐。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

一定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与一定的经济体制相联系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大的瓶颈制约在体制机制障碍，没有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转方式、调结构就会落空。江苏作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处在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前沿，一方面，国际经济形势的最新变化往往先波及到江苏；另一方面，多年在发展中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往往也会在江苏提前显露。这既对江苏深化改革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严峻挑战。江苏要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上走在全国前列。

江苏率先实现全面小康和基本现代化的目标，必须以坚定不移深化改革作制度保障

小康与现代化反映的是社会发展的一种状态，核心的和内在东西是人的素质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此相联系，江苏要在全国率先实现全面小康和基本现代化，就包括制度的现代化，必须通过制度变革，理顺经济社会关系，为实现小康和现代化扫清制度障碍。

二、对江苏改革实践的历史评估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早期的发展主要得益于经济改革

江苏多年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改革。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江苏以发展乡镇工业为特征，创造了闻名全国的“苏南模式”，就是改革的产物。乡镇企业公有化程度低、面向市场调节、行政婆婆少，在当时情况下，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重大突破。在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之前，江苏就在全国较早地形成了“三个为主”（经济以市场调节为主、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工业以加工制造为主）经济模式，经济总量全国第一，并且成为全国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

缺少系统配套和整体联动，江苏改革也有教训

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整体配套。从实践来看，江苏改革也有值得总结与反思的地方。一是在缺少上下联动的情况下，部分地区的改革单兵独进，结果陷于被动。典型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常州的综合体制改革，由于在机构和职能改革方面缺少顶层设计，下动上不动，常州撤并了许多机构部门，但上面的婆婆并未减少，结果下面与上面脱节，地方改革成了“孤岛”和“断线的风筝”，最后不得不重新恢复已经撤并的部门。二是随着改革涉及的既得利益越来越多，加之常州的改革教训，在一些人们的心目中，形成了“发展可以超前、改革不能超前”的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放慢了改革的步伐。三是开放带来的经济高增长，掩盖了许多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弱化了改革的紧迫感和危机感。近些年来，我们主要实行的是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即通过大规模利用外资、大规模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因此，一方面回避了有攻坚难度的改革，另一方面又形成了避开改革也能发展的表象。

三、江苏深化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策略选择

改革涉及的范围和领域很多，对江苏而言，在省级层面上，重要的是选择有江苏特色和优势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建立江苏改革和发展的新优势。需要把握的基本原则：（1）对进一步发展构成严重制约的领域，特别是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大障碍的因素，应该作为改革的重点领域；（2）关系民生的重要领域，改革与民生有很大关系，影响民生利益的重点，理所当然是改革的重点。（3）相对而言，磨擦系数较低，阻力较小，易于取得成效的领域。在重点确定以后，再找出其中的关键环节加以突破，提高深化改革的有效性。

遵循这样的原则思路，江苏深化改革拟选择这样几个重点领域：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完善所有制结构；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理顺省市县关系；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促进可持续发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城乡一体化体制改革，建立平等的城乡关系。

在确定的重点领域如何深化改革？就是找准关键环节，选准突破口。

在深化所有制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方面，将关键环节放在民营权利与责任的界定上。民营经济是天然的市场经济，必须在市场经济中赋予重要的地位。否则，市场对资源要素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就难以充分体现。首先，要放开那些不必要实行垄断的领域，赋予民营企业投资经营的权利，包括融资的权利、就业的权利、分配的权利等；其次，划定民营经济的责任边界，减轻民营经济的税费负担；再次，建立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督促民营经济守法经营，诚实竞争。

在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方面，将关键环节放在进一步明确政府的职能和行使职能的监督约束上。由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决定，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是处在重点领域、居于关键环节的改革。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改革是否彻底和到位。首先，明确界定政府的职能。为什么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政府越位、错位和失位的现象，原因就在于政府缺少非常明确的职能定位，存在着较多的主观随意性。只有职能明确了，才能赋予政府的权力，进一步确定机构编制、人员以及政府运转的经费保障。这并非一般的大部制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次，约束政府的行为。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也不可能无为而治。问题是政府的行为必须受到严格的规范。“有形之手”要将该管的管住、管好，不该管的，要克服惯性，进一步从市场竞争领域退出，让“无形的手”充分发挥作用。对现有行政审批事项要进行清理、减少和规范；对政府行政的过程实行必要的全程跟踪监督，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抓住了政府的职能定位和监督约束，建设一个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就有了基本保证，其他方面的具体完善也比较容易。

在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理顺省市县关系方面，将关键环节放在省与县事权和财权的划分上。认真总结已经实行的省财政直管县的经验，进一步推行全面的省直管县，并建立起一整套制度化的运行机制。最重要的是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形成以县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发展体系。在改革关键点的选择上，首先是准确划定省与县之间的事权，再依据事权划分财权。总的是扩大县级的权力，减少对县级发展的管理层次，应该由县里干的事让县里来干，并匹配必要的经济、行政权力，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义务。其次，充分考虑江苏区域发展差异很大的情形，实行有区别的政策。对贫困地区的县，省里仍然实行必要的倾斜政策。再次，对省辖市，按照中心城市的特点，有独立性地发展城市经济，增强聚集和辐射能力。

在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将关键环节放在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定价机制上。关键是建立健全能够灵活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促进结构调整、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改变长期以来资源价格偏低，甚至无偿使用、浪费资源的经济发展方式。要以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为目标，从资源开采、生产消耗、废物产生、最终消费等各个环节入手，调整不合理价格，完善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制度体系，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升级转型。要完善计征方式，将重要资源产品由从量定额征收改为从价定率征收，淘汰落后产能，促进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要引入市场机制，建立健全矿业权和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要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促进资源环境产权有序流转和公开、公平、公正交易。

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方面，将关键环节放在建立公平收入分配秩序上。收入分配是从结果来看的生产关系。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涉及政府、企业、劳动者三方利益关系，是改革最难攻坚的战役之一。目前，人们对收入差距过大、基尼系数太高意见较多，从改革开放前的平均主义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收入过于悬殊。更严重的是，这种悬殊非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结果，相反是严重的分配不公。解决这一矛盾，核心是更加关注公平，建立良好的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重视市场对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收入的初次分配，同时通过再分配建立最低收入保障机制和高收入者调节机制，将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控制在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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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经济学分析；经济适用房；内在问题；解决措施

由于经济适用房政策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原有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容易导致寻租腐败问题。因此，要充分发挥经济适用房的功能，帮助低收入群体解决住房问题，不仅需要市场的调节作用，还需要国家采取一定的措施，如制定国家低收入的标准，把经济适用房切实分配到低收入群体中去，从而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寻租腐败现象的出现。从而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居民住房的供需矛盾，满足了部分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要，从而提高了我国整体的居住水平。

一、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经济适用房内在问题

由于经济适用房自身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包括经济适用房在开发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和政府在监管和规划经济适用房时遇到的问题。下面我们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来详细分析一下经济适用房内在问题：

（一）基于经济学角度分析经济适用房在开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经济适用房作为我国为解决城镇低收入收入人群住房问题的一项工程，经济适用房的开发与建设关系到城镇人民的生活状况，因此对经济适用房进行很好的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当前的经济房的开发过程中却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经济房的建设需要政府和建筑企业的有力合作，然而在当前的经济适用房的开发过程中两者却抱有不同的目的，政府是为完成国家相关政策，建筑行业则是为了获取最大利益。经济建设房的建设靠政府的拨款来补贴建筑费用，建筑企业又要从其中盈利，因此在经济建设房的开发过程中两者都没有从解决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入手，使得经济适用房的开发步履维艰。难以达到国家预期的效果。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得不到解决，从而在国家经济建设中也会出现比较混乱的因素。

（二）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政府在监管和规划经济适用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政府在规划和监管经济适用房的开发过程中提出了很多的优惠政策，如免收土地出让金、开发贷款优先拨放和免收一些税费等，把经济适用房的开发权出租给开发商。这就涉及到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所谓的寻租理论主要是指人类社会中维护既得利益或者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的非生产性的经济利益活动。在现代社会中一般都采用一些行政和法律手段对既得经济利益进行再次分配。政府作为这一行为中的主要负责机构，在经济适用房的建设规程建设过程中应该经济合理的计划，对投标的建筑企业的施工过程进行有力的监管。然而在当前的很多地方政府却没有起到这一作用，他们对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没有进行全面的规划，从而导致建筑用地较为混乱；另一方面，对相关工程缺乏有力的监管，很多建筑企业在建设经济适用房的过程中出现很多偷工减料的现象，影响了经济适用房的质量。

二、针对经济适用房存在的问题提出的相关建议

任何政策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我们应该认真分析政策本身存在的不足，从而找出解决办法。针对上述经济适用房政策自身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改革经济适用房投标体制。在委托合同中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和一些激励约束措施，从而帮助解决经济适用房在开发中遇到的问题。政府在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建设中应该健全相关的投标机制，采取先进的投标机制，改变原有政府控制的运作方法，实行市场化运作方式，从而减少不正当竞争行为，更好的促进我国房地产事业的发展。政府拥有对经济适用房承包给建筑企业的权利，因此政府在工程招标的过程中应该严格把好质量关，抱着全心全意为老百姓谋福利的思想做好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因此在招投标过程中政府应该在保证建筑企业合理盈利的同时还要保证经济适用房能得到很好的开发。

第二，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是为了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解决这一问题上还显得不是十分的完善，有时会表现得捉襟见肘。为更好的解决当前住房问题，相关部门应该健全当前的市场经济体制，让我过的经济体制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适用房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的同时，还应该健全相关的经济房建设的监督机制，防止在经济房开发和建设过程中的不合法现象的出现，对不合法的行为给予严厉的制裁，从而促进经济适用房建设的正常进行。同时为了保证我国的经济建设能够稳步前进，相关政府部门还应加大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监管力度，在保证不违背我国宏观经济建设的条件下，让我国的经济稳定快速的发展。

三、总结：

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是当前我国一项重大的决策，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保证国家经济全面发展的同时，解决相关低收入人民的住房问题，其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的安定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相关部门应该尽快解决在经济适用房的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为更好的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为保障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做贡献。

参考文献：

[1]陈新宁;城市经济适用房政策所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科技资讯;2006年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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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贫困;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地区收入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城镇居民个人收入总量迅速增加，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是，与这一主要发展趋势不协调的是城镇贫困群体的不断增加，城市贫困现象已经成为我国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虽然我国在社会救助方面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仍存在一些弊端，我们必须尽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兼顾效率和公平，缩小地区、城乡之间的差异，保障公民基本生活，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1城市贫困居民现状及其特点

1.1现状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对城镇居民采取供给制度，城镇居民总体生活水平虽不算太高，但较为稳定。城镇贫困人员主要是“三无人员”（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赡养人或扶养人），由于数量少，政府能较好地解决。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贫困人口的数量开始逐年增多，1997年达到281万人，2000年达到402万人，2003年已达到2053.6万人。近几年国家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同时，也加大了对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力度，但是效果并不显著。

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抽样调查显示，1996年全国城市贫困率为4.2％，近几年的城市贫困发生率基本为6%-8%,而2006年我国城市贫困率为5.3%。城市贫困发生率有下降趋势，但仍大大高于十年前水平。

1.2特点

分析2006年几个省市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状况的问卷调查可以看出其以下特点：

1.不同类型区域与城市的贫困程度差异较大

2006年东南沿海地区的低保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平均为4.75%，低保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平均为4.18%，而东北地区低保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平均为10.5%，低保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平均为9.1%。2006年的低保平均水平为203.6元，东北地区为143.1元，明显低于平均水平，而东南沿海地区为221.5，高于平均水平。显然，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贫困程度较东南沿海比较发达的地区更为严重。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与区域经济结构特征和城市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有关。

2.城镇贫困问题有适当程度的缓解

近几年的城镇贫困发生率基本在6%-8%，而2006年的这一数字下降到5.3%，贫困问题有适当程度的缓解，这得益与我国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救助计划的多年累积效应。近几年来，我国不但致力于解决农村贫困人口问题，而且也更加关注城市贫困群体，相继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社会救助计划。

2致贫原因分析

我国城市居民致贫原因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因素，即由于区域产业的结构调整与企业破产，致使职工下岗与失业，家庭实际收入减少；二是个人因素，如个人健康问题、素质问题、择业观念等原因，导致不能从事或只能从事低收入工作；三是家庭因素，如赡养系数大或其他负担过重等等。

本调查问卷设计了五个具体原因和一项其他原因。

从调查结果看，首要原因是无固定职业；其次是下岗；并列第三的是子女上学和其他；第五是意外事故；第六是天灾。

其中，无固定职业的比例最大，为40%，所占比例将近一半。其次是下岗，所占比例为16%。这一现象的产生与我国这些年来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是分不开的。一些受旧体制束缚的行业和企业，人浮于事，冗员膨胀，工作效率低，经济效益差，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竞争的需要，企业陷入极大的困境。国家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使下岗、失业人员大量增加，造成其收入下降，陷入经济困难。这一宏观经济因素已经成为当前城镇致贫的主要因素，应当予以重视。

根据调查结果，子女上学已成为城市居民贫困第三大原因。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物价指数的提高，教育费用也水涨船高，在居民消费开支中，教育开支占有很大的比例，这对本来生活上就难以维继的贫困居民来造成很大的压力，对子女教育费用的支出可能导致其更加贫困。调查结果显示，其他致贫原因主要来自贫困居民家庭因素，如子女患病、主要劳动者身体状况差失去劳动能力、家庭突遭变故等。

3政策建议

对于低保户最须解决的问题，本次调查列出了六个项目，即“提高最低保障水平”、“建立医疗保险机制”、“建立助学机制”、“给介绍一份合适的工作”和“建立养老机制”。根据调查结果，列为解决的问题首位的是工作问题，其次是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接下来依次是建立医疗保险机制、助学机制和建立养老机制。

我国现阶段主要通过社会救助制度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其主要是由政府牵头，通过法律保障，建立社会救助制度。我国针对城市贫困的社会救助制度主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救助制度、教育救助制度、住房救助制度、灾害救助制度。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城市救助制度的核心，在解决当前贫困问题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解决了我国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基本生活问题。正如调查结果所示，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是城镇居民所关注的焦点之一，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低保制度的优越性借以解决当前城镇贫困问题。但是这项制度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必须加以重视，如：低保制度覆盖范围过窄、低保制度的管理问题、低保标准不够合理、低保制度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等。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调查结果，虽然要求提高最低保障水平的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但是有更多的人希望得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政府应该积极实施再就业工程，多方面扩大就业渠道。具体建议如下：

（1）实施再就业培训计划，提高贫困劳动者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为再就业提供保障。

（2）通过发展劳动力市场，积极转换就业机制，从以行政安置为主向以市场配置为主转变。

（3）鼓励各地、各部门根据自身情况，增大就业安置量。组织失业职工参与以服务街道为主的便民利民活动、公益劳动、家庭手工业等进行生产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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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农业经济发展；不利影響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8-0017-02

居民收入差距在经济学研究中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必然现象。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需不足问题一直是经济建设中的重要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外需急剧下降，国内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也难以为继，以消费主导经济发展、加大内需一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策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存在，是造成内需不足的重要因素之一，乡镇居民收入和消费的矛盾，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对农业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在乡镇经济建设中，经济水平决定社会生活水平，过度的收入差距带来了社会矛盾。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居民收入水平影响着消费水平的层次，社会矛盾的产生是社会分配的不平衡和不公平，收入差距悬殊的城乡居民经济现状对社会稳定发展局面的影响是具有一定破坏性的，因此对农业经济的发展也会有不利的影响出现。

一、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再扩大的过程，这种起起落落的变化过程，和国家经济建设发展、政策改革等都有密切联系。1978—1984年之间城乡收入逐步缩小，其间经历农村改革，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局面。1985—1995年城乡收入逐渐扩大，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转移到城市。1996—1998年是短暂缩小期，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发展，城镇居民收入受到较大影响，明显下降在1998年达到谷底。1999年以来，21世纪的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2004年，国家出台惠农政策，减免农业税、粮种补贴等一系列政策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城镇居民社会生活水平逐年提高，社会保障、劳保福利、失业保险等对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保障性措施的推行也在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1]。

从2016年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的消息来看，2016年全国居民收入水平23821元，基尼系数比2015年略高，总体下降趋势保持不变，居民收入差距保持预期逐步缩小的趋势。全国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的形势下，城乡收入差距逐步得到可控性缩小，是近年来国家经济建设中对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有效政策调控作用。同时在政策支持下，不断关注并重视收入差距问题的社会影响，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重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和不平衡性发展问题。

进入21世纪，国家对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政策性调控，惠农政策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逐步缩小差距值，但实现差距缩小面临的困难，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庞大的农业人口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问题上，城乡收入差距形成且实现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政策影响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的重心转移，城市发展速度显示出的区域优势地位和农村经济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经济特区建设、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带到延伸至内陆城市经济建设的一系列开放政策为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打开了新的道路。反观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情况，滞后的改革和发展条件对及时抓住发展机遇是极为不利的因素。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逐渐拉大到得到调控后有所缩小，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稳步高速发展，因此在政策上的调控和缓解远远不及经济建设的速度，平衡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需要解决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的问题。近些年一直关注的三农问题，对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改革，一系列惠民政策的实施，都是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改善和重视。但从根源来看，减免农业税、粮种补贴等关系到农村居民切身利益的政策对农民收入的提升不能改变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根本性问题，农产品价格过低，农民进行农业活动的投入和收入的比例，对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收入还有更大的距离。除此之外，农村教育在推行义务教育改革后虽然保证了城乡受教育的公平和区域平衡性，但对农村教育投入来说，教育投入给家庭带来的负担仍是一笔大的负担。国家政策在城市倾向上从改革开放发展初期已经形成的差距，对现阶段差距不断拉大的局面形成有着重要的基础性的历史作用。

第二，体制的因素影响。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传统体制将城乡分割成不同发展特征，农民和城市居民之间享受的社会福利和补贴形成了显著对比，同时在市场竞争中也存在差异性。改革开放对城乡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深入逐渐缩小了体制上的差距，但在户籍制度、财税制度、教育体制等多方面长期发展中积累下来形成的影响仍在影响着城乡经济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有非常不利的影响[2]。

第三，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城乡人力资源的利用和投入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显现出问题，城市劳动力资源的素质水平决定了在社会地位和收入上的优势，农村劳动力在农业经济发展越来越不占优势的情况下，逐渐形成新的劳动力输出局面，农村劳动力开始涌进城市，为城市经济建设提供廉价的劳动资源，这和城市居民劳动力形成鲜明对比。人力资源收入上的差距是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反映，伴随着其他相关问题的影响，在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上，人力资本投资的因素在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趋势下对这一现状的加剧是极为不利的。

除了以上几点因素之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还有很多，在社会、国家、居民个人方面都深受其中因素的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是历史问题，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下来的问题经历不同发展阶段，对当下经济发展各领域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分析、解决。

二、城乡收入差距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第一，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缓慢提升，在农业经济发展中产生的不利影响，对农村各领域建设是极为不利的。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侧面反映的是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居民收入和经济来源的问题。消费以收入为基础和标准，城乡消费水平的差距受到收入水平的影响，差距扩大，农村居民在消费上的支出会受到影响。几年来，在城乡消费水平上，虽然没有地域的限制，越来越多涌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也会在消费上不断改变，但从整体消费情况来看，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消费对农业经济的作用也会降低，作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在收入水平没有得到不断提升的情况下，对消费水平的支持也会下降，内需不足的情况在农业经济发展中也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二，对特色区域经济建设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对城市经济建设发展的关注和倾向更多，农业经济建设中的项目建设没有相应的资金支持，在特色产业经济发展上也會处于计划阶段，得不到真正的实施。农村的经济开发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在发展速度和经济水平上缺乏政策和实质性的技术支持，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也会存在落后的问题。农业经济发展处于城市发展之外，在地理优势和交通设施建设上没有优势，对农业经济的多元开发也会受到技术和环境的影响。因此，城乡收入差距在特色区域经济建设上产生的不利影响对农业经济领域的发展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3]。

第三，对农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农业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单一，是传统农业经济发展一直存在的问题，农村经济建设中缺乏的技术和人才资源，对农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有着重要意义。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是人才流向趋于发达城市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人才流失和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农业结构调整很难得到实现，这是在目前农业经济建设中需要及时得到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三、改善收入差距影响下农业经济发展的对策

第一，加大政策扶持，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国家在政策支持上加大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持，在城乡差距问题的解决方法上，注意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在收入问题上逐步缩小差距。农业经济发展对居民收入的贡献是整体的成果，近年来农业经济的产业化改革一直是农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问题，在国家政策扶持的条件下，对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得到真正意义上的高效率实施是有力的保证。

第二，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农业经济向非农产业转移是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的重要内容，农业发展的单一结构在当下时展中需要适应新的经济发展趋势。在非农产业的建设上，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分配到产业建设之中，既可以适应社会发展中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可在农业经济建设中形成独特的产业优势[4]。

除此之外，加大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等都对改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影响下的农业经济建设有重要的帮助。

四、结语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利的，在缩小收入差距上，加大农村经济建设的政策支持和投入，加快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和相关体制机制的改革是改善城乡收入差距中农村居民收入的有效途径。农业经济发展在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时代变化中面临的挑战需要不断地探索来解决在城乡收入差距上的不利问题和因素。

作者：张会盼

参考文献： 

[1] 廖显浪.制度转型、经济发展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3. 

[2] 王晓亮.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分析[D].杭州：浙江工商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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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流动群体 就业培训 社区培训

流动人口，是指离开户籍所在地，以工作、生活为目的异地居住的成年育龄人员，国外一般称为人口流动。我国流动人口的产生是经济转型的产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施行，的实行和农业产业化的推进解放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虽然农村乡镇企业的兴起吸纳了一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是仍有大量的劳动力剩余。随着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公司与企业的兴起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正好弥补了这个空缺。为谋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和更好的发展空间，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原住地流向城市，俗称“农民工”，流动人口的主体就是农民工[1]。

一、流动群体就业现状

在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融入城市的道路走得并非一帆风顺。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二元经济格局，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受教育和就业培训方面与城市人口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大多数流动人口来自于经济社会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在进入城市务工过程中面临着职业、生活方式、社会交往关系等一系列的转变和适应。流动人口在城市非农就业转移过程中，较低的受教育程度成为制约他们实现非农就业转移的瓶颈，影响了流动人口在城市寻找工作的难易程度及工资收入水平，是需要提供就业培训帮助的弱势群体。

二、流动群体职业技能培训现状及问题

当前，政府对于流动群体职业技能培训予以了相当的重视，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其中，兴办了多种类型的劳动力培训市场，用于对流动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以期能够推动他们顺利适应城市经济发展的要求。

公办劳动力培训市场由政府出资、政府主导或委托相关培训机构对剩余劳动力进行技能培训。但相对于中国庞大的流动人口规模来说，政府提供的针对流动人口技能培训的专项资金无异于杯水车薪，从而使农村劳动力转移所需要的就业培训面临着资金缺乏的困境。

除了公办培训机构以外，在劳动力培训市场上，各种各样营利性民办专业培训机构迅速成长，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接受培训提供了多种渠道。然而在现实中流动人口进入民办培训机构的比例很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多数民办培训机构以营利为目的，在培训过程中收取了较高费用，这笔较高的培训费用成为流动人口接受就业培训的主要障碍[3]。

综合起来，流动人口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很明显地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培训费用问题。培训费用是目前流动人口参加就业教育培训的首要问题。就业教育培训是流动人口实现非农就业的关键，但流动人口、政府部门和用人单位由于各自的原因，不能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

其二，培训技术含量低。科技发展和技术进步对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和掌握技能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用人单位需要的是具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和较高技能的员工。现有针对流动人口的培训主要是技术含量低的手工技能培训，具有培训时间短、内容简单、见效快的特点。这些低层次的技能培训无法真正提高流动人口的素质，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

三、以社区为中心构建流动人口培训体系的优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单位制影响的逐渐式微和社区建设运动的兴起，原有的以“单位”为基础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被打破，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汇聚到城市社区，伴随而来的是更多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事项沉淀到社区，社区日益成为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的着力点。以社区为中心构建针对流动群体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具有如下无可比拟的优势：

1、具有一定的针对性

目前，就城市而言，下岗失业人员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八十以上居住在各个社区，对于这些下岗失业人员和新生劳动力的情况及求职需求，社区了解得较为具体细致。同时，对社区内的企业用工情况及社区所需开发岗位情况也心中有数，社区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可以根据求职者的实际情况和企业用工情况，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能够提高培训的就业率。

2、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社区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对所培训对象，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对于保洁、保安、家政服务等岗位，由于技能需求不高，可以举办短期培训班，只要达到上岗要求即可毕业上岗。对于技术含量较高的岗位，如电器修理、影视制作、企业营销、生产管理等，可以外请高级教师讲课，培训时间可以长一些，也是以达到上岗条件为目的。

3、具有一定的方便性

生活在社区的下岗、失业人员及农术剩余劳动力，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家庭主要劳动力，家庭生活也需要他们去维系。所以，长期到离家较远的职业培训中心参加培训，有一定操作上的困难。而参加社区培训，一方面只需短期培训即可上岗，社区培训更为方便些；另一方面社区培训机构离受训人员家近，出入方便；三是社区培训机构人员与受训人员比较熟悉，容易进行思想沟通，方便就业指导，并能够帮助转变一些人不正确的择业观念。

篇6

关键词：失业类型；隐性失业；体制转型；内部人机制；农村剩余劳动力

中图分类号：F24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8）04-0074-04

一、当前失业问题

（一）失业问题分类

国际上一般将失业原因分为如下几类：摩擦性失业，由于求职的劳动者与需要提供的岗位之间存在着时间上的差异而导致的失业，如新生劳动力找不到工作，工人想转换工作岗位时出现的工作中断等；季节性失业，由于某些行业生产条件或产品受气候条件、社会风俗或购买习惯的影响，使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出现季节性变化而导致的失业；技术性失业，由于使用新机器、设备和材料，采用新的生产工艺和新的生产管理方式，出现社会局部劳动力过剩而导致的失业；结构性失业，由于经济、产业结构变化以及生产形式、规模的变化，促使劳动力结构进行相应调整而导致的失业；周期性失业，市场经济国家由于经济的周期性萎缩而导致的失业。

（二）目前中国失业概述

我国正处在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阶段，下岗职工激增表现为持续长期性的结构性失业。如图表（1）所示,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2001年为3.6%，2002年为4.0%， 2003年达到了4.3%，2006年达到了4.6%。目前我国的失业率还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尽管失业上升势头在2004年有所遏制，但国家发改委关于2006年就业形势分析报告指出，中国劳动力总量的供过于求的问题更趋严重。报告预测，16岁以上的人口增长将达到高峰值，新增劳动力1700多万，全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就业总量为2500万人。但是，新增就业机会只有1100万个，而需要工作而又找不到工作的人数将高达1400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十分突出。预计今后几年，城镇登记失业率还会有所上升。在任何社会状态下，失业人口的积极作用并不能掩盖和抵消其所带来的十分严重的社会经济消极后果，表现为：（1）高水平的失业存在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2）失业的大量存在必然降低失业者的生活水平，影响失业人口素质的提高。（3）失业的长期存在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危害人民生活。（4）失业人口的大量存在是对社会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二、 产生失业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体制转型过程中,隐性失业问题显形化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家为了实现高就业,人为地在国有企业安置了大量的职工,形成了“高就业，低工资”的局面，虽然缓解了社会就业压力，却大大超过了国有企业本身的有效需求，使企业内部冗余人员越来越多。如上表（2）所示，4个在上世纪末进行体制转轨国家中，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比较明显的是波兰，而波兰的高增长(年均增长约4.3%)也只是相对于同期的其他转轨国家而言，与我国同期的年均增长速度(约7.6%)尚有较大差距。可以认为，我国近年来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现象在当今世界上颇为少见。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都为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广阔的空间。然而，经济体制改革和以技术进步为主要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又使我国长期存在的人均资源不足、居民消费率低下与劳动力总体素质不高、劳动力总量明显过剩的矛盾凸显出来，使传统经济体制下严重存在的隐性失业逐渐转化为显性失业。

1.西方经济学关于失业问题的理论解释

按照西方经济理论,在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劳动价格(工资)决定于劳动的市场供求,市场对劳动的需求曲线是由各个企业的劳动需求曲线在水平方向上加总而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实际劳动需求应由工资（w）曲线和边际收益产品曲线（MRP）的交点（L） 决定，此时企业需要付出的工资成本为WALO。而在传统计划经济的就业体制影响下，由于最低就业配额造成的企业内部职工存量（M）超出了企业实际所需要的职工数，企业需要付出的工资成本为WBMO，要额外承担ABLM的损失，根据利润理论，此时有可能导致企业的利润低下。从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来看，一定数量的职工下岗是必然的。市场经济的运动主体是资本，而不是传统抽象意义上的人；市场经济的首要目标是企业效益而不是囊括所有人的社会福利；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没有定式，它始终处于不断变化、分解、组合的运动过程之中，而不能像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那样一成不变。

2.“内部人”和“外部人” 理论对失业问题的解释

根据林德贝克和斯诺尔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内部人”和“外部人”模型:

内部人工资=边际产品价值+解雇成本

外部人工资=边际产品价值－雇佣外部人的成本

内部人-外部人理论认为内部人拥有一部分权力。通常将公司里技能娴熟的工人(内部人)与公司外的工人(外部人)交换是有成本的，而由于这种过程具有成本，所以公司愿意付出一定的代价来避免人员变动。由于内部人对外部人具有先天的优势，可以利用这个优势与老板讨价还价，并且通过工会，工人可以放大雇佣、解雇和培训成本(即通过强加昂贵的雇佣和解雇手续，坚持较长的培训阶段,提高服务费用等)。此时外部人想要进入公司取代内部人，自然非常困难。尽管劳动力市场上有许多外部人愿意接受比内部人低的工资就业，但是企业出于内部人与外部人交换成本的考虑，并不愿意雇佣他们，原来可以通过劳动工资下降而清除的那部分失业人口现在继续成为失业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内部人与外部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因此古典失业理论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就不能有效运行了。

3.劳动力市场失业机制不健全

失业机制是以失业环节为核心形成的影响经济运行的自组织和自调节结构。失业机制是由企业的解聘权力、产业后备军、失业劳动者的就业竞争，在业者和失业者在生活水平上的差距，社会保障体系等因素构成的，是调节劳动者分配和再分配，实现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自组织系统。长期以来，传统的劳动用工制度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是增长需要型的劳动需求，而是就业需要型的劳动需求，从而形成了庞大的隐蔽型失业存量，一旦释放出来，必将引起整个社会劳动力资源过剩的情况。

（二）技术进步对失业的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青睐于技术与知识性的人才，以高科技为首的全新自动化及网络设备大量采用，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行业越来越占领整个生产行业领域，他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对劳动力的要求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新的就业岗位不断产生，新的就业需求也不断产生，但这些新的劳动力需求却与旧的劳动力供给不相适应，工业企业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往往就会引进更多的新设备、新技术，技术进步消灭了传统的岗位，如使用机器来代替人力劳动，用计算机来代替人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新的机器带来了更少的劳动力需求，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要，更先进的技术设备取代了对劳动力的使用。出现了资本主义情况下存在的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虽然与传统的排挤现象不同，但其产生原因却是相同。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影响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所占的比例非常大，而土地资源却十分有限。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出现，如果这些劳动力不能有效的向其他部门转移，那么农民的预期收入将会越来越低。西方经济学中的“托达罗模式”认为一个现实的或潜在的劳动力将把在城市中一定时期的预期收入（即劳动力迁移的费用与所得报酬的差）与现实农村普遍的收入相比较，如果前者大于后者，他就会迁移。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政策，使得城乡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经济差异。1985年以后，城市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而农业由于生产资料涨价，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等原因，发展相对缓慢，从而使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重新拉大，依据“托达罗模式”，决定农村潜在迁移者是否迁移的根本因素是城乡经济结构差异和对于迁移成本与效益的权衡，即预期收入。他用城市实际就业率乘以城市就业概率来表示预期的收入。即

d=w・m-r

其中，d表示城乡预期收入差距，w表示实际工资率，m表示就业概率。

由于城乡收入差异，进而导致各方面的福利保障差异诱惑着农村劳动力，从而他们进入城市的概率就增大,据粗略估计，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造成的失业比重约占11%左右。

三、解决失业问题的政策建议

（一）完善与现行就业有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大力发展中小企业

通过税收政策促进就业增长，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向自谋就业的职工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期限，以期在自谋职业期间获得更多的投资回报，摆脱就业和生活的困境，提高自我创业和发展的能力。主要是失业者自谋职业期间给予所得税和营业税或增值税的优惠，但是这种优惠也是有期限的，比如3-5年，不能太长，而且是部分优惠而不是全部优惠。二是在实施大企业、大集团战略的同时，一定要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政府在投融资、税收、人员培训等方面，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使他们在吸纳就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实施收入支持政策，完善“三条保障线”

1998年针对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改革中，不少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出现困难，部分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后基本生活出现暂时困难的问题，国务院提出建立和完善“三条保障线”，旨在为下岗失业人员提供必要的社会救助。三条保障线之间相互联系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使得城镇职工下岗后，首先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领取基本生活费；满三年仍未就业者进入失业保险，领取失业保险金；享受失业保险（不超过二年）仍未就业者（包括其它低收入者）进入最低生活保障。三条保障线，三项制度相互衔接，构成了中国目前对下岗失业人员进行社会救助的政策主体，为经济发展奠定稳定的社会环境。

（三）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第三产业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这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出路。第三产业行业多、门类广，劳动密集、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并存，就业容量大。1992――2002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增加约8000万，提高8.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平均增加的就业岗位是第二产业的5倍。但近10年来，第三产业发展速度有所减缓，与整个经济增长和第二产业增长速度相比明显滞后。2002年，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例仅为28.6%，比发达国家60％-75%的比例相去甚远，与一些发展中国家40％-50%的比例也有很大差距。我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这个明显缺陷，是造成当前就业矛盾突出的症结之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尽快扭转其长期滞后的局面，充分发挥其吸纳就业的巨大潜力。

（四）发展农村产业化，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如前面所分析的我国就业压力主要来源包括：城镇新成长劳动力，企业下岗职工及富余人员，农村剩余劳动力。改革变革户籍就业制度 ，包括取消农业户籍与非农业户籍的管理制度、区域性户籍管理制度、传统户籍制度附加的各种权利和限制，彻底淡化户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功能，允许城乡居民以平等自由的身份选择就业，下大力综合开发农业，走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道路，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以扩大农业内部的劳动力容量，减少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加快小城镇的建设，提高小城镇对农业人口的吸纳能力，使之成为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个新增长点，并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地向城镇和发达地区流动。

参考文献：

［1］ 靳英华．我国双重转变过程中的就业问题研究［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2］ 历以宁．中国城镇就业研究［M］．中国计划出版社，2001.

篇7

关键词：城镇化；经济增长；格兰杰因果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5-0-01

一、引言

国内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有许多，周一星（1995）认为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相关度较高的对数曲线关系。陈波（2005）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离不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李金昌和程开明（2006）证明了二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正向作用强于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反向作用。段瑞君和安虎森（2009）则认为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反之作用有限。施建刚和王哲（2011）指出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作用在短期内存在，但长期来看，两者之间存在反向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辽宁省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31.7%提高到2012年的65.7%，同时经济总量快速增长，2012年GDP为24801.3亿元，同比增长9.5%。那么，辽宁省的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二、实证检验

（一）指标及数据选取

采用城镇人口比重（X1）和非农产业产值比重（X2），分别代表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集聚和非农产业集聚情况，GDP来反映经济增长（Y）。数据来自《辽宁统计年鉴》和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为分析的科学性，将名义GDP以1978年不变价格进行折算，并对Y、X1和X2取对数，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

（二）平稳性检验

由表1可知，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可以进行协整分析。

表1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c、t和k分别表示常数项、趋势项和滞后阶数（根据AIC和SC准则确定）；D表示一阶差分

（三）协整检验

表2结果表明，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确存在一个长期的均衡关系，自1978年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促进了城镇化发展和经济增长，也强化了二者之间的联系。

从协整方程来看，城镇人口集聚和非农产业集聚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发现两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较大差异，说明如果城镇化进程只是人口由农村转移到城镇，那么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突出，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通过多种途径实现的。

表2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LNY=1.680LNX1+18.582LNX2+9.873

（四）因果关系检验

表3中是假定在10%显著性水平下接受还是拒绝原假设。无论是城镇化发展的独立变量还是组合变量， LNX1都不是LNY的格兰杰原因，而LNY是LNX1和LNX2的格兰杰原因。作为城镇化发展的独立变量，LNX2也不是LNY的格兰杰原因，但在多变量组合因果关系检验中则成立。

表3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这一方面反映出城镇化发展的内涵丰富性，即独立变量的城镇人口比重和非农产业产值比重都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组合变量中的非农产业产值比重却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辽宁城镇化发展，很大一部分只是农民身份的转变，所从事的行业依然是农业，城镇化的层次较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始终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经济增长能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基础设施的改进以及教育水平的提高，会促进人口的集聚从而提高城镇化水平。因素综合作用是城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

三、结论

协整关系检验显示，虽然城镇化进程中独立因素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的联系，但它们的共同作用与经济增长的联系更加的显著；因果关系检验显示，经济增长通过对拉动城镇人口和非农产业的集聚进而促进城镇化发展，仅仅是城镇人口的集聚对经济增长作用不大，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更多的体现在非农产业集聚推动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陈波.城市化推动城市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5（3）：48-52.

[2]李金昌，程开明.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动态计量分析[J].财经研究，2006（9）：19-30.

[3]段瑞君，安虎森.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计量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9（3）：26-60.

[4]施建刚，王哲.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J].城市问题，2011（9）：8-13.

[5]刘耀彬.中国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商业研究，2006（24）：23-26.

[6]孟翔飞，刘玉梅.2010.城市发展理论与辽宁城镇化创新发展模式选择[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篇8

记者：您好张书记，听说您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提出了我们国家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您当时做出这个具有前瞻性的重大思考，其依据是什么？

张颢瀚：九十年代初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源于当时国家经济发展与改革的现状，特别是依据当时发展中的体制方式这两个影响和决定国家经济发展方向和发展效益问题，这两个问题既带有根本性又带有宏观性，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进程。而对这两个问题，从初步认识到形成思路，又源于对当时经济发展现状的较多的深入基层的调研。1993年，全国国有企业亏损呈快速增长之势，由于国有经济是当时中国经济的支柱，由此影响全国宏观经济状况的恶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党校、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和江苏省委党校联合进行国有经济状况的调研。我们一行几人在江苏连续调查30余天。在此之前几年里，我一直跟踪研究企业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每年都用很多的时间到南京、无锡，也到过上海等地进行实地调查，又通过这次参加集体的较长期系统的集中调研，更加深了对国有经济和宏观经济现状的认识。这次调研报告由我主笔起草，在报告中正式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与转变经济体制模式的建议。当然，这一思路和建议是大家共同讨论的成果，在京的调研组成员又给国家再次专门报告。所以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建议，是由于长期跟踪调研和这次系统调研，发现国民经济的问题直接源于企业，而企业问题从根本上源于经济的发展方式。在此前相当一段时间内，国民经济处于大起大落状态，而当时国民经济和企业的发展，主要是靠发展高速度的支撑，发展高速度又靠大规模的高投资支撑，大规模的高投资和发展高速度又带来高通涨。由此不断反复，国家的经济一直处于追求发展高速度，盲目扩大投资规模的粗放发展模式之中。如果不从发展方式上解决问题，企业的效益问题就不能解决，企业的竞争力问题不能解决，国家经济的大起大落就不能解决。由此提出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家到企业，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一定要转变发展模式，从速度型转变为效益型，要下力气转变粗放式的发展模式。

与转变发展模式相关，同时提出了转变经济体制模式的建议。通过调研发现，经济发展方式中存在的问题与经济体制模式直接相关。而经济体制模式的问题，既表现在微观领域，也表现在宏观领域。从微观上看，主要是企业产权体制和管理体制的深层问题；从宏观上看既涉及到国家和企业的产权关系，又涉及到国家宏观经济的投资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多个方面。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必须从微观领域和宏观领域转变经济体制模式。

现在看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长期的、深层次的任务，是决定我国经济发展方向和国家经济竞争力的根本性问题。同时我也认识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生产力领域的问题，并且受到国际生产技术和产业转移等因素的严重影响，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会有不同的侧重点。现在，对这些问题进行过程性的、跟踪性的与时俱进的研究远远不够。当时提出这一问题，主要是立足于国内经济状况，那时国民经济受国际经济影响较小。随着我国经济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外向度的提高，现在认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一方面要认识国内宏观经济领域和微观经济领域的问题，同时又要十分关注国际技术领域、国际产业结构和国际产业转移方向等十分关键的问题，否则就很难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方向做出正确的判断，很难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和举措做出正确的选择。

当前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同时还要重视经济体制模式的转型。当时经济体制模式的转型主要涉及到经济的微观体制和宏观体制的关系，而当前阶段，这一问题更加复杂，不仅涉及的宏观、微观经济体制的深层问题，而且与社会转型密切相关，转变涉及的关系更多、范围更广、难度更大。但是中国发展前进的方向是，经济体制模式必须根本转变，才能保证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从而保证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才能保证我国经济在国际复杂环境中的持续竞争力。

记者：有的学者认为，由现代工业文明而产生的科学主义、个人主义和权利主义无法解决全球化之后人类共同面临的能源、生态、环境危机，责任与和谐有替代自由、效率等被视为具有普世价值的新价值功能，您对此有何看法？

张颢瀚：你谈的这个问题具有全球性，十分重要。我是研究经济学的，对这些问题没有深入的全面的研究，可以谈谈个人的一点看法。现代工业文明自从产生以来，就成为全球发展的主导方向，成为改变全球面貌、改变整个人类前进的主导力量，至今这一过程仍在持续。现代工业文明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仍然是期待实现或正在推进的大事业。从现代工业文明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看，我以为现代工业文明有两个重要动力，一个是生产领域的科学技术推动，一个是社会形态领域同时又融入到生产关系领域的个人主义或个人的权利主义。从科学技术来看，主要是在生产力领域起推动作用，不断地产生新技术，不断地更新和提升人类改造自然、向自然获取财富的能力，不断地更新和提升满足个人和社会乃至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和能力。它的作用范围主要在生产领域，由于现代工业文明主要是从资本主义国家蕴育产生，因此必然的同时畅行个人主义和个人的权利主义。从生产力领域的视角来看，个人主义或者是个人的权利主义可以成为提高效率、推进经济发展的内在的和不竭的动力，而这一动力反过来又推进科学技术的产生，由此推动现代工业文明的快速进程。

但是，由于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强大的生产力，形成了对自然的强大的索取能力，再加上个人、集团与国家对各自效率与利益的追求，由此造成了能源的危机和生态环境的危机。追溯现代工业文明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获取自然资源的能力和水平在快速上升，但同时又有两个伴生的因素在起作用。第一是个人、经济集团和国家对能源需求渴求的无限性，对获取利益的无限性追求，从而导致生产领域生产成本的外部化，造成生态和环境的严重问题；第二是科学技术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科学技术存在两个方面的重要现象：一是虽然科学技术在不断推进，但仍然不能满足人类在获取自然资源变为有用产品的过程中，及时地解决污染、或实现零污染所需要的技术；二是新的技术有时虽然可用，但是相对成本较高，由于个人利益主义的作用，又排斥对新技术的使用。以上可能是现代工业文明进程中科学主义、个人主义和能源、生态、环境危机之间的关系。

现代工业文明的导向仍然是创造更多的财富，满足个人和社会的需求，但是在这一进程中由于上述的关系而产生能源与生态的危机，由此又造成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危机。这与现代工业文明的方向相左，与人们利用现代工业文明、追求发展和享受的目的相左，这就是产生或者说全球提出了责任与和谐的主要原因。很显然，个人主义、权利主义、自由或单纯追求各自的效率的角度，难以解决这些危机，需要责任与和谐。我认为，责任与和谐应当是社会发展、社会生活中以及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为保证生活的良好、社会的发展及国际的和平与健康发展，都必须具备的原则、价值或者是义务。这也是当代需要各国共同解决全球化之后人类共同面临的能源、生态、环境危机必须共同具备的价值观念与原则。

正是由于上述的原因，所以责任与和谐才被全球所认可。而这种全球性的认可，一方面是源自于全球性的危机的现实，另一方面这种认可又是解决全球性能源生态环境危机的条件和力量。从全球的认可来看，具有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来自于危机影响的普遍性。问题在于，需要承担这种责任，实现和谐的路径、方式和方法，对于不同个人、不同经济团体和不同国家，又会产生不同的利益影响，目前很难找到一种对全球各个群体都有同等利益的、都可用接受的方式方法和形式。这就是承担责任，实现和谐发展的阻碍所在。解决这些矛盾与冲突，不仅需要用人类的共同责任与人类社会普遍认可的目标来替代个人的、局部的自由和效率，更需要国家和政府之间在推进过程中有更大的压力、更大的动力、更强的能力和更高的智慧，这将也是一个较长期过程。

现在经常提到的科学主义，实质上是指工业技术领域或自然科学领域的所谓科学主义。我们一般讲到的科学应该是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领域，自然科学领域的科学与技术方法，是针对解决自然和工业领域的问题而产生的科学技术，它来源于工业领域和自然领域，其功能和解决的对象也主要在工业领域和自然领域，具有机械性、可控性、可重复性、强制性和普遍的适用性，一般并不适用解决社会问题。 社会的存在方式与运行方式及其规律，都不同于自然领域，不能通用科学技术的方式。这是所谓科学主义问题的实质所在。社会是由亿万个具有社会性的个人、千万个社会性的团体和众多国家组成的，每个个体都有不同的特征、不同的利益诉求，每个团体、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诉求。因此，主要只能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如责任与和谐就是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才能有针对性的解决社会问题，用机械的、强制性的、单一的科学技术的方法很难解决复杂的、具有个体利益特征的社会问题。解决个人主义权利主义与人类能源、生态、环境危机的关系，以及解决责任与实现和谐等，不是自然领域与技术领域而是社会领域的深层问题。在这里主要是一个方法的选择问题。

• 人物链接 •

张颢瀚，江苏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教授，博导。江苏省委、省政府评定为江苏省333工程中青年首席科学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省委决策咨询专家，省政府十二五规划省长特聘专家；江苏省政协委员、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天大学等兼职教授。

篇9

关键词：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现状；开发对策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众多，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综合国力的迅速攀升，农村科技化水平的迅速提升。农业生产力获得了迅速发展的生机，产生了剩余劳动力。在农村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城市的人力资源出现缺口，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恰好给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提供了客观条件。为此，近些年来，我国的大中城市包括县城都用尽了大批的农村务工人员，有农村务工人员组成的人力资源大军再建设现代化诚实中发挥了不可小觑的生力军作用。那么，如何分析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现状并提供更好的对策呢？

一、我国农村人力资源数量巨大，向城市转移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然取向

据有关统计，2000年至今，我国平均每年大约有1500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这个数量是很大的，而且从目前城市用工的情形看，农村劳动力向诚实专一的这个统计数据在未来几年不会低落。2011年4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我国共有人口数量为13.79亿，其中农业人口为8.3亿，占比为人口总数的大半，其中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农村劳动力共计1.45亿人。但在我国的小农经济时期，包括在农村经济改革初期，农村生产力水平有限，而且农民的意识是被束缚在家乡中和土地上的，满足于“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存现状，而且城市的生产力水平也有期限，尚没有像现在一样急需大批农民工给与人力资源方面的支援，而且国家的政策导向上也并未给予向今天这样的支持。因而，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当下向城市的大量转移既要看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要看到其中所存在的问题。问题之一：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受教育程度不高，缺乏职业技能训练。我国的第二产业正在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对于人力资源的教育程度和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农村劳动人口中，接受过初中教育的为52.4%，其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仅为14.3%。农村劳动力教育程度低，直接导致了就业能力不足，出现了企业招工难和劳动力就业难的奇怪现象。由于农村劳动力教育程度低，职业素质不高，就业能力差。因此首先，在城市就业中竞争力不足，就业率较低。其次，整体就业工资待遇水平不高。最后，就业缺乏长期的稳定性。问题之二：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就业的地域和产业相对集中。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在城市就业主要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占农村人力资源的68%，而中西部城市的人力资源就业较少，人力资源分布呈现不均衡状态，这主要是受我国东西部存在经济发展不均衡现象的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所从事的行业相对集中制造业和建筑业，占从业人数的57%。制造业和建筑业具有劳动强度高，对人员技术水平要求低，工资水平较低的特点。我国农村人力资源从事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基本上是15：1:1.发达国家的从事产业的比例基本上1:4:9。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劳动力在选择就业的选择上首先考虑的是收入和就业的区域，而对于就业后的劳动强度和未来的职业规划和发展没有更多的考虑。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存在不稳定性。我国现有1.4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生存状态是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如同候鸟一般迁徙，具有很强的流动性。造成这情况的主要原因有经济原因和政策原因。在经济上，首先，一方面是农村劳动力资源由于文化素质过低，竞争力不足，工资水平较低；另一方面是城市物价不断上涨，生活成本增高，实际收入与城市生活支出存在差异，无法负担城市生活费用。其次是职业的稳定性不强，缺少长期稳定的职业支持。最后是城市房价的不断攀升和农村人口实际负担能力的巨大差距，阻碍了农村人力资源定居城市的进程。在政策上，首先是我国长期存在的户籍制度，已经成为农村人力资源向城市转移的阻碍。其次是教育和医疗保险等政策上还存在这城乡差异，阻碍了农村人力资源向城市的转移。因此形成了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徘徊的局面，外出务工人员无力携家带眷，造成了农村存在大量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以及农民工“临时夫妻”、“性问题”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二、进一步开发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应采取的对策

一要注重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的素质。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建设，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合理分配城乡教育教学资源，促进教育公平，提高农村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入学率，大幅度提升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的年限，通过提高农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加强农村人力资源的职业技能培训，开展校企联合培训，以市场为导向，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目的性，降低培训成本，减少农民工负担。加强了人员的技能素质，提高了人员的生产熟练性，全面提高农村人力资源文化素质。二要建立健全人力资源市场机制。人力市场通过对各地区和企业用人的需求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分析，从而提供及时和准确人力资源的供求信息；通过建立人力资源档案，提供网络人力资源平台，畅通人力资源供应渠道；通过建议和指导合理分配各地区人力资源，对人力资源经行合理分流。人力资源市场的建立和健全，可以为人力资源的培训方向和就业方向提供准确的讯息，充分的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三要增强城市对农村人力资源的容纳能力。首先发展城市经济，增多城市的工作岗位，给与更多的农民工以进城务工的条件，是的他们可以有选择的武功，不至于仅仅局限于脏、累、苦的岗位，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长期稳定的工作岗位，具有按劳取酬的工资水平，增强他们在城市的生活能力。其次，建立和完善城市的各项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使城市能够为农民工提供子女就学、生病就医、文化生活等多方面的保障，逐渐达成农民工和城市人在城市生活各方面的平等待遇。

作者:孙小红 单位：吉林市人才服务中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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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府悖论 政府主导型 市场主导型 城市化泡沫

，在具体实施城市化战略中存在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向政府主导的道路上滑行。“政府主导型”城市化过分扩大了政府在推进城市化中的作用，把城市化的过程简单看成一个人口增加、行政区变更、圈地搞一流基础实施，扩大城市规模的过程。在政府主导型城市化倾向的背后存在一个“政府悖论”，在“政府悖论”下的“政府主导型”城市化，对中国经济最大的危害，就是存在发生城市化泡沫的风险。

一、城市化过程中“政府悖论”成因

诺斯国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时提出了著名的“制度悖论”。诺斯认为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经常会做出事与愿违的制度安排，结果形成人为导致经济衰退的根源。诺斯的经典论述是：“国家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又是人为导致衰落的根源。”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本着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所选择的某种制度，其变迁的结果却偏离了资源有效配置的方向，反过来成为导致限制自身利益和利益发展的根源。这就是“制度悖论”的通俗解释。

中国推进城市化进程中，也同样存在着“制度悖论”，不过在此具体表现为“政府悖论”。所谓城市化中的“政府悖论”，简单地讲，就是中国城市化推进不论是在制度变迁的安排上、还是城市资源的配置上都需要一个职能更大、更复杂的政府，但在计划经济惯性作用下，又存在着，诱发政府以计划方式行使其职能，使中国的城市化陷入政府主导型的陷阱。中国城市化对政府的需要，变成了政府成为城市化的障碍。

城市化过程中的“政府悖论”，成因于中国独特的市场化和城市化之路。十五期间实施城市化战略本质上是一个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心从向城市转移战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渐进式改革，一直循着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径进行。从要素资源分布看，城市具有发展市场经济的优势（经济增长的要素70％集聚在城市），但从制度创新的优势看，农村作为计划经济的薄弱地区同城市相比，却有在改革初期市场经济成长的制度优势。在制度挤压下形成的从农村到城市的中国市场经济独特的成长之路，由此也形成了经济增长速度、规模与城市化不同步的独特现象。其结果在经济增长中替代城市化的是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一大批小城镇的出现。

目前，中央提出在十五期间实施城市化战略，决不是像目前一些人认为的那样，仅仅是补城市化课的战略。在本质上是沿着市场经济的演进，在城市全面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以市场化带动城市化，这才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核心所在。因为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一方面农村拥有的初期制度创新优势已渐进丧失的同时，城市在制度创新上的劣势也在改变之中，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由粗放式资本推动型增长向技术主导的密集型增长方式的转变，农村所具有的资源劣势也凸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市场经济的成长中心必然从农村向城市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使集聚城市的资源向体制外扩散，简政放权，弱化政府管制职能，一直是政府职能改革的主线。支撑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乡镇发展所需要的资本、人才，其中很大部分来自城市。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集聚在乡镇企业的资源又开始向城市回流。不论是外资，还是内资的投资开始向城市集中，抢占城市平台，占据城市竞争优势成为90年代以来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

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心从农村向城市推进过程中，城市政府面临一系列两极的选择：一方面城市化急需市场化和产业推动；需要市场资源要素的高度密集和高速流动；需要平等的竞争环境，这些都要求城市政府必须进行职能改革，放松传统的城市管制，给予市场发展以更大、更多的自由空间；另一方面市场化和产业化又急需大规模城市建设来支持，市场要素高度密集和高速流动的城市市场又需要高水准的有序化管理，这又赋予了政府新的管理权利和更复杂的职能。还有中国加入WTO后，要求中国城市按国民待遇的规则管理城市经济，降低要素进入城市的门槛，建立平等竞争环境；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冲击下的市场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伴随着国家与国家、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激烈竞争。城市之间的激烈竞争又需要政府对城市的管理向营销城市、经营城市的方向转变。

上述城市化与市场化相互作用中包含着对城市政府的要求，从理论上讲，一方面要求政府放弃计划经济管理方式的同时，另一方面又要负担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城市、驾驭城市市场经济的新职能。但计划经济体制和计划管理方式的偏好在城市仍严重存在的前提下，这种两极的选择对于目前中国的政府却是两难的选择。因为对于目前政府而言最难做到的是放弃权利，最容易接受的是获得的新权利和新职能。如果城市改革速度跟不上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如果政府的职能改革不能在先放弃中再获得，那么，在计划经济背景和惯性的作用下，其结果城市化对城市政府新职能的要求就变成传统计划职能强化。市场化推动下的城市化演变成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最终形成阻碍市场化与城市化发展的“政府悖论”。

西方城市化过程也存在着政府职能的加强和复杂化，但在西方城市化中不存在像中国这样的计划经济背景，所以也就不存在诱致政府职能过分扩大化、滑向行计划式推进城市化。所以，“政府悖论”在西方城市化的过程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应当说，“政府悖论”是中国城市化道路中一个独特的问题。 二、强化“政府悖论”的制度

在城市化推进中，不仅存在形成“政府悖论”诱因，而且还存在着强化“政府悖论”，使城市化向政府主导型上滑行的制度环境。

自上而下按行政级别设市、管市的城市管理体制、在对城市资源的配置中仍占据着主要的地位。在计划时期，由于资源主要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利来配置，而且每一级别的行政其资源配置权限也不同。要保证城市规模与城市资源需求相匹配，就必须将城市规模与城市行政级别相挂钩。在计划留下来的按行政权利级别大小设置城市的结果，形成了经济中心与中心高度重叠的中国城市分布格局。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这种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高度重叠的城市分布格局，是行政权利配置资源的需要和结果，那么经过20多年的改革，市场已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时，仍沿用计划经济时代设置城市、管理城市的体制，显然很难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的需要。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迅速成长起来的一大批新型的化城镇，以及90年代以来形成城市、边贸城市恰恰不是发生原行政中心所在的中心城市，而是在传统政治中心的边缘地区成长起来的。由此形成了城市发展与资源配置体制矛盾，在市场化中成长起来的新型城市和城镇，虽然具有很大的成长性，但由于其没有纳入传统的以行政权利为中心的资源配置系统，所以未能获的应有的城市发展资源和管理权限。相反，处在传统行政权利中心某些城市，虽然其不具有成长的优势，但却享有行政权利配置资源的诸多好处。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中央曾经采取建立特区授权的，将一些新生城市纳入行政管理的系统。如深圳、珠海等沿海开放城市。但是通过这种途径解决只是范围内很小的，况且对于普遍存在改革过程中体制外成长起来的许多新生城市而言，这个问题仍未能解决。如在广东省虎门镇有外资1400多家，民营企业1100家，人口达70万人，年创造GDP达40多亿元，税收达17亿元，其经济规模和人口已达到中等城市的水平，但拥有如此经济规模的行政建制，不是市，也不是县，而是一个区。由于其“出身”级别太低，所以它的财政、市镇规划和管理不能享有城市权限，而仍然是镇的权限。现在人们谈到城市化时，总是批评东南沿海地区出现城不像城，乡不像乡的小城镇，对此不少学者将其归结为中国80年代以来实行小城镇战略的错误选择。其实这种结果，并不能完全归结为实施小城镇的结果，从制度上看是在以行政为主的资源配置制度对小城镇挤压的结果。正是由于他们在成长的构成中不能获得正常的城镇管理和规划的权限，所以才在自发中走了一条两不像的道路。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实施城市化战略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有利于推进城市化的资源配置系统。要建立这样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城市发展资源的配置系统，就有一个对目前存在的以等级行政权利为中心资源配置系统的改革。如中国的城市化，不能在触动原资源配置系统中进行，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推行首先强化的不是市场在城市化中配置资源的功能，而是使改革开放以来处在弱化过程中的行政权利配置资源体系重新得到强化。城市化引起的“政府悖论”也会随着这种体制格局而强化。

自1994年财政税体制改革以来，随着中央财力相对集中，政府用来进行城市建设的财力也在加大，这对中国城市发展其实是一件好事，但由于这种改革是在财力分配体制远滞后于财力集中体制下进行的，目前存在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力分配和投资体制，仍有浓厚的计划色彩，所以中央财力的集中和对加大城市建设投资的加大的过程，存在着诱致政府向传统体制回复的倾向。强化了各级地方城市对自上而下行政配置资源的依赖。弱化了对市场配置城市资源的重视。这在客观上起了强化“政府悖论”的作用。

长期以来，在改革中变的越来越无为的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却突然发现城市政府变的无所不为起来。特别是在缺乏新制度约束的城市基础投资体制，客观上强化了政府以计划方式配置城市资源的偏好。城市化推进需要大幅度提高城市基础实施的建设，在公共财政、公共采购、公共投资体制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这些公共投资只能在原计划体制的框架中进行。缺乏新制度约束下城市公共投资在客观强化了政府以计划方式管理城市、配置城市资源的偏好。

在这种扭曲资源配置体制下，其结果形成了使一些不能成长为大城市的城市，仅仅因为它是级别较高的行政中心、政治中心，却能获得人为造市的资源和财力，相反一些因经济的地缘优势和产业优势具备成长为大城市的潜力，但因为它的行政级别很低，在城市化中会处在被抑制状态。如广东的“虎门现象”。 三、“政府悖论”的隐患：城市化泡沫

在“政府悖论”的背后存在着的城市化向政府主导型方向滑行的倾向，存在着中国城市化动力由政府替代市场成为第一推动力风险。如此下去存在着发生城市化泡沫的隐患。泡沫是在过高预期下形成超过实际需求的投资而形成的虚假繁荣。从显示出的迹象看，整个在对城市化有很高的预期，但在“政府悖论”的作用下存在着将这种预期过分放大，将城市化推向泡沫的隐患。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化泡沫风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在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化，可能出现职能雷同的大都市泡沫。

在十五期间提出放松对大城市的限制的政策，对于发挥城市规模效益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各级政府都不顾经济地缘优势和城市间的产业分工的需要，人为地在攀比中搞功能齐全的大都市，人为地配置城市资源，很可能会在出现虚假的大都市繁荣。

导致职能雷同的大都市泡沫根源于目前存在的仍居强势的以行政权利为中心的资源配置体系。中国的行政中心设置格局是一种相对均衡的分布。在行政权利强势的作用下，目前中国城市规划存在着按行政格局规划未来大都市的倾向。沿着以中心来设计经济中心的路子走下去，将会出现有多少个省级市、地级市就一定要建立多少个大都市城市分布格局。使在计划经济形成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高度重叠格局，在新一轮的城市化中更加强化。

这些规划中的大都市，不仅与行政中心高度重叠，而且都是功能全、产业结构雷同的大都市，这将是一个代价很大的举动。如果按照以行政中心必定要高功能齐全的大都市的路子走下去，在未来几年内，从数字统计上看，中国可能出现城市化率快于经济增长的态势。

中国需要建立多少大都市，并不取决有多少个行政权利中心，而应取决于市场对城市资源配置，取决于经济地缘优势和产业化分工链的内在要求。行政权利中心与经济中心的高度重叠是古代社会城市分布的特色，化时代的行政中心的分布与经济中心分布是非重叠性的。因为行政权利分布首先要服从于对主权国土管理的需要，所以只要是有中国国土的地方，就必须有代表国家主权的政府，所以行政权利的分布具有相对均衡和相对稳定的特点。在市场条件下的资源分布具有不均衡性和动态性的特点。美国大都市主要分布在东海岸地区，另一条城市带分布在从旧金山到洛杉机之间。日本在环东京湾形成了从东京、名古屋、大阪、神户的“都市带”。在西方发达国家政治中心并不都是政治中心。美国的华盛顿虽然是首都，仅仅是个行政中心，人口只有55万，只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而已。澳大利亚的堪培拉是首都只有几十万人口，也仅仅是个行政中心而已。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都市也出现了不均衡分布，东南沿海地区正在中国未来大都市分布区。

但是在计划经济思维的惯性作用下，在中国几千年封建诸侯思想的作用下，许多地方官员把所辖之地，不是当统一市场体系中的局部市场来看待，不是按照产业的分工优势来考虑城市产业发展战略，而是按“诸侯封地”来搞全能产业，搞“国中之国”、“市中之市”。表面上看是在搞大都市化，其实搞的是城市“诸侯化”。从反馈的信息看，越是在中西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建立全能的大都市的非理性设想也越大，越是在南方沿海地区，由于市场作用已充分发挥，在对待城市发展反而越理性。

在行政权利杠杆的作用下，不顾现实的需要，各级政府都来搞功能齐全的大都市，由此造成虚假大都市泡沫一旦破裂，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危害比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产业结构雷同要大的多。都市泡沫不仅仅是中国城市化的陷阱，也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巨大的陷阱。

2、在政府主导下城市化演变为仅仅依托城市基建乘数效应推动的城市化，会导致城市房地产泡沫。

在城市基建拉动效应下可能出现一时的繁荣，如果城市基建与城市产业和市场发展严重失调下去，未来中国可能会出现一批有“城”无“市”的空壳化城市。中国城市化推进中始终存在着土地资源的约束，这是在人多地少的亚洲国家在推进城市化遇到的普遍。在东亚国家城市化的推进中都有过房地产泡沫的严重教训。20世纪80年代末在泡沫经济中走下衰退的日本经济，构成泡沫经济的主要成分是房地产泡沫。泡沫经济发生的十多年过去了，目前在东京仍遗留着80年代泡沫经济时期遗留下大片半拉子工程。90年代东亚危机中，造成财富大幅度缩水，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房地产价格的缩水。80年代以来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房地产一直是香港的支柱产业之一，房地产增值程度也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状况晴雨表。但无论香港市场如何自由，仍逃不出房地产泡沫的厄运。在财富增值时，房地产增值的最快，同时财富缩水时房地产也是最快的。2001年四季度香港经济增长刚出现负增长时，香港的房地产已经缩水一半。中国在90年代的珠海、海南已经领教了房地产泡沫的教训。目前中国在推进城市化中，是否能避免重演东亚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房地产泡沫的危害，对此我们最冷静的回答：不是能否避免重演问题，而是如何将房地产泡沫的危害降低到最低程度的问题。

目前对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走势，存在着，两种迥然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为中国的房地产潜伏着严重的泡沫，一是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发展良好。虽然目前中国的房地产的泡沫不甚严重，但不论是从东亚国家包括目前的香港的房地产泡沫的教训看，还是从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内在逻辑看，对房地产泡沫有足够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

从全球来看，可以发现在所有的产品中，由于房地产是无法流动的产品，再加上土地资具有不可替代的稀缺性，所以房地产的价格是无法实现全球均衡。无论香港的市场如何开放，香港缺乏的土地，也无法通过进口来解决。房地产供需矛盾，不仅不能通过在开放的市场通过流动来实现均衡，而且也无法通过替代品来解决。虽然房地产无法跨国界流动，但标识房地产价格货币却是流动的，货币的高度流动性与房地产的非流动性相结合，由此反映的某一地区房地产稀缺性程度，并不完全取代于当地货币购买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的供应力。一旦房地产稀缺性定价引起投机性投资投加入时，房地产则会失去其使用性投资，成为投机性投资产品，那么房地产的泡沫就会进入一个快速的成长期。

东亚地区土地资源稀缺性与经济全球化下存在大量的剩余资本相结合，再加上急于求成的工业化心理，使东亚地区成为最容易发生房地产泡沫的地区。房地产泡沫成为东亚地区实现城市化过程中很难避免的一大陷阱。

中国同样存在着与东亚地区相同容易引发房地产泡沫因素。鉴于东亚一些国家房地产破灭的教训，要避免房地产破灭的发生，政府对付房地产发展的政策选择，要像对付通货膨胀一样，应实行逆向调控。特别是在房地产启动之后，更要重点调控房地产的开发速度和增值水平，以免在政策的推波助澜下，造成对房地产过高的预期，导致大量资金的进入，引发房地产泡沫发生。但是就目前中国房地产发展的环境而言，人们更多地认识到房地产迅速增值一面的同时，而忽视了房地产高风险的一面，所以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各级政府对房地产作为城市经济增长点予以推动，并赋予其很高的预期。不可否认中国城市的房地产确实存在一个相当大的发展空间，正是这一可开发空间存在的巨大诱惑，才会会导致大量资本和房地产商的涌入。如果政府在这一巨大诱惑目前，缺乏理性，急于通过房地产实现短期内的城市经济增长，甚至在权钱交易的诱惑下来推进城市的房地产市，那么中国城市房地产泡沫的发生，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房地产泡沫一旦发生，其不仅仅是房地产业的本身的问题，波及的可能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搁浅。这样教训不是没有先例，珠海、海南、北海就是最惨痛的教训。

3、在政府主导型推动下的城市化，存在高成本推进中国城市的问题，使城市化在所谓城市建设化中（泡沫）中受阻的风险。

政府作为特有资源垄断者，具有不计成本的偏好。这一偏好在目前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中表现尤为突出。计划经济时代，受到单一计划控制的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权利受到严格限制。目前处在市场和残留的计划双轨资源配置体制下的政府，应当说比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有更大的资源配置权利。一方面，现在政府仍然可以利用计划手段来控制和配置城市资源，另一方面又同时可以利用市场和的工具来配置市场资源。可以说现在城市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利和资源的总量同计划经济时代相比要大的多。

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随着GDP总规模的增长，政府控制和支配的资源也会同步增长，这是正常的。政府支配财力的最大的隐患，不在于政府支配的财力太大，而是控制和配置这些财力的体制。处于市场约束尚未完全建立与传统计划约束尚未完全消失中国城市管理体制，存在着严重“体制空洞”。处在“体制空洞”中中国城市政府行为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长官意志性。“体制空洞”导致政府决策和管理上的随意性和长官意志，与城市政府拥有不断增长巨额财力相结合，存在着使城市基建投资陷入不计成本投资的风险。

不计成本的城市化投资与在市场推动下的城市竞争相结合，正在变成畸形城市化建设的竞争，变成争世界一流、亚洲最大的攀比。目前几乎所有的地级城市，无论现在城市财力有多大，现在的人口有多少，都在按超过百万人口以上的规模来规划。在城市规划中的广场、机场、道路，都要按50年不落后、世界一流的水平来设计。支撑大规模地开展城市建设，有一个上的依据，就是城市基建投资的乘数效应。在这种理论的作用和中国投资需求疲软的背景下，城市基建投资成了目前中国投资中风险最小的投资。不可否认基建投资确实具有产生拉动相关产业发展作用。如果这种基建投资不考虑投资本身的效益，那么这些非理性投资的结果是其造成代价比其拉动的乘数效益要大的多。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目前许多学者责难小城镇化，尽管有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它毕竟是在市场化推进下出现的。如何看待80年代以来中国小城镇的发展的功过，有一个视角问题。如果单纯从城市化的角度来看，不像，也不像城市的小城镇建设造成了资源浪费，延缓了中国城市的发展。但如果从市场化的角度来看时，中国小城镇是中国农民的一个创举，因为在小城镇这个独特的空间中成长起来的乡镇，是在没有国家投资的前提下创造了形成中国半壁江山的工业产值，解决中国1亿劳动力的就业。应当说中国农民选择小城镇这个平台发展市场经济，是当时的中国农民走向市场经济最经济选择，因为正是在这个不规范的平台上实现以较少的投入最大的产出。在此不是说在十五期间实施发展大城市战略的选择是错误，而是说改革开放以来所走的小城镇化道路也不是错的。特别是市场化推动下小城镇发展之路，应当成为十五期间实施城市化战略中进行走下去的道路。而目前在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化的最大风险恰恰在于此。

目前在政府主导推动下城市化，同自发地农民主导下小城镇相比，层次要高的多，其规划是国际性的，其投资是大规模地，其决策是自上而下的。但是从符合市场的理性成分而言，我们认为，今天政府没有超过20世纪80年代的农民。虽然就农民的个体选择而言充满着自发、随机性，但这种自发与随机因严格受到市场的约束，所以这种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就选择又是理性的。而处在“体制空洞”中的政府形成的随意性和长官意志，是缺乏市场约束的随意性，他们的行为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经济人的行为，而是某种意义上的政治人行为。经济人的选择是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由此决定了经济人选择是在成本约束下进行，而政治人追求是政治效应的最大化，经济是手段，而不是目标，所以不存与经济效益相关的成本约束，与追求政治目标相联系，在经济上往往是不计成本。

不计成本地推进城市化，最终表现为中国城市化的高成本推进。城市化的高成本推进主要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

一是严重超过城市发展需求搞所谓一流的城市实施，这些设施建成之日就是城市发展的包袱背起的开始。因为作为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城市设施的使用或运行是需要成本。如果城市设施的运行成本大大高于对这些设施利用的收益时，这些设施为城市带来的不是福利的增长，而是包袱的加重。如珠海机场现象就是这种典型案例。当年投资69亿，按机场每年旅客吞吐量1200万人，年货邮吞吐量60万吨的标准设计的机场，目前的使用率只有6％左右，拖欠债务17亿。当我们频频看到报纸上出现一些城市领导的宏大的城市发展的设想时，我们能肯定珠海的教训不会重演吗？

二是一些城市规划为追求美化、绿化、整齐化一，竞到了排斥市场化的程度。一些城市为了拆墙透绿，不惜以拆除许多商业网点为代价，结果是城市绿化，市场没有了；一些城市在追求标准化、规范化下由政府主导建成的市场、商业写字楼、网点或什么之类的商业一条街等，由于缺乏地缘优势或租金过高，导致了商人无法进入，成了有参观价值无市场增值价值的无市街；这种不计成本地搞城市设施，加大市场准入门槛，抑制了城市市场的发展。

亏损企业是目前中国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一大包袱，如果中国城市改革严重滞后城市化、市场化发展的需要，任凭中国的城市化在“体制空洞”下政府主导滑行下去，不可否认在短期一定出现城市化的建设（城市泡沫），但这个的泡沫破裂后，中国的一些城市背负的不仅仅企业亏损的包袱，还有整个城市破产或亏损的包袱。

四、走出“政府悖论”，避免城市泡沫的预警对策

要遏制的城市化向“政府悖论”道路上滑行，避免城市化泡沫发生，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加大城市改革力度，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化推进与城市化新体制供给不同步的矛盾。

1、中国城市化的战略定位，不能简单地把中国增长赌注在城市化，而应当把中国经济增长的中心放在城市市场化的推进上。

在市场化推进下实现中国的城市化，是21世纪中国实施城市化战略的核心。21世纪中国城市化的最大风险来自脱离市场化的城市化。如何正确认识市场化与城市化的关系，是关系到中国城市化发展方向、中国城市改革的前提。市场化是城市化的第一推动力，这个原则在如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2、深化城市体制改革，增加适应城市化需要的制度供给是从根本上抑制城市化泡沫发生的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走了一条与市场经济发展同步的小城镇化道路，就是因为在中国城市启动市场经济比遇到的制度障碍要大。现在将市场经济发展中心从农村转向城市，不仅仅需要通过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市场经济发展物质平台，更需要全面深化城市体制改革，为市场经济在城市发展提高制度框架。适应城市化和中国进入WTO的要求，全面启动城市体制改革是中国21世纪经济体制改革最主要任务。

具体讲，中国城市体制改革面临着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的改革。

在宏观上适应十五期间设施城市化战略的要求，要以改革现行的自上而下按行政级配置城市资源、管理城市的计划式的城市管理体制为主线，以建立有利城市间公平竞争的全国统一市场为目标，推进宏观层面的城市体制改革。中央对城市的管理要从直接管理向适应市场化要求间接管理、法治管理转变。要弱化行政权利在资源配置中的职能，中央对城市改革要像改革一样，通过下放权利赋予各级城市在市场竞争完整的自主权。市场竞争是多层次的竞争，要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在管理体制上，要赋予城市以相对独立管理权限，使城市成为市场竞争真正主体。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迫使城市政府从主要向上负责的“人”向对市场负责的“经济人”转变。

在中观上，适应市场化推动城市化发展的要求，通过全面启动城市体制改革，建立推进市场化与城市化互动的城市经济体制是城市自身改革的目标。长期以来，如何搞活大中型企业一直是中国城市改革的重中之重，适应市场化推动下城市化要求，中国城市改革的重心应当转向建立城市市场经济发展体制框架的建立上来。特别是适应WTO的挑战，要将解决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纳入到建立公平竞争的城市市场体制的框架中来解决。城市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的很多，如以廉洁、效率为核心，以建立有限权利的阳光政务为目标的政府职能改革；与此相关联的还有城市公共财政、城市公共采购、公共投资体制的改革；以建立公平竞争环境，促使要素高速、高效自由流动的审批制度、户籍制度、土地管理体制等改革；建立市场化与城市化互动新型城建规划制度和城市管理制度的改革等。这些改革总体目标就是让市场真正成为城市化的第一推动力。

3、加大对城市管理和决策的知识供给，解决城市的快速成长与知识供给严重脱节的问题。

在“体制空洞”下城市管理者行为更容易向计划方式回归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代中国的城市管理者严重缺乏管理现代城市的知识和理念。城市不仅是一个资源密集的空间，而且城市的管理和运行所需要也是一个知识集成体系。如何适应城市化和城市管理现代化的要求，建立城市知识供给体系和城市管理者培训体系应当是中国科教兴国的重要内容之一。实现城市管理知识化、专业化和现代化，使城市管理从计划式的守城管理向现代的营销城市、经营城市、增值城市管理转变是21世纪中国城市管理的改革的方向。

4、开展城市经济安全，建立城市安全预警系统，遏制城市化泡沫发生。

经济安全研究是当代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加和经济组织系统的复杂化，经济系统信息传递高度关联性、信息传递过程中的迅速放大功能也在增加。这样的经济系统，不仅会使一个正确的决策信息迅速放大，同时也会使一个潜伏的坏的信息或错误的决策信息迅速放大。由此决定了中国经济系统走向复杂性和高度灵敏性的同时，其潜在的风险性也在增加。特别中国城市经济系统更是如此。面对中国市场经济系统的变化，传统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决策就远不适应经济系统发展的需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展经济安全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在现代经济系统中，一个正确完成的决策，不仅要考虑如何推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更要考虑经济安全性。

在“政府悖论”背后存在的政府主导推动下城市化倾向存在巨大经济风险，要从根本上全面推进城市体制改革从根本上遏制城市经济泡沫的发生是非常重要的，但由于体制建立过程是长期复杂的过程，面对城市管理中存在的“体制空洞”，在新的制未能发挥作用以前，建立临时的城市经济安全预警体系是非常必要的。

1、张孝德：2001《城市化陷阱：政府主导下的城市规模扩大化》，《改革》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