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粮食安全的重要性范文
时间：2023-12-26 18:07:34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论粮食安全的重要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粮油食品；质量安全；监测；重要性
中图分类号：TS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1）-10-0201-1
老百姓以食为天，粮油食品是社会发展和人类生存的基本保证，粮油食品的质量安全监测事关重大，关系民生，粮油食品的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百姓的身体健康，特别是近年来粮油食品安全事故时有发生，更是给百姓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比如说地沟油的产生，大米等农产品农药超标、面粉中的增白剂、以及陈化粮抛光打磨后冒充新粮、转基因粮食豆油的产生、运输途中和包装过程的污染等等，都直接关系到人们的身体健康，因此，粮油食品卫生和质量安全监测是关系到国家和百姓利益的头等大事。
1 粮油食品质量卫生安全必须从源头抓起
正所谓追根溯源，这里所说的源是指进货渠道。做为粮食监测部门，严把粮油供应部门的进货源头是十分重要的，货源关把得好，相当于把住了进货动脉，才能防止劣质污染等不合格粮油流入市场。
防止包装过程及运输途中的污染。正规的包装和运输很重要，它可以防止二次污染。所以首先包装物要用无毒合格产品。粮食行政部门在对于所收购的粮油从运输存储的个个环节中，都应做到细仔入微、责任到人落到实处。
2 认真做好粮油质量安全的检测，让百姓重拾对食品质量安全的信心
近年来食品安全这个话题让人越来越敏感，含三聚氰胺的奶粉，让婴儿变成了大头娃娃、地沟垃圾提炼的食用油，简称地沟油，堂而皇之地上了百姓餐桌；白面里边加了增白剂；馒头里面放了色素，人们还能放心地吃什么呢？针对这些问题食品，做为一名粮油质量安全监测工作者，更觉责任重大。所以加强对粮油质量安全的监测力度势在必行。就拿吉林省通化地区来说，吉林省是农业大省，又是主要产粮基地，从粮食种植加工到流通至市场，多个环节都要我们粮油监测部门严加管控。开放搞活经济政策实施后，通化地区的个体粮油店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面对工作量的加大，我们工作人员没有气馁，逐一对粮油店及超市的粮油加强检测，并一跟到底，不定期抽查，确保了市面流通粮油的质量安全。
通过对通化地区近年来对粮油市场的规范化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实行了上下一体化，举报有奖化，管理市场化、企业化的有效机制和模式，实行承诺服务制度，引进竞争机制，竞聘上岗，绩效考核。并提出“服务第一，服务就要一流”的理念，从而为监管部门营造了公开、公正、公平的服务环境，工作人员各个严以律己，恪尽职守，从而连续多年的统计调查数据表明，群众对粮油监管部门的满意度在百分之九十三以上，对在公众形象和政策创新，工作人员自我约束行为，也走在了同行业前列。由于工作措施给力，使通化地区多年来没有发生一起存在安全问题的粮油流入市场现象，从而让百姓吃上了放心粮油，确保了百姓健康，为创造安定和谐社会尽了一份力，让百姓重新拾起对粮油质量安全的信心。
3 为粮食安全提供了有效的科学依据
做为粮油监管部门不仅要为市场流通的粮油监管，还要为粮库储备粮提供有效储藏依据，例如玉米、稻子什么时间储藏，什么温度、湿度更能保证其外观更新鲜和内在的营养价值更丰富，什么样的情况不至于发生发芽、霉变、陈化、品质劣变及微生物的滋生和鼠害虫害的侵袭，过去在粮食储备中，大多只重视数量和外观指标，而没有重视粮食的内在质量及粮食的有效利用和粮食的最佳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传统储藏观念是，只要粮食进了储备库，就只重数量外观，其他一般不闻不问，至于腐烂变质失去食用价值也与我无关，由国家买单。自从加大粮油监管力度，完善粮油监控制度责任后，基本杜绝了以上不良现象发生。粮食入库时，监管部门根据粮食品质情况，如等级、水分等情况进行储藏，在粮食储藏过程中，粮油监管工作人员，随时随地、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抽查，监测粮食的各项指标，检测粮食品质的变化情况，指导储藏方式，调整方法工艺。一般情况下通过测定粮食的各项指标如粘度，发芽率、面筋吸水率、脂肪酸值、蛋白质溶解比率，油脂酸价、油脂过氧化值等等控制指标来决定是否存留，以确保粮食的质量安全，延缓陈化。通过以上手段科学地指导粮库储备粮的质量，为国家储备粮食提供了有力保证，避免了浪费损失。这些精准的粮食检测数据，也为提高粮食的经济效益提供了有利保证。
4 对今后粮油质量安全的展望
篇2
关键词：渔业；粮食安全；作用；
农牧渔林是我国重要的民生产业，渔业乃是四大产业之一，在民生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农业问题最重要的是粮食问题，是关系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的重大问题。目前世界人口不断膨胀，我国又是个人口大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反映到农业上为：耕地面积急剧的减少，耕地退化，沙漠化严重。最终导致粮食产量在低水平徘徊，严重影响民生。怎样解决粮食安全的问题，不仅仅是我国面临的问题，国际社会同样做了多方面的努力。在这样的背景下，看似没有太大关系的渔业和粮食安全问题就联系到了一起，因为渔业水产品的增产成为粮食安全性增加的一项重要措施。本文就对相关的问题进行阐述。
1 保障粮食安全中渔业的重要性
粮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环境的恶化以及人口的不断增长，世界粮食的安全储备率正在不断下降，世界上也还有八亿左右的人口处于饥饿状态。我国虽然已经基本上解决温饱问题但是粮食安全仍处于紧张性的平衡中。在这样的背景衬托下，粮食安全问题显的更加的重要。我们不能只局限于对耕地的开发，应放眼长远改变现代食物观念。
渔业不仅仅可以作为独立的产业存在，同样可以作为在耕地面积不断缩小的如今农业的后备资源，给予潜力的发掘与开发。地球表面百分之七十多都是水，可见渔业的发展前景是多么的广阔，解决粮食问题，应大力开发非耕地的资源，大力加产非粮食产物。
2 保障粮食安全中渔业的作用
2.1 渔业是重要的农业后备资源
渔业作为农业的后背资源，具有在不占用或少占用耕地的情况下有效增加粮食产量的特点与优势。根据1992年国际营养大会对粮食安全的定义，水产品属于优质粮食，在粮食供应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2 渔业的发展有利于生态的平衡
渔业的生产与发展不仅能改善粮食产量，而且可以起到改善环境的作用。我国土地广阔，幅员辽阔，许多地方饱受干旱的折磨，导致粮食产量非常低，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高，而渔业的发展给那里的人民带来了希望。若有大面积的鱼塘，显然对环境的改善会有很大的帮助，水分的蒸发必定会增加空气的湿度和地方的降雨量，这样粮食产量不仅增加了，蓄水量也增加了，改善了灌溉改善了当地小气候，植被绿化又美化了环境，一举多得。
2.3 新型的生态渔业有利于改善耕地增加粮食产量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创新，新型的渔业形式悄然而生，我们称其中一种为稻田养鱼，是指在稻田中养鱼的形式。是一种节约粮食、节约土地、节约水资源、节约肥料、节约农药型的渔业。稻田中的鱼能够吃草和害虫，减少了杂草和害虫的存在，鱼类的粪便又能成为水稻的肥料节约化肥，经过有关细菌的分解，会培养出足够的浮游生物，为鱼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这样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最终实现粮鱼的双增产。有了足够的粮食，农民有了增收，生活也会更加稳定，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也会有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促进新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2.4 渔业养殖低耗高产更有利于粮食安全
渔业养殖消耗的粮食是最少的，但是能获取丰富的鱼蛋白，而鱼蛋白在维持人的身体健康中有重要作用。大部分的鱼类是不消耗粮的。有的鱼即使吃饲料，饲料的报酬率也很高，同等种的饲料所产的鱼蛋白能是所产牛肉的三到四倍，是所产猪肉的两倍。因此无论从经济效益方面还是改善饮食结构，提高人民健康素质水平来看，渔业都是一种优化产业，应该得到优先选择，这也是大农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3 渔业产业发展的对策
3.1 强化大农业观念，提高对渔业工作的领导
要认识到农业产业是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交叉的生态系统。在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基础之上积极发展渔业，实现各产业间综合利用，立体经营。
3.2 大力发展生态渔业
生态渔业是渔业产业的未来之星，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要树立宏观的土地概念，像重视耕地一样重视水域的开发和利用， 拓展人类的发展空间。
3.3 推进渔业产业化
首先要确立主导的产业， 实行区域化的布局。再者要集中力量建设渔工技贸一体化的渔业龙头企业。最后要增强渔业社会服务体系建设， 为产业提供发展的保证。
4 结语：
在认识到渔业在粮食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之后，只要能够在思想观念上转变看法，在行动上积极落实，不断促进渔业产业的创新发展，相信粮食安全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会得到缓解。
篇3
关键词：粮食安全；农业协议；多哈农业谈判；发展中国家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2—0054—05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1996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对粮食安全的界定，粮食安全是指“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取足够、安全和有营养的粮食，以维持其积极、健康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在国家层面，粮食安全主要取决于该国的粮食生产能力和进口能力。
近半个世纪以来，虽世界粮食产量增长的速度始终高于人口增长的速度，有足够的粮食可以供给那些粮食不能自给的国家，但由于粮食产量的分布不均以及进口能力的限制，许多国家仍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其生产的粮食基本无法满足消费需求。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长期以来一直严重依赖粮食进口和粮食援助。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显示，1998—2000年间，世界上大约有8.4亿人处于饥饿状态，其中有7.99亿位于发展中国家。而到了2010年，全球饥饿人口总数上升到9.25亿，其中98%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饥饿人口的比例平均高达16%，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直接或间接地依赖农业维持生计。因此，粮食安全实际上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二、WTO《农业协议》限制了发展中国家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空间
（一）《农业协议》关于国内支持的分类管理规则事实上在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设置了双重标准
国内支持是指政府通过各种国内政策，以农民和农业为扶持对象所进行的各种财政支出措施，包括对农产品的价格支持、直接支持以及其他补贴形式在内的国内保护措施。其政策目标是保障本国粮食安全、维持农产品价格稳定和保障农民收入。由于许多国内支持妨碍了自由贸易，《农业协议》对于国内支持措施的总体思想是进行削减。根据国内支持对贸易的扭曲程度，《农业协议》将其分为“黄箱”、“绿箱”和“蓝箱”，并对不同的支持实施不同的规则。
“黄箱”支持是指那些对生产和贸易产生扭曲作用的政策措施。按照《农业协议》的规定，需要以1986—1988年（基期）国内支持的年均水平为基础，进行综合支持总量（AMS）的削减。其中，发达国家在6年内平均削减AMS的20%，发展中国家在10年内平均削减AMS的13%。如果AMS占农业生产总值的比例很小，则不需要纳入AMS的计算和削减，其中发达国家的微量允许水平为5%，发展中国家的为10%。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成员方在基期内没有采取“黄箱”支持，它以后也不能采用，除非在微量允许的标准之下。而那些在基期内采取了“黄箱”支持的成员方，除需履行削减义务外，仍然可以对农业维持相当程度的补贴。事实上，长期以来能对国内农业提供巨额补贴的主要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AMS很低，甚至为零或负数。因此，《农业协议》实际上限制了发展中国家使用“黄箱”支持的权利，从而制约了其选择有利于粮食安全的政策空间。由于AMS的削减承诺并不彻底，实际上也给发达国家预留了巨大的农业补贴空间，对国际农产品贸易仍会产生较大扭曲作用。
“绿箱”支持指的是对贸易没有扭曲作用、对生产没有影响，或只有最小限度的扭曲作用和影响的国内支持措施，免予削减义务。它包括与生产脱钩的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收入安全网计划、作物保险计划等。虽然这些支持和农产品价格并不直接相关，但却为农民提供了额外收入，从而间接地补贴了农业生产正如OECD所指出的那样，任何影响生产者财产、资金流动和对风险态度的支付转移都会间接影响农业生产，为农民提供比市场更多的支持。实际上，国内支持措施不可能完全与生产和贸易无关，并因此具有非扭曲性。因此，“绿箱”支持仍对生产和贸易存在一定的扭曲作用，但“最小限度的扭曲作用和影响”的底线是什么，《农业协议》并没有确立任何判断标准，导致“绿箱”政策的范围失之过宽，面临不断被滥用的危险。如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为规避AMS的削减承诺，经常将“黄箱”支持转化为“绿箱”支持。据统计，在1986—1988年至1995—1998年之间，OECD国家的“黄箱”支持下降，但“绿箱”支持却翻了两倍。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实施“绿箱”支持远远超出了其技术、财政和管理的能力，所以实际上“绿箱”支持最大的受益者仍是发达国家的生产者。
“蓝箱”支持是价格支持的特例（“黄箱”支持的一种），是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中美国和欧盟最后妥协的结果。它允许根据农产品市场价格和政府制定的目标价格之间的差额对生产者予以补贴，实际上是变相地承认了扭曲生产和贸易的国内支持政策的合法性。尽管这些支持不能用于扩大生产，受限于固定的面积和产量或牲畜头数或确定的基期水平，但是它仍然违反了自由贸易原则，并且构成对发展中国家的歧视。根据《农业协议》第6.5条的规定，“蓝箱”支持只有在符合限产要求的前提下才免于削减，即按固定面积和产量给予，或享受补贴的产品不超过基期（1986—1988年）平均生产水平的85%，或按固定的牲畜头数所提供的补贴。由于固定的面积和产量、牲畜头数、基期水平由“蓝箱”支持国来确定，因此这赋予了它们执行该政策额外的灵活性。依据“蓝箱”支持，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改革计划下实施的补偿支付免除削减承诺，美国的差价支付计划也得到豁免。
实际上，“蓝箱”支持并未起到限制生产的作用，无法避免对生产和贸易的扭曲效应。理论上尽管所有WTO成员都能使用“蓝箱”支持，但由于其只能在限产计划下适用，而发展中国家多数面临农业生产的不足，因此，该规定是为发达国家量身定做的。
《农业协议》关于国内支持的分类管理规则事实上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设置了双重标准，它为发达国家保留了充裕的政策空间，而发展中国家却无法利用“黄箱”和“蓝箱”支持，也无财力去填充“绿箱”，因此缺少保障本国粮食安全的充足政策空间。
（二）《农业协议》关于出口竞争的安排实际上允许发达国家倾销粮食，易致使部分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能力削弱
出口竞争规则主要涉及到如何减少农产品的出口补贴。所谓“出口补贴”是指依出口实绩而给予的补贴，与国内支持相比，它对贸易的扭曲更加直接、严重，且更易产生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因此，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中出口补贴成为谈判的焦点，最终达成的妥协方案确立了两项基本准则：凡在基期内（1986—1988年）未对农产品提供补贴者，今后也不得对农产品进行补贴；凡在基期内已对农产品提供补贴者，今后可继续对相关产品进行出口补贴，但补贴支出和受补贴产品应在基期水平的基础上作一定比例的削减。
事实上，农产品出口补贴主要集中于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在WTO成立之初的135个成员中，只有25个成员有权使用出口补贴，其中欧盟、美国、瑞士、挪威四个OECD成员1995—1999年间对农产品的补贴支出额占总支出额的98.9%。因此，该准则意味着发达国家可继续对农产品提供出口补贴，只要其执行削减承诺，而发展中国家对农产品提供出口补贴的权利却受限。
基于出口补贴的减让承诺，发达国家的确在实施期内减少了对农产品出口的补贴。然而，出口竞争纪律的不健全同时又为发达国家规避出口补贴义务提供了契机。《农业协议》第10.4条要求提供国际粮食援助的成员方保证粮食援助与商业性农产品出口无直接或间接关联，并以赠与方式进行。但该规定往往因不具操作性而被成员方忽视。一些主要粮食出口国借粮食援助之名大量倾销剩余食品，据统计，美国有近一半的面粉通过粮食援助的方式出口。同时，出口信贷也因缺乏相应纪律约束，而被发达国家用来规避出口补贴义务。美国是出口信贷的最大使用者，年提供信贷达30亿美元。因此，《农业协议》关于出口竞争的纪律未能对发达国家所有形式的出口补贴形成有效约束。
《农业协议》关于出口补贴的安排实际上允许发达国家继续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粮食倾销，这必然导致部分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出口萎缩，外汇收入下降，粮食生产、进口能力也相应遭到削弱，从而使其粮食安全受到更大的威胁。
（三）《农业协议》的市场准入规则实际上并没有打开发达国家的市场，反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更加开放
市场准入规则规定了WTO成员国如何向外国农产品开放的有关措施。关税化是农产品市场准入的一个核心措施，旨在建立农产品市场的“单一关税制度”，即把各种非关税措施转化为保护程度相等的关税措施。尽管关税化后贸易保护程度并没有发生变化，但这有助于增加贸易保护的透明度。执行关税化的关键是进行关税等值的计算。然而，各国在折算过程中尽可能选用对自己有利的价格数据，极力扩大一些敏感产品的关税等值水平，加上计算关税等值的基期（1986—1988年）内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的差额达到最高值，因此，一些国家实际计算出的等值从价关税率高达百分之几百，大大提高了原有保护程度。不少学者将这一过程斥为“肮脏的关税化”。利用这一过程，发达国家在维持其高关税保护水平的前提下实现了政策转变，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经历了结构调整计划，其关税等值大多为负值，因此只能选择使用“上限约束”的方式约束关税。实际上，关税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毫无意义，它最终沦为发达国家提高约束关税的一种工具，这难免会削弱关税减让的价值。
关税化后，农产品市场准入的问题就转化成关税减让的问题。根据《农业协议》，成员方必须约束所有关税，并在约束税率的基础上进行关税减让。但是减让承诺只限于所有农产品平均关税，并非针对每一产品的关税减让。这就使得各国对进口数量多或本国生产的农产品保持高关税税率，而对一些本国不生产的产品降低关税。选择性的关税削减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关税高峰。发达国家利用关税高峰阻碍发展中国家主要粮食产品的出口，也利用关税减让的机会，提高原材料的关税削减比例，压缩加工产品的削减比例，通过关税升级压制发展中国家高附加值农产品的出口，进而影响其产业升级。关税高峰和关税升级严重地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
由于一些成员在实施非关税措施的关税化方面存在困难，《农业协议》允许其保留某些产品的非关税措施，但这些产品必须实行关税配额制度。各成员方应以相对较低的关税进口一定数量（配额）的农产品，确保有效市场准入不受侵蚀。然而，《农业协议》对于配额的管理和分配至今缺少明确具体的规则。因此，成员方对于贸易配额的管理拥有较大的自。利用这种自，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参照以往的进口构成情况，将配额分配给传统供应商，以延续特定国家之间过去存在的特惠贸易安排，这种配额管理模式明显具有歧视性，发展中国家因此被排除在特惠安排之外，一些对其具有重要出口利益的产品也被征收高关税。事实上，关税配额制度在改善市场准入方面并未发挥有效作用，反而弱化了最低限度的市场准入。
为避免关税化的结果可能使原先受非关税措施保护的国内农产品直接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及过量进口的冲击，《农业协议》规定了关税化的例外条款——农产品特殊保障措施（SSG），即在特定产品进口数量大增，或进口价格跌至规定水平时，成员方可以征收一定的附加关税，以保护国内相关产业。按照《农业协议》第5条规定，实施特殊保障措施的农产品必须经历关税化过程。由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进行关税化，因此失去使用特殊保障措施的权利。加之该措施适用的技术门槛高，导致即使有权使用该措施的发展中国家也不能频繁地对其加以利用。2003年行动援助报告指出，在允许使用特殊保障措施的6072项关税税目中，67.2%适用于发达国家，31.8%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一份WTO刊物统计数据也显示，在1995—2008年有权使用SSG的22个发展中国家之中，仅有6个国家实际援用。
通过肮脏的关税化、选择性的关税削减、弱化最低限度的市场准入、战略性的使用特殊保障措施等手段，发达国家极力规避市场准人的义务，因此《农业协议》市场准入规则实际上并没有打开发达国家的市场，反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更加开放。这严重削弱了关税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的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农业协议》确立的国内支持、出口补贴和市场准入规则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具有严重的不平衡性。它允许发达国家通过出口补贴继续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粮食倾销，同时却要求发展中国家逐步开放国内粮食市场；它为发达国家的国内支持保留了充裕的空间，却令发展中国家与农业补贴失之交臂。这造成了发达与发展中国家间的不公平竞争合法化，严重地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选择。因此，现行的《农业协议》很难有效保障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
三、多哈农业谈判不能从根本上考虑发展中国家对粮食安全的关注
（一）多哈农业谈判期间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关注
鉴于现有农产品制度安排的不公平性及南北国家在农业竞争力上的悬殊，发展中国家积极利用多哈农业谈判，争取粮食安全的政策空间。
在提案、磋商阶段，发展中国家均强调农业对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为确保粮食安全，他们认为有必要保护本国粮食生产，给予国内农业政策充足的空间和灵活性。为保护本地的粮食生产和农民生计，发展中国家建议终止蓝箱，改革或移除绿箱，并取消出口补贴。同时，发展中国家也承认贸易是一种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途径，尤其对于粮食进口国。但贸易带来的进口激增也会影响进口国国内主要粮食的生产，影响农村发展和减贫。因此，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农产品特别保障机制（SSM），取代只能由发达国家适用的特殊保障措施。除此之外，发展中国家尤其强调特殊和差别待遇对粮食安全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建议扩大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其中古巴等11国提出的“发展箱”以及印度提出的“粮食安全箱”包含了所有特殊和差别待遇的灵活性。
古巴等11国提出的“发展箱”要求，发展中国家有权以积极列举的方式指定何种农产品受《农业协议》规则的约束；允许发展中国家重新评估并调整关税水平，以应对廉价进口产品的冲击，保障粮食安全；OECD国家应大幅降低现行关税高峰和关税升级；给予发展中国家国内支持方面的灵活性，包括将其微量支持水平提高到20%；禁止发达国家继续援用特殊保障条款，但该条款应向发展中国家开放；禁止所有形式的倾销，发达国家所采用的各种出口补贴应立即取消。之后，印度又提出了“粮食安全箱”，要求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一切与保障粮食安全、农村发展、就业和反贫困有关的国内支持措施应免于任何形式的削减；发展中国家对农业关键性投入所提供的补贴应具有灵活性，给予低收入和资源贫乏农民的具体产品支持应免于综合削减；允许发展中国家保留适当水平的关税限制，免于提供任何形式的最低市场准入；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有权采取一种有别于特殊保障措施的独立可行的特殊保障机制。无论“发展箱”还是“粮食安全箱”均着眼于：在不公平的世界贸易体系中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的政策支持空间，为贫困人口的粮食安全提供基本保障。
（二）《框架协议》未能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关注
发展中国家关于粮食安全的关注，并未引起发达国家足够的重视。以美国为代表主张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国家认为，自由贸易将稳定全球市场价格，同时增加贸易收益、促进经济发展、提高购买力，从而有助于粮食安全，因此自由贸易和市场导向是实现粮食安全的主要路径。以欧盟、日本为代表的农业保护主义势力则主张一个理想的国际框架应充分考虑农业的多功能性和粮食安全的需要，以此作为延缓贸易自由化，推行农业保护主义的借口。立场的分歧，导致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僵持不下，几经周折，最终达成一项《农业谈判框架协议》（《框架协议》）。《框架协议》虽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照顾了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关切，但同时也使许多焦点问题被淡化或模糊化处理。其中，发展中国家关于粮食安全的关注就未能得到充分的考虑。
在国内支持方面，《框架协议》关于削减模式的选择、政策箱的改革维持了发达与发展中国家间的不平衡，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关注。（1）削减模式的选择。《框架协议》要求按照分层公式对所有扭曲贸易的国内支持（OTDS）进行实质性削减，总量削减和分项削减同时进行，即不仅要对OTDS进行分层削减，还要分别对“黄箱”、微量允许进行单独削减，并对“蓝箱”进行封顶，但是，《框架协议》规定的削减基础是约束水平或被允许水平，而不是现有的实际支持水平，削减后的支持水平通常比现有的支持水平要高。即使按照以后达成的削减幅度将分层公式适用于每项具体的削减步骤之中，削减的只是扭曲贸易的国内支持的水分，并不能达到实质削减的目的。（2）政策箱的改革。《框架协议》规定对“黄箱”政策进行实质性削减，同时改革“蓝箱”政策。但从“蓝箱”的内容来看，框架协议显然有意使发达国家运用“蓝箱”政策代替“黄箱”政策。《框架协议》规定“蓝箱”支持按农业总产值的5%进行封顶，将“蓝箱”标准从原来的“限产”扩大到“不对生产进行要求”。这一变革扩大了“蓝箱”的使用范围，增加了发达国家使用“蓝箱”支持的空间。由此，具有AMS削减义务的高补贴国家，可以通过“箱间转移”（从“黄箱”移到“蓝箱”）来调整现行的农业支持政策，规避削减义务，如美国，其AMS承诺水平为191亿美元，2001年实际使用量为144.13亿美元，比较接近承诺水平。但是，目前美国农业总产值在2000亿美元左右，按5%的封顶要求，美国将有100亿美元的“蓝箱”使用空间。这意味着如果取消蓝箱的“限产”要求，美国只需将一部分措施从“黄箱”转入“蓝箱”便可大大缓解削减压力，甚至可以不作任何削减。这样，美国《2002年农业法案》的反周期补贴便能顺利的从“黄箱”转向“蓝箱”。
在出口竞争方面，框架协议关于削减日期的模糊规定为发达国家继续进行出口补贴提供机会。《框架协议》指出：成员同意制定一个详细的削减模式，以保证在一个可信的终止日期前，平行削减所有形式的出口补贴措施。削减日期待定意味着发达国家可以继续维持高额的出口补贴、出口信贷或保险计划，同时也拥有充足的时间将“出口补贴”向“蓝箱”和“绿箱”转化。《农业协议》出口竞争纪律对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消极影响将继续存在。
在市场准入方面，《框架协议》对敏感产品的定位，特殊产品和特殊保障机制的模糊规定未从根本上考虑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1）敏感产品。《框架协议》关于敏感产品的概念允许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继续对某些产品提供保护，只要每种产品的市场准入通过关税配额承诺和关税削减得到改进。“敏感产品”是欧盟和十国集团为使其部分维持高关税的敏感产品少做减让而提出的概念，旨在维持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出口利益的农产品高关税，这必将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出口。（2）特殊产品和特殊保障机制。《框架协议》规定，发展中国家可以根据粮食安全、生计和农村发展的需要，指定特殊数量产品作为特殊产品，这些产品可以获得更多的灵活待遇。同时，《框架协议》也要求制定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仅供发展中国家使用。这些规定一定程度上考虑了发展中国家使用出口补贴和国内支持措施的有限能力，特殊和差别待遇在其市场准入领域的重要性。但是，在特殊产品问题上，《框架协议》的文字相当模糊，几乎所有的实质性问题都被留到下一阶段解决，对如何特适用殊保障机制也没有任何详细规定。
（三）后《框架协议》谈判，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关于粮食安全关注的分歧依然严重
《框架协议》指出，农业对于发展中成员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他们必须能够实行支持其发展目标、扶贫战略、粮食安全以及生计关注的农业政策。该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后《框架协议》阶段更为艰难的具体模式谈判。然而，后续谈判过程中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在农业补贴、农业关税等核心问题上依然各执一词，让拖延了10年之久的多哈回合谈判悬而未决，这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关注。
在OTDS的削减幅度上，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始终无法达成一致。面临发展中国家大幅度削减OTDS的要求，美国和欧盟一直消极回避。从农业补贴的规模看，欧盟农业补贴为600亿欧元，美国为482亿美元，根据2008年7月谈判案文欧盟应该削减75%—85%，美国应该削减66%—73%。但欧盟目前仅许诺削减70%。由于欧盟从总体上讲处于农产品进口入超的局面，且农产品出口的大部分是欧盟各国间的贸易，因此其并未成为众矢之的。美国虽然同意削减至150亿美元，即削减69%，进入了谈判案文的削减范围，但美国2001—2005年实际农业补贴平均为170亿美元，2006年为110亿美元，2007年又下降为90亿美元，因此，印度和巴西认为美国削减的幅度远远不够，要求其必须削减到108亿美元、至少削减到121亿美元即削减75%以上。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关于农业补贴的对峙成为具体模式谈判阶段的主要阻力。
在农产品的特殊保障机制的适用条件上，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僵持不下。特殊保障机制是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政策，发展中国家可以动用这个在农业领域的防御性政策工具，在进口产品数量激增或进口产品价格锐减的情况下，提高关税壁垒，保障农民的生存、农业的发展和粮食安全。由超过40多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33国集团是特别保障机制最积极的捍卫者。他们主张在农产品进口量超过正常年份的5%、10%和30%并造成国内价格下跌时，就可采取追加不同比例关税的特殊保障措施，而且程序应简单、易行。美国等粮食出口国则坚持只有当某种农产品进口突然增至40%以上时，“受害国”才能启动特别保障机制，提高关税。最终，美国以必须界定该机制使用的合法性和防止滥用为由，没有作出让步，导致2008年谈判破裂。
谈判破裂后，农业委员会又组织多次谈判，但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进展。2011年伊始，农业委员会主席沃克（David Walker）提出预计在年终结束谈判。然而谈判的进展并不乐观，WTO大使们一致认为，各项议题在年内不太可能达成一致。目前，为挽救多哈，代表们选择了分阶段完成的妥协方案，其中农业问题被列为“慢速通道”。综观十多年的多哈农业谈判，尽管发达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让步，但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关于粮食安全的建议并没有得到采纳，而发达国家的削减承诺很大意义上是空头支票。可以预测，多哈农业谈判不可能从根本上考虑发展中国家关于粮食安全的关注。
四、结论与启示
粮食安全问题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WTO《农业协议》却限制了发展中国家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空间。为改变这一现象，发展中国家利用多哈农业谈判，积极阐明粮食安全立场，争取农业政策空间，以保护国内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然而，历经十年的“发展回合”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关注。因此，《农业协议》及多哈农业谈判最多仅能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外部环境。如果多边贸易体制不能与国内政策很好地衔接，或者没有附以相应的国内政策激励，发展中国家从农业贸易自由化中获取的利益有限。从这一点来看，国内政策的调整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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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镇居民贫富分化的加剧，不同收入人群的粮食支出占总收入比重的差异也在不断拉大，粮食价格上涨对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粮食安全造成的冲击不同；又由于收入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不同收入人群对粮食价格上涨的承受能力也不相同。因而，粮食价格上涨时，不同收入人群的粮食安全受到的威胁程度不同[1]。
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保障每个居民的粮食安全也是政府的重要职责。面对近期国内粮食价格的快速上涨，学者们认为，为确保城镇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使其能够购买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粮食、保障其粮食安全，政府应将稳定物价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彭文生，2011)；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粮食价格上涨对城镇中、高收入人群的影响不大，消费者应宽容粮食价格上涨，但对受影响较大的低收入人群需要实行与价格相挂钩的收入补贴制度(陈锡文，2011)。根据微观经济学知识可知，在粮食消费量一定的情况下，粮食获取量既取决于价格，又取决于可支配收入，政府既可以用价格补贴，也可以用收入补贴来应对粮食价格上涨对城镇低收入人群粮食安全的负面影响，但不同补贴方案的政策成本会有差异[2]。
尽管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财政收入不断增加，但财政资金的用途越来越广、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财政资金依然紧缺。因此，当目标人群相同时，不同补贴方案的政策成本将成为粮食安全保障政策选择的重要依据。
此外，粮食安全保障资金的使用效率及补贴资金的收入分配效应也是相机决策的关键指标。在此，从相关经济理论着手，规范分析、系统比较价格补贴和收入补贴的政策成本及相关的政策效应，以为政府构建城镇低收入人群粮食安全保障制度提供参考。
一、实施粮食安全保障政策的价值取向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统计资料显示，在按收入分组的城镇居民中，2009年我国城镇高收入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分别是低收入户、最低收入户和困难户的5.58倍、7.12倍和8.91倍；从高收入户到低收入户，再到最低收入户和困难户的粮食支出占总收入的比例依次为1.05%、1.74%、2.21%、2.81%、4.16%、5.04%和6.06%[3]，即不同收入人群粮食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呈现较大差异，且随收入的下降而上升。因此，粮食价格上涨时，不同收入人群的实际收入下降幅度不同、粮食安全受到的威胁程度不同，由粮食带来的福利在不同收入人群间的分配也将发生变化。
(一)粮食价格上涨与粮食消费变化
由于收入越低的人群粮食消费需求的收入弹性越大、粮食价格上涨，其实际收入下降的幅度就越大。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粮食价格上涨，收入越低，粮食消费需求下降的幅度就越大、粮食安全受损的程度也就越高。
(二)粮食价格上涨与粮食福利分配
尽管粮食供应总量不断增加、品质不断改良、品种不断丰富，由粮食带来的社会福利在不断提高，但人们的满意程度不仅取决于福利的绝对水平，还取决于福利的相对水平——即不同收入人群间粮食消费的分化程度。粮食价格上涨前，城镇居民粮食与非粮食①的消费达到均衡状态；粮食价格上涨，均衡状态被打破，此时，同样的一元钱用来消费非粮商品所得到的边际效用将高于消费粮食的边际效用，消费者为实现效用最大化将自愿减少粮食消费、增加非粮消费，直到重新达到均衡。由于粮食是生活必需品，其价格弹性小于1，即粮食消费量下降的幅度小于粮食价格上涨的幅度，这预示着粮食价格上涨，粮食消费量将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粮食支出依然是增加的。受可支配收入的约束，粮食支出增加、非粮支出必然减少，但在不同收入人群的消费组合中，非粮商品的消费支出不同、所占份额也不等、边际效用也有很大差异。粮食价格上涨，不同收入人群用减少非粮支出来增加粮食支出的能力和意愿也不相同。一般而言，收入越高的人群，其消费组合中非粮支出越多、所占份额越高、边际效用越低；当粮食价格上涨时，越容易通过减少非粮支出以保持既有的粮食消费水平，即价格上涨其粮食支出增量越大。粮食价格上涨，各收入人群的粮食支出都会增加，且收入越高的人群粮食支出的增幅越大、增量越多，这意味着不同收入人群间粮食支出增量的差距高于初始的粮食支出差距。粮食价格上涨，不同收入人群间粮食支出的不平等程度将加重。尽管低收入人群通常消费单位成本较低的粮食，粮食支出不平等会显著高于粮食消费不平等，但粮食支出不平等的变化趋势依然可以代表粮食福利分配的变化趋势。上述分析表明，随着粮食价格的上涨，粮食福利的分配对收入越低的人群越不利。
粮食价格上涨，收入越低的城镇居民的粮食消费量下降的幅度越大，由粮食带来的福利在不同收入人群间的分配对其越不利，因此，粮食价格上涨时对城镇低收入人群进行政策扶持是有必要的。
二、粮食安全保障的政策成本
尽管市场经济强调通过市场的力量来配置资源，但市场经济并不完全排斥政府干预，一定方式和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不仅是合理的，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还是必要的。由粮食价格上涨对城镇低收入人群粮食安全造成的负面影响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但关键在于政府干预的程度、干预的方式以及为此需要付出的政策成本。
(一)价格补贴的政策成本
价格补贴是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降低价格，使其保持原状或低于均衡价格。价格补贴的实质是让纳税人补贴消费者，但对于任何特定商品来说，纳税人与消费者并不完全重合，至少因此产生的纳税负担和由补贴获得的福利因人而异，但毕竟是显性的收入转移。限价、临时价格管制的实质也是价格补贴，但承担补贴负担的人变成了生产者或经营者，是通过法律或行政手段对消费者的一种隐性补贴。价格补贴在短期内对稳定粮食价格的作用非常显著，但价格补贴是对全体消费者的补贴，而政府之所以限制粮食价格上涨，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城镇低收入人群具有获取满足 基本生活需求的粮食支付能力、确保他们的粮食安全，而在价格补贴的实施过程中，政策目标已经发生偏离。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粮食价格上涨对中、高收入人群已经不是严重问题，至少不是必须通过公共政策和财政转移的方式来解决的问题，但价格补贴并不能将他们排除在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对城镇不同收入人群的划分可知，低收入人群仅占城镇总人口的20%，这表明在价格补贴的受惠人群中目标人群仅占20%，而非目标人群却达到了80%[5]，因而，价格补贴将大幅度地推高粮食安全保障的政策成本。
如果粮食的市场价格低于均衡价格，消费者愿意消费的粮食量将高于均衡量，形成过度需求；另一方面，生产者愿意提供的粮食量却低于均衡量，并造成供给不足。由于粮食的生产具有较长的周期性，如果粮食的市场价格只是短期波动而呈现出上涨态势，此时，政府可以动用储备粮或通过国际贸易以均衡价格获取足够的粮食来弥补国内市场的短缺，即粮食价格短期上涨时，价格补贴仅需补贴消费者，政策成本相对较低。如果粮食价格上涨是一种长期趋势，此时，价格补贴造成的粮食短缺无法用粮食储备或国际贸易来填补，这是由于粮食储备只能平抑粮食市场短期的供求失衡，但无法弥补长期的短缺，而粮食又关系国计民生，依赖国际贸易来保障国内粮食安全将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这也是世界各国强调粮食自给率的原因。如果我国将粮食的自给目标定位在98%，甚至100%，此时，为保障粮食市场的供需平衡，价格补贴除了需要对消费者进行补贴外，还需要对生产者进行补贴，以激励其愿意生产市场所需的粮食量，政府也将为粮食安全保障付出更高的政策成本。
(二)收入补贴的政策成本
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产品的价格应当取决于消费者的自愿选择和资源配置效率所决定的成本收益，粮食也不例外。即使考虑到粮食对国计民生的特殊重要性，让市场价格发挥资源配置的信号作用仍然是正确的，政策效率也是最高的。但市场经济是根据支付能力来分配稀缺资源的，它不能解决收入分配及贫困引起的粮食安全问题，也不能保证粮食价格不会在短期内大幅上涨。当粮食价格上涨时，通过收入补贴增强目标人群的支付能力是保障他们粮食安全的另一政策选择。
收入补贴是指在粮食价格上涨后，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向目标人群直接发放现金或现金券，以增强其支付能力、保障其粮食安全。根据补贴标准的不同，收入补贴又可以进一步分为等效用补贴和等量补贴，其目的分别是使补贴的目标人群具有与粮食价格上涨前相同的效用水平和相同的支付能力[6]。当粮食价格上涨、非粮价格和消费者的名义收入保持不变时，粮食与非粮食的相对价格、消费者的实际收入将发生变化，并由此产生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等效用补贴是使目标人群具有相同的效用水平，它仅仅弥补了收入效应，但替代效应依然存在；等量补贴使目标人群具有原消费组合的支付能力，但由于粮食与非粮食的相对价格上涨，为实现效用最大化，目标人群会自愿减少粮食消费、增加非粮消费。又由于粮食是城镇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对城镇低收入居民而言，它属于正常物品，因此，等量补贴既可以弥补收入效应，也可以弥补部分替代效应，补贴后的效用水平将高于等效用补贴，当然，其政策成本也将比等效用补贴高。
(三)价格补贴与收入补贴的成本比较
对某一具体的目标人群而言，其从价格补贴和等量补贴中获得的补贴金额是相等的，但价格补贴无法排除非目标人群，其补贴的是所有人群，而等量补贴仅限目标人群，因而，价格补贴的政策成本将比等量补贴高。就等量补贴和等效用补贴而言，尽管等量补贴支付给每个目标人群的补贴金额仅比等效用补贴多一点，但庞大的目标人群对此产生了放大效应，并使得等量补贴的政策成本高于等效用补贴。据此可以推断，价格补贴的政策成本高于收入补贴，对收入补贴的进一步细分可以发现，等量补贴的政策成本比等效用补贴高。
三、粮食安全保障资金的使用效率
粮食安全保障资金的使用效率是指补贴资金用于目标人群的粮食消费占补贴资金的比例。实施补贴政策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目标人群的粮食安全，但价格补贴无法排除非目标人群、部分补贴资金被用于非目标人群的粮食消费；当粮食价格上涨、非粮价格不变时，粮食与非粮食的相对价格将上涨，此时理性的消费者将减少粮食消费、增加非粮消费，即使给予收入补贴，消费者也会以效用最大化为基准将补贴资金在粮食与非粮食之间进行合理分配，这意味着尽管收入补贴的补贴资金全部给予了目标人群，但部分补贴资金被他们用于非粮消费。无论是价格补贴的补贴资金被非目标人群用于粮食消费，还是收入补贴资金被目标人群用于非粮消费，都偏离了粮食安全保障的政策目标，都属于粮食安全保障资金的漏出，而漏出率越高，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将越低。
(一)价格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
价格补贴是按实际消费量进行的补贴，消费的粮食越多从价格补贴中获得的补贴资金也就越高。统计资料表明，收入越高的城镇居民的粮食消费量和粮食支出越高，其从价格补贴中获得的补贴资金也就越多，这意味着价格补贴的资金使用效率将低于粮食安全保障目标人群占城镇总人口的比率，即用价格补贴来保障城镇低收入人群的粮食安全，其资金的使用效率将低于20%。
(二)收入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
由恩格尔定律可知，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食品支出占总收入的比例将逐渐降低，食品中粮食的比例也将越来越低。尽管非粮商品，尤其是肉、蛋、奶等非粮商品对粮食消费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当粮食价格上涨、非粮价格保持不变时，消费者可能会用它们代替粮食消费以满足生活的基本需求，但肉、蛋、奶等非粮商品的绝对价格依然高于粮食、同等支出带来的饱腹感也不如粮食；当粮食价格上涨时，收入越低的人群越不愿意用肉、蛋、奶等非粮商品代替粮食消费，这预示收入越低的人群其补贴资金用于粮食消费的比例越高。同理可知，当目标人群获得补贴越低，用于粮食消费的比例越高，因此，等效用补贴的资金使用效率高于等量补贴。
(三)价格补贴和收入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比较
由于粮食安全保障的目标人群是城镇低收入人群，其占城镇总人口的比例为20%，而价格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一定低于它。尽管收入补贴的部分资金被目标人群用于非粮消费，并因此降低了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但由于粮 食是生活必需品，具有很强的刚性特征，这一特性在城镇低收入人群中更为明显，当粮食价格上涨时，虽然非粮商品对粮食消费具有一定的替代性，但替代性较差，收入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依然比价格补贴高。由此可以推断，价格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低于收入补贴，就收入补贴而言，等量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低于等效用补贴。
四、粮食安全保障资金的收入分配效应
补贴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对一部分经济活动者非主观原因所致的收益状况恶化而给予的补助，是政府财政向微观经济主体无偿转移收入的经济范畴。作为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种形式，补贴对改善收入分配、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作用也备受关注。
(一)价格补贴的收入分配效应
价格补贴是按消费量进行的补贴，各收入人群获益的多少与消费量及消费支出成正比。统计数据显示，中、高收入人群的粮食消费支出明显高于低收入人群，他们从价格补贴中获得的补贴量也高。如果各收入人群获得的补贴差距比收入差距大，价格补贴将扩大收入差距；如果获得的补贴差距比收入差距小，价格补贴则有可能缩小收入差距。由于粮食消费的刚性特征，城镇不同收入人群间的粮食支出差距明显小于收入差距，因此，尽管收入越高从价格补贴中获得的补贴金额越多，但不同收入人群间补贴资金的差距小于收入差距，即价格补贴可以缩小城镇不同收入人群间的收入差距。
(二)收入补贴的收入分配效应
由于粮食价格上涨时，粮食安全保障的目标人群是城镇低收入者，收入补贴将通过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来充抵粮食价格上涨给他们带来的负面影响，收入补贴在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的同时，并不改变其他人群的收入，因而可以缩小城镇不同收入人群间的收入差距。由经济学知识可知，粮食安全保障的目标人群从等量补贴中获得的补贴金额略高于等效用补贴，但相差不大，其对城镇不同收入人群间收入分配改善的效果也略好于等效用补贴，但差异可能不是很明显。
(三)价格补贴与收入补贴的收入分配效应比较
对同一目标人群而言，他们从价格补贴和等量补贴中获得的补贴是相等的，但等量补贴仅授惠于目标人群，而价格补贴将使所有人群受益，且非目标人群获得的补贴比目标人群多，因此，尽管价格补贴和等量补贴都可以缩小城镇不同收入人群间的收入差距，但价格补贴对城镇不同收入人群间收入差距缩小的效果明显差于等量补贴，也差于等效用补贴。
五、结论
尽管粮食价格上涨时，价格补贴和收入补贴都可以实现保障城镇低收入人群粮食安全的政策目标，但相比之下，收入补贴的政策成本更低、资金使用效率更高、缩小城镇不同收入人群间收入差距的效果更好。因此，与价格补贴相比，收入补贴具有明显的优势，是更为合理的政策选择。
就收入补贴而言，单个目标人群从等量补贴和等效用补贴中获得的补贴金额差异并不大，两种补贴方案在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对缩小城镇不同收入人群间收入差距效果的差异也不太明显，但由于目标人群数量众多，等量补贴的政策成本要比等效用补贴的政策成本高很多，即在相关政策效应相近时，等效用补贴比等量补贴更具成本优势。
该标题为《改革》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城镇低收入人群粮食安全保障的政策选择——价格补贴抑或收入补贴？》。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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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研究的背景分析
（一）在国民经济中农业经济是基础，其是弱质性产业的代表，受到来自自然风险以及市场风险两者的制约。因而，我国为了保证农民的经济收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就根据国情将农业财政补贴的政策制定了出来。
（二）我国人口基数大，长期稳居在世界第一，因而对粮食生产的需求非常大。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就已经建立了农业补贴政策的基本雏形，并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个是价格干预补贴阶段，一个是直接收入补贴阶段。最低收购价的制度是在二零零四年出台的，并在随后将“四补贴”的制度制定出来了（农机购置补贴、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以及良种补贴），它们作为核心存在于我国农业补贴的政策当中。
（三）以上政策虽然极大的将农民百姓的粮食种植积极性提高了，促进了国家粮食的安全生产，但是从另一面分析，过高的社会物价、倒挂的粮食价格以及过重的国家财政的包袱等问题都在该政策中被一一暴露出来。因此，对我国粮食补贴的政策进行研究非常重要性。
二、关于我国粮食的补贴政策中目标取向和改革的思路分析
（一）关于我国的粮食补贴的政策目标取向
粮食补贴中的着力导向直接由粮食补贴政策中的目标取向决定，改革发展的方向也直接受到它的影响。但是笔者根据自身的经验以及相关资料的调查得知，对于粮食补贴政策中目标的谈论结果在我国的学术界中并没有将统一、完整的意见达成。有人认为市场稳定、粮食安全以及农民收入应当是粮食补贴政策关注的目标（可见辛翔飞、张照新等著作）；有人认为在粮食补贴政策中粮食生产和质量安全应当是主要目标（可见丁生俊、梁世夫等论述）；还有人认为应当多元化定位补贴政策的目标（见于程国强）。政策目标中问题的导向是出现意见不一的主要原因，每个人看到了不同的问题侧重点，问题会随着阶段的不同而发生不同的变化，这样的现象便造成了频繁调整政策的情况出现，使得长期稳定的特性在政策中受到影响，较大的粮食生产波动就会产生，自然难以稳定粮食的价格。因而，目标取向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对国家粮食安全的保证。外部性在粮食生产中的表现方式保证了粮食安全。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离不开粮食，其作为国家公共品中的一种，是生活的必需品。同时，我国的基本国情（人多地少）使得脆弱性在粮食生产中得到了凸显，更加的突出了外部性在粮食生产中的特征表现。因此，为了对我国的粮食安全有所保障，就需要根据外部性在生产粮食环节中的表现将目标导向在；粮食补贴政策中制定出来。
2.城乡差距缩小。自然风险较高，较低的生产效率是粮食生产的特点之一，因而，弱质性的粮食生产就在较低收益中表现了出来，技术投入、劳动力以及农业资本等的不足都是由其造成的，这就需要将粮食种植的效益提高，保证有充足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在粮食生产当中，以便农民保持高度的种粮热情得到保证。
3.稳定粮价。市场风险存在于粮食生产当中，如：较长的种植周期、难以调整的生产规模等，使得过大的价格波动存在于粮食市场当中，市场价格的稳定难以保证。因而，应在将稳定市场价格以及价格波动的风险在市场中降低这两部分作为目标取向。
（二）关于改革思路分析
粮食价格影响着粮食安全，粮食安全则决定着人们的生命健康。
1.粮食目标价格的过渡期调整。在一般情况下，粮食的目标价格为近几年（三年）来国内粮食最低收购价总和的平均值，其所具有的补偿功能能够弥补弱质性和自然风险对粮食生产造成的伤害。并且，政府需要科学合理的制定出收购量，不宜多，也不能够少，保证国家口粮的安全，剩余的粮食应当直接在市场上交易，由供需双方的关系来决定交易的最终价格。
2.粮食目标的价格应当由市场机制所决定。当市场交易的价格在过渡期就得到实现以后，政府在制定粮食目标价格时就需要以某一周期内粮食市场交易中的价格均值作为依据，从本质上分析，形成于市场中的长期均衡的价格与目标价格相等同。
3.粮食目标的价格制定的优点。能够有效的将粮食生产因为受到政策调整的价格波动的频率降低。从政策出来到现在为止，持续增产的情况出现在粮食生产当中，政府部门首先需要做的是农民收益得到保证的前提下稳定粮食市场的价格，并将粮食市场的交易制度制定出来，将直接补贴的标准提高，保证市场中粮食价格的正常，提高种植户的积极性。
将信号传递的功能在市场中发挥出来，需要在对市场信息（如：粮食产量、粮食价格、生产成本以及市场需求）真实反映的情况下才能够制定出合理的粮食目标价格，促进粮食生产的持续化发展。
将对接精准的补贴目标和政策性的粮食补贴的手段实现，反周期补贴中的基础部分是目标价格，其能够降低市场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能够优化粮食补贴政策在主体、目标取向以及实施方式等方面的工作。
篇6
科学培育优良品种，为玉米增产奠定基础
培育自交系是玉米杂交育种的物质基础，优异自交系可以有效地促进突破性新品种的诞生。70～90年代，中国玉米育种家采取多种途径，成功地培育出许多综合性状或个体性状优良以及高配合力的自交系，拓展玉米种质基础，为选育高产优质玉米杂交种创造了条件。
经过调查了解，通化市各级、各部门加大了对主打秋粮玉米优良新品种和种植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加之农民科学种田的水平提高，市场行情好和天气气候条件等有利因素，最终获得玉米的良好增产效应，使2011年成为通化历史上的秋粮大丰收年。
通化市主打秋粮玉米面积、单产、总产大幅增长的客观原因有两个：一是受市场行情影响，2010年秋及2011年春、夏以来，玉米市场价格直线上涨到公斤价2.2元以上，农民种植积极性大涨，不但面积增加，在选用良种、配方施肥及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理上也舍得投资，综合增产措施大面积比较到位；二是在玉米生长中、后期天气气候对大面积玉米生长总体比较有利。但玉米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大的增产效应，主要还取决于各级各部门对玉米优良新品种和种植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力度以及农民科学种田水平的提高。
通化市2011年采用登海605、郑单958、郑单23、滑玉11、滑玉12、先玉335、郑单136、平玉8号、中科11、蠡玉18、豫禾988、郑单988等高产耐密新品种。改变过去“一炮轰”的施肥旧习惯，采用底施与追肥相结合，根部施肥与叶面营养相结合，有机与无机相结合，大量元素与中、微元素相结合等玉米配方施肥新技术；宽、窄行种植；适当增加种植密度；叶面高效营养技术等种植技术的应用。最终促成了玉米的良好增产。
深加工是玉米种植业大发展的动力
玉米油是玉米深加工的产品之一，我国的玉米含油率一般在3.5%—4%左右，国外培育出的高含油玉米的含油率可达7.2%～7.5%，我国培育出的高油玉米可达8%～10%。在玉米深加工过程中生产的玉米油，可再进一步加工成玉米色拉油，使玉米增值。
玉米油是一种值得大力推广的食用保健植物油，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85%以上，主要有油酸和亚油酸，吸收率达97%以上，是一种很好的功能性保健食品。长期食用不仅供给人体热量，也是人体营养所必需。玉米油中含有的谷固醇，具有抑制胆固醇增加，减轻动脉硬化，治疗冠心病，促进人体健康的作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玉米油的市场需求将会越来越大。
另外，近年来，随着工业的大发展对玉米这种工业原料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比如，化工、饲料加工、酿酒等行业。因此，玉米的深加工业将是前景极好的产业，大量种植玉米将会获得更加可观的效应。
要持续深化玉米流通体制改革
我省高度统一的粮食计划体制被打破，市场机制被引入粮食经济运行。但由于国家手中没掌握一定数量的粮食，无力调控市场，只能依行政命令，往往事与愿违，反而加剧了供求矛盾。因此，要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在全面实行粮食产、购、销市场化的同时，应抓紧建立适度规模的专项粮食储备，作为政府对粮食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物质手段。
所谓粮食安全，即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确保生存与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世界粮农组织指出，为了保证粮食安全，必须储备一定数量的粮食：使粮食库存不低于年消费量的17%—18%，以保证必需的粮食供应量。粮食库存低于17%，粮食形势即处于不安全状态；低于14%，粮食安全即处于紧急状态。这是当前世界对粮食储备必要性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基本上为世界各国所认同。
粮食作为在使用价值上有着特殊重要性的商品，其再生产过程有如下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粮食的季节性生产与不可一日或缺的常年消费相对应；二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交织在一起。粮食生产的季节性、不稳定性以及粮食消费的常年性和连续性，决定了必须进行一定的粮食储备，以解决供求矛盾，确保常年消费。否则就会难以调剂余缺，造成供求失衡。
我省粮食总量、品种结构和地区分布的不平衡，常常引起市场粮食价格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粮食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粮食稳，人心定。这就要求实行粮食储备，国家通过专储粮的合理吞吐，保证市场粮价的基本稳定，消除不平衡，从而为社会稳定提供基本的物质保证。
我省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年度之间、地区之间丰欠很不平衡，大量依赖进出口来调剂省内市场粮食平衡是难以办到的。因此，解决粮食平衡问题，必须坚持自力更生、立足省内的方针，建立专项粮食储备来进行调节。
存在的问题
1、受异常天气多发频发、生产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2011年玉米种子产量下降，收购价格上升，串通涨价、哄抬价格、恶意囤积等价格违法行为时有发生。
2、在培育制种产业上政府管理缺位。一是对基地缺乏统一的规划。各级政府对玉米种子基地的管理不够重视，没有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没有统一规划基地、统一协调管理。玉米种子制种只由企业和农民自由协议，自然发展。二是管理部门对制种企业监督不到位，只是从生产许可证方面管理，缺乏对企业诚信、技术力量及企业资金实力方面的有效管理和监督，在种子生产过程中技术指导不到位，产量下降，质量低劣，使农企双方都受损失。收购时品种俏销，争相抢购、农民惜售；滞销品种企业压等压价，拒收或拖延结算。由此导致信用危机，矛盾频发。
3、入库粮质控制难度加大。由于粮食市场全面开放，市场机制还未健全，地区之间、企业之间为了争取更多的粮源，在收购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放宽收购质量标准，由于多家争购，加之农民掌握了购粮人心理，卖粮时根本就不整不晒，直接导致了入库粮质下降。实践证明，入库粮质的好坏是粮食安全储藏的基础，不合格的粮食入库后，只会给粮食安全保管工作带来极不利影响，同时也降低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几点建议：
1、采取有利措施，加强对玉米育种、种植、加工、储备的依法管理。一是要加强对农民和企业的诚信教育。二是要组建行业协会和农民合作组织，开展行业自律。三是要发挥好政府在玉米种子生产效益中的调控作用，强化管理手段。制种企业要在当地种子管理部门先行登记，根据制种要求划定制种基地。同时规范合同，依法管理，将企业和农户放在对等的条件下进行管理，无论那一方违法都要承担法律责任。四是要加强种子价格调控监管。价格主管部门要认真测算种子生产、流通成本费用，合理制定种子指导价格，要建立种子价格应急调控监管预案，必要时可依法采取规定最高限价、限制批零差率等价格干预措施，防止玉米种子价格出现大幅波动。加强对主推品种的种子经营企业的规范管理，引导大型种子企业建立种子直销网络，减少种子营销中间环节，降低种子销售成本。五是采取措施，抓好源头粮质。各级粮食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大粮食执法力度，依法查处不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的不法行为，维护粮食收购市场秩序。粮食企业要根据“谁接收，谁负责”的原则，明确收购接收人员责任，把入库粮食质量好坏与其经济利益挂钩，以增强收购人员的责任心；要配备必要的检验人员和设备，对入库粮质进行实时监控，使粮质问题早发现，早处理。六是要依法严厉打击抢购套购种子、扰乱种子市场的行为。
篇7
本文作者：张秋光工作单位：洛阳市统计局
影响粮食生产的因素分析
1.播种面积对粮食生产的影响。近几年粮食总产屡创历史纪录，很重要一个因素是播种面积增加的支撑。进入“十一五”以来，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已达峰值，2012年为796.41万亩，已达到近30年来的最高值，也预示着今后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增长的空间将进一步缩小，增加的可能越来越少，播种面积是粮食生产的重要载体，没有一定数量的面积作基础，粮食生产的稳定提高就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因此在处理耕地保护和经济发展用地之间的矛盾问题上，各级政府应持积极、稳妥的态度，把当前的发展与长远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统筹考虑。2.人口增加对粮食消费的影响。从洛阳近些年人口运动轨迹看，每年大约增加3.5万人左右，人口的刚性增加就意味着对粮食消费的相对增长。从粮食安全的战略角度思考，不增加粮食生产，一定程度上就存在着不安全因素，民以食为天，手中有粮、心里不慌，一旦粮食出现问题就是大问题，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充分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3.价格对粮食效益的影响。我国现在无论是粮食收购价格还是消费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比较都显得偏低，尽管近年来国家不断提高粮食最低保护价，但仍然很难在较短时期内与国际接轨或大幅度提高粮食价格。粮食是基础，价格一旦大幅度波动，必将引发整个市场价格震荡，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极其慎重对待。但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由于粮食价格不尽合理，且长期变动不大，就会造成粮食效益低的趋势难以改变，这样不仅影响农民收入增加，也将直接影响粮食产量稳定和增加，对粮食安全也会造成隐患，应当采取得力措施来化解这个矛盾。4.自然条件对粮食丰歉的影响。回溯洛阳粮食生产的历史，仍然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情况，一旦遭受严重干旱，粮食生产就会一落千丈而跌入低谷。虽然近几年农作物在播种期或生长期间，不同程度地遭受过干旱、播种期拖后等不良因素的影响，但总体气候条件有利农作物生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加之政府人工增雨投入力度加大，运用有利天气适时实行人工增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局部灾害的加重，这是保证粮食丰收的重要因素。
未来粮食发展对策与建议
管理好农业生产资料质量问题，它涉及到粮食生产稳定和发展及农民增收的问题。这里重要的是打假，避免出现因为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等坑农害农事件发生，保证种子、化肥、农药等重要农资的质量，不因为农资的质量而影响农民的粮食收成和收入的提高。增加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加快中低产田改造步伐。一是加大对农田基本建设的投入。目前全市仍有388万亩的中低产田面积，蕴藏着15亿斤的粮食生产能力，应进一步加大资金、技术的投入力度，加快改造步伐，最大限度地实现水利化、机械化，力争早日变成粮食的实际生产能力；二是对种粮农民的补贴也要继续加大力度，以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保证农民种粮有一定的效益存在，稳定粮食生产；三是增加对农业生产的科技投入。对良种的培育、实用技术的应用，人工增雨作业等方面政府要加大扶持和支持力度，增加推广优良品种，培训实用技术，提高抗洪抗旱能力的投入力度，使粮食生产的环境和能力逐步改善和提高。大力发展订单农业，引导粮农走向市场。根据市场需要，发展订单农业，避免农民生产粮食的盲目性和粮食销售的被动性，实现产需衔接，促进粮食产业化生产与经营。同时，发展订单农业有利于推动粮食标准化、无公害化生产，提高粮食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从而较大幅度地增加农民收入。因此，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积极加以引导、规范订单农业，为发展订单农业提供服务。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与龙头企业的组织化程度，通过建立专业化合作组织，实现农民与企业的产销携手、共闯市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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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粮食生产；耕地变化；敏感度分析模型；连云港市
耕地资源是人类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物质基础之一，作为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要素，它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1]。随着城市化的扩张和经济在新形势下的发展，耕地资源的数量和质量都面临着诸多的压力。作为人口与农业大国，粮食安全事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大局。目前，国内外粮食生产和粮食消费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粮食供求关系偏紧，结构性矛盾突出，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面临严峻的挑战[2-3]。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粮食产量变化与耕地面积变化的动态关系，这对保护耕地资源和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连云港位于中国沿海中部，江苏省东北部，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中部平原占72%，沿海滩涂占16%，西部丘陵山地占12%；土地总面积7499.9km2，水域面积1759.4km2；处于暖温带与亚热带过渡地带，常年平均气温14.1℃，历年平均降水883.6mm，常年无霜期220d，主导风向为东南风；由于受海洋调节，气候类型为湿润性季风气候[4]。连云港是农业资源丰富的城市，是粮食生产大市。近年来，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和城市化的持续发展，对粮食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本文作者拟运用敏感度分析模型对2012-2016年连云港粮食生产与耕地变化的动态关系进行定量评估，从而揭示粮食产量对耕地变化的敏感性特征。
1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研究方法
本文作者采用刘彦随等学者构建的敏感度分析模型[5]来分析研究粮食产量与耕地变化之间的关系。该模型通过研究基期与研究末期粮食产量与耕地面积的变化，计算敏感度系数，并根据敏感度系数的值对敏感程度进行类型划分，从而定量评价粮食产量对耕地面积变化的敏感性特征，即粮食产量对耕地变化的响应。式中：β为敏感度系数，Gt和Gt+1分别为基期和末期的粮食产量；Lt和Lt+1分别为基期和末期的耕地面积。敏感度系数可以衡量一个区域粮食产量对耕地变化的敏感程度。若β≤0，表明粮食产量与耕地面积成反向变化，粮食产量对耕地面积变化不敏感；若β＞0，说明粮食产量与耕地面积同向变化，粮食产量变化受耕地面积增减变化的影响。β值越大，说明粮食产量对耕地变化的敏感度越高，即耕地面积的较小变动会造成粮食产量的较大波动。其中，0＜β≤5为低度敏感，5＜β≤10为中度敏感，β＞10为高度敏感。
1.2数据来源
连云港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数据来源于《江苏省农村统计年鉴（2008－2016年）》和《江苏农业经济数据小手册（2008－2016年）》。通过近九年来粮食产量与耕地面积的变化构建敏感度分析模型，对2008－2016年连云港粮食生产与耕地变化的动态关系进行定量评估，从而揭示粮食产量对耕地变化的敏感性特征。
2讨论与分析
2.1耕地面积的动态分析
根据数据分析显示（见图1），2008－2016年期间连云港市的耕地面积变化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缓慢过渡阶段，2008－2010年连云港市的耕地面积变化幅度不大，从2008年的552.9万亩上升到2010年的554.6万亩，增长幅度仅为0.31%；二是猛速增长阶段，2011-2013年连云港市的耕地面积增长幅度较大，从2011年的554.35万亩增长至2013年的588.7万亩，增幅6.2%，年平均增长率为2.06%；三是稳步发展阶段，2014－2016年连云港市耕地面积稳定在589万亩左右，上下略有浮动。2011年之后面积变化幅度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国家相继出台的《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关于进一步做好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14]128号）、《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等一系列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进一步改进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完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和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机制，推动耕地保护权责利相统一，更加广泛地调动各方面保护耕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得连云港市的耕地面积自2011年起保持了稳定的动态平衡。
2.2粮食总产量的动态分析
相对于耕地面积变化情况，按照“三年一总结”，也将2008－2016年连云港市粮食产量变化情况归为三个阶段：一是2008－2010年增长期，粮食产量从2008年的293.09万t增长至2010年的339.36万t；二是2011-2013年起伏变化期，粮食产量从2011年的345.98万t增长至2012年的361.3万t，达到研究阶段的峰值，再降至2013年的354.73万t；三是2014-2016年平稳期，粮食稳定在360万t左右，上下变化幅度不超过1万t。由图1可看出，连云港市粮食总产量与耕地面积呈同向变化趋势，即：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加，粮食产量相应增加，2008-2012年粮食产量不断增长，一方面是因为耕地面积增加，另一方面是因为测土配方施肥等粮食种植技术以及作物秸秆还田、废弃物循环利用、种草肥地等科学合理的耕作方式得到了大力推广与应用，使得粮食产量稳步提升。
2.3粮食产量对耕地变化的敏感性特征分析
根据公式（1）敏感度分析模型，并结合耕地面积与粮食产量的动态分析结果，计算得到不同时期粮食产量对耕地变化的敏感程度（见图2）由图2可以看出，三个阶段粮食产量对耕地变化的敏感性不同，第一阶段2008－2010年敏感度系数值β为51.3348，β＞10，粮食产量对耕地变化为高度敏感时期，说明耕地面积的较小变动会造成粮食产量的较大波动，该研究时间段的粮食产量多寡主要依赖于耕地面积大小；第二阶段2011-2013年敏感度系数值β为0.4081，0＜β≤5，粮食产量对耕地变化为低度敏感时期，该研究时间段的粮食产量已不仅仅会因为受到耕地面积的影响而发生较大波动；2014-2016年敏感度系数值β为-2.7732，β<0，粮食产量对耕地变化为不敏感时期，表明在耕地面积大小没有发生较大变化的前提下，粮食产量仍可以保持在较为稳定的范围内。
3结论
文章通过总结分析2008－2016年连云港市的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变化情况，并用敏感度分析模型对研究期间的粮食产量对耕地变化的敏感度进行定量评估，相关研究结论如下。（1）通过分析2008－2016年连云港市的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数据可知，连云港市的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变化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①2008－2010年，耕地面积为缓慢过渡阶段，粮食产量增长期；②2011－2013年，耕地面积为猛速增长阶段，粮食产量起伏变化期；③2014－2016年，耕地面积为稳步发展阶段，粮食产量平稳期。（2）由模型进行敏感度计算结果表明，阶段不同粮食产量对耕地变化的敏感性不同：①2008－2010年，粮食产量对耕地变化敏感度系数＞10，为高度敏感时期；②2011-2013年，粮食产量对耕地变化敏感度系数＞0且<5，为低度敏感时期；③2014-2016年，粮食产量对耕地变化敏感度系数<0，为不敏感时期。通过文章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随着耕地保护政策的不断深入推进以及粮食种植技术的大力提升，粮食产量对耕地面积变化的敏感程度越来越小。但在今后的耕地保护和粮食发展过程中，耕地面积数量的严格划定，耕地土壤质量的治理与提升工作仍是今后研究工作的重点。
参考文献
[1]孙潇潇,张来振,方鸿国,等.连云港市耕地质量提升主要措施研究[J].现代农业,2016（17）:48-50.
[2]刘彦随.保障我国土地资源安全的若干战略思考[J].中国科学院院刊,2006,21（5）:379-384.
[3]童彦,施玉,张梅芬,等.基于敏感度分析模型的云南粮食生产与耕地变化动态响应研究[J].亚热带水土保持,2015,27（3）:45-47.
[4]连云港市地方志办公室.连云港年鉴2015[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9.
篇9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这次全省种子工作会议，主要任务是传达贯彻全省农业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去年我省种子工作，表彰先进，分析形势，研究部署今年的工作任务。上午，时迟站长在总结去年工作的基础上，对今年工作作了全面的部署安排，大家要认真学习和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下面，根据会议的安排，我再强调几点意见。
一、认清形势，增强进一步做好种子工作的紧迫感
去年，我省农业工作成效显著。预计全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294.05亿元，比上年增长4.8%；农民人均纯收入4080元，增长9.3%，增幅为近7年来最大。论文百事通粮食生产呈现多年未有的好势头，预计全年粮食播种面积2224万亩，比上年增长16.9万亩，增幅0.8%；单产331公斤，比增7.4公斤，增幅2.5%；总产736万吨，比增23万吨，增幅3.3%。畜牧业成为农民增收的生力军，预计全年全省肉蛋奶总产量247万吨，比上年增长5.4%；预计畜牧业总产值占大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将超过22%，畜牧业在农民增收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明显提高，全省主要粮食作物良种覆盖率达96%以上，蔬菜良种覆盖率达90%以上；早稻优质率达80%，中晚稻优质率达88%，均比上年提高3个百分点；优质、专用"两薯"品种占70%以上，提高5个百分点。名优经济作物产量增加，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发展步伐加快。产业化带动能力明显增强，预计去年省厅扶持的50家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年产值52.1亿元，比增18.9%，龙头企业有效带动了农户增收。农产品出口快速增长，预计全年农产品出口可达26亿美元，其中柑桔、食用菌、禽蛋出口创汇额均为全国第一，茶叶出口居全国第二，蔬菜出口居全国第三。可以说，过去的一年，是近年来农业发展形势较好的一年，农民得到实惠较多的一年，农村改革创新力度较大的一年。
"农以种为先"，农业发展的好势头，与种子工作的扎实有效开展密切相关。去年，我省种子工作在省委省政府和农业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按照建设新型种业体系的要求，认真落实各项措施，取得了新的成效，突出体现在：一是粮食优质率进一步提高。大力开展了优质稻"百、千、万"亩新品种丰产示范推广活动，通过省级抓万亩示范片，设区市抓千亩示范片，县级抓百亩示范片，促进了佳辐占等优质稻新品种的大面积种植推广，进一步提高了我省优质粮和专用粮的比例。二是大田园艺作物品种结构进一步优化。去年，我省从日本、泰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引进大田园艺作物20多个品种，进口种子170多万公斤，超额完成引进100万公斤大田园艺作物种子的任务，并在龙海、同安、漳浦等20多个县、市建立外向型农产品生产基地，有力地促进了我省种植业结构调整。三是粮食安全应急种子储备进一步强化。去年全省共投入储备资金1930.8万元，比上年增加1196.6万元，全省储备了可供231.28万亩粮食作物应急生产的种子。其中，省级落实储备资金885万元，储备任务全面完成，设区市级落实储备资金324.9万元，县级落实储备资金720.9万元，均比上年明显增加。四是种子市场秩序进一步规范。通过依法加强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加大种子质量抽检力度、加强种子市场监管，增强了种子企业守法自律意识，无证生产经营行为得到遏制，加工包装标识进一步规范，种子案件明显减少，大案、要案没有发生，散装种子近乎绝迹，种子市场秩序明显好转。种子质量显著提高，粮食作物种子的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其它作物种子的合格率从《种子法》实施前的50%提高到目前的80%左右，保障了农业生产安全。
去年种子工作乃至整个农业工作取得的良好成效，凝聚着我省种子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辛勤汗水。在这里，我代表厅党组对大家过去一年的艰苦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要清醒地看到，我省的种子工作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主要有：一是种业体制改革仍显滞后。仍有少数市、县种子管理站的"三定"工作没有落实，管理和经营不分。部分已"三定"的种子管理站存在着事业编制太少、管理人员素质不高和管理经费不足的问题，影响正常种子管理工作的开展。二是行业总体实力还不强。全省已领取种子经营许可证的企业有129家，但至今没有一家属于农业部发证的育繁销一体化的种子企业；年销售收入超过3000万元的屈指可数，只有一家外商投资种子企业被列入全国五十强种业企业，与建设新型种业体系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三是企业发展后劲不足。在已领取种子经营许可证的种子企业中，大都没有进行公司制改造，自办科研机构抓科研或者是联合科研单位搞研究的为数不多，缺乏发展活力和市场竞争力，国有种子公司亏损面仍然不小。
当前，我国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中央提出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战略方针，表明了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加强"三农"工作的决心，也标志着"三农"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种子作为农业的特殊生产资料和农业科技的重要载体，新型种业体系建设同样面临着良好的机遇。前不久召开的全省农业工作会议，围绕大力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全面增强农业发展后劲这一主题，明确了目标任务和具体措施，也对我们的种子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要充分认识做好种子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领导，抢抓机遇，落实措施，扎实推进新型种业体系建设，为实现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突出重点，加快我省新型种业体系建设步伐
今年是"十五"计划的最后一年，全省种子工作的总体要求是：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有关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方针政策，按照全省农业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和部署，以建立新型种业体系为目标，重点推进种子工程建设，实施粮食"丰产技术推广工程"，加快种子科技进步，依法加强种子管理，深化种业体制改革，努力完成"十五"计划目标，推动我省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在具体的工作中，我们一定要紧扣我省农业工作大局，结合种子行业的实际，突出重点，抓住关键，突破薄弱环节，通过以点带面，以面促点的办法，推动我省种子工作再上新水平。
（一）加大良种推广力度，增强种子对农业的贡献能力。种子是农业发展的内因，但只有把良种真正推广到位，在生产实践中真正取得成效，种子在农业中的作用才能真正得以发挥，在农业中的地位才能真正得以体现。当前，要着眼于推动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促进粮食稳定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大力加强突破性品种的引育推广，提高良种对农业发展的贡献率。要加强推广机构与科研教学单位及企业的协作，加大选育工作力度，推出一批优质、高产、抗病的粮食作物品种，提升良种在我省"粮食丰产技术推广工程"中的支撑作用，促进粮食增产；推出一批优质、专用、高效的经济作物品种，适应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的需求，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大种子工程建设力度，完善良种引育基地、引种观察圃、新品种区域试验站、新品种中试基地、新品种丰产示范园区等新品种试验推广网络建设，促进上档次、上水平，提高新品种推广能力。扶持新建和完善一批优质、高效、专用农作物新品种的良种繁育基地，进一步提高我省农作物良种综合生产能力。要坚持良种与良法并重的原则，加强推广服务，在推广良种的同时要大力推广先进适用的栽培技术，确保良种产生良好的效益。
(二)加强管理体系建设，增强种子行业管理能力。依法加强种子管理，是种业健康发展的基础和保障。要把建立健全种子管理体系，强化监管职能作为今年种子工作的重要任务来抓。首先，要抓好机构队伍建设。要按照《种子法》的规定和农业部的要求，实行种子管理和生产经营机构彻底分开。尚未实行事企分开的地方，要争取当地编委搞好"三定"工作，设立种子管理站，核定为全额拨款的公益性事业单位，履行行业管理和指导服务工作。要继续加强培训工作，努力建立一支素质高、业务精、作风硬的种子管理队伍。其次，要严格行政许可管理。种子行政许可是种子生产经营活动的一项事前管理工作。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种子管理机构要认真贯彻《行政许可法》和《种子法》，严格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发放种子生产和经营许可证，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务必做到依法办事，切实维护行政许可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按照行政体制级别管理的原则，上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对下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种子行政许可行为要进行抽样检查或抽点检查，一旦发现有违法现象要坚决及时予以纠正，情节严重的要依法严肃处理。第三，要强化市场监督检查。这是种子行业管理的重要环节。要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种子市场专项整治活动，实行质量抽检、生产经营活动检查和违法案件查处同步进行，加大行政执法力度，提高威慑力。质量抽检要做到不疏不漏、不留死角、公开抽检、不扰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检查要重点防范无证套证生产经营、品种未审先推和标签标示虚假等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要确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杜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执法不公的现象发生。
(三)抓好种子储备，增强粮食安全的保障能力。建立种子储备制度，是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防线之一，在《种子法》中作了明确的规定。我省人多地少，自然灾害频繁，常年粮食缺口大；抓好粮食安全应急种子储备工作，不仅是我省种子工作的重大任务，也是整个农业工作的大事。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梁副书记在1月8日召开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继续实行粮食安全行政首长负责制，完善粮食安全预警体系，落实粮食储备和应急种子储备任务"。刘副省长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和全省农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都对此提出了要求。各地要统一思想认识，采取有力措施，加大督促检查力度，确保种子储备落实到位。根据*年7月调整后的粮食安全应急种子分级储备方案，各地要按照本辖区、本级的种子储备任务，千方百计落实种子储备专项资金，确保今年各设区市的储备专项资金全部到位，县（市、区）级全面启动，力争达到省政府的要求。同时，要加强制度建设，规范种子收储、调拨、转商和资金的管理，确保"储得住、调得出、保安全"。
(四)加快改革创新，增强种子企业的竞争能力。培育竞争力强的种子企业，是建设新型种业体系的必然要求。从我省种子企业的实际情况看，今后的重点要在改革创新上下功夫，加快发展现代种子企业。各级国有种子公司要增强深化改革的紧迫感，从提高效益和壮大实力出发，改革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各种僵化的体制。要根据国家的有关法律和政策，积极主动地抓紧公司制改造工作，推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加快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种子企业制度，使种子公司真正企业化、市场化。要抓好经营机制转换，大力加强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增强企业活力。要鼓励种子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引导种子企业与科研育种单位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各级种子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种子企业的扶持、引导和服务工作，为种子企业的发展壮大营造良好的环境。
（五）充分发挥优势，增强国有良种场的发展能力。我省国有良种场建立于计划经济时代，为我省的农业发展起过巨大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良种场要求生存、图发展，要按照建设新型种业体系的要求，充分发挥现有的优势，强化经营管理，加快改革发展步伐。首先，要充分发挥地处郊区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优势，大力开展农作物良种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工作，引导当地农民种植优新品种，推动种植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其次，要发挥耕地稳定和良繁技术能力较强的优势，积极承担省、市两级的新品种区试任务，提高服务农业的能力。第三，要强化内部管理，推行目标管理责任制，调动干部职工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增收节支，增强场部经济实力。新晨
三、立足服务，认真抓好今冬明春的种子备供工作
今年春节前"立春"，过完春节很快就到"雨水"节气，农业生产季节十分紧迫。各地必须抓紧抓好当前农业各项工作，特别要抓好抓实今冬明春的种子备供工作，确保质优量足的种子供应到农民手中。
一要保证备足"对路种"。各级种子管理站要牢固树立服务农业、服务农民的思想，充分发挥种子行业管理和技术推广的优势，按照优势农产品的区域布局，认真开展调查研究，特别要积极引导农民种植优质、高产、抗病的粮食作物新品种，科学预测杂交水稻的种植面积和需种量，指导种子企业备好备足市场适销、农民需要的对路种子。
二要保证供应"及时种"。各级种子管理站要与种子企业建立密切的联系机制，分析种子供应进度要及时，掌握余缺情况要准确，调运种子到位要迅速，做到不违农时，顺畅供应。
三要保证农民用上"放心种"。各地要积极开展种子打假专项行动，杜绝伪劣种子坑农害农现象发生，保障农业生产用种安全。种子企业要增强质量意识，认真把好种子入库和供应的质量关，做到不检不调、不检不存、不检不销；同时，还要认真贯彻国家关于农资限价的精神，自觉合理定价，杜绝企业间搞价格联盟，特别是对专有品种不能高抬价格牟取暴利，让农民买得起"放心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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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有粮食企业；竞争；战略
中图分类号：F713.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2-0-01
一、国有粮食企业面临的环境分析
首先：统购统销制度在我国实施了32年。在此期间，粮食市场一直由政府管控，国有企业一支独秀，市场基本不存在竞争。1979年改革开放，1998年进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以后，我国粮食市场取得了快速发展，国有企业一家独尊的局面得到改变，2001年我国加入WTO，国际大粮商通过合资、自建等方式在中国进行基础性扩展，准备全面进入我国粮食市场，国有粮食企业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更加激烈。
其次：就米、面、油等粮油产品而言，由于加工工艺、原料等方面大同小异，致使各企业产品之间差异性很小，企业间竞争激烈。
最后：随着粮食市场竞争的加剧，越来越多的企业，尤其是销区的粮食企业，注意到掌控第一手粮源的重要性。同时国家为保护农民利益，解决农民卖粮难的问题，对农民所种的粮食实行最低保护价和敞开收购政策。
二、国有粮食企业面临的优势分析
第一，具有政府政策性支持
作为国有粮食企业，必然要承担着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国家在运行过程中，也一定会通过各项措施，为国有粮食企业提供政策、资金等支持，促进国有粮食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生存发展。尤其2007年底到2008年上半年，全世界爆发了粮食海啸，这也给我国政府敲响了进一步做好粮食工作的警钟，政府必定进一步加强对粮食市场的控制能力。作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载体，国有粮食企业必定发挥更加突出和重要的作用，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对国有粮食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也会逐步增强。
第二，具有良好的信誉、品牌影响力
国有粮食企业因为“国有”身份，在粮食质量管控、品牌美誉度、百姓信赖度上具有其他性质企业无法比拟的优势。如2008年北京粮食集团作为奥运核心区特有粮食供应商，以高度的政治感、责任感和荣誉感，出色的完成了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的粮油供应任务，古船面粉更是连续多年被评为中国名牌，获得了消费者的高度信赖，具有稳定的消费群体。
第三，具有较成熟、稳定的上下游资源和基础设施
通过近几年在国家财政支持和企业自身努力下，国有粮食企业的粮食储藏、加工、专业物流等设施有了很大改善；在粮食市场拓展、粮食采购基地建设等方面也有所增强。在第一手粮源掌控上，形成建立较稳定的粮食采购基地；在原粮贸易市场上也积累了长期稳定的客户资源。
三、国有粮食企业的劣势分析
第一，整体实力相对偏小。作为经营基础型产品的国有粮食企业，由于产品利润率低，只有通过规模效益来降低成本，提高收益。但无论资产规模、产业链建设、硬件设施、社会影响力等同世界“ABCD”四大粮商相比相距甚远。
第二，粮食产业链体系还有待完善。粮食产业链各环节发展力度不相协调，特别是粮食基地建设方式简单，科研创新力量薄弱，企业产品创新能力低下。在渠道建设上，主要依靠各连锁超市，不仅面临众多的品牌竞争，增加了企业销售成本，而且降低了企业对产品销售渠道的控制能力，使产品销售受制于人。
第三，缺乏专业化、国际化人才，运营机制僵化，运营效率偏低。国有粮食企业较其他行业相比，收入少、企业体制落后，总体运营效率偏低。现有人才队伍仍以传统粮食业人才为主，缺乏现代化、国际化的人才，尤其是创新型人才；新招聘的学生流失率也比较高，造成了人才的严重缺乏和断档，成为制约企业下一步战略调整和长期发展的最大障碍。
第四，缺乏高利润产品，盈利能力偏低。目前，粮食加工产品单一，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利润率不高。从北京2011年度财务数据看，最高净利润率仅为2.74%，最低仅为0.28%。总体缺乏粮食深加工及高利润产品，企业盈利创效能力较低。
四、国有粮食企业竞争战略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因主营业务的特殊地位和低盈利能力，为提高企业整体经营效益，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应实行复合多元化战略。
1.成本领先战略。在粮油加工业务上，可实施成本领先战略。主要做好四个方面：（1）实施全面预算管理。制定的各项预算要确保准确、合理；（2）建立内部管理控制系统，做好人力、库存、资本等各项成本核算；（3）加强内部资源整合，实现仓储、加工、物流等资源的协调发展，实现内部价格转移；（4）加强生产管理，实现适时生产系统，提高生产效率。
2.品牌战略。品牌作为企业的无形资源，其影响力是企业竞争力之一，也是企业难以被模仿的要素。（1）进一步丰富品牌内涵，提升品牌核心价值；（2）加强品牌内外宣传，提升品牌知名度；（3）丰富品牌系统，建立品牌组合。
3.人才战略。在企业所有资源中，人是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资源。
（1）实行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相结合，加大人才的培养力度。加大高级经营和管理人才的引进力度，为企业输送急需的高素质人才。同时加强内部人才的培养与开发，最终建立起一支与公司战略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优秀人才队伍。（2）加强薪酬制度改革，建立以绩效为中心的薪酬考核制度，实行多元的薪酬分配制度。要进一步完善薪酬体系，充分尊重员工个人价值和贡献，明确员工岗位职责和考核指标，执行员工自我评价、主管评价、企业领导评价以及客户评价的360°考评方法，对员工的能力和所承担的职务进行合理的评价，并作为员工薪酬等级和职位晋升的依据。同时，加强薪酬制度的贯彻执行，防止绩效考核制度流于形式。（3）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建立员工的共同价值观，积聚员工，建立和谐的发展环境，为实现企业发展战略而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