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特征范文
时间：2023-12-26 18:07:28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通货膨胀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当下通胀的基本事实与特征
基于GDP的观察 ：实际总需求大于潜在产出水平，存在较大的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压力
为从总体上观察中国经济波动情况，我们采用根据实际GDP数据计算产出缺口的方法来观察经济波动。从中可以看到，1998年到2003年，中国一直处于实际总需求小于潜在产出水平的状态，与此相伴的是经济增长持续走低与通货紧缩。从2004年开始，国民经济则又开始进入正的产出缺口阶段，实际总需求大于潜在产出水平，表现出较大的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压力。
基于货币供需的观察 ：货币供给被动扩张，通胀预期明显
从货币供应和需求总量的角度来看，出现了微观主体风险偏好上升，投机交易性货币需求旺盛，大量货币追逐有限非货币资产的现象。
首先，我国货币供给已连续多年表现为超额供给格局，价格水平上涨预期会使人们希望持有更多的名义货币余额。2007年6月M1和M2的超额货币变化率（该变化率＝货币供给增长率－经济增长率－物价上涨率）分别为5.02%、1.16%。值得注意的是，自2006 年11月以来，M1增速已连续10个月超过M2增速，反映出我国企事业单位投资冲动和意愿进一步增强，对活期存款的需求迅速增加。除货币超额供给的格局外，近年来我国银行存贷差也是持续加大,金融机构存款呈现活期化趋势。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银行业已近10 年连续出现存差加大的现象。到2007年7月底金融机构存贷差高达11.79万亿元。需要关注是的，我国企事业单位和居民一般存款活期化趋势明显。截止到2007年7月末，金融机构居民户人民币存款余额17.3万亿元，同比增长9.4%。其中，居民户活期存款404亿元，定期存款同比少增 6343亿元；企业活期存款同比多增3264亿元。企业存款中活期存款比重为66.1%，同比提高1.1个百分点；储蓄存款中活期存款比重为37.6%，同比提高2.9个百分点。
根据流动性偏好理论，价格水平上涨预期会使人们希望持有更多的名义货币余额，因此我们说存款活期化趋势增强，一是表明我国经济主体对通货膨胀的预期进一步增强；二也意味着近年来，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特别是资本市场的活跃，我国居民和企业部门的资产选择行为和投资偏好发生了较为显著的改变，微观主体风险偏好有可能已经走高，微观主体更愿意持有更多的风险资产（股票、房地产等），其持币动机更多的是为满足投机交易的需要，这种变化将进一步助推资产市场的发展，并推高资产价格，引发资产价值的重估；第三，存款活期化趋势增强，使得商业银行资金来源短期化，加剧了商业银行存贷款期限错配的问题，加大了银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风险和利率风险。
尽管近年来我国货币供应保持了高速增长态势，但是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外生变量，已越来越表现出很强的内生性。近期以来，外贸顺差和国外资本流入是导致人民币货币供给被动扩张的主要因素。
近年来，我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国外资本大量涌入，再加上我国实行银行结汇制，以及以稳定汇率为目标，使得中央银行不得不被动大量收购外汇作为国家外汇储备。我国外汇储备2000年1月只有1560亿美元，到2007年6月就上涨到了1.3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与M1 之比从2000年1月的23%上升至了2007年6月的75%。外汇占款的增加直接导致了基础货币的投放，而且随着国外净资产占货币供应量的比重和外汇占款占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比重的上升，国外净资产的增长对基础货币增长已经具有了支配性作用。
近年来，货币流通速度扭转持续下降格局，呈现上升趋势，意味着必须对名义货币过快增长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问题保持警惕。
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的货币需求理论，还是弗里德紧的货币需求理论都表明，货币流动速度具有顺经济周期变动的特点。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金融资产种类的缺乏和经济货币化程度相对较低，货币流通速度（国内生产总值除以平均货币余额）到2003年为止一直保持持续下降（1988年、1994年除外）的格局，但是到了2004年和2005年这一格局被扭转，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呈上升趋势，2005年我国M0、M1 流通速度的变化率分别达到4.52%和2.86%。一段时期内资本在各生产环节的配置比例是相对固定的，新增货币注入流通切入点不同，自然也会使得资本在各生产环节的配置比例变化不同。所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谁先获得新增货币”。
美国1952~1984年各种价格变化的研究以及 1995~2003年高新技术经济的事实也表明，处于生产链条前端的公司和产业，比如自然资源产业、研发行业、制造业和建筑业，比处于生产链条后端的公司和产业，如消费品生产公司、娱乐行业和公用事业等，更加具有周期性的特点。事实上，对近年来中国物价指数的观察也反映了这一特征。
总体而言，中国已步入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通道，通货膨胀是指总体价格水平持续的、较为明显的上升。自2003年开始，我国各类价格指数连续四年保持上涨势头，最高的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年均涨幅高达7.62%，最低的生活资料出厂价格指数年均涨幅也达到了1.06%。总体价格已连续四年表现为较为明显的上升，我们完全有理由判断中国经济已进入通货膨胀通道。
我国当前经济运行的逻辑关系
从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来看，我们基本可以判断我国已步入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通道，那么其成因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呢？
逻辑框架 ：信贷扩张互动资产价格上涨推升总需求
图3给出了一个理解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特征的逻辑架构。中国人口红利、人为的低资金成本和低资源环境成本导致了两个重要结果：一是在中国境内的投资具有很高的资本回报率，高资本回报率使得外资大量涌入；二是凭借低工资、低利率，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出强劲的竞争能力，再加上近年来国际市场需求大增，使得中国出口强劲，贸易顺差大幅攀升。高资本回报率推动下的外资涌入以及贸易顺差的持续攀升，使得人民币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在稳定人民币汇率，避免人民币升值过于迅速的目标下，人民币基础货币的投放被迫迅速扩张和增加，中国外汇储备大增。而中国人口红利也带来了持续多年的高储蓄。基础货币的被动迅速扩张和高储蓄率，便直接导致了中国持续的流动性过剩。流动性过剩推动资产价格上涨，带来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值的重估。资产价值重估意味着企业抵押物价值的上升以及赢利预期的增强，从而直接提升企业融资能力，在银行主导型的融资结构下，导致银行信贷扩张。银行信贷扩张引发货币供应总量增加，又进一步推动资产价格上涨和重估，从而形成正反馈，出现贷款扩张的自我增强，在经济体中形成新的投资增加收入、 从而刺激进一步的投资带动收入进一步增长的格局，使经济步入上升期。
此外，随着我国分税制改革的推进，营业税、土地转让收入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源，这使得地方政府的行为由发展企业转移到以土地开发为主的城市化上面来。地方政府的城市化冲动，也使得资金和银行信贷流向城市基础设施、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等等与城市化相关的行业，从而推高土地、房产等资产价格。
资产价值重估带来信贷约束的放松，使得效率低下的企业和项目也能得到资金的支持，出现资源的错配，投机需求增强，从而一方面使得整个经济的生产效率下降；另一方面使得社会总需求迅速扩张，出现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但是投资的迅速扩张，一方面将带来对劳动力和资源需求的上升，从而推动工资和资源价格上升，提高企业成本，最弱将削弱企业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将导致生产过剩和重复建设。一旦出现外来冲击，经济将转入下降通道，企业出口下降，贸易顺差缩小，低效率企业被淘汰，银行实行信贷紧缩，外资撤出，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也将随之下跌。
很显然，在此逻辑架构下，本轮经济繁荣是由那些出口导向的产业启动的，主要是那些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企业和行业，而后由于资本密集型和资产密集型的行业和企业的推动，如房地产行业和金融业，最后在价格放开的食品、旅游、交通运输等消费型下游行业形成繁荣格局。在此过程中，由于劳动工资上涨的滞后性，最先获益的也是那些出口导向型的、国际市场价格大幅上涨的行业，这些行业也将吸引大量资金流入；而后是由于流动性过剩导致的低利率，甚至负利率，使得那些资本和资源密集型行业获得低资金成本的好处；最后才是因上述行业的高利润推动劳动工资的上升以及带来的财富效应，使得旅游等下游消费类行业出现繁荣格局。值得指出的是，随着劳动力工资上升或人口红利的结束，以及投资过剩格局的形成，经济下降期最先受到冲击的也将是这些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企业和行业，然后受信贷紧缩的影响，对信贷融资依赖性较强的资本和资产密集型行业和企业将受到冲击，再逐步扩展至其他行业。
此外，在通货膨胀的通道中，那些价格放开的行业将能享受到价格上涨带来的好处，利润丰厚，也将吸引大量的资金流入，而受到政府价格管制较严的行业将得不到发展，甚至出现萎缩，像电力热力、煤气等公用事业行业在分享经济繁荣周期的收益时将受到限制。
而这一逻辑中，我们认为本轮通货膨胀成因有别于我国1988年和 1994年的通胀。
本轮经济繁荣是由那些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出口导向的企业和行业启动的，而后由房地产、金融业等资本密集型和资产密集型的行业和企业推动，最后在价格放开的食品、旅游、交通运输等消费型下游行业形成繁荣格局。在此过程中，由于货币最先流入的是那些资本密集和资源密集型的行业，因此资本和资源密集型行业首先获得低资金成本的好处，然后才是因上述行业的高利润推动劳动工资的上升以及带来的财富效应，使得旅游等下游消费类行业出现增长态势。
人口红利、巨额贸易顺差和外资流入、流动性过剩、银行信贷的扩张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本次通货膨胀与1988年、1994年通货膨胀还是存在显著差异的。1988年在很大程度上是成本推动型的，当时并没有出现总需求显著大于潜在产出的局面；1994年虽然也是需求拉动型的，但是主要是在银行主导型的融资结构下，由地方政府投资冲动所引发的；而本轮通货膨胀如前所述，很大程度上是在稳定汇率目标的背景下，巨额贸易顺差和大量外资流入导致基础货币大量被动投放所引发的。
我国通胀的发展趋势
根据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可以把通货膨胀分为爬行式通货膨胀（年物价上涨率在10%以下）、奔跑式通货膨胀（年通货膨胀率达到两位数甚至三位数）和恶性通货膨胀（物价呈天文数字般地急剧上涨）三类。从我国通货膨胀的形成逻辑来看，我国目前爬行式通货膨胀将有可能仍然持续一到两年的时间，但发展成奔跑式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很小。
首先，在本轮景气周期中，货币扩张主要影响物价水平，而对产出影响有限。而货币扩张主要是由贸易顺差和外资流入引起的，如果人民币汇率升值进一步加快，将能有效减轻基础货币被动投入的压力，缓解流动性过剩格局，从而抑制通货膨胀的进一步恶化。
就货币增长对产出和物价的影响而言，利用1998年一季度到2007 年二季度的GDP、CPI 和M1 增长率的季度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后，建立向量自回归（VAR ）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可以看到：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有限，但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在一年以后可以解释CPI 变化的30%，GDP 增长率的变化可以解释CPI 变化的40%。
2007年一季度和二季度M1的增长率分别高达19.8%和20.92%，达到了2003年一二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目前货币供应速度的高速增长，最终将在3至4个季度以后反映到价格水平增长上来，因此我们预计未来一至两年内中国的CPI 同比增长率仍将面临较高压力，随着经济主体通胀预期的形成，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将面临较高的通货膨胀压力。
尽管目前我国货币供应量的高速增长使得未来一至二年我国面临较高的通货膨胀压力，但我国的货币扩张主要是由贸易顺差和外资流入引起的，这是可控的。我国自2005年7月放宽人民币汇率调整幅度，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开始缓慢爬升。2005年6月到2007年6月，我国外汇储蓄由7110亿美元增加至13326亿美元，增加87%，与之相对应，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也由8.2765元上升至7.633元，升值8.43%。按此计算，由于人民币升值使得我国基础货币投放减少了8575 亿元，相当于此期间基础货币投放的33%。可见人民币汇率升值冲减流动性的能力是非常强大的。随着我国流动性过剩局面的进一步恶化，我们有理由预期人民币汇率升值会进一步加快，而人民币汇率升值将有效抑制我国基础货币被动投放的格局，最终减轻物价上涨压力。
2007年8月13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机构自行保留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通知》，取消境内机构经常项目外汇账户限额，境内机构可根据自身经营需要，自行保留其经常项目外汇收入。这一法规的也将有助于改善货币被动扩张的格局。其次，从利率走势来看，我国利率提升空间仍然很大，提高利率将成为有效抑制我国已经出现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另一个有力手段。
篇2
关键词：SV-MT模型 通货膨胀 不确定性
通货膨胀是宏观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以及人民生活福利水平。严重的通货膨胀不仅仅会阻碍经济的发展，而其还有可能引起社会政治危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平均年通货膨胀率不到10%，较之其他发展中国家、独联体诸国和东欧国家，通货膨胀率不算高。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通货膨胀率变化很大，既经历过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0%以上的严重通货膨胀，也经历过轻微的通货紧缩，通货膨胀动态路径转换频繁，不确定性程度很强，对经济的危害并不低。较低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和较高的通货膨胀变动相结合，是当前中国通货膨胀的一大特征，因此加强对不确定性的研究，不仅仅只是实践的需要，也是通货膨胀理论和其他经济理论发展的要求。
国内外学者已经对通货膨胀水平与不确定性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Okun（1971）首先提出了高通货膨胀导致高通货膨胀不确定性。Friedman（1976）的研究指出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发生常常产生于公众通货膨胀预期上的错误，当公众预期的通货膨胀与实际的通货膨胀相差很多时，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就产生了，且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存在正向的联系。Foster E（1978）采用样本方差或均方通胀率代表波动性指标，研究结果均表明通胀均值和波动性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性。
随着经济计量技术的发展，Engle利用条件异方差模型（ARCH）对英国和美国通货膨胀的易变性进行了实证研究，估计出非预期通胀的方差序列。Kontonikas、Wilson（2006）、Guglielmo和Alex Andros等利用GARCH类模型对通货膨胀水平与不确定性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研究。在GARCH 模型的框架下，一步向前的条件方差代表不可预测的通胀新息的波动性，它是事先的方差而不是像移动平均标准差那样的事后方差，因此，能够更好地反映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然而，在GARCH 类模型中令波动的条件方差服从一个确定的自回归过程，因此，波动的改变即是一个已知过程，这与不确定性的概念不符。与GARCH 类模型不同，随机波动（SV）模型令条件方差包含某些随机过程的不可见成分，因此，波动的改变是随机变化的，这种随机冲击的性质与程度也是影响通胀调整的重要因素。相对于GARCH 模型，Danielsson等的研究认为SV类模型在实证检验中优于GARCH 类模型，SV类模型能更好的刻画通货膨胀水平与不确定性的时变特征。
理论模型及参数估计
（一）理论模型
在时间序列波动研究文献中，SV模型是一类随机微分方程的离散化表示，其波动性不仅与以往的波动情况相关，还依赖于当前的信息项，通过对未观测随机过程建模显示其灵活性。与基本的SV模型相比，SV-t模型是一种厚尾SV模型，具有捕捉实际时间序列的尖峰后尾的能力，其对时间序列波动的描述能力更强。
设时间序列通货膨胀水平rt，根据通货膨胀水平的波动性，假定rt服从分布：rt～N（0，σt2），其中σt2是rt基于t-1时刻已有信息的条件方差，由此可以得到SV-t模型：
（1）
其中：残差项εt和ηt互不相关；为持续性参数，反映了当前波动对未来波动的影响，
在SV-t 模型的基础上，为刻画通货膨胀波动与预期观测值的相关关系，可以在均值方程中引入波动项作为均值回复的一个影响因素，以考察条件分布对预期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之间关系的影响，由此得到SV-MT模型：
（2）
其中，d exp（ht）为模型的预期观测值，d为风险溢出系数，它用来度量波动对预期观测变量的影响，若d>0，表示波动和预期观测变量具有正向相关关系，d值的大小表示波动变动一个单位时对预期观测变量的影响程度。
（二）参数估计
根据式（2）可得ht的条件分布为：ht |μ，φ，ht-1～NID（μ+φ（ht-1-μ），1/τ）；对于给定的ht和d值有：rt |ht，d～t（d exp（ht），exp（ht），υ），t=1，2，…，n。由此可得到rt的条件概率分布函数：
由以上可得到SV-MT模型的似然函数：
（2）
SV-MT的参数估计采用基于MCMC（Markov Chain Monte Carlo）的贝叶斯估计方法。MCMC方法将随机过程中的马尔可夫过程引入到Monte Carlo模拟中，建立马尔可夫链，实现动态模拟，构造平稳分布的样本，并使它的平稳分布和后验分布相同，当马尔可夫链收敛时，模拟值可以看作是从后验分布中抽取的样本。定义SV-MT模型中的待估参数为h=（μ，φ，τ，d，υ）′，通货膨胀水平R=（r1，r2，…rn）′，不可观测的潜在对数波动率记为：Q=（q1，q2，…qn）′，则模型的条件似然函数可以写成 ：
待估参数h和不可观测量的联合先验概率可以表示为：
根据贝叶斯定理，h和q的联合后验概率密度正比于其先验概率和条件似然函数的乘积：
由先验分布及似然函数，便可得到参数的后验条件分布。μ的后验条件分布如下：
（3）
类似地可以得到参数φ、τ、υ、d的后验条件分布如下：
（4）
（5）
（6）
（7）
根据MCMC参数估计的基本原理可知，平稳分布与初始分布无关，Markov链在经过足够多的次数迭代后，若各个时刻状态的边际分布都是平稳分布，则认为该Markov链为收敛的，因此，参数的后验分布不会随着参数的先验分布发生显著变化，由此我们参照Kim等的经验选取以下分布作为先验分布：
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及统计特征分析
数据来源。下面的检验中本文使用的通货膨胀率水平（r） 是采用我国消费物价指数（CPI）的对数一阶差分形式表示。本文使用1990年1月至2011年9月间的月度数据，差分后的样本共 260个。样本自1990年始是因为我们无法获得更早年份的月度统计资料，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商品价格才开始逐步放开，此前严格受国家计划控制。数据来源是国家统计局网站以及《中国统计月报》。
数据的统计特征分析。从图1可以发现，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价格水平波动十分明显，经济经历数次通胀、紧缩以及两者的相互转换，通货膨胀过程在不同阶段的行为特征差别明显，其动态经历了高涨-温和膨胀-紧缩-再度温和膨胀-紧缩-再度温和膨胀的过程。即有0.277的高通货膨胀时期，也有了-0.0181的低通货紧缩时期。同时，从图1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从1992 年下半年至1995年初是高通胀阶段，其中1994年的年度通胀率超过25 %，为建国以来最高水平。这次物价上涨同样源于货币的过度供给，粮价改革以及能源价格的提高也是物价上涨的直接诱导因素。价格改革和调整尽管导致了高通胀，然而从这一阶段开始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得以确立（易纲，1996）。1998-2002年中国出现了长达5年的通货紧缩，价格水平一直处于0附近，这一阶段同1995年前通胀水平较高且波动剧烈的特点形成鲜明对比。又从2002年底到2008年基本保持在温和的通货膨胀水平，并在2008年达到了高峰。到了2009年出现了短暂的通货紧缩，我国新一轮的通货膨胀自2010年初启动，到我们的观察期结束CPI还一路攀升，后期CPI的变化还有待观察。最后，我们可以观察到，整体上的通货膨胀率变化体现出异方差性，通货膨胀阶段价格变化的波动程度较大而通货紧缩阶段价格的波动程度已经明显降低。
建立分析模型之前，我们先简要考察要检验的数据序列的基本统计特征。用EVIEWS6.0软件对通胀率r进行统计分析，表1给出了通胀率r序列的描述性统计量。结合数据的偏度和峰度值容易看出，通胀率r具有左偏厚尾特征，并且它的J- B检验统计量也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数据服从正态分布的原假设，说明通胀率在少数月份中出现了异常值。为了检验通胀率r的异方差特征，针对样本均值的偏差序列以及其平方序列分别计算了Ljung-Box统计量Q（k），容易看出，均值偏差序列和偏差平方序列均具有高阶自相关性，并且LM统计量说明偏差序列显著存在ARCH效应即具有异方差特征。ADF检验用来判别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通胀率r不存在单位根，即序列是平稳的，因此，保证只含有时变的随机扰动项。
（二）模型参数估计及收敛性检验
模型的参数估计。考虑到通货膨胀水平与不确定性的相关关系具有时变性特征，将基础SV模型拓展为SV- MT模型。为了估计SV- MT模型的参数，我们采用贝叶斯估计，MCMC的Gibbs抽样次数为50000次，由于Markov链收敛前的一段时间的迭代中，各状态的边际分布还不能认为是平稳的，因而选择“燃烧”舍去前25000个抽样值，在此基础上在进行25000次迭代作为各参数的稳定分布抽样，记录下的样本结果作为参数估计的Monte Carlo试验数据。根据Markov链在平稳状态下的Monte Carlo抽样数据，图2是模型参数的后验分布核密度估计图，表2是各参数的估计值。
由图2可以看出，模型参数φ和υ的后验分布具有偏态特征，其他参数的后验分布都具有对称性。这主要是由于参数φ和υ的Monte Carlo抽样数据中，一侧的极端值出现的概率较大，使后验分布呈现出偏态特征。综合各个参数的后验分布核密度图，对利用MCMC方法抽样得到的Monte Carlo 样本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得到模型参数的贝叶斯估计值以及相应的分位区间估计。由表2可以看出，波动方程的自回归参数φ的贝叶斯后验均值为0. 982， 表示通货膨胀的不确定具有较强的持续性特征，类似于金融收益率波动的持续性过程，风险溢出系数d的贝叶斯后验均值为5.978，由于d可以用来度量波动对预期观测变量的影响，值为正则说明通胀不确定性对通胀水平具有正向影响。
模型的收敛性检验。采用MCMC 估计，参数估计值序列的收敛性诊断异常重要，如果一个参数估计值序列不收敛，那就意味着它不会围绕一个值来波动，方差将会很大，也就是等价于一个回归模型中的回归参数的t值非常小，从而无法通过统计检验。基于此，我们要对模型进行收敛性诊断。
首先，由表2可以看到，各个参数的MC误差远小于标准差，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结论，参数的估计趋于收敛。为了进一步证实我们的判断，我们这里采用更为精确的方法G-R（Gelman-Rubin）收敛性诊断方法。Gelman-Rubin诊断方法以正态理论逼近为基础，最终得到一个判断收敛性的诊断统计量R，一般来说，>1，当Markov 链趋于收敛时，应趋近于1。表2已经给出了G- R检验统计量，可以看出各个变量的G- R检验统计量均在1.0-1.1之间，因此，可以认为模型各个参数的样本分布已经收敛到其后验分布，即采用MCMC稳态模拟估计模型参数是有效的。
（三）通货膨胀及其不确定水平的动态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通货膨胀水平与不确定的动态关系，接下来我们将绘制出通货膨胀率与不确定相互作用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从图3可以看出，给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一个正的冲击，通胀水平在第2期达到最大值，即r对h的相应值为0.0076，然而这种冲击作用不具有可持续性，在第8期之后几乎为0；反过来，通胀水平的变化对其不确定的影响基本接近于0，说明h对r冲击影响不显著。这与我们前面有SV-MT模型得出的结论相一致，这些经验结论表明：剧烈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会推动通货膨胀上升，反之则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撑。
结论
本文针对我国通货膨胀水平与不确定性的相关关系具有时变性特征，建立SV- MT模型来刻画我国的通胀不确定性动态特征，运用MCMC方法对我国1990年1月至2011年9月的通胀水平和不确定性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SV- MT模型能很好的刻画我国的通胀不确定性动态特征，我国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具有明显的持续性特征，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胀水平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同时也说明了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中含有相机抉择的成分因素。由于在存在通货膨胀粘性的条件下，有约束的相机抉择货币政策下通货膨胀波动低于完全相机抉择下的波动，因此从长期来看，货币政策应给予通货膨胀目标更大的权重，从而在通货膨胀粘性的条件下，减少社会福利损失。
另外，在SV-MT模型中，我们均假定均值方程和波动方程的扰动项εt与ηt是相互独立的，没有考虑两个扰动项之间的相关关系，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把这种假定放开到更一般的情况，用两个扰动项之间相关关系来说明利空（观测值为负）或利好（观测值为正）消息对波动影响的非对称性，即在SV-MT模型的基础上考虑这种波动对正向冲击和反向冲击的影响，这样才能更好的描述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动态特征。
参考文献：
1.Okun， A.The Mirage of Steady Inflation[C].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71（2）
2.Friedman， M..Nobel Lecture：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7， 85
3.Fost er E. The variability of inflation [J]. Reviews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78，60
4.Kontonikas.Inflation and Inflation Uncertain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Evidence from GARCH Modelling[J].Economic Modelling， 2004 （21）
5.Wilson， B..The Links between Inflation，Inflation Uncertainty and Output Growth：New Time Series Evidence from Japan[J].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06（28）
6.Guglielmo M. C.， Alex Andros K. The euro and inflation uncertainty in the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09（28）
篇3
内容摘要：新形势下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和机制中出现了众多新的特征并掺杂着错综复杂的决策博弈关系。本文分析了新形势下宏观经济政策的特征及其对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的作用和要求，接着重点分析了宏观经济政策对于两者关系处理中存在的问题，即缺乏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经济发展战略层面的考虑和安排、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两者内涵及相互辩证关系和影响机制的把握不全面、对于高通货膨胀水平和低就业率下的能够减少经济不良预期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以及对于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关系的多种情形所依赖的条件认识的片面性等，最后提出了解决两者关系的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新形势 通货膨胀 充分就业 货币政策 研究
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特征及对通货膨胀与就业问题的作用
2008年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演变成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目前还尚未走出其带来的阴影和不良影响，我国的对外出口总额在2010年底才达到了2008年第二季度的水平。面对市场需求萎缩和投资的缩减，全球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自2008至2010年底普遍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了政府对于经济的直接投资力度和规模，以此来拉动总需求和总投入，从而刺激宏观经济发展速度和公众对于经济的利好预期。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特征一方面刺激了经济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提高了就业水平，但也带来了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和物价上涨速度。2011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年均上涨了约5.4%，大大超出了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范围，不断攀升的物价对于国民经济各个环节产生了众多不良影响，种种迹象表明，2012年抑制物价控制通货膨胀的压力依然巨大。这就是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在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上所面临两难选择的具体表现。
宏观经济运行中通货膨胀和就业问题历来是一对难以割舍又“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由于其对整体经济运行质量有着实质性影响，因而也是必须加以重视和妥善解决的问题。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特征及其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作用影响，客观上要求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从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和战略布局的高度层次上，去审视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以为该问题的处理和权衡提供战略统筹和规划依据；全面理解和把握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内涵及其作用机制，为正确处理两者关系提供技术支撑；建立健全社会相关保障体系，以保证即使两者关系处于最坏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公众对于经济发展的较好预期；最后就基于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两者的关系进行相关决策时，要对其结果条件对应关系进行准确把握。
通货膨胀与就业问题处理的基本现状、存在问题及原因
纵观2008-2011年期间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处理中，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大都采取了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减少或降低税率和银行贷款利率，以刺激和扩大相关投资主体对于经济的投资行为和规模，这种行为使得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依然保持了平均约2.3%的经济增长速度，失业率基本保持在平均4%以下的国际警戒线水平，基本上初步实现了充分就业；但同期的通货膨胀水平却是2005-2008年平均通货膨胀水平的2.3倍，该期间国际贸易中大宗商品和货物的进出口价格平均上涨了约11.8%左右，劳动力价格也大幅度攀升。特别是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过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已经对于全球经济的运行态势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改变着国际贸易收支的均衡和相关货币汇率的变化。通过对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在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上所采取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及其影响的分析，归纳总结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由于缺乏对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的作用意义和重要性等认识不足，使得基于经济长期发展战略和规划层次方面的考虑和相关安排机制尚未建立，对于通货膨胀和就业问题的决策多出于短期行为的博弈。据一份对于全球宏观经济2003-2010年运行状况和运行特征的调查数据显示，该期间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只有39.3%的国家和地区，将通贷膨胀和就业的权衡问题列入整体的宏观经济决策之中，其在通货膨胀和就业资源资金上的投入比重之比为1∶2.35，以较大的通货膨胀水平获取就业率的提升，而这种经济运行的结果使得超过67%的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宏观经济运行失衡状态。同时政府在考虑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时，大部分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较高的通货膨胀速度，并且对于其后续影响和结果也缺乏有效监督和评估。
第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由于缺乏对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全面内涵及其相互作用机制的了解，使得相关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实施效果与主观目的之间发生了背离，出现了较高通胀水平下仍然保持了较高失业率的水平这一矛盾和困境。新形势下超过63.4%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增长率不超过2%的经济缓慢增长与6%的高通胀水平、9%的高失业率水平相伴的情形，特别是缺乏创新机制和在国际市场上处于不利竞争地位的经济体更是如此，2008-2010年非洲国家联盟的宏观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其通货膨胀水平和失业率处于危险的双高局面。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把两者当成了一种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反比例关系，而忽略了对这种关系状态的具体条件的分析。
第三，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由于缺乏对于社会保障体系作用及其贡献的影响，使得在高通胀水平和高失业率水平下，公众对于经济发展的预期和走势期望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从而抑制了社会总需求的增长，并最终影响到总供给和社会的再生产。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社会公众预期的影响是较大的，通过对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的欧美和相对较缺乏的亚洲国家的对比研究发现，在同样的通货膨胀水平下，欧美国家市场总需求的减少幅度仅仅是亚洲国家平均水平的37.8%，因而其社会生产的缩减幅度仅有亚洲国家的18.3%，而亚洲国家的社会公众对于经济预期的变化幅度一直保持在较大振幅水平上变化。这就是亚洲国家和欧美国家相差悬殊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社会公众未来预期的影响：保障体系健全，公众未来预期向好，刺激其有效消费需求，进而带动社会再生产相关环节，反之则结果也相反。
第四，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由于缺乏对于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之间关系的多种情形与其对应具体条件缺乏了解，以致在根据其进行宏观调控政策的决策时，造成实际调控效果往往与理论推导值相去甚远。菲利普斯曲线及其变形分别揭示了短期和长期意义上的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的关系，而现代经济运行中约有32.7%的宏观经济运行决策是在违背条件结果对应机制上而做出的，使得2008-2010年期间全球经济宏观调控中造成了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而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特别是美国长期9.8%左右的失业率水平严重制约了其经济的复苏。另外通货膨胀和就业率在某种情形下又具有完全的不相关关系，这使得对于一方的调整难以控制另一方的运行和表现。
处理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对策
根据后金融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政策特征及其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作用阐述，在分析了目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在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上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作用及其效果的基础上，参考相关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理论知识，特别是对各主要经济学派主张综合的分析，并利用大量的近年来被广泛推崇和认可的实证主义学派的经济统计数据和统计数学经济模型，就后金融危机时代如何加强和提高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对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的把握和解决提出如下对策：
第一，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处理和决策，要从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和经济长远发展的战略规划和布局的高度去认识和审视，确保对于两者关系的处理和相关决策符合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以减少或避免针对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而出现的短期博弈行为和短视举动。通货膨胀和就业问题是现代经济运行中的两个突出问题和棘手问题，一个健康健全的经济体运行特征应该是具有一个合理通胀水平和物价水平以及将失业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要做到对这个两难选择的准确把握，就必须将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的问题从经济结构调整战略转型及其长期发展的规划上来看待和加以审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处理通货膨胀时不伤及到就业问题，而在解决就业问题时候通货膨胀水平依然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第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处理和决策，要从对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内涵及其作用机制深刻解读的基础上，将宏观经济调控决策的主观目的与实施效果保持在一个可以接受的幅度和变化区间内，摆脱两者同时陷于低谷的被动局面。通货膨胀是现代经济的一个普遍现象，引发通货膨胀的因素和机制也是多种多样的，目前常见的通货膨胀类型有输入型、成本推动型、结构型以及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充分就业是衡量就业比率的一个指标，而不是彻底消灭失业现象，相关理论研究显示，一定的失业率水平是无法避免的，而且客观上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及其情形又是多种多样的，一般情况下两者此消彼长，高通胀率往往伴随着投资需求的扩大和较高的就业率水平。
第三，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处理和决策，要从建立和健全社会相关保障体系方面进行布局和谋划，从而根据经济发展战略需要，即使在高通胀和高失业率这一最坏情况下，也能保持公众对于经济发展的良好预期和保持一定的需求规模和水平，从而实现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对于宏观经济的运行作用机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通过对于社会公众的心理预期影响而最终实现其作用的，一般情况下高通胀水平和高失业率总是传达出经济颓靡的信号，与此对应的社会公众心理预期是较低的需求开支和较高的储蓄率水平，这又会带来社会总需求的不足，进而影响社会总供给和社会再生产，而良好的给予社会成员正常生存发展需求的社会保障体系，则能够在高通胀水平和高失业率状态下维持并刺激社会公众的心理利好预期和需求开支行为。
第四，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处理和决策，要从对于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经典变动关系及其三个变形所满足的条件的细分和具体分析为基础，根据两者的变化情况和详细参数来制定符合其特定要求的决策和实施规划。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关系，在短期内表现为此消彼长的反比例关系，即短期内通货膨胀水平高则失业率低，而较高的失业率也会对于通货膨胀的抑制有所贡献，另外著名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发展了菲利普斯曲线，提出了三种菲利普斯曲线变异情况，即完全正相关、完全负相关和完全无关三种情形。随着宏观经济运行特点的日益复杂化，这几种情况下对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要求是不同的，必须做出具体分析。
结论
后金融危机时代，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关系问题成为宏观经济调控决策和方案制定的主要挑战和均衡选择所面临的难题之一。本文分析了在两者关系处理上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议：从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长远战略规划的角度和层次，去认识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全面理解和把握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的内涵、相互关系及对立统一面；加强社会相关保障体系建设，以在高通货膨胀水平和低就业率的最坏情况下，仍然保持公众对于经济发展前景的良好预期；最后对于传统经典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情形及其条件要做针对性分析。希望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新时期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顺利解决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
参考文献：
1.邓亚平，何阳钧.治理当前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建议[J].中国金融，2009（8）
2.陈新平.治理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困境及其成因分析[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3）
3.沙莉.我国应对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解析[J].党政干部学刊，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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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通货膨胀会计 会计模式 问题
一、通货膨胀会计的背景
通货膨胀会计是西方财务会计的一个新领域，它的产生与发展有着较深的历史背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物价涨幅超常，工人大批量失业，货币贬值严重，国民收入超分配，并且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西方多数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达到或接近两位数，旨在消除物价变动影响的通货膨胀会计成为热门的话题。但从宏观角度来说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平衡和稳定被打破，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调一样，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深刻化与复杂化的一种反映，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现如今，通货膨胀会计还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仍是国际会计界研究的课题。
由于通货膨胀对企业财务会计带来的多种冲击和影响，致使传统的会计假设和会计原则暴露出许多弊端，在企业资产、负债和收益受物价变动影响的通货膨胀时期，仍然以币值不变假设和历史成本原则去编制会计报表，并不能实际反映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真实性。为了这一问题，各国针对消除通货膨胀以及如实反映通货膨胀影响的会计方法和程序进行了深层次的探索，从而产生了通货膨胀会计。但当出现通货膨胀经济现象时，除了政府加强宏观调控措施，经济个体企业也必须依靠会计手段加以解决。
二、通货膨胀会计的模式分析
通货膨胀持续情况下，人们根据物价变动对财务会计数据的不同影响，探索出了通货膨胀会计的不变币值会计、现行成本会计、现行成本＼不变币值模式三种模式，构成了通货膨胀会计的基本内容。
（一）不变币值会计模式
采用一般物价指数将代表不同时期购买力的历史币值调整为现行币值。在不变币值会计模式下，由于忽略个别物价变动对企业非货币性资产的影响，因而使重编的不变币值财务报表所反映的信息与企业的实际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差别较大，容易导致误解。但其主要优点是：不改变传统的历史成本计量基础，不变动会计账簿的记录，按一般物价指数对历史成本会计报表的数字进行调整，简单易理解；选用的物价指数具有客观、可验证性，且该指数现行可用，不耽搁报表的公布时间。该同模式时增强了会计报表的可比性，将历史成本会计下不同时期的报表数据换算为现行币值后，消除了物价变动的影响，而且增强了同一企业在不同时期或不同企业同一时期会计报表的可比性。
（二）现行成本会计模式
现行成本计量单位是不变币值。现行成本会计的着眼点是企业所持有特定资产的价格变动。按一般物价指数调整的资产价值很少会与资产的现行成本一致；由一般物价水准调整的会计报表所反映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难免会与事实有所出入。它认为，企业所持有的资产应以它的现行成本计价，以营业收入与所耗生产要素的现行成本相比较来确定利润。这种模式试图全面反映物价变动影响。现行成本会计主要优点是：增强了报表的可理解性；能够提供企业实际的经营利润；所有者权益较为真实；有利于揭示资本的消蚀情况。
（三）现行成本＼不变币值会计模式
在现行成本会计模式下，由于忽略了货币性项目净额上的购买力损益，因而使得所揭示的物价变动的影响不够完全。为了全面反映物价变动的影响，人们创造出现现行成本/不变币值会计模式。现行成本/不变币值会计模式，基本上保持了不变币值式和现行成本会计模式的优点：能稳定会计的计量单位，更为有效地达到消除物价变动影响的目的，提供更为有效的会计资料；能够同时揭示一般物价水平变动的影响，提供按一般物价水平变动和个别物价变动的影响，提供按一般物价水平变动进行调整之前和之后的资产持有损益的资料和货币性项目净额上购买力损益。
三、通货膨胀会计问题及处理方法
总体而言，有如下两个有关通货膨胀会计的问题较难解决：通货膨胀利得和损失的会计处理；避免“双重计算”现象。
（一）通货膨胀利得和损失的会计处理
不变币值会计成本下的财务会计，强调收入实现原则，对因通货膨胀而产生的利润或损失不加以反映和计量。但在通货膨胀情况下，企业确实会产生部分利得或损失。一般来说，企业拥有的现金及其它固定金~的债权因货币贬值而受损失，而拥有的非货币性资产和固定金额的债务因货币购买力下跌而获得利得。将国内和国外子公司的报表重述为它们特定的现行物价等值，会重述一个与决策相关的信息。把这个信息提供投资者，能够帮助他们了解公司将来可能分配股利的最大金额。在这种方法下，对所有公司经营成果的比较和评价将会比现在容易得多。
（二）避免双重计算
公司因为外国的通货膨胀而重述该国的财务报表时，需注意避免双重计算。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当地通货膨胀直接影响折算过程中采用的汇率。为了避免折算中双重计算，折算中调整范围将随着汇率与特定国家通货膨胀率之间负相关程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为了避免高估收益，对销售成本和折旧费用等进行通货膨胀调整，其目的在于从“报告收益”中剔除通货膨胀的影响。然而，由于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与该国货币价值之间存在着反方向变动关系，汇率在连续两个财务报表期内发生变动，通常是由通货膨胀引起的。这就在一家公司的报告成果中至少是部分地反映了通货膨胀的影响（即货币折算调整额）。为了避免对自身报告收益中包含的通货膨胀影响进行两次剔除，应该将已经包括在公司业绩中的折算损益，作为通货膨胀调整额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陈高才.通货膨胀的会计问题剖析和未来研究展望[J].会计研究，2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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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通货膨胀;成本推动;劳动力成本
一、研究货币供应量增速可以预测本轮通货膨胀趋势吗?
8月通货膨胀达6.2%，仍处于本轮通货膨胀上涨的高位。一些研究人员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终究是货币现象，没有前期的货币供应量加速，就不会出现后期通货膨胀水平上升。这种解释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对中国货币与通货膨胀之间联系的解释未免有些轻率和简单。
货币主义通常认为长期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稳定的联系，主要是基于McCandless and Weber(1995)研究总结；在一些研究中，有些学者进一步认为货币供应甚至在短期内都可以提供关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较为可靠的预测和解释。
依据不同的货币定义，我们实证检验了取自110个国家、1950年-2010年跨时达60年的数据。考察了相当长时期里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以及不同口径下的货币供应环比增长率，发现，通货膨胀与货币供应之间在长期内确实存在相当紧密的联系。如果进一步把样本分为低通货膨胀和高通货膨胀两组，我们发现低通货膨胀水平的样本组，通货膨胀与货币供应之间的紧密程度明显减弱；只有在高通货膨胀水平的样本组，这一联系才比较明显。
二、研究菲利普斯曲线可以分析预测本轮通货膨胀吗?
新凯恩斯主义研究通货膨胀使用的工具是菲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曲线主要有三种基本模型来解释通货膨胀水平：一是基于失业率与货币工资增长率之间的交替关系来解释；二是基于失业率与通货膨胀水平之间的交替关系进行解释；最后是利用潜在经济增长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缺口，和通货膨胀水平之间的关系来说明。当前的实证研究集中在最后一种菲利普斯曲线上。基于菲利普斯曲线理论的解释，经济增长缺口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有正向关系，经济增长缺口率为正，意味着实际经济增长率超过潜在经济增长率，表示经济过热，会伴随着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反之经济缺口率为负，意味着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经济趋冷，通货有紧缩的压力。
西方发达经济体的中央银行通常利用经济缺口和基于新凯恩斯主义的菲利普斯曲线来预测中期通货膨胀水平。实证研究显示，对西方发达经济体来说，利用这种方法预测通货膨胀水平的准确程度明显优于其他结构性模型的预测结果。需要注意的是，任何理论的成立都有前提，菲利普斯曲线有效性前提是价格粘性或工资粘性，经济缺口之所以能够预测通货膨胀水平，是因为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上存在着普遍的价格粘性。如果市场上不存在价格粘性，市场能即时出清，产出缺口对通货膨胀水平也就丧失了预测能力。当前，中国市场上这种价格粘性相对较小，价格调整较为灵活，不具备菲利普斯曲线解释通货膨胀水平的前提条件，利用菲利普斯曲线不能很好的预测本轮通货膨胀趋势。
三、本轮通货膨胀上涨的特征
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组合自2010年下半年以来出现明显“相对滞涨”情形。2010年下半年以来的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组合非常差。2011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10.3%，大致对应的2011年6月份的通货膨胀同比增速为6.4%。相对于2004-2006年是中国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良好组合时期，经济增速下降了大约1个百分点，但通货膨胀却提高了近4个百分点。
我们分离出超常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潜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在05-06年接近12.0%，而目前增长速度只有9.0%左右。特别是在2011年2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速跌到9.0%以下，而同期通货膨胀的环比通货膨胀率仍在上升，经济已处于明显的“相对滞涨”情形。
四、成本推动的理论与现实基础
在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商品价格依据经劳动生产率调整后的工资进行加成后生成,名义工资则依据通货膨胀预期设定，劳动力工资成本上升推动产品边际成本和价格上涨,价格连续上升又导致通货膨胀预期上升，进而推动名义工资进一步上涨。就形成了“工资―价格”螺旋上升的价格水平上升循环。我们对跨度1990年―2010年的中国季度相关数据的实证回归检验发现：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已经成为我国物价上涨的重要推动因素，与20世纪90年代初的通货膨胀不同，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成本推动型特征，工资-成本螺旋上升正在成为这一阶段中国通货膨胀形成的重要机制。伴随着我国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下降,老龄化的人口结构逐步形成，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殆尽，“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劳动力的实际工资以及工资收入比都将不断上升，对中国的通货膨胀上涨存在持续的推动力。
然而“工资―价格”螺旋上升或者类似的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理论成立也是需要条件的。特别强调在成本加成定价下，成本推动价格上涨的必要条件是短期内需求对于价格变化不敏感,否则需求下降将切断成本传导渠道。我们利用城市住户调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城镇居民食品消费行为，基本结论如下：大米、面粉和主要的肉类食品仍是生活必需品，发现其收入弹性有逐年下降的趋势；大米和面粉是富有价格弹性的商品，其价格弹性大于-1；肉类食品中牛羊肉价格弹性也较大，约-0.65左右，说明其相对富有弹性；蔬菜，猪肉和鱼类的价格弹性反映在下降，渐渐地由富有价格弹性的商品变成缺乏价格弹性的食品。进一步的数据显示低端的劳动力密集型商品价格弹性都存在逐步下降的趋势。
五、通货膨胀前景趋势展望
由于中国社会经济正在走过“刘易斯拐点”，低端劳动力成本加速上升推动了农产品价格快速上涨，劳动力成本在服务部门也会产生较强的价格上涨推动力，导致未来的通货膨胀水平会比过去5年来得更高。
劳动力价格快速上升甚至加速上升，尤其是低端劳动力价格的加速上升，推动食品价格开始出现快速的上升。猪肉、蔬菜的价格涨速越来越快，其原因是农民外出务工机会成本的快速提高。粮食、糖、鸡蛋、土豆、棉花等其他农产品的价格快速上升，原因也是如此。比较一致的解释是劳动力机会成本的快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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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以后，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宏观经济政策主要以微刺激和结构调整为主，在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同时还要控制通货膨胀在合理区间。作为衡量通货膨胀的重要指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被广泛应用于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分析。针对广义货币供应量(M2)对CPI波动的影响，国内学者多采用线性回归方法，研究结果难免会忽略M2对CPI的影响是否真正存在对称性。拟以非线性的平滑转换回归(STR)模型深入分析M2对CPI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M2对CPI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非线性、非对称性特征，目前低CPI状态下，国家应适度制造通货膨胀。
关键词:
广义货币供应量;居民消费价格水平;STR模型;非对称性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经济增速相对放缓，控制通货膨胀在合理区间的任务更加艰巨。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运行状况可以发现，CPI过高和过低对经济发展都有很大的危害。改革开放初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供给严重不足，造成CPI大幅度上升，1989年更是达到了18．5%。由于治理通货膨胀经验不足、宏观调控不到位等原因，我国发生比较严重的结构性通货膨胀，CPI一直居高不下。1994年，CPI同比增长又达到了27．7%的历史最高值。进入21世纪，经济过快增长和国际环境等方面的压力使得我国出现持续、全面的通货膨胀，2007年CPI同比增长4．5%，远远超过3%的国际警戒线。通货紧缩也同样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面对突如其来的冲击，我国开始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2年底，物价水平到了紧缩期，虽然这期间货币供应量有所增长，CPI同比依然出现负增长。2008年至2009年的经济危机期间，我国CPI同比出现负增长，直至2009年底才由负转正。这期间央行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商业银行贷款总量，使得通胀率又节节攀升。近三年国家政策趋于平稳，CPI增幅放缓，重回“1”时代。十以后，大规模刺激经济的情况不会再出现，微刺激和结构调整是主要形式，国家力求实现“精准调控”，防止政策错位违背初衷。控制通货膨胀率在合理范围一直都是世界各国高度重视的话题。通胀率高意味着社会分配不公，价格体系遭到破坏，如果通货膨胀过于严重，可能会引发社会问题。另外，如果治理通货膨胀力度不够，很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对经济体系产生毁灭性打击。通货紧缩会使企业利润下降，降低其生产积极性，同时公众预期消费也会萎缩，造成失业率上升，生产停滞。因此，稳定物价对于经济系统的健康运行至关重要。如何正确认识、有效预防、科学治理通货膨胀一直是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努力的方向。对通货膨胀的定量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央行在实施一项货币政策之前必须对于政策的作用效果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确保精准调控的实现。本文旨在研究广义货币供应量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影响的定量问题，讨论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来维持通货膨胀率在合理区间。具体来说，就是从验证长期条件下广义货币供应量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非线性、非对称性着手，探讨M2对CPI的影响机制，为定量分析货币调控政策与通货膨胀水平之间的数量关系提供参考，从而帮助货币政策更有效地制定和实施，实现“精准调控”。
二、文献综述
货币主义学派认为货币供应量超过了货币需求量从而导致了通货膨胀。该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Friedman，1963)认为如果货币供给数量增加的速度大于所能购买的商品和服务项目的增加速度，那么就会发生通货膨胀。基于这一思想，Moroney(2002)在搜集了80个国家1980－1993年的样本数据后发现，多数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波动图形与这些国家M2的波动图形都十分吻合，并且在实证之后得出结论:在一些通货膨胀率较高的同时货币供应增长率也较高的国家当中，M2增长率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系数接近于1，这意味着M2对CPI的波动有明显的对称性效应。Milas(2011)通过搜集英国多年的经济数据，发现英国通货膨胀的产生在长期的状态下与货币供应的增长并没有显著的关系，如果说是货币供应的增长诱发了通货膨胀，就英国而言，只有当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超过10%后，才可能出现。而在这之前，OkinaSharakawa和Shiratsuka(2001)从理论上分析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有非对称性效应。他们认为在经济萧条时期，由于投资者的悲观预期明显强于乐观预期，风险规避者大于风险偏好者，这种不对称的投资者心理预期会使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存在非对称性。Ball和Mankiw(2002)从实证角度研究货币供应量对CPI的作用机制。他们对美国的货币政策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与通货紧缩相比，在通货膨胀率较高的时期，紧缩性货币政策对CPI的影响更大，即M2对CPI波动有非对称性效应。
我国关于货币供应量对CPI波动的作用机制研究相对起步较晚，最近的一些研究中，范从来(2007)研究发现货币供应量的稳定性是决定中国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水平之间关系的主要原因，不稳定的货币供应量会引起物价水平的波动。张成思(2012)把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引入模型中，实证研究1978－2011年的货币供应量对CPI波动的影响，结果发现，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M2的增长会显著促进CPI的上升，M2对CPI波动的影响存在对称性。而曾智、王胜(2015)采用MSVAR模型分析M2对CPI的动态非对称性效应，他们得出在通货膨胀期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远大于紧缩期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研究，由于采取的计量口径、样本数据的区间以及计量模型的不同，针对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之间关系得到结果也是存在争议的。但是他们在研究货币供应量对通货膨胀的作用机制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旨在采用非线性的平滑转换回归(STR)模型研究我国货币供应量对CPI波动的影响机制，引入开关函数，实现变量在两个机制之间的平滑转换，实证分析我国M2对CPI的非对称性影响机制，为进一步改善货币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三、STR模型介绍
STR(SmoothTransitionRegression)模型能够允许时间序列在两个机制之间实现平稳过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引入了转换函数。在进行非线性检验时，首先对方程设定原假设:β1=β2=β3=0(线性)，若拒绝原假设，则认为存在非线性。Granger和Terasvirta(1993)构造服从F(3p，T－4p－1)的F统计量，比较F统计量的观测值和临界值来判断是否接受原假设，从而为本文考察M2对CPI线性或者非线性影响提供检验依据。
四、实证分析
这里选取了1996年1月到2015年10月的M2的实际值和同期CPI同比数据作为样本数据建模。M2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CPI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1．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对于时间序列的数据，通常要求数据是平稳的，否则可能会出现“伪回归”现象，使得回归结果出现偏差。如表1，从ADF检验结果可以看出，CPI原序列平稳，M2的原序列是不平稳的，但是其一阶差分平稳。故采用M2的一阶差分序列与CPI原序列进行实证分析。由于所取M2数据是实际存量，因此其一阶差分可以描述为增长率，这样也可以与CPI的计量口径相同，具有现实意义。
2．模型估计。(1)滞后阶数的确定。在模型估计之前，首先要确定变量的滞后阶数。设定模型滞后阶数为8，根据HQ和SC准则，从最高阶依次比较，本文选出比较理想的滞后为3。(2)转换变量和STR模型形式的选择。由于变量存在滞后期，故首先得确定最优的转换变量。从检验结果(表2)可以看出，以M2的二阶滞后变量为转换变量可以体现出模型的非线性，建议的模型为LSTR1，即转换函数的形式。(3)模型的参数估计。首先根据JmulTi软件采用BFGS迭代法对初始参数γ和c设置初始区间分别为［0．50，10］和［－1．5338，3．7258］，最终模型拟合的γ和c的初始值分别为10．00和0．3788。之后取步长为1/100，即等距离地取出100个可能的参数值，构造一个二元网格，把每个数值带入开关函数，确定一个最优的结果。经过多次调整，最终得到估计结果(表3)。(4)模型检验。在JmulTi软件所提供的各项对于STR模型的检验中，自相关检验、剩余非线性检验、参数稳定性检验和异方差检验结果均表明模型的非线性拟合比较合适。表4给出了自相关和异方差检验的数据。由数据可知，统计量的p值均大于0．1，说明不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1．结论。第一，上述模型拟合结果可以说明，我国M2对CPI波动的影响存在非线性非对称性特征。第二，开关函数G(γ，c;st)中γ=13．3396，说明转换速度不是很快，符合平滑转换的特征。c=0．3737为转换时点，当m2_d1t－2等于该值时，G1=0．5，非线性关系不存在，M2趋于正无穷大时，模型表现为快速增长的线性关系，M2趋于负无穷大时，表现的是受到抑制的线性关系，趋于二者之间的部分即加入了非线性部分的模型。可以看出，该模型很好地刻画了两个机制之间的平滑转换形式。第三，由γ=13．3396可以知道，在长期内CPI对M2的反应速度较慢，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对CPI的影响存在时滞。由于存在非对称性，在央行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减少流动性的情况下，模型的非线性效果增强，使得CPI波动加剧，因此在当前通货紧缩压力下，政府应适度制造膨胀。
2．政策建议。十以后我国政府实行微刺激和结构调整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大规模的刺激经济的情况不会再出现，对于治理通货膨胀来说，由于M2对CPI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因此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并非治理通货膨胀的良策，我们在面对通货膨胀的同时必须考虑到各种复杂因素对我国的冲击，这样才能够把握全局作出决策。对于刺激经济来说，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于刺激经济效果也不显著，而且会带来通货膨胀，因此不能单单通过货币层面来解决复杂的经济问题。第一，建立健全通货膨胀监测机制。不能单一地把通货膨胀作为中介目标，须建立多元监测机制，系统地监测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第二，密切关注货币的流向。由于货币供应量对CPI波动存在非对称影响，过多的流动性对经济系统来说弊大于利，这要求央行密切关注各个市场的资金情况，在释放流动性的同时要保证资金的合理配置。第三，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度制造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转向“稳健”之后，最近几年CPI的波动一直很稳定，政策效果初步达到预期目标。然而，货币供应量对CPI的非对称性说明政策的执行还有一定的局限。我国货币政策操作仍处于发展期，行政干预手段在控制物价乃至宏观经济运行方面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可以人为地制造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在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同时要加快结构改革，落实政策的执行，合理调控价格水平。
参考文献
［1］赵进文，闵婕．央行货币政策操作效果非对称性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5(2)．
［2］徐忠，张雪春，邹传伟．房价、通货膨胀与货币政策———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J］．金融研究，2012(6)．
［3］张婷婷．中国货币供应量与CPI变动实证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3(3)．
［4］何启志，范从来．中国通货膨胀的动态特征研究［J］．经济研究，2011(7)．
［5］张成思．中国CPI通货膨胀率子成分动态传导机制研究［J］．世界经济，2009(11)．
［6］王兆旭，纪敏．我国M2/CPI偏高的内在原因和实证检验［J］．经济学动态，2011(11)．
篇7
关键词：通货膨胀；原因；对策
通货膨胀（inflation）是指总物价或一般物价水平持续上涨，货币供应超常规增长，较多的货币追逐较少的商品，投资和消费过旺，社会信用膨胀，生产过热。通货膨胀的特征是供不应求。通货膨胀的成因有成本推动型、需求拉动型、结构失调型、输入型与综合型导致的通货膨胀。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通货膨胀
（一）1979～1980年
这个期间出现的通货膨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经过对经济的破坏后经济恢复较快，工农业生产出现了上升局面。党的之后，对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农业实现了连年大丰收。同时为了调动农民和企业的积极性，在改革的第一年，国家首先提高了过低的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8类副食品的销售价格，放开了小商品价格，客观上增加了财政支出，财政连手出现赤字；第二，为了调整过去压低消费水平的情况，适当提高广大群众的收入水平，积极扩大就业，扩大了社会需求；第三，1979年以来新建项目规模大，周期长，技术新，投资大，这些在建项目不能马上完工。这就导致了1980年明显的物价上涨，零售物价指数高达6%。为了抑制物价继续上涨，克服面临的通货膨胀，在适当紧缩需求的同时，重点从改善商品供给入手。压缩了基建规模，减少了财政赤字，控制了货币发行，同时着重改善供给。就是在国民经济计划和信贷计划规定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增加贷款支持日用消费品生产，增加农业生产资料和农村建筑材料的产量，加强重工业服务方向结构的调整，通过调整，既搞活了经济，满足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又基本上控制了货币供应量过剩的问题。
（二）1984～1989年
这次通货膨胀较为严重，1984年物价开始上涨形成基建投资、消费基金和信贷规模严重失控。1985年和1987年被迫采取全面紧缩的宏观政策，但是在物价上涨刚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又放开了货币发行的闸门，这一放便不可收拾，1988～1989年物价上涨猛增到18.5%和17.8%，1988年，银行现金净投放高达679亿，储蓄存款余额大幅度下降，商品市场出现抢购风潮。这次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的持续“过热”增长与物价改革不适当的宣传造成的。1984～199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累计达到24120亿元，占同期国民收入34.9%，年均增长率为18.5%，超过国民收入增长率近一倍，固定资产投资过大导致了银行贷款的猛增和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大。1984～1990年现金发行，贷款数量平均每年递增26.6%和23.8%，而同期的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平均为9.3%和9.5%。1984～1990年财政累计赤字高达575.6亿元。信用膨胀使社会总需求不正常扩大，而且巨额财政赤字使政府大量向银行透支和借款，进一步推动了物价上涨，加剧了通货膨胀。在投资需求膨胀的同时，也出现了消费需求膨胀，1984～1990年，职工工资总额平均每年增长17.9%，在个人消费基金增长的同时，集团消费也大幅度增加，1984～1990年，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平均每年增长18.8%，消费需求膨胀。1985年我国实行了全面紧缩的货币政策，以后又相继采取了“紧中有松”，“紧中求活”等政策措施，1989年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与紧缩的财政政策，使通货膨胀得到抑制。
（三）1993年下半年至1997年
1993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长过热，零售物价水平上升13、4%，1994年零售物价指数竟高达21.4%，成为历史上最高的物价涨幅，1995年以来，在行政限价和财政补贴的情况下，上半年零售价格指数仍为113.3%。下面对其特点、成因及治理进行分析。
1. 通货膨胀的特点。（1）物价上涨的时序呈现结构性。1993年下半年出现的通货膨胀与1984年～1989年期间出现的种类价格同时全面上涨不同，表现为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较快，1994年主要表现为副食品价格大幅度上涨。（2）影响总量不平衡的深层次矛盾突出地表现出来，压总量与总需求已经很难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而1984年～1989年的通货膨胀表现为投资消费需求双向膨胀，只要控制总需求通货膨胀很快得到抑制。1995年以来，通货膨胀出现了一边压需求，一边日用品，食品价格上涨，结构性矛盾与国有企业改革滞后等深层次矛盾突出。（3）居民的消费心理日趋成熟，承受能力逐步增强，没有出现盲目抢购商品风潮，居民能较合理地安排自己的支出，有选择性地购买商品。
2. 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1）成本上升推动物价上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企业工资奖金增长过快，导致劳动力成本提高，由于工资的刚性，生活资料价格由于通货膨胀上涨，导致工资作为劳动力的价格也不断上涨。第二，能源、原材料、交通等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导致加工企业产品成本上涨。上涨了价格的产品作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再投入生产，反过来又推动产品价格上涨，这样周而复始，循环推动，形成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第三，税制改革加重了部分企业部分产品税务负担，提高了企业与部分产品的成本费用；第四，汇率并轨导致进口产品成本上升，进而推动物价水平上涨。（2）需求过度膨胀，货币超量发行。1993年以来，由于开发区与房地产热，1993年下半年出现“过热”增长，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率高达38.7%，1993年固定资产计划投资8000亿元，实际发生11800亿元，1994年计划投资1300亿元，实际投资达到15926亿元。同时总需求过度膨胀导致货币供应超量，1993年货币流通量高达5865亿元，比上年增长35.3%，导致货币贬值，物价上涨。（3）经济结构性失调，导致通货膨胀：我国国民经济结构失衡，农业发展滞后于工业，工业中基础工业的发展又滞后于加工工业，加工工业的产业结构又不适应消费结构的发展。物价涨幅最大的是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产业产品和农产品，使其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产业。在二元经济格局下，我国各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发展不平衡，这些结构性矛盾都是引起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4）国有企业改革步履艰难，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困难重重，形成“倒逼”机制，企业亏损不破产，贷款不偿还，市场竞争力差，效益下滑。同时，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了维持企业的生存，银行又不得不给企业贷款。（5）新出台的各项改革措施超过市场承受能力，1994年价格改革、税制改革、金融改革、工资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相继出台，在经济生活中引起连锁反映，影响到商品价格上涨。
3. 治理通货膨胀的对策。（1）综合治理，由于导致通货膨胀既有总需求膨胀的原因，又有成本上升推动与结构失调方面的原因，治理通货膨胀既要控制需求，防止收入超分配，又要改善供应，调整产业与产品结构，优先发展农业及能源等基础与瓶颈产业，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价格政策等的相互配合，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结构上的平衡。（2）深化改革，只有深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治理我国的通货膨胀。通过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与效益。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和完善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宏观调控体系，才能从深层次上解决导致通货膨胀的问题。（3）注重使用经济手段，此次通货膨胀是在由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产生的，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定快速、健康的发展，政府采取了“软着陆”的方式，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并辅之以稳健的财政政策、利率、汇率、税收、外汇等手段相互配合，1997年通货膨胀得到了治理，“软着陆”取得了成功。
（四）2007年以来
1998～2000年我国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政府通过实行扩大内需，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通贷紧缩得到了治理，国内生产总值由1997年的7.4万亿元到2000年达到8.9万亿元，2002年达到10.2万亿元，1997年到2002年平均每年增长7.7%。2007年以来，我国逐步显现出了通货膨胀的趋势，重点是日用消费品价格，能源、原材料、农产品等价格上涨。2004年CPI涨幅为3.9%，相对于2003年的1.2%，上升幅度提高了2.7%，2005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9.9%，CPI涨幅回落到1.8%，2006年CPI涨幅仅为1.5%，2007年消费物价指数（CPI）上涨4.8%，通胀率由2006年的1.5%升高至4.8%（见图1）。
2008年1月消费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7.1%，食品价格上涨18.2%；到4月份CPI同比增长8.5%，食品价格同比增长22.1%；到5月份CPI同比上涨7.7%较上月回落0.8%，食品价格上涨19.9%，较上月回落2.2%，紧缩政策见到一定效果，但总体来说仍然在高位运行 （见图2）。
本轮通货膨胀的另一个特点是全球性的能源与粮食价格上涨，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价格的刚性与农业的弱质性和基础产业性是导致其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加强对农业的保护与自然资源的合理开采至关重要。2005年以来我国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约18%外汇储备2006年突破1万亿美元，2007年达到13500亿美元，2008年达到19500亿美元。尽管人民币升值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出口数量，但是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导致我国2006～2008年外汇储备增加约5000亿美元（约合35000亿人民币）。为了避免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给我国带来更大的汇率损失，进而影响我国的出口，中国人民银行只能采取买入美元，向市场投放几万亿的人民，虽然紧缩的货币政策如利率的多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的不断上调会抵消部分货币投放，但是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加之紧缩的货币政策的时滞效应，所以，本轮通货膨胀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明显治理。同时，越南发生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5.2%的金融危机，导致越南股市市值减少近一半，大量热钱外逃，越南经济受到严重打击。这将会给我国带来输入性通货膨胀，并对外国对越出口十分不利。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的八级大地震给我国造成了几千亿的经济损失，到2010年完成重建，会造成近万亿的固定资产投入，约占全国总投资的10%，这将进一步造成对水泥、钢材等原材料的大量需求，会导致新一轮物价上涨，引发通货膨胀。美国由次级贷款引发通过金融衍生工具转为次级债而引发的金融危机，以及欧洲等国的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增速放缓，造成我国出口量下降，GDP增速放缓。国家出台增加出口退税政策，刺激出口，国家和地方政府纷纷出台降息与减税等措施，力挺房地产市场，会因为新一轮投资过热，引起物价持续长涨。2009年以来，尽管CPI出现了连续几个月的小幅负增长，但是，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也为新一轮通货膨胀埋下祸根，导致2009年到2011年CPI持续走高。
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直到2012年二月份CPI才降到4%以内（见图3）。
二、 结论
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影响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健康发展的通货膨胀，笔者认为应当健全治理通货膨胀的长效机制，来消除通货膨胀造成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第一，宏观层面。建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汇率政策的预警与调控机制，并使其科学化、制度化、法律化。在科学统计的前提下，以稳定物价，并促进经济增长为准则，正确处理好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前做出宏观政策调控，避免被动调整给经济带来大的波动。在目前由于以美国、欧洲等国为代表的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的国际经济新形势下，已经造成我国出口量下降，GDP增速放缓。所以，在治理通货紧缩的同时更要防止通货膨胀的发生。第二，微观层面。采取我的导师李炳炎教授提出的企业净收入分成制为特征的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可以从根本上治理通货膨胀，这是由于分享制有消除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功能。实行净收入分成制后，由于成本只是C，工资不在计入成本，工资的刚性被消除，工资的增长不会导致成本价格上升，而且工资的增长率始终低于劳动生率的增长率，同时也不会产生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由于净收入分成制追求的是净收入最大化，所以会导致职工想法识法降低物耗成本，产品的销售价格会相应降低。所以，净收入分成制不仅兼顾了国家、企业、个人三者的利益，而且把三者的利益统一到增加净收入上来。净收入分成制是从微观经济基础中解决通货膨胀的良策。正如马丁、L、威茨曼所言 “分享经济 有一种不屈不挠地吸收失业工人，增加产量，降低价格的内在冲动。就像一台没有熄灭的发动机，试图在充分就业的循环上自觉启动。分享经济 有内在的三面锋刀，可以用来对付失业，生产停滞和价格上涨趋势”。可谓是通货膨胀的天敌。因此，只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一起来治理通货膨胀，就一定能够避免经济出现大的波动。
参考文献：
[1]李炳炎.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李炳炎.李炳炎选集[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
[3]孔祥毅.中央银行通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4]曹龙骐.中央银行概论[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
[5]黄达.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篇8
关键词：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
中图分类号：F82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1-0133-03
我国近几年通货膨胀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发生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以全球经济危机为背景，伴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和大规模资本的流动，与发达国家在经历了短暂的通胀后开始转向通货紧缩形成了对比，呈现出由初级产品价格带动的结构性上涨的特征，并且显现出向全面通胀发展的趋势。
一、国内外各学派相关研究
（一）国外输入型通货膨胀相关研究
西方经济学对输入型通货膨胀国际传递的研究，大体上有4种情况：输入型通货膨胀的货币分析、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凯恩斯派分析、社会成本推进分析和小国开放模型（陈岱孙，厉以宁，1991）[1]。
1.输入型通货膨胀货币论
约翰逊（H.G.Johnson，1972）提出了货币主义学派的输入性通货膨胀模型，他认为，国际性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一货币现象，它源于世界货币增长率大于世界产量（收入）增长率；在国内信贷不变的情况下，国际收支顺差带来的国际储备增加将增加国内的名义货币供应量，从而引发国内通货膨胀，这种由国际收支顺差引起的通货膨胀即是输入性通货膨胀，并建议采取紧缩的国内信贷政策来抵消国际储备上升带来的货币扩张效应，从而有效抑制输入性通货膨胀 [2]。
2.输入型通货膨胀凯恩斯学派
凯恩斯主义框架下分析通货膨胀及其传导的主要工具是菲利普斯曲线。Branson（1975）将菲利普斯曲线和贸易方面结合起来，将贸易收支与收入相联系，随后又将本国价格与世界价格相联系[3]。Branson和 Marston（1989）则提供了带来本国价格上升的更详细的检验，指出净出口将提高收入，且本国收入的增加将直接带来进口需求、更多的消费或储蓄;投资的增加将带来更多的产出和就业，从而推高价格;如果需求的增加发挥了作用并溢出到不同的经济部门，那么价格总水平将上升[4]。但Choi （1980）指出，进口价格包含在价格预期中（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因而较难追踪通货膨胀的传导过程[5]。
3.输入型通货膨胀开放小国模型
1970 年，挪威经济学家奥克鲁斯特（Odd Auk rust，1970）首次提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考察结构型通货膨胀，提出了著名的“小国开放经济通货膨胀模型”。该模型认为，通货膨胀由国际价格推动，主要通过开放经济部门、劳动力市场以及进口价格传导至国内。根据这一模型的论述，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是：世界价格上涨带动开放经济部门的物价上涨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应地，该部门的工资水平随之上涨；随后，前者的波动又传导至非开放经济部门，其工资开始增长。但是非开放部门的生产率低于开放部门的，因此推动了物价上涨。模型表明，假定开放型小国国内商品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供给是均衡的，该国的通货膨胀率可能会高于世界通胀水平，前提是其不影响世界产品价格。
4.输入型通货膨胀结构论
结构主义学者把通货膨胀过程描述为：对进口产品需求的增长带来对增量资金的需求，增量资金在外汇短缺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对银行信贷扩张而得到满足，从而迫使央行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因此，在对外资流入和中间产品的高度需求在外汇储备短缺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给国际收支平衡表经常账户施加压力，导致本国的名义汇率下降，由此引发的进口价格上涨触动了本国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和使通货膨胀过程得以不断自我加强的工资――价格螺旋，工资价格螺旋上升通过货币存量自发增长而得以维持（林玉红，2008）[6]。
在此过程中，结构主义理论考虑供给层面的通货膨胀原因，强调发展中国家外汇的短缺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决定因素（Taylor，1983；Yeklan，1993）[7]。
（二）国内输入型通货膨胀相关研究
现有国内文献中，卢锋（2008）较为全面地归纳了两种意义上的输入型通胀含义，一种体现货币学派通胀理论展开运用的国际分析视角，考察经济全球化环境下不同国家总需求和货币过量扩张如何通过贸易、投资和汇率进行跨国传导；另一种体现非货币通胀认识视角，强调外部冲击推动进口价格上升，并通过成本推动机制向特定经济体引入通胀。卢锋（2008）认为，这两重意义输入型通胀论建立在不同理论假设基础上，且带来了差异的政策取向：前者与各国通过需求管理政策主动遏止、抗击国际性通胀压力政策立场相互兼容；后者则认为特定国家需求管理政策对这类通胀无能为力，或认为需求管理政策会“伤害经济增长”而不具有合意性（Cagan，1980）。卢锋 （2008）分析认为，中国事实上并不符合国际经济学标准理论中“小国模型”、“价格接受者”等的假定。张哲人等（2007）认为，输入性通货膨胀是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市场的价格变动通过国际贸易、资本流动等途径，导致一国国内经济产生通胀压力的现象。
在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途径上，余珊萍（2002）将其概括为4种，即价格传导、需求传导、清偿性或流动性传导、预示和示范效应传导，并且考察了不同汇率制度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陈全功、程蹊（2004）主要考察了国际贸易中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途径，认为主要通过总供求传递、货币供应量传递和价格传递三条渠道输入通胀，影响一国物价水平。
资本项目渠道下的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更具有隐蔽性。郑超愚（1996）着重考察了外资流入变动所引起货币供应量随之变化的现状，经分析后发现汇率政策的制定与现状存在一定偏差。李稻葵 （2008）提出了两类输入型通货膨胀，其一为国际游资逃离发达经济体而转向新兴市场国家形成“热钱”涌入，从而形成我国外部输入的总需求膨胀；其二为“国际市场上以原油、铁矿石等为代表的原材料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不断上升”使我国总供给遭受冲击。韩剑（2009）在理论上考察了全球化对国内通货变动的影响渠道，包括贸易渠道、金融渠道、政策渠道以及心理预期渠道等。
二、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路径分析
（一）国际贸易传导机制
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机制表现为国外市场价格变化―进口商品价格变化―国内开放经济部门的成本和价格变化―国内非开放经济部门的成本和价格变化―国内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化。这种传导机制过程可用斯堪的纳维亚通货膨胀模型来说明。我国学者在阐述这一问题时，主要是对进口量、进口品价格和国内通货膨胀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以此说明国外因素通过国际贸易途径对我国的物价水平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陈全功、程蹊 （2004）认为，在国际贸易往来基础上，一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可以通过价格传递路径、货币供应量传递路径、总供给―总需求路径三条途径来影响他国的物价水平。研究发现贸易收支在实体经济方面对国内通胀水平的影响有限，而在货币经济方面，贸易收支顺差所形成的外汇储备对国内货币的供给影响则较大。赵振全和刘柏（2005）通过实证月度数据得到，1998―2005上半年我国通货膨胀由国际收支状况引导的外汇占款从而货币渠道的影响较为重要。
21世纪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了大幅波动，表现最为明显且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国际原油价格和国际粮食价格的波动。左小蕾（2008）在考察2008年我国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因素时，即强调了外部成本推动的作用，主张刺激内需的应对政策。唐安宝、赵丹华（2011）认为，国际市场价格上升引致本国相关产品出口增加、对外贸易出现顺差，贸易顺差又会使外汇储备增加，构成外汇占款，导致国内基础货币增加，最终引起通货膨胀。
（二）国际资本流动传导机制
在国际资本流动方面，通货膨胀主要通过世界货币供应量、利息率、汇率和资本流入等途径影响国内通货膨胀水平，其中资本流入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最受关注。按照流入资金的性质，将资本账户下资金划分为外商直接投资和热钱。外商直接投资涉足实际生产交换，是资本相对稳定的长期资本；热钱是追逐风险利润，是投机性较强的短期资本，存在较强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这两种形式的资本流入，都会导致中央银行买入外汇，形成外汇占款，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引起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对价格水平的上涨带来一定压力。其中FDI的流入会增加基础货币和银行信贷，这样将增加国内货币供应量，并相应地转化为通货膨胀压力。
最具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孙婉洁、藏旭恒（1995）从外资流入对通货膨胀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入手，考察了外资流入对我国 1993―1994 年通货膨胀所起的作用，结果表明，外资流入对此阶段的通货膨胀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而且间接效应远大于直接效应，因而，国内对外资的消化能力，如资金、技术、物资、人力资源等是决定外资流入能否对国内产生通货膨胀压力的关键因素。
王健超（2005）通过构造FDI与物价指数、货币供给的方程，发现FDI与两者都有正向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稳定货币政策、疏导投资过热的政策建议。王健、黄健（2008）认为我国通货膨胀高企的重要原因是国际游资所为，应以国际视野来看待我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并且认为通过汇率政策的调整可以有效地疏通国际游资撤离我国，降低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
（三）汇率传导机制
从传导机制上来分析，虽然汇率变动在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的过程中非独立存在，但汇率预期对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传导机制中影响较大。我国现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即本国汇率的调整方向和程度受到限制，且汇率变动更无法抵消不平衡，甚至可能加剧；若本国汇率贬值，则反映加剧国内外相对价格水平差异，从而贸易渠道的通货膨胀传导将更为明显，但资本渠道的作用程度还受汇率预期升值或贬值因素的影响。
自汇改后人民币步入缓慢上行的通道，国内学者开始将重心逐步放到从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的视角来研究经常项目下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邓永亮（2010）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降低进口产品的价格，进口商品无论直接进入销售渠道还是作为中间产品再生产，都能通过降低价格来抑制通货膨胀。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有利于降低国际投资资本流入我国，因而抑制通货膨胀；我国存在一定的输入型通货膨胀。汇率变动的支出转换效应在中国并不显著，因此，用人民币升值来抑制通货膨胀的效果有限。
深究汇率传递效应递减的原因，不同学者也做出不同的解释。Amit Ghosh（2008）经过研究发现，最终产品在不同产地产出，生产成本会因为贸易时的汇率变动方向进行一定程度的抵消，从而降低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的影响。中间产品的因市定价的程度越高，所传导给最终商品的通胀会越低。
三、文献述评
研究输入型通货膨胀意在为寻找出其传导机制，切断或抑制其传导途径，从而减少输入型通货膨胀对我国的影响。尽管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机制的讨论在于国外因素如何影响本国的通货膨胀水平，但在其中实际上涉及两个具体过程：其一是国外因素如何直接影响本国经济变量，这一过程中是否涉及价格变量均可；其二是这些受到国外直接影响的变量如何通过本国各部门之间的传导作用于国内价格水平。从前文综述的理论可以看到，各学派关注的视角与阐述的内容在这两个具体过程中均有所差别，而前一过程也部分决定了后一过程的表现。从国际收支角度切入的理论中，凯恩斯开放经济宏观经济模型倾向于总量层面短期传导渠道机制的分析和归纳；以货币数量论为基础的货币主义学派则强调世界货币与本国货币的传导影响，关注长期存量均衡。开放小国经济模型侧重本国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之间的结构性特征以及两部门商品价格之间的传导关联，突出供给层面的价格影响来源，也为发展中国家输入型通货膨胀的结构主义理论提供了借鉴；拉美结构主义学派则提供了对短缺经济体在开放条件下通货膨胀现象的启发。相对而言，综合视角的研究对于分析具体国家具体发展阶段的输入型通货膨胀问题更有借鉴意义。
处于转型与开放并存时期的中国是一个特殊的经济体，加之面临的世界格局已与上世纪末完全不同，中国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传导也将体现出与其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特点。尽管现有国内研究从不同角度讨论了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产生、传导与对策等问题，但丰富的文献中仍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对输入型通货膨胀涵义界定不明确，从而在研究我国开放变量与国内通货膨胀关系时无法分辨国外因素还是本国因素主导。如对资本流入引发通货膨胀的研究中即没有深究是什么因素引起了资本流入。
第二，大多只从关注进口价格或资本流入等单一渠道或机制讨论外部因素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忽略了各传导机制同时发生作用的分析，并未构建讨论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的研究体系。
第三，应对政策的讨论倾向于定性说明，且大多关注货币政策，缺乏对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以及其他政策制度的系统性综合考虑。
参考文献：
[1]陈岱孙，厉以宁.国际金融学说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445-492.
[2]H.Johnson，Balance of payments in the monetarist theory research methods MIT Press，1972.
[3]Branson，W.H.Monetarist and Keynesian Models of the Transmission of Inflation[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5，65（2）：
115-119.
[4]Branson，W.H.，R.C.Marston.Price and Output Adjustment in Japanese Manufacturing[Z].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Mass.，USA.1989.
[5]Choi，J.J.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ransmission of Inflation in a General Equilibrium Framework[D].1980.
[6]林玉红.输入性通货膨胀传导机制的理论和实证分析[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08.
[7]Taylor，J.B.，"Low inflation，Pass through，and the pricing power of firms”，European Economic Review，Vo1.44：1389-1408.
Review on the input type inflation
LIU Ying-di
（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Harbin 150028，China）
篇9
关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是货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它也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通货膨胀的成本较为隐蔽，经济学家将其归纳为鞋跟成本、菜单成本、相对价格变动的加剧、税收负担的不合意变动、混乱，以及任意的财富再分配等，这些成本在理解上虽比较直观，但是在总量上如何衡量却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那么，究竟什么意义上的成本才可以被称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Sidrauski(1967)认为由于持有货币能够产生直接效用，而物价上涨会导致实际货币余额的下降，故通货膨胀必然会对个体造成福利损失，这种个体的福利损失就称之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Sidrauski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定义意味着，无论通货膨胀是预期还是未预期的，只要存在通货膨胀就一定存在福利成本。当然，关键问题是合理地度量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从而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正确的依据。对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度量自Bailey(1956)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至今，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其展开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基于消费者剩余理论估算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基于Sidrauski模型的补偿变量法(CompensationVariableApproach)以及基于McCallum-GoodfriendFrame-work的估计方法。
1.基于消费者剩余理论估算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弗里德曼的最优货币数量法则认为，在一个货币经济中，为保证完全竞争的均衡达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名义利率必须等于零，此时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扭曲最小。因此，最优通货膨胀率是使得名义利率等于零时的通胀水平。当经济中通胀率高于最优通胀水平，即名义利率大于零时，货币均衡配置不再是一个帕累托最优配置，此时社会福利下降从而产生福利成本。Bailey(1956)认为通货膨胀就像是对货币征税，货币征税(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就是位于货币需求曲线下方，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上方之间的面积。当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为零时，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逆货币需求曲线下方的面积，即名义利率从i减少到0时所能获得的“消费者剩余”，这一推论与Friedman的最优货币数量法则相符。
随后，很多学者在Bailey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研究，如Marty(1967)得出了在有产出增长和考虑货币流通速度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计量结果。Barro(1972)认为通货膨胀提高了人们的交易成本，人们会加快支付的频率，也会减少使用货币来进行交易。因此，他重建了货币需求曲线，重估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Craig和Rocheteau(2005)先利用Bailey(1956)的方法，通过log-log型货币需求函数和semi-log型货币需求函数计量了在传统方法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指出Bailey(1956)的方法实际上是一个假设掉外部性、一般均衡效应(generalequilibriumeffects)和分配效应(distributionaleffects)的局部均衡模型，它一个重要的隐含假设是实物资产的报酬率与通货膨胀无关。
消费者剩余方法虽然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提供了一种简单、便捷的计算方法，并开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先河，但这一方法由于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因而无法对个体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行为进行研究和分析，也无法对形成宏观的加总的个体进行推测和判断。与此同时，这一方法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如一些学者认为即使通胀率为零，名义利率仍可能为正，这样持有实际货币余额仍然可能有正的机会成本，无效率仍然存在。因此，以通货膨胀率为纵轴计算货币需求曲线下方位于零通胀率和另一通胀率之间面积的计算方法有可能低估实际的福利成本。如Foster(1972)计算了完全预期为4%的通胀率相对于零通胀率的福利成本小于产出的0.05%。Garfinkel(1989)得到4%的通胀率相对于零通胀率的福利成本为国民收入的0.3%。这些估值远小于其他经济学家的估计。Laidler(1990)认为消费者剩余方法的前提条件是当名义利率改变时，货币需求曲线的位置不变，只是沿着货币需求曲线移动。这就需要假定实际余额的边际效用独立于其他商品的需求，而这一假设条件事实上限定了这种计算方法是一种局部均衡的方法。Gillman(1995)指出了这种错误的根源在于Bailey认为在稳定价格时的福利成本就是为零，但是，这种认为的零福利成本和真正的零福利成本却有很大的不同，其差额有时竟可以高达50%。基于这一方法存在的缺陷，一般在对问题进行分析时，这一方法主要用来进行补充性说明。
2.基于Sidrauski模型的补偿变量法(CompensationVari-ableApproach)。这一方法在Sidrauski模型(1967)的基础上应用了福利经济学的补偿原则思想。Sidrauski模型将货币直接进入效用函数，由于这种内含货币效用函数方法允许我们根据一个符合经济人最优行为的货币需求模型来计算通货膨胀的成本，从而使通货膨胀升高所引起的实际货币持有额下降直接表现为个人效用和福利的变化。福利经济学的补偿原则思想认为，市场价格的变动肯定会影响人们的福利状况，很可能使一些人受损，另一些人受益，多数情况下很难实现帕累托最优，此时关键是如何对受损者补偿，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改进。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补偿变量法认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在某一通货膨胀水平下，应补偿给家庭多少额外的收入才能使家庭在给定利率的均衡状态所获得的效用水平与名义利率等于零时的效用水平相等。这一方法考察了通胀给社会中每个人所带来的获益或损失，从而增加了必要的微观基础，为我们从个体效用函数出发，分析在预算约束和资源约束下计算通货膨胀的稳态福利成本提供了一个方便好用的框架。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方法得到了普及。
Lucas(2000)用收入补偿的思想，以Sidrauski(1967)的一般均衡模型为框架，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给出了估计方程。Lucas定义在名义利率i下的福利成本w(i)是收入的百分比，即用使得家庭在名义利率为i和0时达到福利水平无差别的收入差额，估计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在实证方面，Lucas利用美国1900-1994年的数据，估计得到：对于美国经济，10%的通货膨胀率对于消费者的福利损失仅相当于消费者总消费水平的1.3%，即如果要保证在通货膨胀率10%和通货膨胀率为0时消费者的福利水平是一样的，那么必须增加消费者约1.3%的收入。*
Jones、Asaftei和LianWang(2001)在Lucas(2000)研究的基础上，加入了货币总量理论(monetaryaggregationtheory)，从而建立了一个包含现金和利息的一般均衡模型，弥补了前人研究中将M1层次货币全部视为无息资产的缺陷。他们发现，由于个体持有现金(无息的)的份额与持有生息储蓄的份额相比是非常小的，并且在稳态下持有生息储蓄的份额是不随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从这个一般均衡模型中计量得出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比前人的研究结论小得多。
虽然补偿变量法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货币、尤其是没有实物资产支持的纸币会产生效用，但这一方法将货币直接进入效用函数，而且该模型具有的货币超级中性性质表面、效用函数的另一个变量——实际消费不随通货膨胀率变动而变动，从而使福利成本计算得以简化。不过利用这种方法研究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时，在选择适当函数以及对模型中的参数进行赋值时，常常需要主观事先判断和利用经验来为参数设定不同的值，这势必会导致因参数赋值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测算结果。
3.基于McCallum-GoodfriendFrame-work估计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这种方法通过引入交易技术方程将货币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间接化。McCallum-Goodfriend(1987)建立了一个购买——时间(shopping-time)模型，这一模型假设时间和货币共同为购买消费品提供交易服务，并且时间和金钱在实现交易方面可以互相替代。交易服务技术决定了在既定的消费和货币持有水平下所必须花费在购买上的时间。购买时间模型从时间的角度来理解和度量通胀的福利成本：在家庭持有货币数量一定的条件下，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导致货币贬值，降低了家庭的实际购买力，家庭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获取同样数量的消费品，从而减少了劳动时间或休闲时间，因此，造成了福利损失。SimonsenandCysne(2001)研究了在购买-时间模型中包括有息资产的情形，并从理论上给出了福利成本的上下界。Cysne(2004)研究了连续时间下的购物时间模型，并得到了福利成本的解析表达式，他还从理论上讨论了引入家庭异质性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除了上述三个比较代表性的方法外，经济学家还提出了其他一些计量方法。如Fischer(1981)将货币和其他资产同等看待，把货币看作是资源跨期转移的载体，建立了一个禀赋经济的OLG(overlap—generation)模型。LagosandWright(2005)首次利用货币寻介理论，估计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Imrohoroglu(1992)刻画了在一个收入波动且没有保险经济环境里，经济个体为平滑自己的消费而持有货币的计量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模式。
二、对目前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启迪
反观国内，当前对通货膨胀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成因、对策等定性方面，而专门针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则很少，且大多是基于国外已有的研究，主要利用国外研究中已有的模型对中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估算。如欧俊和李花(2006)利用Bailey(1956)研究方法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了估算；陈彦斌、马莉莉(2007)分别使用消费者剩余方法、MIU模型和CIA模型计算了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谢赤(2002)则在购买-时间模型下讨论了金融创新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理论上的影响；陈利平(2003)在一个引入消费攀比的Shopping-Time模型中讨论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龚六堂、邹恒甫和叶海云(2005)利用他们研究的框架，在Lucas模型基础上，应用Kruz(1968)和Zou的思想，把消费者的财富引入效用函数，给出了货币供给的改变对经济不确定影响的分析。
但问题是这种利用国外研究中已有的模型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估算的方法存在较多的局限性，因为纵观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计量方法的发展，尽管不同经济学家的模型有所不同，但其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都是基于货币对于公众的有用性或者货币能提供给公众便利为出发点，进而考虑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如何影响公众的货币持有，并引起公众效用的变化，从而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计量。由于公众效用本身的抽象性和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已有的关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计量方法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此外，国外既有的研究大多基于美国的经济背景，而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与美国有许多不同的特殊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计量的准确性。
1.已有的研究所采用的模型大多是引入货币的效用函数模型框架，加上各种外部约束来推导货币需求，进而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计量。但从各种模型的计量结果来看，各种模型间不仅存在不小的差距，而且其结论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2.已有的研究大都只限于在稳态下得出的比较结果，而当通货膨胀率剧烈波动或迅速上升(下降)时，实际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会与稳态下的计量结果产生不同程度的差距。这使得已有模型的结果其实用性大打折扣。
3.很多模型都假设名义变量对真实变量不产生影响，即货币和通货膨胀是中性的。这与很多现存的研究结果相悖。尤其在中国，由于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仍然不高，货币冲击对经济实体的影响与货币主义的前提假设不符，货币中性依然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
4.国外既有的研究大多基于美国的经济背景，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走出了一条相对独特的中国式发展之路。如中国至今还存在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城市和农村在使用活期存款时的便利性方面有很大不同、活期存款普遍是付息的，这意味着货币层次的选择上M0和M1都不准确。
5.已有的研究大都将名义利率作为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函数的自变量，从名义利率的角度来计量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其隐含假设为名义利率的水平和变化，可以反映出通货膨胀的水平和变化。但在中国，由于资本市场还不够成熟，利率市场化的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利率水平的反应比发达国家相对更迟缓，也更具有粘性。因此，根据名义利率计算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有时无法反映中国的真实情况。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对中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研究时必须在把握主流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现实约束条件，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对我国采用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措施以来的各期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水平作出正确计量和评价，并对中国通货膨胀率的确定给出一个社会福利的考核标准。
参考文献：
[1]Bailey，MartinJ.TheWelfareCostofInflationaryFi-nanc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56，64(2)，93-110
[2]Sidrauski，M.RationalChoiceandPatternsofGrowthinaMonetaryEconomy，AmericanEconomicReview，1967，57(2)，534.
[3]Lucas，RobertE.Jr.InflationandWelfare，Econometri-ca，2000，68(2)，247-274.
[4]McCallum，BennettT.，MarvinS.Goodfriend.DemandforMoney：TheoreticalStudies，intheNewPalgrave：ADictio-naryofEconomics，ed.ByJohnEatwell，MurrayMilgate，andPeterNewman.，London：Macmillan；NewYork：StocktonPress，1987，775-781.
*
篇10
【关键词】新凯恩斯主义 最优货币政策 通货膨胀目标
一 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解释
新凯恩斯主义分析框架的主要特征是存在非自愿失业、短期内货币政策的非中性和价格与工资的刚性。其中，货币扰动是经济总量波动的关键因素，其核心观点由三部分构成：（1）长期来看，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达不到平衡，货币供给增长率增加只能导致通货膨胀率的同比例增加。并且，自然均衡失业率不受货币政策影响，而由实际因素决定。（2）总需求的变化导致短期波动。在短期内，工资和价格没有足够弹性以使市场出清，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可能存在一种平衡关系。此时，实际货币政策将致力于稳定总需求，以求最小化的真实产出与通货膨胀的波动。（3）“IS-LM”模型仍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在该模型中，价格和工资（短期中）在很大程度上是预先确定的，并按菲利普斯曲线方程的逻辑而变化。在短期内，产出由总需求决定，而由IS曲线描述的总需求又直接对财政政策做出反应。因为IS曲线的利率敏感性，如果它决定利率水平，则货币政策将控制总需求。
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单个价格的调整不是连续的，而是缓慢的、间断的。这从宏观上将导致总体水平上的产出波动和宏观经济的无效率。因为，在遇到名义冲击时，单个价格调整将导致滞后的总价格水平的调整。在过程中，实际的货币供给高于其初始值。在长期中，总价格水平将与货币供给的增加按一定比例进行调整，进而总需求、产出和相对价格都回到初始值。
综上分析，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产生实际影响仅仅是因为价格在短期内缺乏弹性。在次背景下，借助于一个动态的一般均衡模型，新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可用作设计最优货币政策的基础。
二 新凯恩斯主义框架下的最优货币政策理论
最优货币政策的制定，主要包括三方面：目标的确立、传导机制的选择和应遵从的规则。最优的货币政策意味着在制定和执行一种货币政策时，必须考虑它将给社会福利带来什么影响。实际上依赖于一个假定，即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是最大化代表性家庭的效用。该动态最优化问题的约束条件是给定的资源、制度和信息。中央银行的目标函数通常假定最优目标函数变量，包括特定的通货膨胀率和潜在的产出水平。一般情况下，通货膨胀的降低会伴随着临时的产出损失，因此当货币政策行动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该政策最优。
1．最优货币政策的目标确立
在产出与通货膨胀之间不存在长期平衡。较一致的看法是，在允许测量误差的情况下，0～2%之间的通货膨胀率可能是最优的。总体说来，通货膨胀目标概念是建立在三个规则之上，即中央银行集中于解决产出缺口；遵从泰勒规则；用“向前看”的方式行动（由于政策措施存在效果滞后）。
依据规则，中央银行必须把通货膨胀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时缩小产出缺口。为此，它要使用所有可获得的与未来通货膨胀有关的知识与信息。由于通货膨胀措施具有滞后效应，中央银行又必须对通货膨胀的预测作出反应。如果当预测通货膨胀将上升时，在实际通货膨胀率开始上升之前，中央银行必须提高利率。货币政策反应的程度依赖于通货膨胀预测对利率变化的敏感性（Walsh，2001a；Mishkin and Schmidt-Hebbel，2000）。
Walsh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通货膨胀目标模型。该模型描述了最优货币政策理论的方法和特征：第一，一个预期修正的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经济活动的供给方；第二，货币政策反映了中央银行关于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平衡的偏好，它描述经济活动的需求方。菲利普斯曲线可用下式来表示：
（1）
（1）式描述了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线性关系。其中， 为通货膨胀率， 为预期的通货膨胀率，x＝（y－yo）/yo为产出缺口的百分比，v为通货膨胀冲击变量。从需求方面看，为分析通货膨胀目标，假定货币政策试图最小化产出对自然产出的偏离和通货膨胀率对目标通货膨胀率 的偏离。这种偏离程度越大，说明货币政策的效果越不理想，从而由产出波动和通货膨胀波动所带来的成本越大。同时假定，对中央银行来说，由通货膨胀率的变化所导致的边际成本与通货膨胀对目标通货膨胀率 的偏离程度成正比，根据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有：
（π－πT） （2）
（2）式描述了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率偏离其目标值之
间的关系，这与货币政策最小化产出变动和通货膨胀变动的成本相一致。如果考虑到下一期的货币政策，扰动项也会影响产出和总需求。于是上式就变为：
（π－πT）＋δ或 （3）
其中， 。（3）式描述了中央银行所采取的货币政策。 描述了通货膨胀变动与产出缺口波动之间的平衡关系。如果中央银行损失函数的产出目标权重增加，产出缺口变动就会降低，通货膨胀率会增加。若中央银行对产出目标赋予一个更高的权重，它将要承受通货膨胀的较大变动和产出的较小变动。
2．货币传导机制的选择
在日常货币政策中，中央银行的控制变量是短期利率。其利率设定在能使损失函数最小化的水平上。为达到此目标，中央银行必须有一整套关于货币传导机制的构想。
名义利率、产出与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确立是基于它们对总需求的影响。IS曲线把实际总需求定义为实际利率的减函数。于是，一个简单的IS曲线可写成：
（4）
其中，i为名义利率。实际利率的系数为负，反映了消费的跨期效应和投资效应，而总需求冲击 是无法预期的，因此不存在序列相关（其均值为零）。这样，所有可预期的或持续的需求变化都可用y表示。则长期均衡的实际利率可由下式给出：
（5）
（4）式两边同减去1，于是有： 。代入（5）式，可得：
（6）
显然，在缺乏需求冲击时，若当期的实际利率高于长期均衡的实际利率 ，则实际产出低于自然产出水平（x为负）。
3．货币政策规则的遵循
泰勒规则把政策工具即名义利率作为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缺口的函数，即根据它们缺口的变化来调节短期利率。由于二者是外生变量，反应函数可用不同方法进行表示。例如：
（7）
其中， 为长期均衡的名义利率水平。
在（7）式中，预期通货膨胀率的系数大于1。若预期的通货膨胀率超过目标通货膨胀率，货币政策规定名义利率将对应（超过部分）比例地提高。结果实际利率也提高了，而实际利率的提高将导致产出的降低。根据以上规则，若估计的均衡利率变化，则名义利率必须相应地改变。同时针对明确的通货膨胀冲击，名义利率必须提高，以使产出缺口缩小。
三 思考与总结
新凯恩斯主义的最优货币政策观点揭示了中央银行的权力与职责以及实际货币政策的构成（1994），其具体含义如下：
1．必须追求通货膨胀目标预测，稳定产出和通货膨胀
中央银行必须被赋予具有改变利率和其他与货币政策相关的变量的权力，以使其能够实现预定的政策目标；中央银行必须有一个明确界定的包括维持价格稳定的权力；央银行应当公开宣布在以后一定期限（如3年）的一个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而且还必须准确地描述由于贸易条件、利率水平和间接税的变化而导致偏离通货膨胀目标的环境。在这种背景下，中央银行的规则必须考虑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平衡关系：价格稳定总比产出稳定更重要。
2．保持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保证货币政策的稳定实施
中央银行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以保证货币政策能应对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冲击，避免在短期内造成经济的巨大波动。政府虽然有权否决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定，但不必经常给货币当局施加过多的压力，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货币政策变得更加不稳定。
3．中央银行必须明确行为责任，增加货币政策执行的透明度
中央银行应该就以下两种情况做出必要的解释和承担相应的责任。它应当根据其完成货币政策目标的情况承担责任。这意味着中央银行的行长应该在立法机关和公众面前说明在完成货币政策目标方面的所作所为。
参考文献
［1］钱小安.货币政策规则［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谢平、罗雄.泰勒规则及其在中国货币政策中的检验［J］.经济研究，2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