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的解决方案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通货膨胀的解决方案，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最早的通货膨胀与纸币毫无关系，始于罗马皇帝尼禄当政期间(公元54-68年)。当时的罗马帝国统一了欧洲，侵占了亚洲，控制了非洲，与尚无正面接触的秦始皇统一下的远东中国成为两个最大的文明社会。有趣的是，在中国古代文献上，罗马帝国被称为“大秦”。广袤的土地加上战争俘获转成的奴隶，成为帝国军队不断侵略的两大财富激励。不过，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土地和奴隶终会达到极限，扩张不得不中止。罗马帝国发展的重心开始转向内需。对富人和中产阶级的税赋成为满足皇帝虚荣和控制能力的来源，同时也是瓶颈。

尼禄皇帝是一个充满野心而且穷奢极欲的人物，罗马城市建设和贵族消费都在他的统治下达到顶峰。罗马已经实施了金属货币制度，金银铜币广泛流通在占领区域。罗马币最为贵重。在无法继续提高税赋水平，同时不得不支付庞大军队和官吏群体的成本的情形下，尼禄开始在银币中加注廉价的合金如铅铜等，发行不足值货币(即货币贬值)。很快，老的银币就陆续退出流通被回收熔化再制造更多的廉价银币。这就是金融界所称的“格雷欣法则”，即劣币驱逐良币。货币贬值导致交易低下、经济衰落，又需要政府继续投入更多的贬值货币，这种恶性循环不断的结果，政府信用和执政能力逐渐破产。

据记载，在公元1世纪含银量达90%的罗马银币在戈尔蒂安皇帝统治的公元238年含银量只有28%，而到了公元268年的克劳狄二世时，含银量已经下滑到只有0.02%。事实上，以银币发行量之大，如果足值发行，罗马帝国已经没有可以挖掘的银矿了。尼禄开了头，之后历代罗马皇萧规曹随如法炮制。此时的罗马银币如同今天的纸币一样，只有信用承诺和财富象征意义。根据英国著名学者琼斯（A.Jones）研究，从公元138年到公元301年，罗马军人的服装价格上涨了166倍，自2世纪中叶到3世纪末，小麦的价格上涨了200倍，按照复利计算，这段时间的物价上涨率每年在5%-6%。金属货币下的通货膨胀就这样发生了。

针对市场上的怨声载道，政府试图改革。但是罗马帝国选择了错误的方向，采用了强制的管理手段来控制物价。迪奥莱廷皇帝在公元301年颁布冻结物价的法令，公布了700-800种物品和服务的最高价格，其中包括小麦、棕榈油、甘蓝菜、鹅等商品的价格，甚至理发师、家庭教师等的最高工资也做了相应的规定。法令异常严格，触犯法令的人将被处以死刑。但是，物价冻结后，市场立即陷于萧条，正常商业活动全部转为地下经济，游离出监管体系之外。这个法令很快被下任统治者废除。关于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有数不胜数的论文，货币贬值导致的物价上涨一直是一个重要因素。

纸币本位下，货币价值更依赖于政府的权力和信誉，通货膨胀的激励更是权力内生的。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产生于中国宋朝的成都。宋朝960年建立，965年吞并了蜀国，试图用铜钱取代当地流通已久的铁钱。当地铜矿不足，流通货币奇缺。商人便纷纷发行自己的票据用于交易，即“交子”。1005年成都的知府张咏选择了16家商号统一发行交子，从而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1023年政府还在成都建立了专门机构独家发行交子，次年在全国统一发行。

交子除用于商业和消费交易外，主要用于战争的军用和财政管理的民用。

1069年，丞相王安石进行改革，试图把茶叶、食盐、谷物等重要经济资源统一国营，同时强制税收的货币化。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加大交子的发行。在1107年，国家交子发行达到2400万贯，超过额度的20倍。市值跌到面值的10%以下。此后的金朝、元朝和明朝都是采用纸币的方式不断盘剥大众，直接导致经济危机也间接导致政府和改朝换代。尽管文献中少有关于通货膨胀的分析，但纸币大明宝钞导致严重危机而被废除之后，中国长期严禁纸钞发行，而维系在银两本位的基础上。

篇2

对于我国而言，自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汇率改革不断深入，汇率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力亦日益增强。因此，研究外汇汇率变动与通货膨胀（物价变动）的相关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故本文通过分析历年的数据资料，来研究我国外汇汇率变动与通货膨胀（物价变动）之间的相关关系，建立模型，定量地研究二者间的统计关系。

实证研究

单位根检验

文章通过单元根检测法实现对外汇汇率和零售价格水平的单元根检测。

对外汇汇率（HR）序列进行对数运算，同时完成单元根检测，图1为单元根检测结果：

上述检测数据表明，t检测统计值-1.353814超过对应的1%，5%，10%的上限，由此了初始假设，反映出外汇汇率的对数（LNER）序列具有单元根，为不稳定序列。

为了找出外汇汇率的对数（LNER）序列的稳定序列，对序列完成一阶差分。随后完成对一阶差分序列的单元根检测，获得图2的检测数据：

我们从检验结果看，t检验统计量值为-11.58062，小于相应临界值，从而接受原假设。表明外汇汇率的对数（LNER）的一阶差分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

同理，对消费价格指数（CPI）取对数，并对其序列进行ADF检验，其平稳性检验结果在图3所示：

我们从检验结果看，t检验统计量值-0.325606大于相应1%，5%，10%的临界值，从而拒绝原假设，表明国内的消费价格指数的对数（LNCPI）的序列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故需要进行一阶差分。

为了寻找消费价格指数的对数（LNCPI）序列的平稳序列，对其一阶差分序列作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在图4所示：

分析检测数据能够发现，t检测统计量为-7.861820，低于对应的下限，由此初始假设成立。反映出消费水平指数的对数（LNCPI）的一阶差分序列没有单元根，是稳定序列。

由此得出，国内外汇汇率的对数和消费水平指数的对数一阶差分序列在1%、5%和10%的置信条件下没有单元根，为稳定序列。即二者为同阶单整。

白噪声检验

构建模型以前必须完成随机检测。单一时间序列的研究价值取决于序列观测数据间的关联程度。如果序列单项间无关联性，则对应滞后阶数的自关联参数同0不存在明显差距，序列是白噪声序列。Q统计参数对序列是否为白噪声序列（又称纯随机序列）展开的统计检测。

下面依次对外汇汇率的对数（LNER）序列和消费价格指数的对数（LNCPI）序列进行纯随机性检验，检验结果在图5和图6所示。

我们两个图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外汇汇率的对数（LNER）序列和消费价格指数的对数（LNCPI）序列是拒绝原假设，即这两个序列不是白噪声序列。外汇汇率的对数（LNER）序列和消费价格指数的对数（LNCPI）序列是非纯随机序列，即非白噪声序列。

协整检验

虽然部分参数为非稳定且同阶单整，其也可能具有长期平稳的平航联系。因此文章提出外汇汇率变化与物价变化或许也具有长期的联系，因此需要完成对应的协整检测。因为文章主要分析两个参数的关联，因此采用EG两步法，检测参数间是否具备协整关联。

第一，用OLS方法估计，得到回归方程。

第二步，检验 的单整性。如果其为平稳时间序列，则认为变量Yt、Xt为（1，1）阶协整。

检验结果在下图所示。

单元根检测数据反映出，残差项序列 处于5%的置信水平，稳定性检测表明国内外汇汇率同消费水平参数具有协整联系，两者具有长时间的平衡联系。

误差修正模型

倘若参数间具有协整联系，则借助于偏差修正回归模型，先对参数完成协整处理，从而找出参数间的协整关联，长期平衡关联，同时使用此种关联形成偏差修正式。随后创建短期模型，将偏差修正式当成单一解释参量，结合其余描述短期变化的解释参量，创建短期模型，又称偏差修正模型。故使用外汇汇率的对数（LNER）序列和消费价格指数的对数（LNCPI）序列构造一阶滞后的向量自回归误差修正模型（VECM）。

文中，国内外汇汇率和消费水平参数具备协整关联，其长期平衡关联能够用下述等式计算：

同时短期非均衡关系可表示为

在对短期非均衡关系式变形如下：

表示国内消费价格指数对均衡状态的偏离程度，称为均衡误差。

由此构建本文的误差修正模型

式中 代表偏差修正式，描述了国内外汇汇率和消费水平参数间的长期平衡联系对短期转变的作用。则回归结果如下图所示：

由回归结果可得到误差修正模型中 为-0.153244， 为0.173845， 为0.144979。得到误差修正模型表达式如下：

我们从上面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动不仅受到外汇汇率的变化，同时决定于上期消费水平参量对平衡值的偏差，平衡偏差项 的预估值体现了对偏差的修正，上期偏差越大，当期修正便增加。换而言之，外汇汇率和消费水平参量间具有偏差修正体系。

经过公式推导可以得出各差分项对模型的影响

通过回归结果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偏差修正值 直接影响了 ，值为0.173845，此值显然小于1，反映出非平衡态向长期平衡态的修正幅度不明显。其二，滞后一期的消费水平参量将对当前的生产总值产生正面作用，因为值为0.83，反映出滞后一期的消费水平参数提高1%，当前消费水平参量上涨0.83%。其三，当期国内外汇汇率变动负向地影响到当期的消费价格指数，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其四，滞后一期的国内外汇汇率变动显著地正向地影响到当期的消费价格指数。这反映出外汇汇率变化对国内物价波动的影响是逐步进行的，它的长期效应较为明显。

实证检验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经过整理而得。为了检验预测模型的预测效果和精度，利用软件得到物价变动（消费价格指数）的预测值，预测百分比如下表所示：

我们从表中可以看出所得误差没有超过10%，反映出模型整体预测效果较好，预测精度高。

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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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田定资产投资；CPI；格兰杰检验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4-0124-02

固定资产投资与CPI都是反映国家整体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指标。正常情形下，固定资产投资所形成的产出结果可以在CPI中得到体现，而CPI所反映的物价波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固定资产投资产生影响，因此它们之间应该存在某种联系，并且两者的关系也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问题。

国内现有文献检索显示，单独研究固定资产投资与CPI关系的文献不多。更多情况下是把投资作为多种影响因素之一，研究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并且采用的方法和所得结论也不尽相同。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课题组(1995)研究结果认为，高经济增长和高投资增长是否引起高通货膨胀，要看是否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超过当时社会可利用的资源限度。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高增长到高通胀的传递过程才具有一定的不可避免性。宋秉芳(1996)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1979―1994年中国通货膨胀的推动因素以及通货膨胀对就业和经济效益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滞后1年和滞后2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都是通货膨胀上涨的推动因素；而通货膨胀率的上涨会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产生较强的抑制作用。徐能毅(1997)认为投资中存在的问题是生成通胀的主要原因，并分析了投资生成通胀的具体方式。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联合课题组(2004)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关系入手，结合实际数据对通货膨胀、投资、产出、过度货币供给等宏观经济变量进行计量分析。通过协整分析得到，投资增长是产出增长的原因，但不是通货膨胀上涨的原因。格兰杰因果检验显示固定资产投资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金融研究所课题组(2004)利用1981至2003年数据，对固定资产投资与通货膨胀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证明固定资产投资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两变量变动存在显著正相关。乔海曙和王军华(2006)分析了通货膨胀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对投资需求助推通货膨胀的观点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投资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朱昭霖和李万峰(2008)认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对经济波动尤其是物价波动有很大影响，他们选取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CPI增长率两个指标，用1987至2006年20年的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建立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CPI增长率两变量的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固定资产投资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总结分析文献，主流观点是固定资产投资虽影响物价波动，但并不是直接原因，其作用是否发挥依赖于其他因素的配合。因此单独分析固定资产投资与CPI的模型，并不具有多大的解释意义。首先应做的是探讨固定资产投资与CPI的因果关系，确定两者是否可以相互解释，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互相解释。只有在此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才可以据以建立的具有较强解释能力的模型。两者因果关系的确定除理论探索外，参考来自统计意义上因果关系的依据也是比较有效的方法。因此本文以现有文献研究成果为借鉴。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固定资产投资和CPI变最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目的在于研究两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统计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为确定两者真实的因果性提供佐证。

1 固定资产投资与CPI的变动情况

1.1 固定资产投资变动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虽经几次波动，但总体而言，一直保持较高水平。198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仅为961亿元，到2007年已达到137239亿元，是1981年投资水平的142.8倍，年平均增速超过20％。30年间t1989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最低，为-7.2％，然后固定资产投资进入一个快速上升通道，至1993年达到61.8％的最高增幅。此后增长率大幅下滑，虽1998年小幅回升，但1999年仍跌落至5.1％。1999年后固定资产增长率开始攀升，到2003年达到一个高点后稳步回落。2007年又出现了小幅上升。

受国际金融形势振荡多变的不利影响，2008年下半年起我国出口水平大幅下挫，消费水平也受到巨大影响，为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发展，拉动内需，固定资产投资的作用更加明显。因此固定资产投资占国民经济比重将进一步提升，今后一段时间内固定资产投资仍会保持较快的增长趋势。

1.2　CPI变动及其趋势

近30年来，我国CPI除在几个特定的年份发生大幅波动外，一直保持较平稳的趋势。两轮明显的物价上升趋势分别出现在1988―1989年和1993―1995年；其中1994年CPI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增幅高达24.1％。与固定资产投资波动情况相比较，只在1989年两者出现相反的变动方向I其他年份的固定资产投资与CPI变动情况表现出很大程度的相似性，并且CPI变动稍滞后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波动。

2　固定资产投资与CPI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理论上，CPI作为反映不同时期货物和服务商品价格水平变动的一种重要的物价指数，应当可以反映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果；并且CPI所反映的物价波动趋势一定程度上也应该可以对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及增速产生影响。但在实际中两者真实关系的判断。需要具体的数据和严谨的实证分析作为判断依据。

根据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条件，本文首先对各变量是否平稳进行ADF单位根检验，若变量序列为同阶单整，则对各变量是否协整进行验证，满足协整条件后，对两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最后对所得检验结果进行简要分析。

2.1　数据说明

本文所用数据全部来自国家统计年鉴的相关各期，样本数据为1984至2007年的年度数据。为消除固定资产投资与CPI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影响，分别对两变量取自然对数。FAI表示固定资产投资(单位：亿元)；CPI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LNFAI和LNCAI分别表示对固定资产投资与CPI取自然对数后的取值。

2.2　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法来验证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时设定各变量均不含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运用经济计量软件Eviews5.0对LNFAI和LNCPI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由结果可知，变量时间序列LNFAI和LNCPI都不是平稳的。而在一阶差分的情况下，LNCPI和LNFAI都是平

稳的，说明两变量同为一阶单整过程，满足进行协整检验的条件，因此可进行下一步的协整分析。

2.3　LNFAI和LNCPI的协整检验

用OLS法估计回归方程：LNCPI=4.851721-0.09218LNFAI+ε，并得到残差变量ε。对前述估计方程的残差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残差变量是平稳序列，可认定序列LNFAI和LNCPI存在协整关系。

2.4　LNFAI和LNCPI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由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期数非常敏感，因此通常情况下可以依次多滞后几期，对不同长度的滞后期数进行检验，确定检验结果是否保持一致性。

当格兰杰因果检验不随滞后期数变动，保持一定稳定性时，则可以根据检验结果确定格兰杰因果关系是否成立。本文对两者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时，对滞后1期到5期分别给出了检验结果。

滞后期数为1、3、4时，在5％和10％的显著水平下。CPI都不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格兰杰原因；在滞后期数为2和5时，CPI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格兰杰原因，结果并不具有一致型。因此可知，即使CPI可以影响固定资产投资，这种影响效果也是十分有限的。当滞后期数为2、3、4、5时，在5％与10％的显著水平下均认为固定资产投资是CPI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固定资产投资与CPI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但对因果关系而言，CPI不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格兰杰原因，而固定资产投资是CPI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固定资产投资与CPI之间只是单向的因果关系。并不存在互为因果的反馈性联系。

3　结论与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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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十一世纪以来，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随之与现金打交道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因此有越来越多的现金在金融企业如银行、民间贷款公司等机构进行流通。对于金融企业而言，管理好现金的流量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和义务，对金融企业本身的长期发展和提高竞争性也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现金流预警给企业管理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探讨，总结出相应的管理方案，以提高金融企业自身对现金流量的管理水平。

关键词 现金流 金融企业管理 作用

1. 现金流的概述

1.1 现金流的定义

现金流是现金流量的简称，其英文翻译是Cash Flow。现金流是现财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按照现金收付实现制，通过一定经济活动（包括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和非经营性项目）而产生的现金流入、现金流出及其总量情况的总称，即企业一定时期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流入和流出的数量[1]。这些经济活动包括产品的买卖、劳务供应、固定资产的出售、投资的回报、资金的借贷等企业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流入，以及产品的购买、劳务的接受、固定资产收购、现金的投资、借贷偿还等现金及其等价物的流出。现金流量管理中现金的概念并不是代指广义上人们手头持有的钱币钞票，而是企业库存的资金和银行资产以及现金等价物的总称，换而言之，是企业持有的期限短、可流动的已知数量的所有资金，包括现金、可周转的银行存款以及其他的货币资金等。现金流是对企业运营状态、偿还借贷能力、资产变现能力的评价标准。

1.2 现金流管理的意义

现金流量的管理在金融企业的管理工作中至关重要。现金流的管理在企业的日常经济管理中作用显著，是推动企业长期发展、实现长远目标的推动力，也是提高企业对资金管理的有效助力，更是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保证。

现金流量获取渠道的异同决定了现金流的种类，无论是哪一类型的现金流对于企业的生存发展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是企业本质的具体体现形式，是判定企业价值的最有力的指标。企业对现金流进行控制，可以对企业融资能力、债务偿还能力、企业运营效益、投资和筹资活动等方面做出更加准确的评价，对提高企业竞争力从而实现长远健康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2. 现金流预警对金融企业管理的正面影响

2.1 资金管理作用

现金流对金融企业的管理主要主要表现在资金控制方面，包括对企业融资能力方面做出准确的评价，对企业融资能力的评价主要是为了在企业日常运营中对其获取现金的渠道、方式、获取现金的能力进行深入了解和分析，从而对企业的投资方向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引导，通常来说，现金流量越大证明该金融企业获取现金的能力越强。此外，现金流对金融企业投资行为和集资行为方面也能做出判定，通常包括了金融企业投资的获取和回收、固定资产的出售和收购、现金的投资和盈利等现金及其等价物的流入与流出。现金流能够对上述这些情况做出明确地反馈性数据提供，而现金流数据就是企业投资以及筹资情况的实际收益的最佳证明，对企业金融活动收益情况做出评价，现金流的数据提供使得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更为完善和具体，使得风险控制框架更为完整[2]。

2.2 预警性的影响

除了对金融企业的投资和筹资等方面的资金控制管理作用外，现金流管理的预警性对于金融企业的借贷行为等活动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供给直接的借贷信息，对金融企业的借贷活动开展后的利率和利润的反馈做出了直观的罗列，这种罗列是金融企业财务预警管理的核心环节，对于金融企业更科学、更合理的利用资金有着重要的影响意义。通过对现金流的预警性分析可以对金融企业利润下降做出及时的判断，并通过相应的调整可使企业的管理经营者开展应对策略，调控资金的数量来维持各种情境下商业借贷的正常运行。在实际的金融企业财务控制中，企业管理者对现金流预警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它本身的重要程度，正确的经营管理模式可以使金融企业在遇到现金流冲击时及时做出判断和应对，由此可见，现金流预警对金融企业管理的重要性。全球金融危机堵塞了信贷来源，这让现金流管理成为一项战略性工作，营运现金流较弱的企业很难从外部筹措资金，这样的企业很不幸地面临这样一个尴尬局面：在运营现金流最难产生的时候，这些企业却比以前更加依赖于运营现金流[3]。

3. 金融企业的相应管理方案

现金流预警对金融企业的财务管理有着显著的作用，不仅能够对企业资金控制情况做出评价，还能对企业借贷水平方面进行预警，因此，对现金流预警作出相应的应对策略十分必要。

3.1 加强对现金流管理的重视程度

在我国大部分金融机构中，企业的管理层大多都是由企业的业务骨干和精英提升成为领导阶层的，往往将企业的发展重点放在企业的业务提升方面，很多企业对现金流量管理的过程和管理程度不重视。另一方面，有些企业领导尽管已经感觉到现金流入与流出的管理在金融企业运营过程的重要性，有时也能够有效地抓住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在大部分金融企业，管理阶层对企业现金流的管理持有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些都会导致金融企业在运营方面无法应对财政冲击的现象。因此，金融企业要强化现金流管理意识，充分认识到现金流管理在企业发展和日常管理的重要作用。金融企业的相关管理者要充分认识到当今各种经济形势可能对企业发展和竞争造成的影响，通过对现金流的预警性分析可以对金融企业利润的下降做出及时的判断，并通过相应的调整可使企业的管理经营者开展应对策略，调控资金的数量来维持各种情境下商业借贷的正常运行。然而，在实际的金融企业财务管理中，企业管理者对现金流预警的重视程度普遍不高，从而造成了金融企业在遇到现金流冲击时无法及时做出判断和应对的普遍现状。因此，加强金融企业管理者对现金流管理的重视程度，从而从整体上提升现金流管理的作用和地位。

3.2 制定科学合理的资金使用标准

金融企业没有制定和实施一套完整的资金使用标准管理的体制，资金管理工作既没有专门的人员完成，也没有相应的部门作为依托以实现资金使用管理的执行，即使做出了资金流动报表，也没有相应的职能部门去对该报表中的内容进行相关范围的审核和执行。总得来说，金融企业在资金使用标准的管理中体制混乱，分工不明确。制定一个较为完善的资金使用标准，同时实行科学合理的资金管理制度，并成立专门的管理部门，聘请专业人士对企业资金使用管理条例进行相关研究和制定。另一方面，要将金融企业资金管理融入到企业日常经济活动和企业管理中去，并加以贯彻和落实，达到以现金流为指标实现对金融企业的目标化管理。现金流量的管理对金融企业的金融交易、借贷等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制定科学合理的使用标准十分必要，而使用标准的制定重点在现金流量的记录和确保其真实性上，通过对资金流量的管理来实现对金融企业资金使用的管理。使用标准的制定要以成本的投入管理、效益的计算、资产数额的所有量为主要根据，从而促使金融企业的资金控制成为主导地位的管理模式，以确保金融机构在面临经济冲击时也能很好的操作资金投入，对金融机构的实际运营状况进行跟踪监测，以确保资金使用标准对企业本身的实际意义。

3.3 及时察觉对通货膨胀的预警

金融企业要通过对现金流的预警来及时察觉通货膨胀的可能性，现金流量的流入与流出是对整个企业运营情况的动态体现，可以直接反应该企业的收益情况，而现金流的预警对通货膨胀的金融反应尤其敏感。通货膨胀对于实际现金流的影响将部分取决于企业货币通货膨胀率与企业所使用的资源的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差额，如果企业所售出商品的价格上升速度快于其成本的上升速度，那么实际现金流动会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而增加，反之实际现金流将减小[4]。现金流量对通货膨胀的警示预告应预先考虑到金融机构在进行经济活动时现金流出的实际数额与预期通货膨胀的差额，并依照差额来决定现金投资收益的实际情况。

3.4 分析金融企业经营、投资、债务偿还能力

掌握金融企业出入账目明细和现金流动的数量，能够通过其会计计算正确反映该企业在一定发展周期的资金状况和经营状况，为企业决策者提供科学的经济依据。金融企业现金流管理作为企业内部管理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在现金流入与流出的记录的审查中发现并纠正其中所反映出的企业本身经济能力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能够有效地避免企业风险投资给企业和投资者带来的损失。金融企业经济管理所制定的资金使用标准和计划可以有效地指导企业的日常管理和运营，在企业运营过程中，可以根据企业的资金使用计划，对企业的资金投入实行企业科学合理的审核。结合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盈利报表等财务信息，企业经营的能力和发展现状等对企业自身的债务偿还能力进行分析，才能对金融企业在日常运营中有一个较完整、透彻的认知。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我国现金流预警的现状分析，对金融企业资金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是实现企业长远的发展战略目标、提高企业自身经济管理水平的有效的手段。

参考文献：

[1]叶树生.构建财务风险预警系统的研究――基于现金流量分析.审计与理财.2011（05）.

[2]阳震青，彭润华.基于知识本体的财务风险预警系统研究.会计之友（下旬刊）. 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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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由现金流量折现法；价值评估；应用

公司价值评估是评估公司的内在价值，而公司的内在价值与其未来能产生的现金流量是密切相关的。在现有的公司价值评估方法中，折现法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方法，自由现金流量（Free Cash Flow，FCF）也是在这一方法的应用中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并成为近年来价值评估与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

一、自由现金流量的内涵与优势

自由现金流量最早是由美国西北大学拉巴波特（Alfred Rappaport）、哈佛大学詹森（Michael Jensen）等学者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一个全新的概念。它是按照收付实现制原则计算的，它同时包含了利润表、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的信息。

自由现金流量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公司自由现金流量和股权自由现金流量。公司自由现金流量（Free Cash Flow of Firm，FCFF）是公司产生的在满足了再投资需要之后剩余的现金流量，这部分现金流量是在不影响公司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可以“自由”分配给公司全部资本提供者（包括债权人和股东）的最大现金额；股权自由现金流量（Free Cash Flow of Equity，FCFE）是公司自由现金流量在扣除了债权人要求的现金流量之后的剩余现金流量，反映公司可以“自由”分配给股东的最大现金额。这里所说的“自由”，是以扣除了满足公司持续发展所需的短期资金占用和长期资本支出为前提的。

自由现金流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公司自由现金流量＝息前税后净营业利润＋折旧与摊销－营运资本增加－资本支出

股权自由现金流量＝公司自由现金流量－债权自由现金流量＝公司自由现金流量－税后利息＋有息债务净增加

其中，“资本支出”是为了满足持续经营和提高未来增长潜力而购置各种长期资产的支出，“营运资本增加”是指部分新增的支持业务运转所需的短期资金占用，两者之和为公司的总投资。由于“折旧及摊销”只是在计提时从资产负债表的会计科目中转到利润表的会计科目中，并不涉及现金的实际支出，因此在计算自由现金流量时应加回来。

自由现金流量在投资者评估公司价值、确定股票投资策略方面要优于净利润、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自由现金流量的提出正是为了克服利润指标的不足。首先，针对利用增加投资收益等非营业活动操纵利润的缺陷，自由现金流量只计算营业利润而将非经常性收益剔除在外。其次，会计利润是按照权责发生制确定的，可以通过虚假销售、提前确认销售、扩大赊销范围或者关联交易调节利润，而自由现金流量是根据收付实现制确定的，上述调节利润的方法无法取得现金因而不能增加现金流量。再者，自由现金流量考虑到了企业存货增减变动的影响，而这并未反映在利润计量上。可见，自由现金流量指标可以弥补利润指标在反映公司真实盈利能力上的严重缺陷。美国安然（Enron）公司在宣布破产前二个季度，其季报显示盈利4.23亿美元，但是现金流量为-5.27亿美元。

自由现金流量还克服了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的主要不足之处。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反映在不动用外部融资的情况下，通过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是否足以偿还负债、支付股利和对外投资。但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存在两大不足：一是没有考虑公司持续经营所需的资本支出，二是与主营无关的资产减值准备可能虚增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而自由现金流量指标通过扣除“资本支出”和有关减值准备克服了以上不足。

二、FCF折现模型在公司价值评估中的应用

（一）FCF折现模型的一般形式

如果投资者可以获得足够充分的信息来预测公司自由现金流量，那么自由现金流量折现模型的一般形式就可以用来对任何公司进行评估，则该公司的价值V可表述为：

其中：FCFi为预期第i期所能产生的自由现金流量；R为折现率；n为企业的存续年限，由于自由现金流量分为公司自由现金流量和股权自由现金流量，不同的自由现金流量定义出发点不同，考虑问题的角度也不同。公司自由现金流量是站在整个公司角度考虑，其风险报酬率与公司的风险相对应，包括了股东的风险和债权人的风险，所以要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来折现；而股权自由现金流量上站在公司股东角度考虑，因而其风险报酬率要与股东所承担的风险相对应，也就是说要按照股东所要求的回报率来进行折现。

另外，公司价值评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其生命周期的无限性。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预测100年的自由现金流量，不考虑以后的年份，因为100年以后的现值很小，但这种方法的问题是难于明确预测这么长时间的绩效。另一种方法是将企业的价值分为两个阶段，即明确的预测期及其后阶段，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价值=明确预测期内的自由现金流量现值+明确预测期后的自由现金流量现值

明确预测期后的自由现金流量现值的估算亦称为连续价值的估算，可以用以下公式计算：

其中：FCFt+1为明确预测期后第一年中自由现金流量正常水平；R为折现率；g为自由现金流量预期增长率恒值。

（二）稳定状态的FCF折现模型

如果公司处于比较稳定的时期，其自由现金流量每年都相同，不增长也不下降，我们将这个自由现金流量称为稳定状态下的自由现金流量（AVGFCF）。在这样稳定的状态下，FCF折现模型可以演变为：

在实际应用中，一般是运用前几年的平均自由现金流量作为稳定状态下的自由现金流量（AVGFCF），表明自由现金流量在以后年度没有增长，仍保持前几年的平均水平。因此，运用该公式对公司价值进行评估时，也要尽量选择一些通常处于较为稳定的行业且具有成熟产品的公司，它们的自由现金流量一般较为稳定 。

（三）永续稳定增长的FCF折现模型

如果公司一直以一个不变的增长持续增长，那么该公司就可以使用永续稳定增长的FCF折现模型对其进行评估，即该公司的价值V可表述为：

其中：FCFt+1为下一年预期的自由现金流量；R为折现率；g为自由现金流量预期增长率恒值。

在实际应用中，这个模型尤其适合于那些增长率等于或者稍低于名义经济增长率的公司。因为这一类公司的增长率已经处于稳态，如果没有突发因素的干扰，则公司经营与盈利能力会维持在现阶段的水平上，可以用现行增长率对永续期间的自由现金流量折现。

（四）两阶段的FCF折现模型

如果公司刚刚成立，销售收入迅猛增长，过了一段时间才进入稳定增长，则该公司的价值V可表述为：

其中：FCFt+1为下一年预期的自由现金流量

R为第一阶段高速增长阶段的折现率

Pn为第一阶段高速增长期末的公司价值，一般采用永续稳定增长模型来计算即：Pn=

式中：Rn为第二阶段稳定增长阶段的折现率，gn为第二阶段稳定增长阶段自由现金流量预期增长率恒值。

在实际运用中，两阶段的FCF折现模型适用于具有以下特征的公司：公司当前处于高增长阶段，并预测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将保持这一较高的增长率；在此之后，支持高增长的因素消失，公司增长率维持在与名义增长率持平的水平。

三、自由现金流量折现法在公司价值评估运用中存在的难点处理

（一）对于目前仍为亏损的公司的处理

一些公司一直没有盈利或是盈利甚微，根据我们前面公式所推导出来的自由现金流量很有可能是负值，据此所评价出来的公司价值也会是负值。但是这些公司在经历一段高投资与亏损相随的时期后，往往会有大量的现金流入。对于此类公司，一般可以通过延长预测期来达到恰当评估的目的。实施这一方案的前提是对公司的生命周期要有很好的把握，要把预测期的长短与其生命周期相结合。如对于网络公司来讲，可能需要十年才能达到一定的经营规模，达到一种较为稳定的发展期，那么，对我们也应当适用这一预测期，从而避免五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公司负现金流量对于公司价值的影响。

（二）对于缺乏历史数据的公司的处理

缺乏公司最近几年的财务数据，这对评估来说，预测和推断将缺乏有说服力的依据。即使有时候不采用历史数据，但在估算未来的增长率时也要把算出来的期望增长率和过去的数据相比较，看看是否会不会太出格。可以更多的利用公司所在行业的数据，如果无法对公司所在的行业进行相对准确的判断，这时可采用相似行业的历史数据进行代替。

（三）对通货膨胀影响问题的处理

通货膨胀对公司实际自由现金流量的影响主要取决于通货膨胀下公司产品的销售价格和公司使用的资源成本价格的差额。如果一个公司能以比成本上涨率更高的比例提高其产品售价，那么该公司的实际自由现金流量将会随着通货膨胀而增加。如果出现相反的情况，公司的实际自由现金流量将会随着通货膨胀而减少。在公司价值中反映通货膨胀的影响，通常将所有的自由现金流量用名义的自由现金流量来表示，再用名义的折现率kn来折现：

在实际运用中，还要求将不同的现金流量组成部分（人工成本、材料、费用等）用不同的通货膨胀率来调整。

四、结束语

自由现金流量折现法是企业价值评估的重要和有效的方法之一，它较为客观地对企业的价值做出了可接受的解释，从而为企业的兼并、收购及重组等业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地进一步深化及WTO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日益扩大，又一轮企业并购的浪潮将在中国兴起，而自由现金流量折现法这种企业价值评估方法作为企业价值评估中的一种重要方法，也必将得到更为广泛的运用，并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篇6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预防通货膨胀；CPI；汇率

中图分类号：F83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02-0054-03

进入2007年8月份以来，CPI在保持了几年的稳定之后，进入高企的快车道。8月份冲上6.5％的历史高位，9月份CPI增幅小幅回落至6.2％，但10月份CPI同比上涨6.5％，涨幅比9月提高了0.3个百分点。这一数字是CPI增速自9月小幅回落后，再度回升至8月所触及的近十年历史高位。为了抑制CPI的快速上涨，央行采取了诸如利率、存款准备金和公开市场业务等一系列的措施。自从2007年1月15日将存款准备金率调至9.5％以来，央行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累计上调幅度达5.5个百分点，存款准备金率创历史新高达到了14.5％，共冻结资金约17981.6亿元，加上年内共发行定向央票6次，累计发行7000亿元人民币，央行通过特别国债正回购操作回收流动性约2300亿元，央行年内仅此三项措施已吸收流动性达25900亿元。与此同时，央行自今年3月18日起五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从2.52％提高到3.87％；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由6.12％提高到7.29％。尽管如此，我国CPI仍然不断上涨，需要我们揭示造成CPI不断上升的原因，进而“对症下药”提出解决方案。

一、我国物价上涨的原因分析

我国经济高位运行。从2003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景气周期，驱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非常强劲，预计2007年全年GDP增速达11.5％，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全面升温，预计今后几年我国都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将刺激社会总需求上升，推动物价上涨。

市场流动性充裕，货币信贷投放过多。物价上涨终究可以归结于货币现象。由于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居高不下，导致经由外汇占款被动投放的基础货币持续多增。6月末，M2同比增长17.06％，增幅比5月末高0.32％，也超出年初确定的目标增速1.06％。同时，信贷投放也有较大增幅，2007年上半年新增贷款2.54万亿元，创历史同期纪录。充裕的资金终将会形成购买力促进物价水平上扬。

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同比增长18.5％。另外，有调查显示，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2111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3％，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1.4％。其中，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出售农产品收人增长较快，分别同比增长19.3％和17.3％。劳动工资水平上升再加上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的扩大，一方面，将直接抬高企业成本和产品成本，诱发成本推动型通胀；另一方面，将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导致需求推动型通货膨胀。

国际因素的影响。随着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增加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经济活动受国际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近年来，国际能源、粮食价格的上涨是推动我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有研究表明，2003年以来国内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其中75％左右可由国家能源价格来解释，而国内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动大约50％左右可以由国际粮食价格来解释。而国际价格的上涨，主要是美元的大幅贬值引起的。过去的两年多的时间里，美元兑欧元已贬值25％左右，使国际能源和原材料商品在以美元计价时大幅跌价，而为了弥补美元贬值所造成的损失，能源及原材料价格被迫涨价。

从以上物价上涨的原因出发，结合我国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我们来分析为什么央行密集使用提高利率、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加强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等多项货币紧缩政策而物价水平仍居高不下。

尽管利率不断的提高，但是，目前我国的银行存款利率实际为负，作为理性的投资者肯定会大力投资，结果必然会造成“投资膨胀”，其直接后果就是需求拉动型的物价水平的上涨。

由于我国实行的仍然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资本金融项目还不能充分流动，外汇进人我国都需要兑换成人民币。2007年1-9月份，外汇占款所发行的基础货币为28187.48亿元。2007年9月，M2总量393098.91亿元，较2006年底M2总量345577.91亿元增加47521亿元，这就意味着在我国发行的货币当中，近60％是为维持汇率稳定而被动发行的货币。投机资本进入中国在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疯狂的炒作，直接后果就是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和股票价格疯涨，出口企业手中的人民币增加，最终又会陷入“投资陷阱”。

调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对银行的影响有限。2007年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差额超过十万亿，而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2007年9月，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差为124010.9亿元，按存款准备金率为14.5％计算，调高银行存款准备金冻结资金17981.6亿元的资金，这意味着金融机构仍然有超过十万亿的放贷能力，银行的放贷冲动依然强烈。不仅如此，据不同的统计口径，占有我国70％放贷能力的国有银行在央行的超额准备金率达到了1％―2.5％，所以，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对银行放贷影响十分有限。

二、应对策略：调整名义汇率预防通货膨胀

1　人民币升值的途径

人民币升值应当是中国的商品、服务、资产价格上涨，既包括人民币相对外币的标价上升，也包括中国和外国物价比例上涨。实际汇率是在名义汇率基础上根据相对物价调整得到，它反映了国内商品与国外相应商品之间交换的相对价格，进而体现了本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实际汇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实际汇率=名义汇率×相对物价

由这一公式可知，人民币实际汇率上升有两种途径：一是人民币名义汇率上升，即人民币对外币标价不断上涨；二是中国相对物价上升，即中国国内物价、资产资源价格上涨，在人民币汇率不变的情况下，也会形成我国产品在对外出口时的价格上涨。

2　两种升值途径的评价

人民币升值的两种途径表面上是一样的，即名义汇率上升一倍与整个国家物价水平上升一倍效果是一样的，都是使实际汇率上升一倍。但是，深入分析，我们会发现二者的作用有很大差别。

政策后果不同。名义汇率的上升只会使出口到国外的商品价格上升，而物价水平的上升必须是国家的价格总水平全面上升，将会导致整个社会产品竞争优势的丧失。如：通过相对物价上涨来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要求整个社会的工资水平上升，这也就意味着

我国劳动力价格优势相对于其他国家在慢慢丧失。

政策实施难易程度不同。一方面，物价水平全面上升的难度很大，不同种类产品价格按相同的比例上升以保持相对价格不变几乎不可能，这就有可能改变目前的不同产品之间的比价关系。另一方面，通过物价水平的上升来提高实际汇率，要求人们的资本存量的增加幅度应与物价上升的幅度相同，否则将会损害储蓄者的利益，即人们所说的给储蓄的人民征“通货膨胀税”。

对社会福利影响不同。为了维持全社会的福利水平不变，物价水平上升要求全社会工资水平以相同的比例上升，在我国普通工人的谈判能力最弱，其工资的上升往往滞后于物价水平的上升，因此，通过物价水平上升将会损害生活在社会底层工人的利益，更加不利于社会公平和和谐社会建设。

因此，依靠提高物价水平实现人民币升值的办法是行不通的，操作起来存在很多困难，人民币升值最好的途径是通过调整名义汇率来实现。

3　调整名义汇率预防通货膨胀

在食品价格上涨因素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由于输入型通胀。由于中国对于国际资源、食品等方面的高度依赖，同时美元的持续疲软，导致国际石油、资源、食品类价格的高企使中国在购买这些产品时候的进价提高，这也成为国内食品价格上涨的部分因素。数据显示，10月份PPI的同比涨幅从9月份的2.7％上升到3.2％，其中原材料的购进价格涨幅由原来的3.6％上升到4.5％。PPI的高启对于CPI的传导十分明显，自从2004年就开始的国际资源价格的上涨，由于上游资源类价格的上涨对下游的传导的滞后，之前一直没有传导到消费领域，但是，在今年体现得非常明显。此时，人民币适度升值有利于降低以本币计价的进口成本上涨幅度。

由于我国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双顺差”，外汇占款被迫发行的基础货币是造成我国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那么，调整名义汇率使人民币适度升值可以降低出口，减轻因外汇增加被动发行基础货币的压力。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调整名义汇率的同时，一定要扩大内需，只调整汇率不扩大内需可能导致经济的衰退。

通过调整名义汇率途径使人民币升值，更能体现我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积极态度，能够减少贸易争端，改善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由于美国、欧盟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至今仍没有正式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国家，经常利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实施反倾销调查。在全球范围内，平均每7起反倾销案中就有1起涉及中国产品，中国一直是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是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的最大受害者。明年正值美国大选，大选期间中美贸易问题必将是两党对华政策争论的敏感和热点话题，这时人民币适度升值无疑有利于减少与美国、欧盟等国家的贸易摩擦。

篇7

当雷吉娜走进办公室时，已经准备好了解释销售额下降的理由。她直率地责怪他们，不该在上年不顾她的极力反对而把浴液香波的价格提高25％。“由于提价，使得成千上万才被我们争取过来的顾客不再买我们的产品了”，她说，“我认为，目前至关重要的一条就是降价，或者至少用广泛地宣传有奖销售的办法来挽回局面。”

卡贝勒用手掌拍着脑门。“那样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他大声说，“仅靠现有产量我们不能指望从现有的营业额中得到足够的额外定货来补偿已经减少的收入。我们可稍许减少一点瓶装量，但是，那样总共也补尝不了多少，恐怕唯一的办法就是再次提价了。”

勇敢地对付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　　 “也许你还没听说目前正是需求下降时期吧!”雷吉娜反驳道，“购买高价奢侈品的人越来越少。但我认为，假如我们降低价格并加强广告宣传，我们还有希望拉回已经失去的一部分顾客，或许还能提高市场占有率。你当然清楚，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也同样对经济衰退感到困惑。”

“不要忘了与市场经济衰退同样糟糕的通货膨胀。”卡贝勒辩解道，“我们的主要成本费用都提高了，如广告费、销售人员的工资和产品销售费用等。在我们继续讨论下去之前，我想先让你了解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我们的实际，销售额下降是地区因素造成的。看看大城市的情况吧，如杜塞尔多夫、科隆、慕尼黑等，尽管价格提高了，但销售额却增加了。再看看汉堡，销售量在上年第二季度增加了14％。”

卡贝勒继续指出，销售量减少大多是在小城镇，尽管在一些较大的城镇如斯图加特和汉诺威营业额也有所下降。“一些边远地区是我们过去两年收益最大的地区，”卡贝勒说道，“它们自然是第一批销售额下降的地区。现在，我们还有一批作为核心的忠实顾客，他们对提价并不很敏感。假如一个人愿意买16个德国马克一瓶的浴液香波，那么他也愿意花19个或21个德国马克买同样一瓶浴液香波。”

卡贝勒继续提议公司彻底改变市场政策，把一切力量集中在较大的都市区，并要更进一步地集中注意大百货商场，还要争取把本公司的一些职员安排到柜台边帮助销售。

“这样我们可以削减许多负责边远地区的推销员，大大地节约分销成本，”卡贝勒说，“甚至还可以削减一部分昂贵的电视广告。”

抵制财政干预

雷吉娜的沉默再也保持不下去了。“这简直是我从未听说过的最让人难以置信的事。”她反驳说，“我想，我被任命为市场经理，是因为人们相信我是本公司的市场营销专家。在你的调价方针已经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后果之后，你怎么还要干涉我部门的事呢?”

雷吉娜随即转问总经理赫茨尼尔说道：“如果连你也考虑过这样一种建议的话，你就是宣告这个公司永远不能发展壮大。我们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才成为全国性品牌，而现在，卡贝勒却想把它完全毁掉。”她气愤地说道。

“就连卡贝勒也承认，我们是奢侈品行业。如果我们想保持这种商誉，就要发扬它，那就得花钱。但是，假若我们集中在大城市推销产品，那么我们发行到其他地区的许多全国性杂志和电视广告就白白浪费了，因为在那些地区根本买不到我们的产品。”

赫茨尼尔狠狠地吸了两口烟斗，然后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我知道这件事很难作决定”，他说，“但是，我们必须立即做好几件工作，尽量使公司有利可图。坦白地说，即使我们能够把产品的成本降低20％，我们的处境也不会有多大好转。我想，通过市场调查，是可以找到答案的。”

决策，公司应该把策略

建立在市场调查的基础上

玛斯卡林公司是目前遭受市场萧条和高度通货膨胀影响的许多公司中的一个典型代表。这只是问题的一半。另一半则是由于计划性太差，计划迟迟不能决定下来而延误了时期。管理部门一直是忙于反映情况而不是积极策划。

这个公司的计划显然是薄弱的和不完善的。管理部门似乎更多地关心整个行业的趋势和它对公司及其竞争者们的影响，而没有分心于确定任何一种策略。况且，公司好象也并没有任何适当的市场调查。高级管理人员观察了解市场情况可能不很准确。

除此之外，公司职员之间的工作关系问题也急待改进。总经理似乎倾向于凭他的直觉而不靠系统的计划来处理他所遇到的问题。在制定市场战略时，他又只注意财务经理的建议而忽视了市场经理的忠告，这就大错特错了。他还错误地把销售额下降的原因完全归因于市场萧条和通货膨胀。实际上，这个公司急需根据详细的市场调查来确定它的销售政策和策略。

抛弃短期解决方案

不管怎么说，问题仍然是：这个公司究竟应该把提价还是把降价作为摆脱困境的出路呢?如果说快速地作出决策就能解决问题的话，那么充其量只能解决短期问题。

因此，我们以为，目前产品的价格不宜变动，或提价或降价都不合适。价格的变动会在公司里和市场引起进一步的骚动，这只能作为一种短期的解决方案。

公司可以在年底考虑提高产品的价格，但必须是在其他一些同等质量的产品价格已经提高，而仅仅是为了使本公司的产品价格与其他产品保持一致时，才可以提价。

公司应该继续在产品销路不好的地区提高销售量，并且加强这些地区的销售力量，派出最优秀、最能干的推销员到这些地区去工作，以促使正在下降的市场情况好转。

同时建议公司继续在电视、广播和妇女杂志上进行广告宣传，甚至增加广告费预算来提高公司产品的知名度。

找出市场缩小的原因

重要的是，玛斯卡林公司应该立即开始市场动态分析，分析公司所有化妆品交易的一般状况以及浴液香波的特殊情况。根据分析的结果，制定公司的中期和长期计划。仅着眼于短期计划不是好的规划。公司必须开始确定其最终目的。

除计划之外，公司尤其应该仔细调查市场缩小的原因，分析竞争情况，估计潜在的市场损失。它也许还可以分析一下自己在市场上的商誉和顾客对公司产品的反应。公司或许还有必要聘请社会上的顾问或咨询专家的协助做好这项工作。

在确定市场观念或战略过程中，公司必须自行决定几个重要的问题。公司只是希望把浴液香坡作为它的唯一产品在市场上经营呢，还是也要以较高的销售费、广告费及其他费用在市场上销售其他产品，把一切建立在更广阔的基础上呢?公司可能希望在一个选定的市场上以较高的价格独家销售自己的产品，或者采取另一种方式，分散销售一种价格比较便宜的产品，标上一个不同的名称，以便能够在百货商场、零售商店甚至日用品杂货商店里销售。这样做，公司才能保住它的现有产品的较高商誉。

玛斯卡林公司还应该考虑销售其他公司的各种集合产品，可以预先订货、售后付款、而不需要一大笔现金投资。

篇8

关键词：中国经济 投资 增长 凯恩斯主义

中图分类号：F83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07)0-004-04

一投资过度、贸易顺差与流动性过剩

中国经济从2002年起进入本轮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在完成从经济萧条到经济繁荣的周期形态转换后强劲扩张，连续4年实现10%以上的实际GDP增长速度。2006年以来，中国经济在保持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良好配合格局的同时，呈现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国际贸易顺差过大以及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的“三位一体”问题，对于其形成机制的主要分析方法存在着结构主义与货币主义的类型区别。

结构主义分析方法认为，在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投资决策中，仍然残余超越利润动机和成本收益核算的计划经济因素；受不完善的市场机制局限，非国有企业投资在经济繁荣时期无法避免过度乐观、盲目从众或者短期投机的非理。中国投资的非均衡性主要表现为投资效率低下条件下的过度投资行为。

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则强调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投资扩张冲动，从非理性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膨胀起始，描述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链式作用过程：“投资规模增加 国内供给能力增加（超过国内吸收能力） 净出口增加（吸收国内供给能力） 外汇储备增加 货币供应增加 信贷规模增加 投资规模增加 … ”；相应地，结构主义分析方法提出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基本政策主张。

货币主义分析方法认为，巨额并且持续扩大的国际贸易顺差以及加速积累的外汇储备，相对于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目标，人民币汇率是明显低估的，人民币汇率的均衡化调整是必要的。中国经济赶超过程必然重合（本币核算的）国民收入增长过程和本币汇率升值过程，将在成为完全可兑换货币和主要国际货币的同时，人民币持续升值。

货币主义分析方法强调人民币汇率的非均衡性，从低估的人民币汇率导致国际贸易顺差起始，描述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链式作用过程：“净出口增加 外汇储备增加 货币供应增加 信贷规模增加 投资规模增加 国内供给能力增加（超过国内吸收能力） 净出口增加（吸收国内供给能力） … ”。相应地，货币主义分析方法提出升值人民币汇率的基本政策主张。

如图1所示，依据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与货币主义分析方法，固定资产投资、银行体系流动性与国际贸易顺差相互激发而形成正反馈性质的不稳定累积循环过程。

就货币主义与结构主义的观点对立而言，货币主义分析方法虽然同意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度膨胀的结构主义观点，但是认为若延误人民币汇率升值过程，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这样的需求减少（demand-reducing）政策措施将减少进口需求，可能恶化（而不是改善）国际贸易不平衡状况。结构主义分析方法怀疑人民币汇率升值这样的需求转换（demand-switching）政策措施对于恢复国际收支平衡的实际效力，认为中国国际贸易顺差有着（除人民币汇率以外）包括国内贸易发展方式、国际贸易发展趋势和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在内的多种结构性原因，不可能唯一地通过人民币升值途径加以克服。

二投资规模与投资效率的国际经验

费尔普斯的经济增长黄金律理论，揭示以追求高速经济增长为目标的高储蓄行为和高投资行为却最终降低居民消费水平这样的动态无效率（dynamic inefficiency）非合意现象，经常被引证来说明中国经济的储蓄过度和投资过度问题。然而，有必要具体理解黄金律理论构建的历史背景，界定黄金律理论的模型化对象和适用条件。不能够仅仅依据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高速增长，判定中国经济已经违背最优国民收入储蓄比率的黄金律，从而判定投资规模是过度膨胀且不可持续的。

20世纪中叶是前苏联经济增长和美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不过，前苏联经济增长模式与美国经济增长模式有明显差异：前苏联经济通过高储蓄―高投资模式维持高速经济增长，居民生活水平改善却较为迟缓；美国经济的国民收入储蓄比率相对低下，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速度平缓，居民生活水平改善却较为明显。经济增长的黄金律理论肯定美国经济增长模式而否定前苏联经济增长模式，然而从储蓄过度和投资过度角度给出的前苏联经济失败的经济学解释是不充分的。事后回顾，主要是投资内容的非生产性偏向（如军事投资支出）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投资效率缺乏，而不是单纯的高投资行为本身损害前苏联经济增长的潜在能力及其可持续性。

在黄金律理论的标准模型中，可能的动态无效率现象既包括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投资过度状态，也包括分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投资不足状态，在资本边际生产率低于人口增长率、产出增长率和资本折旧率总和的条件下发生。对于中国经济体系，并没有观察到（净）投资收益率低于人口增长率与产出增长率总和的普遍现象；同时，其人均资本存量向发达国家水平持续收敛的发展中国家性质，也是与黄金律理论加以比较并且从中选择最优国民收入储蓄比率的定态（steady state）模型对象不一致的。

无论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还是库滋涅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均认为国民收入投资比率的提升，不仅是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前提条件，而且是现代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的典型特征。国际经验和历史经验的比较研究，普遍支持国民收入高储蓄倾向和高投资比率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对于后发国家，由国民收入高投资比率驱动的大规模资本积累与快速技术进步，构成其成功赶超战略的核心部分。日本和韩国先后在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完成对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赶超，而在经济赶超时期维持30%以上的国民收入投资比率。其间，日本的国民收入投资比率在1952年至1961年间从26%增加至41%，韩国的国民收入投资比率在1991年达到39%的高峰值。

即使作为先发国家的美国经济，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信息技术革命中的领先优势也同样依赖于由国民收入高投资比率驱动的大规模资本积累与快速技术进步。美国经济的贸易和财政双赤字以及低居民收入储蓄倾向，给出美国经济投资不足的扭曲印象而低估其实质的国民收入投资比率。一方面，全球经济一体化便利和促进美国经济在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充足的国际资本流入在弥补巨额美国贸易顺差的同时，有效松弛美国国内储蓄能力不足对其国内投资需求的资源约束。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其资本积累形式已经从以物质资本积累为主转变为人力资本积累为主。包括在居民消费内容中的个人教育和医疗服务支出，以及包括在政府消费内容中的公共教育、科学和医疗服务支出，构成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渠道而具有投资支出性质，然而在SNA统计制度下却归属于纯粹消费项目。

从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到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从传统经济结构到现代经济结构转变的实质内容，也是中国经济结构现代化的基本标志。依据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财务指标差距而否定中国投资效率，这样的静态机械思维无视中国经济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也忽略经济转型以来特别是本轮经济周期以来中国投资效率的重要改善。

美国经济政策界与经济学界推崇美国经济的效率和弹性，其重要经验依据就是美国经济应对本次严重逆向供给冲击的良好表现。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时不同，面临石油和原材料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冲击，美国经济通过技术进步途径，沿产业链逐级消化源于石油和其他矿产品价格的通货膨胀成本推动因素，在保持快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价格稳定。由于美国经济的轻型服务经济结构和中国经济的重型工业经济结构，本次石油和原材料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对中国经济的逆向供给冲击更为严重。中国经济能够与美国经济一样，在保持快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价格稳定，其技术进步表现更为优异。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型取得巨大进步，市场机制对于投资行为已经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市场）理性因素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以及地方政府投资决策的主导地位已经确立。在本轮经济周期中，中国经济的市场体制效率与分散投资理性，在高投资行业的（事后）产能相对平衡和高收益回报中得到经验证明。在警惕高投资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的同时，需要认识到，高投资行业产品价格首先因需求增加而上升、随后因供给增加而下降的超调（over-shooting）现象，部分属于需求拉动型产品投资周期的典型价格行为。

三从投资缺口到均衡化调整：凯恩斯主义研究路线

中国国民收入的高储蓄倾向在经济学意义上是部分合理的，可以同时从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积累功能的重新配置、年轻人口与高成长经济的净储蓄余额以及经济扩张阶段的投资支出顺周期行为等多层面进行解释：（1）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渐进过渡，伴随着居民收入补偿的“完全化”，居民收入增长部分来自适应积累功能重新配置的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不可能形成消费支出；（2）年轻人口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净流入劳动力市场，在当前高收入基础上进行的正储蓄，必然超过老年人口在既往低收入基础上进行的负储蓄，从而提升国民收入的总体储蓄倾向；（3）在消费平滑化机制的作用下，消费支出的顺周期（pro-cycle）行为较为平缓，其增长速度在经济扩张时期慢于投资支出，而在后继经济收缩时期快于投资支出。

在可预见的未来时期，中国消费比率在经历长期下降后将趋于稳定，促使中国国内收入最终消费比率长期或者短期下降的各种因素将逐渐消失或者反转。例如，中国经济周期从扩张阶段向收缩阶段的演化，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的完成，中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特别是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未来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降低而居民预防型储蓄动机弱化。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是内在于经济发展过程的自然历史现象，库兹涅茨总结现代经济增长的国际经验而观察到国民收入分配差距随经济发展水平演化而呈现倒U型历时轨迹。经济学严厉批判西斯蒙第的消费需求不足论。凯恩斯革命超越古典经济学，从有效需求不足视角，而不是从收入分配差距、消费需求不足的视角，给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危机的宏观经济学解释和需求管理解决方案。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设计应该遵循凯恩斯主义研究路线，从有效需求视角给出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的经济学解释，主要通过调节有效需求（而不是收入分配）途径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面临高储蓄倾向的有利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有必要建立以投资需求管理为轴心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通过增加国内投资需求实现高储蓄向高投资的有效转化，以充分积累的资本存量与相对短缺的劳动力互补，支持20世纪中后期来临的中国老龄化社会。

不断扩大的巨额国际贸易顺差有着包括国内贸易发展方式、国际贸易发展趋势和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在内的多种形成原因，然而也真实反映了国内储蓄的相对过剩状况。依据国民收入双缺口模型，国内储蓄缺口（I - S）映射为国际贸易缺口（M - E）。国际贸易顺差直接体现的是低于国内储蓄能力的国内投资能力，而不是超过国内消费支出增长的国内投资支出增长。增加国内投资需求将缩小国内储蓄剩余（S - I）从而缩小国际贸易顺差（E - M），最终消除人民币升值的结构性原因和实现可持续的国际收支平衡，并且将通过乘数机制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自然增加居民消费需求。

有关日本经济萧条时期“失去的十年”的形成机制研究，不恰当地强调“广场协议”以后日元汇率急剧升值这样的货币经济原因，而忽视日本国内投资需求不足这样的真实经济原因。从20世纪80年代起，面对居民收入的高储蓄倾向和企业投资需求的疲软状态，日本放弃通过扩大政府支出缩小国内储蓄剩余的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选择通过日元汇率升值消除国际贸易顺差而通过宽松货币政策刺激国内居民和企业支出的实际政策组合。然而，汇率调整无法根本消除根源于国内储蓄剩余的国际贸易顺差，而低利率的金融政策在悲观的市场预期下无法启动居民消费支出和企业投资支出，来自国际贸易顺差的银行体系中的过剩流动性最终过度投资于不动产和股票而导致泡沫经济。

对于中国经济体系，虽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但是国内投资需求相对于国内储蓄能力不足；虽然无法通过人民币汇率升值消除国际贸易顺差，但是人民币汇率相对于国际收支平衡目标都是低估了。基于这样的推论前提，凯恩斯主义分析方法在固定资产投资、银行体系流动性与国际贸易顺差间的累积循环过程中，发现中国经济均衡化调整的自我校正机制，如图2所示。

其中，从相对于国内储蓄能力不足的国内投资需求出发，存在缩小国内储蓄剩余的负反馈调整过程：“投资需求不足国内吸收能力不足(低于国内供给能力)净出口增加(吸收国内供给能力)国际贸易顺差增加外汇储备增加货币供应(以及信贷规模)增加投资规模增加投资需求增加”。从相对于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目标低估的人民币汇率出发，存在促使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的负反馈调整过程：“汇率低估 净出口增加（吸收国内供给能力） 国际贸易顺差增加 外汇储备增加 货币供应（以及信贷规模）增加 投资规模增加 有效需求增加 通货膨胀率上升 （实际）汇率升值”。

由于二元结构条件下非递减的资本边际收益，中国经济增长过程具有资本深化特征，而重化工业化阶段的大批量生产方式和资金密集的产业发展性质，必然要求大规模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中国经济失业问题包含古典型劳动力失业问题与凯恩斯型资本失业问题，需要分别通过增加资本积累途径解决和通过增加有效需求途径解决。向投资需求倾斜的国民收入支出结构将在短期内增加有效需求而在长期内增加资本积累，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与就业目标以及长期就业目标和短期就业目标。

四乐观的前瞻与积极的政策

关于中国经济奇迹的经济学解释，存在着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对立和争论，特别聚焦于市场机制对中国经济奇迹发生的解释能力，经常表现出对于市场经济的原教旨主义狂热崇拜和后现代主义盲目贬斥的极端态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进行大规模的资本积累与劳动投入，所实现的持续快速增长是可以理解的，有助于淡化所谓中国经济奇迹的神秘色彩。看不见的手（the invisible hand）在计划经济时代以后其功能被重新发现，而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其形式进行适应性调整。中国经济的市场体制是不完全的，具有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非典型特征。然而，离开“自由了的手（the freed hand）”，中国经济奇迹是不可想象的。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国际资本流动对区域间与产业间的比较收益反应敏感，以国家为供给方而以国际资本为需求方的竞争性经济政策市场逐步形成。与商品本位制度下货币市场通行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沙姆定律（Gresham's Law）相反，以市场为基础的自由化和均衡化经济政策优于反市场的压制性和扭曲性经济政策，主导经济政策市场的必然是“好”政策驱逐“坏”政策的反格雷沙姆定律（anti-Gresham's Law），而市场导向的国家经济政策必然使得国际国内经济体系趋于充分竞争。

中国经济在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三重协同转型方面的长足进步，已经奠定持续快速经济增长的资源、技术和制度基础。二元经济结构提供近似无穷的剩余劳动力，年轻化人口结构与高成长经济前景蕴含高居民储蓄倾向，先进技术跨国转移和吸收在经济全球时代更加便利，重化工化、城市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开辟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空间，共同蕴含高速经济增长的长期历史趋势。

由于日益重型化的产业结构、日益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以及日益完善的国有产权制度，资源性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是难以避免的。不过，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有效竞争有效促进技术进步，能够沿从产业链方向逐级吸收资源性产品价格的成本推动影响。PPI指数与CPI指数在本次经济扩张阶段的历时差异，不仅仅体现通货膨胀成本推动因素的传递时滞，而主要反映技术进步对通货膨胀成本推动因素的逐级消化。中国通货膨胀率将呈现从PPI指数到GDP平减指数到CPI指数依次递减的动态结构，保持温和的最终消费品通货膨胀率。

本次经济扩张阶段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连续突破对潜在总供给增长速度事前估计的统计和心理界限，并且伴随着重要原材料、能源、交通运输瓶颈制约缓解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提供通过增加有效需求而增加实际总供给、进而实际总供给增加导致潜在总供给增加这样的“反向软着陆（reverse soft-landing）”成功范例。在高速经济增长和剧烈结构转变时期，由于潜在总供给能力连续扩展而难以及时准确预测，低估潜在总供给能力而实行紧缩性需求管理的政策风险是存在的。中国需求管理有必要采取微撞(fine-tapping)模式，即反复“小幅度增加总需求―等待通货膨胀反应―(若无通货膨胀加速)小幅度增加总需求/(若通货膨胀加速)小幅度减少总需求”的探索过程，通过间歇性增加有效需求而追踪潜在总供给前沿。

与发达国家的最低可持续失业率(LSUR)(lowest sustainable unemployment rate)目标对应，中国经济应该建立最高可持续增长率(HSGR)(highest sustainable growth rate)目标，作为中性需求管理的政策指导线，以避免政策偏好从计划经济时代的速度饥渴反转为市场经济时代的速度恐慌，造成非理性经济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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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黑天鹅”事件是指造成广泛严重后果的，不可预知的、不定期发生的大规模事件。在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的上一部杰作《黑天鹅》中，他打破了我们惯常的世界观：世界总体上是有序的、可解释可预测的。现实世界远比我们记忆中的更错综复杂——我们的头脑倾向于将历史以更平稳更线性的状态呈现出来，这导致我们低估了随机性。而事实上，黑天鹅无所不在，我们总是暴露在波动性、随机性、混乱和压力、风险和不确定之下。

听起来似乎让人绝望。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的新书《反脆弱》可以算是《黑天鹅》的续集，书中开宗明义说：风会熄灭蜡烛，却能使火越烧越旺。对随机性、不确定性和混沌也是一样，你要利用它们，而不是躲避它们。你要成为火，渴望得到风的吹拂。

换而言之，对于风来说，火是具有反脆弱性的。“反脆弱性”是作者发明的一个概念，他不得不生造出一个词来表达。反脆弱性并不等于我们常说的强韧性。强韧性能让事物抵抗冲击，保持原状。但每当随机事件发生时，仅仅做到强韧性显然还不够好。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不断利用随机事件、不可预测的冲击、压力和波动实现自我再生的机制。也就是说，有些事情能从冲击中受益，当黑天鹅出现的时候，他们反而能以此为契机，茁壮成长和壮大。这就是脆弱性的真正的对立面，反脆弱性。

如何获得反脆弱性，以面对黑天鹅出没的世界？作者讲了很多芜杂的故事与观点。其中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方案，可称之为“杠铃式的解决方案”。杠铃策略是由两个极端条件组成，也可称其为双峰策略。杠铃的一端是指在某些领域采取保守策略，从而在负面的黑天鹅面前保持强韧性；另一端是指在其他领域承担很多小的风险，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正面的黑天鹅。一面是极端的风险偏好，一面是极端的风险厌恶，但绝对不采取温和或中庸的风险态度。比如在金融学上运用杠铃策略：90%的资产以现金形式持有（假设不会受通货膨胀影响），或以所谓“保值货币”储存起来，而剩下的10%的资金则投资于风险极高的证券，那么损失不可能超过10%，而收益是没有上限的。而非杠铃策略的中庸策略，也就是将100%的资金都投入所谓的“中等”风险的证券，那么他很可能由于计算错误而承受毁灭性的风险。再比如在职业选择上，作者以一个朋友来举例，他先做非常安全的工作——图书编辑，然后离职从事一个投机性风险性很高的职业。这也是切切实实的杠铃模式：如果他投机失败，他完全可以回归老本行。

我们每个人都想快乐地生活在一个不了解也不可预测的世界上，而反脆弱性可能是我们最好的装备。

篇10

论文关键词：银行改革银行体系改革银行重组

论文摘要：研究银行重组的国际经验，对于理解银行体系改革的本质，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以及为中国的银行改革提供新思路大有稗益

过去几十年中，很多国家的银行体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需要进行系统性的重组。在解决银行危机时，不同国家政府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方法，也各有成败。研究这些国家的经验，对于理解银行体系改革的本质，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以及为中国的银行改革提供新的思路不无裨益。

系统性的银行重组旨在改善银行体系的业绩，或更加准确地讲，恢复银行的净价值和赢利性。银行可以通过增加资本来改善其资产负债表，而增加资产可以通过从现有银行所有者、新所有者或政府那里获得资金的方式进行;银行也可以减少负债，比如核销现有债务的价值，或者提高现有资产价值，或者提高不良贷款和抵押物的回收率。具体的措施包括调整银行商业策略、改善管理和会计体系以及更好地进行信贷评估，当然，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削减机构和人员等等。从经历银行重组的国家的情况来看，进行成功重组必须正确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改革和重组的速度

从经验来看，在出现问题之后分析问题的来源并迅速采取矫正性措施是银行改革的关键所在。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所有成功进行银行改革和重组的国家，都在银行体系出现问题的一年内采取了果断的行动。这些成功国家的特征是:能够迅速地发现问题及其程度，找出其根源所在并采用明智的策略系统地解决所有的问题。同时，实证研究表明，不能够采取及时行动的国家通常是那些银行体系问题更多的国家。对此，可能的一个解释是:在这些国家，由不当的税收政策导致银行激励机制扭曲，纠正这些税收体系对国有银行来说可能是致命的，而政府无法支付承受国有银行破产的代价，所以这些国家的银行体系改革进展缓慢。

反之，行动迅速的国家一般来说也都有相似的经历。那就是，由一些外部的冲击，导致本国银行体系的崩溃，迫使这些国家不得不采取彻底的银行体系的改革以求得生存。这些外部的冲击常常是由国外的突发事件所引起的，可能是由于国际市场某些重要产品(如石油等)价格发生剧烈变化，抑或是国际金融市场利率的突然大幅上升。

改革的持续性

解决银行体系的支付问题仅仅是整个银行体系改革成功的第一步，之后就应该立即着手进行内部管理的一系列改革，如完善银行内部管理机制，降下氏经营成本，加强内控机制，加强会计、法律、监管制度的建设等等。

其中，完善内部管理机制是重中之重。一份对国际银行改革经验的研究报告显示:在其研究的24个国家中，所有国家的银行都存在管理方面的不足和缺陷。其中，有21个国家在银行改革后，在流动性和赢利性方面有相当的好转，但有3个国家进展甚微。究其原因，是这些国家进行银行改革的重点不同所致。情况好转的21个国家无一例外地采取了直接钊汉寸银行催班里机制的一系列措施来改善其经营绩效，但不成功的3个国家则把银行改革的重点放在了监管和会计制度的改革巨。

央行的角色定位作为全国银行的管理者，央行的作用应该是支持银行改革而非具体介入银行自身的业务经营。然而，当银行危机发生时，央行可能会介人银行重组的具体操作，从而导致央行自身的资源不足以及采取一些违背其货币管理职能的政策和措施。因此，一个较好的处理方式是成立一个新的独立的机构来专门负责银行重组的协调和具体实施。一项调查表明，所有对银行系统进行改革而不成功的国家全部都依赖于央行作为银行重组的管理及领导机构。在这些国家，央行不但要负担重组银行的短期内的流动性支持，还要对这些银行在中期内的资金来源提供帮助。而在那些取得了明显改善的国家中，由央行来承担这些任务的只占五分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确立了一个独立的机构来负责银行重组，这并不意味着央行对此完全不予帮助。对那些能够生存但困于流动性问题的银行，央行还是应该为其提供流动性支持，例如用降低准备金比例、提供优惠的再贴现利率或是短期贷款的方式来对这些银行提供帮助。但一般来说，央行不应对银行提供长期贷款或是直接经营商业银行业务。

银行坏账的处理

成功的银行重组一般都对银行坏账有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这需要在国家财政、银行和存款者之间协调，由三者共同来分担这些损失。采用存款保险是一种常见的处理方式。这方面成功的典型案例有:科特迪瓦、拉脱维亚、秘鲁和西班牙。他们的做法是，给存款损失的赔偿额设定一个上限，这样就可以成功地避免公众挤兑和银行的破产。

另一个值得借鉴的经验是，将不良贷款从银行剥离开来可以有效地提高银行的支付能力。很多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做法。因为迅速地将银行坏账剥离出来可以使银行的资产质量改善，从而使这些银行可以集中精力于其主营业务。然而，这并不能解决银行赢利性问题。总的来说，成功的银行重组需要国家对于哪些银行值得挽救有一个明确的和一致的判断标准和政策，对于那些不符合标准的银行应让其破产，而不是一味拖延。

国有银行特殊性

国有银行的问题有其不同于其他银行的特殊性，在转型经济中的国有银行更有其特殊性。如前苏联在1991到1992年迅速将其银行系统进行了私有化，形成了由央行和私有商业银行组成的两级银行体系。然而，由于这些商业银行缺乏信贷评估的经验，将贷款大量投放于由他们参股的或者是有关联的企业。在开始的时候，由于通胀率居高不下，贷款的问题尚不明显。然而，当经济稳定了以后，通胀率大幅下降，银行的资产质量问题凸显并导致了全社会范围内的恐慌。在拉脱维亚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形。同样，在其他一些新兴市场，把国有银行私有化取得了成功，私有化政策的设计在这时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从智利和墨西哥的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迅速的、设计不当的私有化进程往往只是暂时解决了表面问题，同时也埋下了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种子。显然，这些国家的银行重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政府应该建立包括相关法律制度在内的银行体系的一整套的框架。这并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在很多国家，迄今为止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总体经济环境的影响

经验证明，银行重组与总体经济环境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经济增长强劲时，银行重组就相对容易一些，而当经济衰退时也不乏对银行系统的改革成功例子。这一点和前文所提到的第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当危机发生时，即使处于困难时期也应该立即采取行动，而不是坐等经济会出现意外的转机。对于进行银行系统重组国家的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的国家在进行银行重组后通货膨胀率均有所下降。其原因可能是由于银行危机导致社会财富的大量减少，并引起国内消费需求的锐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