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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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核对象

县（市）区及市直有关部门党政领导班子。

二、考核内容及标准

（一）重视经济体制改革工作（30分）

1、统揽改革工作全局（10分）。县（市）区和市直有关部门对本地、本系统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有规划和年度安排。每年12月底前制定本地、本系统下一年度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安排，包括重点任务目标、责任主体、主要措施等，报经市发展改革委与全市经济体制改革工作衔接后，纳入本地、本系统年度重点工作之一统筹实施。

2、定期研究改革工作（6分）。将改革工作纳入各县（市）区和市直有关部门重要议事日程，主要领导主持和参与研究本地、本系统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

3、建立起较完善的经济体制改革统筹协调工作机制（6分）。县（市）区建立了经济体制改革工作议事协调机构，发展改革局有专司经济体制改革的内设机构，配备高素质工作人员，改革职能落实到位。市直有关部门明确负责专项改革的牵头处室和分管领导。

4、情况沟通及信息反馈工作（8分）。积极参加全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及时沟通工作情况，至少每半年书面上报一次本地、本系统经济体制改革进展情况、存在问题及建议。

（二）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工作（20分）

1、改革导向方面（10分）。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有关改革的政策措施。及时出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关文件，政策措施操作性强，符合国家改革方向及当地实际。

2、实际运作方面（10分）。推进改革工作方式、方法灵活，切合实际，工作有创新、有突破。

（三）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成效显著（50分）

1、目标任务完成情况（30分）。县（市）区全面完成年度安排、石家庄市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指导意见和省、市部署的改革目标任务得30分，少完成一项视情况减1―5分。市直有关部门全面完成承担的专项改革目标任务得30分，未完成年度全部目标任务的视专项改革工作进展情况得5―20分。

2、注重调研工作（10分）。每完成一个调研课题得5分，获市以上优秀调研成果奖或被当地政府采纳付诸实施，每项得5分，最高不超过10分。

3、加强改革宣传工作（10分）。经济体制改革经验材料被省体改简报、市发展改革动态等省、市内部刊物刊用的，每篇分别得3分，被国家、省、市报刊刊用的，每篇分别得10分、8分、5分（最高不超过10分，且不重复计分）。

（四）其它（增减分）

1、每一专项改革工作受到国家、省表彰的加10分。

2、因改革工作操作失误，处置不当，引起集体上访等不稳定事件或受到省、市通报批评的每起减5分。引起重大突发性不稳定事件，造成严重影响的减20分，并一票否决，不评为优秀档次。

三、考核评价档次

县（市）区和市直有关部门分别按总得分排序。评价档次为优秀、较好、一般和较差四档。优秀比例掌握在50%左右。

四、考核办法

考核评价采取平时考核与年终考评相结合的方式，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

（一）平时考核

由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体制改革联席会议办公室，下同）根据平时检查、听取汇报等掌握的情况，依据本办法实施日常考核，建立日常考核档案。

（二）年终考评

各县（市）区和市直有关部门根据本办法进行自查、自评，写出总结材料。市考核办和市发展改革委依据本办法，根据各县（市）区和市直有关部门自查、自评和市发展改革委日常考核情况，进行综合分析，评出档次。考核评价档次为优秀的县（市）区和市直有关部门，确定为全市经济体制改革先进单位，予以表彰和奖励。同时，考核评价档次纳入市委对县级党政领导班子的综合评价。

各县（市）区和市直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经济体制改革考核评价工作，如实按规定上报有关数据和情况，积极配合考核考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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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重大突破；本质特征；问题根本；主线与路线图

中图分类号：F713.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2-000-01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是市场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论断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的重大突破

从党的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以来，在20多年时间里，我们党对政府和市场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一直在根据实践的拓展和认识的深化寻找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可以看出，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不断成熟。

从“基础性”到“决定性”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最大亮点，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这是我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质”的提升，是思想解放的重大突破。这将成为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引领其他领域改革的基本方针。与党的十四大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比，“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论断具有同等重要的历史地位，也将发挥同样的巨大作用，极大地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给我国再争取一个更好的改革红利期，助推我国“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国梦”的实现。

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抓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

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最有效率，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需要遵循这一基本规律。“基础性”作用给人的感觉是：在市场之上还有一种力量在配置资源，那种力量就只能是政府。同时，过去我们对宏观调控也有扩大化的理解，仿佛宏观调控就是政府配置资源，干预经济活动。党的十四大以来，对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在表述上虽然有所调整，但那主要是对市场作用在范围和程度上的加强，只是在“量”上的调整，没有质的变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抓住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深层次、最本质的问题。“决定性”作用的意思是，其他力量只能是影响和引导资源配置，但决定者不是别的，只有市场。

三、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抓住了我国现实经济问题的根本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建立，但在很多方面还很不完善。其中核心的问题是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过多，不合理的干预太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是通过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实现的。目前我国市场体制中最主要的缺陷，集中表现在政府为主导来配置资源，政府过多而广泛的行政干预、深度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及国有大企业的行政垄断，压制了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技术创新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发展中出现的产能过剩、城市病、耕地占用过多、地方债风险、生态环境破坏等，很大程度上都与政府过多干预有关，与地方政府推动下的盲目投资有关。

国有企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不占有优势，但是，国有企业在很多重要行业中的垄断地位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加强，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保持着政府赋予的行政垄断权力，这使市场失去了充分竞争性质，难于发挥其有效配置资源和形成激励机制的作用。要建设竞争性市场体系，需要建立和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我们已经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又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主要内涵、一般规律，就要解放思想，破除理论障碍，在理论上承认这一规律，在实践上遵循这一规律。“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绝不是否定或弱化政府作用，在现代经济中，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同样重要，没有市场或没有政府，经济发展都会孤掌难鸣。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行，没有政府的作用同样也不行。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资源配置上，政府是引导和影响资源配置，而不是直接配置资源。只有界定好政府的职能和作用，政府不越位，才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才能解决目前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不到位的问题。

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明确了未来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和路线图

经济体制要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要选择改革的突破口、重点。人们对此曾有过很多讨论，有人认为是财税体制，有人认为是金融体制，有人认为是土地制度等等。这些改革无疑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并据此设计各领域的经济体制，那不可能有质的变化和飞跃。我们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加快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把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和路线图，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市场体系的完善、政府职能的转变，宏观调控、财税、金融、土地制度、生态文明等方面的改革，都要以此为标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经济体制的改革进行“顶层设计”。并以此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改革的原则和检验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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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正式制度变迁；市场经济；经济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28-0048-02

在30多年的市场化进程中，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实践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与此同时，在非正式制度领域，却出现了许多令人担忧的现象：经济信用的严重失常，急功近利的短期市场行为，各种各样的寻租等现象，这些在市场化体制变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仅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越来越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稳固和完善。为此，笔者针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着眼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非正式制度变迁的角度提出一些自己浅薄的看法。

1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非正式制度变迁滞后的表现市场化制度变迁中的正式制度主要是以求强求富为目标取向，通过自上而下的人为选择过程而导入的，而初始的制度框架中延续的非正式制度却更多地表现为以适应传统的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意识形态和风俗习惯体系。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两种不同层次的制度之间产生了强烈的摩擦、震荡和冲突。相对于市场化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变迁滞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社会信用的缺失

我国正处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之中，信用缺失现象还相当普遍。例如：商业交易中大量的欺诈行骗、假冒伪劣、侵犯知识产权等违法行为屡禁不止；资本市场中欺骗瞒报、虚假信息披露和恶意炒作不乏其例。信用缺失已对社会经济生活造成严重危害，不仅严重破坏了市场秩序，而且大大提高了市场交易成本。

12行为方式的非理性

所谓行为方式的非理性，就是指人们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行为决策缺乏可靠的基础，主要受情绪的支配。例如在投资领域，当投资者情绪乐观时，乐观的预期导致投资激增，经济扩张，反之，投资萎缩，经济衰退。在当前表现尤为突出的是一些盲目的从众行为，人们的行为普遍缺乏理性思考和冷静分析，这与市场经济文化中“经济人”的理性预期和理性经济行为是相违背的，这种情况不仅导致了支撑市场经济的文化基础的缺失，还导致了因重复建设和从众决策而产生的低水平、低技术含量的产品严重过剩和产业结构的严重趋同，最终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配置资源功能的正常发挥。

13价值目标偏向，价值判断失衡

目前，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成熟性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造成了一些人价值取向的混乱、偏离和失衡。如诚实劳动和守法经营未能蔚然成风。而过度投机和一夜暴富的心态却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传统关系社会的影响依旧普遍存在，凡事均通过关系来加以解决。这说明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心态已被严重扭曲，社会经济运行的文化基础离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公平、公开、公正等观念和秩序相去甚远。

2导致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非正式制度变迁滞后的原因导致我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非正式制度变迁严重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非正式制度变迁自身具有的自发性、渐进性等特点导致的原因，也有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道德规范缺位和政策实施力度不足等原因。

21非正式制度变迁受其内在的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的影响传统道德文化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思想传播和渗透。已深深积淀在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形成了种种陈旧的价值观念、生活习俗等。这些因素必然以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阻碍和迟滞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首先，传统道德文化中“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在经济生活中的直接危害就是造成人们商品经济观念淡薄、时效观念较差、平均主义严重。其次，对和谐与谦让人生态度的过度崇尚，是导致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竞争精神和开拓精神消减的原因。再次，德智传统的盛行和法治传统的缺失，导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须坚持的法制原则难以落到实处。最后，重群体轻个体，抑制了个人的自主精神和创造精神的发挥，使市场经济的发展缺乏足够的原始推动力。

22道德规范缺位是我国非正式制度变迁滞后的主要原因在转轨过程中，与旧的经济形态相适应的那一套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体系，由于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从而开始消解，并逐渐丧失了对人们社会行为的调控功能，而新的价值观体系和道德规范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从而造成了社会道德领域的真空状态。长期以来，以小农经济和产品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形态所出现的种种弊端，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破这种经济结构模式和经济运行方式，而引入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和结构模式。以多种所有制经济结构、大工业经济、市场经济等为主要特征的新的经济形态，本质上需要一套与之相适应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体系，然而，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新道德的传播及其为人们普遍接受并发挥作用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在旧的道德规范体系被批判和否定，而新的道德规范体系又无法马上建立的这段时间里，由于缺乏统一的价值评判标准和行为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必然是盲目而混乱的，表现出对新旧道德规范的困惑和迷茫。在这种困惑中。不可避免就有很多人超越于旧的伦理规范之上来行事，并出现大量的越轨行为。

23正式制度的不完善制约了非正式制度变迁的进程

正如任何正式制度作用的有效发挥，都离不开一定的非正式制度的辅助作用一样，任何非正式制度作用有效发挥，也依赖于正式制度的支撑。以当前诚信危机为例，除涉及上述原因外，法律制度建设中的滞后就是一个尤为重要的原因。从法律的角度分析，导致当前我国社会中产生诚信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方面：①我国缺乏一套统一的健全的诚信法律体系。②我国市场经济关系的产权不够明晰，产权制度建设滞后。现代诚信的核心是尊重其他经济主体和公共的产权边界，存在理性的激励，而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脱胎而来，在我国原有的体制下，缺乏经济主体独立产权的概念，不能给守信者以激励，相反却产生了大量不道德竞争等违反诚信原则的商业行为。

3对深化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非正式制度变迁的几点思考31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发展观所谓“以人为本”，就是指发展要体现对人的关怀，满足人的基本权利和需求，以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目标。社会主义制度是把人的全面发展当做社会最高发展目标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就是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达到这个目标的办法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最有效途径。因此，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沿着“以人为本”的目标推进。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既要考虑现在，又要考虑未来。以人为本中的“人”，既是自己身边的人，又是全社会的人；既是现在已经存在着的人，也是将来要出现的人。想问题，做事情，搞改革，谋发展，即要在单个人身上体现以人为本。

32以诚信为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信用体系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市场经济越发达越要求诚实守信，这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文明的基石。针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诚信缺失问题，借鉴国际经验和一些发达地区的成功做法，分步实施，有序推进。首先必须净化恪守信用的社会环境。当务之急是要大力普及信用文化，努力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文化环境。一是通过各种宣传、教育方式，利用学校、企业、社区、行业协会等组织机构广泛开展行之有效的信用道德培养和教育。二是提高社会主体的守信意识和维权知识，并能自觉参与监督和抵制失信行为。三是引导和培养市场主体重视自身信用程度的社会评价，努力提高自己的信用等级。其次必须加强恪守信用的法制建设，建立市场经济的诚信机制客观上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法律支持体系。为此，要健全法律体系，对各种非诚信行为有明确的法律规范、限制和惩处，做到有法可依。最后，必须规范恪守信用的企业行为。鉴于当前的实际情况，加快企业信用建设要结合企业制度创新来进行。要通过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企业尽快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市场主体。避免产权不清、司法公正性欠缺和透明度不够等给企业失信创造机会。要着力完善企业内部信用管理机制，特别是企业内部有效的授信管理和严格的获信管理，加强企业控制自身信用风险的能力，以促进企业不断拓宽市场、最大限度地降低财务费用开支。培养企业品牌意识、形象意识，树立信誉就是市场、信誉就是客户的观念，不断增强企业维护自身信用的自觉性。要重视企业文化的创建，用先进的文化理念武装企业，使依法治企和依德治企得以很好地落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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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改革解决深层次矛盾

会议指出，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面部署了新时期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近十年来，我国财税、金融、价格、国有企业、农村发展和各项社会事业改革取得重大进展。这些改革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增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促进了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会议强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仍处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要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大胆探索、勇于实践，通过改革解决制约科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性问题。

当前要改革五大重点领域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一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善宏观调控，健全市场体系，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二是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及地方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更好地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三是深化土地、户籍、公共服务改革，理顺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四是推进社会事业、收入分配等改革，理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努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效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五是推进依法行政和社会管理创新，理顺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关系，深化政务公开，健全监督制度，建设服务、责任、法治、廉洁政府。

■ 今年工作

政府绩效管理今年开展试点

会议明确了今年改革的重点工作：

(一)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深入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优化国有资本战略布局，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完善和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

(二)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分税制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健全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扩大增值税改革试点，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

(三)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强化国有控股大型金融机构内部治理和风险管理。积极培育面向小型微型企业和“三农”的小型金融机构。合理引导民间融资。

(四)深化电力、成品油和水资源价格改革。建立健全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

(五)推进社会领域改革。完善工资制度，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实现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农保制度全覆盖。继续推进全民医保，巩固基本药物制度，深入推进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和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加快形成对外开放的多元办医格局。深化文化和科技体制改革。

(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新设行政审批事项审核论证机制。开展政府绩效管理试点。全面推进地方财政预算、决算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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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更可持续

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分析指出，全会在总结35年改革开放成功实践基础上，重申发展是第一要务，强调改革是发展的动力，给社会各界吃了一颗“定心丸”，告诉人们未来中国仍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将坚持改革开放。

过去35年，是我国全面实行改革开放的35年，也是我国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最快、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35年。

“回顾发展历程，没有农村改革，就没有农产品的极大丰富和农业基础的稳固；没有国企改革和非公经济发展，就没有今天工业大国的地位；没有恢复高考，就不会有今天那么多的建设人才。是改革，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祖新说，“实现蓝图靠发展，发展要靠改革。过去的经验是这样，未来也是这样。”

面向未来，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要实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硬指标”，还要完成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一系列重要指标；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社会正面临转型升级的巨大挑战。

新的历史起点上，靠什么突破体制机制障碍，顺利完成转型升级，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全会为我们指明了方向，那就是不仅要在经济领域充分发挥改革的牵引作用，而且要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聂高民看来，全会实际上为改革做好了“顶层设计”。比如，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重点，制订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的时间表，做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决定等，“中央进一步加强改革的统筹协调，必将推动发展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市场将在资源配置中起

“决定性”作用

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前的提法是‘基础性’作用。对市场作用提法的升级，凸显了中央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决心，打消了一些人对中国未来发展改革方面的疑虑，预计未来经济体制改革将有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王军说。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这是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中国改革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市场体系仍不完善、内生动力有待增强、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等突出问题，成为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要着重攻克的难关。

全会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其中包括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着力清除市场壁垒，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等。

聂高民认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初步建立，但仍然存在不少壁垒；商品价格虽然实现了主要由市场来决定，但要素价格市场化仍然滞后；城乡建设用地的二元分割，制约了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下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来解决。经济体制改革既要激活微观活力，又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全会在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同时，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不应当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立起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都应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平等参与竞争，在此基础上是可以实现融合的，股份制就是一种混合所有制。”聂高民强调。

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全会提出，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王军认为，在坚定推进市场化改革解决政府“越位”问题的同时，要解决好政府的“缺位”问题。在简政放权、减少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的同时，要加强市场监管，尤其是事中、事后的监管，维护好市场秩序；要增强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职能，大力发展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

发展成果将更多更公平惠及

全体人民

改善民生，是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全会提出，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满足人民需求。

全会指出，要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 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全面深化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正面回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意味着促进公平正义将进一步提速。”王军说。

改革开放35年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随着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以及区域差距的扩大，征地拆迁、公平竞争、收入分配、教育医疗等方面问题不断凸显，提速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愈加迫切。

“从以人为本到进一步强调促进公平正义，体现了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丁宁宁说，“公平正义不是拉平，而是要让大家在享受同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条件下，在同样的法治环境下平等竞争。与此同时，要让社会保障体制为人民群众提供最后的支持，让人民在遇到问题时仍然充满希望。”

迟福林认为，收入分配改革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全社会都非常期盼。预计下一步在财税体制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收入规范化等方面将会有更多政策出台。

全会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全会还指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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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国有企业现有的体制及股权投资的内涵、分类、收益、市场机动性等方面的分析和研究，探讨股权投资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中的应用。

关键词：

股权投资；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

0.引言

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和中心环节。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国有企业的改革与转型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据了解，在十三五规划中，全国大多数的国有企业面临着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而灵活性较高、收益与风险分担的股权投资的引入，为国企改革注入了新鲜血液，创新了改革的思路和方向。

1.股权投资

1.1股权投资的内涵

股权投资是指通过投资手段来取得被投资单位的股份，通常是采用个人或企业购买其他准备上市或者未上市企业的股票这一方式或者是利用无形的资产、货币资金或实物资产直接地投资其他企业单位，通过风险分担的方式获得较大的经济利益或者利润分取、股利获取与风险相适应的经济利益。股权投资要承担投资失利的风险，也能获得被投资单位的利益[1]。例如，被投资单位的经营状况陷入僵局或者是直接进入破产清算环节时，投资者将会承担投资失败的后果和损失；相反地如果被投资企业或单位的经营状况良好、市场反响好、其所经营的产品的市场价格波动空间较大，投资者通过股权控制被投资单位，从而从价格波动和产品销售前景中获得经济利益。

1.2股权投资的分类

股权投资可以分为共同控制、控制、重大影响、无控制无共同控制且无重大影响四大类。其中，共同控制是指按照合同的约定对某种经济活动所享有的 共有类型的控制；控制是指获得股权并取得整个企业的控制权，能够独立地做出企业运行的决策和财务经营决策，并能从中获得经济利益的一种方式；重大影响的股权投资，顾名思义，仅是对企业的经营和财务上因有参与权而产生重大影响但没有决策权。这几种类型的股权投资，其风险程度和所获利益都各有不同，控制类型的没有风险分担体，风险较大，但是相应的经济利益可以达到最大化；共同控制次之；重大影响类型的风险可以分担，独自承受的投资风险相对较小，但是所获利益也相应减少。

1.3股权投资的结构及发展现状

股权投资由成本、收益、风险、权益、减值等因素构成[2]，其中成本和收益的核算是最为关键的环节，权益是受益的保障。自从20世纪初期我国提出了经济改革，许多人开始“下海”，股市一直风靡至今。目前，我国的股权投资经历了长期的市场经济的调节和洗礼，已经进入深入发展的阶段（如图1）。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如下页图2），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私募性质的股权投资金额较小，还是严重受到国有企业的经济体制的影响。这是因为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国有经济仍然占了大部分比例，并且其经济体制严重制约了市场和股权的发展。

2.国有经济体制的发展现状和问题

2.1国有经济体制的内涵我国的国有企业经营模式是对苏联的经济模式进行全盘照搬过来的，强调了国家集体利益在全民所有制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进化成了现在的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形成的国有经济体制。其具有独立的决策能力、鲜明的行政色彩、国有资本化程度颇高等特征。目前，国有企业仍实行的是以管理资产为主的经济体制，这对于迎接新的经济挑战和经济改革有着诸多的限制和阻碍。

2.2国有经济体制的发展现状国有企业的经济体制由最初的苏联式经济模式，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国有企业权力下放、让利的过程和80年代以后的承包经营责任制，让企业逐渐地拥有了发展的相对自由权的过程。到了21世纪初期至今，为适用股份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和创新，但由于行政色彩厚重，极大地影响了改革的进程和效果[3]。

3.股权投资在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应用

3.1股权投资在国有企业改制中的作用

3.1.1扩大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是对资本营运的重要手段和表现形式，国有企业通过对不同企业的股权投资或引入战略投资方，不仅可以建立与国有企业主业相关的经营性联系，还可以扩展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范围和产业链，达到资本利用率最大化的目标；还能够建立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产业联系，拓宽经营范畴，增加利润和回报，进而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和市场适应能力。例如鞍钢股份有限公司是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管委实际控制的鞍钢集团公司改制而来的，其原有的经营范围主要包括钢压延加工、黑金属冶炼、焦化化工等23种产品和业务，但是自从2002年开始实施改制后，其增加了家电、汽车使用的镀锌钢板的生产，创造出年生产能力达到40万t的奇迹；经过2006年股权投资的扩大，其主营业务的净利润增长率高达229.24%，推进了其在全国同行中的净利润增长排名。

3.1.2提高规避风险能力现代企业的运营发展主要是依靠多元化经营的方式，而国有企业的股权投资正是这一方式的具体体现。长期的股权投资，不仅能够弥补单一的业务经营的劣势，形成多元化经营的格局和生产模式；还能进一步地加强和丰富经营内容，分担风险的同时还能扩大收益的渠道，进而降低企业对现有业务的依赖性，减少单一业务所带来的风险。

3.1.3有效实现战略转移运用马克思资本论的原理和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风险等理论进行分析，可以看到目前不管是哪种类型的企业，它所拥有的主营业务或关键性业务都是有一定的周期性的，并且其业务的延续能力与生存能力是有限的[4]。因此，国有企业作为主营业务急速衰退的企业，在经济侧结构调整的时代背景下进行改制，能够有条不紊地与新的主营业务进行接轨，同时从企业的竞争实力上来看，具有更高的经营活力和较强的竞争能力。例如，总部设在广州省惠州市的由国家控股的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其自成立以来不断通过股权投资的形式吸收较多的资本和附加业务，保持了利润连续20年的稳健增长的步伐，在深化改革的今天已经逐渐形成了多元化业务经营的格局，其主营的电子产品（手机、彩电等）和开关插座在国内市场上具有领先的竞争优势，在体制改革的当下有极高的生存能力，并且有希望踏入世界竞争的行列。

3.1.4有效地盘活资金国有企业的体制一般是以管理资产为主，但是股权投资是以资本管理为主，如果加大力度引进民间资本对国有企业的股权投资或加大国有企业对不同企业间的股权投资，将会弥补资产沉淀却不能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把资本盘活，真正地做到“钱生钱”。

3.2股权投资在改制中的运作

股权投资方式是通过投资决策、投资运营管理、投资清算等环节实现投资资本所获利益最大化的（如图3）。其中投资清算和决策的运作具有阶段性和专属性的特点，而投资运营的管理具有持续性和经常性的特征。其通过投资实施、决策、持股比例调整、营运控制、投资收益账务等关键环节的实施，能够有效地把股权投资方式完美地契合到国有企业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去，达到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和目标。

4.结语

随着经济结构的侧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的改制已经箭在弦上了。尝试着把股权投资的资本运作方式融入国有企业改制活动中去，不仅可以扩大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进行风险分担，减少利润损失，增加企业的利润来源，还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在残酷的竞争中的生存几率，进一步促进经济建设的稳健发展。

参考文献

[1]绍秉仁.创建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2]冯华，任少飞.有效政府与有效市场：改革历程中的政企关系回顾与前瞻[J].山东财政学院报,2006(6):13.

[3]王波.对新经济下企业组织结构的研究[J].煤炭研究,2004(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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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依赖”是制度经济学中关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的分析方法。在制度变迁中，由于存在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即在制度选择过程中，初始选择对制度变迁的轨迹具有相当强的影响力和制约力，人们一旦确定了一种选择，就会对这种选择产生依赖性，这种选择本身也具有发展的惯性，具有自我积累放大效应，从而不断强化这种初始选泽。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这一基本理论出发，来探讨我国地方税制改革的路径依赖的惯性特征。 

地方税制改革的路径依赖分析 

地方税制是在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框架中明确提出的。财政管理体制作为划分各级政府之间财权和财力的根本制度，它受到国家治理结构的制约。在国家的治理结构中，一般来说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政府构成的，由于国情的差异，各个国家的治理结构呈现出多样性。在中国国家治理结构中，中央政府是治理国家的主导，而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人。尽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逐步相应的扩大，利益的独立性获得提高，但这一格局并未获得实质性的改变。作为人，地方政府要受到中央政府的约束，这种约束体现在，第一，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中央政府的整体性安排的约束，即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到财政管理体制的约束；第二，地方政府筹措收入的制度受中央政府约束，地方收入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制度选择集组成的，地方政府基本上无权制定新的制度规则。在这些既定的约束下，地方税制改革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路径依赖特征： 

（一）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特征对地方税制改革的决定性影响。选择财政制度改革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这是由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内在决定的。然而，在改革的初期，向何种制度改革，即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对于治国者来说，可能是不确定的。为了维护改革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治国者选择“试错法”，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在实践中摸索出未来制度框架。因而，就决定了治国者从它最为熟悉的地方开始，这就是治国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积累的调动微观经济主体积极性的经验——通过权力下放来调动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这一改革构成了中国20年财政体制改革的主导。从财政管理体制来看，主要表现为通过不断调整地方的收入基数和上缴的比例来调动地方政府理财的积极性，并由中央政府把握最后的决定权。无论是1980年的以承包制度为核心的“分灶吃饭”体制，还是1994年的分税制框架，都体现出中央政府对收支的决定权和调整权。这种决定权和调整权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可以通过收入的分成比例和税种的调整而获得在财政收入分配份额中的绝对优势，也就是说，在于不确定性、技术因素等作用下，当中央政府在收入的份额下降的时候，它可以通过调整而重新获得这种优势。这是因为中央政府作为改革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在整个杜会经济的转型还没有完成之前，通过对地方收入和支出基数或增收的上缴比例的调整，保障中央政府对收入的整体控制，是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平稳顺利推道和经济发展的整体性要求的根本保证。从改革后财政收入的实际情况来看，自从放权让利的改革推行以来，中央本级组织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中央收入严重依赖于地方上解，而财政承包制所体现出的累退性，使得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提高中央政府的财力，通过1994年的改革，使中央财政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获得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从1996年起地方组织的财政收入的增长比例大于中央政府收入的比例，已经出现地方财政收入比例大于中央财政收入比例，如果照此势头发展下去，中央本级的财力下降，而影响到改革的进一步推行时，新一轮的调整就势在必行，这种调整包括对地方税种的调整和地方收入的基数或者增收的比例的调整。因此，在经济转型完成之前，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集权和分权，没有随着经济形式的发展而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的情形下，中央政府的最后决定权将会加强和强化。由于地方税制是中央政府授予地方政府使用的筹集地方财政收入的制度安排，因此，地方税制改革必然要反映出中央政府的这种路径依赖特征，从而使得具有收入最大化动机的地方政府，就有着隐瞒收入的真实水平，并倾向于将财力和物力集中在地方政府可以支配和控制的强烈动机。 

（二）地方税制改革作为中国财政制度改革的一个内在环节，它也表现出中国财政制度追求收入的路径依赖持征。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必然要反映到财政支出的不断扩大上来。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特征，决定了国家投资所创造出来的效益和财政收入不断萎缩，从而使得财政收入的增长不能满足曰益扩大的财政支出要求。财政收支之间的缺口，有着曰益扩大的趋势，当国家不能有效的履行社会契约所赋予的职能时，其义理性水平就会下降。为了提高或者维持其义理性水平，就迫使国家对既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做出自我调整，因而，财政压力是中国经济体制的直接原因(张宇燕、何帆，1998)。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计划和财政将社会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这种调整主要是表现在逐步放松对资源的管制，以及国家不断退出原有的特权领域，概括的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通过对产权规则的调整而达到国民收入增长的新的制度安排过程。在这一改革过程中，由于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变迁，必然要求国家筹措岁入的制度做出相应的变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主要是通过将社会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而能够直接控制着社会剩余，那么，在放松对社会资源的管制后，社会资源配置将是由分散化和多元化的微观主体来完成的，国家不再完全直接控制社会资源的配置，这就意味着，国家筹措岁入的制度安排也必须适应这种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作为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一方面，财政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通过对财政制度的改革来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另一方面则又是通过对国家筹措岁入制度的重构而构成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然而，在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由于财政支出的刚性，另一方面对放松管制后新增的社会财富，由于岁入筹措机制的不完善而不能及时筹集足额的收入以满足国家的需要，财政压力未能得到完全有效的缓解，同时，国家一旦推行改革，维护改革的稳定性和合法性则是国家义理性支持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改革的过程是一个利益相互冲突的过程，为了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而不至于反对改革或阻挠改革，国家就会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平衡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者，这又进一步增加了财政支出的压力。尽管从长期来看，通过改革会形成经济和财政之间的良性循环，但是，在改革的过渡期内，财政压力则表现得更直接、更明显。现实的财政压力也迫使国家倚重于强调收入的税制。因而，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将会选择那些能筹集收入最大化的税收制度安排，而如果某一种税制安排能为国家带来收入的最大化，那么，在随后的改革中，这种制度安排就会得到强化。地方税制作为中央政府授予地方筹措收入的制度安排，是在国家强调收入的制度安排背景下，因而它内含有强调收入功能的惯性特征。 

（三）在放权让利格局下形成的地方收入机制也有着强化的趋势。从地方税制来看，它仅仅是获得中央政府制定的税种的使用权、管理权、征收权，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由于既定的取得收入的形式——即税种的确立、税收制度的决定权在中央政府，当地方政府面对发展的需要而筹集一定的收入的时候，面对“菜单”选择却没有“菜”可选。由于不能创造新的制度和方式，对于地方政府而已，则将既定的和旧体制内所创立的规则在特殊情形下多样化，并且拓展这些规则的边界。这个旧体制内的规则就是预算外的收费制度，地方政府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各种收费、集资、摊派等多种形式的地方收入机制。对于地方政府的这种行径，中央政府一方面是财力拮据而不能完全满足地方政府的财力要求，而只给予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资源和制度知识信息资源(只给政策、不出钱)，允许地方政府或者基层组织在制度创新中留有一定的活动余地；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依赖于地方政府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杜会的稳定发展，从而将改革的风险分散化，来达到风险最小化的目标。只要地方政府在一定的制度和政策空间内，既维护体制改革的稳定和顺利进行，同时地方经济又取得相当的发展，中央政府就会容忍和默认地方政府所从事的制度创新活动。 

然而，收费制度一经在地方政府的运用，并经过上级政府的默认，它就有一种自我强化的倾向，这种自我强化的倾向是由地方政府的性质决定的。地方政府作为人，其目标函数与作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是不同的，中央政府是由中央治国者所控制的，其目标函数是维持其治理国家的长期性和稳定性，而由地方官员控制的地方政府，其目标函数是地方官员的晋级、名誉、声望以及其他的私人利益。这样，地方官员的个人利益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可能一致或者相容，也可能不一致。地方官员通过发展地方经济而获得上级的提拔，这是相一致的地方，而发展地方经济就要求有强大的收入来支持；地方官员通过预算支出追求个人的其他私利，如津贴、住房、豪华的办公用品等，这是不一致的地方。无论是一致，还是不一致，都有着追求收入的动机。 

此外，随着中央政府将财权和相应的事权下放给地方政府的同时，而地方政府的职能并未获得实质性的调整，这样地方政府实质上就相当于一个范围缩小的权力中心，它在职能和职责上与中央政府是重构的。由于收费制度比较简便和运作成本低，能及时为地方政府筹集发展某些项目的经费需要，最为根本的在于收费可以不受中央政府上缴收入的约束，从而保持收入在地方政府的控制之中。一旦一个地方政府或一个部门使用了收费制度，它就会很快被其他的地方政府或部门迅速学习和模仿，而很快推演开来。同时，收费制度在部门利益和地方官员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就会逐步成为他们“寻租”的最为合法化的渠道。这也会推动收费制度的进一步强化。 

上述分析的路径依赖特征，给地方税制改革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负面影响。1．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资源而获得社会剩余的方式，转向通过国家政治权力向微观经济主体征收税负，即通过税收制度来重构国家岁入的转型过程中，强调收入的功能是其内在的要求。然而，由于现实的财政压力使得一旦走上强调收入的制度路径，就有着强化的趋势，从而使得税收制度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社会公平、以及国家对社会经济运行的间接调控缺乏应有的功能和作用。2．中央政府对税种和收入的决定权的强化，一方面，忽视地方政府在国家岁入制度重构中的内在作用。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它同样是收入制度需求者，而且，由于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对制度创新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它是有能力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创造出新的有效的税收制度；另一方面，则导致地方政府的短期化行为，首先，在税制存续的有效期内，为了收入最大化，而可能将某一税种推至极端，而不顾该税种对地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其次，当地方政府预期到中央政府的调整时，可能会通过收取过头税等形式虚增收入来扩大收入的基数；最后，将财源和财力转移至非税收部门，从而为非规范的收入制度提供温床。3．在既定的体制约束下，对收费制度的路径依赖，使得地方政府也就越来越依重收费制度，以至于发展到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的境地，这反过来，则严重扰乱了国家岁入制度重构的进程。同时，各种形式的收费又加重了微观经济主体的负担，扰乱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加剧了社会不公平因素，从而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 

对地方税制改革路径依赖的思考 

上还分析表明，以放权让利为基本特征的第一阶段的财政税收制度改革的适应性效率已经递减，这是由于制度收益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所决定的。因此，新一轮的制度创新工作就迫在眉睫，作为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财政税收制度的制度创新工作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实现的根本性的制度创新问题。值此中央政府提出构建公共财政框架之际，为中国财政税收制度创新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在新一轮的制度创新过程中，要强调地方政府在国家岁入制度创新中的作用，要赋予地方政府有一定的创造新的制度规则的自主权。因为，首先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结构的组成部分，它同样是新岁入制度的要求者，其次，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参与者、支持者、协调者、联结者，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起到的制度创新作用(杨瑞龙，1998；张杰，1998；黄少安，1999)。地方政府同各级微观主体之间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因而有着更广泛的制度创新信息，从而使得地方政府制订的收入制度规则有着直接的现实性和针对性。从中国制度创新活动的主体来看，它是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因而，地方政府对国家岁入制度的创新活动同样应该构成中国制度创新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而予以确认。 

当然，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收入制度创新自主权，必须以地方政府提供服务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来确定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为前提。更进一步，是要根据各级政府提供服务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来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在此基础上来确定各级政府的财权，并将各级政府的这种基本关系通过法律框架规范起来，这样，一方面，形成对各级政府的外在约束，而不至于产生单纯追求收入而不顾经济发展的效率等问题，另一方面，有助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各种权责关系，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打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强化调整与反调整的路径依赖关系，从而也有利于各级政府发挥各自的职能。不仅如此，通过对各级政府事权的范围来确定财权，同样也有利于打破现行各级政府因职能不分而产生的对收入制度的路径依赖，从而使得在国家岁入的重构过程中，发挥出税收制度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以调节社会公平、调控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等功能。 

主要参考文献： 

1．盛洪 张宇燕主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2．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我《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 

3．黄少安《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及其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解释》载《经济研究》 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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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改革顶层设计是新时期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同时强调“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回顾近年来的改革，尽管在某些领域有所突破，但总体上推进乏力，一些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改革未能按预期实现突破。究其原因，大量问题出现在改革顶层，主要表现为改革的决策设计机制、执行协调机制和监督考评机制三方面的问题。

（一）决策设计机制

1、从改革的目标来看，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导致市场化不足与市场化过度问题同时存在

一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还没有有机融合，政府主导型改革导致部分领域市场化不足。在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一直以来没有处理好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即如何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及优势。突出体现在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等方面。其结果是出现市场化不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政府过度主导产权制度和资源要素配置，造成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非常艰难，垄断性行业改革难以突破，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体制还没有真正解决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问题。计划经济下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与市场经济运行的矛盾，构成了对市场化资源配置的障碍，割断和阻塞了经济总循环的畅通，影响了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

二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没有厘清，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还没有理顺，全面市场化导向造成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脱节，社会体制亟待构建。改革以来，长期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大量民生问题不断凸显，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市场化过度的另外一个表现是在很大程度上我国形成了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控制的资源多、政府的管制多、政府干预经济多。在此过程中，由于政治体制没有相应改革，政府部门没有相应转型，政府职权没有重新界定，官员行为没有受到相应的约束，原来设想的竞争性市场经济有可能演变为垄断性的市场经济、权力操纵下的市场经济。

2、从改革的思路来看，改革推进的策略和方法枯竭

一是有的改革思路尚不明确，改革推动没有抓手，大量改革问题悬而未决。当前，许多领域面临改革深化找不到着力点、改革推进无从下手的疑惑，如统筹城乡、两型社会等体制部位找得不准，住房保障体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可能还没有摸透。国有经济怎样布局和国有资产如何监管，收入分配制度如何体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如何保障劳动报酬比例的合理提升，国有企业经营利润如何分配等问题，可能还需要继续探索改革办法。

二是改革缺乏优先序安排，改革推进没有主线和中心环节，各领域平行推进。从当前实际工作看，原有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的经济体制改革系统性取向存在着一定的断裂，导致能够带动全局的改革主线不清晰，各方面的改革出现了一定的自我循环、各自为战、改革合力取向衰减的局面。对于未来的改革优先序安排，理论界的争议亦很大。有人建议要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主线，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带动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改革；有人认为以要素的市场化为突破口，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并以微观领域的改革突破带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有人主张改革，认为当前我国的改革已经走进了一个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打开局面的阶段。

三是改革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通道均不通畅。一方面是地方政府想改而没权改、不敢改的问题。地方政府受制于中央现有的各种禁令以及各级各类法律法规，一些领域的改革遭遇到很多“红线”，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没有得到中央政府改革试点权的前提下，地方上只能维持现状，或者通过一些变通手段、欺瞒手段艰难推进。另一方面是地方缺乏自，想改而改不了、需要中央自上而下推动的问题。如与树立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财税体制改革和政府考核评价制度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等相关的体制等等，关键靠“自上而下”系统配套的、强有力的行政推动，需要渐进的改革过程，仅靠地方政府难以实施。

四是增量改革原则没有创造性的延续应用，利益格局调整困难。增量改革原则被无数改革实践所证明并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是我们推动各项改革的宝贵精神财富。当前，虽然改革的背景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的利益分配很大程度上已由过去的增量变革变成了现在的存量调整。但是，存量在增长，存量亦包含着增量，利用增量调整来改变存量格局仍然能够完成改革目标。目前这一重要的改革方法没有有效地运用于各领域改革中，改革措施只是针对改革的存量、针对既得利益和弱势群体来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困难无疑是巨大的。

3、从改革的任务来看，改革的系统性取向断裂，长期与短期混乱、发展与改革错位

改革的系统性取向断裂，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内容难以构成有机整体。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原有的几块内容（市场主体、市场体系、宏观调控、社会保障、法律等）与科学发展观提出后，新提出的一些改革任务（如统筹城乡、两型社会等），它们之间不融洽、不协调，长期任务和短期任务交织、发展任务和改革任务并列，难以构成系统性的考虑。原有的改革任务并没有完成，又出现了许多新的改革任务，但新老关系纠结，改革日益领域化、部门化，许多改革形成了并列前行而又难以取得进展的局面。

（二）执行协调机制

1、机构势微力薄，无统筹，欠协调，改革弱化虚化

一是改革缺乏高层次的统筹协调机制。当前，深化改革面临着许多矛盾和涉及面广、敏感性强的领域和环节，问题大量发生在顶层，改革的综合性要求更加突出。经济体制改革本身的深化，已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改革连在一起，改革真正成为庞大的系统工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职能部门进行改革的总体指导和统筹协调，改革就难以顺利推进，在实施中可能会衔接不好，影响整体改革的进展，乃至成为维护部门利益、损害改革开放大局的工具。面对复杂的利益格局，现有的发展改革部门从根本上担当起统筹协调各利益部门、利益群体的重任难度很大。如果没有更高级别的改革机构，改革将会继续面临2003年后国务院体改办撤销之后改革事业进展乏力的局面，同时进一步推动改革的难度将会越来越大。

二是目前适应新的改革形势要求的横向部门之间的改革工作协调机制还不健全，改革总体指导与专项改革沟通协调、改革牵头部门与责任部门协作配合等，缺乏制度保障。目前，横向部门之间现有的协调机制缺失，发展改革部门由于权力级别所限根本不能担当起改革统筹协调的重任。专项改革的推进必须通过建立更高级别的改革领导小组才能统筹协调。改革缺乏整体设计，各领域各部门单独推进，受制于部门利益难以取得较大成效。

三是发展改革部门的工作力量需要进一步充实和加强。目前，由于改革工作一定程度上被弱化虚化，改革进展短期内难有起色，因此，不少发展改革部门具体从事改革工作的同志，特别是业务素质比较高的骨干力量转向其他部门或其他业务领域，改革工作面临队伍不整、人员涣散、经费保障不力的困境。

四是发展与改革脱节，改革的长期目标受短期波动掣肘。主要是改革让路于发展，改革措施短期化，改革与发展的认知与定位有待进一步明确，改革和发展只是理念上结合，实际工作中脱节。地方政府这些年来一直是“最关注发展、最担心稳定、最排斥改革”，对改革工作重视不够，存在“发展硬、改革软”的问题。“发展出题目、改革作文章”，是正确的指导，但需要从改革开放事业的全局性、长远性和战略性理解和指导改革实践。改革重在“治本”，消除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长期性的体制障碍，但近年来改革的长期目标受短期波动掣肘，改革举措更多地体现为应对宏观形势起伏的政策性手段，改革的目标和内容带有较强的短期性取向。

2、方案设计论证不科学，部门、地方、行业利益阻挠和扭曲改革方案制定

一是“政府主导型改革”的决策方式已不能适应民众广泛参与改革的新需要。随着我国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其复杂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很多，要啃硬骨头，打攻坚战；另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要求普遍提高，维护自己对改革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要求日益强烈。而现实中民众在改革中处于弱势地位，民众参与改革方案设计、改革过程监督的程度比较低，“部门化改革”强化了部门利益，由此导致了一些改革成果被少数人窃取、多数人不能分享改革成果的后果。

二是改革工作虚化、方案缺乏可操作性。各领域的改革方案过于原则性、理念性，缺乏可操作性，对既有利益格局调整有限，真改的地方不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垄断行业改革雷声大雨点小；财税体制改革很难按预期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未有实质性突破。改革触及的领域与环节越艰难，就越要求把工作着眼点放在取得实效上。而要取得实效，就必须更加注重务实地推进改革。

三是既得利益集团阻挠和扭曲改革方案制定。改革已进入到全面调整利益关系的新阶段，一些改革在各种利益的诱导下“走形变样”，如行政权力支配了部分资源配置，市场运行中的优胜劣汰机制往往演变为逆向淘汰，从而加剧了社会利益关系的失衡。“内部人主导型改革”现象在中国已经非常普遍。比如，各个部门纷纷立法保护自己的权力就是典型的“内部人主导型改革”。 这种“内部人主导型改革”实际上成为中国“权力资本化”的一个过程。突出的就是行政权力分权后进入市场，一旦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就不容易再改了。这里的困难，不再是认识上的，或纯粹意识形态上的，而是非常坚硬的、实在的既得利益。

（三）监督考评机制

一是建立促进改革创新工作的考核和激励机制不健全。建立经济体制改革考核评价制度不仅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推进改革的合力，而且也有利于完善统筹协调机制，衔接好各专项改革方案。目前，各级政府很少将改革工作作为组织人事部门考核领导干部的重要指标。对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是否具体安排，改革信息的反馈是否及时，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协调机制是否有利于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推进改革的措施是否有力，推进改革工作的方式方法是否有效，改革目标任务的完成情况和调研及宣传情况等都没有列为对各级政府和部门的具体考核内容。

二是改革落实检查监督、责任追究力度不大。改革措施落实往往正面要求多，对执行不力的结果问责不够严格。对于没有严格执行改革措施的行为，往往没有严格问责，追究缺乏力度，使改革执行大打折扣。由于深入跟踪检查、过程督察不到位，对改革监督检查不到位，集中检查点多面广，难以深入，多停留在总结材料、领导汇报的层面。

三是改革评估机制亟待建立。改革执行力的强弱和高低、改革成效如何，最终要由人民群众来评判。目前，改革评估机制的不健全突出体现在：一方面，评估指标体系缺失或片面化，偏重于经济方面，社会体制、行政体制评价较少；另一方面，缺少多元参与评估机制，对改革进展的官方评估很难见到，而社会舆论评价众多，但对改革进程难以发挥影响力。

二、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做好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新时期深化改革要坚持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更加注重制度的科学性和协调性，着重从全局和整体层面来设计和推动改革，对改革的目标、思路、任务、执行和考评做到科学规划，使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制度改革相协调，使制度改革的设计、制定、实施、监督等程序和环节相配套。

（一）目标设计：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科学发展提供体制保障

未来一段时期，改革的顶层目标设计要紧紧围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科学发展提供体制保障的总体要求，清晰界定我国要建立的市场经济内涵，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确立企业市场主体地位，不断完善市场体系，加强产权保护和市场法制建设，以完善体制机制为重点，着力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经济与社会、文化及政治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存在的重大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二）思路设计：按照“渐进式”改革思路，不断创新改革推进方式

作为一种辩证思维方法，“渐进改革原则”在改革之初发挥了巨大作用。攻坚阶段的改革，综合性、系统性明显增强，牵一发而动全身。“渐进式”改革思路应继续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削弱改革阻力，减少改革成本。这就要求未来的改革要循序渐进、由易而难地不断向前推进；要把握推进时机、合理分担改革成本；要坚持增量原则、自下而上推进各类改革试验；要合乎国情、不断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改革路径和方法。

（三）任务设计：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四位一体”全面体制创新

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直接讲的是经济发展、经济建设领域的变革，但是它要延伸到社会发展领域、政治发展领域、文化发展领域。按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就是要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重大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因此，适应新的改革发展形势，改革之初形成的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扩展到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四位一体”全方位的体制创新，系统性显著增强，整体配套要求更高，单个领域的突破已很难达到改革目标。因此，未来一段时期的改革，必须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全面推进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四位一体”的体制变革。

（四）执行设计：重构统筹协调机制，破除既得利益干扰

当下要尽快明确“顶层设计”的主持机构，建议成立由中央直接领导的权威的、独立的、超越部门的改革领导协调机构，形成强有力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推进强有力的自上而下改革，为转变发展方式提供有力保障。从领导和谋划改革的要求看，成立由中央直接领导的协调机构，有利于从全局上把握改革的进程。强化改革的决策机制，对每项重要的改革做好总体部署，使改革决策机制更加统一有力；坚持统筹兼顾、综合配套，对各方面改革实施具体、统一协调；综合把握改革的总体情况，改善改革的推进方式，把自上而下的改革与地方性改革试验有机结合起来。

（五）考评设计：强化考核，多元评估

首先，建立完善的改革评估指标体系。改革评估指标应包括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进展。其次，建立改革的反馈机制。对改革过程中暴露的矛盾和问题，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组织专家评估。第三，建立多元参与的评估体系，将社会评估组织和专家等纳入评估主体范围，充分发挥和整合不同评估主体的优势，形成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多元参与的评价体系。

篇9

一、提出实行“全面深化改革”。

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当时主要是农村改革；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实行以城市为中心的整体改革；十五届三中全会和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和推进农村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则提出进一步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这是对35年改革历程的全面总结和新一轮改革的进军动员。

二、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以往若干次中央全会多侧重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次则提出治国理政的方略，强调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特别是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一个重大的创新和突破。

三、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都提出发挥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则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提高到“决定性”的高度，充分显示出今后主要由市场或市场主体充当“运动员”，政府则主要充当“裁判员”的角色，厘清了政府与市场的行为边界。

四、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并对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作了部署。

主要有六个方面：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中还提出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建立更加公平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五、进一步重申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性，特别是强调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地位。

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强调二者“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这比以往历次三中全会对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的重要地位提得都高。

六、充分阐释了“现代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

十四大以后的提法是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现代市场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则全面阐释了现代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一是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二是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三是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竞争。

七、对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

过去主要强调转变政府的经济职能，并将其明确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十的提法更加宽泛，提出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

八、首次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主要强调国企改革、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性，为国家提供更多的财源。鉴于我国财政正处于“政府过紧日子”以保证“人民过好日子”的过渡阶段，此时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恰逢其时。为此，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以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九、提出了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实现路径。

在具体路径方面，“加快构筑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要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是实现新型城镇化基本条件；“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制度保障。

十、对进一步扩大开放、以开放促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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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国会计国际化建设的原则

    (1)国际化与国家化并存原则

    会计作为一门管理科学,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一个有助于投资决策或解释、评价企业经营业绩或受托者受托责任的“商业语言”,而且受社会政治、经济、法律、传统习惯、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环境因素的制约,从而使各个国家在会计政策的制定和会计实务的处理方法上体现着经济利益的不同分配及其格局,因而从维护本国经济利益出发,各个国家的会计政策及其实务处理方法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使各国会计的现实态度又不同程度地体现为国际化与国家化的并存,而且这种并存将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基于此,国内有些学者对会计的中国特色问题提出质疑,认为中国会计的“特色”阻碍着国际化进程。我认为,具有一定的国家特色并不能影响或阻碍会计国际化进程,关键是看这种“特色”能否促进或有利于本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强调国际化与国家化并存,绝不是否定中国会计的国际化趋势。事实上,会计的国家特色不会影响其国际化进程。一定意义上讲,会计国际化无非是各国会计在世界范围内的延伸和发展,这一点可以从当代会计发展的历史中得到佐证。在一定时期内体现本国特色的会计思想或方法,在未来环境变化之时可能成为国际公认的会计思想或方法%从而步入国际化的坦途。因此,会计国际化从其内涵与时代性要求来说,具有双向运动的特征,对某些有益于经济发展的科学会计思想或方法,尽管目前还体现为国家特色,但在国际化热潮中也绝不能轻易地加以否定,这最终会阻碍会计科学的世界性发展。

    (2)比较研究于我有利原则

    会计国际化理当建立在各国会计共同性的基础之上,不能以某个国家的会计模式作为准绳而强行“国际化”。对中国会计国际化建设来说,绝不能全盘照搬,盲目引进,而应当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对发达国家的会计进行系统研究。通过研究比较其与我国会计的差异之所在,探究产生差异的原因、背景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而作出是否借鉴或在何种程度上借鉴的正确抉择。

    强调会计国际化,无非是期望世界各国在会计政策的制定和会计实务的处理等方面遵行国际通行的做法或惯例,使会计信息在国际范围内具有可比性和可理解性,达到信息的国际共享。各国会计国际化的进程总是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会计国际化目标无一不是为发展本国经济,实现本国经济的国际化而提出的。因而可以说,“于我有利”才是推动会计国际化的根本动因。在中国会计的国际化建设中也应坚持这一原则。我国会计改革和会计准则的制定方面体现了“于我有利”的原则。如会计准则由政府制定并颁发,“两则”并存,采用国际通行的会计恒等式,按谨慎原则允许运用后进先出法、加速折旧法以及提取坏账准备,成本核算采用制造成本法,建立全新的财务报告体系等。这些改革和建设,尽管尚需完善,但却使中国会计向国际化方向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3)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原则

    会计国际化是一个艰难而又复杂的过程,对中国会计来说,这一过程应当是在本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不断发展的双向运动中进行的,也应是在持续的借鉴与输出的交替更换中实现的。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会计国际化进程的一个较长时期内,学习和借鉴仍将占重要地位。为了把国际化建设的成本减少到最低限度,应当坚持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即把国际化建设的必然性目标有重点、分阶段地组织实施,力求实现国际会计惯例和我国实际比较完美地结合。

    (4)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原则会计国际化的改革既不能超前于经济体制的改革,也不能滞后,应当是同步。“超前”会使会计改革失去依托,缺乏明确的目标,“滞后”则会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甚至可能拖改革的后腿。所谓“同步”并不是同时,而是指会计国际化改革必须紧紧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做到相互配套,相互协调。近十多年来,我国会计改革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财政部颁发了《中外合资企业会计制度》以及《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第二阶段,为适应深化企业改革的需要,财政部和国家体改委联合颁发了《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第三阶段,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财政部颁发了《企业会计准则》及分行业的会计制度。改革实践证明,每一步会计改革无不受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制约和引导,同时,也说明中国会计的国际化不仅是会计自身发展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会计改革也有自身的规律性,不应该也不能完全被动地适应经济体制改革中所采取的措施。会计改革方案、措施和步骤应该自成体系,相互配套,不应该亦步亦趋地紧跟经济体制改革的每一措施。为了国家财力的需要,经济改革采取一些迂回措施是可能的,但是会计改革就不能盲目适应,否则,只会导致会计工作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所以,在保证会计提供经济体制改革所需信息的前提下,要保证会计改革的连续性和改革方案的配套。

    (5)统一性与选择性并存原则国际化的一个主要标志,它要求各国会计事务的处理程序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但是考虑到各国会计差异的现实,对某些会计业务可以在要求的框架内制订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法供各国会计工作者选用。这样做可以加快会计国际化的进程,适当排除一些阻力。

    二、我国会计国际化的进程与措施

    我国会计国际化的进程,可以具体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分别采取不同的措施和做法。

    (1)了解借鉴阶段

    借鉴的前提是了解,借鉴必须建立在切实吃透、弄懂国外会计理论、方法的基础上,才能博采众长。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系统学习,深入了解国外会计的丰富内涵,吸取其精华,借鉴其合理内核。由于会计协调在这个阶段大都是自发进行的,因此自发性是该阶段的主要特征,学习借鉴国外会计中先进的合理的成分则是该阶段的工作重点。

    在了解借鉴阶段,可以采取以下几种主要措施:

    ①加强与国际性或地区性的会计职业组织的联系与交流,积极参与国际会计协调活动,学习和了解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会计经验。

    ②中国会计学会、注册会计师协会、有条件的高等院校乃至政府会计主管机构,应该设立专门的外国会计、国际会计的研究机构,以搜集、整理和研究国外先进的会计信息资料,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③在制定和修订会计准则时,应充分参考借鉴国际会计组织的经验和内容,使我国新出台的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基本保持一致,避免出现“走回头路”、“朝令夕改”的现象。

    ④加强会计协调理论的超前性与务实性研究。超前性要求会计研究具有预见性,研究国内已经存在但不普遍、甚至还未出现的会计问题及其可能的解决办法,研究国际上已经出现的会计问题及其解决办法,探讨其在中国运用的可能性。务实性要求会计研究“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使会计理论研究成果能够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⑤深化改革会计教育,培养国际会计人才。在会计教育过程中,加强对会计人员的国际性教育,如开设西方会计、国际会计、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税收、经贸外语、会计电算化等课程,提高会计人员处理国际会计业务的水平。

    (2)协调阶段目前,我国的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之间尚有一定的距离。针对这个现实情况,我们要充分利用会计的商业语言作用去沟通、发现、寻求与各国会计的共同之处,在此基础上,通过协商调整我国会计准则中的某些内容,以使其与国际会计准则保持基本一致,为第三个阶段的规范统一打下基础。

    在协调阶段,应该采取以下几种主要措施:①加强国际性的会计双向交流与合作。一方面,我国通过国际会计职业组织积极地、辩证地学习和吸纳西方各国会计理论与方法及国际会计准则中的有益成分;另一方面,又充分利用国际讲坛向国外介绍中国会计,使国际会计职业组织的决议中包含适应中国情况的内容,实现双向的交流与合作。这样,既有利于我国引进外资,又便于我国对外投资。

    ②针对我国会计准则中与国际会计准则中不一致的内容,与主要会计发达国家和国际会计职业组织共同协商解决,实现我国会计的国际化。

    ③建立健全政府或民间会计协调组织机构,具体领导和负责我国会计协调活动,以它们的强制性或权威性来引导会计协调活动走向新的阶段,取得更大的成就。

    ④加快我国审计的国际化进程,保证我国财务报告鉴证的广泛适用性。从1996年开始实施的第一批《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包括《独立审计准则序言》、《独立审计基本准则》等七个具体准则和一个实务公告,基本形成了独立审计准则体系的框架。它具有以下四个特征:一是基本符合国际惯例;二是反映了中国的国情;三是体现了与其他法律法规相一致的原则;四是现实性与超前性相结合。可以说,独立审计准则的颁布实施,是我国审计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重要成果,标志着我国注册会计师事业将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的轨道,同时对推动我国会计与国际会计接轨的进程也将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3)规范统一阶段

    在协调阶段的基础上,各国会计之间的差异己日益减少或消除,这就为全球会计的规范和统一创造了条件。在这一阶段,各国会计都在自觉地缩小差异,趋于统一,因此自觉性是其主要特征,规范和统一各国的会计实务和会计准则是该阶段的工作重点。

    在规范统一阶段,可以采取以下几种主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