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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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正式提出了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也逐渐成为我国改革的重点内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协调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成为当前社会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本文对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进行分析，并重点探究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以促进我国的快速发展。

一、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

（一）政治体制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

为了适应经济基础发展需要，就要进行上层建筑改革。纵观我国改革的路程可知，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后才会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就会引起新一轮行政体制的改革。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但为了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政治体制也要进行改革，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例如：在1993年以后，政治体制的改革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

（二）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保障

众所周知，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就是政治，政治以其特有的职能和功能，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政治对国家的发展方向具有决定性作用，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反作用，在某种条件下，甚至占据首要位置。政治能够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进行调控和管理。政府作为我国经济改革的推动者，对市场经济的建立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为经济体制顺利改革提供重要保障。

（三）两者相辅相成，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

经济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政治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保障，两者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相互促进，不能分割。两者要紧密结合，相互影响，要协同发展，任何一方都不能明显滞后于另一方的改革。只有这样，才能发挥两者相互促进的作用，为社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现阶段，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中，如何协调好两者改革的关系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内容，因为，只有两者的改革关系相适应，并进行不断的改革，才能促进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二、如何协调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

（一）为什么协调两者的关系

第一，社会基本矛盾决定两者必须协调发展。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解决两者的矛盾依赖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影响生产力发展，这是根本矛盾，只有改变生产关系，并变革上层建筑，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矛盾。第二，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决定两者必须协调发展。任何一个国家的改革，都涉及到很多方面，诸如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及文化教育改革等，它们之间相互促进，密不可分，必须协调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革，使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混乱的经济秩序、日益严重的经济犯罪等，这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不完善所致，因此，只有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使两者发展相适应，才能使市场经济活而不乱，充满生机。第三，两者的关系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协调发展。政治体制改革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保障，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把握市场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经济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只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才能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两者关系密切，不能分割。

（二）如何协调好两者的关系

1.坚持目标模式协调发展

现阶段，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明确目标，使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相适应，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去考虑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作为政治制度制定的重要依据。立足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际，进行创造性思考，借鉴先进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经验，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对社会管理职能进行研究。

2.确保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现状的协调

现阶段，要对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现状进行研究和掌握，分析两者的运行机制、相互作用机制，并分析现阶段的政治体制在哪些方面阻碍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并商讨改革的方案，促进两者的协调发展。

3.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步骤要协调

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保障，而经济体制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两者相互促进，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要确保改革步骤的协调，任何一方都能严重滞后于另一方，保持动态中的协调发展，但并不是绝对的平衡推进，要正确把握保持协调、平衡的度。政治体制在改革的某方面，变动更大，时间更长，因此，要合理把握两者改革的协调性，做好各项改革的方案，并进行排列组合，以确保改革顺利完成。

4.加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

当前，最大的危险是腐败，消除腐败的措施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解决人民的怨气，要努力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确保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缩小贫富差距。同时还要解决教育、医疗等资源分配不公的现象，要想实现这一切，必须加强两者改革的协调性。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体制，因此，需要相应的体制改革。统筹好经济体制改革及政治体制的各项工作，统筹兼顾改革中涉及的各项内容，形成推进改革的整体合力。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发展提供极大的动力，增强我国经济实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为社会经济管理提供保障，促进经济、政治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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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改革试点；第三方评估；评估方法

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特点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是突破性的，更是探索性的。需要试点的先行和推进，从而对改革试点的评估提出了新的挑战。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的细节突破性要求评估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和科学性，促进改革有效突破已有的经济体制障碍。第二，经济体制改革的动态探索性需要基于流程和过程的动态评估，同时要求评估具有极强的公正性。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是有效推进中国经济全面发展的历史使命，而对于这一改革进程中试点的有效评估更是我国面临的重要课题。

同时，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推进具有强烈的探索性、动态性及过程性。首先，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是探索性的，需要改革试点的先行和推进，从而为改革政策的全面实施做好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加强重大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目前我国已建立了12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部署了若干重大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试点工作。经济体制改革试点是新时期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行之有效的重要方式，有利于探索路径、积累经验、防范风险、提供示范。其次，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是动态的，会面临各种复杂要素的关系和不确定。最后，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是过程的，要经历试点前的准备、试点中的管理及试点后的经验总结等环节的全过程。

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第三方评估的方法

1.基于互动过程的动态评估方法

由于改革试点的先行和推进是探索性的，历时发展的思维成为必然要求，时间因素必须考虑。“针对研究设计中的时间问题，研究者有两种主要的选择：截面研究和历时研究，截面研究（cross-sectional study）是对一个代表某一时间点的总体或现象的样本或截面的观察。历时研究（longitudinal study）是一种跨时段观察同一现象的研究方法。”（巴比，2009）不可断然认为经济体制改革试点评估要拒绝截面研究方法，但是，可以肯定其更侧重于历时研究方法，关注互动过程。

因此，本研究主张选用“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策略进行评估。质性研究“强调社会现实的建构性，强调研究者与他（她）所研究的对象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研究问题受情境的限制”。质性研究者“强调研究的价值承载性质”。而量化研究“强调变量间因果关系的测量和分析，而不是过程。”（邓津，林肯，2007）侧重于过程的探索性改革试点工作，质性研究策略是最适宜的。

（1）扎根研究

在质性研究层面，以理论构建著称的研究方法是最早由Glaser和Strauss（1967）提出的扎根研究方法，“提倡在基于数据的研究中发展理论，而不是从已有的理论中演绎可验证性的假设。”（Charmaz，2006）扎根理论的提出进一步奠定了质性研究的根基（Charmaz，2006）。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给予了第三方评估有效的启发，及评估需要扎根于改革试点的过程数据进行评估。

（2）案例研究

案例本身是活动、事件或问题的集合，通常是按时间序列对能够反映活动或问题的一系列现实事件的描述（Dooley，2002）。从而，案例研究强调一系列事件、条件及其之间的关系研究，关注历时性、动态性数据（Eisenhardt，1989），过程性地对现象与情境综合分析，通过对案例数据的挖掘与分析发现其存在的问题，解决“为什么？怎么样？”等之类的探索性研究。案例研究是一种社会研究方法，对某一个体/群体/组织/事件等进行描述性、探索性或解释性的分析，理解情境下的动态过程（Eisenhardt，1989）。“案例研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突出情境、展示过程和揭示关系。首先，案例研究对情境的关注有助于解答‘为什么’的问题，有助于研究者深入聚焦于管理现象，进而有助于理解并应用学术研究的成果。其次，案例研究对过程的展示突出了历史因素和时间因素的重要性，有助于实践者进行过程设计。此外，案例研究有助于揭示深藏于演化的、复杂的现象之后的各种关系，而截面式研究则难以挖掘这些关系。”（黄江明，李亮和王伟，2011，p.119， 引用Elsbach的观点）

改革试点的运行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案例，运用案例研究的思想对其进行评估能够有效发现试点过程中的问题、经验、创新及其影响。

2.基于政策仿真平台的改革试点评估研究

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给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宏观财政货币政策的制定带来了很大难度，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定量性对于提高我国决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第三方评估的核心内容之一即是模拟改革试点政策实施效果，但是现行的政策评估工具门类庞杂，不同的政策仿真工具基于不同的理论背景，具有不同的适用条件。通过资料收集，总结现行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仿真模型，归纳不同模型的适用条件及其应用领域，梳理不同政策仿真工具之间的关联关系，构建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第三方评估政策仿真平台。

（1）改革试点政策仿真平台。政策决策的科学性推动着以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为代表的政策仿真模型的快速发展以及在现实问题中的广泛应用。例如，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被广泛应用于财政改革政策分析，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被广泛应用于金融货币改革政策分析。传统宏观经济仿真模型具有成熟的经济学基础和丰富的国外应用案例，如何将现有的政策评价模型与中国经济本身具有的独特性相结合，实现现有政策仿真平台的本土化是政策仿真模型在评估第三方应用的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2）改革试点政策仿真情景设计。我国经济正在经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随着经济步入新常态，我国财政也进入了新常态。以财政政策为例，财政收入由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财政支出从建设型财政向服务型财政过渡，财税体制改革由局部试点向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第三方评估机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政策仿真情景设计如何全面反映中国经济固有特征以及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时代特征。要在归纳总结我国经济经济特征的基础上，重点论述政策仿真情景设计对于第三方评估机构得到的政策模拟效果的影响。

（3）改革试点政策仿真平台。政策仿真模型的应用是保证改革试点方案决策科学性的重要保障，第三方评估机构一方面要普及政策仿真平台的广泛应用，一方面要确保政策仿真平台的合理应用，确保最大限度发挥政策仿真平台相应的政策辅助功能。但是政策模拟过程采用了大量的研究假设以及情景设计，均会对模拟结果产生影响，如何在第三方评估过程中合理应用政策仿真结果，即为决策过程提供科学依据，又不盲从于模拟结果，是政策仿真平台在应用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本课题重点研究政策仿真平台模拟结果在第三方评估过程中合理运用问题，明确政策仿真结果对于第三方评估的重要意义以及局限性。

3.基于大数据理论与技术的试点实施效果评估研究

近几年来，评估理论与方法发展十分迅速。在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指标权重的确定方面，更加强调节能、环保、创新等价值导向功能；在信息融合和评估结果的应用方面，更加强调可信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面向证据不完全可靠、概率不完全可知条件下的证据推理规则等新方法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在互联网与大数据时代，随着移动智能终端、社会媒体、电子商务平台和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具有规模性、高速性、多样性和重要价值的大数据资源，这为基于大数据的评估理论与方法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源，也为提高各类评估的时效性、客观性和科学性提供了重要保障。大数据资源既可以作为传统评估数据的重要补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传统评估理论与方法，也可以作为独立的数据资源，推动建立新的评估理论与方法。

新一代的交互式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应用为第三方评估理论带来了巨大变革。大数据时代，数据已经渗透到当今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同样深刻影响着宏观经济体制的变革方案的实施过程。对还海量数据的挖掘和运用，预示着传统第三方评估理论及方法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求，需要新的评估理论及方法的产生。课题组在总结原有第三方评估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基于大数据时代背景创新原有评估理论和方法，为第三方评估机构适应时代变化提供参考。

因此，总结和分析国内外互联网技术在第三方评估应用方面已取得的进展，重点分析国内外网络技术在第三方评估领域应用存在的差异，分析差异的来源及提高国内第三方评估效用的途径，总结现有网络技术在第三方评估典型应用过程中存在的经验及教训，为我国基于大数据理论的第三方评估有效规避风险提供政策支持。重点研究在不同改革方案试点领域国内外基于大数据的第三方评估应用情况，结合国内外经验教训及国内实际情况，为我国全面、深入地推广互联网技术在第三方评估领域的应用提供建议。

三、结语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推进具有强烈的探索性、动态性及过程性，对第三方评估的方法提出了诉求。要求第三方评估需要采用基于互动过程的动态评估方法，并借用仿真平台和大数据技术进行有效的评估。

参考文献：

[1][美]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第十一版）[M].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2][美]诺曼・K・邓津，伊冯娜・S・林肯.定性研究：1-4卷[M].风笑天，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3]Glaser， B， Strauss， A.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M]. Chicago： Aldine， 1967.

[4]Charmaz， K.C.. Constructing grounded theory： A practical guide through qualitative analysi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6.

[5]Eisenhardt， K. M. 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9，14（4）：532-550.

[6]Dooley， L. M.. Case Study Research and Theory Building[J]. Advances in Developing Human Resources， 2002，4（3）：33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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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企业命运的是市场综合实力不是“所有制”

在讨论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二者关系的时候，特别是在讨论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二者关系的时候，要淡化“所有制观点”。不能孤立抽象地对二者进行“退”与“进”的判定。实际上，在真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其经营结果，都会有盈有亏，有得有失，有的企业发展壮大，有的企业亏损破产，有死有活，这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与企业的所有制性质，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

真正决定企业命运的，是其在市场竞争中体现出来的综合实力。而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科技创新能力，一是制度创新能力。在经济管理体制，企业管理体制很不合理的情况下，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在更大程度上，受制于制度因素，即受制于经济管理体制。经济管理体制决定经济运行机制，经济运行机制决定企业活力。

说得具体点，企业活力，决定于企业的动力机制与压力机制，是动力与压力的结合。而动力机制与压力机制，是由经济管理体制决定的。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需市场主导资源配置

所以，我们要认真研究的，是怎样加快国有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而不是抽象地去争论，到底是应当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还是人为地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甚至用行政手段，通过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制定规划，层层落实，命令国有经济从部分市场竞争领域“退出”。

当前，特别是最近几年，在采取应急措施，对付世界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特别是财大权大的央企，在市场竞争中，表现出巨大优势，而这些优势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政府的特殊支持政策，来源于无所不在的行政垄断权力。这种不正常情况下发生的“国进民退”现象，是很不公正的。这样的“国进”这样的“民退”，折射出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即在做大做强有国经济的口号下，计划经济体制，重新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因素，计划经济“进”了，市场经济“退”了，这才是当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所急需解决的深层次问题。

国有经济运行出现弊端根源是政企、政资不分

但是，应当明确，当前国有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这种种弊端，特别是行政性垄断，其根源在于政企不分，在于政资不分，在于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经济管理体制，而不是国有经济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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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社会问题，要响亮的提出“发展是为了人民”的口号，要让社会成员更好、更多的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和其他领域都发生了大的变化。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极大地提升；经济制度也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社会形态随之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改革开放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较低，实行的是平均主义分配。古人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伴随着三十多年的经济大发展，我国居民贫富差别距离逐渐拉大，基尼系数不断增高，因此带来一些社会问题。

现在，我国社会结构已从紧密型社会向松散型社会转型。所谓紧密型社会是指在计划经济时代，每个人都打上一个“符号”，都从属某一个社区或某一个农村，或者是某一个单位，也叫“单位人”。那个时候，社会公权力或政府公权力通过城乡基层社区或农村、通过各个单位，对公民进行非常有效的管理。整个社会就像一台机器，每个人就像这台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经过多年的发展，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把人从城乡基层社区或农村、从对单位的依附关系中逐渐释放了出来。这是社会的进步，但又给社会带来很多的新问题。相对自由独立的“社会人”身份，给社会带来了新的变化，给社会的稳定性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因此，加强社会建设，特别是加强城乡基层社区及农村的社会建设更具有迫切性。县级党委、政府在今后一段时期要把社会领域的改革定为核心任务，要把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摆在同等重要的“两个核心”位置。

社会建设的范畴很宽广。至少包括以下三项内容：一是以民生为重点；二是以社会服务为基础；三是以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为特色。解决社会问题，要响亮的提出“发展是为了人民”的口号，要让社会成员更好、更多的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社会建设的目标是以“政社分开”为前提，厘清政府与社会、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构建一个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社会体制，从而建设成熟和谐社会。

成熟和谐社会不能单纯用政府权力也叫公权力把社会管理起来，而是借助公权力和社会力量，通过充分调动“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实现社会的有序、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要彻底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全能政府”管理形式，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构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型社会治理结构。

过去，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通过“政企分开”，厘清了政府和市场，以及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构建了一个日趋成熟的市场。我们常说，经济是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样，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决定了我们有什么样的社会体制、行政体制和文化体制。因此，社会体制改革必须服从并服务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是说，社会领域的改革，必须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社会建设与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可以通过千万次的实验来验证，但社会体制改革不能瞎折腾，关键是改革的方向感要强，同时能清醒地认识到我们面临的形势和条件。改革不会一蹴而就，会受物质条件、人的思想和认识等因素的限制，我们应提倡循序渐进的改革。车开得太快，会有超速翻覆的危险。

社会改革的重点、难点是行政体制的改革。重点应注意以下三点：一是政府有所不为，必须从大量的公共事务、公共领域中退出。只要可以不管的，哪怕现在管的还不错，但社会组织能做的，我们就要创造条件交给社会去做，为社会成长提供舞台。二是政府要承担诸如基本公共服务等社会责任，不断加大社会建设的投入，并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提高服务质量和减少服务成本。三是建设法制政府，依法行政，规范政府行为，自上而下地对公民和社会事务进行有序管理与服务。逐渐增强社会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修复、自我服务、自我完善的自治功能，充分调动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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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依赖”是制度经济学中关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的分析方法。在制度变迁中，由于存在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即在制度选择过程中，初始选择对制度变迁的轨迹具有相当强的影响力和制约力，人们一旦确定了一种选择，就会对这种选择产生依赖性，这种选择本身也具有发展的惯性，具有自我积累放大效应，从而不断强化这种初始选泽。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这一基本理论出发，来探讨我国地方税制改革的路径依赖的惯性特征。 

地方税制改革的路径依赖分析 

地方税制是在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框架中明确提出的。财政管理体制作为划分各级政府之间财权和财力的根本制度，它受到国家治理结构的制约。在国家的治理结构中，一般来说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政府构成的，由于国情的差异，各个国家的治理结构呈现出多样性。在中国国家治理结构中，中央政府是治理国家的主导，而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人。尽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逐步相应的扩大，利益的独立性获得提高，但这一格局并未获得实质性的改变。作为人，地方政府要受到中央政府的约束，这种约束体现在，第一，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中央政府的整体性安排的约束，即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到财政管理体制的约束；第二，地方政府筹措收入的制度受中央政府约束，地方收入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制度选择集组成的，地方政府基本上无权制定新的制度规则。在这些既定的约束下，地方税制改革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路径依赖特征： 

（一）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特征对地方税制改革的决定性影响。选择财政制度改革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这是由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内在决定的。然而，在改革的初期，向何种制度改革，即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对于治国者来说，可能是不确定的。为了维护改革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治国者选择“试错法”，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在实践中摸索出未来制度框架。因而，就决定了治国者从它最为熟悉的地方开始，这就是治国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积累的调动微观经济主体积极性的经验——通过权力下放来调动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这一改革构成了中国20年财政体制改革的主导。从财政管理体制来看，主要表现为通过不断调整地方的收入基数和上缴的比例来调动地方政府理财的积极性，并由中央政府把握最后的决定权。无论是1980年的以承包制度为核心的“分灶吃饭”体制，还是1994年的分税制框架，都体现出中央政府对收支的决定权和调整权。这种决定权和调整权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可以通过收入的分成比例和税种的调整而获得在财政收入分配份额中的绝对优势，也就是说，在于不确定性、技术因素等作用下，当中央政府在收入的份额下降的时候，它可以通过调整而重新获得这种优势。这是因为中央政府作为改革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在整个杜会经济的转型还没有完成之前，通过对地方收入和支出基数或增收的上缴比例的调整，保障中央政府对收入的整体控制，是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平稳顺利推道和经济发展的整体性要求的根本保证。从改革后财政收入的实际情况来看，自从放权让利的改革推行以来，中央本级组织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中央收入严重依赖于地方上解，而财政承包制所体现出的累退性，使得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提高中央政府的财力，通过1994年的改革，使中央财政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获得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从1996年起地方组织的财政收入的增长比例大于中央政府收入的比例，已经出现地方财政收入比例大于中央财政收入比例，如果照此势头发展下去，中央本级的财力下降，而影响到改革的进一步推行时，新一轮的调整就势在必行，这种调整包括对地方税种的调整和地方收入的基数或者增收的比例的调整。因此，在经济转型完成之前，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集权和分权，没有随着经济形式的发展而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的情形下，中央政府的最后决定权将会加强和强化。由于地方税制是中央政府授予地方政府使用的筹集地方财政收入的制度安排，因此，地方税制改革必然要反映出中央政府的这种路径依赖特征，从而使得具有收入最大化动机的地方政府，就有着隐瞒收入的真实水平，并倾向于将财力和物力集中在地方政府可以支配和控制的强烈动机。 

（二）地方税制改革作为中国财政制度改革的一个内在环节，它也表现出中国财政制度追求收入的路径依赖持征。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必然要反映到财政支出的不断扩大上来。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特征，决定了国家投资所创造出来的效益和财政收入不断萎缩，从而使得财政收入的增长不能满足曰益扩大的财政支出要求。财政收支之间的缺口，有着曰益扩大的趋势，当国家不能有效的履行社会契约所赋予的职能时，其义理性水平就会下降。为了提高或者维持其义理性水平，就迫使国家对既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做出自我调整，因而，财政压力是中国经济体制的直接原因(张宇燕、何帆，1998)。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计划和财政将社会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这种调整主要是表现在逐步放松对资源的管制，以及国家不断退出原有的特权领域，概括的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通过对产权规则的调整而达到国民收入增长的新的制度安排过程。在这一改革过程中，由于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变迁，必然要求国家筹措岁入的制度做出相应的变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主要是通过将社会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而能够直接控制着社会剩余，那么，在放松对社会资源的管制后，社会资源配置将是由分散化和多元化的微观主体来完成的，国家不再完全直接控制社会资源的配置，这就意味着，国家筹措岁入的制度安排也必须适应这种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作为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一方面，财政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通过对财政制度的改革来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另一方面则又是通过对国家筹措岁入制度的重构而构成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然而，在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由于财政支出的刚性，另一方面对放松管制后新增的社会财富，由于岁入筹措机制的不完善而不能及时筹集足额的收入以满足国家的需要，财政压力未能得到完全有效的缓解，同时，国家一旦推行改革，维护改革的稳定性和合法性则是国家义理性支持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改革的过程是一个利益相互冲突的过程，为了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而不至于反对改革或阻挠改革，国家就会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平衡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者，这又进一步增加了财政支出的压力。尽管从长期来看，通过改革会形成经济和财政之间的良性循环，但是，在改革的过渡期内，财政压力则表现得更直接、更明显。现实的财政压力也迫使国家倚重于强调收入的税制。因而，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将会选择那些能筹集收入最大化的税收制度安排，而如果某一种税制安排能为国家带来收入的最大化，那么，在随后的改革中，这种制度安排就会得到强化。地方税制作为中央政府授予地方筹措收入的制度安排，是在国家强调收入的制度安排背景下，因而它内含有强调收入功能的惯性特征。 

（三）在放权让利格局下形成的地方收入机制也有着强化的趋势。从地方税制来看，它仅仅是获得中央政府制定的税种的使用权、管理权、征收权，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由于既定的取得收入的形式——即税种的确立、税收制度的决定权在中央政府，当地方政府面对发展的需要而筹集一定的收入的时候，面对“菜单”选择却没有“菜”可选。由于不能创造新的制度和方式，对于地方政府而已，则将既定的和旧体制内所创立的规则在特殊情形下多样化，并且拓展这些规则的边界。这个旧体制内的规则就是预算外的收费制度，地方政府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各种收费、集资、摊派等多种形式的地方收入机制。对于地方政府的这种行径，中央政府一方面是财力拮据而不能完全满足地方政府的财力要求，而只给予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资源和制度知识信息资源(只给政策、不出钱)，允许地方政府或者基层组织在制度创新中留有一定的活动余地；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依赖于地方政府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杜会的稳定发展，从而将改革的风险分散化，来达到风险最小化的目标。只要地方政府在一定的制度和政策空间内，既维护体制改革的稳定和顺利进行，同时地方经济又取得相当的发展，中央政府就会容忍和默认地方政府所从事的制度创新活动。 

然而，收费制度一经在地方政府的运用，并经过上级政府的默认，它就有一种自我强化的倾向，这种自我强化的倾向是由地方政府的性质决定的。地方政府作为人，其目标函数与作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是不同的，中央政府是由中央治国者所控制的，其目标函数是维持其治理国家的长期性和稳定性，而由地方官员控制的地方政府，其目标函数是地方官员的晋级、名誉、声望以及其他的私人利益。这样，地方官员的个人利益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可能一致或者相容，也可能不一致。地方官员通过发展地方经济而获得上级的提拔，这是相一致的地方，而发展地方经济就要求有强大的收入来支持；地方官员通过预算支出追求个人的其他私利，如津贴、住房、豪华的办公用品等，这是不一致的地方。无论是一致，还是不一致，都有着追求收入的动机。 

此外，随着中央政府将财权和相应的事权下放给地方政府的同时，而地方政府的职能并未获得实质性的调整，这样地方政府实质上就相当于一个范围缩小的权力中心，它在职能和职责上与中央政府是重构的。由于收费制度比较简便和运作成本低，能及时为地方政府筹集发展某些项目的经费需要，最为根本的在于收费可以不受中央政府上缴收入的约束，从而保持收入在地方政府的控制之中。一旦一个地方政府或一个部门使用了收费制度，它就会很快被其他的地方政府或部门迅速学习和模仿，而很快推演开来。同时，收费制度在部门利益和地方官员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就会逐步成为他们“寻租”的最为合法化的渠道。这也会推动收费制度的进一步强化。 

上述分析的路径依赖特征，给地方税制改革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负面影响。1．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资源而获得社会剩余的方式，转向通过国家政治权力向微观经济主体征收税负，即通过税收制度来重构国家岁入的转型过程中，强调收入的功能是其内在的要求。然而，由于现实的财政压力使得一旦走上强调收入的制度路径，就有着强化的趋势，从而使得税收制度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社会公平、以及国家对社会经济运行的间接调控缺乏应有的功能和作用。2．中央政府对税种和收入的决定权的强化，一方面，忽视地方政府在国家岁入制度重构中的内在作用。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它同样是收入制度需求者，而且，由于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对制度创新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它是有能力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创造出新的有效的税收制度；另一方面，则导致地方政府的短期化行为，首先，在税制存续的有效期内，为了收入最大化，而可能将某一税种推至极端，而不顾该税种对地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其次，当地方政府预期到中央政府的调整时，可能会通过收取过头税等形式虚增收入来扩大收入的基数；最后，将财源和财力转移至非税收部门，从而为非规范的收入制度提供温床。3．在既定的体制约束下，对收费制度的路径依赖，使得地方政府也就越来越依重收费制度，以至于发展到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的境地，这反过来，则严重扰乱了国家岁入制度重构的进程。同时，各种形式的收费又加重了微观经济主体的负担，扰乱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加剧了社会不公平因素，从而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 

对地方税制改革路径依赖的思考 

上还分析表明，以放权让利为基本特征的第一阶段的财政税收制度改革的适应性效率已经递减，这是由于制度收益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所决定的。因此，新一轮的制度创新工作就迫在眉睫，作为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财政税收制度的制度创新工作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实现的根本性的制度创新问题。值此中央政府提出构建公共财政框架之际，为中国财政税收制度创新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在新一轮的制度创新过程中，要强调地方政府在国家岁入制度创新中的作用，要赋予地方政府有一定的创造新的制度规则的自主权。因为，首先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结构的组成部分，它同样是新岁入制度的要求者，其次，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参与者、支持者、协调者、联结者，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起到的制度创新作用(杨瑞龙，1998；张杰，1998；黄少安，1999)。地方政府同各级微观主体之间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因而有着更广泛的制度创新信息，从而使得地方政府制订的收入制度规则有着直接的现实性和针对性。从中国制度创新活动的主体来看，它是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因而，地方政府对国家岁入制度的创新活动同样应该构成中国制度创新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而予以确认。 

当然，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收入制度创新自主权，必须以地方政府提供服务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来确定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为前提。更进一步，是要根据各级政府提供服务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来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在此基础上来确定各级政府的财权，并将各级政府的这种基本关系通过法律框架规范起来，这样，一方面，形成对各级政府的外在约束，而不至于产生单纯追求收入而不顾经济发展的效率等问题，另一方面，有助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各种权责关系，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打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强化调整与反调整的路径依赖关系，从而也有利于各级政府发挥各自的职能。不仅如此，通过对各级政府事权的范围来确定财权，同样也有利于打破现行各级政府因职能不分而产生的对收入制度的路径依赖，从而使得在国家岁入的重构过程中，发挥出税收制度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以调节社会公平、调控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等功能。 

主要参考文献： 

1．盛洪 张宇燕主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2．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我《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 

3．黄少安《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及其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解释》载《经济研究》 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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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的诸多矛盾更主要的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所谓的市场机制“缺陷”

就如何正确认识体制问题,本刊近日采访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博导、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

正确认识体制转轨期的问题

人民论坛：针对发展中存在和积累的矛盾，有部分人动辄把问题归咎于体制原因，对此如何认识？

高尚全：回顾中国28年来改革开放的历程，人们有充分理由为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社会进步而感到鼓舞，这是坚定继续深化改革信心的基础。同时“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这并不能构成否定改革成就和道路选择的依据，但却足以说明中国改革依然任重而道远。

人民论坛：如何正确认识体制转轨期的问题，以及由于改革进展的不平衡积累的深层次矛盾？

高尚全：如何通过改革的继续深化，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体制基础，是一个更为紧迫而艰巨的课题。28年来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经验证明，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始终是一个互动过程。

改革本质上是利益关系的调整，但是，这种调整不是人为地重建和固化一种新的利益格局，而在于形成一种公平、富有效率的利益调节机制。然而，在利益分化导致社会分层的过程中，由于传统体制某些重要环节改革的滞后，制约了公平、有效的利益调节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并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影响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体制性因素。

我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不是对社会主义的放弃。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28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充分证明了我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完全正确的。但由于改革进展的不平衡，目前社会的确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对此应予以高度重视，但这些矛盾不能构成否定市场经济选择的基本方向。“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也不可能是一马平川。我们必须看到，目前一些社会矛盾中，更为主要的还是源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

行政性垄断，是体制转轨期的特殊现象

人民论坛：下一步如何深化行政性垄断部门的改革？

高尚全：行政性垄断使权力直接介入市场，不仅难以通过市场力量来打破，而且往往构成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的主要障碍。我国供给“瓶颈”的周期性出现，重复建设以及垄断产品和服务质次价高，基本都与行政性垄断相联系。特别是在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中，行政性垄断企业行为已经有所变化，其追求利润和降低劳动成本的动机已经无异于私营企业，但却没有形成有效的内部资本约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性垄断只应存在非营利性公共产品和服务领域，其评价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社会。

行政性垄断，是体制转轨期的特殊现象。衡量行政性垄断企业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主要不是利润的多寡，而是投入和管理成本控制与接受产品服务的对象满意程度之间的比较。对于这类企业部门的改革，关键是形成完善、有效的政府、法律和社会监督机制。而行政性垄断，完全属于体制转轨期的特殊现象，应通过规范的企业改制、扩大民营成分的市场准入，形成公平的市场竞争。近年来，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扩大市场准入范围以及垄断部门决策引入听证程序等改革，对于打破行政性垄断已经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依然还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对行政垄断企业评价、监督和制约的有效机制仍有待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人民论坛：如何认识经济转型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系？

高尚全：总体而言，经济转型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远不像成熟市场经济体中那样基本“定型”，而是一个市场关系逐步发展与政府职能转变的互动过程。但是，只要走向市场经济，就必须确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地位，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在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这个历史背景下，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是必然的。现实中的诸多矛盾更主要的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所谓的市场机制“缺陷”。在转轨经济中，“权钱交易”和公共领域的“缺失”恰恰是市场经济不成熟的表现，是市场“边界”不清的结果，不能作为指责市场经济或市场机制的依据。应特别强调公民基本权利平等的社会价值观，妥善处理各种社会利益关系。

人民论坛：如何正确认识体制转轨期的社会利益关系？

高尚全：要建立以利益调节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机制。经济转轨必然引起社会利益结构和思想观念方面的分化和整合。与改革前那种以平均主义为基础的阶级斗争统摄社会的状况相比，这种分化和整合无疑是巨大进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形成合理和有效的利益调节机制，避免、抑制和化解社会利益关系方面的过度失衡和矛盾。当前，应特别强调公民基本权利平等的社会价值观，建立规范的利益表达、对话和协商机制，引导各个利益群体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妥善处理各种社会利益关系。进一步调整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扩大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发展和完善社区自治、民间救助和慈善团体，使公民在广泛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形成新的和谐关系。

体制转轨期的政治体制改革

人民论坛：改革28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但相对经济体制改革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进一步急迫了。如何理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下一步如何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有哪些？

高尚全：要在宪法框架内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或环节，这些部分或环节的不适应本身就包含了不稳定因素，影响甚至危及社会的长期稳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绝不是某些人理解或主张的政权更迭。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要有政府和公民的广泛参与才会逐渐取得成效。政治体制改革也不同于历史上的政治运动，而是应按照宪法精神和框架稳步、有序地进行。历史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携手并进，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真正取得实质性进展和成功。中国改革已经进入全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中后期，社会不同层面的政治诉求需要新的整合机制，社会要求新的基本价值观，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对政府权力与责任的有效监督、以个人产权保护为基础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切实保障，正在成为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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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历程 启示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关系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全局，认清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阻力因素有利于走好今后改革之路。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就很难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完善的社会主义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就难以形成。

一、传统行政文化和政治观念致使市场缺乏成熟的运行机制和政府转型困难

本质上，市场经济是制度经济。现代市场本该是竞争与合作并存、遵循价值规律的市场。而中国两千多年积淀的“权本位”“官本位”、人情观念根深蒂固的封建残余思想以及建国后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所暴露的弊端容易出现两个极端，一是使部分官员认为政府是万能的，以至于对市场不该管的事管了，该管的事不管或者乱管，出现“地方保护主义”“越位、错位、缺位”的乱象，二是全盘否定和排斥政府，正如斯蒂格利茨指出的“中国真正的危险在于认为市场经济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即我所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1]。这种传统行政文化和政治观念致使市场缺乏成熟的运行机制和政府转型困难。

二、政府权利格局、利益格局难打破是阻碍市场化进程的根本原因

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权利政府，“这是政府角色的根本转变和市场主体结构的位移，是利益的调整或某种权力的失落”[2]这必然要触动一些政府部门及其公职人员的利益。“当个人由市场中买者或卖者转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者、纳税人、受益者、政治家或官员时，他们的品行不会发生变化”[3]当经济活动被个别官员主导时，社会利益和市场规则并不总是他们制定政策的首要考量，个人利益最大化，升迁、政绩无疑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打破政府权利格局、利益格局，不仅要求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必须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而且需要相应的反腐、反不正当垄断制度支持，坚决打破背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权力格局和利益格局，“打胜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场硬仗”[4]。这就要“进一步明确审批范围，减少审批事项，坚决取消一批、下放一批、向社会转移一批行政审批事项”。同时，要减少并规范自由裁量权并加强行政审批的监管，让政府政务处于阳光下运行。

三、市场经济机制本身发育不成熟

由于我国的市场化进程是摸着石头过河，以政府主导渐进式方式，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致使市场经济机制本身发育不成熟。

（一）理论上对市场经济的理论探索尚处于初级阶段

我国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对市场经济的理论探索尚处于初级阶段，更多的是一种价值层面的倡导，而对顶层设计和具体制度的研究相对不足。虽然人们已经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达成了共识，但这种经验型“摸着石头过河”建设模式的选择从一开始就缺乏理论的自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特征和模式设计都没有比较一致的说法。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走向成熟，但仍然存在市场体制不完善，问题就在于我国的市场经济是政府推动的，这种推动是建立在GDP和自然资源消耗基础上的，它没有完全遵守市场价值规律。这就出现了所谓的“兼具三个发展阶段（即政府从市场外部进入到市场内部、政府从辅助功能转变为主导功能、政府的职能从微观层次上升到宏观层次）特征”的怪异现象。

再加上我国市场经济起步晚，基础薄弱，在社会主义市场进程中，尚来不及从制度层面去完善相关制度并依据市场竞争规则、等价交换原则和自愿让渡规则的内在要求，去健全市场有序运行所必需的市场主体规则。政企不分，社会、政府、市场关系没有理顺，宏观调控体制亟待完善，技术、劳动要素、信息、产权等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过低，社保体系急需建立，法制体系仍需健全，个别地方保护主义严重，以"小政府、大社会"为特征的服务型政府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来，暗箱操作时有发生。这些缺陷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处在一个缺乏稳定成熟的经济基础中，如果市场主体缺乏独立性，也缺乏规则和自由交换精神，市场交易的内在价值规律就会受到破坏，造成市场秩序容易混乱，更谈不上市场资源的高效配置。

四、各项改革的配套跟不上

转变政府职能，需要有相应的承接主体来承接政府转移出的职能，这就需要及时统筹兼顾各项配套改革特别是需要事业单位改革、社会公共组织改革等各项配套改革能够及时转接好，否则容易引起社会混乱。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由国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市场体系建设、社保、金融改革等诸方面的改革项目依据一定的组织、目标形成的统一整体。新旧体制交替中产生的摩擦和矛盾，单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难以解决的，而要各项改革的配套跟上也是一项难题。

参考文献：

[1]斯蒂格利茨.斯蒂格利茨问诊中国经济[J].望东方周刊.2004（31）：35

[2]夏书章：行政管理学[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3）：383

[3]布坎南 .宪法经济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6：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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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垦企业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在起步阶段实行的是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改革不断深入的情况下，建立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不仅有交物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而且充分的调动起了职工生产的热情，实现了土地的有效利用，为农垦企业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农垦企业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方向

 

农垦企业在农业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兼具了农村改革的特点，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需要对农垦企业自身的特点有效结合，做到统筹兼顾、标本兼治、上下联动及点面结合，确保改革的稳定推进。而且在改革过程中需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进一步对体制进行创新，在改革不断深入过程中将农垦企业打造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农业企业集团。而且在改革过程中还要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作为核心内容，以推进农场企业化及垦区集团化作为改革的主线。并做到以农为本，适度规模经营，有效的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将农垦企业打造成为国家粮食的主产区，同时还要加大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建设工作，打造特色的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流通业，使农垦企业在当前现代农业和区域经济发展中起到有效的示范带头作用。

 

促进农垦企业农业经营体制改革深入的具体措施

 

进一步完善双层经营体制。针对当前部分农场土地承包不完善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健全土地承包关系，进一步完善双层经营体制，确保土地承包合同制度能够得到有严格的执行，而且对于农场的土地，农场职工具有优先承包权和经营权，而且在承包过程中能够对土地合同承包期限进行延长，从而有效的实现土地流转的规范化。在农垦企业农业经营体制改革不断深入过程中，还要进一步强化农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充分的利用现代化手段和技术来促进农场统一经营的实现，农场需要为家族农场生产和提供市场化信息，加快发展农场社会化服务组织，有效的提升家族农场组织化程度，确保农场整体服务水平和质量的全面提升。另外，还要对家庭农场经营行为进行规范，做好农场内的各项管理工作，加强对农场职工进行技能培训，提高职工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为农垦企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深化农业产业化经营机制。农垦企业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需要进一步深化农业产业化经营，建立健全农业产业化经营机制，从而为农业经营体制改革指明方向。特别是在当前新形势下，农垦企业更需要加快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进程，重视龙头企业的培育，建立各种专业化的合作经济组织，提高产业的整体竞争能力，实现农垦企业的丰产增收，为农垦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创新农业经营体制。首先，利用职工的身份田和招标田试点工作，将原农场职工的身体打破，加快其向社会人的过渡，使农场职工真正成为市场经营的主体。同时利用招标田将承包经营改为租赁经营，有效的调动起职工的积极性，打破了平均分配的格局，使一部分不愿意从事土地活动的人脱离出来，有效的促进二、三产业的发展。其次，抓好模拟股份制试点工作，利用农场控股、合资种田、统一管理、按股受益、风险共担的原则来进行农场土地经营。而且生产和产品销售上采取统一的模式，实现农垦企业的产业化规模生产，集约化管理。

 

重视农业机械化，促进农垦企业现代农业的发展。首先，进一步提升农垦农机装备水平。当前农垦企业需要落实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充分的调动起职工、企业及其他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并加大投入力度，根据自己农场的实际情况来及时购置和更新农机设备，确保农机设备的数量充足，进一步提高农机装备的质量，对农机装备结构进行优化，打造农垦系统现代农业示范区，并积极的引进新机具和新技术，加快新机具及新技术的推广工作，加快促进农垦企业农机化发展的进程。其次，加强科技创新，积极推动农机农艺信息融合。在当前农垦企业农机科技创新工作中，需要紧紧围绕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及资源利用率这一核心，充分的将农机技术与农艺技术、信息技术进行结合，从而有效的提高农垦企业农业机械化的科技含量。再次，强化标准化管理，进一步提高农机化工作质量。充分的结合各农场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农机技术、管理和工作等标准，并构建农机化标准体系，做好落实工作，在农机工作的全过程中实施标准化管理，有效的提高农机化工作的质量。最后，加快体制创新，提高农垦农机专业化社会化服务水平。继续深化农机经营机制创新改革，坚持多种农机经营形式并存，根据不同垦区、不同农场的实际情况，可采取多种经营形式，鼓励、引导家庭农场应用先进、高效、节能的现代农机装备。要充分发挥农垦农机化的优势，培育农机化服务产业，更好地发挥农垦农业机械化的示范带动作用。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内外部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也使农垦企业发展面临着严竣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农垦企业需要深入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的创新，有效的提高农业经营效率。对于农垦企业的发展，国家需要加大扶持力度，各金融机械也要对农业改革给予适当的支持，加快推动农垦企业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为农垦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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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德布洛姆的渐进决策理论概述

1.1 理性决策模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政策科学在西方学术界逐渐兴起,在政治和行政决策领域中产生最大影响的是理性决策理论。理性决策模型起源于传统经济学的理论,以“经济人”的假设为前提,“决策者知道所有与具体问题有关的目标、信息,能辨别并有意义地评估所有选择,继而从所有可行方案中挑选出最好的一种。”[1]

然而社会现实不等于理论假设,理性决策模型的假设条件遭遇到诸多障碍。它遭许多学者特别是查尔斯·林德布洛姆与赫伯特·西蒙的强烈批评。“林德布洛姆指出:决策者并不是面对一个既定问题,而只是首先必须找出和说明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认识与看法。比如物价迅速上涨,需要对通货膨胀问题做出反应。”[2]

1.2 渐进决策模型

为了跳出理性决策模式的框架,弥补其中的不足,美国政治学家和政策科学家林德布罗姆提出了渐进决策理论。林德布洛姆在1953年所着的《政治、经济及福利》中提出了“渐进主义”概念;在1959年发表与《公共行政评论》春季号的《“渐进调适”的科学》论文中,他又提出了“渐进调适的科学”的概念;1963年,林德布洛姆在《决策的策略》中讲其政策分析模型称为“断续渐进主义”;至此,林德布洛姆的渐进决策理论基本形成。

该模型的基本假定是,决策者的资源(时间、信息、金钱)有限、决策者能力有限、目标与手段的相对性、过去决策的正当性与当前决策的不可预测性、沉淀成本、政治上的可行性,所以,公共政策乃是过去政策的调整,按部就班原则、积小变大原则和稳中求变原则是渐进决策模型需要遵循的三个原则。

渐进模型有其自身的特点:渐进模型要求决策者必须保留对以往政策的承诺。政策制定要以现行政策为基础,不能重打鼓另开张;渐进模型注重研究现行政策的缺陷,并不强调有所创新,也不是无所作为,只是注重对现行政策的修改与补充,以弥补现行政策的缺陷;渐进模型强调目标与方案之间的相互调适,不是一劳永逸,要注意反馈调节,在试探和摸索中前进。

2.从渐进决策理论看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2.1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采取渐进式改革的必然性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选择的是渐进决策模式,首先取决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各地政府的行政水平发展极不平衡,行政观念差距大,因此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只能采取渐进模式,通过不断尝试来得到行政管理改革的最终成功。其次,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关键是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稳定的前提下积极推进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能选择渐进决策模式。再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渐进性决定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渐进性。每一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都以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进程为主要目的,适应发展市场经济需要的政府管理体制、管理职能、管理机构和管理方式,也只有经过不断探索、实践,才能逐步建立起来,这也决定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只能选择渐进决策模式。

2.2 渐进决策模型在我国改革中的运用解析

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迁,乃至人民的生活方式都在不断发生急剧变化,因而对政府结构与运行模式也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进而对我国行政机构的设置和管理方式也不断提出新的挑战。

(1)1982年政府机构改革,从“精兵简政”到“废除干部终身制”。这次改革主要是精简机构、裁减人员,最终提高机构的运行效率,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没有转变政府职能。

(2)1988年政府机构改革——从提出转变职能到开创“三定”局面。这次改革的历史性贡献是首次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这一命题。但是这种机构改革仍然是为了适应当时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这就决定了当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政府机构必须进一步改革。

(3)1993年政府机构改革——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到政企分开。中国政府首次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即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着重转变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并明确提出根本途径是政企分开。

(4)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从建设中国特色行政管理体制到大刀阔斧改革。1998年这次大刀阔斧的改革,国务院组成部门由40个减少为29个,政府机构和人员得到大幅度的精简,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3]

(5)2003年政府机构改革——从进一步转变职能到提高政府管理水平。这次改革主要在于抓住当时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突出问题,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另外以改革重点为突破口,完善政府机构设置也是这次改革重要内容。

(6)2008年政府机构改革——从大部制改革到注重民生的服务型政府角色的构建。改革中对渐进决策模式的运用,首先体现在政府机构改革方法步骤的选择方面。其次是在转变政府职能这一改革重点上,思路逐渐明朗化。

2.3 深化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1)整体上继续推进渐进式改革,注意改革的连续性,适当拉大改革的周期,同时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相衔接。以“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行程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理的行政管理体制”为指导,塑造公共服务型政府。

(2)坚定地以政府职能转变作为政府机构改革的基础,但要加强对转变政府职能工作和机构改革工作的分类、分层次指导。从以往的历史经验来看,机构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在于精简。[4]十七大提出的大部门制改革应该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需要注意的是,在论及转变政府职能的时候,要区分不同层次的政府,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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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逐渐显露出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长期粗放扩张型发展带来的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越来越突出，经济转型、结构调整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是一个困难重重的过程，要依靠深化改革，形成激励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全面改革决策，用体制机制的变革来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

对市场认识更明确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时，提出了“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02年，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2012年十更进一步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不再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反映出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以前的问题是政府直接配置资源过多，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过多，特别是事事都要审批，有些地方还搞行政垄断，导致市场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影响资源配置效率。这次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强调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比“基础性”作用更鲜明，明确了下一步改革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说在资源配置中政府就什么事都不干，政府也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搞好宏观调控，地方政府主要是实行市场监管，提供公共服务，搞好社会管理，保护好环境，而不是直接去配置资源。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新提法，是对20多年来沿用的“基础性作用”这一提法的继承和发展，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这一新提法，能够更加确切地反映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支配作用，反映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的内在要求。

国企的重点是管资本

谈到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得不提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此次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实际上，将国资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提高到30%，也是向国际通行做法靠拢。从1980年到2000年，世界上有几十个国家的国有企业平均利润分红均提升至30%左右。另外，提高国有企业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也合情合理，回应了广大老百姓的诉求。因为国有企业既然是全民所有，就应该为老百姓服务，其利润就应该更多地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今后对国有资本提出的改革，最重要的一条是未来国有企业的重点不是管企业，应该是管资本。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即要成立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通过管资本来管企业，而不是自己来管企业，这是非常重要的思路转变，可能会对中国的未来有着深远影响。

因此，我们需要很好地界定国有资本的职能。总的来说，国有资本可以分为公益性和收益性两大类。公益性资本主要投资于提供公共服务和保障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基础产业中普遍服务部分；收益性资本主要投资于重要竞争性产业和技术创新等领域，包括投资于引领科技进步、具有国际竞争力、进入世界500强的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

房产税将是地方财政主要税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还有一大亮点是要深入财税体制改革，因为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