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建设研究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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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 F29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4）19-0351-01
Existing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LI Guang-kao CHEN Shu-hui
（College of Economic，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Fuzhou Fujian 350002）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was introduced，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two were analyzed，an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were also put forward for reference.
Key words new urbanization；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coordinated development；problems；countermeasures
1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一方面，城镇化的发展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提供技术和产品支持，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另一方面，农业现代化为城镇化的发展提供要素和市场支持，能够促进城镇化的发展[1]。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中，应当推进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2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
2.1 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流失，现代农业发展困难
由于城市经济基础好、设施完善、教育条件优越，吸引着农业劳动人口持续向城市转移，农村人口正逐步向留守老人“一元结构”转变。根据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我国60%的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基本的农业生产技能，“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回家务农者分别仅占7.3%和3.8%[2]。农村有限劳动力资源的持续流失，青年劳动力弃农厌农，阻碍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2.2 城镇建设与农争地，耕地数量锐减
新型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对土地的需求量大，在利益的驱动及土地财政的影响下，城镇化的发展往往违规占用大量耕地资源，使耕地锐减。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城镇用地的增加与优质农业用地的减少，制约着现代农业的发展。
2.3 城镇建设占用大量资金，农业发展资金缺乏保障
新型城镇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而由于现代农业投资成本高、见效慢、风险高等原因，使得农业投入须谨慎，城镇建设占用大量农业发展资金。同时，在现行征地补偿机制下，农民所获得的土地征收补偿收益较低，土地出让金多被用于城镇建设，加剧了现代农业发展的资金困难[3]。现代农业发展资金被占用，使得农业的机械化、信息化和自动化水平难以跟上城镇化的发展步伐。
3 对策
3.1 加强引导，充实新型城镇化建设队伍
首先，政府应加强宏观就业指导，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和奉献精神，积极投身基层，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其次，要根据现代农业的发展理念，大力开展农民职业教育，增强农民发展现代农业的意识，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和驾驭现代农业科技成果的能力，培养造就一批“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的提高，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最后，鼓励大学生、农民工和农民从农业中挖掘创业项目，把现代经营理念融入农业发展过程，实现农业的高效益、高产出、高水平[4]。
3.2 科学规划，健全农村土地开发利用格局
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指导下，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新型城镇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明确区划城镇建设用地与农业用地的界限，从而严格保护耕地资源，并且鼓励城镇建设用地从荒山、荒地和贫瘠农业用地获取。同时，要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对农民土地财产确权颁证，建立完善的农村土地流转、抵押、置换等交易制度，搭建城乡土地公共交易平台，有效盘活农村土地市场，为城镇化腾出建设用地和现代农业规模化发展创造条件。
3.3 科学预算，建立农业投资稳定增长机制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应重视农业的发展，平稳增加农业投入，对农民实行种粮直补，并逐步提高补贴水平；加大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业设施建设补贴力度等，提高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鼓励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延伸农业产业琏，提高农业附加值。同时，应创造宽松的市场准入门槛，允许适度规模的工商资本参与现代农业发展，构建农业发展多元融资平台，提高现代农业发展资金的“蓄水量”，增强现代农业发展能力。
4 参考文献
[1] 曾超，钱晓颖.我国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关系研究[J].农村金融研究，2013（12）：68-72.
[2] 张晨.90后新生农民工仅3.8%愿回家务农[EB/OL].（2014-03-02）[2014-09-15].农视网，http：//ntv. cn/a/20140302/20359.shtml.
篇2
关键词：城镇化；农村；养老服务
中图分类号：C9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4-0000-01
一、城镇化的定义
城镇化是指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大英百科全书）。城镇化伴随农业活动的比重逐渐下降、非农业活动的比重逐步上升，以及人口从农村向城市逐渐转移这一结构性变动。城镇化也包括既有城市经济社会的进一步社会化、现代化和集约化。
所谓新型城镇化，是指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镇化，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走科学发展、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个性鲜明、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建设路子。新型城镇化的“新”就是要由过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改变为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真正使我们的城镇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适宜人居之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的步伐明显加快，城镇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城镇人口快速增长。到2011年末，我国共有设市城市653个（其中地级市284个，县级市369个）、建制镇19683个，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1年的51.27%，达到6.91亿。过去3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居世界首位，在提高劳动就业、改善人民生活、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繁荣等诸多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失地农民大量增加，传统养老模式已经无力支撑农村养老的需求，而我国目前的养老保障制度也未能完全满足农民对于养老的需求。在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中，养老服务问题急需解决。
二、我国农村养老服务的现状及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
1.我国农村养老服务的现状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中国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之一。2006年，国务院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2001年至2100年中国老龄化发现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报告指出，中国于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亿人，占总人口的13.26%（国家统计局，2011）。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一般在5000美元以上，而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仅为1000美元左右。这使我国老龄化具有“未富先老”的特征。能否处理好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将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
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更为严重。农村老年人口已超过1亿，其规模是城市的1.69倍，其中农村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已增加到1100万人，占农村老年人总数的11.3%。此外，还有部分失能老人1894万人（我国农村老龄问题研究课题组，2011）。相反，我国农村GDP远远低于城市，且农村人口外出打工导致空巢老人数量逐年递增。这些都使我国农村对养老服务有更迫切的需求。
2.我国农村养老服务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农村养老服务面临着许多的问题。首先，资金紧张。我国人口老龄化本身就具有“未富先老”的特征，加上农村GDP水平低下，因此资金不足一直困扰着我国农村养老服务的发展。其次，管理水平落后。目前，我国的养老服务依旧处于探索阶段，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经验的缺乏等因素直接导致管理水平的落后。再次，从业人员严重缺失且服务水平低。养老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大多都是通过简单培训上岗，在服务过程中也只是简单的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极少涉及到精神慰藉等层次。这些都使得养老服务受众的满意度较低。
三、完善现阶段农村养老服务的建议
1.政府充分发挥引导作用
政府在农村养老服务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养老服务的财政支持，特别是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在继续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发展商业补充养老保险的同时，积极推动建立和完善政府补贴制度。建立民办公助制度，对于民办养老机构、居家养老服务设施或组织，给予建设补贴或运营补贴。
2.鼓励民间团体组织的介入并加强对民间团体组织的监管作用
政府应该鼓励民间团体组织的介入，使养老服务社会化。引入的同时一定要起到监管的作用。
3.积极培养一批专业水准较高的从业人员
养老服务的工作既琐碎又繁重，导致从业人员大量缺失。政府应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中的一部分转换成养老服务的从业人员，既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又在农民中间很好的宣传了养老服务。同时，应研发一套行之有效的培训体系，增加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准，提高受众的满意度。
4.积极稳妥的推进城镇化进程，最大限度的保证农民的权益
在城镇化过程中，应最大限度的保证农民利益，不使农民因失地而使生活陷入困境。同时应该积极引导农民就业，拓宽农民就业途径，保证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增加农民工收入。只有农民富起来了，才能反过来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同时提高农村养老服务的水平。
参考文献：
[1]于建嵘.中国城镇化与农民土地权益保障，中国网，2006 年2 月18 日.
[2]臧兆峰.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难点及对策探析[Z]，2009.
[3]杨平平，高平.我国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经济问题探析，2004（5）.
篇3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 问题 思路 对策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13）05-0089-04
一、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厘清的关键问题
（一）质量问题
新疆的城镇化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都相对滞后，城镇化发展的愿望和需求非常强烈，因此，急于提高城镇化水平，急于扩大城镇规模势必会成为一些地方政府追求的目标。但是新型城镇化强调的是以人为本，城镇化质量的提高，要求在城镇规模效应扩大的同时，更加重视人口就业、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社会发展、居民生活、生态环境等诸多内容，要通过城市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让城市的公共服务惠及更多的百姓家庭，让城市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城市的生活理念进一步扩散，全面提高城市的文明进步程度。
（二）规模问题
新疆缺少具备重要集聚和辐射影响作用的大城市，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集中培育发展若干有影响力的大城市，可进一步提升新疆及我国向西开放的水平，对于带动促进整个中亚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而要解决因城市规模过大所引发的大城市病，则更应该在城市规划、管理上下功夫，不能单靠控制城市规模，因为当城市发展到一定水平过后，决定城市增长的不再是本地的资源禀赋，而是城市本身聚集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能力。
（三）成本担负问题
有序合理推进农民、牧民市民化的过程是新疆新型城镇化的关键。给身份转换后新市民真正平等的城市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涉及农民市民化的成本及其分担问题，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新的研究报告表明，一个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为8万元，那新疆农民市民化的成本与之相比更高还是更低？转换成本都有哪些支出构成，政府必须负担的是多少，农民自己承担的有多少？这些问题都需要新疆各县市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分析研判，制定科学合理的分担机制。
（四）绿色持续问题
新疆本身是一个生态脆弱区，水资源的地域分布和季节分布极不均衡。新疆的发展建设必须更加重视绿色生态和可持续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要以发展经济、协调生态环境为前提，以节约资源为目标，产业结构与空间布局的选择必须要考虑与短缺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脆弱环境的保护相匹配，建立起产业发展和资源环境协调共生的绿色发展机制，降低城镇化发展和保护环境的经济、社会成本，实现环境与城市发展的“共赢”。
（五）布局结构问题
新疆城市少，城市小导致规模效益不能充分发挥，进而制约城市吸纳人口的能力、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改进，影响了城镇化发展的水平和质量。此外，新疆的城市布局也存在明显的区域空间差异，城镇化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天山北坡经济带和天山南坡产业带区域范围，南疆三地州和北疆西北部区域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特别是沿边区域，更是缺少较大规模，有一定辐射带动作用的大城市。
（六）政策支持问题
由于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相对滞后，以及市场发育不够成熟和完善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新疆的城镇化建设还需要政府在土地、人口、资源分配以及产业调控等诸多方面的配套政策支持。在不违背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新疆应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通过科学合理指导和调控，加速推进城镇化建设。
二、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思路
加快推进新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走符合新疆实际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路径，即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在城镇化规划建设上的引导作用，加快户籍和土地制度的改革创新，营造有利于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中心城市有序转移、有利于外来人口能平等共享城市发展成果的良好环境；充分借助对口援疆的机遇和力量，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础上，将资金和人才向新型城镇化建设集中和倾斜，更多为受援地新型城镇化提供资金和智力支持。在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发展模式下，有效促进生产要素的集聚和城市经济的持续发展，培育一批具有相当规模和集聚效应、资源高度集约利用、有稳定产业支撑的区域中心城市或大城市，最终形成由区域中心城市或大城市带动，多极多点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格局。一要重点发展区域中心城市，增强城市的辐射集聚功能。二要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加快推进撤地设市和撤县建市工作，增强新疆城市的树立和综合竞争能力。三要有选择地培育发展一些具备资源环境条件和成长发展空间的特色城镇。四要促进同城化、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发展。
三、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树立新型城镇化引领新型工业的发展理念
新疆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都相对滞后，在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借鉴发达地区的经验和教训，树立新型城镇化引领新型工业化的发展理念。要通过人口、土地的城镇化形成城市规模效应，通过城市建设、城市发展、城市环境改善来推动城市格局的调整、城市产业的重塑、城市面貌的改善和城市品质的提升，通过城市的发展来带动促进新型业态扩张，吸引更多生产要素向城市聚集，解决就业，促进转型，扩大内需，服务城市，发展新型工业化。
（二）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发展模式
发挥政府在城镇化建设中的引导作用，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集聚生产要素的基础性作用，有选择地将一些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向重点城市倾斜，加快对重点城市的培育发展，尽快形成有辐射带动作用的区域中心城市和大城市，发挥城市的规模效应。不断强化城市基础设施条件的支撑能力，加快交通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建设的步伐，完善电力、通信、燃气、水利配套保障。不断强化中心城市拓展发展空间的支撑能力，充分利用增量扩张和存量优化两种措施，调整完善中心城市的空间结构，尤其要以增量带动存量空间的结构调整，提高土地的集约利用水平。不断强化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平台支撑，建立区域一体化的信息、投资、贸易、公共服务、政策平台，促进区域生产要素在不同行政区之间的自由流动。不断强化发展环境支撑，优化投资环境，提升服务意识，创新服务方式，将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成为一个优质要素的集聚中心。最终形成以乌鲁木齐为核心，喀什、伊宁、库尔勒、克拉玛依等为区域中心的发展格局，从而更好地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的引领、带动和辐射作用，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内和区域间顺畅流动。
（三）构建相对完善的城镇化发展制度保障体系
一是进一步放宽乌鲁木齐、库尔勒、喀什、伊宁、克拉玛依、石河子、阿克苏等主要城市的落户条件，弱化户籍附带的各种利益和福利，为人力资源的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提供便捷平台，增强中心城市或大城市对人力资源的吸引力。二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利用新疆民族自治区的优势，在征地制度改革、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农业用地承包等方面率先创新突破，尝试成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探索建立农民土地股份制合作社或农机合作社，引导农民依法自愿有偿有序流转土地，实现规模经营，最终形成并制定既有利于城镇化建设，又不损害农民利益的土地管理制度体系。三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积极推进新疆城乡之间养老、医疗等社会基本保险便捷的转移接续工作，取消流动人口或进城农民在教育、就业等方面的限制或不公。
（四）创新新型城镇化发展建设的经营方式
一是把城市看作一个开放的系统，把城市各种资源看作是有价值的资源，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来配置城市资源，使城市资源的开发效率达到最大最优；鼓励支持各类主体共同参与城市的经营和管理，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企业、社会组织和城市居民共同参与、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建立高效的公共服务型政府，为城市经营管理的顺利实施提供机制保障。二是要突出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进一步加强城市之间的联系，力争高速公路网和铁路网的全面覆盖。三是要努力尝试嫁接移植援助省市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如选择优秀的学校、医院等，鼓励其在新疆各城市设立分校、分院等。
（五）实现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相协调的产业选择和布局
对工业基础好、资源丰富的区域或城市，在区域内合理分工的基础上，可充分依托资源优势，加快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以支撑城市，但对工业基础薄弱的南疆地区等地区，则需因地制宜，一是根据其生态环境纯天然无污染，民族特色鲜明的特点，走生态、旅游发展模式，借助长寿之乡的优势，建立生态养生城，大力发展养老服务等朝阳服务产业，解决农村养老服务保障能力不足问题；二是在建设生态城市的基础上，发展绿色生态产业，包括生态农业、有机食品生产加工、原生态旅游体验等：三是瞄准新能源开发利用的机遇，在南疆主要城市建立新能源服务基地，大力发展城市服务业，可通过兴建特色大学的方式，一方面为新能源开发利用培养人才，另一方面利用大学集聚人气，招引人才，带动延伸产业链发展，提升城市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六）争取国家和自治区的顶层支持
一是认真把握国家城镇化发展规划的机遇，争取国家对新疆城市发展建设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建议设立中央新疆城市建设专项资金，加大新疆城市建设和公共基础设施的国家资金投入，进一步放宽新疆设市的标准，优先考虑新疆撤地建市和撤县建市工作，有效推动行政区划调整，改革城市等级管理体制，打破或调整原有的行政区划；二是打破条块分割的限制，特别是减少兵团与地方在城市建设上的摩擦与限制，兵团设市城市应参照石河子、北屯、五家渠等城市师市合一，共同发展的城镇化模式，在兵地交叉的城市，可试点城市辖区设兵团城区等，尽快建立制定能有效促进双方城镇化建设的协调机制，利用兵地双方的优势，整合资源，发挥合力作用；三是在产业布局上，建议参照国际上开发落后地区的经验，考虑将重大基础项目或战略性项目（如飞机制造、军工等）有选择地向新疆倾斜，以此来吸引各类生产要素的汇集流动。
（七）启动新疆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
建议在新疆城镇体系规划的基础上，坚持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的理念，将城镇化发展与新疆的产业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和国防安全等有机结合，尽快启动编制城镇发展规划。重点突出集约、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和思路，在城市的前期规划和后期经营管理以及城市服务上下功夫。在城市规划上，要借助内地对口援助省市的先进理念和规划经验，科学合理地为新疆城市发展进行战略定位和长远规划，从整体上提升新疆城市的规划建设水平。
[参考文献]
[1]彭红碧，杨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科学内涵[J]，理论探索，2010（4）
[2]郝华勇，欠发达地区城镇化转型[J]，开放导报，2013（4）
[3]张占斌，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意义和改革难题[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1）
篇4
一、政府角色面临调整转型
目前，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的“越位”、“缺位”现象同时存在。所谓“越位”，就是政府忽略规划的作用，排斥企业、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的角色，将自身膨胀为城镇化过程中的肆意而为的“老大”角色。如，政府强行征地、搞“摊大饼式”发展、掀起“造城运动”以及与民争利等。
按照国际经验，土地城镇化一般是人口城镇化的1.2倍。而据遥感影像对比分析，2000—2010年我国这一数据达到1.8倍。这表明相比较一定数量人口城镇化，我国土地利用十分粗放。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主要因为政府并不是一个经济组织。它不受经济规律的约束，在用行政力量推动城镇化甚至掀起“造城运动”时，可以少计、不计城镇化的成本，包括土地成本，这就导致了城镇化粗放式增长的问题。
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与民争利的矛盾愈演愈烈。由于土地收益分配以地方为主，且地方政府对土地收益有较大的支配自，这就导致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动机低价从农民手中征地，然后高价出让。数据显示，直到2008、2009年，政府在征地上可以做到花1块钱获得3块钱，这也是政府有动力迎难而征的一个原因。
所谓“缺位”，就是城镇化过程中各类进城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本应由政府承担，但由于各种原因政府没有承担起这份责任。2012年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2.7%，近7亿人口被统计为城镇化入口。但这其中，有约17%、绝对数超过2亿的农民工以及7000多万城市间流动人口，其实并不能享受到所在城市的基本公其服务，中国因此出现了“半城镇化”的现象。“半城镇化”一拖再拖，固然因为中国城镇化来势太猛，但政府并不能摆脱角色缺位的责任。
二、发挥政府角色的主要领域
城镇化过程中，政府角色“越位”、“缺位”都不足取。一方面，政府应该把有形之手从“摊大饼”、大搞“造城运动”中撤出来。另一方面，在户籍制度、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性住房建设、土地利用、等级化的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不利于新型城镇化向前推进，政府需要针对这些问题，集中力量攻坚克难。换言之，上述领域就是发挥政府角色的主要领域。
第一个领域是户籍管理政策。各地过高的落户“门槛”客观上排斥了农民工落户。例如，一些地方规定，“主城市落户需要在主城区务工经商5年以上，投资兴办实业3年累计税收10万，或者1年纳税5万以上”；还有一些地方规定劳动人口的落户条件是，居住证持证人在同一居住地连续居住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满7年、有固定住所、稳定就业、符合计划生育政策、依法纳税，等等。
农民工落户成本负担机制尚未明确。东南沿海一些省份的积分落户政策对本省户籍农民工有特殊照顾，但对外省籍的农民工则没有照顾。主要原因是，他们在流入地的落户成本较高，这笔成本的分担机制目前并没有建立起来。
居住登记制度配套措施跟进不足。全国已有近2/3的省份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划分，建立了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但是，虽然户口登记制度统一了，但配套政策大多没有跟进，养老、医疗、低保等方面的福利待遇也基本没有落实。
为更好、更快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应加快改革户籍制度，进行体制机制创新；继续落实中央已经制定的相关政策，放宽落户条件。有关部门要尽快研究落实跨省农民工落户的成本分摊机制，推动重点人群的落户。这些重点人群包括3000多万举家迁徙的农民工家庭，也包括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要逐步取消城乡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的划分方式，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
第二个领域是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服务还有障碍。这方面的问题之一是入读公办学校难。在现行财政体制下，义务教育经费拨付的依据是本地户籍，大多数城镇政府没有针对外来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预算。问题之二是择校借读费用高。广东省的一些城市规定，达不到积分的农民工子女在就读公办学校时，要交借读费2万～3万元。问题之三是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教学质量较差。
城市对农民工公共卫生服务存在盲点和漏洞。农民工计划免疫和妇幼保健可及性低于城市户籍人口；农民工疾病防控服务与农民工高流动性构成一对矛盾；农民工缺少职业病防护服务，他们所在的城中村的环境卫生条件较差。
外出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比例总体较低。根据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的研究报告，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的农民工，不足农民工总数的1/4。由于社会保险设计和服务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一些地方的农民工出现退保现象。
要着重围绕农民工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出台相关方案。扩大农民工社保覆盖率、解决好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着力争取改善农民工的居住条件，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第三个领域是保障性住房建设。大规模建设保障性房可能引发地方政府的金融风险，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可持续性差。当前，很多城市的保障性住房设计一般只针对本地户籍人口，外地务工人员只能排队等待。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早期公租房供给少的时候，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后期则要逐渐退出。目前中国需要大规模保障性住房建设，政府的角色尚未完全明晰。
政府主导建设的保障性住房应该只针对社会中最低收入的城市弱势群体，这些群体应包括农民工。在城市密集区以及大城市郊区。可以逐步改造、探索试点将出租屋纳入保障性租赁住房体系。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中国香港、新加坡等高度城市化地区政府在建设、管理保障性住房方面。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融资模式、供地模式和合理的共建共管的管理模式，值得借鉴并融入到我们的政策设计中。
第四个领域是土地管理制度。城镇化过程中人的自由流动与土地要素的不可自由流动（流转）二者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农村集体土地与城市建设用地的关系至今未能理顺。土地管理制度上存在的种种问题，缘于宪法、土地管理法以及中央有关文件关于土地管理的表述存在着一定的矛盾，缘于不同历史时期对土地的作用形成了不同的认识，缘于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在土地上的反映并不充分。
改革土地管理政策，要强化规划管控，严格控制城镇扩张的规模和速度，统筹各类土地的功能，促进土地利用综合效率的提高。通过挖掘存量土地潜力，大力拓展城镇化发展用地新空间，包括积极盘活城镇存量建设用地，有序推进未利用土地的开发空间，积极调整城乡建设用地布局。要完善土地市场体系，改革城乡二元的土地管理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扩大市场机制在土地资源配置上的作用范围。土地征用制度、土地税收制度、土地收益分配制度等事关城镇化是否能够顺利推进，要尽早加以改革完善。
第五个领域是不合理的城市管理体制。等级化的行政管理体制制约了较低等级的城镇的发展。低等级城镇获取土地指标非常困难，比如，一些小城镇人口已经达到中等城市的规模，但得不到相应的土地利用指标的政策支持。2000-2010年，中国省级以上城市市辖区的建成区面积增长了95.8%，而同期中国县级以上城镇建成区面积仅增长了50.9%。
改革城镇行政管理体制，要研究和制定符合新型城镇化要求的“城市”标准，借鉴国际经验，针对中国国情设计出中国的“市制”制度，通过行政体制改革为城镇化建设松绑。要理顺财政体制，增强低等级特别是一批特大型小城镇的活力，将它们培育成中小城市。
三、准确运用政府行政手段的力量
城镇化过程中。政府的角色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发挥得更好、更强的问题。中国城镇化率刚过50%，仍处于快速发展的区间。如果利用好这轮城镇化机遇，中国完全有可能步入发达国家行列。过去，政府在推动城镇化过程中的角色是“不完全恰当的强”，今后要变成“更加恰当的强”。因此，政府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将城镇发展、城镇建设的许多事务交由市场，在一系列改革问题上找到位置、有所作为。
第一是准确运用行政手段的力量。根据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改进和加强政府的行政手段运用，关键是要准确有力。当前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动员组织各级政府部门学习城市化先行国家的经验与教训，合理吸收借鉴并运用到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去。其次，政府部门通过制定科学的前瞻性规划，配置资源、引导发展。再次，运用行政协调办法，动员中央与地方、不同地方、不同部门合力攻坚，解决涉及人口流动、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重大问题。
篇5
十八届五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十三五’城镇化指标”备受关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据此估算在“十三五”时期年增长率需保持1%以上。而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2014年16至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末减少371万人，连续第三年出现了绝对数量下降;2014年农民工总量增速为2.8%，比2011?2012年的5%以上有较大下滑。再加上一些局部的“逆城市化”现象，如农村出来的大学生“不愿意留在城市而是希望回去”等。因此，有媒体认为中国“城镇化在放缓”，这一指标的“完成难度大”。
上述观点只从劳动力、农民工等特定群体出发，统计数据来源也比较单一，同时存在对中国城市化的基本规律和国情特点认识不足的问题，值得商榷。
一是“城镇化放缓”与实际不符。“城镇化放缓”不是一个新问题，一直有两种声音。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报告认为，中国高速城市化将在2013年左右结束。可同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却预测2020年将达到60%左右。实践证明，后者更符合实际情况。
“放缓论”关注的劳动年龄人口等统计数据变化是事实，但宜放到中国城市化“语境”中去解读。中国城市化的基本国情是“农业人口多”，这是巨大的历史包袱，但也意味着“城市化的后劲足和可持续性强”。庞大的农业人口和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是我国城市化持续快速推进的现实基础与条件，因此“放缓”只是局部的而非整体的，是相对而非绝对的。
同时，“放缓论”只是一家之言，更多的预测则是“看涨”。例如，2009年住建部预测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要进行30到35年左右;2012年《中国展望报告》认为“到2030年，城市居民占总人数的比例将从1/2上升到2/3”;据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相关研究，在2050年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之前，中国城镇化年增长率将维持在1.2%左右。
二是要看到文化的重要作用。中国有深厚的宗法文化传统，血缘、宗亲、同乡、同学、战友等关系，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并呈现出“一人进城，举家城市化”的特点。
随着第一代人扎下根来或奋斗成功，各种在城市中“聚族而居”的现象相当普遍。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广州、上海、北京的农民工中，有49.8%的新生代农民工是通过亲友熟人找到工作;有10.4%的受访者表示其所在企业有“老乡会”，受访者中的58.1%都加入其中。实际上，这并不局限于农民工，包括“海归”们也热衷于搞各种“同学会”，并客观影响着城市人口的集聚与流动。无处不在的宗法文化及其强大作用，超出了各种统计理论与方法的阈限，这也是不能简单以统计数据判断中国城市化的重要原因。 2012年《中国展望报告》认为“到2030年，城市居民占总人数的比例将从1/2上升到2/3”。
三是对城镇化要有新的理解。目前统计数据主要以“空间”意义上的“城镇常住人口”为对象，可这一“界定”忽视了“生产生活方式”是划分城乡更重要、更基本的依据。在信息化3.0和互联网+的背景下，“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间的传统联系已被“虚拟空间”打乱和重构，因此，在界定“城镇化”时，既要考虑一个人实际居住在“城市还是乡村”，也要关注他所从事的生产活动的性质是“工商还是农牧”。
2014年阿里巴巴提出“千县万村，电商到农村去”，特别是2015年商务部等1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意见》，农村电商迅速兴起。浙江2014年底已形成62个淘宝村，有6万人就业。此外，在农村还有很多从事“都市农业”“农业旅游”等的“城市人”。尽管这些增长很快的人群数量不详，但实际上都已完成“城市化”。
四是要找到农民工“不进城”的根源。“民工荒”不是一个新问题，这固然和快速发展的中西部 “截留”有关，但根子却在于很多城市发展战略出了问题。
1990年代以来，出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压力，很多城市都制定了“去工业化”和“大力发展服务经济”战略，核心是完成从“一二三”到“三二一”的产业变革。然而，在推进过程中却遭遇两大挑战：“去工业化”抬高了“就业门槛”，随着传统制造业等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被转移出去，大批只能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农民工已“无工可打”，而且服务业的“蛋糕”也没有想象得那么大。
不过，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据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的研究报告，在工业化4.0和国家日益重视实体经济的背景下，未来我国都市产业结构调整将进入反复震荡期，预计第二产业比例不会出现大幅下滑，在局部还会出现上升趋势。这对农民工进城将是一个利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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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31日，云计算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座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召开。本次座谈会得到了工信部软件服务业司、国家信息中心、北京市经信委、呼和浩特市政府等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参加座谈会的有来自云体系产业战略联盟、中央电视台总编和新闻组的组长，以及微软等机构和企业代表等。与会嘉宾对于智慧城市的建设也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和看法。
云计算在推动智慧城市建设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发展智慧城市与城镇规划、保护城市历史文化提升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报告明确支持，提升城镇规划建设水平，发展智慧城市，保护和传承历史地域文化，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需要新的技术，需要新的商业模式，新的管理模式的支撑和推动，特别是要与信息化深度融合，信息化既可以扩大信息消费，又能提升城市管理的科学化和智能化水平。由此可见，智慧城市是信息化与城镇化的最佳结合点。云计算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突出代表，在推动智慧城市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八部委联合的《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促进云计算和大数据健康发展，鼓励电子政务系统向云计算模式迁移，在教育、医疗卫生、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推广低成本、高质量、广覆盖的云服务，支持各类企业充分利用公共云计算服务资源。按照这一要求，在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时，我们将以云计算产业发展作为重要抓手，并为现代服务业提供一切需要的计算服务的支持。总的来讲，云计算将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又将延伸更多的需求，反过来促进云计算产业的发展与进步。
据统计，自2013年起智慧城市的试点启动，目前已经有超过200个城市开展了智慧城市的建设，多个省份在全省范围内统筹推动智慧城市建设。此外，工信部公布的首批68个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的名单中，包括京津沪在内的大部分省会省市都榜上有名。由于政策红利的到来，智慧城市将迎来新一轮发展机会，并辐射整个智慧城市的产业链。
与此同时，工信部软件服务业司巡视员李颖表示，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发展模式发展路径还有待正确的定位，工信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举办的这次座谈会非常的必要，非常的及时，特别是在云计算的新模式下，进一步理清智慧城市建设的发展路径，发展的切入点以及创新投融资的机制，充分发挥好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引导作用，促进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更好更快的发展。
“互联网+”行动
为城市和社区发展另辟新径
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宁家骏在会上发言道：有一个笑话，说“互联网+”是马化腾做的饭，让马云先吃，“互联网+”的研究报告首先是阿里研究院正式公布的。
所以这个计划体现了“互联网+”不仅仅是代表一个新的经济形态，更重要的是代表了一种新的思维。也就是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形成更广泛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所以互联网从过去的一个工具一个媒体变成了一个新的业态。
正是由于有“互联网+”行动计划将促进以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与传统产业传统服务业的融合创新。这是新的业态，也是新的增长点。“互联网+”的行动也为城市和社区的发展另辟新径。新的基础设施，云加网加端，这种新的生产要素，大数据，新的分工网络，为“互联网+”的能量释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推动生产力跃升的强劲力量。
当前创新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仍然是“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核心。目前，由于在中国创造的两大元素方面有重大的积累，而且有巨大的需求，一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成为研发的主力。现在从中关村到深圳，到杭州，形成了三大创业的热点。
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将推动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与现代传统企业的融合，“互联网+”不是算数上的加法，而是化学方程式的加法，所以它是化学反应的深度融合。按照现在的初步框架，就是做优存量，推动现有的传统行业提质增效，包括加快“互联网+”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智能制造发展。发展“互联网+”农业 ，促进农业现代化等等。
智慧城市的发展前景可观
云时代的智慧城市本质是改善和提升公共服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智慧城市建设必须利用云计算搭建好公共服务平台，为广大的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务。现在全国有几百个城市都在抓紧落实智慧城市工作，创新改进智慧城市发展模式，构建智慧城市现代化综合治理生态，加快制定智慧城市急需的法律法规与技术标准，通过这个培育我国的消费水平和加快人才培养。
当前智慧城市建设也要实现几个关键转变 ，从重建设轻应用向注重 深化应用转变。从分散建设向资源整合利用转变 ，从纵向系统独立运行向统一服务平台并实现安全互联互通和资源依权共享转变 。从偏重自我服务向注重平台建设转变等等。在面对新的技术时，智慧城市也面临着新的转变，今后智慧城市的发展趋势要进一步聚焦需求导向，同时要更加注重条块的结合，把纵向系统与各地特色应用做好分工做好协同，同时要和各地的改革深度融合，推动各部门的业务协同，避免信息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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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吉林省 新型城镇化 可持续发展
一、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集约利用土地资源
（一）完善集约用地
加强对城市土地过快扩张的管控，设立生态红线或生态控制线等一些硬性边界，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使城市布局有一个很好的引导和控制。以存量用地改造为核心，推动城市（镇）发展模式向“用地扩张型”转变。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制订旧城镇、旧村庄和旧厂房等“三旧”改造计划，通过城市（镇）更新，以内涵提升方式挖掘土地潜力，提高土地利用效能。城市（镇）更新要结合产业升级和功能置换，优化产业结构并优先保障公共配套服务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市政公用设施、公共绿地、政策保障性住房等的用地需求。积极开发地下空间，深度挖掘城市（镇）空间利用潜力，提高土地资源的综合承载力。积极推行公交引导（TOD）的土地开发模式，科学构筑城市轨道、快速公交、常规公交干线等大流量的公共交通通道，对通道沿线及站点周边地区适度提高土地开发强度，围绕站点紧凑布局居住、办公、商业、公共空间等功能，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促进城市（镇）布局紧凑化发展。
（二）优化空间形态和土地利用结构
以城乡规划为主要手段，大力优化土地利用方式、城乡发展形态、产业结构和布局，提升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对各级城市中心、城市新区、产业园区、大学园区、生态廊道、交通廊道等基本要素进行空间统筹，根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明确不同的规划政策和建设标准，调整和优化用地结构。对于各级城市中心及其增长区、城市新区、村庄，要紧凑式布局和集约式开发，并注重和满足各类民生服务、人居环境建设的用地需求；对各类产业园区要加快更新、置换、提升、改造，控制低端工业用地的比例，不断提高高端服务业以及生态用地比例，防止工业用地的过分扩张导致居住环境恶化；生态开敞空间、生态廊道、交通廊道的用地，要纳入城乡规划的强制性内容，实施严格的保护和监管。
（三）提高农村征地补偿
在吉林省内进行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大幅扩大城镇建设用地规划，改变严守耕地红线的思路，从保证实物耕地总量红线向保证以产量加权的土地当量红线转变，实现全省范围内的土地占补平衡，农村集体土地与城镇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提高农村征地补偿，增加退出宅基地农民的土地收益，保障进城农民市民化待遇，并加大对进城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使其能够更好地生活在城市之中。
（四）提高农地和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效率
通过耕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使农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经营等新型经营主体得到较快发展。加大对农业的科技和资金投入，发展农业科技和农业金融产品，加大水利工程等，整治农田，更加集约利用农业土地，推动农业现代化，提高农地产出，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同时，加强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农民“不离土不离乡”的模式推进农村城镇化，使农村居民享受城市生活。
二、节约、保护水资源，改善城市水域环境质量
结合中部城市引水工程、白山水库引水工程、哈达山水利枢纽工程、老龙头水利枢纽工程，促进东部水资源向中部调配、西部过境水资源利用，着重解决吉林省存在的水资源分配不均问题。水资源利用方面：城镇，在松花江、嫩江、图们江、鸭绿江、饮马河、伊通河等建设集降水收集与调蓄为一体的河流库湖体系，增强城市库湖的调蓄能力；城镇内部，科学设置雨水收集系统和污水循环再生系统，确保接纳的雨水和再生水成为可再生利用的水资源，污水经必要的深度处理后优先用于市政和农业用水，以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一是争取最大的水资源调配权。国家东北地区水资源配置方案和省内许多大型水源地有节余水资源，基于省内需求的限制，未能取得这部分节余水源的使用权。为支撑千万级大都市区的建设，可战略上争取节余水资源的调配权，为发展提供水资源支撑。二是加大水利工程建设，解决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问题。吉林省中部地区通过实施引松工程、白山水库跨区调水等跨流域调水工程，从根本上保障长吉区域未来发展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用水需求；吉林西部地区通过引嫩入白、哈达山水利枢纽、大安灌区重点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实施3大灌区建设和退化草原湿地恢复，促进过境水资源为西部农业现代化和生态环境恢复提供支撑。三是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在吉林省范围内建设集降水收集与调蓄为一体的河流库湖体系，增强城市库湖的调蓄能力；在城市内部加强雨水收集能力，提高非常规水资源利用；吉林省应大力发展节水农业，减少农业耗水量。
三、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开发利用清洁能源
（一）促进生产节能
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推广节能措施，促进建筑、交通和生活节能；调整优化能源结构，促进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综合运用各种管理手段，促进节能和新能源开发。构建环境友好型产业基地，制定资源消耗、环境影响、生产规模、工艺技术等方面的强制性产业准入门槛，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的产业发展。要根据区域生态特色，有条件地发展山地、流域、海域、水体等生态产业。[1]积极引进清洁能源，增加清洁能源供给量；加快电源结构调整，大力推广使用天然气和以电代柴、以电代煤、以电带油，广泛应用清洁燃料交通工具、节能型建筑，充分利用清洁发展机制，加大煤矿瓦斯气的回收利用。综合环保、资源、产业布局等因素，指定差别用能政策，鼓励低能耗、高附加值产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实现能源消费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加快产业、产品结构调整的步伐，降低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加强高新技术在能源供应和消费领域的推广应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从而为吉林省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提供承载能力可持续和生态环境可持续支撑。引入高新技术，切实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努力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各个环节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能源体系；在资源开采、产品生产、产品使用和废弃物处置的全过程中，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率，减少他们的消耗和污染物的产生；引导企业通过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减少能源消耗，开发和探索可替代、可回收的材料，在生产领域实现生态化；根据吉林省的地域特点，深入开发风能、太阳能、水能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资源，逐步提高新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支持和引导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以及可再生资源的科研、开发和建设。大力发展立体养殖、营养物质循环利用、草畜结合及绿色养殖等现代生产模式，结合农村新能源开发和利用有机农业，建设牧场、小区和村屯畜禽粪便收集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工程，使零排放、无公害、资源化利用比率逐年提高。
（三）加强境外能源合作
针对吉林省一次能源供应不足、二次能源过剩，供需缺口逐年增大的问题，在蒙古国边界地带、俄罗斯远东地区和朝鲜开发建立境外能源供应基地，引进国内陕京线和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参与中蒙边界“两山”铁路能源配套工程建设，拓宽与蒙古、朝鲜、俄罗斯等国的煤炭运输线路等一系列能源供应保障和安全建设工程，调入外部能源，减轻对煤炭的依赖。
（四）加强能源保障
依托长吉图“一廊三区”建设，在蒙古国边界地带、俄罗斯远东地区和朝鲜开发建立境外能源供应基地，引进国内陕京线和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参与中蒙边界“两山”铁路能源配套工程建设，拓宽与蒙古、朝鲜、俄罗斯等国的煤炭运输线路等一系列能源供应保障和安全建设工程，调入外部能源，加强能源对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源结构方面：吉林省作为北方地区省份，尤其要重视能源利用问题，鼓励风能、太阳能、核能等新能源在合适节点使用，解决吉林省西部地区风力发电并网问题，改变现有以煤炭为主的城镇能源结构，同时强化节能管理，推行节能技术，推进城镇低碳化发展。
四、发展新型业态，建设环境友好型城市
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把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特色优势产业、富民多元产业、区域首位产业作为发展方向，把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作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着力点，尽可能利用可再生资源和能源，构筑产业链的循环。进一步明确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行业的准入门槛，以吉林省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吉林省节能目标、行业能耗指标和吉林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等约束性指标促进工业企业节能降耗，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以独特气候环境和丰富的物种资源、优美的原始森林、淳朴的自然湿地风光和洁净的山林气候条件为最大吸引力，以完善的政策和基础设施配套为支撑，迎合从事智力密集型行业的高端人才，发展生物研发产业、科技研发等智力型产业；通过打造最美的环境、最洁净的水和空气、最健康的生活模式，成为最具魅力的优质生活区，发展最高端的消费产业，吸引最高端的消费群体着力打造东北亚区域高端消费中心。
（作者单位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作者简介：姚震寰（1982―），女，吉林梅河口人，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参考文献
[1] 吴玉萍，等.环境经济与生态经济学学科体系比较[J].生态经济，2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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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云南；城镇化；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2-0-02
近年来，云南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城市综合承载力不断加强，城乡统筹取得明显进步，但城镇化进程明显滞后于云南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也明显落后于周边省区和国家平均水平。从城市化率的角度看，云南与全国一直相差15个百分点，跟西部周边的广西、重庆、四川等省区比较还落后一大截，而且这种差距没有明显缩小，还有不断拉大的趋势；在云南省内部，各州市的发展极度不平衡，滇中地区与滇西（东）北，差距可高达约30个百分点左右。农村人口作为城市化的主力军，但在云南城乡统筹任务还十分艰巨，2011年，云南城乡收入比差距为3.93，首次小于4倍，但绝对收入差距却扩大到了13854元，同时，由于相关政策体制方面的问题，农村人口进城却在很多方面还不能享受与城镇户籍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待遇，如何走出云南城镇化发展的困境和防范可能出现的“城市病”问题，基于此，文章拟从外省和国外典型地区的城镇（市）化发展的正反经验中寻找答案，以期待为云南城镇化的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一些思路和前车之鉴。
一、外省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一）成渝地区城镇化模式
1.重庆市方面
（1）对农民转户进城设计了“335”政策体系，3年过渡、3项保留和5项纳入。这一政策体系设计保证了退可守、进可攻，最大限度地解决了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其中，3年过渡，即农民转户后，对承包地、宅基地的处理设定了3年的过渡期，他们可在转户后最长3年内继续享有宅基地、承包地的使用权及收益权；3项保留：一是转户后继续保留林地的使用权；二是五年内保留原来计划生育政策；三是在农民自愿退出承包地经营权之前农村各项补贴继续保留；5项纳入，即转户农民与现有的城镇居民同享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等待遇。
（2）以两类群体的转户为重点。一是优秀的农民工及新生代，含在主城区务工经商五年以上、在远郊区县城务工经商三年以上的农民工、农村籍的大中专学生和新增退役的农村士兵。二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解决包含改革开放年以来全市已用地未转户人员、大中型工程建设失地未转户人员、城中村未转户人员及农村集中供养五保对象等。
（3）在制度上进行创新和突破。一是配套政策体系的创新上有突破，重庆市的户改涵盖了土地、教育、社保、医疗等十几方面的相关工作，实现了城乡之间在制度上的有效衔接。二是在准入条件上遵循“适度放宽主城区，进一步放宽区县城，全面放开乡镇户籍”的思路。三是在宅基地使用权、承包经营权和林权的制度设计上建立退出补偿机制。
2.成都市方面
（1）以“全域成都”为理念。该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城乡规划的“全域覆盖”。将全市区域规划一体化，并建立了统筹发展的市、县、乡三级规划行政管理机构和规划监督机制，实现了城乡规划编制、管理、监督工作满覆盖，城乡规划编制一盘棋，各项规划高度衔接。二是城乡交通的“全域畅通”。成都市以交通路政设施建设作为联接城乡的纽带为重点，实现整个成都市域内，资源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快速流动。三是城乡社会公共服务的“全域均衡”。逐步建立了城乡统一和有效衔接的社会救助体系、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公共卫生政策、就业政策与就业服务体系等。
（2）以“三大集中、四大工程”推进城镇化发展。“三大集中”，即“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通过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加快现代新型工业集群化发展；通过农民向城镇集中，聚集人气和创造商机，拉动城市消费，带动产业和城镇发展，同时也为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创造了条件；通过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推动农业现代化、规模化、机械化发展，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为推进工业集中和农村富余人口转移奠定了基础。
“四大工程”，即成都市围绕改变城市与农村二元社会结构，而提出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建设、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等四大基础工程建设，经过开展农村产权确权颁证工作，明确法律法规赋予农民土地、房屋等要素的权益，落实农民对土地和房屋的财产权，并结合全市第二次土地调查开展农村承包地到农户、到地块的实测工作，为土地流转奠定了基础。
（二）珠三角城镇化发展模式
珠三角，面积占广东全省23.6％，作为我国的“南大门”，位于珠江下游，临近港澳地区，与东南亚地区隔海相望，海路交通相当便利。1978年后，成为了我国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地区，首先与我国港澳台地区与东南亚国家发生紧密的联系，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参与区域全球化的生产分工，不断提高自身在地区中的经济地位，成为我国外向度最高的区域和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与此同时，城镇化率从世纪初约70%发展到现阶段大于80%的水平，而且近十年，珠三角的城镇化水平平均要比广东省高出16个百分点，其城镇化独特的发展模式概括如下：
1.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珠三角的城镇化快速发展与其地方企业工业化发展并驾齐驱、紧密相联，这首先是中央政府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出台一系列利于对外开放的政策和制度，加强对广东省的各方面扶持以促进加强与港澳台和东南亚的密切联系分不开的。与此同时，中央对广东省的“放权”密不可分，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有利的条件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行一步。随后，在广东的“放权”从省到村层层展开，乡镇一级政府成为地方经济的主要推动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政策制度的制定与实施是珠三角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重要保障。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尤其是制定了优惠的财政、货币政策，加快了在20世纪70年代末港澳台等地区新一轮制造业向珠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步伐。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约80%的香港厂商已经在珠三角设厂，台湾的IT行业也通过香港进入珠三角，逐渐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区域一体化格局，这对推动吸引本地和外来农村人口加快转移和带来城市人口聚集提供条件。
2.就地城镇化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后，珠三角以其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率先成为外资涌入的对象，从而珠三角借助外资发展以“三来一补”为主要形式的乡镇企业，同时也带动了民营企业的发展，这些类型企业的入驻，改变和打破了珠三角农村社会的生产格局，使农村逐步摆脱传统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农村用地变为城市用地，市场化和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逐步进入到城镇生活体系之中。乡镇、民营企业的日益发展，规模不断增大，逐渐形成了以产业街，工业区为特点的产业集聚，同时也伴随着人口的大量集中、消费市场的不断扩大、基础设施需求的不断膨胀，这在客观上加快了各种诸如城市规划、以交通等为重点的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职能与之配套，从而使得珠三角农村城市化体系不断形成。
二、典型国家和地区的城镇（市）化发展路径
（一）韩国农村就地城镇化的路径选择
1.韩国农村城镇化发展历程
在二战后的60年代，韩国推行优先发展工业化的不平衡发展政策，在短短30年间跃居新兴工业化国家之列，创下了“汉江奇迹”，但城乡差距日益拉大，社会矛盾凸显，在这种背景下，推进了“新农村运动”，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农村就地城镇化，其发展可概括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启动和奠定基础阶段（1970―1973年）。1970年4月，总统朴正熙提出了以农民、相关机构、指导员之间的合作为前提的“农村自助劳作振兴”方案。于同年l0月到次年5月，把改善农村基本居住环境和居住条件作为重点，打造新农村试点事业，将农村依次分为基础、自助、自立三个等级。此外，为了推进“新村运动”，提升新村建设质量，1972年3月，建立了“新农村运动中央协议会”作为负责新村运动的最高行政机构。这一系列政策制度的实施，使得大量农民，积极投身于乡村建设，使得韩国农村的生产生活环境、条件得到改善，同时也培养了村民“勤勉、自助、合作”的精神，为新村的继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动力。
第二阶段：拓展、扩散阶段（1974―1976年）。该阶段政府将工作的重心放在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推动农业发展等方面，提出了“第二次增加农渔民收入计划事业”，委派相关人员深入基层进行新村教育，推广良种和先进技术，以此来调整农业结构，通过产学相结合，加强对农业的技术指导，同时，给予农村贷款方面的优惠政策，引导各地区因地制宜，发挥地区优势，广开生产经营门路。经过这一阶段的发展，韩国的畜牧业、渔业、林业获得了十足的发展，从1967到1976年十年间，农民的收入增幅达774%，基本上接近城市工人的工资水平。
第三阶段：充实和提高阶段（1977―1980年）。1977年是韩国政府推行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提出了“建设新农村，增加收入，综合开发事业”的规划。政府在克服新村项目规模过小、加强区域合作、密切城乡工农关系等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如鼓励特色种植和养殖业发展，筹建农业与制造业产业园区等，使得韩国农村企业从1978年的384个增加到1980年790个，在1978年底韩国的基础村也基本消失，约67%的村上升到自立村；从1978年3月开始，狠抓农村住房改良工作，促进小城镇发展；同时在各级行政单位相继设立了农村住宅改良事业推行机构，有70000栋农村住宅得到改良；1979年2月，政府正式设定了新村运动的十大核心事业，推动农村物质文化事业发展。
第四个阶段：自主化阶段（1981年至今）。韩国的“新农村运动”给农村带来巨大改善、农民收入普遍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弊端。从80年代起，政府工作的重点转向了建立和完善全国性的新农村运动民间组织，使这些民间组织承担新村运动的培训和宣传教育工作。而政府着重制定宏观发展规划、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持等，来引导农民调整农业经济结构，鼓励农民继续稳步发展多种经营，继续提高农民收入，不断改善农村的生活、文化环境，着力发展农村金融及流通业等。伴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新农村运动”也具有鲜明的社区文明建设与经济开发的特征。
2.韩国农村就地城镇化的成绩
韩国通过各个阶段的“新农村运动”使得农民的收入不断提高，同时也加快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就其收入水平而言，农民收入相当于城市居民的比例如下：1970年为75%；1980年为95.8%；1990年为97.4%；2000年为83.6%。同期，其城市化率分别为55.3%、71.6%、84.4%、90.2%。农业劳动力比重分别为49.5%、32.4%、17.1%、l0.2%，2003己降为8.5%。与此同时，农业人口的也大量减少：1970年其农业就业人数超过整个就业人数的一半；到1997年已下降到11%，同期农业就业人数的绝对量由485万人减少到232万人，农业人口从1440万人减少到450万人，少于总人口的10%；到2001年，农业人口的比重已降到7.7%。
（二）“拉美陷阱”：拉美地区的城市化问题
1.呈现的主要特点
（1）短时间内，农村人口以爆炸性速度流入城市，导致城市混乱。上世纪30到70年代为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同时也是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拉美地区用了30年时间，使城市化率由1920年的22%快速的上升到1950年的41.8%。1950到1980年该地区总人口增长了1倍，但城市人口却增加了4倍，在当时，拉美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1980年拉美城市化率为64%，到了1997年，这一数据约达78%。欧洲的城市化从40%到60%，经过了50年，而拉美国家只用了一半的时间。在拉美城市化过程中，普遍出现了城市人口高度集中于首都或少数几个城市的现象。有关报告表明，拉美在全球25个“超大”城市中占据了1/5，而拉美城市人口增长中，有2/5来自农村，由于缺乏对这部分人群的关注，使得城市没有能力为迅速增加的外来人口解决住房和基本公共服务，造成了城市化过程的混乱局面。
（2）出现大量的贫民窟。由于许多农村人口的自身能力有限、素质较低，很难获得较好的工作和实现充分就业，收入水平低下，得不到住房信贷和合法的住宅，使得许多移民会通过侵占这种非法手段在城郊闲置土地上自行建住房，而被视为非法住宅，而其中有许多住房是由破木板、旧轮胎、瓦棱铁板等材料建成的。同时，这些住宅并不在城市规划之中，使得基础设施极度缺乏，以至于这些非正规的住宅区逐渐发展成贫困阶层居住的大片贫民窟。贫民区的许多居民的就业都被排斥在正规部门外，以至于没有稳定的就业和收入，享受不到城市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从而抢劫、绑架、吸毒、等各种犯罪行为时有发生。
（3）城市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由于过度超前的城市化，诱发住房和交通的拥挤、加之本身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完善，城市生产生活垃圾没有合理处理，汽车尾气的大量排放，城市环境污染严重。导致痢疾、呼吸道传染、肺结核等的发病率居高不下。墨西哥城是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表明，墨西哥城的污染严重危害儿童发育，贫民窟的孩子在5岁前死亡率大约为富裕地区的50倍，1988年拉美地区有8千万余人受到大气污染的侵害，其中每年就有约2.9%的儿童因为空气污染患上慢性呼吸道疾病。
2.产生的主要原因
（1）工业化与城市化没实现协调发展。在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的历程中，工业化是先于城市化的，它是城市化的动力源泉之一，同时两者又相辅相成、协同推进。从世界范围来看，通过对比不同国家和地区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的比值可以发现，在城市化加速期，发达国家的这一比值一般在1.0以下，而拉美的比值在1980年达到1.64，1999年为2.5，到2005年，这个比值高达2.7，而这些数字远远高于其合理的水平值。
（2）忽视了对农业的健康发展。拉美地区的农村土地高度集中，农业现代化照搬西方发达国家农业的发展模式，使得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太过激进，不注重农业结构的合理发展，导致农业的衰落，最终导致了大量农民流失于城市，诱发拉美城市化超前发展。
（3）忽视了对城市的规划、管理。城市化的发展与政府的职能角色定位有很大关系，“拉美陷阱”的出现，与拉美政府在城市宏观管理的失策有一定关系，一方面，没有做好城市发展规划、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服务设施；另一方面，没有制定好约束城市化进程的制度和实施机制，使得人口在短期内爆炸式的涌入城市。
三、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总体经验和启示
（一）加强政府职能转变，注重对城镇化的宏观调控
无论是我国成渝地区、珠三角的城镇化发展还是韩国的“新村运动”以及拉美的城市化问题，都告诉我们，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在推动城镇化健康合理发展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政府要积极转变职能，善于捕捉市场信息，加强对城镇化的宏观调控力度，为其健康、快速地推进增添力量。因此，作为地方政府具体需要做好以下工作：（1）增强制度供给水平，为推进城镇化做好制度保障、政策引导；（2）编制和制定城镇化发展计划与规划，监督规划及计划的落实；（3）加强对城镇的管理，减少和预防各种“城市病”的发生；（4）监督和督促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的完善。
（二）注重城乡统筹，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成渝地区，是我国城城乡统筹的改革试验区，其成果有目共睹；韩国在其“三农”很凸显的情况下，举全国之力展开“新村运动”带来了农村经济社会的极大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缩小、农村人口的不断减少、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拉美国家不注重农村发展和激进地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机械化”，导致农业的基础地位受到威胁，大量农村人口流失于城市，诱发“城市病”，阻碍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作为政府在推动城市各方面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同时也要千方百计采取措施，积极推动农村经济社会进步，提高农民收入，保证一部分农村劳动力愿意留在农村；并且要大力鼓励有能力、想入城的农民进城。
（三）注重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拉美陷阱”告诉我们，城市化水平过度超越工业化发展水平，势必带来“城市病”。工业化水平体现的是一种能提供和满足城市居民就业的能力，城市化率必须要和这种能力必须相匹配，与此相反，如果城市化水平滞后与工业化水平，也将势必影响工业化发展的步伐，最终影响了城市化的进程。就目前而言，云南的城镇化水平要低于工业化水平，我们要积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保证两者协调发展，而绝不能在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上操之过急，绝不可以重蹈拉美城市化的覆辙。
（四）大力建设特色产业园区，推动产业聚集
在云南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要借鉴成渝地区和广东珠三角发展模式，通过大力发展产业园区，整合地区内各项资源，鼓励各类企业向园区集中，推动产业聚集，减少产业发展的交易成本费用，同时，要把握市场经济脉搏，因势利导采取各种优惠的财政、税收、金融、货币收政策，吸引外资、民营企业进园投资，当前正面临著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借助云南丰富的土地资源、自然资源和廉价而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资源，不失时机地承接东部地区及周边临近国家的产业转移，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以产业化促进城镇化发展。
（五）合理布局经济板块，推动城市群建设
由于资源要素禀赋不同，不同区域的发展速度也就各异，广东省和成渝地区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分别将其分为珠三角、东翼、西翼和山区与成都都市区、重庆都市区、川南城市群，川东北城市群和三峡生态经济区，分成不同的经济板块区域，有利于形成在政府引导下的良性竞争，不断发展的局面。云南处于我国西南边陲，与重庆、四川、贵州、相连由于南亚、东南亚国家接壤，而且目前云南的城市为点状发展态势，各地区的资源优势、区位特征、面临的市场环境各不相同，因此要基于这些特点，合理划分促进省域内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板块，从而带动城市群的发展。
（六）尊重现实，分阶段、有计划地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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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铁网络；中原城市群
中图分类号：F53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2-000-01
一、“米”字型高铁网
从2009年我国中西部第一条高速铁路――郑西高速铁路全线铺通，中原城市群的经济地理区位开始发生变化，对推动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及完善我国铁路网结构和促进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米”字型的高铁网络逐步清晰化：已经开通运营京广高铁作“竖”，已开通运营的郑西（郑州―西安）高铁、在建的郑徐（郑州―徐州）高铁作“横”，未来还有郑太（郑州―太原）、郑济（郑州―济南）高铁作“两点”起笔，郑万（郑州―重庆万州）、郑合（郑州―合肥）高铁作“一撇一捺”。建成后可与京广客运专线、商合杭高铁、郑万高铁、郑徐高铁、郑西高铁、宁西高铁等无缝连接，以郑州为中心的“米”字型快速铁路网，正在向河南省乃至全国铺开。
郑徐高铁的延伸线――徐连高铁已获批，计划将于2020年建成通车，那么从郑州到达连云港之间的时空里程将缩短为两个多小时；2015年10月31日，郑万高铁河南段开工建设，这标志着经过漫长等待后，我省“米”字型高铁西南方向那一“撇”将指日可待，郑万高铁的建成通车标志着“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局面将得到大大缓解，重庆到郑州的时间将缩短至4小时以内；郑州的高铁线路再次向西延伸，银川至西安高铁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已获批，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从郑州出发途径西安6小时即可直达银川；郑焦铁路“触角”再次向西延伸，太焦高铁预计2017年开工，共设13站，河南境内设焦作和博爱站。建成后，从郑州去往太原缩短为两个多小时。
二、中原城市群及主要城市现状
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原城市群被列为称为国家级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是北京、武汉、济南、西安之间，半径500公里区域内城市群体规模最大、人口最密集、经济实力较强、工业化进程较快、城镇化水平较高、交通区位优势突出的城市群。该城市群是以郑州为中心，洛阳为副中心，开封、新乡、焦作、平顶山、许昌、漯河和济源等地区性城市为节点构成的紧密联系圈，也是河南省乃至中部地区承接发达国家及中国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西部资源输出的枢纽和核心区域。
1.郑州
2012―2015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郑州综合竞争力排名分别为为全国第27位、第25位、第26位、第19位。
2015年度中国有45个主要城市呈现拥堵严重，郑州排第13位。在高德交通大数据监测的45个城市中，对比近2年各城市高峰期拥堵变化规律和发展趋势发现，2015年郑州为拥堵加剧最重要的TOP5城市之一。在节假日全天最拥堵城市TOP10中郑州排名第4位。
2.洛阳
2013―2015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最具竞争力城市排行榜（中部）中洛阳分别排第10位、第8位、第10位。
洛阳市正在加快发展生态优先度假产业，市区旅游特色交通不畅、旅游服务体系不完善、先市区旅游景点通达性差等问题。作为工业化老城，产品创新也影响着洛阳经济的快速发展。郑西高铁的开通运营使得洛阳龙门站
3.开封
开封作为郑汴一体化的核心城市，一直是我国的的旅游城市。开封古城的现状是空间有限，同时集中了商业、服务业、教育等一系列的资源。随着郑汴一体化的建设，城际公交、城际轨道交通的相继运行，进一步建立了郑州到开封的交通网络，同时也会带动旅游、经济、文化方面的需求持续增长。而开封现有交通交通能力待进一步提升。
三、“米”字型高铁对中原城市群的影响
国内外的大量研究表明，高速铁路的修建可为区域创造新的区位优势，利于促进运输市场合理化和运输结构优化，促进沿线地带的产业发展及产业结构提升，形成新的产业带；同时也使得区域内不同等级规模的城市呈现互补性发展的格局。
借力于“米”字型高铁网络带来的高效便捷交通网络，有利于加强中原城市群中城市间的互动联动，以期促进中原城市群的协同发展，提升城市群综合实力。高速铁路网络的构建要求城市间加强资源、服务、生态、产业一体化和信息共享化。
高铁在建设过程在各个城市的站点设置综合考虑了人口、经济、人均收入、出行方式等因素，合理地利用高铁网络不仅可以提升城市的形象，而且可以通过旅游从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生态资源开发建设、农家乐的兴起等进一步加快城镇化和提升乡镇居民的自主就业率和人均收入。例如郑西高铁的开通运营，大大提高了游客通过郑州这个枢纽站到达洛阳龙门站、三门峡的可能性，为当地的旅游业和经济开发合作带去效益。同时也有利于缓解在节假日将郑州繁忙的交通量和拥堵现象。郑焦城际的开通运营缩短了人们的出行时间，城际列车良好的环境也得到了乘客的认可，这也使得郑州到焦作的公路客车在服务、卫生、票价、运行线路、班列间隔时间进行了调整，改善了原有公路垄断后的各种不良现象，这种相互之间的制约与协调发展更有利于城市形象的树立。
中原城市群中各个城市有着各自不同的定位，“米”字型高铁网络的建立，要求城市在注重经济、能源、文化、教育、生态等发展的同时，关注城市主导产业的结构与规模以及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发展。同时为了各城市间的有效沟通，还需要健全网络实现信息共享，实时开发旅游、物流、产业一体化的新格局。
河南省建立的“米”字型区域间高铁通道促进了“同城化”现象发展，加快了中原城市群产业布局升级和整合，有利于实现区域间人才、信息等要素快速流动，带动相关产业由经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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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肖飞等.郑西高铁对“郑洛工业走廊”经济影响研究[J].河南科学，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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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碳化保障措施建筑行业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城乡建筑行业能源消耗总量快速增长，且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建筑总面积的增长速度；建筑总面积增长的同时，居民对建筑的品质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其特点就是对建筑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加速推进以集中居住为特点的城镇化。在维持既有的行业发展模式下，这些因素共同发生作用，必然导致建筑能耗和碳排放的持续增长和增加。在绿色发展理念的引导下，分析我国建筑行业低碳化的实现途径，显得十分紧迫而又必要。
一、建筑行业低碳化的背景
（一）面临的机遇
一是党的“十”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根据我国的实际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五位一体”发展战略；二是国务院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政策中也明确指出，要加快绿色城市、生态城市城市建设，明确提出开展新型城镇化建设要以绿色理念为引领，围绕“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原则进行推进；三是未来的建筑行业要加快节能改造，重点开发绿色建材，实施建筑行业工业化；四是目前我国以太阳能、风能为主的新能源产业增长迅速，并且开发、装备了一大批核心、关键技术和设备，为建筑行业的低碳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五是我国正处于调整产业结构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时期，建筑行业低碳发展与国家的产业政策高度契合，将成为拉动绿色环保产业的发动机。建筑行业低碳化发展，还可带动绿色建材和设备的快速增长，有助于推进建筑行业实现工业化生产，对促进建筑行业绿色供应链的形成大有碑益。
（二）遇到的困难
一是建筑排放短期内难以降低。当前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建设的快车道上，城镇化的巨大建设需求决定了建筑行业短期内对能源的需求仍较旺盛，建筑碳排量放仍将不断增长。二是建筑碳排放管理体系不健全。建筑行业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行业，本身体量庞大而且运行过程非常复杂，行业在能源方面的消耗分散在生产、物流、建造、运营等多个环节和流程，要实现对建筑行业碳排放的有效监控，必须首先确定建筑能源需求和碳排放峰值，这样才能准确判断建筑行业碳排放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正确的应对措施。但目前我国建筑行业能耗指标尚不明确，关于碳排放的计量体系尚未待完善，这意味着建筑行业实现低碳精准管理还缺乏可行的标准，很大程度上成为建筑行业低碳发展的重大瓶颈。三是建筑低碳市场化程度较低，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建筑低碳发展活力的快速释放。虽然有关部门制定的《绿色建筑行业评价标准》已经公布，登记在册的绿色建筑数量不断增长，被称为绿色建筑的建设总量也在迅速增加，但实际调查数据显示，真正的、名副其实的绿色建筑的数量并不很多，设计的建筑能耗与实际运行能耗存在较大的差异，标识总量与实际运行中存在的标识总量之间也存在巨大反差，这些问题都不利于创新建筑低碳发展。四是建筑行业总体上低碳意识较为薄弱。建筑行业低碳化需要从多方面着手，从规划到设计，从运行到使用，许多环节都会对碳排放水平产生影响，尤其是碳排放指标难以落实，建低碳技术流于形式的问题，都加大了建筑行业减排的难度。
二、建筑行业低碳化的基本思路
一是实施总量控制，要在基本满足能源需求的同时，用强力约束的办法控制能源供给。建筑行业的正常运行及对能源的使用，应在满足行业发展基本需要的同时符合我国控制碳排放总量的总体要求，降低碳排放必须要从能源供应的角度着手。实施总量控制，一方面要制定公平合理的能源分配比例并提出能够降低碳排放的切实可行的技术手段；另一方面基于能源使用效率的最优参数，规划建筑行业用能总量的上限，对建筑行业能源消耗的总量进行有效控制。二是优化减排布局，坚持因地分类施策。要组织有关力量对全国各地不同区域建筑行业减排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各地拥有的资源禀赋的多寡，视其自然环境、气候条件，并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分别制定符合当地经济自然特点的低碳政策，以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执行性。围绕“集约、智能、绿色、低碳”四大要求，从根本上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为建筑低碳化创造条件。三是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建筑行业能源使用效率。冬季我国北方地区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主要地区，提高建筑物的能源使用效率，必须分清北方地区城镇能耗的使用方向，根据采暖用能、住宅用能、农村用能等不同性质，分门别类对未来的用能增长趋势进行分析和预测，有针对性的提出降低建筑行业能耗的措施。建筑行业低碳化，不仅要重视降低能源数量的消耗，还要充分重视能效水平的提高，加大对建筑行业节能关键技术的投入，尽快建立和完善建筑行业碳排放交易市场。
三、推进建筑行业低碳化的措施
（一）制定建筑能耗目标，强化地方政府责任
首先是要根据当地未来发展的需要，设计合理的建筑碳排放总体目标，为控制和降低建筑碳排放打下基础。其次是将建筑行业碳排放目标纳入国家总体排放规划之内，并与区域制定的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强度密切结合，以此作为地方政府官员考核的重要依据。第三，是加强国家层面的低碳督查工作，定期对当地建筑行业低碳排放执行情况开展专项督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对建设高耗能建筑行业严肃查处，对违反工程建O标准和使用不达标建筑材料的责令纠正。
（二）加大低碳投入，拓宽资金渠道
要加大中央预算类投资力度，通过安排中央财政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的方式，从资金上支持建筑行业低碳化的行为。要从国家层面不断完善中央财政激励政策体系的设计，加大中央财政的投入设立建筑行业节能专项资金，用于扶持示范性绿色建筑工程建设。要重视建筑行业低碳化的顶层设计，加大对既有建筑行业节能改造的投入力度，不断完善对建筑行业节能监管体系的构建，同时要重视对可再生能源建筑行业应用、供热系统节能改造、墙体材料革新、技术创新、基础能力的建设。以上工作离不开资金的强有力支持，为此必须建立多元化的资金筹措机制和渠道，以满足这些工作顺利开展的需要。地方财政部门为此要建立稳定、持续的财政资金投入机制，不断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式和方法，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三）创新体制机制，实现监管前移
城市建设规划是实现建筑行业低碳化的前哨，因此在城市规划中要突出对建筑节能的要求，突出对绿色生态指标的重视，在对城市规划的审查中尤其要对这些方面的工作予以充分的重视。对节能和绿色生态指标的审查不仅要体现在新建项目的立项审查中，而且还要将这些审查内容扩展、延伸到到建筑装修、报废和回收利用等各个阶段。凡是国家要求强制推行精装修制度的绿色建筑项目，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实施，对未按要求实行绿色装修的，不予颁发销售许可证。在此基础上还要建立建筑行业报废审批制度，对那些不符合报废条件的建筑不准许拆除报废。
（四）强化技术支撑，加大研发力度
科学技术是支撑建筑低碳化的平台，是顺利实现建筑低碳化的必备条件和关键。加快建筑行业低碳发展核心技术体系研究，推动规模化技术集成与示范，包括突破建筑行业节能核心技术，开展住区环境质量控制和关键技术，建立节能改造性能与施工协同技术。设立低碳建筑行业领域的重大研究专项，组织实施建筑行业低碳国家科技重点项目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加快建筑行业低碳技术支撑服务平台建设，积极鼓励相关行业协会和中介服务机构开展绿色建筑行业技术研发、设计、咨询、检测、评估与展示等方面的专业服务。
（五） 发挥市场作用，完善市场机制
积极推进建筑行业碳排放交易，建立健全建筑行业能耗统计体系，提高统计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加快推进民用建筑行业能效测评标识工作，加强建筑行业节能服务体系建设。积极推进建设领域的合同能源管理，规范建设领域能源服务行为。建立和完善建筑行业碳排放交易，研究制定推进建筑行业碳排放交易的管理办法和技术规程。建立覆盖主要地区的建筑行业碳排放交易平台。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我国统计年鉴2013[M]北京：我国统计出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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