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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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强镇 行政管理体制 分权 区域经济

党的十报告中重点提出新型城镇化后，立刻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热点。但是十报告仅仅是一个纲领性文件，仍然需要在总体方向明确的情况下继续探索具体的实施路径。在中国城镇化道路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大城市优先发展还是以小城镇承载城镇化重任的争论。但是随着中国大城市发展日益陷入城市病的问题，大城市的承载容量已经成为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大城市能否继续大规模扩张推动中国的城镇化显然是值得怀疑的。在此背景下，中小城市尤其是小城镇就成为中国未来城镇化的中坚力量，尤其是在与国外的比较中更可以发现我国的中小城市数量明显偏少，重点发展中小城市，提升中小城市的数量与质量，使其成为容纳农村人口转移的重点是十分必要的。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批具有庞大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的经济强镇，其中有些经济强镇经济实力已经超过了一些县级、地级市，但是由于其行政建制依然是镇，阻碍了其进一步扩大城镇规模，提升城镇建设质量。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探讨这些经济强镇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在动力与逻辑，分析改革的障碍与难题，推动改革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强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农村地区已经形成了一大批人口规模大、经济实力强的经济强镇，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区位、历史等原因，一些经济强镇无论是在人口规模还是经济实力上已经超越了很多县级市甚至是地级市。如2013年广东省镇级GDP排名最高的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其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803亿元，高于省内潮州（798亿元）、河源（720亿元）、汕尾（710亿元）和云浮（623亿元）四个地级市。虽然经济状况出现了极大改变，但是在在行政建制上，这些经济强镇依然处于行政序列的最底层级，导致其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能力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对其进一步成长与扩张产生了不利影响。

首先，镇政府的职能定位难以满足经济强镇的发展需求。20世纪80年代，我国全面废除了制度，建立了乡镇政府管理农村事务，乡镇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征收农业税、维护农村稳定、做好计划生育工作。但是随着一些农村地区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以及人口集聚，乡村地区的人口迅速转变为城镇人口，其职能也要求做出相应转变，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管理与社会服务、新农村建设等职能应当纳入经济强镇的职能，但是由于其行政建制依然面向乡村，导致了这些经济强镇无法顺利转换其职能，严重制约了小城镇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小城镇财权与事权不相称。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我国各级政府间的财权得到了较清晰的划分，各级政府拥有了自己独立的收入来源。但是与此同时，相应的事权并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导致收入层层上缴，事务层层下压，乡镇政府作为行政级别的最低层级，成为矛盾的焦点。一方面，镇没有独立财权，税收大部分被中央与省市县各级政府抽走，镇政府所得财政分成极少；另一方面，镇财政支出极大。具体来说，设在镇上的职能部门如工商、税务、公安、土地、城建、房管、教育、卫生、邮电、广电等部门均由县（市）职能部门直接领导，镇政府没有权力干预，收入亦难于用于当地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广播、农机、农电、农技、种子、林业、水利、文化、兽医站等缺乏收入但是需要支出的部门全部甩给乡镇政府。缺乏收入来源以及支出庞大导致很多乡镇无力承担基本公共建设与服务。经济强镇虽然收入更多，不至于出现很多基层政府“吃饭财政”的问题，但是与其经济发展需要的公共建设与服务支出要求相去甚远，远不能满足当地居民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的需求。而且有些经济并不是十分发达的县，经济强镇的税收已经成为县（市）政府所在地城市建设与社会管理资金的重要来源，直接导致了经济强镇与县（市）政府的矛盾加剧，如浙江苍南县与其下属的龙港镇、平阳县与其下属的鳌江镇之间。改革财权与事权的分配对这些经济强镇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缺乏经济与社会管理权与执行权。能力是政治体系能够动员资源并制定公共政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程度。权小能弱是我国乡镇政府面临的普遍问题。东部沿海很多经济强镇产业、人口高度集聚，相应提出了更高的经济社会管理要求，但是镇作为最低一级的政府机构，受制于行政建制，其公共资源投入受到了极大制约，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如一般乡镇往往受困于人员过多、人浮于事的问题，经济强镇却缺乏足够的人员参与管理。如临近狮山的容桂镇，2013年，其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达 1414 亿元，工商税收达到 55.41 亿元，常住人口超过了 50 万。但是由于其行政级别仍然是正科级，其公务员编制在扩权前一直不到80人[1]。乡镇政府名义上是一级政府，但是在实践中却往往被虚化，作为政府的行政许可权、处罚权以及强制权往往在上级政府，工商所、税务所、派出所、土地所等作为县级机构的派驻单位，其对上级部门负责而不对乡镇领导负责，进一步弱化了乡镇的实际权力。在近些年基层政府机构改革的大背景下，乡镇政府有被进一步虚化的趋势。对很多经济实力不强，以农业为主的乡镇来说，这种改革方向是正确的，精简了人员，降低了行政成本，但是对于经济强镇，这个问题则另当别论。缺乏足够的管理人员与管理权限，造成了经济强镇职能部门被分割、分离，呈现离散型状态，不利于经济强镇的发展。在经济强镇中普遍存在经济、社会管理混乱的问题。河北省高碑店市白沟镇作为北方的箱包名城，在20世纪90年代陷入“假冒伪劣”与“黄赌毒”问题中，与义乌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白沟仅是一个镇级单位，缺乏各种社会管理权限，对市场不能有效监管，义乌则是一个县级单位，拥有相对较高的管理权限[2]。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行制度框架下，行政等级的权力划分与区域经济发展要求的管理权限已经出现矛盾，阻碍经济强镇进一步合理配置资源，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与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阻碍了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新型城镇化的进一步实现。

二、经济强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展、内容与绩效

早在1986年，国务院即在批转《民政部关于调整设市标准和市领导县条件的报告》中明清提出了“镇改市”的设置标准“非农业人口6万以上，年国民生产总值2亿元以上，已经成为该地经济中心的镇可以设市。特殊情况的镇设市时可以低于这一标准。”2004年，发改委在《十一五时期我国城镇化战略》进一步指出：“作为城市扩张的一个重要环节，乡改镇、镇改市、县改市（区）的改制升格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3]但从实际执行情况来看，乡改镇与县改市（区）的进展较快，而镇改市则几乎停滞不前，1986年福建石狮成功镇改市之后，没有一个镇能够镇改市，直到2014年6月，根据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等11个部门在今年6月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的通知》，准备选择镇区人口10万以上的建制镇开展新型设市模式试点工作。但是此后也仅将浙江温州龙港镇与吉林延边二道白河镇列为试点单位，其中二道白河镇显然不属于经济强镇的范畴。

虽然在中央层面对镇改市落子谨慎，但在地方层面上，由于小城镇迅速发展，对区域经济影响重大，因此一些地区尤其是沿海小城镇发达的省份，纷纷开展了“强镇扩权”、“扩权强镇”的行动，将大量经济与社会管理权限下放给镇政府，其中尤以县域经济发达的浙江最为突出。

20世纪80年代，全国推行了“市管县”改革。但是在这场“市管县”体制改革运动中，浙江根据自己中心城市较弱的实际情况，将更多的权力保留给了县，其地级市的权力明显小于其它省份，随着县域经济的崛起，浙江实行几轮“强县扩权”，使县域经济保持了发展活力。在“强县扩权”的同时，浙江也注意到了非县城的经济强镇的崛起，1994年，浙江就确定了100个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推动小城镇的现代化建设。2000年，浙江在实施城镇化战略时选择了优先发展小城镇的战略，确定了136个中心镇，主要是推动小城镇的综合改革。2005年，浙江在绍兴县的杨汛桥镇、钱清镇等5个镇进行中心镇培育工程试点（即“强镇扩权”）。2007年5月，浙江将这一范围扩大到141个中心镇，并且实行了更大程度的放权[4]。浙江大规模的“强镇扩权”标志着浙江在经济强镇的行政体制改革中迈出了关键性的步伐。2010年2月，温州提出了经济强镇责大权小的问题，努力将乐清柳市镇、苍南龙港镇等5 个试点强镇建设成为镇级市。该年12月，浙江省提出赋予全省 27 个先行试点的镇与县级基本相同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浙江的经济强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走在了全国前列。除浙江以外，其它沿海地区也纷纷展开了试验。2009年，广东佛山顺德区试点放权强镇，将大部分事权向镇街下放，目前该市十个镇街均已获得县级管理权限；佛山南海区也同样启动了强镇扩权，将大部分市区的审批权限下放给镇。2010 年 9 月山东省宣布将启动镇级市试点，计划用 3―5年时间将省内 20 多个中心镇培育成小城市。

浙江“扩权强镇”的主要特点在于其并不是一次普遍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而仅是针对经济实力强、辐射力大的经济强镇所作出改革，其中心在于调整既有县镇关系，向经济强镇下放部分甚至是大部分县级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提高经济强镇的经济社会管理与服务能力。具体来看，其下放的权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财政分成与投资体制。按照财权与事权一致的原则，在财政收入分成比例上向经济强镇倾斜，使经济强镇可支配财力大大增加；加大投资体制改革力度，允许经济强镇设立城建投资公司，筹集资金投入城市建设；改革贷款融资体制，拓宽服务领域，增加经济强镇贷款的额度与便利性，解决经济强镇贷款难的问题；加强对经济强镇的投资，省里拨专项资金用于经济强镇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支出等，并对经济强镇的建设项目优先立项。第二，改革经济强镇的建设用地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户籍、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是小城镇建设用地的制约条件，为此，浙江加快了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使用改革，逐步探索合理的土地流转方式；省里在下达用地指标时，也专门留有经济强镇的用地指标，以缓解经济强镇由于镇区面积迅速扩张带来的用地紧张问题。随着土地由农业用地转化为城镇建设用地，大量丧失土地的农民以及流入城镇打工的农民的身份产生了巨大转换，原有的户籍制度已经无法反映居民的实际情况，对列入改革范围的经济强镇，只要居民在居住地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与合法固定住所，即可以办理当地城镇户口，得到与当地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权利。第三，扩大经济强镇的社会管理权限与执行权。将县级政府拥有的部分社会管理权限下放到经济强镇，使这些镇不必再前往县城审批事务。对派驻在镇上的县级派出机构，在人事任免与考核上，也纳入镇的考核体系，使镇真正成为一级具有社会管理权的政府。

浙江的改革取得了良好效果，随着财政分成比例的提高，经济强镇的财政收入得到明显提高，如浙江绍兴钱清镇 2006 年税收达到 4.97 亿元，但可支配财政收入只有 1 亿元。强镇扩权实施后，税收达到6.5元，其中增量部分全部归镇政府，仅此一项，即使可支配财力提高一倍以上，城市建设与社会保障经费得到极大充实[4]。通过各种方式向镇政府授权，镇政府可以直接行使的权力扩大，行政效率得到了提高，很多事项不必再前往县市政府审批，为企业提供优良的投资环境的能力得到了提高，很多已经准备将总部搬迁到大城市的企业放弃了搬迁打算，并且吸引了一些已经迁出企业将总部回迁。在服务能力提升的同时，其管理能力也得到了提升，环境污染、社会治安等以前难于管理的问题也取得了较大进展，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转，环境污染问题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治理。

三、经济强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仍需讨论的问题

经济强镇扩权已经成为经济发达地区的共识，并且一些省份已经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是在改革中仍然面临一系列的难题，其中首要的则是如何分权的问题。

按照《宪法》规定，省、市（县）、乡镇是三级政府组织，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已经演变成为了省、（地级）市、县（县级市）、乡镇四级政府模式，而且乡镇的权力被虚化。单一制国家政府间的权力划分存在两种模式：法律化的权力划分和行政化的权力划分。我国政府的权力安排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确立的，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依然停留在非制度化的层面上，政府间权力安排并没有依靠法律与制度固定下来，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往往依靠上级政府授权，镇政府的权力则来自县级政府的授权[5]。由于中国的分权依然是不稳定的，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首先依赖中央下放的权力，这就决定了越到底层权力越不稳定。

已有很多文献证实了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是中国转型期经济取得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6]，这也可以用于解释为何在此次“强镇扩权”的改革中，地级市政府是一个积极的推动者，通过下放县级政府权力给强镇，刺激强镇经济更快的发展，可以使地级市在市域范围内受益。然而县级政府无疑是此项改革的利益受损者，无论是财权还是事权的下放，都会使县级政府的直接利益受到极大损失，而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只能在很小程度上弥补县级政府的损失。这也是为何此项改革在各地的进展并不相同，甚至出现一些地方镇的权力被重新收回的问题。因此如何界县级政府下放的权力，以及如何部分弥补县级政府因财权、事权下放带来的损失也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中国的行政体制是一个“职责同构”的体系，从中央一直到乡镇的党政机构设置高度统一，造成了上级有什么样的机构，下级就有什么样的机构对应，这是中国地方政府人员膨胀，盛行的重要原因[7]。如果继续扩张镇的权力，那么结果必然是镇真正成为一级政府，其人员配置必然出现膨胀，使精简机构与人员的构想落空。而且在目前以GDP为首要考核指标的前提下，一旦镇成为一级政府，那么其必然更加追求高速的经济扩张，而放弃其它目标的实现，甚至助长已经在县域、市域经济中出现的地方保护主义，加剧地方经济的封闭性，由于镇域空间有限，封闭性必然带来更大的不利影响。而且镇域空间有限还会影响到进一步成长之后的扩展空间。

因此，经济强镇的行政体制改革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放权问题，在放权的同时有必要进行综合改革。至于此问题，由于篇幅所限，另文加以探讨。

参考文献：

[1]林小昭.“大脚不再穿小鞋” 广东巨型镇有望改市[N].第一财经日报，2014―9―16

[2]刘秉龙，杨桂花.白沟模式研究[D]. 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1）：236―238

[3]黄忠怀，周妙.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超级大镇”设市研究[N].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4）：10―13

[4]陈剩勇，张丙宣.强镇扩权：浙江省近年来小城镇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J]. 浙江学刊，2007（6）：215―221

[5]张志英.扩权强镇促进新型城市化探索[J]. 农村经济，2013（11）：85―87

[6]张军.分权与增长：中国的故事[J].经济学（季刊），2007（1）：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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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 国有资产管理体系 经济体制改革

一、建立与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意义

1.坚持市场经济方向，搭建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桥梁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前20年重点解决了市场经济的方向以及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等问题。宏观市场环境具备后，微观经济的运行载体如何构造就成为关键。

（1）市场经济难以在一个所有者内部实现。市场经济不可能在一个所有者内部完成交换，在一个以国有经济为主导、以中央惟一主体集中国有经济产权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只能是一个所有者内部左兜与右兜的关系。在国有之间及和政府的关系上，有说不清的矛盾，弃不掉的情结，国有企业始终不能完成制度性脱困。因此，如何坚定市场经济方向，从产权上构造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运行载体就成为改革的关键。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传统公有制模式必须打破；另一方面，如何在公有制模式创新的前提下推进市场经济又无法从国外照搬照抄。中国市场经济微观载体的构造要以公有制为主，这是特殊国情。现行公有制模式归根到底还是政府所有制，从上看，现有的政府所有制是以中央政府作为惟一法律主体，代表全国管理国有资产，但一个主体是不能构造出真正的市场经济的。

（2）外部多元化的困惑。现实当中客观存在着地方国有资产。省、市、区、县政府层层都有国有资产，但在法律上又不能得证，仅仅是一种中央所有、地方分级管理的模式。在这样的矛盾下，要发展市场经济，就面临一个选择，是一步到位搞非国有化的外部多元化，还是分步到位先搞公有制内部的多元化探索，然后逐步实现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我们无法简单重复西方数百年前走过的所谓市场化、私有化、民主化的道路，更不可能去借鉴进行"休克疗法"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只能在综合考虑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承受力度、社会的安定程度的统一的基础上，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化发展道路，通过创新赶超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

（3）内部多元化的创举。把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建立当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样的构造形成了中国特色改革的创举。中国能不能在一个主体内部完成从一元到多元的构造呢？这是近10年来国内界和政界一直在探索的大问题。不这样做，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无法建立。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中央政府和省、市（地）两级地方政府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就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主体来说，这必将完成从1到300的飞跃，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规范的微观经济载体的多元化构造打下初步的基础。所谓从1到300的跨越，即从国有经济的中央惟一主体论跨越到中央国有和地方两级政府国有并存的国有经济出资人的格局。届时，一个中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再加上250多个地区一级的地方政府，就形成了300个左右国有经济的出资人主体。这300个主体均要成立各自相对独立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在不同层面代表着三级政府，行使出资人职能。而它们下边又分别要成立若干家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这些资产经营公司从事国有资本的管理和运作，从出资人的角度去和下属的国有独资、国有控股和国有参股的实体企业相对接，完成国有经济内部多元化的构造。这是一支庞大且多元化的国有经济力量，它们将在贯彻公有制为主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一改革的目的是要在市场经济和创新的公有制模式之间搭建中国特色的资本经济桥梁。

尽管像意大利、法国、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也有自己的国有企业，但中国这样的国有经济转轨过程这些国家都没有经历过。这一改革是无法简单地用私有化或民营化的提法所涵盖的。用和发展的观点看，这一创举将会形成中国迈向市场经济，进行转制转轨改革的重要理论。

（4）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是市场经济发展到资本经济的产物。①1978年党的前，在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全国就是一个大工厂，政资不分，政企合一，企业的人财物、销，政府包办一切，国家资产和国有资产划等号，没有必要成立国资委。②从1978年12月到1988年10年间，中国的企业改革尽管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但仅仅是围绕国有企业从生产型转向经营型的放权让利的思路推进。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在向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迈进中，仅仅实现了从产品经济向实体经济为主的商品经济的过渡，资本的概念还不被人们承认，更谈不上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与国有经济的不同。国有企业作为独立法人的投资主体地位并没有确立，而其自身的所有者主体也没有到位，就像一个"没有头只有身子的人"，存在着严重的制度性缺陷。无论怎么强调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性，在具体的实践中，我们不是处在放权让利不够，把企业管死，就是放权让利过大，导致企业内部人控制的失控状态的两难境地。③从1988年到1998年，随着股份制在中国的提出，产权改革和资本经济开始在中国出现，中国的国有资产管理局成立。但由于领导层和人们对这一巨大改革转型必要性的认识不足，加上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成立，一定会从旧的行业管理部门手中接管权力。因此，国资局的工作并没有按预计的方向发展，而是遇到了现实中巨大的阻力。认为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已经很清晰，只要抓好管理就能解决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建立企业制度就是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理念占据上风，最终导致国资局未能按既定的方向发展，而是被撤消。④1998年至今，全国只有上海、珠海、深圳等少数城市保留了完整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或者与后来成立的企业工委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变相存在并坚持运转。其他省市的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和国资管理都处于停滞状态。现实中普遍严重发生了国有企业的"婆婆"被取消后，陷入了"内部人控制"的处境。国务院不得不又建立了稽查特派员制度和监事会制度，然而对这一制度的定性和定论，直到今天也无法得证。

必须看到这次国有资产组织体系建立的背景：①在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中，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不同的商品生产者和交换者出现；②中国的市场经济从商品经济进入到资本经济时期，资本被普遍承认，资本收益的准则被共同遵守，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完全可以分开，股东已成为现代国有企业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③国有出资人仅以股东身份参与国有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显然，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是市场经济发展到资本经济时代的一个产物。

2.公有制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的新模式

（1）改革深处就是产权。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战就是产权改革，一旦涉及国有企业产权的改革，就会触及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政府的改革。从产权入手进行政府的行政组织体制改革，这意味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体制改革的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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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必要性

行政管理是指国家行政机关行使国家权力，依靠法律管理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行政机关内部事务的活动。行政管理制度则是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体制，具体是指行政组织的设置、职权的划分、人事制度及运行机制等的关系模式。行政管理体制在政治、经济、社会的运行中占重要地位，起着基础性作用。改革开放多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为了适应以市场取向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整个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仍然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培植资源的运行机制尚未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改革进展缓慢，尤其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些行政管理观念尚未摈弃，诸如直接干预、微观管理、人治管理等，在部分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相反，许多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管理观念，如民主参与的管理、法治化管理、自治管理等，又尚未建立起来。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个问题，将难以与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竞争。

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动力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动力，就是推动决策者和行政领导进行体制改革的力量，这种力量来源于对改变行政管理体制的需求。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宏观环境的限制，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很多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就不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也不可能真正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充分认识到这些现实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压力，但更是我们深化改革的强大动力。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现在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主要表现在：政企不分、职能交叉、机构庞杂、人员臃肿、权责脱节、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问题有着某种牵连和因果关系。机构庞杂，人员臃肿，财政难以承受，一些必要的经费不能拨付。一些部门和执法人员依靠权力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通过收费和罚款弥补经费的不足，存在着不少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现象，甚至，权钱交易，。这不但容易滋生和腐败之风，而且还给国家和社会造成沉重的负担，社会的和谐发展面临重重困难，导致对改革的要求已经非常紧迫。

三、如何优化行政组织结构

1.实现政府机构、政府编制人员以及政府职能部门设置的规范化、科学化以及法制化。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形式以及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将政府职能部门的职责规范化，让政府机构设置合理化；在政府的人员安排编制方面，应该首先对人员结构进行优化，既要彻底解决某些职能部门人浮于事和机构臃肿的弊端，又要解决某些职能部门人员不足、编制过少的问题，真正做到政府机构设置和政府职能分配相契合，政府人员编制和政府任务安排相契合。

2.依照统一、精简与高效的原则对行政行为的决策权、执行权以及监督权进行合理设置，使之既相互协调融合，又相互制约牵制。大部门体制的探索和实践应该继续推进，议事协调机构和它的办事机构都要进行必要的规范与精简；要有效提高部门之间的配合与协调能力，让政府机构设置过多、权责脱节以及职责分工过细等问题得到有效地解决；同时，政府机构编制审批程序与备案制度都应该严格依照相关规章制度执行，并得到有效的监督。

四、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低效率重复的影响

从现实情况来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低效率重复导致了一系列题，浪费了大量的经济资源，产生了很多社会矛盾，影响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如果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对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很有可能导致政府在处理各种关系时力不从心，甚至激化冲突。首先，在协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在国家理论的经典学说中，国家是由社会产生又是凌驾于社会力量之上的特殊力量。在国家和社会的主仆关系中，社会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是为社会服务的工具。导致低效率组织资源在生产方式上由传统国家获取和分配的机制，正是因为体制内的政治分配决定了组织资源流动的方式和方向，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自由度不高，其产出也难以提供保障社会组织和变革社会组织的资源。在这种“社会缺位”的情形下，国家面对社会矛盾缺乏必要的缓冲地带，体现出其脆弱性的一面。同时，随着市场机制在国家机制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领域越发膨胀并且自主性增强，进而促使组织资源在国家和社会之间流动，最终社会组织通过合法的途径渗入国家体制，或游离于国家之外，对国家体制的发展产生影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低效率，可能使得我国在处理日益发展的社会组织和国家控制社会原始初衷的关系时身陷矛盾，力不从心。

当前，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还存在还多的不足，这是在改革当中不可避免的，因此，面对这些问题与不足，应该选择科学、正确的道路去引领改革的发展，保证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郑国,王慧.中国城市开发区研究进展与展望[J].城市规划,2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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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力资源人力资源会计人力资源成本会计人力资源价值会计价值量

人力资源会计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产生于美国，自从80年代而引入我国后，至今仍处于介绍研究成果，探讨学科内容及其适应性阶段。然而，在我国企业有人力资源会计建立的必要性和推行的可能性。

一，人力资源会计建立的必要性

我国在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过程中不能回避人力资源价值管理方法-----人力资源会计，因此研究它的建立有必要性。

1，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

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如何提高我国人力资源的素质，发挥我国人力资源的优势，推动我国人力资源合理流动，是我国人力资源宏观管理必须研究的问题。目前我国劳动人事管理部门已经实行了改革方案。例如，企业享有社会公开招收、考核录用工人的权力，享有自主聘任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权力；允许人才合理流动；开放劳动力市场和建立人才交流中心，使得各单位和各种人员之间有双向选择的权利。这将使人力带有更多的“成本”和“价值”方面的经济特征。因此，从经济管理上看，人力将作为一种资源被开发、利用和管理。

2，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需要

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脑力劳动、科学技术在社会劳动中的作用及在产品价值中所占比例增大，使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成为现代中国人的共识。人类历史上科学技术对生产力产生过具大推动作用。争，科技水平的提高可以为企业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但科技的提高必须依靠智力开发，提高人力资源素质，这必然使企业直接用于人力的开支加大。因而有必要进行人力资源的会计核算，使企业明确拥有多少人才，具有多大经济竞争实力，以及需要多少投资使其拥有的人力资源潜力发挥出来。

3，第三产业发展的需要

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断深入，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第三产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因此，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增加很快，将成为新增人力最多的行业。第三产业多是人才、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会计决策。这些有关企业人力资源情况的数据人力资源会计可提供。

4，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

随着我国企业用工招工的自增大，各企业展开了人才争夺战。尤其是在我国目前生产力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企业拥有了人才，就等于拥有了市场，就意味着竞争能力的提高。企业不惜用重金奖励和聘用人才，说明企业对人才的重视，对人才的投资力度的加大。企业在高薪聘用高科技人才的同时，也需要对原有职工进行培训，挖掘已有人力资源的潜力。

二，人力资源会计实施的可能性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人力资源会计理论的日渐成熟，在我国实施人力资源会计是有可能性的，其可能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一些制度为人力资源会计的实施提供了现实环境

2，人力资源会计研究奠定了我国实施人力资源会计的理论基础

由于传统会计不反映人力资源成本与价值，因此，国外对人力资源会计的研究已经进行了40多年，并且创造了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和人力资源价值会计的一些方法，也构成了理论体系，提出建立人力资源会计的基本假设等，这些理论和方法为实施人力资源会计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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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社会体制的改革却远远跟不上时展的步伐。回顾中国39年的改革历程，应该说改革的起点是经济体制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虽然必然伴随着内生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较难与时代同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是实行渐进式改革，在以经济全能政府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外逐渐准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通过经济增量改革逐渐实现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从而使经济全能政府逐渐转变为经济建设主体竞争规则制定者、发展规划制定者、服务员和裁判员，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能够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并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使企业能够承担起经济建设的责任。在经济繁荣的同时，中国仍面临许多社会问题。要实现和谐社会，就必须进行社会建设体制改革，逐渐解放社会全能政府，使非营利组织（NPO）、非政府组织（NGO）等多元化的社会建设主体充分发育，避免政府公权力的触角覆盖和掌控整个社会生活，突破只准政府部门和体制化了的社团等几种社会建设主体存在的局限，从而使社会全能政府逐渐转变为社会建设主体竞争规则制定者、发展规划制定者、服务员和裁判员，把社会建设的责任让位于NPO、NGO等多元化的社会建设主体。实现这样的转变，就能突破长期以来由西方主流经济学提供的政府—市场二元社会结构的认识局限和思维束缚，将对社会的认识水平提高到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元社会结构的思维框架。在三元社会结构的思维框架中，企业这种经济建设主体主要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通过相互竞争为社会提供优质的经济产品，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直接动力。NPO、NGO等多元化的社会建设主体主要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相互竞争积累社会资本并为社会提供优质的社会服务产品，从而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直接动力。而且NPO、NGO等社会建设主体不仅相互竞争，还会在捐款和纳税可以相互替代的规则下与政府社会服务部门竞争，从而迫使政府社会服务部门为了争取更多的税收而不断改善社会服务产品。NPO、NGO等多元化的社会建设主体通过积累社会资本争取社会捐款和政府社会服务采购资金等途径实现可持续发展，不断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从而提高社会自治能力，这就是社会自治的逻辑。我国学术期刊出版的处境可以说是同时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因此应该积极探索学术期刊社会提供、公益出版的现实可能性。

二、学术期刊公益出版的人性基础

学术期刊是具有强公共性的公益产品，这种公益产品的社会提供逻辑是学术期刊公益出版的存在基础。如果社会提供学术期刊是符合人性的，那么学术期刊的公益出版就具有现实可能性。在亚当 • 斯密看来，人性中既包含利己的一面，也包含利他的一面，利己和利他都属于人性中固有的属性。利己是动机，交换是实现利己动机的手段，而利他是交换这个手段得以实现的保障。在孟子看来，恻隐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的“恻隐之心”与亚当 • 斯密的“同情心”都共同指向了人性中利他的一面。认知神经学者费尔发现，一些人见到不公正的行为时，大脑中一个叫作背纹体的部位会被激活，使他们产生惩罚自私者的意愿。费尔于2004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科学发现，从人的大脑中发现了人们维持正义、惩罚不公正行为的脑科学基础，在科学上能够部分地验证人性中存在利他的一面。虽然利己和利他都存在于人性之中，但是利己和利他能否显示出来或者显示出来多少，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对于同一个人来说，利己或者利他的显示程度可以称为人性的显示度，如果能够找出人性显示度的影响因素，就可能根据这些影响因素去塑造相应的制度环境。在马斯洛看来，人的需求依循生理—安全—社交—受到尊重—自我实现这样的层次逐渐满足后再依次递增，可以把人的需求的满足程度称为需求满足度。如果把人性显示度和需求满足度结合起来考虑，可能会存在内在的逻辑相关性。随着人的需求满足度的提高，人的利他的一面可能会更多地显示出来，同时人的利己的一面可能会更少地显示出来，因此人性显示度和需求满足度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变动的线性关系，如图1所示。人性显示度与物质需求满足度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相关性，而精神需求会在物质需求满足之后产生。社交、受到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都可以理解为精神需求。虽然社交需求、受到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都可以理解为利己的表现，但是这种利己的需求满足度的提高却能够激发人性中固有的利他的一面并使其表现出来。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利己和利他都可以理解为一种意识，既然是意识就可能被改变。通过媒介宣传和制度激励可能会增强人的利他意识，从而提高人性中利他一面的显示度。因此，可以从人性与意识形态相结合的角度，为制度设计提供合理性与合法性的逻辑支撑。如果利他这种意识能够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的话，那么学术期刊这种具有强公共性的公益产品的社会提供就会更加顺利，在合适的制度框架下学术期刊的公益出版就会具有可持续性。

三、学术期刊公益出版的制度保障

从制度安排与人性显示度的直接关系来看，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对人性显示度产生影响。例如对社会公益行为放松管制，会使各种慈善基金会、社会服务组织等社会主体更容易产生，各种慈善活动、公益服务等利他行为会增多，人性中利他的一面会更多地显示出来，因此可以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来改变人性的显示度。同时，不同的制度安排也会对需求满足度产生影响。如果能够对利他的行为进行高强度的激励和宣传，受到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这两种需求满足度就会大幅度提升，从而更多地激发出人性中固有的利他的一面，最终就会改变人性的显示度。人性显示度可以理解为利己和利他的不同组合，制度安排可以从方便利他行为的角度改变人性显示度，也可以从满足利己需求的角度激发利他行为，从而改变人性显示度。如果能够借助意识形态工具强化利他意识，那么制度安排工具和意识形态工具对于人性显示度的改变就会产生叠加效果。理论、逻辑、思想都可能导致意识形态化。例如公共产品理论把产品区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认为公共产品具有公共性，而政府天然就具有公共性，因此公共产品从逻辑上讲就应该由政府来提供，而且政府由于权力的自然扩张需求也对提供公共产品乐见其成。在张五常看来，公共产品理论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意识形态误导，致使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质量低下且数量不足。因此，张五常提出了共用品和私用品这对概念来代替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这对概念，试图消除公共产品理论的意识形态误导。共用品与公共产品有重叠之处，但是也有很多产品属于公共产品而不属于共用品，比如公厕、海滩属于公共产品而不属于共用品。产品能够共用而不减少是共用品的基本特征，比较典型的共用品是电视节目、学术期刊的内容等媒介产品。学术期刊的内容属于共用品，但是纸本的学术期刊产品属于私用品，因此学术期刊数字出版提供的是共用品，而学术期刊的传统出版提供的是私用品。纸本的学术期刊产品是把属于共用品的学术内容附着在属于私用品的纸质载体上，从而实现了共用品转化为私用品进行销售。学术期刊公益出版的有效发展需要与之配套的制度提供保障，而制度设计的前提是要突破各种意识的形态化，比如说学术期刊只能由政府通过高校和科研院所来提供的形态化意识、学术期刊无法市场化出版的形态化意识、公民社会不会有效提供学术期刊的形态化意识等。只要能够突破各种意识的形态化，针对学术期刊产品的特征合理地设计有利于社会提供学术期刊的制度，学术期刊的公益出版完全可以作为学术期刊出版的一种方式有效存在。

四、学术期刊公益出版的实现路径

按照社会自治的逻辑，由于学术期刊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在我国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企业可能不愿意提供，而政府提供又会产生很多现实问题，也就是说我国学术期刊出版可能同时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因此，探讨由NPO、NGO等多元化的社会建设主体来提供学术期刊具有现实意义和必要性。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采取渐进式改革一样，中国社会体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外逐渐准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通过经济增量改革逐渐实现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学术期刊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可以在有些方面先不触动现有的存量部分，在现有的学术期刊管理体制外逐渐准许新创办学术期刊的出版者按照NPO、NGO等社会建设主体来登记注册，通过增量改革逐渐实现学术期刊供给机制的确立。这样就会同时存在三种学术期刊的供给路径：一是由政府供给，实践中主要是政府提供财政资金，然后通过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机构来提供学术期刊；二是由市场供给，实践中主要是指部分学术期刊由出版企业、传媒企业来提供；三是由NPO、NGO等社会建设主体来提供学术期刊，但实践中完全由非官方背景的NPO、NGO等社会建设主体提供学术期刊的情况还没有出现。如果逐渐准许新创办学术期刊的出版者按照NPO、NGO等社会建设主体来登记注册，使三种学术期刊供给主体相互竞争，那么完全非官方背景的NPO、NGO等社会建设主体提供学术期刊就有可能像非公有制企业最终促使市场经济体制确立那样，促使学术期刊良性供给机制产生。由完全非官方背景的NPO、NGO等社会建设主体提供学术期刊的基本逻辑是：学术期刊的问题可以理解为属于社会问题的一种，应该允许由公民社会来解决，公民社会能够解决是因为社会上存在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公益人，而不是仅仅存在追求自我效益最大化的私益人。完全非官方背景的NPO、NGO等社会建设主体提供学术期刊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社会捐款，二是政府采购资金，三是自筹资金。社会捐款和政府采购资金的获得都要依赖于学术期刊出版者积累的社会资本，具体来说包括学术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学术质量、学术品牌以及发表学术成果的实用性等。自筹资金包括学术期刊创办时的启动资金和创刊后的运营收入，学术期刊创办时的启动资金可能来自具有公益人特质的创办人提供的资金，创刊后的运营收入可能包括学术期刊销售收入、广告收入、组织会议收入、理事会会员费收入、版权收入以及品牌延伸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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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经济 政府经济管理 职能定位实现

0引言

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要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因此，我们要明确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定位，才能进一步确定如何实现定位。

1政府经济职能的概念

政府的经济职能是政府职能的之一，政府职能有三个方面：政治职能、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涉及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的经济职能是指：“政府在经济的管理运行、组织、推动发展上的职能。”政府的经济职能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且完善的，而是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不断形成的。一般而言，政府的经济职能包括以下内容：组织、指挥、协调、监督、微观调控、宏观调控等。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不仅是财产所有者、经营者，还是管理者，兼具多重身份。而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定位已经不能适应，这就要重新定位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更好地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2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存在的主要问题

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的一种经济体制，是一种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职能越位或错位。这是指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的范围没有明确界定，多管了不应该涉及的经济领域。

其次，经济管理职能执行力度不到位的或者缺失。这一问题是指政府经济管理的职能没有发挥，或者履行了职能，但是执行不到位。

第三，职能履行方法不健全。当前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履行着重依靠行政手段，忽视了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使用。

3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定位

3.1明确政府经济职能的定位原则

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政府经济管理职能也在逐步丰富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也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发挥其作用。在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区域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侧重点不同，要从实际出发，以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励志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定位主要遵循以下原则：（1）必要性原则。市场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经济管理是一种政府行为，在实际的应用中常会出现越位的行为，涉及到不应该触及的领域。因此，政府在履行经济管理职能的时候要进行严格的范围界定，不能不合理的扩大化。（2）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不放弃才能实现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3）胜任原则。政府应该考虑自身的实力，量力而行。

3.2从主体视角来定位政府经济管理职能

政府作为经济管理的主体，要能明确区分政府管理的范围和侧重点。在确定的管辖范围内，实施有效的经济管理，因地制宜，松紧适宜。对于市场经济运行良好的范围，要放松管理，从微观和宏观上整体调控市场，维护市场的健康稳定；对于不良竞争行为，要严加制止和惩戒，维护市场的良好秩序。可持续发展要求经济发展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要注重对环境的保护，不能竭泽而渔。

3.3从职能视角来定位政府经济管理职能

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范围较广，涉及到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不是严格管理经济运行的各方面，而是要维护市场的有序，通过指导和导向、组织和规划的职能、调和和控制、协调补充、社会服务、管理监督等职能做好市场的调控。

4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实现

4.1建立科学的管理手段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也在逐渐的改革和完善，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就是不受约束的。目前，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越位、错位、缺位等现象层出不穷。为改善这些不良的管理现象，政府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变管控政府为服务型政府，解决政府在职能履行过程中出现的不良现象。除此之外，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政府要维护市场竞争的公平性，这就需要政府建立健全的法治管理制度，出台一系列的法律和法规，以法律的制约和制裁来约束市场经济中的不良经济行为，维护市场运行的健康和有序。

4.2转变管理理念，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我国经济不仅仅对内，还要面向国际市场，这就要求政府转变管理理念，加强宏观调整，以确保经济的稳定运行。这就需要政府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对我国经济从宏观上进行发展规划，确定经济发展朝着既定的目标平稳运行。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做到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市场发展的良性运行。第二，善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稳定市场经济的发展，防止市场出现大的变动。第三，为我国经济的国际化发展保驾护航，在国际竞争中，我国的市场经济仍面临较大的风险，政府应该给予充分重视，及时给予预警，确保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经济体制的改革从来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经济管理职能也要随之变革，政府要重新审视自身的经济管理职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重新定位，确保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参考文献：

[1]王玉文.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我国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J].中国外资，2011（2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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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变革要求政府从“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职能转变，要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总目标，同时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合理界定我国政府职能，探索一条正确履行政府职能，积极发挥政府作用的新路子。

关键词：政府职能转变 服务型政府 行政改革

一、相关概念

1、什么是服务型政府

所谓服务型政府，是指一种“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简而言之，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用政治学的语言表述是为社会服务，用专业的行政学语言表述就是为公众服务。

2、什么是行政职能

行政职能，亦称政府职能，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时应承担的职责和所具有的功能。包括政治职能、经济职能、文化职能和社会职能。政府职能反映着公共行政的基本内容和活动方向，是公共行政的本质表现。政府职能的设置和行使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阶段性，它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而不断的变化。

二、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必要性

1、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

作为政治体制改革重要内容之一的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是与整个体制转变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相联系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也在不断调整着自己的角色定位。改革开放既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其重要的变革内容，又以行政体制改革为实现市场经济建设目标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又为政府职能的全面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社会经济基础。

面对经济的发展、经济主体的多元化、经济关系的复杂化，单一的政府调控经济已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形势。一方面，政府垄断一切，宏观、微观一把抓的做法，严重阻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另一方面，政府市场监管的缺失，致使假冒伪劣、偷税漏税、工程质量低劣等问题严重，例如最近备受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正是政府职能缺失的表现。这些问题表明，政府职能转变迫在眉睫。

2、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有利于拉近政府和群众的距离。首先，构建服务型政府有利于增强政府权威。在我国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下，由于“官本位”等思想严重，导致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权力意识浓厚，社会中违法乱纪、等现象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对政府权威造成了极大破坏。通过建立服务型政府，改善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有利于增强政府权威。其次，构建服务型政府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也在不断增强，这要求政府必须改变传统只对上负责的不良现象，做到权为民用、利为民谋；同时，人民群众对需要政府服务的种类和方式发生了变化，其要求政府履行宏观调控职能，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做称职的“服务员”。

三、要构建服务型政府应如何转变政府职能

当前我国政府在转变其职能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职能转变不平衡。只有全面的、整体的、平衡的行政职能改革才能实现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目标。

首先，努力建设廉洁勤务、务实高效的政府。

1、政务公开。政务公开有利于人民群众的监督，有利于转变机关工作作风，有利于改进政府工作，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最近北京、重庆等地的公安机关都推行阳光警务，群众可以通过参观警局、登录网上信息平台、参加警民座谈等方式，了解警察的工作进度。这些措置都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增加了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

2、精简机构。精简机构有利于减少行政审批，简化程序。河南新乡警务改革正是遵循了精简机构、警力下沉这一理念。通过撤销中层领导机构，如分局等，简化了工作程序、加大了基层机构的警力，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3、缩减行政开支。建设廉洁政府，就要充分认识政府在反腐败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搞好自身的廉政建设，真正树立起廉洁行政的形象。

其次，政府要正确发挥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职能。

当前我国政府对微观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运行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有些政府职能仍旧采取直接干预的方式对企业进行控制。政府应发挥宏观调控职能，减少微观干预。首先，理顺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其次，要建立健全经济法规体系，使宏观调控程序化、法制化、常态化，减少政府对市场主体的行政干预和约束。

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对市场秩序的规范和监管还十分薄弱，致使市场秩序比较混乱。近期不断涌现的食品安全问题引发了多方关注。建立现代市场监管制度，加强市场监管力度的呼声越来越高。首先，要加快有关市场规范的法律法规建设，比如尽快出台反垄断法，采取法律手段打破行政垄断；其次，要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力度，严格执法，打击各种违法乱纪、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再次，在石油、天然气、电力等行业与政府维持公平市场秩序密切相关，在实施政企分开改革的同时，要建立独立的监管委员会，将政府决策职能与监管职能分开，以加强对权力的监督。

再次、从公共利益出发，加强社会管理职能。

从公共利益出发是服务型政府的根本标志。现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少数政府部门不同程度存在着部门利益化的现象，行使职权并不完全是从公共利益出发，而是从部门利益出发。这是与服务型政府的要求相背离的。

当前我国的人口、资源、环境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对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应努力实现公共管理社会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培育和完善公民自治组织；推动社区建设，扩大社会参与。

参考文献:

[1]杜创国.政府职能转变论纲[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2]郑功成. 科学发展与共享和谐：民生视角和谐社会[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李丹阳. 中国政府职能转变：沿革、问题与对策[J]. 燕山大学学报,20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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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方政府；PPP项目；指南框架构建

1.前言

近几年来，我国出现了一种新型的融资模式，即PPP模式，并取得了较为迅速的发展。目前，各国对PPP模式的定义方式均不同，但较为典型的定义方式主要有：英国财政部定义方式、联合国培训研究院定义方式以及欧盟委员会定义方式。综合国内外的各项研究成果及定义方式，可将PPP模式定义为私营机构和公共部门为提供公共服务，通过合同方式确立的，基于风险共担与利益共享的长期合作机制。

2.PPP项目指南的必要性分析

2.1我国PPP发展的机遇

政府急需解决财政紧缺问题是使得PPP得以在我国兴起的主要原因，就目前而言，由于产品供应间矛盾或公共服务与公众需求间的矛盾不断加深以及扩大内需的需要，我国政府不得不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例如，市政公共工程、公（铁）路等方面的投资力度，而投资力度的增加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政府资金的需求量，最终导致政府财政短缺，在此种背景下，PPP模式无疑是解决财政紧缺最有效的方法。此外，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诸多基础设施也必须得到相应的扩建，这就为PPP模式的兴起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

2.2 PPP项目指南的必要性

首先，PPP项目指南是实践应用的需要。虽然我国仍处于经济体制转型阶段，也未形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与各项相关政策的落实，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及PPP项目关注度、重视度的增加等，均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私营投资的开放程度，部分基础设施建设亦逐渐引入民营资金，旨在提高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质量，而PPP模式的目标则是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与效率，更好地实现公众利益。除此之外，由于我国相关私营机构与政府部门缺乏PPP模式的实践应用经验、详细的指导以及系统认识等，且在实践的PPP项目中，政府部门未能及时转变管理观念、明确与切实落实好自身的职能等，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PPP项目的立项与审批。因此，PPP项目指南对PPP项目的应用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次，PPP项目指南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PPP指南是介绍PPP项目相关法律法规、项目实施指引以及规范PPP项目实施的规范性文件，其中，以指导政府部门为重要内容之一。PPP指南不仅明确规定了政府部门在PPP项目中的合作地位、职能、理念等，而且还对PPP项目各阶段的流程进行了规范，这些均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另外，通过PPP指南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行结合，还可使其形成适应公私合作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最后，PPP项目指南是完善相关法律规范的需要。PPP指南是法律规范体系中的重要部分，是指导PPP项目实际操作的主要规范文件之一，因此，制定PPP指南的过程也是完善PPP相关法律规范的过程。就我国而言，在未制定专项法律制度及完善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先制定PPP指南，以此对PPP项目进行有效指导，并通过总结与分析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效反映出现行法律法规中存在的缺陷，从而为后期改善工作提供有利依据，因此，PPP项目指南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需要。

3.PPP指南框架的构建――以重庆为例

3.1 PPP指南专属机构的设置

PPP专属机构设立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即设立一个完全独立于现有政府部门的机构、在财政部门（或其他同级部门）中设立一个相对独立的中央机构以及由政府部门设置的一个或者多个中央机构，就重庆市而言，第二钟机构设立方式较适合。重庆市政府在进行PPP专属机构设置时，可将设置过程分为两阶段，即：（1）在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设置PPP工作组。首先，结合重庆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在市统筹办下设置由委员会主任直接管辖的公共项目PPP工作组，及时监测和引导经济发展与协调平衡社会各行业发展。其次，将PPP模式的发展与经济体制相结合，有效减少PPP政策指南实施的障碍，并提供相应的支持，此外，还应吸取并借鉴国外实践经验。最后，完善处室设置和人员配置，减少各部门间人员调动的时间和成本。当PPP发展较为成熟时，可根据实际情况，成立一个独立于各主管部门的公共项目公私合作管理委员会专职负责PPP项目管理及政策指南的制定工作。（2）设置一个重庆市政府独立的PPP专属机构。从部门关系方面看，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财政局、审计局、城乡建设委员会等各主管部门在职权上处于同样的层级。因此，假如在各主管部门选择其一作为PPP专属机构，则会出现专属机构制定的政策无法对其他主管部门形成有效规制的问题，所以，这种方法不可取。因此，为了保障PPP相关政策指南的有效推行，其制定机构的层级应高于各主管部门，即可成立一个直接向分管公共项目建设的副市长负责的与各主管部门平级的PPP专属机构。在机构职能方面，PPP专属机构必须以推进PPP模式在公共项目领域的发展，提高公共项目建设的效率，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为总体目标。

3.2重庆市PPP指南制定原则

从规范性文件的角度分析，重庆市的PPP项目指南制定应始终坚持以下原则：（1）遵守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原则；（2）与其他政策条例相协调的原则；（3）不违背宪法、法律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的原则。

从PPP模式应用原则的角度分析，重庆市的PPP项目指南制定则应始终坚持以下原则：（1）以实现公众利益为根本目标的原则；（2）以公平、效率为重的原则；（3）“深入浅出”的原则。

4.结束语

总而言之，PPP项目指南在解决我国PPP发展面临的机遇和阻碍方面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只有对PPP项目进行深入研究，并在相关理论指导及总结相关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才能构建符合实际的PPP项目指南框架。

参考文献：

[1]陈坤龙.我国地方政府PPP项目指南框架构建研究[D].重庆大学，2012，11（11）：531-532

[2]张永艳.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我国PPP项目政府政策机制研究[D].重庆大学，2012，12（02）：638-639

[3]叶秀贤，孙慧，范志清.韩国PPP法律框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国际经济合作，2011（2）：52-55.

[4]Chan APC，LamPTI，DanielW.M.ChanMA，etal.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for PPPs inInfrastructure Developm entsChinese Perspective[J].Joural of Construction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2010（5）：484-494.

[5]叶晓d，吴书霞，单雪芹.我国PPP项目合作中的利益关系及分配方式研究[J].科技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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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预算会计 权责发生制 必要性

前言

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推进，当前世界各国都对预算会计进行了权责发生制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现行收付实现制存在着许多问题与不足，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传统的政府预算会计已不能适应新时期预算会计的要求。为了与国际预算会计准则接轨，借鉴世界各国进行权责发生制计量基础改革的实践经验，在我国预算会计中引入权责发生制，进行预算会计改革已成为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因此，研究我国预算会计引入权责发生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笔者对我国预算会计引入权责发生制进行了相关思考。

一、我国预算会计中现行收付实现制的缺陷

在我国预算会计中，由于收付实现制自身的局限性，使现行收付实现制中还存在着诸多缺陷，主要表现在不能客观反映预算执行、对负债的界定过于狭窄、影响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和不利用资产的有效管理四个方面，其具体内容如下：

1.不能客观反映预算执行

收付实现制核算基础的会计只对实际支付款项的业务进行确认，不能客观反映预算执行情况、财政结余、公共管理能力等情况。在现行预算会计体系下，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核算的收入支出与当期实际实现的收支有一定差距，无法全面、准确地记录和反映单位的财务状况。实行政府采购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以后，依据是否支付款项来确认支出和结余的方式，财政资金的流向发生了重大变化，收付实现制无法反映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下的业务核算，将使年报反映的预算执行以及相对应的结余信息严重失真，不能全面反映资产情况。另外，在购进物资入账时，支付资金和物资到达往往不一致，导致对这些资产的监督和控制也可能失真。

2.对负债的界定过于狭窄

在收付实现制基础上，现行收付实现制对负债的界定过于狭窄，不利于防范财政风险。只有在用现金实际清偿负债时，才对其确认，无法反映当期已经发生，形成了隐性负债反映不全面的问题。在现行的会计核算中，收付实现制尚未用现金支付的隐性债务以及因为担保等造成的或有负债，使相当一部分财政预先透支和占用了社保基金，无法有效防范财政负债风险，给经济持续、健康运行埋下了隐患。对于隐性负债的不确认，实际上是对财政支出的低估，对政府可支配的财政资源的夸大，容易遮蔽实际的财政风险；忽略负债将造成债务信息披露的严重不完整和不真实，忽视其财政风险，使年终结余出现“虚增”现象，既影响政府自身的决策，又误导了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判断。

3.影响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我国预算会计中现行收付实现制影响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在收付实现制下，会计信息可比性方面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影响了企业和政府部门之间会计信息的比较，主要是由于企业会计财务核算和政府会计核算制不一致；第二，影响政府与部分已采用权责发生制的事业单位(如医院)之间财务信息比较，主要是由于有些事业单位(如医院)目前已然采用权责发生制计量基础；第三，我国政府预算会计仍然保持收付实现制为基础，影响了中外政府财务报告的国际可比性。

4.不利于资产的有效管理

我国预算会计中现行收付实现制不利用资产的有效管理，影响对公共服务资源利用业绩的评估和考核。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收付实现制不利于资产的有效管理，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收付实现制的固定资产仅在购置时一次性计入原值，企业不过是国家的一个预算单位，仅仅对资金的实际支付进行核算和处理，在使用过程中并不反映其消耗和净值，其结果是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业绩的成本消耗和利用效率不能准确评价，影响了绩效预算管理的考核；另一方面，在实行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购制度后，对已收到但未付款的物资或均衡拨款支付的物资，无法提供真实、详尽、全面的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在收付实现制记账基础上因未付款而不纳入预算会计核算中，削弱了对财产物资的全面管理，不利于地方政府债务的有效管理与控制。

二、我国预算会计引入权责发生制的必要性

权责发生制在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时有其合理性，我国预算会计引入权责发生制，可以提高有限预算资源的使用效率。究其必要性，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全面揭示政府债务、有效评价政府绩效和实现政府职能转换。

1.全面揭示政府债务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财政通过直接分配来实现政府目标。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规模不断扩大，目前的收付实现制预算与会计无法获得全面的政府债务信息，无法提供全面信息作为决策依据，使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存在着风险，虽然我国目前的国债规模还低于国际警戒线，但是财政收支的矛盾日益尖锐，仍不利于政府的宏观决策和财政风险的防范。从会计信息的内容来看，权责发生制信息更全面、更完善，能够全面揭示政府债务，加强了政府的资产负债管理，积极地进行债务管理，充分地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有利于防范债务风险，有助于政府客观评价现有债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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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市场经济;政府角色;转变

一、政府角色转变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政府角色转变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总体上看,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全职型政府角色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政府角色转变相对滞后,己引发了一系列负面效应。一是政府管理太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扮演太多本不属于政府的角色,使政府执行自身职能的能力受到削弱。二是承担角色过多引发行政效率低下。由于政府管理经济的基本手段是审批,使企业到政府部门办事手续复杂,消耗大量时间和精力,付出许多不必要的虚耗成本。加上审批中存在的内容随意,程序不清,时限不明等,极大地阻碍了经济的高速运转与发展。目前,在政府角色转变的必要性上,存在“全球化竞争需要论”、“体制改革需要论”、“工业化过程需要论”和“和谐社会构建需要论”等。

1.“全球化竞争需要论”。主要是从全球化引起的竞争需要考虑政府职能的转变。刘永艳认为,全球化条件下,贸易和投资领域形成“国际生产”,民族国家的形态正在发生变化,国家的经济在一定意义上已经部分让与。各国政府必须清醒地认识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改变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为本国公司企业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创造条件,同时注重基本体制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本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黄维民指出,全球化将人类社会带入到了一个快速发展变化的新时代。为了适应这一历史进程,我国政府已经把全球化作为在确定或调整其职能时,不容忽视的时空背景。

2.“体制改革需要论”。强调政府经济职能与经济发展的对应性,如杨学渊所强调的那样,转变政府职能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缓慢的原因有认识的原因,有利益关系上的原因,也有体制的原因。

3.“工业化过程需要论”。抓住中国向工业化过渡的这一显著特征论证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性。刘琳娜就指出,在21世纪,中国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求实现速度和结构相统一,速度和质量、效益相统一。选择新型工业化道路迫切需要地方政府进行职能转变,包括:行政职能转变、经济管理职能转变、社会管理职能转变。

4.“和谐社会建设需要论”。强调和谐社会建设中政府职能的转变与适应,如严琼指出,建设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结构调整与政府职能转变具有内在联系和互动发展的规律,社会结构变迁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动因,政府职能转变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动力性资源。因此,实现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的转变,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政府职能转变的内容

1.从城市经营角度。于洪平认为城市经营的核心是采用市场化的城市经营模式,市场化的城市经营模式首先要求市场成为城市经营的主体。城市政府在从城市资源的市场经营性领域退出后,实质上就成了服务型政府。作为服务型政府, 必须转变其思维模式和工作方式,要从“强势政府”、“权力政府”、“万能政府”的认识中解脱出来,增强“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意识。要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原则,打造“服务型政府”、“法制政府”、“诚信政府”和“高效政府”。

2.从适应市场经济角度。陈恒梅指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政府的行政模式应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这意味着政府的施政目标由机关和专家决定到由民众希望和合法期待来决定,以控制管理为要务转变为以传输服务为要务,管理目标由经济领域转移到公共服务领域。

3.从改革政府经济管理体制角度。陈东琪认为,要按照“三个代表”的精神,转变政府经济管理模式,创立以服务为中心的政府管理体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管理是政府管理的核心。这种公共管理机制的突出特征是提供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国民的公共需要。陈素江也指出,改革政府经济管理体制需要深化政府机构改革,要按照市场经济对政府职能的要求,精兵简政,建立健全按职能定岗、按岗定机构、定编、定人、定薪的机制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中的重要工作。

三、新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途径和措施

政府职能转变的路径选择。恩格斯曾深刻地指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能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这一论断为我们选择转变之路明确了基本方向,就是要与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趋势相一致。

1.逐步完善市场经济管理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体制,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对社会主义概括了两条: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一是按劳分配。这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的共性。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则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各种具体形式。在共同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下,可以有不同类型的经济体制,在所有制结构、经济决策权力结构、经济调节体系、经济管理组织以及劳动群众参加管理的方式和程度上都可以各不相同。政府管理经济的体制作为国家对其社会经济活动的宏观管理方式,就其体制模式而言,包括组织、决策、控制和调节方式。一个国家采取何种经济体制模式,是由该国的经济制度和生产力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一个国家机构管理经济的体制,只有符合经济制度的性质,才能成立并得到运转,同时它只有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才能有效地运转,发挥其最优功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2.进一步提高政府管理效能。关于改进政府管理效能,是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才引起各国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美国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指出:“近两个世纪以来,我们热烈地讨论了政府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几乎从未问一问政府能够做些什么。现在,政府的局限性或功能日益成为讨论的问题了。”但是,抽象地讨论政府能够做些什么,也是毫无意义,关键还在于如何提高政府管理能力和管理效率。

(1)强化政府权威。权威是根植于人类社会的一种使人信赖和服从的力量。政府的权威,是政府在对社会实施政治统治和对生活以及经济活动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形成,反过来对社会产生巨大的作用。强化政府权威,是政府实施有效管理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权威的政府显然是不能有效地管理社会,尤其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初期,市场机制尚不完善,市场秩序尚未完全确立,与市场配套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备,加上新旧体制交替,管理体制上仍然存在许多漏洞。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提高政府管理经济的效能,更需要强化政府权威。强化政府权威,首先要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威。

对于一个后发展国家来说,要有领导、有秩序地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有一个具有高度权威的中央政府,这是社会现代化运动的客观规律的反映所在,是当代世界政治发展的经验总结。任何不恰当的削弱中央政权权力的政治体制,都会给国家的政治带来动荡甚至内乱。强调中央政府的权威,决不是强调中央集权,也不是要削弱地方政府的权力。长期以来,我国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上,一直过分强调中央利益,强调“大而公”的整体利益,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通过合法途径和手段先富起来的战略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但由于政策和法规的不完善,以及管理体制上的漏洞,以致出现了许多违背中央决策的混乱现象,一些地方、一些单位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出现“诸侯经济”、“条块经济”等,干扰了中央政府权威的加强。所以,在当前提出强化中央政府权威具有特别的意义,但决不是要走回头路,回到旧体制。而是在强调中央的权威的同时,要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以及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而且,不仅中央权威要加强,地方政府的权威也要加强。

(2)实行政企分开,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政企不分,是政府职能错位、效能低下的根本原因。要转变政府职能,其根本的途径就是政企分开,解除企业对政府的依附关系,切断政府和企业的脐带。实行政企分开,要求政府把属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权还给企业。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和《全民所有制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的要求,认真落实企业和生产经营决策权、投资决策权、产品定价权、进出口经营权、人事劳动权、工资奖金分配权等权利,推动企业转变经营机制,激发经济运行的活力,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3)提高政府政策能力。政府的政策,是政府为实现一定时期的任务,为调整各种利益关系而规定的行为规范和行动准则。政策具有三大功能:一是导向功能,即对人们的行为和事物的发展方向具有引导作用;二是协调功能,即协调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利益主体的关系;三是控制功能,即通过政策对人们的行为和事物发展的制约,以实现对整个社会和经济的控制。由于政策具有特殊功能,政府管理经济的效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序上取决于政府政策能力的高低。我国政府的政策能力总的来说是比较强的,但也存在一些降低政府政策能力的实际问题,如由于制定政策的程序不健全,缺少决策责任制度和法律制度,以及决策的民主制度不完善等。要克服缺点,提高政府政策能力,关键是要从制度上确保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

3.加强宏观调控、减少微观干预。当前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定位是: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宏观调控从调整结构转向调整总量。现代市场经济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它是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宏观调控应把握如下几点:第一,保护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第二,制定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和规划,推动经济持稳定地向前发展;第三,制定产业政策,促进经济结构优化;第四,调节地区、行业和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系,使社会分配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参考文献

[1]刘琳娜.新型工业化道路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经济体制改革.2005(1)

[2]陈恒梅.论新形势下的政府职能转变.理论月刊.2005(4)

[3]张康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政府从管制走向服务》.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4]施雪华.政府职能转变模式与政府能力比较分析.学习月刊.2005(3)

[5]张琴,闫洪芹.政府服务品牌开发意义及其途径研究[A].“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讨会论文集[C].2006